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李云龙

　　●迎击顽固派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者清醒的认识，他除亲自调查了解敌情，向是上级报告外，还根据实际领导分区军民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摩擦的斗争。他分析说：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县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块，然后再将由马栏门子、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是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五月十五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七十余支。五月十八日，分区即派出警卫队和工作组进驻马栏，进行选举和建设巩固民主政权。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部队行动的总方针：即派部队深入敌战区侧后予以严重之打击与阻挡，以策应赤水。

　　六月八日，国民党保四支队郭相堂、旬邑县保安团团长李养之两部侵占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三日血战，将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六月十七日，我马栏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重新收复马栏。七月底，有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保二旅击溃。八月十四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米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二十人，俘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炸弹两百枚。九月十七日晚，有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第十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四十八名，缴获步枪六十七支，子弹三千二百发，手榴弹两百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三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摩擦战斗九十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四百十一支，子弹八千一百三十四发，俘敌二百四十八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军战争胜利的信心。

　　习仲勋对分区军民反摩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他评价这些战斗业绩时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旬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扩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的援助郭、李二土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有了进可以攻、推可以守的阵地。”习仲勋进而指出：“当然这期间的进攻计划仅只是基本上的打垮，还没有完全击溃与粉碎，如我们的新正四、六区及一、三区的各一部仍为收回。”

　　在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习仲勋，适时地提出了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指出，关中目前的形势，在玩股票则是重新布置其进攻计划，在我们则是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反顽固派斗争的新局面。顽军因为受到军事打击，会有直接的大规模进攻而转向采取欺骗和作出新的军事进攻的布置，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发动群众争取时间夏收，现除新正尚未全部收完外，其他县份多已收完。其次为了补充新兵二百二十名。

　　七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阳坡头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总结一年多来的反磨擦斗争经验，布置开展新的工作以迎击顽固派的新进攻。习仲勋具体分析了各县所面临的形势，指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本身仍旧是急剧地发展着和转变着，并未因之而消沉和停止。如最近新正斗争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军队为了首先巩固利肃清所占区域、建筑碉堡工事打好基础，以作新的进攻之故。总之，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之进攻并未放松一刻，且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逼近，企图迫我于牢笼之地，已达到其一举消灭之险恶目的。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为了开展和坚持相当长期的反顽固派的艰苦斗争，为了完成自卫军的反磨擦斗争的战略任务，必须建立我们的新阵地，必须建立坚强巩固的后方，大好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

　　为了击退顽固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勋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仅一九四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报告达二十七份，十万字之多。一场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旷日持久的斗争，对年轻的分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尤为深刻。他在调离关中分区后回顾党史曾深情地说：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摩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国民党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之四区亦被占领。及至七月，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0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客区。在一年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顽固分子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破坏瓦解工作。”

李云龙

　　●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研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0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勋，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摩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致入微。信中说：“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还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

　　习仲勋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人反摩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才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0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哗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既让该县权劝说哗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往下，为顾权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者往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哗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于纠正与教育，并借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斗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勋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0年习仲勋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消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勋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勋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连接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还拥护汪精卫。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勋愤怒驳斥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反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处境。”

　　习仲勋讲话以是理论、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赞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勋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

　　习仲勋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潇洒利落，英姿勃发，讲话时常引起轰动相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勋作报告。陕北工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已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勋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信要求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略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勋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将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但是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元、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交涉，是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起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勋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利益和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使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变的复杂事件，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在一九四0年夏稍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想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何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反摩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摩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勋的二女儿乾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勋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妈妈的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就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是二女儿乾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付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系，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中。

李云龙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边区第二师范首任校长

　　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的学习，艰苦地锻炼！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这是成仿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写作的校歌歌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祭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习仲勋就是第二师范的创建者之一，并兼任该校首任校长。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也将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堡。这两所学校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和分区领导给予很大支持。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先后撤离关中后，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习仲勋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育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船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摩擦斗争的习仲勋在马家堡驻地迎来刘端棻、王伯勋、安已未等人。他们一行是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关中筹建第二师范，并帮助指导分区开展各学校教育的。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

