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老八路

30（难忘的毛尔盖）


晃晃悠悠，摇摆不定，我身不由己仿佛腾云驾雾在天宇中漫游。
睁开迷朦的双眼，才知道我被人抬着随队行军。我听到有人叫：“醒了，他醒了，快叫医生来。”原来队伍撤出千佛山，陈师长让战士们抬着我行军。由于伤重，我躺在担架上已昏迷两天了。医生从后面赶上来为我处理了伤口，他为难地对我说：“时间太紧，条件不好，现在无法手术，子弹在体内取不出来。好在不是致命伤，只有暂时处理一下伤口，等到了目的地再说。”
目的地是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我躺在担架上不知东南西北，望着天上的太阳，我知道部队正往西行进。
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无法手术，伤口疼痛难忍，我咬牙坚持着。晚上到了宿营地，伤员都集中在一起，这时，我见到副师长易良品，他在千佛山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就躺在离我不远的担架上喘息着。他看到我时，艰难地问我：“小秦，秦队长，你的伤咋样呀？”
我半躺着，伤口像刀剜一样痛。我吃力地回答：“副师长，我伤好重哩，子弹还没取出来，现在还在淌血呀！”
易良品问：“你伤在哪里呀？痛不痛呀？”
这一问不打紧，我又痛又急，竟哭了起来：“狗裸日的国民党，开枪打老子，打我哪里不好，他娘的打我的‘裸’。疼死我了呀，这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呜呜……我还没娶媳妇，以后么样生儿子……呜呜。”
听我这一说，周围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我越发急了：“你们不要笑，这枪子儿打的要是你们的‘裸’，你们就不笑了。”
易副师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半靠在树干上，苍白的脸庞在篝火的映照下才有了一点血色，他轻轻咳喘着说：“秦队长，莫急莫急，你那不是致命伤，会好的。以后媳妇和儿子都会的……”
就这样，我在担架上躺了好多天，随队行军，不知身在何方。
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每副担架都是四个战士轮换着抬。天气炎热，战士们身背武器抬着担架已是汗流满面，又饿又渴，有的战士竟累晕了过去。我实在过意不去，一定要下来自己走路。这时，陈友寿师长过来了，他对我说：“你还能走路？你要是能行就不用担架了，骑我的马吧！”　说着把我扶上马，让他警卫员牵着马跟上队伍，他又匆匆赶往前面去了。
我伤在胯裆，哪能骑马呢，刚坐上鞍子，那剧烈的疼痛差点使我摔下马来。我咬牙坚持着，两腿直立紧踏着马蹬，用师长的毯子垫着腹部，撅着屁股，俯伏在马背上。军马行走颠簸，马鞍不时碰撞着我的胯裆，刚刚愈合的伤口又是鲜血淋漓，染红了马鞍。……又是一下，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痉挛，我大叫一声跌下马来。战士们都围了上来，易副师长的担架也抬过来了。看到这一幕，他对我说：“你伤得不是地方，叫你躺担架，你去逞能，骑什么马呀！老实给我躺着！”
战友们也七嘴八舌地说：“队长，你躺着吧，我们抬你走，有我们在，就丢不了你。”
躺在担架上，我又开始了那晃晃悠悠的行军。轻轻地闭上眼睛，泪水顺着我的眼角往下流淌，胸中涌动着一股热潮，堵在嗓子眼里，我不让它涌出来。在红军队伍里，同志之间是骨肉兄弟，战友情谊重于山呀！没有这些战友们，我也活不到今天！
在行军路上，我听师长和政委说，我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了，我们后续部队西行就是要同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喜讯让我激动不已。不久，有人告诉我，中央红军不简单，从江西出发，战湘江、进贵州、逼昆明、入四川、四渡赤水、飞夺泸定、翻越雪山，中央红军里“朱毛”是神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都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家乡鄂豫皖根据地谁人不知晓“朱毛”的名字，我刚参军时就听说了许多关于“朱毛”的神奇传说，对他们十分仰慕和崇敬，再过不久就要与中央红军会合，就有可能见到我心中的神人，我哪能不高兴不激动呢？
叶成焕政委告诉我们，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两个方面军已经会合了，我们师是后续部队之一，现在也要同中央红军相聚，大家应该捐献些物资，表达我们的心意。
从干部到战士都积极响应，许多人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捐了出来。我解开我的小布包裹皮，取出了仅有的一双棉线袜子。这还是在强渡嘉陵江之前，川陕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慰问我们时赠送的，几个月来我一直保管着，这次捐献给中央红军，表达了我真挚的情谊。
一些四川籍的红军战士，得知朱德总司令是仪陇人时都兴奋不已，我队的赵青彦还写了条标语：“朱德总司令——四川仪陇人”。由此而生的自豪与崇敬，使得大家的心早已飞向了党中央，大家盼望着早日能与中央红军相见。
在黑水地域，我们同中央红军会合了，这时大家都称中央红军为一方面军，两个方面军战友相聚，情同手足，大家握手、拥抱、欢呼，流下了喜悦的热泪。晚上，一方面军的剧社演戏，在一个不高的土台子上表演《破草鞋》，这个戏歌颂了中央红军远征千里，英勇善战，嘲讽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最后在金沙江边仅拾到一些红军丢弃的破草鞋。这个戏幽默诙谐，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7月下旬，我的伤势好转，可以下地走路了。医生对我说：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一路上无法手术。那颗打入我体内的子弹一头插在神经上，要是手术不当，反而会使下肢瘫痪，不如不动它。我只得听从医生的意见，这颗子弹就这样一直保留在我的体内。
部队驻扎在毛尔盖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师部就在河坝上搭棚子宿营，这里离中共中央的驻地不远。一天，孙玉清军长来我师，师长和师政委都在场。孙军长说：“唉，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开了会，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番号没变，人员作了些调整。我们红三十一军换人了，一方面军的李聚奎来我军任参谋长，军长换了余天云，政委是詹才芳。”
“那你呢，军长？”我问道。
“我去九军当军长，和陈海松搭伙。”孙玉清面冲着我，又说：“怎么样，秦队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九军？”
“嗯……”我还未回答，陈友寿师长说：“军长，你那里的能人多的是，我看秦懋书你就莫带走了。”
孙玉清笑了起来：“好，好，我晓得，上次杨朝礼去九军都没带走，这次我也带不走的。”
原来，中央军委开了会。鉴于红一方面军长途转战减员很大，而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但参谋工作一直比较薄弱，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成建制的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军事和政治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会议作出了决定，决定成立前敌指挥部，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统一改为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但干部都作了调整。后来向部队宣布了这一命令：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共九个军。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十万人的部队汇集在北自松潘、南至理番的川西地带。这里主要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十万人的吃饭和供给就成了大问题。这里的藏民常年受到国民党川军军阀的压榨，受到反动土司、头人的欺骗宣传，因害怕红军，大多都跑进山里躲藏起来。他们牵走牛羊，埋藏粮食，本来不多的粮食现在更是颗粒不见。多年来藏汉矛盾深重，藏民们更不了解红军，把红军当作敌人，不时用冷枪、弓箭袭击红军。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打不还手，不驻庙宇，尊重藏民的民族习惯，渐渐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我们部队在毛尔盖驻扎了好多天，兄弟部队在松潘一线打了好几仗。由于红军各部队散驻在方圆几百里内，形成不了合力，失去了战机，形势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原来不能进川，由于川军的溃败，薛岳的部队已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到雅安、天全、芦山一带；川军也跟着从东南方向压来；北面的胡宗南部早已入川，现密集在地形险要的松潘一线。敌人修了大量的工事，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红军对松潘的攻击难以取胜，松潘战役计划，不得不取消。
此时部队传言甚多，有的说要北上，有的说要西进，可是部队迟迟不动，敌人步步逼近，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最主要还是粮食问题，部队断顿了，只有吃野菜，吃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上级通知各部队自己筹粮，马上就要离开毛尔盖了，我们师部不得不下命令去收割快要成熟的青稞。我们找不到藏民，收割完后在田里插上木牌，写上收割的数量，藏民回来后可以拿这木牌向我们领取银钱。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可十万人的队伍要吃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共中央在毛尔盖的沙窝召开会议，确定了红军的行进方向，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向北挺进。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队，以卓克基、马塘为集结点，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向东控墨洼，在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继而北进夏河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队，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北面的班佑、巴西一带开进，占领班佑、包座，待同左路军会合后共同进军甘南，向夏河前进，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机关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部队要走了，原军长孙玉清来到我师说：“毛主席、朱总司令要见见左路军各部队的干部，我就要离开三十一军去九军了，这次带大家一道去见见中央的领导。”
听说要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我高兴极了，争着抢着要去。最后军长带领我师的师长、政委，还有留在师部没走的两位团级干部和我们交通队及警卫员共十多人，一起去了中央的驻地。
在河边窝棚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我们十多人将不大的草棚子塞得满满的。
毛主席清瘦的身材使那露着棉絮的破旧灰军装显得有些空荡，长长的头发没戴军帽，被烟熏黄的手指夹着半截喇叭筒烟卷。也许是操劳过度，脸上显出倦怠和憔悴。朱总司令戎装整齐，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同我们一样脚蹬草鞋。他肩头的补丁平平贴贴，只是被雨水打湿的帽沿软塌塌的挺不起来，样子有点滑稽，可那宽厚的笑容似乎包容了一切。戴着眼镜的博古和张闻天显得瘦弱，但很有大知识分子的气质。
孙军长将我们一一介绍给中央的领导同志。轮到我了，在毛主席面前，我正正规规行了个军礼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毛主席笑呵呵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在四方面军，大家都习惯互敬军礼，极少握手，握手这一礼仪，我还不曾对上级用过。站在毛主席面前，我更是手足无措，心里怦怦乱跳，紧张得缩手背在了身后。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小同志，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我连忙说不是。
毛主席又说：“我说嘛，有人对我有意见，不和我握手，你不会的，是不是？”
孙军长将我拉上前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道：“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我回答：“十八。”
毛主席笑了：“呵呵，还是个娃娃哟。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这样年轻，营连长十几岁；师团长二十来岁；军长也不过三十岁，是支年轻的队伍呀！”
朱德插话：“他们最年轻的军政委今年才二十一岁哩。”
“你是说那个陈海松政委，是啊，是啊，四方面军是支了不起的队伍，了不起呀！”
毛主席拉着我的手对大家说：“我们红军现在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国民党南追北堵想消灭我们。东边自然条件很好，可是有重兵阻挡，敌人就希望我们去东边。西边是渺无人烟的荒原，我们十万人在那里没有饭吃，不战也会饿死。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人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现在又在华北点火。我们要救国救民，北上抗日。我们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这里没有，什么都没有。南边二十多万敌人已经逼近，东、南、西都去不得，只有北上一条路。可是北面有一望无边的水草地，还有胡宗南的几万人的部队等着我们。敌人不会想到我们敢走前人从未走过的水草地。我们有十万人，胡宗南的几个师挡不住我们。我们要蹚过水草地，突破胡宗南的防线，到甘肃南部去。那里人烟稠密，粮食不缺，有人民群众，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说我们惟一的出路是北上。”  
毛主席说这段话，像是同大家聊天。在此后的一年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做出了许多违背党中央的决定、同中央分庭抗礼、欺骗蒙蔽群众的事，干了许多罪恶的勾当。我们许多基层干部虽然不明就里，服从命令，但毛主席的这段话，后来在我们红九十三师可是起了作用。多年后回想这段话，深感毛主席的英明。
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大家能够克服困难，一定能走出四川。”
毛主席又说：“中央和我都在右路，我相信我们能从这茫茫的水草地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再过二十天，我们在草地的那一边再见。”
毛主席和每个人握手道别。我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说的二十天，后来我们竟相隔了一年之久。
那天走出窝棚已是晚霞漫天，夕阳坠落，将西边的天空染成玫瑰色。青黛色的远山，在残阳的映照下像是镶嵌了一道金边。在艰难困苦中的我们，常常无心欣赏美丽景色，但长征途中的毛尔盖，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啊，难忘的毛尔盖！

