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文如玉

    好不容易敖到这年的11月，我们邀来了以岛村俊广九段为团长的日本
围棋代表团。此时陈毅同志等不少中央领导同志还在岗位上，这才保证了
这个代表团按计划来访。不过，我国的围棋事业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围棋手们已经基本上不能接触围棋了。使我难以理解的是围棋界中也有些
造反派，也指责围棋属“四旧”。我想人总是有感情的，你下了多年的围
棋难道会不爱围棋吗？但天底下真有那么一些人，除了对自己有感情外，
其他都撇得开，甚至连亲生父母也撇得开。如此想来，有人对不会讲话、
不会表达感情、无力申辩、无力抗争的围棋骂上几句也就不足为奇。使我
感到寒心的是，全国不少可供群众下棋娱乐的场所挂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
我拜顾如水先生为师的襄阳公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国唯一的围棋刊物
－－《围棋》月刊于这年10月份出了最后一期就不得不停刊。其实在停刊
之前的几期，各种“文革”的文章已经喧宾夺主的占了大量篇幅，这本刊
物已经不伦不类，已被“文革”革去了它的专业性、它的生命。

    围棋事业的命运随着祖国的命运在动荡，在激烈地动荡。

    动荡着的事物不外乎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摇晃几下又站住了，另一种
是经不起摇晃而倒下了。围棋事业的结局将属天哪一种呢？这个问题天天
都使我担忧。但不管怎样，能和日本棋手再次比赛使我非常兴奋，说不定
在这次比赛中还能见到陈老总呢！我有多少时间没见到他了？我的思念之
心正与日俱增。只要有比赛，只要陈老总健在，围棋事业就有希望。

    日本围棋代表团终于来了。代表团只访问北京一地，无疑与国内的局
势有关。团长岛村俊广九段是日本棋院名古屋分部水平最高的元老，他曾
数次和高川秀格九段争夺在日本享有最高荣誉的“本因坊”称号。岛村九
段棋理清晰，功力深厚，后半盘的收束尤为精密，是位很难对付的老练棋
手。他笃信佛教，表现在围棋的战理上他提倡一个“忍”字，这在受武士
道精神影响很大的国度里十分难得。然而他所主张的“忍”并非无原则的
一味忍让和退缩，只是避免那些无把握的作战。他对胜负敏感而强烈，只
要与胜负有关，即使是半个子也要奋力争夺。岛村九段心地善良，待人接
物诚恳有礼。每次我国棋手访问日本，凡到名古屋，他都热情接待，不顾
自己年老体衰，陪同我们参观游览。这次他带了五名棋手，其中宫本义久
八段和家田隆二五段是关西棋院的职业棋手。宫本义久是宫本直毅的胞弟。
还有三位是日本棋院的少年新秀，他们是石田芳夫四段、加藤正夫四段和
武宫正树二段。这三位新秀都是木谷实九段的内弟子。到了七十年代，他
们先后成为日本棋界最有成就的超级棋手。1966年时他们虽然年轻段位低，
但在日本已经以出众的才智及突出的战绩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使武宫二段
也曾在比赛中战胜实力雄厚的藤泽朋斋九段。

    11月13日上午，在北京饭店西七楼的大厅中，中日围棋比赛的第一场
即将开始。我的对手是团长岛村俊广九段。自六月份开始，我已没有认真
下过一盘棋了，此时我身在围棋赛场，对手又是强劲的岛村九段，我兴奋
莫名！比赛是艰辛的，严峻的，甚至会给人带来痛苦。但比赛又是那么的
亲切，那么的生气勃勃，那么的不可缺少。一个棋手失去了比赛与瘫痪病
人无异。

    裁判长宣布比赛的选手入座。我心中直嘀咕，难道陈老决今天不来了
吗？在我坐在椅子上两腿还够不着地的时候，就经常得到陈老总的指点了。
今天不见陈老总来，我整个人好像不着地似的怎么也不踏实。

    忽然，不知谁说了句：“陈老总来了！”我马上往门口望去，可不是，
就是他，那样精神，那样帅气，那样豪放，那样坦诚，除了陈老总还是谁
呢？

    陈老总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风度和魅力，怎么形容呢？也许可以这么说：
在他身上集中了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风度！博览群书、通晓诗
文的文人风度；举止洒脱、口才出众的外交家风度；忠于革命、精于韬略
的政治家风度。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全面，我只知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
风度最关键的是他那崇高的革命情操与革命气概。他那光明磊落、宽厚大
度、乐观豁达、疾恶如仇……这一切使他具有了难以形容的魅力。他的言
谈举止强烈地吸引着人们，连他讲的四川话我都感到特别动听，特别带劲，
特别富有感染力。与陈老总接触多了，我不但感到四川话越来越动听，也
感到四川菜越来越可口，后来我特别喜爱麻辣的菜肴，无疑是受了陈老总
的影响。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对陈老总有点个人崇拜，这我不清楚，可能有一点
吧。我认为一个领导人，如果利用他的权力，制造种种舆论，使人民对其
盲目崇拜，这是于人民、于他人都有害的。但世上个人崇拜多的是，影迷
崇拜电影明星，体育迷崇拜体育明星，科技爱好者崇拜科学家，文学爱好
者崇拜文学家……这种自发的崇拜有时虽然会达到可笑的程度，但这里边
往往包含着真诚，包含着执著，包含着对理想的追求。如果说我从小就对
陈老总有着一种说不可抑制的崇拜之情的话，那也完全是我自发的，是因
为陈老总值得我崇拜。正如我在围棋棋艺上曾经崇拜过吴清源，是因为吴
清源在围棋艺术上所显示的的才智确实值得崇拜。

    记得一次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先生指着我和一些棋手对陈老总说：
“他们是你的部队。”陈老总望着他的“部下”爽朗地大笑了。是的，我
们是陈老总的部队，能成为这支部队中的一员士兵，是一大幸福！

    陈老总来到我和岛村九段的赛桌旁坐下，和日本朋友愉快地交谈起来。
陈老总说：“围棋交流能加深中田两国人民的支谊。现在虽然在搞文化大
革命，但我们依然在进行围棋交流，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进行围棋交流！”
比赛开始了，不少记者围了过来，一些拍摄电影的记者打开了亮度极大的
灯光不停地照着我们这一桌。这种灯光不仅刺眼，而且其温度之高如同置
身于烤箱里，这实在是种干扰。

    不过我想到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只能听其摆布。陈老总看不过去了，
他知道这必然有碍棋手的思考，他让记者全部退出赛场。我不免感到作为
记者有些可怜，但陈老总确实是为了我们好呵！过了不少年，陈老总去世
了，一次比赛时我被记者用灯光连续照射了几小时，浑身被烤得大汗淋漓，
形同落汤鸡。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滴在眼镜片上。不擦吧，看不清棋
盘；擦吧，那就老得摘下眼镜－－哪有这个工夫呢？我的难受不用提了，
当时只是想，陈老总是在身边就好了。

