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第十一章 延安岁月：我的第一份“委任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
团走向土崩瓦解。但日军在远东仍进行垂死挣扎，以4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
图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进行顽抗。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一
败如洗，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华北、华中和中原地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中外
有识人士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延安成了他们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也希望盟军
在中国登陆作战时能得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外记者西北参
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
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同志要到北
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看我没有把家搬到王家坪军委的院里来，以为我
有什么想法，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就到毛主席那里给我讨来一个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秘书长的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
来吧！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委任状。
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不然，倒是很珍贵的文物。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3年初，美英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的
要求，各国驻华使节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他们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及其总部延安来访问，但他不好断然拒绝，只能尽量拖延。到1944年夏
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进去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采访的
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
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邓是四川人，早年在成都时和我有过一点接触。他是中法学
校的学生，1926年出川，考入上海的立达学院，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国民党宣
传系统董显光的下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派处长魏景蒙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
者的稿件。还有一名是专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外国记者有6人，中国记者9人。
《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
者”叫杨家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
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记者团内，还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我们看到这个阵势，明白重庆当局的用意，但泰然处之，小心应对。政治局决
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这一工作，由我担任交际处处长，副处长是金城。恩来同志
批示的交际处工作方针是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6月5日，记者团到达延安。我们将他们安排住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
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我们向记者团全体人员提供了在延安参观的日程，时间约
一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共参观3个月。
　　第二天，斗争果然就开始了。一清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
器材搬入交际处，准备架设电台。这件事，头一天晚上我们已听到消息，金城曾来
电话问我是否允许。明摆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发报权。我说：边区政府保证
记者团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稿，不同意他们自己架设电台。交际处的传达室就
把电台人员挡住了。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
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金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交际处的干部，未经边区
政府批准，交际处内不得架设电台。把对方顶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的记者史坦因向我们提出，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我们答
应给予安排。有一天出发参观时，邓友德发现史坦因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又来责问
金城：我们记者团有纪律，史坦因为何单独活动？金城说：我们这里新闻采访自由，
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涉；请你自己去和史坦因交涉。邓友德讨了个没趣。后来，
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等，一些中
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来，他们约束记者
采访自由的“纪律”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经常到交际
处来检查工作，看望中外记者。叶参谋长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
敌后抗日的情况。参观的单位包括：从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到中央医院；兵工厂、
难民工厂到光华农场；自然科学院到日本工农学校等。还会见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
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致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国民党当局
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当然十分恼火。中外记者采访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
活动的日程刚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邓这两个领队强令中国记者
必须迅速返回重庆，不准到其他地区去。这使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看看的中国
记者只得悻悻然离开延安。
　　7月初，连日大雨。12日，中国记者们准备起程离开延安乘车去西安。恩来同志
和我都担心劳山公路可能被大雨冲坏，特别叮嘱金城，将交际处的两辆汽车提前检
修好，同时准备好四辆胶轮大车，以备万一的需要。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不理那
个领队的约束，在8月间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时
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路透社的武道出
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
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
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老八路

