『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两军”
1、执行中央重要批示和决定
　　1965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我被调回陆军第四十七军任军长。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国整整十年的动乱。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现“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四十七军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关于“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四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在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在湖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稳定湖南局势，促进人民群众大联合、大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决定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国局势已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挑动下，混乱形势加剧发展，各地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在湖南省内就有跨行业的较大群众组织不下六七十个。他们除互相间不断斗殴外，还随意批斗省、地、县委及政府领导，搜查封闭办公机关，致使地方党政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最乱。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四十七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工联派”不断组织集会、游行，并到省军区大院静坐、绝食、示威，两派斗争日趋剧烈。6月6日，长沙两派群众组织在争论中，于中苏友谊馆发生武斗，打死10人、伤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来的第一起惨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各地的群众组织，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也大都分成两大派，互相斗争起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组织的群众对省军区的“镇压”也有怨气，要求翻案，并派代表上京告状，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乱局面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要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6月11日，周总理要湖南省已站出来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纪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12日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时，决定立即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及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华国锋、万达等组成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谈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军进京参加谈判。7月10日晚9时，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驻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总理先按单位一一点了湖南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等单位领导的名，询问了大家的籍贯、年龄、参军时间等情况，并问了每人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态度。当总理问我对“湘江风雷”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赞同。
　　周总理接见之后，湖南赴京的各方代表立即按总理指示精神和部署，认真组织学习，具体研究、协商制止武斗问题。然而，当时在湖南长沙斗红了眼的群众组织，依然刀光剑影地进行着武斗，致使铁路运输中断，电讯不通，形势十分严重。 ?周总理得知此情后，即于7月20日凌晨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再次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总理在宣布对湖南铁路和长沙邮电大楼实行军管的命令后，指示我回湖南派部队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他向造反派明确指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双方不得介入。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铁路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最后总理又问：“你们双方各派3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行吗？”我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行！”21日，我率“工联派”和“红联派”各5名代表和铁道部的代表乘专机回到长沙。当天即召集有关群众组织和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求立即恢复铁路交通。经过各方的谈判协商，当场达成了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7月25日，我从长沙飞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7月28日凌晨2时15分，周总理又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一开始，他就批评了群众组织抢长沙马坡岭军火仓库和“工联派”的5名代表被扣、湖南省军区司令部被占领、湖南医学院被围困等问题。要求大家按达成的协议办事，保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总理同时着重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并说：“调四十七军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们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你们两派都要打电话回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现在省军区瘫痪了，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领导的四十七军负起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总理还为我们军机关进驻长沙等事宜作了安排。
    当日下午，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上签了字。参加签字的群众组织共62个，签字者82人。我作为湖南驻军代表、四十七军军长和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一起，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率领四十七军受命担负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也是周总理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身挑重担，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重托。我当即打电话给湖南衡阳的军部，向军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留一三九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一四○师移驻湘潭，一四一师抽调部队到长沙，一二七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州执行支左任务。四十七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
　　8月7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8月10日，中央发表了这个决定。决定的出台，曾两次报送毛主席审阅。第一次是8月4日，毛主席审阅时在第一条中间加了一段话：“从这里接受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责任”。第二次在8月7日审阅时才批“已阅，同意”。可见，湖南当时所出现的群众斗群众和军民之间、以及省军区与野战部队之间的矛盾和混乱局面，主要是“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造成的。
    12日晚9时22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人员，公布中央《决定》。《决定》共四条，其主要内容：一是讲湖南省军区支左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的错误；二是讲改组湖南省军区和成立省革筹小组；三是号召各群众组织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四是坚决制止武斗，不准再搞打砸抢。总理逐条宣读，边读边解释。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总理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央经多次研究认为，四十七军一定能够领导好湖南的“三支两军”，黎原军长也一定能组织领导好“省革筹”小组。之后，周总理又耐心地做各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要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中心意思是希望他们信任、支持和拥护四十七军的工作，切实把《决定》落实好。
                 （二）成立“省革筹”小组与批判“省无联”
　　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回到长沙之后，立即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由我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与有关各方协商，提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上报中央审批。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即成立，共由15人组成。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由华国锋、章伯森担任。成员中有驻湘军队各大单位主要领导干部4人，省政府机关领导干部2人，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6人。“省革筹”小组是全省的临时权力机关，下辖有办公室、文革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办事机构。
    “省革筹”小组成立不久，正在全省纷纷实现大联合时，一股极“左”思潮却涌动起来，妄图阻止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个极“左”思潮的代表组织就是“省无联”。“省无联”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省会长沙一些极“左”分子操纵的23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产物。早在湖南组织赴京谈判代表团和在北京谈判时，一些极“左”派的骨干分子为争夺代表名额和“省革筹”小组成员名额等问题，即对周总理大为不满，并到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门口静坐，无理取闹。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公开攻击周总理，反对“省革筹”小组，攻击驻省解放军。他们认为“省革筹实质上是旧政权的翻版”，主张湖南必须大乱，积极参加武斗。公然宣称“试看明日之湖南，必将是‘极左派’的天下”。10月10日晚，我在省委礼堂接见“省无联”组织的负责人，代表“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表态，旗帜鲜明地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大联合的精神，‘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不予承认。”
　　我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并喊出了“打倒湖南新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头黎原！”“反对湖南带枪的刘邓路线！”等错误口号。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火气冲冲地从台下冲到台上，对我围攻谩骂。当时，正好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武汉。他听说了湖南“省无联”的事情，便打电话给我，让湖南省组织群众代表去武汉汇报情况。10月8日，由“省革筹”小组成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带领湖南造反派代表到达武汉。于9日晚10时55分在武汉军区礼堂二楼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听了有关“省无联”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说，我支持黎原的做法，支持“省革筹”小组的决定。希望造反派们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并警告极“左”派代表说：“你们已经到犯错误的边缘了。湖南的领导权由四十七军掌握，你们只能参与其中。”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对黎原同志很称赞。他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原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当兵打仗的容易急，他很谨慎，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极大支持。 ??