    陈老总看我跟岛村比赛大约一个多钟就走了，当时他太忙了。他看我
在认真思考，只跟我点点头，示意告别。从我十多岁开始，记不清有多少
次，他坐在我身边观看我下棋，每当他坐在我身边，我就充满了踏实感、
幸福感。今天他来到之前，我对围棋事业的命运非常担扰，但是他一坐在
我身边，我就放心，我相信围棋事业会不断发展下去，陈老总会经常像今
天这样在我身旁观看我对局，我会以更好的成绩向他汇报。我还期待着有
朝一日如陈老总说的那样，他带着我们围棋手去访问日本呢。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他最后一次观看我的对局。他临走时对我
的点头，竟是向我永别！这次比赛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从
此我再也没见到敬爱的陈老总，直至五年之后，在301 医院的太平间中，
我痛苦不堪地站在他的遗体旁……

    1966年的中日比赛我们的战绩一般，我个人也是如此。我和岛村九段
下了三局，结果一和二负。岛村九段真厉害，对我来说，他比[木尾]原八
段、岩田九段和杉内九段更不易对付。我执白跟他下和的那局有不少胜机，
直至最后我没在一个“金龟角”里补一手而白白损失了四子，很为可惜。
但我确实感到实力不如，因此并不很委屈。

    岛村九段不但棋艺高超，棋风也令人钦佩。他在对局时姿态稳重，丝
毫无高手架子，赢了棋也毫无得意之色。后来在日本出了一本《岛村九段
对局选》，他把与我下和的那局刊登在其中。他不选自己赢的两局，偏选
了这局成绩差的，只此一点就能看出他的为人谦逊和风格高尚。

    宫本义久八段的成绩不好，一胜一和四负，其中输我两局。他大概是
交上了霉运，到了北京后患了感冒，比赛时老要拿着手帕对付鼻子，这就
很难不影响技术发挥。说也奇怪，凡是日本八段棋手与我国棋手比赛，成
绩似乎都不理想。其实八段与九段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但八段棋手的成
绩非但远不如九段棋手，甚至还不如一些段位较低的棋手，令人费解。

    石田、加藤和武宫三位年轻棋手成绩都很好，他们在比赛中充分显示
出优秀棋手的卓越才华。石田在这之后不久就战胜了林海峰，夺得了“本
因坊”的桂冠。

    还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如棋手比赛时都得看小红书，美其名曰以
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大多数人无疑认为这是荒唐透顶的。但当时是不允
许有不同意见的。不允许不同意见就得允许敷衍、说谎、做假、虚伪。我
比赛时把小红书放在身旁的茶几上。下棋时怎能看得进书？有一次不得不
拿起小红书翻弄几下。尽管只拿起这么一次，由于非常的违心，因此我很
不是滋味。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石田四段居然也从口袋中掏出一本小红书翻
阅起来。是不是看到中国棋手各执一本小红书，便以为这里边真有什么锦
囊妙计，或许翻阅一下便可保佑你下棋如神？

文如玉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

    多苦多难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几刻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兵荒
马乱、自然灾害、外强侵凌、内贼作乱……有哪种苦难的滋味中华民族未
曾尝到过？中华民族之伟大，不仅仅因为其智慧和勤劳，而且因为这个民
族能够承受最多、最沉重的苦难。

    如今，中华民族又遇到一场空前的劫难。这场劫难几乎波及家家户户，
把960 万平方公里搅得一片混乱，是非不分！你被打了，而打你的是同胞；
你被骂了，而骂你的是亲人。我的父亲也未逃劫难。他是个上厕所也读着
古书，睡梦里也每每讲着英语的学识渊博之士。他满腹诗文，一手好字，
出口成章，下笔有神，但他集大智大愚于一身－－不会看风使舵，不会趋
炎附势，这种人在急转直下的“文革”中是没有不吃苦头的。他被关进学
校的“牛棚”，停发了工资，在学校每天要挂上那沉重的黑牌子，经常受
审讯、体罚，受尽凌辱。造反派有时告诉他我出事了，我死了；有时又叫
他写遗书，当晚就把他带出去活埋……那些人还逼他拉着七百来斤重的车
从浦东三林县到上海市，每每通宵达旦。

    我父亲身体棒，原来是所有同事、朋友中是出了名的，从不跟病魔打
交道。年复一年的肉体的上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心受到难以愈合
的创伤。父亲偶尔有机会回家一次，喝几口闷酒，然后笑着说：“爸爸什
么都排解得开！”那么，他到底吃了多少苦呢？我们不敢问，他也从不说。

    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样和我们讲讲诗文、典故，讲讲做
人的道理。虽然他每每总是傍晚回家，第二天清晨五点多又要赶回学校，
而且要挂上“黑帮”牌才能进校门……如果那时他向我们倾诉他受的屈辱，
发泄他的痛苦，那多少可以消除一些内心的积郁。一个人受了极大的痛苦
和折磨是需要诉说的呵！他这个硬铮铮的汉子除了笑声不再爽朗外，竟是
谈吐依旧，幽默依旧，而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病魔在我父亲的体内潜伏
了下来....

    我们的家自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造反派的头目会下围棋，可能还手
下留情了，遭受的损失不算惨重，虽然围棋书籍少了很多。

    那个时候，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国的老干部整批整批被
打倒。我所熟识的不少热心支持围棋事业的老干部简直无一幸免。我特别
关心他们的命运，但他们不是被批便是挨斗，不是被定为走资派便是定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和我父亲一样，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受
着虐待折磨，这是什么世道？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陈毅同志也遭到批判、围攻。在这场运动中，陈老
总无所畏惧，正气凛然。他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的话道出了人们的
心声，使人民对他更爱戴、更崇敬。可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对陈老总恨之
入骨，他们竭尽诬蔑、贬低、造谣和谩骂之能事，欲置陈老总死而后快。
陈老总热心提倡围棋，这也成为一条罪状。我非常为陈老总的安全担忧，
在这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发了昏、发了疯的年代，谁的生命有保障？一次我
看一份造反派的小报，上面的一张批斗陈老总的照片，陈老总低着头站在
那里……我看着这照片真有说不出的愤慨和难受。我的心颤抖着，颤抖着，
抖成了碎片！如果需要低头，让我来代替陈老总低么！那些忍心让陈老总
低头的人，低下你们的罪的头吧！那些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冤狱的人，低下
你们罪恶的头吧！

    李立三同志在“文革”初期就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是罪加一等、死
有余辜的。但我的亲身感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是个好人。在我和他的多
次接触中，他是那么的善良。李立三同志死得冤呵！但我只能在心中默默
地为他哀悼。

    多少人的心里在滴着血，可是偏有一些人还唯恐血流得太少似的，内
战越打越凶，造反派的组识也越来越庞大。很多人都设法加入某一个造反
组织－－仅仅是为了政治上得到庇护，或者说是为了生命安危。

    我实在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我不愿为了政治上得到庇护而投靠
哪一派组织。顶多被划入另册么！

