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不出所料，25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和重炮就开始向九连阵地猛烈轰击，九连阵地一片火海，烟雾冲天，炮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不久电话中断。我要通信股长多次接通电话线路，但没讲几句又被炸断。九连战况不明，我在指挥所忧心忡忡，再也坐不住了，就请政委杨敏留在指挥所，自己带作战参谋赵振玉、军务参谋杨洪山、侦察参谋王才和两个警卫员，沿交通壕向九连指挥所前进。途中多次遭敌炮火轰击，我们就视情况时而躲进猫耳洞，时而快步跃进，听着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有的就在我们头顶爆炸。
　　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摸爬滚打，终于安全到达九连主阵地。这时敌人正进行第二次炮火准备。朱连长向我报告，敌人事先利用黑夜掩护，沿雨裂沟秘密抵达我阵地前沿，在第一轮炮火延伸后即向我九班阵地突然发起冲击。九班先后打退了敌人三次冲击，伤亡严重，仅剩一人回到三排阵地，九班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连长想命令二排夺回阵地。
　　但此时，敌人进攻士气正旺，我当即命令暂不反击，并及时加强对三排阵地的火力配置，命令所有迫击炮、六○炮瞄准三排前沿敌人占领的阵地，待敌人开始冲击时一起开火拦阻，杀伤其有生力量。10时，敌人炮火延伸，以约两个步兵连的兵力向我阵地冲击，一、三排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三排伤亡很大，全排仅剩八人，阵地被敌占领。连长又想立即命令二排反击，夺回阵地，再次被我阻止。我要求他们坚守阵地，主要用火力大量杀伤敌人，待下午由团组织反击，消灭突入阵地之敌。这时敌人炮火很猛烈，我们所在的九连指挥所的掩体连续落下数发炮弹，军务参谋杨洪山负伤。我们即转移到战壕中的猫耳洞内指挥，整个阵地上弹片横飞，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突入我阵地内之敌企图占领我主阵地，同我九连一、二排反复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很大。战斗进行到中午，敌人的攻势逐渐减弱，炮火也渐稀疏。我立即同各营长一起研究组织反击，将团机炮连的火炮和各营六○炮集中使用，并请求师山炮营支援反击。团副政委陈福章亲自到前沿进行动员，决心保证一次反击成功。下午2时，按计划先进行了五分钟的炮火准备，继而由八连全部和九连一个排进行反击。敌人遭我炮火突然打击，伤亡很大，后续部队又上不来，在我优势兵力的打击下，狼狈溃逃。我军恢复了三排阵地，并越出阵地追击逃敌，俘敌45人。
　　当天，师长刘转连和政委陈发洪来我团阵地视察，我向师首长汇报了战斗经过，师首长赞扬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还及时成功地发起反冲击，并指示我们连夜修复工事，准备再战。这时，敌人见我阵地人员活动较多，连续向我阵地进行炮火轰击，我赶紧派人沿交通壕护送师首长离开。25日夜，攻占锦州的第三纵队七师赶到我团阵地，准备投入反攻作战。师长到团指挥所找到我，我向他介绍完情况后特意告诉他，根据俘虏所供敌兵力部署情况，判断敌七十一军军部和兵团指挥部有可能在胡家窝棚；我团正面之敌是七十一军九十三团及炮兵团。当晚9时，三纵两个师即由我阵地出发，向胡家窝棚实施反攻。我师当晚10时亦受领任务参加反攻，并在三纵之后跟进。26日拂晓，我团进到胡家窝棚，遭到敌人重炮轰击，有一些伤亡，但部队仍冒着敌人的炮火继续前进。早6时，我根据当时敌人已被我穿插分割包围的情况，召集三个营长开会，布置任务。我告诉大家，昨夜我攻锦主力六个纵队，已按预定作战方案赶到大虎山地区，将廖耀湘兵团分割包围，敌人指挥系统失灵，已乱作一团。今、明两天是我们歼灭敌人和抓俘虏的大好时机。因此，我决定部队分开，各自行动，追歼敌人。我带二营继续向上级指定地点茶棚庵前进，同友军会合；一营向北过饶阳河攻击敌新三军；三营向南寻找敌人攻击；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各自为战，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攻击，哪里有枪声，就向哪里前进。不待命令，不必请示，抓住战机，积极主动寻机歼敌，并注意同友军密切配合，服从协同作战最高指挥员的指挥。8时许各营、连分头出发。
　　这时的辽西战场，从黑山至沟帮子之间的山地丘陵地带，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域里，呈现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到处都是硝烟弥漫，枪械撞击，厮杀格斗的冲杀场面。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人、马、车、炮混杂一起，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遍地都是他们丢弃的战车、大炮和武器弹药。我们沿途看到友军押着一群群的俘虏，有的单位为争抢缴获物品还在各不相让。二营最初也派了一个连抓回200多名俘虏。营长尹玉阁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形下，他怕万一发生意外不好应付，于是决定四个连统一行动。因为我们距目的地茶棚庵还有几十里路，上级也无法通报战局发展的具体情况，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因此掌握部队还是对的。我们沿途经过的各村子仍有敌人在防守，自然也有友军在围攻。我们不敢恋战，直插目的地，途中还歼灭了部分小股敌人，抓获四百余名俘虏。一直到天黑，我们才赶到茶棚庵，即向村子进攻。但对方打得很顽强，四连长张作修带队猛打猛冲，占领了一个院子后才发现是五纵十五师的友军。我们赶紧喊话、吹号，通知对方我们是十纵的，才停止战斗，双方都伤亡了一些人。攻克了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后，我们又主动转向南方，循着枪声前进。27日凌晨，一营派人报告，他们同六纵一个师向北，沿饶阳河走了大约15里，过桥后围攻新三军军部和敌警卫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和喊话，敌人放下武器，俘敌千余，内有新三军少将参谋长李定陆，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丁元功教导员带二连看守俘虏，营长冯殿元率一、三连配合八十七团围歼郑家窝棚之敌，将敌人全部歼灭，敌营长自杀，我军又俘敌千余。天大亮后，我们同三营会合，鲜宫文营长、宋德万副营长汇报说，他们抓了600多名俘虏，缴获两门大炮，两辆汽车，数十匹军马。
    到27日10时，整个战场上枪声逐渐稀少，一群群俘虏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有时也会偶尔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到了下午，所有枪、炮声完全停止，大战结束。
　　这两天的战斗，是中国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人，方圆数百里，到处是枪炮声，气势之恢宏，其场面之大，前所未有。我东北野战军共有十个纵队参加了辽西会战，我军穿插、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各部队间没有固定的战线，不分前方后方，态势犬牙交错，包围反包围，相互交织在一起。敌人分别以村子为据点独立防守，我军则在外围进攻，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分割围歼，持续两天两夜，最终将廖耀湘兵团全歼。此时的战场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伤兵，敌军留下的枪、炮、战马、汽车到处都是。战士们一时找不到粮食，就吃被打死的骡、马。马肉虽有膻味，但处在饥饿和兴奋状态之下，同样吃得很香。10月底的东北已经开始下雪，我们纵队的供给线一度被敌人切断，战士们的棉衣未能及时送到，还穿着单衣，大家只好将毯子披在身上取暖，但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战斗胜利后，大家都兴奋异常。各部队见面时，除互相祝贺外，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彼此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枪炮、物资。11月2日，我军解放了沈阳。至此，东北全境解放，我们取得了彻底胜利。整个辽沈战役，历时52天，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部、4个兵团部、11个军、33个整师，总计47万多人。我团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敌军300余人，俘敌含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在内共2600余人，缴获火炮十余门，军马百余匹，汽车数辆。团里的一名日本籍战士一人就缴获了三挺机枪，立了战功。我们部队为什么还有日本人？事情得从抗日战争结束时说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日籍人士，自愿要求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也先后接收了部分工程技术、医护、财会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有的荣立战功，有的成为模范工作者、优秀干部。我们师山炮营就有日籍战士近百人，团里还有十来名日籍医护人员。
    1952年前后，根据有关国际协定，他们纷纷返回日本。回国后，他们一直为中日友好努力做贡献，1968年，在原任我师卫生部会计中村义光等人倡导下，这些返乡的日本籍战士成立了“回想四野会”，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友会。1970年，在中日建交前两年，“回想四野会”召开第一次会议。1989年，原十纵即后来的47军日籍官兵，在已出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义光带领下，组成“回娘家”访问团再次重返中国，到他们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看望老战友，祭扫烈士陵墓。曹里怀军长和我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一起回忆战斗友情，赞扬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从1992年起，“回想四野会”先后6次组成“回娘家”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中日友好交流。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
    11月2日，我纵队在北镇地区集结整训期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番号，各师依次编为一三九、一四○、一四一师。我团被授予一四○师四一八团番号，并授了军旗，我任团长，政委仍是杨敏。杨敏是湖北恩施人，16岁参加红军，在部队这所革命大熔炉里不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7年9月我部改编为十纵后，上级派他到我团任政委。他为人谦虚，不怕艰苦。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每当遇到危急关头，来不及商讨时，他都非常尊重我指挥作战。即使有时我指挥失误，他总是主动和我一起承担责任，并总结经验教训。记得1947年冬季攻势时，我们在尚义林子村同国民党新一军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杨政委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连队，鼓励战士不怕牺牲。那一仗是我团自建立以来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全团伤亡400余人。攻打开原前，他亲自到班里动员战士参加突击队；辽西会战时，我在前沿的九连指挥作战，他在团部积极配合，保证了战斗的胜利。由于我们两人在工作中团结一致，全团所有副职都能积极配合。正是因为有杨敏的支持和帮助，我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部队在北镇整训期间，主要是做入关作战的动员准备。我们原计划整训三个月，还收购了大量的粮食、燃料，准备过冬。但两周后，四野接到军委电令，要求我们停止整训，立即隐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经过近四年激烈紧张的战斗，我们最终赢得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这是我一生军事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段经历。在党的领导下，我参与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并同这支部队一起成长、发展、壮大。1948年11月下旬，抱着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我同四一八团全体指战员踏上了新的征程。

老八路

第6部分、从东北到江南
1、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毛主席就积极布置平津战役，决定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为此，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提前结束整训，秘密入关。
    11月23日，四十七军奉命由辽宁北镇出发，经锦州、冷口等地入关，昼伏夜行，行程700余公里，于12月13日进抵天津宝坻。冀东一带是抗战时李运昌同志建立的敌后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一路上地方党组织安排沿途老百姓支前，为部队送水、送饭，有利地保障了部队的行动，加快了行军速度。我们到达宝坻当晚，师接野司电令：“限一昼夜赶到并占领金钟河桥，切断敌人退路，配合四十六军在汉沽以南铁路沿线歼灭敌人。”金钟河是塘沽外围的一条河，河上架有并列的铁路、公路桥，是出入山海关的必经之路。我军占领此桥的主要目的，一是可以将唐山——山海关一线敌人的退路切断，将其就地歼灭；二是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桥梁，确保交通畅通，以利我军主力迅速入关作战。接受任务后，师长刘转连即令我团为前卫团，四一九、四二○团随后跟进。我们从宝坻出发后，一路急行军，向目的地疾进，我随前卫营行动。当时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紧急，又不明敌情。从宝坻到金钟河桥70余公里，要求一天一夜占领该桥。而沿途敌人是否设防，驻有多少兵力，我们都不知道，主要依靠询问沿途百姓，同时派出侦察分队，边走边了解敌情和地形。沿途我们发现敌人正在收缩，于是加速前进，防止敌人逃跑、炸桥。正当我们行进到大、小八亩坨附近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的密集袭击，部队纷纷隐蔽疏散。我当时正率尖兵排走在部队最前面。当我们赶到祈家阜子村头时，发现村里没有敌人，进村后问群众才得知敌人刚刚撤走。