　　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后，一些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与“省无联”划清界限。“省无联”组织开始分化。“省革筹”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总结“省革筹”小组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湖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派的干扰。毛主席看后，批示给林彪，要我到北京去汇报情况。10月24日，林彪在周总理等人的陪同下又接见了我。我详细地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林彪首先肯定了我们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他接着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有坏人在后面策划，所以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地胡来。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林彪又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烂摊子大，国民党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指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指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由于这三条线，湖南的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乱就大惊小怪……。”
    林彪后面的讲话我越听越觉得不是味，心想，这显然是在跟毛主席、周总理唱反调，支持“省无联”让“他闹”。我当时还想，林彪的这些话要回去传达，湖南定会出现新的动乱。但又不敢不传达，因为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周总理对湖南省军区改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好造反派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我回到湖南于10月30日开会向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林彪批极“左”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指示，对湖南正在进行的批极“左”思潮在广大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林彪关于“三条黑线”的讲话，却又引起了全省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到处出现抓“黑三线”，打击一大片，混乱局面再次出现。特别是在长沙的极“左”分子到处宣传极“左”谬论，煽动“用暴力推翻‘省革筹’”，真是疯狂到了极点。使“省革筹”小组的工作更加难做。我及时将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1968年1月2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由中央举办的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听取了湖南班负责人郑波关于“省无联”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当即作了批判“省无联”的指示。1月24日晚9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湖南在京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会上，总理明确表态说：“今天是宣布‘省无联’破产的大会。‘省无联’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省无联’的纲领，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要重新建党、建政，说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公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省无联’的问题是个脓包，现在开了刀，小手术，好解决。”
　　依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先后召开“省革筹”小组会议和军民大会，彻底批判了“省无联”。并发动全省各级群众组织，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罪行。猖狂一时的“省无联”立刻“土崩瓦解”。他们的主要头头畏罪潜逃，逮捕了几个坏头头。2月21日，长沙又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各主要群众组织纷纷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至此，湖南全省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逐渐解散，全省的形势明显好转。
　　           （三）中央领导的“三·三○”指示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1月7日到9日，“省革筹”小组在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时，提出争取在第一季度内成立省革命委员会。1月26日，“省革筹”小组发出《关于筹备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提出“初步决定于3月1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2月10日，华国锋召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他说，周总理在京接见湖南学习班代表时说，希望湖南省在二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2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成立省革委会问题。我在会上也表示要加大步伐，成立革委会。华国锋说，现在全国形势大好。湖南形势也是大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我省周围已有许多省成立了革委会，都把我们包围了，形势逼人。我们要下决心在2月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会后，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张起来。
    正在我们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2月19日，接到周总理的电报：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不够成熟，是否改在三月份。周总理还指示说，成立革委会的工作要扎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省革筹”小组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推迟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日期。1968年2月底，湖南“省革筹”小组认真研究并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虽然没有提成立省革委会的具体日子，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3月10日成立的时间来要求的。“报告”上报后，直到三月中旬才接到中央通知说，省一级的夺权，“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
　　1968年3月16日，我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3月30日21时许，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主要是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带着不满的情绪，发牢骚地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我和华国锋等作了些汇报。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性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
    江青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江青真的悻悻地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还说，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员）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我接着说，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总理也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本来是周总理主持会议，但江青却没有把总理放在眼里。周总理没有理睬江青的牢骚话，他耐心地对我们说，“报告”的语言要朴素、准确。
    接见一直到31日零点3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三○”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同志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显然是在江青的干扰下，并按其讲话内容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印发了经毛主席审阅和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60人左右的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6名，军队代表9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0名。由我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杨大易（省军区政委）、刘顺文（解放军政干校校长）、胡勇（长沙“工联负责人”）、叶卫东（“湘江风雷”负责人）任副主任。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会长沙，隆重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我和龙书金、华国锋、杨大易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游行。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全国各大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老八路

2、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
　　湖南地处华中，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畔，北接湖北，南邻两广，东靠江西，西临川黔，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号称三湘大地，鱼米之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各个方面，在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又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稳定湖南，对于全国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从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后，我就反复思考如何开展工作。面对一片混乱的湖南局势我理出了一条“稳定中心区，狠抓重点区，以点带面，发展全省”的工作思路。所谓稳定中心区就是稳定省会长沙。稳定了长沙，各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首先把长沙的问题解决好这是战略要点。所谓以点带面，发展全省，就是要在解决好长沙问题的基础上，大造声势，加强工作，把中央有关政令、规定，通过解放军宣传队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自觉执行，进而把全省的形势稳定下来。我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想法，首先得到了四十七军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支持；接着又得到了新成立的“省革筹”小组成员的支持。这样，在军地双方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后，也就更加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展了。
