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文如玉

他们活着回来了

火车带着有节奏的音响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我们的心情犹如滚动的车轮，忐忑不安。

这列车只有两节车厢。前一节车厢载的是我们这六十多名将级俘虏：后节车厢载的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你们谁要是不舒服，请告诉我，我负责给你们治疗。”一位军医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

“今天天气炎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绿豆粥，还有面包和猪肉罐头，谁饿了就吃吧！”一位部队首长实心实意地关照我们。

但是，当时我很难判定这些和蔼可亲的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还是笑里藏刀。因为他们一直被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火车在不停地飞驰。牡丹江、哈尔滨、长春······

“哪里是终点站？”我们期待着，担心着，火车的终点站也许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大家默默无声，这和车厢里两名解放军战士的谈笑风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溥仪在苏联囚禁期间，曾多次上书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请求留在苏联“避难”，都被苏联当局坚决拒绝了。他从八月五日在绥芬河登上这列中国火车后，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他一会儿离开座位在车厢中来回走动;一会儿又毫无目的地凑到三军司令官赵秋航的跟前坐下·····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给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磕了三个响头，弄得受礼者不知所措，全车人目瞪口呆······

“皇上得了精神病”。人们小声的议论着，感到无比怅惘和同情。

车到沈阳站停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是终点站吧，也许······正当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一名部队首长出现在车门口。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首先点的是溥仪的名字，接着是：宫内府大臣熙洽、尚书府大臣吉兴、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外交部大臣阮振铎、教育部大臣卢元善，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交通部大臣谷次享，还有毓嵣等十人。

毓嵣是薄仪最不中意的人，因为溥仪在苏联要求“避难”时，随行人员中唯有毓嵣反对。博仪斥他违抗“圣意”，是为“不忠”；不料这次两人都点了名。溥仪认为点名者“定死无疑”，因而心怀怨恨地对毓嵣说：

“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没想到你也得跟我一块去见祖宗，这是命里注定！”

部队首长要求点到名的人立即随他下车。薄仪等十一人惊惶失措，脸如土色地跟在部长首长身后走出车门。我偷偷地掀起贴在窗上的报纸，发现他们下车后被戴着印有“执法”红底白字臂章的武装士兵跟着，分乘几辆小轿车和吉普车，向市内开去······我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博仪等十一人戴着脚镣手铐跪在刑场上，由执法队“执行枪决”！

“对，一定拉到西门外刑场去了······”

“皇帝，大臣枪毙完了，第二批轮到司令官和参谋长了。

“你们当参谋长的年纪轻，官阶小，可能赦免。”

“不论官大官小，都是日木汉奸，一个也好不了！”

“带上吧，我留着这没用了······”不少司令官好像立即要被绑赴刑场，争先恐后地把随身的贵重衣物塞到少将级友人的手里。

“不，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到时候连我们的东西还不知交给谁呢！”

大家你推我让，一种生离死别的心酸涌上心头······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经过一阵喧嚷之后，车厢里死一样寂静。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车回来了，溥仪等人奇迹般地回到车厢，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我代表我们十一个人，传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指 ······”溥仪以被俘以来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讲述了他们普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经过：“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桌上摆满了西瓜，香蕉，各类高级烟和糖果。我们列坐在桌子两侧。不久，政府高岗主席来到客厅，我们都站起来。高主席示意我们坐下。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一路劳累了，尝尝多年没有吃到的祖国水果和香烟吧，＇我们一面品尝着水果和芳香的大中华香烟，一面恭听高主席的讲话：‘你们都是中国人，但背叛过祖国，当然有罪。党中央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不会杀你们。你们到抚顺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不久的将来，你们可以和家人通信，免得他们挂念。＇高主席讲话之后，我代表大家表示，一定遵照政府主席的指示去做。”

大家听了溥仪的介绍，心情感到无比宽慰。但我还是怀疑这位政府主席的诺言能否兑现。

文如玉

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车到抚顺车站，我们改乘两辆大卡车，由一辆架有捷克轻机枪的警卫车押送，开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战犯管理所在抚顺市东北一公里处（旧抚顺城），高大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设有岗楼，由持枪的武装岗哨日夜守卫。门口挂着一块“战犯管理所”的木制长匾。

我们来的六十名战犯，被划分为七、八个人一组，我被送入北数第三个监房。和我住一个监房的有：伪满“皇帝”溥仪、“国舅”荣源、溥仪的胞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侄子毓嵒和毓嶦、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共八人。房屋中间有一张长条木桌，两边置有板凳。对面的木板炕上铺着毛毯。东北角有一间屋中小屋，是大小便的处所。监房的门上有一小方窗，游动哨可以随时掀开小窗户监视室内的情况，监房和电廊都点着一百度的大灯泡，不到天明，长灯不息。

这座战犯管理所，原是日本法西斯修建的一座大型监狱。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参加审讯的桓仁县教育界案件所涉及的“反满抗日”分子，就是在这座监狱里服刑的。如今，我自己被关进了这座监狱。当时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历史对我的公正判决。

文如玉

与我一床之隔的溥仪

为了保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犯人都编有号码，以号码代替姓名，我的号码是“983”，溥仪的号码是“981”，与我仅一床之隔。

我第一次见溥仪是在一九四四年，当时我任军事部人事课长，被指名参加了正月十三日“皇帝”的诞辰节。参加朝贺的文武官员约六十名左右。入朝前，每人都要佩带一根精制的黄缎条带，作为入府的标签，否则，不准入府。入府后，由侍卫官佟济煦指挥，按级别高低编成八个人一组，进入勤民楼礼堂侍立恭候“圣驾”。

八点，在音乐声中，薄仪从后宫来到勤民楼。参加朝贺的官员在离“圣驾”八步处排列整齐，然后行三个九十度的鞠躬大礼（原是三拜九叩）。礼毕，允许我们抬起头来，看看皇上的“庐山真面目”。这是“天子”对臣民的最高赏赐，功德无量。我们一睹“龙颜”之后，再退后八步，转身出楼，到侍卫处等待“御宴”；溥仪“皇帝”接受了参拜之后，也一声不响地回到寝宫休息。