　　祁家阜子是个百户人家的平原村庄，四周由寨墙、院墙连接，东南西北各修有一个寨门。寨门外修有地堡工事和战壕、迫击炮阵地，还有坚固的掩体和障碍物。寨墙上掏有枪眼、观察孔，工事很坚固。村里原来驻有敌军一个营，所以敌人的炮火没有轰击这里。我急忙叫司号员吹号调部队。正在这时，侦察员报告发现约有一个营敌人排成两路纵队，大摇大摆地向村子走来。我判断这股敌人就是原来驻扎在村内的守军。敌人可能考虑该村位置重要，不能放弃，撤走后又奉命回来。这时我身边只有一个排兵力，与大部队联系不上，非常着急。排长提出，我们是不是趁敌人没有发现赶紧撤。我说这个村子的位置很重要，是我们通往金钟河桥的必由之路，如果被敌人占领，我们再进攻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敌人大摇大摆的行军情形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占领了村子，更不了解村内我有多少兵力。我立即命令全排展开，进入工事，阻击敌人。我把三挺轻机枪都架在主要路口，当敌人进至距我阵地100米左右时，全排战士突然一起开火。敌人毫无准备，当即被打倒十余人，其余敌人马上卧倒在地。阵地前有一条水沟，敌人大约有两个连被我火力压在沟内，不敢动弹。我方因人少，不便出击，敌因情况不明，也不敢进攻。
　　此刻，后续部队一时又上不来，我立即决定由我带一个班掩护，命排长领两个班主动出击。事先我告诉排长、班长：记住，一个“班”暂时称作一个“连”。布置好后，我就故意大声喊道：“一连掩护，二连、三连左右包抄，消灭敌人。”同时，我还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由于敌我阵地非常近，我的“命令”敌人也能听到。当敌发现解放军要发起冲锋，生怕被歼，仓皇后撤。我出击部队截住敌人一个连，俘敌八十余人，我方仅负伤数人。
　　当天晚上，部队陆续赶到祈家阜子。师长刘转连表扬我说：“如果不是你在前面，让敌人进了村子就麻烦了，不知又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重新占领村子。”通过这次战斗我体会到：在远距离奔袭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靠前，才能及时掌握情况，做出正确判断，灵活指挥作战，否则就会贻误战机。同时我也感到通信联络对指挥作战影响巨大。如果当时我们能与主力部队保持联系，就不会让敌人大部跑掉。各团陆续赶到祈家阜子后，师长刘转连召集各团长开会。他严厉批评了四二○团在敌人炮火袭击时的慌乱表现，并命令四二○团继续负责消灭八亩坨之敌，四一八团为前卫、四一九团为后卫，继续向目的地前进。
　　接受命令后，部队连夜出发，第二天上午10点多，赶到俞家岭附近，被一条河挡住去路。正当我们四处寻找渡河材料时，发现上游不远处也有部队在渡河。侦察得知原来是敌人的一个营正用芦苇搭成浮桥渡河后撤。我团马上组织进攻，先消灭了未渡河的一个连，并利用敌人搭好的芦苇浮桥冲过河去，缴了另两个连的械。此战共歼、俘敌一个营400余人。
　　部队过河后继续前进，天黑时赶到宁车沽附近。宁车沽原由东西两个村子组成，后来村子不断扩大，连在一起。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宁车沽有敌人一营守卫，同我们俘虏的敌人同属敌二○八师。我当即命令一营长冯殿元率部伪装成敌人，由俘虏带路，借着夜色大摇大摆地向宁车沽走去。刚到村口就遇到敌哨兵：“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冯营长机智地答道：“我是二○八师六十团二营营长。下午接师部后撤命令，现在天晚，过不了金钟河桥了。快带老子见你们营长。”敌哨兵一时也辨不清真伪，乖乖地领着冯营长直接赶到敌营部，生擒敌营长，再逼其下令全营缴械，就这样一枪不发，顺利解决了宁车沽之敌。这次战斗与《中国战典》乃至《陆军第四十七军军史》、《陆军一四○师战史》等书中的记载都不一样，这几部书均称：1948年12月14日黄昏，第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八团在炮火的支援下，对宁车沽守敌发起强攻，经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占领宁车沽。而今，当事人一营长冯殿元现还健在，他们也不知道何故战史的记载同实情不符。宁车沽战斗不是强攻，而是智取，没费一枪一弹。不是歼灭敌营长以下百余人，而是全歼一个营，俘敌400多人。1990年冬天，我在广州遇见老师长刘转连，问起此事。他说，可能是当时战斗详报写错了，没有据实报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把关，所以就将智取传说成强攻了。
　　我们占领宁车沽已是夜里11点多。经过一天紧张的行军打仗，战士们非常疲劳。但上级命令“占领金钟河桥”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连夜审问俘虏。据俘虏交待，宁车沽离金钟河桥只有2公里，守桥的敌人大约有一个营，还配备一个工兵连，并已在桥上安装好炸药，随时可能炸桥。此时跟进的四一九团也赶到了宁车沽。按师里的部署，攻占金钟河桥的任务由四一九团负责。他们团长和政委看到部队非常疲劳，就叫部队先休息，天亮以后再进攻。我感到这样非常不妥。因为攻占金钟河桥是我们这次行动最主要的任务。同时，利用天黑、敌人没有准备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进行偷袭，可以顺利完成任务。否则，等到天亮后再进攻，易让敌人发觉，有可能炸桥逃跑。我和政委商量后就主动打电话，向师长请示：如果四一九团有困难，就让我团连夜攻占金钟河桥。但师长坚持由四一九团负责，因为该团入关后还没有打仗。可是他们却迟迟不行动，团长甚至说：如果黎团长要坚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但我们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不好擅自攻击，随后，政委杨敏再次向师长请示也没有获准进攻，我们只能干着急。天亮时，敌人炸桥的声音将四一九团惊醒，团长才急忙组织进攻，赶到时敌人已经将金钟桥的一座桥炸坏。经过激战，四一九团付出百余人的伤亡代价，才赶跑敌人，保住了另一座桥。占领金钟河桥之后，北塘之敌逃到塘沽。16日，上级命令我师配合四十六军包围塘沽和军粮城之敌。我们连夜向军粮城进发。第二天抵达罗房后，又接四十六军首长电报，称军粮城已被该军占领，守城之敌已逃，令我师围歼新河镇之敌。
　　新河镇，位于塘沽以西20多里，是塘沽至天津铁路旁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军如夺取新河镇，既可使塘沽之敌更加孤立，又可为部队攻取塘沽创造条件。
　　驻守新河镇的是敌交警第十总队，兵力5000多人。该部装备精良，都是清一色的美制卡宾枪。老兵多，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同时，敌人在新河镇周围筑有坚固的围墙、工事。围墙外设有3道铁丝网和用树枝设置的障碍。在外围新河火车站、造船厂和材料厂一带驻有保安第五团。塘沽车站及其以北地区驻有敌八十七军二二一师，兵力较强。新河外围地势开阔，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坦的盐碱地。地下水位浅，挖不下一铁锨深，就能见水，很不利于攻城部队构筑工事，隐蔽接敌。
    我们接受任务后，首先扫清了新河镇外围之敌，切断天津与塘沽敌人的联系。一切准备就绪后，上级命令由四二○团配合四十六军一三七师主攻，四一八团和四一九团为预备队。
    19日一早，刘转连师长和一三七师师长肖全夫商定，一三七师从东、北、西三面同时攻击，一四○师四二零团由南面攻击。按照四十六军首长指示，由一四○师师长刘转连负责，统一指挥。早9时，攻击开始。刘转连将指挥所设在镇外一座水塔内，我和四一九团团长卢来发和师山炮营营长一同在指挥所内居高临下观察战斗进展。由于四周全是平地，在海河滩上很难构筑工事，加之敌人火力很猛，一三七师和四二○团连续冲锋三次，均未奏效，伤亡颇大。打了几个小时，四二零团攻占了新河车站大部，一三七师仅攻下车站外围，都未能攻进新河镇内。我根据战场态势感觉到：虽然地形不利于我军进攻，但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进攻时炮兵和步兵的协调存在一定问题也是重要原因，而突破口选择更不合适。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轻敌，觉得此时的敌人已不堪一击，没有认真考虑正面守敌的实际战斗力。我向师长建议：应充分准备，再发动进攻。刘转连遂命部队停止战斗，令四一八、四一九两团预备队加入战斗，重新组织连以上干部看地形，选突破口和步炮协同。对于阻碍部队进攻的敌碉堡、工事，命山炮营位置前移，改间接射击为直接射击，保证准确有力地摧毁之。
　　下午3点，我军集中全部火力，猛轰敌人据点，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随后主攻部队根据选好的突破口同时发起进攻。此时敌人已顽抗了近八个小时，斗志也渐渐丧失，军心不稳。我军很快突破敌人前沿，冲入镇内进行巷战。敌人大部被歼，逃跑的一部分也被四一九团的一个营围歼。到下午四点多战斗结束，我军共歼敌一个交警总队、一个保安团，俘敌2400余人。敌少将总队长、副总队长均被俘。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1000多支美式卡宾枪。后来总部得知我们的战果后，抽调了大批卡宾枪支援友军部队。
　　新河战斗结束后，我师奉命留在新河车站东南布防，监视塘沽敌人。12月23日，上级命令我一四○师归建四十七军战斗序列。我团由新河车站进抵武清，旋即又转进廊坊地区构筑工事，组织阵地防御，防止北平守军南逃天津。
    自我团入关以来的十多天内（12月12~23日），在本师建制内，连续进行了十几天的战斗，由于全体指战员作战英勇顽强，组织指挥得当，取得了很好的战绩，部队伤亡不大，圆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一四○师师史对我团在祁家阜子的战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师史写道：“四一八团主要指挥员由于行军中指挥靠前，发现情况及时，决心果断，取得了以一个排击溃阻我前进之敌一个营，并歼灭其一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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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困北平，改编傅作义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国民党军队由全面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则由120万人增加到300万人。11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后，成功地将徐州刘峙集团分割。毛主席从战备全局考虑，为防止平津地区之敌南撤淮海，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平津地区。此时，傅作义集团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西窜绥远，二是南逃，三是固守北平。蒋介石虽倾向南撤，但决心还没有定，而且国民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主张南撤与刘峙集团会合，反对者则认为撤出平津，将损失整个华北。敌人正处于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时。但无论敌人是西窜，还是南逃，都不利于我军就地全歼敌人的计划；而固守北平，也会增加我军进攻时的损失。为此，毛主席运筹帷幄，要求东北野战军于11月23日秘密入关。第二天，又令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部放弃攻打归绥，由西向东，突然包围张家口，目的就是吸引傅作义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敌军南逃。
　　此时，蒋介石、傅作义认为东北解放军起码需要休整3~6个月，才有可能挥师南下，因此错误判断围攻张家口的仅是华北解放军。傅作义30日命令驻扎北平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乘400余辆卡车由北平增援张家口。这样一来，我军就成功地将傅作义的主力引出北平。
　　12月5日左右，已秘密入关的东野先遣兵团程子华率两个纵队袭击密云，傅作义才发现我东北野战军已入关，赶紧收缩部队，令三十五军回撤。此时毛主席早已部署好，命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部迅速出击，将敌三十五军困在新保安，围而不歼。三十五军被围后，傅作义又急令十六军、一零四军由北平西进接应三十五军东撤。这样一来，我们又成功地将敌人两个军从北平城引出。只要将敌人诱出北平，就有利于我军分割包围，在野外运动中消灭敌人。此后，东野先遣兵团和华北二、三兵团积极配合，先消灭了增援的十六军、一○四军，再全歼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最后解放了张家口，共歼敌近20万人，为围歼平津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就是先要引出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西进，这样就能拖住傅作义，防止傅部南逃，也就等于拉住了蒋介石。此后，随着东野主力的入关，迅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包围。我们师入关后，奉命远距离奔袭金钟河桥，就是为了完成包围傅作义集团，防止傅部从塘沽海运南逃。为攻打塘沽，七纵司令员邓华事先已侦察了地形，随后林彪又令刘亚楼再察。因塘沽一带地形易守难攻，不利于我军全歼守敌，最后野司决心暂时放弃攻歼塘沽之敌，先打天津，从而彻底完成对平津的包围。1948年12月底，我师奉命回归四十七军建制，开到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廊坊，主要任务是防止北平敌人南逃，同时为攻打北平做战前准备，根据城墙实际的高度、厚度等情况，主要进行登城、巷战等临战训练，各级指战员都反复进行爬城演练。1949年1月15日，由野司参谋长刘亚楼率5个多纵队共22个师34万兵力向天津守敌发动总攻，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之战胜利结束。天津的解放，震撼了北平守军，也彻底粉碎了傅作义集团由海上南逃的企图。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
　　1月31日，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深明大义，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改编条件，幡然率部归顺，接受和平改编，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后，四十七军没有进城，奉命开到河北固安整训，并负责改编傅作义部第二六二、二六七师的任务。3月初，傅部两个师开到固安接受改编。第二六二师是傅作义部主力，而二六七师则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于改编部队此时还全部佩带武器，他们在撤出北平之前，分别选拔了大批谍报、特务及政工人员改头换面调整职务，企图破坏和平改编。为此，上级要求我们既要对傅部表示欢迎，又要提高警惕。为了顺利改编傅作义部，四十七军从全军中抽调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分配到这两个师，按团的建制进行改编。
    为了保证顺利、安全地改编，我们首先在这两个师中清查国民党特务。该部军官中有许多人暗中搞破坏，我们大都将他们遣送出去。当时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政策很宽大。军官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主官一般改为副职继续留任；不愿参加解放军，还可以领取3个月的军饷回家。我们团就来了一位国民党军的团长任副团长，工作了两个月，最后还是离开了部队。因为解放军的管理制度、训练方法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即使他们愿意留下，一般也不容易开展工作。营以上军官大都脱离了解放军，我们先后送走了约3000人。连排级干部还是留下了许多，士兵中凡年轻、家庭成分好的总共留下5000多人，编入我军，原部队番号取消。经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对傅作义部26万人的和平改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很短时间内，顺利地将反动军队中的官兵改造成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这完全靠的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学习和思想改造，在此后的南下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表现不错，有很多人还提拔为营、连职干部。
