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五窗填满斋
　　围棋是应昌期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原住的台北市重庆南路前台银宿舍家中，除客厅之外他还布置了一间颇具规模的弈棋室，可同时容纳五六对人下围棋，这便是日后名闻台岛的“五窗填满斋”。在这间充满艺术趣味的“斋”中，非常合理地布置了六张棋桌，桌桌都是精致美观的镶贝壳柚木，气派非凡。平时俨如茶几，要对弈时，只需将桌面一翻便成棋盘的棋桌。棋桌的旁边又安了两个旋转抽屉，可放棋子、茶杯、烟灰缸等，极为美观方便。棋罐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容后细述。顺便提一句：提起应昌期，一般人都首先会想到他是商界长才，华人巨富，深爱围棋等，而很少有人会想到他还会设计奇构妙思的东西。他对室内装修及建筑物的构思极有心得。
　　而实际上这却是应昌期平时用力最勤、费时最多，也是他自己最为得意的一面。
　　就从他的“五窗填满斋”的窗户来说吧，其设计的才华也堪称叫绝了：为了实用及美观，他设计的窗户从最外一层的防风木窗至其次的玻璃窗、纱窗、百叶窗、再到最里面一层的中国式纸窗，共有五层，可随着季节、气候、光线变化而随时变换。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全岛盛行叉麻将，曦哩哗啦的洗牌声和数翻算钱声日夜不绝于耳，但应昌期对此却并无兴趣，有暇邀几位棋友在弈棋室手谈品茗，“以棋会友”，便是最快乐的时光了。
　　记得早年常到应家下棋的老友有陈雪屏、周至柔、程天放、程致平、李继璜、陈良、干锡来、黄水生、朱念慈等。一般是从每星期天的下午l时开始，至吃晚饭。饭后接着再战，总要到晚上10时方散。
　　应昌期一向视围棋为“脑力体操”，其精妙绝伦之处是非得让每一位弈者都认真投入，绞尽脑汁慎重应对方能取胜的，所以，不论官拜部长还是学者教授，都无不在“五窗填满斋”里出过笑话。
　　一手拿烟一手填子，欲放未放之间，魂飞天外，往往是香烟火烧到手指了也不觉，直到皮肉灼痛才霍然而起，连喊：“烫煞！烫煞！” 　　香烟火掉到裤子上也浑然不觉，所以那些棋友别看个个西服笔挺，其实裤腿上常有一个个小洞。
　　最难的是应昌期夫人。往往是一室五六个人同时吞云吐雾，半天下来云遮雾罩；“战斗结束”，这些大老爷们一个个拍拍屁股走人，而她却常常得憋住一口长气冲进去开门开窗，“放风”半天才能换来个神清气爽的环境。
　　最有意思的还得数棋友们的吃饭。
　　应昌期的家庭棋室不仅免费向棋友们开放，而且还往往要为他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上六点，应夫人进棋室拍拍手，说：“开饭了，开饭了，先放一放！”
　　但一请二请三请，那些斗士们还目光炯炯地盯着棋盘，不肯起身。
　　即使人坐到了餐桌边，心也还在棋盘上——所以他们的晚餐就像战斗在沙场上的士兵吃饭，总是速战速决，往往是最后一口饭还在嘴里嚼着，人便已踱进了棋室，去看自己的那一局棋，不知还能不能活？
　　应夫人望着那一桌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叹气。应昌期看着既好气又好笑，后来就当着众棋友们的面作出了一个堪称“空前绝后”的约法三章：
　　一、到开饭时间不管棋下到哪里，都必须离开棋室；
　　二、吃饭就是吃饭，不许说棋；
　　三、先吃完也不许离开餐桌，必须同步回棋室。
　　如此约法三章，哈哈，饭桌上的气氛果然就好多了，饭菜也动得多了，应夫人很高兴，她的脾气好是有名的。
　　现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沈君山教授是应家的常客之一，他以跑步来比喻围棋，说有人跑步是为了拿奖杯，有人跑步只为了健身，应昌期要求的则是完备的运动用品、正确的跑步姿势，成败胜员倒在其次。与应昌期交往多了，他深切感到：应昌期办事的认真忠实，在提倡围棋方面表露无遗。“下棋时最见得应昌期的真性情，落子快，但稍欠心平气和！”沈君山是快人快语的名士。
　　曾任台岛“经建会”副主任委员的王昭明也是应昌期的多年好友，常与应对弈，说起来也有类似看法。他形容应昌期下棋时的气势：“大刀阔斧，雷霆万钧，谈笑风生！”同时他也发现：棋力不如应昌期的人，会受到强大的压力；相等或略胜一筹的人，往往能轻易获胜。王昭明也是一位名士，号称“福州才子”。 　　如果以为应昌期邀友来家中下棋仅仅是为了娱乐，那就大错特错。事实是，他无时不刻不在宣传和验证他的计点制围棋规则。应氏围棋教育基金会总干事杨佑家为1996版《应氏棋规》作序，曾谈到：“个人于1983年起开始在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服务，就近之便，有聿聆听“应氏棋规”创始人应昌期先生的谆谆垂训，对于围棋规则的演进和奥秘，可以说是由茅塞初开，进而恍然大悟。”

文如玉

担任台北市中国围棋会总干事
　　1952年，“中国围棋会”在台北复会，周至柔将军出任会长，陈雪屏和林伯寿任副会长，白崇禧任监察人，应昌期则担任了围棋会的总干事。
　　作为复会庆典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邀请旅日的围棋大国手吴清源来台北。
　　吴清源名泉，为福州人，幼年从父亲学弈，10岁已达当时名手汪云峰让二子的水平。1927年与日本井上孝平对局，由旅华日人山崎有民将对局绝录转寄给日本名将濑越宪作。1929年日本棋院授予三段，1932年升五段。1933年和木谷实共同创造了势力、速度为主的“新布局”。同年9月，在和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时采用了“三三·星·天元”的新颖布局，轰动棋坛。1939年升七段。至此与日本一流棋手进行“十番棋”、“六番棋”、“三番棋”对局，其中“十番棋”战绩最为突出，自1939年至1955年，对木谷实、雁舍准一、桥本字太郎、岩本熏、藤泽库之助、坂田荣男、本因坊秀哉等名将的“十番棋”，获得全胜，名声大噪，被公认为“棋界第一人”，“大国手”。
　　应昌期将棋手聚会的地点安排在台北市中心衡阳街的中山堂。原本寂静的中山堂那一天真正是人山人海，会下棋的不会下棋的一齐闻讯赶来。应昌棋好不高兴，作为围棋会总干事的他忙碌地张罗着，生怕出什么意外。不一会大国手吴清源到达，中山堂更是人头攒拥，一齐翘首仰望，希望一睹大国手的风采。一位中国人在日本成为大国手，这确实令国人备感光荣。 　　但令应昌期高兴的事还不至此，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他安排让10岁、祖籍宁波镇海的林海峰和大国手吴清源下了历史性的一盘，从而让一颗围棋新星冉冉升起，而且很快就成了一颗耀眼夺目的天王巨星！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的一次新闻棋赛说起。
　　1951年11月11日，后来被称为“新闻界办棋赛的滥觞”的“中央日报围棋赛”在台北隆重揭幕。
　　当时的赛务由中国围棋社处理，事先成立了赛务评判委员会，由棋社代会长周至柔将军(时任台“参谋总长”)担任主任委员
　　应昌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且实际主持评判工作。
　　这也是应昌期首次担任新闻棋赛的裁判，内心的兴奋和喜悦自不待言。
　　但此次赛事的最大收获却是让应昌期首次见到了9岁的林海峰和14岁的蔡登阁。
　　林海峰是宁波籍的台中人，仔细算起来比自己儿子明皓只大1岁，但在围棋方面所呈现的光芒令他油然想起自己幼年在慈城的经历，自然惊喜不已并“当场就与林海峰较量了一盘。”“这是开启两人相交知心四十五年的第一盘棋，应先生伸手一试，惊为天才！”
　　事隔一年，如今又有这么好的机会降临，爱才惜才的应昌期岂肯放过！他及早将林海峰从台中接到台北让小海峰就住在他自己的家中，又引见给围棋大国手吴清源，并安排大国手与小林海峰对弈一盘——吴清源让三子，林海峰居然应对自如！这不禁也让吴清源大喜过望，连声赞叹：“少年英才，少年英才，有希望！有希望！”
　　这一说正说中了应昌期的心思，而会长周至柔将军也同样慧眼识英雄，特别指示要全力栽培林海峰这位极为难得的好苗子。但旅日学棋首先需要大笔资金，应昌期自此开始积极筹备。
　　3年后，林海峰赴日深造。应昌期又特别嘱托吴清源为林海峰物色一位顶尖高手作他的指导老师。
　　据台北著名媒体记者马西屏撰文称：“当年林海峰赴日前夕，曾向应昌期行拜师之礼，以示感激。林海峰常说，他能到日本习棋，最感激周至柔将军，还有就是应昌期先生。”
　　10年后，林海峰果然不负众望，在日本成名，尤其是1966年之后，他屡屡夺得“名人赛”、“本因坊”及“王座赛”冠军，真正是光芒万丈，举世瞩目。
　　正是由于周、应两人的伯乐识人，才有了后来“波澜壮阔、出娇龙起风云的‘竹(日本人大竹英雄)林(中国人林海峰)时代’”！
　　可以说，这也是应昌期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几件事之一。