老八路

31（一过草地）


根据中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准备踏过草地北上。红三十一军作为左路军此时向马唐、卓克基一带集结。我九十三师离开毛尔盖也向西南方向进发。
为了筹备粮食，部队辗转又来到了黑水芦花一带，这一地域是藏民族的集居地。多年来，黑水地区的藏族等少数民族受到国民党及四川军阀的欺凌和压榨，藏汉矛盾尖锐，由于历史的原因，藏民们憎恨汉人。红军的到来，近十万人的队伍来来回回几进黑水芦花，部队要吃饭，要粮草，要物资。红军虽买卖公平，可在这地广人稀的藏区，物资比什么都贵重，藏民们无形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藏区的土司、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欺骗广大的藏民群众，把红军说成是青面獠牙，杀人越货的魔鬼。大多数藏民群众不明就里，视红军为敌人，老幼妇孺躲进了深山。他们藏匿粮食，牵走牲口，部分善骑射年轻力壮的藏民，不时用冷枪、弓箭袭扰红军。红军极力克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藏汉的文化、语言、习俗、宗教差异太大，藏民们对红军仍持怀疑态度。
我红九十三师到达黑水，在黑水河畔驻扎，得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也在黑水芦花一带，叶成焕政委写了封信，令我交通队立即送达彭德怀军长，以取得联系。我与我队的一名战士策马送信，沿河跑了十几里地发现红三军在河对岸，但因河水太急，就是过不了河。我决定独自向上游寻点渡河前去送信，并让那战士先返回师部报告情况。
我在河上游找到浅水处过了河，纵马奔向三军军部驻地，将叶政委的信交给了彭德怀军长，拿了回执准备返回驻地。
我出了司令部，走向刚才拴在院门外的马。此时，我看见一位身穿藏袍，头戴枣红色毡帽的年轻藏族女子正在解我的马缰，原来是个盗马贼。我大叫：“蛮子！干什么的？！”
那藏族女子见事败露，骗腿上马，抖着缰绳打马就跑。我急了，大吼道：“站住！老子开枪了！”那女子头也不回，瞬间就跑出了几十米开外。我一性急，掏枪就打，“砰”的一声，只见那女子滚下马来。我心一沉，坏了，怎么就把她打死了呢？
我拼命跑向她，打了个呼哨，那马慢慢向我走来。来到那女子跟前，她正跪着，双手半握拳，拇指朝前，匍伏在地，额头像鸡啄米般撞地，嘴里不停地说：“咔兹咔兹，咔兹咔兹……”
我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从地上捡起她的毡帽，才看到我那一枪将她的帽子打了个洞。我用脚碰碰她：“行了行了，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枪声惊动了红三军的人，人们跑出来看到我抓住了个盗马女贼。我将那藏族女子交给了红三军处理。
后来得知该女藏民受到了红军的优待，返回后劝回了许多躲进深山的藏民。经她的联络，许多藏民消除了对红军的误解，当地藏民同红军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师在黑水地域也解决了部分粮草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过草地，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粮。我们师往东北方向的岷江沿岸开进，希望在那一带找到足够的粮食。到达镇江关后沿岷江西岸南行，我们见到奔腾的岷江陡然平静了，形成了几个特别大的湖泊。据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两年前的大地震引起岷江两岸山崩，崩塌的山体下泻堵塞河道，把岷江拦腰斩断，形成了几个地震湖。当地的羌民把这些湖泊叫海子。如此壮观的美景无心欣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征集粮食，要吃饱肚子啊！
继续沿江南下，走茂县，过汶川，转理县，又回到黑水地域。这趟行程确也征集了不少的粮食，为过草地作了准备。
红九十三师离开黑河到达马尔康后，尾随红五军北上，沿着草地的边缘行进。
草地，对于我们这些成天与大山打交道的红军战士来说，既新鲜又神秘。乍一听说要过草地，我们还挺高兴，认为草地是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牛羊成群，也许还出大米哩!心想：走平地比起成天爬大山，肯定要轻松得多……可一进入草地，我们都傻了眼!
川西北草地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这个高寒的草地边缘有数座大雪山，大雪山的积雪融化成细流汇成小溪，又聚成河流注入这茫茫无边的高原草甸。纵贯草地而注入黄河的白河（噶曲河）、黑河（墨曲河），平日里河道弯曲迂回，水流平缓，叉河支流丛生，由于排水不畅，积水成草地中的泥潭水凼，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多年的水草浮生在泥潭上，生生死死，盘根错结，每年雨季的积水灌注入草地，使得本来泥泞不堪的沼泽，更是满目凄凉。
毛尔盖以西，卓克基以北，是草地的南部，我们九十三师就从此处斜贯草地边缘向阿坝进军。
记得开始接近草原的边缘时，确实觉得草地很美，只见近处青草茂盛，像种上庄稼后一片绿油油的大田畈，那田畈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野花。放眼望去，有些漫坡起伏的小山岗，一片连一片接到了天边，在那灰蓝色的朦胧中，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洼闪着光亮，当时并不觉得草地有什么险恶。待进入草地以后才知道这莽莽草地，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几乎与天相连。这里没有走兽，没有飞鸟，死一般的寂静让人莫测。草地没有枪炮声，没有刺鼻的硝烟，但险恶的自然环境并不亚于敌人，似乎只有饥饿、寒冷、没顶的泥沼……
真没料到等待我们的是一种艰险的极限与死亡……
对于如何过草地，上级在出发前多次交代注意事项，找来的通司（藏语翻译）也做了介绍，要我们多带干粮，带些干柴，穿暖些，见水不要随便喝，见野菜也不要随便吃（水和野菜可能有毒）。走路要往草棵密集的地方走，不要走水洼，要是陷入泥潭不要乱动，等人来救，救人一定要用棍棒去拉。宿营要选土包高地，要带油布挡风雨、挡冰雹。行走时，尽量少说话。我当时听到上级的布置，看看那草地，还不以为然，然而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我们就感受到了艰险与困难。
前卫部队在通司的带领下探路前行，我们随大队人马跟进。淤泥及膝，半人高的荒草遮挡视线，前面的人走过后又竖立起来，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的人，行军间距，不知不觉被拉得老长。
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不知何时同师部失去了联系。数天后找到大部队才知道，我们偏离了方向，较大部队提前进入了水草地，冤枉多走了几天的烂路。
茫茫水草地，一望无边，连一棵大点的树都没有，没有参照物，没有指南针，我们面临泥潭水坑不能直行，绕过水坑，就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我队十多人见不到前面部队的踪迹，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扯着嗓子喊，寂静的荒原上，除了自己微弱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声响。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黑夜降临，我们十多人找了块稍微干燥的地方坐了下来。半夜里，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落下，在旷野中我们浑身湿透，寒风吹过，冻得瑟瑟发抖。十多人挤在一起，掏出被雨水淋湿的青稞面捏成糌粑，拌着冷雨咽下肚去，以增加身体的热量。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根据云层缝隙透出的阳光，我们确定了方向，又踏上前进的路。
茫茫草地，气候无常，老天爷的脸一日三变，中午还是艳阳高照，可不一会儿就雾气迷漫，紧接着风雨急骤，甚至冰雪飞洒。笼罩着阴森迷雾的水草地，让人分不清方向，更看不清脚下的路。荒芜人烟的水草地哪里有路啊，我们只有踏着一撮撮草蒲团，跳跃着前进。多年的污泥烂草沤在一起，成了一片死亡的陷阱，草丛下水沟交错，腐草遮盖的地表松软，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有个战士不小心踩翻了草墩，身体一歪掉进了泥潭，他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就陷得越深。我们赶紧回头去营救，我身边的另一个战士伸手去拉，人没拉上来，连自己也被拖陷了进去。泥潭污水漫过了他俩的脖颈，转眼间就没顶了，他们的手挥摆在酱黄色的污水烂泥中，绝望地抓着救不了他们性命的草根，搅翻的泥沼冒了几串气泡就再也没了声息。泥潭恢复了平静，他们留下的步枪横支在泥沼的面上，污水上漂起了他俩的军帽。怎么也没想到身边的战友就这样被沼泽吞噬了。我们焦急地哭喊着他俩的名字。步枪慢慢地没入泥中，大家一下子止住了哭声，草地死一般地寂静。
此时，大家才意识到，出发前，上级的布置一点也不多余。
我们这些大别山里的人，什么山什么水没有见过呀。西行三千里爬过多少山，渡过多少河，可就是没走过这烂草地。见到这样的鬼地方，心里还真有点发怵。打了那么多的仗都没有死，要是死在这有草有水又没有敌人的平坦地方，那也太冤枉了呀!
看到陷进泥潭的事发生了好几次，我们有了经验。我命令大家，无论是谁掉进泥潭都不许乱动，岸边的人站在坚实的地方，伸出枪支或绑腿把泥潭中的人拉出来，就这样使得好几个战友脱了险。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突然有人大叫了起来。停下来一看，那两位沉入泥潭而牺牲的战友的军帽，就在我们旁边不远的污水处。原来我们走了整整一天又转了回来，像是进了迷魂阵，这一天白走了！一个小战士哇哇大哭了起来。黑夜降临，茫茫草地哪里是边呀？8月草地的雨夜寒冷刺骨，我们选了一个大土包宿营，想生火取暖，可连根柴也拾不到，草地里连树都没有啊！冷雨霏霏，我们无法躺下休息，只好顶着油布或戴着斗笠、苇帽，相互依撑着打瞌睡。刚上大土包感到很踏实，可没有多久，脚下就变得松软起来，不久，土包开裂，往下陷去。我们无法，只得再换地方，另找立足之地。夜里连换了几个地方，根本就无法睡觉。
好几天过去了，半路又遇上我师几个掉队的同志，大家汇集一起，继续行军。粮食吃完了就找寻认识的野草，揪些草根充饥。高原草地，天气说变就变，刚才寒风扫过，这会儿又是骄阳似火。嗓子冒烟了，真想痛痛快快喝口水，可这泥潭的污水臭气熏天，根本就不能喝，大家多么盼望下一场雨呀。一片乌云飘来，我们正庆幸有雨水解渴，可一阵狂风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冰雹打在泥潭里溅起一片水雾。我们中有人背了一口行军锅，急中生智将锅顶在头上，好几个脑袋钻到锅下面，冰雹“叮叮当当”砸在铁锅上像擂战鼓一般。我们将枪托、背包顶在头上躲避冰雹。冰雹袭击过后，许多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那口铁锅也被砸扁了。乌云还在头顶，顿时又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更是看不清方向。
在草地行军了好多天，整天泡在污水中，身上没有一点干地方。我还未痊愈的伤口这时感染化脓了，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
茫茫草地像无边的大海，又一个黑夜降临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找到了一块小土坡停歇下来。忽然，那小战士高喊：“快看哪，那里有火光！”
大家都站了起来，朝小战士指的方向眺望，果然，远处时隐时现闪着几处火光。
“走！向火光靠拢！”我命令道。
战友们搀扶着我，向火光走去。
渐渐地，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高的土岗上挂着一盏红灯。原来这是各级指挥机关为后面的队伍指路而设的信号灯。我们拼命朝灯光奔去。黑沉沉的夜幕中，这盏红灯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温暖着每个人的心，这是我们生的希望！
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像离别了多年的亲人重逢，我们流泪、拥抱、欢笑。大部队燃起的篝火，烧着热水，煮着野菜汤，我们每人喝了一大碗，增添了活力。荒原旷野的草地响起了红军战士的欢笑，有人讲着故事，有人哼着歌。夜更深了，添加了湿柴杂草的篝火裹着浓烟驱赶不走逼人的寒气，高原的寒夜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翻越大巴山的那个冰雪之夜，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不知是谁在低声吟唱，慢慢地歌声四起，这悲壮雄浑的歌声让人热泪盈眶。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踏上了坚实的泥土，大家心里才感到踏实。别了，这噬人的烂草地!
“终于走出来了。我再也不从这里走了。”
“这地方就是给一麻袋金子，老子也不来第二回。”
人们怎么也没想到，谁都不愿再走的水草地，不知为什么时隔不久还要再走第二次，第三次。
这莽莽荒原草地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踏过来。我们到了阿坝地域，这时才发现许多战友不在了。这些战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没有倒下，可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藏兵们的冷枪、高原的缺氧、伤病体弱、饥饿寒冷、沼泽泥潭却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长眠在草地，连一个坟茔都没有，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让我们记住这些无名英雄们吧！
荒原草地，年年枯荣。红军长征中，那艰难困苦的草地岁月已载入史册，将永远令世人惊叹！