    我加入了一个没有派的派---逍遥派。

    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的。我看着自己瘦弱的身子，那就练身体吧。围
棋虽属体育项目，但我和围棋之外的体育运动几乎无缘。只是在当了逍遥
派之后，我才跳进了游泳池、走进了举重房、挥起了乒乓拍。说也奇怪，
不知不觉间，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好了，折磨人的肠胃病也驱走了。真是食
欲和体重俱增，肌肉共脸颊齐鼓。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像饼干一样
单薄的陈祖德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着令人羡慕的肤色和体魄的陈祖德。

    身体是壮实了，精神却是空虚了。

    当然，身体强壮总是件好事，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大串联时
期我和姐姐（她早已分配到北京工作）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探亲。进了北京
站不由大吃一惊，车站之混乱使我马上联想到苏联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中
的一些场景。所有的列车既不标明开往哪里，也没有列车员，反正来了一
列火车大家就一拥而上打听此车驰往何方？如此重复再三，每每列车驶来
时人们满怀希望，列车驶走后又感到空空荡荡。

    那时正是严冬腊月，我和姐姐在车站里站了十个小时还未挤上一列火
车。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那个挤呵，足以使上下班的公共汽车自叹弗如。
上车后才听说这列车开到上海约花五十多小时，我们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似
的站在那里不用几个小时就得趴下。无奈何，使足了劲再挤出车厢。可是，
姐姐已经挤不下来了，只见她往车下的人群里一跃，我就势把她抱了下来。
此时已是深秋，天空一片漆黑，寒风毫不留情地阵阵逼来，人在倒霉的时
候谁都想欺负一下呵？我们冻得不停地蹦跳，但依然跳不出严寒的包围。
突然，我们看见站台的一角有牛皮纸包好的待运的书，看来是《毛选》吧！
这些书码得像围墙一般，我们赶紧躲到这大墙后面。当然，在严冬的威胁
下，蹦跳是不能停下的。《国际歌》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救世主……全靠
我们自己。可是姐姐急得不能自己了，眼泪夺眶而出。我是个男子，当然
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过我嘴上在劝慰姐姐，心中也十二分焦急。以前我出
门每次都由各地体委安排妥帖，有人送，有人接，丝毫不用操心。今天这
情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难道我俩就这样无休止地在站台上吃西北风吗？

    姐姐还在哭！

    就在快绝望时又一列火车隆隆驶进车站，听说是从上海开来的，人群
立刻蜂拥过去。我这个平时文质彬彬、讲究礼仪的人突然醒悟到在这个天
下大乱的年代再这么老实那就干脆别想上火车！车还未停稳，我就跑到一
个卧铺车厢前，对准一个窗户做了个双杠上的双臂曲伸动作，嗖的一声往
窗户里窜了进去。车厢里的旅客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地降临吓得都跳了
起来，他们好像看见了什么蒙面大侠似的马上提起行李抢着逃跑似地下了
车厢。我又做了个拉单杠的引体向上动作，很快地占了两个上铺。我姐姐
随着拥挤的人群进了车厢，当她看到我已为她占到这意想不到的铺位，不
由破涕为笑。我俩就此舒舒服服地躺到上海。我平时在双杠上可连续做六、
七十个双臂曲伸动作，单杠上的引体向上动作也是我的拿手好戏，想不到
这两个动作竟在火车上大派用场。

文如玉

    逍遥是个自由自在的词汇，然而身为逍遥派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无所
事事决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空虚、意味着苦闷、意味着压抑！有时
围棋爱好者上门求教，我感到特别愉快。以前由于赛事繁忙，我跟围棋爱
好者接触不多，如今他们给了我理解，给了我支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
希望！我感到他们格外的可亲。围棋虽然被某些人辱骂为“四旧”，但只
要见到围棋爱好者，我就能感到围棋的潜在生命力。

    一天我收到清华大学一些师生的来信，他们都是围棋爱好者，希望得
到我的指导。于是我便带着年轻棋手－－有时是邱鑫，有时是曹志林－－
来到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牌子响当当的，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
各地学生之精英，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学生
的宿舍相当拥挤，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摆上四张双层床，中间再放下两条长
桌就完全饱合。双层床的下铺代替椅子，我就在这“椅子”上和热诚、好
客的师生们对弈。在我下棋时校内很多围棋爱者闻风前来，观看的人实在
太多了，非但把桌子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双层床的上铺也“座无虚席”。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无疑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
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
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学生们的伙食也糟糕，谈不上有多少卡路里，不过是填肚子。不少学
生都准备着方便面，需要时把面条往茶缸中一倒，冲入开水就吃。是大学
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
能是我辅导了他们的棋艺; 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刻
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后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批批分配到外地，这些围棋爱好者像种子一
样撒向全国各地。尽管爱好围棋的学生陆续离校，但清华大学的围棋活动
一直开展得很好。直到如今，一旦有高手在该校表演，校内只要贴出一张
海报，就会聚拢数百位围棋爱好者热心观看。之所以能这样，围棋本身的
魅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的传统又是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是因
为清华大学有那么一些爱好围棋的多年来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教师们。

    与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是令人愉快的。但在那个国家遭难的时期愉快的
事太少而苦恼的事太多了。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
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
管会的代表，他根据林彪一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消一批体育项目。
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
楚不过是针对撤消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一个报告，再次提及
要撤消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短短几个字，鲜明
有力。可恨林彪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消。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支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
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
体的。五十年代，围棋随着国家的复苏而复苏；六十年代末，围棋随自国
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入被撤消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
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
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
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
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毛主席
发出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围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
的黄德勋等，混杂在一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冶市，
在长冶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

    卡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
着我的是什么，更不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
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饱食而邀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
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
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项目被撤
消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
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于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
贫瘠。这一带粮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二十多斤粮，难以
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
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
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文如玉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四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造猪圈、
盖马房、建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干得最多的是打土坯。四个
月中大约有三个月和土坯打交道。

    农活中固然有轻重之分，但每种活只要认真地干，卖力地干，都极辛
苦。记得一次我拉着几百斤重的车不断地走下坡路和上坡路，走下坡路时
脚步尽可能放慢，身子尽可能后仰，非得用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去抵抗那几
百斤物体下滑时的惯性不可。如控制不好或有所不慎，则后果实难设想。
上坡艰苦之极，每前进一次都得付出代价，坡度越陡，身子越要往前倾。
我只听到自己在大声喘着气，只看到脸上的汗水不断洒向地面。我的思想
变得非常单一－－想法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我前倾的身子眼看就要碰
到地面－－两条腿已不顶用了，连一双手都撑在地上“走着”，就此成了
四条腿的动物。

    当我终于走完这段上坡路，身子一软就躺倒在地。我只感到浑身如虚
脱一般，但又似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愉快。我的脸上尽是泥土和汗水，想
想自己的狼狈相不免笑了起来。我躺在泥土上把水壶里的水往喉咙里直灌，
此时的水再甜美不过了，是以往任何宴会上的美酒都无法比拟的。我透过
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望着晴朗的蓝天，享受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对付这一
段路程我花了多大的代价！然而喜就喜在付出了代价，好比拼搏了一整天
之后终于赢了棋一样。胜利的喜悦往往是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