文如玉

倡导新闻棋赛
　　应昌期担任围棋会总干事后肩上的担子重了，如何振兴围棋的思考也便更加深入。除了办《围棋》杂志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推动围棋呢？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便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还是他在上海当银行练习生的时候，吴清源在日本围棋界的名声早已如日中天，与木谷实等一流高手的实践棋谱逐日刊登在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刊上，影响很大。还是少年的应昌期偶然见到，大为新鲜，认为这真是激活棋坛的一大妙着，便立即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他们开设围棋专栏，刊登棋谱，吸引读者。《新闻报》的主笔大约觉得应昌期言之有理，果然复函赞同办理。《新闻报》上的围棋专栏如期刊出，曾经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件新鲜事。
　　那末，在今天，我们是否也能借无远弗届的媒体传播力量来营造具有轰动效应的软环境，从而逐步吸引、增加围棋人口，让具四千年文化积累的这一博大精深的国粹——围棋——深入人心呢？肯定也是行的。于是他便积极奔走筹划起来。1951年的“中央日报”“新闻棋赛”可说是开了先河，此后的“青少年围棋赛”也同样借助了媒体的推动。这之后最值得一提的便是1977年的第一届职业新闻棋赛“名人赛”。据马西屏报导：此举系由张建藩先生促成——张时任新生报副总经理，为推广报份吸收围棋人口，他找到了应昌期。此事在应昌期心中早已酝酿多时，所以一口答应并承诺负担全部经费。为了将棋赛办得更有“轰动效应”，他又将大国手吴清源请到了台北，并安排他下了一盘指导棋。
　　这一下可不得了，赛场观战者爆满，门外道路为之阻塞，一会儿有人打电话找应昌期：
　　“你是应昌期吗？”
　　“是。”
　　“你是王八蛋吗？”
　　“是应昌期。你为什么骂我？”
　　“因为人太多，我看不到吴大国手下棋，着急呀！不骂你骂谁？”
　　应昌期放下电话笑了，这说明棋赛的确办得很成功。
　　连锁效应很快来了。一天，台湾《自立晚报》董事、味全食品公司董事长黄烈火兴冲冲地找到应昌期，说他愿意出资举办新闻棋赛。太好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应昌期马上找到报纸的发行人吴三连(曾任台北市长)。吴老先生自然也是明白人，说：“想当年日本《读卖新闻》的红火，还不就是靠的吴清源吗？”于是，又一场新闻棋赛在媒体热闹的炒作中隆重开幕了。
　　台湾《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老先生与应昌期私交甚笃，所以应昌期每次遇到王惕老，总要故意嘀咕几句：
　　“唉，你们这么大的民营报纸，也不办个新闻棋赛之类的热闹热闹，推广围棋。”
　　说的次数多了，王惕老真还听进去了，到了1979年，他主动派人找到应昌期，说：“我们双方合作办个‘棋王赛’如何？经费各出一半。’’
　　应昌期自然高兴，这便是一直办到1989年，累计达十一届之多的《联合报》系《民生报》棋王赛。
　　围棋是一种锻炼智慧的教育，推广这项活动应从儿童时代开始，这可以说是应昌期毕生的主张。所以在他所举办的各类棋赛中，青少年赛尤为瞩目。
　　第一届“青少年围棋赛”于1965年9月28日揭幕，由“中央日报”与“中国围棋会”联合举办，但经费是由应昌期负担的，因为其时他已投身实业，所创办的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等已有能力赞助围棋赛事。第一届“青少年围棋赛”开发了一位真正称得上“娃娃棋手”的好苗子王铭琬(现为旅日九段棋士)，据说那年他才3岁出头，还需妈眯抱着登场哩！
　　另外张吕祥、陈国兴、曹泽霖等人也在本届赛事中得以崭露头角。
　　这次比赛还特别安排了示范表演，应昌期对陈雪屏，程天放对曹圣芬，第二天下午应昌期还作了4个小时的讲棋——这可以说是应昌期首次在新闻棋赛中讲棋，自是意兴遄飞，何况正当壮年。那一年他四十九岁。在连续举办了十一届的青少年赛中，第二届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在这一届应昌期发现了后来被誉为“林海峰第二”的王立诚(现为旅日九段棋士，近年锋芒已露)，而且这一届也首度有外国人参赛。
　　那是尚在读幼儿园的五岁半的日本人冈本幸三，在他母亲冈本伸子的带领下来到台北参赛。结果虽然是“超级大败”，盘面输了135目，但他母亲冈本伸子的出现却“震”了一下台湾棋坛，因她是日本业余三段，曾获日本第一届业余女子本因坊，如今携子出征，自然气度非凡，令人瞩目，以致令应昌期在会场上也忍不住向她请教了一盘，结果是应昌期持黑棋不计点而败。
　　按应昌期争强好胜的个性这一败可能会使他十分懊丧的，但当时的事实证明不仅没有使他不高兴，反而乐得呵呵大笑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在这一届青少年赛中，让他发现了林海峰第二——这便是年仅8岁的王立诚(福州籍台湾人)。“两年多后，王立诚赴日，应先生补助他相当数目的资金，在民国五十年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④还有一位好苗子是15岁的林文伯。在新闻棋赛和青少年围棋赛都已走入正常运作时，应昌期又感觉这其中好像少了一个环节。
　　是什么呢？
　　这便是大专院校的在校生。
　　这批大专青年学生知识水准较高，又很活跃，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应该专为他们设立一个赛事。
　　于是应昌期又与张建藩磋商，决定由《新生报》、中国围棋会、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联合推出“大专杯围棋赛”。
　　1975年，“大专杯围棋赛”正式启动，立即成为大专院校最重要的围棋赛事，至1994年喊停，正好办了二十届，同样推出了一大批围棋好手。
　　应昌期心底始终有这样的一个宏愿，他期望能够在十年之后，培养出三千位以上的学生棋士，然后凭借这一批青年新锐来超越日本，从而为深爱的祖国赢回围棋王国的宝座。一生缘结围棋，有深意存焉！

文如玉

性情中人
　　周至柔为浙江临海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八期，与陈诚是同学兼“盟兄弟”，后至黄埔军校任兵器教官，属黄埔系，曾任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1936年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出任空军总司令。到台湾后，仍任“空军总司令”，并兼任“参谋总长”。1952年国民党七大时当选为“中常委”……这样的一位“军政要人”还一直担任着“中国围棋社”后来又改为“中国围棋会”的会长一职，在军人中乃属围棋高手，而且成为应昌期家“五窗填满斋”中的常客，也着实“难能可贵”了。
　　应昌期的中国围棋会总干事前后当了21年，一直与周至柔这位会长配合默契，相处也是不错的。不料到了1972年，中国围棋会发生创会以来的最大风暴，起因仅是一桩不大的人事任命，周、应两位在一次会上严重失和。本来，就像开头介绍的，周至柔这样一位权倾一时的要员完全可以“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谁知碰到像应昌期这样的一位硬汉，他是认理不认人的，据说在会上，应昌期对着周至柔一连说了三个“你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彻底激怒了周至柔。他一怒之下先发布命令，革去应昌期总干事一职，然后自己再向理事会请辞会长一职(也颇有风格、倔得可爱)，“一时之间棋界双龙头挂冠，棋坛震动。”
　　还有一位曹圣芬，曾任“中央日报”社长，本身爱好围棋，曾获日本棋院颁赠荣誉四段，更乐于推广围棋。这种习性自然与应昌期之间契闷在心，两人于共同创办新闻棋赛中也是合作愉快的，但曹又一向支持周至柔，应、周失和，自然累及曹圣芬，偏偏这人又是快人快语，曾说过应氏计点制规则太过复杂、难以学习、难以推广之类的话，也自然引起应昌期不快。
　　真是“合为围棋，分也为围棋”，双方都是性情中人，尤其应昌期那种宁折不弯的倔脾气，在围棋事业方面出力出钱，不计功利，不计成败，更是张扬得非常充分。这之后，又有一件堪称“惊天动地”的“取消段位”事件，也很能说明应昌期的这种个性。
　　台湾中山大学有位名叫杨泰雄的教授爱好围棋，当年曾以业余三段资格打入“国手赛”。
　　按当时规定，围棋赛的选手每赛一局有1000元新台币的对局费(奖金)可拿——在那年月，1000元也不无小补。
　　但比赛开始后应昌期觉得这项规定有不合理之处。他的看法是：这1000元对局费应该是为职业棋士而设的，业余棋士不能拿，拿了就丧失了业余资格——业余棋士只能享受200元车马费。
　　杨泰雄则认为比赛都已经开始了，中途怎么能改规约？为了抗议改对局费为车马费的新规定，他有一盘棋只下了30余手便投降，接着一盘又只下了40余手就弃子，明显有违体育比赛奋战夺标的精神。
　　对这种消极对抗的做法应昌期极为反感，他认为一个段位棋士只下了30余手就任意投降便“失去了段位棋士的精神”并“惊天动地地决定取消杨泰雄段位，创造了世界围棋史上首宗取消段位事件，在“国内”棋坛引发轩然大波，喧哗十余年而未平息。”⑤因为确实也有人只从文字上言，认为杨亦有部分理由。
　　一个人的段位能否取消？应昌期此举的确引起了棋坛内外的极大震动。赞成者认为段位证书应如驾驶执照，一个司机严重违反交通规则，驾照自然就得吊销，怨不得应昌期。相反意见则认为段位证书就如毕业文凭，是一种学历证明，持有者即使在社会上杀人坐牢，毕业证书也不会被取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7年，台湾又成立了一个“中华围棋协会”，也开始颁发段位证书，而且正是由那位被应昌期吊销了段位证书的杨泰雄出任该协会的首任秘书长。这有点像是要与应昌期作对，从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当然应昌期是决不会因此而不热心推广围棋的，正如他之所说：“只要是对的，该做的，就算有人反对我，我也一定会去做。”
　　此后又发生的一件事好像正是为了印证应昌期这一席斩钉截铁的话——
　　那是1989年的春节，有消息传入应昌期耳中：有职业棋士就在中国围棋会附设的棋社内搓麻将。 　　应昌期视围棋为生命，历来重视棋品，主张棋品高于棋艺，坚持“有品棋自高”的观点。在他亲撰的《应氏棋规》第一章第一条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棋艺简称“艺”，棋品简称“品””……
　　棋艺乃熟能生巧之功夫，棋品乃人品哲理之化境，因人而异。一代
　　围棋宗师除“超高”之棋艺外，兼具非常人所能及之“无上”棋品，才能
　　有此成就。仅有棋艺而缺棋品，则难以大器晚成。
　　春节期间，一般人打几圈小麻将娱乐一番，听过也就算了，但应昌期无法忍受。他是那样的一个坚持原则的性情中人，何况他还要固守他的精神家园，只要他认为对的就一定坚持到底，决不妥协。真是“爱之也深责之也严”，盛怒之下的他迅即采取“霹雳手段”，全面停办品位赛和三大棋赛，断绝职业棋士经济来源(品位赛本是职业棋士的重要收入之一)并彻查此事。
　　枰上风云40年，应昌期所遇大大小小事件和冲突自然还不止这一些，因此也有人批评应昌期“刚愎自用、跋扈专制”。究竟怎么看待呢？曾采访围棋新闻十余年，与应昌期相知甚深的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马西屏曾对此谈过三点“感想”，援引如下：
　　笔者采访围棋新闻逾十年，很多人曾以对应氏的评价相询，应氏对台湾围棋的贡献以及功过是非，自有中国围棋史给予公评。
　　不过以笔者与应氏多年接触，有三点感想必须一提，第一是世界各国皆重棋艺，只要棋艺上高人一等就成宠儿。但是应氏与众不同，他重棋品超于棋艺，因此他对下棋者的品格和行为非常重视，他坚持有品棋自高，无品还下什么棋？这种讲求棋品的作风，很容易引发冲突。第二是他具有创新的精神，总不愿落入日本式的窠臼，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于是他打破诸多传统的方式。这种“突破”的作风，自然会引起不同意见的反弹。第三，应氏做事方式是勇往直前式，他最不喜欢瞻前顾后，认为会因此迟疑犹豫，最后一事无成。所以只要他做了决定，就勇往直前，常因此被误为“独裁”。
　　“有品棋自高，无品还下什么棋？”说得好！我们常常称赞应昌期“贡献围棋，超越围棋”，对前者，不会有什么疑问；对后者，则需要认真想一想，他“超越”了什么？我以为竭力主张“棋品高于棋艺”，关键时刻不怕得罪人，奋起保卫这一精神家园的，正是超越了围棋、超越了常规意义上的输赢、利益、名誉观念的一种表现。
　　曾经读到王小妮的一篇文章，说某人与一个6岁的孩子下围棋，只下了十几手，孩子急叫着跑到卫生间去。那人算过盘面，发觉自己身处险境，就偷偷地调换了一个子。孩子回来说这里错了！那人咬死不认。孩子只好接着布子。“当时我在场，我把一切都看见了，孩子的嘀嘀咕咕和大人的不动声色。当时，太阳也在，风里的树影也在，人文历史都在，我为成年人而悲哀。
　　必须说的是，类似这种偷偷“换子”舞弊的人着实不少，而且活得很好，结婚生子，升官，上围棋初段，还一次次地在宾馆酒家大宴宾朋。
　　但这种人如落到应昌期手里，肯定就只能落个取消段位的下场。
　　 不是吗？
　　王国维曰：“有境界自成高格。”应昌期所拼死坚持的，正是这一点。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一文中说到辛弃疾：“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
　　说得对极了。今人看应昌期，若只知他爱棋懂棋而不知他还是“极有性情人”，就无法走近应昌期。此后应昌期在推广围棋上的作为，也证明了他胸中确实具有古人的那一种“真气”和“奇气”。

