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慕家塬战斗



靖边县城解放后，红军主力在李家岔一带集结。刘志丹基于敌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南线的这一错觉，出其不意地率红军主力兵团于7月10日东进到绥德县小理河川三皇峁地区，令红二十七军红二团隐蔽待机。

12日，敌四四九团第1营的一个连到王家沟侦察时，与我军遭遇。敌人怕被消灭，溃逃到三皇峁的柳村疙瘩乌龟壳里，凭借寨内机炮连和营部的火力及其坚固工事顽强抵抗。

志丹决心歼灭该敌，命令我军各部从西、南两侧发起攻击。于13日上午10时攻占柳村疙瘩制高点，毙敌70余人，缴枪30余支。正要准备消灭三皇峁之敌时，敌八十六师张廷芝骑兵营偷袭我军后侧，接应被围歼之敌，置我军于腹背夹击之势。在不利于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志丹命令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转移到秀延县一带隐蔽待机。

7月17日，前总获悉敌五O一团一营和五O二团三营及张廷芝骑兵营到高家塌地区抢劫粮食及百姓财物这一消息后。志丹当即命令红军主力急行军歼灭此股敌兵。在我军猛攻猛打下，歼敌一个营，击毙、击伤、俘敌共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8挺。残敌逃回囫囵山寨。

8月1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清涧县袁家沟、花岩寺一带，同时组织精干突击队秘密穿插到吴家坡地区以歼灭慕家塬之敌。守敌是晋军二O六旅四一二团的1个连，与宋家川、幸家沟、郭家沟之敌遥相呼应。

前总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强攻慕家塬之敌，以此调动宋家川、幸家沟、郭家沟之敌前来增援。命其余部队分别设伏，全歼3路来援之敌。

8月10日拂晓，我军按计划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攻克了慕家塬碉堡，歼灭了守敌1个连。我步兵三团团长王世泰在强攻时负重伤。与此同时歼灭了三路增援之敌计1个营、2个连，共歼敌6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支。这一仗拔除了敌在这一带的钉子，解放了当地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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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点打援定仙墕



敌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晕头转向，错误地判断我军主力要北上与神府红军会合。于是慌忙在黄河两岸调兵遣将，增兵布防，妄图与我军主力决战。

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调头南下到绥德县城东新庄一带隐蔽集结，甩开了敌主力，决定在定仙墕一带围点打援。

驻定仙墕守敌是晋军二O六旅四一二团1个营，被我游击队，少先队包围已久，处于弹尽粮绝之困境。只要缩小包围圈，就会迫使敌派援兵解救，而我军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总部决定红二十六军二团主力在王家新庄东北构筑工事，抗击增援之敌，阻止他们与定仙墕守敌会合；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六军三团在老舍窟疙台一带待命，看信号出击；红二十七军一、二团隐蔽在马家墕、井儿墕、刘家洼、寨沟一带，见信号出击；第二五纵队和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

在志丹卓越的指挥艺术调动下，敌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马延寿率第六团，渡过黄河，沿西岸而下，宿营于枣林坪，进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中。

8月24日10时，敌军稀里糊涂行进到定仙墕附近，当进到石墕疙台山腰时，被红二十六军二团以强大的火力堵住去路。这时前总发出总攻信号，各伏击部队当即遵照作战方案猛扑敌阵。

敌在惊慌忙乱中用迫击炮、轻重机枪拚命向二团阵地进攻，妄图突破我军防线，与定仙墕之敌会合，避免被我军一举歼灭。前总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派一连堵截敌退路，令预先编好的突击队以及由红二十七军二团团长路文昌、政委李宗贵挑选的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插入敌团部指挥所，以破坏其指挥体系。顿时，丧失了领导中枢的敌军就象无头苍蝇，乱成一团，各自逃命。

在我军三面冲杀下，敌军被逼到距山下不到5公里的绝路上。激战到14时，战斗结束，全歼该敌。

这一仗，毙、伤敌副团长齐梅英等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长短枪1500多支；骡马80多匹及其他军用物资。

