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39）必须要发表的几个文告

在新疆省政府成立施政纲领颁布之后，各地还是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主要的是民族间，特别是维汉两族间的问题，在迪化和外地各县市都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比如，过去讨了维族妇女做妻子的人被侮辱、被捆打，甚至有被暗杀的事件。

同时，省府改组时，曾经尽量容纳各族优秀分子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省（市）、专区、县三级都有不少原汉族干部被编余，他们也很多表示不平，说维族气焰太高，我的态度太软弱，今后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到处都听到怨恨不满的呼声。

所以，我必须在一些重要文告上，首先对汉族干部和同胞作一些切实的解释。

第一个文告是1946年8月25日发表的《告全省各族同胞书》。

首先，我对汉族同胞说，我们应该反省，从过去历史看，新疆同胞所受的压迫太大，痛苦太深，而过去在新疆负实际责任的是汉人，虽然他们不是汉族的代表，而且更不是现在中央政府所容许和支持的，但是，各少数民族同胞是不容易理解这一点的。

他们把统治者所加于他们的痛苦，总认为是汉族的罪恶，所以有过去的不断流血惨剧和今日的纷扰。

这两个月来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是过去少数民族败类所造的孽，使大家无形中担负了这个罪责。所以，与其埋怨各族同胞，不如埋怨本族败类，与其说是他族同胞给大家的难堪，不如说是本族败类给大家种下的恶因。如果大家能从这里看，也就可以心平气和了。

然后奉劝他们，礼让不是屈服，容忍不是示弱。

中国人有一种恕道，恕道的真正精神就是利他、容忍、礼让、肯对历史负责、甘于替人受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志愿，一切暂时委屈，一切以替历史负责、为他人受过的崇高精神去容忍，对各族的仇恨心理要用友爱去感动他们。

这样，才能彻底消灭仇恨心理，才能使新疆开创千年万世的和平，才能为子子孙孙带来永恒的幸福。

然后，我对汉族以外的各族同胞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维族同胞提出劝告：

今后新疆最要紧的是本着施政纲领来努力建设，要建设就先得要人心安定社会安定，要人心安定社会安定就首先要大家忘记过去的仇恨，着重现在的建设，开展未来的幸福。

比如说，所谓忘记过去的仇恨，最要紧的是忘记过去民族间的仇恨。过去，在新疆执政的汉人是有许多对不起各族人民的地方，上面已经说到了，但这是过去的历史，我们相信，今后绝对不会再有这一类事情发生。

现在的省政府是各民族组成的省政府，是民主的省政府，当然永远不会再有专制政治、高压政治、殖民政策、帝国主义的产生。

接着，我又说，目前还有若干不好的现象，比方有些部队纪律不好，有些官吏腐败贪污，还有压迫、剥削、侮辱人民的事实。

当然，这仅仅是由旧时代转变成新时代的过渡时期的未尽余波，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像这类事情今后一定可以消灭，军队纪律一定可以严明起来，行政官吏的不良作风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使他们完全按照民主政治的精神来为人民忠实服务。

然后又指出，现在外面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煽动，就是反国家、反汉族、反三民主义的煽动，在不断地、秘密地、广泛地传播着，无异于种下了不可思议的祸因，值得郑重注意。

同时，我还就所谓东土耳其斯坦问题作了一个彻底的解释。最后劝大家要在祖国怀抱里，在民主政治下，各民族好比兄弟姊妹一样共存共荣，相安相处，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下共同享受繁荣、自由、幸福的生活，绝不可以闹意见，生是非，使各民族陷于分崩离析和猜忌纷争的境地。

我们作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只有光荣，没有耻辱；只有自由，没有压迫；只有幸福，没有痛苦，为什么还有人从事民族仇恨的挑拨，分裂国家的煽动，不惜把各民族引导到仇恨自杀的道路上去呢？

我最后还说，我们要保障永久的和平，一定要做到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这四句话，所以，凡是反对中苏亲善、反对国家统一、反对民主政治、反对民族团结的人，我们就认为他是反动，是破坏和平。

我是一个忠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徒，我是全省四百万人民的公仆，我说的都是忠肝赤胆的话。我为当前情势所迫，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与立场。

如果社会风气因此澄清，全省人心为之安定，政府和人民共同一致向和平、自由、康乐、繁荣的新新疆建设大道迈进，那就是我最恳切、最虔诚的祷告和希望。

第二个文告是1946年10月发表的《国庆感言》。

国家的强大和新疆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在过去反动统治下，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央鞭长莫及，对新疆人民的痛苦力不从心。

新疆人民最需要的是民主政治，是自由平等。自新的省政府成立以来，这些权利新疆人民都获得了，今后应该珍视它、保护它。末尾还引证阿副主席的发言，说明民族平等已经获得，并且号召大家拥护中华民国，拥护中央政府，拥护新疆省政府。

第三个文告是1946年11月25日发表在《新疆日报》的《我的真实的解答和严正的劝告》。

由于外间还存在着许多分歧的意监察使、阿合买提江副主席联名邀请迪化各族代表一千多人，举行盛大的座谈会，历时八个多小时，发言的人非常踊跃。同月30日，我再邀请参加者开会，就他们上次所提问题择要答解，分为八个问题：

第一，关于省币票面问题。

有人认为票面加大，影响物价，又说中央拿了盛世才捐送的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是从新疆人民搜刮去的，应该归还。

我告诉他们，这些黄金白银充其量只值得当时新币一百二十五亿元，而中央今年补助的要达一千亿元。从今年七月起，半年内一切捐税全免，赋税收税还免一年，不发行钞票怎能维持开支和从事建设？新疆和内地各省相比，现在新疆人民的负担是最轻的。

第二，关于失业问题，我说有办法解决。

先在各级行政机关让出百分之五十职位给各族人士，以后汉族干部出缺即由各族人士补充，以达到汉人占百分之三十、各族占百分之七十为止，再加上建设事业逐步开展，失业问题自可解决。

第三，贪污问题。

我说这是存在的，大家应协助检举，我们一定严办，并且已严办不少。如英吉沙征收局长胡俊臣贪污，用飞机押到迪化枪毙；迪化工务委员会主任王士熹贪污，被判无期徒刑；某部队两军需贩卖鸦片被枪毙……都是交军法审判立即执行的。

第四，关于军队纪律问题，已在严格整顿。

例如，焉耆某部连长打死一个维族兵，经审判处以死刑；凡是骚扰陷害人民的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关于贪污与军队纪律两问题，都是过去高压黑暗政治下的余毒，彻底肃清须假以时日。

第五，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有些人指出某某和某某人不该当选。

意见是可以提的，但省府还不能变更。因为首先他们都是有民族代表性的，更换会影响民族团结。其次，推选是经过郑重程序的，是阿副主席主持提名委员会，由麦监察使和阿副主席两人提名，又经过省府会议审查讨论通过的。

第六，关于阿山区代表问题，有人怀疑乌斯满派代表来的用意和背景。

我告诉大家：其一，乌斯满是省府委员，又是阿山区专员，有权利派代表来。其二，我接见乌的代表时，阿、包两位副主席在座。后来，我还把这位代表提的问题交给阿副主席亲自处理，一切是为了从加强民族团结着眼啊！

第七，关于和平条款履行问题，有人说没有实行。

这不是事实。如条款规定的实行选举，公文书汉维文并用，出版、集社、言论自由，省府改组，释放事变期间被押人士，等等，业已实行。至于军事方面属于中央的都已履行，其余亦规定在施政纲领逐步施行，不应抹杀事实。

第八，关于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独立问题。

座谈会上，有一老一小站起来慷慨激昂地煽动大家，要求独立自由，我针对这点，作了详细恳切的分析开导。

我首先指出，东土耳其斯坦是历史上的地理名词，早成过去，不应作为分裂祖国的号召。

其次，详细分析新疆人民可能走的三条路。第一条是维持省的地位，将来成为地方自治的一个省份；第二条是脱离祖国，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国家；第三条是合并到苏联。

从第三条路说，苏联不同意。从第二条路说，条件不具备。第二、三条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剩下只有第一条路可走。

中央是诚意帮助新疆建设的，我是忠心耿耿为新疆人民服务的，阿副主席是和我合作的，苏联是愿意增进中苏亲善的，大家不要误信谣言，不要道听途说，不要误入歧途！

第四个文告，是1946年11月1日印发全省国军的扼要讲话。

这几个月来所发生的维汉两族间的事情，军队自然也不免牵涉在内，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军人干政的事实，影响民族团结，受到人民攻击，我历次对汉族军政人员讲话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特别写成一篇明白、通俗的文告，印发各部队。主要内容是：

现在，新疆还处在一个时代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是由于我们中央实行三民主义的结果。我们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军人，在新疆应该坚决地执行民族主义，扶助弱小民族。

我们要爱护人民，在新疆说，这就是扶助弱小民族政策的实行。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怎样才能够做到爱护人民呢？首先就要严明纪律，从不扰民、不欺民做起，先要从不贱买人民牲畜、不借用人民物品做起。

其次，我们要在精神上和人民和睦，但在生活上要和人民隔离。特别是各级干部，对地方事情绝不宜干预，对人民纠纷绝不宜参加，完全采取超然态度，才能保持军民感情，得到人民的信仰。

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地方事情应由行政官吏负责，用不着我们军人过问。如果军人干政，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结果一定会发生败坏军纪、懈怠训练、伤害军民情感的种种流弊，务须切实地警惕禁止。

第五个文告是1947年3月25日发表在《新疆日报》的关于《阐明省府基本态度及坚定立场》的重要文告，是以行辕主任兼主席和全体省府委员联名发表的。

二月间，我正在南京有事时，迪化发生了游行示威大冲突事件，是激进保守两派斗争的白热化高峰，是对民族团结极为有害的，为此，我不能缄默。

这个文告分十点：

第一，省政府是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是得到中央大力支持的，是为全省各族人民服务的，应该一致拥护。

第二，全省人民要永远保证和平条款的彻底实行，才能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新疆。如有人破坏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就是人民的公敌。

第三，中央政府对新疆人民一切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权利如同和平条款施政纲领所规定的，中央一定给予支持帮助，毫不吝惜，不会变更这一政策的。

第四，指出八九个月来对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的实施是尽了力量，但由于人力、财力、物力的限制和反动分子的破坏，发生一些缺点，民族间还不免有摩擦，和平条款的军事部门多未执行，甚至有些地方禁止宣传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这是要加以纠正的。

第五，一定要维护和平，并且以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衡量标准，谁违反这标准谁就是破坏和平。

第六，民主是大家渴望的，但社会上有反民主的落后分子，机关中有反民主的顽固分子，此外还有违背民主潮流的干涉者。他们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唤起他们的觉悟，如再坚持下去，我们会解决这一问题的。

第七，民主不容误解，自由应有范围。民主的真正精神在法治，人民意志的表达，有各级法定民意机关。自由权利明确规定于和平条款、施政纲领中，得到法律的保障。

但是，人民没有反对国家的自由，没有破坏和平的自由，没有侵害他人自由的自由，没有造成恐怖的自由，这是违法的行为，要加以制裁的！

比如2月21日激进派所发动的敌视和胁迫政府的行为，25日保守派所发动的游行中发生的惨案，3月5日检查户口时，刺激了民族感情，等等，都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第八，各级行政机关应具备执行政策所需要的权力，不受任何干涉，驻新国军应避免干政和侵犯人民的合法自由，但人民也应当敬爱国军，不能敌视。

第九，民族团结是保持永久和平所必需，现在执行的是民族平等的政策，过去民族不平等的现象和心理或未尽消除，但我们的民族政策不容怀疑，少数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行为应给予排斥打击。

第十，我们既要积极地实施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同时也要消极地采用严厉有效的办法以制裁破坏分子。

第六个文告是1947年4月印给军政高级干部看的秘密文件，名为《当前新疆问题和我们的根本看法与态度》。

从2月迪化游行示威事件爆发后，就有人说，在保守派方面背后是有人支持的，而且，是迪化的军政高级干部特别有高级将领在内，所以，我特别于3月31日，在迪化集合全体党政军负责高级干部作了一次长达四小时许的秘密讲话。

首先，我概括而明确地指出，新疆问题是外交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而成的一个画面。只看到任何一面都不对，只看表面也不对。有时，民族问题主要，有时外交问题主要，但一般说，民族问题是根本的，没有民族问题就没有外交问题。

其次，指出正确的处理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以影响外交问题的好转，解决外交问题以影响民族问题的好转，但是，首先要着重民族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和平一途，任何诉诸武力的冲动都是极端错误的。

然后指出，根据上述原则就可以决定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方针，必然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无论从是非看、从利害看、从环境看、从主义立场看，都说明除民族主义外无他途可循。

一定要以自反自信的精神明辨是非利害所在，看清环境，坚定立场，坚定信守。如因坚持三民主义而失掉新疆，也是心安理得；如采用帝国主义而保全了新疆，也是错误，何况保全不了？

然后，继续分析我们所遭遇到的矛盾，包括军事策略和革命主张的矛盾，军人心理与政治作风的矛盾。人家说我软弱，会失败，我认为如失败，不在软弱二字，而在这些矛盾解决不了。

最后，以异常恳切、严肃的态度指出军人心理与行为对新疆问题所发生的不利影响，并一再阐明我的态度和决心。

军人干政是绝对错误的，是落伍的违反潮流的作风，如选举中南疆某些高级军官幼稚荒唐的行为，不是爱国而是捣乱。

军事一定要服从政治，与政治配合，政治上失掉新疆，不是军人的责任；军事上失掉新疆，才是军人的责任。无论军事政治都有我负责，成功是大家的，失败我个人担当。我的政策和态度是正确，是宽大，并不是软弱，已经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不用怀疑。

这篇讲话很坦直、很彻底、很清楚，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仍然有人想不通，不相信，如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背后仍说我软弱，会送掉新疆。

这夜是我后来调换他，离开新疆的真实原因。

文如玉

（40）建设新疆的措施和计划

在新疆期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以三民主义的力量保障新疆，以修明政治的力量安定新疆，以充分经济的力量建设新疆。

对于这三句话，在南京政府方面，没有人能提出反对的意见，在和平条款签字之后，我也多次向蒋建议，建设新疆的意义，经济超过军事和政治。

因为，新疆经济落后，如果中央能够大力开发，建立工业基础，使新疆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才能使新疆对祖国发生依存的关系，使新疆人民和祖国产生不可分离的关系。

同时，除了经济建设之外，我还建议着重文化建设。我认为，为了争取新疆人民的内向，启发他们的祖国观念，文化建设不啻是一个精神国防，有时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其具体做法为：文化服务机构的设置，图书刊物的编印、发行，电影事业的推广，各族文字印刷厂的创办，音乐戏剧团体的扶植，各族学术团体的支持，奖励各族优秀学生到内地就学，组织各族有代表性人士到内地观光，以及其他宣传工作，等等。

在文化建设中，还包括教育建设。过去，新疆统治者都是采取愚民政策、同化政策，这是我们要绝对避免的。

我们一定要实行普及教育，一定要发展和提高各族固有文化学术，来培养大量的民族干部，使他们逐渐能够担负管理和建设的责任。

我还向蒋说明：

建设新疆的一切经费，应该由中央全部拨给，不可能依靠地方自筹。因为，新疆向来贫苦，无力负担；同时，为了争取人心，必须大力支援。

从远大处着眼，不能打小算盘，才能使新疆建设有所凭借，才能使新疆对祖国产生依存不可分的关系。我还着重地说：

我知道目前中央财政情况，要求中央以过多力量投资新疆建设是有困难的，但是，鉴于对新疆的争取已到最后关头，如果中央不下最大决心，投入最大的力量以解决新疆人民生活问题的话，将来必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首先组设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另一个是西北文化建设协会。

新疆在盛世才时代，原设有的新疆土产公司是盛世才剥削新疆人民的特有机构和盛氏集团发财致富的据点，为各族人民所极力反对，我们就把它裁撤了。

西北民生实业公司的设立，是以西北区为范围，但重点在新疆的一个经济机构。总机构设在兰州，上海、南京、迪化都设有分机构，记得资金是五十亿元法币，全由中央拨给。

这时，新疆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内地运输亦很困难，造成省内物资奇缺、物价日涨、人民生活更苦的现象，所以，该公司第一期工作，集中在赶运日用必需品，如茶、糖、布匹等到新疆，以成本价格出售。

开始，还采用记账分期付款办法，物资虽然不是太多，但源源不绝，对迫切需要的新疆人民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不过，以后限于资金的周转、运输的困难，再加上内地物资的缺乏，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就逐渐陷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了。