　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又在7月22日飞抵延
安。
　　美军观察组的派出，是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
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
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的军火不用于抗日而留着准备打内战，非常不满。美军要对日本
发动反攻，曾计划在中国的山东半岛、连云港和大亚湾等地登陆，但这些地方，大
部分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为了作战的需要，美方
要求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直接同我们商谈合作事宜，并了解各解放区的军
事实力。蒋介石却不愿意美方和中共直接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
的压力下，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仍要降低规格，把“代表团”的名称改为“视
察组”。我们说：“视察”的名义不妥，因为美国不是我们的上级。最后，经过三
方协商，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当时美国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
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
　　外事组原来在重庆有一个，由周恩来兼任组长，叶剑英任副组长，成员有章汉
夫、乔冠华、王炳南、龚普生等。延安的外事组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七中全
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提议由我兼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
康、黄华、凌青等。黄华是朱总司令的秘书，柯柏年是大革命时期很出名的老同志。
还有一个马海德同志。我对外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这个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
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美军观察组由18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几个人是
“中国通”：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谢伟思、戴维
斯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原是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
在成都，在上海的美童学校受教育、后来毕业于美国奥伯林学院，1933年来中国任
外交官。德本克战前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铭贤学校当教员，抗战初到过延安。他
们都能讲汉语。还有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等。观察组的任务是
了解我方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以便同我方商谈合作，并准备在有关的敌后根据
地内建设飞机场。那时，美军已用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进行“穿梭轰炸”。这些
轰炸机从冲绳岛的机场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太平洋诸岛，投弹后飞回成都江油机
场，休息一天，又去轰炸日本本土，然后返回冲绳。如果在我沿海的敌后根据地建
立机场，自然可以大大缩短飞行的航程。
　　观察组到来前，我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第
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
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
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
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
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要掌握好分寸，
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8月7日，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到达。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
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主席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是他
加上的。社论预祝观察组“工作成功”，将“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
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我们同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他们
初到延安那天晚上，提出要架设电台，我和剑英同志商量后，同意他们的要求。第
二天清早，金城就组织人帮他们树立了装天线的电杆。当天上午，观察组和重庆的
中印缅战区美军总部建立了电讯联络。包瑞德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
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观察组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同样设立观察组。我们婉言
相告：前方环境不安定，观察组的总部在延安，你们要去前方，我们可以随时给予
安排。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观察组初到时，住在交际处。考虑到他们工作的长
期性，贺龙同志和联防司令部特地腾出一批石窑洞给他们，把自己的办事地点从新
市场搬到了北门外。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
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组同美国政府沟通。7月26日，在欢迎观察组的宴会上，
毛主席对坐在身边的谢伟恩说：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领事馆，不然抗战一结束，
观察组会立即撤出延安。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经常同谢伟思谈话，阐明解决国
共两党关系的症结和战后两党合作、和平建国的条件，使观察组成为同美国政府沟
通信息的一个渠道。叶剑英参谋长常常向他们详细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现状，
友军和在华日军的状况，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先后向观察组作
报告，并组织观察组部分人员到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等根据地考察。在王家坪军
委所在地，我们还布置了一个作战室，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请他们参观。
后来马歇尔来延安时，也参观了作战室。马歇尔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共产党
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主席说：我这个统帅
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
要枪要炮也没有。他们确实发现，我们这里没有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部队使用的
武器是作战中缴获的和自己兵工厂内土造的。
　　这年8月20日，美军二十航空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返航时在苏北盐城、阜
宁上空爆炸，坠落在新四军防区内苏北建阳的金家桥。当地军民营救出5名飞行员。
把他们护送到延安时，一下飞机，他们就跪在跑道上，亲吻延安的大地，说感谢你
们救了我们的命；还捧起一包黄土，带回国去作纪念品。这样被救的飞行员，先后
有20多名，经过这一系列工作，观察组对我们的反映很好。第一条，他们佩服毛泽
东和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而且很讲民主。第二，边区虽然很穷，但是，自己开
荒，自己打窑洞，丰衣足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总是乐呵呵的。史迪威将军的
政治顾问戴维斯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指中共）。”
　　第二，观察组有定期的航班，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
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当时，我和包瑞德等都很
熟，只要我们带去的人，他都让搭乘飞机。特别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
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
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如果从地面走，从
延安到太行就得一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前线了。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
美军的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旧，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
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摔
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后来，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去东北工作时，也是
乘一架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
　　第三，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十年内战时期，我们一直在山沟
里转来转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个地方，毛主席就
注意从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的报刊。长征快结束时，就是从国民党的报
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有一块根据地，才很快找到落脚点。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延安
进行封锁，重庆寄来的邮件和书报，常常被国民党在邮检时扣住了。观察组建立后，
消息相当灵通，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
《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我们让柯柏年、陈家康等利用各种外国
出版物提供的信息，编印了一种内部刊物，名叫《供你参考》，很受大家欢迎，相
当于后来的《参考消息》，但发行范围很小。许多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
也可以托他们带到延安。他们经常放映带来的新影片，请我们去看。我们也招待他
们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他们听了《黄河大合唱》
后，惊讶地说：“在偏僻的山沟里居然能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大合唱广冬季，我还
陪他们到延安附近的地方去打猎。
　　1945年7月中，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向陕甘宁边区的南线调集兵
力，并进犯我爷台山一带。我方向他们交涉，他们矢口否认。为了揭露事实，中央
决定组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和美军观察人员共同前去耀县做现场调查。这件
事由我和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带队。但这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杜鲁门上台，
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公然宣布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驻延安的观察
组人员日渐减少，谢伟思、戴维斯等先后离开，留下的人对我方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观察组只留下3个联络员。4月11日，美军来了7架飞机，
把观察组大部分东西撤走，留下的几辆中小型吉普车和手摇马达的发电机，折价移
交给我们，由军委三局验收。他们一走，当天下午蒋介石就派飞机来空袭延安。毛
主席第一次和谢伟思见面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延安外事组一直保持到我们进北平。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内战重开，重庆办
事处的人撤回来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也撤回来了。我们把所有外事人员集
中在一起，撤离延安时，成立一个小分队，随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由薛子正任队
长，黄华任副队长。进北平后，我才把外事组的工作交出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时，重庆外事组、延安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人员三部分
人，加上李克农同志那里的一部分人，就成为外交部的基本队伍。
　　至于谢伟思和戴维斯，50年代杜鲁门搞“整肃”，说他们是共产党的间谍，被
赶出了美国国务院。直到1959年，谢伟思才重返美国务院，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的
座上客。1971年和1984年，他两次访华，先后受到周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
主席的接见。