定仙墕的围点打援，开创了陕北红军在一次战斗中歼敌1个整团以上兵力的纪录。这次战斗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侦察周密、判断正确；兵力使用得当，战场选择理想，火力配备严密。

战斗中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发挥了我军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的特点。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力量，使敌人耳目闭塞，糊里糊涂掉进我军预设的陷阱。

这次战斗时间短、伤亡小、缴获的军用物资多、俘虏的敌官兵也多。此仗使敌如惊弓之鸟，一部分龟缩到黄河东岸，部分回宋家川、枣林坪、石堆山、绥德县的三十里铺等堡垒中。这一仗巩固了我后方根据地，对我红军下一步在南线歼灭东北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仗，是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最大的一仗，最后的一仗，也是准备粉碎敌第三次“围剿”的良好开端。

这一仗，说明了陕北红军的成长、壮大和战略战术思想的逐渐成熟，这是我们从战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适合陕北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的正确而娴熟的运用。

在粉碎敌人对我陕甘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全过程中，刘志丹同志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事实证明了他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战术之英明、正确。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卓越的领导才能，身先士卒，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赢得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的衷心崇敬和爱戴。

“正月里来是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了横出，一心闹共产。”年年月月唱至永远的民歌，表达了百姓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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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和胜利的陕北红军



在总结定仙墕“围点打援”的会上，志丹首先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我们运用了中央红军和其他地区兄弟红军的作战经验，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法，在有把握的时候，就坚决歼灭敌人。如马家坪、延长、兴隆寨、李家塌、靖边、柳树疙台、慕家塬、定仙墕的战斗。在把握不大或者要付出太大代价的时候，就暂时放下这股敌人或者把它孤立起来，等积极地创造好条件再消灭它，象甘泉、三皇峁、瓦窑堡那样。

其次，他强调：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将一事无成。为什么开始搞武装斗争时，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或懂得不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们特别立了法，三令五申要爱护群众的一针一线，解除劳苦大众的痛苦。为群众谋利益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我们陕北红军，就这么一点力量，一切都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先打敌设防严密、有充分准备的瓦窑堡、清涧等城镇，真要如此去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胜利结果。事实雄辩的证明，我们必须量力而行，行而有利，由小到大，一口一口的吃掉敌人，这才符合陕北的实际情况，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四，在集中红军主力成为拳头力量的同时，一定要放手发展游击队，建立健全赤卫军、少先队等各种群众性武装斗争组织，以适应苏区内外斗争的需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证明，既要不失时机的组织实施歼灭敌营、团兵力的战斗，又要充分发挥地方及群众武装力量的作用，去袭击骚扰、围困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建立新的武装力量。

只要多方牵制敌人，就能把敌人大量兵力分散、分割，由强变弱；而我们自己的有限力量却能灵活调动，由分散到集中，由弱变强。这个窍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敌人逼出来的。在发展壮大红军主力的同时，给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以参战的机会。当然要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还要给他们必要的武器和训练，使他们逐渐成熟、发展、壮大。

第五，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前提。

遵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我们制定了红军出击作战的路线。又在苏区党、政、群的全面配合下，制定了各个战斗、战场的互相衔接和连续作战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从5月1日到8月下旬，我们歼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8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