西北文化建设协会的设立，是采取社会文化团体的形式，理监事人选罗致了国内文化知名之士，制订了规模宏远的计划，摊子摆了不少，工作也做了一些。

虽然限于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内局势的影响，未能全盘开展，但在当时的西北，特别是新疆来说，是起了一些影响的。这个总机构设在兰州，迪化、上海、南京还有不少附属组织，其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编译工作方面，在迪化成立了编译馆，出版了维文汉文两版的《天山画报》和以维族青年为对象的《文摘》《少年知识》《天山文艺小丛书》等。还特别出版了包尔汉先生的《维汉俄辞典》。

在兰州设置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印刷厂，设备新，机件全，人员齐，技术有一定水平，在西北算是一等的，生产力也不小。在迪化，亦筹设了一个中型的以维、哈文为主的印刷厂，对日报印行亦有帮助。

在电影方面，设置了一个“西北影业公司”和几个巡回放映队，曾拍制过故事片和一些纪录片。巡回放映队先后到过南疆、北疆，在当时新疆情况下，能够有国产的影片、纪录片等放映，也算是难得的一件事。

在文化服务方面做得比较多，比如组织巡回文化工作队，每队两辆车七个人，携带了影片、图片、汉维文书报刊物，到各地放映展览，口头宣传，随行还有少量医疗人员推行卫生医疗工作，成立了西北文化供应社，迪化、兰州都设有发行所，大量供应内地和各族新版书刊，每月来购买和在附设的阅览室阅读的人很多。

还组织了新疆歌舞团到南京、上海、北平、台湾各地演出，服饰新，内容富，演员也优秀，博得许多好评。同时，又从内地邀请音乐团体和知名的钢琴家、小提琴家、歌唱家到迪化、兰州演出，和广大群众见面，盛况是过去没有的。

迪化是新疆的省会，人口日增，军民粮食一向靠外地供应，时时紧张，伊宁革命起来后，已无调剂可能，南疆路远，又缺乏交通工具；如从兰州和河西运来，运费非常高昂，往往运一担粮需付出值五担粮的运费，所以，如何解决迪化粮食问题是一件迫切的事情。

我们从迪化本身打主意，原来迪化附近青格达湖一带，还有十万亩可耕地，只是缺水，迪化郊区又有一小小的红雁池可蓄水，只是没有设备，所以，就由水利局研究，修建红雁池为一水库，在水库的下端开辟一条和平渠（他们建议命名张公渠，我未同意，命名和平，表示我的意愿）。

同时，设一军垦处从事开荒试点，其用意是在提倡水利建设，推广军垦事业，号召新疆军民努力去征服自然。

新疆以天山为界，划分为南疆和北疆，而南疆面积大于北疆，在广袤的南疆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占了大部分面积，构成塔里木盆地。

在这个盆地的中间，流过一条长达两千公里的塔里木河，它是南疆各大河流的总汇，其主要水源是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孔雀（即焉耆开都河的下游）等河。

塔里木河西起莎车区的麦盖提县，东至罗布泊（约当东经90～91度之间，东距甘肃的敦煌县城约4度），都可以通航，阿克苏河北通阿克苏与温宿等县，和阗河南连和阗诸县（每年可通航两个月），孔雀河可通库尔勒。

如果以麦盖提县为起点，则喀什、莎车两专区的运输都得到便利，如再由罗布泊经陆路通敦煌，则塔里木河就可以连接整个南疆和敦煌，在经济上具有重大的价值。

在1944年8月间，我们用木船三只试航第一次，由阿克苏到尉犁，航行了21天，1945年3月试航第二次，用船五只，参加者35人，航行了35天。

经过这两次试航后，负责人张宗寅拟了一个初步的治河计划书，我原交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办理，后来也没有来得及实现了。估计将来要把塔里木盆地沙漠进行开发，化沙漠为绿洲时，塔里木河和它的上游诸河的治理和开航，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

阿克苏专区还有一条昆阿立克河，源出苏联尔斯特克山南麓，经喀克沙拉山岭流入国境，到温宿县西北二十余公里处的帕什塔什（维语：零散的石子）地方。

这条河身散漫，河道凌乱，新河床因历年淤积，河身竟高出旧河床十多米，而旧河道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是阿克苏、温宿两县的主要耕地，如果河堤崩决，则阿、温两县势成重灾。

而该河下游的阿瓦提县，又因河干缺水，常闹旱灾。所以，这个防洪工程关系阿、温、阿三县二十万人的生命财产，至为重大，非赶修不可。

我当即一面命水利局拟具计划，会计处核定预算，一面由当地军民组织工程委员会负责办理。这个工程是部队协同民众修的，我在访问南疆时曾亲去看过。部队官兵和当地民众的积极合作，得到地方人士的好评，要说驻新部队亦曾为人民办点好事的话，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吧？

此外，为招待外宾和专家而修建的天山大厦，为便利群众集会而修建的南梁大礼堂，虽招致许多反对的论调——有些人以为大局如此严重，何必花费这些经费做这样并不急需的工程，我们仍坚持去做，不过，中间因材料供应不及，直到解放时尚未完全竣工。

要建设新疆，必须要解决技术人才问题。当时，新疆各族人民中连一个工程师都找不到，我就建议南京政府组织派遣一个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利用内地技术人才以建设新疆。

我在建议中指出，苏联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民族成分、地理环境和革命前的生活状况，和新疆都大致相同，但是，他们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这些共和国和新疆各民族望衡对宇，往来频繁，相形之下，对新疆各民族具有莫大的刺激。而这些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其技术人才和资金最初都是苏联中央供给的。

然后，说到新疆人民的需要。人类的正当愿望无非是自由与幸福，现在的新疆，和平获得了，民主政治开始了，人民一定会进一步要求生活的改善，要求逐渐进入幸福康乐的境地。

新疆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政治、交通等关系，生产落后远较内地各省为甚，一般人民生活至为艰苦，所以，今天全省人民所殷切期待于中央的，就是经济建设，增加生产，改善生活。

中央要确保新疆，要争取人心向内，就必须满足新疆人民的正当愿望。但是，在目前新疆情况说，推行经济建设最感困难的，一是交通困难，二是财力短绌，三是技术人才缺乏，现在特就这一问题提出建议，请由行政院派遣一个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

这个辅导团设置办法如下：

（甲）由行政院组织派驻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以下简称“本团”），常驻新疆，协同新疆省政府厘定了各项建设计划，造就各项建设人才，执行各项建设工作。

（乙）本团设团长副团长各一人，统筹全团业务，并分设农林、水利、畜牧、交通、工矿、财政、卫生各组，每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丙）本团驻在迪化，视事业需要，派遣技术人员分赴各必要地区域建设机关工作。

（丁）本团以新省各项建设技术人才经培养后克以自给时为止。

（戊）本团工作人员驻新工作，以二年为期，期满更番调返内地。

（己）团长副团长之遴选，应不仅具有精深之学识能力，尤须具有服务边疆之热忱，如对新疆情形相当熟悉者为最佳。

（庚）本团工作人员之遴选，除注意其技术条件外，并应具有刻苦耐劳、实心任事之品德（过去内地来新之医师，技术已不佳，而服务精神尤为低落，致启各族人士之轻视，至今贻人口实）。

（辛）本团工作人员之待遇与资格铨叙，必须破格从优，不宜拘以常例；尤其待遇方面，须能使其仰事俯畜，无所顾虑。

（壬）本团为推行新疆建设事业所需之经费及团内经费，均须由中央全部负担，丝毫不取给于地方（但新疆地方行政经费，今后应由新省力谋自给自足，中央不予补助）。

（癸）本团组织规程及编制预算，由行政院制定颁行。

这个建议，不久得到蒋的批复，交行政院切实核议。后来，行政院指派当时国内知名的原任经济部兰州工业试验所所长戈福祥先生充任团长。

我立即邀请戈团长和一批专家到迪化来，多方研究，考虑当时中央财政情况，拟具了一个第一期建设计划纲要，内容包括农林、水利、畜牧、工业、矿冶、交通运输和医药卫生七个部分，内容具体完备。

行政院派驻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第一期（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至四十年年底）建设计划纲要

引言

新疆省为吾国西北之屏藩，地域广袤，人口稀少，虽然生产落后，而资源蕴藏甚为丰富，其先天条件至为优越。倘能积极开发，以适应人民生活，使其改善，期可日进于康乐优裕之境，坚定边民内向之心，当收实惠民生，巩固边围之宏大效果；尤其对国防资源关系特大，实非亟谋经济建设之积极推进不可。

中央有鉴于此，乃有行政院组设新疆省建设技术辅导团之举，决定派遣各项技术专才，常驻该省，从事辅导经济建设工作，以餍边民之望，而树国家威信于人心，诚一艰巨之重任也。爰就该团组织办法草案，拟订新疆第一期建设计划纲要如左：

本计划依据组织法草案之规定，将建设事项分组编列如次，计分农林、水利、畜牧、工业、矿冶、交通运输、医药卫生七个部门，其内容着平实易行，绝对避免浮泛铺张，并以在民国四十年年底以前可以完成者为限。

若能宽予经费，依照本计划切实执行，使该省其他各区人民之生活大为改善，日臻康乐优裕，自必欣然来归，坚心内向，即张主任治中所提出之“和平解决”之主张，亦可贯彻，实现边防之巩固，邦交因而敦睦，民国前途实利赖之。

（一）农林部门

一、作物生产

1、农事试验场（迪化设总场，伊宁、哈密、吐鲁番、喀什、阿克苏设分场）——引种优良作物品种如小麦、稻、胡麻、苎麻、烟草、玉蜀黍、马铃薯、桑、牧草，举办地方适应试验，培育各种作物优良品种，并办理繁殖与推广。

2、棉产改良场（设于南疆主要棉产所在地吐鲁番或喀什）——培育优良棉种，主办繁殖推广。

3、甜菜繁殖场（设于迪化）——辟地三百亩，大量培育优良种子，普行推广。惟办理初年，乃在自供制糖原料以资宣传。以后逐年推广农家种植，甜菜繁殖场即可专注于育种工作。

4、机械化示范农场（迪化设总场，喀什设分场）——垦殖荒地，增加粮食生产。

5、作物病虫调查防治工作队——注意灭蝗、除病及预防作物之其他敌害，并调查新疆省各地之病虫害，研究防治方法，以增加生产。

二、繁殖优良果树、发扬地方特产

示范果园（设迪化、伊宁、吐鲁番、喀什、和阗五处）——迪化、伊宁两地，宜培植良种之苹果、葡萄、桃等种，供应市售鲜果。在吐鲁番、喀什、和阗三地，除大量种植葡萄、杏、无花果、甜瓜，以配合加工（科学方法制干）运销外，并引种枣、梨、茶、柿、栗、柑橘、落花生及甘薯等新疆罕见或不良之果树及蔬果，办理试种有成效时，普遍推广。

三、森林保护及造林

1、设林区管理机构（迪化、哈密、焉耆、阿克苏、喀什、和阗、伊犁、塔城及阿山）——保护原有天然森林，预防火灾，禁止滥伐，计划更新，并扩大山麓林场。

2、择适当地区设立县苗圃——播种当地优良树种，并引种外来优良树种，如胡桃、栗、檞、法国梧桐、泡桐、扁柏、槭、桑、乌桕等树种。

四、蚕丝改良

蚕丝改良场（设和阗）——办理蚕桑育种及推广。

五、农具改良

迪化农具制造厂（由迪化铁工厂制造）——办理调查、设计、制图、监督制造、机械修装及指导推广。

六、人才训练

农林工作人员训练班——农林行政、作物改良、农业推广及农业机械技术人员之训练。

（二）水利部门

一、引言：新疆地处高原，天山及昆仑山脉绵横北部及南部，雨量稀少，不足供应农作物生殖，不得不利用山巅雪水，收贮水库，再引入耕田，以作灌溉之用，并可附带作为动力力源，借以发电及其他小型工业之用。

二、水源：查新疆雨量普遍稀少，而在南疆为尤甚。独在山巅之北坡，其雨量较稍低之峰岭为多。降雨时期为阳历十一月至明年四月，在此期间内，雪多于雨。冬季雪积山巅，夏季盛暑时，峰上积雪溶化，大量雪水由坡下流，以致河流满床甚至泛滥。除上述之雨期外，在夏期降落者甚少。

照上述情形，新疆之水源集中在天山及昆仑山之北坡。苟不加以控制，则尽流入沙漠，损失于无用之地。

三、水库：在新疆省内，水库之已在进行工作者，为乌鲁木齐河右岸红雁池。然在天山及昆仑山北坡应建设水库之处甚多，尤以南疆且末、婼羌、于阗等地，雨量过低，须建立水库，调节水源，以利灌溉。各该确实地点，须经调查工作，再行决定。

四、沟渠：为由水库引水至耕田之用。

五、坎儿井：将山岭雪水，用暗渠方式，做灌溉工作，名为坎儿井。坎儿井现为灌溉上唯一重要工具，多为人民之私有物，以限于经济力量，不能普遍设置，故应以政府力量，在适宜地点，大量增辟，以佐水库之不足。

六、飞槽：用木板作槽，架在木架之上，接引山巅雪水至耕种地区，作为灌溉之用是曰飞槽。

飞槽与坎儿井同为辅佐水库之不足，其实施地点及数量，须实际查勘后再行决定。

七、水库之附带利用：

1、发电厂——利用水位之高压导下发电。

2、动力力源——如磨粉、纺织等小工业之原动力。

八、调查计划：调查现有坎儿井、飞槽情况，勘测可资设立水库地点，同时设立水文站，其地点再行决定。

九、实施工程：在南北疆各开始建筑水库一处及其附带沟渠，并在适宜地点增设坎儿井、飞槽。

（三）畜牧部门

一、充实原有种马场。

二、在主要牧畜区域成立羊种改良场。

三、充实原有兽医机构，并成立巡回家畜医疗队。

四、充实迪化血清疫苗制造厂，并推广家畜防疫。

（四）工业部门

一、动力工业

1、调查迪化及焉耆最高水力发电量，完成土木电机设计工作。

2、扩大迪化电厂发电量至五千千瓦。

3、筹设喀什、奇台、和阗及库车等地500千瓦以上之发电厂。

二、基本工业

1、在迪化筹设机器厂一处，以装有一百部工作机为标准；在喀什筹设机器厂一处，以装有三十部工作机为标准；在库车筹设装有十部工作机之机械修配所一处。

2、筹设以油母页岩试提液体燃料之工厂一处或二处。

3、调查水泥原料，在南北疆适当地点各筹设水泥厂一处。

4、在迪化及库车或喀什各筹设化学厂一处，制造酸盐碱及化学肥料等。

三、民生工业

1、纺织工业

A、棉纺织

（1）地点：迪化、喀什。

（2）棉纺锭数10，000枚，织机共350台。

（3）产额：年产纱（每日工作12小时）1，500，000磅（折3，500件），合布110，000匹（十磅宽面布）。

B、毛纺织

（1）地点：迪化、喀什、伊犁，先就迪化、喀什筹建。

（2）毛纺锭数共4，000枚，机织共60台。

（3）产额：年产纱（每日工作12小时）600，000磅，合中等毛呢（制服呢）300，000码。

C、丝纺织

（1）地点：和阗。

（2）机器数量：干茧机18台，煮茧机2台，弹丝车250部，复弹车200台，印染设备一套（照全年丝绸产量三分之一计算）。

（3）产额：干产丝绸600，000码。

2、制革硝皮工业——在迪化及库车各设厂一处，前者以制革为主，后者以硝皮为主。

3、造纸工业——推广及改良各地手工业造纸，并在迪化设机器造纸厂一处。

4、制糖工业——推广已在甘、宁、绥各省业已推行有效之简法甜菜制糖工业于全疆各地。

5、火柴工业——整理迪化火柴厂，并在南疆适当地区筹设火柴厂一处。

6、面粉工业——在迪化、奇台、库车、喀什及和阗，各筹设日产五百袋之面粉厂一处。

7、油脂工业——在奇台筹设榨油厂一处，在迪化筹设烛皂厂一处，并在南疆适当地区筹设榨油烛皂厂一处。

8、陶瓷玻璃工业——辅导改良迪化原设之陶瓷玻璃厂，并调查其他地区之原料情形。

9.纸烟工业——在迪化及其他适当地区各设纸烟厂一处。

（五）矿冶部门

一、煤矿

1、调查钻探各地煤田之情形，并择要开采之。

2、改善已开采之煤矿，并增加其产量。

3、在迪化筹设新式煤矿厂一处。

二、铁矿及其冶炼

1、调查各地铁矿储藏量及其品质。

2、继续促成迪化金属冶制厂，其在重庆渝鑫钢铁厂承制机件未到部分应设法运到，于本期内，装置完后开工出货。

三、其他矿产及金属矿物

调查各地矿产分布之情形及其储藏量，并择要开采冶制之。

四、石油

调查各主要地区之石油蕴藏情形，并择要钻探之。

五、金矿

辅导改良各地采金之方法，以求产量之增加。

（六）交通运输部门

一、铁路

完成下列各点间之勘查工作：

1、兰州——迪化：2、吐鲁番——焉耆——阿克苏——疏附

二、公路

1、改善已成之公路。

2、勘测重要之路线其地点，容后再行酌定。

三、水运

1、伊犁河下游至霍尔果斯航线之改善，使输出便利。

2、塔里木河上游阿瓦提、阿克苏至库尔勒间之筏运。

四、运输

1、成立省公路局，统办省道运输。

2、在迪化设总修理厂，并于重要地点设修养站。

3、普遍设置养路道班房，附带供给往来车辆用水，并备普通修理工具，以资救急。

4、工具方面

A、卡车二百辆

B、客车五十辆

C、胶轮车五百辆

五、电讯

1、设备十五瓦话报两用机三十台。

2、设备五十瓦话报两用机两台。

（七）医药卫生部门

一、在人口较多之城市，各设立医院一所，其已设立者设法充实之。

二、各区设立巡回卫生医疗队，至各市镇及游牧区施行卫生宣传疾病预防及治疗工作。

三、筹设血清疫苗及普通药物制造

厂所，以谋自给。

（八）迪化市政部门

一、测绘全市详图完成市区设计。

二、改善道路及下水道。

三、改善及增设公用事业。

此纲要拟定后，也得到行政院的核定，并已派了一批人员来到迪化开始设计，我们也是满腔热情地抱着幻想，但是，国内局势日紧，败象已露，南京方面已无余力兼顾及此了。

文如玉

（41）实行亲苏策略

我在处理新疆问题之初，就决定以对内和平和对外亲苏两大政策，作一切措施的基础。

在对内和平问题上，南京政府方面凡是了解新疆情形的人都是同意的，只有极少数人抱着怀疑的态度。

而在新疆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当中，开始时，他们对我的和平政策都是赞同的，但是在和平条款签订后，看到三区的傲慢态度，各地激进派人士的操切行动，以及发生了许多的民族纠纷，有人就沉不住气了，因而对我的和平政策发生怀疑、动摇，认为我是软弱，会断送新疆，到最后，甚至发展到反对我的和平政策的地步。

