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19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老想睡觉。

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了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待了没几天刘春雷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19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没过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家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收入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道：“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吗？”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参谋，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她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刘金树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

055 ① 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老八路

第九章奇袭武官寨


休假期满，刘春雷回到南宫县的段芦头村，这是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伤病员归队的时候都去那里报到。在村里，大刘遇见了崔连喜和骑兵团的医生李丹阳；还看见他俩的旁边跟着个神态慈祥的老头，穿着蓝布褂子，却戴着顶八路的军帽，说起话来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是新来的“老李医官”。

小八路崔连喜是因为生病而离队休养的。1941年开春，骑兵团流行起一种叫做“回归热”的急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三天两头发高烧，迷迷瞪瞪神志不清，撕破衣服大喊大叫到处跑。战士们前脚刚把病人送进卫生队，后脚又有人撕衣服，吓得大家都把枪支和马刀藏起来，生怕从哪里窜出个“热疯子”，舞刀弄枪地伤了人。

“回归热”属于人畜交叉感染，要想断根就得先把战马的毛病治好。

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个“马医生”，以前是在牲畜集市上做中介生意的，熟悉牲口买卖的行情。他平时给牛马看看牙口、治点小毛病还行，可一旦遇到大问题就没了招。曾玉良团长打听到山东德州有家姓李的兽医很有能耐，赶紧托人去求医。李丹阳是李家的独生子，听说八路军有事，扛起药箱就来了。可是曾团长却觉得李丹阳太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治不了病，又派人去吓唬他爹：“你家小李子在部队面前立了军令状，如果治不好战马的毛病怕是要被枪毙哦！”老头一听果然急了，赶着骡子大车也来到骑兵团。

治好了“回归热”，李丹阳也被动员参加了八路军。他老父亲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一方面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打鬼子需要医生帮忙，干脆也留下不走了。

李大爷上了年岁，不能算参军，属于受“礼聘”的。他也是骑兵团待遇最特殊的人物，可以吃小灶、不出操、不打仗，还有自己的骡子“专车”。老人家不穿军装，却找了顶军帽戴上，弄得半军半民，战士们就称他“老李医官”，喊他儿子李丹阳为“小李医生”。

老李医官是兽医，以前从不给人看病，可自从到部队以后就不分了，战马病了找他，战士受伤了也找他。战场救护的时候，老先生的方针是“先看个子小的，再看个子大的”，意思是先救人后救马。他的口头语是：“好孩子，别怕，有老李医官在呢！”伤员们听见这话就忘了他原本是兽医，不哭不叫，心里踏实多了。有的战士受伤以后就指定要这花白胡子老头治疗，宁愿相信兽医的技术，也不信任毛手毛脚的卫生员。

在段芦头村，刘春雷问崔连喜：“骑兵团上哪儿去了？”

“翻边去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谓“翻边”，就是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时候，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奔袭日伪后方据点和交通运输线——这是骑兵的拿手好戏。

既然骑兵团执行任务去了，大家只好在村子里干等着，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大刘看见小崔好像整天都在吃东西，觉得有些奇怪：“你嘴里嚼的是啥？”

“山楂丸子，李大爷那里有好多呢。”

“那是人家老李医官的东西，小心他知道了骂你。”

“没事，李大爷整天打瞌睡，不会知道的。”

老李头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

问了小李医生才知道，这山楂丸是老李医官自己配置的消食药，也能当零食吃。老人家知道崔连喜大病初愈嘴巴馋，所以明知道小崔偷吃却从不声张，每当看见他来了就闭上眼睛装睡觉，等小家伙“得手”了以后才呵呵地笑着继续干活。

大刘心说，这老李医官可真是个好人。

在段芦头村等了十多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清河县与骑兵团会合。

骑兵们这时候刚从高唐县“翻边”回来，还缴获了一个皮革工厂。

山东高唐是日军的所谓“治安模范区”。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个吴官屯，是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原先是个卖烧饼的商人。这家伙很贪财，当了伪军官仍惦记着发展自己的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作坊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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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军的副中队长是王光照，当时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是有三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了，并且还担任着唐北县委的敌工股长。于是，事情就好办了。