战斗中，红军主力由第二次反“围剿”初的2100多人发展到约9000人；游击队由1500多人增加到4000余人。

解放县城六座，包括东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南至淳、耀，西至环江一线，北至长城边（包括横山所属的石湾）的800里辽阔地区的广大农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使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农村大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格局。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而且将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都是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第六，我们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好汉。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将来过上好日子，不怕苦不怕死，什么都不怕。有的同志病得很重，有的负了伤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有的部队吃不上饭、住不上房，毫无怨言；有的部队在急行军或连续战斗中做到不掉队，不丢装备弹药。全军没有一个临阵当逃兵的。我们的官兵亲如手足，见危险，人人抢着上；遇困难，人人争着帮。在打扫战场时，从未发现有一个伤者没被救援，有一个死者没被安置。有这样拖不垮打不烂紧密团结的钢铁队伍，世界上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人民将永远铭记：翻身得解放，是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第七，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山多沟深，树深林密，道路崎岖，村庄小而分散，有利于红军隐蔽，有利于保密，便于采取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术，使敌人很难探明我们的虚实。再则我们是轻装，如此地理条件，可发挥我们行动神速敏捷的特长，出奇制胜。如歼灭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晋军马延寿部第六团等战例，都是和选择了理想战场有很大关系。滚滚大河上下，万里长城内外，绵绵黄土故乡，子孙永沾恩泽。

志丹最后指出：我们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决不允许有任何麻痹大意，决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还要准备打更大更艰苦的仗。胜利一定属于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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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

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华北地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继续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

敌人第三次“围剿”是以东北军张学良为主力，以陕北苏区为重点，以南线为主攻方向实施的。“围剿”运用了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打法。先后动用了兵力达十多万人。敌部署为：苏区的东面是孙楚部的三十三旅及七十一师二O六旅，七十二师二O八旅；北面是高桂滋八十四师和高双成八十六师；西南面是三十五师冶成章一O五旅和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一O六师、一O八师、一O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七师和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的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团；西北面是十五路军马鸿逵的三十三骑兵团；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一O七师、一一O师和一二九师。

当时我陕北革命武装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曾命令红二十五军留守鄂、豫、皖根据地，但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辗转西行到达陕南，于1935年7月中旬开始北上。当时刘志丹奔袭横山没有奏效，决定返回安定革命根据地。途中接到西北工委关于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通知，便亲自起草了《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魏家岔召开了干部会议，号召西北红军各部队向二十五军学习建军、作战、作风等各方面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行动。号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在缴获胜利品、吃粮、住房等方面，都要本着先友后我谦虚相让的原则。如果由于红二十五军人地两生、风俗习惯不同而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应该主动承担向群众做解释的义务。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第二天，西北红军就赶到了驻地。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的石油沟召开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大会。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讲了话。会后志丹组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到红二十五军参观学习。

在“统一红军力量，统一指挥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旗帜下，9月17日，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约9000人，而西北红军7000人。

红八十一师辖二四一团及二四三团。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宗贵。下辖5个营，第一营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第二营营长贺吉祥，营政委贺大增；第三营营长李玉亭，营政委薛翰臣；第四营营长袁广发，营政委高维嵩；第五营为少共营由18岁以下青少年组成，营长杜娃，政委王学礼，还有经济员白斌雄。全团2500余人。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下辖两个营，一营长孟寅生，二营长李学臣。全师计3500余人，装备较好，每连配备轻机枪6至9挺。大部分武器是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高桂滋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还有一部分是缴获晋军的武器。

这时，我苏区南线之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已突入，开始了“围剿”。该军所辖3个师，除一O七师驻守洛川，六一九团及六O二团共4个营的兵力守备、警戒甘泉一线以外，军长王以哲率一一0师、一二九师（该师的六八五团留驻甘泉）及军直属队、特务营全部进驻延安。这股敌人对苏区威胁最大，只有首先吃掉他们，才能保卫陕甘苏区。因此，志丹同志力主红军主力南下，集中兵力打击东北军，以佯攻甘泉之势，诱延安增援之敌，拟于大小劳山地区歼灭之。敌兵途经之湫沿山不设伏，以防其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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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苦战劳山战役



