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老八路

40（“蒋介石被捉住了！” ）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同时也给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震惊。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的汇集造成了进占黄河两岸，打通苏联，鼎立西北的战略态势。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坐卧不安，在指责部属无能的同时，置全国民众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于不顾，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亲任剿共总司令，飞抵西安，坐镇指挥。他匆忙调集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中央军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等近五十万大军“围剿”我红军。
蒋介石欲灭红军之心不死，他要趁红军喘息未定，立足未稳之时发动新的“围剿”。他调动中央军的几十个团，汇集通渭、会宁、静宁地区，激烈的血战就在这一地区展开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摆脱红军险恶的斗争环境，挫败蒋介石的阴谋，即秘密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建成抗日统一战线。为求得外力的支援，于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计划开始实施，那就是夺取宁夏以接近外蒙和经甘肃以接近新疆。
红四方面军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集中三个军提前抢渡黄河，另三个军阻击南来之敌，牵制敌人，保证渡河作战。我红三十一军在马营、华家岭一带与国民党王均的第三军展开了激战。
红九十三师在会宁城以北的高高山抢挖战壕阻击国民党军关麟征部。我师居高临下英勇阻击，敌军分两路进攻，并有飞机参战，火力十分凶猛。为避免敌机轰炸扫射造成伤亡，我们坚持了一天后主动撤出了阵地，向北转移。在白草塬一带，我们在干涸的河滩坡岸占据了有利地形，阻击尾追而来的敌军。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杀红了眼。敌人数次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在阵地上展开了多次的白刃格斗，敌军死伤严重。关麟征的部队比较能打，连续的战斗，我师也伤亡不小。为保存有生力量，是夜，我军撤出了阵地，急速向靖远的黄河渡口靠近。
10月下旬，红三十军、红五军和红九军在靖远地区的虎豹口抢渡黄河成功，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团及后勤部队相继也渡过了黄河。我师接到命令：迅速跟进，西渡黄河。我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率全军向河边急进，我军的大小行李（指后勤及装备）均已抵达河边，我九十三师距渡口也不足百里，部队日夜兼程奔赴黄河。然而，南线敌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先我军抵达黄河东岸，抢占渡口后齐头并进向北压来，切断了我东西两岸红军的联络。西岸的两万红军后来组成了西路军，孤军奋战，开始了空前艰辛悲壮的血泪征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西路军的一些消息，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近五个月的征战中，兵败祁连，血洒大漠。西路军中都是我们同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家兄弟，原我九十三师副师长、后调二十五师任政委的杨朝礼壮烈牺牲；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陈海松，肝脑涂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原我红三十一军军长、后调九军任军长的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敌人将他绑在大炮上点燃炮弹而粉身碎骨。如此英勇!如此惨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西路军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他们的赤胆忠心和英雄气概永载史册。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我红三十一军在河东与敌激战，后经麻春堡，过李旺堡、予旺抵达盐池萌城和环县交界的甜水堡。河东红军的几路部队向甘肃与宁夏两省交界的山城堡转移。为掩护主力部队，我九十三师在甜水堡一线摆开，准备迎击敌人。萧克军长此时随我师行动。
甜水堡，这是个很好听的地名，但实际上那地方是个地势平坦开阔的荒原，没有高山，没有河流，没有树木，更主要是没有水，广袤的地域只有少数老百姓居住。这里十分缺水，当地老百姓贫富不以拥有土地多少为论，而是论谁家有多少水窖。十几丈深的水井往往冒出不丁点儿又苦又涩的咸水。老百姓不得不在冬季将冰雪窖在深井里作为来年的饮用水。那真是滴水贵如油呀!
西北的冬天来得早，寒风扫过广漠的荒原，飞起的沙子打得人脸生疼，不及膝高的稀疏荒草在朔风中摇曳，发出凄厉的啸叫。
我们抵达原定的阻击地点，发现眼前是一马平川，无遮无拦的开阔地，只有脚下的小土丘高出平地十来米，且没有任何隐蔽物，我师决定将阵地设在这小土丘上。这时上级命令我师阻击阵地应建在小土丘前五百米处，要迎敌而上。师长和政委都提出这样不行，平坦的开阔地不能隐蔽，建议还是将阵地建在小土丘上，土丘虽小，可毕竟在这开阔地里是个制高点。但上级的命令不能违背，我师的阻击阵地就设在那片开阔地里了。
不等我们构筑战壕，敌人就到了，这是国民党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还看不清人影，那重机枪就响了起来。听声音我们判断少说也有十几挺。在那没遮没拦的开阔地里，重机枪的子弹几乎是贴着地皮扫来。我们举枪迎战，才知道我们手中的汉阳造、奉天造老步枪和短枪射程有限，根本打不着敌人。
密集的弹雨向我们泼来，我们那一发一枪的射击，怎么也抵不住重机枪成片的狂扫。许多人中枪牺牲。我们趴在地上，紧贴地皮，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枪声愈来愈近，原来敌人的重机枪分两拨交替扫射前进，待我们抬头才发现敌人步兵已近在咫尺。我师拼命射击抵挡敌人的前进。师长命令出击，冲锋号响起，我师官兵冲入敌群，用短枪和刺刀同敌人拼杀。敌我双方搅在一起，这时敌人的重机枪不起作用了。敌人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红军奋勇杀敌，敌人也疯狂抵抗。短枪射击声，刺刀、大刀金属撞击的铿锵声，响成一片。北风卷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翻滚，昏蒙蒙的太阳躲进厚厚的云层里发出惨白的日晕，那真是天昏地暗!拥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敌众我寡，我们完全处于劣势之中，渐渐招架不住了。
刚才还听到师长沙哑的嗓子在吼叫，这会儿没声了。突然，有人大喊：“师长牺牲了！”
厮杀中的部队一下子乱了阵。
我看见师长的警卫员王树棠背着师长向后撤，我交通队赶紧靠过去掩护，且战且退。敌人更加疯狂地扑上来，我们看见背着师长的王树棠也倒下了。叶成焕政委怒不可遏，挥动驳壳枪大喊：“同志们，为师长报仇！冲啊！”
九十三师像只发怒的雄狮，咆哮着转头冲入敌群，敌人被我们这突如其来的反扑闹懵了。我们这支受伤狂怒的哀兵，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英勇不屈，那勇猛的气势镇住了敌人。敌兵稀软了，招架不住向后退去。我师越战越勇，在敌群中大刀翻飞，刺刀见红，这士气势不可挡，在战场上占了上风。敌我混在一起，敌人的重机枪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向前逼近了二百多公尺。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身后响起了撤退的号声。命令就得服从，叶政委指挥部队脱离敌人向后撤去。我们同敌群拉开了距离，整个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重机枪的射程之内，敌人的重机枪又疯狂地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水泼似的向我们扫来，那稀疏成片的荒草被子弹打断腾空乱飞，我们躲没地方躲，藏没办法藏。许多人中弹倒下了，这下部队伤亡极其严重。我趴在地上抬不起头，子弹打在我周围的土地上窜起老高的尘烟……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兄弟部队赶来增援，以密集的枪弹同敌人对射，掩护我师撤了回来。
敌我双方都损失严重。敌人像只受伤的野兽在那里喘息，再也组织不起力量进攻。不久，敌人不战而撤了回去。
这一仗，我师消灭敌军近七百人，可我们也遭受重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同敌人打了一场消耗战。柴洪儒师长牺牲了，我师忍着极大的悲痛重新整编了队伍，许多人抱怨这是上级指挥失误，不听我师意见，造成了我师的损失。我红九十三师是支英雄的部队，大小仗打了无数次，只有两次遭受重创，一次是百丈关之战，再一次就是这甜水堡之战。虽然我们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可敌人怎能与我们红军相比。多好的师长，多好的战士呀，这些都是经过雪山草地及许多战火洗礼的勇士，都是历经千锤百炼的革命精英呀!
甜水堡之战在我军的战史中，也许算不上是有名气的战斗，我党我军的史记中也没有提及这次战斗（至少我没有看到有关记载），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评价这次战斗。在我军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也许它是微不足道的，但从当时的战略意义上来看，甜水堡之战拖住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之一，牵制了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为我军主力在山城堡的战斗胜利奠定了基础。从局部来看，这次甜水堡战斗本来可以打得很好，却由于指挥的失误，我师才遭受如此重创!甜水堡之战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对于我来说仿佛就在昨天。这场战斗刻骨铭心，英勇的柴师长和许多红军战士血洒甜水堡沙场，让人永远不能忘却。
甜水堡之战后，王近山①任我师师长，这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王师长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王疯子”。我师整编后继续向北撤去。
12月，我们红军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退守在陕西、宁夏两省交界的盐池、定边一带，这里紧靠长城，再往北就是沙漠了，为了生存，红军顽强地战斗。党中央调集了几支主力部队，部署在盐池、定边一线，诱敌深入，将胡宗南的一支部队包围了起来，准备不日展开攻势，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还以颜色。
战斗就要打响了，一天晚上轮到我值班，我和我队的一个战士值班守师部的电话。西北的冬夜十分寒冷，灶膛里的火“劈劈啪啪”燃烧着，我俩蜷缩在桌边守着那部电话。大半夜过去了，平安无事，五更天时分，我打着哈欠昏昏沉沉犯迷糊。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吓了我一大跳，我连忙接听，对方是我红三十一军政委周纯全。我报告了我的名字后只听周政委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捉住了！”
“什么？谁被捉住了？”
“蒋介石，蒋介石被捉住了！”
我的耳朵像不管事一样，连问了三遍也没弄明白，这仗还没打怎么就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跟你说不清楚，叫你们叶政委接电话。”
我撂下电话就去找叶政委，政委不在，出去查哨了。
我又忙叫王近山师长，大战之前，师长已忙了几天都没有合眼，这会儿正蒙头大睡，怎么也叫不醒。我拍着师长的被头，他不高兴地大吼：“你疯了，快打仗了，也不让人睡个好觉。”
我掀开王近山的被子：“师长，快起来接电话。军政委说，把蒋介石捉住了。”
“放你妈的屁!不让我睡觉，还哄老子。”王近山极不耐烦，一把又将被子拉上蒙住了头。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军政委来的电话，不得不将师长从热被窝里拖了起来。
王师长无奈，只得起床披着衣服听电话，手握话筒嗯嗯啊啊，他脸上的神情越来越兴奋，听着听着那疲惫的神情一扫而光。好一会儿，他挂了电话，高兴得满屋子乱转，在我的对面激动得大嚷大叫，一把揪住我的鼻子摇晃着：“哈哈，捉住了，蒋介石被捉住了。”
我挣脱他捏我鼻子的手，摸着发疼的鼻子说：“这是我的鼻子，又不是蒋介石，是么事这高兴？！”
我们这位黄安同乡师长稳了下情绪说：“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二将不想打内战，为逼蒋抗日，在西安把蒋介石捉住了。快去找政委来。”
这消息着实让我们高兴，我一蹦老高欲出门去找政委，政委此时正推门进来。王师长将电话内容告诉了叶政委，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好消息不一刻就传遍了整个师部，人们都在兴奋和激动中谈论。
天亮后，我们又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我师火速向西安进发，详细命令在路上再告。部队紧急集合，政委将西安发生的情况转达到基层连队，全师一片欢腾。师长发布命令：“把蒋介石捉回来！出发！”
部队群情激奋，全师会同兄弟部队紧急行军，途经环县，到达庆阳。在庆阳，我们见到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东北军部队，他们列队在路边热烈欢迎我红军。一路经过合水、宁县、旬邑、淳化，最后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驻扎下来。我们等候命令，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
西安事变抓住了蒋介石，上级出了个题目让全体官兵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蒋介石打了十年的仗，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蒋介石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敌人，他围剿苏区实行“三光政策”，杀了我们多少人呀，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从军长到战士无不对蒋介石恨之入骨，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杀！”
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博大的胸怀，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决定说服张、杨两位将军释放蒋介石。红军中上上下下对此不理解，上级做了无数次的工作，让每个干部战士都明白，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西安事变前，党中央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杨虎城的八条主张发布后，也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在中共的劝导及斡旋下，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建立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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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近山（1915—1978），又名王文善。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排长、连长、营长，红十师二十九团团长、副师长，红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新编第八旅旅长、政治委员，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老八路

41（“白皮红心萝卜”）


天地在变，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昨天同蒋介石争斗，今天要与蒋介石联合。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全面抗战，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此时，西北马匪加紧围剿我西路军，西路军浴血奋战，形势危急，中央决定组织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由我红三十一军及红四军组成，立即向西挺进。部队经长途行军抵达甘肃镇原，然而，获知的消息令人沮丧，西路军孤军奋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终因寡不敌众已全军覆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营救、接待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人员。没有仗打，我们也得到了短期的休整。
离我师驻地不远有一个国民党的保安团。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两军也不打仗了，过去的敌军，现在成了友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见国民党军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心里就不舒服。
记得有一天，国民党方面派出一个参观团，要到各部队视察。他们先去了国民党军的那个保安团，然后要来我红军部队。上级首长陪着这个参观团来到我师驻地，我们列队欢迎。参观团的领队是一个国军军官，挂着少将军衔，穿着黄呢子军服，戴着一双白手套，装腔作势地向我们挥手。我们整齐的队列前摆放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装备。这个军官在一个战士面前停下来，该战士向他敬了礼。少将军官故意卖弄地夸赞道：“你们的队伍很整齐，苏俄人送给你们的武器装备真不少啊！”
战士一个立正，报告道：“这些武器不是苏俄人送给我们。”
“哦？！不是苏俄人送的，难道是你们自己造的？”
战士继续回答：“也不是。这些都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送来的。”
这个少将军官顿时满脸涨红，尴尬至极，草草结束了视察。
在参观团视察期间，为了显示有好，国民党那个保安团派人与我师联络，要同我们进行篮球比赛。他们来了不少人，我们师也有不少人观战。那时候红军和国民党军都身着灰军装，就是帽子和帽徽不一样，脱掉帽子谁也分不出谁来。
为了区分两队队员，我方提议大家都戴帽子，但因看着那青天白日的帽徽不顺眼，就要求对方将帽檐朝后反戴。对方队员挺听话，就照办了。双方队员在球场上酣战，不分上下，打成平手。双方的啦啦队也为自方队员加油，吼声震天。这时国民党保安团的上司拜访我师，以示友好，也前来球场观战。当看见他的士兵都反戴帽子时，不禁皱起了眉头，心中大为不快。中场休息时，他问他的部下为何反戴帽子（战时这样戴帽就表示投降）。部下说，为了区分。他说要区分，红军为何不反戴而非要我们反戴？最后他颇为伤感地对我师叶成焕政委说：你看我们这败军之像，打球都投降，真不是你们的对手，惭愧，惭愧!
叶政委哈哈笑着说：球场之争仅是游戏，不必介意，不必介意呀!
西安事变后，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的民众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为国为民而奋斗。
夏天来了，部队又开始了整训学习。半年没打仗，部队得到休整，战士们都恢复了体力，加上部队换了夏装，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红军严明的纪律，和蔼可亲的态度，获得了老百姓的好感。特别是红军帮助老百姓收庄稼，赢得广泛的赞誉。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有一天，妇女界来部队慰问，为了表示欢迎，我师直机关及交通队列队迎接。师首长和宋任穷①主任陪同十多位妇女代表缓缓向我们走来。妇女们都穿着无袖的旗袍，裸露着臂膀和小腿，夏季天热，单薄的旗袍紧裹着曲线匀称的躯体，这一群显山露水的女人在部队营区里走动，确实搅起了一阵风波。妇女代表团准备向部队赠送慰问品。
那天正好是我当值日官。见到首长们和妇女代表远远向我们走来，我忙集合队伍，喊了口令后向师首长及宋任穷主任报告。待报告完，妇女代表的负责人说：“你们怎么人都跑了呢？”
我回头一看，交通队和师直机关许多人都不知去向，剩下的一些人稀稀拉拉已不成队列。
宋任穷主任很不高兴地说：“马上把人给我找回来，问问为什么跑开。”
我在不远处将跑开的人带了回来，大家唧唧咕咕给我说了原因，我也不自在了。整队完毕，宋主任面向着队伍和我问：“为什么都跑了，怎么能这样不守纪律？嗯？”
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敢吱声。
宋主任又问我。我嗫嚅小声地回答道：“他们说那些女人都没穿裤子。”
“放狗屁！”宋主任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听到这话后笑岔了气。她同身后的那些妇女一说，女人们笑得扭成了一团。
我们的战士十分难堪，不知如何是好。那妇女代表负责人忍住笑，偏头对妇女代表们说：“他们说我们没穿裤子，让他们看看吧!”
说着，她率先搂起了旗袍的前摆，跟着其他妇女也都搂起了旗袍。这一下队伍像炸了锅的，“哄”地一下，许多人背转了身，我和一些人立刻捂住了眼睛。在她们的笑声中，好一会儿我才敢从指缝里往外偷看，原来她们都穿着短裤衩。不过，那白生生的双腿和裸露的胳臂也够让人心慌意乱的了。
我们这些当兵的，长年累月在部队，不与女人接触。过雪山草地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即使到了驻地也多是乡村，妇女们都着长衣长裤，哪见过这些城镇的女人穿露臂露腿的旗袍呢。宋任穷主任忙向妇女们解释：我们红军战士都是农家子弟，没见过大世面，请代表们不要见怪。妇女代表们说：红军打起仗来是英雄好汉，平时同老百姓在一起是那样随和。这些战士真是淳朴可爱。自从那天出了这次笑话以后，妇女代表们还发动许多人来部队帮战士洗衣洗被褥，那真是军民一家亲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寇点燃了战火，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翌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工农红军致电蒋介石，请缨为国效命，开赴抗日前线。
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主动提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主张。经过谈判，8月19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下旬开始，我们部队在三原等待正式改编。为上前线抗日，全军上下加强了军事训练，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并进行大比武式的演习。
记得我红三十一军在一个山坳里进行射击比赛，各师的连队均抽调射击好手参加。萧克军长、周纯全军政委还有各师的首长们都到了靶场，连队射手比赛完毕，首长们聚在一起也开始打靶。每位首长都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和交通队，陈赓②这时也在场。在鄂豫皖苏区时期，陈赓原是我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负伤离队后历经磨难又去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此时，听说马上要来我三十一军任职。
陈赓是个乐观、风趣的领导，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笑。这时陈赓逗着让萧克军长打靶。之后，他又同我师叶成焕政委调侃，夸自己的枪法如何了得。叶政委与他比试，果然陈赓的枪法略胜叶政委一筹。
叶政委不服气，将我推到前面说：“我师交通队的秦懋书是师里比武的神枪手，你可敢同他比试？”
我原来就知道陈赓，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轶事，但从没有与他接触，同陌生的首长在一起，我总有点不自在。没想到陈赓十分随和，很容易接近，与基层干部战士在一起没有一点官架子，他那满脸的笑容就像灿烂的阳光，总能化解对方的局促和不安，同时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此时，陈赓对我说：“那好，我们先比步枪。”
说着操起步枪就瞄准。
我们比的是立姿射击，距靶有百十来公尺。陈赓出枪很快，三枪响过，报靶员报出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轮到我了，我的心怦怦乱跳，担心打不好，叶政委鼓励我，让我别紧张。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击发了三枪。报靶员报出了两个十环和一个九环，我比陈赓还多一环哩!看到叶政委十分得意，陈赓嚷着：“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比短枪。小秦，你先来。”
我掏出驳壳枪要打靶标，叶政委拦住我说，还是让陈赓先打。
陈赓掏出枪，瞄了瞄靶标，又放下枪说：“小秦，比短枪我们不打靶标。你看到前面地上有个树蔸子吗？你要是三枪都打中了，就算你赢，我就不打了。”
我定睛一看，几十公尺开外的地上果然有个被挖出丢弃的枯树蔸，仅有小饭碗那么大。陈赓的随和让我刚才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我说：“可以呀，我三枪一定打中。”
“三枪打中不行，要枪枪中。”
“枪枪中就枪枪中，不信我们赌个什么。”我没有顾忌地说。
“行啊，小秦，你要是有一枪没打中，就算输，输了怎么办？”
我一下子窘迫无言，我有什么东西可赌呀？
陈赓笑嘻嘻地继续说：“你要是输了，你们叶政委的‘勃郎宁’就归我。”
原来他早就看中了叶政委的那支小手枪。
叶政委说：“行呀，要是小秦打中了，你输了呢？”
陈赓在自己身上上下摸了个遍，最后摘下手表说：“我输了，这个就归小秦。”
我一听是这样，就高兴得不行，活这么大我还没有带过手表哩!首长们打赌，我输了没有关系，赢了可就得块手表，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嚷道：“行啊，行啊，说定了，不能悔的哟!”
叶政委说：“你的手表和我的枪都放在石头上，谁输了也不得悔。”
说着，叶政委果真先将小手枪放在了石墩上。陈赓不太情愿地将手表也放在了手枪旁。
刚才在旁边观战的几位首长先是跟着起哄，这会儿眼睛都盯着了那枯树蔸子。这下看我的了，我屏住气抬起枪，瞄准那树蔸开了第一枪。只见那枯树蔸在地上打了个滚，接着我又连发了两枪，那树蔸连翻了两个斤斗蹦起老高。三枪都打中了，陈赓输了呀。
我高兴地大叫：“我赢了，我赢了。”抓起石墩上的手表就跑。
陈赓后悔了，瘸着腿就追我，在后面嚷着：“还没有说好呀，这不算，这不算。”
我边跑边看着手表，兴奋了好一会儿。叶政委拦住我说：“小秦，算了算了，这表是陈团长的宝贝，打仗少不了它。我们说着玩的，你别当真哩!”
这真是麻雀仔掉进糠窝窝里——空喜欢了一场。我委屈得不行：输了反悔，说了不算，这算什么首长。
叶成焕将手表要回去还给了陈赓，看着沮丧的我，许诺今后打仗缴获的手表一定给我一块（后来在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日军的手表，上交后上级真的奖给了我一只。我想这一定是陈赓和叶成焕在兑现他们的诺言）。
陈赓戴上手表还是那副笑哈哈的模样，我算认识了陈赓。不久，陈赓成为了我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旅长。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之后，即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
同国民党打了10年的仗，对方骂我们是“共匪”、“赤匪”，多年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合法地位。如今要改吃皇粮了，许多人却不愿意了。我师二七九团团长高言成，留下纸条和手枪离队“干地方”去了。师经理处主任（既师供给部部长）郑行忠是个年龄较大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同志，我们叫他“木匠老汉”，此时也撂挑子离开不干了。师长和政委发现其“开小差”后非常生气，命令我去追，若带不回来可就地枪决。我带人骑马找寻，在大片的玉米地里没有了“木匠老汉”的踪影。解放后才得知，他逃回红安老家当了农民。
红四方面军将作为主体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主持召开了方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军要改编，编制级别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绝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副师长，军长当旅长，师长当团长，人人降级，我只能当排长了。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9月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
9月6日，我们部队在西安以北的三原县石桥镇举行阅兵典礼和改编誓师大会。
清晨，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早饭后，雨越下越大。城外广场上密匝匝全是部队，步兵持枪，骑兵上马，队伍威武雄壮。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陈赓骑马指挥受阅部队，刘伯承、张浩、宋任穷、倪志亮、李达等首长们骑马阅兵。人们军帽上那颗红布五星，虽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褪去了鲜艳的红色，但在密蒙的雨雾中，那红星在人们眼中闪现着一片红光。
阅兵后，刘伯承宣布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这支队伍，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长。接着宣誓，有人领读，一唱众和：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杀我同胞，灭我种族，亡我国家……为了同胞，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吼声震天，表达了我们这支八路军队伍拯救国家危亡，誓死抗日的决心。
雨愈下愈大，部队在雨雾中淋得透湿，每个人脸上都呈现着坚毅的神情。刘伯承师长讲话：
“同志们，我们红军改编了，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不会变。”
他拿出一顶军帽，部队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顶这样的军帽。
刘师长指着青天白日的帽徽接着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他摘下红军帽，将那顶新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雨淋在他的脸庞上，但人们可以看出，他那受伤的眼睛已涌出了泪水。刘师长命令道：“现在换帽子！”
除了雨声，广场上静悄悄的，人们一动不动。将红军改编成什么“国民革命军”，戴青天白日国民党帽徽，广大的红军干部、战士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一二九师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体改编的。这支部队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多少年来，眼见自己的许多亲人、战友惨遭国民党的杀戮，大家与国民党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会儿自己要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徽，这不是投降了吗？人们坠入了困惑、委屈、怨恨的复杂情绪中。
刘师长提高了嗓门：“我命令，换帽子！”
全师服从命令，一齐戴上了新军帽。
人们将换下的红军帽仔细地折起来放入挎包里。广场上没有丢下一顶红军帽。许多人泪流满面。雨在下，泪在流，泪雨纷飞，流在嘴里都是咸味呀!换帽以后，举行授旗仪式。一二九师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我们红九十三师成为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旅长陈赓，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我们交通队改编为团特务连。我在七七二团特务连一排任排长。
誓师大会以后，我们回到驻地。见房东大叔在挑水，我快步上前帮忙将桶里水往缸里倒。大叔白了我一眼，说道：“用不着你帮忙。就这样投降国民党？！你们真没骨气！”
我傻愣愣地站在院子里，我排的战士都听到了这话。困惑、委屈、怨恨，又一齐涌上心头，大家都哭了。
开饭了，伙食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大米。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红烧肉，这要在平时早抢没了。可这会儿，没人去动一下。团长陪同师长来看望大家，战士们像孩子见了娘一样都哭了起来。刘伯承师长对我们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别看现在我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可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红军帽。帽子换了算什么，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红军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又迎来新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些“白皮红心萝卜”担负起了抗日民族救亡的重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于8月下旬已经先期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我一二九师、一二○师随即整装东进。从此，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投入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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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任穷（1909—    ），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委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家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参加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老八路