　　“一九三八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党政的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他还宣布筹建小组的人员分工，在筹备学校的同时，结合分区冬学为二师招生。二师选定在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旧址建校，同时置备了图书教育，调派教育员工。结合冬学招生六十九名，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按军事建制编为一个大队。习仲勋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事物三个处。学校有党支部、学生会。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马家堡校园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二师在范摩擦斗争中诞生了！习仲勋此时正在延安出席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但他对二师的顺利建成并兼任二师校长高兴和欣慰，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毕竟有一段不寻常的师范生经历。尽管他担负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重任，战事频仍，公务繁忙，但仍以极高的热忱为二师乃至全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分区召开的反王拥蒋大会时，因遭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勋等分区领导在决定分区党政机关撤出马家堡的同时，也首先考虑到二师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向新正县二区三甲原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勋非常关心二师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巩固学校，即增强干部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保卫关中，即学校要积极协助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习仲勋还特别叮嘱二师领导同志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的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问题，习仲勋提出学校是收拾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即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炼了学生，有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五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分区的武装摩擦，二师的安全受到威胁。习仲勋找刘瑞棻说：“顽军要进攻分区，逼迫我们退到山里去。二师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迁到新正县去。再不行，还可以迁到南梁老家去。”他还特别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好要准备接受分区顽军侵占区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五月下旬，三甲原群众用二十多头牲口托驮着图书、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师到二百多公里外的新正县二区傅家山。

　　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习仲勋指示二师又搬回了离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较劲的新正县后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势有趋紧张，习仲勋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名义指示二师：一、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二、学校组织要简单灵便；三、学校要实行办军事化；四、学校党组织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去巩固学生情绪。指示下达不久，顽军有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原上的后掌村迅速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鉴于分区党政军机关要迁往马栏，习仲勋建议二师搬迁到马兰镇以西八里地的黑牛窝。至一九四三年处，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调换，移址马兰镇。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炮火之中，短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迁。如何适应特殊的历史环境，如何在饥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一新的校风，保证吃饭、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成为习仲勋和其他校领导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徒到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一九四一年十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即开展了“十月劳动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八孔，整修旧窑洞十二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及生产生活需要。有时在搬迁的过程中，走到哪就在那里教学。没有教师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己编写；为了节省灯油、纸张，还采取晚上上音乐课，改写书面试卷为课堂问答、沙盘练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间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实际和自己特点的教学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学生五个队，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会、冬学教师训练班各一次。