当然，和平的大权是掌握在我的手上，没有我的命令，不可能发动战争，所以，虽有反对和平政策的人，我还能控制得住。

但是，在执行对外亲苏这一政策方面，就矛盾太大，困难太多了！

先说南京政府方面，我首先和蒋说通，表示在新疆绝对不能采取反苏的政策，相反的，一定要奉行亲苏的政策，才有可能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和安定新疆，保障新疆。

我把我的理由详细地向他陈述，他在派我到新疆之初，当然也已经考虑到，我是一个一贯主张联共亲苏的人这一点，所以，在听取了我的陈述后，不止一次对我说：“由你全权办理。”

他在新疆问题上是放任我的，但这是不容易得来的，更不能因此就消灭了我和各方面的矛盾。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一向反苏的，大多数人对我的亲苏主张不仅怀疑，甚至是大加反对。

特别是外交部方面，这一关我没法打通，说服不了他们。

举个例子，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回国时，我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托他带去。

信的主要内容，是对苏联为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站在中间人的地位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附带说出新疆现在尚存在的问题，就是三区方面始终维持特殊化状态，暗示希望苏联仍从中疏通解决。

在当时新疆的地位来说，我认为写这封信是有必要的，但是，外交部知道后，就来电报要原信稿看，看了又来电，说以后不能再直接通信，同时，也不要再说苏联是中间人，使得苏联有借口来干涉我们内政等语。

电报措辞很不客气，我只有置之不理，他们看我不表示态度，又用蒋的名义来电报，重申前电的话，这个电报我估计是得到蒋的同意发的。

这件事情，使我感到非常烦恼，记得后来我回到南京，王世杰（他当时是外交部长）到我家来谈新疆问题，没说几句，话不投机就冲突起来，他拿起帽子愤愤而去。

我以一个边疆负责人的地位，新疆问题又与苏联息息相关，但是在对外方针上和南京政府不一致，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支持，这是最难解决的矛盾。

以上是说在南京政府方面所遭遇到的阻力，至于在新疆省内，也是困难很多，在少数民族激进保守两派的斗争中，这个问题也是斗争的焦点。

保守派当中，很多人是反苏的，而激进派则主张亲苏。我为此曾对保守派人士做了不少说服疏通的工作，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驻军的将领，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和保守派站在一起的，随时都在制造纠纷，掀起反苏的波浪。

在迪化、喀什等地，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反苏的行为，例如阻止喀什苏领馆购买日用品和副食，殴辱在外购物的苏领馆人员，阻挠各族人民为苏领馆服务，等等。

无论在南京中央和新疆省内，在亲苏政策的执行上实在矛盾太大，但是，我的决心还是坚定的。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有定力有远见，不应随俗浮沉，联共亲苏是我的一贯主张，我不能轻易放弃。

我决定，只要我在新疆一日，就一日不变更亲苏政策，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被迫不能执行亲苏政策时，那我只有敬谢不敏，离开当时的地位。

至于苏联朋友方面，他们对我的处境是看到的，也是谅解的，我对他们给我的友谊和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坚定地执行“增进中苏亲善”的既定政策，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大力支援中国许多军用物资器材，还派空军志愿队参加作战，迭次给日本空军以打击，这种友谊是值得感谢的。

当时，中国政府曾酬答苏联几批物资如钨、锡、茶、羊毛之类，后来，由于盛世才忽然变脸反苏，致有约三千一百吨物资，停留猩猩峡和哈密两地，不能继续运走，抗战结束后仍然摆在那里。

在新疆和平条款签订后，苏方就正式提出要求运走，我当即欣然同意，并答应给以最大友谊的协助，在沿公路各站派员恢复汽车队人员的住食设置，妥为招待。

这批物资一直连续运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底才完毕，我们对此事协助还不错，事后苏领表示甚为满意。

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苏双方协商开辟了一条中苏航线，由苏联的阿拉木图经伊宁、迪化至哈密。

当时，大家认为是沟通欧亚的重要航线，事实上也起过很好的作用。但到1948年4月间，我突然接到外交部和交通部的来电，说中苏航约今年9月期满，主张废除，不再延长，国防部对此主张最力，认为这个航约是“开门揖盗”！

表面上，他们是借口赔钱和用人权不平等，实际上则是反苏心理所驱使。

我在反复考虑之下，认为从大处着眼，亦即从中苏关系和新疆局面考虑，该约不该废除，只能在原约基础上加以调整。如果坚持解约，对苏联刺激甚大，后果是不好的。

在需要合作时，请人家来，不需要时把人家一脚踢开，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战后南京政府也曾和别国订立航约，开辟航线，单独对苏联废约，这也是不友好的行为，我站在新疆负责人的地位，是不能同意的。

我当即将此意电复南京，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他们让步说，先废旧约，再另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考虑了我的意见而采取的折衷办法。

随后，又经多次磋商，终于得到南京政府的同意，由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和苏联代表以互换信函方式，将中苏航空协定延长五年。

迪化（乌鲁木齐）过去也有中苏文化协会的组织，后来，由于盛世才反苏陷于停顿。

和平条款签订后，我建议恢复组织和活动，亲自担任会长，并且推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做副会长。

在和萨总领事谈话时，我提出来后，他开始觉得有点愕然，似乎感到出乎意外，但稍停之后表示可以考虑。

过了一个时期，大概莫斯科指示到了，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且在领馆工作人员中，推出几位担任协会工作。

我特别将业已撤销的新疆土产公司房舍拨为会址，又在各族人士中推举多人为理监事，并推屈武同志为秘书长，苏联副领事吴里马索夫和省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为副秘书长。

不久，这个组织正式成立，开展活动，对丰富了各族人士的文化生活，增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用是很大的。

在那里，常放映苏联电影，摆设许多书报，举行各种展览会、讲演会，设置了俄文班，有时，也由西北文化建设协会运来好些国产影片、内地新版书报刊物等，很受各族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的。

“归文会”是归化族文化促进会的简称。所谓归化族，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新疆的俄罗斯人及其后裔。这种命名，充分暴露大民族主义的态度，就是不承认他们是俄罗斯民族，只说是归化于我们的民族。

苏领方面对这个命名和“归文会”的存在感到非常不满，我也认为不好，所以，他们一提出撤销这个组织的要求，我就同意了。“归文会”一撤销，紧跟着就组织苏侨会，我也是赞同的。

关于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问题，这是载在施政纲领的一件重要事情。我始终认为，要圆满地解决新疆问题，就不能不增进中苏亲善，要增进中苏亲善就不能光靠口号，一定要有具体的措施，其中主要的是恢复中苏在新贸易和经济合作。

新疆中苏贸易来源已久，可惜一度中断，应该全面恢复。这对人民生活需要，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也是苏联所欢迎的。

至于经济建设方面，在盛世才时代，苏联也曾帮助开发乌苏独山子油矿，协助资源勘察等工作，盛氏反苏后，苏联人员和设备都搬走了。

我认为，新疆要进行经济建设，也非得到苏联人才技术和设备的支援不可。因此，我在和平条款签订后就着手研究，拟订条约初稿，并建议南京政府，得到同意，过了许久，才由我向苏方提出。

萨总领事、和布商务委员表示可以考虑，但须向莫斯科请示。我也认为，南京政府修正的条约初稿，本身大有考虑的余地。后经多次谈判（我方首席代表为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同志），中苏在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内包括贸易问题，开采有色、稀有金属问题，采油问题）终于达成协议。

但此时，南京政府忽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苏联所签订的经济合作协定，就是用这个草案作基础的。

1946年夏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南京国防部电报，说有美军官数人乘坐军用运输机来迪化游览，请我派人接待。

我对于这个突如其来和对新局含有不利影响的行动，决定立刻去电阻止，说明新疆没有什么可供游览的地方，美军用机不宜于飞到新疆来。

但是，复电才发出，据报美机已到，只好予以接待，他们在迪化住了两三天就回去了。

这件事情，引起苏领方面的怀疑。他们曾当面问我：美机来干什么？言词之间，怀疑美机是来做侦查工作或另有秘密企图的，这显然看出苏方对美机之来是发生了微妙的刺激，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准备去电国防部，不能容许美军飞机再到新疆来，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事情，苏方才表示释然。

记得南京国防部也有复电，说以后不会再答应美军飞机去了。

到1947年夏，又发生了所谓“北塔山事件”，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阿山专员乌斯满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最初，他参加了伊宁革命，和平条款签订后，忽又反对伊宁，伊宁方面派兵驱逐他，乌节节后退，从阿山一直退到迪化专区的奇台县境的北塔山附近。

不知怎样，他曾一度侵入蒙古境内，并捕去蒙兵八名。当时，骑五军马呈祥部的一个旅（旅长韩有文）驻在奇台，派了一个连驻在北塔山，曾据报在北塔山旁的松树沟发现可疑马迹。

于是，驻军连长马希珍派兵四处搜索，与蒙兵发生遭遇战，旋即接到蒙古边防军科布多中校队长班子尔克沁的通牒，说5月12日有汉哈部队非法越过蒙境白特色同山，并捕去蒙兵八名。

他们认为，这是破坏蒙古边防和中蒙友好的行为，限于48小时内，把驻在刀塔头尔特山东北对山胡芝尔特河上的野营撤退，并交还失踪的士兵马匹，否则应由该连长负责等语。

韩旅长据报，即令将蒙兵放回。但是马连长在6月6日来电，说五日中午有“苏联标志”飞机四架飞来轰炸，马连猝不及防，颇受损失。后奉令后撤十里的库仆地方，蒙兵亦后退，以后飞机虽数来侦察，未有轰炸，双方部队亦无接触，事态逐渐趋平息了。

这里应予说明两点，其一，马希珍连长是行伍出身，他分不清苏联和蒙古标志，所称“苏联标志”的飞机并不可靠。其二，中蒙边境本来就没划分清楚，科不多和阿山在清朝原来同属一个地区，外蒙独立后，划界迄未定案，一向未设置边卡岗哨，边境问题此时亦很难说。

但是，国民党的中央社迪化分社却发出了一个夸大其词的荒谬消息：“顷由军事方面证实，苏联飞机四架，于五日中午轰炸我北塔山驻防国军，并掩护外蒙军队向该地驻军进攻，飞机低飞轰炸扫射，投弹甚多，我军民死伤颇重。现外蒙骑兵两营已侵入新疆境内六百余华里，正与我守军激战中。”

当时的中苏关系，正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恶化，而陷于微妙状态中，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不断宣传反苏，寻求反苏资料，这个消息拍到内地后，各报争相转载，甚有发表社论，煽动反苏情绪的。

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张群、外交部长王世杰一再来电查询，不由分说，就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并通过苏联向蒙古提出了严重抗议。

我为了澄清事实和安定新局，曾将事件经过，分电蒋介石、张群和王世杰，说明中央社所发消息并不真实，不仅蒙兵没有“侵入新疆境内六百余华里，使我军民死伤颇重”，亦不能证明轰炸的是“苏联标志”的飞机。

我认为，这是局部一时的冲突，只能向蒙古或请苏联转达对蒙古提出抗议，不应该向苏联提出抗议，此时以国内及新疆情势论，都不宜使事态扩大。

在给王世杰的复电中，还要求他“请速再电傅大使改正”，但是，南京政府并没有同意我的建议和看法，坚持向苏蒙两国提出严重抗议，以至引起苏联塔斯社及各报社和蒙古方面的严厉驳斥。

这件事情对苏联当然是一个刺激，特别是我忽然收到电报，说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要为北塔山事件专程到新疆来视察。

电报是6月12日深夜2时收到的，我在长途电话叫不通之后，立刻发了一个限两小时到的电报给白，告诉他万不可来，来了会对新疆局势极为不利。

因为白向以反苏反共出名，上次美军用飞机到迪化，已经引起苏方怀疑，现在再来一个反苏反共的国防部长，岂不是火上加油？并同时电蒋，说明白万不可来新的理由。

电发后，我彻夜不眠地等待南京消息。事后据说，去电正在白崇禧上飞机前几分钟看到，他不得已才取消了新疆之行。

这件事在我来说，也是为了增进中苏亲善。要增进中苏亲善，就不能不坚决反对在新疆制造反苏局势。

白被我拒绝，取消了新疆之行，也许是阻止了进一步的反苏策动吧？我对他的那一点不礼貌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以上几项，仅是实行亲苏政策的一些事实。在新疆这几年中，我和苏方的关系是好的，和苏领萨维列也夫、叶谢也夫等的友谊也不错。

我常邀请他们来参加宴会、舞会，看电影，听音乐，他们也常请我到领馆吃饭，看电影，跳舞，彼此往来是很密切的。

记得1949年年底新疆解放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将军到迪化去，萨总领事请我们吃饭，席间，萨郑重地站起来说了一番话。他先引用斯大林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要有远见就不会犯错误，我认为张治中将军是有远见的一个人”。还说了一些赞扬的话。

他这番话，我实在不敢当，但是也反映了我过去所执行的亲苏政策是正确的，是为苏联朋友所信任的。

我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尽力最多的在政治方面有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同志、行辕兼省府秘书长刘孟纯同志、省府委员兼迪化市长屈武同志，在军事方面有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同志、警备总部参谋长陶晋初同志。

他们和我志同道合，为坚持对内和平对外亲苏的政策，赞助不遗余力，作了很多的贡献，这是应该特别一提。

文如玉

（42）趋于分裂与我的离职

1947年8月，伊宁方面参加省政府的阿合买提江副主席、赛福鼎厅长、赖合木江副厅长、阿巴索夫副秘书长和其他的委员先后撤退伊宁，这是新疆趋于分裂的开始。

从一年多来的合作情况观察，伊方撤退是有多种原因的。

首先，在和平条款签字之后，我们就依照条款内容分成几个小组来商定实施细则。

比如：三区军队的改编与补给问题，国军开入三区守备国境问题，三区行政机关改组问题，在三区中央机关的恢复与政令、币制的统一问题，三区交通恢复问题，等等。

其中，也有获得协议的，比如三区供应分局的恢复与国军开往国境守备两事，虽然得到全部协议，但是伊方一再托词拖延，始终没有实行。

而且，伊方军队仍然穿着原来服装，戴星月帽徽，旗帜仍还用绿底的星月旗，对一般机关如司法、邮政、电报、海关等机关，也是托词拖延，没有让中央方面派人前往恢复工作，虽然，他们口头答应可以办，可以恢复事变前的状态，也和主管部门订了合约，但三区的各县也始终不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政令无法推行。

由此可见，伊方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继续保持三区的特殊化状态，但碍于条款，又说不出口，只好多方托词拖延。我们不断地催促，自然使他们感到压力，感到处境很矛盾。

其次，南京政府的反共战争日趋扩大，我在新疆虽然坚持和平政策，但是伊宁方面怎能放心？

他们看到我是代表国民党中央的人物，在全国反共的气氛下，新疆一隅之地的和平政策，仅仅是一时应付，不能持久，靠不住的。

他们既然担心、怀疑，所以就不肯放弃三区特殊化，不肯改编军队，不肯让国军开进三区，不肯让中央机关进去行使职权，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是新疆军警对地方事务的干涉，军人不许干政，这是我在口头上、书面上再三告诫的事。

