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如玉

（30）爱看书的陈长捷

许多人一提到陈长捷，总认为，他只是山西部队中的一员猛将。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打内战是常胜将军。

当然，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打过几次小胜仗，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带兵打仗是有一套的，主要是他敢拼敢打，而且在紧急关头，也真的能“身先士卒”。也许，谢是他常常能打胜仗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但是，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仗——防守天津市的时候，正当他在地堡指挥所中，用电话指挥部下作垂死的挣扎后，解放军用手枪和冲锋枪对着他的背部了。



他发布完“坚持到底”的命令，放下电话筒，转过身去，正要吩咐跟随他身边的参谋人员，查看地图时，这才发觉，已被冲进来的解放军包围，就连准备抽出身上的手枪自杀的这几秒钟时间，都没有了。他只能吃惊地举起手来，带着不服气的神情，被押解走出地堡。

如果我不是和他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一起改造过，我始终认为，这人只不过是一个骁勇的大老粗，所以，我第一次去看和他同组的徐远举，徐给我介绍“这位是陈长捷”时，我当时就愣了一下，心想，怎么陈长捷是这样一个瘦削得像书生一样的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高大个子。

过不几天，在徐远举和我谈了这位晋军将领的许多情况后，我立刻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陈长捷不是行伍出身的，而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第一名高才生。他不仅外表显得有点温文尔雅，而且看文件，也有很高深的理解能力。

当时，在战犯中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些人是装门面，但他倒真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这就大出我的意料了。

开始，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认为徐远举这个人片面性很强，说什么人好就能说得无一缺点，说某人不好就能说得一无是处。徐看我不相信的样子，便急急忙忙去拿出经过陈长捷批注后的《资本论》给我看，我才深信不疑。

因为对陈长捷的看法有改变，除了曾和他闲聊过很多次外，还从和他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天津市警察局长、军统老同事李汉元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他的情况。

李汉元告诉我，这位晋军将领个性非常倔犟，新中国成立前不用说，他要怎样就怎样，而且，在当了战犯以后还要那样。

李汉元曾悄悄告诉我，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幸好，别的人忙着和傅作义交谈，才把这一紧张场面打破。

“为什么会这样？”我终于从陈长捷本人和别人嘴里得出答案。

原来，陈长捷在甘肃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这是一个自己不求人而只有别人去求他的肥职，掌握该地区军队一切装备物品的补给，是不用打仗的工作。

傅作义受命成立“华北剿总”时，因为其嫡系精锐部队35军在易县涞水被解放军击溃之后，才知道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威力，于是决定，把部队集结于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三个基点，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的主要城市，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行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

因傅作义和他过去是晋军的老同事，傅熟知他是有名的骁将，遂向蒋介石提出，要调陈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加强天津的防守力量，当然，一提就准。

1948年秋天，济南和东北完全解放后，傅军在华北就更为孤立暴露。当时，傅所指挥的军队约50万，原来是排成一线，如不集结便有被分段吃掉的可能。

这样，天津成为鼎足而立的重点，傅认为陈是常胜将军，希望他能把这一进可以战、退有路可逃的海口城市牢牢守住。因国民党的渤海舰队正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可以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当东北解放军准备入关时，他和傅作义都感到非常疑虑，傅曾打算把他的总司令部从北平移到天津去，并派其总务处长去天津，选定天津图书馆作为总部，准备安装起各项通信设备，还把张家口的一所小兵工厂和一些经济组织，连同傅部的军政人员家属3000多人，都送到天津安顿。

蒋介石把天津交给傅作义统辖后，在解放军入关前，他从没有过问过。

辽沈战役开始，蒋去沈阳、葫芦岛时，两次经过天津，看到天津附近“高碉林立”目标显露，就认为对手已是有炮兵、战车等而能攻坚的解放军，这些碉堡并不能发挥过去对只有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那种作用，而是过时了。

陈长捷报告说，那些是过去构筑的工事已不准备使用，但故意保留，可以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其新的城防工事，是很隐蔽的低碉堡群，200米以外，就看不清楚，并绕有大而深的壕沟，布有铁丝网、地雷和三线纵深的设堡阵地，随时还在加强加固。

蒋听了连连点头，不断“啊、啊”表示满意之后，立时再三叮嘱：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特别要注重军机秘密。

他痛骂王耀武失守济南败坏鲁局，以及孙连仲的失败，都是内部主管参谋的部门，有共产党在内而没有察觉、完全泄露了军机所致。

同时，蒋还说明，他亲临东北、华北时，都是面授机宜，调度部队，并不通过国防部第三厅，至多派侍从参谋临时传达，都为了要做到极端慎重，保守机密。

在功德林，陈长捷认为，他防守天津，失败在于兵力太少，他的工事是修筑得相当坚固的，到后来，很多坚固的工事都没有兵去把守了。

因为，傅作义把许多精锐部队都从天津抽走，只剩下广东部队由林伟俦统率的62军和刘云瀚统率的85军以及92军一个不完整的师。

他说，靠这几万人要守住天津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抵御成倍的解放军已经是不容易了，而最麻烦的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为了修筑工事，扫清射界，陈长捷强拆去大量民房，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

特别是林伟俦那个军所属的一个团长，在防守天津附近宜兴埠时，陈长捷因为另外两个外围据点，已被解放军摧毁，他要这个团将该据点放弃，以免因孤立而被“吃掉”。

陈要他撤出时，将工事破坏，谁知，那个团长把破坏工事误认为将那个村庄也破坏，便下令纵火焚村。

一时大火冲天，上千家房屋均付一炬，等到发觉，想抢救也来不及。因而，天津人民对国民党防守部队痛恨异常，巴不得解放军早点打进来。

陈长捷是自命为“以服从为天职”的标准军人，由于傅作义一再命令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一直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

虽然，他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几个军、师长都曾接到，解放军在缩小了包围圈，准备攻下天津之前一天给他们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知。

他在召集这些人开会时，大家都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谁都不愿先发言。他便先拿出这一通知，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因害怕特务在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应该放下武器，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决定，答复解放军：只表示“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

这等于是拒绝放下武器和谈判。陈长捷则依然表示“坚守就有办法”。最后，走上了被活捉这条道路。

到农场劳动时，我才当面问他，为什么傅作义来看他，他的态度那么冷淡？他好久不做声，只仰天长叹一声。

于是，我可非弄清不可，第二次又问，他才气愤地说：“他自己在进行和平谈判，却叫我坚守不投降，结果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已经造成了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后果，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农场劳动，陈长捷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组，而杜聿明更次一点编入第四组。一、二两组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组担任。三、四两组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

有一次，他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旁边看的一些同学都在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一厘米，走起路来，总有点一瘸一拐，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的。

所以，许多人发笑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当他们看到大家在笑着议论他俩时，便放下粪筐和大家坐在一起。我说：“你们两人合作，可以叫做宝一对！”

陈长捷一听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气力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

这一下，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一次笑话。

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去，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今天这位同学走起路来和平日不一样，不一瘸一拐了，而是与别人一样端端正正地走，因为，他是有名的“东北二瘸”之一。

他当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时，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都有一条腿短一厘米。

熊是在上海任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乘坐的飞机刚一起飞，便撞在龙华飞机场附近江面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虽然没有摔死，但腿断了一条，医好后，便短了一厘米。

不过，和杜聿明相反是右腿比左腿短。他们俩在东北，一个是负责军事的，一个是负责行政的。这两个东北大头头在一起开会时，一个向左拐，一个向右拐，曾使得许多见到这罕见的场面的人，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

那时，当面是没人敢说的，杜当了战犯后，没有人去取笑他，不过，看到他走路突然端正了姿势，有点惊奇。

杜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

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

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连文件也读不下去，而是捧腹大笑了一场。从此，这一笑话，在战犯管理所中就传开去了。

陈长捷的劳动能力的确要比杜聿明强一些，而我最佩服的，是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

后来，我对他的看法和当初完全相反了，我认为他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真正儒将。

文如玉

（31）胡临聪的往事

国民党第41军军长胡临聪是川军部队将领，我和他原来同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挑饭菜组的成员，后来，他又当了我的学习组长。

我们相处的几年中，对于他为人正派，我很有好感，因为，他当学习组长时，与有些学习组长不同。

有那么几个学习组长，在学习时，总是鼓励别人“把坏思想抛出来”！这样，既显得组长领导有方，又可以抓住这些“抛出来的坏思想”进行一系列的帮助、批评和自我检讨。

这样，一次学习后，写起“小组学习情况汇报”来，他们也不愁没有东西写。

不过，许多有识之士，真正有重要的思想问题，宁肯写成报告送给管理所负责人去解决，也不愿在小组发言时暴露。

老实说，彼此的水平都相差无几，半斤对八两，都是一个样。暴露出来，除了得到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废话外，什么也不能解决。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也可以说是上过当的。

有一次，我思念在香港的母亲、妻子与亲人，想托在京的一位民主人士转封信去，又怕别人不转或领导上不同意，所以，便以退为进，自作聪明，借暴露思想为名而达到托人转信的目的。

没想到，这一思想刚一暴露，几位“左”字号同学便袖子一卷，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他们轮番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了几个半天的学习时间。

长达20多个小时帮助我的发言，翻来覆去他老是说：

“现在是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来加速思想改造的时候，居然还去想家，这是什么态度？还有脸好意思说得出来，不想想你过去是怎样弄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的……”

好像，弄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与他们带兵打仗的毫无关系似的。我有脸还敢说出来，这比他们在梦中大叫自己的老婆孩子总要坦白一点吧！

一个学习单元结束，应谈的文件都没有谈几句，而为我这个“坏思想”却费去百分之九十几的时间。我接受这么多帮助之后，思想上仍旧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实际上，结论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得完，但他们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真有点“槽内无事猪拱猪”。

我装模作样地“认真”记录下这几位“热情”、“善意”的金玉良言之后，悄悄一看，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好在我极力忍了下来，不然，又得帮助我几个半天。

小组长花了两个半天劳动时间，才把这一单元学习情况写完送了上去。

有一位好心的同学还在替我担心，怕领导要批评我，说我这就是不安心学习改造的具体表现，我只是笑了一笑。当然，也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大约是这一份“学习汇报”送上去三四天之后，正是进行另一单元学习时，我们那位不怕麻烦的小组长一开始就问我：

“上次暴露出来的那个阻碍改造的思想经过大帮助之后，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如果没有彻底解决，还可以继续谈谈。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要害怕，暴露出坏思想，就是一种求进步的好表现……”

我立即表示了对大家的热情帮助万分感谢，思想问题完全解决了，再也不会想它，更不会妨碍我的学习改造。

照例要大家点头表示通过，也满意于我的态度。我却暗地里感到实在太可笑了，我才不再上当，再去求什么“进步的好表现”呢！

正当小组长又在问别人还有什么思想要暴露时，管理员走到学习室门口，轻轻地叫一声：“○○六三，到办公室去谈话。”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我的代号前面为什么有○○呢？

这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成立后，除原在北京监狱的战犯是从一号开始编代号的，仍保持原有的代号外，凡是1956年从外地选调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便是从○○一号起，我是选调来的第63个，所以给我加上○○。

这还表示，有临时调来，随同北京战犯所大规模去东北等地参观时暂编的代号，因参观后，有不少仍被送回山东、四川等战犯改造所。

我虽留在北京没有回四川去，但编的代号仍然表示与原来的有差别。

当管理员叫我去办公室谈话时，几位“帮助”过我的同学十分得意，他们认为，我保准得挨管理所的领导一顿狠狠的批评，说不定还……

有几个则替我担心，怕我会吃亏。我自己呢？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这种事谁会没有？当了犯人不想家的，除非是无家可想的人。

一走进管理所的办公室，一位领导坐在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在他的前面放了一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我进去像小学生见到教师一样，先行个礼，立正听候批评。

这位领导略一起身，可能是表示对我向他敬礼的回答吧！“坐下！”他指指靠墙的一张靠椅。

我刚坐好，他便说：“听说你想和在香港的家属通信，这是可以的，二○一（杜聿明的代号）和美国的家属都有书信往来了。你如果想先问问北京的老朋友，就写封信去问候吧！

以后，这一类事，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不必作为思想问题在学习会上谈，那样浪费学习时间。”

说完，他把桌上的信封、信纸递给了我，我连忙站起身来，向他表示了谢意便退了出来。

我刚一转身，就听到那位领导告诉叫我去的那个管理员，要他告诉我那组学习组长，以后不要再花时间扯这类小事了。

我高高兴兴地把信纸、信封握在手中，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当然，主要是可能有希望和家人取得联系，再则，也是对那些批评我的人一个讽刺。

不过，我快走到小组学习室时，还是把信纸等折好放进口袋，若无其事地走回去，为了使那几位幸灾乐祸的“同学”得到满足，我还故意装出一副像挨过批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慢慢走到我的座位，谁也不看一眼，并不停地用手拨弄衣服上边用布条编成的纽扣。

这时，全组都紧张了几秒钟，谁也看不出我内心里是多么愉快！

胡临聪当学习组长有一个最可取的地方，他在主持学习时，不要小组的人轮流担任记录。

别的小组，大多是小组长只当掌握会场的“主席”，记录是同学轮流或专人担任。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万一反映问题发生纠纷，由记录负责，另外，是组长可以清闲一点，好集中精力专门抓别人的“小辫子”。

没有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人，很难想象，这些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领导人，被俘当了战犯后变得这么自私、这么胆小，有些甚至可以说会那样脸厚心黑！

为了希望自己能讨得领导上的好感，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做得出来。谁会想到，共产党对这些人的改造，正是要他们改变这种作风，变得老老实实，不再搞过去那一套，而且，处处是从大的方面去衡量一个人，不是从小的事情上，或一件两件事情上来对每个人作结论。

所以，我一想起当时许多情况，到今天还觉得可笑。如果按照某些“左”得出奇的伪装进步的人的意见，许多人连共产党都没有杀掉的，而在他们手下，却是绝不让活下来的。

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最最最“进步”的“同学”，往往没有能争取到提前特赦！

胡临聪每当发现同学在发言中涉及思想问题时，他总要重复问一句：“你是这样说的吗？”或让人再说一次，他一定要等他记好，才让别人继续发言。

有时，别人说话快了，无意中暴露出不健康的思想，这人并不希望正式暴露出来，他却会提醒一下：

他是不是要暴露什么思想问题？如果对方承认，说急了说错了，他从不“顺藤摸瓜”，一定要追出一个什么坏思想才善罢甘休。

我和胡临聪相处一年左右之后，发觉这人还没有存心去整过人，所以愿意和他摆一摆“龙门阵”（四川人聊闲天）。

有一次，我称赞他“人如其名”，相当聪明。他一听连忙否认，并说：“我名聪实不聪，我要聪明，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了！”

这是一句由衷之言，不是有相当交情、彼此信得过的人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后面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对于当了战犯的悔恨和不满，要扣帽子，真是可以扣上一大堆。

不过，他说完之后，又立刻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马上补充一句：“我不聪的地方太多，有机会我可以慢慢告诉你一些。”

我一听大喜，因我虽无蒲松龄之生花妙笔，可以听到人讲的故事而写成一部《聊斋志异》，但却能满足我这个年轻时当过“包打听”（上海人称侦探为包打听）的人爱搜奇探异的欲望。从此，一有空，我就爱找他聊聊。

冬天中午休息时，我们挤在墙根下晒太阳取暖，他把两手抄在袖子里，冷风吹来，鼻涕从鼻孔往外流，直到集合在他鼻尖下面快要落下来时，他手也不伸出来，只是两手一抬，像拉胡琴一样，鼻涕就全擦在他的衣袖上面了。

虽然这动作太不文明，但并不影响我听他讲往事的兴趣。当了战犯嘛，就顾不得许多了。

他向我谈过他不少的不聪明的往事，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只写出两件比较有点历史意义的事情。

他认为，决定他下半生命运的头一件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任四川部队孙震率领的第20集团军参谋长时期。

当时，部队驻防在老河口，不久，刘峙成立了豫鄂“剿总”，老河口划为第五绥靖区，孙震兼绥靖区司令，他也兼任了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

当时，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在伏牛山、桐柏山等地区的共产党武装部队，被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当时正由美国出面，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

为调停国共两军的冲突，老河口方面也派来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共产党的代表薛子正，也是四川人，一到老河口，就由孙震指派他与三人小组联系。

他说，薛子正一去就和他讲同乡关系，他当时并不愿认这位同乡，而是处处阻碍这位同乡的工作。最使他后悔的是，薛子正多次向他谈到，国共两党应当好好合作建设中国，医好战后创伤，让人民能安居乐业。

可他当时对这些话完全听不进去，并一个劲地讽刺薛子正。比如说国共合作建设抗战八年后的中国时，他问薛子正：

“你们拿出西北高原的黄土，只能种出小米，种不出机器钢铁。”

薛子正除大笑之外，便向他很耐心地解释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听都听不进去。

他当时认为最得意的是，薛子正说，建设祖国需要大量人才，共产党在这方面能做出重大贡献时，他便反问一句：

“靠你们小学毕业，都可以招收进去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能制造出火车、轮船、汽车等吗？”

薛子正对他这种恶意攻击并不生气，总是耐心说服他，他哪里高兴听。

说到这里，他便长叹一声，我要聪明点，能交上这样的老乡做朋友，我怎会走上最后这种绝路。当他看到报纸上，薛子正已当上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更悔恨没有听他的话，如果不打那场内战，又何至于当战犯呢！

不过，他认为，那时他是相信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的，所以，当时绝不会考虑到什么国共应继续合作建国的问题。

当日不聪明还情有可原，而最不聪明的是，淮海战役中他任川军16兵团司令孙元良部的军长时，没有兵团司令孙元良聪明，孙老早就准备好一套半新不旧的便衣和鞋帽，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时，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可是，他却忠心耿耿，还认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黄维的12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困时，16兵团奉命去策应突围，以徐州西南15公里之孤山集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总算把孤山集和白虎山攻占下来。

接着，他又指挥41军122师乘势去占领孤山集东南之纱帽山。这么一点小胜，孙元良和杜聿明都打电话向他祝贺。

两人都很高兴地告诉他，国防部新闻局发言人张师六现陪同美国记者数人，并特别指明，其中有麦克阿瑟元帅派来考察战况的一名高级军官，伪装记者，一同要到前线视察、观战。

孙、杜两人对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认为与今后能否获得美援有关，命他特别努力，督励部队格外奋勇攻击。

为了占领纱帽山，他下令122师要不惜一切牺牲，务求攻占，除令军部直属野炮营，及临时拨归指挥之77军野炮营以强大炮火协同步兵作战外，他还亲临前线指挥，发射的炮弹近2000发，小小纱帽山已差不多被夷成平地，总算在美国记者们一片“顶好”声中，攻下了这一弹丸之地。