    打土坯在农村是最重的体力活。以两个人为一组，由一个人将湿土装
在木模里，另一人拿着石夯将湿土打结实，然后拆开模子，把相当于六块
砖大小的土坯一块块垒起。经过日晒风吹，土坯的水分蒸发，就成为和砖
起到类似作用的建筑材料。

    打夯这个人非常劳累，每一块土坯要使劲二十下左右。如打一百块土
坯，就得打两千下。石夯本身有一定份量，又得使劲砸下去。为了使土坯
结实，当石夯接触到土坯时还得把夯拧一下。当地都是身体最棒的劳力干
这活，即使在粮食极度缺乏的地区，打土坯时也必须加餐，每餐都得保证
吃饱。

    每天我拿起石夯，没打多久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到了休息时衣服
被风吹干，只见衣服上铺满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渍。体内的盐分留在衣服上，
塞外的风沙留在我脸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这段时间里，眼看着自
己干瘦下去，肚子象放了气的皮球，只剩下一张皮。几个月后回到北京，
姐姐一见我大吃一惊：“你老了十年！”因为我本来白白的脸现在变得又
粗又黑，布满了皱纹。而我的蓝外衣、蓝绒衣....每一件上衣都变得发白
了。

    然而劳动能给人带来一种透心的欢快。每天干完活，浑身酥软，望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会产生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无数土坯垒在那儿要经过
很多天的吹晒，心中经常牵挂着，就怕突然来了一阵雨把这些汗水浇铸的
果实糟蹋了。有时半夜突然听到雷声，大家马上触电般跳起来奔了出去，
宛如母亲怕孩子着凉似的，用草席把土坯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干校的领导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劳动竞赛，五七战士
就玩命地干，参加打土坯的人大多身强力壮，其中包括一些体育项目的运
动员和教练员。他们膀大腰圆，又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在体力上显然胜
过我这个小围棋的。但我从来就好胜心强，干事情绝不偷懒，面对这些壮
汉我毫不示弱。起初我半天打七十块土坯就名列前茅。不过，运动员们积
压已久的竞争心很快就在打土坯这个赛场上爆发出来了。竞争十分激烈，
打土坯的指标直线上升。半天打出的土坯上升到一百块、一百五、二百、
二百一、二百三、二百五....这就象跳高一样，指标愈高，每突破一点都
极其艰难。纪录突破了又创造，创造了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我破的，
又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冠军。围棋和土坯恐怕
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吧？是否冠军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呢？每天打完土坯，
我对自己的成绩也颇感吃惊，别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的确用不
着思也用不着议。这里没有诀窍，只有猛干。我只是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
我全然没有想到这种拼搏会在我的体内潜伏下怎样的病。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挑水，我居然在半天中挑断了三根扁担。这首
先说明自己用扁担没个巧儿，同时也说明我使了多大的别扭劲。事后有人
跟我说：“你虽然很卖力，但这样干活越干越亏本。”我也因为自己使扁
担不内行感到羞愧难言，从那以后我看到扁担这玩意儿就尽可能回避。

    来干校前我虽然由于体育锻炼身体很健康，但我毕竟未从事过真正的
劳动。在土坯和扁担的夹攻下，我感到干完活后腰部疼痛不适，但我总认
为一个人有一点小毛病就挂在嘴上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从来不吭气。到
第二天再拿起石夯我就把一切忘了，但干完活后又感到不适。

    我终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后来不少人说我傻，劳动应量力而行。我也懂这个道理，但干起活来
就忘了。人的性格真是没办法。我干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甚至在街上走路
也如此，只要看到前边有人，定要加快步伐赶上去并超过他。

    在我当逍遥派时有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饭后王汝南买了一个十斤重
的西瓜请我和其他几人分享，我开玩笑和汝南说：“你这个瓜太小，怎能
请我们几人？我一人就能把它解决了。”

    “你真能吃？”汝南不以为然。

    我虽无把握，但话已出口，岂能收回。“我说能吃掉，就能吃掉。”

    “好，你如吃了，我再去买一个这样大的。你如吃不掉，那你去买一
个还我。”

    一言为定。于是一只大西瓜切开摆满了一桌，限定只能用半小时。事
情到了这地步非得上了，由于吃饱了晚饭，几块瓜下肚已感到胀鼓鼓的，
但此时跟下棋一样，也是个胜负问题，为了赢就不能后退。居然二十分钟
就把“战场”打扫干净。汝南只得再去买一个，他边走边说：“今后再不
跟祖德打赌了。”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打赌，这一次只是好胜心的表现罢
了。

    我想如果今天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叫我再拿起石夯，我还会不
顾一切地干的。但话要说回来，劳动的确要掌握分寸，要控制劳动强度，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锻炼。而掌握好劳动强度关键在于组织安排劳
动的领导。记得一次陈老总知道我们要下农村劳动，特意来到我们这儿。
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累着了。”第二句是“饭要吃饱。”我当时听了
止不住笑了，因为没有一个领导像他这样对我们说话，别的领导总是爱讲
一番劳动锻炼的大道理。事后我感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多么诚恳，多么实
实在在！

    干校中绝大部分都是干部，这其中除了一般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处长、
司长以至副主任。李梦华副主任和我们在一个连队里，因为他是围棋协会
的主席，因此我对他尤其同情和注意。他在干校是饲养员。梦华同志干一
行像一行，当起饲养员也真是那么回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些我都
看在眼里，心中暗暗佩服。很多干部都会这么说：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社
会分工不同嘛。然而真当上饲养员，能和梦华同志一样的恐怕并不很多。
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首先不是看他得势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处在逆境中
的表现。人生如大洋中的一叶小舟，命运的浪潮有时把你抛得那么高，有
时又把你摔得那么低，甚至无情地将你摧毁。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
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屯留地区的农民粮食缺乏，可以想象，他们是经常饿着肚子在干活。
我们五七战士在粮食的供应方面较当地农民优越，但也时常受到饥饿的侵
袭。试想，天天吃窝窝头，几乎尝不到油水，肚子不抗议才怪呢。尤其到
了星期天只供应两餐，这日子更为难熬。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感到浑身
乏力，像患了重病，只得躺倒在床。我思索着自己为什么变得“奄奄一息”，
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饿成这样的。窝窝头在向我发出
诱人的微笑，于是我挣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我心目中的圣地－－食堂。
但是，食堂门紧闭着，不接纳我这个虔诚的信徒。原来是时间还早，离开
饭还有一个小时。我顿时又变得“奄奄一息”了。我顺着墙慢慢滑下，在
食堂门口坐了一小时....