　　1967年9月初，“省革筹”小组的公告发表后，使一年来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湖南民众有了新的政府，也看到了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的希望。稳定中心区。自四十七军移驻长沙后，首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抢夺武器弹药，维护铁路交通和社会秩序。而核心问题是制止武斗。当时，在长沙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在武斗上。例如8月中旬，发生在长沙郊区易家湾的武斗，连坦克都动用了，双方都有死伤。四十七军当即派代表找双方的头头做了许多工作，才达成了停火协议。8月21、22日发生在长沙的另一起武斗中，部队也有4人负伤，一名救护车司机不幸中弹身亡。在此同时，全省各地的武斗也是此起彼伏，频频告急。搞得支左部队如消防队员救火一样紧张，疲于应付。
　　我们抓住这些武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后果，发出了《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号召长沙市的人民起来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再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封信在社会上宣传后，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治理交通秩序，9月1日，“省革筹”小组又与四十七军联合发出《关于恢复交通运输的联合通告》，要求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交通部门尽快恢复交通运输，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公告提出对破坏交通运输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9月2日，“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又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拥军爱民”大会。我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全省和全长沙市的军民要增强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把大好形势继续推向前进。通过这些活动，全省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秩序和交通运输秩序都有了明显好转。
　　9月12日、13日，“省革筹”小组又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9月5日发出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会议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的指示，对我们长沙针对性很强，教育意义很大。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制止武斗，搞好社会秩序，必须先抓好整风学习和收枪。会议决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总部的常委，都要集中学习三天，促进团结。要认真贯彻“九·五命令”精神，大搞宣传，把收枪工作抓到底。迅速把长沙市的“革筹”小组建立起来。为进一步落实“九·五”命令，四十七军于9月22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枪问题，会议分析了收枪形势。认为在长沙市失散到社会上的枪支共二万余支，而收回的仅有五千多支，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决定必须把收枪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部队派往各基层单位的宣传队伍也要旗帜鲜明地大胆抓好这项工作。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沙的社会秩序和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很快，市革筹小组成立。看到形势趋于稳定，我那紧绷的神经和悬着的心才得以缓和下来。虽然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生活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办公、开会地点、甚至连吃饭都不能让造反派知道，否则受冲击，开不成会，吃不了饭，只好“打游击”……所有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战胜了。
　　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从此，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逐渐趋于稳定了。在稳定中心区的同时，我们还狠抓各重点区的稳定工作。
    湘潭问题的有力解决。湘潭紧靠长沙，所属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文革”中湘潭的两派，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斗争很激烈，武斗不断，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前往韶山参观的安全。周总理对湘潭的“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视。因此，我们在抓稳定中心区的同时也狠抓湘潭的治乱工作。先后发出通告，不准在韶山地区设置联络站，派出部队制止武斗，做两派大联合工作，组织部队收缴武器等。但仍有少数不听劝告的人，盘踞在湘潭锰矿等主要据点，拒不交枪，对立情绪很大。为了稳妥解决湘潭问题，我们拟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同时派武装部队进驻的解决方案。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在派出飞机散发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的基础上，派武装部队从三个方向进驻湘潭市。部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踞守据点的武装人员被迫交出了武器。部队立即组织两派群众坐下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湘潭地区一年多的动乱局面也好转起来。此后，赴韶山的人和车辆也畅通无阻了。
    衡阳问题的正确解决。衡阳也是湖南的重点区之一，不过与湘潭的问题不同，因此，采取的方法也就不同。四十七军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抽调了以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首的一批干部到衡阳支左，与衡阳军分区、广州军区后勤部十九分部等其他驻衡军事单位，共同组成了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衡阳地区的支左工作。按照中央“二·四”批示和湖南省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指令，抓捕了“湘江风雷”骨干213人并宣布对该组织采取专政措施。衡阳的社会顿时出现短暂平静。当时驻军支左办便按照《人民日报》社论“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的精神，参照上海“一月风暴”和山西、贵州、山东等省的做法，和一些群众组织、地市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5日夺了衡阳地委、专署和衡阳市委、人委的党政大权。夺权之后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派掌权。
　　加上掌握主要权力的解放军领导干部对情况又不太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逐步显露，便引起一些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和压制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而且越来越强烈。“衡阳革委”没了权威，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我在参加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期间，知道镇压“湘江风雷”搞错了，曾先后打电话，指示四十七军和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赶快转弯子，改正错误，但却改得不快。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布后，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复学习中，才认识到所犯错误。公开声明退出“衡阳革委”，并向群众作了检讨。此后，经四十七军研究决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全部撤回原部队，衡阳的支左任务由一三九师派人接替。衡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一四○师派炮兵五二零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枪打死4人。炮五二○团迫炮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事件中，被杀的有数千人之多。这实质上是当时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恶果。
    贯彻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了迅速制止广西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交通、抢劫援越物资、抢劫部队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反革命罪行，发出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七·三”布告》。《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当时，湖南衡阳也出现了类似严重事件，并影响到在湖南境内有40列援越物资积压运不出去。周总理几次打电话给湖南，要求大力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迅速解决铁路交通阻塞问题。7月10日、11日，省革委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和军民大会，传达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和《“七·三”布告》。之后又召开电话会议进行贯彻，并由华国锋等代表省革委会亲赴衡阳解决铁路通车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7月15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后作了批示。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国作了转发。湖南省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受到很大鼓舞，继续向全省军民深入传达贯彻。从此，使湖南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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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党的政策，保护革命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使大批党内外干部遭受迫害。当时，周总理虽然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但他却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革命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我们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是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按党的政策和周总理的指示办事，尽力保护好各级干部。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凡属带“长”字的干部，都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打倒。不是关在“牛棚”，便是下放劳动。湖南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千万万干部，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革命斗争年代经受各种考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对党无限的忠诚。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条战线发挥着他们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在工作中难免有失误、犯错误，甚至个别干部蜕化变质，但不能因此而打倒一切，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因此，我们尽力做好保护各级干部的工作。