文如玉

应氏棋规
　　应昌期平生自谓贡献有二：前十年研究汉字拼音(即用英文字母拼写中文)，曾编定"SYDX'’国语电码字典用于银行电汇业务，效率大增，因而受到“老总统”蒋介石接见；后二十年经潜心研究发明“计点制填满法”新围棋规则，达到了“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的目标，成了“迄今为止最合理、完备，符合时代需求的围棋规则。”⑦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11月初版、1997年2月第6次印刷的《围棋词典》中对这一棋规的释义为：
　　应氏围棋规则也称“计点制围棋规则”。通行于我国台湾的围棋
　　规则。由应昌期制定。条款较多，被归纳为“气尽提取，变穷劫禁、子空
　　皆地、填满计点”四项十六字。具体内容与当前国际通行的竞赛规定不
　　尽相同，主要差异有：(1)棋子可下入禁着点，即允许自杀着手。(2)规
　　定在比赛中，黑方先行须贴白方八点(目)，比当前流行的“大贴目”多
　　贴两目半。(3)比赛时间可以延长，但读秒超时，须按规定增加额外贴
　　点(目)，超时愈长，则贴点(目)愈多。(4)计算胜负J采用填满法。
　　如果读完本书，或仔细研究过1996版的《应氏棋规》，就会知道这一辞条大有修订的必要了。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应昌期平生爱读历史书，因此逢人必说：我国创制围棋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不信你去查查，2500年前的古籍，如《论语》、如《孟子》、如《左传》，部部都存有关于围棋与国手的记载，说明围棋在当时的上流社会中已相当盛行了。
　　公元八世纪，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将围棋带到日本，这才让日本有了围棋。
　　但应昌期屈指一算：从日本人吉备真备将围棋带出国门至今，1200年过去了，围棋为什么还不能达到国际象棋的普及程度呢？
　　国际象棋占领世界棋坛只用了100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围棋走向世界的速度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原因何在呢？
　　’
　　应昌期苦苦思索着，忽然眼前一亮，他悟到了：是围棋没有一个完善的、统一的书面规则！
　　众所周知，围棋的胜负决定于对局双方占空间的多少，多则胜，少则败。但同样一局棋，计算这个“多”与“少”的办法却可能有以下两种：
　　l、日本的比目法，已流行1200余年。
　　2、中国的单方数子法，崛起于明朝，已流行500余年(当然若加上后来应昌期发明的、已流行了24年的“计点制填满法”，则应是三种)。
　　而且再深究下去，应昌期还发现了一个更为奇特的现象：4000余年来，下围棋的双方除了心领神会的口传规则外，再也拿不出一本可作判定胜负的书面规则来，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9年的10月，日本棋院正式颁布《围棋规约》，而这本规则的出现却是基于这样一种尴尬局面：
　　1948年，吴清源与岩本熏下10番棋，其中的一局发生了判例纠纷：x
　　如上图所示，终局时，岩本熏不肯在A提或B粘，理由是他的劫材多，不补一手可多一目地。这怎么办呢？最后日本棋院仿照当时围棋最高权威21世纪本因坊秀哉名人在世时“劫多一方可以不补”的说法，判定：“黑不必补，白一目或二目胜。”
　　裁判虽然这样作出了，但日本专业棋士却从此多了一块心病，生怕日后比赛遇到同样判例，如果相差一目，胜负颠倒怎么办？因此一致要求搞一个书面规则出来，《围棋规约》应运而生。
　　但有了这个书面规则，是否天下就从此太平了呢？也不见得。
　　1959年，吴清源与高川格三番棋的第二局又出现了纠纷：
　　如图示，终局时，高川格要吴清源按(围棋规约)之第四条，在A位加补一手。吴清源则认为补不补由对局者决定，规约怎么可以硬性规定要补一手呢？双方僵持了好几个月，最后吴清源先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勉强同意补一手，从而以他半目负而告败北(不补他可以半目胜，补则以半目负)。于是吴清源在含冤告败之后，强烈要求日本棋院修改规约，以臻完善。 　　想到这里，应昌期不禁为吴清源大国手扼腕叹息。他想，棋规怎么可以含糊“软弱”到如此地步，碰到判例要任人捏弄呢？在他想来，围棋的棋规必须完善到像如来佛的手掌，不管你孙悟空(棋艺)翻什么样的跟斗，我都可以将它包容在手掌(棋规)里，作出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和裁判。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自1973年开始，他一头扎进了研究围棋规则这一深不可测的“规则世界”，潜心研究撰写起来。
　　无独有偶，也是应昌期的好友，时任台湾《围棋》杂志总编辑的沙济王官先生(宁波人)也在大力提议改革围棋规则，力主废弃“比目”旧制，先后写了6篇论文，详述改革新意。这家《围棋》杂志也是由应昌期资助协办的，所以沙氏的论文他每篇都看，看后觉得很有道理，因而常与沙氏沟通。谁料天不假年，沙氏(其时也是应昌期属下，在台银担任科长)在一场偶然的车祸中丧生，自此只剩应昌期一人特立独行，担当规则改革的大任。
　　他这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什么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必定将它做好。改革围棋规则一开始，他便是全身心的投入：20余年时间，在家，在办公室，一有空就想，想到什么点子就写下来。那时他已是离开银行界投身实业了，人家谋划生意上的事，他却常想围棋规则。他那张阔大的办公桌上什么都没有，居中的抽屉里放的是方格稿纸和各种颜色的铅笔，蓝笔写，红笔改。1989年返台前曾有一段时间在他儿子应明皓美国的寓所小住，应明皓发现他父亲一早起来便坐到他的书房中去写写弄弄，就问：“阿爸，你这么辛苦在写什么呢？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公司的企划书啊？”应昌期笑笑说：“公司企划还用我写啊，告诉你，我在写一部具有创时代意义的大文章呢，回去就要叫办公室秘书打字的。”
　　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女职员，会中文打字，应昌期的围棋规则都是她打的。边写边改边打，一步步完善。也不知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应昌期向她致谢，说：“真抱歉，让你一遍遍的打这个规则。”不料那女职员语出惊人，笑着说：“董事长，没关系的，反正我替你打第一稿时刚结婚，现在儿子都比我高了。”一句话说得应昌期也不禁开怀大笑。
　　就这样，应昌期一坐二十年，真正是“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地潜心钻研，终于发明了精妙绝伦的“应氏计点制围棋规则”。若用这个规则回过头来再裁判吴清源当年与岩本熏和高川格的两局纠纷棋，则吴清源的“冤案”可以完全得以昭雪！
　　也就是说，应氏规则的妙处正是在于不仅完全适合现代竞技，而且由于计点制规则的精准合理，着重数理逻辑，因此完全能达到“绝无判例，几无和棋”的境界！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发生在第二届“应氏怀”围棋锦标赛期间的一段小插曲：为了证明应氏规则无可挑剔的权威性，比赛期间除原设的高达40万美金的冠军奖外，另外还特意设立了一项也可说是空前绝后的“判例奖”，即谁能下出一局无法用应氏规则判定胜负的棋局，谁就可独得5万美元奖金！
　　结果不言而喻，谁都有希望争得冠军奖，却无希望去拿这判例奖！
　　说起应昌期研究围棋规则的这一段非凡岁月，他身边的人尤其体味深刻。
　　姚祥义就曾说：“董事长一心扑在围棋规则上，其企业管理方式变成了平常充分授权，他自己完全由公司报表的数字中来了解营运状况，却多半能掌握问题，及时根治弊端，也就是围棋所说的‘综观全局’吧。” 　　前益华公司董事长袁忠渭则直言：“应昌期的事业是围棋，其他的只能算是职业。”
　　袁和应昌期是相交三十余年的老友，宁波老乡，也一直是应昌期倡导围棋的好搭档，他的这一评语可谓鞭辟入里。
　　应昌期的“计点填满法”本身就是一部煌煌巨著，因而要在这有限的篇幅里穷尽奥妙，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就只能是聊作介绍了。
　　可以说，应氏棋规将所有的内容都集中浓缩在以下的四字歌诀(四字真言)中了，道是：
　　乎分虚实　　气尽提取　　变穷打劫　　子空皆地
　　除穷任挥　　气定死活　　劫分争搅　　填满计点
　　“气尽提取、全同禁著、子空皆地、填满计点”曾是应昌期钻研规则改革最初5年所得出的得意结果，前两项针对著法，后两项是指“算法”。两者看似无关，但其实互为因果，牵动存废。以“著法”而言，二劫、四劫、长生劫、循环劫造成棋形循环，这种循环必然导致“无胜负”的判例发生，所以应昌期采纳了当时自美国回来的沈君山教授的建议，以“全同禁著”——即“禁止全局同形不得再现”来解决多手劫形因循环劫产生的无胜负判例。再说“算法”：以前的“比目法”采“以目为地”导致无法“提证死活”，只好硬将“盘角曲四”棋形判死，以及终局补整、不提三目、万年劫局终要粘等判例。应氏棋规在把地域定义改成“子空皆地”以后，全数自然消失了。又中国的“数子法”虽可配合“子空皆地”概念，可惜单方数子不仅费时，且编排计算间会破坏棋形疆界，难以复查，所以也不是正式比赛时的理想算法。
　　那究竟怎么办呢？应昌期绞尽脑汁，颠倒思量，终于悟出了以“固定棋子”填入验证地域的妙法来作计算。它不仅不会破坏棋局最终形状，而且胜负图形一目了然，连稚龄幼童都能看出谁胜谁败——这便是应昌期发明的“填满计点”的崭新算法。
　　四大要诀言简意赅，似已大功告成。应昌期兴奋之余，立即整理成文并广印成册，其大小颇似出国护照，分送世界各地征求意见。不久收到美国威廉曼氏的复函，说“气尽提取”当然，“子空皆地”绝对必要，但“全同禁著”却理论有误——因为全同禁著下犹有“颠倒死活”甚至“死活难辨”的棋形在。随信还附来美国JamesDavies先生所作的五路小棋盘图例，以作佐证。应昌期捆读后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研制的棋规确有不完善之处，于是再度潜心钻研，废寝忘食地精心设计量斗棋具以符合填满计点的需要，并且彻底放弃“全同禁著”，另求真理。
　　但世事纷繁，人世驳杂。这厢应昌期为新棋规的进一步完善宵旰勤劳，精益求精，另一边却有人在那里冷嘲热讽，说应氏棋规“翻复无常，朝令夕改”者有之，斥应氏棋规“化简求繁，不知变通”者也有之。好在应昌期毕竟是一位干大事业的骁将，别看他脾气耿介，但在认识问题上却抱定了与美国科学家约翰·皮尔斯一样的观点，即要更多地去发现自己的无知，极力避免终极智慧，将错误或不足作为起点。所以他可以对这些一概一笑置之不以为然，自己只顾朝认准的目标勇往直前地做下去。
从1983年至1988年的五年间，应昌期倾掷新台币一亿元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将围棋定位为教育工具，并开始全力培育青少年棋手。1984年举办世界青少年围棋赛，并在香港会见了中国围棋协会会长陈祖德，确立了1988年轰动世界的“应氏杯”围棋锦标赛的举办。忙是真忙，但他对围棋规则的修订却不敢有丝毫懈怠，日以继夜地冥思苦索，最后终于让他想出了以‘‘劫分争搅”来全面取代“全同禁著”的高招——原来聪明过人的应昌期发现了“三劫”、“四劫”虽都是棋形一再循环，但性质却并不相同的事实。也就是说，三劫为双方气点无法平衡，故非“争”劫以定死活不可，而四劫原本气点平衡，应属“变活”，“提劫”不过是输方藉“劫”搅局的结果，所以“提劫，，为‘‘搅”而非‘‘争”，与中国象棋的“长提”或“长将”有点雷同。这一发现，无疑使问题柳暗花明迎刃而解。
　　以上便是应昌期发明完善“计点填满法”的大致经过。当然，若以为应昌期搞这本围棋规则仅仅是“案头作业”，那就大谬不然了。实际情形是，他除了“长期分析比较同时代各种棋规，旁及欧美日本棋规专家论说的研究总结，之外，“还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客观条件，如间歇和经常性的比赛、定期刊物、不定期的访问和来访、座谈会或研讨会，交流有关规则的意见和情况”，并最终“吸收养分、补充资料、改进不足、自我完善”才最后取得如此完美的结果，有关题外的那些文章，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陆续述及。
　　美国的威廉姆·迈恩先生(MR．WILLIAMP．MANN)评介“应氏棋规”，说：“填满计点’算法精妙绝伦，但黑白子数必须各180子，绝对无法办到。”为了这句话，应昌期在研究围棋规则的后十几年中，又同时沉浸到了围棋棋具的研制之中。
　　是啊，怎样才能保证黑白子数正好各180颗呢？这就要同时发明一种“超圾棋罐”，让棋子一把撸进去不多不少正好装满180颗——为了达到这个设计，应昌期开动脑筋，亲自动手设计，仅钢模就先后做了35副，合计钢模总重量达数公吨。每副钢模造价达l万美元之巨！别人批评他不务正业，他说：“做生意如果部署好了，下面的人会去做，但设计模具谁能帮我？”姚祥义回忆那一段岁月，至今心里仍难平静，说老板那时候真像疯了一般，大家都认为这太难了，做不到了。他不服输，仍然坚持做。有时叫我上街去买几个大萝卜来，用小刀挖空，做模具的样子。后来又发现一种雪茄空罐的形状很有模拟的价值，于是就拼命抽雪茄，以便用这种空雪茄罐来担当改制棋罐模型的构思……。
　　看他这副废寝忘食的样子，有好多人劝他：“你这又何必呢，好好老板不当，有钱又不会花，却这样自讨苦吃！”
　　应昌期笑答：“是。我是在自讨苦吃，干脆，以后将我名字‘应昌期’改成‘讨苦吃’算了。”