    粮食是那样的欠缺，而工业的粮食－－煤在山西却是取之不尽。我们
刚到屯留时是大伏天，三个月后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屯留海拔较高，
因此同样的季节比北京冷不少，然而山西省在御寒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农
民用煤只需拉车往山上跑一趟，煤块乌黑油亮，很大的一块拿在手里却是
那么轻。我在北京曾烧过锅炉，那些发白的沉甸甸的煤如在山西老乡看来
简直不成其为煤。屯留取暖的煤炉既大又沉，令人瞠目，四个人抬还费劲。
炉膛是个大老XX，它张开大嘴，第一餐可吞入无数煤块。那么多优质上等
的煤块在它的大肚中熊熊燃烧，其散发的热量可想而知了。一次有人不慎
把一个武斗时扔下的土制手榴弹随同煤块一起扔进炉膛，一会儿只听得一
声巨响，屋内众人惊骇不已，而那个坚实笨重的取暖炉却纹丝不动，安然
无恙。

    在干校中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以前评五好运动员我总是有份，那是因
为我比赛成绩好，是一好带四好。在干校则不同了，我的确竭尽了全力。
因此当我被评上五好时我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文如玉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四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
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
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
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起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
且我断定，跟外贸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么认为。

    12月26日，七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毛
主席的诞辰，因此印象较深。我们七人的年龄每人差一岁，我是老大，以
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
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二千人的中型工厂，其主要产品是破
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厂房，满地的钢板，
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
切使我马上想起十多岁是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
我的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
再是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
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
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十九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
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
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
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的工作台。我们七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
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
德勋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是他们三人较年轻，容易
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八小时，这对习惯于坐
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四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
不少时间是坐着干的，活也比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七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单身宿舍中。我们
被人领进距工厂几站路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
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间
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
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来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我们这些
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来
的，没过多久，七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高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
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为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
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
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
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干校，真有些奇怪。
好在七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说笑笑，
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
鸭、猫、狗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
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
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
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
班。工厂食堂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
指的美食，正如好吃如饺子一样。工厂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
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
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在宿舍自己动手做。七
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至少能把
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
过交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是羡慕，但他
耻于下问。一天他终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
手。终于他下定决心，在一天做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
随后做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
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只剩下空蛋壳。
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彩的表
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
汝南买了一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
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踪影。
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
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盖内，大家就给这
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笙的
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
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
临时，后者是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
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
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
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品质可贵的人，我
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没活
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佩服。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榔头及锉刀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
己实在不是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榔头经常砸在自己手
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
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
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一样，也是大有学问。就那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
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
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
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行行出状
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瞧不
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七个围棋小兄弟有一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
你尊重人，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融
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
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
事班居然因为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
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
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
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好，是工人师傅对
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
些不良习气，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
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
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
来口才横溢，妙语如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如在表演单口相声。
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
来。与他们交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
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
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
有时一个星期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
进步，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八小时，回到家还有
永远干不完的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
妻俩辛苦一个月还不到一百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
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志。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
没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
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
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
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邻居借了钱为我们
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但
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
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
很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工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
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
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色大多如他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
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的血色、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路，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
车那个拥挤难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
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
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
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
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性的，但为了要上班
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挤上车，只能
眼巴巴地等待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
售票员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门内。
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
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饱和的
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
能前倾，两腿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向电影中的慢镜头似地移动。我
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
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骑
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有时四、五辆车摔成
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他
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
上层建筑。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
都不能订阅。

    我国十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
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
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裕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
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业工具，今后再也
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只见
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
车而饭盒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
纪律地争先恐后，更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
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
了；我国有多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
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但他们成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
线上。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
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易满足。然而人活
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到越
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
的一切。“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到了农村，又进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
人、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村，这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当我
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
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采。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
都无裨益。

文如玉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

    在三通用的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心爱的围棋事业。我也
不断地思念着陈老总，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恩人，是围棋事业的大恩人。

    自1967年开始，陈老总的处境一直不太好。林彪、“四人帮”一伙对
他百般攻击，但陈老总光明磊落、浩气凛然，那些造谣中伤只能更衬托出
他的品质高尚。我深信黑白总会分明，是非定能澄清。陈老总是正，林彪、
“四人帮”是邪，正气定能压倒邪气。只要陈老总健在，围棋事业就有希
望。

    尽管我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安。自1966
年开始，我已有五年多没好好下一局棋了，再如此下去，至少我个人要报
废了，祖国的围棋事业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我的生命已和围棋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我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在围棋的疆场上厮杀。

    我经常想到1959年拳击运动被撤消时的情景。如今我们遭到了和拳击
手同样的命运。我的内心和拳击手一样悲痛，但我不会掉泪，我要奋斗，
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
方的领导同志写信。虽然我们清楚，在这种动荡的年代这样做其希望实在
渺茫，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这些信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这当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对围棋不关心，
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自身处境不妙，不可能再为围棋事业说话了。然而
不少领导同志还惦记着围棋事业。如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的冈崎嘉平太
先生是谈到围棋，周总理知道如今没人支持围棋事业心中很着急，当他看
到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的丁民同志，就跟他说：“丁民同志，你来关心
一下围棋。”周总理是出于无奈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
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四人愿去
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堂。他们
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
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四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
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比赛冠军的刘小光。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
到贯彻。

    我和同伴们还多次找体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李梦华同志又回到国家
体委当了副主任，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我们当然要去找他。使我感到高
兴的是他总是诚恳地接待我们。有一次我和淞笙在他午睡时敲响了他办公
室的门，他马上起来，丝毫没有不快，和我们攀谈了一个中午。他的至诚
的态度至少使我们感到慰藉，并使我感到一个人不论身居何职，都要平等
待人，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倾听他人意见，这会使找上门来的百姓感到很大
的温暖！后来也有不少次有人在我休息时找上门来。特别是在我得病的几
年中，有时我确实很疲惫，很虚弱，偶尔我的脑中掠过一丝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又马上把这种念头排除了，同时又责备自己不该产生这种念头。我对
任何来访者都从心中欢迎他们，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人家尊重你，信任
你，才来看你、找你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和那次中午把李梦华同志
从床上叫起来不无关系的。

    我也遇到过一些令人气愤的事。体委有一位干部以前我对他印象很好，
感到他平易近人，对围棋事业也很关心。于是我和同伴们去找他，但不巧，
找了几次均扑空，最后好不容易上他家见到他，我见了他满心喜悦，谁知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有事，你们以后再来吧。”我
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定神再瞧一遍，可不是他。他说完一句话扭身就
走了。我站着直发愣，浑身的血液简直凝固了，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
伤。我想这位干部的脸以前如暖房之花朵，而今天却成了冷库之冻肉，变
化有多大呵！我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以前陈老总关心我们，因此他总
是堆着笑脸，如今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就不值得瞧一眼了，也不屑
跟我们多说一句话了。当然，也可能这位干部那天真有事，但他如对人稍
微尊重些，至少他的表情和话气不会那么冷酷。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
人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自尊心。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是不道德的、残酷
的。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
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