　　我们在具体做法上决定采用以下四种措施：一是政治上关怀，派人去看望，以表明态度，表示关心；二是必要时组织人去“抢”，将被揪斗、被关押、有伤病的干部“抢”救出来加以保护，该治疗的治疗；三是“顶”，对有些明显错误的事，坚决顶住不干；四是举办学习班，名曰思想改造，实则加以保护，使其免遭皮肉之苦。 `
　　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以公检法军管组收监的名义，将随时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长沙警备区司令员张本科“抢”出来，送到部队营区进行保护。后来经过我请示周总理同意，又从北京派专机将张本科及另几位挨整的省军区的军师级领导干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养。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中，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进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顶着没有对他组织过批判。从思想上说，我们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对“文革”中把所有领导干部都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斗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动上不积极、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伙和湖南许多造反派的批评和攻击，说四十七军黎原右倾，江青当面指责我是老保，但我们对这种压力坚决地顶住了。
    最煞费心计的还是保护湖南省副省长孙国治和湖南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张兰明等人。1967年6、7月，孙、张等人卷入派性，被一派群众组织胁迫参加武斗，逃至浏阳一带。为团结孙、张和该派群众组织回长沙，我以省革筹小组组长和四十七军军长名义，写信先派人去劝说，后又派副军长郑波前去做工作，并商定好保护方案。孙、张等人消除顾虑，返回长沙被秘密安置在市东郊的电力学校。不久，消息走漏，造反派三天两头去学校冲击揪人。于是，我便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孙国治等人送到北京保护。周总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孙、张等人到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回长沙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继续工作；再往后，孙国治担任了省长、省人大主任，直到离休。
　　1968年9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明确规定将原省、地、市、县党、政机关的干部，除在革委会工作的以外，其余都要集中起来，拉出机关大院，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0月11日，原省直机关的干部数千人参加了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护卫这些干部，我们还抽调了一千多名产业工人组成工宣队，配合解放军干部战士参加学习班的安全保障工作。当时，全省共有一万多名各级干部参加了县以上举办的学习班。这种做法，也有效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在对待受到林彪、江青等人压制和打击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是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力所能及地加以保护。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同时，叶剑英元帅被下放到湖南。叶帅来长沙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叶帅到湖南去，搞点调查研究，可以安排他到几个厂子去看看。叶帅年纪大了，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的生活，一定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经我与省革委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商量后，对叶帅的接待作了周密安排。叶帅到长沙时我前往机场迎接，先后安排住在省接待处宾馆的九所四号和蓉园一号，并派省革委机关接待组组长肖根如、四十七军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还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护士各一人，专门为叶帅服务。叶帅很受感动，多次对我说：我是来下放锻炼的，你们对我生活上照顾得这么好，不合适。我说，您是中央领导同志，年纪大了，应该得到照顾。叶帅在湖南期间，我和四十七军的其他领导还多次去看望过他。后来，1981年10月15日，叶帅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听到此言之后感到十分欣慰。1969年10月中旬，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也随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下放江西。因王震是湖南人，又长期在湖南坚持武装斗争，还是四十七军前身三五九旅的老领导。所以，他无论是对湖南这块土地，还是对四十七军，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十分关心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因而他在下放期间，曾几次从江西来过长沙。对于王震同志的到来，我们也给予热情接待和关照，对此，他本人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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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主席巡视湖南
　　我在主持湖南“三支两军”工作期间，毛主席曾三次来到湖南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67年秋，即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解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作了重要指示；第二次是1969年6月，即党的“九大”之后，全党全国正在贯彻党的“九大”精神之际；第三次是1970年春，即四十七军即将调赴西北，撤出湖南“三支两军”任务之时。前两次，毛主席都听取了我们对湖南工作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也都认真地进行了传达贯彻。第一次：在毛主席到湖南来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要去长沙，你们要注意保证主席的安全。当时，长沙的社会秩序很不好，我们“革筹”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为这个问题研究了几次。认为请毛主席进城住不大安全，建议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找房子住，或干脆不下火车。通过汪东兴请示毛主席，主席说最好不下火车。于是我马上调一四一师一个营担任大托铺的警戒。还请大托铺机场的空军安排了备用直升机。9月17日，毛主席乘专列到达大托铺火车站。18日上午，通知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到火车上去汇报。
    毛主席先问了我的家庭身世和四十七军部队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汇报。接着，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向主席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当面作了指示。杨成武、汪东兴等还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等地所作的一些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湖南湘潭问题解决得很顺利，有几万工人群众受蒙蔽时，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是可以变的嘛！毛主席又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造反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还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干部问题上，毛主席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他还说，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关于干部教育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主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军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的轮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时间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主席离开长沙以后，我和华国锋、章伯森即向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10月3日、4日，我们又专门开会研究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决定“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联合办学习班。 10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主要指示》，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高潮。
    10月19日，“省革筹”小组在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举办了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地、市、州、县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已站出来或将要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军分区、人武部的负责同志共约1100余人参加，主要学习毛主席南巡指示。经过20天学习，取得了明显效果，促使各地、市、县大联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1月6日，我们又举办了第二期，目的是促进省会长沙各群众组织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接着，又继续办了第三、四期，都取得了较好效果。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各厂矿、农村公社、城市街道等也都掀起了大办学习班的高潮。从而推动了全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高潮的深入发展和各地、各单位的大联合。
　　第二次：1969年6月，正当全省在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之际，毛泽东主席又来到湖南视察。6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了我和华国锋，在座的有汪东兴。我和华国锋首先汇报了湖南省的“文革”情况。当汇报到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厂、校帮助搞斗、批、改的经验时，毛主席指示说：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当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打压时，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毛主席对落实政策问题指示说：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不见得，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当汇报到去年取得农业丰收的原因时，毛主席指示说，大寨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去大寨学习的人多了，成了灾。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在汇报干部解放情况时，毛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犯了错误改正就是”。还说：“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接见快结束时，毛主席说，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抓得比较早。我和华国锋请毛主席再作指示时，毛主席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方面的想法是对的。
