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文如玉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
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
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
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
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
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
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
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
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
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
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迎廖代表团的主
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九场，
他居然观看了八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
生爱好围棋，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
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七年
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
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
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
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
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
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
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
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天煞星”，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
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
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取胜。局后大竹
英雄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什么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
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
棋手木谷礼子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
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
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
的代表，也没在意。不知谁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
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
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
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边。”我这才恍然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
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声望。后
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
了不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
住房，拿出他心爱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
特别的亲切感。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
池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
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
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
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
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
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
与我同住一房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
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
病势。

    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
田达明九段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
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
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段岩田显得很失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
们想安排一局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
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过
我国，他俩不仅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
棋士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
激动着我。

    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
即团长廖公及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
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
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有机会去的。

    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
棋界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
弱，这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
时你却力不从心，但你在对局中下出一些本来不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
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
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有几局棋
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
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
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
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
棋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
礼物，而我则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
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
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五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
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七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
自己并没有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
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七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
我多时的梦想。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番盘，
终觉遗憾。九年后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5 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
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
警车共十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十倍的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的不安。

    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
的观战者、工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冷清。吴
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在9 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
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
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前那种瘦弱的书生，
而是体格健壮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吴先生
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
棋坛的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
所达不到的。可我呢？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
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
的，那么我呢？

    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
侃侃而谈，他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
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日本人称
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亲切焦炭不定多高兴呢！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
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
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
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
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
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
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
寺公一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
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
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
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
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
了9 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
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
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
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
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
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
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代围棋名人打棋大集》，
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
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一部留
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都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
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
了一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
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了应有的下
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与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
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一点架
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
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

    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
日本的“榻榻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
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
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
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
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
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一盆
菜。”他说：“好啊！”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
的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
再替你去打一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乐、那么干脆。但是，只听
一声“不行！”，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
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
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都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
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
心的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
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

文如玉

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
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八九是素不相识的。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
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
太多，我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
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
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
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
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给这位28岁
的青年--我只比他大一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七月份派一个围棋
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七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
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
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
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
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
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同，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
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
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
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
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
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
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
的闪现常常妙语如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
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
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
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
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
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
身边轻声的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
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
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无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
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
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可怜的小曹简直象在发表竞
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终于压倒了反对
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
爱上了这一新事务。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
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
有时故意提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
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
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
个国手呢？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
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
说白24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
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
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到。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
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即对围棋的爱
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
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为“四旧”撤消了数年后终于
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文如玉

    巡回结束后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
8 名棋手中有六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
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
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
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
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所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
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三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三场成绩不佳，“
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
一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
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
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七年，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
坂田九段显然比1967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
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
子，以 2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
手，且一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镇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
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
增加一成，这就使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
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
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
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
战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
有意思。

    我在北京连输三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
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三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
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
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康郎这一战是整个比
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池下了六局
竟未败一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
定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
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
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
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所有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
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之后居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
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
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
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
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
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 2和，比分较悬
殊。其实也不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
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
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
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
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
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
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
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文如玉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
日，巡回表演直至终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
口气。正当我感到一些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六十岁，
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
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长期被批斗，终于
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
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
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
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会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
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
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
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
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
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
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
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
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
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

    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
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
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
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
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
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张照可不容易，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
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
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仍然找不
出症结。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
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
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
请赛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
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县的中心医院，
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
以前那魁梧的身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
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
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奠医生，于是请
他去八院会诊。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 光片等各种
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就确诊为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
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
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
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
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还太少这样的高手，
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
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拖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
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
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
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
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
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
提过一次他的病。父亲的肚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
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

    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
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
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
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
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很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
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
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
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
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
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地减少了病人的痛
苦。我父亲因而直到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
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
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地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
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
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
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地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
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
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
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
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感情，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祝愿。
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
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打好这一次比赛，
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
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经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
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
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
何尝不愿再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
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
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
果然。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

文如玉

    7 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
整八年。多么漫长的八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
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
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
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文革”前
才二十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三十
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
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八九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
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
拳头顶住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
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
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
肉放松。八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
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
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
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
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
赛选手的年龄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
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
岁，小钱8 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但他在比赛中屡战屡胜，把他的
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了战功。小马和小钱
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希望
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
最多，无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众
多高手，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小马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
全国赛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了飞跃，也使
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一些全国第一流的名棋
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比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处在
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
小马和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一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
已迎头赶上。我相信，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一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
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
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一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地把比赛消
息向上海家里汇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
信自己将再一次多得桂冠，但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一刻，他是否能捱到
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一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一盘局棋，我马上发出一封信，
我要把夺冠的喜讯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一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一天我情绪
较好，看到我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
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
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一灌了事。
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泥一摊。这时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晚
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健壮，总算没在
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
理所当然，即使大醉一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
当然，我绝不是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作伴的。我们的生活
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
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
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一杯白水，毫无生气，生活是变幻无
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
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
离开这个世界，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
这是距上次全国赛八年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赛，这是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
冠军后降格八年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是这个第
3 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
就去世了。妈妈为了怕影响我的比赛故一直隐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一扫
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
他的相片，想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
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
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
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我取得一些成绩时，
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丧事。
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
们怀念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
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吗？