他原来以为，只要占领了纱帽山，就可进出曹村车站了，便命令124、122两师继续向南进攻，只要拿下芦村砦和圆山，曹村车站就不成问题稳可攻下。

美国记者们刚走，一群男女立法委员又从南京乘专机赶来41军军部所在地的白虎山指挥所观战。当然，他更加感到高兴，满以为从此便能逐步转败为胜了！

没有料到，这两批观战的人一走，士气也随之而去，可能是因为外国通讯社和中央通讯社发出的战场捷报已被许多报纸刊登出来，不但眼看到手的曹村车站没有能攻下，而且连原来攻占的几个据点也被解放军又夺了回去。

他始终不忘的是1948年11月29日那天下午，兵团司令孙元良突然到前线集合41、47两军的军、师长召开紧急会议，宣布：

“剿总”已奉命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之线。所有各兵团定即日经萧县、永城地区向淮河南岸撤退。16兵团担任掩护大军主力撤退。

这一几十万大军的伟大撤退“壮举”，他滔滔谈过几次，这里就不多说，只提一件令人发笑的事。

在撤退途中，41军奉令派一个团去接替第2兵团王屏南补充旅的阵地，谁知，王没有等到派去的部队接防就被解放军消灭掉了。

去接防的部队也不弄清情况，就毫无戒备地进入村庄，结果，被守候在那里的解放军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一个团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真是送上门去让人缴械，当了一次义务武器输送队。

1949年1月10日，第16兵团全部与第13兵团李弥部同在萧县西南大小陈庄、赵家楼、僖山一带被解放军围歼，当时，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李弥都化装潜逃。

而胡临聪和47军军长汪匣锋及副军长、参谋长等均被活捉。当然，胡临聪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但他在谈到这一天被俘的时候，往往久久不语，这是在后悔没有能像何基沣、张克侠等战场起义，也没有像孙元良、李弥一样临阵逃脱，结果当了俘虏。

我曾开玩笑地和他说过：“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聪明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文如玉

（32）提级关押的李帆群和李佩青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许多人，都有一种不知怎样去形容他的表情。

“李帆群这个人怎样？”“和你的看法差不多！”

这是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呢？这些老于世故的人，都是懂得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的，因为，大家都心中有数。

此君，虽可区别于四位鼎鼎大名的“惹不起”，他是不会和人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的，但他的笔尖儿却可以和《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能横扫这些带领过比千军万马还多得多的将军们。

只要他在墙报上，贴出一张质问某某号“同学”的小字报，这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头痛。因为，这不同于争争吵吵，使用舌剑唇枪就行，而要这些过去拿枪的人，同样用文字来答复，这就非同小可了！

因为，在功德林的战犯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长期耍枪杆子的，你如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他们都会毫不示弱，但是，耍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屈指可数的“文武双全”外，大都是一拿笔就昏昏然。

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顽固堡垒”还不好受。

吵一吵，谁是谁非不易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而一旦上了墙报，看到的人便多，甚至是全都知道，这还不要紧，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

这是关系到前途的重大问题，谁不害怕呢。

李帆群还有一个特点，下笔特别快，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的墙报保准能写好，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很大关系。

他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时，许多学生都愿去大城市工作，他却愿去刚刚赶走了盛世才的新疆。

谁都知道，过去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不顺眼，便马上人头落地或永久失踪。

后来，盛世才被赶走了，国民党才可以掌握到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真空”，得有人去填补。

于是，李帆群便自告奋勇愿远去边疆，当然得到了上级的表扬，马上任命为他《新疆日报》的主编。

这个刚从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连外勤记者、内勤编辑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走马上任就成了省报的主编，所以，一向是很骄傲的。

不过，更使他得意的是：

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一看大势不好，赶紧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

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保险可以照准。

李帆群既出身于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这在他一生中，是再没有比这更走运的了。

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简称劳改队）。

记不得古人中，哪一位预言家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恕我读书太少，真是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在新疆，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把他从新疆劳改队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更引起了上下的劳改人员的羡慕。

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差不多等于过去中了举人，选送太学来学习。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级。

他一个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被挑选上了，这不但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

甚至，有人还发牢骚说怪话，说共产党人太不了解情况，把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也误为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糊里糊涂把李帆群当作重要人物而挑选到北京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交道几十年，打仗也打了20多年，不少老一辈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期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连我也可以数得出来一大批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跨党的中下级干部就数不胜数了，难道，他们会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吗？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造反派头头的确是弄不清楚的，他们看到我写的材料中，没有在国民党前面加一个“匪”字，便严厉质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匪字？

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加上匪字，那不连现在一些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大首长也骂了吗？”

我的话音刚落，一记耳光朝我脸上狠狠抽过来，幸亏我从小习武，一下闪开，对方一掌打到墙上，摔了一个趔趄，几乎倒下去。

我连忙说，“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件上都有的”，并且，很快找出文件来。

他们这才如同读《天方夜谭》一样，第一次听到这种怪事似的，在不承认自己太无常识而又死要面子时，只好说上一句：“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准你再提这些！”

阿弥陀佛！我总算化险为夷，以后宁可加上一个匪字，也不愿自找麻烦！

国民党内的什么书记、书记长一类的人，只是和行政机关的秘书长、军队中的参谋长一样，不是主要负责人，只是一个幕僚长，完全不同于我党组织中的第一把手书记那样。

为什么会把李帆群和河南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佩青也当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我也是直到特赦之后，才弄清楚的。

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在执行这一项命令时，便从全国许多监狱、劳改单位去挑选。

据说，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唯独党官太少，只有一位是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

另外还有几位中央委员都是以军职为主，比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都是带兵打仗，不是专搞党务的。

说来也实在令人有点气愤，因为抗战胜利后，许多带兵的将军们都不希望再打仗，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接收胜利果实的清福了。

他们都很清楚，打仗不但要打死人，而且，战场上的生活也远不像大城市的生活一样舒适。但是，国民党从总裁到许多党官，却坚持要实行一党专政，不能让共产党分去一部分天下，所以，非要消灭不可。

等到战争一开始，叫得最厉害、喊打喊得最起劲的是国民党的党官们，但是，看到战争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也是这些党官。

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傻头傻脑的将军们。虽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那么多，但被俘的却只有一位书呆子庞镜塘。

他是听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话，没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湾。

因为，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证过：

“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共产党军队？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

结果，这位书呆子和这些将军们一同成了高级战俘后，他也不愿埋怨别人，只自己宽慰自己：“此党国之灾，非人力可挽回也！”

既奉命要集中党、政、军、特战犯，（党）只有一个庞镜塘，未免太不够味儿，便只好降格以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也可以勉勉强强对付得过去了。

这两位由劳改犯超级提升成为战犯，也许与先人埋葬的地方风水有关吧！

李帆群相当聪明，只是喜在心里，而李佩青却喜形外露，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最高的职务是七品芝麻官，当过一届小小县长，河南快解放时，当了几天省党部代理书记长。

猛一下，把他从劳改农场集中到北京，和过去他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这许多大官在一起，立刻有点飘飘然。

虽然在学习时，他谈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却有一手绝招，敢于暴露思想，从吃肉到想吃鱼，吃到鱼又想吃鸡，领到新棉衣还希望能发一件新大衣等所谓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每次不论学什么，谈什么，他都能顺嘴溜出一大串来，别人也乐得少讲话。

稍许聪明点的人都懂得“言多必失”，一个不留心“失”了一句，够检讨的，所以，谁都不愿阻止他发言，半天学习时间都让他一个人占去，谁也不会有意见。

当然，他在许多人中，虽然过去职卑位低，但总比一些种田锄地的人要高一丁点。

李佩青知道，自己耍嘴巴摇笔杆自无法和这些人比高下，但是，他却天生气力大，这就能去其所短而发挥其所长。

因为，集中的这些大官们，绝大多数只是长期接受思想改造而没有经过劳动改造，所以，对力气活不但是门外汉，有些简直连一桶水都提不动。

这样，他就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了，除了争取劳动外，还自动请求负责背杨光裕的工作。他为什么要人背？这就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


这位仁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可能是为人忠厚，在中央军中南征北战多年，最高和最后也还只当了第3军中将副军长。

1948年，在河北石家庄附近有名的清风店战役中，他和军长罗历戎同被活捉。

他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认为将军当了俘虏，没能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便在被俘不久，决心自杀，自己放火烧自己。

结果，棉被烧着后，把他两腿烧成重伤，还没来得及烧到上身，被看守发觉而将火扑灭。

他的双腿经包扎后，他又暗中把药弄掉，用冷水去淋伤口，希望感染成破伤风而死去。最后，由于两腿溃烂，医生为抢救而将他两条下腿切去。

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他被感动得哭了几场，终于决定活下去，不再给政府添麻烦。所以，他这位无脚将军在集中后，除学习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动都得由人背着。

他怕给别人添麻烦，不去看电影，李佩青看到这种情况后，表示坚决要背他去，这样一来，李佩青便有争取的机会了。

老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去进行半天劳动学习时，杨光裕被留在功德林，李佩青去秦城农场，并被选为劳动副队长。

这一下，他可得意万分，立刻摆出一副“首长”架势，每天分配工作时，他那一副长官姿态，令人发笑，老天特别照顾他，还给了他一双近视眼。

管理所几次给战犯配眼镜，他都一再谢绝，表示绝不乱花国家一分钱，宁可视力差点，也要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进步思想”，所以，别人无论怎样对他那种发号施令的得意形态，感到好笑而对他做鬼脸，他却看不见而照样神气活现。

有一次，实在使人受不了，有人跟他顶了起来，他满以为有理，而去向管理员哭诉。管理员一问，立刻指出他这种态度不对，连政府工作人员也从来不采用这种方法对待这些人。

他一听，更伤心起来，他说过去这些人对他都能拍桌大骂，今天严格一点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不是想翻天！

管理员们一经研究，决定把他这个副队长免掉，让他当队员。为了此事，他伤心失意地哭了几场。如果不是我亲见亲闻，你能想到一位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会这样吗？

李帆群比他高明的地方要多一些，他是专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来批一下，这也是从几次教训后使他变得聪明的。

刚一集中时，他看到不但是杜聿明、王陵基这许多大人物，连他过去最为熟悉的一位顶头大上司宋希濂也居然成了他的“同学”，这就不是一般的大事了。

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宋希濂在新疆任警备总司令时，每次去机场迎送，他都排不上队，只能站在记者群中。

有一次，宋和他握了一次手，他在报上最显著的地方刊了出来，引为最光荣的事。今天既成了“同学”，他就有权来批这位昔日无法接近的大人物了。

不记得是一件什么事，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时，便写了一张质问宋希濂的小字墙报。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位将军是湖南骡子脾气，谁要惹了他，他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绝不妥协，也不轻易让步。

结果，他的一张小宇报引来了宋的三张反质问，最后，他只好认错，向宋表示没弄清楚乱提意见，做了检讨才收场。

所以，他有了这回教训，便学了一句有经验的老话：“黑夜摸柿子，要拣软的吃（欺）！”

我一到北京，因为年龄和他差不多，两人一见虽不能“如故”，但从年龄这一点上，还有共同之处。因为，许多人比我们都大，他开始也向我试探，估计可能是想欺欺“新同学”表现表现自己。

他问我，在重庆学习得怎样？看来是一句关心话，但我早就听到快嘴徐远举告诉过我：“注意此人！”于是，我便用严肃坚定的口吻回答他，我在重庆学毛主席著作时，有16个字，我不但学到了手，而且能应用得很好。

他一听，感到有点既惊异又怀疑，还有点感到我太狂妄吧！因为，许多人在谈到学习《毛选》时，总得很谦虚表示，学了不会用，或者说学用不能结合，我居然说学了不但能用而且用得很好，这简直是很少人敢这么说的，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一看到我那样一本正经，又不能不奇怪，他便也很谨慎地问我：“是哪16个字？”

我便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背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背完之后，我右手一使劲，比鸡蛋还大的肌肉隆隆鼓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他也十分清楚。

所以，我和他之间，从没有打过笔墨官司，当然，他那文质彬彬的瘦削身材，更不敢和我动手动脚了。

所以，几年之间，我和他始终保持了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耍了那么些年的笔杆，揭发了那么多人的“问题”，结果，却比我迟出来三年。

另一位代理书记长李佩青比他更加不如，李佩青自免掉了他认为也是个官儿样的副队长后，使极力想争取重新走马上任“官复原职”，因此，在劳动中特别卖力。

尤其是有管理人员在场，他几乎和诸葛孔明差不多，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挑五六十斤，他非挑百斤以上不可。

许多调皮鬼知道他这种心情，又欺他是近视眼，往往故意和他开玩笑。

有一次，在挖树坑时，他正在一人深的坑内，埋头用力把挖出的泥土向上甩的时候，两个寻他开心的故意轻声而又让他能听到：

“怎么？今天局长和处长都来看我们劳动了！”

他一听这话，便两手挥动铁铲不停地甩土，他刚想停下来喘口气，这两人又悄悄地说一声：

“怎么专朝我们这边走来？”

这一句话不打紧，他连汗都不擦一下，干得更加起劲，人毕竟不是机器，一会儿，他便汗如雨下，面孔发白倒在坑内。

等别人把管理员找来时，同他一道劳动的人，才刚把他费很大气力抬了上来。他一听到管理员说，要送他回去休息，找护士长给他检查一下时，他马上又跳回坑内，连连说：“我要向解放军学习，轻伤不下火线。”

管理员也懂得他这种装模作样的心情，便意味深长地说：

“要你们来参加体力劳动，不是把你们当成一个劳动力来使用，一定要完成多少劳动定额，主要是希望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你们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可是，他还是没有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仍不肯休息，管理员只好使出最后一招：

“要你回去休息就得回去休息，不听从就是严重的错误行为！”

这句话的确有效，他马上爬上来，垂头丧气地走回去。吃饭时，他悄悄问我：“局长处长什么时候走的？”

当我告诉他：“根本没有来！”一听这话，他像鼓足了气的皮球，被人戳了一个洞一样，马上就瘪下去了。

当然，他得到的结果，是比李帆群更迟了一年多才得到特赦。

文如玉

（33）观念转变之难

○○五三者，桂系军队中之某军长也，此人爱与人纠缠，故姑隐其名。

在战犯改造所图书室的借书登记本上，○○五三同学所借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说是最多最全的一个。我连翻都不敢去翻的，那又厚又大的《资本论》，他居然借过三次之多。

这样一位专心致志钻研马列主义的人，在理论方面虽够不上战犯中的“权威”，至少可称得上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吧！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在这个问题上被一批再批。说来也有点好笑，他钻研多年的结果，得出了一个那样荒谬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他的学习心得吧！

因为，不论在学习发言上，甚至在写的墙报上，他一再说：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月球绕地球、地球绕太阳一样，循环不停，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后，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再升到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也和地球绕太阳一样，还得继续前进，便又回到了原始公社一样的社会，即没有阶级和国界，社会财富十分丰富，比各取所需更方便，基本上，消灭了财产的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他的这种谬论刚一出笼，还有些人一下没有弄清楚。因为在他长篇大论地发言时，不少人都在闭目养神而渐渐如老僧入定，根本没听清楚，所以，在他发言完毕后，照例点点头，这是表示听到了，没有意见，当然，也就等于同意了。

不过，当他的发言记录被管理员退了回来，并且，要小组长和小组的同学研究一下，他的发言有什么错误时，小组长一看，才在大腿上一拍：“大事不好！”

立刻，就有人接着问一声：“何事惊慌？”

当小组长的人，可能比组员们要高明几分，原因是他看过记录之后，才感到○○五三在发言时，他自己也没有认真听，担任记录的那位同学也没有水平，小组长更没有仔细看过一遍，照样签上一个代号，便送上去了。

而管理员是对每一份发言记录都要认真看的，有时，还要搞一些送到处和局以至到部一级去看，所以，他发现○○五三的发言有很严重的问题，才交回小组。

尽管他交回时的态度和平时差不多，但善于察言观色的小组长一听，就知道不是一件小错误，因为，管理员先问他：

“这个记录你看过没有？”“看过！”“○○五三发言后，有没有人提意见？”“没有！”“你为什么也不提意见呢？”

……天晓得！他也和平日一样在打瞌睡或胡思乱想，哪里能听出什么错不错。

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在学习发言中，如果谈文件和报纸杂志，大都是“照本宣科”，或重复一下文件精神，都是老生常谈，听不听都一样，出不了毛病。

只有在生活检讨会上或思想检查会上，那才要一字不漏地听清楚，小组长还得亲自作重点笔记。他怎么也没有料到，○○五三居然有那么大的胆子，在学习文件发言时，走了题，而出大毛病呢？

当小组宣布，整个上午的学习时间研究○○五三的发言时，的确使他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位仁兄借谈社会发展规律，诬蔑共产主义社会。

○○五三当然不承认这一结论，可是记录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基本上消灭了财产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像这种原则性的错误，立即由小组批判升级到大组批判（每一小组推派一两人参加），最后，便提高到全所批判。

可是，○○五三不但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敢于写成墙报，公开贴在“新生园地”上面，用以反驳大伙对他的批评，以牙还牙，便又展开一场“墙报战”，每个人都被小组长动员写批评他的墙报。

在我当时的日记本上，我发现我只写了两首“西江月”的打油词，想吓唬吓唬他一下，有一小段的词是这样：“警告○○五三，这回不比往常，不获全胜不收场，后果务须想想！……”

这次没有料到，此君胆量和我一样大，这样几句话岂能吓倒他，不过，我也是在信口开河，因为不但没有获全胜就草草收场，后果也没有什么。

他还是照样和我们一道吃饭学习，既没有按照有几位高喊大叫给他关进单人房，更没有按照他们的请求给他钉上镣铐。

而处长亲自在大会上做出的结论，也只是叫他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虚心听取“同学”帮助。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时，可以在小组学习会上或在墙报上表达出来，不要背包袱，照常生活等。

大会虽这样宣告结束，但许多人思想上却波动了一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五三看了那么多的经典著作，反而出了这么严重的毛病？管理员便抓住这一苗头，要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毕竟，这些战犯还不是被有些人描写的那么愚蠢，一经讨论，马上得出结论来，认为○○五三不过是青出于蓝而没有能够胜于蓝的一种表现。

许多人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国民党许多“反共理论家”，不是专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回来，才著书立说进行反共宣传吗？

这个秘密一戳穿，大家就见怪不怪，并联系到别的一些借口根据什么书什么报而乱说，对共产党进行指桑骂槐的攻击不都是同一根源，同一手法吗？

管理所对这些“无师自通”的人，口头上都给予了表扬，说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例子。虽然只联系了这么一次，在那种场合下，也会使一些人有点飘飘然。

第三种类型的人为数虽不多，却也是很值得谈谈。我特意选出一位军统局的老同事，局本部军事情报处少将副处长胡屏翰作为代表。

这也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老头”和“老板”亲自告诉我们，说军统特务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不是杀头，而是会千刀万剐，信不信由你。