    毛主席最后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主席视察湖南，接见我和华国锋后作出了重要指示，经与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于7月5日至10日间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在湘潭召开全省支左工作会议，先在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中传达（地、市革委会主任绝大多数为军队师以上干部），到会人员共71人。会议开始由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接着是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到会人员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最后由我作总结，我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我们还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归纳成11个问题，逐个对照分析湖南的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和任务，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湘潭会议之后，由于湖南遭受严重的洪灾，省革命委员会和灾区地方革命委员会及驻军领导，都要集中主要精力抗洪救灾，因而，往下传达学习毛主席6月28日的指示便推到了10月底以后的省革委四次全会，并和当时全省的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
    第三次：1970年4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由江西途经湖南时，再次接见了我、华国锋、卜占亚。此时，中央已决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因此，我见到主席时，就向主席汇报了部队调防的准备工作。不久，我就随部队离开了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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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中央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除毛主席、党中央重视和强调必须以革命带动生产之外，周总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一条抓得很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很关心和努力。所以，湖南省在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和科技工作等方面，仍取得了一些进展和重要成就。1967年9月“省革筹”小组成立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很重视加强对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仅在9、10月份就先后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群众誓师大会、成立生产指挥机构会议、生产动员大会和经验交流会等，来推动和促进生产工作。1968年1月13日到19日，“省革筹”小组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座谈会。讨论了1968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大体的安排部署。4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又在领导机构中设立了生产指挥组，负责生产建设等各项经济工作。6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委会上，又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方针的决议》。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把发展工农业生产，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69年3月，省革委会根据全省生产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调整和加强生产指挥机构的决定。1969年4月下旬，省革委又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研究196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大小“三线”和基础工业建设、安排好市场的方针。随着全省局势的渐趋稳定，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等工作也逐步回升和恢复。全省196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1.4％，1970年又猛增了23.1％。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恢复性的。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以下一些工作。及时召开生产会议，推动农业发展。1968年5月和6月，省革委会先后在大通湖农场和耒阳县，分别召开湘北地区和湘中、湘南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10月5日至23日，又召开了全省农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着重研究了发动冬季生产高潮和组织第二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问题。这些都推动了农业生产形势的发展。
    学大寨，抓典型。从1964年起，湖南省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业战线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仅1968年全省就先后派出4万多名代表赴大寨参观取经，掀起了一个学大寨的高潮。1969年6月，毛主席视察湖南后，为了落实毛主席“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的指示，省革委会决定在全省大力宣传新田县、安乡县两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并召开现场会推广两县在学大寨中，通过自力更生，战胜各种困难，夺得农业大丰收的新经验。
    兴修水利，防洪抗灾。为了争取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利用冬春农闲季节，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大兴修建农田水利工程。1968年11月冬，动员常德、益阳地区五万多农民，整修了荆江分洪南大堤；接着又动员组织四万农民，经过50多天的奋战，胜利完成了荆江分洪的长江上车湾裁弯工程。该工程把长江的一处河道取直后，缩短航程30余公里，每年可增加流水排泄量五千亿立方米左右，还可增加良田一万八千余亩。
　　1969年是湖南省洪灾较重的一年。6、7月，长沙和沅水、澧水流域连降暴雨，造成特大洪灾；8月上旬，湘东、湘中、湘北地区又连降暴雨，出现了湖南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山洪内涝，并造成严重损失。我与省革委其他主要领导成员和省驻军负责人，都分赴各重灾区去指挥抗洪战斗，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数十万军民参加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灾后，我们又领导灾区人民做好生产自救工作。
　　（二）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1967年底，韶山铁路建成通车。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先后有：湖南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东方红－30型拖拉机，全省第一条双万伏高压电线路（柘溪至湘潭）建成投产，株洲冶炼厂自己设计兴建的锌系统正式投入生产，涟源钢铁厂500吨氧气顶吹转炉建成投产，湘潭电机厂制成中国第一台矿用大型电力机车，湘潭钢铁厂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以及全省基本上实现了煤炭自给等。
    为了尽快把湖南省的钢铁生产搞上去，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6月作出决定，修建湘东铁路，加速湘东铁矿的建设。7月又决定恢复和扩建涟源钢铁厂。1970年3月2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还专门研究了枝柳、湘黔铁路湖南段等重大工程的建设问题。之后，又迅速成立工程指挥部，并动员一百余万民兵参加了铁路建设大会战。
　　在抓工业建设中，总的说还是顺利的。但也发生了两起与我有关的小风波。
    一是在枝柳铁路的选线问题上。1970年1月，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将湖南段提出两个方案来征求湖南省的意见。方案提出：一是经常德、沅陵往柳州；二是经石门、大庸、吉首至柳州。铁道部倾向于第一方案。
　　因为比较起来，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工程量小些，可节约资金。但我当时从有利于湘西经济开发的角度考虑，极力主张采用第二方案。我说：从长远看，制约社会主义建设，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区主要在农村，特别是山区。而湘西地理条件差，水陆交通比较落后，现在有个修铁路的机会，就应该把这个机会给他们。至于要多花钱，这要从国家、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看合算不合算。华国锋等同志也极力支持我的意见。但铁道部仍从节约资金考虑，决定按第一方案上马。湖南省接到通知后，我和华国锋等人仍坚持第二方案。后经反复协商争取，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问题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上下努力，煤炭工业的生产建设发展很快，实现了基本自给，而一向缺煤的广东却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广州军区某领导，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湖南省靠近广东边界处的一部分煤矿交给广东经营。我当时感到这个指示不好执行，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跨省调矿的大问题。于是我将这个问题告诉在省煤炭系统支左的军后勤部处长武学秀，让他和地方有关的负责人很好研究一下，结果都不同意。省革委会常委经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只好将这个问题和意见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由于我对某领导的这个指示没有执行，他便认为我有骄傲情绪，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对我进行批评。有时甚至借批评武学秀来不点名地批评我，当时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战备工作方面。1969年3月2日，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之后，随着苏军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8日向全国军民发出命令，要求“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贯彻中央命令时，决定以“命令”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革命大团结，促进生产、工作和战备。10月18日，四十七军接到林彪发布的“一号命令”。为防止苏联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样，湖南全省的战备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于是，省革命委员会在不断深入进行战备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在全省各地发动和组织了一个军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顿民兵组织，加强民兵队伍建设。通过战备，各市、县很快组建了58个民兵独立团、上千个民兵营、连，共有基干民兵23.7万余人；成立了省战备办公室，以加强对全省战备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并大抓了大小“三线”建设等。