文如玉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十几年的努力，同样精妙绝伦的“应氏棋罐”一代代问世了。1994年笔者在上海采访应昌期，老先生领我们进入书房，请大家一一观赏他的“作品”，还亲自表演这种棋罐怎么能保证装入的棋子正好不多不少，是180子；比赛时又怎么能将黑白子自动顶出。至于那些棋罐的型号，还分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1991年问世的命名为“9186型”，纪念“九·一八事变”发生60周年；1992年制作的为"7755”型，纪念“七七事变"55周年；1994年改进型的六角形棋罐最为玲珑剔透，其型号定为“JWl00'’，自然是为了纪念中日甲午战争发生100周年了。
　　但应昌期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在不断的探索改进中，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应昌期六弟、现负责宁波慈城应氏棋具有限公司的应昌明回忆，他们生产的“9186E"型棋罐有点小毛病，应昌期发现后大为生气。那时他已病重，但仍然不放过，发火，骂：“不对，这公司不用办了！”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应昌明回忆说，“于是潜心钻研，继续改进，直到大哥满意为止。”
　　于此同时，应昌期所创见、发明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旁的不说，单在围棋领域，就还有旋转型棋几、书桌型棋桌、量斗棋具以及电子计时器等等，无一不是费尽心机。用之于围棋比赛的，则又有延时罚点、黑子贴还8点及品位棋士局差制度、胜负符号等等，处处可见他的细腻巧思，令人口服心服。就说“黑子贴还8点”吧，喜欢围棋的人都知道，一般下棋，总是执黑子的一方赢棋的概率大，尤其是职业棋手，几乎是执黑必赢无疑。所以比赛前总要慎重其事举行一个“猜子”仪式，碰运气猜到黑子，那赢棋的希望就明显较大。 　　体育竞技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像这样的未赛即定“胜负”的着法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又规定了执黑者让对方三目半、四目半直到五目，然而还是执黑一方赢棋的概率大。
　　所以在应氏棋规中，应昌期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黑子贴还8点”(七目半)的规定。没想到规定一宣布就遭到很多人反对。
　　应昌期办事总有高人一筹之处。你不信吗？你反对吗？好，我先找点根据给你看——于是自己出钱，专门找人统计正式棋赛中黑、白双方胜负情况。
　　“贴目目数问题只要统计10000局以上黑白胜率，就有科学的答案，至少为六目半。如果贴五目半黑方胜率在54%以上，还是显示黑方有利。”这是应昌期的原话，是在他人统计了一万盘棋后得出的结论。
　　紧接着就到了1988年的8月，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风光开幕了，赛前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这个“黑棋贴还8点”！
　　到底合不合理？计点新棋规能否通过考验？
　　一切关心计点规则的人几乎都为应昌期捏着一把汗，只有应昌期本人稳坐中军帐——对这一规定的作出，他有充分的把握。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当年的赛场，看看那些棋手们对“黑棋贴还8点”的心态，有些事还是挺有意思，也颇耐人寻味的。
　　记得预赛尚未结束，吴凇笙持黑子一点败给赵治勋，比赛现场立即发出一阵议论：若按旧制(比目法或数子法)，吴凇笙可赢一目半，如今竟因采用新棋规而遭致败续，更何况输者是华人棋手呢！
　　除了中国棋友之外，一些日本记者也大发牢骚，批评黑棋贴还8点之“不合理”。这一姿态很为中国棋友赞赏，于是啧啧之声更其高昂，反倒站立一旁的韩国记者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赵治勋借8点之赐而赢了第一局嘛！
　　其实冷静分析，吴淞笙这一局之败并非新棋规“有缺失”所致。因为黑方局势可以说是从头领先到最后，只是在官子阶段失误两手，让对手便宜了两点官子而反胜为败的。特别到了终盘阶段，赵已读秒很久，而吴淞笙却尚剩40余分钟，他完全可以好整以暇地去外面逛一逛，让头脑清醒一下再回去接着下，赢回这盘棋的。
　　吴淞笙自己事后也说，他原本设计了黑盘面胜8点，并可收后以一点获胜来印证新棋规之优点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却鬼使神差连看错两手，从而“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可叹。
　　应昌期事后分析，吴淞笙输棋的确可惜，但不能说明计点黑贴8点不堪负担，如果黑棋面胜了四五点而全力追赶不上，才能说明贴点的负担超重了。
　　再往后，出现了林海峰国手黑子一点胜桥本昌二的战绩，证实了黑贴8点并不过分，也并非不合理。
　　预赛结束，战绩公布，持黑在本届预赛的8局中，获胜5局，获胜率达八分之五，相当合理。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这8局的对弈猜子中，猜中的人大多选择了白子，但也有刘小光及武宫正树两位，猜中了却仍旧选择黑子——只可惜都输了。这也相对证明了黑贴8点的合理性。
　　刘小光怎么说呢？他说他选择黑子，是认为贴8点也可以下的，尤其是可以考验一下自己，下更好的棋！
　　日本武宫正树的说法别具一格。他说他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看看黑贴8点可不可行？武官的胸襟博得了许多中国棋迷的好感，他们认为武官的宇宙流的确气派非凡，虽然最后输了，却并非贴8点的“罪过”。
　　看着这一切，应昌期拈须而笑——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构想，新棋规通过考验！
　　说起应昌期的这一本围棋棋规，还有几段佳话不能不提。
　　其一是日本有位知名围棋专栏作家名唤胜本哲洲的，也是一位热心研究围棋规则的人士，有一年专程来台北拜访应昌期，谈计点制规则。在应昌期心目中，推广围棋新规则向来是头等大事，所以胜本哲洲一到，他即下达了不准任何事打扰的命令，关起门来，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晚上11时，足足谈了14个小时，还意兴遄飞，犹不觉累。
　　后来日本职业棋手工藤纪夫九段、泉谷先生以及日本围棋杂志的记者酒卷忠雄、村上明先生等也想来看看什么是“计点填满法”，应昌期又放下一切正事，专门带着这批日本客人去了垦丁，足不出户的为他们上了两天课，应昌期亲自向吴大国手详细说明他所发明的这一围棋新规则。晚上应公子明皓在圆山饭店设宴，请吴清源先生品尝海鲜。当吃到螃蟹那一道大菜时，要使用钳子夹开壳，吴清源先生举钳笑说：“嘿，劫分争搅要比吃螃蟹简单多啦！”引得满座的人皆笑，其中笑得最开心的，要数应昌期。
　　其二是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位旅居香港的宁波人，名唤孔庆隆的，也是一位围棋迷，且一直在与祖国内地做生意，时任广州政协委员。1986年的世界青少年围棋比赛在香港举行，孔庆隆前来观阵，与主办者应昌期邂逅相识。转眼到了春节，孔庆隆居家无事，便与应昌期通电话探讨棋艺。应昌期将自己研究的围棋棋规传真给他，嘱其“阅览雅正”。孔庆隆本身棋艺精湛，又有很好的国文底于，文笔更好；应昌期的规则是以文言写成的，他拿到后大喜过望，天天废寝忘食的钻研探究，很快读通了，一有所得便打长途电话到台北，与应昌期交流心得，往往是电话一打便是一两个小时，捂得耳朵都热烘烘的了。
　　打完电话再看，仔细揣摸半小时一小时后，又有所悟，赶紧再拨电话。这边应昌期如遇知音，一接老友的电话好不高兴，好像什么事情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似的，只管与远隔重洋的孔庆隆嘀嘀咕咕没完没了地讲电话。可以说，这一年过年都是在与孔庆隆讲电话中度过的，事后还直说：今年的春节过得最快
　　一个春节年假过去，孔庆隆像是真正弄懂了，于是又兴冲冲打电话到台北，建议应昌期说：“应先生啊，你的规则是再好不过，但用文言写总是个问题，人家看不懂啊，我看干脆由我来替你改成白话得了，可以吗？”应昌期快活地答：“那还有什么话讲，你只管改写好了！”
　　孔庆隆果不食言，很快以白话写了一遍应氏计点制围棋规则，然后整理打字，寄到台北。谁知过了几个月，他又一个电话打到台北，说：“应先生啊，我琢磨半天还是你的文言文好，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你的简洁和紧凑的，所以不改了，就这么以文言文出版吧！”
　　应昌期闻言又欣慰地笑了，在心底将孔庆隆引为少有的几位晚年知音之一，并慎重嘱托孔庆隆为自己正式出版的《应氏棋规》作序，孔庆隆也果然践约，写出了一篇文笔优美、棋艺到位的序文。孔序中有专门一节谈到《应氏棋规》的简约和精到，云：
　　应氏棋规的另一成功特色是采用了“棋规格言”32字。应先生在年
　　青时曾先后化去十年光阴研究汉字拼音。所以不但在学术研究上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汉文字的驾驭上具有深厚的功底。他在规则研
　　究过程中每有新的结论或定义都爱以四字格言形式表达之。一方面比
　　较为大家喜见乐阂，另一方面格言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易学易记、便
　　于传播。我自一九九O年深秋才开始问津棋规，初以为‘应氏棋规’的
　　理论规模已具，应该著眼如何普及，曾利用养病时间试将规则写得通
　　俗些。但后来觉得无论如何写法，都没有办法把格言也去译成噜嗦的
　　口语，于是便放弃初念。之后知道应先生写规则本文限在1000字以
　　下，原来用的是‘优选法’。又发觉他在运用规则上最常见的‘穷’字上，
　　创造新术语的‘双熟子、孪熟子、劫子、越环禁搅’等等，都是非常认真，
　　到了千锤百炼的地步，又几乎密切结合到规则，每追一步便立刻修改
　　格言，更认识到，应先生务实和不间断改进的科学态度。”
　　这是1994年的事。