师部命令二四一团主力进驻洛河川关家沟一带，集结待命。二四三团进驻甘泉北五里坪附近。我们很快控制了甘泉城周围的制高点。10月1日，得到敌人1个师的兵力从延安出发向甘泉增援的情报，军团部通知师部要我团埋伏在白土坡的背山一带，徐海东军团长亲临我团阵地当面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介，在白土坡一带把敌人堵住。一定要坚持1个小时左右，使兄弟部队能突然出击而歼灭之。如果一旦援敌与甘泉之敌会合，就会失去战机。你团的任务关系到能否打赢这一仗。最后他严肃的问：你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团长刘明山和我坚决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我们在抗击的地段详细查看地形地貌构筑野战工事，开展战前的政治鼓动工作；营、连干部反复观察地形和出击的路线，熟悉作战方案。

从甘泉向北是一条狭窄的川道，东西距离200多米。川道里有公路直通延安。东面山势高，遍布森林，荆棘丛生，行动困难。西面山势低，是白土坡的背山，行动方便。若埋伏在沟渠中，不易被敌人发现。只要利用沟渠隐蔽，就可以接近敌人。由甘泉至延安公路旁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入洛河的1米宽、1米深的小溪，大小劳山就在白土坡以北地区。我团指挥所在白土坡背山上。

10月1日下午3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团设伏地段，明山和我在山头上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分析着敌人的战斗队形和行进速度。敌纵队拉得很长，又散又乱，可能是走了60华里路，湫沿山至大劳山之间又无敌情，从而戒备松懈，麻痹大意。

让过敌人尖兵后，我命令参谋齐渭川瞄准敌前卫指挥官开枪，他谨慎地说：第一枪是攻击信号，打早打迟对整个战斗都有直接影响，只有你们团首长才有这个权利。我认为有道理，接过捷克式步枪瞄准敌骑马的指挥官打了一枪，他应声而倒。刹时我团冲锋号声，指战员的喊杀声震撼着山谷、河川。第一、三营紧随我们直扑敌人，正面展开了浴血争夺战。高岗没有通知团部独自率领二营上了东山。

由于敌人纵队拉得很长，受到打击后本队和后卫队占领了东西两面一些山头，居高临下，构筑野战工事；并以火力严密封锁川道，企图用胜我数倍的火力杀开一条通往甘泉的血路，欲从此路逃生。敌密集的火力瞬息间把我军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们硬是用自己的鲜血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城墙。干部战士105人英雄献身！三营政委薛翰臣、连长栾新春、杨玉清、谢四娃、吴国富等同志牺牲时年仅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4岁。至今想起，都好一阵痛惜。

18岁的连长栾新春在冲锋时被机枪打穿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我命令他撤出战斗，他坚决不肯，强忍着剧痛，用绷带敷住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傍晚，彻底消灭了敌人才瞑目。一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指导员马光厚等300余名伤员坚持不下火线。

就在部队前进受阻的时刻，刘志丹和贺晋年率领警卫员、传令兵，甩掉上衣直向西山冲击。贺的警卫员张有才不幸牺牲。志丹的警卫员阎应娃——原一团一连连长，作战勇敢，绰号“冲锋老阎”，也倒在战场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杨森率领七十八师从西山上打下来，贺晋年伺机从侧面打了进去，敌人被压在劳山镇。我团第二营从东山上压下来。七十五师也由北面压过来。至此，我团已整整抗击了5个小时，超过规定4个小时。到黄昏战斗结束时，全歼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O师两个团和全部师直属队，另一个团留在延安南三十里堡，后逃回延安城。敌师长何立中被击伤后逃到甘泉，不久死去。

劳山战役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场大仗、硬仗，也是我西北红军第一次与自恃武器精良，不可一世的东北军交手。红军指战员坚韧顽强，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消灭了东北军的一支精锐何立中部，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粉碎了东北军不可一世的神话。

劳山战役虽然是红军战史中一个典型战例（贺晋年、李赤然和刘明山曾有专题著述），“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想通过战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采取一箭双雕的卑劣手段：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削弱西北红军主力。否则，为什么给我二四一团的抗击任务是1个小时，实际上却抗击了5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曾质问过：为什么要延续我们抗击时间？回答是：向导带错了路。伏击战是予先规定了地段、时间、接合部、讯号等，不可能存在“向导带路延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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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悲剧的重现