老八路

　“四八”空难


　　观察组初来时，我还住在杨家岭。每天早餐后，我到北门外观察组的驻地，和
常驻在观察组的黄华联系，没有特殊的情况，接着就到新市场的交际处，再到军委
所在地王家坪，午餐后回杨家岭。一天来回走二三十里路。那时才三十几岁，体力
可以。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
《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五项
协议，人们对和平建国又燃起新的希望。但3月上半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违反
协定，大幅度地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
协宪草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为了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于4月8日搭乘美军观察
组的C－46飞机返延安。同时搭乘此机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原新
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子女，进步教育家黄齐生，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
登俊、魏万古等共13人。叶挺军长是“皖南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3月4日，他
在失去自由5年后，刚刚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白公馆里释放出来，就急着飞
来延安。这一天，重庆天气较差，但他们仍按原计划起飞。不料，飞机在山西兴县
东南、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突罹空难，全机乘坐者连同美国飞行员共17人，无
一幸免！
　　这次大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
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当时，我经办烈士
们的治丧工作，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
　　4月8日，得知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机来延安，我报告了毛主席。毛
主席很高兴，他非常想见叶挺将军等。我便着手组织人员到机场去迎接。那天，下
着点细雨。上午10时左右，机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但看不到飞机，因为天空
云层很厚，能见度极低。不一会，飞机的引擎声渐渐消失了。美军观察组的地勤人
员也没有与飞机取得联系。等到中午，仍没有信息，我们以为飞机一定是转飞北平
了，于是打道回府。
　　第二天零时过后，美军观察组忽然来电话告诉我：C－46飞机失踪了，既没有到
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来延安附近搜索。我一下惊呆了。难道
真的出事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时通报西北局和
边区政府，请他们立即通知所有的县区，了解8日那天是否有失事的飞机坠下？9日
上午，果然来了两架美军飞机，在延安附近来回盘旋，从空中搜寻，但没有结果。
我预感到飞机一定是失事了，心情十分沉重。
　　第三天，也就是10日早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来电报，据住在黑茶山附近的
老百姓报告，8日上午听得山里头响了一个大炸雷，可是没有下雨，不知是咋回事？
我请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同志赶快派人去察看。中央也随即责成晋
绥分局保卫部长谭政文组织人力到黑茶山地区搜索。到了晚上，谭政文来电报告：
黑茶山是一片森林，方圆30里内沓无人烟，现在分局已动员了上千民兵，反复寻找
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
　　那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因为叶挺同志出狱时，是由国
民党的邵力子陪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邵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正在
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竟有人为这件事主张开除邵力子的党籍，说他对国民
党不忠诚，这说明国民党内部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
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极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
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
山上。这就是群众反映的没有下雨而响起一个大炸雷的由来。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十分悲痛。毛主席特别嘱咐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找到，
要尽最大的努力。那几天，我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应该说，
观察组也是尽了力的，他们派飞机连续搜索了3天。11日，我们找到了飞机残骸和烈
士们的遗体，立刻组织修路，把烈士遗体先运到山西忻县一个日军使用过的旧飞机
场。18日，由美军观察组用飞机运回延安。
　　延安组成了“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
林伯渠等15人为主席团。到机场迎灵的有干部群众一万多人。那几天，毛主席特别
悲痛，提到叶挺同志时尤其难过，执意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极力劝他不要去，以
免触景生情，过分悲伤。最后，他题了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追悼会在
延安机场举行，任弼时、蔡畅和我主持遗体入殓。19日，参加追悼和安葬仪式的有
3万多人。这样大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空前的。遗体临时安葬在机场附近，后来，
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建成了一个烈士陵园，才移入陵园。
　　1996年，“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时，我带着烈士们的亲属100多人，专程
回延安参加了纪念活动。
　　王若飞同志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1923年入东方大学学习，大革命时任中共
中央秘书长，1931年在绥远被捕，在狱中6年，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敌人逼他
供出组织，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上天还难！”抗战爆发初出狱，曾任八路军副
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跟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邓发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
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40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
会书记等职，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博古同志虽然推
行过王明路线，但他认识错误后，诚恳检讨，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重要成绩，所以
在党的七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站在修营一新的烈士墓前，思绪万千。历史是
曲折的，但历史也是公正的，烈士们对人民事业的功绩是与山河同存的！