42（小试牛刀）


1937年9月30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随全师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一带出征。经过数日行军，我们抵达韩城的芝川镇，部队准备东渡黄河向山西挺进。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宽阔的大河——黄河！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浩浩荡荡，汹涌澎湃，从北向南奔腾而去。十余里宽的河面，翻腾着黄色的浪涛，那磅礴的气势，震撼着我们的心扉。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如同这黄河在沸腾，在呐喊，在咆哮！
我们乘大木船渡过黄河，踏入了山西地界。在侯马镇登上火车沿同蒲路北上，不日便抵达太原，后转至阳泉。
日军在热绥冀察得势后又步步逼近山西，国民党南京当局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高喊着“保卫太原”的口号，在晋北忻口和晋冀交界的太行山娘子关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我七七二团抵达阳泉后紧急奔赴娘子关外围，沿路上看见许多国民党各部队和晋军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后败退下来的部队，这些家伙打日本人不行，可祸害老百姓却挺在行。我们拉住一个国民党军的伤兵问前方的情况，那小子提起日军，腿就打哆嗦，他说：“日本人厉害呀，飞机大炮打得我们根本不能还手，队伍一打就散了。你们八路军上去也吃不住的。”
战士们都骂他们是“草包”、“软蛋”。
在平定，我跟随叶成焕团长、王近山副团长去拜访汤恩伯第十三军的一位师长。我们一行七八人进了一家宅院，让人进去通报。当我们跨入堂屋时，只见一妇女坐在高椅子上，敞开衣襟袒胸露乳，一个身着戎装的军人坐着小凳子偎在那女人的怀里正在吃奶。我们哪见过这种场面，尴尬得左右不是，进退两难。那男子见我们进来，停止了吃奶，并站了起来，抹着嘴给我们让座看茶。原来这吃奶之人竟是国民党军的师长，他挥挥手，那女人揉着鼓胀胀的奶子，扣着衣襟，走进堂屋的屏风后面去了。
叶团长和王副团长行了礼，自报家门。那师长递上自己的名片，说道：“我知道，你们团长过去都是师长，你们队伍一个团比我一个师都强呀!”
寒暄几句后，谈到他们师的布防情况，国民党军在娘子关投入了好几万人，完全采用正面野战防线，他们师作为右翼分两层布置了横向连串的防御阵线。那师长还在夸夸其谈他的防线如何牢固……。听着听着，叶团长和王副团长都皱起了眉头。
我们走出那大院，王近山副团长忍不住开口骂道：“那狗日的还在吃奶，吃奶之人能当师长带兵打仗？你看他摆的是啥鸟阵式，正面防线没有纵深，没有机动部队作梯队，只能死守死打。日本人只要突破一点，就会全线崩溃。这种鸟阵式还值得吹牛？！哼……”
叶团长若有所思地说：“怪不得我们师长说不能指望国民党的防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打法。”
我们八路军的具体部署可以不受国民党军的约制，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我团组成了侦察小分队，在娘子关以南的方位活动，侦察日军的情况。
侦察小分队由我特务连一排及三排的一个班共三十多人组成，团侦察科长田厚义带队指挥。我当时是一排排长，协助田厚义执行这次行动。
记得那天中午时分，我们在山峦上行进，发现有许多老百姓牵着牲口，背着包袱，急匆匆向我们走来。一个中年农民神情紧张，频频回头顾盼身后。他发现我们，忙说：“老总，你们不要过去呀，那边有日本人。”
我知道他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部队，于是忙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你说，日本人在哪里？”
那老乡回过神来说：“就在那边山沟里，好多日本人哩，有好多马车拖着东西，拉了几里路长。”田厚义问明了情况，对老乡说：“你快离开这里，和乡亲们往那边走，我们过去看看。”
那老乡惶恐地说：“你们不要去呀，那日本人可厉害呀！”
“放心吧！”我们说着全队朝乡亲们来的方向跑去。
翻过一个山头，就听到了马蹄和大车轧着山石的响声，赶牲口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山崖上看到，这是一条靠溪边的山路，只见敌人的骡马大车一辆接着一辆，车上装满了物资，每隔着一辆车上都坐着一个日本兵。前面的步兵已过去老远看不见了，车队拉了几里路长，车队的后面有许多似骡子非马的高大牲口，我们以为是骆驼。田厚义用望远镜看着说，那是马，好大的马呀，我们都没有见过。那是敌人的骑兵，几十人骑着东洋大马跟在队伍后面缓慢前进。原来这是敌人的一支辎重部队，日军为了攻取太原，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在娘子关正面进攻受阻，鬼子妄想从侧面迂回攻击，打通攻占太原的道路。
自上了抗日前线，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日军，打日本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浅。看着这狭窄的山路，敌人单列行进首尾不能相顾，我就对田厚义说：“我们打它一下好不好？打了就走。”
田厚义想了一下说：“好！打一下就撤，不能恋战。不能等敌人骑兵上来，也不能让前面的步兵回头。”
田厚义下达了战斗命令，小分队急速进入阵地。
我们赶到了崖边，几丈高的崖下就是山路，敌人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路边是一条小溪，这路在两山之间穿过，谷地约有两里多地长，敌人的步兵已前行不见踪影，后面的骑兵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崖下就是马车队，那胶皮轮大车一辆接一辆，行进在谷地最狭窄的地方。小鬼子根本没发现厄运马上降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田厚义挥枪大喊一声：“打！”
我们的手榴弹跟着就砸了下去，“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彻山谷，随着爆炸声，我们的二十响驳壳枪和步枪也同时开了火。崖下山路上的马车被炸翻了两辆，押车的鬼子被这突然袭击打蒙了头，一下子躲在大车下和崖下的岩石后面。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举枪反击。
小分队顺着一条山沟冲下崖去，与敌人短兵相接拼杀。山路狭窄，被炸翻的马车横在路中阻塞了道路。我们东拼西杀打死了几个日本兵。赶车的是老百姓，一问原来都是些东北人，还有朝鲜人。这时前后都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步兵听到枪声回头扑来，敌骑兵见前面辎重遭袭击也驱马赶来。路本来就窄，这一打，马车队就全乱了套。骑兵被堵着上不来，步兵前行太远，回头还得一会儿，我们占了绝对优势，把押车的几个日本兵逼下了山路。
在小溪的浅水里，日本兵哇啦哇啦要与我们拼刺刀。一开始，我们以为打日本兵同过去打白军一样，小菜一碟。于是拉开架势，几乎是两三个人对他一个，认为自己占了优势，未必还搞不赢他？！可拼了两个回合，这才感到我们小瞧了日本兵。无论体力还是刺杀技术，我们都不及他们，这样下去肯定会吃亏。
不知是谁喊了声“撸了它！”
大家都反应过来扣了扳机，枪响了，拼刺刀的几个日本兵栽倒了。
敌人的骑兵从后面赶来，在乱七八糟的马车群中穿来穿去；敌步兵从前面返回，我们已看得见他们跑步扬起的尘土。田厚义大喊：“撤！快撤回山崖上去！”
大家慌忙收枪撤退，回到路上又从车辕上卸了几匹马，在车上胡乱抓了些物资，拖着马，就顺原路上了山崖。
我爬到半山崖回头一看，张益洲死命拽着一条狗，又是打又是骂，那狗使劲蹬着四腿就是不肯走。敌人的枪弹打在岩石上迸出的火星横飞，我着急地大喊：“岔口（张的绰号），放了那狗，快走！”
张益洲气咻咻地骂道：“这狗日的，敢咬老子，看我不把它捆回去剥皮煮了吃。”
上了山崖，我们才发现这是条三个月大的东洋崽犬。它瞪着惊恐的眼睛向后退，本想呲牙咧嘴逞凶，但嘴被张益洲用绳子绕了几道捆住了，只得“呜呜”地狺狺惨叫。田厚义大声命令：“快走！”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牵着缴来的马和狗，迅速撤退了。
回到驻地，叶团长、王副团长都来了。大家围着缴获的东洋马和东洋狗，看稀奇。叶团长拍着那崽犬的颈脖，不住地称赞：好狗，好狗，说是要将它送给旅长。
这一仗我们打死敌兵十二人，除一人被刺刀划伤外，再无一人损失，真是出乎意外地拣了个便宜。我们缴获的物资品种真不少，有黄呢子大衣、军服、罐头。有几个木箱不知装的啥，先以为是子弹，撬开一看，里面装着方方的纸包，我们这些土包子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有人打开尝了一口，大叫好吃，我们被告知这叫“压缩馍馍”（压缩饼干）。还有个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小铁皮盒，我用刺刀怎么也撬不开它，于是用刀柄砸开一看，盒里装着五只手表，那木箱里装了许多这样的铁皮盒，看来今后打仗，时间就有准了。缴获的物资上交了，后来上级表彰我们特务连，将一件黄呢子大衣，还有手表连同那个被我砸坏的铁皮盒，奖励给了我。
当晚，陈赓旅长赶来，特地听我们讲述战斗过程。陈旅长非常认真，每个细节都问得十分详细。当听说日军行进的阵式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成单列行进，有尖兵没有边卫警戒，太狂了。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呀！”
陈赓旅长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就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师长，大家对他非常熟识。他热情、幽默、聪慧，是个足智多谋的战将。这会儿，从他那眼镜片后闪现睿智的光亮中，大家知道，他韬略在胸，正酝酿着新的构想。
陈旅长见到送给他的那只崽犬时，非常高兴。
后来我听说他将那狗送给了朱总司令。又听说那只乖狗与总司令形影不离，还会听令单独送信，不给收条它不转去。
入晋以来，我旅尚未以主力部队正面接触过敌人，人们都按捺不住想放手同敌人干一场。尤其是听说林彪的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我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打了阳明堡，炸毁日军的二十几架飞机的消息后，更是激情万分。大家十分想打一场大仗硬仗，好好同日本鬼子较量一番。
我们在娘子关以南方位的这次伏击战，亦算不上是什么大仗，只是攻其不备，顺手拣了一点便宜，但它是我七七二团对日军的第一次接触，算是对日军小试牛刀，还是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老八路