　　固安整训期间，除了对傅作义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外，我们还在全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长江以北地区已基本解放，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但是部分干部战士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家乡已经解放的基层干部中，一些人想回家。我们军就有个别基层干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离家五六年，甚至八九年，从没有回过家，现在革命胜利了，更想回乡安家。当时部队规定，家属来探亲可以，但不允许干部战士回家探亲。但也有个别干部寻找种种借口想转业到地方工作，不愿留在战斗部队。例如我们团有个营长，是家里的独子，准备结婚。固安整训期间他因病住院，出院后就要求留在后方工作，不愿回作战部队。我的一个警卫员也偷偷跑回东北老家，参加地方工作。团里的管理股长是三八式干部，作战勇敢，部队到固安后他请假回家，没有再跟部队一同南下。战士中思想不稳定的主要是东北籍战士，他们认为：我们既解放了东北，又解放了华北，已为革命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允许回家。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对稳定部队最为重要，我们团就有七八十人在这一时期脱离部队回家。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全团进行形势教育，批评一部分人的和平幻想和半途而废思想。通过组织新战士诉苦、挖根，组织老战士查忘本思想，正确认识了个人与革命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 1949年3月初，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4月，上级要求师以上干部进北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还组织我们团营职干部进北平城参观了三天。记得大约是4月中旬，我们从固安乘大汽车出发，两个小时就到了北平城。我们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未到过皇城，帝王古都，大家身临其境，自然是兴奋异常。我们参观了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短短三天的北平之行，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过去，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讲，进皇宫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是在儿时听说书先生绘声绘色地讲过，现在我们亲自走进了紫禁城，亲眼看到了当年皇帝居住生活过的地方，确实收获不小，也有着不少难以言表的感想。我们在北平看到的文物古迹，保护得都非常好。早在围困北平之时，党中央就下达了非常严格的命令，不仅明确要求保护好城内的故宫、天坛等文物古迹，对城外的古建筑也都一一指明，严令即使在战斗中也必须保护好文物，不许破坏。这一点在战争年代是非常不易做到的。我军基层干部、战士大都是农民出身，完全不懂什么叫文化遗产和保护文物的价值何在。为此，上级不仅颁布了严格的纪律，还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我军的严格纪律，才得以将古都北平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完整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遗产所做出的一大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
    我们在北平住了三天，旅馆紧靠着有名的长安大戏院。当时，北平的一切文化生活照旧，每天晚上长安大戏院的戏照常上演，我们天天都去看戏。记得第一天晚上看的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演的《红娘》。当时一般的干部大都不知道荀慧生、尚小云的大名，名气最大的就是梅兰芳。在北平参观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是我深深感受到广大北平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当时在北平最流行、唱得最响亮的歌曲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近半个世纪以来，北平市民见过的兵实在是太多了，从世纪之初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到北洋时期走马灯一般的各路军阀如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张作霖，还有张勋复辟时的辫子兵，无论是哪一支军队进北平，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祸害；这以后北平又经历了八年之久的日伪军残暴统治；老百姓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迎来的则是“劫收”的国民党军队和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北平城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像解放军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解放军进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有些部队一时解决不了住宿，就露宿街头。许多部队还同驻地附近的单位、学校一起开联欢会，宣传革命的胜利，帮助广大市民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北平老百姓的心，同老百姓真正做到了军民鱼水情。
    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对北平城的接收工作。党中央在接收北平时规定，对原有的社会制度不动，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对一些清朝王公贵族、反动官僚政客的私人财产也都予以保护，照旧允许他们按旧方式生活。这样做，对稳定、团结旧政权的人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甚至是一些过去反对我们党的上层人士，也逐渐转变了他们对共产党最初的态度。北平解放后，广大市民安居乐业，不仅原有的文化生活照旧，商业、服务业也都迅速恢复，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很快就再现了往日的繁华景象。
　　在北平参观时，有一件事令我很惊讶：北平城里的小偷在我们参观游览时，偷走了个别干部随身带的怀表、照相机、派克钢笔等物品。我们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谁也不再想着能找回被偷物品。当时北平公安机关还留用了许多旧政权的警察，他们同北平的黑社会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事后经他们的努力，居然将全部被窃物品原封不动地找了回来。这在解放区也是很难做到的。由此可见在城市接收工作中，北平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整个城市接收下来。回顾我个人的成长经历，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迎来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春天。在延安，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了自己，明确了今后的人生道路；1949年在北平，我又迎来个人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记得1946年我们刚刚在松花江北站稳脚根、上级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时曾说，争取五年解放全中国。当时我们感到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解放战争会进展得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我们四野是最先进北平的。作为四野的一名基层指挥员，我们从松花江一路打到北平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在延安学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这三年来的亲身实践即将全面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指日可待。所以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我经历了如此伟大的胜利，更坚定了我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最后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记。北平解放前，上级布置攻打北平时，分配我团的攻击目标是北平城南的大红门、小红门一线。事情真是凑巧，当时负责守卫这一地区的是国民党十三军的一个团，团长崔中洲是我黄埔同期、同队、同宿舍的同学。当时谁也不知道彼此正在北平城外对阵。北平解放后，崔中洲在改编中选择回家，事后又南下上海，再次投奔国民党军队，任师参谋长。不久，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经教育后释放。当时他的妻室都在北平，他就回到北平做买卖。
　　1954年工商业改造时，他参加公私合营。“十年动乱”中被扫地出门，遣送回东北榆树县老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1988年，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会长。一天，黄埔同学刘景林（时为河北省政协委员）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来家里小坐。闲谈之中，他谈起崔中洲也在北京。我马上找到崔中洲，邀他一起参加黄埔同学会。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一起谈论军校的同学和往事，我们还联名给台湾的同学写信，邀请他们回大陆来相聚。一次偶然谈起平津战役，才知道他当时防守大、小红门一线。我们两人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同窗同学差一点就真枪实弹地打了起来。

老八路

3、向江南进军，参加宜当战役
　　1949年3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东北野战军在休整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下辖13个军，总兵力约88万人。一个月后，四野在原有第十二、十三两个兵团基础上，成立了第十四、十五兵团，每个兵团辖三个军。我军隶属于第十三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
    在组建四个兵团的同时，上级对各军军政主官作了部分调整。原四十七军军长梁兴初调任三十八军军长，原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调任四十七军军长，政委仍由周赤萍担任。曹里怀是我进入东北时的老领导。我的老首长、一四○师师长刘转连升任四十八军副军长，师长由四十七军副参谋长刘子云接任。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已将战线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了配合渡江作战，钳制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令四野十二兵团萧劲光部的两个军组成先遣兵团于3月初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配合第二、三野战军夺取南京。4月20日，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我党进行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但南京政府却拒绝了我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和谈破裂。21日，第二、三野战军发起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
　　在渡江战役发起前一周左右，我们四十七军奉命从河北固安出发，沿平汉路南下，向河南进军。此时，四野先遣兵团四十三军已先后解放了郑州、信阳、南阳等地区，河南境内仅安阳、新乡尚被国民党军占据。为此，四野命令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四十二、四十七军，会同华北军区第七十军发起安新战役。围歼安阳的任务由四十二军执行，攻克新乡由四十七军和七十军负责。5月初，四十二军首先向安阳敌军发起进攻，战斗不到两天，全歼安阳守军。驻守新乡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李辰熙与我军炮兵参谋长冉影系姑表兄弟。在大军南下前，冉影即受命先行化装潜入新乡与其联系。当四十七军和七十军完成对新乡的包围后，谈判也于此时开始。守敌在我四面包围之下无路可逃，被迫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新乡解放，为大军南下打开了通道。其间，我师一度奉命驻防卫辉。我对卫辉县很有感情。中学毕业后我到开封报考军校时，还投考了卫辉师专。该校当年是河南的名校，在全省都很有名。我旧地重游，很是留恋。新乡解放后，我军继续沿平汉路以西向湖北进军。部队连续行军数十天，行程1500余公里，于6月初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准备渡江作战。
　　过去我们行军都是急行军，有明确的敌人目标和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随时能够投入战斗。这次长距离行军，因沿途都已解放，途中几乎没有大的敌情，没有战斗任务，是旅次行军。每天部队行军约30多公里，路线事先都有专人安排好，派人打前站，行军组织安排周到，物质保障充分，地方政府食宿安排得也都很周到，每天下午三四点就能到达驻地休息。在近一个月的行军途中，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解放军就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我们途经的地区都是新解放区，部队官兵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向沿途百姓宣传革命。团里有一个20余人的文工团、一个篮球队。每天一到驻地，我们都主动联络当地学校，和群众一起开联欢会、演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战士们还常常帮驻地百姓收割、运输粮食。广大官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欢迎和爱戴，军民关系非常好，部队士气特别高涨。