我们参拜“皇帝”时，一些高级文武官员分列两旁，目不斜视，鸦雀无声，好不威严。我第一次看到身居深官的溥仪，衣冠楚楚，仪表堂堂。人们常说：“聪明莫过于帝王”，当时，我眼前的溥仪，真不愧是至尊至贵的“真龙天子”。

当年万臣簇拥，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如今和我肖玉琛同室而寝，同桌而餐；甚至还要自己动手叠被褥，扫院子、倒马桶，真是乾坤扭转，然而是那么顺乎人情，合乎天理，当然，要把他彻底改造成为新人并非易事。

刚进战犯管理所时，溥仪那“皇帝”的架子放不下来。在苏联拘禁期间，他继续保持着深入简出的帝王习俗，不愿与“微臣贱民”接触。平日，他除了跟他最亲近的学生毓嵒谈几句话，很少和别人交谈。就是跟他的岳父荣源，弟弟薄杰、妹夫万嘉熙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让人看不惯的是他每次开门，不是用手拉门把，而是用脚踢门板。大家批评他不爱惜公物以后，他不得已用手巾或纸张先把手包裹好了再去拉门把。大家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不懂卫生知识，门把谁都拉，上面附有不少细菌，我再用手去拉，你们的细菌就会弄到我的手上来，我就会得病。”

在一次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放不下“皇帝架子”。从这以后，他才改了。

溥仪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于”的剥削阶级生活，懒得出奇。我们睡觉以前，总是要用洗过脸的水洗洗脚，而溥仪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懒得洗一次脚，大家都说他脚臭，他才同意让毓品嵒替他洗洗脚。

我们每天起床后，都由两个值日的倒便桶。溥仪害怕粪便洒到自己身上，总是把便桶拎得高高的。由于便桶失去平衡，粪便经常洒在别人身上。所以有些人宁愿一个人倒粪便，也不愿意跟他一块抬便桶。在生活会上大家批评他损人利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终于脱胎换骨。

文如玉

抗拒改造

十四年的奴化教育，使我的反动思想根深蒂固，在战犯管理所的前两年，我一直抗拒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是长征老干部孙明斋大校。副所长姓刘，负责管理我们的主任叫李福有。还有两名看守员，一个姓王，一个姓姜，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凡是所有的大小官员，对我们犯人都很客气，从不打骂和训斥。我第一天吃饭吃得不多，看守员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有病了？”要请大夫给我看病。但我当时以为共产党是用这种“口是心非”的假象，来掩盖他们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的本来面目。

我们是从一九五O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开始“改造学习”的。这对我来说比受刑更加难熬。我们自选的学习组长是万嘉熙。看守员交待他：“组长不但要领导学习，而且要帮助学习，要引导大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从此，我错误地把学习组长看成是伪满的“牢头”，是代替看守员来监视我们的。于是，我对万嘉熙开始有了戒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学习《辽宁日报》时，万嘉熙一口气念了一整版，然后问大家学习的大题目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这位组长不得不重新朗读。这回他读一段，就问大家这段文章的内容是什么，除了毓嵒一个人回答得条条是道外，其他人还是答不上来。于是，学习组长批评说：“大家不很好学习，新事物就接受不了。旧观念去不掉，又怎么能改造自己呢？”

我想：包括“万岁爷”在内，都成了阶下囚，他万嘉熙刚挂上个业余学习组长的头衔，就跟共产党唱一个调儿，真是不知羞耻。我对改造的这种抵触情绪，在第一次生活会上遭到了猛烈抨击。

在那次会上，我提出：“报纸上一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伪满洲国的建立，首恶者不是我，我是协从者，为什么要把我和‘满洲皇帝’关在一个监房里？这说明我也被看成是首恶者，早晚得处决，那么学习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溥仪就站起来说：

“983号说我是罪魁祸首，我承认。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接见我的时候，我自己表示要承担全部罪责。至于关押肖玉琛，并把你和我关在一起，这与我无关。”

毓嵒接着说：“人民政府不会冤枉谁。谁有罪就关押谁。我们这个牢房里为什么没有关押一个老百姓？自己有罪不承认，还往别人身上推，这叫什么联系实际？”

毓嵒的发言使我怒发冲冠，我刚要站起来反驳，组长万嘉熙接过来说：

“我对983号的发言提点看法：你认为政府把你关押错了，而我认为关押对了。你是少将参谋长，我是中校教官，我不同样跟你关押在一个监房里吗？照你的说法，除了博仪，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喽？难道没有八大部的大臣，没有各军区的司令官、参谋长和我们这些校尉军官，溥仪一个能成立满洲国吗？官有大小，罪有轻重，论罪定刑，自有公断······

万嘉熙有理有据的发言，说得我哑口无言。接着，大家又畅所欲言地对我进行帮助，从此，我把周六的生活会看成是“鬼门关”。可没几天，我又想出了一个抗拒改造的法子：学一点马列、毛主席语录，批评别人可以作矛，保护自己可以做盾。于是，我一面严守监房的一切规章制度，使人无懈可击；一方面偷偷学一点马列主义警句，作为周六生活会的“战斗武器”——我决定从全线“防御”，转向“重点进攻”。

我进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溥仪和他心爱的学生毓嵒。谁说我是汉奸，我就把溥仪推出来。我进攻的“主要目标”的理由是：没有溥仪勾结日本人，我也当不了汉奸。不过溥仪除了认罪之外，很少反驳我；而他的岳父荣源，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对别人的批评，不管正确与否，一律“虚心接受”。所以“战斗”往往在我、毓嵒、毓嶦和万嘉熙之间进行。也许是我老找溥仪的麻烦，他只跟我们开了两次生活会，就转到别的学习小组去了。

由于我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没有消除，学习对我的思想改造也就毫无效果。我甚至对祖国建设成就的新闻报道也半信半疑。但当我看了揭露党内错误和一些阴暗面的新闻报道时，却津津乐道，然后，站在我的反共立场上去加以分析。我把溥仪、毓嵒、万嘉熙等一些虚心接受改造的人看作是“贪生怕死”、“屈辱求全”，对他们感到厌恶，并且与之“斗争”。