我认为，军人干预地方派别的纠纷，流弊极多，对军队本身亦大为不利。我们一定要本着扶助弱小民族的精神，即使他们有越轨的言行，也应该采取劝导说服的方式，不能采用高压手段，激起愤慨。

虽然，我是这样言之谆谆，但由于保守激进两派的剧烈斗争，形势激荡，他们就常常左袒保守派，打击激进派。军官如此，警官亦然，所以各地经常发生纠纷。

比如，1947年，迪化发生“二二五”群众游行示威，拥至省府胁迫阿副主席，又在街上打死人的事件，此时，我在南京，伊方就认为是由高级军官所支持的。

而南疆各县纠纷更多，伊方曾经要求由西北行辕和省政府组成调查团，前往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和阗各地进行调查处理。这是伊方最受刺激最为愤慨的一件事。

第四是乌斯满的问题，阿山属三区范围，乌斯满是省府委员兼阿山专员，乌的省府委员还是伊方所提八个委员之一。

我一向认为乌和伊宁是一气的，但是，他忽然派代表来了，带来信件，要求见我，我当时感到很为难，也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乌既是阿山专员，是伊方的一部分，所以我邀约了阿、包两位副主席一起接见乌的代表。

这位代表当面拿出信件来。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条款签订之后，阿山区并没有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所以派人来晋谒。其次，要求哈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贾尼木汗、苏来满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对和平条款的内容得到充分的解释。第四，地方各项困难请求救济。

最可诧异的是第五，边防重要，请派国军进驻，这显然和伊方大有分歧了。

会见后，这位代表又间接秘密向我表示还有两点：一说苏联借口条约，派人到富蕴县开采钨矿，乌反对，想用武力驱逐；二是速以边卡部队名义派部队支援，并接济枪械。

我答复如下：第一，关于苏联派人开采富蕴钨矿问题，我可以向苏联方面提出，但须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成功后再提。乌切不可采取武力行动，以免引起意外纠纷。第二，关于边卡部队问题，根据和平条款，属于三区问题的一部分，须与三区军队改编问题同时解决，边卡部队一时不能派遣。

乌的代表得到答复之后，在8月28日离迪化回阿山，但是，9月3日乌又派第二个代表来，名叫玉素甫，说是第一位代表出发后，久无消息，所以再派他来，路上也没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这位玉素甫代表带来的函件，比上次代表带来的函件更为具体，其主要内容有：第一，请政府即派国军开入阿山；第二，请政府接济枪支一至二千支；第三，请派代表和电台常驻阿山。

我们对别的要求没有答应，只派了一个电台去，后来，这个电台经常传来乌的要求，如军队援助、国军进驻、接济弹药、派飞机去飞行等。

这两次代表来意很明显，是反对苏联、反对伊方的。据我们事后知道的情况，乌斯满怀疑伊方要去掉他，怀疑另一哈族领袖达里力汗要来代替他，所以，想脱离三区另找出路。

这件事情，使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一向认为阿山是三区的一个部分，为了争取三区整个归向，不能由于乌个人而变更决策；同时调查到，乌不过是一个封建部落式酋长人物，他的政治立场思想情况都是落后的，亦不能轻易相信他。

但他还是省府委员兼阿山专员，不能不善为开导，于是，我就一再向乌的代表委婉解释，并且供给他一部分粮食、日用品等，希望他接受伊宁方面的领导，维护全省各族的团结。

在阿副主席方面，对这件事既感到难堪，因为暴露了三区内部的弱点，同时又引起了他的怀疑，怀疑我们和乌斯满有了勾结，要分化三区。

虽然接见代表时阿、包两位副主席都在座，但乌斯满求助之心越切，我的处理就越困难，而伊方的怀疑也就越大。

我为了顾全大局，只好一再向阿副主席表示：这是三区范围以内的事，应该由他来负责作合理的解决，但是，仍然不能使阿副主席的疑心冰释。

事实上，在新疆的军事负责人中，也确有主张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分化瓦解的工作，以促成伊方的归向的，我坚决拒绝，此事给伊方的难堪和刺激是很大的。

第五是塔城和额敏案件

在三区革命起来时，塔城专员平戎等所率领的军警人民1400余人，退入苏联的阿牙固斯，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由外交部通知苏联政府准备遣送回国的手续，并由省府组织善后事宜的小组，商定运回办法。

接着，他们于1946年9月2日分批起程返国，第一批是群众，第二、三批是职员和一部分员警，第四批是士兵，第五批是平戎和军警高级官佐。

他们在一至四批进入塔城的沿途，备受凌辱殴打，第五批刚进入塔城，即被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徒进行屠杀，前骑三团团长李振声、塔城区警察局长孙绍康、副局长克富齐、塔城保安司令部参谋主任沙开慈等以下官佐35人同被杀害。

惨案发生后，因为这件事是由阿副主席承办的，我就向他提出质问，要他赶快办理善后，他匆匆到塔城去了一天，就回来说：

这是当地民众对过去虐待人民的军警的报复行为，尤其对警察仇恨至深，报复最惨，他已经殷切告诫群众，查出主要行凶人犯三名，预备处决。

当时我认为，这种行为不是无组织的群众所能做出来的，当地行政军警人员不能辞其责，他亦低头无话可说。

我还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把此事经过，详细告诉苏领萨维列也夫，他们也认为这是极端野蛮的行为，大大不以为然。省政府当即就此事作出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塔城进行调查，阿副主席也同意了。

当然，这个惨案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不会愿意发生此事使自己陷于被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塔城一区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的权力。

调查团组成后，由于伊方多方拖延，始终未能执行任务，我们也不断催促，使他感到很受压力。

在塔城惨案之后，还发生过额敏惨案。省府根据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举行县参议会和县长民选，决定在十个行政专区，各派一个监选小组前往监选，各小组人选都经省府郑重研究，各方均已同意。

阿山专区列入第六监选区，由该区副专员、哈族青年涂禹则充任小组长，随行有省府秘书哈族克斌全，在10月6日路经塔城区的额敏县时，他们两个和汽车司机同被杀害。

阿副主席得到报告后，就向我说：这个案子是由于涂的随员，在额敏俱乐部放映电影时，散发从迪化带去的反动宣传品，激起群众愤怒，拥进涂的住所把他们打死。

我当即指出，涂带去的是和平条款、施政纲领、选举文件和省府主席、副主席签署的文件，在群众中散发，是合法合理的行为，绝非反动宣传品。

暴徒此种行动，显然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政府不能容忍，阿副主席表示可与塔城惨案合并进行调查。此事，也是对伊方出于意料之外的压力之一。

我到新疆，本来是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理新疆省主席，在明令未发表以前，我本来不愿兼理主席职务，曾向蒋提出邵力子先生和蒋经国请选择其一，但未得许可，并从伊方的态度来看，也希望我来充任，所以我不能不暂时兼理。

兼理一年之后，我还是坚决地把这个兼职辞掉。为什么呢？

第一，我始终认为，我是汉人，汉族在新疆省内是少数民族，只占百分之五，以汉人来充当主席是不合适的，将意味着这是殖民统治的做法——总督地位，是与民族主义中民族自治的原则相违背的。

第二，一年来的经验证明，民族内部的斗争，由于我兼理省主席，使自己往往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变成左右为难。

有时激进派责备我左袒保守派，有时保守派又责备我左袒激进派，两派由于主张不同，势相水火。

保守派拥护祖国拥护中央，我是支持的，但是，他们大多具有反苏的情绪，和我的主张完全相反，我是不能同意的。激进派刚好相反，他们的亲苏态度我是赞同的，但是他们的祖国观念和内向心不强，这又与我的拥护国家统一的主张不相符，我也是不能同意的。

这两派人，在各种场合下互相对骂，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相互间形成这样一种错误的概念：亲汉就必反苏，亲苏就必反汉。

而在我的主张，既要拥护国家统一，又要增进中苏亲善，两者不可偏废；亲汉又亲苏，亲苏又亲汉，才能使民族内部团结，使新疆各族人民永久幸福。

我对这两派的斗争，虽做过许许多多的疏解、说服工作，却很不容易使他们调和，就像我访问南疆时沿途所见到的，特别是在喀什所见到两派那样剧烈斗争的情形，真使我无限感慨，我何必陷身于民族内部的纠纷之中，又何必以这样公正的态度——双方有我所赞同的因素，双方又有我所不赞同的因素，以至引起双方的不满？

不如退出兼主席地位，对今后民族内部问题可以从旁照料，就显得凌空些，方便些吧？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为新疆一隅所束缚，对全国性的问题由于离开中央而不能过问。

关于国共两党问题，国内和平问题，这是我所一向关怀的，我的亲苏联共主张，不仅希望在新疆一地推行，同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而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搞得很坏，国内局势很紧张，我则鞭长莫及，万分焦灼。如上所说，新疆问题也是受国内情况所影响，受南京政府的反共反苏政策所影响的，如果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解决，新疆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此，我亦不愿长期留在新疆，失去自己对国内和平努力的机会。

如果辞去兼理主席职务，仅留行辕主任一职，就可以较自由地往返于南京和西北之间，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留在中央。

基于以上各点，我终于带着一种遗憾与负咎的心情决心摆脱兼理新疆省主席的职务。

至于继任人选，我是作了长期郑重的研究，首先考虑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他们两位。

阿合买提江年轻有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群众基础，但是，他同时又是三区革命的领导人，又是省内激进派的领导人物，如果提为继任人，不仅南京政府通不过，在三区以外的七区也有问题，特别会为保守一派人物所激烈反对。

至于包尔汉，他受过反动统治的迫害、监禁多年，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再加上他在维哈族中，素有声望，他的态度也比较中和，在激进和保守两派中容易通过。

同时，他具有祖国观念，也是亲苏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人选，但是，他从来没到过中央，没和蒋见过一面，中央各方面的人对他都不熟悉，如提他为继任主席，也是无法得到通过的。

除阿、包二人外，只有麦斯武德，当时，他充任新疆监察使，是维族中负有声望的人。因反对盛世才逃亡内地，在中央十多年，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他常在中央会议上大胆直言，抨击盛世才，并极力为新疆人民诉苦，代表新疆人民利益说话，大家都认为，他是新疆的领袖人物。

年初，我在南京向蒋报告新疆问题时，蒋曾提到他，并问我：让他当新疆主席怎样？我想，如提他为继任主席，中央一定容易通过。

他家在伊宁，伊方和谈时三位代表中的赖合木江，就是他的胞侄，在伊宁有众多的人事关系。我推想，提他继任，可能得到三区同意。

至于其余七区从没听说过有反对他的人，维族在新疆人口中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维族中提出主席人选，是符合民族自治的精神，也迎合新疆人民的意愿。

当然，当时我也考虑到，麦十多年离开新疆，和地方关系少，也没有参加伊宁革命的行列，在三区也许有问题，不过，也没有估计到三区会那样坚决、激烈地反对。

开始时，我也想到先和伊方协商，但又想到如果提出来伊方表示不同意反而不好，而且按照和平条款，主席是由中央直接委派的，并没有一定要和他们商量的规定，他们要反对，也缺乏法律根据，所以就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来了。

提出时，我还附带要求将包尔汉调到中央，特任国府委员，我在给蒋电报中，就说包尔汉是大可培植的人才，现在先使他和中央熟悉，发生关系，作为将来新疆领导人物的准备。

我的建议提出来不久，南京政府就同意了，1947年5月19日，正式明令发表，但是，20日，迪化市街上就发现了反对麦斯武德的传单标语。

我在21日约见阿合买提江副主席，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他，他立即表示不同意，并且举出许多理由，要求我继续担任主席职务，一直到省长民选时为止。

我当即表示，明令已经发表，无法改变，并反复说明我不能再充任兼理主席的理由，他听了后，说要回伊宁会商之后，才能决定态度。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阿副主席始终没有同意，我亦不能对此作任何变更的让步表示。

5月28日，麦斯武德举行就职典礼，和省参议会成立大会同时合并举行，伊方省府委员都没有参加。

在典礼会上，喀什的省参议员乌斯满以代表的资格发言。大意是说：过去，新疆没有执行三民主义，所以发生了多次的革命，自从张主席到新疆以后，才真正代表中央实行三民主义，造成和平局面，为全省人民所信任和拥护，因此，不希望变更省主席，一定要求中央把张主席留下来，使张主席亲手签订的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能够彻底执行等语。

其用意很明显，也就是不赞成麦斯武德来当主席。

典礼结束之后，就有省参议员乌斯满大毛拉等40余人联名给我一封信，认为和平条款尚未贯彻，省政府的任务尚未完成，省府不该改组；又说，事前省府委员不知道，省参议员亦未同意，更换领导是不适当的，坚决请求不要变更。

我看到他们的来信后，很率直地答复他们：

和平条款不因主席更换而不能贯彻；根据和平条款，中央有权更换所任命的委员；任命维族年望俱高的麦斯武德先生为主席，正是尊重新疆人民愿望的合理措施，要求中央变更明令绝不可能。

同时，我还接到阿克苏等七区方面的几十位省参议员给我的一封联名信，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欢迎麦斯武德充当省主席。

指出：（一）应尊重中央政府命令；（二）应审查已报到的省参议员资格，审查完竣前不能开会；（三）须俟各地的省参议员都到齐才能开会。

伊方反对麦任主席的理由，据说他们认为麦是“大土耳其主义”者，是反苏的。

这一点，我事前毫无所知，也没有注意到。我只觉得麦拥护中央，也没有表示过反苏的态度——这也许是我的疏忽之处。

文如玉

（43）恶化与僵持的局面

根据选举法，新疆各区选出省参议员后，即成立省参议会筹备处，筹备成立和开会事宜。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业已大致就绪，1947年5月25日，报到的省参议员已有121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在5月28日举行开幕典礼。在会上，我特别发表了一篇致辞。

我首先指出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认为是新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盛会，是奠定民主政治基础，巩固全省和平的工作。

“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政府有了监督的机构，就可以以议场作战场，以口笔代枪炮，一切问题都可以民主的会议求得合理的解决。我们相信，本省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战场的出现，不会再有枪炮的声音。”

接着，说明新省一切措施，虽然已有和平条款与施政纲领作根据，但是这些原则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地具体实施，然后才能从经济、交通、教育、财政各方面改变新省的落后面貌，提高新省人民的生活。

希望大家“把一切时间与精力，用在巩固和平、增加建设的研究、设计、建议上面”，并在建设过程中，对省政府尽到监督与协助的责任。

典礼完毕之后，省参议员按区各推一人共同组织主席团来主持会议。会议应该开始了，可是，省参议员的名额和资格发生了问题，比如，伊犁区规定应选参议员14人，而报到者18人，多了4人；塔城区应选6人，而报到者8人，多了2人，且有5名与原选姓名不符；喀什应选20人，报到22人，其中7人姓名不符。

而且，伊方选出的参议员多数是现任官吏和军警官佐，不合选举法的规定。于是，纠纷发生了。

经过特别组设由阿副主席主持的七人小组反复研商，两次提出解决办法，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会议仍然未能开成，主要原因：

首先是参议员中已分成两派，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彼此都不能相让。

再则，由于当时有人准备提出东土耳其斯坦问题，要求国军撤退和反对麦斯武德当主席问题的议案，所以，经过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建议，凡参议员提出的议案，应该：（甲）不能变更新疆省和国家的关系；（乙）不得要求国军撤退，损害国家主权；（丙）不得反对中央改组省政府的命令。

这三点，都是针对当时省参议会内部的激荡空气提出来的，伊方一派的参议员对一、二两项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但对第三项则坚持反对。这说明，他们想运用省参议会来反对麦斯武德充当主席的意图没有打消。

由于主席团意见不一致，大会也就一次都开不成。从6月1日到7月3日经过不少努力，僵局仍然打不开，形势很不好。

7月3日，我召集主席团和7人小组开联合座谈会，劝告双方让步，挽回僵局，连续三次协商，都没有结果。这时，伊斯兰教的封斋节又快到来了，喀什的参议员提议，经过多数参议员的同意，主席团的决定，从7月7日起宣告暂时休会，何时召开，由省政府决定。

在省参议会内双方相持期间，伊方的一些参议员曾经给我两封信，主要是反对麦斯武德充任省主席一类的话。我在6月25日给他们一个公开的答复，题为《愿双方互相尊重互相让步》，全文曾登1947年7月4日《新疆日报》。

我虽然那样详细恳切地解答，还是说服不了他们。省参议会没能开成，对我来说是一大遗憾，对伊方来说则是一大刺激，因为，伊方一派参议员的势力未能控制会议，他们的一切计划也就未能实现。

