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9（血染桐柏）
春节期间，我们抵达远安以北一带（老百姓天天燃放爆竹，印象很深）。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军区重新为我分配工作，王树声司令员让我去二军分区五团任副政治委员。军区派人送我去了二旅。
在那里，我向杨秀坤①旅长和刘健挺②政委报到，此时，他们分别是二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五团，我见到了延安“抗大”时的同学舒烈光③他此时是该团的政治委员，还有五团团长杨洪先、参谋长徐养德等。舒烈光见我的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就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位警卫员，叫张益保。
2月13日，五团在孟家岗休整一天，第二天将要出发。舒烈光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五团在三天前接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的电令，要求五团速向四军分区四团靠拢，然后兵分两路，南渡长江。此时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十分疲劳，打算休整一天后再行动。
我在此时到任，真没想到，就是因为休息了这一天，五团贻误了战机，错过了南渡长江的机会，迫不得已东渡襄河，转战荆楚，浴血桐柏，惨遭灭顶之灾，我个人也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全局形势。1947年1月，国民党军对我鄂西北军区发起了又一轮进攻，猖狂地由西北及北、向东南及南压缩，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围歼”在长江、汉水的三角地带。面临严峻的局势，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一、二、三、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后南撤到敌情相对较轻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与四军分区会合。
2月4日，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自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部队和一纵突围到鄂西北以来，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大半年之久，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不能北调，有力支援了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军区部队应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区党委决定：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领原江汉警卫团（六七百人）化整为零地分散游击于南（漳）保（康）、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主动权，即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四团（一千二百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七团（七百余人），二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坤、政治委员刘健挺率领五团（八百余人），这三支主力出去，到外线转大圈子。
于是，军区参谋长张才千于2月9日电令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淯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不久，张才千率四团从宜昌古老背镇(今猇亭)胜利渡江成功，与先期过江转战于湘鄂西的李人林部会合了。
据说2月12日，四团渡江前尚在观音寺附近的南家畈、方家口地区集结待命。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已十分疲劳，需要稍事休息。当晚王树声、张才千、王定烈、杨劲等同志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已逼近了我驻地，若都到齐了才行动，目标太集中，企图易暴露，渡江难以成功。断然决定，王树声司令员等领导人当晚立即动身化装前往华北。由王展、王克强、樊敏夫率领县大队就地坚持斗争。为分散敌注意力，四团首先行动，以吸引敌人，并函告杨、刘，让五团休息一天后即按预定计划行动④。
我五团在孟家岗休息一天后，按原计划南行，欲抢占沙市以西的李埠，从那里抢渡长江。南进途中，我团侦察兵在襄沙公路附近，捕获了敌军十三旅一个号房子的副官，从他的嘴里得知，敌人一个旅已封锁了江陵至沙洋一线，并向我们扑来。根据敌情，看来长江是过不去了。杨秀坤和刘健挺临时召集我们五团的几位干部在一个地坎边开会，大家认为，北、南、西三面均是敌人，为避免与强敌决战，临时决定部队调头向东，抢渡襄河。