文如玉

又错了

一九五O年十月二十五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当时，我们这些战犯表面上抱着“莫谈国事”的态度，但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吃惊：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能够打例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探骊得珠”了，何必还要跟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打仗，这不是烧香引鬼，“自找倒霉吗？！

十一月的一天午后，所长孙明斋宣布说：“为了大家的安全，人民政府决定把我们管理所转移到哈尔滨。今晚出发，希望大家马上做好转移准备。”

火车在黑夜中运行，我们的心也在黑夜中不安地跳动。是为了我们安全而转移，还是害怕我们这批战犯落到国民党手里，把我们拉到深山峡谷偷偷杀掉······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的神情都十分紧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没有说话，但从眼神里却流露出共同的疑问：战火已烧到鸭绿江畔，中国正处在唇亡齿寒的灾难边缘，共产党自顾不暇，还能为我们这批民族败类的安全转移而煞费苦心！

然而，我们的判断又错了！

车到哈尔滨，囚车把我们送进了一座雀笼式的圆锥形监牢。

这里住的条件不如抚顺管理所，但伙食要比抚顺管理所好些，鸡鸭鱼肉不断。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犯人吃的是小灶，而所里的管教人员吃的是中灶。

文如玉

欲走绝路

一天孙所长就犯人中的一些谣传进行了严肃批评：“听说有人担心把你们拉到这里来通通枪毙，这是胡说！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对你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学习，认真改造。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你们生活得好些，人民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理解，如果有人一定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共产党的政策，孙所长的肺腑之言，使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 而我依旧冷若冰霜，置若罔闻。我认为：共产党能打败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决打不败称霸世界的美国兵。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杀了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如果毛泽东跑到苏联去，也必定要杀了我们这批反革命要犯，这是合乎逻辑的。

到哈尔滨监狱不久，我的胃病加重了，食物不进，口吐鲜血，被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在这间病室里，我意外地见到了老上司于芷山。久别重逢，思绪万千······他见到我，立即下地，坐到我的床前，挥泪如雨，痛叙离情。随后，黄富俊，藏式毅也来到我的床前问长问短。

经他们介绍，我才知道这是一间收留政治要犯的特别病房。

于芷山患的是三叉神经痛。我住院时，他的病情已趋好转。他经常来到我的床前，叙述别后憾事：

“溥仪从长春走后，树倒胡狲散。我匆匆逃到沈阳，正碰上国民党委员熊世辉找我组建新军。武器弹药和军需补饷一律由熊供应。当时我想组建两个师，士兵倒好招募，就是军官没有来源，我到处派人找你，才打听到你已被俘去苏联。后来我虽然也凑了几名军官，但都是些官场酒色之徒，难派用场，我不得不谢绝了编军之托······当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痛不欲生地对我说：

“我离开长春的时候，走得很仓促。我原以为周秉衡（伪满军需学校中将校长）是我的老友，忠实可靠，就把价值四十万美元的金银财物全部寄放在他的家里，当我到沈阳后，打发家人去取时，他和他的四姨太硬说我寄放的财物被苏联红军全部抢去了。苏联红军决不可能把我的财物全部抢光，因为我寄放他家的都是些珠宝、金砖和金叶子，价值虽高，但体积不大，藏放适当，外人绝难发现。”而且我一再嘱托他要分散埋藏，又怎么可能全部被抢去呢？！我一生的积蓄全完了······”

不久，于芷山病情突然恶化，从三叉神经痛并发为高血压无可救治。临终前，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要我安心养病；如果有出狱那一天，一定要念旧日友情，多多照看他的妻室、幼子······

我频频点头······他哪里知道，那时我自己也正在寻机自杀······

于芷山的死，给我增添无限愁肠。思前想后，没有出路，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

看守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白天，他跟着我寸步不离，九点就寝后，他每隔十分钟就掀开窗帘看看室内动静，他见我睡不着，总要进来问问：“你又哪里不舒服啦，要不要请大夫看看？”我很难找到自杀的机会。

一天早上天刚亮，大家还没有起床，组长为了调节室内空气，把小气窗打开了。从小窗口吹进来一阵微凉的清风，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果从这二层楼上的小窗口头朝下钻出去，头骨碰着水泥地面，顿时就会脑浆迸裂而致死。我的病床离窗口很近，是跳楼自杀的最好处所。但小窗口的空间太小，万一身子钻不过去而被抓住，不但要受到处分，而且可能再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所以我决定要弄清楚小窗口的直径。为了向护士索取衡量窗口的绷带，我在自己的手背上划了一条口子，然后请护士处置。可护士给我上好外伤药，没有用绷带包扎，而是用一块不到五寸见方的纱布对角扎在我的手背上。但聪明的护士并没有想到，有纱布就有了棉纱；我偷偷地把纱布上的棉纱一根一根地抽出来，连接成一根长长的棉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量好了自己的肩宽，但一直找不到量窗口的机会。

有一天，我们下楼洗澡，因我长时间失眠，体质虚弱，刚一迈进热烘烘的澡堂，就感到头晕目眩。我听到一名病人对看守员说：

“983脸色不好，还是不要让他下池子吧？”

看守员把我扶回病房休息。我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头脑清醒多了。这时，我才发现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我抓住这个机会，慌慌张张地量好了小窗口的宽度，对照肩宽的线结，要比窗口的宽度超出将近二寸。我想：万一身子钻不过小窗口，落个自杀未遂，还要戴上脚镣手铐，监狱的日子就更难熬了。加之我每次想到自杀的时候，年迈的父亲、贤慧的妻子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也许他们正在盼着我回家团聚，我却偷偷地扔下他们走了······想到这些，我暂时放弃了自杀的打算。

从计划自杀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处在失眠状态中，本来已经好转的胃病又犯了。我们病房的主治大夫是一位出色的教授，工作认真、态度和蔼。这次胃病复发之后，他又给我组织会诊、洗肠、透视、封闭······我感激涕零地对他说：

