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改弦更张——益华沙拉油十年
　　正当应昌期认真思索往何方向主动出击时，他那办公室的门又再次被人敲开了。
　　来人是原来益华纺织工业公司的大股东，中华开发信托公司的总经理。
　　但那一年中华开发信托的老总已经易人，不是张心洽，而是沈炎。沈是老牌留美学子，美国名校MIT大学博士，与应昌期交厚。
　　沈炎所来何为呢？哈，又是来恳请应昌期救急的。
　　原来，台南有一家通发油脂厂，那年经由中华开发信托公司向世界银行贷款，订购了一套每日能处理约300吨黄豆制作黄豆油提油及精炼的进口设备。通发油脂厂原先雄心勃勃，幻想扩大业务大展宏图，谁料机器到香港，工厂却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竟连机器设备到岸后付进口关税都成问题。
　　厂方一筹莫展，心急如焚；中华开发信托公司遭遇倒账危险，也是心急如焚——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就想到了应昌期。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中曾说过：“一个人要帮助弱者，自己就应当首先成为一个强者！”
　　应昌期无疑是一个强者。
　　他痛快地答应沈炎说：
　　“别急，此事我来替你承当，没什么大不了的！”
　　沈炎闻言，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一颗悬着的心总算彻底放了下来。
　　应昌期是怎么考虑的呢？
　　他想：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是原益华纺织的大股东，现在遭遇困难，能帮一定要帮，何况自己也正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经营新事业，将黄豆沙拉油的设备买下来，可谓一举两得，所以在沈炎面前表了这个态。
　　接—下来的事情倒是变得较为简单，因为已经省去了此前的一套企剀环节，只须将原先的“益华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改为“益华股份有限公司”便成。当然，修订章程变更登记之类，还是必须做的，这期间，慈城人桂良倾全力协助，贡献甚大。
　　据张子湘忆及：当时，益华股份有限公司的登记资本为1亿元新台币，其构成为：“益华原股东之股本为5000万元，利用公积金增资40%，则达到7000万元。另外的3000万元则由通发油脂厂将台南的土地与部分厂房折价作为投资参股而成，合计总资本为l亿新台币。
　　自然，原先通发油脂厂所订购的一套进口设备就由益华股份有限公司承受过来，向世界银行办理了变更贷款户名的手续。
　　如此，一道难题迎刃而解。而由应昌期创办的又一家公司于1976年开业，主导产品为黄豆沙拉油——对应昌期来说，这可是个全新行业，于兴奋激动之余，自然盼望它能旗开得胜，取得好的效益。
　　谁料益华油厂开业的同时，台岛一下子又涌出多家同业新厂来！这当然不能怪应昌期看错，实在是那一时期正是台湾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做哪一行都会碰到众多竞争对手。正如有研究者所揭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因第三次技术革命而出现长期持续繁荣的局面……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美国的部分调整带来了日本西德的部分调整，最受益的是亚州‘四小龙’，台湾是受益最大的地区之一。”⑦大家一拥而上，结果是竞争激烈，竞争一烈便纷纷削价以争市场份额，于是造成工厂连年亏损。—
　　这样下去自然不行，应昌期立即建议同业公会协调，订定黄豆进口配额制度，规定各厂均不得饱和生产。
　　这一限产，便使各厂的产销开始趋于平衡，于是沙拉油价格也得到了合理回升，生产又有了利润。
　　后来，益华股份有限公司又收购了一家经营不善的老厂，使得进口黄豆的配额得以增加，生产能力达到饱和，同时又千方百计加强管理，降低成本，遂使公司的效益大大好转，此后每年差不多都有巨额盈余。公司业绩一好，益华的股价便大幅上升。
　　且说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作为一家投资银行企业，自然非常关注益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走势。1983年，他们见益华股的股价甚佳，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看准一个好价位将其所持之益华股向证券市场连续抛售。当时有人早就对益华的股票感兴趣，中华开发信托一抛，他们便趁机大量收购，以便凭此进入公司竞选董、监事职位，参与经营。
　　应昌期又面临选择。
　　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从投资益华油厂抽身而退，益华着想保住经营权，就得自筹资金去证券市场将高价股买回来。股市瞬息万变，充满风险，所以不是上策。
　　再说益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之结构，由于原来的董事几度变换，至1983年底已是品流混杂，争议时生。应昌期一向是持“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搞围棋如此，办企业也如此，既然说不到一块，自己也犯不着委屈求全或虚与委蛇，于是毅然辞去董事长一职，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前后恰好十年。
　　从“益华纺织”到“益华沙拉油”，可以说应昌期完全是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聪明才智济危帮困，让一个个濒临绝境的企业走上新生和发展之路，这实在可称得上是台湾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项奇迹，说“白手起家”或“借鷄生蛋”等等，都无法涵盖其中的全部真义。后来人们常常赞许应昌期是÷个“难得的将才”、“经营奇才”等等，从利华的成功，益华纺织的租厂经营以及益华沙拉油厂的诞生来看，可知都绝非溢美之词。
　　⑦李家泉：《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第35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2月

文如玉

接办国泰化工

　　1963年8月26日，这一天天气晴朗，高温暑热还没过去，台北街头照理是车队连着车队，热浪滚滚。这里面就有应昌期的一辆座车，目标高雄，疾驰而去。
　　到高雄市所为何事呢？又是说来话长——且将时序倒回去17年——1946年前的这个季节，有个鼎鼎大名的宁波人，刘鸿生，在台湾省高雄市的前镇区，向台糖公司租了一片约8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办中联化工厂。
　　说起这位刘鸿生，大家一定记忆犹新，他是上海火柴大王。当然，宁波人记得他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钱，是大老板，而是他还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大好人。众所周知，1948年12月3日的18时45分，有一艘满载3000名旅客的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的客轮江亚轮在由沪至甬途中于吴淞口外爆炸沉没，酿成历史上著名的“江亚轮惨案”。时任上海招商局董事长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就是这位刘鸿生。惨案发生后，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刘鸿生出任这个委员会的理监事，代表受难同乡说话，因主持正义而遭多方责杂，遂愤而辞去招商局董事长一职。⑧这当然是题外话，惨案发生前的刘鸿生度过台湾海峡辛辛苦苦到高雄办厂的主要目标不是制造火柴或火柴原料，而是计划以纸浆为原料制造人造纤维。这个构想很新，因为当时无论是内地还是台湾、香港，都无生产人造织维的工厂，而高雄前镇区有台湾碱业公司，制造人造棉需要大量烧碱作为原料，因此刘先生便选择在此设厂。

　　中联化工开办后，由于资金及技术不足，所以问题成堆。刘鸿生面对实际，别无他想，只能以缩小中联化工的经营，利用隔邻“台湾碱业公司”的废氯气合成制造火柴的主要原料·——氯酸钾，以此维持中联化工。
　　那时候中联化工最多一天只能制造一吨的氯酸钾，也即一月30吨左右的生产能力，但价格却买得不错，因是台湾独一家，占着垄断地位，所以日子比较好过。只是好景不常，一年后情况就发生变化，尤其到了1949年秋，台湾和大陆开始遥相分隔，从而使氯酸钾市场也大大缩减。另一方面，在台湾，此时接连冒出多家生产氯酸钾的工厂来，炽昌、宏昌、启发、泰山等等，这无疑是让中联化工雪上加霜。为求出路，就只能另辟途径。开发合平时代潮流且较为复杂的新产品。