    我们处境的变化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理，使我明白原来处世比下围
棋还复杂。确实有那么一种干部，办任何事只看上面的颜色。他们根本谈
不上有什么事业心、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
帽，如何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们愈是对上察颜观色，“深刻领会”，愈是
对下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打着公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连个普通的
老百姓还远远不如。陈老总关心围棋完全是为了祖国的事业，他多次跟围
棋手们谈到下围棋的意义，谈到他开展围棋活动是“经过政治局的，是毛
主席同意的”。记得一次陈老总到体委接见围棋手，在吃饭前一位干部走
了进来，陈老总毫不留情地说：“你平时不关心围棋，吃饭就来了。”一
语击中要害，痛快！

    当然，势利眼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特别是广
大的围棋爱好者，他们总是关心着我们，不断地使我们得到鼓舞。我呢，
每月要买上一大堆邮票、信封，和全国各地的棋手、围棋爱好者保持着联
系，有时一天就发出十来封信。发信之多也可见收信之多。周总理呵，围
棋没有绝种，围棋不会绝种！

文如玉

    我进三通用不久，姐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你应当考虑个人大事了。”
我想是呵，我念书、下棋和比赛，莫名其妙地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以前
的我脑袋中装满着围棋子，容纳不下其他念头。如今围棋不下了，终身大
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我这个人向来腼腆，除了下棋，很少和人打交道，尤其对于女性。我
问姐姐：“找对象从何找起呢？”

    姐姐说：“这事我给你包了。”

    姐姐马上为我奔走起来，替我物色了一个又一个的对象。

    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自然也想有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但是
每一次姐姐或其他亲友替我介绍，一见之下我都感失望。我也说不上是何
原因，就是不中意。我姐姐越来越着急了，她出于对我的关心，又可能是
由于“媒人”这个角色所具有的通病，总是希望早日成全我。但终身大事
可不能凑合呵！我也有些烦躁了，疲沓了，甚至感到这种介绍是负担了。
是何原因我老是不中意呢？原来在我的脑子中存在一个倩影，她才是我的
意中人。这个倩影早在十多年前就在我的脑中扎下了根，那当然谈不上爱
情，但这是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年复一年，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并开
始萌发出嫩绿的幼芽。这个倩影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一个标准，
无怪乎介绍这么多对象都无法使我满意。

    这个倩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具有吸引力。她是多么的娇
小，娇小的使你不可能相信她居然是个运动员。小时候我读狄更斯的《大
卫。科波菲尔》，我很喜欢朵拉这个形象。现在我觉得她就是朵拉。她那
白净、光洁的额头上，乌黑的秀发理成一个运动发型，这恐怕是她身上唯
一的运动员特征。她那两根长长的有些往上挑的眉毛下是一对机灵有神的
明眸。她那中国人少有的高鼻子可能是她五官中最有特征的一部分。她那
红红的小嘴以及略尖的下巴显示出可爱、任性和倔强。她的一举一动是那
么的轻盈、灵巧和协调，她与同伴们逗趣嬉戏时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有感
染力，一派天真无邪。

    她是谁呢？她是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在我十五岁进入上海市体育宫
参加围棋集训时，十四岁的她也在体育宫参加乒乓球集训。体育界都称呼
她为小燕子，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称呼。我曾听说这个小燕子比较任性，
但小燕子就应当任性，任性不也是可爱的一促表现吗？很多“过来人”都
告诫年轻小伙子找对象不应以外表为主，更主要的是内心美。可年轻人又
怎能不重视外表呢？不要说是终身伴侣，即使在商店买一件普通的物品，
谁能只要物品耐用，而完全不管外观呢？那还要商品款式、商品装璜干什
么呢？好比一件衣服，往往是这件衣服的“外形美”--好看--首先吸引你，
然后你才会注意这件衣服的“内在美”--是不是结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否
定甚至嘲讽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的经验固然是正确的，但年龄的不同必
然决定思想上的差异。

    既然目标已定，那么就应当行动了。但如今她是体育界的红人，乒乓
球在当时是体育界中红得发紫的项目，她又是这项目中的尖子。我是否配
得上她？不，什么叫配得上？我从来不小看自己，我也不小看工人，人的
价值不能以工种区分，而应以人的实际才能和精神力量区分。于是我提起
笔写上我的第一封情书，这是封短短的又是毫不含糊的情书。

    说也奇怪，我写信时根本未考虑郑敏之是否有对象。按她的年龄完全
可能有了，如那样的话，我无疑要碰上一鼻子灰。

    我写情书完全是秘密行动，连我姐姐都不曾告诉。而姐姐还继续在为
我奔忙。姐姐又给我找了一位，要我在某个晚上见面。恰好在约会的这天
下午我收到的郑敏之的回信。这也是封短短的信，信中没明确的同意，但
也没说不同意，没不同意就意味着同意。我看着信，只觉得心在怦怦乱跳，
这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与激动。我在事业上受到挫折，而在爱情上却得到补
偿。命运呵，乐极了会生悲，苦尽了会甘来。看来苍天是公正的。

    我发那封情书看来真的是鲁莽：郑敏之确是有过朋友的。亏得我和她
有缘分！我的信寄的正是时候。有时鲁莽也会胜于谨慎--过于谨慎容易畏
缩不前，而鲁莽一些却容易得到机会。

    可晚上还有约会，这是可怜的姐姐已经安排好的。当时我的内心无比
的兴奋和充实。尽管是去赴一次完全是例行公事的约会，仅仅是因为不能
失约所以不得不去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愉快的情绪。

    这一次姐姐给我找的是位很好的姑娘，端正的五官，苗条的身材，单
纯而善良。可此时、我的心已被占领，就是天仙也不可能攻入我心灵的城
堡了。会面时姐姐也在场，她一直暗示我，要我表态。她心中着急：你连
这样的姑娘还不要，那你要谁啊！我对姐姐的一系列暗示视而不见，只是
出于礼节勉强应酬着。姐姐天性容易激动，容易感情用事。她自己看上这
个姑娘，竟然当场声明两天后让我们在公园见面。

    事后姐姐忍不住责备我了，说我太挑剔。我只得将真情告诉她，姐姐
听了愕然，不过也替我高兴。但约会怎么办呢？此事如何了结才好？姐姐
感到这位姑娘很好，为了不使她伤心，想了个好主意，即再为她找一位条
件好的青年。我当时神情恍惚，姐姐怎么说我就怎么是了。

    约会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公园见了面。不过这次又增加了一人，即姐
姐找来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相貌堂堂，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我姐姐很诚
恳地和那位姑娘作了解释，但那位单纯的姑娘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此时即使是再出色的青年来代替我，从客观上来说出和骗局无异。姐姐和
我都是缺乏经验的人，好心办了坏事。尽管我们没有一丝不好的动机，但
事实上无疑是伤害了这位姑娘。为此事我一直充满着歉意，我最反对伤害
别人的自尊心，而这一次我显然是伤害了那位姑娘的自尊心。这件事我是
忘不了的，那位姑娘肯定更忘不了。不知好如今生活得怎样，但愿她早已
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本回忆录，并能谅解我和
我姐姐。