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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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桥战斗



榆林桥守敌是高富源指挥的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羊泉原战斗后，他们驻守此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所据地形易守难攻。东面紧靠东山制高点，我军虽已攻占，但不利于扩大战果，因敌人在西城墙的火力完全可以控制从东山向下攻击的部队。靠西面洛河相隔，东西两面火力完全可以封锁我进攻部队的前进道路。北面是从甘泉向南的公路，公路左侧的魁星楼是敌人一个居高临下的支撑点，一个营用轻重武器配备在此地段。南面是通富县的公路，是不易接近的开阔地。在我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敌人都配备了严密的火力，构成火网。

军团的战斗部署是：七十五师攻占东山，攻克制高点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取榆林桥，七十八师占领西山，攻击敌西城墙，八十一师从北面沿公路相继夺取魁星楼支撑点。

10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七十五师首先向东山发起攻击，占领东山制高点后，由于前进的攻击地段全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部队数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西山攻击部队，由于东山受阻，没有渡过洛河的机会。这时，天已大亮，军团长命令八十一师沿公路、依靠东山的起伏地形，接近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附近。由于敌人防守火力密集，在距该地300米左右的隐蔽地时，师部命令我团停止前进。贺晋年到临时指挥地点观察地形和敌人火力配备等情况。我也立刻来到前沿。此时贺正拿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他弄清了敌人火力配备、选定了我军进攻路线后，高兴的不得了，低声商量：“老李，咱们拚一死战，就能夺下魁星楼制高点，打开一条东山部队进攻的路线和西山及北面部队的道路。我掩护，你带二四一团攻击”。

“但部队人多展不开，会误事。最好由一营一连担任第一梯队的攻击任务，连长路智川，作战勇敢，行动神速。”

“好！你立即去组织攻击部队，完成后以包头的白毛巾左右摇摆为联络信号”。

我和才由二十五军派来4天的叶团长，利用紧靠东山1、2米的隐蔽地集结攻击部队，给王思温营长，薛毓瑞政委，路智川连长交待了攻击任务，严肃命令：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如果畏缩不前，严惩不贷。

贺晋年看到我们发出去的信号后，端起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把敌人搞懵了。我乘机带领路智川的第一连猛冲过去，跳进敌人的工事，展开了白刃战。只用了1、2分钟就打开了缺口，为掩护北面部队的攻击开辟了道路。此时第二梯队已紧跟上，我们边打扫战场边重新组织攻击队伍。不幸，叶团长在观察西城、南城、北城和榆林桥街道时，被敌人从隐蔽的房屋中射出的轻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以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埋葬他，并立碑于榆林桥东山根，以示永远的纪念。

战友的鲜血激怒了全团指战员，乘敌混乱，我们猛扑向榆林桥街内敌人占领的居民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夺取了北半个城区街道。这时东山、西山的攻击部队乘胜攻下南墙并堵住了向富县逃窜的溃敌。我团二营营长贺吉祥带领部队由北向南冲进街道。这一仗歼灭了高富源率领的4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和其它战利品。

这次战斗中，友军俘虏了高富源。军团根据军委的指示派专人将他护送到瓦窑堡。经短期启发训练后，由我团派干部将他护送到富县茶坊，转回到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高富源从此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执行者，在“双十二”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八十一师进行了彻底改组：师政委张达志调军团部任民运部部长；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转到地方工作，团政委李宗贵调师部负责党务工作；二四三团政委王国昌转地方工作，该团两个营长孟寅生、李学臣下落不明。连排干部大部分进行了撤换。