老八路

32（二过草地）


大部队到达阿坝后，在那里补充粮食，休整队伍，准备过草地。
过草地前，中央就决定：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向东行进，在班佑附近与右路军会合一并北上。
我师为左路军的第一梯队，从马尔康附近出发北上，进入阿坝地区时，第二梯队还远在马尔康、卓克基一带。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向东进入了茫茫数百里的大草地，这就是一过草地。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由于迷失方向同师部失去联系，较大部队提前进入草地，几天后才同大部队汇合。此时，二七九团和兄弟部队的一个团为先头部队，率先抵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向东，为左路军探路。
噶曲河，流经川西北高原，平时河床较浅，水流缓慢，由南向北纵贯草地注入黄河。百十多米宽的河流，对于我们渡涉过各样大江大河的红军来说，真算不了什么。我九十三师和其他部队陆续到达噶曲河畔，准备渡河。然而，平地一声炸雷，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雨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傍晚时，乌云翻滚，霹雳震耳，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滂沱的大雨浇透了草原，整整一夜的暴雨使得噶曲河水陡涨，河面一下子宽了好多。清晨我们在河边看到，浑黄的河水裹着草渣和牛羊的粪末，翻滚奔涌不息。这时的噶曲河和我们刚到河边时的水势完全不一样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场雨，这条河，从此改变了我和全体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命运：三过草地，数爬雪山的苦难征程，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其实那场雨并没有下多久，天亮后雨就住了，虽然天际还笼罩着乌云，可头顶的天空已经放亮。阳光从密云的缝隙中射出，噶曲河像一条金色的带子闪闪发光。各部队渐渐汇集河边，等待下一步命令。
部队在等待渡河，师长让我送信给王树声军长，我和我队的战士策马朝军部奔去。找到军部，被告知军长正和总部的首长在一起，我俩又赶到了总部。总部设在一个小土丘上，张国焘等领导人都在那里，我找到王树声军长，将信交给了他。王军长手写了张简令，让我立刻返回通知师长，各部队先自寻渡河点，等候进一步的命令。我们领命返回，在途中看到红五军的大队人马都已汇集在河边。军令在身，不敢耽搁，我俩策马向噶曲河的下游飞驰。
我们回到了九十三师驻地，将手令交给了陈师长。师长看过命令，让交通二队和我们队的几个人试寻渡河点。
俗话说：易涨易落山溪水。雨停了，没有再下，河面似乎平缓多了。我们几人骑马下河向对岸蹚去。马在河水中蹒跚前进，其实河床很平坦，河水也不太深，刚过马肚子。另几个战士拉着绳子，在齐胸的水中也涉过了河。我们过河后纵马向东跑了好几里地，才顺原路返回，草地平坦坚实，很好走。
上得岸来，我们向师长汇报渡河点的情况，不知何故，陈师长的脸色很难看，他打断我们的汇报。原来就在我们下河寻找渡点的时候，军部交通队来人送达张国焘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过河！原地待令。
我不知道此情，还在滔滔不绝地报告我们刚才渡河情况。师长马上打断我，说：“不要说了，你们千万不能说已经过了河，要不，你们小命难保。”
我们都睁圆了眼睛，这河明明能过，为什么不让过？！
部队在河边一等就是两天，最后遵照命令，所有部队二过草地，返回了阿坝。以后所发生的事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片乌云、这场大雨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借口。他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不能渡河，以此要挟党中央，闹分裂，闹独立。从此，我们红四方面军既要同凶恶的国民党军、四川军阀浴血奋战；又要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为生存而抗争；更难的是红军内部兄弟反目，又面临着党内军内人为的政治与权力的争斗。整个红四方面军的面前，横陈着坎坷的征程。
部队接到命令，左路军全部返回阿坝。
我师随总部出发，不得不再次通过茫茫的大草地。数天前的草地行军，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又要过草地。由于没有丝毫的补给和其他准备，草地行军更为艰难，这给广大官兵的心中投下了很大的阴影。艰难的草地行军使我们面对像第一次过草地一样的困难。部队头天还唱着歌，喊着口号，士气高昂，还算顺利。紧接着天气恶劣，粮食断顿，难行的水凼泥沼，使得部队减员，又有不少的好同志在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队一个小战士，自打第一次过草地时因淋雨染受风寒，离开嘎曲河边后，咳嗽不止，饥寒交迫，极度疲惫。头天我让两个战士搀扶他行军，后来几乎是我和另一个战士轮换背着他走。到了一个硬坡地，队伍提前宿营。我坐下休息，让小战士斜靠在我怀里，双臂搂着他，用我胸膛的体温熨暖着他冰凉的后背。
小战士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队长，我怕是走不出这草地了。”
“莫瞎说，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的。”
“队长，我家里，家里没有人了……”
“我晓得，我晓得，莫说话了，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他是个孤儿。
“队长，我能不能叫你哥哥呀？”
我搂紧他说：“当然可以啊！我们是战友，是同志，也是兄弟啊！”
小战士稍稍扬起脸，轻声唤着：“哥哥，哥哥……”
他悉悉索索从干粮袋里掏出一小把炒青稞，送到我的嘴边说：“哥哥，就剩这一点了，你吃吧。”
部队已经断粮了，他还留着这点干粮。我说：“你吃吧，吃了就有精力，就能坚持走出草地。”
“我不饿，你吃吧。你要是我哥哥就把这吃下去。听我的，我要看着你吃。”我正说着话，他将那把炒青稞捂进了我嘴里。
我心头涌出一阵酸楚，泪水夺眶而出。他的手轻轻抚着我的脸颊，感觉到我在咀嚼，苍白的脸庞泛出一丝笑意，嘴里喃喃喊着：“哥哥，哥哥……”
一阵咳嗽，他痛苦地抽搐着躯体，脸色由苍白渐渐变成了土灰色，唇舌绀紫，嘴角流出粉红色的血沫，胸腔内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丝尚存的气息在他嘴角游离，抚着我脸颊的那只手软塌塌滑落下去……
那年他才十六岁。参军时没有大名，大家都叫他“扣娃子”。
二过草地，时间不长，但那莽莽草地，地连着天，荒草漫漫，整个草地弥漫着秋天那肃杀的气氛。旷野里死一般地寂静。行军途中，除了战士们的脚步声和马蹄踩在泥凼里发出的“噗叽噗叽”的声音外，再也没有别的声响。我们师部随二七九团行军。在过草地前，师里命令各部队每人应准备一根棍子。在草地中，我才知道这棍子的真正用途。白天，人们用它探路当拐杖。当遇到雨雪冰雹时，战士们赶忙在棍上绑两根小横棍，扎成“十字叉叉”，用包袱皮或军装铺在上面就成了“雨伞”，这样的“雨伞”为不少人遮挡过风雨。最紧迫时，若是有人掉进泥淖，战士们用棍子拖拽陷入泥潭的战友，不知救了多少人，所以，大家都叫它“救命棍”。到了夜里，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几根棍子支成三角形，再用一根长点的棍子作横梁，搭上被单、线毯，就成了“帐篷”。在草地里，没有敌人，这时的棍子似乎比枪还重要，它就成了我们红军战天斗地的武器。就这样，靠革命的意志，靠团结的精神，靠这根生死相依的棍子，红军走出了草地。据我所知，我们红九十三师就有人与这棍子相依相伴，最后竟带到了陕北。
部队返回了阿坝待命。
不几天，又发生了让人震惊的事。张国焘来部队说：“你们看，毛泽东逃跑了。我接到陈昌浩政委的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害怕敌人，他们分裂我们红军，偷偷带领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了。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我们都为之愕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连下来，小道消息遍布，部队内情绪极不稳定。当得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真的已向北开拔后，大家情绪黯然，疑惑不解，激愤异常。各军、师不停地召开团营干部会、党团员会，许多消息直接传到了基层。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们在会上会下煽动，大造反中央的舆论。
在阿坝，部队集合待命，张国焘去各部队视察，他身边的一些人也在部队煽动。一次，张国焘到我师，装模作样高谈阔论地煽动说：毛泽东那帮知识分子，还有一方面军，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他总是自以为是，总说北上是正确的，处处要别人听他的。他正确什么？北上虽然敌人少，可是还要过草地，不战死也要饿死。他们带领一方面军北上，是害怕敌人。可我们要南下，就是要跟敌人斗，我们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南下吃大米去!
其实，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张国焘及一些人就经常散布一些不利团结的话。一方面军部队穿灰军装，戴的八角帽比四方面军的帽子小，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就称人家是“小脑壳”；一方面军从江西到四川，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堵截，甩脱了敌人的围追，万里征战，疲惫不堪，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四方面军有人就说人家是“叫花子”。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多是农民出生，文化素质偏低，部队平时注重作战，作风英勇顽强，但较少搞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主要是以行政命令处罚，因此，部队的政治、政策水平也偏低；一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都有些文化，由于这些差异，相互之间有些矛盾。比如：一方面军的同志看不惯四方面军中的一些人作风粗鲁，称这些人是“军阀主义”；而四方面军的一些人却骂一方面军的人是“老机”（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最流行的一句骂人话是：“他是妈个知识分子”。
由于两军间的一些矛盾，加之张国焘的煽动蛊惑，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战士不明真相，就跟着叫骂。有的人心中虽有疑问，但慑于张国焘的淫威，不得不缄口沉默，与上面保持一致。
记得在阿坝，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集扩大会议，其实那就是一场声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批判会。在阿坝的格尔登喇嘛庙大殿，参加大会刚到会场的不过两百来人，多是不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师团级干部也接到通知，被要求参加大会。各部队又到了一些人，我九十三师的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都没有去，仅派去易良品副师长为代表。易副师长带领师部的少数人去了会场，寺庙大殿的讲经台上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周纯全①等人。会议开始后，张国焘讲话，他指责毛泽东带领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手拿一摞稿纸边念边讲，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他的讲演十分煽情。在张国焘的误导下，大多数不明真相、听了张国焘一面之词的人群情激愤，到处是指责和谩骂声。紧接着张国焘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将矛头就指向了主席台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张国焘挑起了事端，一些人就展开了斗争会。有人厉声质问总司令：“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推脱不了。你们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老实交代！”
朱德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是党内‘左’倾路线的结果，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有些问题在以前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会场上乱哄哄的，总司令的声音被嘈杂的叫嚷声和嘘声淹没了，有人喊起了口号：
“反对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人们的情绪躁动，在张国焘等人的蛊惑煽动下，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感觉走，真的以为“中央逃跑了，毛泽东分裂了红军”。张国焘及其追随者们的发言，对于我们这些不明整个事实真相、政治头脑还很简单的红军基层干部和战士来说，肯定是难以理解也无法辨明是非的。我当时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刚站起来举起拳头呼口号，易良品副师长抓住我的皮带，一把将我掼在地上摔了个屁股墩，他黑着脸，咬牙切齿地低声训斥我：“你吃饱了？没事闹什么？坐下！”
我怏怏地坐下，周围几个起哄的人见状都不再吭气。
朱德在台上被逼着回答问题，说了许多话我们听不清，我只听到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混乱中，有人跳上了台，拳头举在朱德的面前，有人动手把朱德的胳膊拧在了身后，将朱德腾空架起。我的心“咯噔”一下，不免着急了起来，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他是总司令呀。易良品把头埋得很深，他周围的一些人先前还在起哄，这会儿都不讲话了。会场上闹哄哄地乱成一片，气氛十分紧张。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台上大喊着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见。有人喊出了“打倒朱德”的口号，有人大骂总司令是“老顽固”、“老糊涂”、“老混蛋”。大会在吵闹中散了。
当时党内军内的斗争如何激烈，我们处于最基层的干部战士感觉不深，只是对发生的一些事感到迷惑不解。我偷偷问过易副师长，他也疑惑重重，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记得张国焘来我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总说他正确。他正确？他的人呢？从江西出来，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万把人。说我张国焘错误，笑话，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不足两万人，可现在我们有八万人枪。八万到一万和一万到八万。同志们，你们说到底谁正确呢？”
这话很有迷惑性，我们基层干部战士都认为张主席说得有道理。
张国焘又说：“毛泽东说南下是死路一条。屁话!我张国焘闯荡了半辈子，说在哪里建根据地，就把根据地建在哪里。北上没有粮食吃，他北上才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南下，宁可向南走一千，决不向北走一天。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回四川吃大米。我们要保卫家乡，去打成都城。”
张国焘的这些话非常有煽动性。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是四川人，我们这些从鄂豫皖出来的人也习惯吃稻米，没有谁喜欢吃青稞，更没有谁喜欢过草地。因此大家都向往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将中央“北上”称之为“逃跑”，将自己“南下”称之为“进攻”。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原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子弟，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着刻骨的仇恨，此时“进攻”的口号对我们极有吸引力。基层的干部战士被漂亮的口号所蒙蔽和诱惑，对毛泽东和一方面军的北上出走极为不满。绝大部分人不辨东西南北，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唱着歌，拥护张主席。这歌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创造川蜀根据地，
革命胜利有保证。……
部队面朝南踏上征程。部队喊着口号：
“革命保家乡！”
“创造四川根据地！”
“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风萧萧，路迢迢，大部队分几路南下。红九十三师沿着草地的边缘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干部是部队的主心骨，干部的思想波动，直接影响着部队。自出阿坝南下后，部队的思想不稳定，一部分干部对许多事疑惑不解，一些高级干部更是如此。我们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是个打仗勇敢、不怕死的干部，但恶习不少，他经常打骂下级干部、战士，军阀作风、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由于跟张国焘搞不来，此时被撤职，军长职务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指战员们仍习惯地称王树声为军长。
部队折头向南下，上级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全是张国焘的一个腔调：“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张国焘搞一言堂，总以一贯正确自居，听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在南下途中，凡是有反对南下的言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受到重罚，严重的还要逮捕关押，甚至被枪毙。听说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一位营长对南下不满，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就被保卫局押走当“反革命”处决了。像这样，谁敢多说话呢？！
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离我们基层干部战士太远了，我们只是想到怎样少走冤枉路，怎样能搞到粮食吃。于是，大家谁也不说话，只是闷着头跟随队伍前进。
部队在两次草地行进中减员严重，战斗部队要作调整，基层干部随时要补充。
一天，师长找我去，口头命令我说，军部决定调我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一营任营长，马上去报到上任。
到了二七一团，营政委是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年长我一岁，为人随和，他见到我高兴地说：“秦营长，欢迎你来一营。先与部队见个面，怎么样？”
我随口答道：“可以。”
二七一团是支英雄的部队，原来的团长王友均是我红三十一军的一名战将，北川千佛山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调任红四军十师师长。此时他在右路军。直到左路军与右路的红四方面军余部南下会合后，我们才知道王友均师长已在攻打包座的外围战斗中牺牲了。
一营是全团的主力，建制齐全。部队集合好了，三百多人齐刷刷列队等我。战斗部队人员的年龄比交通队员的年龄稍大一点，交通队此时仅五十来人，我这个队长平时也随便惯了，没把自己当个“官”来看，现在一看这整齐的部队，想到我就要当这些人的营长，不免心中有些紧张。我哪干过这个，凉凉的天气，脑门上竟沁出了一层细汗。
在队伍旁边，值日连长正向我报告情况。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因说错话被处决的营长的命运；想起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我就差一点被当作“ＡＢ团”、“第三党”的成员肃反掉。现在，为了稳定控制部队，保卫局掌握着连、营干部的思想动态，遇事看不惯的我就爱发个牢骚，没准一不当心就成了“反革命”，我真不愿意当这个受憋不自由的营长……
营政委碰了碰我，我回过神来，才知道思想开了小差。值日连长报告完了好半天，全营都注视着我在那里发愣。我稳了稳神，走到队伍的前方，好一会儿没说话，终于挤出了一句：“同志们！”
全营“刷”地一下立正了，我从未在这么多人面前正儿巴经地讲过话，脸憋得通红，一紧张，汗珠顺着脖颈流进了衣领。我敬了一个礼，说了声：“稍息。我们大家今后就在一起生活、战斗了，天天见面，我没什么话要说，解散！”
三百多人又是一下立正，解散了。
我见大家“嗡嗡”地议论着，更是不自在。营政委走过来说：“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没关系的。”
我窘迫地说：“那好那好，再说吧！”
说了这一“再说”，我就跑回了师部，陈友寿师长见我回来十分诧异，问道：“怎么了？报到去了，怎么又回来了？”
我急得抹着汗说：“我干不来，我不当那个屌营长。”
“呀哈，怎么说话的？这是军长的命令，你敢不服从？吊儿郎当的，胆子不小呀！下他的枪！”师长真的愠怒了，对旁边的人下了命令。
那时侯对犯了错误的人首先是下枪，然后就是关禁闭。我稀里糊涂被缴了枪。
师长说：“王军长现正在总部开会，调你去二七一团当营长，这是军长的命令。我就管不着了。我没功夫跟你磨牙，你先给我到军部医院去抬抬子（担架），等军长回来再找你算账。滚！”
陈友寿师长真的发了脾气，我沮丧地去了军部医院报到。那时犯了错误通常都被罚抬抬子、扛米袋。在军部医院，院长对我说；“你个倒霉蛋呀，放着官不当，跑到我这里来抬抬子。算了算了，抬子你也不用抬，帮我做点小事就行。我告诉你，你老实在这里呆着，莫给我惹祸啊，不出三天军长会找你的。”
果然到了第三天，军长找我了。
先是我交通队的二班长张益洲来找我。这三天可把我憋坏了，一见到我队的战友，自然高兴，我大喊道：“岔口（张的诨名，意为大嘴巴），你怎么来了？”
二班长一脸严肃地说：“师长让我带你回师部，军长也在那里，为你的事正大发脾气。你要当心点！”
我心里没着落，跟二班长回到了师部。
一进帐篷，就见几位师首长都在场。王树声军长黑着脸，一只脚踏在木头箱子上。这阵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心中有些发怵。王树声见我进来，劈头就骂：“大的个×（鄂东地区的骂语），平时把你们放在身边搞惯适了（宠坏了），给你个官当，你个裸日的不识抬举。不服从命令，把几百号人丢在那里不管。你跑回来做么事？！”
“那营长，我干不来。”见军长在骂人，我犟脾气又来了。
“好你个裸日的，不服从命令，还敢嘴硬！”
王军长生气地掏出手枪，“啪”地摔拍在木箱上。“来呀，给我拖出去！”
我的心一沉，知道这“拖出去”意味着什么，心里想着：完了，革命还未成功，就这样先“光荣”了？这死了算个么事呢？但一想到，虽不能拼死战场，这样被枪毙只是因为不服从命令，总比说错了话被当着“反革命”杀头强。于是我倔犟地说：“枪毙就枪毙，我就是不当那个营长。”
军长真发脾气了：“反了，你个裸日的，给我拖出去……”
两个战士架着我朝外走去。身后听见几位师首长为我说情。我心想这回是死定了。没想到军长降了声调，又说了声：“……转一圈再回来。”
两个战士真的把我拖着走了一圈。就这样我又被带进了帐篷。
王军长说：“你个裸日的不怕死呀？”
我犟着脖子：“怕死不革命！”
“你还怕死不革命？！叫你去当营长都不敢，不服从命令，我撤你的职！”
我当时又急又怕，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地问：“军长，撤职是什么意思啊？”
王树声睁圆眼睛愣住了，盯着我，又看了看身边的师长，“扑哧”一声笑了：“连什么是撤职都不懂？哈哈哈哈，不要叫他当营长了，不当了，不当了！”随后又转向我说道：“我看你还不是孬种。有意见可以提，不服从命令可不行。看你们师长的面子，这次饶了你，下次不行。听见没有？”
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回去，我回答道：“是！”
两个战士放开了我，大家都松了口气。
营长可以不当了，我还是当我的交通队长。这是在草地中的一段小插曲，许多年后我见到王树声，他还记得此事。
部队继续南下，向大金川、松岗一带集结。
南下的路是那样的漫长，部队仍喊着口号大踏步前进。南下真能吃到大米么？我们满怀着希望，又带着不解的疑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前途未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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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纯全(1905—198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省、安东省实业厅厅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老八路