老八路

　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毛主席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想从峨嵋山下
来“摘桃子”。他一面以和平谈判来欺骗人民，一面以美国为后台调集重兵沿平汉、
正太、平绥铁路，分东。中、西三路进犯解放区，企图打通通往东北的要道，最后
消灭共产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鉴于东北是工业重地，而蒋介石在那里又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决定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
书记的东北局，并从延安等地抽调大批军队和干部兼程赶往东北。19日，又成立冀
热辽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彭真、陈云、张闻天、伍修权。萧劲光等离开延安
前往东北，都是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走的。
　　当时，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是任弼时同志的助手。
书记处办公厅设在杨家岭新建的办公楼里，下设办公室、秘书处、机要处和行政处，
王首道、李质忠、曾三和邓洁等同志都在那里。它实际起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只
是不管王家坪军委那部分。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说：我这里
的工作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他说：我早就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把你
找到了。我当军委秘书长是有正式的委任状的，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口头交
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些，也不很注意这些事，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
式的任命。
　　1946年上半年，和平在风雨飘摇中。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　 12日，
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
胡宗南手中仅有的20个旅，用10个旅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南线；在西线，马鸿逵、马
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延安一派备战气氛。11月上旬，
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
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
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
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
移。我们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因为敌
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了，
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
多好。那时，照我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找我，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我说不行，转移多
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他一再坚持，我就妥协了，答应
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
动了，又只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
只好让大家步行。好在从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有些人就骂娘了，说你
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三千人和一
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
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
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我没
有同他们一起走。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15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那原
是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这时就交给曾三统一管，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
的武装护送。
　　文件的清理是从　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
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
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
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
字也不要落人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
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
县十家源子。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撤离
延安。我们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
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曾三就是押送这批文件走的。
　　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18日，毛主席离开延安，第
二天，彭德怀也撤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
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
队伍就乱了。为了防止空袭，我们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曾三没有经验，
指挥一班人、赶着几十头牲口，顾此失彼。为了保护文件，他把秘书处携带的15箱
中央文件委托西北局的曹力如同志存放在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忙了这一头，就没
有顾得上其他的事。
　　3月中，我离开延安到瓦窑堡。这时，叶剑英同志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我
见到先期到达的任迅时同志。他有点焦急，因为得知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老、
邓颖超大姐等还没有配备骡马，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
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我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
河边，先去看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
贺老总那个“保险库”里。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忾，
自觉性很高。军委三局的武装坚壁队，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
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跳进冰冷的河水，抢
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
绥，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还指示曾三组织中央后方党委，在晋绥分局直
接领导下，负责中央直属队的党政工作。我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
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迅时同志。那时，我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后委
的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等叶剑英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了三交，大家就慢慢地
集中到三交。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
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
　　4月11日，中央电告我们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中央及军委大
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这就是“后委”。
　　离开延安，不是消极的撤退，而是迈步奔向北平！事实就是如此。