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十二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子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连忙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先开大门。骑兵们一拥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拔掉两个据点，接下来又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回到了河北清河。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发现据点旁边有个小工厂，就命令战士们把作坊里的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汉奸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1942年4月初，骑兵团新上任的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故事。

自从当上了团领导，“陕北冷娃”王永元也能说几句河北话、山东话了。他比比画画地描述石头地雷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又是如何“轰隆”一响惊天动地、晴天霹雳、天女散花、鬼哭狼嚎、大快人心……正吹得起劲，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王参谋长顿时傻了眼，他不知道啊！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管理参谋万怀臣听别人讲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能制造炸弹，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这个炸药厂位于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①，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厂子就归了汉奸郭金城。武官寨是个大集镇，据点里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还有伪军两百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当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设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要打个“巧”的。

部队连夜出发，一、二、三连把武官寨东南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控制起来，四连则连夜直扑东北方向的郑家口②。郑家口是运河边上的重要码头，素有“小天津卫”之称。那里有日军的征收所和物资站，如果受到攻击，周边的鬼子非去救援不可。

果然，一大早，骑兵四连在郑家口虚张声势，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就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急忙赶往郑家口。四连就带着一大帮鬼子兵四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留在村子里“守马桩”、充当预备队。二连和三连的战士就带着两个伪军溜溜达达地去了武官寨。这两个伪军是炸药厂库房的管理员，因为贪财，时常监守自盗（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头天晚上，他俩被地方干部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曾团长递过一根烟：“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交个朋友。两位要是想当死朋友呢，好办，一人一枪就行；想做活朋友嘛，也好办……”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当活朋友。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两个伪军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领到了八路军颁发的《同情抗日证》，决心改邪归正，从此精忠报国。

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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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搂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个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地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两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

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

事？……”话没说完，他就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 ① 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 ② 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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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铁臂合围”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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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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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十二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声音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老八路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像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①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头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像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她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匹马了。况政委的警卫员说：“你那匹马是驮东西的，换成骑兵的战马吧，不怕打枪。”于是韩芳宇就和刘金魁换了马，两人都走了。

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刘春雷几次想把战马交给他，王科长都说不要。首长不接马缰绳，骑兵不好交差。这时候不远处正在枪毙犯人，大刘就牵着马过去看热闹。

大刘看完杀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

过了一会儿，冲锋号响起来了，骑兵们开始发动进攻，大队人马也跟着向前跑。王科长站起来望了一眼，对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后来，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1924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而英勇牺牲的，时年三十四岁。

骑兵团的这次冲锋是突然展开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儿，对方回号了——是曾玉良团长和骑兵一连！

老八路

原来，曾团长带着一连沿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从侧后方攻击卫河边上的河西街。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连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阵地。

听说曾团长在外线进攻，况玉纯政委立刻命令骑兵团冲锋，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刘春雷正跟着大家往前冲，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射击，子弹像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两百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好在“公鸡”是经过训练的战马，没有受到枪弹的惊吓，带着主人径直冲过了火力拦阻线。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赶上，敌人从王行杖村那里把口子堵住了。

在河西街，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掉下来……”

况政委问她：“首长在哪里？”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政委一听就急了，赶紧去问其他人。人群中有党委巡视团的，有行署建设处的、农林处的、文教处的、财政处的、秘书处的、总务处的……可是，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带的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蹚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

现在，摆在骑兵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西岸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

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毫不犹豫地命令：回去！

下午三点，骑兵们再次和首长们会合。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刘春雷的班上只剩下了五个人。王占奎不见了，刘金魁看见他离开河西街向南面走了。当时，上级只允许机关干部分散转移，王占奎的这个行为应当属于临阵脱逃。