33（“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左路军第二次走出草地，挥戈南下，与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四军会合了，部队散驻在松岗、党坝、卓木碉一线。
高原的仲秋已是一派萧瑟景象，树木凋零，青草枯黄。白天凉风习习，夜里寒风已有些刺骨了。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
这另立中央的事很突然，基层连队对此事不很清楚，可军、师干部及军、师直属部门都知道了这一情况，我们师长和政委不理解，我们师交通队也深感迷惑。
有人说：“成立两个中央，我们怎么办？我们队是不是也要成立两个党支部？”
许多事情我搞不懂，就去问易良品副师长。易副师长整天闷闷不吭气，问急了，蹦出一句：“我也不知道。”
数年后，在延安整风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张国焘私欲膨胀，野心勃勃，自恃兵强马壮，企图揽握中央大权。他闹独立，搞分裂，一步一步地实行他的反党四步曲：在两河口伸手要权，在毛尔盖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草地企图用武力要挟中央就范，在卓木碉自立中央。他奸心毕露的叛党行径，终于暴露无遗。
当时部队上下都在激愤困惑之中，许多人对党中央和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北上出走不理解，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影响了红军的团结，激情中咒骂埋怨无所不在。可人们又不相信中央会逃跑投敌，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红军的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和一方面军决不会投靠蒋介石。但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大家谁也说不清楚。此时军心浮动，在左路军中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一方面军第五军和第三十二军，情绪也不稳定。
张国焘非常清楚自己率领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随即开展了政治工作，他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是“逃跑”，那么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就要“进攻”。他深知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贫苦农家子弟们，与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有用蛊惑性的政治宣传，用“战斗、进攻”的口号，才能稳住这支部队。它就是大喊“进攻！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南下吃大米！”这个口号从此在部队中叫响。
在政治宣传鼓动下，部队热血沸腾，暂时忘却了那些不解的困惑，大踏步向南进发。
为了阻止红军南下，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沿大、小金川设防，川军二十来个团占据绥靖、崇化、丹巴、懋功、达维以及抚边以东的巴朗山、日隆关一线，妄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拦红军南下。红军随即发起了绥（靖）丹（巴）崇（化）懋（功）战役。近半个月的战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拦截计划，歼敌三千余人，把川军打得屁滚尿流。川军溃退到天全、芦山、名山、雅安一线。
此时的张国焘十分得意，他来部队就说：“怎么样？我说南下没错吧？我们南下进攻，旗开得胜，守成都的是‘川军残部’，敌人经不住我们打，我们要攻占成都去吃大米。”
张国焘的盲目乐观感染着部队，部队士气高昂，英勇奋战。可是各军、师干部虽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努力作战，但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还有当前红军分裂的形势，颇有烦言。
部队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各部队也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大家深感困惑。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人们都在偷偷地议论，总希望从中探询出结果。但是很快就停止了议论，谁也不再多言，原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①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
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
其实何畏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
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余军长自杀了！这消息震动了全军，再没有敢多言的。
周围发生了那么多事，人们不敢说，但不等于不去思考。
我回想起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两个方面军的会合、同毛泽东握手、两个方面军的分裂，往事历历在目。昔日两个方面军会合是多么高兴，后来相互有意见，四方面军说人家是“臭知识分子”、“老机会主义”，一方面军说我们是土匪习气、政治落后、军阀作风。回顾往事，联想现今，我们红四方面军是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一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说我们“政治落后”、“土匪习气”、“军阀作风”，话虽说过了头，但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好。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②是北京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
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
“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
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我不予理睬，大声说：“是的嘛，从这里走就……是……近……”
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声音越来越小。
人们都不说话，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他冷冷地说：“我说了，就照我说的做！闲话少说。”
我接口道：“真的有条小路，走小路又快又安全。”
倪志亮不高兴了，他开口骂道：“你娘的个小东西，我叫你小路走得快!”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在掏枪。
有人给我使眼色，并让开道。我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往屋外跑。
只听身后枪栓“哗啦”一声响，倪志亮大声说：“个小东西，要不是跑得快，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那时候，军中的首长多半脾气火暴，加之军阀习气，说不顺就掏枪打人。我们基层的指战员中流行一句话，叫做：“挨枪子是倒霉蛋，眼快腿快跑了算。”也就是说首长发脾气掏枪，眼看不对劲，你就跑，事情过了他也不追究，也就算了。要是不跑硬顶着，那就算你倒霉吧！
我带领全队执行任务，实际上我们还是走了小路，提前将棉衣送到了前线，上级嘉奖表扬了我队。事后想起这情景，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时候，部队作风专横，枪毙人是常有的事，这次要不是跑得快，我这小命就交给倪志亮了。
红四方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基本是以行政命令管理部队，因此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也会影响到下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国焘本人就比较专横霸道，红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沾染上许多野蛮的不良习气。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
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
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
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
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
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
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各自的优缺点被张国焘恶意地埋没或夸大了。党中央和红一、三军的北上，使得不明真相的人们心急气躁。张国焘为了翦除异己，私下鼓动部队窝里斗，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并煽动基层闹事，然后找借口寻衅整人。记得从噶曲河边返回阿坝途中，红九军收容了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五军二十来个掉队的战士。红九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也是追随张国焘的一员干将，他没事找事，硬说这二十来人是逃兵，是反革命武装组织，扣留并关押了他们。他还把此事捅到了张国焘那里。
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知道此事后命令放人，并对谢富治说：“都是红军，要讲团结。哪个部队行军没有掉队的？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强一点就欺负人家。”
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他年长陈海松几岁，由于军阶地位没有陈海松高，心里总是耿耿于怀，时时找茬向张国焘打小报告，告陈海松的刁状。因陈海松是四方面军中有名的最年轻的战将，又没有明显的反张国焘的言论，张国焘也不好随便发话处理。
张国焘时时处处贬低党中央，抬高自己。他经常说：一方面军打仗不如四方面军。
有一次，他来我师将包座之战大加渲染。第一次过草地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作为包座之战的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的胡宗南部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为预备力量集结待命。这一仗，红四方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伍诚仁师，缴获了许多物资，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获得了不少的战利品。这事后来让张国焘知道了，在许多场合他都说：“我们四方面军就是能打仗！一方面军行么？他们只知道拣战利品，像个叫花子，破烂王。”
我们许多干部战士虽然为我们红四方面军特别能战斗而自豪，但像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易良品副师长就悄悄说过：“都是红军嘛，又不是敌人，总在闹，有个什么闹头。”
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心里投下了阴影。张国焘咒骂党中央和散布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他高喊着：“向南进攻！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张国焘利用部队朴实的阶级感情，裹胁着千军万马向南奔去。
张国焘挥舞着一面硕大的红旗，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就是这样在不明党中央的详情和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就是革命，而聚集在这面红旗下向南挺进。
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克成都的大门——天全、芦山、宝兴。部队战旗飘扬，歌声嘹亮，南下红军分两路纵队，向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夹金山挺进。
向南！向南！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革命胜利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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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余天云（1906—1935），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加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及各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红三十军军长、红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四川丹巴溺水牺牲。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②    倪志亮（1900—1965），北京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游击支队支队长、红十一师团长及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右路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北军区、嫩江军区、嫩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老八路