43（设伏七亘村）


抗战初期，为抗击日军的进攻，保卫祖国，国共两党的军队就整体战役部署上还是协同作战的。
古有“攻不破的娘子关”之说，在娘子关及周围地区，国民党军投入了近六万人，依仗娘子关的险要地形及阎锡山原构筑的大量半永久性工事、众多钢筋水泥的堡垒，确实抵挡了日军的几次冲击。日军几战之后，不攻娘子关而改攻新关，尔后，避实就虚，将兵力调向新关以南的石门迂回进攻。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不愿拉长战线分兵布防石门，因此，在新关的右翼留下了一个不该有的空隙，致使我八路军的侧翼受到日军的严重威胁。
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注意到形势的严重性，遂命令我三八六旅赶至石门，在运动中相机抗敌，以弥补整个战局因疏漏而留下的缺口。
我旅七七一团急赴石门，与日军不期而遇，双方打了一个遭遇战。七七一团抢先占领了附近的几个高地，日军多次冲击都被粉碎，日军屡攻不破，撤了下去。
是夜，七七一团也撤出高地，在七亘村一带集结，准备天明再战。
日军白天的撤离是有预谋的，半夜时分，他们的一个联队兵分两路，绕过大路上的警戒，顺小径隐秘行动，摸掉了七七一团的岗哨，对七七一团发动了偷袭。
七七一团不知敌军虚实，黑夜中遭受敌人两面突然袭击，仓促中被迫应战。部队来不及组织力量就被打散了，天明归建后才知道部队未受到什么损失。不过，我们准备袭击敌人的，还没有开始，反受到敌人的偷袭，真叫人气恼！我三八六旅出征以来，眼见兄弟部队打了胜仗，战士们被“比赛打胜仗”的战斗口号激动得发急了，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急于想与日寇干一仗，一见高低。没想到首吃败仗，人们更是心急如火，躁动不安。陈赓旅长受到上级的批评，全旅认真总结教训，准备再战。大家发誓一定要教训教训日本鬼子，八路军不是好欺负的!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反复侦察，探明日军将从娘子关以南的地方运送补给，支援太原战役。我七七二团接到上级的命令：准备在七亘村设伏袭击日军。大家摩拳擦掌，决心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为我三八六旅争光。
七亘村，坐落在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深山沟壑之中，这一带地势险峻，山峦叠嶂，无数条深谷沟壑分布其间。一条三四米宽的大路沿着溪河穿过数丈高的山崖峡谷，蜿蜒伸展有二十来里路。崎岖的山路顺涧底贯通延绵的山峦，将石门口至七亘村连在一起。这便成了娘子关以南，西进平定、太原的惟一通道。
拂晓，我七七二团三营进入伏击阵地。朦胧的晨曦中，我们看清了周围的地形，这地势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副团长王近山将十一、十二连和我特务连一排布置在大道两旁的山崖上。阵前指挥由三营副营长尤太忠①负责；将另两个连部署在七亘村附近的高地上，作为预备队准备突击之用，由三营营长郭国颜指挥。同时派出几组侦察员伸出触角，去探明敌情。团指挥部设在北面的山头上，俯瞰整个战场。
王副团长布置任务：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主要打它的辎重部队。第十二连正面突击敌辎重部队；第十一连届时完成穿插，分割日军，切断敌先头部队与辎重部队的联系，阻击、封锁敌人步兵和骑兵的火力增援或冲锋，同时抢占七亘村南大道两边的制高点，对日军形成包围；我排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另外两个连随时听令突击堵截，防止敌步兵抢占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总之，一定要在山涧的大道上全歼日军。
一切准备完毕，我们头戴用树枝、野草扎成的伪装帽，静静地匍伏在山崖上，等待“猎物”进网。太阳升起老高，山谷中还有淡淡的薄雾没有散尽，远处的山路上静悄悄地空无一人，我们焦急地等待敌人出现。
这时，侦察员传来消息：鬼子来了。
我们悄悄地向后面的伏击部队传送消息。过了一会儿，我排最先发现目标，拐过前面的涧口，鬼子已接近我设伏点，鬼子的队伍像条黄色的蛆虫在大道上蠕动。不久，鬼子的先头部队从我排的伏击点前通过，进入我团的伏击圈，距我们不过三十来公尺，敌人脑后的帽披在呼扇呼扇地飘动，领头的小鬼子那仁丹胡子，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心一阵狂跳，情不自禁压低了身体，屏住呼吸，生怕不小心惊动了“猎物”。
在抗战初期，骄横的日军还没有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里八路军甚至算不上一支正规部队，八路军士兵手里的武器也不是什么正经武器，不多的手榴弹和“汉阳造”几乎就是土八路的全部装备。八路军凭着这些破旧的武器，不是和他们面对面地打正规战，而是用游击战术袭扰。日军在华北各战场上是吃了一些八路军的亏，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把八路军当回事。
日军先头部队在前开道，大约有一百多人，也许因为他们在这一带从没遭受过打击，因此显得十分傲气。他们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像是在操典受阅一样。眼见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的河山还如此嚣张，同志们肺都气炸了，大家发誓要狠揍这些小鬼子。
我们仔细观察，敌人的先头部队开道，左右翼并未派出警戒部队。他们与后面的辎重部队拉开约有两里路的距离。这种队列阵势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由于狂妄，但可以看出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更没想到八路军会在这里伏击他们。我这时才想起，我们上次拣便宜的那一仗，日军也是这样的队列阵势，怪不得陈赓旅长将当时的情况问得那样详细。听说这次七亘村伏击战，就是刘伯承师长和陈赓旅长亲自看地形，再根据日军的情况所决定的。
我正在想事，日军的先头部队已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通过了。我们强压着怒气，遵从命令放他们过去，不发一枪，让我们前面的部队去收拾他们。辎重部队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驶来，每辆大车上还是坐着一个日本兵，不过车队的旁边三三两两还有些日军的步兵护卫。车队足足过了半个多时辰，后面的后卫部队都过去了，我们还未听到攻击的信号，大家不免着急起来。
就在此时，北面山头上我们团指挥部的那挺重机枪首先响了起来。沉闷的枪声在山谷中回响，紧接着我军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齐响，山谷里像炒豆子般地热闹，火光伴着硝烟闪烁升腾。行进中的日军根本就没想到会遭此袭击，一下子被打懵了，等醒悟过来已被撂倒了一大片。
十二连打得勇猛顽强，山沟里的鬼子车队被打得人仰马翻，人畜相撞，乱成了一锅粥。十一连按计划用火力分割日军，截住了日军先头部队的回援。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在混乱中清醒过来，马上调整火力配置，几人一组，依赖马匹和大车作掩护，顽强抗击。日军的后卫部队看到中间的辎重部队被袭击，立刻分成两拨，一拨向前增援，另一拨向后撤退，企图抢占制高点，掩护骡马车队后撤。向前突入的敌后卫部队与我十一连交上了火，被我火力阻隔在路边不能动弹。向后撤的那部分日军企图朝东石门方向逃窜，刚到我排埋伏的甲南峪，我大吼一声：“打！”
我一甩手，二十响的驳壳枪首先开了火，我排的其他驳壳枪和步枪全都响了起来，手榴弹也砸了下去。鬼子挨了打又转头往回奔，前面枪声更激烈，鬼子转头又向我们扑来。我们早憋着的那股火一下子喷了出来，我排那挺轻机枪“哒哒哒”地吐着火舌，密集的子弹封锁住了路口，步枪稳稳射击。我们居高临下，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
此时，前面响起了冲锋号，我知道这是担任预备队的另两个连也投入了战斗。山谷里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副营长尤太忠率领十一、十二连杀下山岗，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
我排按上级命令死守着甲南峪豁口，将日军堵在山谷里，这才叫“关门打狗”。
就在这时，日军调来三挺歪把子机枪疯狂地向我们扫射，歪把子机枪的威力挺大，顿时将我们的火力压制住了。我们步枪只能单发射击，驳壳枪的杀伤力有限，鬼子在他们机枪的掩护下，趁隙逃掉了二十多人。我一看这样不行，就下令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顺山沟一下子冲入敌阵。敌人的机枪没用了，我们三十多人对鬼子二十多人，双方拼刺刀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前面又响起了冲锋号，十一连解决了前面的鬼子向后增援我排，我们士气大增，占了绝对优势。二十几个小鬼子不一会全被打掉了。
这次战斗，让我们排再次领教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日本人拼刺刀很有一手，刀法娴熟，力量大，速度猛，若一个对一个单挑，我们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日本人拼刺刀全都关闭保险钮，我们则不同，有了上次的经验，我让战士们拼刺刀时招招提防，拼不赢就扣扳机搞他一枪，日本人对此十分恼火。这一仗又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战斗结束了，计全歼日军三百多人，打死和缴获骡马几百匹。山谷里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枪支弹药、无线电器材、粮食、黄呢子大衣，到处都是，部队在打扫战场。我见到陈赓旅长，他笑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我有点懊丧地对旅长说：“我们只有一挺机枪，小鬼子三挺机枪对付我们，叫小鬼子跑了二十来个，我要是多个几挺……”
“慢慢来，鬼子有，我们也会有。你看，这不是？！”陈赓旅长指着地上枪支，乐呵呵地劝解着我。
我七七二团在七亘村伏击成功的消息，上级很快就知道了。
刘伯承师长非常高兴地来到我团，在我团的作战会议上，提出就在七亘村再打一次伏击战。许多人不相信鬼子吃了亏还会上当，刘师长说：“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一般来说，谁都知道战争中不会这样重复用兵。日军就更想不到我们八路军会在同一个地点再次设伏。大家想想，日军将娘子关的右翼作为突破口，并且已经有了进展，这是要打通正太路，威逼太原。从石门到七亘村的地形来看，这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他们的先遣部队在正太路的西段得势，后勤补给就必定会跟上。他们一定还会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再作文章。”
“用兵不复”是常规，“兵不厌诈”则是常理。刘师长再次设伏七亘村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第二天的中午，日军的一支部队前来七亘村收尸，并派出了警戒部队。按照计划，我七七二团三营的一个连故意暴露目标，佯装撤退。当着日军的面，我们在山梁上故意显出慌乱，丢下一些物品，向山后撤离。日军受骗了，他们的警戒部队得知并确定七亘村一带已无中国军队。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八路军身着同国民党军一样的军服和帽徽，日军开始也分不清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有何区别，认为中国军队就是国民党军队。
其实我们是假戏真做，撤退的部队在山后绕了一大圈，于半夜又回到了原集结地。
拂晓之时，王近山副团长率三营再次进入这条路的伏击地，这次的埋伏地点稍稍移了一下。战斗命令也下达了，任务同上次调了个个：九连、十连担任突击任务，我们特务连一排和十一连、十二连成了预备队。
半晌午时，日军果然出现了，大家深深佩服刘师长的神机妙算。
这次日军出动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护卫力量也加强了。前面开路的大约是一个连的骑兵，中间是辎重部队，压尾的是三百多步兵。鬼子的行军速度很慢。他们非常谨慎，走一段路就用迫击炮向道路两边的山崖上轰击，认为安全了然后再走。炮弹“咣当、咣当”在山崖上爆炸，我们部队潜伏在岩缝和草丛中一动也不动。就在这时，老天与我们作对，竟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后来雨越下越大，部队淋了个透湿，但没有一个人暴露目标。
日军炮击火力侦察后没有发现情况，于是打旗语通知后面的辎重部队前进。雨幕中，日军全部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
王副团长一声令下，九连、十连发起了攻击，手榴弹成片扔了下去，在敌辎重部队中炸开了花，跟着密集的枪弹射向日军。敌人此次人数较上次多，行军路线拉得也长，前面的骑兵闻声调转马头向后增援，那马队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就快接近辎重部队。要把敌人分割开，不许他们接近，更不能让他们组成战斗队形。我们预备队此刻也投入了战斗，调集全部火力压制日军行动，将敌骑兵阻隔在路上，使其不能汇入辎重部队。
日军挨打后立即相互掩护，收缩躲避枪弹，并很快组织力量反击。敌人的武器装备好，战术动作也不错，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组织了多次的反扑。我们虽占了地形优势，但人数与日军相当，不占优势，因此迟迟未能发起冲锋，就这样相持着。
雨越下越大，像一道帘幕挂在我们头顶。伏击部队自感兵力不足，正等待我团第二营的增援部队，由于大雨迟滞了援兵的行动，我们只能用火力封锁路口，分割敌人，防止敌人汇集冲锋突围。日军此刻如困兽犹斗，但也发现我伏击部队兵力不足。他们利用雨幕和路上骡马大车作掩护，施展他们的单兵战术动作，交替掩护，力图汇集，等待时机。天渐渐黑了下来，这仗整整打了一下午，雨虽停了，可我们的火力有所减弱。日军利用这个机会突然加强火力掩护，强行突围，一大群鬼子趁着夜色向东逃去。
枪声停息了，山谷里尽是日本鬼子的尸体和被打死打伤的骡马，还有大量的物资。这次伏击虽未能达到全歼，但击毙了一百多名日军，又缴获了大批的物资，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牵制迟滞了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也为被困在旧关附近的国民党军解了围，使曾万钟部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重叠设伏七亘村，是我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开展游击伏击战的光辉范例，我三八六旅真正打出了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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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太忠（1918— 1998），河南光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排长、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长、副营长、营长，三八六旅十七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老八路

44（黄崖底之战）


日军在正太路西段得势，绕过娘子关以南的日军与其正面部队突击娘子关。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晋东天险娘子关失守。
日军沿着正太路向太原逼近，华北形势危急。
国民党军守土抗日、消极防御的战略部署抵御不住日军的攻击，顷刻间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全线崩溃，几万人从前线撤下来，向晋西南和晋东南逃窜。我八路军三八六旅奉命向昔阳奔袭，相机作战，掩护友军撤退。
我旅向西挺进，所到之处满目疮痍，老百姓见当兵的就躲，原来国民党部队的残兵败将打日本人不行，祸害老百姓可是行家里手，其中有些家伙偷鸡摸狗，抢劫财物，抓丁拉夫，奸淫民女，真是什么坏事都干。
由于我们也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老百姓见了也慌忙躲避。我们耐心地宣传解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是国民党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才解除了老百姓的顾虑。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知了许多有关情况。
日军突破娘子关后，大部向太原进逼，另一部则向南追杀国民党军的残兵败将。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将拥有大量兵力的国民党军视为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把我们八路军放在眼里。根据情报，我们得知日军第一○九师团将要经昔阳向榆次进犯，由九龙关向昔阳进发打头阵的是其一三五联队。
“要到昔阳，预计他们要经过昔阳南边的南界都和黄崖底，黄崖底则是必经之路。在这里打一仗，敲它一下……”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一锤定音，我三八六旅将再次设伏，大战黄崖底。
11月初，我七七二团奉命进入阵地。这次战斗部署的兵力较上两次在七亘村部署的兵力多：七七一团埋伏在黄崖底上面两个村子一带的高地上，从敌正面担任主攻任务；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刚从北面赶到，部署在敌右侧；我七七二团随刘师长潜伏于敌左侧；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一个山顶的后侧，从山顶可以清楚俯瞰整个黄崖底河谷。
黄崖底河谷地带宽阔，最宽处有二百多米，其两边的山梁有三十来米高，这种地形对敌我双方都不利。敌人在河滩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只能挨揍。而我们虽居高临下，但由于河谷较宽，两边的火力封锁可能不严。另外，地形也不便我们冲锋，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和战斗力，冲下河谷就失去了优势。因地形地貌的局限，使我们设伏的“口袋”可能扎不紧，几支部队间留下了一个缺口空隙。
中午时分，日军一三五联队果然耀武扬威地开来。日军自侵犯华北以来，同国民党军战斗一直是在打胜仗，在七亘村虽然挨了八路军两次揍，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损失。日本鬼子牛劲十足，目空一切，正不计代价地向山西腹地进击，对我八路军的袭扰似乎不屑一顾。我军战士们被日军这种骄横的模样气炸了肺，大家憋足了劲，决心要再打它个人仰马翻。
当日军一三五联队大部分进到黄崖底河谷时，刘师长下达了开火命令。霎时间，山梁上枪炮齐鸣，突然袭击从天而降，在河边坐下休息的小鬼子被打得蒙头转向，鬼哭狼嚎。敌人马上反应过来，很快在一座小庙旁集结，准备反击，他们架起了两门小钢炮，瞄准我两侧的阵地连连开炮，掩护步兵发起冲锋。我军左侧山头的迫击炮校准方位，猛烈地轰击，几十发炮弹在河谷里爆炸，炮弹砸在敌人头上，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有一发正好打中敌人的炮弹箱，“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浓烟腾空而起，鬼子的两门小钢炮顷刻成了哑巴。敌人的步兵在机枪的掩护下，“哇哇”地嚷着向两侧我方阵地冲杀过来。
我在团指挥所旁带领我排还击，驳壳枪不过瘾，我弄了支上次在七亘村缴获的三八大盖。缴获日军的装备现在全派上了用场，我身穿日军的黄呢子军装，头戴日军的钢盔，用这三八大盖，一枪一个准地射击。敌人在下面谷底冲不上来，可他们火力较猛，机枪子弹打在山梁上“噗噗”地响。由于谷底地势开阔，日军分散组成单人互联的战斗队形，我们机枪封锁的威力不大。鬼子在负隅顽抗，双方对峙着。战士们都急红了眼，有人提出要像上次在七亘村一样，冲锋到谷底同鬼子对杀一场。叶成焕团长坚决制止这种战法。他说：“不能冲下去，我们现在在上面，鬼子他冲不上来，只有在下面挨打。要是冲下去，我们的炮火和机枪都没有用了，在那开阔的河谷里同鬼子拼刺刀我们不会占便宜。听我指挥，堵住鬼子的后面，集中火力狠狠打。”（战后，首长在战斗总结中肯定了叶团长指挥正确）
大家执行叶团长的命令，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瞄准了敌人狠揍。我觉得趴在沟里放枪不过瘾，就竖起身子半跪着射击。那三八大盖的威力比我们的“汉阳造”大，枪声清脆射程远，一百多米远的一个鬼子被我一枪就撂倒了。我得意忘形拉枪栓退壳，又顶上一发子弹，瞄准！这时，只听“噹”地一声，我的额头被钢盔碰疼了。有人一把将我按下来，我一看是团长。叶团长摘下我的钢盔惊讶地叫道：“我的妈呀，小秦你命大呀！要是没这钢盔，你小子的脑袋怕是半边都没有了。”
摸着被钢盔撞痛了的额头，我接过钢盔一看，也吓出一身冷汗。一颗子弹将钢盔侧面打出了一道凹槽。打仗的时候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根本没想到害怕，我对叶团长吐了吐舌头，嘿嘿傻笑着。
战斗还在继续，我们用火力分割敌人，杀伤了许多鬼子。这时，河谷的那头又涌来大量的敌人，原来是敌人的援军赶到了。这一仗打了不到一个时辰，上级命令撤出战斗。
我们部队迅速撤离了阵地。
这次战斗速战速决，消灭了三百多个鬼子。由于敌人的援军赶到，我们在山梁上没有下到河谷，许多的战利品看在眼里却不能获得，大家深感遗憾。
部队撤出战斗后，急行军脱离战场，摆脱了日军的追击，继续向西行进，第二天抵达昔阳以西的马道岭。恰在这时，敌人第二十师团一部也到达此地，准备追击撤离到榆次和太谷间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国民党军丢失晋东屏障娘子关后，狼狈撤退，向南溃逃，部队建制打乱，散兵四处游荡，沿途丢弃的枪支弹药随处可见，一片狼藉。
我七七二团抵达马道岭时，日军大部队刚刚过去。陈赓旅长说：“我们要打它一下。虽然不可能消灭敌人，但要拖住它，要不友军（指国民党军）招架不住。”
以我一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一个联队，兵力少了点。
陈赓旅长接着说：“我们这点人不能与敌人硬打硬拼，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去打正规战。我们就打它的尾部，狠揍它一下，不待敌人回过神回头反扑，我们早就撤走了。这就叫追尾战术。”
这一仗果真如陈旅长所说的一样，我们打了敌人的尾巴，日军恼羞成怒地反扑回来，已不见我们的踪影。马道岭之战打掉日军七十余人，并将敌人拖住，迟滞徘徊了一天，让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逃离了日军分进合击的追杀，避免了一场灾难。汤恩伯后来向我师宋任穷主任致谢，那是后话。
黄崖底、马道岭之战，也是我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打击日军的典范战例之一。国民党军的正规阵地战与八路军的游击战都给予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符合当时的国情、军情，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及刘伯承等革命家、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一次次成功的战斗事实，批驳了国民党所污蔑的“八路军游击，游击，光游不击的”的诽谤。
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从此坚守太行山麓，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老八路