　　那时候中联化工厂的厂长叫张维熊、几经寻觅，他最后选择了一种俗名叫“保险粉”的化工产品，据说当时台湾尚未生产，亚洲也只有日本有此产品，如果经营得好，前景当很乐观。
　　保险粉的学名为低亚硫酸钠，SodiumHydrosulfite，英文统称SpecialityChemical，为一种反应较温和的化学还原剂，用途很广，且与日常生活有关。比如过去有一种很热门的阴丹士林布，因在染色时加了保险粉，不会褪色。同时它也是一种还原性的强力漂白剂，其另一种产品俗称“吊白块”，为化学还原剂，或称雕白剂，可用于纺织品及食品漂白。但制造可不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它有较高的工艺技术含量；即使做成功了，也还有一个打开市场的问题——当时台湾虽无生产，但外国企业却已伸脚进来，大量倾销，所以张维熊的保险粉尚未做成，中联化工的财务方面已经非常困难，技术也不成熟，企业就得向外大量举债，最后无法维持，只得交由债权人黄均道暂时接管(黄均道即为前所述福华毛纺厂黄次伦先生之长子)。
　　黄均道请他的朋友顾俭德和萧理昌出面主持中联化工的运作。顾、萧两位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又将它改组成了“国泰化工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泰化工”)。
　　这已是1962年4月份的事了。
　　国泰化工仍以经营研究制造保险粉为主要目标，月产量大约在20吨左右，但技术、品质及生产成本都有问题，所以效益还是不行，企业再次面临窘境，
　　这就要说到另一位人物，也是由浙江嘉兴去台湾的周觉明。
　　周觉明出道很早，以前在上海开过丝绸厂，是一个老派商人。五十年代中期，台湾银行界和商界曾共同组织过高尔夫球队，应昌期是这个球队的队长，周觉明是“铁杆”队员，两人遂成莫逆。周觉明听说国泰化工能做保险粉但工厂还是办不下去，于是就找到应昌期，操着一口嘉兴上海话说：
　　“保险粉是一种蛮名贵的化工原料啊，我们以前来嘞上海厂里用过的，这东西在纺织染整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相当大，前景不可限量呢。”
　　应昌期不知老友要说什么，所以就只是敷衍着应答道：“是吗。一般地讲，有用的东西就一定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不愁办不成工厂的”
　　周觉明一拍桌子道：
　　“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国泰化工现在十分困难。我个人对它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很希望你去接办这家厂，你看怎么样？”
　　周觉明是个精明干练的老派人士，这样的人是不会乱出主意的，所以应昌期立即答应，但心底里却早就想起一个人来，这便是张子湘。
　　张子湘是邓县占岐镇张家山村人，也是抗战胜利后由上海去的台湾。
　　据说张子湘幼时也是绝顶聪明，只是家境不裕，所以只念到小学毕业便去上海寻生计去了。
　　张子湘去台纯属偶然。那天他在上海街上走过，邂逅同乡一位张姓兄长张敬之，那人便问：“哎，子湘，做啥去嘞？”
　　张子湘说：“没啥，想寻份工做做。”
　　那人说：“别寻了，我明天去台湾，跟我一道走吧！”
　　张子湘想也没想，说：“好啊，一道走就一道走。”
　　就这样乘船到了台湾，而且自学成才，当了会计。那一手算盘尤其打得左右开弓，令人眼花缭乱。后来一边工作又一边自学大学课程，并逐年参加考试，最后通过高等考试，获得高级公务员任用资格。
　　张子湘原来在台中台湾火柴公司工作，后经应昌期的二弟应昌立引见，得与应昌期相识；两人见面谈过几次，发现彼此在经历、才能、境遇诸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惺惺相惜，果然十分倾心。后来应昌期投身实业，深感财务人员之重要，便将张子湘招到身边，一直委以财务总监的重任，视作事业上的“右手”。
　　张子湘是个干劲十足，勤奋自学，刻苦上进，经普考高考及格的会计财务方面专家；为人厚道很重原则，且操守清廉，品格高尚，很可信任。长期来也的确是尽心尽力地辅佐应昌期的事业。自1962年加盟，一直主管会计财务总监方面业务，从中兴纸业算起，可谓30年老属下，相知至深。
　　张子湘退休后离台赴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安度晚年，不料于1998年罹患胃癌，经手术切除，一直处于治疗中。《应昌期传》部分初稿经由应明皓传真请他指正，他即以带病之身漏夜修订，并仔细回忆整理写成达10页的修订稿传真过来。据说这份修订稿于1999年的1月15日开始撰写，至1月18日完成，19日又住入医院去接受化疗，其情可感，其认真负责之精神更是可敬可佩，谁料书未付梓，他已于5个月后的6月23日在加拿大病故，实为憾事一桩。
　　当然这是后话。当年应昌期听周觉明谈国泰化工之事，虽不便贸然表态答应，但心里是着实动了一下的。所谓想起一个人来，是指应昌期想先派张子湘去国泰化工查帐，摸清家底。《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殆。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不知底细，自己于化工又是外行，怎敢随便去接办呢！
　　张子湘自然明白应昌期的心意，经周觉明安排，开始接触国泰化工的财务。他工作非常认真仔细，日日夜夜，足足查了三个月的帐，并作出财务分析报表。据应明皓回忆，这位张权叔，有时半夜了还敲门来找父亲汇报国泰化工厂的事，两人直谈到东方发白，方始休息。
　　三个月后，情况基本清楚了，应昌期和张子湘都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接过来办。后来，“由于萧、顾两位先生也想请应昌期尽快来支持国泰”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高雄之行。
　　就这样，应昌期在周觉明和萧理昌、顾俭德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高雄市。在参观过工厂，仔细、深入地了解国泰化工的生产经营情况之后，应昌期作了认真的分析思考。
　　他首先考虑的是产品有没有前途。
　　保险粉在纺织染整，造纸等工业领域用途广泛，作用明显。食品漂白也有用武之地。在国外，保险粉在天然瓷土的漂白用量最大，当然，亚洲国家主要用在纺织和造纸工业上。保险粉过去在国内从未生产过，所以情况确如周觉明所言：很有前途！
　　其次看国泰化工的现状。
　　应昌期去参观时，那里每月约产20吨左右保险粉，品质也不稳定，纯度只达70%左右——也就是说，好端端的原材料有很大一部分都未能利用，因技术不足，都从污水沟排掉了；再加上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自然也低。低效率高成本，这样的企业注定亏本。
　　但反过来说，这也给企业的经营者提供了一种可能，或者换言之，也就是“有潜力可挖”。所以应昌期参观回来之后就敏锐地感到接办国泰化工这件事可以做，而且“基本上他认为事在人为”。⑩
　　当然，要接收这样一个制造高级化工原料的工厂绝非想像中的那么简单，资金、技术、市场、组织等要素就像战场上的一个个堡垒，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员率领得力助手去攻克。从中联到国泰，企业始终未能走出困境，原因无它，无非是在以上的一些主要环节中未能“克敌制胜”而已。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由应昌期来接手收拾这个局面了。这是一个特别有脑筋、有眼光，有魄力、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应昌期想把某件事情办好，他就首先会以独到的眼光去找准问题的症结，然后对症下药地去各个击破，务求将问题彻底解决，让企业之舟端正航向，凭风借力，向着既定目标扬帆远航。
　　资金问题，他通过朋友帮忙，从银行借贷，短期内不再会发生财务困难。
　　技术问题，应该说产品在开发之初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眼前的问题是如何继续改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这将由技术部门去做。
　　市场问题，应昌期认为初期发展的民族工业应该受到政府的相对保护，这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些事项他有必要向政府有关部门陈述申请，争取相对保护条例或优惠政策。
　　组织经营方面，也就是组织班子，这一点应昌期最有体会。因为台北利华的成功就是依靠了一批非常得力的助手，如张子湘、冯咏莩、林耀庭，桂艮等。独木不成林，独燕难成夏，这是应昌期常说的话，而且他也身体力行着，不搞孤家寡人。后人常对应昌期既办那么多实事又醉心研究围棋新棋规一事心存疑惑，想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力？其实读完本书之后你会知道，应昌期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企业的办法。在当时，应昌期对国泰化工接收之初就物色了一批强有力的得力助手，他们是——
　　公司方面：
　　董事长周觉明
　　总经理萧理昌
　　副总经理应昌世，主管外销及一般业务
　　副总经理裘嘉康，主管内销，总务及同业往来
　　工厂方面：
　　顾问张维熊(原中联化工厂长)，主管化工技术
　　顾问杨仁初
　　厂长张子湘
　　工务及设备张万幸，主管机器修配
　　明眼人可以看出，这实在是一套有效率且搭配良好的班底，在应昌期领导之下不啻如虎添翼，使国泰化工很快步入正轨，产量日渐增加，品质不断提高，内外销业务积极开展。特别是经应昌期有力周旋，在关税保护方面也得到政府合理的回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了“优惠政策”，让国泰化工的保险粉在国内市场上有了较强的竞争力，而使外销数量节节上升。
　　话要说回来，以上种种，笔者现在写来头头是道，十分轻松，以为救活一个企业也不过尔尔，应昌期之所以能办好企业是因为他做过银行，比较容易贷到款等等，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作为当初接收国泰化工的过来人，曾任国泰化工公司副总经理的应昌世就说过：“这些事情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是千头万绪有很多阻力必须克服。”信然！
　　现在我们先将国泰化工的传奇经历放一放，专门来写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与国泰化工的发展壮大有关，而且从他身上，我们还可读出应昌期知人善任的独特魅力。
　　这个人就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张万幸。
　　在中联化工之前，张万幸只不过是一名外来的小包工，论学历也就是小学毕业，但极聪明，本身又踏实肯干，所以大凡粗做如水管、电工、钳工、砌墙、烧电焊；细做如描图打样搞点小设计小革新，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只是出身限制了他的发展，不管他如何能干，再有天大本事也难成气候，就如同千里马若不遇伯乐，就永远只是“芸芸众马”中的一匹快马而已。
　　但茫茫人海中有时也会冒出一点例外，一切就如他的名字“万幸”一样，张万幸万幸遇上了应昌期，从而让一粒原先被掩埋在沙砾中的钻石发出光来。
　　——就在应昌期第一次访问国泰化工时，在周觉明、萧理昌和顾俭德的陪同下，深入到生产车间实地考察。
　　看见一部德国产的冷冻机，并未启动，静静地趴在水泥地上。
　　应昌期感到好生奇怪，就问这是怎么回亭子厂长答：
　　“好像开与不开一样的，没什么作用，所以索性就让它停掉算了。”
　　“还有这种事？”应昌期心生疑惑，所以反问了一句。他知道德国人的务实精神与精明细致是举世闻名的，他们设计的系统内是不可能存在可用可不用的部件的，何况这样的一套整机，一个冷冻冷却系统！
　　说来也是机遇，其时作为设备维修管理的工务张万幸正好站立在侧，听应昌期提出疑问，便大胆插话说：
　　“照道理讲，德国处于西欧，天很冷，而我们这里是亚热带比较热，所以他们需要冷冻机的话，我们更需要才对。”又说：“总之我认为这部冷冻机一定有用的。”