17日，五团抵达钟祥以南的石牌，决定趁敌正规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东渡襄河。部队在附近恰遇敌运粮船队，一阵短暂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敌运粮船队，解决了渡河船只。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团开始渡河。由于船小，每次载人不多，渡河一直持续到夜晚。我军东渡襄河得到沿岸群众的大力支持，记得有一个小伙子是他家的独生子，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我军渡河摇桨使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夜渡襄河时，虽未遇敌人拦截，但渡河中也有损失。南远中心县委书记吴天成和十多名地方干部乘船行至江心，因船小人多，激浪掀翻木船，全船人落水。木船沉入水中，十五人不幸牺牲，仅有三人被救幸存。
我团东渡襄河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原计划。我带领八连作为后卫掩护着全团的渡河，待八连渡过襄河踏上芦苇滩时，敌人刚刚赶到河边，因不见我团的踪影，漫无目的地放枪。我团渡过襄河后，在长滩埠同敌保安团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仗惊动了敌人，敌正规部队一个团从京山火速向我扑来。我团从京山南面的天子岗直逼应城县汤池，然而，这时敌人已有准备，汤池的敌军也出动拦截。我迫不得已转头北上，整整绕了京山县城外围大半个圈，才从火龙铺穿插出去。据侦察，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一个团从京山县宋河出动，同我并行，在我右翼窥视我行动。杨秀坤司令员决定，日夜不停，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进入大洪山，再经随县、枣阳、桐柏、泌阳，准备转移到豫西伏牛山后，打到华北去。
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终于到达了大洪山。我们刚休整两天，敌人就到了。在大洪山区迎着敌人又打了几仗，部队有些损失。据情报，随县、枣阳、钟祥乃至远在襄樊的敌人均已出动，都向大洪山逼近，看来，大洪山非久留之地，于是，五团被迫北上。经过几次战斗，我部已弹药消耗殆尽，部队决定趁大敌尚未到达之前，尽快设法补充给养。我们打下安居、环潭乡公所，缴获一百多支枪和许多子弹，抓到的俘虏全放了。又一次急行军，迎着枣阳来敌，擦着枣阳的边直奔桐柏山。
桐柏的3月，天气寒冷，朔风扑面。大地还未吐绿，光秃秃的树林枝叉在寒风中摇曳。只有树林里、岩石下的小草开始返青，在残酷的环境里挣扎，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五团沿路征战虽未受太大的损失，但已是人困马乏。通过电台联络，我们得知张才千参谋长率四团渡过长江后又渡过了清江，已在五峰县红渔坪同李人林部会合，并成立了江南游击纵队。这一消息鼓舞着五团的士气。原一纵二旅自突围以来，现已一分为三了：四团在湘鄂西；六团大部为掩护主力，自己未能过襄河，后随三旅闵学胜旅长北上入豫鄂、陕南；五团几经鏖战，进入桐柏山时，主力已不足八百人。形势确实严峻。
我们在桐柏又同敌人打了一仗，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敌军部队有不同的番号，也就是说敌人的多支部队已抵达桐柏。桐柏也不能久留了。我团立即出发北上，向泌阳前进。
到达确山西北地域时，敌情更加严重起来，这里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敌军机械化部队运动速度快，于我不利。此时，我向杨秀坤司令员提出：部队应该向西靠，离平汉铁路远些，同时应该加快速度，不惜代价，快速进入伏牛山区。杨司令员为难地说：“秦忠啊，你刚来不知道哦，部队两个多月来，天天急行军，打恶仗，太疲劳了呀。这伤病彩号又多，部队都拖垮了，实在是快不起来啰!”
据我侦察员报告，方城、泌阳和驻马店一线的敌人已经出动，妄图在豫南平原地带围歼我团，看来北上的路也被敌军堵死。我团当即决定改向东南行进，打算过平汉铁路东去，进入大别山，再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3月16日，五团来到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正在山中行军时突遭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乃奋起反击，但敌人不断增援，我们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圈中。杨秀坤司令员命令杨洪先团长、舒烈光政委和我各带一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部队分为三部分勇猛顽强地与敌拼杀，抢占了几个小山头。敌军将我们三个山头分割包围，炮弹呼啸飞来，硝烟、烈火、爆炸声将阵地搅翻了个。我们拼命打通相互联络的通道，刚打通又被敌人切断，反复了多次，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情况越来越危急。敌人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再这样对峙下去，五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杨秀坤司令员就在我这个山头指挥战斗。
敌军是全美械装备，火力异常猛烈，那枪炮声像洪水汹涌狂泻的波涛，几乎都听不到间歇。不少碗口粗的松树被敌机枪扫断。杨司令员身边的机枪射手一下子躺倒两个，他急切地接过机枪就打。敌人围了上来，他嘶哑的嗓子吼着装弹手填弹，根本就顾不上指挥了。我指挥着身边的部队，巩固几个机枪点，命两个连队占领有利地形，我们的还击暂时堵住了敌人。杨司令员的警卫员将他拖了下来。他焦急地问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这样打肯定不行，不能和敌人拼消耗，我们的人和弹药不多，抵不住敌人的进攻，必须立刻转移。”