　　正当全省军民战备工作日益紧张之时，第四十七军接到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四十七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军党委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认真进行学习，表示坚决执行命令，落实战备，搞好调防准备。根据军委命令精神，军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立即调整了部署。逐步将第一三九师、一四○师、一四一师部队都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铁路沿线执行战备任务。第一二七师因已调入重建的第四十三军，于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务。 1970年3月，四十七军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防离开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来等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北京分别接见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张立宪、刘凌等，对湖南的工作、四十七军调防等有关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军召开“三支两军”干部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时指出：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交给省军区领导，四月底交接完毕。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队的愉快，留下的安心，军里和省军区都满意。留下的不仅要愉快，还要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后来，移交给湖南省军区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同时，四十七军还奉命将新组建的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和南湾湖等生产基地，也移交给湖南省军区领导。部队离开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宴为四十七军师以上干部饯行。华国锋代表省革委会讲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先后两次在湖南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为湖南扫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进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联合。他讲得非常动情。我也代表四十七军讲话。因当时我还兼着省革委会主任，所以我一方面代表四十七军对湖南省革委会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谢，一方面强调搞好军民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
　　我调离湖南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三年来，我和华国锋同志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谐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对党忠诚，作风正派，严于律己。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省革委的领导大都搬进省委大院，但他仍坚持住在原来的一套普通宿舍。许多人劝他搬家，他就是不肯，并表示住在哪里都是一样为革命工作。“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招生。参军成了许多干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为在部队还可以学习，有提干的机会，否则只能上山下乡。当时他的子女要想参军，可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坚持不肯让子女参军，别人劝他也不听，坚持送子女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四十七军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9日间，先后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了湖南。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四十七军调防没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活动。
　　我率四十七军离开了湖南，同时也正式结束了我在湖南近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
    四十七军驻守湖南近20年，特别是三年的“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广大指战员与湖南人民有着鱼水深情，我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全省人民为湖南的繁荣稳定并肩战斗，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踏上北去的列车时，依恋和回忆油然而生。

老八路

第10部分、西北九年
1、调防陕西，准备同苏修打仗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边界紧张局势逐渐加剧。苏联边防军多次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3月15日，苏联边防军100余人在二十余辆坦克、装甲车支援下对珍宝岛发动三次进攻，与我守卫部队激战近十个小时，我部顽强抵抗，击退了苏军的进攻。苏军在珍宝岛事件中遭到很大损失，一直想寻机报复。当时，中央军委判断：“苏修”的报复手段有三种，即大打、中打和小打。但我方必须立足于准备大打的可能。中央军委立即进行战略调整和部署。10月，军委命令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陕西，归属兰州军区，准备同“苏修”打仗。当时，周总理前后两次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是随部队到西北准备打仗，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总理希望我留在湖南主持地方工作，并要我早作决定，以便及时向毛主席报告。我自己反复权衡了几天，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率军北上，保卫祖国。我是一名军人，自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军队中工作，从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军长，特别是担任着中央战略预备队的军长，当祖国面临外敌威胁时，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此时，湖南省的地方形势也日趋稳定，地方工作基本恢复，华国锋同志完全可以主持全省工作。我向总理汇报了我的情况。最后经党中央批准，同意我率军北上。我立即布置一系列的部队调防的组织准备工作。
　　1970年4月初，我们军各部队已先后在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长沙、衡阳一带完成了集结，为移防西北做准备。在具体的行动组织和准备工作中，军司令部和后勤部有计划地抓好“三分开、四固定”，抓紧时间抢修车辆，集中物资，计划采购。为保证部队有序开进，还组织机关干部分队勘察预定集结地点内的火车装载站，进行试装演练，力争最大限度地进行科学满载，尽量为国家节约车皮数量，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和落实军委和军区提出的“交好、走好、到好”和“齐装、满员、保密、安全”的指示和要求。
　　1970年4月底至5月初，全军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分别从岳阳、长沙、衡阳三地所属的19个车站装载，编组成67个列车梯队实施战备调防大机动。至5月底，四十七军按既定顺序，各部队分别到达陕西的指定驻防地区，军部驻陕西临潼，全军行程1400～1700余公里，未发生任何事故，完全遵照军委要求，圆满地完成了调防任务。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为了防止侵略者的大规模空袭，按军委要求千军万马转入地下的指示精神，全军以营为单位，下火车后立即全部开进山沟，利用事前勘察好的地点，在黄土高原上挖窑洞，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当地人俗称挖地窝子。全军官兵基本上是按照一个营一条川，一个连一条沟进行挖建，不准进老百姓的民房。这也是整师整团乘车行军到下车驻地的防空大演习。
　　我们还派各级干部到黄河对岸的驻军参观学习他们挖地窝子的经验。部队进沟、进川后，全部进行营建施工，工程进展迅速。到年底，全军各师、团基本完成窑洞营区建设，受到总后勤部的表彰。总后还在我军召开有北京、沈阳、武汉、兰州等军区各级领导出席的现场会，对四十七军立足战备、艰苦奋斗建营房的做法给予了较高评价。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争准备，未发现“苏修”有向我大规模进攻的迹象。同时，全军进川、进沟分散驻防，交通不便，给部队的备战、训练、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加之部队挖窑洞时缺乏经验，一些窑洞漏水、开裂等情况时有发生。为此，我们从利于战备和部队建设考虑，于1972年开始，对部队部署进行了合理调整，对部队营房进行了改、扩建。部队营房逐步转入相对集中、便于管理、生活更为方便的以砖、瓦、石为主材的营房。为了保障基建施工和改善部队生活，我们还组织官兵就地取材，自建砖、瓦、石材厂和肉食、蔬菜等副业生产基地。
　　四十七军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部队调防西北后，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曾到四十七军视察，他勉励我们要把三五九旅的艰苦奋斗精神发扬下去。我和本军的多位军、师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也都在南泥湾参加过当年的大生产运动。经军党委研究，报军区批准，我们决定继承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创建生产基地，以支持和保障部队的战备训练，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为此，我曾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到黄河滩和南泥湾选择农场和生产基地。
　　五六十年代，政府修建三门峡水库时曾迁移了许多农民，在陕西大荔县朝邑地区（黄河滩）留下大量荒地。从1971年7月开始，军决定抽调一三九师四一七团进驻黄河滩，垦荒生产。经过一年努力，开垦荒地八万余亩，生产小麦、油菜籽，到1973年冬共收获1500余万斤，解决了部队部分粮、肉、菜的供应。此后经过不断努力，到1974年发展成为较为规范的团一级农场——黄河滩农场，受到总后勤部的表扬。与此同时，军又抽调某师的一个团在南泥湾建立生产基地，除生产玉米等杂粮外，还开垦了稻田约500亩。
    为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部队营建期间，军决定由某师的一个团筹办水泥厂，专门生产营建所需的水泥。到1973年，该厂已能年产水泥24000吨，不仅为部队营建提供了保障，解决了应急需要，而且也创造了财富，支援了国家建设。
    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初期，在营建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还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多项国防施工任务。1970年11月至1972年4月，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军抽调两个团到陕西汉中修建大型飞机生产基地。部队在施工中克服了机械和运输工具不足等众多困难，经一年四个月的奋战，顺利完成了20余公里铁路专线和十余万平方米厂房的基建任务。1971年6月，军接军区指示修建延安机场。受领任务后，军立即成立工程指挥部，率四个工兵营担负施工。至1975年3月，圆满完成机场施工任务。经上级组织验收，评价为：“速度快，质量好，符合质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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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察战场，制定预案,抓战备训练