　　20分钟后，古老背西面的轮船码头附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随之东面也打响。现实情况说明，各连已成功插到敌人侧后，控制住了渡口，并切断了敌人水、陆两路西退宜昌的道路。这时敌正面抵抗的地堡群，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八连长姜玉明作战勇敢，在东北开原战斗中负伤，南下时腿伤仍未痊愈，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行军，当听到枪声一响，他就丢掉棍子，指挥部队趁势发起冲锋，他将全连8挺轻机枪集中到第一线，人人平端着，一边扫射一边冲过敌人地堡，向正街突进!随后赶到的二营也投入了战斗，大约一个小时就全歼敌人两个营，占领了古老背。当我赶到江边码头时，发现岸上坐着黄呼呼一大片，足足有几百名国民党军伤兵和医务人员，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等待发落。这些人原计划吃过早饭后撤向宜昌，当我军枪声一响，镇中的守敌就拥到江边，不顾伤兵们的死活，抢先登船逃命。谁料，解放军神速，攻抵江岸，坐上汽船的军官慌忙命令砍断缆索，扔下三条木船，开足马力先逃了。而已逃上木船的敌人在我军及时赶到江边监视下，被迫下船缴械投降。同时，我军又向逃到江心汽船上的敌人喊话，敌无反应后，我们就用重机枪猛扫，给汽船上的敌人以大量杀伤。就在我们占领古老背后约一个小时，敌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从沙市乘军舰到古老背视察阵地，他尚不知古老背已经被我们占领，正准备靠岸登陆。我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他们见势不好，调头就逃。我因长途奔袭，没有携带重武器，所以让其跑掉了。解放后，有一次黄埔同学会开会，宋希濂与我在一个小组，当他得知占领古老背向他们开枪的就是我们团后，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你们不开枪，我们上岸了，可能就成了俘虏了。如果你们有平射炮，我同样也跑不掉了。”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我曾向军部建议：派部队从这里渡江，绕到宜昌南面，切断敌人向南的退路。遗憾的是上级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后来宜沙战役虽然取得胜利，却使大部分敌人逃到四川，给其后的战斗增加了难度。
　　我带领部队攻占古老背后，归建一四○师。14日，一三九师奉命向宜昌进攻，敌人因有坚固的碉堡群掩护，而我军重武器尚未赶到，攻击受阻。15日夜，敌人渡江逃跑，宜昌解放，我军随后渡江追击敌人。
　　7月16日，一三九师四一六团追敌至白云山一线时，遇敌第二军两个师的阻击，并向我军发起反冲击，情况紧急。四一六团向军部告急，曹里怀军长急令我团前去增援。
　　白云山位于宜昌县的土城乡，海拔约1100多米，是宜昌江南第一峰。峰峦峻秀，矗立云霄，林荫蔽日，白云缭绕。山上有座白云庙，庙侧有条古老的石板路。石板似白布垂挂山间，直抵山脚，故曰“白布梯”。白云山是宜昌到三斗坪（现在修三峡大坝的地方）的唯一陆上通道。我们一路西行，越走道路越陡。19日天亮，我们赶到白云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子。四一六团因攻白云山受挫，主力即撤到镇里休息、待援。我和前卫连进镇后找到四一六团团部了解敌情。他们对前面的敌情变化也说不清楚，我随后带着参谋前往敌人阵地观察。我用望远镜顺着“白布梯”自下而上地望去，白云庙、石板路，历历在目。据向导说，上山下山17里，山那边就是三斗坪，白云庙在峰巅上，正好是个歇脚站。我向两翼观察，发现左翼主峰分出来一道七八百米长的山梁，山势缓缓而下，直伸长江，好像一个巨人伸出的手臂，混浊的江水顺着“手臂”绕了一个弯儿，咆哮着流向东南。山梁上构筑有零星的野战工事，有敌军防守，此外再也没有任何通向山顶的路。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濂部的主力，敌人仗着山势陡峭，自恃“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利，只筑了简易工事，便可紧锁咽喉要道。为了试探虚实，我决定组织佯攻，先侦察敌人火力部署，再作攻打方案。我命二连从正面进攻。敌人反击，又是打枪又是用迫击炮轰。火力很猛，子弹从“白布梯”上飞泻而下，压得二连官兵抬不起头来。正面进攻很困难。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派出侦察员继续侦察，寻找道路。同时令团政治处到镇里找向导。这时镇上一位姓石的猎人主动请缨，他说：“我常在白云山上打猎，知道一条小路，我给你们带路。”我命令五连跟随向导，沿小路向山顶进发。五连连长姜玉明在攻打开原时身负重伤，离队治疗。王振义由四连排长直接提升为五连连长，指导员杨宗藩，五连是一四○师授予模范称号的“开原先锋连”。指导员杨宗藩带一排作为突击排，在猎人的引导下，秘密进抵右翼山脚下，找到了那条小路。这哪里是路，准确地说，是一条山水冲刷出来的不足一米宽的干水沟，成陡峭的斜坡沿山梁蜿蜒而上，直达主峰下面几百米的鞍部。突击排紧跟向导，奋勇向上攀登。二、三排和营重机枪排紧随其后。天色渐晚，能见度越来越低，我从望远镜中隐隐绰绰看到五连向上攀登，战士们背着枪，顺着水沟向上爬。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命令担任正面佯攻的部队再次组织攻击。山顶上的敌人以为我军又要强攻，疯狂地进行反击，紧紧封锁“白布梯”。子弹如同雨帘，十分密集。由于山势太陡，登山的战士只能手脚并用，脚登在沟面上的石头，手抓住沟边的小树枝或荆棘，吃力地向上攀爬。爬到半山腰，他们又遇到了既壁立又光秃的石崖，没有石缝可登，没有小树攀抓。战士们只好架人梯，一个个往上送。
    战士们刚刚爬上山梁，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敌人发现。顿时山左、山右和山背后枪声大作，一齐压向五连。我立即命令担任佯攻的连队加强火力，压制敌人。敌人依旧疯狂地向五连射击，一点儿也不理会从“白云梯”下射来的子弹。五连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展开，经过激战，夺下主峰下面的一个小山包。守卫小山包的敌人大部被歼灭，小部逃上主峰。
    杨指导员带领一、二排的战士飞快进入敌人工事，站稳脚跟，向主峰射击。几分钟后，王连长带领三排战士跟上。随后，二营长宋德万派出的重机枪排也上来了。五连开始向山顶发起冲击。担任正面攻击的四连、六连，也沿着“白布梯”同时发起冲锋。
    五连官兵很快冲到了顶峰，与敌人展开肉搏。我看到山顶上五连正和敌人白刃格斗，即令正面加大攻击力度，进行夹击。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云霄，呐喊声震荡山谷。敌人慌了神，因不知我军有多少攻击部队，胆怯志衰，全线崩溃，仓皇逃跑。部队冲上主峰后，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到处都是敌人逃跑时留下的衣被、弹药和呻吟的伤兵，还有几大锅煮熟不久的大米饭和红烧猪肉，散发出扑鼻的香味，正好慰劳了饥肠辘辘的官兵们。
　　白云山一战，我团歼敌一部，俘敌1000余人，残敌向三斗坪逃窜，我们随后一路追击到三斗坪。三斗坪是位于宜昌长江上游约30公里的一个小镇，镇边长江上有个叫中堡岛的小岛，将长江分为大江和后河，大江宽约900米，后河宽约300米，是长江中下游最狭窄的地方（现在在这里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这里山峰陡峭，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水急，易守难攻，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利用这里险要的地形，阻止住了日寇的进攻，守住了陪都重庆的门户。我们攻占此地，打开了向四川进军的大门。我们占领三斗坪后，敌人又逃向巴东，我团才奉命停止追击，返回宜昌，在洋溪休整。宜当战役至此胜利结束。白云山一天的战斗，是我团同国民党正规军的最后一场战斗。白云山守敌是国民党军第二军的一个团。第二军是宋希濂部的主力，他们携带重武器，占据险要地形，企图阻止我军追击，掩护主力向四川逃窜。我团是在兄弟部队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接受的任务。上阵地后，我根据白云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情况，没有强攻。采取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派部队沿小路上山偷袭敌人，并指挥炮火支援偷袭分队，一举攻下了白云山，打开了部队追击敌人的通道。当时敌人的战斗力还很强，战斗很激烈，部队伤亡100余人，侦察股长牺牲。按照四野最初的部署，应在宜当战役中全歼宋希濂部。这是四野下达给十三兵团的任务。虽说全歼宋部不易，但只要指挥得当，歼灭其大部还是有可能的。但因我军没能按时赶到上级布置的奔袭目标，没有完成截断敌人退路的目的。今天总结宜当战役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

老八路

    第一个问题是提前暴露了我军的作战部署。四野主力在发动宜当战役前，同敌人保持接触的主要是湖北地方武装两个独立师。因此，白崇禧、宋希濂错误地判断四野主力尚需休整，不可能很快南下渡江。此时正值夏收季节，敌人为了达到同我军划江而治，长期固守长江的企图，宋希濂部的四个军都到宜当以北抢收粮食。这正是我军消灭敌人的最好时机。四野根据敌我部队的实力、所在地区，明确划分了奔袭目标和任务，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的一部到达当阳东北观音寺附近，由于思想麻痹，过于轻敌，遭敌第二军突袭，伤亡损失100多人，过早暴露了我军的作战意图。宋希濂发现是四野主力部队后，立即下令全线回缩后撤。因此，当我军赶到指定地点时，敌人已经后撤。
　　第二个问题，是没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切断敌人退路。战役发动前，四野给各军下达的任务相当明确。我师的任务就是务必于7月11日前赶到鸦雀岭，切断敌人退路。此时我军大都已换上了美式装备，重武器装备由骡马拉运，同步兵一同行军。骡马在山路上行动困难，经常阻塞道路，导致部队行军速度缓慢。记得9日夜里，全师走了一夜，才前进了十余里，而此时我们距离目标还有50多公里。部队首长事先也没有考虑组织部队轻装前进，以致延误了战机，导致我师晚一日赶到鸦雀岭。
    第三个问题，也是宜当战役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将敌人全歼。特别是当我军占领古老背渡口后，没有主动渡江，切断敌人退路，导致江北之敌南逃。
　　7月13日，我四一八团占领古老背后，缴获了敌人一批运送伤员的渡船。我立即电报军长曹里怀，建议派部队渡江，当天就可以赶到宜昌以南，截断敌人退路。军首长认为没有渡江作战任务，没有采纳。直到14日夜，一三九师刚刚赶到宜昌城北，军长怕敌人逃跑，即令一三九师当晚进攻宜昌。由于敌人工事牢固，设防严密，进攻部队的重武器装备一时没有跟上，当夜伤亡几百人，仍没有攻下宜昌。查四野战史，当时十三兵团曾电令三十八军明确要求十三日从古老背渡江，包围宜昌之敌，但不知何故他们当天没有赶到，也不知我们团已经占领了渡口。以上这三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宜当战役正是在南方最炎热的气候下发动的，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追击敌人，非常疲劳。北方战士又不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染痢疾、中暑、被蚊虫叮咬以致传染疟疾的人很多，非战斗减员严重。我们团上送休养的病号就多达四五百人，还不包括在团卫生队治疗的。个别连队病号高达七八十人，身体健康的战士只剩下十几个人，部队思想不稳定，普遍存在厌南思北情绪。宜当战役后，上级决定自8月中旬至9月上旬进行休整，主要任务是治病，建立卫生制度，改善生活，减少疾病，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克服厌南思北情绪，树立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时部队减员很大，如敌反击，我军会很被动。虽然各部队都做了应急准备，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作战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好在敌人早已丧失斗志，不敢轻易进攻。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经过休整，部队恢复了战斗力，9月中旬，我们进至湖南湘西，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战斗。

老八路

4、湘西剿匪记
　　宜当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暂的休整，9月中旬，我四十七军奉命继续向南挺进。9月底，我军抵达湖南常德、慈利、石门地区。10月上旬，为配合二野解放大西南，保障四野主力在衡宝地区作战的侧翼安全，军委命令四十七军挺进湘西，消灭驻守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并担任经营湘西，剿匪建政任务。大庸县，就是现在著名的风景名胜张家界，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澧水上游，是进入湘西的重要通道之一。明代初期设大庸县，清代更名为永定县。1914年再改为大庸县。1988年改设省辖地级市张家界市，辖两区两县，原大庸县改为永定区。宋希濂自宜昌渡江南撤后，以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身份率残军退守巴东、慈利、大庸地区，依托鄂西、湘西一带的山地，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大庸是宋希濂部扼守的重要据点之一。驻防大庸的国民党第一二二军下辖二一七、三四五两个师，共6000余人。军长张绍勋根据宋希濂的战略意图，在慈利、大庸一线布防。二一七师负责防守大庸城。敌人除了利用四周的山地和澧水作屏障外，还构筑了一道六七里长、一丈多高的城墙，修筑明碉暗堡，控制全城；敌三四五师布防于大庸以东澧水沿线的溪口、岩口、狗子垭一线；军统特务、一二二军高参金亦吾，带“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2000余人，驻三岔口、小坪、大坪一带。敌人在大庸一带形成相互依托的防御体系。不久前，他们又得到国民党的空投补充，弹药、食物充足。
    依据敌情，军长曹里怀命令一三九师由慈利出发，沿澧水两岸前进，向大庸城推进，作正面进攻；一四一师由石门出发，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部主力增援，保障一三九师左翼安全，并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我团从沅陵出发，插到大庸城西的东山坪、后坪一线，封锁渡口，阻歼大庸城内残敌渡澧水后向永顺逃跑。10月14日，全军开始行动。四一八团从沅陵出发，进入湘西的大山之中。我们越往北走，山越高，路越窄。许多地方只能一个人面贴着百尺悬崖，侧身擦过。到了晚上，困难就更大了，每遇一个小沟或陡峭的地方，只能一人接着一人，或跪或爬，手脚并用，才能通过。前面的人过不去，后面的人只能原地等待，越积越多，部队前进速度极为缓慢，且马匹和重武器都过不去，只好退回沅陵。部队就这样走走停停，我正焦急之时，军部又来电催：限16日拂晓赶到目的地。
