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李云龙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勋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李云龙

　　第08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习仲勋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李云龙

　　●随军西征前后

　　习仲勋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辟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习仲勋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勋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困乏，是他兴奋不已。

　　五月三十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习仲勋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习仲勋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勋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勋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习仲勋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打开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军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意识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习仲勋在环县工作期间的中心任务。环县因为处于甘肃和宁县两省交界地带，故社情十分复杂。当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十几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和领导。他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四十多人，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止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优良作风，这一特点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有结交广泛。习仲勋和这位店掌柜很快建立联系，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勋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表扬了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消灭封建剥削与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展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极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

　　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勋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习仲勋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勋就此事评赞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李云龙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习仲勋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勋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勋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这是习仲勋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勋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勋，习仲勋。

　　使习仲勋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勋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复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习仲勋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勋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赞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勋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勋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云龙

　　●在守边去南大门

　　习仲勋曾说过，他一生两次受伤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后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窑洞约见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的决定，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行前，细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特意会见习仲勋等人，交代说，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行军除了走山路、钻梢林外，还因为沿途有国民党设卡搜查而艰险异常。习仲勋曾回忆说，第二次下关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工作过的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武及牛汉山、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十余人。途中每天都会遇到敌人，要经过敌人封锁线。是在下关中的路上过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张策在六十年后写的《我的历史回顾》中也生动描述了他们在赴关中途中发生的险情和趣事。他写道：

　　“我们一行十余人，大部分时间夜行昼宿。一天夜晚，行至连家砭的山上时，我与交通队的负责人再走那条路上发生分歧。他说连家砭可能有敌人，要沿山岭西行。我想敌人是活动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们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敌人，我们即退回去也不迟，估计无大危险。后来争得异常激烈，他把枪都掏出来了，但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走。到了连家砭，果然没有敌人，这一下少走许多冤枉路。次日，我们到了宁县一个山沟村子里休息吃饭，突然闯进来数十名徒手的国名党军。我们判定，敌人就在附近，为了脱离险境，饭不能吃了，当即决定进山。正在此时，对面的塬畔上出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潮涌般向我们冲来，我们迅速钻进山林，敌人无可奈何退了回去。我们在沟内深处遇到一独户农民，吃了一顿羊肉糊汤，有向南前进。后半夜，我走到了正宁县五倾原子休息，天快明时又听到周围山上有人说话和走动。  大家有赶紧转移，从村的后山腰绕过去。我与习仲勋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后面就和敌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刘家店与我们会合。又经过一个夜晚的路程，我们到了旬邑县的七界石子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由于思想上有准备，终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十月初，习仲勋一行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张凤歧取得联系，并在深山中的桐树庄石门关开会交换情况。张凤歧向习仲勋报告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歧特别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严紧。但是我们还是恢复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习仲勋简要介绍了自己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环县工作的经过后说，现在中央派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特委分工张凤歧负责组织，张策负责宣传、统战，郭炳坤负责军事，陈学鼎身体多病随习仲勋活动。习仲勋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都要围绕战争活动进行。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歧到北线开展工作。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变化了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为了应付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习仲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队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一、县为单位整理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去、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灯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等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习仲勋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工作的有效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于是有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遭到关中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和斗争。六年后，习仲勋曾撰文记述道：

　　“关中党坚决地执行了九月会议的决议，到了四月间，既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乔、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在我们工作的新形势下，敌人有采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开展对敌人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这是赤水即有四个支队，淳耀有两个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四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十四个支队，近五百之众。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涨了。

　　双十二事变后，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十天之内，整个关中苏区都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到中央红军南下，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习仲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关中苏区的斗争生活，他写道：

　　“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新正和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歌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到了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李云龙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惊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勋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支，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勋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勋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勋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勋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赞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致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采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采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采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赞成赞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并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勋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勋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勋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勋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后来，习仲勋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李云龙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勋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勋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勋，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勋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托而来的。此间，习仲勋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勋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勋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勋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勋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勋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致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勋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勋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勋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托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得模范区域。”习仲勋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勋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勋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勋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勋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勋。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勋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勋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勋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系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身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勋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勋、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为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建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李云龙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了里