　　习仲勋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溜：‘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有粉笔，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笔；没有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桌凳，做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防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过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两年多，以很大精力进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学校在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民主大会，习仲勋自适自终参加会议。学校领导认为，这次大会。首创了集思广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师创建以来所没有过的，他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工作，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在学校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的缺点是对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过分强调民主，搞极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认为学生会与行政领导是平行的。习仲勋对此次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会上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习仲勋讲话后，类似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向社会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二师师生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六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带《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感到悟空洞，在校门沟前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们作专场实时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式，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与前景。他以浓重的关中口音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年来，战火越烧越旺，战争越大越升级。这次希特勒倾巢出动，入侵苏联，标志着战争规模的空前空大，战争的性质也起了根本行变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外，主要是德、意、日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此后，即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侵略奴役的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卫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性质的战争。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侵略中国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都是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是人民直接参加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当前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意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勋的报告澄清了二师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习仲勋还注意和教师、学生交朋友，耐心细致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师学生张西民曾回忆起习仲勋五十八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诲：“一九四0年，彬县一位叫何治中的学生对我说，彬县师范条件好，第二师范师资好。二师流动性大，还要打柴、帮灶，吃黄米多，条件的确艰苦，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些动摇，想到彬县师范上学。我的想法被指导员石大康知道了，他又报告刘端棻副校长。那是石大康同志每周要来一次二师，给学生做时事报告，将抗日局势，鼓励学生不要怕艰苦，刻苦学习。一次他来学校后，让人找我。我心里嘀咕，这么大的官找一个学生干啥？我去了以后，刘端棻老师介绍说，这是要去彬县师范的张西民。仲勋同志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小反动分子’，怎么想离开这里？他还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家中情况，又拉家常似地启发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有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以后他又连续叫了我七八次，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最后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转变过来了没有？我说，转过来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全校九十多名师生患伤寒，刘端棻副校长也卧床不起。习仲勋得知情况后，立即请来雷家庄老中医张质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好。后来张质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刘端棻奉调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师范（延安师范）工作，刘对二师怀有感情，留恋不舍。习仲勋也对这位创建二师付出心血并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建立了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愿分离。但是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员，要听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的调动。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总结二师的工作，并把总结交代给学校新的领导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习仲勋带分区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二师召开的校务扩大会议，在刘端棻总结二师总结后，习仲勋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师两年来工作所得的成绩，确认了将一九四二年定为“二师建设年”的工作设想和正在实施的六项任务，即：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曾产节约勤俭办校；贯彻《师范学校规程》，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常规制度，开展工作研究；减少学生繁多的劳动负担；加强学校环保卫生；添置校产，改善物质条件。这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建设年”的六项任务基本得以实现。

　　是年夏，二师一班二十九名学生学生毕业，学校为他们颁发了由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和校长习仲勋、副校长邹锦城署名的毕业证书。二十九名同学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学因革命斗争需要提前离校，已工作在不同岗位。

　　习仲勋兼任二师校长，只是他负责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但他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四十八年后，但他得知在编写二师校史时，编写下了一段关于二师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笔端：

　　“我离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将近半个世纪了。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树立纪念革命旧址石碑，原二师在马栏的校史，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个中等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大致是按抗战初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之类的办学路子进行的。特别是二师，常因国民党对关中分区的不断袭扰，因难频添，不能按正规化的要求办学，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托农村，因陋就简，因材施教，坚持办学。以后历届的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李云龙

　　●写自炮火和硝烟的自传

　　习仲勋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作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0年六月，观众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阵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拨动着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黄土地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勋在阳坡头关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窑洞，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苦，当我幼年时，家境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天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获，除交纳粮捐款税外，以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城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就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村，发动运动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是学生与农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春梅、武之镇介绍加入共产党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共产党好，反正要干他到低。”

　　习仲勋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因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宁边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意志、曾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群众做好每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勋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勋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勋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于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杨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雇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十五丈，解决了全区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主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地方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颗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勋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已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

　　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勋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勋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李云龙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系，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因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

　　在习仲勋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振、高岗、马文瑞、祝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哦，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勋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勋以《关于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期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倾塬、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三十五年后，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此时，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李云龙

　　第11章 守卫边区北大门

　　●初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人民领袖毛泽东情致颇高，他热情地称赞：“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了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听取了习仲勋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热情地鼓励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亲切的话语给习仲勋以莫大的精神鼓励。

　　习仲勋还清晰记得：一九三六年，自己两次赴关中工作之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也先后找自己谈话，也同样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约见，听取意见，指示工作，慈祥可亲的笑容、真挚殷切的话语，寄托了无限希望，从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二月中旬，习仲勋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

　　绥德地处陕北重镇榆林以南，无定河与大理河在县城交汇向东注入黄河。自北朝西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绥州、上州之称，被誉为“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绥德城在古时就处于陕、蒙、甘、宁等省区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汉武巡边都从这里经过。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陕西早期中共党员、革命先驱李子洲等均出于此地。在县城东疏属山上和城西马鞍山下，有秦始皇长子扶苏和秦名将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汉太守李广寨；城南“一步岩”处修有纪念韩世忠的蕲王庙；城西合龙山上有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十八处刹宇和仿木结构九级砖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千狮桥”与“龙凤大桥”遥相呼应，构成了陕北石雕工艺和桥梁建筑完美结合的独特景观，记录着当地历史的悠久和传统的文明。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