杨司令员说：“我们已被分割，不打，脱不开身！”
我焦急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只有我这山头的后面，敌人还没围上来，赶快撤出那两个山头，向我这边靠拢。我和八连留下来掩护部队向西突围，现在还来得及！司令员，快下命令！”
杨司令员下达命令：部队立刻撤出战斗！
杨洪先、舒烈光率部队撤出各自的山头与我靠拢了。部队集中力量打了个反击就准备转移。我对杨秀坤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赶快走。我坚持到天黑再追赶你们。如果我牺牲了，就告诉我爱人谢建华。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一定给我证明。”
杨司令员用力握着我的手说：“那是当然的。我们先走，重任交给你啰!坚持到天黑就撤出战斗追我们，我们的方向是朝东过平汉路。”
“是！”我答道。
部队撤出阵地前给我们留下了弹药。敌人此时占领了我们刚放弃的那两个山头，顿时骄狂起来，所有的炮火向我们倾泄过来，跟着轻重机枪也横扫过来。大部队边打边撤，就在这时，舒烈光政委不幸中弹牺牲⑤。大部队还在抵抗敌人的进攻，我对杨司令员和刘健挺政委大喊：“快走！再等就来不及了！”
大部队迅速撤出阵地，向敌人火力较薄弱的西面突出去。八连的战士见到舒政委牺牲了，个个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八连的勇士们抗击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又被我们赶下去，我已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
炮弹将阵地耕犁了一遍，焦黑的土壤已见不到一点青绿。硝烟遮天闭日，早春落日的余晖也暗淡无光。战斗间隙，战士们爬出阵地，寻找敌人尸体手中的武器弹药，准备再战。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和我八连战士的尸体，我看到我们一个牺牲的战士和一个敌兵双双躺在地上，两人的刺刀都捅入了对方的胸膛，我们的战士睁着双眼，死不瞑目，那战场的惨烈情景震撼人心。敌人几度攻占了我们的阵地，但均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敌人在我阵地上躺倒了一片，估计也有大几十人。
八连是支英雄的连队，我到五团不久，带八连打了好几次硬仗。八连也是五团中惟一建制较完整的连队。大部队撤离前还有一百三十多人（杨司令员将其他建制不全的连队剩余人员并入了八连），经清点现在只剩三十余人，八连近百人已倒在了阵地上了。我回头看看幸存者，三十余人有一半是伤员。大家渐渐向我围拢过来，重伤员也向我爬过来，我们围成了一团。轻伤员缠着的绷带已看不出原有的白色，一个重伤员被打断了腿，还在那里一发一发地往弹匣里压子弹。人人身上染着血污，张张脸庞被硝烟熏得黢黑。望着这群勇敢坚强的战士，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有人说：“政委，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我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人在阵地在！”
“人在阵地在！不怕牺牲，完成任务！”
天黑了下来，我估计大部队已突了出去，掩护任务已完成，我命令八连撤出阵地追赶大部队。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妄图将我八连消灭在阵地上。我正准备带领六名战士阻击敌人，让其他人赶紧撤退时，敌人像蝗虫般拥向山头，密集的枪弹射向阵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洞穿我的左腿，我感觉像有人用锤子狠砸在我的腿上，一个踉跄扑倒在地，手上的枪甩出老远，血像涌泉般汩汩流出。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那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仗着一股子年轻血气，我扑出去拣起地上的枪欲向前冲去。警卫员张益保一把搂着我大喊：“政委，你挂彩了！脉管打断了，不包扎，血就流完了！”
他撕了块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呜呜地哭。
敌人已冲到了半山腰，情况十分危急。我知道自己负了重伤走不了，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掩护，让所有的战士赶快撤离。可三十多个战士们都围了过来，谁也不走。有人说：“我们不能丢下政委不管，要死就死在一起！”
我心急火燎大发脾气：“放你妈的屁，都要给我活着！还不快走，等什么？走！”
张益保还在哭。我又骂道：“你个裸日的哭么事，没出息!都给老子走！……”
正发脾气着急，一阵痛楚袭来，我竟晕死过去。
后来得知，战士们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撤出阵地时，张益保背起我就跑，三十多人边打边撤，轻伤员背着重伤员，相互照应，一口气冲出了阵地。因天色漆黑，敌人看不清我们的去向，也就没有追赶。张益保背我下山后，战士们砍树枝为我弄了副担架，几个人轮流抬着我飞跑。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原来杨司令员他们率部队从白庙子撤出战斗后向西突围，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向东去。天亮了，为了躲避敌人，部队忽走忽停，绕来绕去，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追上大部队后，随队前进。整整两天，部队都在同堵截我们的敌人战斗。队伍中有不少人负伤，担架多，行动更慢，杨司令员命令几名战士护卫着我的担架。敌人步步紧逼，枪弹打来，我身边又有战士倒下，这担架实在不能再抬了。部队一路急奔，黄昏时分，眼见前面有村庄。杨秀坤说：“秦忠，情况太严重，不能再抬你走了。等会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一听这话，我痛苦万分，伤心地对杨秀坤说：“司令员，我伤得这样，是个累赘，不能因为我影响部队，牺牲更多的人。”