    从沅陵到大庸后坪、东山坪一线近100公里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按时赶到目的地，我命令走在最前面的一营营长冯殿元率部丢掉背包，轻装前进，并命跟进的三营归一营指挥，不惜一切代价，按时赶到目的地。部队出发前，我知道山路难行，特意改骑一匹善走山路的湖南小马。当我们攀越熊碧岩的一处悬崖时，马失前蹄，踩陷崖边的一块石头，前身失重，落下悬崖。幸好我没有骑在马上，只是被马缰绳拽了一下，险些跌落下去。从四都坪往北的山路更陡，许多地方都是悬崖绝壁，几乎没有路可走，战士们只能小心翼翼，手脚并用，侧身而过。部队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翻过熊碧岩，于16日拂晓按时赶到目的地。我立即命令部队沿澧水岸边一字摆开，构筑工事，封锁渡口。部队刚刚进入阵地，就听到大庸城里枪声大作，总攻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大庸方向的枪声稀落下来，一三九师顺利攻占大庸。此时天已大亮，残余的敌人惊惶不安地从大庸城内逃出，其中还有不少人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敌人赶到渡口后也顾不得向澧水对岸侦察一下，急不择路，纷纷跳上渡船，向对岸划来。敌人刚一上岸，就全部钻进了我团的伏击圈，100多人都成了我们的俘虏。
　　这一仗，四十七军全歼大庸守军一二二军，俘军长张绍勋、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三四五师师长黄鼎勋以下5000多人，只有副军长丁树中去四川接新兵没有赶到，侥幸漏网。
　　我军打开湘西门户大庸之后，开始剿匪，经营湘西，为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开辟通道。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奉命率军部及一四○师、军直炮兵团、教导队进驻沅陵，成立隶属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的湘西军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曹里怀、周赤萍分别兼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政委。
    湖南解放前夕是全国闻名的匪患重灾区之一。而在湖南又以地处湘鄂川黔桂5省边陲的湘西地区最为厉害。湘西土匪，世说百年。其实何止百年、千年。《沅州府志》记载：“唐元和始，迄宋明各代，屡有贼祸，进攻沅州。迄清，特别是清末，匪患尤多。”
　　国民党、蒋介石在败逃大陆前，极力扶植湘西土匪武装，封官许愿，给钱拨枪，妄图利用湘西土匪武装同解放军长期对抗，将湘西变成“反共游击根据地”。在白崇禧、宋希濂的策动下，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其他接受国民党封委的小股土匪更多，那时候司令、旅长、团长满天飞。据统计，解放前夕湖南境内的匪特武装约18万人，百人以上、集股行动的土匪有170多股，仅湘西地区就有10万余人，100多股，大致集中在如下地区：永顺地区有匪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陈子贤的暂编第一军所辖暂四、暂十一、暂十二师，田植的暂编第三军所辖暂二、暂五、暂十师等96股，分散盘踞在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沅陵地区有匪2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张玉琳的暂编第二军所辖暂六、暂七、暂八、暂九师和龙汉奎、徐亚南、聂焕章、周开宣等股匪42股，除已解放的溆浦、泸溪、永绥三座县城和沅陵、辰溪公路沿线外，其余地区和麻阳、乾城、凤凰三县全部为匪控制；会同地区有匪3万人，集股活动的有伪国大代表龙怀林部和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部等49股，除怀化、芷江、晃县、洪江、安江等城镇为解放军占领外，其他地区全部被土匪盘踞。此外，还有2万多名土匪，结成小股，流窜各地。湘西土匪横行，同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第一，湘西的地理环境便于土匪活动。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纵贯湘西，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大庸有八八六十四坪，桑植有八八六十四洞，永顺有八八六十四岭，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第二是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封建势力雄厚，许多土匪头子既是地主恶霸，又是国民党贪官污吏，“官、绅、匪”结为一体，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第三是世袭传代，三代、四代，乃至十多代，以匪为业者众。四是有普遍性。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政策，对土匪头子封官加委，使得一些乡保长、地主、帮会头子都成了土匪。第五是反革命坚决。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反革命本质难改。第六是社会基础深。不仅受地主、恶霸、官僚控制，而且受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湘西土匪横行，广大群众祖祖辈辈都受着他们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灾难深重，田园荒芜，生灵涂炭。在我军进驻湘西的最初阶段，大致从10月到11月上旬，因二野大军压境，湘西各路股匪在我强大军威的震慑和政治攻势的压力下，纷纷主动向我军投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投降的土匪就有湘西总队、“绥保”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第一军副军长汪援华和武思光等部，共1.2万多人。同时，还有一些匪首，如匪暂编第七师师长胡震，暂编第八师师长石玉湘等，纷纷派人同我军接洽，表示愿意接受解放军的领导。
　　从10月初起，二野大军沿大庸、永顺、保靖、永绥(今花垣)大道向西挺进，各股匪一时间四散各地，有的观望，有的潜伏。至11月初，永顺、沅陵一带的匪特们不敢有大的捣乱破坏活动。但是，也有个别股匪比较猖狂。如土匪头子、古丈县伪县长、国民党暂编第十一师师长张平（有3000多人枪）在当地无恶不作，残害百姓，杀人如麻。当地群众的谚语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当大军压境时，张平蜗居在自己的老巢李家洞，还算乖巧。10月中旬，奉上级命令，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委周赤萍率一三九师、一四一师配合二野入川作战，整个湘西地区仅留下军直属队和一四○师。一四○师师直带领四一九、四二○两团驻扎芷江、辰溪、怀化一线，按点守护县城和进剿公路两侧地区之股匪，确保水陆交通安全；我率四一八团驻酉水北岸王村古镇待命。
　　大军主力入川后，张平便在李家洞召开恶霸、乡保长会议，组织所谓民枪民兵，疯狂杀害为解放军当向导、纳公粮的老百姓，袭扰过境小部队，对湘川公路交通构成威胁。他还四处扬言要攻打沅陵，消灭中共湘西区委、行署和湘西军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地人民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救他们。为了确保湘西区委、行署的安全和湘川公路畅通，湘西区剿匪总指挥、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命令四一八团立即剿灭张平匪部。
    10月20日，我带一、三营从驻地出发，过酉水，向古丈县罗依溪一带开进。罗依溪的李家洞是张平的发迹地，也是他的老巢。21日，我们到达罗依溪地区后，即命令部队封锁道路，监视敌情，同时带领两营干部勘察地形，占据要点。
　　23日10时，我指挥一、三营同时行动，向土匪发动进攻。战斗部署是，三营从正面进攻古丈县城；一营插到古丈县城以东的桃江溪、高望界一线，截断县城与匪巢李家洞之间的联系，阻歼从县城逃向匪巢的土匪，突袭张平的老巢。不料走漏风声，部队扑空。土匪仗着人地两熟，化整为零，隐没于深山密林之中。随后，我令一营原地监视匪情，带三营开进县城。县城的老百姓都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我们，欢庆解放。我们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揭露土匪罪行，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的决心。第二天，我率部再次进剿张平匪巢李家洞，又一次扑空。随后，我组织部队在李家洞附近山上一连搜查几天，也未发现土匪。
　　通过几天的进剿，我对土匪的生成历史、居住环境、各股土匪之间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围剿土匪的战术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我决定停止进剿，将部队分驻在古丈县城、罗依溪、李家洞等地，发动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打好群众基础，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在古丈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由四十七军剿匪指挥部秘书，一四一师宣传队队长张凤侠(后改名张侠)代理县长，展开建政工作。不久，我团一营奉命到沅陵县酉水西岸的乌宿镇剿匪，这里位于古丈与沅陵之间。一营驻在这里，位置比较机动，既便于进剿张平匪部，又利于保卫沅陵县城的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等党政军机关。一天，一营长冯殿元去沅陵向军首长汇报工作，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见他像个干部，主动问他，有一股土匪想投降，找不到门路，你能否帮忙?冯殿元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房东找到匪保安第五师(师长颜梧，兼伪沅陵警备司令)的一个团长，约定在山上一个庙里接头。冯殿元到约定地点与匪谈了两次，向其耐心交代我军政策。匪团长按我们的期限如约带人投降，上缴各种枪械250余支。
    以后，我又组织部队两次到古丈县李家洞袭击张平匪部。第一次还是扑了个空；第二次发现土匪后，我军枪炮一响，土匪立即逃跑，钻入大山之中。一营在李家洞驻了一晚，派出部队在附近山头搜索，也没有抓到土匪。
　　在这一段时期的剿匪中，我团由于初到湘西，情况很不熟悉，又缺乏剿匪作战的经验，在围剿张平匪部的几次作战中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过，经过我军的多次进剿，沉重打击了张平匪部的狂妄气焰，对于保卫川湘公路的畅通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10月底，曹里怀军长决定四一八团也一同入川作战。当我们刚刚踏上西行之路时，四十七军留守湘西负责剿匪建政的副军长晏福生十万火急地发电军前指，要求四一八团留守，接替原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担负的沅陵、永顺两地区，特别是两地区公路两旁的剿匪任务，确保公路畅通。
    沅陵地区辖沅陵、泸溪、辰溪、乾城、永绥、凤凰、溆浦、麻阳八个县；永顺地区辖永顺、大庸、龙山、保靖、桑植、古丈六个县。为确保后方的巩固和入川部队补给线的通畅，军首长决定四一八团留在湘西。
　　大军入川作战后，湘西形势越来越严峻。原来集结在湘西的四野、二野大军，已分别进军广西、贵州和四川；整个湘西二十多个县内，基本上只剩下一四○师一个师的部队。四一八团党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开会认真探讨今后的剿匪计划。我们认为越是匪众我寡，越要集中力量保重点，才能完成任务。最后，我们决定二营和团直进驻辰溪县，由团政委杨敏和副团长陈明友指挥，负责进剿该县土匪，保护沅陵到辰溪的交通线；三营进驻川湘公路沿线的永绥(今花垣)、乾城(今吉首)、保靖各城镇，一营作为团预备队驻沅陵和古丈之间的乌宿，由我负责指挥一、三营，活动于北线沅陵、永顺两个军分区十几个县。11月上旬，三营奉命接替入川作战的二野部队，从古丈进驻到永绥、保靖一线。8日，三营长张继武率部队进入永绥县城；9日，成立永绥县临时人民政府，张继武代理县长。11日，保靖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由三营副教导员张庆荣任县长，一四一师留守处负责人杨满宏任县委书记。15日，二营一个排，经沅陵出发护送地方干部梁如泉等28人到达乾城县城接管旧政权，16日宣告乾城县人民政府成立。这些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之后，立即在当地驻军的护卫下，积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剿匪护路，征粮支前等工作。永绥县还组织各界代表成立了以县长张继武为主任的“永绥县支前委员会”，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
　　此时，土匪见我军兵力薄弱，更加猖狂地四出活动。他们不仅阻挠我军支前征粮，还扬言要把我军赶出湘西。为此，土匪经常武装骚扰我城镇，袭击我党政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残害拥护我党我军的人民群众，抢劫过往车船和军用物资等。土匪的骚扰，致使我军及新建立的地方党政机关，日夜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湘西区委把机关干部、后方留守人员，甚至正在疗养的轻伤病员都组织起来，发给武器，一面参加发动群众，征粮支前等工作，一面轮流站岗放哨，随时准备参加战斗。11月底，一四一师驻永顺县留守人员遭当地股匪曹振亚、曹子西部围困。曹振亚、曹子西是国民党暂编第五师的正、副师长，有匪约2000余人。副军长晏福生接到一四一师留守的师政治部副主任阎跃庭的告急报告后，令四一八团派兵增援。我立即命令一营长冯殿元带领一、三、机炮三个连，迅速赶往永顺县城。土匪见我援军赶到，被迫缩回老巢。一营主力到永顺县城的当天夜里，又接到阎跃庭副主任的命令，我留守四二三团副团长张学刚带领一部分轻伤病员，在永顺县西乡发动群众征粮，遭大股土匪袭击包围，要求迅速增援。营长冯殿元连夜带部队出发，拂晓时发现土匪。他迅速将部队展开，命令一、三连和机炮连的轻重机枪，六○炮等各种武器，集中向匪群开火，打得土匪狼狈溃逃。一四一师留守的教导队张副队长，奉命担任永顺县第七区区长，带领一个二十多人的区中队，在区公所所在地龙家寨一带发动群众。曹振亚、曹子西匪部欺负他们人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再叫嚣要攻打区公所，消灭区中队。曹部经常在龙家寨附近抢劫人民财物，还曾一度窜进龙家寨。为了改变区中队的困难局面，我团一营奉命进驻龙家寨。土匪见我援军来到，不敢再来骚扰。冯殿元还令一连进驻龙家寨北边的毛坝，配合区公所的同志，到全区各村搞宣传，征粮，发动群众，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老八路

　　在辰溪县，对我们威胁较大的是盘踞在茶田垄一带的张玉琳匪部。张玉琳是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军长，有3000多人。他见我们在辰溪驻军不多，便经常派小股土匪到辰溪县城附近骚扰。我团二营奉命进驻辰溪县城南的王安坪，监视茶田垄一带的土匪行动，并在副团长陈明友的指挥下积极展开进剿。第一仗，我们由于麻痹轻敌，中了土匪的埋伏，部队吃了些亏。随后在友军的配合下，第二次围剿茶田垄张玉琳匪部，连续激战三天，终于将这股土匪击溃。二营歼匪120余人，还击伤了一个匪首。11月下旬，团宣传队在队长陶然和副队长胡玉肖的率领下，奉命去永绥县进行宣传慰问活动，并就地协助三营发动群众。完成任务后，乘军后勤部运输队的汽车返回辰溪，途经泸溪附近，突遭徐汉章匪部的伏击。土匪的机枪、步枪向车队猛烈射击，还大喊“抓活的”，“抓住解放军有赏”。土匪早已在公路上设置了许多路障，我军汽车无法通过。团宣传队和运输队的同志们立即跳下车，就地隐蔽，利用随身携带的武器还击，并让最后一辆汽车迅速返回驻地，请求增援。随后，我团五连一个加强排及时赶到，经两小时激战，毙伤匪十余人，残匪仓皇逃窜。