我在战犯管理所，却见到了将军一级的军统大特务有20多人，如张严佛、鲍志鸿、郑锡麟、沈觐康、刘崇朴、曾晴初、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邢森洲、文强、董益三、岳烛远、黄康永、郭旭、黄逸公、马策、王乐波、李汉元、程浚、魏文海……

加上我这个小老弟，不但没有被剐掉，而且身上也没伤疤。不过，有些顺应发展规律，没有等到毕业，便已“作古”了。

这个文绉绉的名词，是我刚刚翻词典时发现的，注明：“《书》婉辞，去世。”这比直书其寿终正寝还要文雅一些，第一次被我用上了。


1975年4月15日，特赦愿意回台的国民党战犯，参观广交会展览旧照。

因为，今年我收到海外亲友几十份贺年片中，有位老朋友在贺卡上写有几句话，其中有“……每读《百姓》必先阅大作‘战犯所见闻’，没想到昔日耍刀玩枪之士，今成舞文弄墨之人……”

长者的勉励，使我既感且愧，所以，不能不多翻翻书本了，使写出的东西文雅一点。

闲话已多说了，还是书归正传吧！胡屏翰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后，可能是由于高不成低不就，他一直无事可做。

当时，正遇上戴笠想多找一些学军事的人才来主管军统的军事情报，以免让那些没有喊过“立正、稍息”的文人，在处理军事情报时连军语也不懂，闹出笑话，所以，要军事情报处副处长杜逵（号亚坪，云南人氏）找几位进来，他便把他在陆大十三期的同学鲍志鸿、胡屏翰等拉了几位进军统。

抗战期间是“军事第一”，军统局又属于军事部门，军事情报就也显得很重要了。胡在军统任副处长两年多一点，便抗战胜利，军事变得不重要了，胡屏翰就被调为设计委员会委员。

不久，他又时来运转，被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国民党方面工作的、继戴笠而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看中，调他任军调部什么地区的小组长。

这个小组可不小，组长的下面还有一位美国派来的副组长和中共派来的副组长。不论是国民党军队统治的区域还是共产党统治的地方，他们都能进出，除有吉普车代步外，所到之处均受欢迎。

但是，好景不长，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撤销，他因为在这一段期间“表现甚佳”，所以没有待业，又转到陆军总司令部去当了少将副署长。

当然，像他这样一位不大的官，在全部崩溃而逃往台湾之时，是轮不到他的飞机票的，所以，解放后，他硬着头皮去西南的军政大学报了到，进行一下学习。

在填写履历表时，他只轻描淡写地附上一笔，抗战末期在军统局任过一段时期的副处长，有人问他：“参加过军统组织没有？”“没有！”他答道。

在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情报的副主管不参加军统组织，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为了这个问题，他从军政大学被送到公安部门的监狱。

在对他的讯问中，他始终不承认参加军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这位江西老表表现得十分坚决，无论怎样告诉他，承认了没有什么，不承认反而麻烦，但他却坚持他在军统工作几年，不能算是军统分子。

最有趣的是，他告诉我，审讯他的工作人员曾对他说过，像他这种情况，只要好好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很快便可以处理，并一再说明，不会关他十年八年，要他不要恐惧。

他一听便很高兴，认为不会关押他十年八年，那顶多七年就解决了，所以，他便希望等到七年便释放出去。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讲，专门等关满七年，结果成为一个典型。

像这一类型的人，在战犯中有几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一是以低级冒充高级，如明明是上校，却硬说自己是中将或少将，而有些则是中将或少将却说是中校、上校。另一种，是隐瞒或缩小自己过去所干过的一切，而有些又故意夸大自己干过的一切。这些形形色色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思想改造之难，有位熟读唐诗的同学有次仰天长叹之后，忽然高吟：“改造之难，难于上青天！”

有人问：“这是谁的诗？”“怎么？你连李老同学的诗都忘记了？”

这几句说得我都糊涂起来，但忽然一下想起，李白在他的《蜀道难》那首诗中写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我便指出他乱扯一气，他很不服，马上同我争论起来：“你读书不会联系实际，我们打败仗当了战犯在一起改造不是互称同学吗？”

我说：“对！我们称同学，你怎么把我国的有名诗仙也大胆叫起同学来？”

他哈哈一笑：

“你去翻翻唐代历史，公元757年，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本想隐居在江西庐山，却被永王李璘邀到他的幕府，当一名大约是什么顾问一类的清官。

后来，李璘违背他兄弟肃宗的命令东巡，准备夺取天下，被肃宗击败，李白和李璘一样成了战犯。

如果退到今天，他也许会和我们在一起改造，不会长流夜郎，走到巫山才遇赦回来。从他打仗被俘虏这一点来说，与我辈差不多，所以称他为李老同学，已经是客气了。

在同学之上再加一个老字，便是因为已隔了一千多年的关系……”

他这番谬论，虽然引起许多同学发笑，但是，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李白和我们一样接受思想改造，可以肯定：他再提起笔来，一定会写‘噫吁，改造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绝不会写《蜀道难》这首诗了。因为今天去四川，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轮船，还有什么难可言呢？”

虽然，这位同学是在开玩笑，但却可以作为本篇文章的一个结尾，思想改造是有些和李白当年去四川一样的困难，改造的历程，是需要通过许多的艰辛道路，才能到达如花似锦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

文如玉

（34）我的思想问题

共产党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劳动锻炼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目的是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罪的人能认罪服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是原则不变，但对具体的人，采用具体办法，也就是说运用时有灵活性、伸缩性，不是一成不变死板板的。

所以，对有些人是以劳动为主，有些人是以学习为主，对待高级犯人——战争罪犯就更灵活了。

因为，这些人过去不少是参与制定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人，要不就是独当一面或是统率重兵，都是上层统治者。

他们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基本国策下，都能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可以自己制定一些临时性的法规。

甚至，一句话也成了一个地区或多少万人必须执行的法令，在大发雷霆时，桌子一拍，就人头落地。对于这样一些人，单靠劳动一下，能够改造好他们的思想吗？

唯物主义者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主要方面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所以，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以学习为主，即从思想上进行改造。

当然，也得要劳动劳动，起码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在吃饭时掉了满地饭粒，父亲质问我：“这样糟蹋粮食，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来的吗？”回答得那么肯定：“谁不知道，这是厨房里的王二挑来的！”

在秦城农场去劳动时，除农忙偶尔全天劳动外，基本上维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当中有那么几位，他们的言论至今仿佛仍在我耳边打扰着我。

他们一开口，总是说：“看你这样拖拖拉拉地干，将来释放你，让你去自食其力的时候，你怎么能活得下去，难道，还有脸向政府伸手要救济费吗？”

我每听到这样的话，总忍不住要暗自发笑，并且，还忍不住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几句。

有一次，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便质问我：“你说我们比共产党还左，我们受得了吗？这不仅仅是打击我们，而是污蔑共产党还不如我们！”

好大的帽子，这比西藏过去一些奴隶主挖奴隶的眼睛时，使用的石头帽子还重得多。那种石头帽子扣在头上，只把眼睛挤出来好把眼球摘掉，而他们这种帽子，好像要让我连舌头也压出来，以便让他们割掉才甘心。

当然，我并不太傻，也懂得“急流勇退”这门巧计，马上来个自我批评，比他们准备加在我头上的罪名还要重，把什么我想要造反，想要借此来诬蔑共产党，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目的等都搬了出来。

即使是说我有一点“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之嫌，但我总承认了自己有严重思想问题，借题发挥这样一顶他们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也可以鸣金收兵了。

我虽不是一个“睚眦之怨必报”的人，但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而是一个爱说俏皮刻薄话的人。

这几个过去批过我的同学，他们几乎都有那么一种相同的认识，释放出去，靠自己自食其力，没有战犯管理所舒适。

在那里，既不要出房饭钱，连水电费也免收，到时候，还发衣服帽鞋及日用品，每天只需用嘴巴批这个斗那个一下，就混过一天。

所以，他们几位都是在里面安度了20多年的清闲生活，于1975年因全部战犯都一起特赦，他们才跟着走出来。

当然，这样的“假左真右”分子，是不会让他们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

我每年出去参观视察或避暑等，遇到其中的两三位时，我总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如果没有他们那样认真帮助我，可能，我出来还会犯原则性错误，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宾馆请他们吃一顿饭，以示酬谢！

可能这几位仁兄已变得比我忠厚一点，他们还很谦虚一番，表示未能早日争取出来，我只好真心实意安慰他们几句：“君不见京戏一开场，总是跑龙套的先出来，主角最后才亮相，从整场戏来说，唱压轴戏的也都是名角。”

他们点点头，不知道是表示什么？因为我非他们，不能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个想法。不过，也不外是感到后悔没有老老实实去改造，或者自我安慰一下：

“老子虽然迟出来十多年，但总算是看到大家都出来了，没有让一个落后分子留下来，这难道不是老子们帮助别人的功劳？”

果真如此，那自然应高翘大拇指，连喊：“佩服！佩服！”

我说劳动锻炼比思想改造要容易，这是自己亲身体会出来的，绝对不是关上书房门吐着烟圈圈，冥思苦想，编造一套。

这些国民党的方面大员，或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并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电影描绘的那样，国民党的将军和大官都是饭桶草包（当然不是没有那样的典型人物，但不都是那样），共产党的侦察人员，随便化装什么“长官”，就可以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一点也不怀疑，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上当了！”

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后，常常彼此悄悄问一声：“你是不是这样被活捉的？”

可能是死要面子的关系，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位“同学”承认和电影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相反，只常听到说：“如果真是那样，胜利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或者说：“今天我还不会是那样草包，十年前我会是那样愚蠢吗？”还有些人，说得更露骨：“如果真是那样轻易打垮了国民党，成百万的烈士要大叫冤枉，他们怎么会死在不会吃人的纸老虎口中呢！”

从劳动中，就很清楚地看得出，这些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要是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学一门就会一门。

谁会相信，曾经统率近百万大军的杜聿明，不但能剪裁缝制衣服，而且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能成为手艺高超的理发员；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等能成为干农活的内行和多面手？

当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些人学什么会什么，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了一个问题：

人活下来，不只是为了自己，还得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否则，奴隶主的皮鞭下，是抽打不出这种出自内心的觉悟和干劲的！

说是奇迹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也未尝不可，真理总是真理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的人，谁又不愿去多做一点为子孙后代所称赞、而不会被人咒骂的事呢！

十个指头都不会一样齐，个别想不通的人还是有，特别是年龄较大、一向有抵触情绪的人，往往会产生：没有几年好活了，再争取还不是一名战犯！

有这种思想的几个人，他们都得到耐心的帮助和教育。

我的日记中，曾记下杜聿明帮助有这样思想的一位“同学”时，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要错而能改，总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对于我们来说，战犯只是一个过渡的名词，今后，肯定还有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历史写好，都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应当分秒必争才不负此生嘛！”

所以，在劳动锻炼中，虽有些人拣轻避重，但多数是争挑重担，却没有发现一个公开表示不接受劳动锻炼的。

我们正式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远没有思想改造的时间长，更没有思想改造时那么困难、曲折和复杂。劳动不劳动，可以看得出来，思想是看不见的。

不过，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思想表现于每个人的言行上，一句话，甚至一点头、一摇头，都能表达出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来，在某种情况下，比劳动更加容易看得出来。不过要仔细观察和正确的分析、研究才能弄清楚。

为了能起抛砖引玉的带头作用，我先来解剖自己一下，再举出几个典型人物，这样也比较公平合理，至少，可以避免指责我只会丑化别人而专门美化自己之嫌吧！


沈醉旧照

我在11年改造过程中，有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解决了，有的解决得不彻底，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

为了不愿占太多篇幅，我只举出三件较为重要一点的谈谈。

第一，我对认罪问题有过不少抵触。

那还是在重庆学习时，几个和我同在军统局的老同事指出，我在军统中，曾长期从事逮捕、绑架、暗杀等工作，而且，还培植出大量从事这类工作的学生，他们还认为，死在我手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等是数不胜数的。

一开始，我不承认我干这些事是什么罪行。因为，那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反国民党的工作，我当然要抓要杀，这是各为其主。

说有罪双方，都有罪；无罪双方都无罪。如果国民党不打败仗，我不但是无罪，而是有功。

至于在我手中杀掉过多少人，我自己是有数的，虽然记不清姓名，大致上有多少我是记得的，说数不胜数，我认为太夸张了。

我当时特别强调，我长期是奉命而行，只有在云南快解放时，由于情况很乱，我来不及请示，也不容许我迟疑，我才自己决定杀过一些人。

当然，这种思想一亮出来，批和斗是不会少的。我是怎样解决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不是几千字可以说清，但也可以长话短说。

我最后是由自己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既说出又写出，结论是对别人的帮助诚恳接受，并且口服心服，管理所的领导也认为可以了。

第二，我不承认什么阶级斗争，我只是承认我过去所作所为，是为了国民党和自己的利益。

有一次，在一些好心的“同学”帮助我时，他们让我敞开思想，谈我是怎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典型事例，我举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我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的一次大逮捕来作说明。

那一次，我预计要逮捕400多人，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一开始，我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所长腾出十多间大房间准备关人，指挥由刑警大队队员、保安警察和宪兵混合组成的20个小组，按名单去搜捕。

不一会儿，看守所所长来向我报告，说十多间房间已经满了，睡下去连身都不能翻，我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的，坐牢就是坐着，谁叫你让他们睡大觉的？”

所长低着头走了，一会儿又来报告：“坐也坐不下了！”“站！”我只回答他一个字。

不一会儿，他又来报告：“站也站不下了，不能再抓，没地方可以关了！”

我略一考虑，便叫他把所有的强盗、小偷、流氓、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释放，腾出房间来关政治犯。

他站着不走，嗫嚅地说：“要是那样做，整个昆明的社会不是乱成一团糟？”

我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他：“快照我的命令去办，释放刑事犯只是乱了社会，乱不了国家！强盗抢不了你也抢不到我，政治犯是要我们的政权，要我们的命的！不执行马上枪决你！”

我像说故事一样刚说出来，站在一旁听我讲的管理员，立即指出：“你不承认有阶级，也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这就是最生动最具体的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你可以好好想想……”

我听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散会时，却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

由于平日管理人员在我们学习中有争论时，一般不马上下结论，因为一作结论，许多人即使不服气，也不便（说不敢更确切些）再去批斗那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分子”，又少了一次他们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

他们对我不承认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来准备至少六七个半天，经管理员这样一说，让我好好想想，就可以收场了。

偏偏我这头还保留不少牛脾气的湖南骡子，常常不信邪，不懂就不懂，不通就不通。

正当他们感到有点遗憾，没能按照预定计划斗我一星期，太便宜了，我却在提起小板凳，准备回到寝室去休息时，冒出一句：

“今天我也变成无产阶级了！”“放屁！你配做无产阶级！”“你还胆敢诬蔑、侮辱无产阶级，你这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

还有几位，正在准备好舌剑唇枪向我猛攻狂袭时，我把手一摆，抢先大声叫了起来：

“今天我洋房、汽车、黄金，甚至一家老小都没有了，只剩下光棍一个，筷子一双，还不算是无产阶级吗？”

自然，这更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了，这就得加上一倍的时间，来批斗我了。

说也奇怪，这回是管理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和我谈了一个多钟头。并当场宣布，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他帮助我。

他和我谈的主要方面是说明两个阶级的不同点，从出身、人生观等谈到在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立场、观点许多方面的不同表现、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等。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过书面及口头的检讨，承认我冒充无产阶级，但从多年的事实，的确使我认识到了，我称不上是无产阶级。

1960年，我得到特赦后，报上曾经称我为“爱国人士”。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

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成为革命干部家属。

这几年，我又成为“知名人士”，由于我不参加任何民主党派又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了。

有了这么多的光荣称呼，却还不能称无产阶级，我又有点犯老毛病了，可能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

既然资产阶级的帽子早摘掉，那么，我今天究竟算什么呢？我想了很久，便自己给自己加上一个我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既不属于剥削别人的资产阶级，又还不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那就算是“有产阶级”吧！

我的第三个思想问题，是对多年培植过我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私情未能忘怀。

虽然，他过去带着我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我认识到那是不易得到人民原谅的罪行，但他对我曾经是那么照顾，私人间的感情总是无法能一刀两断的。

每到他摔死的那天，我常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下文不用说，谁都知道，我是在怀念戴笠。

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劝我“不要谈这些”，怕我犯错误。但也有那么一个，比我们进步几寸的，便在小组的生活检讨会上，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揭我的老底。

他说戴笠的飞机失踪后，蒋介石决定要派一名将级人员持他的手令到解放区去营救戴笠，别人不肯去，只有我愿前往。

因为，估计飞机一定迫降在解放区，所以毫无消息，如果降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绝不会联络中断。要去解放区是很危险的，还要从高空跳伞下去就更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大特务都发了不少接收财，我也不例外抢到了大城市的洋房、汽车，可以享享胜利后的快乐日子，但出于私情，我不管家人的拦阻，决定要去。

后因情报不灵，从事情报等特务工作的头头摔死在首都南京附近三天才被发现，我才没有去冒险。但这也足以构成批斗我的最好材料，何况，我还在提醒别人不要忘记他是3月17日摔死的。

这件事，当时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的，结果，竟是由管理所的负责人指出：

只要不是承认戴笠过去反共反人民是对的，而去称赞他的这些，相反还能批判这些东西，只是在私情上怀念，这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共产党允许子女对反革命父母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后，私人间还是可以往来。

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很出人意料地处理这样的严重思想问题，使许多人都感到奇怪。不过，叫我以后至少不能再去提醒别人“今天是3月17日”。自己怎么想，放在自己心里，不要去影响别人。这点我当然可以做到。

一个军统大特务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时，毫无疑问，是要经过考验的。同样，我也是要注意共产党人说过的话是否能兑现。

在对待戴笠这个问题上，我不但在我特赦时的思想总结上，把它如实地写了上去，而且，在我写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上面，都详细地写了1964年3月间去南京等地参观时，我专门去灵谷寺看了戴笠的坟墓情况。

当时，除吴稚晖写的墓碑不存在外，墓还是完好未动，因为，这是我亲自主持修建的。而怕人恨他而毁坏，所以是用水泥砂石搅拌在墓穴，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几公尺厚的一大块。我仔细看了一遍，完全没有动过。

我在这一段文章中，特意表达了我对他“难以忘怀”的私情。我女儿在给我整理时，竟大吃一惊！她笑我有点老糊涂了，怎么把这些只能放在心里的话也写上去？

她正准备把这一大段涂去时，我坚决不同意。她有点担心了：“送去审查能通过吗？”“试试看”，我满有信心地回答。

当送审稿退回时，我急忙翻开这段一看，全文一个字都未删去，这反而使我感动得用手按在原稿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因为，前几年，我看到香港一本刊物上有一位老同事，写了一段与我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说：南京刚一解放，南京人民就把戴笠这杀人魔王的坟挖开，对他进行鞭尸泄恨……