文如玉

创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应昌期六十年代翩然“下海”，从事工商，兴办实业，节节顺利，至八十年代可说是已创下一份可观产业。但俗话说：“钱多不烫手”，应昌期又何尝不了解“有钱好办事”的简单道理，但一个人的价值观往往影响他对种种事物的看法，简而言之：价值观就是一个人认为什么事物才是最值得他去全力追求的。
　　应昌期有钱之后不是想买田置屋或者传给子孙，他首先想到的是年轻时曾经立下的那一个宏愿如今终于可以实现了！
　　综观这几十年来他的思想脉络尤其是关于推广围棋运动的论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1．围棋源出自我中华民族，2500余年之前的各种典籍都有记载，足可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围棋已风行于全国——其所以能长久流传而不衰老，必有其“有益世道、有益教育”之功能在。
　　2．我国创制围棋的历史向上推算可能已逾4000余年，其内涵极为博大精深。东汉班固所著的《弈旨》就曾有云：棋局有限而变化无穷，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觉其得失，古今略备。
　　围棋的外延也是没有穷尽的，佛的超然，道的虚无，儒家的济世治国，兵家的进退取予似均可在小小棋枰上显露，因此为历代文人墨客及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相传隋朝末年，群雄争霸，虬髯客意欲逐鹿中原，但在与李世民“手谈”一盘后领略到他的恢宏大度，遂领兵出海而去，由此可知围棋的魅力足可吸引和征服历代多少英雄豪杰！
　　应昌期又不无骄傲地指出：围棋是迄今为止举世无双的最为完善的一种“智力竞技”。你看，国际象棋由于棋子移动方的制约，棋手在思考下一步棋时，大约只有35种合法的选择；而围棋在下第一步棋时，361点的任何一点都是合法的，而第二步则平均会有200个合法选择。如果让电脑下国际象棋，思考到第七个回合——即走14步棋时，大约有35x14种选择，即使作过删削，这种选择也还有500亿或600亿种之多——这个数字已是何等庞大惊人，但若让电脑也同样下到14步围棋，则有200”，即起码有亿亿种的选择！“l亿亿种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以曾经一举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而震惊世界的那台“深蓝，，电脑为例——据说它已经达到了每秒可分析2亿种可能性那么高的运算速度！但即使就用那么高速的“深蓝型”围棋电脑来与围棋高手对弈，它每下一子所需“想”的时间为一年半！
　　美国的乔冶·约翰逊在其一篇文章中写道：“台湾的应昌期先生悬赏140万美元征求第一台击败围棋高手的电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过去十年来，电脑设计家们绞尽脑汁，的确使围棋电脑的本领有了提高。目前在美国和日本举行的国际电脑围棋年赛，冠军奖金均约为25，000美元。然而尽管这些冠军们的才技鹤立鸡群，在与学棋约一年的人比赛时仍然不堪一击。初学者便可以横扫当今所有围棋电脑，用不着有个卡斯帕罗夫。
　　‘深蓝’能够击败国际象棋冠军，靠的是基本的行棋知识加上强大无比的检索演算能力。而这排山倒海般的能量在围棋的精妙变化无穷的盘面上完全无能为力。迄今最强的电脑围棋程序之一‘多面围棋’的设计者、美国惠普电脑公司的工程师大卫·佛特兰德说：‘强力检索对围棋全无作用。你得创造出一个像人一样精明的程序来。’要使电脑下出的围棋多少像点样子，必须使其具备辨认各种微妙复杂的图形的能力以及运用自身直觉经验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人类智慧的一大特点。如果真有一天电脑能打败围棋高手，那将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始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了，也将宣告又一个科技时代的到来。”。尽管美国人性格一向自由奔放，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确悬赏140万美金奖励能击败人类的“电脑围棋冠军”，只不过这简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眼瞅这奖金将于2000年到期，全世界的软件设计高手们也只能徒唤奈何，只是很不好意思地“希望”这一奖项再延期一至两个世纪——虽然电脑“深蓝”早已于1997年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然而“深蓝”要想打败围棋高手似乎还很遥远。
　　应昌期并没有责怪电脑设计师无能的意思，他只是为围棋的博大精深而骄傲！
　　3．尽管围棋是我国粹，但现实的情形却无法令人满意：国内棋手的水准大大落后于日本。若欲急起直追，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围棋从个人娱乐消遣的境界中解救出来，积极提升其功能，作为欣发幼童、青少年大专学生的智慧进而建立全民“智力体育”的广大基础，为此，围棋的推广机构就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以及五十年来的梦想，应昌期迫切地感到有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推广围棋运动教育机构的必要。于是捐资l亿元新台币在台北市所创建的“财团法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于公元一九八三年的八月二十六日正式宣告成立。是日，台北市国宾大饭店的国际厅里嘉宾云集，鲜花环立。鼓乐声中，红绸飘然落地，成立典礼进入高潮。“贤者得志，泽加于民”，应昌期欣慰地笑了。
　　据现任基金会秘书长姚祥义回忆，成立典礼上作为名誉董事长的“前总统”严家淦致词时语出惊人，劈头一句：“应昌期先生的成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听众热烈鼓掌以作响应，充分证明了应昌期对推广围棋的贡献。
　　另外，基金会还礼聘林海峰为名誉副董事长，沈君山、萧理昌、张长卿、张子湘、陈翔文、桂良、陈润源、姚祥义、陈国兴等九位为董事，组织第一届董事会，并互推沈君山为董事长，选聘陈翔文兼秘书长，姚祥义女士为副秘书长……
　　“视钱如水。”可以说，这是应昌期在推广围棋方面有如此作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有一句常说的话是：“一亿元不算多，只要围棋教育推广得好，二亿三亿会接踵而来。”台湾知名企业家，也是海外巨富的王永庆是相当了解应昌期这种“视钱如水”的哲学的。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儿孙自有儿孙福，用不着把太多的钱留给他们。在一次聚会上，应昌期又慷慨陈词，说：“要想振兴围棋运动，一定要从小朋友着手，成立基金会的目的，在于推动青少年围棋运动。另一个目的，则在推广计点制围棋规则。”全世界所有的围棋组织，如日本棋院、韩国棋院等，都以振兴自己(本土)的围棋为着眼点。而将世界围棋的振兴作为职志的，就只有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了，因而说他“举世无双”也好，“独一无二”也好，都不为过。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应昌期确有世界性的宏观围棋观念，格局很大。
　　从1983年8月基金会成立至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缤纷落幕，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做了多少事啊！ 　　1984年，“世界青少年围棋赛”首先亮相。这是一个连续的赛事，共有12个国家与地区的22—44位小朋友参赛，而且比赛地点轮流在世界各大都市举行，每届比赛的经费为5万美元。
　　尚记得“世界青少年围棋赛”的第二届在台北举行，韩国的李昌镐也来参赛。那李昌镐当年胖小子一个，输了棋还会哭鼻子呢，要应昌期拍拍哄哄的，谁能猜到人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棋坛的顶尖高手！
　　第五届“世界青少年围棋赛”在巴黎举行，祖国内地第一次派出常昊和刘菁两位小棋手参赛，台北派出的小棋手是施懿辰和夏衔誉。这也可说是两岸小棋手的首度对局，意义非同小可。
　　比赛结果是常昊和刘菁分获冠亚军，应昌期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言赞：“好苗子、好苗子！”如今常昊也已成为名满天下的顶尖高手了，更可见这项比赛的意义。
　　十余届“世界青少年棋赛”完成了杰出少年棋士必经的洗礼过程，其意义的确非同凡响。现在我国棋坛上的常昊、刘菁、邵炜刚、罗洗河、周鹤洋、王磊、余平等名将，差不多都是从这一项世界赛脱颖而出的少年英雄。
　　“世界青少年棋赛”也像高效的播种机，它将围棋的种子播向世界。记得有一届比赛捷克的选手赢了台北的施懿辰，应昌期在惊讶之余还着实有点欢喜，说：“想不到连捷克这种地方也会有围棋苗子，真希望他能成为推动捷克乃至整个欧洲的围棋火种！”
　　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一面在台北成立“神童班训练营”，训练了近500位小棋手，其中有100位以上已经升段。另一方面又替一般小朋友举办初学班、入门班以及初、中、高级班等，利用寒暑假完全免费接受训练，又不知有多少青少年进入围棋的行列！
　　在祖国内地，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也赞助了许多比赛，赠了大量的围棋和棋子，使“应氏计点制规则”逐渐深入人心。
　　1998年10月，由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捐资1．6亿元人民币建造的上海应氏围棋教育基金会大楼及世界第一所围棋学校已经结顶，主楼高19层，裙楼高8层、4层。这可以说是应昌期推广围棋往纵深发展的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世界性的创举！
　　在放眼世界方面，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在1985年首先设立“世界电脑围棋赛”，邀请了世界各地顶尖的电脑围棋高手角逐，举办地点也不惜耗费巨资，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展开。
　　1985年，人脑在9路棋盘上让8手还能战胜电脑：
　　1995年，人脑在19路棋盘上让12手败给了电脑！这一事实证明，由于应昌期的推动，电脑的功能结构确有很大进步。
　　真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十年的进展不可谓不大，其功劳自然当推幕后英雄应昌期。
　　1990年，应昌期和他的基金会开始举办欧洲“应氏杯”围棋比赛，将中国4000年文明之火燃遍了整个欧洲大陆。从英伦三岛到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到塞纳河，应昌期指挥着他的黑白之旅“长驱直入”。
　　1991年，又举办了美洲“应氏杯”围棋赛。在高高耸立的纽约自由女神注视下，应昌期看着高鼻碧眼的洋妞洋小伙在中国围棋枰前伤透脑筋，他又拈着胡须笑了。
　　当然，在应昌期所做的这一切中，恐怕最值得称道的，当首推已连续举办了三届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了。