    当时，我们一个团负责湘西沅陵、永顺两地区十几个县的剿匪和建政工作。我既要管军事剿匪，还要负责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发动群众工作。团部干部一时也没有配备齐全，我常常是只带两个参谋在十余个县内到处奔波，有时连交通工具都没有保障。一天到晚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非常紧张、疲劳。我除尽一切努力率部剿匪外，还积极争取了一批伪政府的职员和开明绅士，参与地方政府和支前工作。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进一步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在同武装匪徒作斗争时，我们特别注意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和参与，请他们出来帮助我们工作，进一步孤立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在实践中也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剿匪的战法：对付土匪不能采用正规战方式，要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游击对游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采取坚决、勇猛、迅速奔袭的动作，不怕扑空，一旦遇见土匪，应发扬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猛打精神，力求将匪特全歼或歼灭大部。如小部队遭到土匪包围伏击，则应发扬死打硬拼精神，等待援兵。 1950年元旦前后，入川作战的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胜利返回湘西，我团奉命从湘西北部各县集结到榆树湾（今怀化市），归还一四○师建制。此后，我军开始大规模剿匪。
　　1949年底，上级任命我为一四○师参谋长。1950年1月，我告别了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和团队，到芷江师部报到，就任新职。师长蒋克诚是老红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师里没有配副师长，日常军事工作基本由我主持。由于部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机关建设不规范，参谋人员业务不熟，自身素质亟待提高。我任参谋长后，在抓好日常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师机关的自身建设。我利用在军校学到的知识，并参考苏军条令，组织参谋人员学习，提高素质。同时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规范司令部的工作，努力提高师机关的工作效率。入川作战部队返回湘西后，军里对剿匪工作重新进行部署。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分别进驻沅陵、永顺地区，建立军分区，分别负责该地区的剿匪和建政任务。我师负责围歼芷江、怀化、黔阳边境之杨永清、方世雄等股匪，并经营会同军分区。四一八团归建一四○师后，师的部署做了相应的调整。四一八团进驻靖县、会同、通道（即所谓“南三县”）及绥宁西部地区；四一九团进驻怀化、芷江、晃县地区；四二○团进驻榆树湾、安江（今黔阳）、洪江及绥宁北部地区（后依剿匪需要又作了一定的调整）。
　　此后，根据军里的统一部署，先后经过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划分区域重点进剿、巩固中心区反复搜剿、密切协同合剿边缘区残匪等多次反复围剿，前后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到1950年底，我们彻底清除了湘西地区百余年的匪患。这一年剿匪工作，由于我军力量强大，政策正确，我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到师部任参谋长后，一四○师在剿匪中比较大的作战主要有：1月下旬对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土匪的进剿；4月对怀化、黔阳、芷江以东之匪的重点进剿；9月对大树坳之匪的山地攻坚战，以及参加对边缘区土匪的反复围剿。
　　1月下旬，师共组织11个营的兵力，分别对盘踞在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彭玉清、姚大榜、方世雄、肖德纯、曾庆明等股匪5000余人实施进剿，共歼匪800多人，迫使股匪多潜散于边缘地区，初步打开了芷江、怀化、黔阳、晃县的局面。4月底至5月初，师主力又集中对曾庆明、彭玉清、张嗣基、李运忠（外号李摆子）等几股主要土匪进行了围歼，消灭土匪700多人，给重点进剿区土匪以沉重打击。9月，我参与指挥对大树坳土匪的攻坚战，是我在剿匪过程中唯一一次与土匪的阵地战，很有特点。当时，湘西剿匪经过全面进剿、中心区重点进剿，已进入巩固中心区、逐步向边缘区进剿的阶段。此时盘踞于芷江、麻阳一带的股匪张嗣基、肖德纯、李运忠等部，经解放军的反复清剿打击，损失惨重，残部在湖南和贵州两省的边境流窜。朝鲜战争爆发后，残匪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蒋介石将要反攻大陆，又聚集在大树坳一带，伺机活动。
　　大树坳是芷江西北的一个山村，北邻麻阳，西接贵州省铜仁，是两省三县的交界之地。它背靠海拔1000多米的米公山，面向沅水岸边的湘黔公路，山大林密，地势险要。匪首们选定这里作为他们的巢穴，并在大树坳西南的麻阳坡构筑了环形防御工事，修有地堡、交通壕、掩体等，据险防守。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土匪们又在麻阳坡东、大树坳南的茅丛寨山修筑工事，派驻匪兵，与麻阳坡形成掎角之势，以便互相支援。为了长期与我军对抗，他们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妄图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同时，他们在麻阳坡的外围，派蒲老翠、聂焕章等600多人组成的小股土匪，活动于黄双溪、柑子坪、半坡、凉水井一带，以便于与麻阳坡互相策应，并不断派匪向我中心区窜扰，妄图诱歼我剿匪小分队。
    我师驻芷江新店坪一带剿匪的警卫营得知消息后，营长王树才立即与驻麻阳尧市一带剿匪的友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三营联系，通报匪情，商议双方协同作战，围剿这些土匪。
　　经过周密布置，9月22日，四一七团三营首先从北向南攻击，一四○师警卫营随即由南而北发起攻击。土匪在我军的两面夹击之下，一触即溃，仓皇逃窜，我军立即分两路追击。第二天上午，我军追至大树坳一带，残匪大都龟缩到麻阳坡、茅丛寨的工事里，据险顽抗。
    剿匪部队会合后，两位营长又一起分析匪情，商量如何攻歼被围困的土匪。据了解，茅丛寨由肖德纯匪部一二百人据守，有一挺机枪；麻阳坡则由张嗣基、李摆子等匪部约三四百人据守，有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两个山头地势险要，土匪又预先修筑有坚固的工事，我军如果贸然进攻，必定会增加部队的伤亡。为此两个营长商量后，决定首先将两个山头的土匪包围，同时修筑简易工事，加紧攻坚准备，并向上级报告。
　　以往我们剿匪，土匪大都是一打就跑，很难抓住。这次土匪竟然敢固守顽抗，正是我们彻底消灭他们的好机会。我接到警卫营报告后，立即同参谋们共同研究商讨，我决定加派一个步兵连、一个山炮连、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还与麻阳友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联系，双方配合作战。同时四一七团也令参谋长钱锡侯率炮兵连一部与三营一同参战。我迅速从芷江县城赶到师警卫营，听取王营长汇报，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后，在营部召集开会，研究部署这次战斗的打法。最后决定，一四○师各连负责攻打麻阳坡，一三九师部队负责攻打茅丛寨。炮兵也都分配了具体任务，分别负责摧毁土匪的地堡、火力点等工事，掩护步兵冲击。
    第二天一早，笼罩山头的薄雾刚刚散去，总攻开始了。首先进行炮火准备。我军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瞄准好土匪的地堡、火力点等目标，突然一齐开火。一阵猛烈的轰击，将敌人的工事大部摧毁。工事里的土匪死的死，伤的伤，其余残匪也乱作一团。炮声一停，突击部队立即在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同时向敌人发起冲击。
    攻打麻阳坡的突击队，是师警卫营一连和四一八团三连，趁着土匪被我炮火打得晕头转向之时，从麻阳坡山的东南角向土匪勇猛冲击。十几分种就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此时，残余土匪利用尚存的工事进行顽抗，战斗打得很激烈。突击队冲上山顶以后，战士们冲锋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阵猛打，顽抗的土匪死伤一片，其余的大都缴械投降了。
　　与此同时，四一七团的两个突击连也向茅丛寨的土匪发动冲击。茅丛寨紧靠着大树坳村，山势陡峭，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上的天王庙。在上山的路口还有一个石头门，门两旁有土匪修的地堡。这是上山必经的要道。七连首先组织突击排攻击石头门旁的地堡。爆破手在我火力掩护下，首先将土匪的地堡炸毁，为上山打开了通路。突击部队冒着浓烟向山上猛冲。八连则从茅丛寨东边的新庄向山顶突击。他们在发起攻击前一天晚上就摸上去，隐蔽在离土匪阵地不远的地方。第二天，我军的炮火准备一停，他们随着冲锋信号的升空，一跃而起，迅速冲了上去，很快突破土匪阵地。配合七连攻进了敌人顽强固守的天王庙。
　　茅丛寨的残匪见我军冲进天王庙，知道无法固守，慌忙向茅丛寨南面的山沟里突围。我埋伏在这里的部队立即进行猛烈阻击，在山沟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歼战。残匪们见走投无路，纷纷缴械投降，少数企图顽抗的土匪大都被击毙。匪首李摆子和他的老婆，一边向树林里跑，一边胡乱向我军射击。我军战士紧追不放，最终将李摆子和他老婆当场击毙。从茅丛寨北山坡逃窜的残匪，也被我沅陵军分区埋伏的部队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我军攻下麻阳坡和茅丛寨以后，立即分散到附近的森林里继续搜剿散匪，又俘虏了一些零星的残匪。惯匪头子赵良臣的书记官蒋士林、李摆子的书记官舒杰夫都被活捉。匪大队长杨海洲躺在匪兵死尸旁装死，也被我战士活捉。这次战斗，共计俘虏匪师长张居、大队长杨海洲以下169名，击毙匪首李摆子、张嗣基以下235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等各种武器285件。当大树坳战斗正在进行时，匪首吴海堂率领一部分土匪，企图增援麻阳坡之匪。他们狡猾地窜到我军后方新店坪一带进行骚扰，妄图牵制我攻击麻阳坡的部队，以解救大树坳之匪。由于我军早有防备，已提前派出一四○师警卫营一个排赶到新店坪，将这股来扰土匪击溃，保证了大树坳战斗的顺利进行。不久，这股土匪也被警卫营一连追剿，被迫投降。
　　大树坳战斗，创造了湘西剿匪中第一次山地攻坚围歼股匪的范例；又是在湘西第一次聚歼股匪最多的（400余名惯匪）歼灭战范例。这次战斗，受到了湘西军区、湖南军区的通令嘉奖。10月11日，又荣获中南军区首长的通报表扬。通报中说：“一三九师、一四○师各一部，互相协同，以周密的布置、迅速的动作和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在芷江、麻阳、贵州交界处，歼灭惯匪师长张居、李摆子以下四百余名，特予通报表扬。希继续发扬这次战斗的经验，争取创造更大的胜利。”大树坳战斗中，芷江县四区新店坪等村的翻身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自动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全区共出动民工、民兵200多人，帮助解放军抬伤员，运弹药，做向导，保卫后方安全等，对于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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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坳战斗的胜利，使芷江、麻阳一带的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成股的土匪基本被消灭，零散的土匪也都隐藏于深山密林中不敢活动。麻阳惯匪聂焕章，只身逃到贵州铜仁、玉屏一带，被我四一七团八连排长慕容江带的“飞行队”追击抓获。
    1950年10月中旬到年底，军又组织边缘区剿匪会战，分南北两区展开。南区在军长曹里怀指挥下，于10月19日以日行60公里以上的速度奔袭绥宁、靖县及雪峰山区的土匪。我师四一八团以两个营组成尖刀队，由会同直插匪穴靖县县城。各路进剿部队于20日拂晓前至指定地点，展开进攻，很快攻占了绥宁、靖县两城和土匪据点十余处，歼匪500余人。随后，我一四○师配合友军在绥宁、靖县地区和雪峰山构成直径120公里的包围圈，6000余匪全部落入网中。各进剿部队经连续追击、围剿，至11月中旬，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林以下5500余人，整个边缘区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就地铺开清剿散匪。11月中旬，我会同军分区集中九个连，将会同西南地区张伦麒、傅太和股匪包围，经十昼夜反复搜剿，歼匪1000余人。随后，我师又配合贵州部队围歼杨彪股匪于九龙山地区，经半月围剿、追击和搜剿，全歼该匪2500余人，俘匪首吴君庭。在此期间，我一四○师四一九团协同贵州镇远分区友军，将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包围于晃县南部，歼匪“湘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姚大榜以下2800余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
　　绥宁和靖县的土匪被歼后，大大震撼了龟缩在通道县城“苗王”粟昌福为首的匪第十二纵队，该股土匪迫于压力，派人与我军联系，表示愿意归顺。12月初，四一八团进驻通道县城，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道县城和平解放后，粟昌福部改编为通道自卫队，但原县长孙献廷为首的部分土匪持枪上山与我为敌。四一八团即对其展开进剿。经20余天的搜剿，将孙匪200余人全部捉拿归案，缴枪300余支，彻底解放了通道县。
　　此次边缘区会剿，到12月底胜利结束，我四十七军共歼土匪两万余人，基本肃清了湘西历史性匪患，解放了靖县、绥宁、通道三座县城及广大边缘地区，使100多万各族人民从土匪和封建势力的长期羁绊下解放出来。至此，我四十七军经营湘西一年多，广大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歼灭土匪9.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7.98万余支、各种炮190余门；解放了湘西22个县，使湘西的350万人民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保障了二野向西南顺利进军，彻底割掉了湘西历史上的“盲肠”，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的计划。我们在剿灭土匪的同时，还抽调干部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了湘西各级党委和政府，组建了三个军分区，两个独立团，22个县大队，共2.98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圆满地完成了经营湘西的任务，受到湘西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