曾玉良团长撤销了团部，把行政后勤人员和斥候兵补充到一线连队。崔连喜被分在二连，他跑来问：“大刘哥、川老汉，我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好。

“那……老李大爷也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不好。老李医官是规定不参加打仗的，他骑着匹骡子想加入一线连队，却没有谁敢接受他。各位连长、排长、班长都知道，万一李大爷在自己手下出了事，非被大家骂死不可。

四面八方都被日军围住了。刘春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鬼子下车、展开梳篦队形一步步紧逼过来。这时候，天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飞机，盘旋、投弹、扫射，战场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曾玉良团长先前在外线转了一圈，对周围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向军区首长汇报说：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这都是日军野战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包围严密；南面的敌人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最弱；西面的敌人刚加入合围圈，防线还比较松散。

曾团长建议说：根据战场情况，我军从河西街渡过卫河的设想已不大可能实现了。目前，只有从王行杖村突破第一层合围，作出强渡卫河的姿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南方向的河西街一带；而我们则趁机掉头向西行进，甩掉敌人。

“西面的情况怎么样？二十一团在哪里？”

“不清楚。不过，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先前和二十一团交战过，现在刚转过头来参加合围，虽然第一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但后面的防线一定松散。我们转到敌人后面，晚上再想办法渡过清凉河，到冀县、南宫县去。”

老八路

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同意曾玉良的意见，当即命令他组织骑兵团向王行杖村发起进攻。

冲锋号再次吹响，三连打头，全团跟进冲锋。

王行杖村的守敌为一个日军警备队和一个伪军中队，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

三连长吕兆清的战马被打死，手枪也摔掉了。他爬起来，挥着马刀不知道在骂什么，三连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赶紧把他拖上马。

刘春雷跟在队伍中间，突然发现自己的坐骑有些跑偏。低头一看，“公鸡”的颈部被弹片打中了，鲜血直往外冒。可这时战马显得十分亢奋，跑得更加起劲。大刘知道这是马匹受伤后的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及时把它的情绪缓解下来，非跑死不可。他赶紧轻轻拍着马脖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口令，“公鸡”的性情温驯懂事，很快就放慢了步伐，平静下来。

骑兵们接近了王行杖村，但是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最前面的三连最终没能冲上去，掉头就往回跑。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也不知道是控不住马还是缺少战斗经验，只有小干事崔连喜还一个劲地向前冲。他跑到村口才勒住马缰绳，战马忽地人立起来，把他甩在地上，立刻被几个日伪军围住了。小崔的腿摔断了，一边哭喊着一边爬，最后被鬼子追得无处藏身，纵身跳进了村口的水井。

大刘和战友们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爱莫能助，强忍着眼泪悲痛莫名。

骑兵们无功而返，包围圈里，总部机关的人群一片肃静。

从远处射来的子弹，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时而打在地上引起一溜尘烟。

没有人躲闪，也无处躲避，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沉默、寂静中，可以听见“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那是鬼子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

子……”当时，骑兵们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张双群在队伍里，而且还受了伤。张双群是南宫简易师范的学生，以前在南宫县妇救会工作，好些骑兵都认识她。现在只看到司令夫人却没见到司令本人，大家心里难免担心。

战士们情绪压抑，只有曾玉良团长暴跳如雷。他满脸铁青，见人就骂，把几个连长都训斥得抬不起头来。

“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听见命令，刘春雷有点犹豫，他的战马颈部受伤，再跑恐怕会受不了，于是就准备牵着马突围。没想到被曾团长看见了，劈头就是一马鞭：“浑蛋！胆小鬼！给我上马！”

这是大刘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打，再被团长骂成是“胆小鬼”就更让他感觉没面子，他气呼呼地跃上战马，心说：“到底谁胆小，上阵就知道。大不了今天我死给你看！”

这时候，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1945年病故）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以身报国。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的战斗口号——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