34（翻越夹金山）


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顺大、小金川前进，沿途同川军作战，历经半个月，红四方面军攻克丹巴、懋功两座县城，占领了绥靖、崇化、抚边、达维、日隆关等要地，击溃川军六个旅，消灭和俘敌三千余人，完成了绥崇丹懋战役。继而，兵分三路纵队继续向南挺进：右纵队由红四军、红三十二军组成，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为右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从丹巴直取天全；左纵队由红九军的二十七师，除留一部巩固抚边、懋功外，该军政委陈海松为左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主力直逼灌县、大邑之敌；中纵队是中坚主力，由红三十军、红九军的二十五师和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九十三师组成，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任司令员、李先念任政委，率这支主力部队向宝兴进发。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跟随中纵队行动，中纵队的任务就是先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东北方向进攻。10月下旬，我中纵队向千年雪山——夹金山挺进。
此前，我们曾经翻越过几座雪山。由于那几座雪山山势不算险要，翻越时，除了寒冷尚不觉有太大的困难。夹金山与那几座雪山就有些不同，它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雪墚横陈在我们面前。夹金山，海拔四千九百多米，山峰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红军对翻越夹金山无所畏惧，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不知夹金山与那几座雪山到底有什么不同，翻越这样的雪山该做些什么准备。
部队找到当地的老百姓探询，一些老人说：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要过山必须在上午九点钟以后，到下午四点钟前过完，否则将会冻殁于山上；要多穿衣服，喝些烧酒和辣椒汤，使身体暖和。最好手拄木棍，防止跌倒；山上不准讲话，不能笑，不能坐，如果犯了山神就会死人。我们笑着说：敌人设的层层障碍，道道封锁都被我们战胜了，我们红军也一定能翻越这夹金山。
中纵队从达维西南出发，沿着河沟向山麓挺进，白茫茫的大雪山就在我们面前。部队行进到山腰，脚下浮动着白云，气温骤然下降，此时部队全穿着单衣。环顾四周都是皑皑白雪，抬头望，上面是雪的陡壁，脚下是雪的深渊，银光耀眼，双目刺得睁不开。先头部队在冰雪上凿了些窟窿，我们手拉手，一个跟一个踏着这些脚窝小心前进，稍有不慎就会跌进万丈深渊。越往上走，天气越冷，风卷雪花漫天飞舞，人在霏霏雪雾中行进，几米外就看不见前面的人。单衣抵不住风雪的侵袭，脸上身上像被千百把尖刀刺划着，人人禁不住浑身哆嗦，牙齿打颤，都把羊皮、棕榈毛、麻布片等物，只要是能御寒的东西全裹扎在身上。
空气渐渐稀薄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大口喘着粗气，我的枪伤痊愈不久，身体虚弱，头晕，腿软，走一步喘一步，真想坐下来歇歇。我知道在这雪山上是不能停歇的，坐下来就会被冻死，可这双腿已不听使唤，只觉得浑身一软就扑倒在雪地里了。交通二队队长阙子清一把拽起我，拖着朝前走，好半天我才缓过劲来。鹅毛般大的雪片被狂风裹着扑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大风几乎要将人刮倒。山上除了狂风的怒吼声，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现在我才知道老百姓说山上不能说话、不能笑，是真的，因山上空气稀薄，大声说话要消耗许多体力，再说，大声说话的声波，也会引起空气的震动，酿成雪崩。
阙子清找来我队一班的通信员涂兴凯照顾我，就匆匆追赶队伍去了。涂兴凯，四川人，因长得细嫩，大家都叫他“丫头”，我知道涂兴凯近日患病，尚未痊愈，我俩相互搀扶着，随队伍慢慢沿山梁行进。
在雪坡上，我们见到一些红一方面军战士的尸体和一些遗弃物。原来这是上次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战友。雪花覆盖了他们的躯体，狂风又刮走了这些积雪，他们静静地扑伏或仰卧在冰雪中，任风雪无情地抽打、呼啸。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与茫茫雪山同在，与浩浩苍穹共存，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狂风卷起的雪粒几乎又要掩埋了这些尸体，我们无法安葬这些牺牲了的烈士，强忍着心中的悲痛继续前进。高山缺氧，人们大口喘着粗气，相互帮扶，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风越刮越大，雪粒、冰雹打在脸上身上生疼。我和涂兴凯胳膊挽得更紧，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艰难行进，战友间那股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使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定，共同的革命的理想使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
极目远望，漫天飞舞的雪花，银装素裹的峰峦，组成一个洁白的世界，山顶上数面鲜红的战旗在狂风和飞雪的翻卷中飘扬。放眼向下望去，冰雪绵延，银峰叠立，皑皑白雪的山梁上兀立着几座藏民用石头垒起的插经幡的基座，那基座上竖着孤零零的木杆。长长的队伍宛若一条深色的长龙，在这洁白的世界里游动，长龙中时有红旗在风雪中舞动，点缀出一种绚丽的风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跟随大部队开始下山。山高坡陡，一步一滑，部队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遇到几个雪坡，同志们像坐滑梯似的滑溜下去。阵阵欢笑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它感染着整个红军。只有红军这样的队伍才能战胜这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夹金山。
冰雪渐渐停飞，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冷雨袭面，浸湿了我们的军装。走过一段路，再回头看时，那皑皑白雪、莽莽冰山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萧华将军的《长征组歌》唱得好：“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是的，我们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战胜这大雪山，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