    湘西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解放军为湘西人民翻身解放所做的无私奉献和流血牺牲，特意在原四十七军军部驻地沅陵和原三个师驻地辰溪、芷江、永顺以及烈士牺牲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座剿匪胜利纪念塔、纪念堂和烈士纪念亭，经常组织悼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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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朝鲜临津江两岸，鏖战美国王牌军
1、集结北上，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正带着部队在湘西剿匪。朝鲜的局势随着美军的介入，越来越严峻。到了9月，麦克阿瑟指挥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很快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10月，我国政府决定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下旬，第一批部队入朝参战，立即给美韩部队以迎头痛击，经过一、二、三、四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占领汉城，取得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将战线大体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为了打败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央军委决定继续从国内增调部队入朝，实行轮番作战。1951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四十七军：“为了粉碎敌之企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组织第二番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令我军2月底集结武汉，3月北上。当时我师正分散在湘西8个县，有些地区分散以班、排为单位，执行清剿残匪的任务。时间仓促，任务紧急，而部队又高度分散，指挥交通极为不便。受令后我们及时组织部队就地收拢集结，以连、营为单位向指定地点集结。
    我师于2月15日奉命由湘西芷江、会同、靖县、晃县、黔阳等县出发，告别湘西人民，徒步行军，经安江、洞口、大坪、邵阳等地，于2月20日到达湘潭地区集结。
　　为适应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四十七军曹里怀军长、周赤萍政委经反复考虑，对我一四○师各级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将师、团领导班子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调出，补充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并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我是1949年底刚从四一八团团长升任一四○师参谋长，不到一年又任命我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自1949年4月刘转连师长调离四十七军后，到1950年11月任命我代理师长，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军先后调离三任师长。接任刘转连的刘子云师长半年后调任军参谋长；继任蒋克诚师长不到半年也调任军副参谋长；原四一九团团长陈福章接任师长后，未到职即调到长山列岛任军校校长，由我代理师长。军首长为了便于我在全师开展工作，在此次调整中，还将一些资历比我老的干部调离，如师政委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新任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上干部，全部由一四○师所辖三个团的年轻主官担任。从这次调整中可以看出组织上对我的重视、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只有努力做好工作，才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期望。同时，我也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的作战对象是以号称武装到牙齿的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同于以往的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这对我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通过在战争中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我带领的一四○师这支部队又是抗战胜利后我在东北参与组建，并培养训练和指挥的部队，我对这支部队非常了解，对它的战斗力充满信心。我想有党的正确领导，上级的正确指挥，先期入朝部队的作战经验，我有信心和决心带领全师打好出国作战的每一仗，与兄弟部队一起打败美帝国主义，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作为一个军人，我也很想带部队入朝参战，在战争中锻炼提高自己，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实现军人的价值。我自从17岁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抱负就是为着打败列强。毕业以后，先后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并战胜了他们。能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列强部队较量，战胜他们，也是我的抱负和希望。一四○师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团结精干、有朝气、有战斗力的班子。这个班子好就好在有一个好班长——政委赵平同志。赵平是河南荥阳县人，毕业于河南开封师范学校。1936年，他在河南阌乡县（今属灵宝）小学以教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春，他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转战南北，一步一步擢升为一四○师政委。赵平为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对军事主官的作战指挥坚决支持。1964年，赵平从四十七军副政委岗位上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夫人张铭鬲和几个孩子都跟着遭殃。张铭鬲被发配到陕西省合阳五七干校劳动，两个孩子赵小平和赵志强在干校放羊，另一个儿子赵志坚也被送去劳动。1970年四十七军由湖南移防陕西，军部驻临潼，我得知张铭鬲的情况后，驱车从临潼到合阳，看望张铭鬲母子，并把三个孩子都带到军里，让他们参军，把他们保护起来，也算是对老友亡灵的一点安慰吧。
    我和赵平相处多年，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对一些重大军事行动和作战部署，考虑成熟后，敢于做决定，敢于负责任。如入朝后在铁原西北地区与敌争夺缓冲区时，我主张将阵地向前推进15公里，当时上下级均有不同意见，但赵平经过反复思考后，坚决支持我的建议。有人怕军里有意见，赵平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对整个战局有利，我们就干。如果上级怪罪下来，我是党委书记，由我负责，要处分就处分我，要撤职就撤我的职。”他的气节风范，使我非常感动，也激励我加倍地努力，干好工作。我经常想，也经常同一些老同志讲，我之所以在军事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遇到了两个好政委。当团长时，遇到好政委杨敏同志，当师长时遇到好政委赵平同志，他们在重大军事指挥决策上，都积极支持我，并主动承担责任。如有不同意见，也能坦诚相见，同我交换意见取得共识。我们之间互相信任、团结，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都感到有依靠。在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困难和危险随时相伴着我们，但我现在想起来仍很留恋那十几年的战斗生活，比起以后住大都市、出有车、食有鱼的生活，更感觉愉快幸福。现在回想起那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同老伙伴、老战友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仍会令我兴奋。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段既艰苦危险又愉快幸福的经历。他们使我魂牵梦绕，终生难忘，经常夜不能寐。这些老战友有的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有的像赵平同志一样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在四一八团任团长时的政委杨敏就是因工作上受压抑，不得志，忧郁得病而去。杨敏同志是湖北宣恩人，1920年出生，比我小三岁，1934年入伍，参加了长征，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入东北，1947年9月到四一八团任政委，和我一起工作，1950年调到一四一师，历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后来又调任一三九师师长、五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现在写回忆录，想起当年和我一起在师、团领导岗位上的战友，我内心非常辛酸。1951年3月，我师在湘潭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整训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调整了编制。我师不仅齐装满员，除原来所属的四一八、四一九、四二○三个团外，还增编了一个补训团，增补4000多名新兵。他们大都是由湘西各级政府动员参军的。以前有句老话称“无湘不成军”，而湘西人又生性勇猛。这批新兵参军前大都有被匪首恶霸裹胁入伙的经历，打过仗，放过枪，不像一般老百姓一听到枪响就害怕，因此单兵作战能力强，比其他省刚参军的农民勇敢，能吃苦。他们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的特别多，有很多入伍时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孩经过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回国后大多提职当了干部。
　　为了提高全体官兵的政治觉悟，我们还开展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三视”（鄙视、蔑视、仇视）教育，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提高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想认识，坚定了抗美援朝的必胜信心。与此同时，部队还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出国作战打下了初步基础。3月28日，全师乘车北上，于4月9日抵达鸭绿江边的长甸河口集结。4月12日，四十七军军部率两个师由安东（今丹东）过江入朝。一四○师为军的东路，由长甸河口出发，跨过了鸭绿江。入朝作战之初，除政委赵平和我外，还有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两人，师领导班子总共四人，刚好坐一辆车。应该感谢军首长为我师配备的干部，少而精。大家团结一致，指挥得心应手。为防敌机侦察和轰炸，入朝后部队都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敌人夜间发现我部队后就放照明弹并轰炸。因此，志愿军在沿途一些岔路口的制高点上或相隔几里路就设一个防空哨，敌机来时即鸣枪报警，部队立即疏散在路两侧隐蔽，待敌机走后，继续行军。我们每天行军35公里左右，全师走了整整十天，经过朝鲜的朔州、青山石、军隅里、三所里，于4月22日进至顺川郡西北十余里新里地区集结。
　　在敌机日夜轰炸、我方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行军，全师近两万人，行军十天无一伤亡，安全到达目的地，主要经验是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选择得好，部队行军组织周密，纪律严明。行军路线和宿营地都是我同参谋长宗赓哲及参谋们共同在图上作业，选定的。我们当时使用的朝鲜地图是日本人测绘的，比较准确，通过等高线，可以看出山的高低、坡度，以及植被情况。部队行军、住宿尽量选择在山沟、阔叶林等隐蔽处，以防止敌机侦察和轰炸。当时有的参谋就好奇地问我：“师长，您从未到过朝鲜，怎么知道山岭和森林等地形、地物？”我说：“地图上都标示着呢。”当时部队参谋人员，包括许多指挥人员，都不会正确使用地图。为此，到达目的地后我就组织机关参谋学习，将识图作为一项重点学习内容。部队一踏上朝鲜国土，就到处看到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悲惨痛苦景象。我们每到宿营地，朝鲜人民尽管生活非常困难，都尽其所有热情地接待我们，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教育，更加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团结友谊，激发了全师官兵为朝鲜人民报仇的战斗意志。
　　四十七军入朝后，作为战略预备部队驻防平壤附近地区，随时准备增强第一线及预防敌人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登陆作战。同时，上级还命令四十七军抢修四个机场。我们一四○师担负修建顺川机场的任务。顺川机场设在顺川以西十余里，我任修机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国内派来的铁路局袁局长和顺川郡人民委员长任副指挥长，还有苏联派来的两位工程师协助工作。指挥部设在机场一侧的地下工事内。两位国际友人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他们不仅在技术上认真指导，而且与我们的友谊也日益加深。当我率部上前线时，其中一位苏联工程师还将他的工作文具（两规针）送我作纪念。以后他还写信向我问候。为了尽快让我空军入朝迎战敌机，我们到达顺川后的第三天就正式开工，到5月底按时完成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施工中，全师官兵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冒着敌机频繁空袭，日夜奋战，克服了工具不足，材料供应不上的困难，完成了60×2000米跑道、12×20米平行滑道、疏散滑行道各一条，30×100米停机坪两个以及附属工程若干。共挖土方5.549万立方，打混凝土8400立方。