随干部的调动，兵力武器也进行了调配。二四一团所属五个营被调走两个营。我团的装备原本比较精良，一色捷克式轻重机枪、步枪，后每连调出三挺轻机枪，重机枪则全部调走……

原七十八师的许多党政军干部更加不幸，竟遭到屠杀、活埋的残酷待遇！

在革命根据地被“围剿”的险恶形势下，陕北红军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就这样几乎被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究竟谁对谁错，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才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力量都是被他们这样葬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应该对造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事实负责。他们又在重演中央苏区的悲剧。这场政治“黑雾”，使我第一次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从未有过的苦恼之中。但作为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天职。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并尽力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安定工作。

事后我了解到，许多安排都是新任八十一师政委的主意。在师部驻甘泉以南的窑店子村时，他曾派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监视我的行动。在共同艰苦的斗争中，这两位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逐渐了解了我，信任了我，并尽力帮助我。我不计个人恩怨，义无反顾的遵照志丹曾对我们的要求，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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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

(1935.10——1936.11)

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辗转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三师和六师的4个骑兵团，在白风翔指挥下，尾追而来。毛泽东决定把敌人诱到吴起镇，割掉这个长征途中的“尾巴”。第二天，他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并亲自指挥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敌1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六七百人，缴获战马1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痛痛快快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多的长途征战，风餐露宿，兵力损失达百分之九十，除了弹药，部队给养十分匮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正是隆冬，可是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有的光着头，赤着脚，有的戴着缴获来的钢盔。

边区人民看到长征过来的红军那样瘦弱但却坚韧不拔，都十分感动和钦佩。整个苏区都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赶做棉衣。没有棉花就用羊毛、驼毛代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制出中央红军七八千人的冬衣。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使许多幸存的原红二十六军和原红二十七军的指战员又回到了战斗岗位。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任命我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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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首捷直罗镇



吴起镇战斗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当时国民党有6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根据地南线进犯。东面1个师沿洛河川、富县大道北上。西面5个师是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O八、一O九、一一一师和一二O、一O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一带夹击我军。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给敌人布下“口袋”阵。

11月下旬的一天，毛、周、彭在下寺湾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他的教诲。

毛泽东详细的分析了敌人的态势以及我们的打法，并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接着他讲了《水浒》中林冲在柴家庄打洪教头的典故，风趣地说：“林冲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后退两步，让洪教头暴露出他的弱点，然后乘虚而入，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林冲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主力。”

周恩来也讲了话，他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最后彭总严肃地向各参占部队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会后，毛、周、彭亲自带领我们观察了直罗镇的地形。

当时的直罗镇是个只有30余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由西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东面有座古老的寨子，里面房屋倒塌，但石头砌成的寨墙大部分仍然完好。镇北面有一条小河，毛用望远镜仔细察看了镇子周围的山山岭岭，微笑地对我们说：“嗯！这是个打伏击战、歼灭敌人的好地方！”他还给每个部队指点了埋伏地点和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的出击路线。

按照毛、周、彭的部署，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集结待命，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们都深入到连队，作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同志们决心打好这一仗，作为会师的见面礼。

11月20日前后，敌东北军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果然带1个师部和3个团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窜到直罗镇来了。当晚，毛、周就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天拂晓，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岭，把敌人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沟里。不到两小时，就攻下敌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人被歼，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逃到镇东那个小寨里，妄图负隅顽抗。这时传来了毛、周的指示，留小部队围攻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追击黑水寺方向的援兵。在追击战中，敌董英斌的一O六师被击溃，一个团被消灭。晚上牛元峰部队欲突围，结果大部分被我俘虏。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敌一O八师、一一一师闻讯后迅速逃入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泉原的一一七师也退出富县，龟缩到洛川境内。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说，直罗镇一仗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举行的一个奠基礼。从此，陕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11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东征。不久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会合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应该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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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命东征