文如玉

应昌期支持张万幸的看法，当即指示他不妨开起来试试，以后多加观察、研究。
　　张万幸在应昌期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又听厂里的人介绍了他的情况，更觉得这是一个人才，于是就特地找他作了一次谈话，准备将他列为一个务实肯干的重要干部来使用。
　　国泰化工厂的产量不断增加，机器自然就不够用了，企业急切地希望扩充设备，增加产量。
　　怎么扩法呢？摆在应昌期面前的选择有二：一是再去德国进口一套设备，二是自己动手仿造。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一时成了两难抉择。
　　这时受到应昌期赏识，已经提拔担任了国泰化工工务科长的张万幸毛遂自荐，大胆面见应昌期，陈述他的想法：
　　“德国人开价这么高，进口设备实在划不来。我的想法是自己动手制造，节省开支；另外，自制设备还利于保密，这对保护市场有利。”
　　“说得好！只是，自己制造技术上有把握吗？”
　　“这应该不成问题。如果董事长信任，我会努力去做好。”
　　“好，那就由你负责去办。”
　　应昌期办事素来干脆，这么大的一件事他就拍板让张万幸去做了。当然，他是相信张万幸有这个本事的。说应昌期“知人善任”，以后的发展事实会证明他当初所作的这个决定没有错。
　　张万幸果然没有辜员董事长的信任，机器不久就仿造出来了，一试车，完全符合生产要求。就这样，工厂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又为公司省下了一大笔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以后生产不断扩大，应昌期索性就让张万幸专门负责制造新设备，一套二套三套四套，四套生产才一样的程序一样的形状，车间里都挤满了，有一次请了欧洲工程顾问公司的工程师来厂访问，那洋人到车间一走便发出惊呼：“哇，贵公司机器怎么多得像森林一样！”
　　但工厂的产量还在不断增加，生产车间还需要继续扩充，这怎么办呢？局限于原有场地，你总不能五、六、七、八条生产綫不断的增加上去吧？必须引进新的方法，新的安排，新的理念。但这绝非易事。同业本身既然成了竞争者，人家自然不会欢迎你去参观学习。也曾分头接洽国外生产厂家，都说你来谈买卖欢迎，但参观车间免谈。为了彻底改善国泰化工的机器设备，应昌期曾特地请来了欧洲工程顾问公司的工程师，但由于那家工程顾问公司未与国泰化工公司订立谘询契约，所以人家也就只是一般性地说贵公司机器多如森林一般，意思是你们这样一套套的做下去不是根本解决办法，至于具体该怎样改进，如何设计，如何重新安排，就不说了，只是建议国泰有机会应该多到外面看看，说他们曾在南美哥伦比亚建过一个厂子，不妨可去参观，或许对国泰化工的发展会有所帮助。
　　这是1972年秋天的事。
　　应昌期听了那位工程师的建议，立刻就想动身去哥伦比亚参观。那时四弟应昌世正好在美国，于是就让老四设法与哥伦比亚的保险粉厂联系，结果天助人愿，对方竟意外的表示同意接待。
　　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它的获得，除了运气，大半还是靠的自身的努力——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工业及经济方面相对比台湾落后；而台湾自经济起飞以来，出口外销方面已经在国际市场“崭然露头角”，令世人瞩目，这才有可能获得人家的邀请与尊重。
　　然而要到哥伦比亚走一趟也非易事。先是应昌期四弟在美国查询前往哥伦比亚的签证，应昌世得大哥的命令不敢怠慢，四处洽询，最终结果却是必须在台湾办理签证，于是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再跑一遍。
　　到1972年11月，终于成行。应昌期带领应昌世和顾问陶悦明一行三人飞到哥伦比亚，访问了设在那里的保险粉生产厂家。
　　这自然是内行看内行了，大家都是做保险粉的，而且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制造原理和生产过程与国泰化工非常接近，只是机器形状与排列布置不同。
　　问题在哪里呢？一比较就豁然开朗了：我们国泰化工有四条生产綫，每条生产线都有一个硫磺炉来烧气体二氧化硫，看似天经地义，实则不然。哥伦比亚厂是用五个硫磺炉集中在另外区域烧，然后再将二氧化硫气体集中起来分配到各条生产线的反应器。
　　另外，国泰化工当时是用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制造锌粉(生产保险粉的重要原料之一)，在操作、效率、品质、工人交班等问题上都有瓶颈问题，不很理想。一看人家的锌粉制作，操作上确实要比我们的简单有效得多，所以当场便向人请教，希望提供制造和操作锌粉炉的资料。但人家说，这是向英国买回来的制造诀窍，你们想要，得直接向英国方面接洽。应昌期听人家说的言之成理，也就不再交涉。此行擭得对方热情礼遇，非常难得，三人便择日启程飞回台北。
　　回来后就马不停蹄地付诸改造行动。当时兵分两路：陶悦明顾问回高雄厂里去解决改善机器问题。在哥伦比亚时，了解到第一要务是先应将硫磺炉系统集中或扩大。原先国泰烧的硫磺炉是平面设计，像盆子似的，要先将直径放大以增加二氧化硫气体的发生量。这也正是陶顾问要解决的第一要务。另一路应昌世着急向英国方面洽购锌粉制造诀窍，经多方打听，找到了英国的锌粉厂。接洽也很顺利，国泰只需买图纸和技术资料，每年再付若干权利金即可，期限是10年。谈妥后由应昌世与精通英语的应昌仁(老三)、张万幸去英国参观考察。他们还顺道参观了英国的气体制造厂，这一去又大有收获，真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话，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皇天不员有心人！
　　原来他们去参观的这个厂(达伦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英国化学工业界可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大企业，拥有众多子公司，其中之一也在生产保险粉，所以就顺道去见识一下，结果这件事又是比事先安排的效果还要好，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回事呢？说来也巧，那时英国那家做保险粉的工厂正好在机修，应昌世、应昌仁和张万幸到达时，旧的硫磺炉已经拆了下来。张万幸仔细一看，发现这个炉子跟国泰化工的完全不同：国泰是扁平如盆子似的碟式炉，他们则是圆桶形。原先就知道硫酸厂用的就是这种横摆的圆桶形，但苦于不清楚内部结构；这回好了，让张万幸瞧了个仔细，内部结构、配备等等，大致情形都掌握了。所以这次英国之行大有收获，不仅买回了制造锌粉的诀窍，还意外地看到了圆桶形硫磺炉的结构。
　　于此同时，一行三人还在附近的另一家工厂里看到了处理氢氧化锌的程序，后来还将他们的工程师请到台湾提供意见，这些无疑都对改进国泰化工在保险粉制造方面的工作大有助益。
　　总的来说，在国泰化工整个扩充和提高技术水平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没与国外公司订立正式的工程契约，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机智，从所获得的片断零星资讯中综合归纳，举一反三，一项项改进完善，所需设备则由张万幸带领技术工人仿造。这么做不仅节约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同时也严守了制造技术秘密，使国泰化工立于不败之地。
　　时时都以经济、效率的观念来经营，花最少的钱去获取最大的效益以及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这可以说是应昌期在整个国泰化工改造过程中的一贯理念，不仅是购买国外技术诀窍如此，就是以后自己的研究发展也着重经济效益。
　　就这样，短短几年，应昌期便将原先月产只有20吨左右保险粉的国泰化工公司引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月产量自60、100、200、600余吨的数量级逐次攀升，至90年代中期，已达到月产1500吨，甚至1800吨都可以达到。于此同时，产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纯度从原来的70%跃升至90%以上，所以国泰化工所产的保险粉其品质已超过国际标准，成品半数以上外销世界各国。另外，台湾同一时期的纺织染整市场也正呈蓬勃发展之势。由于国泰化工所产的保险粉品质优良，而且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价格优势明显，所以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同步发展，使得国泰化工的产量得以不断扩大，企业也不断壮大起来。