“教授，你如此认真负责地为我这样一个负罪之人看病，我死也瞑目······”

教授说：“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请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胃病治好。”

可是，像我这样的战争罪犯，病治好了又有什么用呢？我真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些过去的敌对分子身上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和金钱，既不杀，又不放，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自杀的念头又占了上风。跳楼不行我就服药。我决定用胃药把我每天服用的安眠药换下来，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可以一饮长眠了。

这天护士送药，我趁她不注意，用胃药片替换安眠药片服下了；第二天这位护士送药来的时候，我照例和她闲谈，可她不再搭理我，把一杯白水递到我的手里说：

“983号，你不要再跟我玩戏法了，快把安眠药服下······”

原来我第一次“偷梁换柱”的戏法就被她识破了，并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虽没有立即批评我，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密了，服药、吃饭、上厕所，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晚上睡不着，他就成宿成宿地守卫在我的床前，小声地给我唠家常，谈思想；一直等我睡着了，他才悄悄地离开······共产党人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感动过，但转而又无法理解······我更坚定了自杀的决心。

如何从小窗口钻出去？我忽然想到，窗口虽然窄一些，但人的肌肉是有弹性的，如果我斜着身子钻，就会顺利通过。但选择什么时间最适宜呢？晚上窗户紧闭，灯光如昼，门外还有看守；起床后病人都在室内来回走动，也不行；唯一的机会是每天早上班长打开小窗通风的时候。这时一般病人都没有起床，小窗开着。等我钻进窗口他们起床抢救也就来不及了。于是我把自杀时间定在第二天清晨。

这一夜，我的思维从来没有这样繁杂 、混乱和痛苦······

“假如我还能与家人团聚：我将百倍孝敬为我上学而弄得倾家荡产的年迈父亲；百般恩爱为我生男育女，操劳家务的妻子；百般关心对儿女的抚养教育·····他们会一天天长大、结婚、生男育女。我会儿孙满堂，乐度晚年——我不应该死······”

“假如我被释放出狱，我不能忘了于司令官临死前的遗嘱。我有责任帮助他找到妻子和孩子；我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不能死······”

然而，这种贪生的念头刚一萌发，就被自己否定了：

“与家人团聚？！重新做人？！这一切都是幻梦！共产党不会有这样仁慈的心肠——对，我只有死······”

“苦恼、疾病、无止境的囚禁······我只要用跳楼的一瞬，就可以勾销这后半生的苦痛······”

我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我极力想睡一觉，用无思来迎接这可怕的时辰，但没有成功······

我走过的道路，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父母、妻子、儿女一个个来到了我的眼前，我越想越悲伤，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起来。

看守员听到哭声，急忙走进病房，揭掉我蒙在脸上的毛巾，关心地问：

“983,你为啥哭了？胃痛吗？我去找护士来······”

“我胃不痛，就是睡不着。”

“你不要死钻牛角尖，要相信党的政策。你总这样不睡觉，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没好处，也影响别人休息啊！”

护士送来几片安眠药，我服了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朦胧睡去，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了。我的心就像触电似地“崩崩”跳动起来。我的生命即将结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房······

天越来越亮了。我并不希望今天的小窗开得那么早······

然而，班长仍旧起床了······

突然，仿佛有一个声音说：“你这胆小鬼。”

班长仍旧像往常一样走向窗前，打开了小窗······突然，仿佛又有人说：“快跳！你这胆小鬼！”我猛然从被窝里钻出来，奔到窗前，登上窗台钻出窗口······

“983号跳楼啦······”

一阵嘈杂的喊声在我的耳边响动。我双肩用力一挤，整个身躯脱离窗口，“呼”地一声落在水泥地上······我感到我的头部没有首先落地，因为我耳中还曾听到远远传来的一个声音：“这家伙自杀了！”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然而，我并没有死！

文如玉

我这块花岗岩开始“化”了

一晃到了第二年（一九五二年）春天。当我第一次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很快我又昏过去了。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清醒的时间慢慢增长了，不但能够听清别人的讲话，也能够看清屋里的人影。

“这个人的性命能否保住？”

“要是还像今天这样清醒，再过三五天就没有问题了······ ”

后来我才知道，向大夫打听病情的是省长和公安厅长。五天之后，省长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我清楚的听见医生告诉省长：“再有一个月的治疗，983号就可以出院了。”

我的腰椎骨被摔断了。经医院的抢救和精心医治，我又回到了人间，现在完全恢复了理智。

我一日五餐，加上喝水，吃药、都是护士和看守人员喂我，因为我的双手已牢牢地被捆绑在病床上。我多次请求看守员把绷带解开，让我活动一下麻木了的双臂，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们说，这是大夫的意见：捆住双臂是为了防止我动弹，不致影响伤口愈合。但是，随着我神智越来越清醒，我的双臂，以至整个身躯因不能动弹造成的胀痛感，使我一刻也无法支持下去。

这天，来了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高个子大夫。我流着眼泪恳求他：

“大夫，可怜可怜我吧，请把我的双手解开，让我活动活动，不然，我周身的血液会凝固，会坏死的。我本来是一个死了的人，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

大夫说：“这不是折磨你，而是为了你的生命着想。你的腰椎骨如果再次断裂，我们就无法再救治你了，你再忍耐几天吧！”

由于双臂胀痛难忍，我成宿不能入睡，护士和管理人员就守候在我的床边，和我谈心，给我按摩。记得有几次我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弄得又脏又臭，护士随即把我的周身擦得干干净净，又拿来一床新洗过的被子给我盖上······从她们毫无厌恶感的表情可以看出，决不是谁强迫她们这么做的。

所有这些，使我震惊，更使我感动的是像我这样一个自杀未遂的战争罪犯，居然惊动了省长和公安厅长来看我，他们为了什么？还有对张景惠，他曾住在我们对面的监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薄仪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名义罪魁，而张景惠则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际祸首。他任伪满国务总理不久，就直言不讳地向他的日本主子保证说：“你们要啥，我就给啥，你们给啥，我就要啥。”这位国务总理大臣的无比慷慨，为日本殖民主义对我东北三省的血腥蹂躏和搜刮大开了方便之门。