　　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地处子午岭南麓下的新正县马家堡，由于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的进驻，使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二十公里处，东北两面都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即易防守有利用撤退的小村寨。马家堡以东一里许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成，两村镇间时常有人员往返，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勋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七月，已是酷暑季节，但关中特区大部分分山区因被乔木林覆盖，温带季节气候特征非常明显，常常天上出现云朵，地面就有间断阵雨。当然，平常大多仍为晴朗的天气。七月上旬的一天，在数千里之外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消息传来，立即在习仲勋和关中广大军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演习，已有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继而又无理要求中国卢沟桥宛平驻军撤出防地。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忘。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七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发表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民族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由此屡遭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

　　全国出现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宣言的发表，使关中苏区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习仲勋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以此同时，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内更是一派繁忙紧张景象。伟大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给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七月下旬开始按国民党革命军序列改编。七月下旬，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工作。红军前总决定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一二0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仲勋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八路军总部和所辖三个主力师四万余名八路将士由陕西省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之前，习仲勋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以致在五十年后印象仍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那是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领导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和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此时，中国政治时局不断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日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特区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十五日，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先期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消息传到关中地区，习仲勋和广大军民无不欢喜鼓舞，更加坚定了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的信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将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十月，习仲勋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七百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选举习仲勋、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新的关中分委除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外还领导着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兼政治委员。

　　习仲勋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勋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中共关中分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而又不让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雇工、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是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勋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常常对干部们将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要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止、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勋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勋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勋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致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他同分委秘书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落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的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身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这一时期，习仲勋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习仲勋后来在回忆在抗战时期的关中工作时曾说过，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愈演愈烈。

李云龙

　　●旬邑事件前后

　　摩擦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从关中苏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为“葫芦把”，把关中苏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军事目标，进而侵吐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勋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勋在一九三四年曾讲过：“山雨欲来之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列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们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们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苏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勋至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勋名义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土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机苏区边境。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宁县也与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后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遂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在方镇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说有无线电台等物。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地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之际曾破坏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保卫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已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苏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反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有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荣校。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审时度势，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推驻旬邑县成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折，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成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推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军队杀害。

　　习仲勋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勋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歧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正职工作。郭、张未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勋主持分委紧急开会，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做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得打也是好的，只是推出县城仓促了些。鉴于敌人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须以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勋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概。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曾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勋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致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度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曾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我们动武为借口，而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同时，习仲勋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因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环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勋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再次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张凤歧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月，习仲勋、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正规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勋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陕甘边区摩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勋和与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因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掉了，还将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习仲勋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勋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李云龙

　　●摩擦迭起

　　进入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区、七个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日益严重的形势，是身处反摩擦浅显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勋，深感焦虑和责任重大。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领导分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习仲勋还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对策。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关中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反摩擦斗争的行动方案。报告写道：

　　“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的，又在其他地方曾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用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曾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亩者，即勒逼买枪支，增其所谓防共力量。”

　　习仲勋详细报告了敌人在军事上的准备情况后，有列举了顽军在政治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进攻的三个特点：一是特务机关有了增强和扩大密布之势。二是由特务机关加强，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致使关中分区目前处在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三是我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他进而分析了顽固派尚未发动大举进攻的原因：首先对方的军事还为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要再走准备。其次特务工作随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再次顽固派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习仲勋在强敌压境、条件极为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对顽固派军事政治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如此详细、准确、心中有数，实属不易，同时，他还能做到知彼知己，对关中分区自身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和估计，亦是难能可贵的。他分析说：一是关中“在地理上是一个突出部位，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系的，容易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是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三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