文如玉

围棋属于世界
　　在这之前我们谈应昌期之于围棋，还只涉及他对于祖国这一份宝贵文化遗产的挚爱，为普及推广围棋运动、发明最合理最完备的围棋规则的种种努力以及捐巨资创建“财团法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等一些基本事实。
　　然而光说这一些还不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应昌期的心胸和眼光，是无比的阔大和深邃。办实业，他跳出台岛，逐步向海外拓展；下围棋，他也同样将地的经纬綫作为围棋棋盘的纵横绕，让黑白子走向全世界。
　　他在《应氏棋规》的自序中就曾谈到，围棋从中国流传到国外，最早的历史记录“当是南北朝时传入的旧法”。而围棋传入日韩的历史则详见“周书、隋史，北史中的百济传、倭国传。”“百济”即韩国，“倭国”为日本。
　　应昌期不辞劳苦地考证这些史实是有意义的。他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我们祖先早就在做着将围棋运动推向世界的梦了，我们后人又岂能数典忘祖，不跟着祖辈的脚步继续往前走呢？
　　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还必须有一套最科学、合理的规则。
　　现在这一些都已基本具备了，所以事实是他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在台湾，大约在进入八十年代前，名人赛、棋王赛、青少年赛、大专杯相继停办，“有人认为应昌期累了，倦于与媒体合作了。”
　　“其实应先生正打算再出击。”马西屏写道：“……应先生托笔者到大陆、日本、韩国研究他们成功的方程式，并且由基金会执行秘书杨佑家先生给予协助。”e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应昌期还从一位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得到启发。
　　这位日本朋友就是日本围棋记者胜本哲洲先生。
　　据说胜本哲洲先生是个怪人，也是一生缘结围棋，不理人间世事的。有一次忽然从日本打电话找应昌期聊天，说他对应氏围棋规则大致了解，但仍有些小的疑问，所以就很希望“应先生能保留一天时间详细谈谈。”
　　应昌期一听就十分高兴，当即手握话筒大声回答： 　　“欢迎来台湾，不管哪天到，我都会陪你谈的。”
　　过不多久胜本哲洲真的到了应昌期的家里。那年胜本哲洲也已年逾八十，比应昌期年长。二人相见如故，从早上9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胜本才十分满足地起身向应昌期告辞：
　　“太谢谢了，真是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
　　“不要客气。以后还要仰赖胜本先生多多宣传。”
　　不料胜本哲洲老头一听“宣传”两字便大摇其头，并告诫应昌期说：“你的围棋规则绝对大大的好过日本现行的规则，但千万不要去日本宣传！”
　　应昌期—听便感纳闷。他是快人快语，有问题心里憋不住的，所以当即问胜本哲洲：
　　“这就奇了，既然说大大的好，那又为什么不能去宣传呢？”
　　奇人胜本哲洲也是实话实说：
　　“唉呀，昌期君有所不知：我们日本棋士的成见是相当深的啊，他们怎么能放下架子来接受你的规则呢？”
　　“有道理。但，不能宣传又怎么推行呢？”
　　“这个简单，你只要办一个世界最高奖金的比赛，你也不必宣传，因为那些棋士为赢得比赛，自然会主动钻研你的这个规则——不钻研不是自己吃亏吗？你看这办法怎么样，是不是可行？”
　　应昌期当即将胜本哲洲的手使劲一握，说：
　　“很高明。让我再仔细想想，好吗？”
　　送走胜本哲洲，应昌期就真的认真思考起来。他要审时度势，努力将这个构想以最完美的形式实现。
　　这个形式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为“迄今为止全世界影响最大、奖金额最高、最具国际性”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第一届“应氏杯”正式开幕的时间是在1988年8月，但作出这个决定的时间却是在1987年8月17日。
　　以前我们曾提到世界青少年围棋赛自第五届开始有内地的青少年棋手参加，应昌期也就是在1986年的赛事中才开始与聂卫平、马晓春、陈祖德等棋士有了接触。那时聂卫平的棋艺正处顶峰，江铸久等赢棋的机会也很多。而几乎就在同时，韩国的围棋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应昌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火候，才及时作出举办世界性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决定的。应昌期内心是多么希望祖国的围棋高手能够获得他所主办的世界杯冠军啊！
　　那几天的台湾报纸，差不多都以通栏标题报导这一盛举：
　　“应昌期围棋基金会”动支百余万美元
　　选拔世界“围棋王”
　　奖金最高
　　邀请举世顶尖高手
　　明年角逐
　　筹备世界棋赛
　　应昌期提构想
　　要与奥运同步
　　资金百万美元
　　高奖金
　　举世瞩目
　　应氏杯
　　广受重视
　　应昌期向新闻界郑重宣布：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将邀请世界最强的16位棋士参加，从中决出世界冠军，冠军独得40万美元的奖金！
　　应昌期还宣布，此项比赛将每四年固定举办一次，且皆在奥运年举行，所以将成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赛。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比赛由发明围棋的中国人来举办，其意义非比寻常。
　　应昌期同时告欣记者：100万美元将在近期存入香港银行，到明年比赛时加上利息将近110万美元，其中70万美元作为比赛奖金，40万美元作为比赛经费(事实上办一次这样的比赛，经费要远远超过这一预算)。
　　其中预赛淘汰的8位棋士，每位仍有l万美元的奖金可得。初赛淘汰的4位棋士每位可得3万美元，复赛淘汰的2位可独获5万美元，亚军10万美元，冠军40万美元！
　　为何需要40万美元的比赛经费呢？因为照应昌期原来的构想，所有的预赛和复赛均将安排在欧洲举行——这样的安排也是用心良苦，他知道欧洲的围棋风气正在萌芽，“应氏杯”一搞，媒体大作宣传，自然会让欧洲人更加了解中国人所发明的围棋运动，致使这项运动更快地在欧洲“扎根”。至于复赛和决赛，如果祖国内地选手届时皆遭淘汰，则将在台北举行：如果复赛五战三胜、决赛七战四胜，则可能巡回亚洲各国比赛。
　　当然，以上谈话是在首届“应氏杯”开赛前一年作出的。那一年的5月18日，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台北召开董事会，为推广计点制围棋规则，应昌期提构想，准备百万美元等。应昌期在会上说，他注意到日本围棋杂志近期的一项报导，指出当前日本各大新闻棋赛的冠亚军得方，换来换去都是几张老面孔，已引不起棋迷的兴趣，倒是日本棋士与外国棋士的对抗赛，还会引起棋迷瞩目，所以举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目的除了推行计点制围棋规则外，主要着眼点还在于造成风潮，进一步推动国际围棋运动的发展。
　　当时出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是沈君山教授。自那次会后，沈君山即开始拟定详细办法。比赛地点以及16强邀请对像的确定等，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入具体作业阶段。同时，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及韩国棋院等接触，协商。
　　据曾任新体育杂志总编、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中国棋院顾问、《围棋天地》主编的郝克强回忆；
　　“1987年11月，第6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行后期，应昌期委托香港泛太平洋围棋会副会长孔庆隆和日本的大枝雄介到广州与我围棋协会接触……进行了洽谈。
　　‘应氏杯’赛由应昌期出资110万美元，邀请我国棋手聂卫平、马晓春、江铸久、刘小光、日本棋手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武官正树、藤泽秀行、桥本昌二、台湾棋手林海峰、王立诚、王铭琬、韩国棋手赵治勋、曹薰铉，澳大利亚棋手吴淞笙，美国棋手迈克·雷蒙等16人参赛，使用“计点制”规则。
　　我方支持‘应氏杯’(我方：指中国围棋协会方面，下同)，既能促进海峡两岸围棋交流与合作，又可促进围棋走向世界，加速国际化。第一次世界职业围棋赛由中国人办亦是围棋故乡应有之义。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和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当时在广州主持全运会，在百忙中宴请了孔庆隆和大枝雄介一行，表示了支持举办‘应氏杯’世界围棋赛事。”
　　这可以说是应昌期通过第三者第一次与国家体委、围棋协会接触。中国围棋协会的态度是明朗的，应昌期此后所说的一番话也着实令人感动，郝克强写道：
　　“孔庆隆告我，他与应昌期通电话，应对我方支持‘应氏杯’赛事深表感谢。并说：‘只要大陆棋手参加，我就办。日本棋院不参加也没关系，反正日本有棋手愿参加。如果大陆棋手不参加，我就不办了。’孔庆隆和我都感觉到，在无形中开始形成海峡两岸围棋界合作的局面，令人鼓舞。”
　　接下来就进入到具体阶段了——这便是1988年3月31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比赛委员会会议。会议是在东京的大宫殿饭店召开的，应昌期一行先期到达。3月30日晚，郝克强和陈祖德、华以刚、体委国际司刘屯等一到饭店便先去拜望应昌期。“应先生此时虽年逾古稀，但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在与郝克强握手寒暄时特别强调说：“很佩服你，围棋敢与日本人打擂台。中国这么快赶上日本，真没想到。”
　　比赛委员会于4月1日上午10时在大宫殿饭店的4楼会议室正式举行，沈君山主持，应昌期自始至终参加讨论。会议时间进行得很长，中午与会人员在会议室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还在谈论有关比赛守则的事宜，意见发表得非常充分，难怪应昌期的秘书姚祥义会说：“今天的会是应先生第一次最民主的会。”为什么这次会议开得这么长呢？除了讨论比赛方式(如通过了应昌期为使中国人在第一轮不相碰而提出的华语系与非华语系、“应氏杯”与“富士通杯”双入选和单入选首轮互不相碰的办法)外，还有一个关于开幕式和第一二轮的比赛地点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应昌期的态度——据郝克强回忆，事实上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晚上，应昌期便表明了自己的愿望。郝克强写道：“看来应先生是快人快语，干脆利落。他说他主张“应氏杯”赛在北京开幕。沈君山在旁边没有说话，似有难色。夜深，孔庆隆到我房间谈，应昌期表示即使坐牢也要在北京办。”
　　所以会上虽有人主张在西德的汉堡，也有人主张在台北、香港，但最后的结论是台北、北京、香港为候补，由应昌期“视情况决定”。
　　三个月后的6月21日，应昌期邀请孔庆隆、陈祖德和郝克强在香港会晤，商讨“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地点、时间问题。·这里不能不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台湾《民生报》1988年6月18日有一篇题为《棋枰世界大象难渡海峡应氏杯大赛将转战香港》的通讯报导，说的正是第一届“应氏杯”的地点问题。报道说，这项比赛4月1日开筹备会时，决定比赛地点以台北为第一优选，次为北京，香港则是最后考虑的。
　　谁知主办单位“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于四月初行文给“教育部”后，答复只说已将公文转给“内政部”及“外交部”，“没有任何肯定与否定的答案”……
　　问题症结就在于“目前台湾的大陆政策还不可能准许大陆棋士来台比赛”，也难怪台湾的传媒要以大字标题责问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了：
　　《世界最大围棋赛！应氏杯不得不拱手让人？》(《民生报》1988．6．22)
　　《飞象渡海遭封杀，文化中国待何时？》(《中国时报》)1988．6．24
　　《大陆政策应跟上时代围棋大赛进香事件值得省思》(《联合报》1988．6．24
　　《请不要说“不”》(《中国时报》1988．6．25
　　总之，“第一首选”的地点台北市是不可能了，那末究竟选择何地呢？
　　在香港文华酒店应昌期的套房内，一干人团团坐定开始会谈。沈君山提出先预定在香港举行，至于北京、台北，可再观望一下。应昌期主张可定在北京。台湾当局既然尚未同意大陆棋手入境，那就算了。
　　这时应夫人唐平尘起立发言，没想到她的一席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郝克强回忆道：
　　“应夫人神情激动地力主在北京，她说：‘自己花钱买爆竹，岂能让别人放’？
　　应夫人唐平尘，年纪与应先生差不多，30年代曾在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毕业，说起来，还是现代我国体育工作者的一位前辈呢。应老后来给我们讲过笑话，说应夫人早年在宁波大街上因穿短裙而被宁波的警察局传讯。所以可以说她在宁波警察局是有前科的人，大家为之大笑。看来，应夫人比较开放、豪爽，她的发言直截了当，起一锤定音的作用。我们均表支持。”
　　据说，在那次会上，最后还是给台北留了一个机会的。但正如应昌期所说，在台北的可能性很小，并且说了一个7月15日的最后期限。
　　这也就是说，至1988年6月，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揭幕的地点基本敲定了，就在北京举行。且听听应昌期本人的说法。
　　他在答记者问时曾明确指出：
　　“1985年后，形势大变，韩国、中国大陆的好手与日本好手的实力，开始有并驾齐驱的态势。我一看，气候已经形成，时候到了，才正式成立“应氏杯”世界性的围棋大赛。
　　‘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推广‘应氏围棋规则’，因此凡是来参加‘应氏杯’的好手，都必须使用应氏规则，否则不发予奖金。
　　我想这是为达成基金会推广的目的，也是应氏杯在世界围棋上定位最鲜明的标志。”
　　总而言之，好戏就要开锣，年届七十的应昌期正在朝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大步迈进。有人问苏格拉底，你是哪个国家的人？苏格拉底大声回答：“我属于世界”那时的应昌期豪情满怀，正准备率领他的黑白之旅走向世界——有一点他自己可能没有想到：那就是在他将“应氏杯”推上世界舞台的同时，他自己也正在走向人生的顶峰。