这时，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自从民选县长以来，好几个月不断发生问题，据报告，有“东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团”和“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的组织，拦截公路军车，夺取粮食，阻挠运输，威胁人民拒卖粮食给政府，企图破坏供应，经常造谣生事，毁谤政府，毁谤驻军。

驻军一再要求以武力制止，我一再阻止，不许使用武力，一定先采取和平容忍说理感动的做法。

自麦斯武德就任省主席之后，这三县地区情况更趋于激烈，省府派人去进行说服宣慰，不但不接受，还提出许多要求，如不要麦当主席等。继而围攻各地警察所，杀死员警，打开县仓库，把存粮夺取一空。虽然他们气焰如此高涨，我还是告诫驻军一定要着重和平解决，加以极端容忍。

到7月10日，他们在托克逊县开始袭击库米什的驻军，13日又袭击吐鲁番县胜金口驻军，规模更大。并且打着三面东土耳其斯坦的大旗，聚众一千余人，自称“东土耳其斯坦游击队”，驻军伤亡很大。至此忍无可忍，不能不予以反击，经过一番战斗，暴徒溃散，还俘虏一些首脑，并检获若干文件。

据驻军报告，暴徒所以在吐、鄯、托三县策动暴动，是认为三县是南北疆交通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暴动如得逞，可以影响南疆、东疆同时起来，还可以威胁迪化，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

他们是以“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作号召，以武装组织游行武力赶走国军，夺取政权，包含着重大的阴谋在内。

同时，根据驻军报告，从所搜集的许多证据看，这次暴动是伊方背后支持的，从被俘参加袭击吐鲁番胜金口驻军的首脑那里，知道他是由伊宁方面去的，但是，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决定了一项方针，就是绝对避免牵涉到伊方，只作为一件偶发的事件来处理，免得事态扩大，引起严重纠纷，招致破裂的结果。

所以，我仅仅轻描淡写地和阿副主席谈到，并没有提出诘问，不过，他们不免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在吐、鄯、托暴动前后，据军方报告，喀什方面也有暗中组织企图响应的行动。

喀什是南疆重镇，为了有备无患，我特令当地驻军注意防止，对查明有重大嫌疑的分子十余人加以逮捕管制，使其不能自由活动，但须加以优待，不许杀害，亦不能用刑审问，以表示政府的宽大。这一点，驻军是照办了的，不过这当然也给伊方一个不小的刺激。

在这次事件中，我最感到痛心和内疚的是，据报在吐鲁番暴动之后，特务系统曾在这一地方大肆逮捕，残酷地杀害了许多人。

特务向来有他们的系统，不受当地军政长官控制，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曾加以严厉谴责，但是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的谴责又于事何补呢？

省参议会流产与吐、鄯、托事件后，省内和国内都议论纷纷，谣诼甚多，连外国报章也有夸大渲染，牵涉到我的地方，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报道。

例如，竟有人认为，新疆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特别是省参议会流产和吐、鄯、托事件，不仅是伊方所策动，而且还暗示与苏联有关。

还有认为，我的一贯和平做法是软弱的表现，没有及时采取断然的措施，所以，才引起这许多纠纷。甚至有人说，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就会断送新疆，所以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

而这种想法，在新疆的军事负责人中常常流露出来，外间还有谣言，说伊方已经准备大举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况，不能再事缄默，所以，发表了一篇谈话，澄清一切谣言，申明我的一贯态度，是为了保障新疆和平，促进中苏亲善，这是坚定不移的政策，这篇谈话，于1947年7月21日在国内外同时发表。

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在1947年8月12日离开迪化，走前留有一函，告诉我几句简单的话，说他要回伊宁去过肉孜节，不久就回来。

以后，其余的委员也陆续不告而去。我在9月1日，给阿副主席和拉合木江副厅长一封长信，内容分几部分：

（1）我的退让和容忍。列举和平条款签订后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条款中关于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条款，伊方迄未履行；塔城惨案、额敏惨案的发生；对亲汉分子的攻讦、殴打；进行秘密组织，从事“东土耳其斯坦”的宣传；组织吐、鄯、托暴动；发起反政府、反汉人、反中央的示威游行和宣传……以证明伊方一贯企图一派控制，而我则随时随地极度容忍。

（2）我们应有的共同认识。指出伊方对新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在于：（甲）伊方无论口头上、文字上乃至心理上，都只有“东土耳其斯坦”，而无中华民国；（乙）伊方只许人反汉亲苏；不许人亲汉又亲苏；因此（丙）认为亲苏反汉是“革命同志”，而亲汉反苏就是“反动分子”；我指出（丁）中国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祖国，而苏联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友邦，一定要做到亲苏又亲汉，亲汉又亲苏，才能在和谐的空气中发展，永享和平、民主、自由的幸福。

（3）我们今后应有的共同做法，提出：（甲）共同检讨过去得失，彻底贯彻和平条款；（乙）以施政纲领规定的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四原则为基础推动新新疆的建设；（丙）放弃一派控制的做法，实行民主领导；（丁）放弃斗争，专重建设；（戊）至诚地拥护国家统一、增进中苏亲善。

（4）我的质问和最后希望：（甲）全体撤退是否要片面撕毁和平条款？（乙）如片面宣告撕毁，是否要再行一次武装变乱破坏和平？（丙）如无上述含意，是否愿重返迪化，推诚商谈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

到147年10月16日，阿、赖两位回了我一封信，是对我的去信的解答与回驳。

他们对我去信所列各点，都指为是“毫无根据”“不符事实”的指责，而且，还列举一些片面看法，说明他们是履行和平条款的，而汉人方面则是破坏和平条款的，其中特别强调，地方军警对各族人民进步分子的迫害。

最后，提出四项要求：（甲）从速禁止压制与虐待新疆人民中进步分子的行为；（乙）请开释被押之回教团体的所有人员，并请惩办拘押该等之人员；（丙）免去麦斯武德先生的省政府主席之职；（丁）要充分遵守在1946年6月间，所签订的条款之一切条文。

在信末还说：“我们这种要求若能实现，则代表回教人民的我等省政府委员，愿从速返回迪化在您领导下的省政府组织内继续工作。”

我接到他们10月16日复函后，反复研究，到同年12月9日，又再给他们一封信。

我首先说，你们来信，表示伊宁方面没有放弃和平合作的希望，尤其郑重表示尊重和平条款施政纲领，绝无使新疆脱离祖国的企图，这是我们感觉到很安慰的，我相信，新疆问题在取得共同一致的基本认识之下找到解决的途径，即使现在还有不少枝节问题存在，但都不足以影响我们的根本信念，自然也不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以诚挚的态度给你们再度去信。

这封信分三部分：（1）对来函列举各项“事实”的分析，并逐一加以驳正；（2）对所提四项所谓先决条件的答复；（3）最后我再提两点建议：

（甲）希望他们回迪化或到南京来，双方根据和平条款作一次彻底的检讨和解决，并研究省长民选的办法。

（乙）为了澄清当前局势，请先做到以下各点：①采取取消三区特殊化的措施；②停止征兵和缩减军队；③停止“东土耳其斯坦”的宣传，停止反国家、反汉人、反国军的言论；④恢复玛纳斯河交通，停止检查，放回被扣公商车辆；⑤制止三区对汉、回、哈族（亲汉）人士的压迫和歧视。

末后，以充满希望的心情等候他们的圆满答复，期待愉快的把晤。

伊方到1948年2月17日对我的第二次去信，再度答复，他们仅仅综合地提出四个问题：

其一，认为我们确实支持了乌斯满和哈里伯克，指出宋希濂是乌、哈两人行为的倡导者、组织者。

其二，认为南疆、迪化、哈密确实有很多为了发展文化推行民主的进步人士被拘押。

其三，认为从短期内的表现，麦斯武德已不配做省主席。

其四，坚决否认与吐、鄯、托暴动有关。

最后，他们表示，充分赞成我去函所提建议，即双方在迪化根据和平条款检讨过去，解决问题，但须先做到：

停止排斥进步分子的行为；免去麦斯武德省主席职务；释放被拘押进步人士并惩办拘捕人员。还比前加了一条：将人所共知的土匪强盗乌斯满及其伙伴交人民公审，希望我主动地去做。

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即使在迪化会晤，也是不会使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加以实现的。

看到他们1948年2月17日的复信，我在同年4月1日，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复信。

我指出，他们根本不考虑事实，不考虑我的诚意，不考虑我去函所提五项具体办法，而只片面要求做到他们的四个先决条件，这是不对的。

我不想进行做不完的辩论，质问他们是否准备履行我所提的五项办法？是否有根据和平条款遵循合理合法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诚意？

他们对我4月1日的去函迟迟未复，直到同年4月3日才给我第三次复信。除了对我所提五项具体办法进行推诿辩论外，没有新的内容，最后只说：

“如果张将军您有改变本省情势的愿望，我们希望您注重我们人民合法的、正确的要求，并且给予我们圆满的答复。您的公正与民主的威望，于最近的将来定能给予我们解决一切争执问题的希望。”

从以上来往信件看，我们对伊方所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求他们取消三区特殊化，不要再从事“东土耳其斯坦”的宣传；

而伊方对我们的要求，主要在免除麦斯武德的职务，停止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在和平条款问题上则各执一词，你说我没履行，我说你没履行。

不过，从伊方三次复信来看，他们还是有和平解决的愿望。虽然局面陷于僵持，但还不至于诉诸战争。在国民党方面，虽然也有人主张军事解决，但我坚决不同意，务必贯彻和平到底。

在这时期，我感到欣慰的，就是苏联方面还是给我很多的帮助，来调和双方的观点。萨维列也夫总领事1948年10月间，从莫斯科述职回到迪化时，我正在兰州，萨就和陶峙岳、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同志表示几点，据刘孟纯同志来电报告如下：

（1）此次余向苏联政府述职时，曾详陈张将军处理新疆问题眼光之远大，政策之正确，深信新省目前之若干问题，在张将军努力之下，均可获得解决，仅时间之迟早未能断定而已。苏联政府对此项观点表示同意。

（2）新省问题如张将军云，主要为外交问题及民族问题。外交方面，在中苏亲善政策之下，并无多大问题；但民族方面，确应特加注意，他绝不同情现在之大土耳其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任何国家之少数民族，绝不能离开其祖国而获得光明之出路。

此种脱离祖国之运动，对少数民族只有害处，但国家对少数民族应取合理之政策，使其与国家联为不可分之一体，苏联之民族政策足资参政。

（3）现在新疆内部之各项问题，实亟待解决，深信张将军具有解决问题之决心，但时间似不宜延迟，否则将续有第三者（究何所指，渠未具体说明——发电人注）乘机进行挑拨，使问题之解决愈益困难。

（4）伊宁问题，苏方在前年和平条款签订后，即已结束中间人之关系，苏联深盼双方直接商谈，迅速改变现在双方相持之局面。万一双方意见相差悬殊，无法谋求接近时，如双方提请苏方出面调停，余将报告苏联政府请示。至他个人，则甚愿效劳。

（5）余返国以前，刘秘书长（孟纯）对余曾有具体坦白之谈话。其内容已立即转告伊方，惜迄今尚未得任何反应。故余此次经过伊宁时（按渠此次未在伊宁逗留，亦未与伊方人员见面——发电人注），曾嘱驻伊苏领对于刘特派员返经伊宁之时，促成刘与阿合买提江晤面，现刘一二日内即可返迪，渠对伊方之意向如何，必能获得正确之资料。余甚愿乐闻其此一会晤结果很圆满，届时吾人可以再作详谈。

这期间，刘泽荣特派员去阿拉木图开中苏航空公司董事会，回程时，在伊宁机场和阿合买提江副主席谈了话。

据刘孟纯同志来电，阿合买提江对刘特派员说，详细具体的意见已经见给我的来信中，但另表示三点：（1）伊方绝无脱离中国之意，在有条件之下，可以取消特殊化；（2）伊方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3）请我于洽商解决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

从以上情形看，更可证明新疆不会有战争，不过，僵持局面将要继续拖下去。但我不能不开始郑重地考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作最大的让步，以满足伊方的愿望，使他们重回迪化，恢复合作。

文如玉

（44）兰州小住

自从伊方委员撤回伊宁，何时才会回来没有把握，同时，麦斯武德当了主席以后，外间又有了一种谣言，说麦不过是傀儡，我仍是太上主席。

这样，我没有再停留迪化的必要，所以就向南京政府提出，请求暂时回南京小住。

在提出请求时，我并且声明：

我对新疆问题没有躲避的意思，仍旧积极负责。如果伊方愿回迪化继续合作，我还回新疆。现在他们走了又没有回来的日期，我就不如离开迪化回到南京来较为适宜，并且和行政院接洽新疆建设问题。

我还说：我担任西北行辕主任是为了解决新疆问题来的，当我对新疆的作用将要消失之日，即我应该离开新疆之时，不过现在新疆问题还没到最后阶段，我还不敢轻言辞职，只是看到时机渐迫，早为陈明而已。这是我出处应有之义，也是实践对新疆人民执行和平政策而来的诺言。

得到南京政府的许可，我在1947年9月回到南京。

我到南京以后，新疆局面即陷于僵持，内地国共两党问题又复回天乏术，心中郁积，苦闷达于极点，于是想到从事旅行，借以排遣舒散。

先到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然后到达台湾。我知道张学良被关禁在台湾的新竹，我就专诚去访问他，畅谈盘桓了一天。这次是他在关禁期中，我对他的第三次访问了。

在南京期间，我也曾为国内和平问题和有关各方人士，特别和苏联方面作了多次的接触谈话。

这次在南京住了五个多月，已进入1948年了，蒋不断催促我回西北去。我想，留在南京既没有什么作用，回迪化又没有意义，只好先到兰州小住吧。

此时，国共两党问题、新疆问题、国民党内部问题，都无法解决，心中非常苦闷，情不自禁地说了好些愤慨的话。总说一句：

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我从南京回到兰州，心里就潜伏下求去的念头，适蒋将任总统，国民政府主席不存在，主席行辕将改为绥靖公署，此事给我莫大的刺激。

我是一向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二十年来历次反共战争我都极力避免，我现在怎能担任以对共军作战为目标的绥靖公署主任？

此时，我在兰州虽然不过问反共军事问题，行辕另有副主任郭寄峤负责，但是，下达命令仍然用我的名义，比如，陇东对共军作战一役就是这样，这在我心中究竟是一块疙瘩。

再加上宁青两马的军阀作风，胡作非为，反动到极点，我坐视无法，处境矛盾，内心痛苦。我反复考虑，认为根据以下理由我必须求去：

第一，我到西北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来的，不是为对中共军队作战而来的，目前，新疆问题虽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已成僵持而又相对安定的局面（它的根本解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如南京政府继续反苏反共，两党问题继续紧张，新疆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我即留，亦不过维持现状；我虽去，亦不致有若何影响。

第二，我既不宜于到迪化去，只有住在兰州。但住在兰州的话，我的任务又将会由解决新疆问题转移到对共军作战，由于名义上甚至行为上的矛盾所造成的内心痛苦，日益加深，我已感到发生信仰上、人格上的问题。

第三，行辕已奉到命令，改为西北绥靖公署，我的地位即将由中央代表一变而为地方负责绥靖的长官，任务不同，面目全非，即对新疆亦难发挥领导的作用，在责任上和道义上我都应该离去。

第四，我继续住在兰州，既不能改变历史、环境与时局的牵掣，就无法不被迫放弃革命的主张，而与封建势力妥协。

因为，从西北特别是甘肃情势说，既然军事反共，就不能不借助封建的马家军力量，一切措施过于迁就，不啻助长封建势力，违反广大人民利益，实更加深我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第五，南京政府执行反苏政策，而我在新疆则实行亲苏政策，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前情况下，只有与日俱增而无法消除，这也是促成我决心求去的一个因素。

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在5月16日给南京政府去电，请求解除现有职务。

我还想到，在当时情况下，单纯请求辞职，不但不合适，而且还会引起别的误解，所以，我提出请求调充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团长何应钦已调回国内任国防部长）。还说，如果代表团人选业已另定，亦请准予出洋考察一年。

电报发出后，29日接到蒋的复电：“前接兄电，愿赴美工作一节，因今后党、政、军主要人事均须更改，故稽延未复，决稍缓当约兄来京面商再定。”

从此电口气看，似有准许调动之意。但到6月12日，忽接国防部长何应钦巳真电：

“奉谕，西北关系重要，目下非兄坐镇不可，仍祈勉为其难。代表团首席人选已由毛邦初担任。”

到6月23日，我又给蒋去电，除重申前请外，并说明不一定想担任代表团团长，只要求出国一行。

我还说：我现在情绪不安，心中苦闷，已达极点，即使继续留任，亦深感无补时艰，但求短期离开西北出国一行，俾得变更环境，以资调节，并借此考察世界形势，增益见闻；

至于继任人选，如认为一时难得适当，亦可暂不开缺，我仍负名义，由专职副主任陶峙岳负责代理。

但是，蒋仍即来电慰留，同时，南京政府来电撤回西北绥靖公署的命令，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是对我最大的迁就。