　　心里不要害急。

　　三十里铺来遇大路，

　　戏楼子拆了修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们二人没盛够。

　　……

　　诞生于此地的这首浑厚、淳朴而又粗犷悠扬、传唱不衰的陕北民歌，生动道出了绥德一带特有的黄土风情，反映了当地民间深厚的文化蕴藏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

　　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勋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勋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九贞观位于县城西门内的雕阳山，是明清时代一座道观，分为前后院。习仲勋被安排在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里住了下来，既作宿舍，也是办公室。习仲勋特地把毛泽东写在漂白布上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习仲勋的到来受到了春节前到职的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自治民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地委的同志还在九贞观大院的墙壁上贴上了红绿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语，表达了对这位青年领导者的信赖与拥戴。

　　在习仲勋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勋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

　　习仲勋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加之国民党连续对边区发动武装磨擦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还有人幻想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据此，习仲勋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形势和任务及绥德实际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鉴于绥德当时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干部较多，又有当地干部和一些旧职员教师等实际情况，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机关、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着眼于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政权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勋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时的习仲勋还不足三十岁，但已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李云龙

　　●郝家桥调查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选调的调查组人员是：中共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临行前，习仲勋在自己住所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开会，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介绍说，绥德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习仲勋特别讲了移民问题。他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移民运动，实际上已把移民工作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都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还就调查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清明过后，万物复苏，时令虽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陕北高原的寒意还迟迟没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郝家桥地处深山之中，是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因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桥，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故称郝家桥。过了前桥就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郝家桥在几个自然村之间，处居中位置，所以沙滩坪区一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

　　习仲勋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圓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说：“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

　　习仲勋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勋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么也解不下，只解下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勋详细询问了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刘玉厚回答说：今年打算在五十二垧土地上深耕七次，每垧（谷地除外）上粪十五六布袋，锄草三四次，谷子地要改撒种为耧种。要溜崖掏畔，坚决完成增产五石粗粮目标。他还说：今年婆姨（妻子）要学会织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织，犁铧要换新的，鸡娃羊羔多下几只。自己还背了两冬的石头，准备请匠工把新窑砌起来。

　　习仲勋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想，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就是为了使这些劳苦群众过上好日子吗！

　　调查组的同志还发现，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勋便指示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等，调查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使摇崖、拍畔、打坝、挖窖、按种、深耕、锄草、施肥、翻秋地、旱耕等农作方法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发展副业（城镇发展商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仅警备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开垦荒地七百余块，产粮九百余石，收菜一百二十余万斤，养猪近二千头，纺毛线八点六万斤，棉纱六点四五万斤。军工厂年产棉布四千八百匹，棉衣四千套，单衣四点七六四万套，皮衣一千三百五十件，军帽四千顶，鞋子一点五八万双，毯子一千八百床，绑腿三千副，满足了该部官兵被服装备的需要。全年生产总值折合小米四万余石，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粮食供应，尔后又达到了全部自给。