45（“我们是八路军”）


太原失守，日军继续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向山西腹地进犯。国民党军纷乱溃逃，散兵四处可见，那真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因我八路军的几次对日战斗，使汤恩伯部得以喘息，乘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此后迅速向晋东南撤去。至太原失守，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局面已画上了句号，国民党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华北抗战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肩上。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如何发动民众，鼓舞士气，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这是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莽莽苍苍的太行山腹地，八路军总部召集会议，确定在山西境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足太行、太岳、吕梁等山区，同时向东（包括向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在冀南平原地区也创建根据地。八路军将依托根据地发动民众，扩充兵员，坚持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为主体的人民战争。
八路军和红军一样，既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师将组织一支工作队开赴晋东南地区开展工作。
一天，叶成焕团长让我去他那里，他要找我谈话。刚坐下来，他就说：“秦懋书，我们师根据总部的要求将成立工作队。各团都要抽人，由师政治部宋任穷主任带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募集捐赠，扩充兵员，这是项艰巨的任务。我团也要去一部分人，根据你的情况，准备让你当队长，你准备……”
不待叶团长说完，我“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嚷道：“我不去！那婆婆妈妈的事我干不来。我要跟着你留在队伍里打鬼子。”
叶团长也站了起来，把我按着坐下后说：“又来了，是不是？你这个犟脾气就不能改改？！本来在草地时你就是营级干部了，叫你去当营长，可你不干，发犟脾气不上任，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王树声军长气得差一点就毙了你。要不是我和师长说情，你下不了地的。要是听一点儿话，你现在就不会只是个副连长（七亘村战斗后我被提升为特务连副连长）。我问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
我瓮声瓮气地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还听指挥？！哼，什么你都知道，你就不能长点记性？！”
这时门外传来喊声：“叶团长，我的人定下来没有？”
跟着进来几个人。
我一看是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
叶团长和我都站起来敬礼，叶团长将我介绍给宋主任，宋任穷笑哈哈地说：“秦懋书，我知道，我知道。”
宋主任让我们坐下后说：“小秦呀，你是鄂豫皖出来的老兵了。我听说你在川北时搞过‘扩红’，搞过宣传，很能干嘛！这次，跟我去好好干一场吧！”
我打心里不愿意干这行，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只得说：“主任，我没文化，大字不识几个，怕干不好。”
宋主任说：“哎，在川北时干得好，现在就可以干得更好。没文化，就要学习嘛！”
这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我只得服从命令，当了工作队队长，带领我团四十多人，随宋主任去了晋东南。
我师的工作队分为三个队，三个队都分散工作。宋主任的工作联络站设在长治，我带的那个队主要分管长子、潞城、屯留地区，每个队又分成几个组分片包干。我带领七个人在长子工作。
那时我们工作队就住在当地的小学校里。刚去的那阵，老百姓分不清谁是国民党军，谁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我们几个人都穿着在上几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军服，脚蹬日军大皮靴，那威风凛凛的英姿吸引了不少人。人们摸着我们的呢子军服，瞅着我们胳膊上八路军臂章，向我们问这问那，我就大声地告诉群众：“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身上穿的，还有用的，都是打了日本鬼子，从日本鬼子手上缴获的。日本鬼子现在占领了太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我们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大家要拿起枪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自己的家园。”
我们工作队员都只二十岁左右，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吸引了许多人，姑娘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羡慕的眼光，小伙子们热血沸腾要求参加八路军，老人们对我们啧啧称赞。许多人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为支援抗战捐钱捐物。就连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官兵也来看稀奇。
一位国民党军的尉官十分羡慕我们全身的日军装备，他非常腼腆地朝我要东西。那时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都是友军，我也没有考虑太多，便将上次在战斗中缴获后上级又发给我的手表，连同被我砸坏的铁皮盒一齐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我们的战士也将缴获来的小东西，诸如打火机、压缩饼干、罐头、皮带、刮胡刀等送给了友军的官兵。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长子县动员征兵，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许多人听我们宣传抗日，热情高涨。国民党的一位县长却赶来阻拦。他说：“你们八路军在我这里可以募集粮款，但绝不能宣传赤化，绝对不容许征兵。我这方土地有史以来无人为匪，从军也决不投乌合之众。”
听此言，我们无比气愤。当着在场的老百姓，我严厉地批驳他说：“我们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也是蒋委员长统一指挥的队伍。如今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你怎敢污蔑我们是‘匪’？你怎敢骂蒋委员长的队伍是乌合之众？你的胆子不小呀！乡亲们，同胞们，蒋委员长说：‘如今抗日为全民之责，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力的出力，……’日本鬼子杀我同胞，占我家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宣传抗日何罪之有？现在有人开口就污蔑抗日军队，阻拦我抗日征兵工作。只有汉奸才干这种事情。这是破坏抗日，我要报告上方，严肃查处这件事……”
那县长窘迫不堪地扯下帽子，十冬腊月天，他脑门上竟沁出了汗，不住地对我们点头哈腰，赔礼认错。在下面群众的起哄声中，他狼狈地溜走了。这时，群众欢呼，许多人当即表示要求参加八路军。
宋任穷主任后来知道了此事，非常高兴，对我大加夸赞：“小秦呀，干得好，就是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让民众都知道我们是八路军。”
我们的工作得到民众的支持，当地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报名参军的非常踊跃。
记得一天，我和几个干部去一个村子宣传抗日。在一个铁匠铺旁边，有位十八九岁的青年，正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热闹，从穿戴上可以看出他不是富家子弟。于是，我向他喊道：“喂，你过来。”
他朝我看看，又回头瞧瞧，不知是在喊他。
“喂，在喊你哩，你过来。”
年轻人这才知道在喊他，于是向我们走来。
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放牛的。”
说起放牛，我心头一热，我就是个放牛娃出身呀！我问他：“是自家的牛？”
“不是，我家没牛，是别人家的。”
这话同我当年说的是一样的呀。我心里一阵激动，对他说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放什么牛？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我当八路去。”
他点点头同意了，并告诉我，他叫赵天云。
赵天云高高兴兴地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这个当年的放牛娃赵天云担任了湖北省汉阳造纸厂的第一任厂长，后来又担任了湖北省化工厅厅长。
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带领的这个工作队在长子、潞城一带征兵几百人，募集了大量的钱款，在当地的群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人们见到我们都亲切地称我们是“八路炯（军）”（山西方言）。
1937年底，新年将至，太行山区普降瑞雪，天寒地冻，漫山皆白，满山沟壑光秃秃的柿子树、核桃树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太行山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一天，我队接到通知，赶赴长治城。原来是第一战区总指挥兼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邀请我八路军工作队参加他们的新年联欢会。
宋任穷主任带领我们九十多人赴会。到达地点后，队伍在原地休息，我们十多人随宋主任先去战区司令部会见汤恩伯。记得司令部好像设在一座大庙里，进了大门，只见前庭大院很深，中间的甬道直通中殿。接待我们的大约是参谋长之类的人物。他说汤司令官在里面等候，于是领我们踏着鹅卵石甬道朝中殿走去。甬道的两侧列队站着许多军官和持枪的士兵。这些人过去都是与我们刀枪相见的敌人，现在虽说是友军，可在我心目中总也抹不掉过去的那段阴影。
突然，他们的值日官喊了声：“敬礼！”
只听“唰”地一声，他们的士兵举手平胸行持枪礼，而那些军官都抽出随身佩带的短剑举在脸前。这一举动让我们大吃一惊，十多人瞬间都抽出驳壳枪，机头大张对着国民党军，同时用身体围成半圆，护住宋主任。我心里想：“狗日的，想动武占便宜呀，没门儿！”
那架势真是剑拔弩张呀。
领路的军官急得挥动双手对我们大喊：“弟兄们，别误会，别误会，这是我们的礼节，是礼节。”宋主任微微一笑，挥挥手让我们收起枪。
我们收起驳壳枪这才发现，国民党军官们在慌乱中有的吓得刀掉在地上，有的也伸手拔枪。气氛缓和了，双方都知道是误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汤恩伯笑呵呵地迎出中殿，宋主任敬了礼，递上自己的名片说：“汤将军，我们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让我向你问好。”
“好，好，谢谢哟，我们在外面坐吧！”
在中殿门前的台阶上，卫兵搬来两把椅子，汤恩伯和宋任穷坐在那里聊天晒太阳。我们十多人和国民党的一些军官都站在不远地方。宋主任与汤恩伯谈了一会儿，汤恩伯欠身问道：“我同你们刘师长见面谈过一些事，可至今有些事我不理解。宋主任能否赐教？”
宋任穷爽朗地笑着说：“汤将军不必客气，请讲就是了。”
汤恩伯开口道：“在娘子关，我战区几个军，好几万人据险布阵正面防御，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你们八路军一个师，最多不过一万来人，战线拉得那么长，摆得那么宽，论兵力就不足嘛，怎么就能打赢日本人呢？”
宋主任笑着答道：“贵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我们可没有你那个本钱哟。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便宜就打，没便宜就走。我们不是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么？贵我两军战法不同，这叫杀猪吹屁股，各有各的杀法。”
汤恩伯挠着头哈哈大笑着。我相信他还是没闹明白，八路军为何能以少胜多，总打胜仗。他停住笑，又问：“还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总打不散？就是被打散了，也能各自为战，还能很快收拢回来，为什么我的部队就不行呢？”
宋主任说：“这很简单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每个连队都建有共产党支部。汤将军要想学的话，我可以派些人到贵军，也在每个连队建一个共产党支部，我保险你的部队打不散，打散了也可以收拢回来。”
汤恩伯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不再有下文。他的随从军官和我们见宋主任和汤恩伯聊得高兴，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汤恩伯借新年联欢之机，向他的部队和当地民众展示他抗日的成果。他办了个小型展览，展示了他的部队对日作战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几个人先去看了看，在展品中，我意外发现，竟有我送给国民党军那个尉官的手表和那个被我砸扁了的铁皮包装盒，其他几位同志也发现了自己送给国民党军官兵的战利品。这个汤恩伯，把别人缴获的战利品说成是他的，尽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个厚脸皮。我们马上将这情况报告给宋主任，宋主任对汤恩伯说道：“汤将军，在你的抗日成果展览中，有许多战利品是我们八路军缴获的。我们的战士将一些东西作为小礼物送给了贵军的官兵，这不能算是贵军的抗日成果吧！”
“是吗？这个这个，不会吧，啊……不过，我是战区司令，贵军在本战区作战，我们也是统一指挥，贵军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我们不分彼此嘛，啊，哈哈哈……”
宋任穷笑着说：“其实送给贵军的那些战利品都是些小玩意，我们缴获了大量的车辆、骡马、枪弹、服装、食品。汤将军如果喜欢，我派人给你送些罐头和压缩饼干来，饱饱口福如何？”
汤恩伯尴尬地笑着说：“玩笑，玩笑，嘿嘿……”
新年联欢会上，国民党军和我八路军工作队还有许多老百姓坐满了会场。汤恩伯请了当地的民众代表和社会名流参加。宋任穷主任也在台上就坐。汤恩伯在会上说：“新年元旦，也是我中华民国的开国纪念日。在此，我们也纪念国父中山先生，缅怀他的功绩……同时，我们也纪念蒋委员长蒙难一周年。大家都知道，去年的这个时候，张、杨二将军受人挑唆，扣押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安全返回南京。现在……”
大会请宋任穷主任讲话。宋主任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对下面的国民党军官兵和民众讲道：“同胞们，友军弟兄们，我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应邀前来参加这个联欢会。汤将军刚才提到纪念孙中山先生，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孙先生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也是我们共产党的朋友。孙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他的毕生精力，他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颂扬。”
“对于汤将军的另一段讲话，我不敢苟同。汤将军称去年此时是蒋委员长的蒙难日，称张、杨二将军在西安的行为是受人挑唆。明眼人都清楚，汤将军所指的是我共产党了。在此，我必须指出此话违背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占我疆土，蒋先生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部队围剿我北上抗日的红军。张、杨二将军抗日心切，多次苦劝蒋先生未果，最后不得不在西安举事‘兵谏’。两位将军为国分忧之义举，我相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能赞同。再说，该事变发生之前，我共产党根本就不知道，事变发生后，张、杨二将军才通知我党，并邀请我党代表赴西安议事。这何以能说二将军的义举是受人挑唆？”
“我党胸怀博大，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西安斡旋调解，同蒋先生共商国事。张、杨二将军的义举意在谏蒋、逼蒋抗日，根本就不存在危及蒋先生的人身安全之说。这又何以谈得上蒋先生‘蒙难’？目前，国共两党合作，全国全民一致抗日，大家本应精诚团结，两党间以前的分歧不应影响当前的抗日高潮。在此时发表此言论会影响团结，不利抗日。”
汤恩伯脸红一阵白一阵地坐立不安。
宋主任接着说：“我八路军肩负抗日救国的重任，在目前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配合、掩护友军打了多次的胜仗。汤将军在此办了个展览，展出的绝大部分战利品，都是我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英勇抗战，就一定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连国民党军的官兵也都鼓掌了。会场气氛热烈激奋，许多民众点头微笑，渐渐了解了八路军。
八路军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们每到一地，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晋东南的抗日热潮高涨，我们工作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八路军！”

老八路

46（在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的初春，太行山区仍披着厚重的冬装，春寒料峭，一片冰天雪地。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让我立刻赶回团部。
我撂下手头的工作，向宋主任告假，速返我七七二团驻地，满怀高兴等待着让我上前线的好消息。在团部，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原来是上级调我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消息很突然，说实在的，我心里很矛盾，又想去延安学习，又想留在部队打仗。去延安，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真想去看看我们的红色大本营；留部队，是因为抗战开始，才同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就调我去工作队搞宣传，仗没打过瘾哩!
团长叶成焕对我说：“小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安心去延安吧，在那里好好学习，学好了就回来。”
参军以来，除了战斗负伤住院和在藏民家养病外，我还真没离开过部队，与部队难以割舍的感情使我心里堵得慌，我嗓子发颤地说：“团长，我舍不得离开你和大伙。我不知道这要去多久。”
叶团长像个老大哥似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眼睛也红了，眼眶里噙着泪水。
红军时代我就跟随他，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从川陕根据地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又开赴抗日前线。此刻，我心里还真难忍这离别之情。我朝他敬了个军礼，握手道别。可没想到这一离别，竟成永诀，这年4月，我三八六旅在长乐村与日军作战，战斗中叶成焕不幸牺牲。这年他才二十五岁。
我团的几位连、营干部到旅部集合，首长们都谈到组织上调我们去学习，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机会难得。这次全旅共有几十人赴延安，陈赓旅长为我们送行。我们组成干部队，一路向西，在各地地方组织的护送下，我们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渡过黄河，到达了延安。
延安，此时已成为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追求进步，纷纷奔赴延安。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是美丽的。
我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第四期学员，分在一大队的第二队。一大队的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我们第二队的队长姓胡（现已记不清名字），指导员是我的老乡赵国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协理员，建国后任解放军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学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到达时间也有先有后。抗大学员没有按照干部的级别分班。我们这个班共有十多人，班长吴先恩（原红九军供给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担任副班长。我班的班长和学员全是当年的红军干部，有贺炳炎（原红五师师长、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江腾蛟（原红二十八军译电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舒光烈（1947年中原突围时牺牲）、彭自守（王树声的勤务员）等人。
抗大为了摸清各学员的文化水平，因人施教，在开学前对学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记得考试那天，在几间大房子里，学员可随意就坐，没有严格的考场纪律，大家都可以讨论或随意说话的。我心里没谱，早早进了考场，在那柳木长条桌边坐下了，等待考试开始。没在意，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嗨！小家伙，是你呀！”
抬头一看，是张琴秋，赶紧站起来敬个礼：“大姐，是我，我是小秦”
张琴秋在我旁边坐下了。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张大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张琴秋历经磨难。长征结束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她率妇女独立师随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西安事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营救出狱，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大姐是个文化人，坐在她旁边参加考试我心里有底了。有人走了进来，房间好多人和来人打招呼，我抬眼一看，是陈赓旅长。前不久他送我们到延安，这会儿他也来了哦！陈赓不停地和认识的人打招呼，看见我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哈哈，小秦，你也在这里啊？！”，接着又和张琴秋相互问好说话，在我的前排坐了下来。
开始发考卷了，每人几张油印的糙纸试卷，都是些文化和常识题目。张琴秋很认真地在答题，字写得很快。我没有念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部队的随营学校里学的，很多试题我都看不懂呢！没写几个字，就东张西望。考场上很多人和我一样，不会做题目，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用铅笔敲着桌面，还有的在呼呼睡觉。记得有道题是：“唐、宋、元、明、清，五朝中分别是哪几个外族和本族执政？” 我哪里懂这个？就问身边的张大姐。
张琴秋轻声告诉我：“唐、宋、明三朝是本族，就是汉族。元、清两朝是外族，也叫少数民族。”我似懂非懂地哼哧哼哧用力写字。前面的陈赓根本就没有答卷，同周围的人说着话。我问道：“旅长，你的考试卷这么快就做完了啊？”
陈赓嘻嘻哈哈道：“我做完了，你看。”
张琴秋一看那试卷，就笑了：“陈赓啊，你就没个正经。”
我费劲地一个一个字读出来：“考要进抗大，不考也要进抗大！陈赓”后面签名的两个字比鸽子蛋还要大。
这就是我记得的入学考试。
我们队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参加革命都有七八年了。这些经过长征考验的老战士，参加革命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少有几人读过书，在部队刚能识几个字，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努力刻苦学习的热情高涨。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政治、社会发展史、世界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学习军事及党建理论。对于我来说，更主要的是学好文化课。
“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延安城内的旧房子里，破旧阴冷的房屋没有取暖条件，初春的延安天气很冷，大家多是跺脚捂手哈气搓耳朵来抵御寒冷。我们睡在木板搭成的通铺上，稀薄的被褥挡不住寒气，夜里常常冻醒，好在我有从前线带来那件缴获日军的呢子大衣，我和吴先恩常挤在一起，蜷缩在那件呢子大衣下，度过延安的寒夜。
说起这件黄呢子大衣，没多久它就有了新主人。
一天，我在延安城内街上行走。忽听街对面有人在喊：“小秦，那是不是小秦呀？”我闻声一看，是我们原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①见到老首长，我分外高兴，跑过去敬了个礼。詹才芳双手扶着我的肩膀转了个圈：“哎呀呀，小秦呐，好久不见，你好跩②呀。”
两个黄安老乡聚在一起好不亲热呀。我问道：“政委，你怎么也在延安呀？”
詹才芳说：“唉，一言难尽，走走，到我那里坐坐。”
在詹才芳的住地，不知他的警卫员从哪里弄了点羊肉，给我们下了面条吃。詹才芳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在延安所发生的事。
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结束，会合于陕甘宁，中央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时，由于将斗争扩大化，波及面太宽，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十多人，在激愤中觉得在延安呆不下去了，秘密约定准备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事情败露，就成了“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反革命事件”，参加者全部被逮捕。后来毛主席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矛盾才得以缓解，这个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詹才芳是直接参与者，被逮捕后关押了一段时间，原来的职务全都免了。这会儿，他在“抗大”任协理员。
他特别关心前线的情况，对我们七七二团打七亘村大加赞赏，说着说着就盯着我那件黄呢子大衣问：　
“伙计，你这是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缴日本人的。”
“这东西好哦，这东西好，唉，我没机会呀!”
“政委，你要喜欢就拿去。”
“这怎么可以，莫这样，莫这样。”詹才芳推托着。但我知道他真的喜欢这件大衣。
“莫客气，政委，我回太行还有，你就不方便了。”我将大衣推到詹才芳怀里。
他收下了，转身在抽屉里翻出了三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送给了我，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延安已是相当好的礼物了。呢子大衣有了新主人，我也非常珍爱詹政委送给我的铅笔和小本子。
1938年的延安，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成了全国领导抗战的革命圣地，无数的热血青年像朝圣般地涌向延安。我们抗大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很多外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来者不拒，随到随编队。新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文化界人士；有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子女；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青年。
一天傍晚，校领导胡耀邦带来四位女青年，说学校现在来不及安排住宿，先在我们这里挤两天。我和彭自守住一小窑洞，赶紧将炕腾了出来，并添火烧了热炕。当晚，我俩把热炕让给了四位女青年，自己将苞米秸秆铺在地上盖上军毯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一看，那四位女青年用棉被盖在腿上，在炕上坐了一夜。我俩问她们为什么整夜不睡觉。其中一位说，在外面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这么个小窑洞地上就躺着两大男人，男女同室，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哪里敢脱衣睡觉？我俩闻之哈哈大笑。经过交谈，得知我和彭自守的年龄比她们小，这下放松了下来，并称呼我俩为弟弟。我们也得知她们是南洋的华侨，为了祖国的抗日奔赴延安。其中一位姓胡，我就称她胡小姐，她说回祖国到延安就是来学习的，来抗日的，不能称小姐，让我们叫她姐姐。她们得知我俩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十分激动。在国外就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没想到眼前就是两位红军战士。连着数天，她们缠着我俩讲述长征的事情。看见我们穿着黄呢子大衣，盖着军用毛毯，很好奇，问这是不是苏俄援助的？我俩都笑了，回答道，哪来的苏俄援助？我们身上没有半毛钱的苏俄物品，这些都是在前线同日军打仗，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她们很惊讶，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在前方抗日呀！没有想到你俩这样年轻，参加了长征，还在前线同日军作战，了不起啊！没几日，大家熟络了，胡姐拉我俩上街，硬要请我们吃东西。到了街上小摊边，胡姐一摸口袋竟忘了带钱，非常尴尬。我掏出仅有的津贴，请大家一人吃了一碗饸饹。付账后，那摊主找零多找了钱，走出老远我才发现，执意要返回去还给人家。胡姐一把拉住我说，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你硬要的，多给的钱也不多，值不当跑那么远去还钱。我说不行啊，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从红军到八路军都是这样，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钱一定要还回去。胡姐陪同我返回，亲眼见我将钱还给摊主，十分感慨，共产党的军队是这样的啊！
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来抗大的不少都是进步青年，甚至还有国民党军界政界人士的亲眷。我记得就有胡宗南的侄女，于学忠的儿子、女儿、女婿、还有小老婆都来到了延安。胡姐她们和我一行人同新来的青年交流，她谈了来延安后的见闻和感受，特意讲了遇到我们后发生的那些小事情，并把我们介绍给新来的学生们，交流会掌声不断十分热烈。那时候，延安的政治热情那么浓厚高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
延安抗大的生活，是一段令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当时的延安城外，延水河畔、黄土高坡、清凉山下，那么多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不谈恋爱，而谈抗战、谈革命、谈理想，整个陕北洋溢着青春活力。第四期学员包括来自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及学生青年，听说有4000人之多。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八个大队分散在陕北各地。抗大现有校舍根本容纳不下新学员，学员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生活和学习条件是简陋艰苦的，这些海外华侨的千金小姐照样握锄劳动，满手打起了血泡也不叫苦。她们说这是对她们人生的一种磨练。抗战期间，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高昂，有物的捐物，有钱的捐钱，延安也是如此。我听说胡姐在抗大就捐献了一斤多数量的黄金。听别人叫胡姐为“万金油姑娘”，后来才知道，她是南洋巨商胡文虎③的女儿。可见当时的延安和共产党办的抗大有多么大的魅力。
“抗大”的同学们学习非常努力，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自学。
毛泽东、朱德、罗瑞卿等领导人经常来“抗大”讲课。毛泽东在延安写下了不少光辉著作，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思想、军事、党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学员在一个大院里盘腿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认真记录他讲话的内容。瘦弱的毛泽东烟瘾很大，身上罩着松垮垮的布衣，两个口袋里装着除去烟盒的烟卷，边讲课边伸手从衣袋里摸出烟卷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那时，他的身体不太好，咳嗽时常打断他的讲演。他的讲演十分引人入胜，那用力挥动的手臂，表达了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情感。他不时用手向后拢着他的长发，气度非凡。在我们眼里，毛泽东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了不得哩!
毛泽东讲课形象生动，一些理论的东西，他结合身边的事一讲，学员们都懂了，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讲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当前许多的现状，批评了我们党和军队中一些人的自由主义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讲述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细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各派以及中国民众的思想，指出抗日游击战发展的正确道路。他用哲学思维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等等，使我们这些学员获益匪浅。
毛泽东多次来“抗大”讲课，他那湖南方言有些难懂，但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娓娓动听，宛如一股轻烟徐徐飘荡。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经过系统地学习，慢慢地领悟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谛。
当时党内外有些人犯急躁病，恨不能三两天的功夫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毛泽东根据这些“速胜论”的思想，特地在“抗大”给我们讲《论持久战》。毛泽东谈到：“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人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些精辟的分析，以科学的预见和透彻的说服力，成为对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华北等地的以游击战为基础的持久战，拉开了抗日持久战的序幕，毛泽东为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全民族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理论。
毛泽东在讲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时，以他深邃精辟的语言，描述了我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斗。他提到：八路军主要是装备较差的步兵，而作战对象则是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装备技术劣势的军队与装备技术现代化的敌人进行战斗，必须采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利用近战夜战的特点，以步兵迅速的行动，攻其不备；以隐蔽的设伏、突袭敌军；集中优势的兵力，用猛烈的火力袭击敌人，发起连续的冲锋、拼杀，阻断敌人；用包围迂回的机动战术，围点打援，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迅速歼灭敌人。
抗日战争也是全民的战争，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敌人不熟悉地形，不了解民情，我们要让他变成聋子瞎子，让敌人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的这些讲演，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旅在华北的七亘村、黄崖底战斗，以及近期又打了几个诸如神头岭、响堂铺的漂亮仗，我们心里敬佩毛泽东不仅是个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
“抗大”贯彻执行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抗大和谐的民主氛围十分浓厚，学员和教员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相互讨论问题是抗大的鲜明特色。学校的教育大纲都是教员和学员之间认真讨论研究，反复征求学员们的意见最后再作决定。教员的教案也是先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后再实施。
抗大的军事教程和训练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军事理论方面，教员根据外军的经验以及我们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为军事理论教材来讲述。教学中遇到实际的战术问题，也常常倾听我们这些经历过百战的红军干部讲述亲身的体会，这种由理论联系实际写出的教案最后成为了我军独有的军事理论教材。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以亲身经历的战斗，在军事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法，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成功典范。
我们“抗大”学员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爱笑爱闹是年轻人的天性。一天，陈赓旅长来了，同志们高兴万分，大家拉着旅长的手说个没完，问了许多太行前线的事。陈赓旅长性情活泼开朗，幽默风趣，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愿意同他在一起。
课间休息，学员们都在操场上活动，我和陈赓旅长边走边聊，来到球场边。几个学员在打篮球，一些人在场边呐喊助威。陈赓指着站立在场边的一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说：“晓得，他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不过，我和他不熟。”
陈赓拉着我的手嘿嘿笑着走到陈昌奉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昌奉，这是小秦，秦懋书，你不认识吧！小秦是我们旅的摔跤冠军，怎么样？比试一下吧？”
陈昌奉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他个子不高，看样子就不是我的对手。不来不来!”
陈赓刚要张口，我急忙拉住他说：“旅长，我怎么会是摔跤冠军？莫瞎哄别人了。”
陈赓朝我挤了挤眼睛没说话。他瘸着那条受伤的腿，在陈昌奉身边踱了几步，突然伸脚使了个绊子，将陈昌奉撂倒在地上。接着哈哈笑着说：“你还说人家不是你的对手，看看，小秦轻轻一下，你就倒了。你打不赢我们旅的摔跤冠军，不信试试。”
陈昌奉跌痛了屁股，一下子被陈赓的激将法弄毛了，脱了上衣，穿着件坎肩，就要和我比试。我哪里会什么摔跤呢，急忙说：“莫，莫这样，陈旅长瞎开玩笑，我不会摔跤。”
“小秦，上呀，怕什么。”陈赓幸灾乐祸地嚷着。
陈昌奉拉开了架势，我被逼得上了场，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人们喊着闹着。我脱了上衣和陈昌奉扭在一起，人们围着圈，喊声震天。我原在老部队里，经常和阙子清、尤太忠和查玉升几人疯闹着“打抱狗”（鄂东俚语，指两人抱着摔跤打架），那哪里能叫什么摔跤呢？陈昌奉比我高出半个头，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他就占了上风，一下子将我摔倒了。陈赓叫嚷着：再来一盘!第二跤，我又输了，屁股摔得生疼，我被摔急了，嚷着：“三打两胜”，又冲了上去。没几下子，陈昌奉把我扛在了肩上，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被他倒搂着，脚朝上头朝下，只要他一撒手，这一跤我准输。慌乱中，我抓住了陈昌奉的裤腰，那是麻绳当的裤腰带，情急之中，我顺手一拉这麻绳，“嘣”地一声，他的裤带开了，大腰裤子一下子垮了下来。陈昌奉一急，放下我就去提裤子，可裤子垮到脚踝上，他仅穿了条裤头站在那里。周围的人“哄”地一声笑开了。我落地后顺势将他一推，他被裤子绊住了脚，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后，重重地跌在地上。人们又笑又闹，吵翻了天。
陈赓哈哈大笑着说：“怎么样？昌奉，说你摔不赢吧，你不信。”
陈昌奉从地上爬起来忿忿不平地说：“什么狗屁冠军，摔不赢就摔不赢，解人家的裤子算什么本事！”
我满脸通红站在那里，讷讷地说：“就算我输了，还不行？”
陈昌奉嘲笑我说：“你哪里能输呢？你不是叫秦懋书吗？秦懋书就是秦‘冇输’，你永远都‘冇输’。”
此后，许多人见了我就逗我：“你输了没有？”
众人齐喊：“（冇）懋——（输）书！”
延安“抗大”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乐趣。我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文化学习，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延安，延安城内的许多房屋被毁，“抗大”奉命搬迁到瓦窑堡，我们在那里继续学习。
“抗大”是一所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大学校，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年轻人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的东西。“抗大”九个月的学习，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重要的影响，以往只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英勇作战拼命工作的我，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认识到我党我军的宗旨，认识到自己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延安，此时已成为全中国的革命圣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的浪潮，这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这浪潮将冲击淹没日本帝国主义。……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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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才芳（1907—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4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红三十团政治委员，红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九军、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大队长，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六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跩”（zhǔai)，湖北黄安方言，得意或神气的意思。
③     胡文虎(1882～1954年)，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他从继承父亲在仰光的一家中药店开始，后来在制药方面崭露头角，以虎标万金油等成药致富，号称“万金油大王”。他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也不以知识分子自命，却独资创办了十多家中、英文报纸，一度享有“报业巨子”的称号。他发家后，自倡“以大众之财，还诸大众”的宏论，热心于兴办慈善事业和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因而也是有名的“大慈善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出钱出力，从各方面声援祖国。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药品、物资外，又出钱组织华侨救护队，直接回国参加抢救伤兵工作。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老八路