各地都是绥靖公署，当时特设军政长官公署的只有西北，我至此再无法作脱身之计，只好带着苦闷的心情，常常待在离兰州60公里外的兴隆山上，从长考虑吧。

为了唤起大家对时局和西北经济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视，并推动大家深入研究，我曾经在兰州组织过几种座谈会。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问题等，每种座谈会推出两位召集人主持。

还通过西北文化协会，组织一些学术讲演会，请一些专家学者作专题讲演。有些座谈会我亲自主持，有些讲演会我也去听讲。

同时，拟订了一个计划，邀请国内文化学术界知名之士，到兰州、迪化来讲学，但这件事因时局关系未能实现。

座谈会比较着重时局问题。当时，国内情势日趋紧张，时局问题是大家所关怀的。我有意识地但又不太露痕迹地诱导大家讨论如何保全西北的问题，预作退后地步。因为我已经胸有成竹，认为国民党失败是肯定的，但是我为西北人民着想，应该如何作和平交代，使西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地方元气不受损失，我才能对得起西北人民。当然，在当时，这些话我不能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

文化座谈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我一向对文艺活动有兴趣，如戏剧、音乐、歌咏等，因为它对人民生活可以起调节的作用，对人民的政治情绪可以起鼓舞的作用，当时我下意识里也包含苦闷中找些排遣的因素在内。

在戏剧节的一天，我特别在西北大厦邀请兰州的文艺界人士几百人举行庆祝、聚餐，馈送礼品，我还讲了话，对他们的艺术活动和创造表示敬意。

在国民党统治下，尤其在偏远的西北，作为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文艺界如此推重，礼遇，他们认为是第一次，大家很兴奋。以后，我特从西安邀请常香玉剧团到兰州演出，大受兰州市民的欢迎。

接着，我又邀请国内著名女高音管喻宜萱教授先后到兰州、迪化举行多次独唱会。她还特在五泉山谷内举行大规模的独唱会，参加者达二三万人之多，盛况空前。内地如上海、南京报纸都大事宣扬，报上甚至用《管夫人的歌唱疯迷了西北人》这样的标题。

的确，像这样规模的音乐活动在国内是少有的，而向来作为一位著名歌咏家是从来不肯在露天表演的。

此外，又曾邀请上海的青年音乐团体到兰州，主要到迪化演出，如钢琴家吴乐懿、小提琴家马思宏、男高音黄源尹等，每次演出都大受欢迎。这样较高水平的音乐团体在边疆是很难听到的，苏联朋友也大为赞赏，曾两次请他们到总领事馆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新疆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工作，我曾组织了天山歌舞团到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北平、台湾等地演出，团员包括有名的舞蹈家康巴尔汉、米娜娃等人。内地人民对新疆歌舞本来就很少见过，尤其像这样人才众多、节目丰富的歌舞团，不禁大为欣赏，各地为之轰动。

记得，我还特别邀请素有交往的田汉先生到兰州来领导西北的文艺工作，他答应了，我很高兴，已经为他准备了住宅，想好好接待他。但他屡次更改由上海起飞日期，终于未能成行。我也没问他是什么原因，或许是时局的关系吧？

不过，我老在兴隆山独居也是苦闷，就想去河西走廊各县走一趟。从兰州到迪化来回多少次，但都是飞来飞去，看不到实际情况，河西早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又有敦煌、玉门之胜，我是早就想去一游的。

所以，这次走了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十几个县份，沿途见闻很多，印象也很复杂。

比较好的一个印象是教育。所经过的县份我都注意看教育，中学都看了，小学也看了不少。除了鼎新[和古浪两县正在筹办中学外，每县都有一所中学，规模也不差，教职员的教学和服务精神都不错。

尤其是学生们个个健康、俊秀、活泼可爱。我和同行的同志说：“有了这样俊秀的后一代，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但是，给我以坏印象的地方就很多了。比如，党务方面，我所看到各县的党部，工作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状态，每月办公费仅折合金圆券一元，连一份报纸都订不起。党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在县政府就是在县中学挂名兼差，维持生活。这样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成了什么党？

其间，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人民生活之坏，许多老百姓过着非人的生活，山丹、安西、民乐等县特别苦，有些甚至一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吃的是洋芋杂粮，有时还和上观音土，住的固然差，卫生情况也差。

我也曾聘请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教授李化方、谷苞两先生在山丹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农民的困苦情形，真叫人不能想像，这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不外是由于人祸天灾，而人祸尤重于天灾。

比如：除了苛捐杂税外，还有凶狠的高利贷。有春放五斗、秋收一石（甚至一石五）的所谓折粮，有春季作价、秋节还钱的所谓折钱，有春季作价、秋工还工的所谓折工，重利盘剥，滚来滚去，农民粮食一登场，几乎全数还完了。

据调查，一个村庄有一百三十多户，高利贷者仅百分之五六，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备受剥削，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这真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是富户对穷人的剥削，人民承受灾难，真是一言难尽。

据山丹县志，山丹在乾隆时，人口24万，到同治剩了9万，现在只剩3万，乾隆至今不到三百年，同治算起也不过七八十年，从人口的锐减，就可以想像到人祸天灾所加于人民的灾难了。

这次，我视察还到了玉门油矿，看到职工们辛勤劳动的情形，他们那样辛勤，待遇很低。不过，福利办得还好，我看到他们组织的福利委员会，由职工推举代表组成，开会时，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有要求福利的权利。

我还看到，职工的宿舍虽然比较简陋，但是职员和工人的住宅宿舍距离不大，表现了待遇的平等，而且，能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他们自办的中小学校相当完全，工人的子女占学生人数的百分之七八十，这使我很兴奋。

过去，穷人子弟是没有机会读书的，而这个学校的工人子弟学生占的百分比这样大，在别的地方是很少看到的。

我在矿上参观了两天，在油井旁、在炼油厂和工人们合照了相，也访问了工人和家属，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最后，他们请我在礼堂对职工讲话。就在1948年9月17日这天上午9时，我着重谈一谈政治自由与经济民主的重要性，提出今日玉门油矿的好些优点，值得发扬，提出现存的许多困难，不久可以解决，矿的规模、设备和作用将大大增加。他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是有贡献的，也是有希望的，要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寄托在儿女身上。

这篇讲话，并在矿上自办的《塞上日报》印出，又寄了一份给我，原文如下：

各位工程师，各位职员先生，各位工友们！

这一次，兄弟到玉门油矿来参观，同时，也是来看望诸位的，在抗战期间，玉门油矿的各位员工共同努力之下，出了很大的力量，对国家尽了很大的贡献。

抗战胜利以后，近几年来，我们西北和京沪间的交通非常困难，唯一的陇海铁路，也已中断，而西北的一切交通运输，无论是一般的经济的，特别在军事交通运输方面，完全仰赖玉门油矿供应油料，就是说，完全仰赖玉门油矿各位员工们这一个宝贵的贡献。

所以，在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各位表示诚恳的敬意和感谢。

这两天在各处参观，首先感到的是矿厂各位员工们创造力、开发力的具体表现。石油河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名词，但只是一片荒凉，经过各位不断地创造、开发，现在已成了我们西北的油矿大城，这一个油城的建立，都是由各位实干苦干所成功的。

其次，我们感到这一个油矿大城的建立创造，还在不断地继续努力进行中。看到矿场、炼厂，都在紧张认真地切实工作着，使我们看到这一幅伟大的图画，益觉非常感动。

我们也参观了福利部门，听到关于矿厂员工享受福利的办法，感到很大的兴趣。这说明了玉门油矿的一个民主精神，这是一个接近社会政策的，也是民主主义政策的民主精神。兄弟对国内各种事业、各种建设部门，时常发表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一种事业要使它扩大永远不会动摇，不会遭到挫折，真正的事业成长和发展，能成为千万人事业的基础，最主要的条件，当推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

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使劳资阶级对立，而要按照民生主义政策实施，应当首先打破劳资对立的界限。大家都是一个建立者、创造者，不过，每人的学历技术以及工作的不同，成为各种不同的名称，若干不同的部门与需要，这种待遇和需要上的不同，就是世界上的各先进国家，像正在执行社会政策的英国与苏联也不能免。

这次，我们听说玉门油矿能在员工待遇生活以及民主精神上面，不断地求进步，不断地改良。矿上的福利委员会，是由职员和工友中推选代表组成，大家在会议时都有发言的权利和要求福利的权利。

假使说，我们今后还要在福利方面加以进步和充实，我们玉门油矿，可说是全国建国事业的模范。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建设事业，对福利部门，对民主精神——就是大家的民主精神——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方法，不特可为国内其他事业的模范，且也为民生主义政策作一良好基础。

我们的陇海路已通至天水，如二年不战争，一定可修到兰州或酒泉。我在南京事，曾为此事要求中央，三年内修到哈密，五年修到迪化，总统已答应，在民国三十七年年底修到兰州，民国四十年时，可到达安西，交通部负责人也答应修到酒泉。

由此，我们可看到玉门油矿的前途是多么的远大。我说这话的缘故，因在我所接触到的各位工程师们，都为许多困难不易解决的问题发愁发急，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中国的战争是不会持续多么久的，和平以后的发展就可以突飞猛进，各位工程师们便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再次，我在参观学校中，见中学及小学设备都很完善，学生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为工友们的子弟，个人听到以后特别兴奋。

在过去封建时代，读书只是有钱人的事情，穷人的儿女读书的机会很少，也可说没有读书的条件。但矿上的学校，讲堂里有职员的儿女，也有工人的儿女，我们认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主要靠是每人应有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拿来贡献国家和民族，这一个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有发展，才能一代胜似一代。

现在，做一个工友和技工，应希望自己的儿子都能做一个工程师，自己虽已年高，没有机会到学校去求高深学问和技能，但一定希望自己的儿子在将来有机会求高深学问和高深的技能，做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儿女，这是做父母对儿女应有的希望。

我们今天在这里，各位看到我是一个大官，地位也相当高的军人，但我诚恳地告诉各位，我的家庭是农工家庭，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父母经年辛苦让我读书，希望儿子做官，那时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这种思想，现在已经不合时代了，这只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

当时，我个人曾身受其苦，我在私塾读书时也很聪明，读得很好，但因科举废除，即不能入当时洋学堂读书，只有自己出来从军，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进入了陆军学校，这样才学过了一点科学知识和常识。

说实话，拿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不足为训的一个人，不过是因缘时会，在几千年来的专制打倒以后，陶冶出来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党人。

今后，我们的国家不同了，时代也不同了，一定要从国家科学工业上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竞争，要和现代先进国家竞争，使中国不再是大时代的落伍者，那么，今天就是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我们希望后一代儿女，个个成为工程师，都能在工厂里面，矿山里面，实验室里，做教授和工程师，为革命建国努力工作。这不是很应该的吗？所以我们劝告各位亲爱的工友们，不要以为现在生活苦。做一个工人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很大。

今天玉门油矿是哪个的呢？从法律上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实际上说是你们的，是工程师工友们共同有的油矿，任何一工友都有一份，所有利益应由各位工程师与工友们享受，同时可有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儿女培养成功。

我们相信，这次抗战胜利以后，国家民族的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今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像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再来侵略我们中国了。问题就是怎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把地下的宝藏开发出来，使人民生活水准提高，整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起来，使现在人家所说的五强之一的中华民国而名副其实。

希望各位员工诸君，要担负起来这伟大的责任！

据后来有人反映，我这次在矿上的访问和讲话，很得到职工的好评。他们说：“国民党中有对我们工人这样客气的将军！”

当时，玉门油矿是个边远偏僻的地方，少人去，尤其高级军政负责人员是更没人去，而我去了，还和他们一起照相，亲切谈话，关怀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他们自然表示高兴。

文如玉

（45）调换麦斯武德

我在兰州，接到伊方2月17日回信之后，认为问题的症结，已经很明显：

第一、是麦斯武德的去留问题；第二、是新疆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问题。

伊方对麦斯武德是公开反对的，对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最初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却多次非正式表示，军警机关的非法行为，宋应首负责任。而现在，他们对宋是公然指责了。

在伊方看来，宋是我的“亲近的帮手”，殊不知，宋对我的和平政策却是一个严重的抵触者和反对者。他的一些错误行为，使得我在处理问题时非常棘手。

症结不去，局面是不可能好转的。所以，我认为要解决新疆问题，使双方重新合作的话，非先由我主动让步，采取断然行动，调换这两个人不可。

但是我也考虑到，在南京政府中，极力支持麦斯武德的大有人在，同时，他就任才几个月，又要提请调换，恐难通过，所以，我第一步先请调宋希濂。

我向蒋建议，得到同意，宋不久即调回内地带兵，由陶峙岳以西北行辕副主任来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第一步实现后，接到伊方1948年10月3日的来信，我曾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到兰州来研商，作了全面的分析，决定撤换麦斯武德。

但是，我又考虑到只用文电往返，诸多不便，我就到了南京，先和蒋说明，为解决新疆问题必须换麦的理由，然后，向有关方面同样说明，大家这才了解不得不这样做的真相原因。

当时，还有人主张由我再行兼任省主席，我坚决拒绝，力保包尔汉继任。

包自调南京充当国府委员一年多了，他会说汉话，待人态度也和蔼可亲，南京政府中，知道他的人也不少，此时提出他来继任新疆省主席，就比较容易通过。

不过，虽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一再拖延，到1948年底才正式明令发表。

关于麦斯武德，我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笔，他在盛世才时代因躲避迫害而逃到中央，已有十多年，我和他向无来往，仅仅在某些会议上听过他的发言。

我在1946年去新疆前，他给蒋提出三个建议，同时写了一封信给我，并附送一份给蒋的建议，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并希望，我这次到新疆去，能够满足当地人民的愿望，给人民以合理的政治地位。

他给蒋的建议计十五条，主要是要求中央承认边疆的自治权，要用本地人来办本地的事情，对无故被拘留的人予以释放，被没收的财产一律清理发还，要求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等等。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爱祖国爱民族的人，所以，我到新疆时就保举他充任新疆监察使。到我请辞兼理主席时，就考虑到由他来继任。

但是，当他充当主席之后，他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他表现得顽固而低能，完全受少数人包围。他不但反苏，而且逐渐反汉，反中央了，甚至提出“高度自治”的论调来了。

我曾给他和艾沙等写了一封私信，可以说明麦、艾的错误做法。原信如下：

我离开新疆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所听到和知道的，新疆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为了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坏，也为了保证我和你们三位之间的公谊私情不受损失起见，我很想把我所认为比较重大的问题，提出来和你们研究研究，现在分条写在下面：

一、反汉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利害得失，我过去讲得太多了，你们也当然听得很熟悉明白，现在不必再多说了。

现在所要研究的是：艾沙先生领导下的维文报上，所发表的言论里面所表示的态度，例如说地方政府的工作受了牵掣，并捏造了许多事实，来离间人民对国军的观感，这些言论是不是有着反汉的意识？

对于各地各级的指示，有没有反汉的意思？我很愿意大家平心静气地作一个反省。

同时，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切的觉悟，因为如果听任反汉意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断定，不但对于新疆的前途危险太大，就是对于你们几位领导的政权，恐怕也有极大的影响！

你们在维文报上所说“拿反汉故意构成了一种罪名”，你们认为这是公平的批评吗？我愿意凡是认为艾沙先生在领导反汉这句话是冤枉的，不过我又要重复一句：大家应该有一个深切的反省和觉悟！

二、不满中央政府问题。

不错，现在中央有些地方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帮助，我也常常感到焦急引为遗憾的。

不过大家要知道，现在的中央政府是怎样的困难情形，中央对于新疆，不是不肯帮助，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情形，大家稍微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就可以明了的。

如果是在平时正常的状态下，中央一定拿极大的力量来帮助新疆，建设新疆，是绝无问题的，你们应该有这种体谅才好。现在还有人尽量在群众当中表示对中央的种种不满，这是何所取义？

三、高度自治问题。

这一问题我也讲过很多，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说，不但“高度自治”是许可的，将来就是“独立”都赞成的。

然而，是不是今天新疆就可以高度自治呢？假如马上就让新疆高度自治，国军就撤退，乃至中央在新疆的一切机关都撤退，这在我们革命政府的立场是做得到的，但是，在新疆的本身说，说军事吧，即使你们马上可以成立军队，就能有把握实行高度自治吗？

这姑且不说，单就经济方面来说，照今天新疆的生产和一切经济建设情形，就是在中央的竭力支持和帮助之下，进行建设也得要十年乃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建设成一个像样的省份，才能生存在现代的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央的支助，不能进行建设，像今天新疆这样生产落后，交通困难，大多数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税收根本谈不到，怎样能够维持呢？