　　习仲勋在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后，在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摆正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变事变。我们主要策略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摩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础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之过去伦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的力量，已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报告最后就是关中分区目前中心工作任务作出四项安排：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粉碎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着该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及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的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的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来起。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巩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调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二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关中周围再次大量增兵，对边区安全形成极大危险。其将驻旬邑县保九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进行集中训练；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第三师以七个团的兵力驻近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十五、十六两日，其中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开驻职田镇和距马家堡仅十五里远的点头，兵力达一千余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十四日晚九时和次日四时，驻职田镇顽固派两次派出数十人进入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北门外捞池畔图谋滋事。被我哨兵发现后，提出抗议退回职田。习仲勋根据敌情变化，一面指令分区部队、民兵积极备战，提高警惕，坚决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写信、派人迎送“友军”换防的方式，对上层军官进行统战工作。二月十六日，习仲勋顽固势力增兵和分区统战工作再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书面报告。这时，他已强烈地预感到，同国民党顽固派一场摩擦与反摩擦的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习仲勋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党政联系会议。这是一次由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召集，有各分区书记、专员和各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总结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征粮和扩军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所号召的经济建设工作。三月四日，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先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度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摩擦饭的等是全国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摩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摩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刚从反摩擦斗争前线归来的习仲勋来说，感受格外深刻和亲切。这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再次之前不久，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习仲勋及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演讲，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从切身的革命实践中感到：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地说明，使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习仲勋顿时觉得心明眼亮，有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苦探索，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三月五日，习仲勋在联席会议上就关中分区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扩军征粮工作总结；二、在扩征中联系做其他工作；三、扩征任务完成后的工作中心方向。从报告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重重围困之下，仍圆满地完成了九千九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超过了四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今已入库九千九百四十八石三斗四升，还有四石多未入库。扩兵原定两百人，完成六百四十二人，超过四百四十二人。这些也还好，有一百零七个党员，一百零五个乡级干部，八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

　　三月下旬，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即返回关中，此时，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更是不断加剧，“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摩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

　　几乎在习仲勋回到关中的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淳化事件”发生。当时，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驻淳化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地势较高的北关，相距两百米左右。国民党军由时常向我哨位投掷石块，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三月下旬，胡宗南派其四十二师突然围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独立二营奋力抗击。双方对持两天后，在平时与分区有统战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独立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四月十二日下午，淳耀县三区乡乡长姚学礼赴友区小邱镇赶集返回中被顽固派分子劫走。五月八日，顽固派以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关中分区部队新正县六区，分区东、西牛坡头自卫军即组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而未能阻敌深入。顽固派军进抵敌庙城下，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三个小时后主动撤出。顽固派占据六区后，即编制保甲，印发反动宣传，并与九、十两日在东西、西牛家坡劫群众财务，强奸妇女，第三乡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眼见自己的母亲和嫂子被奸，便以死相拼跑出跳下悬崖身亡。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顽固派一个连占据新正县四区的赵庄、景家村，是日夜，遭新正县四区游击队突袭后仓皇退出。十八日晨，顽固派又以一个团兵力进攻甘家店、埝桥子等关中分区村落。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两日，毙敌十余人，伤四十多人。

　　国民党军在较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三月三十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职田镇之国民党军预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开进。习仲勋即令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鉴于顽固派有发动大举之势，习仲勋召集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五月十六日，职田镇顽军又以猛烈火力为掩护，向马家堡进攻，习仲勋令分区部队坚决将其击退。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顽军在职田镇以火炮机枪重火器向马家堡发动袭击，以牵制关中分区首脑和部队活动，炸死我驻军通讯员一名，致使群众死伤多人。面对新的形势，习仲勋和分委同志分析认为，顽军步步逼近，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以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深入敌后寻机歼敌。遂于当日夜习仲勋率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推出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先驻长舌头，有转刘家店，六月中旬又转至马家堡一辈的阳坡头，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领导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钩弯处的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旬邑方向通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移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阳坡头城内；习仲勋随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预备三师两个营及正宁保安队二百余人向新正县一区进攻，习仲勋指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抗敌，激战一整天，至黄昏时牛书申率队冲出重围。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分区之淳耀县、赤水县、新宁县也增兵千余人，不断向边区边境袭扰。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五个区四十多个乡。据一九四0年六月七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五月八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十六日进攻四区，十八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二日。十八日攻，二十日占马家堡。十九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二百人进攻新政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八百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走步二百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