老八路

35（喋血百丈关）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搅了四川军阀的好梦。对“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蒋介石早就垂涎三尺，他借“剿灭赤匪”的机会已派大批嫡系部队入川，他一方面想彻底消灭红军，另一方面则为了乘机削弱和收服四川的地方军阀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他将四川各军阀推向战争的前沿，让川军同红军对阵，他好坐收渔利。蒋介石出钱出枪，派出大批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建设四川”，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也有所增强。
红军中纵队翻越夹金山后，顺着一条溪河神速前进，部队连晚饭也未吃，就打响了攻占宝兴城的战斗。
南面是敌人的防线，川军杨森的部队层层设防，防线从宝兴县城一直向外延伸到百十来里，我们的先头部队下山后不久就同敌军接上了火。
我们要突破的方向，地势险要，左边紧靠陡峭的大山，右边就是从夹金山淌下来的一条河，河水冰冷浸骨，水流湍急。敌人在主要的道路上设防，构筑牢固的工事，架设大量的机枪阵地。我师二七九团和师侦察队展开攻势，由于地域狭窄，兵力伸展不开，敌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封锁住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数次猛烈地进攻，都未能奏效，部队伤亡较大，大批伤员撤了下来。我见到我的一位老乡、师侦察队的指导员江传正，他身负重伤，浑身是血，手臂被枪弹打断了。我师攻击未果，师长急红了眼。
天已黑了下来，中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叫去我师师长陈友寿，批评他作战不力，命令当晚一定要拿下敌人这个阵地，乘势夺取宝兴城。
陈师长从指挥部返回，召集了作战会议，会上认为根据地形，我们硬冲是不行的，即便强攻取胜，伤亡的代价太大也不合算。有人向陈师长提议：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佯攻；另一路从侧面攀岩上去，抢占制高点，夜摸偷袭。师长决定这样打，但善打夜仗的“夜摸常胜军”二七四团，正在另一阵地攻打敌人的防线，距此还有三十来里路，调二七四团是来不及了。有人说：在川陕根据地时，夜袭青龙观的部队就是二七四团二营和师部交通三队，二七四团调不来，交通三队在。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剿”时，陈师长虽率两个团在西线作战，但他麾下的二七四团和交通队在东线的战绩传遍全方面军，他当然知道青龙观之战。师长即派人把我叫到作战会上，布置任务，命令我交通三队和二七九团实施攀岩攻抢敌人阵地的计划，当晚必须打通道路，配合大部队攻取宝兴。
半夜时分，我带领全队和二七九团三营的八连出发，沿着山边陡峭的石崖开始攀爬。这里的崖壁虽有些坡度，但不像当年青龙观那样陡峭，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容易攀登。我命令我队一班，由班长胡家燕带领先攀，胡家燕参军前在家是个缝纫匠，大家也就叫他“裁缝”。胡家燕和罗家贵（人称“猴子”）都是我队的攀岩能手，两人在夜袭青龙观时都立过战功。此时，他们立即开始攀崖，不多久，胡家燕爬上崖顶，顺着山崖抛下来一根绳子。一班全上去了，他们将每人的绑腿扭成绳子放了下来，我队几十人全都拽着这些绳子和绑腿攀上崖顶，二七九团的八连也悄悄上来了。
我们摸黑从崖顶向纵深行进，山下传来一阵阵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我知道这是我们师在组织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我们的行动。
我们加快了脚步向山下疾行，很快就发现了敌人设置的拦截工事。我队和三营八连分别扑向几个主要的工事，打响了偷袭战的枪声。一阵猛打猛冲，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从崖顶冲打下来，抄他们的后路，此刻蒙头转向，不知所措。我们的攻击完全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敌军混乱中全无战心，丢弃阵地向宝兴溃退。
我师主力此时吹响了冲锋号，红军像潮水一样冲过敌人设置的工事，沿大路迅猛追击敌人。我们这支执行偷袭的奇兵，也汇入大部队，乘胜前进。真是兵败如山倒，溃退的敌军一路丢盔卸甲，涌入宝兴城，几处败军汇集城内，不久，即弃城向芦山方向逃遁。
拂晓时分，我军占领了宝兴县城。敌人运来的许多物资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仓库里的棉衣都慰劳了红军，我们每人穿上了一套新棉衣。
大部队乘胜前进，一直把敌人逼到了芦山县。在芦山阵地上，中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把我的手紧紧握着不放，说：“小秦呀，你们队配合二七九团夜摸奇袭打得好呀，宝兴拿下来了，我建议总部给你们队记功。”
我兴奋地说：“军长，在草地你要是把我枪毙了，这个功我就立不上了。”
王树声拍着我的肩膀，放声大笑：“你个小裸日的，哈哈……”
这次打了胜仗，师长非常高兴，他对王树声讲：“我们交通队在一般情况下不拿出去，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拿他们上去打硬仗，拿出去，一定叮当响。”
首长们开怀大笑，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们这样高兴了。
中纵队夺取宝兴城后迅猛向前突进，前锋直逼芦山城下。按原订计划，右纵队已打下天全，向飞仙关和名山逼进。此时，右纵队一部支援我中纵队，他们分兵两路钳击敌人，全歼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旅。我中纵队包围了芦山，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
剿灭红军是四川军阀的共同愿望，同时他们又时时提防蒋介石吞并四川。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刘湘早就有一套对付红军的方针，即凡是直接威胁到他利益时就“死拼”，与他利益无直接冲突时就保存实力。可这时红军已突破宝兴、天全，若他再丢失芦山和名山，红军就会直逼雅安和邛崃，届时成都西南的大门就会洞开，他的老巢会受到直接的威胁，后果将不堪设想。
宝兴、天全已失，芦山又危在旦夕，刘湘急得火烧眉毛，为解芦山之围，他拼命遣兵增援。
为了尽早打下芦山，那晚，王树声军长命令我师在次日早晨八时一定要夺取芦山县城。
我红九十三师打下宝兴后，二七四团和二七九团分两路逼近芦山。此时，二七九团不知何故，尚未到达指定位置，仅二七四团担任一个方面的主攻，力量明显单薄。二七九团联络不上，陈师长和叶政委急得团团转。
我领命向王树声军长报告我师的情况，王军长闻知大怒：“我命令拂晓发起攻击，八点钟一定拿下芦山城。现在都八点半了，你们九十三师稳得像个菩萨，还冇开打!狗X窝的陈友寿，敢违抗命令，老子非毙了他不可!”
军情紧急，我飞跑回师部，传达王军长的命令。红九十三师不得不在布置不全的情况下，向芦山县城外围发起了进攻。
战斗打响了，敌人为了保全芦山，城内的敌军拼命抵抗，城外的敌军不断增援，敌人是越打越多，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程度。地面敌兵与红军拼杀，天上敌机助阵，轰炸扫射，我军阵地上顿时腾起一片片烈焰。敌人的飞机天亮后起飞参战，这时我才明白王军长为什么命令我师早晨八时前夺取芦山。此时，我们在山上就能看到敌机在雅安机场上频繁起落，投完炸弹就飞回去，装了炸弹又来轰炸。大家气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将那“黑乌鸦”从天上拽下来。二七四团数次冲锋，攻不进城，伤亡越来越大，芦山城前倒下了大批的红军战士。我们师部的交通队和侦察连都投入了战斗。红九十三师兵力不足，仗越打越艰难，就在此时，二七九团赶到，立刻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激烈，我红九十三师同敌混搅在一起，厮杀得难解难分。
我师伤亡极大，二七九团团长周道成、政委韩文吉不幸牺牲，丁副团长接任指挥不久也身负重伤。千钧一发之际，红三十军李先念率部增援，我们士气大振。敌人在我们连日强攻下，已抵挡不住，弃城而逃。红军迅速夺取了芦山县城。
战后，红九十三师打扫战场，整理部队，望着伤亡惨重、建制不全的队伍，陈师长伤心地抱头痛哭。他悲伤地对我说：“小秦呐，这打的是什么仗哟!仗没打好，团长、团政委牺牲了好几个，我有责任呀。可这仗不能这样打下去，我早就说过，我们南下，面对这么多的敌人，部队还能拼几次呢?!中央北上是对的，听张国焘的，我们没有前途。”
叶成焕政委心情沉重地安慰陈师长：“师长，这话千万不能对外说呀。我俩还欠着一笔账，上级没和我们清算哩!”
我心里明白，政委是指强渡嘉陵江后，他俩命令部队杀俘虏那事。
夺取芦山后，几路红军发起凌厉的攻势，虽有些伤亡，但部队士气高昂，大有横扫川西平原之势，不久红军又夺得名山、姚桥。在11月中旬，按“天芦名雅战役计划”占领了天全、宝兴、芦山、名山等地。红军的初步胜利鼓舞着大家，人们仿佛看到红军打开了川西门户，成都已指日可下，前景一派光明。我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艰难的决战还在后面。百丈关，这个成都真正的门户还紧锁着，一场真正的恶战就摆在眼前!
百丈关，在莲花山、天台山、总岗山的群山之中，一条溪河从群山中穿越，一条公路蜿蜒其间。这条公路是名山通往邛崃、成都的惟一隘路，这里也是通往西康的咽喉要道，百丈关就坐落在名山与邛崃城之间的公路隘口上。打下百丈关就可直趋邛崃，攻下邛崃，成都的门户就会大开，我们就可以长趋直入，那富庶的天府之国将敞开胸怀迎接我们。
就在红军攻打天全、芦山时，川军的败兵溃退邛崃一线；刘湘急调王瓒绪的第四十四军、范绍增的第一四六师和他的当家部队唐式遵的第二十一军，另外调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珏的四个混成旅急赴雅安、邛崃地区；刘湘最精锐的部队郭勋祺第一四四师、杨国桢第一四七师被红军重创，败退川西平原后又重整旗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两个军也开始动作，由南向北推进，逼近雅安。一时间，敌军集结了八十多个团，约二十多万人的兵力来对付红军。
俗话说：“得四川可控中国，稳巴蜀可平天下。”红军凌厉的攻势使得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亲临成都坐镇。刘湘对四川大小军阀发布紧急号令：“与赤匪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成都平原。”川西的地主阶级为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这时都倾注全力对抗红军。当地的土匪、反动团会的武装组成民团，也加入了抗击红军的反动阵营。一时间，乌云翻滚，邪气嚣张。刘湘这个四川的大军阀，为保住他在四川的霸权，亲临邛崃，将把守成都大门的赌注押在了百丈关。
百丈关地点重要，但地势并不险要，向北距邛崃近六十里路，月儿山、夹关、三角塘、天车坡，顺着百丈关，从西北至东南成扇形一字摆开。
百丈关一带地势开阔，多是小丘陵地区，沟渠纵横，耕地阡陌，初冬时节，田里已种上了庄稼。在这丘陵地带，几乎所有的山头都成了两军争夺的焦点，控制了制高点就掌握了优势，双方部队都在迂回作战，穿梭在丘陵下的田地间。
敌人沿着百丈关向北至邛崃的一路上，在大坡顶、燕子沟、挖断山、鲤鱼桥、黑竹关等地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组成道道碉堡的封锁线，企图抗击红军。此时红军兵分三路：左翼是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中路为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我们红九十三师为右翼。为了打通百丈关的道路，我军迅速向川军发起全线的攻击。
此时，红九十三师战前易帅，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被撤销了师长和政委职务，调红军大学学习。柴洪儒①调来我师任师长。全师将士对师长、政委被撤职调离，心潮难平，依依不舍。
陈友寿，这位农民出生的红军师长能征善战，可文化底子差，大字不识几个，靠敢打敢拼、出生入死当了师长。要论打仗，没说的，九十三师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成为方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常为此自豪。这次被撤职的原由是因数月前强渡嘉陵江后，他义气用事，为报仇，命令部队将屠杀我师被俘将士的敌一个团数百俘虏劫杀，违反了红军的俘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另外，在攻打宝兴、芦山战斗中被上级斥责为指挥作战不力，严重失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自阿坝南下后，他对张国焘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张国焘对他极不信任。此时被撤职，深深刺激了陈友寿。他对二七九团周道成团长、韩文吉政委、丁(长子)副团长的牺牲深感内疚(丁副团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因伤重不治而亡)。他认为，此时撤销他的师长职务，今后也无出头之日；调他去红军大学是对他的惩罚，红军大学大都是些知识分子，自己犯了错误在那里会受到歧视。强烈的农民意识及自尊心使陈友寿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他沮丧、沉沦。后来，红军在百丈关惨遭挫折，他对红军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失去了信心，在绝望中吞鸦片泡子自杀了。
叶成焕政委也因杀俘虏违反纪律之事以及芦山之战失职而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他和陈友寿师长一同调红军大学学习，但不久就返回了红九十三师，重新任师政治委员。
新上任的师长柴洪儒，个高壮实。早年从军国民党部队，任机枪连长，系中共秘密党员。1931年2月，他同魏孟贤（中共党员）领导和组织了年关暴动(也就是当年的“六安兵变”)，率领两个营起义，当时不仅在皖西及整个鄂豫皖地区，而且在全国的国民党军队中也产生过相当大的震动和影响。柴洪儒作战经验丰富，也是四方面军中的一员战将。柴师长接任后，根据总部的命令率队向右绕过百丈关，从东南部的蒙山进入总岗山脉，向蒲江挺进，任务就是捣毁李家珏的指挥部，大力穿插截断百丈关敌人的退路，形成两面夹击，夺取百丈关后再向北突破邛崃城。