老八路

第十二章 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8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
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
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为了诱敌深人，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
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
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
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
　　毛主席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
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
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
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
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
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
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
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
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
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
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间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
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
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
员共有5500多人，思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
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
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
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
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
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
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
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
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
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
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
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
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
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讨论所作
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
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
令陈康、谢富治率主力4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
冀军区提早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首战告
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
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
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
卫连的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
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清口过河，经绥德
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
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
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
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峡县（今原平县）、五台转人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
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
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
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
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
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
吴玉章。谢觉哉和陈道昆等驻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
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
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
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4人为委员，叶
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杨、李维汉、
李克农、邓颖超5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伊和妇委的帅
光（帅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多。李伯钊参加土改工作
队，在康生那里的临县郝家坡重点村搞土改。《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小戏，
就是她那时在农村排演的。
　　后委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
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
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老八路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后委所在的三交镇，地处吕梁山西麓，同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揪水河绕镇而
过，向西南流入黄河。小镇北距临县县城40华里，依山傍水，交通方便，又出产煤
炭。三交镇历史悠久，北周时是窟胡、定胡、乌突三部的交界处，所以叫做三交。
后委机关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
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延安虽小，毕竟是个城市。到了三交，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从原
来相对和平的环境转入了战争生活；二是从城市转到农村，加上“扶老携幼”，生
活上有许多不便。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
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
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
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
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
缺这少那；加上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在此期间，敌台更换
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
元、三局的王伊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
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
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
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
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由于全国战场辽阔，我们的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
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
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人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
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
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
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
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来电要二局加紧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
及时提供给陈、谢。10月2日，陈、谢部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1975年
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
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
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
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后委的电台通报后，5月
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
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
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
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
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
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
一个电波联络网。联络电报分为三类：少数是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大多数经由中央
后方大台转报，为了求得迅速，有些直接收转，有些由后委台译转。中央还电示中
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
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
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你们自行决定。”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
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
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我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
通一度被严重破坏，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
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
通站，在山西岭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
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是，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
报，对外发表战报。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
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
《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
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
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
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
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写出专
题材料，报送中央。
　　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我
记得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人，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
连取得青化、羊马河、幡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11月中旬，晋察冀部队在朱老总指
导下，发起石家庄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首开我军向较大城市组织攻坚战取胜的
先河。后来，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我们根据
关内各区的经验作了答复。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途经三交时，
我们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的作战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
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
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零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
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4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
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
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
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
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当时，福
建、广东的农村中反动统治力量空虚。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
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
展游击斗争；并为曾生纵队的干部回粤工作开辟交通线，逐渐在闽西南建立游击中
心。6月，后委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6条建议。经各地党组织努力，闽
粤赣、湘粤赣、黔桂滇边区，浙东南、海南岛等地，先后建立了游击队。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来自三个方面：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撤回
来的人员；陕甘宁。晋绥区内原红四方面军的川籍人员；中央机关和陕北地区的川
籍干部。他们在训练班里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山区小分队的游击
战术，并进行了“三查”“三整”的学习。9月底，周恩来、任迅时同志电示我们：
这批干部的分配，等于江震和杨超到三交后面商决定。1948年2月，川干班的人员离
开三交回川时，陕南、鄂西已开辟了新解放区，他们就被留下来参加新区的剿匪和
建设工作。1949年，二野南下时，他们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人川，参加接管工
作。
　　五是，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
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人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
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
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4个连，
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聂荣臻同志还为这
些警卫战士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包括美式步枪500支，每枪子弹130发；机枪18挺，
每挺子弹500发。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
036丈，棉花1470斤。其他如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
鞭梢等，也都根据前方的需要随时运送。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
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
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
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老八路