47（冀南之行）


1938年9月，我结束了延安“抗大”的学习生活，随一二九师的学员一道，再次东渡黄河，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重返华北抗日前线。
抵达太行已是初冬时分，我们学员中大部分人已回到自己的原部队。仅剩下七八个人在师部待命。我被告知，三八六旅原七七一团已与东进纵队的一个团及另一支部队合编为一二九师的独立旅。我原来所在的七七二团作为我旅的主力部队在晋东南各县活动。经过近一年的抗日游击战争，部队扩充了，干部调整了，我将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下可以肯定，我回不了原部队了。我团首长和同志们的笑脸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我真想回原部队和同志们一道战斗。经再三要求，师政治部同意暂让我随师部直属队行动。
那时候，日军已侵入晋东南地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一二九师与敌人周旋游击，不时袭击日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师部的命令，直属队与战斗部队及当地的群众对敌展开了骚扰破击战。
我们夜间行动，拆毁敌人的铁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公路上挖壕沟，迟滞日军的行动。敌人白天修复，我们夜间又把它们破坏掉，使日军道路不畅，通讯不灵。日军气急败坏，又打不着我们，只得依靠当地的伪军和汉奸。我们与地方部队一起，利用敌人的电话线，直接指名道姓同这些伪军和汉奸通话，警告他们不要替日寇卖命、为虎作伥、祸害百姓。同时又清除了一些铁杆汉奸，威震敌胆，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军的行动受到了阻碍。
12月，我接到命令随队返回师部。在潞城微子镇，我们见到了邓小平政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矮矮的个子，壮实的身板，那张严肃的脸不露笑意，让人感到威严。
师部召开大会动员，部队将向东挺进，去平汉路以东的冀南地区开展斗争。部队就要出发了，我们几个待分配的营级干部也将随师部行动。
刘伯承师长告诉我们：冀南是一个平原地区。八路军过去都在山地作战，现在要去平原，部队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学会在平原作战。这次去冀南就是要适应环境，你们没有任务，去当一回“看客”。
冀南地区，纵横数百里的大平原，莽莽原野，阡陌纵横。这片富庶的土地在日军入侵之前，盘踞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土匪帮会、散兵游勇及反动武装势力。他们各自割据一方，鱼肉百姓。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一些人又投靠日本鬼子，无恶不作。他们之间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相互倾轧，因此长期战乱纷繁，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团结民众，我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早在年初就率东进纵队开进冀南平原，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消灭了反共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收编了许多繁杂纷乱的地方武装，扩充了八路军的实力，团结了广大的民众，初步建立了以南宫、枣强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岁末，我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六旅主力从黎城开拔，出东阳关，向东挺进。经过响堂铺时，看见许多破烂的日军汽车歪斜在路边，别人告诉我，这就是上次被我三八六旅打烂的日军汽车，那次小鬼子可是吃了苦头。
部队向北前进，涉过快干涸的清漳河，经木作、石盆，抵达路罗镇休息。过将军墓时，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我在那里见到陈赓旅长。陈旅长来师部开会，他没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去，我真想跟陈旅长重返老部队。
行军几日，不知在什么地方部队折头向东，午夜时分穿过平汉路，部队在一个村庄扎营休息，我稀里糊涂也不知到了哪里。
又一日，部队宿营，忽闻屋外喧闹，开门一看，原来是前面部队来人迎接我们。
“秦懋书！伙计，你么样在这里呀？”原红九十三师我们交通队的指导员，我的搭档查玉升看见我，高兴地嚷着跑了过来。
我搂着查玉升，格外亲热，两人又是闹又是笑。快一年了，见到我原部队的战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谈到离队去延安学习，谈到回来尚未分配，我们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从查玉升口里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南宫。
部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许多鸡、猪肉和白面，那天晚上我们打牙祭，可解谗了。
师部在南宫南面的张庄驻扎下来，漫天飞舞的雪花预示着旧年将逝，新年来临。元旦，部队休息，师首长们还在开会，部署了在新年期间要出发打击敌人。前线的各部队正在激战。
冬日的太阳无力地映照着白雪覆盖的原野，无遮无拦的村庄毫无生气，空旷的庄稼地渺渺无际，只有秃树枝桠在寒风中摇曳，整个大平原看不到一丝生机。
师部驻扎在七级（地名）的张庄，直属队警戒在师部的周围，我们住在张庄北面不远的双庙。每日里进出张庄的人不少，这都是前面部队派来与师部联络的人。远处不时响起炮声，日本飞机也经常盘旋在我们的头上，师部的人们非常忙碌，但张庄仍显得平静。我知道前面的战事正紧，日军对我们发起了新的“扫荡”。
我们在张庄一带一住就是十多天，从许多人那里，才知道冀南的情况。
1938年，武汉、南京相继失陷，日军向华中、华南进军，中国的半壁河山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继续溃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山西、河北及南方地区展开了游击战，并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消除了国民党军在民众中散布的“失败”和“恐日”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并创建了太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痛感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使得他们后院起火，如刺哽喉，下决心要解决此心腹之患，于是军事打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自己后方战场，在华北，加强了对冀南的八路军的进攻。
在此之前，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根据地，萌生了借共产党之手与日军抗衡，乘机“收复”失地的想法。于是，1938年8月，蒋介石委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采取了欢迎合作的态度。然而，反共顽固派鹿钟麟在冀南完全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大力收编地方土匪武装，消极抗日，专门寻机向八路军挑衅，闹摩擦，惹起事端。
1938年11月间，河北各地的日本驻军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扫荡”，八路军避实就虚，采用游击战，不断地在运动中抗击敌人。我冀南党政机关也随部队撤出了根据地的首府——南宫县。
此时的鹿钟麟不抗击日军，反而乘火打劫，公然宣布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复存在，应予以取缔，并在这一地区委派了许多县长和其他地方官，妄图同共产党八路军抢夺政权。与此同时，他还调集顽固反共的石友三部队，纠合其他反动武装，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地，残杀八路军官兵和抗日群众。一时间，好端端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他搅得乌烟瘴气。
1939年1月，日军以三万余众分十一路，在天上有飞机、地面有装甲车的配合下，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不少县城相继被日军攻占。也就在此时，我一二九师主力三八六旅从晋东南开来支援冀南，与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鹿钟麟纠集顽固武装数万余众，对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不断骚扰，这个搞摩擦的专家袭击八路军，残杀抗日军民，已经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事态越来越严重，内外忧患，使冀南的局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日军大举‘扫荡’，我军严阵以待，可鹿钟麟却在我们背后捣鬼。我们顾全大局，采取忍让态度，可忍让是有限的，他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决不允许有四！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刘伯承师长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一二九师进行反“扫荡”战斗部署，刘师长将冀南的部队分为几个机动集团：冀豫支队、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及三八五旅、三八六旅等部队都编入了战斗序列。
刘师长再三强调：同日军相比，我们暂处劣势，鬼子的兵力及装备都比我们强。在这平原上作战，他们有汽车、装甲车、骑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不能硬碰硬，要避开鬼子的锋芒，利用我们的游击战术，多造假相，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之弱点，这样才能取胜。
邓小平政委专门讲了在平原上作战要发扬我们的老传统，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克服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倾向，要把反“扫荡”的具体工作做深做细。
各部队按部署同日军作战。三八六旅集团在曲周县安儿寨设伏，部队将树木砍倒横堵村口，在村中配备火力引诱敌人，我主力兵团埋伏于郭庄、赵固一线，我步兵向日军射击，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日军乘汽车追击我军，鱼贯冲入村中，敌骑兵也随后跟进，村口的树木堵住了日军的去路，我村中的火力齐发，机枪手榴弹响成了一片。鬼子的步兵队形还来不及展开，我军埋伏于郭庄、赵固的伏兵出击了，迫击炮弹发发在鬼子群中开花。敌骑兵在村口相互拥挤着转不过身来，那高头大马上的鬼子正好成了我步兵的枪靶子。在阵阵排枪声中敌骑兵全被打落坠地，敌汽车也燃起了大火，鬼子弃车同我军对射，他们用汽车作工事负隅顽抗。之后，鬼子又拼命抢占了村口的几间房子与我军对峙着。黄昏时分，残敌集中火力突围出去，狼狈逃窜。是役，我三八六旅集团毙敌百余、缴获战马三十多匹，炸毁汽车两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增加兵力疯狂“扫荡”，威县失守，广宗陷落，南宫告急，形势越来越严重。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到薛吴村，不几天又移驻其他几个村庄，师部人少，除了直属队警戒，几乎没有别的战斗部队护卫，所以不得不和鬼子捉起了迷藏，不停地转移。我们多半是夜里急行军，在这广阔的平原上与敌人推磨子，兜圈子，好几次从日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穿过，敌人始终未能发现我们。
在整个反“扫荡”中我都未能参加战斗，几次向师首长报告想回部队参战，都挨了批评。邓政委把我好熊了一顿，最后让我临时担任通信工作，给了我一匹马，让我随时听命令，保持师部和师部附近战斗部队的联络。
记得有一天，师部向南转移，队伍在静谧的夜色中疾行，我牵马随队行军。忽然发现后面队伍中有人点亮了一盏灯，那灯光在黢黑的夜里显得格外刺眼。这怎么可以，这不是暴露我们行军的目标吗？记不得是师部的哪位首长，让我立刻到后面去将灯灭掉。我骑马到了后面，才发现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提着一盏汽灯，深一脚浅一脚地随部队行军。我急得大声呵斥：
“你们干什么？！不要命了？夜里点灯暴露目标，还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呀？”
他们中有人告诉我，这是剧团，孩子们小，走路不方便。
“那也不行，马上熄掉！”我大吼着，有几个小孩都吓哭了。
这是打仗，不是儿戏，打游击就是要蒙蔽敌人，要让敌人找不到我们的去向，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经我这一说，他们立刻将灯熄掉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还有这样一群剧团的小孩子跟随部队行动。
三八六旅主力分成两部分行动：一支由陈赓旅长率补充团和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等部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东南部的广平、馆陶一带活动；另一支由三八六旅王新亭政委率新一团和先遣支队，在冀南根据地中部的鸡泽和永年一带与日军兜圈子。日军虽然大举“扫荡”，但他的兵力也有限，不可能占据整个冀南。鬼子的大部队扑来，八路军就避开，鬼子一分散，我们部队就寻机将他们吃掉。我两支部队边打边走，硬是打掉了几百个鬼子。
就在此时，师部命令三八六旅迅速在威县之南的香城固一带集结，准备在这平原上再打一场诱伏战。
这次战斗我又没有机会参加，战后从各方面了解到战斗的全部经过。
2月上旬，三八六旅进入香城固地区。日军像疯狗一样集中优势兵力“扫荡”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哪里发现八路军，他们就扑向哪里。鬼子分进合击，占领了冀南地区的许多城镇，自认为“铁壁合围”的战术使八路军已无处可走了。八路军避而不战，乘其不备抓住弱点就狠揍一通。八路军逐渐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规律，鬼子受袭扰后必定会派出快速部队追击。根据这一情况，刘伯承决定派小部队不断挑逗撩拨鬼子，惹急他们，把他们诱入我们的包围圈，集中兵力打一场平原上的诱伏战。在平原上打伏击可比不得在山地，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无遮无拦，正值冬季，万木凋零，放眼四望真是一览无余。大部队隐蔽在何处，在什么地方设伏都是大问题。
侦察队带回了好消息。在香城固北面的沙河地带，洼地的边缘生长着许多红柳等灌木，由西南向东北形成一个大沙岗，沙岗上的灌木顺沙河故道慢慢倾斜，河床与沙岗形成一个漫坡，在沙岗上正好有居高临下之感。沙河故道的东北面是庄头村，西面是张家庄，南面就是沙河洼地，这地形形成了一个口袋，两村庄像布袋的袋口，正好把那洼地的北面扎紧了。如此好的地形，真是天赐我也，我军决定在此设伏。
设伏前，部队和当地的群众对设伏阵地进行了精心的伪装，沿大沙岗构筑了一条长长的战壕，在壕坎上又移来许多红荆条和野枣树，将阵地伪装得天衣无缝；并在四周几个村庄的村口设置障碍，用以阻挡敌人的汽车和马匹。与此同时，也控制人员的流动，严格封锁消息。战前的工作非常细致，一切就绪，就等敌人落入我们的陷阱了。
此时的敌人，正对冀南大举“扫荡”，并占据了广宗、巨鹿、威县、临清等县城。他们的主力向南宫、冀县进攻，而以一部分兵力守备已占据的城镇，并将此作为它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点。
威县的驻军是日军后方据点中的一个楔子，它担任着守备和后勤补给任务，四周的县城也有少数日军驻守，一有情况均可相互增援。由于日军的兵力有限，不可能全部占据除城镇以外的地方，因此，八路军有了相对宽松的活动区域。威县在香城固镇北面约三十里处，威县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就成了我们的诱伏对象。我部队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大家决心打一场漂亮仗。
然而，我主力部队虽两次进入伏击阵地，但我方派出的小部队均未能将敌人诱出威县，这不免让人有些心焦。
1939年2月10日拂晓，我主力部队第三次进入伏击阵地，此次参战的部队几乎都是三八六旅集团的部队，有补充团、新一团、先遣支队，另外还有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的一部。各部队按布置进入了自己的战斗位置。战士们藏在用红柳伪装的壕沟里，隐蔽在村外的沙岗上，一切都在静默中等待。为防止周围的敌人增援，指挥部又派出了小部队监视曲周、广宗方向。一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
天亮时，我一一五师的六八八团两个营对威县县城发动佯攻，猛烈的火力扫射，又是冲锋，又是架云梯登城，虚张声势把气氛闹得火热。城内的敌人果然被吸引住了，他们误以为八路军要攻城，即拉开架势也以密集的枪弹还击。我部队见鬼子动了真，就按原计划迅速撤离了战场。日军连着几天被八路军袭扰，气恼万分，见攻城的八路“不堪一击”，遂立刻组织队伍追击出城。日军分乘九辆汽车，拖着几门炮，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冲，追出威县城外。
我佯攻部队边打边撤，将日军步步引向香城固伏击地。
中午时分，日军追到第什营村。这里距香城固还有十来里路，我三八六旅骑兵排突然出现，依据村头的房屋作掩护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没有防备，他们的一个少佐森田五郎和一个翻译官当场中枪毙命。这下子被激怒的日军，不顾一切向我旅骑兵排冲去，我骑兵排迅速撤离。鬼子进村已不见我骑兵排的踪影，气恼万分地在村中乱打乱扫折腾一阵，又出村向南追击。我骑兵排此时已出现在香城固附近，又向鬼子一阵猛烈的扫射。此时的日军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不顾一切，发疯般向骑兵排撵去。他们的汽车也下了公路，抄近路径直向大沙河干河道的低地冲来。很快九辆汽车进入了我八路军布置的“口袋”。
伏击部队在旷野里隐蔽埋伏了一个上午。天寒地冻，战士们都冻僵了，看见敌人闯进了伏击圈，大家都屏住气息，睁圆了眼睛，将枪口对准了鬼子。陈赓、王新亭、许世友等旅首长在一个小庙屋顶上所设的临时指挥部里，注视着日军的一举一动。陈赓手一挥，下达了命令：“打！”
埋伏在香城固镇北口担负着正面狙击任务的第六八八团一营率先开了火，拦头狠揍，敌人的第一辆汽车顿时腾起了一股黑烟，哼哼着不动了。车上的鬼子跳车落地后，来不及还击就纷纷中弹，躺倒了一大片，后面车上的鬼子见势不妙，急忙下车组织反击。他们拉开战斗队形哇哇地冲了上来，但几次冲锋均被六八八团一营打退。鬼子见状分兵一路向东面的庄头村冲去，企图从东向南迂回拿下香城固。他们哪里知道刚抵村口，就遭到我补充团的拦头痛击，将这股鬼子赶进了沙河洼地里。鬼子又向西冲去，埋伏在张家庄的我先遣队也开了火。日军这时才发现八路军早已布下了陷阱，他们中了八路的埋伏，鬼子指挥官急命上车，掉转车头向北面的来路冲去。
“鬼子要溜，堵住它！”陈赓见状下达命令。
新一团团长丁思林①这位原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的三营长，此时带领二营，在许世友副旅长指挥下，从斜刺里杀将出来，从西往东冲上了伏击圈的北口，用火力封锁了鬼子的退路，扎紧了这“口袋”的袋口，把这群敌人全部堵在了沙河洼地里。
张家庄、庄头村、香城固村及洼地北口，我军从四个方向将沙河洼地围住。手榴弹“轰轰隆隆”爆炸，枪声像爆豆似地响个不停，几百个鬼子妄想随汽车向北突围，可汽车全陷在沙窝里动弹不得。鬼子发了急，集中火力和兵力向我新一团冲锋，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回威县。
丁思林团长此刻像只猛虎，带领二营的战士顶住敌人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日军已成了瓮中之鳖，在绝望之际使用了毒气。我军防备不及，顿时新一团的几十人中毒倒下了。黄烟在阵地弥漫，空中飘来阵阵臭大蒜的气味，丁思林团长见势不妙，急命战士们用手榴弹轰炸，以气浪驱散毒气。
陈赓旅长见状即刻命令部队发起冲锋，从四面向敌军压缩，缩短我军与日军的距离，迫使鬼子不能再使用毒气。冲锋号“嘀嘀嗒嗒”吹响了，四周村庄的八路军冲出阵地，呐喊着逼近敌人。此刻的日军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锐气，根本无法还击，剩下只有挨打的份。绝望之中，鬼子向西北方向发出串串求救信号弹，企望曲周和威县的日军增援。
我军冲入敌阵展开了厮杀，短兵相接，枪声渐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沙河洼地一片刀光血影……
战斗进行到晚上，三八六旅全歼了这伙敌人，计击毙近二百人，俘虏八人，烧毁汽车八辆，缴获大炮三门、迫击炮二门、武器弹药和望远镜等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歼灭战。
战后清理战场，发现有三个日本兵藏在老乡家，已被愤怒的群众打死。
后来得知，被歼的日军是一支炮兵联队，被缴获的望远镜是炮兵的宝贝，可值钱了。这些炮镜，日后在我三八六旅的炮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敌人汽车陷在沙窝里，那大炮太重怎么也拖不出来，后来用老乡的牛来拉，把老牛都拉塌了。大炮和战利品拉到司令部门口，周围的老百姓都跑来看，老百姓争相传诵，冀南广大地区的民众闻知欢腾。三八六旅的威名也传到了日军那里，在此后被我军俘获的日军称：八路军三八六旅不得了呀，一个新一团、一个补充团都这么能打，那主力部队还不知怎么厉害哩！
三八六旅在香城固之战打出了威风，首长们预计日军挨打后定会疯狂报复。果然日军出动了几十辆汽车、大炮、坦克、飞机，还有二千多兵力向香城固猛扑而来。日军对我三八六旅恨之入骨，在坦克上写着“专打三八六旅”的大标语，企图寻我三八六旅主力决战，妄想将我们消灭在冀南地区。我三八六旅及师部在战斗结束后，为避开鬼子的锋芒，迅速转移，连夜撤离了香城固地区，从日军夹缝间穿插出去，向东南方向的馆陶急行，穿过尖冢，涉过卫河，进入鲁西南的芦庄，日军根本找不到我军的行踪。此时临近农历年，每到一处，当地群众听说我们是八路军三八六旅，都热烈欢迎，备茶饭酒肉款待，八路军威名远播冀鲁豫边。
2月下旬，我们经南乐抵清丰。在清丰，部队进行了休整，数日急行军疲劳万分，部队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率我三八六旅主力及师部直属队，不日经内黄、滑县向西穿过平汉铁路，抵达林县，过涉县，翻越太行山，回到了我们的太行根据地。
此次冀南之行历时三个多月，我随师部行军，只做些通信联络工作，看同志们打仗，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自己却没能捞到仗打，当了一回“看客”，说真的，这比什么都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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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思林（1915—1939），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团长。1939年在侦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老八路