文如玉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
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
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六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
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
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
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奥运会是四年
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奥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
加了五届奥运会。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
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
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
手的黄金时代在二十多岁，二十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二十
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
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三十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
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都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
的对手都是十几、二十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
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
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三月份
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
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
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
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
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
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
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
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
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明明什么也不懂偏
要装做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
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些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
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
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能说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
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
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
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
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
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
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
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
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
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
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
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架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
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暗害大
人物。赛前很多爱好者挤在门前，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
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好久，还吃了闭门羹。
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
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
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
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
三千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空。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
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
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
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文如玉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地击败了所有对手，
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失误多夺魁的可能性较大。
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桂冠（自1960年至1974年），能
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
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相当成
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一
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
意自己始终是最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
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
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
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
觉得十分厌烦，好像诺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
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
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
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
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
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
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那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
人向我们介绍龙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
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
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一年的女孩子与一
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赫有名
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
笙身经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
异，虽然只看了杨晖这一局，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
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女棋手。

    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
伟，弟弟叫芮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
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
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
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

    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
的印象。记得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 岁的钱宇平下了
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四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
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来的 8
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一个孩童竟会如
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不
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梦，他睁开眼
一看小钱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
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一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
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
极感叹地说：“一个8 岁小孩能长考一个多小时，真了不起！”他尽管在
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后来反复
地说：“小孩就是天才，天才就是小孩。”

    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件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
和12个小棋手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
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出代价完全值得。这12
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
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三天，但心情非常愉快。
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而且
回味无穷。

文如玉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
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消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
目也要同时撤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
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消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
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楞住了，完全
傻了。命运多会捉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
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
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
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以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
么短短的几个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
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林彪一伙撤消，1972年陈老总
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
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
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
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一伙和林彪一伙有什么区别？谁
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林彪一伙强行撤消了
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
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消绝非偶然。

    “四人帮”下手了，我们准备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到了吴
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
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
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
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
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消。我的生
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
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
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三人外，
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三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
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
躁不安，度日如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
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
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七年不下棋的历
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
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提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
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
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七千多名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

    北京城批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
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
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在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
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
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
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传统，
而且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
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围棋，但作诗撰文很
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林彪、
“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 月 6日，是陈老总去
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
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
念。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语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
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
家，他们把陈老总的像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
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
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
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
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
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
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
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
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
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
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
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
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
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
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
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
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
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
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
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
在体委的代言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
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
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的、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雾被驱散了，我突然
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
一场。我多么想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
海请乒乓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上去，和
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
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
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
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

文如玉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四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
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
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
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
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
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得了七
战六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第 3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
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进行
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
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
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
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
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份量，犹如一个强壮的
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
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 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
汤姆.金 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
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
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强有力的、充
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的。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时代的开始。
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
以致把好端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宝座上掉到第三名。
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中闷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要不是可恶的“
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能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
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时，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
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宝座，那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可能
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
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

    我保持着镇静，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
昂，输了棋垂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
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在比赛中，对局双方往往为了那似乎微不足道的
但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子、半个子绞尽脑汁，激烈争夺。为的是什么？还不
是一个赢字。更何况为了要打好一场比赛，一个棋手平时要花多少代价？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
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干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虽
然他有真正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激拯救围棋事业
的人们。为了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
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免
谴责自己失去桂冠后的痛苦心理，这种心理带有自私性。谁都希望年轻棋
手能早日战胜我，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事业的发展。我自己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我不也一直在期待这一天吗？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王
幼宸等前辈为了培养我这一代围棋手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传授棋艺时
毫不保守，在比赛中被我击败时多么坦然。我继承了他们的棋艺，他们的
好品德也影响着我。今天我看到聂卫平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继承了我
这一代人的棋艺，并由此向新的高度迈进。在围棋事业上，我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和自豪呢？任何强者迟早有被击败的
一天，新的总要取代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吴清源在日本能称
霸二十余年，从他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多少有
些遗憾。日本围棋界进入六十年代后，坂田、林海峰、石田、加藤、武宫、
赵治勋以及藤泽和大竹等强手，一个接一个，如走马灯似地出现在围棋舞
台上。有的棋手黄金时代才短短的一二年，从他个人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但事业是兴旺了。我的黄金时代已维持了11年头，我还要怎样？我真羞愧，
同时我也真正地为聂卫平的成长而高兴。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
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的升华。这如同我们每个人都被父母养育，
又都有义务养育自己的下一代。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才能
不断繁衍、不断发展。

    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
者，我是胜利者！

文如玉

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两百名棋手参加的欧洲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
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
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安排得有
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

    1978年七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欧洲围棋锦标赛（第22届）的秩序和
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
棋比赛等等。而这一切，当然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

    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两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赛吧？但
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
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

    我们的效率！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被耽搁、扼杀的一切呵！

    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

    ....1976年7 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使一栋栋大楼都魂不
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
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渺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
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
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还是中国人受的苦
难还不够？

    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人祸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 月，我在天
安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
着、碎裂着。4 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
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
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象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
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
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
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

    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
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
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
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
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
乎地登上四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
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并
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
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
一个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
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
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
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
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
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专制，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
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民说真话。

    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
毛主席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
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
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
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
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的
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
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
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
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

    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
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刻时时混杂
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