像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罪犯，人民政府依旧从思想上教育他，从生活上关照他，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由于大脑机能衰退，不知饥饱，不识五味。管理所专门指派一名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调剂伏食。他曾感激涕零地对我说：“由于人民政府的关照，医院大夫的治疗，才使我这负罪之躯，得以苟延残喘······”后来他神智昏迷，语无轮次，但仍念念不忘地喊着：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对共产党我不能不重新思考了。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多次会诊，我恢复了健康。一九五二年秋的一天，我被接回管理所。但没有回到原来的监房，被分配到另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有八军区司令官周大鲁中将和富璇善少将。他们都是我的旧友。所长把我和他们分配在一起，是希望他们能更好地照顾我。

回到管理所以后，我最担心的是管教人员歧视我，批评我，甚至处分我，把我关在黑屋里或戴上脚镣手铐······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983号，你现在该明白了······”有一天，所长孙明斋来到我的床前说：

“共产党如果一定要杀掉你，就用不着花这么多钱给你治病了。我们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你们改造成为新人，将来还能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次你虽然给管理所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不打算处分你。我们唯一希望你的是好好学习，自觉改造！”

当战犯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十分内疚。当我开始和反动思想决裂的时候，我最尊敬的李福有主任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983号，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很好。”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愿意吗？”

“很愿意。”

“你说实话，为什么要自杀？”

“一是我感到把我列为“战犯”心里委屈；二是我忍受不了无止境的监狱生活。”

“你为什么感到委屈？”

“你们可以调查，我青少年时代就有过抗日的言行。”

“可是你后来当了汉奸。”

“这不是我的罪过。如果蒋介石不发布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命令，我当不了汉奸；如果溥仪不勾结日本侵略者，我也当不了汉奸。”

“可是当汉奸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是坚决抗日的。”

“这是事实，但我并不是首恶者。”

“‘满洲国’就象一台机器，缺一个螺丝钉也不能运转。可你肖玉琛官居少将，已经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根大轴。所以才要把你肖玉琛列为战犯。”

“······”我无言对答。

“一个人既然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犯了罪，就应该向人民悔过，认罪，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监狱生活才会有止境。”李福有主任最后说：“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认真思索我走过的道路，检查我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我开始变了······我逐步认识到，我没有理由再不好好学习改造了······

有一天，室内的厕所不通了。我挽起衣袖，忍受着扑鼻的臭味，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终于把便池子掏通了。没想到这件小事很快就传到了管教员的耳朵里，他把我找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

“一个少将参谋长今天能伸手去掏又脏又臭的便池子，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转变啊！我们希望你以此作为起点，在改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文如玉

认罪

一九五四年，我们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是旧屋旧主，但各方面的变化却是明显的：走廊的岗哨撤走了；监房也不再上锁了，室内的马桶改成了冲水便所；所里增设了各类球场、俱乐部和公共食堂。每天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可以到院子里打球，或到娱乐室看书、打扑克、玩麻将、下象棋；每周还可以看一次电影，或欣赏一次自办京剧团的演出。如果不看大门口挂着的“战犯管理所”的牌子，谁也不会怀疑这里是一所大学府。

大家都在私下猜测：共产党可能要释放我们了······

回来以后，重新安排了学习小组，我们小组共七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十军司令官文林、十一军司令官郭若霖、三军参谋长任广福、及溥仪的学生毓嵣，由任广福担任组长，大家学习劲头十足。

一个月后，从北京派来了中央检查团。这天，全体管教人员和在押战犯都到俱乐部集合。开始有人以为中央检查团召集会议是宣布“释放”，结果是宣布“审讯”。会场刹时鸦雀无声，有人吓得脸色苍白，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所长孙明斋在会上严肃地说：“这次中央检查团来审讯你们的罪行，你们要老实交待，不要蒙混过关，每个人从什么时候起担任什么职务、有过什么罪行，都要一一不漏地写出书面交待材料；对别人的罪行也要实事求是地检举出来。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包庇隐瞒者罚！希望你们不作顽固派。

孙所长最后说：“从下星期一开始写自己的罪行。写出一段就交给李主任。散会。

会后，大家对孙所长的讲话进行了讨论。表面上，大家一致认为孙所长的指示意义重大，表示要“坚决拥护，认真交待，揭发别人，没有顾虑······”但私下交谈中，都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我的思想也开始反复，心里暗想：这次认罪检举，无非是让我们把罪行全部交待出来，经过调查核实，签字画押，成为法律生效的供词后，该杀的杀，该判的判；然后公布于众，说人民政府把大小汉奸都判处了，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是彻底坦白自己，检举别人；还是避重就轻，互相包庇；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是粉饰罪行，蒙混过关，这对每个犯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就我自己来说，有的罪行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有的罪行交待过，有的还没有交待。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我决定先把当情报参谋和情报科长时一些无关紧要的罪行写一份材料交上去，其他罪行如何交待，我准备看看风向，再作道理。

不多日子，管理所主任李福有先后找溥仪和我进行个别谈话。

“你写来的认罪材料我看过了。”李主任和蔼地说：“你对这次认罪检举有什么想法？”

这位教导主任为了我的改造没有少费心血。我在学习班里骂过人、打过架、说过反动话，最后发展到跳楼自杀，可他仍旧苦口婆心劝导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我有了点滴进步，就表扬我，鼓励我。我想，这次李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是担心我再走抗拒改造的回头路，我不应该使他失望。于是，我把对这次认罪检举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

李主任说：“你能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很好，但你的许多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杀了你们，人民认为是对的；不杀你们，人民也会理解的。当然，杀一个人要比改造一个人简单得多，但我们党的政策还是要千方百计改造你们成为新人，而不是杀掉你们。