这种闭门造车的写法，真是漏洞百出。南京刚一解放，人民要做的事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即使把这种事当成头等大事，也不是一下能挖开的。

共产党都宽恕了的一个死了的老上司，何必，还要在笔尖下来鞭挞一下已烧焦了的尸体呢？

我估计，这位老同事可能在戴笠下葬那天，他和某一位县太爷一样，一听人禀报抚台大人的夫人死了，便马上吩咐“备轿”，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要去吊孝。刚上轿，又听人禀报：不是抚台大人的夫人死了，而是抚台大人死了。县太爷便立即下轿吃饭，自然还照样来三杯。

可能是戴笠下葬时，这位老同事因吃饭喝酒未赶上飞机而没去，未能亲眼看到那坟修得那么结实，绝不是人民（当然是指老百姓）不用炸药而能挖得开的。

也有可能，贵人多忘，挖坟掘墓在南京，确实有过那么一次，那是抗日胜利后，不是新中国成立后。

时间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国民党74军的51师工兵营，在军长邱维达和陆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的指挥下，奉命将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的汪精卫的坟墓，用150千克TNT炸药炸开，也没有鞭尸，只是用火连棺木一起烧掉。

执行的人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口袋内搜出一张三寸多长的白纸，上写“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

可惜，当时他们把这一张由日本招魂归来的纸条撕掉了，如果保留它几百年，不是可以和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贝多芬的手稿，以及彼得大帝擤过鼻涕的手帕一样，拿到英国、美国的拍卖行去高价出售，不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小的遗产吗？

文如玉

（35）与王凌云谈往事

我从重庆战犯改造所转到北京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发现挑饭的几个同学当中有一位穿得与别人不同。

别人的衣裤上，最多有两三个补过的地方，而他的衣裤上，却有五六处之多，还有一两处是大补丁上又加上小补丁，不用问，一看就能知道，这个人应该很节约。

我从他的举动上，便肯定他不是一位文官，因为，几位大文官我差不多都认识或见过了，而这一位，细看那一副眉浓眼不大的面孔，又似曾相识，但一时却想不起来。

我不愿用不尊敬他的话来形容他，但是，总有一点“望之不似将军”的感觉。

我怀着一种好奇又急于想知道此君是谁的心情，悄悄问了一下军统老同事郭旭。

他过去在军统，一向主管经费，也是北京监狱中的老资格。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监狱分手后，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代号是一○七，可见其年资之老，连杜聿明都远不如他（杜编为二○一）。

1956年，我和许多调到北京的都属○○多少，这可能是区别于那些老同学的最明显标志。

当我从郭旭口中打听到此人是王凌云时，便立刻想起，我还与他有过两面之缘呢。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7月间，是在曾经轰动全国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杀后。

那一次，我随同刚刚走马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一道去侦破这一案件。开始，连蒋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大总统还没有选出来，宪法也没有颁布，谁这么没头没脑干出这么个笨拙勾当？连毛人凤也猜不透。

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一下全国哗然的舆论，只好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

唐纵是老军统头子，戴笠多年处心积虑筹划的掌握全国警察大权，但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头上之后，真是“喜从天降”。

不料，他刚一上任，连总署的人事安排还未就绪，就碰上了这一棘手的大案，大有“祸自地来”的苦恼。

他在南京与毛人凤一商议，决定先飞重庆，那时，我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财产、武器等。接到毛的电话，便把唐纵接到戴笠在重庆的一处豪华别墅。

在这里，他选定在重庆准备去南京，还没走成的原军统人事处长、后任军委会邮航检查处长的李肖白，以及在军统中负责过行动工作（专搞逮捕、绑架、暗杀等）的郑修元、许建业和我四人，随同他一块去昆明。

唐纵老谋深算，他在重庆一下飞机，关照我办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挑选两名违犯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

要求不问其罪行大小，只要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承认是共产党。

所以，挑选的人要很适合条件，而一经“使用”过之后，等到执行死刑时，便可将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而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于是，我按照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选，只有一个担任过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司书的王某合适。

可是，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听到过不少军统常常使用“走马换将”之类的手法，但更会使用“弃卒保车”。他担心被利用后一下把他“弃”了，枪毙了也无法喊冤。

我当即向他保证，绝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可是他还有点担心，直到我愿先写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带在身边，最后关头拿出来，以防万一外，我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他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陪唐纵吃早点，并把只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他。他叮嘱我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

我们的早点刚吃完，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毛人凤告诉唐纵：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杀李、闻的凶手，要唐马上去昆明。

唐一听，十分高兴，当然不用再带假凶手去了。

当天下午，重庆航空检查所把飞昆明的班机上的客人拉下五个，让我们五人飞到了昆明。

军统云南站长王巍等唐到了住的地方，刚一坐下，就把暗杀李、闻的情况，详细向唐做了汇报。

谁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出来的。凶手已由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率领，一行30余人（连同凶手们的家属）交与第2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着。

霍与唐是湖南酃县小同乡，向有往来，唐便亲自去找霍商谈。可是，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还请唐代为破案。

谈了两天毫无结果，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报告，王凌云已由大理到昆明，可不可找王从侧面试探试探，唐便和李毓桢出面请王吃饭。

请帖送出后，很快，王凌云便到李家找李。我和郑修元、许建业都住在李家，只有李肖白陪唐住在附近上海大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家中。

由于李不在家，我便接待了王。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要回大理，唐、李请吃午饭他无法赴约。很显然，这是霍揆彰怕他嘴不稳，在这些特务头头们面前喝醉了吐出真言，把他撵回去了。

第二次我和他见面，是1949年。他新任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后，在重庆见毛人凤，请毛派人和派电台到他总司令部去。恰好，我也去找毛，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饭，这样由一次见面而变成再次见面了。

王为人很有点江湖朋友味儿，我到功德林后，他一听说我也送到北京来了，便到我的房内找我。一见面，彼此几乎都是同样地问一声：“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是他先问我，还是我先告诉他，这都不必去考证了，总之，两人第一次谈话就是李、闻案的处理经过。

由于军统向蒋介石如实报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谋，霍被找到庐山挨了一顿痛骂，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虽未查办，但限他交出凶手。

他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闻凶手各一，即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李文山。经各方会审直认不讳后，宣判死刑。

执行时，他们竟如此无师自通，临时也是从军法处监狱中，拉出两个别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之后，绑赴刑场，沿途戒备森严，枪决后立即掩埋。

而判死刑后还活下来的汤、李两犯，直到全国解放才被搜捕出来。当然，他们是没有资格坐飞机逃往台湾或去海外当寓公，只有硬着头皮再直认不讳一次了。

霍揆彰为什么无故要派人打死李、闻，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急，他想兼云南省主席，也想讨好讨好蒋介石，因为，他常常听到蒋骂这些民主人士帮共产党而不帮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

不料为时太早，正如1947年他在长沙新建的别墅嵩庄招待我吃便饭时说的：“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

虽然为时过早一点，但功劳簿上并没有漏掉他，他刚把新居建好，还没享受几个月，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不又落到他的头上了吗？

我第一次在昆明见到王凌云时，一听他是第二军军长，便以为他一定是中央嫡系重要骨干，从这个军的番号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是“杂牌子”。

第二次毛人凤请他吃饭，他刚一走，毛就对我说：这位“山大王”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我这才知道，他是搞过打家劫舍的寨主。

所以，在战犯所中，我对此人便有另一种兴趣，我没有当过“山大王”，却很想知道干这一行当的内幕。

有一天，我和他一同去挑早上的洗脸热水，这件事只用两个人就行，但是，要早点去，等管理员开铁门领我们去厨房，所以，我们总是提前十分钟去等。

可那天，管理员来得比较晚，我们两人便可畅谈一下。他一开口，就自己承认是当土匪出身。

他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是正当的出路，许多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军人如刘镇华、张治公、樊钟秀、孙殿英等许多人，都是先当土匪后招安的。

比如，1926年的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统辖的几万人，都是从土匪中编过来，而后，又担任剿匪的任务，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官还是匪。当时，老百姓叫这些队伍为“官匪”是最恰当的，因为他们既有官名而又暗中干匪的事。

王凌云原名王仙举，河南伊阳常渠乡蟒庄村人，1929年，他在伊阳县城防大队长王建昭部当队长，后来，王被别的土匪打死，他就当上大队长，并将占领伊阳的土匪也赶跑了。

于是，当时的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委任他为临汝、伊阳、平等、自由四县的剿匪司令，1930年，又编入张钫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不久，再编入国民革命军第32军宋天才部，任第3师师长。

1931年，张钫率领他们这些军师长去汉口见了蒋介石总司令，每个师长都得到500块银圆的“赏号”。

王凌云有次问我：过去与土匪打过交道没有？

我告诉他，抗战开始不久，我20多岁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司令唐生明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很信任我。

由于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经常从常德等地经过，便把在重庆没有扔干净的炸弹顺便向常德丢上一两颗，有时，也派一两架飞机小炸一下常德等沿洞庭湖的县城，几乎天天放空袭警报。

所以，司令官便带着如花似玉的夫人——标准美人徐来住在离城十多里的黄土坡，后来，连司令部也搬到那里去了，城内只留下稽查处担任治安工作。

一年多后，警备司令部撤销，把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这两年多时间中，一直是我在负责维持城区治安。

我原来想把我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一套办法搬到常德，但是，有一个老资格的组长告诉我：湘西土匪不但多，而且敢于攻打中小县城，最好不要得罪他们，来一个“官匪协定”为最上策。

开始，我很不以为然，由于少年气盛，加上有军统作后台，不肯听他的，直到商会会长等地方绅士们也一再劝我，应当与土匪们有一个默契，保持井水不犯河水，可保常德平安无事。

既有这么多人说，我不能不调查研究一下，这才知道，在湘西的大股匪除陈渠珍外，还有两股人数上万的瞿伯阶和彭叫驴子，经常在附近活动。

王凌云一听我说出“彭叫驴子”感到十分惊异，他忙问我：“怎么，你们那里的土匪没有黑话，而直呼其头儿为叫驴子？”

我问他：“你们那里的黑话把驴子叫什么？”

他说：“我们自己把当土匪叫‘拉杆子’，马叫作‘虱子’，驴叫‘鬼子’，狗叫‘皮子’，老百姓叫‘林子’，如听到狗叫，便喊‘皮子炸了！’老百姓追上来，叫‘林子发了！’”

我告诉他：湖南人把玩弄女人的男人称为爱叫的驴子，不是尊称。

我告诉他：这个土匪叫驴子的部下，还给我添过一次麻烦，但也很够朋友。

原来，我和土匪们有一协定，虽未形之于文字，却是一言为定。他们保证不到常德城内来“做生意”（抢劫和绑架肉票），但是，到常德采购物品或向逃兵逃官购买枪弹等我不能抓。他们也不在常德郊外活动，这样，本可相安无事，

不料，那头叫驴子的部下蹂躏了农村拖大辫子的小姑娘和梳“巴巴头”的年轻农妇还不满足，而看中了城内穿白衣黑短裙的女学生。

那时，许多从江、浙、皖、赣等省向大后方迁逃的学校、学生常通过陆路，经湘西去贵州、四川，彭叫驴子的部下便带人埋伏在公路上，有一次，把满装女学生的两辆大车上的女学生全部劫走。

发生劫案的地点虽不在常德县的范围内，但是，由于这些学生的家长告到湖南省的保安司令部，当时，常德警备司令部已撤销，我是常德军警稽查处长，本来可以不管，但由于我兼了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部的侦察组组长，第二区是管湘西地区的。

所以，省保安司令部命令我，一定要把这些被劫走的女学生营救回来，我只好派我手下那个与土匪们有往来的组长去设法。

三天后，他向我汇报，彭叫驴子的部下说不使我为难，同意把女学生送出来，条件是每100发七九步枪子弹换一个。

那时，我正好从桃源附近的小河中，没收到一些渔民捞到的一批子弹，那是军政部的一只木船翻在河中，他们只把一些贵重器材捞到后便走了，渔民们打鱼时，捞出有几千发子弹，被我派人没收了。

因为我平常所带的稽查员和士兵都是短枪，所以用不上，我便满口答应下来。

谁料想，把子弹送去换人时，除了有30多个女学生愿意回来外，还有12个居然甘心当压寨夫人不愿回来，这就大出我的所料。

据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彭叫驴子的部下抢到那些女学生后，大摆筵席庆贺，那个头目自己先挑了一名体育老师和两名篮球健将，他手下的九名队长每人挑一位，其余则交给慰劳所，让别的土匪去享受。

那个慰劳所原有40多个农村妇女，都是彭叫驴子的部下玩过后，感到不满意然后送到这里的。

那12个当了压寨夫人的学生，每人都写一封信交去的人带回给她们的家长，表示不回去而愿过那种强盗生活。

我便叫去的人除按协定100发子弹换回一人外，多余2000多发，全部送给彭叫驴子的部下，希望他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

彭叫驴子的部下非常高兴，还叫人带一件礼物给我，以示礼尚往来。这件礼物虽不是稀世之珍，但可以称得上是罕见之物，说出来也够骇人的。

这是用人皮蒙的一副马鞍，脚蹬是银制的。据说，一张人皮还不够呢。它的缰绳是从人的大拇指一直拉到大脚趾才够制成这条缰绳。

在笼头套上，镶有满满的大拇指甲，看来令人毛骨悚然，连我这个过去长期干过绑架、暗杀的人也感到有点儿惊异。

据说，使用这种人皮马鞍在土匪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才够资格，我既不想当山大王，也不能公然骑着有这种鞍子的马在大街上去，所以试也没有试过一次。

后来，这件事给我母亲知道了，这位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大发脾气，令我立即把它深埋到地下，还叫我烧香烧纸。这些被土匪杀掉的人，总算最后享受了一次香火和祭奠。

王凌云认为，两省土匪有许多不同之处，他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虽一样，但却分为流窜与割据一方两大类型。

他是属于流窜一类的，即“南边收了南边去，北边收了北边游，南北两边皆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他们是哪里丰收了，就窜到哪里去享受。

除了解决吃穿住等外，看上哪家的姑娘、媳妇漂亮时，派人去通知一声，准备去过夜，谁要违抗不从，一般是去抢光但不杀光，有时是砍去这家人的家长手脚，以示警告，所以，被害者大都是宁可受侮辱也不敢违抗。


王凌云旧照

也许是说得太高兴了，不知怎的，他竟脱口而出：“我认为过去当土匪头子，比我后来当军长师长还要舒服得多！”

他的这句话刚一出口，连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时，他马上意识到，此时此地说这种话，该当何罪！

所以，他立刻改口说：“我过去当流匪是危害过不少老百姓的，现在……”我连忙把手一摆：“今天不是开思想检讨会，甭来这一套！”

后来，他还是和我谈过一些占地为王的土匪情况，那比当流寇要安定一些，但也要费神费事得多，没有当流寇简单痛快。

他还举出河南有名的内乡土皇帝别廷芳为例，加以说明。

别在内乡、镇平、邓县、淅川等县割据称霸多年，敢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公然“对抗”，实际上，是在省政府的包庇下，官员暗中分享别廷芳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大量财物，这样假手于人，以免自己直接出面。

所以，别廷芳能在那个地区当土皇帝20多年，到抗日战争发生时，南阳行政督察专员朱玖莹还保举他担任了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他还是那个地区的土皇帝，不过加了一个更好听的官名。

王凌云对这个土皇帝多少有点羡慕，也有点嫉妒。他说，别廷芳挖空心思想保持住自己控制的地区，他对外也搞宣传，叫什么“皖西自治”，实则是由他为所欲为。

后来，他统治的地方扩大到皖属13个县，鱼肉人民，任意宰杀，没有人过问。

开封的一家报纸《大同报》曾刊载过，别廷芳对他管制下的老百姓揭发过他的罪行的，仅七峪一带被他满门杀绝的有73家之多。

王凌云还能背诵出当地老百姓暗中流传的一首民歌：“别廷芳搞的皖西自治，全凭奸杀抢霸四个字，哪家百姓不遭抢，哪个美女不受奸，啥时能除别廷芳，凉水当饭心也甘。”

我当时匆匆记下来，还有几句没能记上，不过，也由此可见其凶狠残暴了。

我问王凌云，知不知道后来别廷芳是怎么死的呢？他说谣传很多，因为他离开了河南，没有弄清楚。

我倒给他补充了一下，这是我听到军统局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事告诉我的：

抗战开始后，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派其旧部鲍庚接替朱玖莹为南阳行政专员。他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是把前任扣押起来，说朱玖莹勾结别廷芳，搜刮老百姓，要严行查办。

这个胆小如鼠又爱财如命的人，吓得魂飞天外，为了免死，只好把别廷芳送他的钱，分一部分给了鲍庚，才被释放出来，到洛阳向卫立煌报到。

不过，卫的几个部下又把他囚禁在一间小房子里，恐吓他，说司令长官要枪毙他！朱又只好再拿出一笔钱来，总算买回一条老命。

鲍庚收拾了朱玖莹，又准备收拾别廷芳，他先把别的侄儿南阳民团司令别光汉叫去，告诉他：

现在抗战期间，军事第一，军队要集中使用，南阳民团司令部所有部队立即交出来，司令部也撤销，还叫他告诉别廷芳，把他统率的民团也集中听候点编，连兵工厂也要一起交出来。

别光汉回到内乡，把这一情况向别廷芳一说，别当场气得吐血，他本想立刻和卫立煌闹翻脸，又估计打不过卫立煌一战区几十万大军。

他知道，卫立煌不像刘峙一样同意和他分赃，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卫叫他去洛阳，召见他时又训了他几句，回来后，他更是气上加气，1940年初，便这样气死了。

当时，外间谣传是卫立煌请他吃饭时下了毒药毒死的，其实，卫立煌根本没有请他吃过饭，而且，他回内乡两个多月才死去，卫根本没有那种可拖延到两个月才发作的慢性毒药。

王凌云听我讲完后，十分高兴，说他一直弄不清别廷芳死去的原因，经我一说，才明白了。

我看到他听这些往事津津有味，还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河南土匪的事情，我又讲了一个湘西土匪闹过的笑话给他听。

这是一件真的事情。有次，彭叫驴子和瞿伯阶两股土匪合力打下湘西大县沅陵后，他们看到夜间电灯那么亮，虽然不能在电灯泡上吸燃香烟，但看东西非常清楚。

那时，沅陵没有工厂，白天没有人用电，只有黄昏后居民才用电灯照明，所以白天停电，一到夜晚灯就亮了。

后来，国民党派兵团攻沅陵，他们撤走之前，不少土匪把电灯剪下带走。一回到他们的山寨，立刻把电灯悬挂起来。可是一到夜间，电灯没有一盏发亮，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还是彭叫驴子见多识广，他进城玩过妓女，看见人开关过电灯。他便宣布：这次太匆忙，走时只把电灯带出来，没有开的东西，灯怎么会发亮呢！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说下次打进城时，千万不要忘记把和电灯装在一起的开关也带出来。