虽然现在新疆可以自己发行钞票，但是，这又要提到你们说中央给新疆补助太少的问题，如果中央不给过去新币与法币的比值，和现在新币与金圆券之比值，准予流通汇兑，照新疆现在的情形，怎样能够发行钞票呢？这也即是中央对于新疆的一种有力支持。

同时，谈到中央对新疆的经济建设，我们所请求中央成立的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中央已经通过，团长也已经发表，这个方案的成立，就是说明中央将用技术人才和财力来建设新疆，来改善新疆人民的生活，提高新疆人民的生活，这是不是中央专心致志的在扶植新疆，使新疆将来可以“独立”，可以“高度自治”吗？

要知道，所谓高度自治，所谓独立，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有它的条件，有它的能力。话再说明白一点，如果在新疆的国军撤退了，中央银行停业了，则新疆立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无法收拾，还谈什么高度自治！

至于中华民国——就是新疆的祖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新疆的好处，那更不用再讲了。

四、民主政治和民族团结问题。

民主政治在新疆所具体表现的是：成立省县参议会，各区行政专员和各县县长都由人民选举。这种民主制度之成立，是一个奠定千万年永久和平的基础，最关重要。

当然，在民主制度试行之初，难免表现出若干缺点，不过，行之日久，人民自然能够熟悉，自然能够参与政治，以人民的力量，使推行民主政治历程中的缺点和弊病，渐渐减少，以至廓清。

目前，最重要而必须把握住的，是领导民主政治的省政府，应该至诚地尊重民主制度，尊重人民意志，绝不可因为试行的初期发生了人事上的缺点，我们就不择手段地先行违反民主制度的措施。

因为，如果这种例端一开，那么我们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一种制度，一定会立即破坏，甚至要造成内部的纠纷。须知这种民主制度，一定会进步的，人民的自由意志终是要抬头的，不可用高压力量来作主观的变更人事，违反民主制度的精神。

例如县长由县参议会选举，县警察局以下人员都由县长提请县参议会同意任免，报请省政府备案，这是已有明文规定，成为一种法案的。

但现在，居然有人并不通过县长，直接任意调换警察局长和县内的其他首长，这种恶例一开，将来是会不可收拾的。要知道，我们对于当前的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不顾虑到将来，否则将会是得不偿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种举动。

假如你们认为民主制度的推行，削弱了省政府的行政权力，那是一种违反潮流的思想和主观的成见，不能作为根本否认民主制度的理由。

也许，你们现在对某一方面的干预，权力不能充分发挥，所以连带怀疑到制度问题。

在第一点上，只要省政府能够把握正确的政策，一切问题以公正的态度来处理，自然会消除地方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关于第二点，我可以相信这不是普遍的现状，即或偶尔某些地方有了这种事实，也不是不可能纠正过来的。

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凭人事关系来制造地方纠纷，那就完全离开民主制度的本题，动摇了本身的立场和政策。

至于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我们还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要能包容反对党，能够容忍异己。就是说，新疆不应该由一派人来控制，而应是民主方式的领导。

今天的中国是民主政治的国家，一切问题要唤起人民的正确了解，诉诸公意民意，不能拿政权的威力来排除异己。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的脑筋要换一换。在今天不要一方面在说反封建，行民主，一方面脑子里却听任新封建意识蔓生滋长。这是需要改正的。

至于民族团结问题，假使能够真正地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民族平等可以做到，当然也就可以使民族团结的。今天如果民族内部或各民族间还有不团结的地方，省政府方面应该加以反省，是不是在政治上还有不民主之处，更希望大家拿远大的眼光和坦白的态度来认识这一个问题。

以上几个问题，我认为都很重大，应该提出来同你们研究。至于行政效率问题，官吏贪污问题，我不必多说，我所要说的，只是一切要从省政府领导做起，一切要从省政府的高级人员做起，做模范，一切以身作则，能够这样，效率当然可以提高，贪污当然可以肃清。

现在我郑重声明，我写这封信的动机，完全是为着我们的友谊，因为你们几位在新疆的领导，本是由我推举的，我和你们不但是道义上的关系，而且是共同荣辱的关系。我只有殷切地希望你们成功，希望你们领导新疆走上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大道，绝不愿你们失败。

所以，我说这些话，虽然率直一点，但是纯然是一种好意。倘使你们对于我这些话，能够作一个深切地省察，而且在事实上、行动上有点表现的话，这不但是我个人最恳切的希望，也将是新疆全省人民所共同期待的。

现在把上面所说的话，重复地说一说：

（1）反汉的意识乃至秘密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新疆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和注意。

（2）不满意中央政府的话，一方面要对中央政府目前的困难加以体谅，另一方面要从你们现在新疆的政权同中央政府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上着想。

（3）高度自治问题，中央并非不能许可，但不是一句空话，而要彻底了解今天新疆本身的条件和能力，有没有能够维持高度自治的把握？

（4）新疆民主政治的基础初经奠定，不好轻易破坏，尤其省政府要至诚地尊重民主制度，领导人民推行民主政治，不好先有违法越权破坏民主的措施。

最后，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对于下面几点表示真实的意见：

（1）你们现在所不满于中央政府和驻新国军的究竟有哪些事实？请一件件举出来，以便建议中央改善和加以纠正。

（2）你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究竟希望在何时实现？同时为了实现高度自治，所希望于中央的是些什么条件？请你们真实地毫不保留地写出来，我对你们的意见一定加以郑重地考虑，转达给中央。

（3）你们如果实行高度自治，将采取什么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的计划怎样？保证高度自治的把握怎样？内部各民族间统一团结不致发生混乱的把握何在？

这些，都是关系新疆前途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应该关心，应该明了的，也是你们应该预先考虑到的，希望你们真实地告诉我。

（4）你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在中央政府并不是不能做到，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正当要求和愿望，我是一向寄予同情，并且愿意转达中央考虑的。

但是我希望，一切的愿望和要求，都不要以反汉意识（如艾沙先生及其他人士）和不满中央政府的宣传来作手段和号召，因为这种意识和宣传，绝对不是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而且很容易引起阻碍，遭遇危险。

不知大家是否有此了解，是否可以放弃这种意识和宣传？我现在诚实地向你们提出，也希望你们拿真意来答复我。

以上所说的话，也许有些过于率直的地方，但我是本着一片至诚和善意说的，希望你们谅解。祝各位健康！

张治中

在此期间，麦斯武德的儿子麦焕新以南疆宣慰视察团的名义，在南疆做出许多非法擅权的行为。

根据南疆地方军警负责人员的报告，麦焕新擅自更换地方官吏，藐视地方民意机关，凌辱地方知名之士，干涉地方司法行政，挑拨军民间和军政间感情，传播狭隘的民族意识，公开排斥外国侨民，这就使新疆局面更加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伊方反对，也应该予以撤换，我也不能不承认，当初有失知人之明。

中央撤换明令下达之后，我还给麦斯武德去了一个电报。我说：

这次省府改组，完全为新疆大局与前途着想，回忆1945年在兰州和您论交伊始，我热诚地希望您能负起领导新疆人民贯彻中央民族主义政策的责任，在您亲任省主席以后，更随时注意巩固您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使新疆人民得享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幸福生活。

无奈，这两年来您的事实表现与作风，不是我当初所料到的，中道变迁，殊深感慨。现在中央鉴于事实需要，不能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希望您放远眼光，坦然接受，不要心存芥蒂，以免引起无谓纠纷。

这时，包尔汉先生已由南京回到迪化，我在明令发表时，即去电告知他改组省府已经发表，以他继任主席，这对新省实现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义。

希望他一切和陶峙岳副长官密切联系，他的安全当由陶加意保护。事前，我已先电陶副长官一切由他缜密办理。另又分电新疆各地驻军首脑和各区专员，说明改组省府的理由，希望他们安心工作，维护地方，和谐各族。作了许多必要的措置，因此事情进行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下决心调换宋、麦两人一事，是一个重要的措施。当时这样做，主要是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道路；以后形势的发展，更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准备了一个前提。

如果不调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则在顽固反动力量的控制下，策动起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就不能接任主席，麦也不会同意起义的。

而且，在动荡的形势中，新疆内部保守派特别是一些大土耳其主义者，一定更会起推波助澜的坏作用。自然，宋、麦两人的最后挣扎必然会失败，但新疆和新疆军民不免遭受破坏与流血牺牲，我几年来在新疆力图保持的和平局面，以及久已蓄积在心的和平交代的愿望，也不免付诸流水了。

所以，以陶代替宋，以包代替麦，这个措施，不论就当时的打算或后来的作用说，都是必需的，正确的。

文如玉

（46）新疆和平起义

包尔汉就任主席之后，就很积极地负起了责任，推行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策。

他特别表示今后施政方针：先求全省统一，铲除和平障碍，必须亲苏亲汉。

1948年2月2日，包尔汗给我提出了一个报告，并附来一些文件，报告全文如下：

谨将职奉命到任视事后之重要政治措施简呈钧鉴：

（一）职于到任之日，曾发表《告全疆民众书》，以钧座所昭示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四大政治主张相号召。此种文告以国、维、哈、蒙四种文字印发全疆各县及伊、塔、阿三区。

（二）为彻底执行钧座所订颁之施政纲领，特拟具民国三十八年施政方针，于元月二十日第二次省委会议通过施行。

（三）职视事之第二周，曾召集本省各级公教人员及保安部队官兵训话，以钧座之四大政治主张、三项禁令及公教保警人员应有之认识相训勉。并曾招待新闻记者，阐明今后施政方针，先求全省统一，铲除和平障碍，必须亲苏亲汉。

（四）本省公教人员因受物价影响，待遇微薄，复以本省财力支绌，不能按中央规定之标准按时调整，故生活甚为艰苦。职到任之后，即研讨改善办法，经第二次省委会决议，在不超过预算范围内，为公教人员配发实物，由省府向重庆以西地区购运物资，并加速本省各项日用必需品之生产，以求供应品之逐步自给。

（五）为提高行政效率，职到任后，即通令各级机关切实整顿，对于公文之处理、人事之调整，均应革除积习，力求合理，在待遇上既设法改善，在工作上当不能有所荒废。

（六）为供应公教人员实物待遇之筹备及预算之变更，提经省委会决议，推定秘书处、会计处、财政厅、建设厅、田粮处、社会处、省银行、市政府、合作社各单位主官，组织一财经小组，经常研议筹划，并请在迪中央机关代表刘特派员泽荣参加。

（七）为减轻人民痛苦，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彻底革除社会之腐恶势力，以求易于推行政令起见，职与各省委研讨，拟将现有之乡镇保甲加以整理，并准备废除保甲制度，以各乡镇之小学校长、教师负责兼管乡政。此种计划，已由省委会推定小组，现正详加研议，俟有具体方案，再呈钧座核示（附一、二、三次省委会记录各一份）。

从这个报告和附来的一些文件看，包对我的政策是了解的，拥护的，真诚执行的。他为人和作风也是厚重的，灵活的，精明强干的。真是一个好领导。我为新疆人民得人庆，我是感到安慰和放心了。

1949年初的时候，南京来电命令驻在迪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只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数调进关内参加内战。

陶是反对进关的，驻在南疆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师长赵锡光也是反对进关的。但是，驻在迪化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旅长罗恕人是力主进关的，师长叶成则不十分坚决。

南京随后又来电，要陶将军到南京去，陶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三位同志商量，都不主张陶去。

李宗仁从南京到广州，又来电叫陶去，陶仍不愿去。不去，总得有所借口，军队不开进关，亦得有所借口，于是，陶将军由迪化飞兰州，拟订了一个军队内开的计划，索取大量的汽车、汽油和现洋，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办不到的。

当时，马步芳已以副长官名义到兰州，常驻兰州的郭寄峤副长官不能和马合作，要到广州去，陶即将计划交他带去。

陶回迪化后，就和正在暗中积极进行和平运动工作的刘孟纯、刘泽荣（屈武当时参加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两位同志，商谈对新疆局势的看法，陶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

就是军队如何能转变过来，是个大问题，并告诉他们，已开了全军进关的庞大计划交郭寄峤带去，就是推拖的意思。

七月间，包尔汉主席邀陶、刘、屈、刘诸人，也邀了苏联友人去南山住了几天，就新疆局势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

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也是交换意见，谈话虽未涉及具体，但却比较明朗了。

到八月中旬，陶将军特约南疆的赵锡光到焉耆会面，和陶同去的有军需供应局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但谈话时，仅陶、赵二人，郝、钟都不在座。

陶、赵研究结果，当时同意南疆由赵负责，北疆由陶负责，做了初步准备工作，并且决定了两点：（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陶向广州提出的要求太高，广州政府无法答复。陶要求八百万银元，广州方面只给100万元，马步芳扣下20万，新疆实收80万，交赵锡光20万，余60万即存在哈密，以后就支持了七、八两月的军饷开支。

西安解放，兰州紧张，新疆军队内开问题尚在拖延中，在迪化的军事人员天天在研究怎么办。

当时，仍分两派：旅长罗恕人和骑五军军长马呈祥要进关，师长叶成没有意见。叶想向胡宗南靠拢，马的家眷在青海，想向马步芳靠拢。

罗是直接受广州操纵的人，据说是军统的新疆实际负责人，和马呈祥感情很好，陶没有坚持不许进关，但提出事实问题：

没有车辆、汽油、现款怎能开动？

陶还说：“你们坚持要进关，我不反对，但我是不能走的，还有这许多军政部属，不下十万人，我不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双方争持不决者月余。

到兰州、西宁解放，罗、马、叶对陶起了怀疑，他们三个人在马家开会，认为陶所以迟疑不决，是受了刘孟纯、屈武（屈已由北平经南京回到迪化）和刘泽荣的包围，决定把刘、屈、刘三人扣起来，企图干掉他们。

叶成也同意，但说须先得陶的同意，罗、马就推叶去见陶，叶到陶处说：

“你平常一切都有感情，但近来你对罗、马就仿佛没有感情了，这都是刘、屈、刘三人搞的，我们现在决定把他们扣起来！”

陶对叶说：“我没有阻拦你们进关，但是，我不能不为你们分析利害。你们既然决定要扣留他们，扣了以后怎么办？怎样圆场？”

“现在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我是为你们大家好，不要收不得场。我打电话把罗、马找来大家当面谈一谈。”

罗、马接了陶的电话就来了，他们谈了几个钟头。陶一开口就说：“我们今天不能做楚囚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

“你们说我没有感情，感情还是有的，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还是多少年的朋友，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怎会没有感情？”

“今天的事情可以从爱憎、是非和利害三方面看的，爱憎和是非不必说了，但是，利害不能不谈。你们既要进关，我从来没有阻拦过你们，而且，愿意尽可能筹措车辆、汽油和现款，但是人还多呢，连军政人员总不下十万，你们想，我怎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我怎能忍心！”

“你们不能这样干的。今天不是你们和我几个人的问题，是十万人的生死问题，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处置不当，事情怎样圆场？对十万人如何交代？”

就这样，反复谈了几个钟头，罗、马、叶才打消了扣留刘、屈、刘三人的计划。

这一关算是过去了，第二天，陶又去看马呈祥，给他疏解：“你们要走我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

“仗是不能打的，一定要和三区妥协，我只能生死置之度外，以性命担保大家，绝不是我有什么政治作用！”马没有话说。

为什么马呈祥一定要走？原来，西宁解放时，马的家眷没有下落，他要进关，说是要到青海和婼羌、敦煌一带打游击去。

于是，陶又去单独找罗恕人：“马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许能打一阵游击，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马的感情虽然很好，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应该很好地考虑。”

经过这几个险恶的风波，局面仍未可乐观。有一天，马呈祥突然接到他父亲来电，说家人已平安到了香港，马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转机。

当时，在迪化区一带的部队就是马呈祥的两个骑兵旅和罗恕人的步兵旅，马已动摇，叶无定见，罗如能打通，问题就可以解决。警察局长刘汉东和罗、马都很要好，刘孟纯他们就通过刘汉东向罗、马做工作，有时又直接和他们恳谈。

有一天，刘汉东去看陶将军说：“马呈祥想把军队交出来，愿意走，罗恕人也大致同意了。”陶就对罗、马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好来好去，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吧。”马、罗都同意了。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我去，告诉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我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最好。

还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我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我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刻兴奋地说：

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主席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我说那很好。

于是，我就在9月10日给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一电，电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

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

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

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张治中申灰平。

到9月11日，我又想起许多问题，再给陶峙岳一电：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申灰电计达。兹治思及下列各点，特再电商：

（一）马子香父子及其残余部队现在何处？其与黄祖勋、周嘉彬两军之关系位置如何？

（二）马呈祥态度如何？子香对其有所揭示否？如其形迹可疑，兄将如何应付？治意能予以开导说服最好，否则可调移该部驻焉耆、轮台，而以钟祖荫师调吐、鄯、托一带，令其安心以待，从长计议，不使其违命反抗为宜。