这次要你们认罪检举，也是为了使你们能够更好地改过自新；因为只有全部交待自己的罪行，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只有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我们才能相信你们真正站在党一边，站在人民一边；将来才能大胆地使用你们，让你们为人民再做点事情······”

李主任寥寥数语，把这次认罪检举的意义和目的说得既透彻，又深刻，使我几天来的思想包袱和对认罪揭发的错误思想烟消云散了。

接着，李主任又对我定为战犯感到冤屈的思想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你说你当过义勇军，打过日本人，不但没有亲手杀死一个中国人，并在抚远释放过几十个中国老百姓和抗日官兵······难道这就说明你的功大于过吗？！你想过没有：你担任伪军参谋，作战科长、团附、参谋处长、人事课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多次带兵讨伐抗日武装，使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象杨靖宇、邓铁梅、王凤阁、唐聚五、李春润这些抗日将领惨遭杀害，难道和你亲手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关系吗？你掂量掂量，比起你做的那点儿好事来有多大份量？难道你的这些罪行还构不成战争罪犯吗？！如果在这次认罪检举中，你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不深刻，交待得不彻底，就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

李福有主任和我的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我的教育很大。我向他表示，一定接受检查团的教育帮助，有啥说啥，有啥写啥。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到动笔写材料的时候，我又产生了顾虑。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罪责。

材料交上去之后，中央检查团根据我们交待的罪行材料进行审讯。审讯分好几处进行。我是在一个帐篷里接受审讯的。审讯室有一位审讯官、一位记录员，有时也吸收管教人员旁听。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帐篷。审讯员示意让我坐下后，开始提问：

“你叫什么名字？”

“肖玉琛······”我胆怯地回答。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肖宇飞。”

“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十······审讯员详细问过我的年岁、籍贯，记录员快速地作了记录。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情况。”审讯员说：“你写的材料通不过，回去重写。要实事求是，不要把自己的罪行推给别人——你听懂没有？”

回来后，我拿起交待罪行的草稿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我把任情报科长期间所犯罪行的主要责任推到邓冠军和下属军官日本人黑瀨身上了。我想，既然中央检查团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情况，再避重就轻是不行了。于是，在交 待任科级军官的罪行时，我把几次事件的主要罪责都承担下来，并给自己扣了不少帽子。我以为这样一定能顺利通过了。但是，审讯员看过之后，批评我“一揽子认罪也不是老实行为，必须分清罪责，该自己的罪责自己交待，该别人的罪责由别人承担。”检查团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再次重新开始写认罪材料，老老实实地写，最后终于被通过了。

认罪之后，接着是检举。检举别人的罪行和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样复杂。因为多数人检举一个人的罪行，往往说法不一，罪责不清。所以有些检举材料要经过多方核实，反复修改才能立案。由于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中央检查团的领导对此十分认真负责，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在中央检察团政策的感召下，日本战俘也纷纷起来揭露日本法西斯勾结伪满反动统治集团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日本战犯供认，在“满州国国务大臣”张景惠的“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的许诺下，日系总务厅长武部六蔵郎、助手古海忠之，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以“满洲国”政权的实际统治地位，策划制订了霸占我东北领土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我东北粮食的《粮谷出荷》和《满洲国经济法》等，使东北的丰富资源遭受了空前浩劫，给东北劳苦大众带来了无穷灾难。

根据日伪“开拓条约”，日本计划在二十年内向东北移民五百万。在日军投降以前，已移民两批，共四十万人左右。日本移民都携带武器，名为“保护自身安全”，实则监视我国百姓。根据这个开拓条约，日本人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耕地三千六百五十公顷；然后再将这些土地转手租给东北农民。于是，成了土地领主的日本移民就可以坐享其成地用中国的土地，剥削中国的农民，掠夺中国的谷物。根据日伪“粮谷出荷”规定，东北农民用血汗收割的粮食，将大批运往日本。伪满最后六年，日本就从东北掠夺粮食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仅一九四四年一年，就夺取粮食三百万吨；而日本侵略者配给东北人民的却是玉米穰、豆饼和橡子面合成的所谓“混合面”。

一九三八年，又以“满洲国皇帝”的名义颁发了《劳动统治法》。根据这个“法律”，每年要征派劳工二百五十万人，到工矿和军事工程进行强制劳动。由于劳工遭受到非人待遇，死亡无数。特别是派往苏联国境线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日本法西斯害怕泄漏军事机密，完工后，一律处决，无一生还；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财源枯竭，掠夺无偿劳力，于一九四三年颁发了《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和“训练所”，以所谓“思想不良”和“社会浮浪”等罪名，绑架大批平民百姓，关进矫正院，训练所，进行无偿劳动。东北，华北等地有近百万强抓来的劳工，绝大多数因累，病或残害致死。

更有甚者，日本侵略者为筹措军事经费，毒害中国人民，意和伪满政府秘密协商，取得了在东北各地种植，贩卖鸦片的合法权利。一九三三年，日本法西斯从外国购进烟士二百万两，公开在东北广大城市和工矿区设立贩卖鸦片的“鸦片配给所”和吸食鸦片的大烟馆；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在热河一带散发传单，胡说什么“鸦片是最好药材”，“民众种植之鸦片国家将高价收购，”“多种者有奖”，公开鼓励百姓广种鸦片。

到一九三六年，伪满七省已普遍开展鸦片生产，日本侵略者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家专卖”鸦片的垄断权。这时，大烟馆和挂羊头卖狗内的所谓“禁烟馆”“康生院”已遍及城乡各地。不少鸦片馆还招聘了男、女招待，以色情诱惑男女青年吸食鸦片;一九四二年，日本殖民组织“兴亚院”召开了“需给会议”，作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蒙古新疆地区）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全部鸦片需求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从一九三三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东北地区（主要是热河一带）生产鸦片达三亿两之多。一九四四年鸦片利润增至三亿美元，为“满洲国”成立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经济来源。当时东北地区每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吸食鸦片······日本战犯的自供，令人触目惊心。日本侵略者对我民族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文如玉