　　工程顺利完成的经验是，施工组织科学。我们将机场分为四个工区，分别由四个团长负责指挥施工，每个工区都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技术员，一天24小时不间断施工，每天出工多达1.1万人。那时为了安全，四个工区的指挥部都挖了防空洞，各指挥部同师指挥部的联络也通过交通壕、防空工事。期间，我们共遭敌人飞机狂轰滥炸11次之多，特别是5月12日，敌机一次投弹600余枚，大部分是定时炸弹，不规律地定时爆炸，一直延续了四五天，一度导致工程停滞。当时，苏联两位技术专家建议挖掘、拆卸定时炸弹，我没有同意。他们就找到师工兵张主任，一起到美军俘虏营选了几个美军工兵到机场拆除定时炸弹。美军俘虏并不懂拆弹技术，盲目拆卸，将炸弹引爆，当场炸死了师工兵张主任和一个参谋两个战士以及两个美俘虏共6人，伤十余人。为此受到上级的批评。那天张主任出发前还打电话要我去，我因开会未到，侥幸躲过一劫。此次修建机场，是在敌人飞机侦察袭扰和疯狂轰炸的情况下进行的，敌B-29轰炸机飞行高度高，我军防空雷达技术落后，难以发现敌机，配属我师的高射炮部队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有时敌人飞机来轰炸，我军还一炮未放，敌人的炸弹就将我们修好的跑道炸毁。我们立即重修，如此反复多次。广大指战员冒着轰炸的危险，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突击抢修，圆满完成了任务，为我空军及早投入战斗，粉碎敌人发动的空中“绞杀战”，保障我后方运输安全创造了条件。
　　正当我们进入紧张施工之际，4月25日，我志愿军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参战部队连续奋战一个月，歼敌8万余人，并将我方阵地向前推进40多公里。5月22日，志愿军胜利回师休整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接受前几次战役教训，认为我军补给困难，只能打一个星期的攻势，纠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多路反扑，我军对此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周，担任防御的部队尚未到位，敌人即乘隙而入，造成被动局面。
　　敌人一度占领蛇山、永平、华川、麟啼一线。我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边打边退，实行机动防御。同时为了稳定战局，志愿军总部决定令后方的二线战略预备队参战，并向四十七军下达了预先号令。 为准备上前线作战，我们在施工期间加强了临战训练，组织营以上干部到三十八军参观，学习他们同美军作战的经验。还对全师排连干部分三期集训，主要学习阵地攻防作战组织与指挥方面的知识，步炮协同及小分队伏击、袭击、遭遇等科目，并组织部队战士学习攻防战斗动作和射击、投弹、爆破等技术。部队除施工外，还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主要学习打坦克、防空等知识。干部还学会使用步谈机通话和苏式反坦克地雷的操作。其间，我们还邀请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来我师介绍对美军作战经验，并请他协助组织了一个连的示范演习。通过临战训练，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为打好出国第一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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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阵地防御，初战美国王牌军
　　此时，敌我双方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部队都急需整顿，以利再战。我方需补充装备、给养，总结五次战役的经验，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敌人也需要调整部队，准备发动夏季攻势。同时双方已在酝酿停战谈判，故双方战线大体僵持在三八线上。为掩护主力集结休整，待机歼灭敌人，志愿军首长确定各兵团以预备队一个师至一个军，投入作战，阻击敌人。
    四十七军属十九兵团建制，兵团首长决定由我师接替六十五军防务，到临津江东岸阻击敌人。我和赵平政委到兵团指挥部仙女洞受领任务，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向我们介绍了战场态势，交代了任务。命令我们“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达到大量消耗敌人和坚决阻击敌人继续向西向北进犯，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政委一起讨论作战命令时，都感到有些疑惑，这一命令前后有些不协调。既要我们“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又要我们“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可以理解为，根据一、二、三、四次战役经验，以少量兵力阻敌进攻，给敌以一定的杀伤后，防御部队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到对敌不利的地区，我再集中主力予以反击，大量歼敌。所以兵力部署前轻后重，火力部署前重后轻，战斗形式以运动防御战为主，以空间换时间。但目前的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采取节节抗击的战法，一天退出一个阵地，十多天就可能退到平壤，那还怎么确保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呢？因此，我和政委一致认为“确保我临津江以东阵地的安全”是重点。
　　6月19日，我师奉命接替六十五军临津江东岸南起高作里、北至小峙目正面约40公里、纵深约25公里地带的防御。当时六十五军正在往下撤，见我们接防就问：你们来了多少人？当得知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后，就用怀疑的口气问：你们守得住吗？但结果却是我们不仅守住了没有再往后撤，而且还向前推了一段。
    刚上阵地，我就率领各团长和参谋，冒着敌人空袭的危险，到师受命的防御地带内，反复勘察地形，详细分析探讨我方有利和不利条件，并结合地形认真研究敌人可能采取的作战方式、进攻特点和主要战法。经过认真的实地考察，结合上级赋予我师的作战任务，我提出了阵地防御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政委赵平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又召开了师党委会，以我的初步意见为基础，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取得一致认识。最后师党委决定：“采取阵地防御和寸土必争的方针，树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达到确保临津江以东阵地安全的目的。”根据师党委的决定，在具体指挥上，我认为在宽大正面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进攻，决不能平分兵力，要卡住敌机械化部队进攻的轴线，守住山地口子，以增强防御弹性。于是我决定一是要有重点地部署兵力，实行梯次配备。第一梯队展开两个团，右翼为四二○团，加强师侦察营；左翼为四一九团，加强四一八团第二营和军侦察营；师预备队为四一八团两个营。整个兵力形成前重后轻的配置。二是火器要靠前配置。师团主要火器都逐级向前配置，并把友军转隶给我师的炮兵、坦克由临津江以西转移配置到临津江以东地区，以利于及时而有力地支援第一梯队战斗。三是加强第一线指挥。要求各级指挥员都向下深入一至二级指挥，师指挥所配置在主要防御方向的团指挥所附近，团、营指挥所要能直接观察战场，实施有力指挥。四是加速构筑和加修工事。部队接防后，在原有工事基础上（当时工事很少，也很简单，有的阵地还没有工事），立即积极加修工事，做到能打能藏。全师经过三天积极努力，防御准备基本就绪。我又到前沿阵地对第一梯队团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看到两个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部署适当，士气高昂。我心里比较踏实，敌人无论把主要突击方向指向左翼或右翼，我军都有能力对付。
　　22日上午，美军骑兵第一师以一个加强步兵连、一个坦克连的兵力，在大量炮兵、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师防御阵地的右翼四二○团三营防守地区实施突击。战斗打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赶到四二○团三营指挥所，亲自观察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及时指挥战斗。我发现敌人对火力依赖性大，冲击前以炮兵和航空兵，对预定目标及其附近阵地实施一个多小时的火力准备，倾泻数千发炮弹、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随后步兵和坦克发起冲击。当敌人第一次冲击被击退后，又实施两小时的火力袭击，步兵、坦克再次发起冲击。针对这种情况，我注意发挥重火器和炮兵的作用，在敌展开攻击时，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实行拦阻射击，使暴露在阵地前的敌人遭到很大伤亡，失去进攻能力。同时，我指示防御分队，以少量兵力，利用工事和地形隐蔽自己，充分发扬火力，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第一天在230.4高地抗击敌人进攻的是善于打阻击战的四二○团八连五班。这个班在解放战争的一次阻击战中，曾以顽强的意志和作风，抗击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出现了身负重伤、坚持战斗、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张有，从此这个班被命名为“张有班”。他们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发扬英雄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到只剩一个人，仍坚守住了阵地。当夜，我及时总结这一天的战斗经验，迅速调整部署：命师、团预备队连夜帮助一线部队抢修工事，团、营后勤人员及时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
    第二天，敌人仍然把主要突击方向指向230.4高地，进攻兵力增加一倍，火力也更加猛烈，整个高地变成一片焦土，工事大部被毁。由于我们兵力部署得当，各防守分队夜间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又增加了新的坚守力量，各级干部及时正确指挥，坚持近距离开火，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击退了敌人冲击。这一天，担任防守任务的三营连续击退敌连排规模的多次进攻，毙伤敌八十余人，敌仍未突破我防守阵地。经过两天激战后，敌人看到无法突破我方阵地，改变主要突击方向。6月24日，美骑一师两个步兵营，一个坦克营，在三个炮兵群和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我师左翼四一九团防守的内外石桥西山发动猛烈进攻。内外石桥西山，是铁原经兔山、市边里至平壤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距离临津江仅十多公里，如果该点丢失，就会给临津江以东防御造成很大困难。根据这一情况，我及时判明敌人企图夺取临津江以东阵地，将我师挤到临津江以西的企图。我指示部队要坚决扼守防御阵地。四一九团一营遵照师的指示，灵活运用战术，顽强抗击，在炮兵支援下，击退敌人两次冲击。12时后，敌人又以两个步兵连伴随坦克发起冲击，敌先以坦克迂回到我防御阵地的左侧，在此防守的四一九团二连，虽然及时派出反坦克小组炸毁一辆坦克，但敌坦克火力猛、速度快、数量多，经过猛烈突击，一度占领二连一排阵地。我在团指挥所里看到这一情况，及时组织师、团属炮兵，一齐开火，猛轰敌战斗队形，使敌遭到重大杀伤。趁敌混乱之机，四一九团又组织三连对突入之敌进行反击，夺回了阵地。当天，我军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使敌被迫于15时后撤。此后，敌人的进攻持续了一个周，但都没有突破我师的防御阵地。
    敌人经过一番整顿，又于7月8、9两日，对我师两个团的接合部346.6高地、大光里东山和师左翼与四十二军的接合部、军侦察营防守的345.6高地、279.2高地发起进攻。敌希腊营一度从我师侦察营两个连之间突入，包围了一连一排，并攻占了二连一个排大部分阵地。我们及时组织反击，适时使用炮兵火力压制敌人，击退了敌人进攻，夺回了阵地。
　　自我师接防以来20多天的战斗中，敌人出动大批飞机、坦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付出了约600人的伤亡代价，结果寸土未得，最后被迫后撤到桥洞、夜月山、天德山一线组织防御，使敌我之间形成一个5～15公里、宽约20公里的缓冲区。这说明我们采取阵地防御的战法是正确的。我们确定的指挥靠前，梯次部署，发扬火力和不断加修工事等四条措施也是正确的。部队越打越英勇，干部越打信心越坚强，战后受到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政治部通报表扬。志愿军司令部充分肯定了我们阵地防御战法的正确性，并派人专门到我师总结经验。兄弟部队也派人前来参观学习。这期间，在我们的阵地上出现了坑道战的雏形，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全师官兵的一种创造性贡献。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进攻，如何保存我方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当时我想到防空猫耳洞能藏3～5人，如果再挖深一些、大一些，用木檩加以支撑，就可以防炮、防空，减少部队伤亡。于是，我利用在军校学的六大教程之一的筑城知识（我在抗大当教员时也教这一门课，内容主要是野战工事的构造法，也有攻打城市坚固工事的方法，如为打开敌人的城墙缺口，挖地下坑道，然后埋若干吨炸药，以炸开口子。这也有计算公式，可根据城墙的高度和厚度计算出装置炸药的数量），研究阵地工事的加固和完善。我找工兵主任、工兵营长、作战科长、参谋长共同研究，绘制图纸，到阵地上实验，成功的就在全师推广。一开始是构造小型坑道，积土厚5～10米，每条坑道有两个以上的出入口，用木檩支撑。试验结果，这种坑道一般对大口径火炮，飞机500磅炸弹只要不直接命中，皆可以保证安全，可以躲避敌人火力优势，有效保存有生力量，长期坚守阵地。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研究了不仅能藏，还能打，还要有后勤生活保证的坑道。同时要求每一坚守较大山头阵地向前伸出的支撑点，也要构造阵地前沿的战斗坑道，坑口必须能发扬火力，能观察控制敌人进攻的制高点和冲击展开的道路。这样一来，坑道口就成了发扬火力的阵地。坑道的具体位置根据地形，在山顶下几米或十几米不等。通常一个阵地都要修两个以上的坑道口，以便互相火力支援，使进攻的敌人没有死角可利用。此后，我们的坑道又进一步发展到战斗坑道、交通坑道和屯兵坑道相连，伤员可经过主坑道（就是屯兵坑道积土20米以上，）运到后方坑道（积土厚，坑道口隐蔽，与后方联络方便）。坑道的配套成形和成熟发展，使部队的伤亡明显减少，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我军利用坑道战，就可以避免敌人飞机、大炮轰炸造成的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又可以坑道为依托，打退敌人的进攻。坑道最早出现在我师朔宁以南345.6高地上，最初是一个班、一个排分别挖，十几米、几十米，逐渐连成一片，随后在我师其他阵地快速推广。后来报到上级，苏联顾问团还问我坑道是谁发明的，应给以奖励。我答复是广大指战员集体创造的，不是某个人发明的。坑道战初期的发展过程是：7、8月形成坑道的雏形，这期间军和志司经常介绍友军来参观。到9月，志愿军党委开会正式提出在全军开展坑道阵地战，同时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命令各部队，要求实行坑道阵地战的作战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