（三）现知黄、周两军在河西，王治岐军是否亦西撤？兄已否派员前往联络？必要时可以治名义代拟电文，即令该三军今后行动应悉听兄之命令。如其已与青海马部隔离，最好以掩护东疆、阻止马部入新之目的控置于张掖、酒泉、玉门一带如何？

（四）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兄曾加考察并予开导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责任，绝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

（五）省内保守一派，数年来虽多方控制，并加教育疏导，但其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

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与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旨相符合。

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揭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

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伊敏、贾里木汉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期共了解，借免障碍。

（六）对伊方之联络，此时似不可少，不知已进行否？最好仍请苏领居间保持接触。

（七）此事对英、美外交人员，事先应极端秘密，事后可予以保护，维持适当国际惯例之待遇。

（八）军粮冬服及饷项经费筹备如何？为念！盼与包主席洽商，暂时只有在省内设法，一俟东西交通恢复，必有解决之方。在过渡期间，困难自所难免，此当时予关注者。（九）据悉，中苏在新省贸易及经济协定双方业已同意，但广州政府不允签订，固可遗憾，不过，新的中央政府在下月即可成立，预料苏联将首先承认，而此项协定，当可继续商谈签订，经济状况，将必改观。

以上各项，均治思虑所及，举以商询。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地顺利地完成也。临电驰系，伫候佳音。张治中申真平。

不久，接到陶、包9月17日复电，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采取行动，即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全文如下：

文白将军钧鉴：

九月十日戌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

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飞离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

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有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以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

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有以副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

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外，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领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职陶峙岳、包尔汉（9月17日）。

同时，又接到陶峙岳将军复我的申真电各项：

文白将军钧鉴：

申真电奉悉。此间基本决策，已与包主席联衔电呈，祈赐指示。兹谨就电询各项，分报如次：

一、马子香父子，现已携眷出国朝汗。其残部，在青海大部溃散，消灭。各级将领，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在甘省河西境内，已无青海军队。黄周两军，与马部早无联系。

二、马子香，自西宁逃亡后，对马呈祥迄无指示。马呈祥经予说服，其个人，将率少数干部，离迪出国朝汗。所部，并交职领导转变。

三、王治岐军，并未西撤。关于河西方面，现由曾震五兄来迪面商，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领导转变。希望最近能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乞设法转知与周直洽。

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东返外，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喻。

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少数民族派，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如贾里木汉、哈德万、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职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至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俾安居就范。

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主席办理。拟依据和平条款，施政纲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一人。英领事，在此无甚作用，必要时，当予以保护。

八、此间最感困难者，为军费问题。从七月份后，军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数月来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包机运款前来。

如全数（约180万银元）能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始终未敢明朗表示态度者，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亦复库空如洗，包主席实无能为力也。

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及经济合作协定之迄未签订，并非新省负责人员问题。此点苏方已完全谅解，深信新政府成立后，自可顺利解决。

总之，新省情形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齐观，此为钧座所深悉。

现在问题，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仍旧可以度过严冬。职可负完全责任，绝无任何顾虑。

今后新省问题，似仍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

从这两个电报中，和平起义已无问题，我在9月22日回包一电：对他们的态度正确，措施适当，表示欣慰。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电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并转包主席尔汉兄，九月十七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但不悉马、叶、罗等已否离迪？又兄与黄、周两军已否取得联络？

即盼以治名义电渠两人接受兄之命令，并径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此时，殊不应再有所犹豫顾虑，自贻伊戚也。又兄能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接洽联系最好。

新政协昨已开幕，预定会期八日，治候会毕当秉承毛主席指示再定赴迪问题。各情盼随时电告。

张治中 申养平。

这时中共邓力群同志由伊宁到了迪化，传达了党和毛主席的意见，并出示我给陶、包的电报，陶和刘孟纯、屈武等所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符合我的要求的。

到9月22日，胡宗南分别来电给陶和叶、罗。给陶的电报说：

据报，兄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共匪，真太糊涂！究竟情形如何？应速来电报告！

给叶、罗的电报是叫他们“肃清迪化叛乱分子，将部队撤往南疆”，并说以后可以空援接济。

叶、罗接电后，又踌躇了一番，但马呈祥见大势已去，对此表示不感兴趣，叶、罗意见也不一致。

陶接电后即复胡宗南，大意是：

我所以留在新疆，实因现在情况是部队不能战，又不能动，这里有十万以上人的生命，非同儿戏。我无别意，就是不能把十万人扔在戈壁滩上置之不顾。

陶又劝罗、叶、马：你们要走就不要迟疑，并把复胡电给他们看，他们才决定走。

马呈祥、罗恕人于9月24日，叶成于25日清晨先后离开了迪化，经南疆去了巴基斯坦。

就这样，他们费尽了许多心力和周折，才把新疆驻军起义最大障碍除去了。

在这段和平酝酿时期，陶将军已派了曾震五同志从迪化通过酒泉到达兰州，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和指示。

局势至此，已经水到渠成，陶峙岳将军遂于9月25日领衔宣布了起义通电。

26日上午，包尔汉主席通过省府紧急会议，也立即宣布了起义的电报。

我从毛主席那里看到上述电文后，心里顿时感到万分愉快。因为，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今后的新疆，将永远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人民亦将永远享受祖国大家庭的和平、自由、幸福了。

这个和平转变，我相信伊方也一定赞成的，他们一定愿意回到祖国怀抱，重新合作，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新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

回顾从1945年到1949年间，特别是1946到1948这三年，新疆局面是如此紧张，人民心理是如此动荡，多少次数濒于决裂，濒于战争，真使人惊心动魄，寝食不安。好了！现在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问题都成为过去了！

总的说来，新疆所以能够和平解放，首先是全国解放特别是解放大军沿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所造成的形势。

其次，是我们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所执行的和平民主政策，缓和了民族仇恨，奠定了新疆和平的基础。

再次是军心民意都倾向和平，大家为和平而努力，少数人想孤注一掷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最后，是在新的军政负责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使动荡不安、几度濒于危险的局势安定下来。

军事方面如陶峙岳、赵锡光、曾震五、陶晋初诸同志，特别是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焦虑地运用对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的威望和感情，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帖服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

政治方面如刘孟纯、屈武、刘泽荣诸同志出力最多，也蒙受不少的风险。

这里仍需特别一提的，就是1948年底省政府改组，包尔汉接任主席，缓和了新疆局势，为新疆和平解放准备政治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有，新疆宣布起义是有一番困难曲折的过程的，顽固分子如驻在迪化的军队首脑叶成、罗恕人、马呈祥诸人，几经动摇，心存反复，随时都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

幸得陶峙岳将军善为肆应，措置适当，用心良苦，用力最大，刘孟纯、屈武、刘泽荣诸位同志也是多方筹划，全力以赴，乃至险遭罗、马、叶诸人的暗算，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文如玉

（47）与毛泽东谈新疆问题

在新疆和平解放后，我和毛主席谈起新疆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周总理也谈过）：

第一、关于民族自治问题。

我认为，最好先组设民族自治筹委会，至于筹备工作需要的时日和具备什么成熟条件就实行自治，可由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妥商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定。毛主席表示可以这样做，原则上一切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去处理。

第二、关于改组省政府问题。

我建议由陶峙岳、包尔汉和伊宁三方面会商提出新名单，由中央核定发表。

毛主席表示，这件事由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到新疆去研究再提名单，现在不必着急。又说，新疆要设置军政委员会，综理军政事务。我说似可不必。

关于省主席一职，毛主席、周总理已和我谈过几次，仍定以包尔汉继任，我说很好，很妥当。

第三、关于军队改编问题。

我建议，驻新官兵服役多年，大多思归心切，最好资遣返乡从事生产。毛主席不同意，他笑着说：最好由政府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或多动员些妇女去，就使他们在新疆成家，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

第四、关于财政问题。

我陈述了新省财政、军队粮饷、被服、经费的困难，建议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实地调查，分别处理。毛主席表示，就是请彭副总司令和我到那边去解决。

第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建议还是由中央派遣建设辅导团到新疆去，大量供应人才和经费，至于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设协会是否继续存在，还请考虑。毛主席对这一点没有明白具体的表示。这是要等待稍后一步来决定吧？

第六、关于对苏条约问题。

我先提问：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是否继续商谈签订？中苏航约是否可以修订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至北京？亦或等将来整个中苏新的条约中包括进去？

毛主席表示也许包括在整个中苏条约里头，现在还不能作决定。

此外，我为了对新疆问题处理经过作一交代，并作了自我检讨，同时对当前几个问题提出意见，写成一篇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主席，就“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省府改组与伊方撤退”“对新疆问题的自我检讨”“几个问题和意见”几个题目加以扼要叙述，

现在，把“几个问题和意见”这一部分抄录如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成立和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确定之后，新疆过去问题所有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已不存在了，其他一切当然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不过，目前还有若干现实性或事务性的问题，亟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解决，特分述管见如下：

（1）民族自治问题。

新疆民族以维吾尔族最大，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约三百万。哈萨克族占百分之十，约四十万，性强悍，尚在游牧时代。汉人及汉回合占百分之十，约四十一万，以农民、商人、公务人员占最大部分。其余满、蒙、锡、索、塔、柯、乌各族，人数均不多，约合占百分之十。

过去，伊方激进派和大土耳其主义的保守派，都主张自治，并且主张改新疆省为“东土耳其斯坦”“中国土耳其斯坦”或“突厥地方”，两派立场和思想虽不同，但其主张自治和对新疆省名的嫌恶情绪，则并无差别。

我曾经公开对他们说过：“我所举行的是三民主义的扶助少数民族政策，你们将来不但可以自治，等到条件具备——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独立也可以。”

现在，中央政权转移了，新疆也解放了，不过，今后新省的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民族自治问题。

在原则上，根据我们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应该无疑地让他们自治（不过这次伊方代表并未提出自治问题），但以新省民族之多和情形之复杂来说，似乎应该有一个相当时间的筹备。

如果他们仍要求自治的话，最好在省政府改组之后，先组设一个民族自治筹备委员会，由各族代表参加。至于经过多少时间和具备什么成熟条件才实行自治，最好由改组后的省政府从长计议后呈请中央决定。

（2）省政府改组问题。

过去的省政府，虽然是民族的联合政府，内部还容纳了若干保守分子。在这次解放后，其中一部分已出走，其余的也要有淘汰。

不过，改组时对委员名额、人选等项，可否事先征询伊方代表和陶峙岳、包尔汉的意见，由中央人民政府斟酌批准。当然，中央人民政府也必须派人参加。

（3）军队改编问题。

政府驻新军队，在今年三月前，原有两个整编师，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整骑兵师，下辖两旅，连师直属部队共五个团。另有两个骑兵旅，每旅二团。又四个独立骑兵团（蒙、哈、回、汉）及炮、工、辎重、通信等部队若干，但各部队都有缺额。

伊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规定六个团，但现在确数不详，新疆解放后，改编工作亟待进行。

我看，对政府驻新部队方面：（甲）原属本地民族组成，改为地方公安部队。

（乙）其余由内地调去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至改编办法、部队数额的如何改造思想和技术，由陶峙岳秉承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妥商办理。

（丙）官兵中有戍边多年的，思归心切，情绪不安，如其家乡已经解放，准予志愿退役，并资遣回家，分给田地，从事生产工作。

（丁）改编后的部队，由中央资助，就地从事水利开垦，增加生产，以减少军粮筹运的困难。（戊）今后戍边部队，应规定一种轮调的办法，以免日久思归，影响士气。

至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则上仍应依照解放军的制度加以改编，或改为地方公安部队，似可一询伊方代表的意见。

（4）财政（包括军队粮服经费）问题。

这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疆是一个贫瘠的省份，清代就由内地十八行省省协饷，过去均赖独立的发行制度（自发省币）维持，目前，财政似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至于军队粮饷、被服、经费等项，一向完全由中央政府筹给，省政府和地方例不负担。

最近据报，自七月份起，即未领到薪饷，塞上早寒，冬服也急需筹发。军粮方面，每年例由中央政府拨款在新疆、甘肃采购接济，现秋收已毕，亦应早日着手进行。

可否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作实地调查，就近分别处理，使这些问题都得到切实的、顺利的解决。

（5）经济建设问题。

新疆是一个落后的省份，广大人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活的改善。新疆资源虽然丰富，物资却极缺乏。

例如有广大的土地而缺乏水利交通，有丰富的羊毛（也有相当产量的棉花）而缺乏纺织业，有兴盛的畜牧而缺乏皮革工业……

省内粮食（特别是北疆）既不够吃，轻重工业毫无基础，日用品和一切工业用品，几乎完全靠苏联和内地供应。物价既高，人民生活之苦，自不难想像。

如何加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确是当前之急务。不过，本省的人才、技术、设备、经费都办不到，连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可以说都没有，最好由中央政务院组织一个建设辅导团，大量指拨专家和经费，到新疆去辅助促进经济建设。

这一切，当然要配合全国性的经济建设计划，不过在新疆现在来说，首要的是水利、交通（特别是铁路）、农林、畜牧、医药卫生、民生工业、市政等。

这个辅导团也可以聘苏联专家工程师参加，但仍应以做老大哥的汉人专家工程师为主，因为这对少数民族的观感来说，是具有恒久的政治意义的。（我过去曾向南京政府建议，全案也通过，一部分专家和主持人也到迪化了，可惜由于经费关系，工作还没有开始，这是政府对新省人民一件失信用的事。）

至于文化教育的建设，当然也和经济建设一样的迫切需要。单就教育来说，省内文盲恐怕要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他的文教设备都极其缺乏。不过那是应由省政府负责的事，中央只宜于从旁指导协助而已。

我们到新疆之初，为了协助省内的经济与文化事业，曾组织了五部合办国营的“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社会团体性的“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分别负责。

虽然对新省与内地物资交流和书报编辑供应等做了一些工作，但限于经费、交通、人才种种主客观条件，成效不多。今后是否还需要继续去做，重新改组，静候中央决定。

（6）对苏条约问题。

新疆和苏联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1871年（同治十年）帝俄曾在伊犁驻兵十年，并且有过伊犁条约。在地理上，苏新接壤达三千公里，而且从新省到内地的交通，远不如到苏境的方便。

在民族上，新省的七个突厥语系民族，苏联都有，而且有五个组成了共和国。在经济上，新省的日用品和工业品，大多来自苏联。在文化上，省内各民族尝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受过苏联教育的也较多。

这种种因素构成了新疆和苏联的特殊关系，我们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如果忽略了这点，那是很不妥当的。

在过去，中苏有关新省的条约里，第一个是中苏航空条约，航线由苏境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哈密。到去年九月期满，经双方协议延长五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径达北京，要请中央决定。

另外一个重要的条约，是中苏在新省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双方代表今春在迪化已获协议，惟最后广州政府忽然不肯签订，这是很可遗憾的一件事。

不过，今后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是不是准备作全盘的整个的协议，抑或先把中苏在新疆局部的合作问题先行谈判订约，也请核定。

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我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接着，我又被派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将军是主席，他预备到新疆视察，邀我同行。

事前，毛主席、周总理也一再和我说，要我和彭将军去一趟，今后并多在西北做事，往来于西安北京之间。

同年11月22日，我由北京坐专机直飞兰州，起飞前，周总理还亲到机场送行，殷勤嘱咐，使我衷心感激。

到达兰州，复承彭将军、贺龙将军、习仲勋政委和许多高级将领到机场迎接（他们正在开会），这是党对我的优遇，我是铭刻在心的。

在兰州住了几天，就偕同彭将军飞迪化。彭将军此行是以西北最高领导者身份前来视察，并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

他召集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的会议，我都被邀参加，有时，我也讲一些话，提一些意见。

文如玉

（48）留在北平八个月的经历

1949年12月6日，我在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中，介绍了我留平八个月的经过：

陶峙岳将军、各位官长同志们：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4月1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至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

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道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诳语。

今天在大家面前，我应该作一个真实扼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大家知道，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

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

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4月1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破裂了。

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

这就是真正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复折冲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郑重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最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

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两样，他们拒绝接受。

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

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和谈破裂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

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

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

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果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团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

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

不久，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的新大楼还要好。

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22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26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27日飞到这里。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

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

他们常常表示，惟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尔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以上这些生活片段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

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

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

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心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

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多次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

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都在想，非常的苦闷！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

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嗾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

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

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

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1924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

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哪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抛弃了三民主义！

一个以革命作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

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

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数地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

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

大家知道，我一贯地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仗，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

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

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的。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

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实在骨子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政治的失败，哪有军事的失败！

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

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当然要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的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之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

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

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志趣了。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

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

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

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

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领导的政权是不革命的吗？不能，我当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他又说：“好了，你承认是革命的，也承认中共是革命的，承认新政权是革命的，你为什么不参加？”

对于这一类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最后，我接受了。好，参加吧！以后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

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感到荣幸！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

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做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这是我思想斗争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

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

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应该计较地位的。

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

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到新疆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后，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