我爱说笑话，而且，说得别人笑自己能不笑，正当王凌云和在旁边的几位同学听了笑过一阵之后，我还希望听听王凌云讲河南土匪时，却接到庞镜塘递给我一张小纸条。

我回到寝室悄悄打开一看，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不管一个人说得多好，你要记住：当他说得太多的时候，终究会说出蠢话来。”

他是抄了大仲马说过的一句名言来提醒我。是的，我说的话太多，而在那种场合中，说得太多，就会说出一些犯错误受批评挨斗的话。

我当时十分感激这位“同学”对我的照顾，所以，我看完之后，恭恭敬敬地交还给他。

这是表示我诚心诚意领受他的好意，并且把他这种按原则来说也属于温情主义、仅仅次于落后思想的东西，原物奉还，使他不用担心我去揭发他。他接过之后，也只点点头，把火炉门打开，往里一送。

犯人和犯人之间，这是一种深厚交情的表现，它与一般人要不同得多，不身历其间，是不容易理解到的。

王凌云是怎样被活捉的？他在第四批特赦之后，在北京见到我时才详细告诉我，那时已无任何顾忌，真是能畅所欲言了。

1949年初，他的部队被打垮之后，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估计还可以和当年楚霸王一样，尚能在河南征集到一批子弟兵跟他一道打江山，与共产党争夺河南。

所以，他被委任为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老先生”召见他时，当面告诉他，能收复河南省，则河南省军政大权都归他，收复一个区、一个县，只要立得下足跟，也给他一个省的名义，他满有信心地接受了这一艰难的任务。

但是，毕竟由于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愿意跟随山大王当喽啰的实在少得可怜，所以，他带的那一小撮人马，虽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可一挺进河南境内，很快便全军覆没，他也当了俘虏。

文如玉

（36）彝族将领卢浚泉

我和卢浚泉，虽然说不上“他乡遇故知”，但也可以说是“狱中遇熟人”，多少比生人要谈得来一些。

卢浚泉原来是担任云南部队第93军军长，我在昆明时，和他在几次宴会上见过面。

我当时的印象是，这个人言行谨慎，态度还算诚恳，所以，在几次交往中，还算是谈得来的。

我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后，彼此见面都是同样地问一声“怎么你也在此”这句话，可以说，这是战犯们初次见面必然要问的，这中间包含了无限关怀、无限辛酸，也带有很庆幸都还能活着的味儿。

总之，这虽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也成为一句很普遍的话，不当战犯，在一般正常生活中意外相逢，即使也可能用上这一句话，但语气、心情等绝不会是这样。

我过去只知道，1947年秋，云南省主席卢汉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而把这支云南部队交由孙渡、卢浚泉等亲信率领，去东北与共产党争夺东北地盘。

不久，由于东北战局紧张，卢汉怕孙渡统率不好，把自己这一份家业送掉，便请求蒋介石把孙渡调任热河省主席，滇军第六兵团司令由卢浚泉升任，并将这支部队调往热河。

当时，范汉杰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第六兵团驻防锦州。孙渡任热河主席他不反对，但不能把第六兵团也带到热河去。

为此，两人都一再向蒋请求，结果是第六兵团暂时不动，等东北战局安定下来再说。范汉杰为了想长期留下第六兵团，又发表卢任锦州警备司令，这样整个兵团也就跟着留下来了。

卢汉为什么不信任孙渡而愿把自己的本钱交给卢浚泉呢？


卢浚泉旧照

原来卢浚泉是卢汉的幺叔。他们是云南彝族中三大家族纳吉家，属于彝族上层统治者——黑彝（占有土地、奴隶和武装的奴隶主）。

卢浚泉的父亲卢元达，在清末花钱捐了个游击，但壮年时死去。他的妻子却很能干，不但善于治家管理“娃子”（白彝），还能骑马打枪。

奴隶们对这位“卢大人”的夫人十分敬畏，而她对小儿子卢浚泉也特别疼爱，所以，卢浚泉所受到的教育比他哥哥姐姐都要多，在云南部队中，也是官运亨通，仅次于唐继尧的妹夫孙渡。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的两个著名的统治者龙云和卢汉，许多人说他们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卢浚泉告诉我，这是以讹传讹。龙云是卢汉的大舅父纳吉瓦梯的第四个儿子，原名龙登云，后来，去掉中间那个登字，叫龙云，比卢汉大11岁。

他们都是住在金江北岸松萝村，只是表兄弟关系。不过，后来卢汉又娶了龙云的表妹龙泽清为妻，这样一来，就更亲上加亲了。

卢浚泉是他母亲亲自交给龙云和卢汉的。所以，他们两人对卢浚泉都特别照顾，凡是遇到有危险的事绝不让他去，而有好处的事总是少不了他。

所以，他在滇军中虽无赫赫战功，却能一帆风顺，最后能成为统率滇军的兵团司令，原因就是如此。

按照卢汉对卢浚泉的一贯看法是，守成有余而创业则不足，所以，卢汉辛辛苦苦创建的家业，总是放心交给他。

我和他同在一起学习改造几年中，虽只很短一段时间同过组，但两人间的交往还确实没有断过。

我对卢浚泉最感兴趣的事，是爱听他讲彝族人的生活等。因为，他是奴隶主，虽然长期过着汉族上层社会人士的生活，但他自幼便熟悉彝族人的情况，所以，即或随便聊聊，也可以使我增长不少知识。

过去，我只知道彝人常常抓汉人去当娃子。可是，他说抓娃子的事并不多，而且，只有接近汉人居住的彝人才经常去抓，一般情况下，大奴隶主成百上千的娃子并不是抓来而是本族中世世代代保留下来的。

这一点，他再三向我解释，但我并不感兴趣，而专门追问他抓娃子的情况。

他告诉我，有那么一小撮强悍的彝人（汉族人称之为夷蛮子）不从事农业生产，有些还是小奴隶主，手下有几个或十多个奴隶。

他们往往埋伏在一些偏僻的小路上，遇到单身汉人，只要不是老头老太太，而是有劳动力的男人或女人（有时也抓十来岁的小孩去培养成奴隶），便一拥而上，一面堵住嘴巴，不让叫喊，一面蒙住眼睛，连拉带推，边拖边打抓到山林里去。

这些人并不让抓来的汉人当娃子，而是卖到深山彝寨去当奴隶，身体强壮的可以卖几十或上百两银子。

这些地方不使用钞票，还是用银元宝和碎银子。有些娃子被一卖再卖，卖到深山老林，就一辈子没有逃跑出来的希望了。

身体差一点的或女的，价格较低。抗战期间，有些大学生被抓去，反而不像当苦力的值钱，他们要的是劳动力而不要文化。

我非常同情那些被抓去的人，我多次问他，抓去后有没有逃回来或赎回来的？

他说，极少数有冒生命危险逃回来的，个别也有赎回来的。逃跑的娃子十有八九，被抓回去或被摔死或被猛兽吃掉。

因为，彝寨都离城镇很远，不用说逃，就是放走也不易找到归路。何况，奴隶主一到晚上就把娃子关进木柜中。木柜是从上面掀起来才能进出。奴隶主就睡在柜子上面，想要爬出来，非把奴隶主掀下来不可。

当然，也有疏忽的时候，如每逢彝族什么节日，奴隶主及管家等都喝得酩酊大醉时，娃子也能趁机逃跑的。不过，得做好很多准备工作，否则，第二天又会被追回来。

被追回的娃子不一定会被杀掉或打死，只和人们对自己的牲畜逃走一样，找回后打骂一下就算了，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财产。

关于娃子被赎回的事虽然不多，但他却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赎回两个美国空军飞行员的经过。

那是抗日战争期间，从云南飞越驼峰的美军飞机，有一次出了故障，驾驶人员便弃机跳伞，有两个飘降在彝族深山区。

彝人一看，天上飘来两位黄头发、绿眼睛、身材魁梧的怪人，以为是什么天菩萨下降了，便举香火跪拜相迎。由于言语不通，两位美军叽里咕噜说了半天，他们一句也听不懂，这更增加了神秘感。

后来，“天菩萨”只好以手代口，先指指嘴巴作举手持杯状，他们这一下看懂了，知道要水喝；接着，指指肚皮，这样他们就把水和水果虔诚奉上。

等到开饭时，又把酒肉等供在他们面前，这两位便大吃大喝起来。这时，几个黑彝（奴隶主）毕竟要聪明些，他们忽然想起，听老人说过，神仙是不食人间烟火食物的，怎么这两位天菩萨却和凡人一样，不但吃这些，而且也和凡人一样要拉屎撒尿。

但是，毕竟是从天上来的，还得供养。有一位最聪明的黑彝，决定进一步试探一下，便让抓来的几个女娃子侍奉两位天菩萨，考验考验他们。

因为，女娃子的劳动力不如男娃子，而且不敢逃跑，所以比较放心。

黑彝对抓来的女娃子，不管怎样年轻美貌，一般不愿拿来当妻室，因为怕生下小孩来不好处理，让小孩长大当娃子，又不忍心，这是自己的骨肉，让当黑彝，别的奴隶主会反对，不是纯血统。

所以，许多妇女被捉去没有成为压寨夫人，主要是怕生混血儿不好处理，尽管白彝强奸女娃子则是常有的，但也不敢收为正式老婆。

所以，一般女娃子便和汉族男娃子混在一起生活，生下的孩子便是奴隶。

当这两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看到奴隶主派这么多女人来招待他们，便一再表示感谢。可惜语言不通，他们便学汉人双手合十作起揖来。奴隶主看到，这一种礼节和庙里的菩萨一样，就更加相信这是天上下来的神仙了。

派去照顾这两人的女娃子是汉人，她们都见过外国人，也看到过飞机，听人说过从飞机上可以跳降落伞这种玩意，但不愿去戳穿，因为她们对奴隶主一向仇恨，现在要她们去招待外国人，可以不去劳动，都十分高兴。

开始，这两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对这几个女娃子看不上眼，因为她们既不擦口红胭脂，甚至头发也是乱蓬蓬的，再加上她们穿得破破烂烂，这比起他们搂着逛大街的“吉普女郎”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抗日战争期间，专门有那么一些爱赚美钞和吃洋货的年轻女人，不少是大学生，她们大都能说英语，在和美军勾搭时，美军爱把她们载在吉普车上招摇过市，所以被人称为“吉普女郎”）。

不过，人和许多动物不同，不一定为了繁殖后代而发情，往往在酒足饭饱之后，总是喜爱有那么一点“余兴”，才能满足。

这两位惊魂甫定，饱暖之余，自不免也有“灾星未退，色心又起”之感。这些女娃子不用浓妆淡抹，毕竟都是雌性，而且，具有一种女人的天然美和健康美。

特别使这两个美国空军飞行员无法克制的是，她们每夜睡在火塘边的草垫子上的时候，都是在熊熊的火光下，毫不在意地把衣裤脱下当枕头和披在身上当被子盖。

她们的面孔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但与他们在印度等处“喝咖啡”时玩弄当地肤色棕黑的女人大不相同，因为，那些女人脸孔和身子一个颜色，而这些女娃子身上却很白净，加上火光之下，更显得白里透红。

他们一看，便以为这是在有意识地引诱他们。其实，这是因为奴隶主对奴隶不给衣服穿的缘故，白天出外劳动不能光着身子，所以晚上都得把衣裤脱下来，免得在草席上摩擦破了，同时还可以当被子盖。

奴隶主自己也穿得不好，大山里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布，自己手工织很慢，奴隶们吃还不太成问题，因不吃饱不能干活，而穿就是最困难的事了。

有些奴隶被抓时穿什么，便一直穿到被折磨死去，还没有更换过衣裤，所以，不能不十分小心爱护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可这两位美军飞行员还误认为，这等于在等待他们去享受什么。

刚开始，他们试图接近她们，尽管她们毫无拒绝的表示，有时对于他们手没遮拦还报以一个迷人的媚笑，但从她们从不洗涤的身上和头发上，发出那种难闻的气味，使他们感到有点倒胃口，性趣（不是兴趣）毫无，总算平安无事过了几天。

招待这两位“天菩萨”的地方，是一座独立小屋，平日是作奴隶主招待别的奴隶主的地方，等于汉人的客室一样，在铺满草席的房中央，有一个火坑。

夜晚山上冷，所以要烧火取暖，他们和她们都是围着这个火坑边沿睡觉，只要滚几滚，就可以滚在一起。

中国有句老话，也用到了这两位美国空军飞行员身上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大约过了不到一星期，每晚面对这许多裸体女人，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的柳下惠，便由白天动手动脚而发展到夜间去揭破衣破裤了。

正当他们过着中国皇帝式的夜生活，拥有三宫六院和刘阿斗一样“乐不思美”的时候，被那个管理女娃子的“母夜叉”去向奴隶主告了密。

这个女人也是被抓去的女娃子，因为生得太不平整的脸孔，使男人一看就有点害怕。不过，据说她也和一个比她短半截的男人结了婚，还生下一个和她一样高的男孩。

她因上山挖猪草被抓去当娃子有十多年，得到奴隶主的信任而当了一名女管事，这十来个女娃子都归她管。

开始，她看到这两个身强力壮的外国佬和女娃子们轮流做爱，以为也可以轮到她。不料，这两个人看到她那面孔和干瘦而无曲线的身子，实在没有一点可爱的地方，所以，她几次学毛遂自荐，也没有能分得一杯羹，便在一气之下，于半夜这两个人都左拥右抱之际去找奴隶主。

奴隶主一听，立即找他手下的头人、管事们商量、研究。这两个“天菩萨”居然发生这种情况，究竟他们是什么怪物，应如何对付？

据说，有一半人都认为这是两个瘟神，应当马上杀掉，也有人认为，这是两个“琵琶鬼”的化身，只能用火烧掉才不会使全山寨的人遭灾，十多个人商量了半夜都没有结果。

大家对怎样对付那两个“天菩萨”，意见都不一致，最后，还是那个奴隶主毕竟见多识广，他不但曾去过汉人居住的城市，而且还听过《西游记》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凡成为猪八戒。

他思索很久之后，便宣布：这两个“天菩萨”肯定是“风流神仙”，在天上乱搞男女关系，可能因为胆子越来越大，玩弄过一些玉女之类还不满足，而去调戏什么观音和织女等女菩萨，被揭发告到玉皇大帝那里。

玉皇大帝一怒之下，把他们贬到人间来吃苦受难，所以，他们只能从天上降下来而不能再升上天去。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便恍然大悟。特别是他们认为，现在还敢乱来，如不按玉帝的旨意让他们吃点苦头，继续寻欢作乐，老天爷会处罚他们的。

怎样来处罚这两个“风流菩萨”呢？奴隶主认为，唯一的方法是把他们当奴隶使用，取消对他们的一切优待和供奉，叫他们去做苦工。

奴隶主对被抓去的汉人，第一道制造成奴隶的程序，是给两只脚改造一下。

汉人是穿惯鞋袜的，奴隶主怎么会给奴隶发鞋袜，不穿衣裤可以劳动，然而不穿鞋袜走山路，不但大小石块受不了，还有荆棘、毒草等沿路皆是，劳动力再强，脚不能走有什么用呢？

所以，对娃子的脚首先得改造成不怕刺、不怕石子砂粒、不怕烫，什么地方都能走，奴隶主有一套简单而又有特效的高招。

这两个美国空军飞行员第二天一早起来，由于夜间太过多一点，当他们看到太阳升起，不是红彤彤而是黄蒙蒙时，便预感到有点儿不祥之兆。

首先，是所有的女娃子连衣裤都没有穿好就被一起叫走，丰盛的早点也不送来，而进来的是几个身强力壮的白彝，他们把这两位“风流菩萨”带到一个竹棚内，让他们坐在一条长条凳上，先用绳子把他俩上身捆在凳上，并把两脚分开捆在木头上。

他俩以为要被杀掉，因为两把小尖刀在两个白彝手中紧紧握着，吓得他俩大喊大叫，但这有什么用呢？

捆好之后，两个握刀的人便坐在小椅上，抚摸了一下那双穿惯皮鞋的嫩脚，就熟练地在他俩的脚底板上用刀尖划了起来。

他们是那样有分寸地在脚底上划成半寸见方的斜格，当血还在向外流的时候，一大把捣碎好的草药放在一片蕉叶上往脚底上一一贴，再用绳子捆好。

几天之后，这两位美国空军飞行员脚底板上便结了一层网状厚疤。这比穿什么皮鞋都方便，什么地方都敢走，并可免去穿脱鞋袜的麻烦。

由于他俩身体特别壮，便专门担任伐木和运木的工作，不干便得挨打。所以，他们也只好每天去干。由于，脚上套着铁链，跑是跑不动的，只希望能有机会遇上懂外国话的人，能使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一定能营救出去的。

天下事，往往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这两个外国娃子正在搬运木头，被另一个奴隶主手下一个“羊排长”发现了。

（“羊排长”是被抓去当奴隶的汉人里劳动力不强、专门替奴隶主放羊的娃子，一般只能牧放30多只羊，和一排兵的数目差不多，所以习惯称呼这类娃子为“羊排长”）。

他过去是一位中学教师，被抓去后便当上了“羊排长”。当他发现这两个傻大个的背后还有一块白布，上面隐约可见的“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知道是两位盟军士兵，便和他们用英语交谈。

这两个一听到对方用英语问他们时，真是如同见了亲人一样，高兴和难过的眼泪夺眶而出，便一五一十告诉这位教师，并请他设法送个信到美军驻华总部，一定给予最优厚的报酬。

这位“羊排长”一听，知道是发财的机会来了，便做好准备，不惜冒生命危险要逃出去报信。

终于，在一个彝族什么节日的夜晚，他趁奴隶主一家和他的管家们喝醉了的时候，偷偷逃了出来，一经报告美军当局，立刻就有人请卢浚泉等彝族中的头面人物派人去联系。

结果，是以每个2000银圆、10支卡宾枪和1000发子弹作交换品，把这两个被认为犯了天规的“风流菩萨”赎了回来。当然，那个“羊排长”也因祸得福，领到几万元美金的奖赏。

我还想多问一点彝族人的生活习惯和恋爱结婚等，卢浚泉不愿再谈，我还用钦佩彝族人的话，去讨好过他。

我说，抗日战争中有名的台儿庄大捷打死那么多日军，云南部队中的彝旅官兵和云南官兵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当年六十军的英勇善战，已经载入抗战史册了。

他也同意我这番话，不过，一谈他在锦州战役被活捉时，总长长叹上一口气。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难过？

他说：彝人最重信诺，答应了的事，真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不像汉人，老是开空头支票，什么“来生效犬马之劳”呀！“结草衔环”呀！

谁知道来生谁变人，谁变犬马，即使是神童也记不起他前生受过什么人的恩德，不幸成了犬马，谁还能记得前生有过什么恩怨。这不是骗人的鬼话嘛！

我想问他的事，他不愿再谈，而我没有问他的事，他却坦白地告诉过我。

他说，第六兵团在锦州战役中被歼灭，他被活捉，除了解放军在战略战术上，比国民党高明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不少其他原因。