　　珍宝岛事件后，军委判断“苏修”很有可能扩大边界冲突，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但战争何时爆发，无法确定，我们要做好大打、早打的准备。部队进行了全面动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来犯之敌，中央判断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大同、张家口到首都北京最近，直线距离仅560公里；二是陕西榆林、绥德、延安方向；三是酒泉以北河西走廊一线。确定这三条路线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地势平缓，有利于机械化部队大规模展开，还有水源。因此军委在西北进行了战略预备队部署，四十七军驻防西安以北的机动位置上。为粉碎敌人的侵略，制定作战方案，我们组织师团干部和参谋人员分两批进行了战场勘察。7月，我率领四十七军各师师长、参谋长、后勤部长及军、师机关相关干部60余人组成第一批战役勘察组，分别对陕西的延安、榆林，山西的忻县、大同等预想战区的地形、道路、河流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勘察。勘察过程中，我们听取了当地驻军设防情况和地方政府的介绍，对各战役要点和关口，现地研究了未来作战预案。此次勘察，历时一个半月，行程7200余公里。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批勘察，两批勘察共组织全军100余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及参谋人员，对预定战区内的90多个县市的有关地形进行了勘察，增强了战备观念，熟悉了预定战场地形、道路特点，充分掌握了各地的设防条件。在此基础上，为确保部队做到能藏、能走、能打的要求，勘察后，我将参加勘察的军师机关人员集中起来，用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资料、图表，拟制战备预案。我们在两次组织军、师、团主要干部进行战役勘察基础上，共同研究，初步制定了预想阻敌作战、反空降、以及向战区开进的机动方案。
    对影响部队机动的河川，我们又组织军、师侦察、工兵部门对战区内黄河、渭河的主要渡口进行勘察。工兵详细了解了从内蒙五原到陕西潼关1300余公里黄河段上的74个渡口和从临潼至潼关的渭河段上18个渡口情况，并根据勘察的实际结果，绘制了要图，拟定了部队渡河保障计划。紧接着又狠抓部队各项战备制度的落实。根据中央军委颁发的《等级战备规定》，军在多次试验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针对部队实际情况制定了战备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具体细则。从各种战备制度上保证了部队能一声令下，迅速执行作战任务。然后按预定作战要求，反复组织演练。1971年初，军两次召开反空降作战会议，并组织了四个反空降值班营和三个师的司令部，进行摩托化步兵营反空降演习，有效保证了反空降作战方案的落实。四是把落实战备方案和野营拉练结合起来，在拉练中检验和演练作战方案。
　　如1970年底××师和××师分别将连以上干部和部队拉到当年宜川、瓦子街战役现场进行演练；1972年11月至12月，各部队在预定战场进行打坦克演练；1973年底××师从收拢部队向战区开进到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进攻的演练；1974年底军率两个师和军属炮兵团、高炮团向两个战役出击方向机动演练等，都使各级战备议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和落实。
战备训练，是部队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重要条件。过去部队多年参加地方“三支两军”及施工生产任务，军事素质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要结合作战方案，狠抓战备训练，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首先是重点抓好干部和司令部训练。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并通过干部带动、提高战士的军事素质。为加强干部训练，军从1972年开始组建师以上炮兵和其他专业干部教导队，训练技术干部，每期4个月；各师组建干部轮训队，训练基层干部。师、团、营领导除参加军、师的分批培训外，还要到轮训队担任连、排、班长，同广大官兵一起摸、爬、滚、打，培训骨干。军、师教导队和轮训队从1971年至1973年各举办四期，轮训基层干部3000余人，从而有效推动了官兵战术水平的全面提高。各级司令部在训练中，还加强本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的业务训练。从识图、用图开始，对图上作业、文电起草等多方面业务技能进行训练。军、师还通过组织首长司令部，配备通信工具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而使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经兰州军区对军、师司令部的考核，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第二，围绕“四大技术”课目，狠抓射击、投弹、刺杀和打坦克的基础训练。在训练中，要求各级干部必须轮流下部队蹲点，跟班作业，具体进行传、帮、带，以确保训练时间和训练计划的落实。为保障部队有良好的训练条件，明确要求各师建立一个符合训练要求的基地；各团要修建一个适用的综合训练场。通过上述措施的贯彻执行和广大官兵的努力，部队训练水平普遍有明显提高，在1972年兰州军区年终考核中，四十七军的总成绩名列第一。
    为了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从1970年开始至1974年，每年都进行一次年终全军大拉练，以检验训练成果，在接近实战条件下锻炼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在野营拉练的同时，我们沿途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拉近了军民关系，扩大了四十七军的影响。1972至1974年的大拉练，还侧重演练反空降演习、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这些演练都是根据现场地形特点制定方案，以锻炼各级指挥员指挥能力。全军战备训练工作，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学习，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对四十七军在战备训练中各项考核成绩、条令制度的执行、机关作风等均给予较高评价。他多次召集军区所属各军和省军区的有关领导到四十七军开现场会，介绍和推广经验。而四十七军本身军事素质的提高，也使部队更具信心地成为能走、能打、能执行战略预备队任务的强有力部队。
    在加强战备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结合我军的建军宗旨，努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官兵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开展“热爱大西北”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利用野营拉练途经洛川、延安枣园、杨家岭等革命圣地的机会，进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先后在毛主席接见三五九旅南下干部的边区礼堂、南泥湾生产基地和杨家岭“七大”旧址进行八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令全军官兵更加熟悉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为部队扎根大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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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我到兰州军区任副司令员。这次任命，是以皮定钧司令员为首的兰州军区领导和各级机关主持正义，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许多大省如浙江、安徽等省的“革委会”主任大都兼任大军区副职。我是1960年升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正军职），1965年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此后不久又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不久，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就向中央军委建议任命我为军区副司令员。论资历我也够格担任大军区副职，但广州军区的个别领导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出于极“左”思想和个人狭隘的私念，坚决反对任命我为副司令员。
　　我同他们的“恩怨”，完全是由于在工作中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些不合理做法而引起的。“文革”期间，一次我带四十七军数十位干部出席军区会议，当时他们向我打招呼说：“会议期间有文工团来慰问演出。某文工团是某派支持的，你们不要去看他们的演出。另一个文工团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应当支持。”我心想既然都是军区安排的演出，自然不会有问题。如有政治问题，也不会允许他们演出。因此，我对此事并没有在意，出席会议的四十七军代表两个演出都看了。事后就有人造谣说：四十七军支持某派，反对某派。这件事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说我不听招呼，目无领导。
　　此后不久，又有一事令他们对我更为不满。当时，广东省缺少能源，煤炭供应主要靠湖南。中央曾有指示要求保证北煤南运。因此，他们就想通过军区的隶属关系，要求我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这涉及到地方行政归属问题，并非简单的军事隶属关系。我自然不能同意，并向周总理汇报了此事。总理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否决了他们的决定。从此，他们就对我恨之入骨，公开指责我同军区搞对立，处处为难我和四十七军，还污蔑四十七军是“贺龙的土匪部队”（四十七军前身是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我当时担任四十七军军长，兼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又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不能随便罢我的官，就借口延安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紧抓不放，非要拿特务这顶帽子开刀，污蔑我是国民党派到延安的特务，企图置我于死地。他们背着党中央，擅自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和我一同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阮庆，当时在广西省供销社工作，被造反派打倒。军区为了抓到我当特务的证据，就不断派人到地方，向省供销社施加压力，打击迫害阮庆，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24小时车轮战，要他承认我是特务，完全是法西斯的一套。他们从1967年开始迫害阮庆，持续长达八年之久。其手段之卑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阮庆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宁折不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阮庆才得到彻底的平反。1968年，他们因四十七军在湖南支左时执行中央决定而同军区发生分歧，以反对派性为借口在军区办“学习班”，将四十七军副军长，副政委，政治部正、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政委（包括全军战斗英雄、副师长郝忠云）以及团职干部近百人集中到广州。
　　学习班规定了“十不准”，比如不许请假，不许外出等等，完全是“坦白运动”时搞的那一套。这批干部都是因为在工作中支持我，因而惹恼了他们。在学习班上便强迫他们交待工作中存在的所谓派性问题、反军区的言论，同时还要求他们揭发黎原反对军区的罪行。学习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该班结束后，有的干部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干部得不到重用。1969年“九大”期间，因我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们仍不甘心，想操纵选举，四处动员、交底。最后我以微弱票数当选，得票数同当时因“二月逆流”靠边站的老帅们差不多。他们想以此丑化、嘲笑我。当时就有同志戏称：“黎原的得票数同元帅一样多。”四十七军调防西北后归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想提拔我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个别人仍借口我历史问题尚未调查清楚，坚决反对。当时，皮定钧主持正义，亲自过问此事，并主动向总政主任李德生建议组织调查组，彻底调查。最后军委决定由兰州军区、广州军区、总政各抽出三人组成工作组，共同调查。工作组为此调查了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十一期的同学、区队长以及军校政治处负责人。军校十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复兴社支部负责人王立哉（解放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以及复兴社成员王伟等都证明我在校时没有加入过复兴社。王立哉特意向组织报告：“关俊彦（我的原名）是农村来的，读书时的成绩也不突出，特别是他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具备复兴社社员的标准。我当时是复兴社支部负责人，我们支部的七八个人我都认识，绝对没有关俊彦。”工作组还到我的家乡和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向许多熟悉、了解我历史情况的同志进行调查。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工作组做出结论：黎原同志没有政治问题，从未参加过特务组织。所谓受国民党之命到延安长期潜伏更是无稽之谈。