文如玉

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1988年8月16日，应昌期搭乘的航班安降北京首都机场。陈祖德、郝克强、聂卫平以及围棋手等数十人在机场迎接应昌期和夫人唐平尘。在机场贵宾室举行了小型的欢迎仪式，应昌期在即席致词中很风趣地称在场棋界人士为“同志”，说这是他“生平最高兴的一天”，“应氏杯赛事能在北京办成，是大家的支持，也是本人心诚则灵。”四天后，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踏上这用作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开会议事的大会堂的红地毯，很难描述应昌期此时此刻的心情。
　　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来了。在北京举行开幕式及安排有关比赛大小事宜，都是在他的关心下妥加安排的。可以说，祖国人民对于围棋，对于穷毕生精力为推广围棋运动、为推行计点制新棋规而辛勤奔走的应昌期先生给予了最高的礼遇。 　　当天晚上，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的陕西厅接见了应昌期和夫人，然后举行盛大的开幕酒会，招待各国参赛的棋手和来宾。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海峡两岸的棋坛精英聚首北京，400余颗心跳动在一起，确实成了围棋故乡一次空前的世界著名职业棋士的盛大赛事。
　　在酒会上，应昌期举杯致意方毅，说：“久仰陈毅元帅在中国大陆提倡围棋，也钦佩你在继续推动围棋事业方面的卓越贡献。”方毅笑着回答应昌期说：“你的名字就注定你要一生提倡围棋的，非常感谢你啊应先生！”
　　按照应昌期和中国围棋协会的意愿，半决赛最好能在台北举行，但结果仍未能如愿——从台北传来的讯息一会儿说“聂卫平一人可以按‘个案处理’赴台，一会儿又说允许聂卫平、孔祥明、华以刚3人去，但没过几天又说聂卫平是中共党员，必须退党才能赴台……类似的一再变动，一直没有明确态度，所以最终只能将决赛安排到汉城去了。
　　这是1988年11月的事。
　　直到1989年4月，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要进行决赛了，台湾当局还是不同意大陆棋士赴台，所以就按照应昌期的提议，将决赛的前三局安排在杭州和宁波。
　　宁波是应昌期的出生地，故乡，能将这一场举世瞩目的围棋大赛办到日夜魂牵梦萦的故上，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再好不过了。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广大棋迷们对于“应氏杯”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隋。
　　这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简直成了围棋棋迷们的节日。电视实况转播，大棋盘讲解总是挤得“满坑满谷”，旁观者都很难相信这是一场围棋比赛的讲解会。
　　在北京如此，在杭州也是如此。
　　杭州决赛的前几局，大棋盘讲解设在西湖边的西泠饭店大会堂。如所周知，若从湖滨遥望，西泠饭店像是“挂”在半山上，地处偏僻，原以为无人会来，谁知照样大爆满！
　　然后是乘火车到宁波。宁波南站更是人山人海，棋圣聂卫平被棋迷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目睹此盛况的台湾记者马西屏甚至说看到这种情景几乎让他想起“以前影迷到松山机场迎接凌波的场面”。
　　而比赛场所，地处马园路涉外区的宁波饭店门口，每天总有几百名棋迷聚集，打听比赛消息。
　　以后转战汉城。从金浦机场开始至韩国棋院这一段路，行进中的轿车两侧始终有随行的队伍热烈欢呼。紧接着是东道主在汉城的乐天饭店为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半决赛举行公开说明会。面对莅会的上千位围棋爱好者一张张期盼的面孔，应昌期激动起来。他起立，拿起麦克风即席致词说：
　　“我真心地期盼此种盛况，不仅是韩国的汉城，就是在美国的任何都市，或是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但要等到什么时候呢？10年？20年？——我已垂垂老矣，可能无法亲眼目睹那样的盛况了，可在座的年轻人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衷心的期望，期望到那一天，大家将我的那——份也一同分享！”
　　应昌期这一段充满感性的谈话，曾经赢得多少热烈的掌声！
　　可以说，在第一届“应氏杯”从筹备到预、复赛这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以及各国选手的热心参与，赛事节节顺利，应昌期的心情更是无比的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面对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应昌期侃侃而谈：“应氏杯”并非单靠我个人的力量所能办成，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凑在一起，才有可能。“所谓天时，”应昌期举起右手，伸出一枚食指：就是林海峰、聂街平、曹薰铉等高手可与日本棋士匹敌；海峡两岸刚刚开放，要在早些年举办，连忖都勿用忖。”应昌期还是一口宁波口音的国语，令北京记者倍感惊奇。“‘地利’，则是指在这里举办过程中，我亲眼所见北京的广大棋迷热烈的支持。至于‘人和’，那就是有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帮助我，克服种种困难，使各阶段比赛能够顺利举办。”说到这里，老先生似乎还意犹未尽，所以又特意幽默了一句，说：“甚至，连比赛结果都是出乎意料的令人满意！”
　　是啊，怎能不满意呢：初赛将日本的一流高手小林光一、加藤正夫、武宫正树等统统淘汰，现在只剩下聂卫平、林海峰、藤泽秀行、曹薰铉等四位棋士角逐了！
　　这个结果，他事先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啊！、难怪初赛后，在著名书画家黄胄为他举办的庆功宴上，他又非常动情地说了番“天助人助”的话。著名书法家黄苗子写了一幅中堂“心诚则灵，得道多助”送给他，老先生高兴地接受了，口中还不停地念着条幅上的话：“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应该说，在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前后，他与中国围棋协会的一些领导人也是相处愉快的。时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会长的郝克强先生曾著文谈到那一段愉快的经历，说：“1987年应老看到中国新一代棋手连连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打败日本棋手，极为高兴。他认为中国棋手崭露头角的时机到来了，决定拿出巨资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当时两岸刚刚开放，应老聘请陈祖德为比赛委员会委员，华以刚为副裁判长，并不畏风险地力主在北京举行。这是两岸在体育竞技方面首次合作，此番盛举，全球棋坛内外为之瞩目，以其开创性的巨大成功载入史册。
　　我认识应老，是从第一届“应氏杯”大赛开始的。他知道我当时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中方负责人，聘请我为‘应氏杯’赛的顾问。在赛事的筹划和进行中，我们多次见面、商谈，逐渐相熟，还成了每次相会都要尽兴手谈的棋友。他的棋艺高我一筹，我们的棋战终是争斗激烈而气氛愉快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能不提：预赛结束，8局棋的结果是黑胜5局，白胜3局。虽然执行黑贴还8点，但执黑的胜率达5／8。
　　看到这个结果，老先生简直想开X0庆祝！
　　为什么呢？因为“应氏杯”赛规定是必须采用“应氏计点制填满法”这一新棋规的。黑棋点还8点，赛前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一新规定，现在好了，事实胜于雄辩，赛前的种种议论不攻自破，计点制规则完全通过考验，老先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又怎能不高兴呢，应氏棋规是他倾毕生心力之作，真是比生命还看得重的啊！
　　如果我们稍稍回忆一下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各地举行时的盛况，也的确不能不令应昌期感动。
　　首先是媒体的关注。据说在杭州决赛期间，所有采访本次大赛的世界各地记者曾合影留念，在香格里拉饭店门前的广场上一站，竟然逾百人，连见多识广的台湾记者都发出惊呼：恐怕再没有一项棋赛能吸引如此庞大的记者团了！
　　其次是棋士的重视。比如那位看起来有点满不在乎的聂卫平，对此次棋赛非常重视——在杭州争冠第一战，他坚持不吃饭，说吃了中饭“生物钟”就会起作用，想睡觉，对下午比赛不利，所以中午就只吃西瓜。那西瓜是特地从海南岛空运来的，因为那天老聂还邀请了台湾记者马西屏先生一起去吃，后来马西屏写文章在报上一披露，就世人皆知了。
　　但那天下午他还是输了。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实在是很难受的，于是与别人一起玩“拿破仑”，干了通宵，以便忘却输棋的难受。
　　第二盘从杭州移师宁波，为培养情绪，特别先搞了场“桥牌邀请赛”，聂卫平与他的搭档牌好像打得并不怎么样，却以超高分拿下冠军，所以心情好得不能再好，结果第二天就“痛宰了曹薰铉”。传媒预测，如果照当时聂卫平的气势，若大赛在宁波下完，老聂肯定能拿冠军，可惜最后四五局要移师新加坡。
　　像林海峰那样的棋手，真正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可以说什么比赛没经过？但跟随他的人却发现他还从来没这么慎重其事过——对“应氏杯”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然后就到了本届锦标赛的终点，新加坡。
　　1989年的9月1日。世界围棋史上奖金最高的比赛——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最后两盘的开幕式暨记者招待会，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时假座新加坡威信史丹福饭店举行。
　　该到的都到了：“应氏杯”的发起人应昌期。“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沈君山。新加坡围棋协会的会长黄上哲、田银河……。中国棋圣聂卫平一进入会场便受到热烈欢迎，掌声一片。据说聂卫平与沈君山交厚，一年多未见，所以显得特别热络，相比之下，韩国选手曹薰铉则显得较为静默。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沈君山。
　　沈君山祖籍宁波余姚肖东镇沈湾村(原属凤亭乡)，其父即为著名农学家沈宗瀚，本书前面曾经提及。
　　沈君山出生于1932年，曾肄业南京金陵暨广州岭南中学。1948年随父母去台湾，后入台湾大学物理系。沈君山才气横溢，风度翩翮，又出身名门，因而和连战、钱复、陈履安并称为“四大公子”。1957年赴美留学，1961年获美国马利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61年至196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超博士研究。1962年至1964年任美国太空总署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至1973年任美国普渡大学副教授、教授，从事高空物理研究和教育。1962年起曾多次返台作短期讲学。1973年回台湾定居，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人文社会学筹备小组召集人、生命科学筹备小组召集人、“中国天文学会”(台北)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台北)常务理事等。现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委员、“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委员。
　　除学术工作外，沈君山还以无党派的身份积极参与政治社会事务，曾历任台湾省选举委员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君山对体育活动也有广泛兴趣。在大学时嗜好运动，曾为台湾大学足球队长，获台湾地区冠军。尤其精于围棋桥牌，自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蝉联美国围棋冠军、远东桥牌冠军及世界桥牌亚军。现为世界桥艺终生大师，业余围棋6段及“尧舜杯”世界围棋赛冠军。
　　以棋会友，沈君山和应昌期的友情可追溯到1951年，那时他还未进台大，应昌期与林海峰下围棋，他在一旁观战。沈君山留美，连续于1959一1961年三度击败日本人，捧得美国围棋冠军，这无疑令有抗日情仇的应昌期大为振奋，自此经常与之联络。
　　1963年，应昌期率台湾银行界代表团赴美访问，一住下便打电话邀沈君山来他下榻的宾馆下棋。两人自下午二点一直下到华灯初上还难解难分，说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让服务生送饭来房间吃吧，边吃眼睛还盯着棋盘，直下到晚上九点多钟，应昌期才忽然惊叫起来：“坏了坏了，误了大事了！”沈君山急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当天晚上末子安(宋子文弟弟)宴请代表团，结果找不到团长，一桌筵席坐了半桌主人，一时成为笑谈。
　　1990年成都举行全国“教授杯”围棋赛，沈君山前来夺杯，结果败于成都中医学院教授李克光而屈居亚军，使他大为懊丧。那时应昌期也在成都，闻讯哈哈大笑，说沈君山的棋平时还行，一到比赛就不行了，可知他们相知之深。
　　所以说“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董事们互推沈君山出任首任董事长，也是事出必然。据1997年9月10日《中时晚报》上林馨琴撰文介绍，当年应昌期将1亿元股票、债券摊开在桌上请沈君山经营时，沈吓了一跳，说“钱财之事他不管，他只负责推广围棋，把各种有关围棋规则的意见综合起来。”结果还是由应昌期自己投资，经营。
　　十年过去。1亿元的基金已增加到8亿元，应昌期都将之投入到国际围棋发展，如买了500套棋具送给美国棋会，即使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美国国际围棋比赛，选手也不必自带棋具。
　　现在，应昌期倡导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这又是第一届“应氏杯”，作为首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沈君山当然是倾全力参与其事。略去种种细节不说，单说不失天真的沈君山在“应氏杯”期间自掏腰包所筹办的那一项别开生面的“庆祝聂卫平荣获应氏杯世界围棋冠军国际桥牌邀请赛”，便令人刮目相看：
　　如所周知，“应氏杯”冠亚军决赛采取的是“五战三胜制”——在沈君山主办的那一项“庆祝赛”开幕前，聂卫平以二胜一员领先，后面的两局将分别于1989年的9月2日、5日在新加坡举行，而“庆祝赛”预定的开幕时间是9月6、7日两天，“万一聂卫平不幸两局都落败，这个比赛还比不比？各队人马都拉来了，不比也不行，但是岂不名不副实？……”