悲欢离合

认罪检举结束后，孙明斋所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央检查团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现在起，政府允许你们同家里或亲友通信，谁想通信就报告李主任，他会给你们妥善安排的。”

这些天，学习小组的伙伴都在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写信。

我向李主任请求了两个信封，四张信纸，一封信写给我的老家：辽宁省辽中县南长岗子村我的父亲肖成帮；另一封写给吉林市我爱人马惠芬解放前的住处，可是信发出去十多天不见回音，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

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打排球，王管教突然放声高喊：

“肖玉琛，家里来人接见······”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活动，向我投以羡慕的眼光。因为在我们战犯中，家里来人接见还是第一次。我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拽过上衣，冲出阵围，拼命地朝接待室飞跑······

我一边跑，一边想：来人是谁呢？是父亲？！妻子？！女儿？！或者······我随着看守员来到接待室，一眼看到了年迈的父亲。刹时，我百感交集，泪如泉涌；父亲握着我的双手，放声痛哭，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管教见此情景，劝慰父亲说：

“你们父子重逢是件喜事，都应该高兴才对。老人家不用伤心，党和政府对你儿子的处理一直是宽大的。肖玉琛，你把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跟你父亲谈一谈，老人家就会放心了。”

我把从苏联回到抚顺，从抚顺迁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转回抚顺这段期间的学习、生活、待遇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一向老人说了。父亲听了高兴地对看守员说：

“我看到儿子还活着，而且受到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我就放心了。这样我还能多活上三、五年，多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出点力，以表示我的感激心情！”

接着，父亲详细谈了家里的情况：

“解放后，我得到政府照顾，和你继母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卖店，生活过得很好。你家惠芬得了病，住在大连素娥（我的大女儿）家里治病；素娥在纺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纺织厂担任工长职务；德惠（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通风专业学校，分配在黑龙江鸡西滴道煤矿当通风段长；小二、小三和小四都在中学读书；素馨（我的小女儿）也上小学了；只有小五得病死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鼓励我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这一晚，我未能入睡，想得很多，很多。自从我父亲来过之后，管理所几乎每天都激起欢波笑浪。“亲人”这个字眼，只有在这时体现得最具体，最深刻，几乎每一对亲人的重逢，都是以热泪代替语言。

这天，张秉哲接到家里来信，激动得老泪纵横。可当他拆开信一看，顿时脸色苍白，痛哭不止，原来这封信是他儿子写来的，信首写的是：“张先生；由于你我立场不同，不得不划清界线······”

“连儿子都不认我做父亲了，我学习改造还有什么意思？”张秉哲气得发狂，擂胸拍掌地哭叫着：“要是儿子都不叫爸爸，将来回到社会上，谁还能把我当人看？！我学个什么劲，倒不如死了的好······”说完，他躺下不学了。

这封来信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后来有人建议讨论一下张乘哲的来信，组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从张秉哲的床头拿过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要求大家发表看法。

于镜涛说：“我同情张秉哲，哪有儿子称父亲为先生的？但他儿子是好人，而我们是犯人，不能混在一起，可以划清界线。”“我不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于静远说：“儿子和父母要是不能混在一起，那我们争取回家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学习改造还有什么前途？”

我说：“张秉哲的儿子张纯和我的儿子德惠是同学。但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会称我做先生。如果真的称我做先生，我也决不会放弃学习改造，因为党和政府要求我们学习改造，是希望我们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如果我们这些犯人也成了人民的一份子，儿子也就不能不叫我们爸爸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发言，张秉哲却突然又哭起来······

“老肖，你去告诉所里领导吧，就说我不想改造，枪毙我好了······”

黄富俊见张秉哲大吵大闹，不满意地说：“不用说青年对我们有看法，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原谅自己。伪满我当兴农部大臣，把大批粮食送给日本人吃，自己的同胞却吃糠咽菜，所以当时都叫我们“坑农部”，现在我感到并不冤枉，我看儿子能叫咱先生，就是客气的了！”

在我的请求下，李福有主任到我们组里谈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

“党的政策你们学习了好几年，至今还有人没有弄通，何况张秉哲的小儿子呢！什么叫划清界线？”李主任说到这，望着大家，可是我们谁也答不上来。于是李主任接着说：“难道张秉哲的儿子称张秉哲‘先生’就划清界线了吗？我们主张划清思想上的界线，而不是形式上的界线。如果你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反对共产党，那么你们的子女就应该跟你划清界线。张秉哲的儿子把自己的父亲称做‘先生’，主要是对‘划清界线’这个概念没有弄清楚。希望张秉哲不要钻死牛角尖，放弃学习改造，这对你本人和你的儿女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李主任对“划清界线”的解释不仅打开了张秉哲的心窗，也打开了我们大家的心窗，过去我把共产党看成是不学无术的“土八路”，现在我才发现共产党里边的确有很多了不起的秀才，他们对任何事物的论证是那么明了、入理、深刻。令人心悦诚服。

不久，张秉哲的儿子来了第二封信，这次他儿子不但称张秉哲为父亲，而且检讨了上次来信的错误提法，希望得到父亲的原谅。张秉哲看了激动万分，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改造。这无疑是李主任通过政府做了他儿子的思想工作。我们每个犯人都深深感到，共产党对我们的改造真是费尽苦心，无微不至啊！

不久，我又接到大女儿素娥的来信。她对我能够从苏联平安回国学习改造，感到十分欣慰，在提到她母亲的病情时，她在信中写道：

“和您在吉林分手后，妈妈日日夜夜盼着你老人家回来······十年来，妈妈抚养我们姐弟六个，历尽了千辛万苦。谁料想我和哥哥刚刚参加了工作，爸爸您也快要和我们团聚了，妈妈却得了癌症······”

一看到“癌症”二字，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泪如雨下。我极力按捺住内心的痛苦读完来信：

“我把爸爸的信给妈妈看了，她高兴得哭了。她说：爸爸活着回到祖国，她心里就好了一块大病。妈妈让我写信告诉爸爸，等病好些，就同我一块去看望你老人家······”