1935年冬，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正担负着围攻甘泉城的艰巨任务。在直罗镇战役前，我师直属队和一、三团就进入阵地，配合直罗镇战役，牵制敌人。该战役取得胜利后，我部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准备在甘泉城的西北角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原计划地道应挖到制高点中心，但因缺少测量仪器，爆炸未能成功的发生在制高点中心，致使隐蔽在坑道附近的攻城突击队员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七连连长吴虎峰就在这次攻城中牺牲。甘泉城虽经反复强攻未克，但已被我军重重围住，城中守敌处于绝境。

不久，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决定传达到了部队，我们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议。

八十一师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主老财都有深仇大恨。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毫无怨言的随时准备用生命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而对于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就不太理解了。为国和保家不能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却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内愿意抗日的分子，这个弯子一下不好转。

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向指战员解释“国亡家何在”的道理：讲日寇如果侵占了中国，人民将会沦为亡国奴；没有了祖国，哪里还有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保卫住国家，也才能保卫住陕甘苏区。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家乡，而且要解放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如果能联合起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才能尽快的彻底打败他们。经过学习，指战员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深感肩负的抗日救国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伟大的东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3000万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屠杀蹂躏，并揭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中国同胞互相残杀而便于他从中渔利的阴谋。为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救国的诚意，总部命令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开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准备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向甘泉被围的东北军表示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O师各一部，共约1000余人。我师围困之70余天，他们只能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依据空投的干粮，苟延时日。红军主动撤围，把枪口对日，使甘泉城内濒临绝境的东北军得以幸存。

东北军及其家属亲眼看到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发表，以及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亦有触动。后东北军、西北军减少了与我军磨擦，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停战的局面，这对于我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是有利的。

八十一师到达甘谷驿集结后，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了驻守黄河东岸的反动军阀阎锡山部的防务情况。

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反动军阀阎锡山，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反共的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他慑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假惺惺的提出了一个所谓“守土抗日”的口号。实质上“抗日”是假，“守土”即保持自己的地盘是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心领神会，曾派晋军去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竭力进攻我陕北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阎更是以反共为当务之急。他调集了10万兵力，沿黄河东岸构筑碉堡；岗哨林立，以强化河防工事。夜间派巡逻队，封锁渡口，断绝东西交通。阎匪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了极端反动的灭绝人寰的措施。他在沿河各县，驻扎“防共保卫团”，宣布凡遇共产党嫌疑者，可先斩后奏，每杀一人，赏洋百元。有些穿着红色腰带或携带红色物品的人，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白色恐怖笼罩着沿河各县。敌人妄图以此高压政策来慑服人民，以隔离我军与河东群众的联系。阎倚仗他的反动政策和黄河天险，大吹大擂，称河东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红军越不了雷池一步。

红军东征的任务是非常光荣也是极为艰巨的。出发前夕，针对部队从未渡过黄河，从未离开过家乡等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诸如有的同志怕负伤后不能转回苏区，有的怕牺牲后遗体不能运回家乡等等。我们用活生生的事例启发教育：红一方面军离开苏区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北，都是为了革命而离乡背井。他们的模范行为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又向指战员宣讲东征的伟大意义以及当前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暴行迫切要求抗日的有利形势。从而提高了觉悟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东渡黄河歼灭阎匪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决心发扬敢打敢拚的传统，去打开奔赴抗日前线的通路。

中央早已组织力量在延长、延川、清涧等地黄河的河川里加速修理和赶制船只、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以及其它物资。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动身，经王家洼台段家河到延长。2月初，在延长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参加东征的部队进行动员。说明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司令部由司令员彭德怀负责，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长黄克诚。参加东征的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共编为左、中、右三路军。渡河前八十一师属右路军建制。

为加强八十一师领导和健全各级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贺晋年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宗贵为政治部主任，张树才为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并派来大批经过长征、具有丰富建军、作战经验的同志，如谭冠三、田文尧、刘锡山、谢理顺、方国安、罗元炘、周凯东、胡保顺、林宗昭、康玉林等。建全了司、政、后、保各级组织，加强了各团的领导力量。同时，又派来了在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学习的吴士芳等同志，随军做开辟新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