而最使他不满的，是中央军对地方部队歧视，既要使用地方部队又不相信这些地方部队将领，比如范汉杰要他兼锦州警备司令，却派他的亲信王育生来当参谋长，还派另一亲信杨兆铭任督察处长，这不是把我这个司令架得空空的吗！

锦州被围时，中央嫡系部队得到飞机空投支援，云南部队却得到极少。

他最为气恼的另一件事，是锦州兵站不给他的部队补充弹药和粮秣，反过来，围攻锦州的解放军却有一个炮兵纵队，辖有两个炮兵师，有加农炮、臼炮、野炮，而且弹药充足。

锦州炮兵指挥黄永安也以没有炮弹为借口，不肯支援他的部队作战，最后，是集中几十门不同口径的迫击炮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这哪有不失败之理？

他说锦州战役一开始，就举棋不定。原来准备突围出去，以便集中兵力阻止解放军入关。

一切都准备好，又突然奉令，不准突围而要坚守待援，结果，援兵久久不见来，只盼到蒋老先生一份亲自发来的电报，大意说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等话。

他把电报拿给第93军军长盛家兴和新8军军长沈向奎看。他们把头一摇：“老先生一到没有办法时，就来称兄道弟，顶个屁用！”

结果，虽然拼命奋战，几个团长都战死也没法顶住，援兵始终不来，范汉杰这才下令突围。最后，他身边剩下不到两个营的兵力，便和范汉杰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一同当了俘虏。

在劳动中，我开始看不出卢浚泉有什么特长，可是，一到农场，就显出他的本领了。

有一次要修猪圈，管理员问谁会砌墙，他立即报名。我想，这个人还有股子勇气，我经手修建过不少房屋，知道砌墙要有一定技术，否则，越砌越高，一不注意就墙倒人伤。

我只是看人砌过，不敢冒充内行，只报名愿当下手。他却拿起瓦刀，很快把一道砖墙砌好，而且砌得很整齐。

我好奇地问他，什么时候学到这一手的，他说过去他对吃穿不太讲究，而对住却很喜爱弄得舒适点，常自己设计造房子，自己监工，有时还拿起瓦刀来砌砖墙。

他告诉我，一堵墙砌得齐不齐，主要是要吊一根线，随时检查歪不歪，因为眼睛看起来不易准确，有一根线悬在墙边，就容易校正了。不过我有吊线，也没法把墙砌整齐，所以，只能给他搬运砖石和搅拌石灰等。他砌的砖墙和墙的石坎都没有倒塌过。

我爱当他的下手，还是想问他有关彝族人的事。有一天，他接到一封很长的家信，看完之后，他主动向我谈了彝族人的问题。

他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彝族人已越过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从奴隶社会制度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他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很关心那些被抓去的汉人娃子，现在，不但再没有抓娃子的事，而且，所有的娃子都恢复自由了。汉人都回去了。

原来的娃子也不再受奴隶主的统治，因为奴隶主除极个别犯了严重错误的没有得到安排外，绝大多数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成为政府中的各级干部。有些娃子也当了干部。”

他说，这次的家信这么长，就是告诉他，有个娃子当了干部后，与汉族干部一同吃饭。因他多年习惯是蹲在地上吃饭，吃完碗里的东西，再去盛的时候，筷子没地方放，就含在嘴里。

他和汉族干部吃饭时，也是蹲在椅子上，吃完去盛饭时，也习惯地把筷子放在嘴里。当他从嘴里把筷子拿出来去夹菜时，因为筷子上沾的一些饭菜渣子掉到菜碗里，有个汉族女干部表示出怕脏的样子。

他一看就发了火，便趴在桌上，向几碗菜里吐口水，吐完便走。他以为，这一走会要大闹一场。当他走到快出餐室的门时，回头一看，同桌的一位汉族领导干部除了批评一下那位女干部外，还若无其事地把他吐过口水的菜照样在夹着吃。

这一下，他反而感到难过极了，连忙回去表示歉意。那位领导只轻轻说了一声：“以后彼此都注意一下就行了，吃饭吧！”

我听卢浚泉讲完这些后，收工回去，便赶紧把它写在我的日记本上，没有想到，今天抄出来成为我的回忆录的材料。

我相信，浚泉兄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点头含笑，因为，他一直是希望汉彝团结如兄弟，永不再成冤家对头。

今天，他的这一善良而美好的愿望已彻底实现了。“娃子”也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我不写出来，可能被老一代的人们遗忘，年轻人也许才第一次听到吧！

文如玉

（37）思乡情浓的陈士章

陈士章，国民党军第25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一条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的。

像他这样漏网后又落网的，在战犯中虽不说是绝无仅有，但也能肯定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的了。

我和这位同学不但有过同小组共大铺之谊，还有过同病相怜住过一间病房之情。

我在写这本书时，差一点点儿把他也漏掉了。今年（1983）元旦，我接到美国、加拿大亲友们寄来的贺年片中，也收到几张空白贺年片，谁寄的呢？

我只好顺藤摸瓜，找寄信的信封来查对，有几个信封上也没有寄信地点和人名，有两张却写了寄信人，可没有地点。其中一张只写了：S.Z.CHEN。

我一看，高兴万分，这位老“同学”居然没有忘掉我，那我也不能再在我的笔下漏掉他，否则太不够交情了。

我在北京战犯改造所，调来调去换过四次小组，和他同在一组有半年多。

那是1957年过农历年时，在大除夕夜，大伙玩到半夜才去睡觉。我平日一上床，便和电灯一样，电门一闭，一会儿就昏昏入睡；

我这个人脑筋很简单，不大爱去考虑研究明天该怎样去应付某一件事。这也许是多年经验告诉我，考虑得再周到，到时，情况一变，自己花时间考虑出来的一套全用不上。所以，养成了不愿浪费睡眠时间，去考虑明天的问题的习惯。

不过，事情总有违反人们意志和习惯的时候。除夕夜的几声鞭炮声，像炸开了我的心房房门一样，居然使我无法入睡，一幕一幕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上演起来。

而且，简直和南宋词人蒋捷在一首《贺新郎》词中写的那样：“……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

不用说，谁在此时会没有一点“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感受。而蒙着头睡在我左边的这位陈同学，竟在被子里，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来。

战犯改造所不像在监狱，可以蒙住头睡觉，如果想哭，只要不吵醒别人，也可以让你哭个痛快，万一被同组的人听到，第二天提出批评，只要不承认有什么思想问题，而推到做了什么噩梦，别人也就不会追究了。


陈士章旧照

据陈士章告诉我，有一次，他的一个小组长不停地问他：“夜里哭什么？”他表示不好说。

后来，那位组长非让他说不行，他才说：“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我昨夜做梦梦见你死了，我舍不得你，所以哭了起来。”可是，谁又能证明他，做的不是这样的噩梦呢？

大年除夕夜，犯人在蒙头哭泣，谁都知道这是在想家。第二天，我悄悄地告诉他：“昨夜鞭炮声中，我也哭了。”

这时，他就坦白承认他也哭了。我便顺手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一首七绝，他一看马上把它撕掉，并用力在我手上捏一下，说：“你还怕挨批挨得不够，写下这些东西让人来斗你。”

我点点头表示谢意。这首诗，前两句我一直也想不起来，只有后两句还有一点印象：“……狱里思家同有泪，深宵对泣不为贫。”

说句良心话，虽然伟人说过，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我却认为，我当了战犯后所受待遇，比我过去对待政治犯要好得多，起码不挨打挨骂，还吃得上中等伙食，除了想家会流流眼泪外，别的事，是不会这样伤心的。

陈士章告诉我，他每到过旧历年总得哭几场，年年如此，我便认定，这是一个可交之友。

我的多年经验告诉我，一个对父母不孝、对妻子儿女无情的人，肯定是一个坏人，绝不能和他交朋友。你想，一个对父母妻儿无情的人，会对朋友讲义气吗？

自听过陈士章的哭声之后，我便有心与他往来，但在没有释放前，不管是战犯还是罪犯，总是提心吊胆怕人抓辫子的；

特别是一些严重的思想问题，一旦被人揭发，即使不影响前途，也不会罪上加罪，但检讨批评这一关，就不能轻易通过。

说句老实话，在没有得到自由之前，谁会对共产党讲过的话能毫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因为这是和自己打过仗或被自己抓过杀过的敌人嘛！

对陈士章，我也存在着“未可全抛一片心”、多少留一点的想法，倒是他看我肯和他谈出一些思想问题，这位老实而忠厚的农民出身的同学，对我却是无话不谈。

有一天，我听到和陈士章同隶属于第七兵团的第44军军长王泽浚告诉我，陈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结果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了第一次逃不了第二次，不过多享几个月的福，又和我们见面了。

陈士章自己也不否认，他跑了又被抓的事实，但他则认为，是“在劫难逃”，此乃天数也，非人力可挽回。

我对这位“同学”这一不平凡的经历，当然非常有兴趣，总想和他详细谈谈。几次有一点时间可以谈，但是，每次都有几位那样爱凑热闹的“同学”插进来；

当然，不都是想找批评别人的材料的，甚至，还是加入进来“摆龙门阵”（四川人称闲聊天为摆龙门阵）。像王泽浚就说过，第七兵团中，军长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有的逃跑……

一说到劲头上，他袖子向上一捋：“格老子！还有一位，在突围突不出去时，竟叫副官打开皮箱取出中将衔的将官大礼服穿上，所有勋章奖章挂好，布鞋换成皮靴，向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行了一个军礼，准备‘成仁’。

当他正举起手枪要向自己头上射击时，大大出他意料，夺下他的手枪的，居然是摸进他指挥所碉堡的解放军。”

那位被他说的64军军长把头一偏，马上站起来，朝王泽浚“呸”了一声，悄悄走了。当然，这会引起我们轻声笑一阵子。但我想让陈士章谈他的事，却没有时间了，大家只好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各回寝室。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1959年秋天，正是北京天高气爽的干燥季节。

我患外痔多年，这可能是几年来坐牢坐出来的。过去，我坐办公室从来没规规矩矩坐过半天，现在一坐几年，当我发觉裤上常有血迹时，医生一看，决定把我送医院动手术。

同时，陈士章也因为患有小肠疝气，常常痛得直立不起来。我因为一向身体健康，缺乏医学常识，第一次听到陈在劳动时，捂住下身叫痛时，我忙问他怎样？他只简单回答我：“肠子出来了！”

这一下，真把我大骇一跳，我想这还得了！马上去喊护士长，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这一惊人消息。没有料到，护士长竟满不在乎地告诉我：快扶他回去休息。

我说：“肠子出来了，不上医院行吗？”护士长笑笑：“他是小肠疝气，小肠下坠到肾囊里去了，不是肠子跑到体外，先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后来，这件事被人当成了笑话，曾扩情就常常对我说：“看！我的肠子又出来了！”说完，他从床上取出一根像蛇一样的皮带束在小腹上，就没事了。

当医生和战犯改造所的领导选择了秋天为我割外痔时，也决定给陈士章的疝气，做一次根治手术。我们两人同被送去住医院时，我真高兴，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把病治好，而且可以畅谈几天几夜。

公安部的医院设在北京复兴门，后来对外开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病，就改成复兴医院。除公安部的职工看病还是一样方便外，原来在三楼，留下给在北京重要犯人看病的病房还照样保留。

这里，除进门处坐有一位管理员怕别的人闯进来外，八间病房面对面关得紧紧的，开饭送水时，一个个打开。平时没有人来，医生是逐房去看病，有的病房是一张病床，有的两张床。

而我和陈士章住的是一间有三张床的大房。住进去时，管理员只告诉我们，谈话时一定要把声音放轻，对方听到就行，绝不能大声谈话。

这无疑是告诉我们，你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没有人要偷听，但也不能让隔壁房间听到，因为，这儿相邻居住的犯人，都是互相不能交谈往来的。

第一天，医生给我和他准备动手术的部位画一草图，再由护士给我们备皮，告诉我们要第二天下午才动手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详细问他，怎样能在层层包围中，临阵脱逃的传奇性经历了。

我刚把笔记本取出来，准备用速记方法把他讲的东西简单记下，不料，房门忽然打开，管理员送来几本画报，我们只好先看看，因为他告诉我们，明天还要来换。

陈士章翻看的一本《人民画报》上，刊出几张赵州有名的大石拱桥，他那种激动的心情，把我都吓一跳，我以为，他看到与他有关的什么大事。

结果，他急急忙忙把我拉过去：“看！看！这就是我们家乡的那座大石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对自己家乡风物竟会那么热爱，那种深厚的感情，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他边看边激动地告诉我，他就是河北赵州人，小时候，常常光着屁股和许多小朋友在桥上玩。他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我常在上面撒尿的地方，今天成了举世闻名的古迹，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名胜。这是我家乡的东西，我也一同感到光荣。”

他不止一次向我表示，有朝一日得到自由，一定要回家去看看这座石桥，一定要在它上面再走上几遍，还要拍几张照片保留下来。

“也不要忘记在上面撒一泡尿，享受一下童年时代的乐趣！”我用开玩笑的口吻给他补上一句。他笑，我也笑了。

第二天一起床，他又翻看那本画报，我有点不高兴了，便问他一句：“老看它做什么？”

他还是不放下，并拿到我面前，指着那幅石桥图说：

“过去，我只听老人说这座桥是鲁班爷造的，今天才知道是石匠李春的精心杰作，而且，是建于隋代，它有50多米长，横跨90多米的河面，历时1000多年还完好如故。老人们还说，张果老曾骑驴在这座桥上走过呢；还有……”

我不等他说完便插上几句：鲁班是木匠，怎么会修石桥，张果老骑驴是从卢沟桥上走过，还有，柴王爷推车压了一条沟也是卢沟桥，不是赵州的安济桥。

我的话，好像是刺痛了他什么地方一样，他马上还击：“张果老不能先走过赵州桥才来到卢沟桥吗？”

我本还想顶他几句，两桥建立差几百年，怎么能联系得上，但是，一看到他那一股热爱故乡风物的淳朴心情，便马上改口：

“可能张果老是先走过卢沟桥又到赵州桥的，因为，卢沟桥比赵州桥要修建晚好些年，他走过了卢沟桥还感到不满足，又去了一趟比卢沟桥更好的赵州桥。”

我这样一说，他的脸色转变得温和起来了。虽然都是在胡扯一顿，但也有点像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父亲，硬叫为他演生日戏的戏班子唱《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汉将唐将，秦琼是俺山东的，就得让他在戏台上，打败一次山西的关云长才感到快意。

什么叫怀乡之情？过去我不懂，这一次，我才看出一个天涯游子对自己故乡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热爱。

我相信，在陈士章的心中，肯定赵州的泥土比任何地方不同而能发出香气，因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啊！

在公安部医院，我们两人的患处动手术都很顺利，第二天下午，先后被从手术室送了回来，不过，我得吃几天流食，每天五次。他比我轻松得多，因而，我能听他讲被围脱逃和第二次被俘的经过。

一开始，他竟从淮海战役怎样部署，以及动员了7个兵团，30个军，75个师讲起。

可能，他忘记了，我和指挥这一战役的统帅杜聿明，长期在一个缝纫组工作，不会不知道这些，也许，有些他不知道的情况我还比他清楚。

但我懂得，如果别人津津有味地向你讲什么时，即使你知道的比他多，也不能表示自己早知道，因为，这样会立刻使对方的情绪一落千丈，该说的也不说了。

所以，后来我爱在客室中，挂一幅扬州八怪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他在这四个大字下写了几行小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如果爱卖弄聪明，别人就不会和你讲故事了，只有耐心听，知道的事，多听一次不会没有收获。所以，多年来我能搜集到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可能全靠郑老先生这几句话的指点吧。

他告诉我，国军动员兵力号称百万，而杜聿明告诉我的却是在80万之下，我相信这个数目是可靠的，他多说了20万，反正不是清点人数，说一句就过去了。

说了一大篇战场部署和变化后，他总算落实到他所隶属的第七兵团。

这个兵团是在这一大战中，第一个被歼灭的兵团，也是这一战役中，解放军首战告捷，打死了兵团司令，是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大事，因为这是双方主力决战，关系到国民党的存亡。

当初，这些身统大军的将领都认为，和有飞机军舰的日本军都拼过，难道还打不过靠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

第七兵团原司令区寿年被解放军活捉之后，许多人还不服气，认为区寿年太草包了。黄百韬晋升接任第七兵团司令时说过：

“今天我统率的第七兵团，不但要洗过去失败之耻，而且，肯定可以挽回整个战局。”

当然，没有这种狂妄自大的心胸，是不会全军覆没到战死沙场的。

第25军是黄百韬的主力基本部队，陈士章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其余的三个军，两个广东部队，一个四川部队，都是临时拨归第七兵团指挥，浩浩荡荡十多万人，也够气派的。

陈士章告诉我，1948年11月4日，顾祝同参谋总长在徐州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各兵团司令和各军军长都去参加了，会议主要是决定放弃海州，固守徐州，集中兵力，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以免被各个击败。

第七兵团由新安镇向徐州撤退，负责守备徐州东南及飞机场，新安镇防务由第九绥靖区接替。

他认为，如果按这一计划，把兵力集中，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这一场主力决战，虽不能肯定彻底打垮解放军，至少可以击溃大部分解放军主力，绝不会遭到那样惨败。

他说，早在1948年过中秋节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六日，黄百韬在新安镇做50岁生日大庆时，第63、六64两个军刚调来不久，黄借此举行联欢，几个军的营长以上军官都被邀去为黄祝寿。

黄在祝酒时高兴地说：

“敌人装备远不如我，竟越战越强，我军处处占优势却转攻为守，其中原因固多，主要是战略战术有问题，单纯防御是挨打战术，我们必须发挥主动精神以攻为守，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一定要互相支援，团结一致……”

11月5日，徐州会议后，第七兵团便决定从新安镇撤向徐州。第三天，正要出发时，忽然接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电话。

他告诉黄百韬，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的两个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第59军两个师、第77军一个半师共两万多人，在台儿庄、贾汪防地起义，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了，要黄百韬立即率部赶赴徐州，按原定计划，防守徐州东南及飞机场。

黄百韬接到这一电话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瘫痪了一样。陈士章被找去，黄告诉他这惊人的坏消息时，陈也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刘峙又来电话说，第九绥靖区其他部队撤退到新安镇后，由第七兵团掩护，一同撤退到徐州。

黄问第九绥靖区何时才能到新安镇？第七兵团何时才能撤退？刘峙的答复很含糊，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何时才能撤退到新安镇。

黄百韬对刘峙的回答极为不满，气得把电话耳机摔在桌上。据说，国军的电话耳机经常要补充，大概多是这样摔坏了的。

陈士章一看这情况，知道大事不好却不便做声，黄百韬长长地叹了一声气，才气愤地说：

刘峙这个大胖猪是有名的“长腿将军”，未败先跑，一向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此党国存亡之生死关头，用这种蠢猪来指挥这样大的决战，是自取灭亡！