　　1990年1月31日，国泰化工的股票在台北证交所上市，时值台湾股票市场难得的好年景，国化股一炮而红，股东及员工无不皆大欢喜。
　　这是应昌期的第三个上市公司。

⑧蔡康：《江亚轮惨案》，《宁波晚报》，1998年8月6日11版
⑨⑩应昌世：《应昌期先生生平事略补遗》

文如玉

创办国际票券公司
　　60年代初至70年代，伴随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方面也活跃起来：台湾当局于1960年核准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在台湾地区复业，1965年又核准外商银行在台设立分行，美国花旗、商业、运通，泰国盘谷等银行都进入台湾。为发展外销工业，简化通关保税等手续，1966年又在高雄设立出口加工区，直接由外国运进原料，进口关税记帐退税，经加工装配后，再输出国外市场。这样的出口加工区此后又在高雄的楠梓、台中的潭子等地设立。
　　总之，台岛的经济是显见的繁荣发达起来了。一边是经济贸易、金融业务的蓬勃发展，另一边也滋生了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资金往来方面的违规操作、坑蒙拐骗等现象层出不穷，一时间空头支票满天飞，弄得规矩的企业主和生意人叫苦不迭。
　　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亡羊补牢，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其中之一是特别制定了一部管理法规，其条文相当严厉，规定如果退票(空头支票)三次以上，出票人或担保人可按刑事罪起诉，且量刑很重，最高刑期可判7年！当然这只是不得已主权宜之计，从法理上来讲并非美意良法。
　　另外，为了加快融资，便设想在台北组建票券金融公司，作为银行的延伸，担当部分金融业务。公司因是企业性质，操作起来自然要方便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筹组票券金融公司乃是创举。台湾核准成立票券公司，一开始便冒出来三家：台湾银行主办组成的“中兴票券”，交通银行主办组成的“中华票券”。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俞国华则计划由“中国银行”主办组建第一家“国际票券公司”，希望率先成立。
　　只是，由谁来出面筹组创新的第一家票券金融公司呢？
　　当时台湾的“行政院长”便想到了应昌期。他们知道应昌期是从台湾银行出来的，非常熟悉金融业务，操守清廉才干卓越，而且其时又是几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有一定实力，于是便授意应昌期出面来筹组一家民营形态的“国际票券公司”。所谓“票券公司”的业务说得简单些就是一种短期融资。比如某人手头有一张面值百万美元的期票，但眼前急需现金，借贷无门，那就可将此期票通过票券公司卖出——自然，那时实得可能只有95万美元的贴现，但解了燃眉之急，当事人还是乐意的。如此灵活资本金融市场，对整体经济发展帮助很大。
　　做这样的金融业务于应昌期来说虽非轻车熟路，但也并非难事，所以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并且积极筹备起来。
　　国际票券公司成立，应昌期出任董事长。据张子湘回忆，应昌期出任国际票券董事长，乃因“财政部”与中国银行钦仰其在金融界之声望及其经济管理长才，先认定人选而专行敦聘的。一切就如预见的一样，票券公司开张后运作情况非常良好，年年赚大钱。应昌期为了让公司的员工也多赚点”外快”，年末发红利时不发给现金，而发公司的股票。这种股票实质上比现金好得多了，因为这些股票又不断的配股、送股，到后来“国际票券”在台北证交所公开上市时，原先34．50元新台币一股的员工内部股最高市值竟达到了200余元新台币，员工个个都发了一笔财。当然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应昌期率先将类似组织的相对属于公营性质的公司无形中因股权分散，员工配股比率等原因而无形中逐步改为民营化并予以公开上市，使股东及员工都获得利益。
　　当然，这是题外话。实际情形是国际票券公司作为台湾首创的第一家票券金融公司，在其成功运行的十年里，不仅公司本身赚了钱，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对稳定台湾金融秩序，推动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票券公司上市(应昌期的第四个上市公司)那一年应昌期已74岁了，他主动提出退休申请，在董事会上陈述说：“依靠各位同仁的努力，‘国际票券’才有今天的局面。我已年过七秩，年纪大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再做下去也不像话了，所以今日提出退休申请，希望董事会另推年轻而有能力的董事担此重任。”
　　虽经董事会一再挽留，但应昌期还是坚辞，所以就聘他为国际票券公司的名誉董事长。
　　这已是1991年的事了。

文如玉

向海外拓展
　　宁圈波帮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林树建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一文中，曾引《勤县通志》的一段话，云：“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应昌期年轻时苦学英语，即使在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道上，仍不忘抓住机会入厦门大学进修英语与语音学——这些努力都为他在以后向海外拓展中打下极好的基础。
　　关于应昌期的外语水平，吴尊贤在一篇题为《怀念挚友应昌期先生》的文章中曾说到：“笔者与应先生长时期的交往中，深深觉得应先生智慧极高，分析力判断力特强，而且他学新东西很快，一学就会，令人钦佩。记得民国61年，笔者曾与应先生一起赴澳参加亚洲工商会议，会后与他一起在纽澳洲旅行两个礼拜。由于笔者未学英语，一路上多由应先生照顾。当时一方面心存感谢，一方面更感到英语之重要，应先生非常好意地劝我学习，返国后还送我几本学习英语的书。”
　　战后崛起的企业财团大都一样，应昌期白手起家的发迹经历颇具传奇性，而他的超人胆识，才干及谋略尤为当年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董事们所信服，当他在日本与丸红饭田株式会社“谈判时正襟危坐谈笑用兵，宴会中态度优雅言谈隽永”时，其实内心早巳飞向了远隔重洋的澳洲，要让台北利华采购原毛的触角伸向广大的澳洲羊毛市场。
　　当然基础是早就打好的了，James先生与他已成莫逆之交，而James先生所经营的James公司当年在全世界羊毛业中赫赫有名。二次大战后，日本的丸红饭田株式会社在澳洲设立分社，找的合作伙伴正是James公司，谁料日商这么快便严重垄断澳洲的羊毛业，如今见台北利华已不把日本九红作为唯一供应商，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James先生马上致电应昌期，表示他的公司愿以最好的羊毛质量和最优惠的供货条件与利华合作，愿为台北利华采购羊毛提供服务。
　　应昌期当即表示：OK！
　　这便有了1969年底的应仲艺澳洲之行，并顺利进入James公司，学习羊毛业务。
　　应仲艺肩员大伯应昌期的殷殷嘱托，进入James公司后即开始考察，实习。James先生果然一诺千金，指派公司内两名资深的专业人员作应仲艺的“师傅”，让应仲艺跟着他们跑遍整个澳洲，而且一跑就是三年，用应仲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哪里有羊毛就往哪里跑”。
　　同时，又在悉尼找了一家夜大学，专门学习有关羊毛及其加工方面的专业知识，两年内取得全部学分，拿到了澳洲的大专结业证书。
　　就这样，应仲艺没有辜员大伯父的殷切期望，将澳洲原毛的分级标准、鉴别方法等专业技术知识充分掌握，真正成了羊毛业的行家。
　　三年后，应昌期看条件成熟，遂派冯咏莩去澳洲，与应仲艺一起在悉尼注册成立了利华澳洲公司。这已是1973年的事了。
　　冯咏莩，慈城人，是应昌世推荐予应昌期处做事的。应在台银时他在台银，应离开台银他也跟着离开，跟应昌期一起创办台北利华羊毛公司，所以可说是应的得力助手，真正的“家乡子弟兵”。
　　利华澳洲公司成立，冯咏莩为总经理，负责行政、财务；应仲艺为董事之一，分管公司业务(主要是购毛)。两人就这样在澳洲起家打天下，慢慢介入世界羊毛市场，既为台北利华供货，同时亦将触角伸向世界毛纺工业。
　　应昌世回忆说：“1973年应昌期见时机成熟在澳洲设立了利华澳洲公司(单独的机构，非分公司)正式自行采购原毛，当时是澳洲前所未有的第一家中国人的公司。公司因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受到澳洲政府及羊毛局的重视，当地的大银行为争取澳洲利华业务以无担保方式给予五百万美金的购毛融资。其时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因为以往澳洲银行从未核准无担保方式给予中国公司巨额融资，三十多年以前的500万美金是个极大的数字。现在澳洲利华仍然名列三大毛商之一。”
　　1974年，SIRJAMESMcGREGOR去世。此后，James公司逐渐衰落，不久即退出了澳洲的羊毛业。
　　而利华澳洲公司却日渐壮大，到1981年，已有能力收购一家澳洲的老公司了。
　　这家公司的全名为A．SGEDGE(AUST)PTY．LTD，早期是澳洲十大羊毛商之一，也曾是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供应商之一。这家公司拥有众多欧洲客户，后来因合伙人先后去世，便有意出让。应仲艺等了解这一信息后，经过考察，认为他们的公司虽然垮了，但其众多的欧洲客户堪称一笔“无形资产”，便向大伯父应昌期建议收购。应昌期自然十分支持，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向海外拓展的又一良机，所以就拍板让冯咏莩、应仲艺迅速出击，收购了该公司，自然，也带来了众多的欧洲客户。
　　自此之后，应昌期便在澳洲有了两家公司，除利华澳洲外，另一家公司名为“吉期”，专事对外采购。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生产所需的羊毛，有95%来自澳洲，此外，当然还向世界其它一些公司客户供毛，业务蒸蒸日上。利华澳洲公司的发展令世人瞩目，社会上很快有了“利华澳洲和吉期公司唱响了台湾对外贸易主角”一说。二十余年前，利华澳洲公司曾作为台湾贸易发展过程中主要的大公司之一，也是台商早期介入澳洲贸易的主要桥梁，着实风光了好一阵。
　　其实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当时台湾对澳洲的贸易额并不太大，而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投产后，用毛量激增，这便带动了澳洲对台湾的出口数量上升，且占了对外贸易很大的份额。所以澳洲利华公司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台湾在澳洲的一个“窗口”，大凡台湾人去澳洲公务或旅游，参观接待都通过利华澳洲公司安排。公司在澳洲说话也很有份量，这对促进台湾贸易大有帮助。 　　开拓澳洲市场的成功使应昌期的企业向海外拓展的勇气大增，而且他将下一步出击的目标定到了美洲。恰逢其时，1982年下半年，有位名叫郭年嘉的年青人来拜访他，礼节性的问候过后，郭年嘉打开皮包，恭恭敬敬的呈上一份建议书，说：
　　“务必请应伯伯过目，指教。”
　　这位郭年嘉不是别人，正是鄞县人张子湘的女婿，毕业于台湾逢甲大学。 　　郭年嘉学的是土木工程，但留学期间同时在电子工厂打工，以半工半读方式取得硕士学位时己任该厂的工务经理，其后升任总经理，故对电子方面的工程颇为熟悉。且手头有一种名为“CHROMEBLANK'’的高科技产品。这种产品用我们平常话来说可叫作“光罩底板”，即将电子集成电路先做在板上，然后再以照相投影的方式将它缩微5—10倍，可想而知其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
　　郭年嘉那份建议书前半部分介绍的是“CHROMEBLANK'’，后半部分是关于投资25万美元在美国设厂，专业生产此类高科技产品的设想。
　　巧的是那时应昌期之子应明皓也在美国。应明皓大学毕业后又取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电机系的硕士学位，而且已做过两家公司。那年寒假应明皓飞回台北过春节，一到家应昌期便将郭年嘉的建议书翻了出来，交给他认真研读，并说想听听他的意见。
　　应明皓不敢怠慢，关起门来仔细读过，又查了许多相关资料，足足化了两天的时间分析思考，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这才告诉父亲说：
　　“CHROMRBLANK确实属高科技产品，市场前景也是好的。依我看，如果员工技术一流，设备先进，可以做。”应昌期听了十分高兴，告诉应明皓说，我正想到美国去开个公司，反正25万美元的投资，数目也不大。以后公司开起来由你出任董事长，郭年嘉为总经理。
　　一件大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春节过后，应明皓飞回美国，即找郭年嘉传达父亲的决定。他俩原先就认识，论起来应明皓比郭年嘉年长4岁，所以彼此相处如兄弟一般。这回听明皓一说，两人更有了共同话题，所以郭年嘉满面春风，拍胸脯说：
　　“明皓兄你放心，我从大学毕业就研究这产品，技术上绝无问题。”
　　两人说干就干，第二年(1983年)3月就开始筹组此公司，租厂房，买机器，申领执照，机器安装调试，招聘员工等，忙得不亦乐乎。两位年轻人信心十足，赤手空拳地便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创起业来。当然，他俩的背后，始终有应昌期这棵大树在支持着，鼓励着。
　　这个“业”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印科公司”(全称为INKOINDUSTRLALCORP．)。公司正式成立于1983年的5月17日，位置座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以南的矽谷市，离旧金山约l小时的车程。
　　当然，印科公司的成长也绝非一帆风顺。
　　在所租的近2000平方英尺的厂房内，他们日夜忙碌，以8个月不到的时间便做出了"CHROMEBLANK'，经测试，品质优良，完全可以投入批量生产。
　　谁知强中自有强中手。产品一投放市场，即受到来自日本同行的激烈竞争，而且他们仅以最新技术生产的一点点质量优势占了上风。科学技术是不能差一点点的，何况高科技产品！ 　　CHROMEBLANK遇到了销售困难--E口科公司一边稳中求进，一边另辟门路，至1985年，终于将目光锁定新产品"PELLICLE'’，并立即着手研制。
　　又一年，PELLICLE通过考验，而且自1986年一开始投放市场便取得良好效益，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明皓回忆起在美国的这一段创业经历，至今感慨万千。他说：“公司初创时期的二三年内，我和郭年嘉平均每星期工作75小时以上，真正是全身心都投入到事业去了。人虽然在美国，但却似乎时时都能看到父亲那殷切期盼的眼神；有时父亲从台北打越洋电话过来，很关心地询问公司的状况。开始时真有点无言答对，但父亲鼓励我，说万事开头难，不要怕失败。只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后来公司的业务好起来，他又提醒我，要踏准脚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能疏忽大意。”作为印科公司的主导产品，“PELLICLE”究竟为何物呢？由于是高科技产品，它的形状和用途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较远，所以就存在表述上的困难。简而言之，现在如电脑等产品，其控制心脏部分均为体积极小的集成电路，那电路上的导缕是投影感光上去的，其尺寸大小要按“MICRON'”即的10的-6次方米(1公尺的百万分之一)计，为肉眼所无法辨别。可以想象，在那样的电路板上只要掉下一颗微尘便会造成大面积短路，死机，使系统失去功能。
　　怎么办呢？设计者便想到了在线路外加“防尘膜”的办法，这个防尘膜便是现在INKO公司的产品PELLICLE。
　　真是说说容易做做难，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产品的技术要求之高——据应明皓介绍，其精度要求在0．8微米的限度内厚薄差不能超出1%！而且在产品上不能有大于0．8微米的灰尘。
　　正因为技术含量高，所以其价格也高，现在每片能买到80美金以上。
　　就这样，美国印科公司自1986年开始转产PELLICLE，十余年过去，生意一直不错，每年都有成长，公司员工发展到170余人(美国境内境外)，管理也上了一个台阶，客户遍布全球。
　　要说到公司管理的现代化进程，还有个小故事。
　　美国大概可称得上是最早将电脑用于财务管理的国家，但在1982—1983年间，他们所使用的也还仅是小型的“苹果机”。那时候负责公司财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年嘉的夫人，也即张子湘的女儿张逸斐。张小姐“女承父业”，对工作真是兢兢业业，按步就班，当天的账，不做完是绝对不会回家的。应明皓为公司购进一台电脑，并配备了财务软件，想以此替代人力作公司的财务管理。张小姐开始不大相信电脑能代替人脑，所以头几个月“两脑”双轨并进：一边是张小姐传统的一支笔和一本帐册，手记笔录。另一边是请一位杨小姐逐日将有关数据输入电脑。到月底，电脑自动将资金运行表、资产损益表等打印出来，另一边张小姐加班加点做出报表、两相对照，第一个月电脑OK，张小姐错了几元钱，第二个月基本还是如此。四个月后完全用电脑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张小姐也不必再加班了。
　　当然，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电脑不断的更新换代，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现在可说是生产、管理、财务、采购完全电脑化了。 　　姚祥义曾谈及应昌期对印科公司的评价，说这也是老板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笔，因为他最喜欢电子行业这类高科技产业，何况印科公司又是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更加难能可贵，由其儿子明皓主事，替老人家争了气。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老板自己还在国泰化工附设电子部，生产国泰传真机，同样也取得成功。
　　另外，应昌期还在美国注册了二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先由三女儿柔尔筹组设立经营，现在由大女儿法诺在负责管理、运作，由于经营得宜，都有不差的业绩。