康生和晋绥土改

　　三交的工作安排停当后，我到后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和中央土改
工作团的康生。法律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宪法和法律条文。这是1946年开展宪
政运动、召开政治协商会时期搞起来的。国共和谈破裂时，蒋介石片面召开“国大”，
制定《宪法》，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但从长远看，我们确实也需要有法制建设的准
备。他们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初步修改，共13章、100条；正在继续草拟民法和刑法。
晋绥土改开展后，他们参加了附近村子里的土改。因为康生、陈伯达在临县郝家坡
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有许多“左” 的做法，谢老等很有意见，同康生、
陈伯达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土改工作团的娄化蓬和赵林。娄是
牺盟会的，当时在晋绥军区政治部工作，是工作团的负责人之一。赵是代理县委书
记。
　　我又见了康生。我说：过些日子我准备过河去向中央汇报工作，你有什么话要
我捎给毛主席？他眉飞色舞地向我讲了一大篇，都是极左的东西。
　　他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
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什么叫“化形” 呢？解放区有个政策，地
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没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富农多余的土地；对经营
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康生却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
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
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他把这些人称作“化形地主”。康生还和陈伯达—
起搞出划分“化形”地主富农的4条“标准”，就是：一看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看
土地财产的历史根源；三看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看群众的态度。陈伯达更把
它扼要地说成3条：查三代，看历史；看铺的摊子大小；看政治态度。按照这些“标
准”，兴县蔡家崖村划成地主富农的竟占农户总数的22．46％，大大超过了一般估
计的8％，将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
级阵线。
　　康生又说：中国有句话叫“家徒四壁”，这不完全对，因为北方的农村，一般
都有一个土炕，炕也是一“壁”，应该改为“家徒五壁”，但这里的贫农连炕席都
没有，才是真正的“家徒五壁”。他这样说，是表示他工作深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基层干部中有些人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很多人对康生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不满，这是正
当的。康生却把这些干部都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提出“搬石
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
　　对康生那一套，我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看法，因为他不归我们后委管，只想等
有机会时向上面反映。但他们在村子里“搬石头”，搞“贫雇农坐下天”这股风也
刮到机关里来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
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
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 了，也要开“搬石头”
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
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讯员，表现得特别激烈，
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
关，有组织纪律。当然，也有许多人是拥护我的，这股风才慢慢地过去了。
　　康生这一套，后来又拿到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上去推广。在会上康
生有许多插话，那些喜欢“左”的人，还编了一本《康生语录》，把它当作发动群
众的经验，发展了那种“左”的偏向。后来，我到河西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
晋绥土改中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不久，弼时同志专
门研究了土改中的情况，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划分农村阶
级的正确标准，批评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阐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等政策。毛主席还写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一系列文章，单是
编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就有9篇，端正了土改运动的方向。后来，在党的二
中全会上，毛主席在作结论时还提到对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
略。就是说事先没有讲清楚划分阶级的标准。可惜我在大搬家时，把那本《康生语
录》烧掉了，不然倒是一份历史资料。

老八路

　小河会议前后

　　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将要去西柏坡参加
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
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
因为胡宗南的主力酉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
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
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
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
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
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
在4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
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
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靖边县属于三边分区，位于陕甘
宁边区的西北部，古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漠的边缘，非常偏僻。但是，小河村却像
沙漠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它依山近水，绿树浓阴，山麓有几排窑洞，周围是羊圈。
毛主席住在半山上，其余人住在底下的窑洞里。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人第二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歼敌　11
2万，国民党军队由430万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由180万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由
110万增加到195万，其中主力部队有90万人。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
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
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
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
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
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
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
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
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
马走了5天，每人身上背一个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离开小河后向
北走，越走越近沙漠。一出古长城，满眼都是沙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骄阳把沙
丘烤得火热，连棵遮阴的树都找不到。风一刮，飞沙遮天蔽日，打得脸上生疼，眼
睛根本张不开，只好让牲口自己走，好在“老马识途”，它倒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当地的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后来王震告诉我，他们在大三边打二马，部队往前
面走，后面得有几百辆大车拉着“甜水”跟着。所谓甜水，就是能喝的淡水。
　　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
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
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
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
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
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日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在羊圈里搭
起个棚子，上面用柳条遮阴，就是会场。饭在羊圈前吃。羊白天放出去，晚上还要
回圈。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
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康、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
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
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
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人进攻，准备向豫皖苏
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
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人口由140万人降到90万人，财
经和粮食都需要靠晋绥边区支援。如果陈谢兵团到陕北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打大仗，
财粮的供给都不容易解决；而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后，势必吸引胡宗南部从陕北分
兵救援，就便于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利。
　　所以，会议商定由贺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
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
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
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
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
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总带领的，彭总没
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
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
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
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要像蒋
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
才开始。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
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
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
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
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
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
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彭总对原来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提出
了尖锐批评。当时，边区存粮不到10万石，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粮食并
不充裕，最困难的是棉花和布匹，自给率至多达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部队的军服、
口粮都扣得很紧。但当胡宗南进攻时，有一万多套缝好的军装和一批布匹在转移途
中被敌人劫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指着贾拓夫同志说：部队没有棉衣，没有被子，
苦得很；你们就是不肯拿出来，现在统统被国民党抢劫去了。你该当何罪？当时开
会很有意思，许多人挤在一铺炕上，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当面提。林伯渠同志
一听，替下面担担子，说责任在我，不能责怪下面的同志。物资损失了，当然心疼，
但管后勤的同志扣得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几年边区受灾，为了打胡宗南，部队
又增加了，后勤部门怎能不留有余地呐！以后，弼时同志又要我去慰问林老，请他
老人家宽心、宽心。林老请我吃了一顿饭，还弄了一只鸡给我吃。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
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
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
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
“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
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人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
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
途，党中央5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
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
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
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
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
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
好一点的是小米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做了
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
“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饭，
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
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
“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
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
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拥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
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
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
搬家”。