陈士章刚向黄百韬行了一个室内敬礼准备走出时，徐州又来电话，黄把手一招，示意陈不要走，看看又有什么。

这一次，不是刘峙亲自打的，而是他的参谋长李树正告诉黄，由连云港西撤之第100军周志道部和川军第44军王泽浚部，不日即可到新安镇，这两个军都拨归第七兵团指挥，布置西撤事宜。

黄听了既高兴多了两个军，但又焦急，不知他们何时才能到达。

他和陈士章商议，西撤时，注意一定要完整地保持住第25军这个基本部队不能受损失，因为，该军第148师早在宿县被解放军消灭过不少，刚补充起来，不能再吃亏了。

陈士章刚又要走，只听一个副官跑进来说，临沂专员王洪九请见，黄点点头，副官马上出去领了一个人进来。

他光着头，上身只穿一件白单褂，下身穿一条灰制服裤，一只脚上有鞋袜，另一只脚连鞋都没有，只套半截袜子在脚背上，没有袜底了，满身满腿都是泥斑，那副狼狈样子就甭提有多难看了。

他一见黄百韬，连哭带说地向黄报告，他所统率的几县保安团队在郯城，被解放军一下都消灭掉了，他化装逃跑了两天才跑到新安镇。

黄责问他，为什么不坚守郯城，等待救援就一个人跑了？他说：

“你们不知道，解放军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一样，还没有弄清楚，临沂专员公署就被包围了，你们不知道这些军队多么厉害……”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黄把桌子一拍：“少来宣传这些，你这胆小鬼！以后再追究你的责任，下去换换衣服休息好再说。”

这时，黄才知道，解放军已经发动攻势了，而新拨的两个军还没来，他决定不等他们到达了，下令将辎重和军械弹药及非主要人员立即乘汽车先撤退，因为，从新安镇到徐州要通过运河，大部队过河是很缓慢的。

陈看到这一情景，立刻想到，小时候听老年人说，县太爷如何威风神气，比县太爷大的府台大人，就更是了不起了，可今天他看到的王洪九这位临沂专员，不和过去统辖几个县的府台大人一个样大吗？

如果在街上见了，不认为是什么地方逃荒的叫花子才怪呢！不过，王洪九这一身打扮，早给他提示了一个好经验：

万一遇到什么不利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吗？

听到这里，我想他能临阵脱逃，化装走出重围，王洪九可能是他的老师了。

后来，据说这位专员大人，那天晚上，正从衙门溜到城外一个新结婚的小学校长那里去“私访”，当这位专员还在温柔乡中，听到枪炮声大作，才匆忙爬起来就跑，结果，方向没弄清，晕头转向跑了两天，才跑到新安镇，这也算是爱风流的男人少遇到的“坏事变好事”，没有在衙门里睡觉，才能在层层包围下，死里逃生。

固守徐州以吸引解放军主力的计划决定后，刘峙即命令第二兵团邱清泉部迅速放弃鲁西，但是，邱不同意固守徐州的计划。

因为在那次军事会议上，黄百韬提出守徐州弃海州，他就反对过，所以，他迟迟不遵命撤退。等到听说冯治安部有两个副司令率部起义了，他才慌了手脚，在惊慌失措中，他把拨归他指挥的刘汝明系统的第55军第181师都忘记了。

邱清泉急匆匆撤退时，也没有通知该师一同撤退，致使该师于菏泽防地被解放军歼灭，师长米文和被活捉。

一谈到这里，陈士章又禁不住长叹一声：“这样一场关系党国存亡的大战，序战未开，先跑了两个军，又丢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181师，怎能不全部失败！”

自王洪九跑到新安镇报告郯城失守的情况后，由于他为了推卸责任，把解放军说得更加神乎其神，第七兵团的几个军长一听，便各有各的打算。

保全自己的实力，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国民党军队中，统领军队的人起码的标准。首先，是第100军军长周志道坚决要求，架桥纵队为他指挥，先在炮车火车站以西小河上架桥，才能在撤退时方便，否则，不敢占领炮车，担任掩护。

其次是第63军军长陈章自请由窑湾镇渡河，以免共走一个铁路桥，拥挤不堪，耽误撤退。

黄百韬以为，这样左侧背可以借第63军为掩护，就同意了，但未考虑到渡河船只问题。由于一个军渡河不但时间长，而且，都有未战先逃的思想，所以，等该军正在一船一船地横渡时，在苏北的解放军闻知迅速赶来，几天工夫，就将该军全部消灭，军长陈章阵亡。

撤退的时候，第44军王泽浚部拖带大批地方行政人员和家属及地主、学生等达十多万，这么多非战斗人员在通过运河铁桥时，更争先恐后不听指挥，把铁桥堵得无法通过，解放军的炮弹直向铁桥两侧的军队飞来，而第25军尚未过河，被打死的与掉到河里的已近一半。

黄百韬一看这混乱的样子，又慌忙下令各军自为一纵队，一面行进，一面整顿收容，到达碾庄墟的时候，各军莫不叫苦连天。

黄即命令各军迅速向大许家兼程前进，并匆匆开会，分配了到达大许家后的防御地区，怕解放军追上来，临时又来个措手不及。

他分配给第64军一个小土山，可那位军长坚决反对，因他听说，那个土山是三国时关羽被曹操围困的那座土山，当年的关羽便是在这里投降曹操的，他害怕又在这里来一次历史的重演。

陈士章也主张，尽可能快撤走，尽力兼程奔赴徐州，则一切都解决了。

他向黄百韬提出：西走一里好一里。过去豫东之役，第25军和第72军阵地只隔20里，炮火相连接，但终冲不开共军的隔绝。万一被围，梦想邱清泉兵团远道来援，恐不可能。

黄气愤地说：“豫东战役不是冲不开而是不冲，现在不用说20里，相隔5里，邱清泉也不会来救我们的，恐怕，只有杜聿明还能照顾我们。”

这些军长正在争论不下时，蒋介石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黄立即让各军军长都看了一下，大家口中虽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在嘀咕，这不等于一张催命符吗？

无非叫大家拼老命罢了！紧接着，徐州总部也来电话，叫第七兵团在碾庄墟固守，怕一路之上被解放军尾追到徐州附近，使整个部署都被打乱。这样，黄百韬便又开会重新分配各军任务。

11月10日起，解放军对碾庄墟第七兵团的包围又告完成，黄百韬发现解放军有九个纵队的番号。不过，序战开始，这些残破不全的军，战斗力仍相当顽强。

南京方面为了使碾庄墟空、地协同更为密切，特派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科张科长乘飞机到碾庄上空，进行联络，并准备空投一部陆空通讯电台。

没有料到，飞机被解放军高射炮击伤，张科长便带着电台一同跳伞下来。黄百韬见到张后，高兴异常，连呼：“此乃天助我也！”

自张科长到碾庄后，陆空联络更加密切。哪一处阵地紧张，空军立即应援进行轰炸扫射，空中发现情况，也立刻通知地面部队。

解放军虽猛烈进攻，但仍不能占领碾庄，双方死亡均相当惨重。据陈士章回忆，他带兵那么多年，打过不少的仗，但像碾庄这样的猛烈战斗，死伤之多，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顾祝同、刘峙便对外大吹大擂，宣传什么：“碾庄墟大捷！”何应钦也拍案叫嚷：“黄百韬真是英雄！”接着，是空投勋章、慰劳品等等。

17日，顾祝同亲自飞往碾庄墟上空与黄百韬通话。顾告诉黄：邱清泉、李弥两兵刚在陇海路两侧被阻截，不能来救援，希望黄率部突围出去与邱、李会合。

黄一听，知道这是在告诉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了。他便表示：“我一定对得起校长和总长，不惜牺牲战斗到底！”

但顾祝同走后，黄却向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什么围，送这狼狈样子给邱清泉去看，让他快意吗？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也叫黄埔同学看看，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万一能由此而转危为安，也是我们的贡献。”

战斗到18日，因空军没有能炸断运河大铁桥，解放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开来，每天，对碾庄墟所发射的炮弹达三万多发，这大出黄百韬等的意料。

几天时间，只有几条街的小镇已成一片瓦砾，指挥官躲在地堡里，电话常常叫不通。可是，空投下来的《中央日报》上，还在头版头条新闻中大肆宣传“碾庄墟一再大捷”的“好消息”，把黄百韬说成是“常胜将军”……

黄看了只是苦笑。名声虽一天比一天吹得更大，但他却一天比一天消瘦。

20日夜间，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也被攻破，他仍偕同第25军副军长杨廷宴、参谋长魏翱冲了出来，绕道到村东第64军军部。

22日下午，第64军军部也被攻入，黄仍企图顽抗，结果被当场击毙，不少高级将领均被活捉。

陈士章在20日下午，就做好了逃走的准备，他一看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支撑，便将一套农民服装换上，于21日上午，混在难民中逃出了碾庄墟。

沿途，他多次被搜索部队盘查，因为他不但化装像农民，而且背的农具能使用，所以，没有受到阻拦，逃出重围。

他说，最险的一次，是遇到解放军解送的俘虏中，有些是第25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虽看出他来，但未检举他去立功劳。他认为，这是他平日待人诚挚，对部下从不苛刻，所以，在关键时刻，这些人没有出卖他。

他跑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后，便向西边奔跑，据他自己说，这时，他才体会到什么叫“丧家之犬”的辛酸滋味，连头上的太阳看上去也黄蒙蒙的，真正是日月无光。

他刚逃出不远，便被国民党的搜索部队捉住了，一听说他是什么军长，这可不能随便处理，马上把他送到了大许家站东面麻谷子镇第十三兵团第8军军部。

军长周开成一看到他，两个人紧紧抱住，几乎失声痛哭。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告诉周开成第七兵团在碾庄墟的惨痛遭遇，并质问周为什么不去救援，看着他们被歼灭？

周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你看看我这一个军，为了去支援你们，牺牲了快一半了，才把这个200多户人家的麻谷子攻占下来。杜聿明、李弥都亲自跑到这里来督战，他们两人一再命令我：

总统和总长都有指示，救援黄百韬兵团如有畏缩不前者，以军法从事！

你看，我这个军的第237师和170师，哪个师有一个团不是只剩下一个营了。花几千人的生命才攻下麻谷子，刚刚由170师攻下大小塔山，我就跟着去前沿阵地一看，碾庄墟只看到一片火海，最后，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这不是分明告诉我，黄百韬兵团已经完蛋了，我还去支援什么！”

这时，陈士章才知道，他们被包围后，一直收到徐州的电报，说已派出大部队支援，他原来以为是敷衍他们，现在看到尸横遍野，麻谷子村前一条小河，水都染成了红色，尸体几乎都快把河填满了，战况之激烈，可以想见。

周开成告诉陈，比陈早几小时，第100军军长周志道也化装逃出来，他已经派车送他去徐州了，他也准备送陈去徐州。

陈坚决请求他派几辆坦克车，让他带领冲到碾庄墟寻找黄百韬。周认为，那太危险了，陈表示为了寻找和救出黄，他死了也无怨言。

周只好派了三辆坦克让陈坐上去找黄，结果冲不进碾庄。因为，解放军占领碾庄后，马上就修筑起工事，防阻支援部队前进。

那个驾驶坦克车的连长也一再劝陈不要再去冒险，因为，解放军也有反坦克炮，遇上就麻烦了。陈因为不是自己的队伍，借人家的东西损失了不好交代，便在冲不进去时，退了回来。

他逃回南京去，见了蒋介石等人。蒋对他自然慰勉一番，并决定恢复第25军建制，仍由他任军长，黄百韬的追悼大会也在南京隆重举行。

他告诉我，他逃出后，见到许多亲友都大吃一惊，因为第63军军长陈章比他少一个士字，陈章战死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以为是他被打死了。

因为，陈章接替林湛任军长的时间不长，许多人不知道第七兵团的军长中有两个人同姓而名只一字之差，所以，闹出过一场误会。

他的新军在福建还没有训练好，福建就解放了。他这次没有能逃走，他原把安置在厦门鼓浪屿的家眷送往台湾前，也做过一些准备，但退路是大海，他既不会撑船也不会游泳，所以被活捉。当然，他归结这是“在劫难逃”。

我希望知道的事，几天时间中可以说讲得相当详细，我的日记本上也比平日写得多一倍。

等到我们出院时，他就听我讲笑话。当我提起笔来，准备写一首诗，以纪念这次痔疮手术的时候，他站在桌旁看我刚写上：“多年恶疾庆根除，顿觉周身别样舒……”

他便把我的笔夺过去：“你们真太那个了，看一场电影、领一套新衣、看一次病都要写一张墙报，这是干什么？你写了我也得写，这次就算了，你省点事，我也省点事。”

我点点头，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日记中只留下这两句。

出医院的那天，我自己都有点好笑。我们上医院时，管理员要我们穿整齐点，所以，我们都把自己包袱里最好的衣服换上。

回去时，医生和护士与管理员一道送我们上汽车，一辆伏尔加牌新车停在医院门口，我和他都挺起腰杆从电梯走出时，许多在医院看病的居民，看到我俩那副神气样子，由医护人员一直陪送到小汽车上，还以为是什么首长呢！

不过，要留心点的人便可看出，我们没有起码的礼貌，没有和任何人握一握手，便钻进车内去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是从医院的“传染病隔离病房”出来的，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所以不和人握手。

谁知道医生、护士所害怕的，并不是我们身体上有什么传染病，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病，还没有完全治疗好的关系吧！

文如玉

（38）外出参观 转变思想

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参观时，都爱找特赦战犯杜聿明、溥仪、宋希濂等谈谈。

他们大都是怀着一种好奇和怀疑的心情，希望知道一点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把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统帅以及中国末代皇帝和特务头子等改造过来的。

例如，英国蒙巴顿勋爵，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杜聿明在许多地方见到过，他知道，杜是忠心耿耿地拥护校长蒋介石的。

他开始听人说，杜聿明在战犯所改造时表现很好，第一批得到特赦，他不大相信，非亲自见见不可。一见之下，看到杜聿明前后判若两人，他思考很久之后，承认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确有独到之处。

其他一些仍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什么国王、亲王之类的人，便希望找溥仪谈谈，研究一下皇帝如何能心甘情愿当平民的。

我不及他们接见的外宾多，总共不过三次，一次是澳大利亚两个大学教授，他们是研究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找了溥仪、溥杰、杜聿明等谈过之后才找我的；

另有几个从日本来的记者，是读了一本叫《红岩》的小说之后，想见见这本书中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大特务严醉，究竟长得多么可怕，又是怎样转变思想而得到特赦的。

还有几个，是抗战时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人。他们过去长期和我打交道，他们到中国旅游时，听说我还活着，便抱着好奇心请求见我一面，上级部门居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和我一道拍了许多照片，带回去给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与我认识的美国朋友看。

更多的，当然是我前年（1981）赴香港时，许多人当面问我，是不是真心诚意认为，中共的改造政策的确能使人改变过来，或者只是为了求得自由，装出一套过了关。

他们很坦白地说，在北京你不敢讲的话，到香港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可以绝对保密不告诉别人。我的回答，还是和在北京见到外宾的回答一个样，一句话，一切都是真的。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杜聿明等跟随蒋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么只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时间就会使人转变得如此彻底呢？

我和杜聿明、宋希濂、溥仪、溥杰等人，都只是把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思想是怎样由一点点的变化到全部变化谈出来，而没有总结出一套东西，更没有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引起的变化最大最为有力。

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总结过，相反，是和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外国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条相类似的经验总结，那就是中共改造战犯的一个高招是“参观”。

根据是这样：仅仅从革命人道主义出发，在生活上给予优待，这些人并不稀罕，因为，这些人过去的生活比这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只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从不打不骂不侮辱来看，那也只能使他们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与思想转变关系不但不大，有时还容易使之停滞不前或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专门从劳动锻炼来改造这些人，那只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后自杀过的，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强迫他们去劳动，肯定不会触动他们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传统顽固思想。

况且，这些人是长期充当上层统治者，多年来养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怎么会甘心成天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只是靠学习啃书本，读报纸，虽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要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学到最后也联系不到内心深处的思想境界，来一个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大转变。

当我得知许多外国朋友总结出，通过参观而使我们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这一情况，我虽然一向认为外国月亮并不比中国月亮圆，但对他们作的这一结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当然，我不认为他们比我们聪明，但中国有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相信这是真理，我们是处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每当我回忆起我们集中改造后，一听到宣布要让我们去参观工厂、学校等的时候，那股高兴的劲头，可以说是当犯人以来所没有过的。

负责人在宣布让我们参观时，总要说这样一句话：社会是学校，现在让你们进一下这个学校，这对你们加速改造将有所帮助，希望你们去好好学习。

“社会是学校”，这句话我的确是深有体会。因为，战犯改造所改造我们时，每天读文件、报纸等，都是靠我们去无师自通，改造所只有领导人和管理员，没有教员，也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上马列主义课。

如果靠我们互相来提高，那将是变成扯不完的皮。因为，这些人当中，大都自视甚高，“老子天下第二”（校长老先生第一）的思想很浓厚，谁也不佩服谁，凭几本书，肯定越改造会越糊涂。

○○五三同学那种“一切循环不已，共产主义社会又要回到原始社会”的论调，以及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坚信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在许多人听来，还是认为对的。

进一进社会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比对比过去，这比什么经典著作对这些战犯能起到的作用都大得多。

记得我在1964年去西北参观时，我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前，从西安乘汽车去兰州，看到平凉附近一个村庄许多人在地里劳动，一看到我的汽车经过，不少人赶紧蹲了下去，我还以为，这些人要在地上拾砖头砸我。

随同我一道的一位在甘肃工作的旧部告诉我，这些人蹲下去，是因为她们没有穿裤子。我不相信，停车一看，果真有不少十几岁的姑娘，全身晒成棕色，都一丝不挂在劳动……

我刚把这一情况说出一半，马上有一位青年干部气愤地说，我是在侮辱西北女孩子，哪会有这种事！幸好同去的杜聿明等马上证实，的确如此，才免了一场纠纷。

而过去旧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现在年轻人都不了解，所以，在参观中，只要做一做新旧对比，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一条规律。

如果不参观，仅仅从报上看到有长江大桥，我们会相信吗？当然，学习报纸时，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伟大建设成就；

不过，有几个人心中不却是这样想的：报纸嘛，总归是报纸，今天是政府办的报，谁能去戳穿它。这一套咱们玩惯了，甭在我们面前班门弄斧，要讲宣传，咱们能把死人描写成活人，大灾之年描写成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可是，一旦让我们亲自去看看，我们往往半遮半露地暴露一下过去不相信报纸的种种思想，结论是“耳闻不如目见嘛”！一切就这样掩护过去了。

通过参观而加速战犯思想改造，这的确是一手高招，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可以说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胆大。