文如玉

这项比赛可说是世界桥牌史上最长名字的比赛，也是世界桥牌史上唯一在胜利还没有确定就举办庆祝的国际邀请赛。桥牌高手的沈君山确实身手不凡，一出手就不按牌理打出了引人注目的怪牌。
　　且不说以后的局势能否按沈君山的意愿发展，单以沈君山“自掏腰包”主办这一场独特的“庆祝赛”来说，就十分令人感动，无论是为围棋，为桥牌，为朋友，沈君山都值得大书一笔。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按决赛日程，9月2日上午10时起，两位总决赛的双雄——聂卫平和曹薰铉——便将展开最后决战了。由于聂卫平曾以2：1先胜曹薰铉，所以这一次若聂卫平胜第一盘，便抢先取得冠军；反之，则就得在5日的上午再下第五盘，谁胜谁便是冠军。
　　形势就是这么严峻，似乎谁都能嗅出会场中那种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息。
　　聂卫平在答记者问。他显然是感冒了，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本人此次参加应氏杯，原就希望这项由中国人主办的比赛一定要由中国人来拿冠军。然而现在已经淘汰到只剩我一个中国人了，不敢说绝对把握，但总要努力争取吧。”
　　后来问到对曹熏铉的评价，聂卫平很有风度地表示：不错，棋力均衡，没有明显失误，而且战斗力很强。又说打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感觉选手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胜败决定于毫厘，因此自己除了想取得好成绩之外，还真希望能下出一盘真正的好棋。 　　轮到曹薰铉答问了。他明显取的是低调子，说聂卫平的棋非常完美，计算正确，似乎每盘都是好棋。自己呢，这次能进入总决赛，已属万幸，目前虽处一比二落后，但仍将努力争取下第五局的机会，所以第四局一定会全力以赴……
　　9月2日。
　　聂卫平输了第四局。为什么输棋？可以有各种说法，但在赛前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不能不提。
　　总决赛安排在新加坡，中国棋士只有聂卫平一人单刀赴会(随行诸位已经走了)既无人陪同，也无翻译跟随。赴新加坡前，为松弛大赛前的情绪，聂习惯于先安排打桥牌，因此他先在香港参加了一场桥牌赛，然后再由香港飞新加坡。也不知是谁为他买的飞机票，那一班飞机中途要停曼谷，然后再转机到新加坡。聂卫平不知就里，航班一到曼谷降落，他懵里懵懂的以为新加坡到了，一个人提着箱子就要出闸。曼谷机场的海关一验他的护照，说你没签证啊，不能出关。聂卫平大吃一惊，英文又不懂，只是一劲儿说：我是来参加“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总决赛的啊，怎么会没签证？双方争了半天，幸得明白人指点，知道此地是曼谷不是狮城，这才急得跳脚。赶紧掉头，急急提着箱子往停机坪跑，幸好飞新加坡的那趟班机还未起飞，真正是急出一身冷汗。 　　就这样辗转跑了一头汗，登上飞机，机舱内的冷气开得那个足！聂卫平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冷热一激，鼻子马上堵了，到新加坡那晚即发烧，得了重感冒。很多老朋友跑到他住的饭店去拜访，见聂街平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完了，这个样子还如何下棋？第二天的比赛，凶多吉少！
　　果然是被不幸而言中。
　　9月3日。
　　仿佛是应和着比赛的失利，新加坡这一天是整天的阴霾不开，到了傍晚仍阴云密布，继而雷声隆隆，滂皑大雨飘泼而下。
　　天气不好，心情也槽，这一天应昌期整天待在房间里，无心外出。其间大约只勉强与郝克强下了一盘棋。 　　为了放松聂卫平输棋的心情，帮他找回信心，下好第五盘，沈君山特地从台北请来了亚洲桥牌王黄辉到新加坡。从上午11时开始，就在聂卫平的房间里陪他打大陆式桥牌。牌局一直延续到晚上6时才停。
　　9月4日。
　　新加坡这一天仍是阴雨连绵，云积不开。
　　聂卫平为了保持体力，这一天打桥牌的时间缩短很多。
　　9月5日。
　　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总决赛的最后一局，是日上午在新加坡威信史丹福饭店拉开决战的序幕。
　　聂卫平在这关键的一局中，因中盘阶段下出致命的错着，将冠军宝座拱手让给了韩国的曹薰铉。
　　——也许熟悉围棋的读者朋友会对这盘棋感兴趣，所以就不妨多说几句。
　　据在现场目击者介绍，这关键性的一盘棋只下了145手就结束了，简直是波澜不兴，乏善可陈。
　　聂卫平执白，两人下到第三十手，竟出现了和去年富士通杯，武官正树和小林光一在准决赛的局势一样：白棋取外势，小林占实力，虽然最后是持白棋的武宫获胜，但武官天生就是下外势的棋，而聂卫平一向重实利，现在好，骨嗒掉了个头，曹抢实力，聂取外势，根本不是聂街平的一贯风格。 　　自此往后，聂卫平的棋就一直下得有些软弱，而曹薰铉即处处用强。如三十、三十九、四十三手孤军深入，先削弱白棋厚势的价值，至六十三手，又打入白棋势力范围——在白棋势力范围内作战，黑棋竟比白棋下得还凶。
　　同理在中腹作战，白棋有右边白势支援，作战应该说是很有利的，但黑棋一O七手长，一O九手挤，都极凶悍，形势完全向黑棋的意图发展。
　　至一一五手，战斗告一段落。此时若聂卫平简单平稳收官，就将是1点输赢的棋，还很难看清谁胜谁员。因此聂卫平一一六手挑起战斗，但一一六手碰，下错了！应下干一一七手处才对。紧接着一一八手粘又错，应该立刻在一二O手处飞出，此时双方将呈欲罢不能的态势。聂卫平决心吃掉黑棋，速战速决，所以他凶悍地一三四手破眼，一三六手点入，以为吃掉黑棋，所以下得特别快。谁知算错了，没看到黑棋一四五手可以吃掉白棋的，下到一四五手，聂卫平盯着棋盘怔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弃子投降(附图)。郝克强在《大幕内外》一书中也记述了这一段’狮城留憾”的过程：“9月1日，我和祖德等一行赴新加坡，宿威信斯坦福饭店。小聂已于昨天来到，正患感冒发烧。小聂说是从香港搭机来新加坡，中途在曼谷停留时，小聂以为是到了，提了小箱往外边走，到出口时才被告知这是到曼谷，小聂急忙往回跑，到了机上已是满头大汗。机舱里冷气飕飕，可能是因此着了凉。他说陪他到香港的人已回国，没有同到新加坡来。我心想，早知如此，我和祖德一行中有人陪小聂来，也不至于发生这种尴尬而影响参赛的事。这不能不说是赛事准备工作中的失误，我们责无旁贷。
　　第二天，9月2日，比赛即在饭店举行。……
　　小聂告我，他以为胜了，优势感太强。后半盘对曹薰铉的功力估计不足。他在用时上一直领先，曹薰铉已经读秒，可他还有一个小时。小聂不停地咳嗽，头发也显得长而乱。人们常说，有的机会，稍纵即逝。第一届‘应氏杯’的冠军。不就是这样稍微放松一下，便可能要丢掉吗！ 　　…
　　休息两天，9月5日最后一盘决战。人们期待小聂此局显身手。猜先结果，小聂猜中，选择了白棋。曹执黑走星·无忧角，聂布以双星。曹拼命抢实地，聂走外势。到午休时，棋盘上曹有6块棋，聂占得外势。有一段时间，两人落子如飞，10分钟走了18步。下午曹仍稳步抢占实地，目数已经领先。小聂似过于自信。后来觉实空差，欲攻杀黑边地，一步不慎，5子被曹卡断吃掉，不得不认输，145手终局，此时小聂在用时上比曹还领先近l小时，下午3时半即结束。
　　这盘棋是我在旁边观看了小聂输得最惨最快的一局棋。小聂一直说他犯了低级错误。”
　　才下到145手就投降，在聂街平而言几乎是绝无仅有之事！还有一点也颇令人不解：曹薰铉早就用完时间，进入读秒。在时间压力下，应该是曹犯错才是，因他每一手棋的时间都不许超过1分钟。而聂呢，足足还有一个小时的充裕时间，完全可以瞻前顾后，多作思考，却不知为何下得比曹还快，错著连连，终于败北。
　　什么原因呢？除了第四局该赢而未赢，伤了元气之外，其余就只能怪罪于重感冒了。
　　现在我们将目光对准本书的主角，应昌期，“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主办人。
　　聂卫平丢了冠军，沈君山难堪(他不是策划了一项“庆祝聂卫平获得“应氏杯冠军”的国际桥牌邀请赛吗？加拿大国家队，中华男女队，马来西亚队，都已飞抵新加坡，现在这个局面，能不难堪？)孔祥明难受(孔为聂卫平夫人，是应昌期点名要他去新加坡陪伴聂的)，但最难过，难忍的，自然要数应昌期了。
　　一直追踪“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台湾媒体记者马西屏先生曾从新加坡发回一则题为“输得真不甘大家都难堪应昌期、沈君山、孔祥明，无语问苍天”的报导，其中提到：
　　“……应昌期下午三时以后就在房间里不出门，心中真是难忍，他是忍着气出席晚上的颁奖典礼。”
　　——事后说起来，有些事也不能不让老先生生气。应昌期曾说：“聂卫平是代表国家去参加这个‘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总决赛的，是要去争夺冠军的呀，有关部门怎么就不能派一个人陪着他去？如果没人，打电话告诉我，我从台北派一个人去香港陪他一起乘飞机行不行呢？实在派不出入，我也会陪着他去呀！怎么会出这样的纰漏，怎么会出这样的意外呢！”
　　要说这件事，真是阴差阳错，怪极了，你想：那一年香港至新加坡的航班，每天有5班，但其中只有l班是要在曼谷中转的，其余4个班次都是由香港直飞新加坡——而给聂卫平的机票，却偏偏是要在曼谷中转的，你说怪也不怪？所以，时隔十年，当我在1998年的5月采访现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应明皓，他回忆起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时，仍显得很伤感，以至最后用宁波话说了一句：“唉，真是天数！”
　　又说：“这件事成了父亲主办‘应氏杯’以来最大的遗憾！”
　　但应昌期毕竟是位胸怀世界的围棋运动推动者，希望中国人拿冠军固然是他的一种爱国情结，但他又深知“应氏杯”不单单是为自己的祖国而设，它的定位是“世界围棋”——因而，如果聂卫乎不员众望一举夺魁固然值得庆贺，但冠军为别国选手所得也应该同样高兴才是。
　　所以，在短暂的心理失衡之后，应昌期又重新振作起来，在二天后的一次谈话后，他又雄心勃勃，准备于该年度的十一月份再举办一项计点制业余围棋赛“以继续推广计点制围棋规则。”
　　台湾媒体记者林英喆写道：“刚从新加坡归来的应昌期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他花费那么多钱办比赛，是因为心中有三个梦想，一是围棋与教育的结合，一是推广围棋与全世界，最后一个则是计点制围棋规则的推广。这三个梦想，第一与第二基本上都已初步达到，围棋与教育连起来，使家长认为儿童学围棋可以帮助学习，这种观念已渐普及；而随着应氏杯四处举办，在各地掀起热潮，围棋也渐受各地重视。”
　　应昌期还说，自己“推广及研究规则十几年来，几乎可说是废寝忘食，越研究越有兴趣，虽然遭到甚多阻力，但这是很正常的，毕竟新的事情一定会有人反对。”自应氏杯举办以后，使他更加肯定计点制围棋规则的精确与合理，基于这一点，他决定花更多的钱来推广，让围棋胜员在棋盘上就能解决，不必还藉靠人为的判例。”
　　这便是应昌期的气度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