48（八路军是所大学校）


“蔡主任，早上好！”在村边碰到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其他几位首长，我举手敬礼，向他们问好。
蔡树藩还了礼，站在我对面，好一会儿没出声，最后嘿嘿笑道：“呵呵，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是你见到我第一次没吵着要分配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自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我一直在师部等待正式分配。起先只是随师部直属队工作，后来随大部队出太行在冀南沿晋冀鲁豫边境转了一大圈，回来后还处于“待命”状态，既不能回老部队，又没有安排新工作，这一阶段特别感到闲着无聊，老这样吊着，心中不免发毛，所以见到首长就吵着要分配。
蔡树藩主任扶了扶眼镜说：“最近安排了一批干部的工作，你可以去组织部问一下你的情况。”
“是！”我高兴地敬了个礼，拔腿向师部跑去，身后传来蔡主任他们的笑声。
组织部张南生部长和王科长找我谈话，说是看了我在延安抗大学习的鉴定很不错，现在组织上根据我的情况分配了工作。我这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师部的随营学校工作。一直想回部队上前线打鬼子，没想到让我去随营学校当管理干部，心里虽不高兴，可还得服从命令。我打起背包，赶往随营学校报到。
我到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才知道红军时期我的老首长、原九十三师副师长易良品在那里当校长。易良品见到我，非常高兴。有老首长在这里，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去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连、排级干部，许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一二九师非常注重干部、战士的培养，在残酷艰难的战争环境里一直都在自办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基层干部。
学校政委袁鸿化找我谈话，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
说起袁鸿化，还真有点儿传奇色彩。那是1932年，我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军刚立足于川北的通、南、巴地区，西安方面的地下党组织就派员与红四方面军联络，地下党派出的四位联络人中，袁鸿化是负责人。地下党与红军隔绝多年，互不往来，当他们四人从陕南进入川北通、南、巴地区时，被红军发现并扣留，怀疑他们是国民党的奸细。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对外与四川军阀作战，对内仍实行“左”倾的政治路线，内部肃反运动正烈，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稍有不慎，就惨遭杀戮。当时川北地区社会形势复杂，军阀、土匪多如牛毛，有些土匪甚至也冒红军之名招兵买马，真假难辨，袁鸿化等四人不摸底细，被红军扣留后也不敢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政治路线领导下，多少还是带有鲁莽的军阀气息，对袁鸿化等四人分别审讯后，在没有弄清他们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将其中三人枪杀了。最后又将袁鸿化绑赴刑场。袁鸿化在面对枪口的千钧一发之际，大喊了一声：“等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红军？！”
得到回答：“是！”
“要是红军，你们就不能杀我！”袁鸿化大声喊道。
说与不说都是死，豁出去了，袁鸿化正气凛然：“我是共产党，是西安地下党派来的。我有重要的任务，要见你们的首长。”
就这样，袁鸿化逃过了这一劫，随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历经沙场，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了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的政委。
随营学校分为三个营，一营营长皮定均；二营营长赵义山，我被分在二营五连任指导员兼军事教员。
那时，部队比较艰苦，干部没有薪水，只能发放津贴，而且少得可怜。太行地区都流通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冀南票，连级干部每月津贴为三元五角，我被任命为营级干部，每月津贴为四元五角。
同我共事的连长何化一是四川人，也经历过长征，何连长原在家读过几年书，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五连有四个排，约有一百二十人，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政治、历史、军事等。政治、历史等课程均由专职教员上课，而军事课就由我和何连长兼任教员了。我当了九年兵，大小仗打了不少，长期跟随师团首长，耳濡目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积累了不少的军事经验。我和何连长讲起班、排战术，包括连、排的进攻、防守、追击、伏击等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的军事课是根据实地地形，现场解说，生动具体，学员们也可以与我们共同探讨，所以大家特别喜欢上军事课。我和何连长配合默契，五连在各方面也多次获优，我被增选为随营学校的党委委员。
说起军事学习，在这里着重讲讲。抗战初期，八路军同日军作战双方相互并不了解。我们以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白军一样，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部队间的战斗口号就是“比赛抓俘虏”。战斗打响后没想到日军十分顽强，单兵作战技能训练有素，非同一般。野战动作、射击和拼刺刀都比我们强。我们就是在人数占优势的战斗中，也常常占不到便宜。我们不了解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一场战斗下来根本就抓不到俘虏，打扫战场时，鬼子伤兵都会同我们战士拼命，所以，我们开始吃过不少的亏。
随营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虽说都是干部，但在战斗中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在同日军作战过程中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战后总结经验和教训。大的战略战役是首长们的事情，当时我军以游击战为主，少有大兵团作战，各部队基本都是以营为建制活动，所以我们就非常重视连、排的战术和单兵的作战能力。大家经常在一起商讨切磋，谈的最多的还是拼刺刀。我同日军的几次战斗也拼过刺刀，从中悟到了一些经验教训。
要说日军拼刺刀，那要从他们的特点和装备说起。鬼子在白刃格斗之前，一定是要将步枪的保险锁闭，这不是鬼子的仁义，而是另有原因。
鬼子使用的三八式步枪是枪身长，加上刺刀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三八式步枪的特点是枪管长，初速高，射得远，打得准。可就因为这个，子弹击中目标后基本都是贯通伤，伤口平滑，杀伤力反倒不大。可是子弹头穿过第一个目标后，速度就减慢了，还会翻滚，弹道变形，要是碰上第二个目标，杀伤力反倒会大大增加。拼刺刀的时候双方混战，在人堆里开枪，打中的第二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人，误伤的比例也就非常大了。所以小鬼子的条例就是拼刺刀前关闭保险钮。
鬼子的预备刺杀姿势是一手握紧护木，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另一手握枪托的弯脖儿处，枪托下垂靠在胯骨侧面，刺刀尖差不多和眉毛齐平。侧身面对对方，避免暴露整个身体。这样的姿势，枪身的斜面正好护住自己的脖子、胸脯、和肚子。前脚虚步后腿蹬地，攻击时刺刀向前一推就可以突刺，避让时弹跳后撤也很便利。这样的预备突刺姿势就使得枪口斜上朝天了，如果格斗中，要作射击准备，食指就得放在扳机上，这样问题就很多：一是双方的枪一碰撞，很容易走火；二是手不能全力握枪，拼杀中使不上劲儿；三是三八枪太长，若要开枪，调转枪口的瞬间自己可能露出破绽就被刺倒。这就是日军在刺杀前先关保险钮，拼刺中绝不开枪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他们条令的教条，更不是日军的仁义。
小鬼子体能技能训练有素，拼刺刀时动作确实很利索，他们胳膊夹紧向前一突，眼睛盯着前方，脑袋一埋，一个垫步，刺刀就出去了。枪、胳膊、肩、脑袋基本成一条线。防左防右阻挡对方刺刀时，握枪的手腕子一翻，幅度很小，力量却很大，不是将对方的枪刺拨开去，而是将对方的刺刀“铛”地磕开，紧接着就会来个突刺。鬼子的拼刺往往占上风，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人。         
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呢，武器装备不好，手里多半是“汉阳造”“奉天造”这样的步枪。这些步枪因为钢火不好，工艺不精，膛线很容易磨损，那子弹的射程不远，弹道不稳，弹头的穿透力也就不强。但是近距离射击，打中对方后，子弹反倒能留在对方的身体里，甚至还翻跟头，结果杀伤力更强。拼刺刀的时候，八路军战士多半拼刺技能不如鬼子，常常是几个人对付一个，性急时就扣扳机，所以白刃战场上时常能听到零零碎碎的枪响，不过枪响后，倒下的往往是鬼子。鬼子看不起八路军士兵在拼刺刀时开枪射击，有时候恨得牙痒。所以呀，那咱八路军为什么不占这个便宜？要是和鬼子讲那种“仁义”，才叫上当哩！拼不赢就搞他一枪！
再说拼刺刀，八路军战士多数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操枪的动作幅度很大，像抡大棒似的，胳膊挥动就闪出空挡，往往叫鬼子占了便宜。所以一般几个八路军战士对付一个鬼子都还有些吃劲儿。
从敌人那里学功夫，长记性，这是八路军的本事。我教学员们的刺杀技术就是从鬼子那里学来的。侧身向前，不给对方留下太多身体暴露面积。虎口压住护木上方，就是防止突刺时，被对方的枪刺防左动作将枪磕掉脱手。自己的防护动作不要大，避免露出破绽，用手腕的爆发力量将对方的枪刺拨开。突刺时双臂夹紧，前脚稳住而不是冲出去，以便灵活回撤。这些刺杀技能通过苦练，大家慢慢地娴熟起来。
单兵作战能力，尤其是刺杀动作交流传授，使学员们的战术动作大有长进。在抗大学习交流的这些单兵战术技能，使我在以后的战斗中受益匪浅。
随营学校驻在黎城东边的桃花庄，后又移驻杏树滩。学校离师部不远，师首长们经常来学校讲课。太行山山高谷深，山上树木不多，半人高的荒草漫山遍野，有限的耕地养育着辛劳的人们。老百姓只能在沟底坡面的薄田里栽种玉米、谷子，在贫瘠的土地里刨食度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八路军是人们的子弟兵，绝大多数人在家都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夏日到来，我们去地里帮老百姓割麦子，军民关系更加亲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口碑极佳。
杏树滩是个不大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的谷地里，两边的山颇高，平时一条几乎干涸的溪流从谷沟里流过。山洪暴发时，石头随洪水翻腾而下，洪水退后，河滩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卵石。河滩上长着许多的杏树，因此得名杏树滩。
秋日里，上午九时阳光才能照进村里，下午四时太阳过去，山沟里渐渐昏暗，气温也慢慢凉了下来，到了夜里竟有了寒气。我连学员陈世乾在部队是连长，也是我的黄安老乡。他在红军时期是红九十三师我那个交通队里的班长，所以他一直习惯称我是秦队长，而不叫指导员。看到我的铺盖单薄，他将他在响堂铺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毛毯送给了我，在不久后的百团大战中，陈世乾不幸牺牲。那条毛毯在此后的战斗岁月里伴随我许多年。
在太行山区，日军仅占据了一些县城及重要的村镇和主要的交通线，大片的地区控制在我八路军手中。日军一出动“扫荡”，我军就同日军“推磨子”、转圈子，出其不意予以打击。日军一走，我军又在当地开展抗日斗争，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我随营学校也随形势的变化，变更我们的驻地。
一天早操后，我忽听有人喊我：“秦队长！”
只有在红军时期与我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人才这样叫我。我寻声望去，晨曦中一队人马缓缓走来，我看清了来人。
“赵青彦。”我喊了起来。这是红军时期，我师部交通队招收的四川新兵。
“秦队长。”赵青彦跑过来，向我敬了个礼，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伙计，这两年到哪里去了？都没看见你呀!”我摇着他的手臂说道。
“红军改编后，我从三八六旅又调到师部供给部，这两年没见到你，真想你呀!”赵青彦说着眼圈都红了。
两年多没见了，后来我才知道，赵青彦这个当年参加红军的四川旺苍坝的小伙子，因能写会算，师部调他去供给部工作，他一直在为部队筹集粮食，运物资。太行前线战斗紧张，生活艰苦，这支运粮的队伍为部队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运粮队走远了，赵青彦紧了紧枪带，给我敬了个礼，就挥手告别了。他这一去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人说，由于汉奸告密，运粮队在一次行动中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许多人牺牲了，赵青彦从此也没了下落。
红军时期，这位比我年长两岁的赵青彦是我交通队最活跃的战士，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好的小伙子呀!每每想起他，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这年10月，随营学校易良品校长调离学校任新七旅旅长。11月，随营学校的本期学员也毕业了。上级来调令，让我去新的战斗岗位去报到。
原来上级调我去武（安）涉（县）中心县委工作，任武涉大队政治委员，据说武涉大队有大几百人枪，是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我满心高兴，上级终于想到了我，这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赴任前，我接到通知，说是师首长要见我们上前线的干部，我赶到师部，才知道是刘伯承师长亲自找我谈话。
“师长，我来了！”我进屋就向刘伯承敬礼。
刘伯承笑眯眯地招呼我：“来来来，小秦，坐下，坐下。”
刘师长让警卫员给我倒了一杯水，说道：“听说你总是吵着要回部队上前线，这下你高兴啰。”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看了你在随营学校的鉴定，不错嘛。”
刘伯承手拿我的那张鉴定，接着说：“你很有办法，很会管理干部。工作嘛，应该发挥你的特长。看来我得给武涉大队另派政委了。”
我一直在乐滋滋地听师长表扬我，可听到师长的最后一句话就觉得不对劲了，端杯子的手一歪斜，撒了一裤子的水，那展在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
“师长，你不让我去武涉大队了？你不让我上前线，我能干什么？”
“还是让你去搞教育，去师部轮训队当管理干部怎么样哦？”刘师长不紧不慢地说。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刚想嚷“不”，看着师长那慈祥的笑容，我又极不自在地坐了下来，半天没有说话。
“我晓得你小秦，你个炮仗子脾气就是坐不住，总想到前面去冲去杀。我们八路军的干部不光要会打仗，还要有政治头脑，有军事谋略，这些都要有文化。没得文化的军队啷个打得赢仗嘛。调你去干部轮训队不光是管理别人，你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去那里就是团级干部啰，眼光要放远点儿，不能光靠自己单打独冲，以后要领导部队，就要多读书，提高文化，光会写自己的名字那哪么得行嘛。”
虽然不想去轮训队，可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我表示服从分配。后来在轮训队，乃至多年后，师长要我加强学习的这席话，我总牢牢记在心间，一生获益匪浅。
当时师部驻在辽县（今为左权县）的桐峪，我离开师部后直接去了干部轮训队，轮训队当时驻在桐峪和隘峪口之间的上武村。在那里，我开始了轮训队的战斗生活。
干部轮训队汇集了我一二九师的各级干部，张贤约任队长，吴钊统任政委。轮训队下辖三个队，一队学员全是副旅级以上的干部，由张贤约兼任队长；二、三队学员也都是营、团级干部，二队队长张振祥、教导员吴海堂，三队队长刘昌义、我任教导员。我到职后按正团级发放津贴，同时还发了一匹枣红马，安排了马夫和通信员。
轮训队使长期分散在各部队工作的老战友、老乡又聚在了一起。我的老乡，一队学员余伦胜当时是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没事就溜到我这里找烟抽。余伦胜的烟瘾极大，战斗部队生活艰苦，没有香烟，他熬不住，只能抽槐树叶子，可那滋味实在不好。后来知道我这里有纸烟(这烟还是在随营学校时别人送给我，积攒下来的)，余伦胜就像猫闻到了鱼腥一样，一天不来我这里就浑身不自在，别看他在部队时是旅级干部(司令员)，其实那时他也很年轻。在轮训队，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闹起来就跟孩子一样，说起余伦胜，他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将在后面叙说。
我队学员中，还有许多原部队的战友。记得团级干部里就有何子成、七七二团副团长阙子清，营级干部还有王维国等。
刘昌义队长和我是黄安老乡，我俩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刘昌义比我还强点，在家曾读过两年的私塾。因此上级给我俩各配了秘书，平时帮我俩学文化，整理文件，同时他们也是我队的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我的秘书叫杨法军（解放后曾任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员），刘昌义的秘书是史子谦。我和刘昌义在队里管理日常事务，同时自己也抓紧学习文化，所以许多一般的事情都交给了我俩的通信员处理。我的通信员叫张永宽，河南人，当年十九岁，正式场合我是首长，他是战士，可在平时就没大没小了，我叫他“河南侉子”，他叫我“湖北蛮子”。张永宽聪明伶俐，参军前在家读过两年书，师部来的文件，还有学习资料都是张永宽帮助我整理。小伙子最能干的是同刘昌义的通信员去河里逮鱼，山西人不吃鱼，河里的鱼没人逮也就出奇地多，他俩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回来。因为有了他俩，我们的伙食也时常得以改善。
我的秘书杨法军教我学文化，很耐心。我不忍心什么事都拖住他，就问道：“小杨，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不认得的字一问它就晓得？”
“有哇，就是字典嘛。”杨法军答道。
“字典是个么家伙？”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字典”呢。
“字典就是一本书，我那里就有。”
“你还有这宝贝呀，那好那好，你给我用一用。”我高兴得不得了。
杨法军将他的字典给了我，他说：“不过，你有字典，不懂国音还是不会读的。我教你国音，学会了，你就可以自己认字了。”
杨法军教我汉语注音，我整天都在念：“波、坡、摸、佛、啊、鹅、衣、乌、鱼……”
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字母写在桌子上，一有机会见了就读。
一天上午，见到桌子上的“ㄛ(即现在的汉语拼音字母O)”，我一子“踌”住了，就是想不起来应该读什么音。刘昌义叫我去下象棋，我不去，发誓一定要自己想起来，否则就罚自己不吃饭。开中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我没有去吃。一下午除了到队里转了一趟，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晚上开饭了，还是没有想起来，这饭还是不能吃。通信员张永宽将饭端了来，我看都不看，让他端走，张永宽急了：
“你病了？”他摸摸我的额头。
“没有。”我偏了偏头，甩开他的手。
“你哪里不舒服？”
“莫搅我，出去，出去！”我烦着哩！
张永宽看看我，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了屋，急性子的他憋不住了，急得满屋乱转，自言自语道：“又没病，又没不舒服，又不说话，又不吃饭，这咋搞？”
他越闹我越想不起来，心里正烦哩。他对我大声嚷道：“你两顿饭没吃了，肚子饿不饿？”
我同他对嚷起来：“饿！咋不饿！”
“‘饿？’－‘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回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满屋子乱转。“饿”在我黄安方言中正是“哦”，“哦”就是“ㄛ”呀。张永宽疑惑地抓住我，盯着我，又摸摸我的额头：“你没病吧？你咋的啦？”
我高兴地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吃饭，吃饭！”
不忘刘伯承师长给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在轮训队的这段时间，我刻苦认真地学习文化，还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我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队管理干部除了刘昌义和我外，还有几位军事教员。其中有两位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人员，原是被我军俘虏，经教育转变思想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两位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有一位原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因不满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甲弃戎上五台山当了和尚，后来又投奔了八路军，刘伯承师长将他暂时安排在我队，不久他去了三八五旅任作战科长；还有一位叫杜永波，原是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他对国民党军的无能深感失望，投奔了八路军。在轮训队，他们几位主要教授单兵战术动作及连、排、营的战术组织与配合。由于他们原来都与我军为敌过，现在虽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但还不是共产党员，同我们在一起时，总显得有些怯生生的。开始，我思想有些狭隘，多少也还是心存芥蒂，认为这些我军的手下败将怎么配当我军的教员，所以同他们的关系总不那么融洽。