文如玉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应昌期的工作、生活非常有规律。下面是一张应昌期日常工作、生活进程表：
　　每天早晨约五六时起床。起床后先坐着抽烟，当然脑子是不闲着的，用夫人唐平尘的话来说，昌期除了睡觉，总在动脑子思考，不是想公司的事情便是想他的围棋新棋规，八十年代之后的十余年间多数是在想新棋规犹待改进之处。
　　八点吃早饭。饭食很简单，面条、粽子、豆浆、大饼油条或者粢饭之类，选择其中一二种即可。最喜欢吃用慈城年糕做的年糕汤或炒年糕。乳酪也喜欢。不爱喝稀饭。
　　原先应昌期一家一直住在台北市区重庆南路台银宿舍，按规定，这宿舍台银的资深高级职员是可终身享住的。台银宿舍旁是省议员宿舍，本意是让议员到台北开会时有宿舍住，不必去住酒店。谁知那些议员让在台北念书的子女住入宿舍(宿舍条件很好，有冷热水供应，且一人一间)，自己来台北开会仍住酒店，而且进一步要将旁边的台银宿舍也改成议员宿舍，用了多种方法想逼应昌期搬家。应昌期说：“按规定我是有权可享受终身居住的，为什么要搬？”总经理说：“唉呀我们台银是归议会管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呀！”应昌期说：“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不怕。”总经理又让步说台银任何房产都可任你挑。应昌期说：“不是我有意为难你，房子我自己也买得起的。只是凡事要讲个理，理不通，我不会搬。”后来董事长、总经理再登门拜访，说：“我们压力确实很大，今天是来求你啦……，，应昌期看他们实在为难，心软了，才同意搬(当时台银孙总经理原是应昌期的老友，为人厚道，正派，且也是宁波奉化人)。
　　所以日后应昌期常对子女说：公务员当不得，我在台银服务了30年，没有拿过一分退休金，台银宿舍又被要回，幸亏自己赚了点钱，才买下这层楼面，否则真是居无定所了。
　　自从买下了位于忠孝东路四段一座大楼12层的整个楼面之后，于1988年3月1日，他将家从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台银宿舍搬了过来。楼面前端及西侧均为相关公司的办公处，仅东侧后端作为居室。
　　到这时，应昌期才有一种安居乐业的感觉，不禁感慨万千，回想起当年向唐平尘求婚的情景，唐平尘曾问应昌期：“我们有能力组织家庭吗？”应昌期说：“这个没问题。”所以现在他反问唐平尘：“当年嫁给我这个穷小子，你后悔过吗？”唐平尘答：“从没后悔过，但没料到有现在这么好！”
　　这是一座名日光复大楼的“凹”字形的建筑，布局为：东边临光复南路的后端为应昌期家。中部朝北临忠孝东路的主楼自东向西依次为国泰化工和利华羊毛两大公司的写字间。西边后端为应氏企业的中枢指挥系统，其办公室布置自左至右依次为“创办人应昌期办公室”、“应昌立办公室”、“应昌世办公室”、“应明皓办公室”、“萧理昌办公室”。光复大楼12楼的整个楼面约有3000余平方米的面积。
　　因为搬入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光复大楼时，应昌期已经辞去了国泰化工和利华羊毛两大公司的董事长，只保留了国际票券公司董事长一职。但他是这两大公司的创办人，所以当初安排办公室时，不失幽默天性的他不要其他名义，说干脆写“创办人办公室”算了。
　　就这样，每天上午，他准时步出家门，沿着80余公尺长的走廊，自东向西地走到“创办人”办公室上班工作。
　　如果下属公司送报表来了，他就很仔细的看报表，至少看二个小时，还眼到手到亲自核算，发现数字不对或运作情形不良即会通知主管来详细询问。
　　顺便说一句，生活中的应昌期谈吐幽默，风趣，与人友善；但在工作中，或遇原则问题，他又是那种十分刚毅的人，非常执着而重原则。理着平头，头发短而硬，根根直立，面容严肃，不怒自威，一般人见着他，会有一种压迫感。淡江大学毕业，跟随应昌期多年的秘书姚祥义就曾谈到：“我们都非常敬重老先生，开始时叫他董事长，他没有表情；后来叫他老板，他很高兴，说董事长有好几个，老板只一个。我们进他办公室前，总要先深呼吸一下，作好准备。不论是谁，在他面前总是站着，几个小时也站，他请我们坐也不坐——因为我们大家都敬仰他，知道自己没资格与他平起平坐。在台湾，我们老板的辈份是很高的。”
　　姚又说：“老板眼属下谈工作，话语总是很简洁：对，错；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完了。绝不跟人长篇大论的。我们往上送材料，也必须简明扼要，事先都得归纳整理出提要才敢送。否则，若你送进去一堆未归纳好的素材，他会扔出来，叫你重做！”
　　事情正是这样，应昌期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或者无为而治的企业家，他的大脑超常精细，半生从事金融实务的结果使他对数字的反应特别灵敏，下属公司的经理想在报表上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干脆想都不要想。在办公室看报表和召见部门经理或下属公司总经理谈话是他的主要工作方式。他仔细地听取他们的报告，然后提出犀利而尖锐的问题查问他们。应氏企业集团的管理人员都十分担心这种召见或会议，于是平时工作更加勤精，随时作好准备来与应昌期接触。下面的人来见老板，进去前会先问问办公室的人：“怎么样？”如果答说：“今天气流不对。”那就得再作准备了。但话要说回来，应昌期向谁发脾气，是看这人堪可造就。若是饭桶一个，无药可救，他理都不会理的。
　　但事实上应昌期坐在办公室里化时间最多的还是思考他的“应氏棋规”。他的办公桌上什么都不放，就是一张纸，一支笔，有所得便记下，然后再放入抽
　　中午下班，他离开办公室，自西向东地走入家中，吃午饭。他最爱吃的菜是宁波咸枪蟹、蟹酱、泥螺、龙头烤、豆腐乳。一顿饭半只枪蟹、数根龙头烤，一碗米饭足矣，很少大鱼大肉或鱼翅石斑。不爱吃蔬菜，还开玩笑似地批评夫人唐平尘“总讲迷信”——因为出于健康考虑，唐平尘总劝他平时多吃点青菜萝卜。但他说：“吃素做什么，我又不信迷信。”他似乎不认同西医的一套营养学说。
　　不喝酒。当然，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陪着喝两杯助兴，其实他有半瓶绍兴酒之量。晚年因有糖尿病，极少饮酒。
　　饭后喝乌龙茶，看电视新闻，不午睡。有时坐着自己独自一个摆吴清源的棋谱，如果恰遇职业围棋赛举行，有朋友在赛场将比赛赛况传真过来，他就会摆棋谱预测输赢。
　　下午2时继续上班，从东厢走到西厢。
　　通常晚上6：30吃晚饭，然后看7点档电视新闻。那时台湾有中视、台视、华视三家无绕电视台，他一般总看中视的新闻报导。有好的电视连续剧他也有耐心一集集地看下去，如有一部日本电视剧叫《阿信》的，主角的奋斗历程很感人，与他有相似之处，他很欣赏。优秀的武侠剧或历史剧如〈神雕侠侣》等他也爱看，只是有时候未免过于认真。有一次看古装戏，县官老爷问案，打多少大板屁股。他觉着不对，第二天上班叫秘书姚祥义上书店买历史书来核对。文艺爱情戏不看，往往是看完新闻啪一下将电视一关就走人。 　　体育节目爱看篮球、高尔夫、排球比赛。每晚10时就寝。
　　应昌期有静坐沉思的习惯。应明皓回忆：父亲每遇大事，晨早起便独坐沉思，要想好几天甚至几星期，一旦决定，绝不回头。离开台银如此，决定来大陆投资也如此，他印象很深。应昌期爱抽烟，一支香烟在手，坐着想围棋规则，可一坐小半天，真正是“静者心多妙，飘然不思群”。吸烟最凶时一天可达二三盒，最早抽“555”，后改吸瑞士DAVIDDOff色纸盒。夫人唐平尘说起丈夫应昌期来，不无快慰，说：“他这人就喜欢待在家里，打也打不出去的，一天到晚香烟抽抽，脑筋动动，交关乐惠。”唐平尘正相反，坐不住，刚坐一会儿就起身去做事，这时应昌期就会说她：“你看你，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走啦？”又指指脑袋，说：“脑筋要多动动其（宁波方言：要勤于思考的意思），越动越灵；这跟机器一样，不动就要生銹。”应昌期平时很少下楼，十天下去理个发。有时子女、孙辈回台北，请他吃饭，他会去。再就是家中的厨师请假，没人烧饭，他会率家人去餐馆小吃。一般交际他尽量婉辞不去。