但她没能来看望我。两个月以后，素娥来信告诉我，我 日夜惦记的贤惠妻子与世长辞了······

后来我在鸡西工作的大儿子和在铁岭上学的二儿子都到管理所来看望过我。他们劝慰我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回家团聚；我鼓励他们要克勤克俭，埋头学习，争取做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自从中央检查团同意我们和亲人通信和接见亲人之后，我们这些与外界隔绝了整整十年的犯人，才开始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这对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如玉

触及灵魂的参观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全体在押战犯奉命到俱乐部集合，七点左右，所长孙明斋走上讲台，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了加速改造，政府决定让我们管理所的中、日全体战犯去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等地参观访问，并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有关参观的注意事项。

大家回到监房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现在看来，水远和监狱诀别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当夜，大家都兴奋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分乘四辆大客车，沿着崭新的柏油马路驰向沈阳。一路上，我们看不尽匆匆而过的城乡风光，享不尽“自由世界”的美好感受。哪怕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们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因为所有这一切，过去似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而今天，我们已经投进了她的怀抱，来往的行人正在向我们招手······

在导游员的引导下，我们乘车游览了沈阳市容。沈阳是我熟悉的地方：当年刀光剑影的火车站；毛骨悚然的北大营；臭气熏天的铁西区：三教九流的北市场。而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整洁的街道，崭新的楼群，到处是一片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景象。解放前一片荒凉的铁西区，如今工厂林立，住楼簇拥。我们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无忧无虑，笑逐颜开，对自己的前途，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如果说沈阳城留给我们的是欣欣向荣的美好记忆；那么，参观抚顺煤矿给我们留下的则是无法弥补的终身悔恨······

这里，日本侵略者曾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现在任平顶山煤矿托儿所所长的方素荣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日本强盗包围平顶山以后，挨家挨户把居民赶出来。说是到村外‘集合照相’。我一见杀气腾腾的鬼子兵，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心里十分害怕。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说：‘别问了，快走吧······’”

“就这样，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弟弟，随大家来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我看见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汽车上，枪口在对准我们。等村里的人到齐以后，几挺机枪同时打响，爷爷有意把我压在他的身子底下，使我动弹不得。不一会，机枪不响了，哭叫声终止了，我自己也身中数弹不知道什么了······”

“我清醒以后，听见日木人在嗷嗷叫喊，又在用刺刀扎我们。我的身上挨了一刀，又痛得昏过去了······”

“我再次苏醒以后，已是夜幕沉沉，满天星斗，我忍着剧痛从爷爷的尸体下爬出来，想找到妈妈和弟弟。我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怖心里，使我放弃了寻找妈妈和弟弟的念头，向自己居住的村子爬去·······可是，村子不见了，留下的是残墙断壁和火炭硝烟。我忍着剧痛继续往前爬——爬出了铁刺网，爬进高梁地······

我遇到了一位过路的老矿工陈大伯。这位慈善的矿工，用破衣服把我全身裹住，抱在怀里。他悄悄地叮嘱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我答应着。浑身抖个不停，随后又昏过去了······”

“我被陈大伯抱到一个住有二百多名矿工的大房子里。好在这位老矿工单独住在大房子的一头，很少有人打扰。陈大伯把我装进一个破麻袋里，白天他把麻袋的口子扎住，晚上等工人熟睡以后，才能偷偷把麻袋打开，给我清理粪便，喂些水和干粮。我身上挨了八处枪伤和刀伤，痛得无法忍受······一想到爷爷、妈妈和弟弟，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我不能连累陈大伯，不能连累大房子的二百多名矿工，我只得拼命忍着，忍着······”

“陈大伯担心长此下去，我迟早会被人发现，就偷偷地问我有亲戚没有。我告诉了他我舅舅的住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陈大伯把我送到舅舅家。舅舅害怕别人发现我，把我藏在野外的一个草堆里，每天夜里给我送些吃喝和调治伤口······好容易熬到冬天，我的伤口好了，舅舅把我送到一个离平顶山很远很远的亲戚家。我改名换姓，才活了下来······”

“你们看看······”方索荣出示她身上的几处伤疤，含着眼泪说：“凭着我的冤仇，今天我把你们这些战争罪犯，一个一个咬死都不解恨，可是党的政策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不能只计较个人怨恨，而要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也包括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

全体日本战犯听完了方素荣的悲痛回忆，跪在她面前，嚎啕痛哭，请求方素荣惩罚他们，请求人民政府惩罚他们······

这血泪控诉深深触及我的灵魂，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十四年，我们这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虎作伥，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如不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用说把我定为“战犯”，就是碎尸万段也不足以平民愤。

我们在沈阳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工厂、矿山、商店、托儿所和农业社，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

长春曾是伪满的“京城”，这个日伪反动统治的巢穴，如今已发展成为工业新城。我们参观了拥有两万多职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里每八分半钟就能生产出一台解放牌汽车。虽然还赶不上最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比起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旧中国工业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报纸上发表的建设成就是“吹牛”，而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赞佩共产党治国有方。

在哈尔滨的参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东北烈士馆和日军“七三一”细菌工厂遗址。东北烈士馆陈列着人民英雄为抗击日军英勇献身的事迹和烈士们留下的各种珍贵遗物。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遗像和遗物时，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良心谴责。

座落在哈尔滨市郊平房的“七三一”细菌工厂，是当年关东军用于试验细菌战而建立的。我三千多同胞在试验中惨遭杀害。伪满时，德惠县，通辽县发生鼠疫，死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就是这个工厂试验的鼠疫菌毒造成的。我们在细菌工厂不远的金星公社参观时，公社领导告诉我们，这个工厂培养的带细菌的黄色跳蚤传播了鼠疫，造成这里一百四十人死亡，其中一家五口无一幸免，这活生生的事实，是对当年我们为之鼓吹的“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建立的“王道乐土”的无情揭露！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欣喜和惭愧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当有些不知道我们罪恶历史的过路人向我们招手或投以微笑的时候，我们只好用苦笑来答谢他们。而溥仪自始自终没有抬过头，因为伪满到处挂过他的“御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