黎原同志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经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同志的介绍，经党组织同意到抗大学习的。他参加革命后，在战争年代敢于同敌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在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积极、努力，表现突出。我的老同学阮庆、廖政武也多次向组织证明：我们三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具体过程。此事一直拖到1975年5月经叶帅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我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从此我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四十七军由湖南调防西北后，部队能够坚决完成军区领导布置的各项战备、训练、营建任务，特别是继承了三五九旅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军区的表扬。从1971年开始，军区领导就决定从四十七军抽调一些干部充实军区机关和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考核和严格挑选，四十七军数十位师团职干部陆续调到兰州军区机关和宁夏省军区新的工作岗位。继我之后，四十七军先后又有5人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两人升任副政委，提拔了20多名正、副军职干部，师团职干部更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四十七军的干部是有工作能力的，四十七军决不是他们所污蔑的“土匪部队”。而留在湖南工作的原四十七军干部，大都受到迫害、排挤，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受到重用。
　　我上任之时，正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原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调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韩司令员是“四野”的老领导，参加过抗美援朝，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以往的表现非常了解。根据新领导班子的分工，我负责分管作战事宜。
　　一上任，我就陪同韩先楚司令员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视察。每到一处，都同广大指战员交流，了解国防战备建设情况，并针对不同情况，同基地指挥员一起制定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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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顿兰州铁路局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文革”期间，兰州铁路局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派系问题相当严重，是一个重灾区，许多老干部、老劳模、老工人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使得内地通往大西北的火车一度中断。由于兰州铁路局的瘫痪，往来乌鲁木齐和西宁的列车也无法正常运行。许多工矿企业因煤炭无法运输，而无燃料被迫停产。西北地区冬季天寒地冻，夜晚气温常降到零下30度，因无煤取暖而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兰州铁路局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大局，全局干部、职工及家属多达30余万人。党中央对兰州局的问题非常重视，华国锋同志多次对兰州局工作进行指示，他亲自出席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将兰州局的混乱局面同受“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地区同时提出来，并指出：“中央将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四人帮’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问题。”
　　1977年1月初，为解决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成立工作组，指定我为组长、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为副组长，并从铁道兵选调500余名干部组成中央工作组，进驻兰州铁路局及所属车站，消除“四人帮”影响，恢复正常工作秩序。我和工作组的同志首先深入到兰州铁路局的干部、职工家中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在不长的时间内改组了兰州局领导班子，重新配备了各级干部和班组长，使他们能够正常工作。工作组入驻一个月，基本解决了铁路堵塞的情况，2月份恢复生产，3月运输能力节节上长，装载量大幅提高，超额完成当月计划，扭转了连续19个月完不成装车计划的被动局面。
    4月12日，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中央工作组的同志，会上我向中央汇报了初步整顿的情形。中央对工作组的成绩予以肯定。回到兰州后，工作组又到问题比较多的基层站点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陆续解决了一些基层问题。4月，兰州局装车、装煤量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5、6、7三个月各项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计划。
    从年初工作组整顿开始，到7月历时半年，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该局所辖的路段及通往新疆和青海西宁的火车都可以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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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兰山集训和到玉树果洛地区视察
　　从兰州铁路局执行任务归来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有一定的变化，工作分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我的新工作是负责分管全军区训练。1978年，军区军事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师以上干部集训。集训课题为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作战。我对组织这一次师以上的干部集训很重视，决定以军区司令部军训部为主，作战部协助，并同司令部管理局、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相关人员组成集训办公室。集训地点设在宁夏贺兰山。
　　集训领导班子组建后，我们抓紧制定集训计划，并严格按计划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工作。集训于1978年秋在贺兰山举行，首先进行理论学习，主要解决对坚固阵地防御战地位、作用的认识，尤其是战争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战争初期，只有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或利用既设阵地组织有效防御，大量杀伤、消耗、分散和阻滞敌人的进攻，才能减煞敌人的锐气，争取时间，保证国家由平时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以利全军有序展开。 ?
　　在这次集训中，我们还在现地勘察的基础上，组织集训干部参观防御阵地、炮兵阵地和对相关阵地进行的抗力试验，并进行步兵团野战阵地进攻演习。集训结束后，参训干部普遍反映：这次集训很受教育，通过集训学到了很多知识，集训的各项组织工作周密细致，有条不紊，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管理指挥部队的经验以及对未来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的几年，跑的地方不少，但南部地区去得不多，特别是青海南部的高原严寒地区，我还没去过，其他军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去的也很少。1978年秋天，我决定去青海玉树县果洛地区检查一次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玉树果洛地区，地处青海省南部，也是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区内主要是昆仑山脉及其分支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海拔在四千五百米至五千米以上，多为终年积雪的山峰和冰川。这个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干燥寒冷，冬长夏短，少雨多风，日照时间长，日温差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带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是，烧开水只七八十度就开了，做米饭夹生，馒头吃着粘牙，食用之后引起胀肚胃肠不适。初到高原的人，受低氧、低温的影响，全身各系统都会发生一系列改变，海拔越高，改变越大。这种自然环境条件，还不仅仅是对人员有影响，对武器装备及对其性能和威力的发挥，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汽车，它的油路、电路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缺氧，其燃发力就差，发动机就不易启动。供油系统也容易形成气阻，耗油量要增大约百分之三十，运行过程中，水箱常出现“开锅”，车速应该减小一个档次，载重量也要减少约三分之一。
    我从军区司令部作战部调了一名年轻的青海出生的参谋，又从门诊部选了一名医生，再从司令部汽车队调了一名司机并配上一台北京吉普。我们四个人一台车，便“千里走单骑”去青海南部玉树果洛高原严寒地区。我们从兰州出发，行程200多公里，到达青海省会西宁，海拔高度从1700多米上升到2200多米。在西宁停留了一天，听取汇报后，就向第二个目的地恰卜恰出发，途中还参观了塔尔寺。该寺修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00年），建筑壮丽，光彩夺目，是喇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名。离开塔尔寺，过日月山，越倒淌河，很快便到了目的地恰卜恰。这里海拔已达3000米以上，但我们还没有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在这里也只住一日，就向果洛藏族自治州政府驻地玛沁进发，我们在途中兵站住了一个晚上，再经两天的车程，才到达目的地。这一路上，前三分之一的路段还比较好，越往后山越高，路越险。过了鄂拉山口，就主要穿越在阿尼玛卿山的高山密林之中，路旁的玛卿岗山顶，海拔已逾6000多米。在玛沁也逗留了一日，我们就向最后一个目的地玉树进发。基于同样原因，这也用了两天时间。从玛沁出来，直到花石峡，一直是前天走过的回头路，一直在阿尼玛卿山上蜿蜒穿行，路很难走，所以到玛多（黄河沿）之时，就天黑宿营了。第二天从玛多一出发，就是翻越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同时又是两河的分水岭，长江在南，黄河在北，因此，跨越了巴颜喀拉山，也就等同于同时跨越了长江和黄河。从花石峡，翻巴颜喀拉山至清水河这个路段，由于山高路险，气候恶劣，素有鬼门关之称。在鬼门关里，我们都有强烈的高山反应，用天旋地转，翻江倒海来形容毫不为过。四个人当中，三个年轻人的反应，倒比我来得更为强烈。玉树位于通天河西岸，是青海省通往川藏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青南、川西、藏东的物资集散地。玉树和果洛地区，同样都有丰富的林木资源，盛产水草、鹿茸、麝香、贝母、大黄等药材。
　　我们在玉树，视察部队听取情况汇报后，就踏上了归途。途中，再过鬼门关，又在玛多、西宁各住了一晚。经过约十二三天时间，行程逾两千公里，顺利地返回了兰州。这一次青海南部的高原寒区行，对于我们几个人，特别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视察中对于部队提出的要在高原寒区建立温室，以改善部队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的状况，实行自给自足的要求；部队生活艰苦，物质文化生活单调等问题，回军区后我都指示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和解决。对我的视察，部队反响很强烈，很受鼓舞，说我是兰州军区自组建以来，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到该地区来的领导干部中的第二个人。也就是说，虽不是绝无仅有，确也是屈指可数。回兰州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中央军委对我的新任命。这样，这次青海南部高原寒区之行，为我在兰州军区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