文如玉

每星期六下午，作为固定节目，应昌期总会邀约棋友来家中下棋。开始时与陈雪屏(原“教育部长”)下，后陈年迈，每下必输，便不来了。接着来的是许钦璋(现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副董事长)，前后20年。最后四五年伴应昌期下棋的是许钦璋、趟谅公与王昭明。王曾任“行政院秘书长”，与应昌期交厚。趟氏不仅棋好，文章也好，应昌期逝世后刊印的《应昌期先生事略》一文(见本书附录二)即出自趟手，且系应昌期生前指定执笔者。自然，像这样的下棋对应昌期来说可不单单是娱乐，他是在随时验证他的新棋规的适当与否。王昭明曾撰文忆及那一时期的生活，云：“我和昌期往来较密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们两人嗜好围棋，他的棋艺比我高，喜欢朋友到他家中下棋，最初是在重庆南路台银宿舍中，后来则迁移到忠孝东路的光复大楼。他的居处总布置一间颇具规模的弈棋室，可以同时五六对人下棋，输四盘以上就要升级或降级，我多数时间要他让我二子，有时也会长级到让先的程度，他下棋落子极为快速，足以看出他反应之敏锐。
　　昌期兄在朋友间有一特别的共同印象，便是个性十分坚强，总不敷衍迁就，他常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因而常常会和朋友为了观点不一而争论激烈，是一个表里如一心直口快的人。”应昌期对子教育颇严格，倒不是说非要他们在学校都要考第一名，主要是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如要有规矩，不赌、不嫖、不骗。要诚实守信，不许耍奸偷滑，还常用宁波话教育自己的孩子，说：“明皓、法诺、柔尔，有一点你们要记牢，不论何时何地，狗皮倒灶的事情谁也不许做！”孩子晚问出门，过子夜回家他就不高兴，会严加责问。从小教育孩子要守时，比如出外旅行，分散活动，规定下午4：30在某处集合，他自己会提前几分钟到达，谁若过时不到，他的脸色就会很难看，这样有过一次以后，谁也不敢再迟到了。
　　在个人爱好方面，应昌期一生都喜欢旅行，足迹遍及世界，除了前苏联、印度、波兰、北非等地未去过外，其它地方几乎都到过。有一年偕家人一起来到南美洲一个叫CUSCO市的地方，那是地处3000余米的高原，山上空气稀薄，缺氧，所以上山前要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应昌期血压偏高、心脏也不太好；夫人唐平尘则一切正常。上不上山呢？应昌期个性强，说：不管它，上。结果上得山来，唐平尘腿脚发软，走不动了，应昌期却乐呵呵的，谈笑风生。当然那是因为高山症的缺氧未必会发生在类似应昌期那样的体质，有的体格壮健的青少年也常有高山症的缺氧问题。那地方有古文化遗迹“INCA'’(即印加文化)，号称南美印弟安人，近千年前就会开刀动手术了，后来被西班牙人消灭，所以只留下历史遗迹，成了旅游胜地。应昌期仔细看过陈列，发表观感说：“这叫什么印第安人，我看跟宁波人非常像，值得有人重新考证。有几句土话的发音也像宁波话！”说得唐平尘也哈哈大笑，疲劳顿消。
　　那一年应昌期已接近70高龄，这以后他常以此为例，说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关键是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在个人爱好方面还应提及的是，应昌期对夫人唐平尘在家中所养的宠物持不反对态度，所以三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位于重庆南路上的应府简直像个小小动物园，养了鹦鹉、兔子、波斯猫、金鱼、热带鱼。狗有两只，且都有名字，母狗叫佛佛，公狗叫鼓仔，都是很灵性的良好品种，长毛飘拂，惹人喜爱。每当下班时分，只要听到转弯角子上汽车喇叭声，几个孩子知道父亲回来了，会飞快跑进自己房间里去做功课，而拂拂和鼓仔则会冲出纱门，扑到应昌期的脚边撒娇。逗完狗后，他有时会去看看鱼缸里的金鱼或热带鱼，投点食饵，看成群的鱼儿蜂拥着仰头争食，他的脸上会露出笑容。还有一点爱好很奇特，就是他特别喜欢科技含量较高、精密小巧的东西，比如电子表、电脑、新型的录像机、影碟机、电子血压计等等，率先收集，所以家里有各式各样的血压计，电子表式的、腕式的。平时不戴名表，别人送给他就放入箱底，自己只戴电子表，功能越多越好。晚年戴的那只电子表，能存储200个电话号码，还有世界时间，一揿按钮可知巴黎是几点，纽约是几点。近80高龄的人了，还喜欢操作这么复杂的电子表，实在是难能可贵。应昌期对房子装修很有研究，很有格调。买家俱也舍得化钱——因平时很
少出去，所以就希望将家安排得舒舒服服的。1994年秋，他决定在宁波造一所房子，就交给儿子应明皓一笔钱，说：“要造就造好一点。”这是他的心愿，另一方面也想试试儿子的功力和品位。1996年7月新屋落成，他即来住，十分满意。
　　有些有钱人热中收藏字书、古董。应昌期无此爱好，说这有何必要，要看古董、字书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个够好了，化大价钱收来一堆二三流的东西，或许假货，没有意思。
　　应昌期年青时收入有限，买不起东西，后来有钱了，又不会买东西。女儿上初中时，手工作业要串玻璃珠，当爹的他自告奋勇上街去买，市价10元，他化了20元才买来。后来又发生一件事，被家人当作笑柄：那一次去香港，住文华酒店，看见酒店的商场里摆着一样东西，黑漆漆的，是什么呢？一揿开关灯亮了，表面清清楚楚，秒针嚓嚓走得非常有力——这是应昌期第一次看见这种LED电子表，喜欢得不得了。好，买一只。店员说要300美元，他说300就300，好东西化多少美元都值得，晚上与夫人一起上街，看到钟表店同样的货色只要200元。再往前走，又看见一家店里只买100元，于是再买一只，好像平均起来不致吃亏。自此以后他才知道大酒店里的商场常有新到的高档商品，当然售价也较高。
　　一般功成名就的人士，打高尔夫球便会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活动。但在应昌期却是个例外——他完全是接受朋友劝告才偶然参与其中的。
　　事情大致是这样：1960年，在台湾银行任职正处于顶峰阶段的应昌期由于身兼数职，日夜劳累，体力和心力都是超常支出，以致神经衰弱，吃不好睡不宁，体重迅速下降，最瘦时只剩45公斤。夫人唐平尘看在眼里，心中不安，一直催他就医问药。那天正准备出门去医院，恰逢老友、代理美国恐龙牌石油的杨诚国到访。寒暄过后，杨诚国问：“什么病呢，还慎重其事的去看医生？”
　　“也没啥大病，就是胃口差，还有点失眠。”应昌期坐下回答。
　　“这病不用看，我有药治。”
　　“什么药，你何时成了郎中啦？”
　　“不用问，跟我走就是了。”
　　杨诚国带他去的地方不是台北有名的大医院，而是台北一个由废南机场改辟的高尔夫球场。一场球打下来，出了一身汗，肚皮也饿了，晚上睡得也香了。这么坚持打了一个月，身体情况果然大大改善，于是应昌期开始对高尔夫发生兴趣，打得相当不差。就这么坚持着一直打到73岁，体力实在跟不上了才作罢。
　　只是应昌期这人做什么都认真，研究围棋规则如此，打高尔夫也不例外，所以他的另一好友蒋光照曾撰文述及此事，谓：
　　“那时台湾的银行界和商界共同组织了一个高尔夫球队，我是球队的总干事，而应昌期是球队的队长。所以直到如今，我常常会脱口而出地称他为‘应队长’。” 　　这也算是应昌期生平中的一段佳话吧。
　　应昌期的个人办事机构力求精干，有效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台北利华羊毛主要由顾俭德、林耀廷负责，顾、林退休后由应仲艺接任总经理；国泰化工开始时交给其表弟张长卿，以后工厂则由张万幸、曹木生负责。财务总监张子湘，秘书姚祥义。当然，四弟应昌世一直是他事业上有力的助手，后来担任了国泰化工的董事长。
　　应昌期对家乡“子弟兵”很有感情，一直很照顾他们。当然，正因为他将这些子弟兵视为自己人，所以责之也严。这些人中有宁波人张子湘、乐秀纯、陈修甲，慈城老乡冯咏莩、嵇惠民、俞慰三、张长卿、裘嘉丰、裘嘉康、桂良等。这些“家乡子弟兵”一直亲热地称他们的老板应昌期为“老法师”，平日只要看到谁从应昌期办公室面孔通红地出来，就会迎上去问：“怎么样，是不是被老法师请吃大菜啦？”