说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麻而又烦，很不简单，万一出了问题，不只是前功尽弃，对政府的威信损失尤其不可估量。

我记得，当许多老百姓在得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按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千古传统办法被处理时，曾气愤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如果把成百的国民党战犯，带到百货公司去参观，既不能像什么展览会预展一样，只让少数人先看看提意见后再公开展览，又不能因接待战犯参观而停止营业，当然也不能让群众“肃静回避”。

这许多三山五岳之徒，混在拥有上千人的大商店去参观，万一有少数逃走，不说全部一哄而散，那在社会上在群众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参观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没有这种魄力，没有东西让这些人看了产生好感，从思想上起变化，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易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成百的战犯去外地参观，乘车、住宿等安排虽麻烦，但还没有被指定去参观的单位感到紧张，因为，要让这些人看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被指定去的单位就具有代表性了。

所以，一些指定让参观的单位，一接到通知，既感到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中央看中了这个单位，这是一项光荣任务，担心的是，事与愿违，得出相反的结果，负不起责。

他们还多少有点怕和这些老爷打交道，说话重不得，轻不得，太讲原则了，达不到要求，太灵活了，又怕挨批。


首都钢铁公司旧照

拿我在北京先后三次参观某一大钢铁公司为例，在向战犯们介绍情况时就煞费苦心。

我以战犯的身份去参观时，这个公司的领导人，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大会议室的一端，像对小学生讲课一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壮一壮胆似的，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

“现在我把本公司的情况，讲给你们听听……”

他停顿一下，看我们每个人都拿起笔记本，低着头在认真地记录，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他紧张的脸孔，这时，他才再轻松地抽上一口烟，声音也不那么装腔作势了。

不过，说到最后一句时，可能是经过一番讨论研究之后才确定下来，非如此说，不足以表明彼此之间是存在着敌我矛盾，否则立场不够鲜明。所以，还和开始一样，一字一句都那么有力，也可以说是吃力吧：

“你们参观之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工人阶级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好好改造，将来也能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注意：不是现在，是讲将来）

我第二次去这家公司参观时，是特赦后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身份去的。同一地方，还是坐在大会议室的桌旁，有清茶一杯，还是那位领导人，语气就完全不同了，除出现了“欢迎”这一名词外，还加上“请提宝贵意见”。

我第三次再去这家公司视察，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去的。接待的地方是有沙发的大会客室，清茶之外还有上等香烟。

因事隔多年，介绍情况的人换了，也许是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口气就大大不同了，什么“欢迎首长光临指导”、“向首长们汇报”，以及“敬请批评”等都很顺当地滚滚而来，既不紧张也不那么吃力，自然听起来非常悦耳。

同时，有人为我们打开汽车门，恭送如仪。车上有位和我一同去过三次的老同学问我：

“人家今天还请我们提宝贵意见，你有什么感想？”

“送一副现成的老对联。”

“什么对联？”

“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这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和感想。”

战犯们参观工厂、学校、商店……的时候，我们是看东西，而别人却是看我们这一群怪物，有时，一个车间的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有时连下班的工人也从家中赶来，甚至附近的居民会两旁站得满满的。

他们想看出了什么，我不清楚，可能认为，这些人一定比别人生得不同吧！

有一次，我倒听到一个小姑娘向另一个排开众人，想挤到前面的小姑娘说：“没有什么稀奇，和普通人一个样！”

可能，这位小姑娘认为，这些人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便是杀气腾腾或烟容满面，结果使她大失所望，原来战犯是和普通人一个样。

参观是加速改造战犯的一条捷径，虽然在之前战犯们自己还没有察觉，可是，改造所却是十分重视的。

从集中学习直到1975年全部特赦在押战犯为止，除“十年浩劫”不算外，几乎经常要组织参观，也就是去进进社会学校，而规模最大、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当然是去东北和武汉那一次了。



这次集中了山东、四川、西安等几个战犯改造所中军长级以上和少数高级文官，连同北京战犯所的全部100多名，从北京出发。

行前，除举行多次座谈，讨论应注意事项外，还由每人写了一份“参观保证书”，主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随便脱离集体单独活动，见到亲友等熟人，不能随便招呼，如愿意与亲友等见面，须报请批准等之外，最特别的、也可能是上级领导指示的，要在参观时，不要触景伤情。

这可能是总结了多年经验，犯人容易触景伤情。我在云南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小小的触景而伤了情的事。

有一天，大雨过后，监狱的下水道不通了，满地是水，便组织犯人到高墙外，挖通一条水沟，我也去了。忽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飞驰而过，它溅起的泥水弄得我和许多犯人满面满身。

我定睛一看，立即产生一种平生没有过的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几个月前天天乘坐的车。我一边擦脸上、身上的泥水，一边顺口念了一句“无可奈何劳动去，似曾相识汽车来”。

立刻，就有人把这话反映上去了。晚上，昆明军管会有位负责人找我去谈话，问我今天出外去排水遇到什么没有？

我如实照说了，并告诉他，这两句是把北宋词人晏殊的词句改了一下，不是我做的什么反动诗。

他听了只是笑笑说，这种容易使你触景伤情的事，今后可能还会有，一定要正确对待，不要难过，也不是什么反不反动的问题，不要小题大做，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我以后遇到什么便若无其事，免惹麻烦。

这次出去大规模参观，要经过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大都是国民党中这些文臣武将的旧游之地，触景伤情之事，将是无日无之、无处无之。

若不先规定一下，说不定会产生什么不可想象的意外事件。因为，像我遇到似曾相识的汽车，因它风驰电掣而过，只是一瞬的事，如果遇到似曾相识的洋楼，看到被别人居住，一定会产生“王侯第宅皆新主”的感叹。

从北京驶出的特快列车到达沈阳车站后，许多战犯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曾经在东北显赫一时的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身上。

杜聿明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乘汽车经过过去作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部办公大楼时，一点也不激动，就像天天看改造所的学习室一样，毫无表情。想从他身上找出头发丝那么细的思想问题，也没有能找出来，真高明！

战犯们参观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像进学校去学习一样，所以参观之后，便抓紧时间谈学习心得和感想体会等。

杜聿明参观后第一次发言表示，使他最激动的，并不是看到昔日的办公大楼而联系起来的思想，更不是当年他乘着美国高级林肯牌轿车进出时，必有一排卫兵列队迎送，远远看到他的汽车，两个号兵便发出“立正”号音，四周立刻寂静得只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轻微响声，正在行进的官兵，都得停下来向他敬礼。那种威风凛凛的派头，他早不屑去回顾了。

当前，使他感受最深的，是过去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烟，许多旧工厂扩大了多少倍，许多没有见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矗立了起来。

他滔滔不绝地追述着抗战胜利后，所看到的东北重工业区奄奄一息的惨状。


长春汽车制造厂旧照

在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的时候，大伙对这座汽车城的确感到极大兴趣，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坐惯了外国汽车，没有想到中国自己也能生产汽车了。

所以，当工厂的领导叫人把一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卡车驶到我们面前时，杜聿明便急不可待地走过去，摘下近视眼镜仔细去看起来。

领导我们去参观的管理人员，知道杜聿明带过机械化部队，对汽车感兴趣，便小声问了工厂的那位领导人后，居然叫杜上车去试试。

当杜一坐入驾驶室，许多人便有点不听指挥，纷纷走过去。他们想：杜聿明能开车，我们当然也可以上车。杜聿明总算没有丢人，当他很平稳地把汽车启动后，内行人一看都暗地里叫起好来。

他把车开着在试车场内兜了一圈，引来了工厂不少职工都围了上来，他跳下车后，一个劲地赞好，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他这一句话而点头微笑。

当然，工厂的职工们是不便和这位东北过去的统治者直接交谈，但从许多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没有表现出半点恶意，可能是事前关照过了。

文如玉

（39）触景生情

我们参观的许多单位，大都是由单位的党委一类人给我们作介绍，只有在沈阳参观阀门厂时，是这个厂的资方厂长作的介绍。

他一开始就先讲明白，他原本是独资经营这家工厂，以后，由于亏本无法继续下去才公私合营，而现在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他作为资方代表，也就是说他还是资本家，现在由他担任厂长。

在他没有讲话之前，一看到他那肥头大耳和胖乎乎的身子，我们就估计，这不是一位工农出身的干部，结果一听，他居然很坦白地承认是资本家。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的关系，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比较亲切而不是像对工农出身的干部那样只有尊敬的感情，所以，他的话听起来也动听得多。

特别是他讲完之后，我们居然有人敢于向他问这问那，这是在别的场合下很少有过的现象，可能有一点点“本是同根生”的关系吧！

在沈阳参观时，也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意外事件。那天，我们从铁西区参观工厂回来，大家都有点累，便倒在床上等饭吃。

我们所到之处，所住的地方大都是一般干部开会时的普通招待所，每间房有两三张床，甚至更多的床铺，这比我们特赦后，出去参观住的高级宾馆差得很多。

我们在沈阳住的这座楼房，两面临大街，可以凭窗眺望大街景色。不知是大人或小孩，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在给我们开玩笑，正当大部分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王耀武伸头向外一看，立刻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快来看！”

战犯们虽然连我这个年轻一点的也有40多岁，大的近70岁，但有时还会和小孩一样，有什么热闹和新鲜事，不但爱看，而且爱问，所以，王耀武一叫，便有不少人挤到窗前，顺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过去。

一霎时，窗口虽挤满了人头，却变得那么寂静，几乎只听到几十人的呼吸声，而没有人愿意先打破这宁静的气氛，好让人多去思索一下一样。

是什么热闹这么吸引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呢？

原来，王耀武发现的是我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关在笼子里。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在张牙舞爪，围在它身边的中小老虎，也都是凶相毕露，似在窥察左右想逃出重围的姿态。

画得虽不好，但可以看得出种种神情来。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每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率领我们出去参观的领导人，立刻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把这幅画擦掉了，而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却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几乎谁都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得上。

杜聿明在第一组的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的那只大老虎是在影射自己，因为，他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权的九省保安司令长官。

范汉杰也联系得很巧妙，他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被俘后，解放军的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髯公一样的头部照片。

全组几乎人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什么大虎、小虎。更有趣的是组长邱行湘，在最后发言时说：

“我用不着联系，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叫我‘邱老虎’。”

由于地上画了几只老虎，100多名战犯都自动或半自动地硬向自己身上来联系，我那个组在座谈时，自然也以此作为重点，各人生拉硬扯一番，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

我边听边打瞌睡，所以没有争取发言，大半的人都联系了，我还在睡意蒙眬，有位特赦比我迟十来年的“进步分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我一下从半睡中推醒，用坚定的立场和愤怒的口吻指责我：

“你这个过去吃人连骨头都不吐的最凶狠的老虎，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你忘记自己是特务头子了吗？”

我揉了揉眼，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当兵的！你难道忘记我是民国3年生的吗？”

他接着说“民……”字刚出口，又马上来一个紧急刹车，掐指一算之后，才用纠正我什么严重错误的口吻质问我：

“你1914年生的又怎么样？”

“民国3年是甲寅年。”

“1914年即使是甲寅年又怎么样！”

在这一个计算出生年龄的数字上，这是两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左一个“民国3年”，右一个“民国3年”，他却不肯从他嘴里吐出“民国”两个字，好像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民国。

当然，最后我不得不采用摊牌的方式：

“民国3年是甲寅年，寅是属老虎。仁慈和万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会在今天要参加这一场学习，所以早点为我安排好，让我在属虎的那年降生。这样就可以省得我再来联系。”

我余兴未尽，也像他一样掐指一算：“你过去不是告诉过我，你是民国元年生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急不可待地纠正：“我是1912年生的！”

我好像没有听见，继续说我的：“民国元年么，是壬子年，属老鼠，即耗子年生的。”

我边说边把右手高高举起，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开两寸左右：“嗨！老鼠就这么长。如果老鼠和比床铺还大的老虎攀亲，要寻宗认祖的话，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几十代的什么什么了！”

正当他气得脸色由白转青，气呼呼地准备把小时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和我决斗时，我们那位足智多谋的可敬小组长，马上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式，制止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战。

只见他双手一伸，左手去挡他的嘴巴，右手来挡我：“好了！好了！不能再这样扯这些与今天学习不相干的小事，耽误了正常的学习，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谈，请别的同学继续发言。”

瞧，没有这两下子，能当这些人的学习组长吗？他把这样一场纠纷，只用“不同意见”四个字便大事化小，轻轻一带而过。

如果遇到由我来掌握学习，非让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所以，十年来，这一组长宝座总轮不到我这笨头傻脑的人头上，能说改造所的领导没有知人善用之明吗？


武汉黄鹤楼旧照

在武汉参观长江大桥时，和我一样触景伤情的人真不少。因为修大桥时把黄鹤楼拆掉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复，许多人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崔颢的诗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似乎都有点感到缺少了什么。

我又有点信口雌黄：“因为不见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回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刚出口，立即有人纠正：

“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多么震撼天地的伟大诗句，此时此地，正是高吟这种诗的时候，那些颓废的东西也该收起来了。”

此言一出，众皆无言，的确太不会联系实际了。我一看到汽车在桥上飞驰而来，这倒勾引起我一段往事。

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当年，蒋老先生手下的政学系头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死对头的爪牙，杀死在渡江的时候，那时只能乘小火轮或木筏子渡江。

当年，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虽无黄鹤楼，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再也不会因渡江遭飞来横祸。

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但是，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刘芦隐头上，使我为此而背过一阵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间，刘芦隐从广州经香港到了上海。我那时才23岁，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暗杀等工作，奉命去绑刘。

在上海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因刘很机警，加上他的夫人华祝三见状，除了大喊大叫外，还把一大叠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她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绑匪”，死死揪住刘不放手，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我只好变绑票为公开逮捕。

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准备暗中杀害。

公开逮捕后，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头上，才“引渡”到南京。由于是公开逮捕，不便杀掉，只能长期囚禁，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因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买巡捕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

他不但认识我，而且对我的名字也绝不会忘记，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不算太大的包袱，我一直背到我被特赦之后才解决，虽是后话，也不妨简单先提。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1961年，全国政协开会时，刘芦隐果然没有忘记我，他要领导我们学习的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通知我到民族饭店去看他。

我答应了，并且，马上做好思想准备，我想他要对我责骂等，我只要保持住不动手脚，态度和蔼，用唇枪舌剑反击过去，他也没奈何我。

出乎我的意外，我一看到他那满面皱纹和苍苍白发，一副受尽折磨的形态，与我绑架他时，那倜傥风流的神情，完全判若天壤，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颗黑痣，我真认不出是他，一种内疚之心立刻打消了我准备回击他的念头，我反而希望他骂我几句，消消他的多年怨气。

由于过去他是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而遭到我逮捕，这与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还是愿意他责备我一顿，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样之后，才改变我开始去见他的想法的。

更出我意料的是，他一听见有人告诉他我已到了时，他从房内走出，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我赶紧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不知说什么好。

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我竟脱口而出：“你比过去老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下见面，我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

尽管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听这话，也只好用同样的话回答我：“你也不似当年那么年轻！”

话匣子便从这儿打开，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请我喝过咖啡，吃了一顿午点我才辞出。取得这次经验，我才不再担心与他有相同情况的人会报复打击我，用我自己总结的话来解释是：“冤家路宽。”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市。一下火车，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一手拉着前天津市长杜建时，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肩上，说：“今天到了你们辖区的防区，该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完全出乎这两位原天津军政首脑意料的话，使他们不知怎样回答，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被一些爱提意见的人听到了可以扣上不少大帽子。

陈长捷心事太多，他理也不理，还是杜建时稳住了气，轻声回答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

这是一句很稳健的话，也不容易被人扣帽子，当然所到之处，吃住一定早有人来准备的。可是，范汉杰还是兴趣犹浓，又来一句：

“是到你公馆去享受盛宴，还是去起士林吃西餐？”

杜建时也有点不耐烦，便顶了一句：“这比到锦州时，你一点招待都没有要好得多。”

可能，这句话使当年驻守锦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笑话才没有再说下去。

爱看京戏的人，都对最后一出压轴戏最感兴趣，这次参观也演出了一场使人啼笑皆非，也有些人可能叫“好”的压轴戏。

在天津，特地去有名的南开大学参观，因为，战犯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周恩来。

在参观时，许多人都很自然地联系到当年黄埔军校也和这一样，既培养出了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培养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领，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的两个学校情况如此相似。

可能由于这一点，才让战犯们去参观，从中得到启发，同样一个学校出身，而走的路却不相同。

天津的许多工厂当然更应当去看看。不料，有一个工厂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这个厂工作，那时，他是共产党派在这里领导工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差点儿被捉去杀了头。

所以，他在介绍这个工厂情况时，免不了联系到过去一些情况，像最后为了防守天津，拆去和烧毁了许多民房，一大批老百姓弄得无家可归，工厂停工，工人没有饭吃等等。

听到以上情况，按道理说，曾在天津顽抗到底的一些军政负责人应比别人更能触景伤情，但是，由于订有保证，不能触景伤情，所以，杜建时、陈长捷，以及第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林伟俦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都挤在人群中，默默地听着介绍和留心参观。

正当介绍完毕，突然从战犯行列中跑出一人，竟双膝向地下一跪，管理员眼明手快，一下把他提了起来，才没有跪下去，但他还是放声痛哭起来。

他的这一惊人之举，真大大出人意料，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淮海战役中一位被俘的杂牌军军长，他生于南方，打内战时也没到天津，说不定他还是第一次光临这个城市，怎么会使他这么触景伤情而至痛哭流涕，真是百思不解。

由于他这一精彩表演，参观便草草结束，许多地方也只好走过一下不再细看了。

回到住地，领导参观的首长集合大家讲了话：

“看到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估计一定会引起一些人内心的波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当场有激动表现，所以，出发前便要求大家保证不能触景伤情。

承认过去的错误，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好的表现，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场，这种认错的举动是绝对不许可的。

回来爱怎样都可以，在外面却不能不考虑到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如果100多人到处去下跪痛哭，那还成什么体统。凡事过了头就是错误……”

听到这番话之后，真不知该怎样来看待那位“过了头”的军长。总算在停了一会儿、喝了一口水之后，那位领导又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问题，今天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不提倡这种表现，大家也不要去责怪他，我们是把整个社会当成教育改造你们的学校，十个指头都有长短，进学校学习后，收获也自然各有不同，今后还要经常让你们进这种学校，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原来担心因为那位表现过了头，今后不让我们再去进这种学校，一听今后还要经常去，大家都活跃起来，也把那位的表现丢到一边去了。

从集中加速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战犯几乎年年要参观一次或几次。“十年浩劫”过去之后，在押的战犯们全部特赦之前，又进行过一次参观；

全部特赦后，又挑选一部分人进行了一次参观，还有不少人被从别的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来参观。

这对许多人的确起到过不小的作用，难怪外国人认为这一着棋很高明，否则怎么能使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在思想上起这么大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