战斗打响后，我师两个团一路挺进，进展顺利。第二天的中午在大兴场附近，同李家珏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交火，大有踏灭李家珏之势。
可就在这时，我师接到情报称，刘湘在百丈关的西北面集结了十多个旅的兵力，在那里设埋伏，专等红军进口袋，然后包围歼灭。于是，我师停止了按原计划向纵深穿插的行动，迅速撤出了战斗。师长命我急赴大兴场，将在那里的二七四团带回百丈关。我带领一个班，骑马赶往大兴场，将师长的命令传达给二七四团的周时源团长，当夜将二七四团安全带回来。尔后，向西直插公路上的治安场重镇。我师分兵几支增援兄弟部队，投入了攻打百丈关的战斗。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不真实的情报使得我师这支奇兵没有发挥战略作用，失去了奇袭斩腰的劲力，致使在百丈关的整盘棋中，因情报有误，走了一步令人痛惜的错棋。我师从百丈关与邛崃之间的撤军行动，使百丈关的敌人不战而解除了红军对它的威胁，消除了后顾之忧。敌人将百丈关同邛崃连成一气，把兵力全部用在了百丈关。
北线红军在邛崃以西发起猛烈的攻击，占领了许多要地，抵达白鹤山，直逼邛崃城。白鹤山距邛崃城也就只有五六里路，若打过邛崃就是一马平川的川西平原，成都无险可守，届时就成了红军的囊中之物。邛崃、成都告急，敌人惊慌失措。刘湘心急火燎地调兵驰援邛崃，他甚至作了放弃邛崃退守成都的最坏打算。但由于南线我师的撤兵，减轻了对敌人的压力，北线红军失去了这个支撑，加之南下以来，一路获胜的红军对国民党和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部署的兵力以及作战能力估计不足，也由于兵力的悬殊，北线红军几战之后已感攻力不足，失去了强攻的锐气，没能攻下邛崃城，沿原路后撤了。
南北两线红军的后撤，使战局失去了最有利的战机，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等醒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如果南线我师按预定计划直插纵深，打掉李家珏的指挥部，斩敌中腰，川军在蒲江、邛崃一线的防御就会很快被打乱；百丈关的敌人腹背受敌当然无心久战，定会回师救驾邛崃，退守成都。如果北线红军有了我师的支撑，也会加强攻势，直取邛崃，届时百丈关的整个战役形势将随之改变，成都也将不再属于刘湘的了。
非常遗憾的是，历史往往没有“如果”，可以说，一纸错误的情报，改变了四方面军的整个命运。疯狂的敌人没了后顾之忧，就拼命向百丈关地域增兵。战斗越打越大，七万多人的红军面对三倍以上的敌人，二十个团的红军苦战八十多个团的敌军，双方共一百余团的大混战在百丈关地域全面展开。
仗越打越激烈，我师以一部监视名山敌军，主力从蒲江大兴场向南撤退，往西直插治安场投入了黑竹关战斗。百丈关战情告急，我师又派出一个团从马鬃岭赶赴百丈关增援兄弟部队，使得那里的阵地得以巩固。
红军在各阵地英勇奋战，一路追打敌人，可源源不断增援的敌兵一拨一拨地涌入战场。红军各路进攻分散了有限的兵力，敌人的反扑使得红军一开始的追击战变成了阻击战。增援的敌军挤满了公路，在敌军官的威逼下，敌士兵像蛆虫一样蠕动冲锋。我师由于兵力分散，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已不能发起新的攻势，只能固阵坚守。双方的伤亡严重，红军的兵力损失无法补充，而川军廖泽旅得到周绍轩旅的增援缓过气来，频频向我师黑竹关阵地出击。
我师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有些吃不住了。柴师长命令部队撤出黑竹关，退到挖断山附近阻击敌人。
这仗已打了三天三夜，我们人困马乏，而川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整个百丈关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态势。我师第二梯队已补充上去，敌人动用了大口径火炮，我们被压制在黑竹关至挖断山一线。双方战斗像拉锯一般，一会儿作犬牙状，一会儿成胶着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锋，硬是用刺刀将敌人逼退了二里多地。然而，川军周绍轩旅在我阵前修筑工事，与我们对峙彻夜。敌人以少部兵力袭扰我军，大部的川军不断向这一带集结，渐渐对我们形成了大的包围圈。
上级命令我师不要出击，积蓄力量准备对付敌军的围攻。川军由原来的六个旅急骤增加到十五个旅，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两个军也进入战斗，敌军在兵力上形成了绝对优势。
这是战斗的第五天，天刚亮，敌人就发动了进攻。敌人的排炮猛烈轰击着我们的阵地。中午时分，敌人的飞机飞临我们上空开始投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战壕上的盖沟棚被炸得无影无踪。我们躲藏在岩石下、壕沟里，炸弹和炮火翻江倒海般炸得我们不能动弹。敌人的排炮轰击延伸，跟着步兵就哇哇冲了上来。我们利用丘陵、树丛、深沟和简易工事与敌苦战，机枪枪管打红了，子弹打光了，就去夺敌人的武器。敌人像蝗虫一样拥入我们的阵地，师预备队早就用上去了。我交通三队死死保卫着师指挥部，同时又抽调了一部分人到各营、连去接替牺牲了的指挥员指挥战斗。炮火刚过，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待我们刚喘了口气，就发现敌兵已冲入了我们的阵地。柴师长大吼，率我们投入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
阵地上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厮杀声、喊叫声，震人心肺。
我将驳壳枪插进腰间，拣起一支步枪与一敌兵对垒，两眼死死盯着那敌兵，刀尖对刀尖，眼睛对眼睛，头发根都发炸了。那敌兵突然大叫一声挺枪突刺，刀尖朝我前胸捅来。我注视着他的肩部动作，在他出枪时就有防备，一个防左侧击，拨开他的刺刀，上前一步挥枪打去，枪托一下砸在他的腮帮子上，把那小子打了个趔趄，满嘴喷血。我的眼睛死死盯着敌人，一下也不敢眨，忽觉脑后嘶嘶风响，我暗叫不好，就势向右横挪了一步。原来身后的另一敌兵见我与他的同伴拼刺刀，他举着大砍刀趁机从背后杀来，由于我横跃一步躲过这一刀，身后这敌兵的大砍刀没砍中我，“呼”地一声却直接劈开了那个与我对垒的敌兵的脑袋。我横跃一步后顺势回身出枪，刺刀径直捅穿了身后这个敌兵的腹部。两个敌兵倒下了，我满脑门子是汗，心中暗叫好险!这时我松了口气，才觉得胳膊隐隐作痛。胳膊不知何时被划伤了，这点小彩不叫伤，我端枪又冲入了阵地前沿。
经过一番厮杀，我们将冲上来的敌人赶出了阵地，用刺刀将敌人逼退百十来米。川军当官的杀红了眼，嚎叫着只要冲锋就赏大洋、赏烟土，并组成督战队枪毙退却的士兵。敌人组成了“敢死队”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又冲上来了。阵地上双方又搅在了一起，短暂的枪声伴着刺刀拼杀的铿锵声响彻阵地，那真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的伤亡极大，敌人又一次被我们赶出了阵地。
激烈的战斗使我师后续无援，而敌人的增援部队却源源而至，像潮水般涌向百丈关各阵地。再这样挺下去，对我们十分不利。柴师长让师部作战科长向总部呼叫，要求增援，实在不行就准备寻道后撤。这时，敌机又飞临我师上空，俯冲扫射，盘旋投弹。刹那间地动山摇，烈焰熊熊，弹片横飞，在空中嘶嘶啸叫，大家都伏卧在几乎被填平的壕沟里，爆炸掀起的土噗噗啦啦盖落在我们身上。这里离雅安很近，敌机扔完炸弹又飞回雅安装弹，一个起落又来投弹，几乎没有间断。一颗炸弹“呼”地飞来，我急忙滚进附近的一个弹坑，炸弹落地爆炸了，炸翻掀起的土把我埋了进去。战友们好不容易将我从土里刨了出来，我随身背的包裹布带断了，身上背的五十块银洋的公款也撒落被掩埋，找不着了。
我师的伤亡越来越大，柴师长急红了眼，找到我问：“看到田厚义②没有？”
我说：“没有。”
田厚义是师部的作战参谋。
师长骂道：“他娘的田厚义，我叫他寻路准备撤退，半天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是不是开小差了哦。秦懋书，你去找他，见了人，给我把他毙了，回来报告我。”
我领命回答：“是！”拔腿跃出阵地，向后山坳奔去。
我和田厚义非常熟悉，他绝不会开小差。在这样激烈的战场上，开小差能跑到哪里去？情况紧急，一定要找到他。
飞机的炸弹在阵地及阵地的四周爆炸，我连滚带爬边躲边跑，时时注意俯冲下来的敌机。在后山坳里我看到一个小柴棚，就奔了过去。
在柴棚边，我发现田厚义匍匐在地上，双手捂着耳朵。
我对他大喊：“田厚义，你个裸日的还躲在这里，师长到处找不到你，要我来找，说是找到你就枪毙了你。”
敌机还在投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盖住了我的喊叫。
原来田厚义奉命寻路时遭到敌机的攻击。飞机炸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的气浪将田厚义掀出几丈远，他被震昏了过去。我找到他时，他刚醒来。迷迷糊糊地问道：“啊？你说啥？师长要枪毙谁呀？”
我急了，对他说：“你快跟我回去，我不枪毙你。”
我拉起他就跑。田厚义还没有清醒过来，鼻子和耳朵里还流着血，糊里糊涂地跟着我就走。
我又嘱咐道：“我走前面，你跟着我，离我远一点，要不师长见了你，给你一枪也会打着我。我就说你去找向导去了，千万莫瞎说呀。”
田厚义点点头，离我十多步远跟在我的后面。我俩拼命跑，躲开敌机的炸弹回到师部。
师长见我回来就问：“找到田厚义没有？”
我回答道：“找着了，他去找向导去了。”
师长放下望远镜说：“那算了，向导找到没有？”
田厚义战战兢兢地答：“没……没有，老百姓躲飞机都跑光了。”
“整理东西，马上撤离阵地。”师长下达了命令。
几十年后，田厚义还对我说：“老秦呀，你让我捡了条命哩!”
这一仗我军损失极大。打宝兴时，我交通三队是九十多人，两仗下来仅剩的五十多人又伤亡了大部分。撤出阵地后，师长清点人数时问我：“小秦，你队还有多少人？”
我哽咽着说：“只有十二个人是好的，牺牲了十七人，其他全是伤员，枪都没人背了。”
师长闻讯悲痛万分，搂着我痛哭起来。交通队的损失都这样严重，战斗部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师伤亡过半呀，红九十三师多少年来打了不少的大仗、恶仗，牺牲从来没有这样惨烈过。许多好战友就这样倒下了！鲜血洒满了百丈关！
红军在百丈关苦战七天七夜，共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也损失兵力近万人。
百丈关决战，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全军撤出百丈关地区，转移到九顶山、五家口至名山附近的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而此时，川军主力集中在名山、邛崃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六个师占据雅安、天全地区。敌五十三师李韫珩部扼守西南康定、泸定地区。敌人还调兵遣将，大肆构筑工事，加紧封锁，从北、东、南三面对红军形成包围，准备伺机大举进攻。红军被压迫在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不利。
冬天来了，本来夹金山以南的宝兴、天全、芦山地区的冬季气候较暖，可此时一反常态，老天似乎也与红军过不去，突然下了多年未见的大雪，气候奇寒。红军缺衣少粮，更是雪上加霜。部队伤病员多，减员后又无法补充，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干部情绪波动很大，战士怨声载道。我回想起在毛尔盖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毛主席当时就说了：“我们只有北上，北上才是正确的。”
“攻占成都城，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不喊了。几个月来，南下红军由最初的六十多个团约八万余人，到了这时已锐减到二十八个团约四万多人。人们都不说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此时传来北上的中央红军在陕北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的消息，相比之下，广大指战员都认识到中央北上的路线对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将红四方面军引上了灾难之路。
川西的百丈关，这个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地方，燃起的战火如此惨烈，我们几万英勇的红军战士血洒疆场，长眠在此。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如此多的冤魂。历史将永远记住在百丈关所发生的悲壮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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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柴洪儒（1903—1936），又名柴洪宇，河北大名县人。1928年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二七二团当兵，后任机枪连连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随该部队地下中共党员魏孟贤在安徽六安县发动“兵变”，使该团两个营起义。起义部队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边区教导二师。历任营长、团长，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参加了长征。1936年10月在甘肃南部的甜水堡战斗中牺牲。
②   田厚义（1906—1987），湖北大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一师三团连长、营长、红七十三师营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作战参谋、红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作战参谋、三八六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补充团参谋长、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副旅长、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南军区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公安总队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老八路