文如玉

应昌期语录
　　企业家应昌期说：“我这人像一个火车头，认准了方向就轰隆隆往前开。有人放石头挡路，把石头搬掉再开。‘前面有石头挡着，这车别开了’，这种话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如何排除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干扰？应昌期说：“你碰到没道理的事情就赶紧关门，不必听，也不必跟人家吵，你认为对的就只管拱着头努力去做好了。”
　　谁要是向应昌期叹苦经，说某件事情难办，他会说：“这么重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我们铁稳站在地上，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有人叹息“错失良机”，应昌期连忙纠正：“没这回事，机会永远在身边。”或者说：“机会怎么会失掉呢？机会是永远不断的呀，这次错过，还有无数的下次。”又说：“社会是往前发展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关于事业和人生，应昌期有绝妙比喻。他说：风和日丽是艳阳天，狂风暴雨是台风天，就算二三年不遇，四五年总会来一次，公司营运情况好的时候，要作不好打算；碰到风雨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全力挺过去。没有永久的风雨，一如没有永远的风和日丽。古人说“未雨绸缪”，就是比喻事先做好迎接风雨的准备。我们小时候念朱子《治家格言》，就讲“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渴了才想到掘井，还来得及吗？
　　应昌期到一家小学演讲，上台就说：“我小时常听大人教训：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想你们大人不努力，叫我们小人去努力，不公平么！”台下哈哈大笑，他也跟着小朋友笑，等笑完之后他接着说：“现在想想很对，小时是得努力！”
　　应昌期全身心扑在工作和研究围棋规则上，不善家事，所以说：“我最佩服的人是家里的保姆阿莲，她会炒蛋炒饭我不会。”(阿莲的炒年糕与年糕汤及一般的家常菜的确做得很好)
　　应昌期常对下属员工说：“人到世上来总要留一点痕迹，而且还不能像海滨沙滩上的脚印一样，被海水一冲就无踪无影了。这样不行的，我们不能枉为一世人。”
　　应昌期不同情那种遇到挫折只会喝酒浇愁的人，他说：
　　“愈是困难就愈要清醒呀，哪能再喝醉酒逃避呢？”
　　一个日本人问应昌期：“老先生气色这么好，可有什么养生之道？”应昌期回答：“一天抽两包烟，其它没有。”
　　关于婚妪，应昌期亦有妙论：
　　那是1991年4月慈城籍作家冯骥才在宁波举办“敬乡画展”，恰逢应先生也在宁波。在市展览馆，老先生十分仔细地看着、品评着，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一幅冰天雪地中两只小鸟在树枝上相依相偎的画时，他的脚步停了下来，跟陪同人员说：“这幅画我买了，给4万元。”大家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画，为啥单单挑中那一幅？”老先生风趣地回答说：“标题好，老夫老妻；内容好，经得起风霜雨雪的考验。我是过来人，经得住考验的，和太太白头偕老，相依为命，不正是这幅画的意境所在吗？”说得夫人唐平尘女士呵呵而笑，展厅里围观的众人也一齐大笑。
　　有人说：“儿子是自己的好。”应昌期说：“我不这么看，人家儿子好的也很多，当然希望自己儿子好也很正常。”
　　应昌期说：“发生车祸的原因多半一是车速太快二是超载。当然若是人家硬来撞你，那就没办法了。”
　　应昌期的妙语常常匪夷所思。如听说有很多人想移民到夏威夷去住，说那里风景好，房子漂亮，他就说：“活人住在精致的坟墓里，有什么意思？”
　　以前黄司机问应昌期：“老板，世界末日到了你准备怎么办？”应昌期答：“我跟着你跑啊，你成天念经拜佛，我不跟你跟谁？”
　　棋手问应昌期：“副会长，请问你对来世有何看法？”应昌期笑着答：“我连今世都还没搞清楚，怎么看来世？”
　　应昌期讲实际，不太注重名份，当年他儿子阿明考大学，录取在大同理工学院，嫌不是名校，不想去读，应昌期说：“拜托，别重考了。读大学只是一个过程嘛，你赶紧把这个过程结束掉，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比什么都好！”真是妙语。
　　应昌期从不长篇大论教训人，最凶的一句话是：“奇怪不奇怪？”对方听了就赶紧离开，回去反省：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应昌期很重视人才的作用以及人才的培养，曾说：“铜钿要加人才才能再嫌铜钿”。又说：“花要养，人也要养，而且要慢慢养。一句话，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应昌期与家乡人谈天时又说到：常常有人要求我推荐一些人才给他们，我说我不能介绍人才，因为每个企业用人的标准不同。人不是机器，因此人才没有一定标准，得看领导者的要求——能达到你要求的，就是人才。
　　杨佑家29岁辞职投奔应昌期，想当职业棋士，应昌期劝他说：“你想当职业棋士已经晚了，就算拼命努力，最多成为二流职业棋士，不如专心研究规则，这个项目虽然冷门，但是努力的话，可以成为规则九段的专家。”
　　又说：“不要轻信‘专家’，凡事多研究，研究多研究深，你就是专家……”
　　关于经营方略，应昌期亦有高论：“开工厂只要做到‘价廉物美’的目标，生意肯定做不光。”又说：“客户肯定会一直杀价的，我的看法是价不一定杀，但意见一定要听。”
　　想当年，应昌期捐出1亿新台币在台北市成立围棋教育基金，税务部门闻讯来查，应昌期说：“我自己袋袋里摸出的钞票，你管得着？我捐钱提倡国粹推广围棋，有什么不好？”新闻记者发问：“那么多钱，为何不留着传给子孙？”应昌期答：“中国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子孙不能靠父辈财产过活，得靠自己打拼。” 　　应昌期常常感慨：“你看那些打工族，泥水木匠，12点钟吃中饭，吃饱拿块砖头当枕头就能呼呼大睡，而有钱人要吃安眠药听轻音乐才能勉强睡着。”
　　应昌期一生为围棋而骄傲，忆及小时候无师自通地与学校老师对弈，说：“围棋有什么好学的？我一生都没学过。”功成名就后则说：“生意人人都会做，但真懂围棋规则的人能有几个？” 　　应昌期足足用了20年的时间研究新棋规，创制新棋具，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说：“做生意我都部署好了，别人会照着去做，但设计新棋具谁能帮我想？”“我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像围棋规则这样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又说：“我要改名字了，索性将‘应昌期’改成‘讨苦吃’算了。
　　应昌期心情好时逢人必讲新棋规，有时企业高级主管求见，他也会“对牛弹琴”地对不会下棋的下属滔滔不绝地讲起棋规来，说：“有些人知道以为搞围棋规则只是我出出名，其实他们真是不知道规则的每一字一句，都是我费尽干辛万苦，一笔笔亲手磨出来的！”“你们都说我是聪明，可以发明规则和棋具，其实我是拼命努力，吃饭也想，睡觉也想……” 　　杨佑家回忆：应先生对规则着迷的程度，应婆婆说是“吃补药”，尽管已经70高龄，但只要是谈棋规，可以连讲四五个小时声调不灭。他常说：“一般人有了钱就涉足风月，花天酒地，我对那些东西毫无兴趣。研究规则就是我的最大兴趣，一想到规则又改好一条，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愉快。”“不过改革的事总是困难重重，围棋规则要想统一，至少还要50年，唉，我是看不到了……”，L，情不好时，他也偶而低头沉吟：“规则发明是难的，但发明成功以后要学应该很容易嘛，为什么一般人对规则都毫无兴趣呢？连林海峰碰到我一见面就说：‘应伯伯，规则要简单一点，简单一点’……”
　　推行计点制围棋新棋规有阻力，应昌期说：“凡事要改革，必然会有人反对，当年日本推行贴目制不是也有少数保守棋士竭力反对吗？”
　　应昌期说：有人说我开口不离围棋，的确如此，我认为围棋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比如围棋讲究“固己攻人”，所以我办实业采取“稳扎稳打”。下围棋往往是一子走错全局皆输，所以我做事主张事前全面观察，处事分轻重缓急。下围棋讲究平衡之道，落子猛会输，太保守也要输，恰到好处才行，所以不论人生，事业，一意孤行的英雄傲气最要不得。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要过于计较眼前得失，退一步地广天宽，何必边角苦相争？
　　一位好心的朋友劝应昌期弄一张美国绿卡，还说可以全部包办，不要应昌期操半点心，实在无法推辞的应昌期只好答应了。
　　应昌期拿了美国绿卡到美国，反而感到美国移民局及海关明显歧视持绿卡的黄种人。他们随意把行李里里外外翻得一塌糊涂，而且各种问题提个没完。应昌期受此待遇，不禁怒上心头，发脾气说：“拿绿卡反而得不得尊重，还要这种东西干什么？”
　　说着就将人家视之为生命的绿卡退还给美国移民局入境处的移民官。以后没有绿卡入境美国反而方便了。
　　自此以后应昌期就再也没办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绿卡”。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是做一个中国人最对自己的胃口。”
　　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动乱开始之际，应昌期在杭州。看街道上挤满人群，应昌期对郝克强说：“中国不应该再出现混乱了。”又说：“中国有希望，我有信心。一百多年来，只有现在，中国是真正独立的，不受外国欺侮。”
　　睽违四十年之后，应昌期来内地举办“应氏杯”围棋赛，探亲，见四处热气腾腾，老先生颇为兴奋，逢人便说：“21世纪我们中国不富强是没有天理的！”又说：“中国一定要自强，2l世纪是中国人的天下了。”