我找了刘伯承师长，要求为我队调换军事教员，刘师长狠狠地批评我说：“小秦哪，你这个思想要不得，怎么就是你抗日？你革命？别人就不能抗日？就不能革命？你参加革命早，抗日坚决，可人家也抗日，也革命哪。抗日不分早晚，革命不分先后嘛！我们应该团结广大的民众和各阶层人士，实行统一战线，哪怕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他现在转变了，抗日了，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加入了八路军，那他就是我们的战友，就是我们的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师长批评的对，我认真作了检查，回去后，主动与他们沟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在实际工作中我才发现他们确有许多的长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宫本教官讲单兵战术，的确不错，尤其是拼刺刀，几个人都对付不了他，我向他还真学了两手。
后来，我同宫本相处得很好，他有什么都对我说。有次聊天，他说：“八路的，这个，大大的好。”他竖起了大拇指。“可是八路拼刺刀的，这个，不好。”他又伸出小指头。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拼刺刀就拼刺刀，八路军拼不赢就扣扳机开枪打人，不正规。
我们听后大笑。宫本对此耿耿于怀。看来八路军中拼不赢刺刀就开枪的不光是我们，还大有人在哩！
杜永波是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他的军事理论及团体战术组织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这使我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受益匪浅。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不但同他们改善了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太行山的冬天非常寒冷，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我们和学员们只能用木炭生火取暖。有时木炭没有了，我们就自己上山打柴，扭草把子生火驱寒。长期烤火烟熏火燎，许多人火气上升，两眼红肿，口舌生疮，但没人叫苦，人们都在努力学习。
当时物资匮乏，轮训队的教材大都是自己编写的，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刘伯承师长翻译苏军的条例和文章。我们的军事教材是《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这本油光纸的小册子虽然印刷制作粗糙，但它是刘伯承师长根据我师在华北抗战两年来的许多战例，收集整理大量资料并执笔撰写的一部有实践有理论有创见的军事著作。
刘师长非常重视轮训队。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轮训队，也就写不出《一二九师抗战两周年的战术报告》。”
他还说：“《战术报告》都是我师各部队亲历的战例。我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是战术素养和理论十分差。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把经验加以条理化，上升到理论，用它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指导我们今后打更多更好的仗。”
刘师长多次来轮训队讲课，他把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思想结合许多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战斗，深入浅出地作报告，学员们容易接受，也非常爱听。由于刘师长有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有独创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及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他那幽默诙谐有时还略带粗野的四川方言，每一次报告都让我们听得入迷，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师长在军事理论上有独创性，阐述通俗易懂。一次讲课时，他伸出一只张开的手说：“我们在下决心打仗之前要弄清五个基础，这就是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这五项法门。弄不清楚就要打败仗。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刘师长专门讲述了我军现时的战略战术，他说：日军的装备好，火力强，战斗素质高。我们武器差，许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打仗就不能硬碰硬，否则不但打不赢敌人，反而会吃老亏。我们要发扬我军之长，击敌之短，以游击战为主，零敲碎打地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刘伯承把游击战概括为三种，这就是袭击、伏击和急袭。他在轮训队讲课时说：“袭击，就是敌人住着，我们找着去打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伏击，就是我们利用有利的时间、天气并选择有利的地形，埋伏好，等敌人来了再打他。当然啰，不能傻等，有时要有点‘勾头’。大家见过钓鱼嘛，钩上没得鱼饵，鱼儿怎么会吃钩呢？这就是诱伏，这种伏击战斗会发展成为正规战斗。急袭，就是碰着的时候打，拦打敌人之首，杀他的锐气，能击就击，不能击就游。追打敌人之尾，捞一把就走，不要恋战，叫敌人挨打，敌人又打不着我们。还有一种战术叫吸打敌援，这就是游击牵住敌人，集优势兵力威胁它，吸引另一部敌人来增援，在敌增援部队的必经的道路上伏击它。实际这就是袭击和伏击的混合运用。我们不是用这些办法打了许多胜仗吗？像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这些都是我们游击战的典范。”
他还说：“我们游击战的特点就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何谓秘密？就是我军的兵力、布置、目的和行动，都要十分隐秘，封锁消息，让敌人毫无知觉。何谓迅速？就是一举一动要快，出击迅猛，能在几分钟内消灭敌人，让敌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等重武器来不及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援兵赶到，我军也已解决战斗。何谓坚决？就是一到战场，就站稳脚跟，用手榴弹、刺刀果敢勇猛冲锋，把敌人压下去，就是我们的胜利；如我不坚决，则敌将硬起来，反击溃于我。何谓干脆？就是打起来不拖泥带水，快刀斩乱麻，不啰嗦。蔫皮儿的庄稼，摆的是挨打的样儿，那不得行！”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刘师长主张抽调战斗部队的干部参加轮训，加强学习。一二九师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乃至多年以后，我军许多英勇善战智勇双全的百战将星都出自这支部队。
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更加复杂，日军在华北增加了大量的兵力。为了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在冀南平原地带陆续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在太行、太岳计划修筑铁路，在平汉线西侧也开始大量修建据点和公路。日军企图用这些交通线快速调动部队，切割和封锁我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囚困窒息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就在八路军全力抗击日军的紧要关头，与我一二九师相邻的部分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麻烦。他们的方针由“政治防共”转到“军事反共”，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军事挑衅。这些反共顽军主要是鹿钟麟、石友三、张荫梧和朱怀冰等部。这年1月，我一二九师刚刚收复黎城、涉县，主要力量正在破击白晋线、平汉线、津浦线。
这些反共顽军企图把八路军逼到正太线、仓石线以北，迫使八路军在这一狭窄地区腹背受敌。我军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无数次与这些反共专家会谈，让其放弃反共主张，停止摩擦。这些顽军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认为共产党顾全大局的退让是软弱可欺，从而变本加厉扩大摩擦和挑衅。
面对复杂危急的形势，刘伯承师长指出：“我早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反共专家们，你不教训他，他就不晓得自己姓啥子。日军扫荡，顽军挑衅，我们要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要打破狼的一面（指顽军），求得专力打虎（指日军），这就成了当前的任务。”
我们一二九师决定给这些搞摩擦的顽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春节前，我军歼灭了进犯我抗日根据地的阎锡山一个整编旅，击毙其旅长和副旅长；2月份消灭了进犯我区的阎锡山整编第二师金宪章部的大部；3月又歼灭了国民党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的近万人。这些战斗狠狠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顽军顿时老实多了。经过这几次战斗，基本上实现了刘师长在短期内“打破狼的一面”的任务，抗日军民得以“专力打虎”，抗击日军。
1940年春节后，日军在华北地区为对我进行分区“扫荡”，大肆修建铁路、公路、碉堡。刘伯承形象地称这是敌人的“囚笼”战略。他说：“作一个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抗日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
针对敌人的政策，为粉碎日军的“囚笼”网，我一二九师展开了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破击战。刘伯承称破击战就是以破坏日军修筑的铁路、公路和沿线碉堡据点，消灭敌人而发起的针锋相对的战役。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集中了三八五旅、晋冀豫边纵一团和三团、特务团、挺进支队等部队，展开了对白晋铁路①的大破击战。此战役歼敌一个警备大队，破毁铁路一百多里，炸毁铁路桥梁五十余座，破坏和缴获敌铁路器材若干。白晋破击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军民，坚定了我对敌开展交通斗争的信心。与此同时，刘伯承将此次战役的许多战例带到我们干部轮训队，让干部学员讨论归纳，最后总结出宝贵经验。刘伯承在榆社召开营以上的干部会，会上详尽深刻地作了此次破击战的战术总结，并将此经验介绍到我军华北各战区。粉碎敌寇“囚笼”战略的破击战，在华北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秋天，我八路军集中了在华北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从正太路的破击战开始，以反“扫荡”结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战斗，我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将敌人的铁路、公路、据点连接而成的“囚笼”打得支离破碎，残毁不堪，日军的“囚笼”战略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于“百团大战”中的失败，恼羞成怒，以百倍的疯狂加紧“治安强化运动”。他们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对我八路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集中兵力向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敌人继续推行他们的“囚笼”政策，但在战术上由过去的短促“扫荡”改为长期反复“扫荡”，由分散“扫荡”改为集中优势兵力“扫荡”，由分区进攻改成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改成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斗争非常残酷。
从“百团大战”至“五一大扫荡”，近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采用了所谓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分进合击”、“辗转抉剔”等战术，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规模巨大的“扫荡”。刘伯承师长审时度势，提出许多对付日军新战术的游击理论，并将这些游击理论交给我干部轮训队讨论，讨论的最后结果就拿到战场实践。
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师长经常来我们干部轮训队讲课，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形象生动地阐述他的观点。在讲解抗日力量时，他说：“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有三个因素，我们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这是第一因素，游击队是第二因素，广大民众是第三因素。这三个因素互相配合作战是非常必要的，这三个因素就像一个人的拳头一样，八路军就是拳头的骨，游击队是拳头的筋，广大民众就是拳头的肉，这就形成一个有机力量。这三者的动作协调一致，就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三者缺一不可，这也可以说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
事实证明，抗日游击战争也是人民的革命战争，有了游击队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八路军清楚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来了，我们可以运动到敌人猝不及防的另一边袭击。而敌人没有民众的支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一扑一个空。这就是为什么敌人越战越弱，而我们越战越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不光在战场上打击敌人，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敌工工作，在敌人的内部攻心、渗透，使许多伪军只要日本人不在场就不主动向我们开枪。我们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报告日军的动向。八路军的行动游刃自如。
记得1942年3月间，师部派出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个军分区检查工作。师部队训科的刘贤润科长和我在一个工作组，刘任组长，我是副组长。刘贤润，这位湖北麻城的汉子，开朗、乐观，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笑声。
我们一行十多人去太行六军分区检查完工作后，回师部路过敌人据点，距那炮楼约二百多公尺时，刘贤润的那匹骡子突然尥起蹶子，挣脱了缰绳，径直向敌人的据点跑去。人们十分惊讶，刘贤润的警卫员举枪要打死那骡子，我怕暴露目标，拦住了警卫员。刘贤润哈哈笑道：“这个裸日的叛变投敌，跟那狗日的张国焘一样，不用拦，随他去。”
我们迅速离开了那里，回到师部。没两天，那骡子被送了回来。原来骡子跑到敌人那里，伪军知道这是八路军的牲口，谁也不敢动，就让我们的“内线”给送了回来。由此可见，八路军对伪军的影响之深。
然而，我后来得知，就在这年的夏季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刘贤润科长为掩护我一二九师师部突围，率领骑兵连与日军周旋，不幸牺牲在河北赞皇的黄北坪附近。
轮训队虽然没有战斗任务，但许多事情都得自己动手解决，日军频繁“扫荡”，形势紧张，可轮训队几百号人要吃饭，粮食就要到几百里外去驮。
1942年秋季的一天，我领受任务，带队去武安运粮食。师参谋长李达告诉我：武安那一带是我八路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经常去那里，那一带是双重(两面)政权（即我抗日政权和日伪政权并存），这些粮食是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上缴的公粮。为了将这些粮食安全地交给八路军，各村的粮食只能在较短的时间集中。我运粮队既要规避敌人平时有规律的巡逻队，又要准备应对突发的敌情。运粮队去早了不行，去晚了也不行，所以，师部给我规定了详细的运粮路线和行动时间。我队和二队一百多学员组成了这支运粮队，三百多匹牲口都是学员们自己的坐骑，学员和随身的警卫员都携带短枪，运粮队没有其他的警卫部队掩护。我们按师部规定的时间出发了。
从涉县河南店到武安尽是大山。山路不好走，队伍行进慢，好歹按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并与地方政府的同志接上了头。将粮食装上驮后天已全黑了下来，一切顺利。按师部的命令，我决定第二天凌晨四时出发返回，夜里我布置了岗哨就去睡了。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踏实，半夜醒来，迷迷瞪瞪睁不开眼，天还黢黑黢黑的，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看表，也未看清楚，以为到了点，就吆喝大家起床出发。
天色黑蒙蒙的，队伍整顿好踏上了返程。山路崎岖，人牵着牲口成单列前进，队伍拉得老长。东方天边刚刚泛白时，我们才走了七八里地。我借着天光一看表，才四点半钟，原来我看错了表，将师部规定的返程出发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我头上沁出了一层细汗，搞错了时间，要是在返回的路上遭遇情况可就麻烦了，回去肯定会挨批评。
我正准备下令放慢速度时，忽听得身后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正是我们刚离开的村庄，伴着迫击炮炮弹轰隆隆的爆炸声和三八大盖的枪声，天边卷起了浓烟，火光冲天，那是敌人在烧村庄。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脖颈后的汗往下淌，将后背都打湿了一大片，我急忙下令加快速度，迅速离开此地。看来，鬼子是有目的而来的，我们的运粮行动肯定走漏了风声，敌人是来偷袭的，真险呀！幸亏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敌人扑了个空，如若遭遇敌人，我们几十支短枪恐难以抵挡（一部分学员没有带枪），后果不堪设想。我催促队伍快走，牲口的蹄掌踏着山路“得儿得儿”地响，我的心也“怦怦”乱跳。翻过了一道山梁，火光看不见了，天已大亮，我们一刻也不敢歇气，拼命赶路，终于将全部的粮食安全运回了师部。
师首长们都在等候我们运粮队，见我们回来，迎上前来。邓小平政委握着每个人的手连连说：“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从这阵势来看，首长一定知道我们差一点遭遇敌人。见到刘伯承师长，我上前敬礼，忐忑不安地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是我错了，我把表看错了……”
师长笑眯眯地把我敬礼的手按下来，说道：“小秦呀，你错得好呀，你这一错鬼子就扑了个空。大家都在为你们担心哩！”
后来才知道，敌人队伍出动，直扑我们运粮点的同时，师首长也得知了情报，立刻命令附近的部队接应我们。哪知我们提前出发与接应我们的部队错过了。敌人扑了个空，我的“错”也成了“对”。这是战争中的侥幸，现在想起来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事后，刘昌义对我说：“懋书，你那是个么裸表，表盘的数码都看不清，不如趁早甩了它。”
我说：“不怪表，是我看错了。”
“甩它甩它，我的这块给你。”
刘昌义将他的一块大表盘的日本表送给了我，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解放战争开始，我中原部队突围时我还用着它。
从随营学校到轮训队，这两年里我没有机会去前线打仗。虽然是搞教育，当管理干部，可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加强了文化学习，在刘邓首长的关怀和指导下学习了许多军事理论，特别是游击战理论，通过学员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受益匪浅。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获取知识最多的时期。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在革命军队里锻炼成长为一个中级指挥员，在首长和战友的关怀帮助下，我学到的知识真是一生受用。革命军队就是一座大熔炉，他锻炼人，造就人；八路军就是一所大学校，他培养了千千万万个像我这样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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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晋铁路，指纵贯晋东南的白壁至晋城的铁路。