老八路

第十三章 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春天，胡宗南部侵占延安一周年时，西北野战军发表公报，一年来共歼
敌9．9万多人。胡宗南部不得不向洛川方向溃退。这时，南渡黄河转人外线作战的
人民解放军，正向中原地区大踏步推进；北面，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
两大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偏居陕北13年的中共中央和毛
主席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同中央工委的
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会合，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
　　同中央工委会合的事，党中央在1947年12月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工作会
议上就有所考虑。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一刻也
不能中断。所以，1948年1月初我们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
头，预先布置通讯的接转工作。同月中旬，又派军委供给部的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
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商定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
负责接应。转移的路线，从保证安全考虑，分南北两路：北路，是从三交镇经兴县、
苛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南路，由三交
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峰县。这时，峰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
的，就从豆村南下进人平山。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
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l月下旬，
二局、三局以30多人的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从三交先行，接着第二批人员52
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
　　3月12日，叶剑英同志和李涛、李克农离开三交镇。这样，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
台都已沟通。我仍留在三交镇做结束的工作。
　　3月24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冒着春雪到达三交镇双塔村，由我接待他
们。当天晚上，我陪同毛主席等到三交看望后委的同志们。回到毛主席的住处后，
当即决定：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
在第二天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我率
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
　　毛主席经过三交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
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指挥的，但主席说：‘你们后
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
去了？！”另一件事是他对战争发展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
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
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
“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
降了！真是料事如神。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预言。

　　　　　　　　　　　　　　　