    姐姐帮我介绍对象到此结束，以后都是我单独行动了，既然目标已定，
我只能勇往直前了，正如我下棋时向着冠军这个目标挺进一样。

    我以极大的热忱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
天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每天晚上我坐在那个用砖垒成的凳子上，俯在床
上狂热的倾泻自己的感情。每一封信都是那么厚厚的一叠。大概感情一泻
而有可止吧，我信里的每一句几乎都是几十字组成的欧化长句。我的字迹
本来就非常潦草，这种在感情的浪涛中起伏的欧化长句字迹更不会规矩。
敏之每天要看上厚厚一叠波涛汹涌的情书，无疑是很费神的。我的不少字
她必须像猜迷一样，乃至像考古一样方能知其端倪。我想任何谈恋爱的人
对于情书都是有兴趣的，虽然敏之有时跟我提出抗议，说我字迹过于潦草。
但这个恶习实在难以克服，要不然我写一封长信就得彻夜不眠了。

    我和敏之的一次约会很有意思。见面之前我很紧张，谁知后果会如何
呢？我们约在一个下午会面，中午我喝了几杯啤酒壮壮胆。敏之可是个非
常机灵的人，我没说上两句话她就闻到酒气了。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喝
过酒了？”这实在无法抵赖。好在她早就听说我有此嗜好，加之运动队经
常有宴会等各种应酬，因此她对于喝酒也不见怪，不然这一股酒气很可能
坏了大事。

    就在这第一次约会中还有件有趣的事。敏之爱吃冰棍，她不喜欢奶油
冰棍，就爱吃三分钱一根的小冰棍。我问他要买几根，她说六根。六根？！
我真吓了一大跳。其实她也是“眼高手低”，一口起消灭了四根后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另外两根融化掉。她哪里知道她那神情快要把一米七七之躯的
我融化掉了。

    人最可爱的就是本色、自然、不做作。她从不因为她是女方而故意在
约会时迟到是分钟，也决不因为他当时是世界冠军而我是工人就觉得她高
于我。她每次都是讲乒乓，将拼搏。任何两个人互相吸引，总有共同之点。
也许，这种拼搏的性格正是使我们互相吸引的内在原因？

    我们恋爱了。

文如玉

    1972年 1月 9日上午，我正在厂里挖防空洞，突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国家体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打来的，他说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和
廖承志同志找了我几天，今天才打听到我在三通用，他们要我上 301医院
与陈老总的遗体告别。遗体？怎么不是陈老总而是遗体？！这是怎么啦！

    晴天霹雳呵！

    我有五年多没见到他了，但我一直深信早晚会见到他的呀！谁知....
电话听筒中又传来声音：“你12点之前赶到 301医院，他们在等着你呢。”
马上去？我一看表，天哪，快11点了，301 医院那么远，我怎么赶得及？
我拿着听筒发楞了。对方知道我为难，就说：“你现在就来体委，与李梦
华同志一起去吧。”

    我钻出防空洞，拍了拍反正也拍不干净的泥土灰沙，大步冲出厂门。
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就一跃而上。售票员过来了，我这才发现匆忙之中一分
钱都没带。我只得向售票员赔不是，售票员看我不象欺骗她也就罢了。我
来到国家体委时只见李梦华同志已等在门口了，他的车把我们带到 301医
院。这一天是和遗体告别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到中午12点结束就把遗体送
往火葬场火化。我们明显迟到了，全班人马都在等着我们，还未到 301医
院门口就见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军人肃穆地站着，袖上都戴着黑纱。我们来
到 301医院的太平间，这是间小小的屋子。房屋中央放着一张床，陈老总
安详地躺着。一条白被单盖在身上，只能看到他的脸。他显然比以前瘦多
了，脸颊凹了进去，颧骨突了出来。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但他那宽大的脸
庞、高高的额头以及往上竖起的眉毛还和以前一样。他长眠了，但我依然
能在他脸上感觉到一股他所特有的帅气，这是天底下只有陈老总才有的帅
气。

    我们站在陈老总的遗体前默哀了一会儿，然后绕着他的遗体慢慢地走
了一圈。这是我和陈老总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盼望了五年多，却盼来了这
样的一次会面！是会面，又是永别。我多么不想离开他，哪怕再多看一眼，
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有那么多话没来得
及和陈老总说呢！来不及说了，什么也没说就永别了！

    不知怎的，我已经走到陈老总的几个孩子跟前。我和他们无言地握着
手。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怎么也说不出。他们比我更痛苦，这种痛苦
非言语所能安慰。张茜同志在陈老总去世之前也患上了癌症。苍天对这一
家人太不公平了。此情此景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中。

    第二天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我仍然和李梦华同志一起去。追悼
会之前我们在一个休息室中等候。休息室里的空气是沉重的，像巨大的铅
块似地压迫着每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外交部的负责人。他一进休息
室就起劲地到处打招呼，人还未坐稳就夸夸其谈他去美国的情景。非但津
津乐道，而且他的举动、神态都在显示着外交家风度。看着他的表现，我
的心中燃起一股怒火----此人太没良心，他在陈老总手下工作多年，陈老
总的为人有口皆碑，不知多少人为陈老总的去世悲痛。而他，却兴高采烈、
忘乎所以。

    追悼会在一个小小的礼堂进行。出席的人数不多，大概才一百来人，
但已把礼堂挤得满满的。

    一位受人民如此爱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追悼会的规模如此这般小，
使人感到凄凉和悲懑！好在毛主席也来了，他的到来算是对陈老总的肯定，
也使这个小小的追悼会的规格升高了。周总理悲痛地念着悼词，他已经明
显地憔悴了。“文革”给他带来的无数烦恼和精神上的折磨，也只有周总
理这样坚强的伟人才能承受得住。“四人帮”的那几个家伙也参加了追悼
会，他们的心中无疑在大声叫好。陈老总看到了林彪的下场，这算是他归
天前的一大安慰；但他没能看到“四人帮”的结局，这又是极大的憾事。

    归途中，我默默地坐在李梦华同志的车中，只感到说不出的空虚。世
界冰凉了，天空黑暗了。苍天呵，为什么不让陈老总这样的大好人再活下
去？为什么在我刚得到心爱的连任时，就夺去了我崇敬的恩人？我不久前
刚刚获得了喜悦，突然又遭到这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所得到的远远比不上
我所失去的。陈老总的去世是我国围棋事业无法弥补的损失。围棋事业已
遭到林彪一伙的毒手，我一直期待着陈老总来挽救，如今这已成为不可能
了。我悲恸之极，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不是脆弱的人，更不轻易
掉泪，我一直认为男子汉掉泪是羞耻之事。后来直至我父亲病故以及自己
病危时我都未曾掉过一滴泪。但此时我再也忍受不住，我哭泣了。虽然李
梦华同志在身边，我也顾不上了。梦华同志见此情景，跟我说：“以后好
好干。”短短的一句话止住了我的哭泣。以后好好干，说明以后有希望。
人活着就是因为有希望，一个人失去了希望，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