老八路

49（在刘伯承师长身边的日子）


1938年至1943年，我从延安“抗大”回到华北前线后，先后在一二九师直属队、师部随营学校、师干部轮训队和太行一分区几个部门工作过。这一期间，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同日军进行着极其艰难困苦的武装斗争。我虽不是刘师长身边的贴身警卫和参谋人员，但我工作的这些部门常同师部在一起，因此，我也常常受到刘师长的直接教诲与关怀。想起那些在刘师长身边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师长对我的言传身教感人至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良师益友，也是首长、家长，他是我一生中最敬慕的人之一。
我是放牛娃出身的革命战士，在家从未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参加红军后，在部队才开始识字，而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刘伯承。
记得那是1937年二、三月份，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匪激战，风卷大漠，血染祁连，西路军被困，军情危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我红三十一军、四军还有其他的红军部队组成援西军，开赴甘肃镇原接应西路军。
当时我在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和司令部都驻在镇原县城里。学员多是连、排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是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没几个人读过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补习文化。
一个星期天，别的学员都在外面活动，为完成教员布置的作业，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练毛笔字。那时候，我们没有自来水笔，只有毛笔，为了便于携带，就将长杆毛笔截短，一点宝贝墨块儿也用纸包好，行军时就放在装洋瓷杯子的布袋里，要用时再用粗瓷碗底当砚台碾墨。纸张金贵，一张纸通常是先用铅笔写，然后再写毛笔字，反复利用。毛笔我拿不好，像捏筷子一样，写字更是没姿势，斜杵着肩，扭着腰，歪着脖子，几乎趴在桌子上，像捉虫样一笔一画认真写字，哼哧哼哧喘着粗气。写字真比干活还累呀！
我没有注意有人轻轻走到我背后，一把将我捏着的毛笔突然提起，糊了我一手墨汁。一股无名火窜上头顶，我转身刚要发脾气，一看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手里正拿着那支半截毛笔站在面前，顿时蔫了。举起那只墨手敬了个礼：
“报告司令员，学员秦懋书正在练写字。”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你叫啥子？”
“秦懋书。”
“哦，小秦，你看你，这哪么像写字的样子嘛？撅着屁股，躬着背，笔拿得像握刻刀，那哪么得行！去洗手，我教你。”
我洗掉手上的墨汁，恭恭敬敬地向刘司令学写字。
“坐要端，身要正，头莫歪，臂悬起，笔拿直啰！”司令员纠正着我的姿势，甚至手把手教我如何运笔。他最后端来一碗水说：“现在我们困难，没得那么多纸让你练字。你每天用这毛笔蘸水在这木板板上练，一天要写完这一碗水，我要检查的。”
司令员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得执行，于是每天老老实实蘸水练字。
刘司令连着几天还真的来检查我写字。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刘伯承的教诲。
1939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在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和师干部轮训队工作，离师部不远，同刘伯承师长接触就多了。刘师长有次来随营学校讲课，我当时是队指导员，在向他汇报学员情况时，他问道：“你是九十三师交通队的，是叫秦啥子书吧？”
“秦懋书，就是在镇原时，你夺我的笔，教我写字的小秦。”
“对头。小秦，我记得你。我布置的任务，你现在还在执行吗？”
师长还记得让我蘸水练字的事。
我红着脸嗫嚅不言。上了抗日前线，有仗打，那写秃了的毛笔早丢了，更谈不上每天练字写光一碗清水，我真不知如何对师长说。
在师部轮训队工作时，由于师部和轮训队相距不远，与师长的接触就更多了。他不厌其烦地督促我学习文化，有几次还亲自找我个别谈话，鼓励我，讲工农干部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意义，其后又多次告诫我要加强学习，遇到问题，不耻下问，直到弄懂为止。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的许多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有许多人后来又派到抗日前线。刘师长又告诫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要向知识分子们认真学习文化。师长对我们讲话和上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时还用很形象的比喻。为了阐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讲课时说：“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大多数人参军多年，风风雨雨，南征北战，打了很多的胜仗，也吃过亏，上过当，就是说大家都有经验和教训。经验好比铜钱，我们一双手最多能拿几十。如果我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我们就能把成百上千的铜钱串起，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们的战术素养才能得以提高，‘钱’多了我们才能‘富’起来。我们工农出身的干部要使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提高，首先要解决文化知识问题。我们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差，上级的书面命令看不懂，百事依靠别人，那哪么得行？！问题有两个方面，光有钱，没得钱串子，那钱背不起，带不走，那不行；当然啰，光有钱串子，没得铜钱，一文不名，也不行。空道理解决不了问题嘛！”
刘师长的这些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当年听起来只觉得对，日子久了，就慢慢掂出它的分量，更能体会出它是多么寓意深长！
在师部轮训队，我的空余时间较多，学习也有了相当的长进。师长常来轮训队，一有时间就找干部、战士聊天。他愿意直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对轮训队也要求甚严。他经常到队里听取我们的汇报，要求我们写工作报告并直接交给他。
记得有一次，他让刘昌义和我分别写工作报告，介绍我队的政治思想、文化学习、军事训练方面的情况。这下可难倒了我，刚学了点文化，许多字还认不全，这就要写报告，实在是难呀！整整三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向杨法军秘书请教，捉虫般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纸，最后将这报告交给了刘师长。我毕恭毕敬地站在师长面前，见他右手拿着我的报告，左手拿着放大镜，迎着光艰难地看着。
师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小秦哪，你怎么就这样欺负我个瞎子呢？”
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师长，我怎么会呢？”
“你看你，这报告的字这么小，像豆豆虫一般，我个瞎子哪里看得见哟！你这是不想让我看咧！”我一阵难堪，满脸窘迫：“师长，我没想到，对不起……”
“这样吧，这报告的字太小，我看不见，你拿回去重抄一遍。字要写大些，再拿给我看，明天怎么样？”
“师长，我拿回去重抄，明天一定交给你。”
我又将自己关在房里，重抄那报告。我写的字不是大就是小，怎么也抄不好。刘昌义的秘书史子谦进来告诉我，刘昌义队长的报告是他帮助誊抄的，报告已交给了师长，师长很满意。
我赶紧将我的报告推到史秘书跟前说道：“帮个忙吧，我实在写不好，师长批评我的字写的太小，他看不见，要我重抄，字要写大些。你好事做到底，帮我重抄一份吧！”
史秘书答应了，坐下帮我誊抄那报告，我赶忙为他端茶、研墨。一个多时辰，一篇漂亮的中楷毛笔字誊抄的报告出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中午就拿着报告跑到师部去了。
进了屋，师长不在，只有邓小平政委一个人在屋子里摆象棋谱。邓政委问我有啥子事，我说师长让我重抄的报告已抄妥，现在送来了。
邓政委说：“师长昨夜睡得太晚，现在正在休息，你等一下吧。来来来，跟我下盘棋。”
我那棋原是跟尤太忠学的，尤太忠的棋技比我强不了多少，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嘛，我那臭棋怎敢同政委下。再说邓政委平时不大言笑，一脸严肃，除了因工作必须向他汇报外，我们一般干部都不敢同政委说话，就连平时嘻嘻哈哈的陈赓旅长也不敢随便同政委开玩笑。要跟政委下棋，我心里直发怵。
“坐下坐下，没得啥子事，就下盘棋嘛！”
“政委，我不行，我那棋不行。”
“来嘛，没下就说不行。不下，那哪么得行？下！”邓小平已摆好棋，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坐下来，哆哆嗦嗦地下了第一枚棋子：“当头炮。”
政委看着我那紧张的样子，笑了起来：“当头炮是进攻棋，抖个啥子嘛？”
我那棋艺本来就不怎样，加之心情紧张，没几个回合就输了。也许是邓政委的棋瘾发了，没人与他下，就抓住我不放。
“再来，再来，莫慌嘛，慢慢下。”
不一会儿，我又败下阵来。我不自在地说：“我说我不行嘛，你非要我下，我的棋臭得很。”
这时师部机要科的杨国宇科长进屋来，算是给我解了围。
邓小平说：“你那棋嘛，不太臭哦。马蹩腿都不晓得，就算有点臭吧。杨科长，你和我杀一盘。”刘伯承师长这时也进了屋，我正好脱身将报告交给了他。刘师长接过报告翻了几页，露出笑容：“这很好嘛，小秦，以后就这样写。”
我告诉师长，这是秘书替我誊抄的。
师长鼓励我说：“看得出来，这字不是你写的。这次报告是自己写的就可以了，今后要把字练好。记住，重要的事情都要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其实让你和刘昌义写报告，目的就是督促你们学习，要尽快掌握文化知识，做合格的指挥员。”
师长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为了让我们努力学习，刘师长真是用心良苦呀。
刘师长没有别的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棋，有空就看书，读书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战事频繁，他利用战斗间隙，利用点滴时间，以他深厚的俄语功底翻译了苏军的野战条例，为八路军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即便这样，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有空时就大声读俄语。听着那与我们黄安话完全不同的俄语，我十分好奇。
一天，我们几个人见师长在读俄语，就凑过去看热闹。那俄语是听不懂的，只觉得俄语的弹舌音挺好玩。我便问师长：“师长，这俄语好不好学呀？你教我几句好不好？”
刘师长笑眯眯地说了一句：“Хорошо”
“这是么事话呀？”我听不懂。
“这就是‘好’，‘行’的意思。”刘师长回答，紧接着又重复说了几次。
我的嘴咕咕叽叽没出大声，心里默默记着，我很认真在学。
师长说：“学俄语要脑勤，嘴勤，得天天开口说。我先教你这句，学会了我再教新的。”
“师长，俄语好学。你教我的这句，我会了。”
“会了？说我听听。”
“哈，哈大个苕。”我一本正经地用我那黄安方言说着刚学的俄语。
满屋子人一下子笑翻了，刘伯承好不容易忍住笑：“用你的地方话学俄语不行，那不得行。学俄语要坚定信心，刻苦勤奋才行。你那个‘哈大个……啥子……苕’，哈哈哈哈。”
俄语不那么好学，我终究没能学会，可我一辈子记得我向师长学俄语的“高招”，创造了“哈大个苕”。
刘师长与邓小平政委关系密切，人们总是将他俩连起来称“刘邓首长”。
师长身为军事指挥员，也常常配合邓政委做了许多的政治工作，邓政委不在时，他经常向党内外干部做形势报告或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由于他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又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他的讲话极有说服力，人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刘师长常说：“不懂得政治，就不能当军事指挥员，也不可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记得有次师长在我们轮训队讲课，讨论时来到我们三队。那是“百团大战”后不久，我队有两个团级干部学员因在战斗中部队损失太大，情绪沮丧悲观。刘师长针对这情况教导我们：“打仗是要死人的。我们的部队经过战火的考验，培养了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战士，这些战士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轻易死人。我们的干部要对战士负责，如果歼敌三千，自损八百，干部既要受歼敌三千的表彰，又要承担自损八百的责任。‘百团大战’从局部看，我们一些部队确实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役，整个华北战场来说，我们获得了胜利。八路军狠狠打击了日军，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打破了投降派的幻想，使全国民众树立起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战役的得失我们大家是算得出来的。我们师的战斗力暂时受到了损失，只要我们相信中央的决策，相信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的队伍就一定能够发展。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一五师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南昌起义后没得多少人；一二○师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那是两把菜刀起家的；我们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鄂豫皖时期也就是一支撇把枪开始闹革命的。我们现在要比那时强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和光明，要坚信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刘师长深刻透彻的讲话，使我们学员为之折服和振奋。
刘伯承师长生活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基层部队和战士门聊天，询问战士的家乡情况，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记得我在师轮训队工作期间，刘师长下部队检查工作，路过我轮训队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请师长住下，第二天再回师部，师长答应了。当夜我和刘昌义争着让师长在自己的房间就寝，师长最后说在我房里休息，还闹得刘昌义满肚子不高兴。
太行山的冬夜寒冷，房内的土炕烧得暖融融的，我和师长并头躺在炕上聊天。师长亲切地问我家乡的情况，家庭成员和参军后的情况。我从放牛娃一直谈到当红军，从鄂豫皖斗争谈到川陕根据地，又从长征谈到打鬼子。师长不停地询问，几乎了解了我的全部身世。我那时年轻瞌睡大，也不知什么时候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师长拍着炕沿把我叫醒继续聊。我迷迷糊糊听到师长喊：“小秦，小秦，唉，年轻人就是瞌睡大哟……”
也许从这晚上，师长更熟知了我。
记得有次，师长同我聊天问到我们轮训队的情况：“小秦呐，我看你和刘昌义在一起搁伙还不错哟。昌义那是个炮仗子脾气，一点就着的，好多人都和他搞不来，你是哪样弄的哦？”
我说：“师长，你是冇看见，我们有时候也干仗的。不过，我们很熟了，自打参加红军就在一起。要是原则问题我也不让的，要吵就吵，要打就打，过两个钟头就冇得事了。不是原则问题，我就让着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原则问题呀？”
“嘿嘿，你的名堂不少，也不省油哦。”
我真的没有明白师长的意思：“师长，么事不省油啊？我们点灯用油很过细的哟！”
师长大笑：“哈哈哈哈，小秦呐小秦，和昌义搁伙有时候是要装糊涂，你行，你行的。”
刘师长平时对部队要求严格，政治、军事、纪律等工作抓得很紧，作为一师之长，他有“慈不掌兵”之说，对中高级干部要求更为严格。他经常说：“战士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他，战士的错误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是有限的。可我们干部就不一样，一个干部的错误可以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战场上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我们一个干部的责任之大就在于此。”
师长是首长，对我们要求严格，当年已年近半百，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辈。
一个冬夜，我去师部办事，天色已晚，师长让我在师部留宿，在师长的外屋，我和师部的几个警卫员搭地铺躺下。屋内生了一盆炭火，师长未睡，不时替我们掖被子，又往火盆中添加木炭，屋里暖烘烘的，几个警卫员都进入了梦乡。换了新地方我睡不着，就眯着眼睛端详着刘师长和李达①参谋长。师长拿起我脱在铺头的棉鞋看了看，就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又出来了。他一手拿着我的鞋，一手拿着针线包，原来他看见了我的棉鞋破了。那是头几天晚上睡觉时我将棉鞋放在火边烘烤，离火太近，不小心将鞋头烧破了，这两天穿起来还露着脚趾头。
师长坐下，挑亮了油灯，要穿针引线为我补棉鞋。
“唉，眼睛不行了呀！”师长叹息道。
李达参谋长马上接过棉鞋：“我来，我来吧！”
师长将我的棉鞋递过去：“这个小秦呀，穿鞋像吃鞋一样，这，都张口了，会冻坏脚的。”
李达参谋长剃了个光头，架起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裹着棉大衣，盘腿坐在那里，像个老妈妈似的一针一线替我补棉鞋。
灯光伴着红红的炭火，师长在看书，参谋长在替我补鞋，这是一幅多么祥和的家庭图画呀。离家十多年了，早已忘却了家庭的温暖，那一刻，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口，我悄悄地拉上被子蒙住头，幸福地流着眼泪。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戎马疆场的多是男儿的事，战斗部队里清一色是男性。师部机关有不多的几个女兵，就显得与战斗部队不同了。
我在轮训队当教导员，常同刘昌义一起去师部公干。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我俩同师部一些部门的人都混得挺熟。师部财务室窗下有一排拴马桩，我和刘昌义的马总是拴在那里。几次抬头都看见窗内的那位女兵，后来知道她姓王，是师部的会计。王会计是个腼腆娴静的姑娘，不太大的眼睛总是羞涩地低垂着，长长的睫毛却透着妩媚，齐耳短发、黑红红的脸庞更显女军人的英姿。同样是粗布军装，穿在她身上就不一样，扎上腰带，打起绑腿，那身段显山露水，虽说不上漂亮，但也惹人注目。由于我们经常来，熟络了，见面打个招呼，她也大方了许多。
有次我将原缴获的日本望远镜送给了王会计，她非常高兴。王会计也经常将柿饼、黑枣、山核桃塞给我。一来二去，双方都觉得心里有了点什么。那时山西老乡不吃鱼和鸡，因此鱼和鸡也很便宜，师部买了一些物资，准备过年。我和刘昌义去师部开完会正准备返回，王会计叫住了我俩。她羞赧地递给我一只鸡和一条鱼说：“我的津贴不多，这是特意为你们买的。”
我极不自在地接过她递来的东西。
刘昌义哈哈笑着对王会计做着鬼脸说：“这不是给‘我们’买的，是给秦懋书一个人买的吧？”
王会计羞红了脸，头也不敢抬，转身跑进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的心“扑通”乱跳，提着鸡和鱼不知如何是好。
刘昌义一路拿我开心，咧开嘴，哈哈笑着，露出他那被枪弹打豁的牙齿：“秦懋书，你俩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不用瞒我，想要娶媳妇，轮训队当不了这个家，这是要报政治部的。我看你还是先跟师长说说好。”
我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昌义，这事我怎么好开口对师长讲，你能不能帮帮忙，替我去说说？”
“是你娶媳妇，又不是我，还是你自己去吧。”刘昌义戏弄我说。
“帮帮忙，伙计，我不好说这事。”我恳求刘昌义帮忙。
刘昌义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去师长那里。
去师部办事，我俩决定向师长报告此事。见师长坐在小靠椅上看书，就向师长敬了个礼。师长将我俩让进屋，问道：“有啥子事？”
我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
“有啥子事，说嘛！”师长让我们坐下。
刘昌义吃吃地笑着。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
“你们俩个搞啥子鬼?刘昌义你说呀！”
刘昌义憋不住了，咧开他那负伤的豁嘴，呵呵笑着，涎水顺着嘴角淌了下来：“秦懋书的事，让他自己说。”
我心里暗暗叫苦：关键时刻，昌义呀昌义，你这家伙不帮忙了。
“小秦，啥子事？你说。”
我的脸像血泼了般的红，嗫嚅地说道：“我，我想结婚。”
“结婚？找婆姨？哪家的婆姨？”
“师部的王××会计。”
“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师长霍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回身道：“小秦呀小秦，你伸手在胯裆里摸一下儿，看卵子长好了没有。你才杀裆（没穿开裆裤）几天，就想找婆姨。我说你，简直是乱弹琴!”
我窘迫得无地自容，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师长手叉着腰说：“要结婚，我定的规矩是‘八五二八团’：参军满八年；入党满五年；年龄满二十八岁；团级干部。你哪年当兵的？”
“1930年。”
“唔，是老兵了，哪年入党的？”
“1933年。”
“也够了。嗬，是团级干部，这也没得错。多大年龄？”
“二十五（我报了虚岁）。”
“乱弹琴，还不到年龄，着啥子急嘛，再给我等几年，还怕找不到婆姨？”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听着师长数落，真难为情呀!
从此，我躲着王会计，每次去师部，拴马的地方离她的门老远老远。
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和学习有三年多的时间，我时常受到师长的关怀和教诲，也不时领受师长的批评。我仰慕师长的雄才大略，博学多才，我更感激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师长无数次的关爱，在我心目中他是我永远的老师和尊敬的家长。
1943年，我离开太行一分区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师长那时也在延安，我时常去看望他。后来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在中原军区工作，自1944年11月离开延安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敬爱的刘伯承师长。
80年代初，我出差北京开会，特地探望装甲兵林彬②副司令员。老战友相见格外亲热，话今叙旧，我俩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从红军时期谈到抗日战争，回忆太行的烽火岁月，我们谈到最多的就是敬爱的刘伯承师长。离开首长多年，十分想念，我对林彬说：“宗存，帮我联络一下，我们一同去拜望刘师长吧。”（多年来，一二九师的将士们都习惯地称刘帅为师长）
林彬沉默了好久，最后为难地说：“算了吧，懋书，刘师长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也不好，眼睛几近失明。原一二九师的一些同志去探望他，他就激动，这对他身体不好。前不久，我们几位同志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们离开，满眼泪水，一激动病就犯了，医生也劝阻。我们后悔，真不该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十分难受，多年的心愿不能了却，与敬爱的师长同在北京却不能相见，不免叹息万分。几年后刘伯承师长与世长辞，他也带走了我们这些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战士的思念与挂牵，我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刘师长而终身遗憾。
在战争时期跟随刘伯承师长的日子不算长，可师长对我的关怀与教诲让我一生受益，我们的刘帅——一个真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形象一直矗立在我心中，他是我永远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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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达（1905—1993），原名李德三，陕西眉县人。1925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第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    林彬（1916—1995），原名熊宗存，安徽金寨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方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十八兵站三分站教导员，绥德兵站办事处政治委员，军委经济建设部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挺进支队司令员，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坦克学校校长，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