老八路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月25日下午，我们召开动员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向大家讲了话。恩来同
志说：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们会合，是向胜利
进军。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只能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
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要有敌情观念，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
利作贡献。弼时同志说：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10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
跟毛主席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
　　3月底，我们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作战部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前站，一
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殿后，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
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
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
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
　　当时，我是5口之家，大孩子绍京在四川老家，小二绍明才7岁，小妞（杨李）
还不满两个月，婴儿离不开娘。我便把分配给我的马让伯钊和绍明骑，襁褓中的小
妞请了一位年轻的保姆背着走，我步行照顾着他们。一路上，捷报不停地传来：华
东野战军解放了威海；中原地区我军再克洛阳，收复偃师、许昌。4月22日，消息传
来，我军收复延安。就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我们到达了西柏坡。
　　西柏坡原是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背倚太行山区，面临河北平原，三面
环山，南面临漳沱河，环境幽静，林木葱郁。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要开
全国土地会议时，找到了这个地方，开会后就没有走，这里成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办
公的地方。
　　从现在的平山县治到西柏坡，约有40华里路，中间要经过一个大镇，叫夹峪。
夹峪同西柏坡相隔5里，途中要拐两个弯，仿佛是西柏坡的大门。中央领导机构迁来
后，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军委机关住在西柏坡，那是在山沟里面，比较隐蔽；中直
机关的警卫、后勤供应等机关以及中央青委等住在大门口的夹峪；其他机关分散住
在漳沱河两岸的村子里。凡是要会见中央领导和送文件的，都要经过夹峪。我的家
在夹峪，白天步行到西柏坡去办公，晚上回夹峪。因为经常开会到深夜，所以又在
西柏坡的叶剑英同志院子里号了一间房。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一行，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的城南庄。
10天后，恩来和弼时同志先到西柏坡。毛主席仍留在城南庄住了一段时间，比他们
晚一个多月才到西柏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到城南庄后致电斯大林，准备
在5月初动身越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
经济等问题，斯大林复电同意。所以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制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
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5月上旬，斯大林考虑到从河北到
哈尔滨，沿途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主席推迟访苏时间。毛主
席才在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书记处的同志会合后，中央工委和后委已经完成它们的历史任务，各部门的机
构和人事作了调整。5月15日，由周恩来起草、毛主席签发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
和前委的电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
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党委书记和中直机关的警卫司令。我虽然在抗战胜利
后不久就接替李富春同志承办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工作，但没有正式的任命。到西柏
坡后，才正式宣布这些职务。那时候，组织上分配什么就干什么，谁也不计较这些
手续。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任弼时同志兼的。七大以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
病日益严重。到西柏坡后，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恩来同志，凡是书记处决定了的党
政军大事，都集中由他组织实施。他面对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却始终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最初，他每周召开一次党政军各部门头头的联席会议，地点在军委院子
后面的一个庙里，由他传达书记处的指示，各部门有什么问题都在会上提出来，有
的他当场回答，有的记录下来再研究，这叫“大办公”，从晚饭后开始，常常开到
深夜。
　　7月下旬，他在“大办公”会上提出：今后行政方面的电报由尚昆批发，叶子龙
经办；文件处理交政策研究室，以照顾弼时同志的健康，减轻他的工作量。同时，
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他把问题归归类，除了作战问
题外，日常工作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3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
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经过研究后，恩来同志明确地讲个一二三；属于物资供应方面的问题，杨立三先发
表意见。那时，中央机关除口粮由晋察冀供应，其他物资各个大区都要作贡献，华
东最富足，调拨给中央的布匹和现金多一些。凡是定下来的事，当场起草电报交给
恩来同志，他修改后发出。会议每晚都要开到12点以后，常常到凌晨两三点。重要
的电报，等毛主席起床后立刻送给他看后，再发出。这样，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比
后来在中南海时还要快。
　　后来事情更多了，并且慢慢集中到打仗方面，我们3个人固定参加的会也不开了，
就由恩来同志定，他需要谁就找谁。
　　我的工作，平时主要是听汇报，看电报，批阅有关的文件，以及办理中央领导
交办的一切公务。作为恩来同志的助手，他对我的工作指导得非常具体。他曾交待
我处理问题的几项原则：一，凡是各地有理由的请示，即批准；二，有所怀疑而难
于决定的事，再论之，与邻近地区有关的事，先征询意见；三，有关政策性的请示，
未成熟者多征询意见考虑，如已成熟而有把握者，即回答之。连进人解放区的民主
人士的排名次序他都—一交代。这种思考周密、处置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人折服。
　　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
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9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后，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
大战役相继发动，中央领导同志没日没夜地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军委有个不大的
作战室，成天在那里的有作战部长李涛、参谋张清化、监听收抄敌人电报的戴镜元
和钱江等，一共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每天到作战室去看电报，了解战场情况，我也
每天去，随时向书记处报告。李涛这个同志很厉害，他对敌人的每个军每个师，前
身是什么，以后经过什么改编，现在有多少人，都记得很清楚，真是个好参谋。
　　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准备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将原有的城工部改为统战部，把
国统区的工作和少数民族。侨务工作归在一起，由李维汉负责。1948年五一节中央
发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后，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
立刻通电响应。把他们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
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
当时通过好几个渠道进入解放区，在香港的是乘苏联邮轮或租用外轮，到大连或东
北解放区，何香凝、郭沫若等走的是这条线；朱学范是和邓发一起出席国际工联会
议后到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留下来的；华东的民主人士像陈叔通、柳
亚子等是经解放了的济南过来的；张东苏、费孝通、雷洁琼等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
西柏坡的。我们安排他们住在中央统战部旁边的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大村子里。当时，
中央办公厅已有10多辆吉普车，毛主席不怎么用车，恩来同志和李克农为了接待民
主人士用车比较多，从华东、华北来的同志进出西柏坡也经常乘吉普车。小小的山
村里，汽车来往不绝，老乡们不知道这里是中共中央的驻地，都管我们叫“汽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