    是呵，我要好好干，我一定还会拿起围棋子的。陈老总是我国围棋事
业的大恩人，他的教诲和期望已铭记在我心中，我要把这一切讲给比我年
轻的棋手听，要一代一代讲下去，以此作为勉励的鞭策。我们将永远记住，
在中国围棋史上功劳最卓著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陈毅。

文如玉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

    一架伊尔62型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
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大多人称这个代表团为廖承志代表团，
由此又进一步称为廖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界的知名人士，除
团长外，副团长就有九人，足见其不一般。

    1973年，中日两国还未通航，去日本一般都得经香港。这次是破例，
我们乘坐的专机由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由上海直飞东京，比原来在路
途上要折磨几天快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一次访问日本是1965年，一晃八年过去了。这八
年经历的事真不少。我在万米的高空俯瞰祖国大地，想到在祖国土地上辛
勤劳动的亿万工人和农民，我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吗？我似乎自己还在
干校拉车、打夯，还在工厂挥舞榔头、摆动锉刀。这一切如梦幻一般，不
可思议。今天，我又以一个围棋手的身份访问日本。这都是靠了我们的周
总理呵！

    “陈祖德，你现在下棋了吗？”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

    在我们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 4月14日晚九点，周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时他第一句
话就是问我下棋了没有。

    “周总理，我下棋了。”

    是呵，我又下棋了。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
集训。三通用的七兄弟是集训队的主力，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我们已成
为棋坛老将了。聂卫平也参加了这次集训，他才二十出头，正是提高棋艺
的黄金时代。比起我们，他是幸运的。参加集训的还有几位女棋手，如四
川的孔祥明和山西的陈惠芳，后来四川的何晓任等也陆续加入。我们所有
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坐定以后，首先谈到乒乓球。当时，第32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的
男子团体赛刚结束，中国男队失利。我国的乒乓球在世界乒坛称雄多年，
全国人民对乒乓球十分关切，这次失利令人失望。国家体委收到不少群众
来信，意见纷纷。周总理对乒乓秋的关心众所周知，有人担心周总理是否
会不高兴，然而周总理却很豁达，他说乒乓球不要老是我们东方人垄断，
今天欧洲人赢了我们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周总理的远大目光，令人
钦佩。

    说完乒乓球，周总理话题一转，就谈到围棋。今天在座的有各界这么
多代表人物，而周总理首先说的却是围棋，真使人想不到。

    周总理说：“日本有个中国棋手，叫吴清源。他的棋很好，很有影响，
我们应该做他的工作，请他回祖国看看。如果请一次不行，下次再请，第
二次不行，第三次再请嘛。”

    当有人说到日本还有个中国棋手叫林海峰时，周总理说：“请他一起
来。”

    周总理又说：“有人要撤销围棋，借口说围棋不属于体育项目。但这
项事业总要搞嘛，我看放在体委也不错。”

    周总理接着问了我们围棋手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感
慨地说：“陈老总去世了，中央没有象陈老总这样的人来抓围棋了。我们
谁来关心一下？”

    周总理转向在座的李先念和耿飙等领导同志，逐个问他们会不会下围
棋。周总理对围棋事业如此操心，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回想起来，我
也仍然难以自制。

    从14日晚九点至15日凌晨一点，整整四个小时听着周总理的谈话。以
前我虽几次见过周总理，对他十分崇敬，但亲自体会到他的伟大那还是在
这四个小时。周总理和各界的代表作了谈话，他谈了不少在日本可能遇到
的而出访成员未曾考虑到的事。周总理问到田中首相来中国时赠送的樱花
树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有人作了回答，周总理让人马上去天坛公园摘下樱
花树叶，让廖公（人们都习惯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带上。廖公把这象征
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樱花树叶小心地夹在笔记本中，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后
来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廖公就把这意义不一般的树叶拿了出来
赠送给田中首相。

    周总理和大家的谈话无法在此一一描述，然而他对文艺界的几位知名
人士的讲话使我感触很深。周总理这么说：“你们如今有了成就，但一个
人的成功是包含着机会和条件的。”（大意）是呵，一个再有天分的人，
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缺乏某种机缘，那也很难有作为。正如我们
下围棋，如果国家不提倡，甚至处处禁止下棋，那高手从何而来？即使国
家提倡，而你在穷乡僻壤，你的才能也将被埋没。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说得
简单，但道理却十分深刻，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清楚主观作用和客观条件
的关系，他就会变得理智，他就不会自负和傲气，就不会把个人摆到一个
不恰当的位置。

    飞机在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情可一点也不平静。几个小时之前周总
理接见的情景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周总理那令人神往的风采、
那精辟深邃的见解，尤其是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已深深烙
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围棋事业的关心。这次我能
作为廖代表团的一员，也是由于周总理明确地指示要有围棋手的代表参加。
周总理为祖国这一古老艺术的保留和发展操了多少心呵！

    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的精神怎么这样好？周总理接见之后，我到了附
近的中日友好协会，把周总理对围棋的指示整理出来。清晨我赶着头班车
到了围棋集训队，我要尽早地把喜悦让大家分享。我似乎没意识到自己一
夜未眠，一个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恐怕是不会感到疲劳的。

    我看到机舱内和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这么多各界的代表人物，这
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团，实际上产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如楚图南、谢冰心、董其武和马纯古，他们都德高望重，
但却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对自己要求甚严，在出访前的一段学习期间，
无特殊情况，他们从不请假和迟到，且学习认真，令人可敬。

    代表团的成员大多相处融洽，关系甚好。不少前辈对我亲切关怀，并
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但也有那么几个人令人侧目，那是于会泳和浩亮等“
四人帮”的几个红人。出访前的一段学习，他们几乎从不参加。如果有人
问他们为何未来学习，回答很干脆：“我太忙。”或者“我排戏重要。”
只有他们忙？他们重要？难道其他人都是吃闲饭的？

文如玉

    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
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
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
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
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他们的棋艺都得到飞跃，
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比之
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
我的实力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
信的，但我已是快三十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齿过去了。我是否只
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
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于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
全国各地办了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
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
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
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轻有为。特别是我们
的女棋手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杀法
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
局时有一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
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
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
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
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他过早陷入情网，难以
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他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
我要带一个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
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
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
实意。日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八年过去
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
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
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
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
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
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元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
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
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
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有大茶几，车中
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
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
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
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
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
完全是国宝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
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
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也是不得已。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
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安排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
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
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
倒是欢愉畅快。刚到东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
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
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
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
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
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
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
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
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栋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
为一座八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
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
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六百人同时对局的大
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
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及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
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
业余围棋锦标赛也是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
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
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
是“榻榻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
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
可供棋院其它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
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
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
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
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
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
二十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
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三十人
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
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
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事
后又觉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
样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
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的日期--1972年 9月29日，以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
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
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
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
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来，本想用日语说一
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
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和一些熟悉的老朋友
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我和丁
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
业的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