文如玉

        应昌期向新闻界郑重宣布：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将邀请世界最强的16位棋士参加，从中决出世界冠军，冠军独得40万美元奖金！应昌期还宣布，此项比赛将每四年举办一次，且皆在奥运年举行，所以将成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赛。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比赛由发明围棋的中国人来举办，其意义非比寻常。
写应昌期，不能不写围棋
　　台湾的大富豪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美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每年都排出世界上个人或家庭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台湾人屡屡上榜。1987年10月5日出版的那一期报道，在全球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145个个人和家庭富豪中，台湾上榜的有王永庆、蔡万霖和张荣发3人，其中王永庆和蔡万霖的资产均逾20亿美元。该杂志干1988年7月7日又报道，1988年全球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个人或家族共有192名，其中，台湾的蔡万霖、王永庆、张荣发和徐有庠4人上榜。
　　在台湾，与蔡万霖、王永庆、张荣发、徐有庠以及吴东进、辜振甫、蔡万才、陈由豪、吴舜文、高清愿们相比，应昌期的确不算很有钱。
　　但台湾媒体却用非比寻常的语言评价他的一生：
　　“应昌期一盘磅礴的人生好棋他与棋早成了生命共同体在大陆兴学故事动人他是世界棋坛无可取代的祭酒”
　　“以智慧成就一生，用财富造福人群”
　　“毕生致力于围棋普及化与计点制围棋规则”
　　“推广围棋遗愿明确”
　　“贡献围棋超越围棋”
　　“综观应先生八十五年的人生棋局，布局磅礴，中盘精准，官子细腻，步步适当，是一盘行云流水的好棋。”
　　应昌期自己也曾说过：“世上有钱的老板多的是，但像我这样一生缘结围棋，发明计点制规则，在全国举办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全世界大力推广围棋的，找不出第二人。”
　　总之，写应昌期，不能不写围棋。

文如玉

传主自述：我的围棋人生
　　我六岁时学会了围棋。我报名参加在宁波慈城举行的围棋比赛，参加的都是大人，只有我一个是小孩。
　　比赛结果我获得冠军，我误以为围棋是这样简单的竞赛，大家都夸赞我是天才少年，自不量力当以为真。
　　数日后有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当时的围棋高手，他授我六先我还一败涂地，我才知道棋力还有比我高的。我的脾气倔强，不肯轻易认输，到上海虹口的内山书店买很多围棋书，日夜研究，而棋力稍有进步，已有二三级棋力，后来迁台后取得日本棋院业余六段荣誉段位证书。
　　我认为围棋是很有意义的竞赛，不但其内容，而且从黑白二种棋子在盘上展开复杂的变化，且没有严格的规则，历经四千年未见衰退，至今业已推展至全世界，逐渐普遍。
　　几千年来万物千变，衣物与房屋，显有改进，因有缺点才有需要改革，万物都要进步，事实上是有了进步，但只有围棋没有改变，一直保持原状。
　　每一颗子都是自由、平等，也没有象棋将卒之分，可在全局飞跃，行动客观不存在限制，实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公平竞赛。
　　不论东洋西洋，甚至言语不通以同一规则、同一观念争胜负是最大的魅力，古代中国人把围棋称为“手谈”，有道理、有意思。
　　天下没有像围棋这样好的东西，我从小酷爱围棋，起因在此。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上海到台北，创立中国围棋会，当时是民间组织，一九七二年改组为财团法人，并发行围棋杂志达三十年之久。
　　从一九七四年起我着手改革规则，这就是曾在日本围棋俱乐部及棋道杂志发表多次的“计点制规则”。
　　另外，我发起新闻棋赛，目前所进行的有新生报的“名人赛”、民生报的“棋王赛”及自立晚报的“国手赛”。新闻棋赛之外，也举办多次国际友谊比赛，诸多围棋活动在近三十年来有惊人之发展，我为了国内围棋之发展与普及努力不懈，但我认为还不够。
　　我的年龄还不算老，自以为还有行动，但万事总要接棒长流，而决定做最后的一件大事。
　　说是创立“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作为围棋工作的永久机构，以推进围棋的普及与发展。“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已于今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国宾大饭店二楼举行成立大会，由前总统严家淦先生担任名誉董事长，董事长一职由清华大学理工学院院长沈君山博士担任。
　　基金会的宗旨为全国国民的围棋教育、提高棋艺，加强国际围棋交流及推行计点制规则等。
　　基金会的工作范围是与政府合作在各学校进行围棋教育。发掘天才儿童、接着优秀少年棋士、强化并发展新闻棋赛及电视快棋、推行计点制规则及合乎基金会宗旨的一般事业。
　　人一定要用脑筋，不用会銹，学生们单看书是没有用的。运动是不坏，但修养心身、陶冶性情，围棋的功能更大，也更有益。某一些国家把围棋并入体育科目，增进学生们的智力与体力，有益于心身锻炼，无人能予否认。教导学生们弈棋，经过报纸、电视之媒体可以大事宣传，围棋自然普及，围棋人口也会增加。当然，在短期间实现是有困难，但花费十年、二十年总有实现之一天。从小学生开始学习围棋，将来做一个堂皇的社会人士，定能贡献国家甚至全世界，学生们专于围棋，不会成为不良少年，社会也由此而安定、繁荣，也非言之过甚。
　　为了发展、普及围棋，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第一是供应合于规格的棋盘与棋子，我二十年以来不断设计制造良质良型的棋盘、子，有讲究的围棋工具，才能保持高尚的风格，提高弈棋者的品性，也不被门外汉所指摘、误解。第二是完成计点制规则，如果没有完整精密，毫无缺点的规则，则纠纷迭起，为初学者所畏惧。我研究了十年总算完成。第三是改善对局环境，在幽美宁静的房间，适度的光线，没有高声谈话，在友谊气氛之下切磋棋艺，在这样的环境，不作宣传自然会来。使用高级棋盘棋子及完整无缺的计点制规则，在良好的环境里弈棋，各界人士对围棋定有更深的评估与认识。
　　我不要名，也不要利，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有益于发展围棋的每一件事，这是我的梦，我的一生没有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