　　秋收以后，刘玉厚来到地委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说：  “一年下来自己家里收成不错，收了谷子五石五斗，高粱三石五斗，黑豆五石五斗，麦子四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糜子六斗，绿豆一石，芝麻一斗，洋芋二十五袋，南瓜四百多个，棉花二十五斤，除去四石三斗租子和缴公粮外，足够全家一年吃穿用了。”他还说，原来由他三弟给别人家揽的十七只山羊，已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七只绵羊、五只山羊。今年还开粉房，又喂了一头母猪、三头肥猪、七个猪娃，还有五只鸡，今年又受奖得一头牛。由于吃的用的宽裕，还给三弟定了婚，决定明年二月为其娶亲。习仲勋耐心听着这位靠自己辛勤劳动过上丰衣足食生活的农民数说家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习仲勋的倡导和郝家桥经验及刘玉厚事迹的鼓舞下，绥德地区又涌现出许多典型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如工人郝玉亮，吉镇的王德彪、刘金英，四十里铺的汪丕应，佳县的阎开增，吴堡的任逢华等。习仲勋非常关心这些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的进步和生活，及时通过他们了解农村和社会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机关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习仲勋在地委干部会上动员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大家动手，搞好生产。只搞机关工作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是轻视体力劳动、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参加农村劳动，同时也按规定完成个人的生产、纺线任务，使党政机关的生活办公费用达到了自给自足。

　　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勋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勋指示党政军机关反复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垦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呼儿咳哟！

　　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

　　移民开荒真光荣，

　　各州府县来欢迎，

　　呼儿咳哟！

　　送了好多慰问品！

　　习仲勋从在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刘玉厚的事迹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后，即被树为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支前担架队成员参加“三战三捷”和陇东战役，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后勤保管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习仲勋、王震、刘景范等领导同志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九五年秋，刘玉厚逝世。习仲勋闻知后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著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李云龙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勋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潮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干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干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逼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李云龙

　　●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鬼头鬼脑，鬼鬼祟祟，这么大的娃娃也被特务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勋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勋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勋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勋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勋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勋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真挚的对干部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 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勋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勋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勋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复。习仲勋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习仲勋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勋、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有地委、专署、抗大和警备司令部的负责同志李井泉、何长工、王尚荣、白治民等。学习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的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大家认真阅读了由中央编印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勋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地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勋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习仲勋也是这些苏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很谦虚地说：我们是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才懂得了要在桥山中段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时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才懂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认为这是“梢山主义”、“右倾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反革命”予以逮捕，数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解除了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危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离婚。

李云龙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他把建设具有能够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一九四三年六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取道绥德是另有隐情的。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召驻榆林的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赴重庆开会，并明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以防邓路经延安与共产党人接触。邓宝珊对此令十分反感，仍决定经延安赴渝。习仲勋得知邓从榆林起程后，即在绥德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天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策马到远郊，迎接邓宝珊将军到来，并盛情为之举行了欢迎会。

　　习仲勋悉心地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勋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九四四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差很远。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四、有出息和没出息。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说会过阴，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夏，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习仲勋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地区召开全区文教会议，根据边区确定的教育方针和绥德教育事业的现状，进一步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现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样改革？现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小学、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组、黑板报等多种形式来办学。我国古代孔夫子办学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起抓的。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五月初，习仲勋召集地区领导开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当前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注意当前。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重视群众的办学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盲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学生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二十二处。

　　冬初，习仲勋对子洲县周家圪崂办冬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此文。习仲勋的文章指出：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仲勋非常重视全区文学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发挥文艺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他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勋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勋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勋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团长的绥德文工团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团员中既有农民群众喜爱的原“民众剧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鲁艺培训出来的艺术新秀。为了加强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指示将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调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他还以地委名义从延安鲁艺请来了四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文工团排练节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

　　文工团成立伊始，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议。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六县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他进而说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落后的，群众有逛庙会的习惯，而庙会又常常被旧戏曲和其他艺术形式所占领。文工团的活动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惯，到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庙会。我们现在的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剧目有《空城计》等好的历史剧，又有《血泪仇》那样的现代剧和《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等新秧歌，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绥德文工团一定会在以文艺形式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做出贡献。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勋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勋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岁月中，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足迹踏遍了绥德的村村寨寨，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爱。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绥德文工团改编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嗣后名称几经变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绥德因为处于延安与其他敌后根据地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时都在绥德短住，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开会、学习来回经过这里，习仲勋均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了他们安全顺利通行。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