说着，我伸手拔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张益保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手枪，嚎啕大哭：“政委，要死也轮不到你死。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大家都流泪了。杨秀坤说：“现在只能这样，我马上安置你隐蔽在老乡家。如果你牺牲了，我们一定报告上级和谢建华同志，说你打得很英勇，指挥灵活，掩护大部队突了围。希望你能活着回到部队。”
后来得知，五团从白庙子突围后，一路向东，进入湖北。沿途不断地遭敌人堵截追杀，到达黄安时又被敌军包围，电台打掉了，全团几乎拼光！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见到杨秀坤，他为我写了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
我十三岁参加工农红军，曾负过四次伤，从没掉过队。这次杨秀坤决定我就地隐蔽时，我真是伤心难过，泪湿衣襟啊！十几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呀！此时，如此不幸的事降临自己头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要离开，我真受不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领导、同志、家人，想到留下来怎么办呢？
警卫员张益保要求留下来伴陪我。杨司令员说不行，说那样目标会更大，反而不安全。张益保下走了我的枪，泪眼婆娑地向我敬了个礼，拔腿就跑了。
半夜进了村，组织上给我留下十多万元的法币，全交给了那家接纳我的老百姓。当部队出发时，同志们都来和我握手，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热泪，那真是悲惨的分别!我到五团时间很短，到任后就连续行军打仗，部队逐步损失减员，人员和连排建制经常变更，所以对很多连排干部我都叫不上名字，喉咙像被棉花塞住样，我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同志们也都沉默无语，但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在为我的前途担忧。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张益保，向他挥手告别。原来张益保并没有走远，一直悄悄地伴随着我，见我朝他挥手，他再也忍不住，跑了过来搂着我，脸贴着我的胸口哇哇大哭起来。我抚着张益保的头，泪如泉涌。十九岁的张益保个子虽大，但还是个大孩子，跟随我的时间不长，可我俩是生死至交啊!
张益保走了，他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
刘健挺政委最后一个和我握手告别。他和他的警卫员跟上队伍，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周围慢慢恢复了平静，枪炮声在远处稀疏地响着，只有几个老乡站在我的担架旁。我不让他们抬我走，一直盯着部队消失的方向。冷风嗖嗖，秃树荒草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啸声，我顿感一阵孤独和寂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大腿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了一声，又晕死了过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杨秀坤（1911—1993）,四川巫溪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副师长，西路军总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豫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十纵队二十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副军长，河南民政厅副厅长。
② 刘健挺（1909—1983）,安徽霍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 舒烈光（1918—1947）,四川省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参谋长、副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团政治委员。1947年3月牺牲于河南信阳或湖北黄安。
④ 此段摘自王定烈《游击江南》一文。
⑤ 当时我正指挥战斗，知道舒烈光中弹负伤，部队转移时有人告诉我舒政委已牺牲。多年以后，有人告知舒烈光负伤后随部队行军，直到黄安才不幸牺牲。舒烈光牺牲的确切地点至今尚无定论。
|
|
楼主: 老八路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