36（风雪党岭山）


冬天来了，漫天的大雪覆盖了川西大地。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失利，全线退守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守。由于四川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在这一地区继续围追堵截，红军只好与敌军对峙，坚守着自己最后的这片阵地。
天寒地冻，漫山皆白，由于缺衣少粮，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得不到补充，红军渐入困境。张国焘坚持南下的主张，使红军遭遇极大的艰难险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我进攻，红军虽然英勇善战，但伤亡不断增加。我红三十一军的两个师损失过半，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南下失败已成定局。
捱到1936年2月，红军总部许多人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与敌人在这里长期对峙拼消耗，应迅速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向西或向北转移，争取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面对失败的现实哑口无言，但他并不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不愿意放弃他的“第二中央”，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由于南下碰壁，特别是百丈关受挫，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自我标榜一贯正确的张国焘，面对这种结局也无法向部队解释。共产国际代表的电报否定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肯定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这无疑给了张国焘当头一棒。朱德总司令、刘伯承不断地劝说、批评他，甚至连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也都很明朗地倒向了朱、刘一边。
张国焘原来认为，四方面军是自己的部队，他是四方面军的核心，没有他就没有四方面军。
他仗着人多枪多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但此时，他才意识到，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总政委的言行也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部队。应该说没有四方面军，就没有他张国焘。
心急如焚的张国焘为了稳住阵脚，鼓舞士气，不得不同意采纳徐向前的建议，将中央红军北上后在直罗镇大捷的消息告知部队。部队知道了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更是认为“中央北上正确，四方面军南下没有出路”，从干部到战士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高涨。
2月间，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了大举进攻，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的防线不断被突破，形势日益恶化。敌情越来越严重，东有刘湘，南有薛岳，西有刘文辉和李抱冰，敌人已实行了三面包围，红军的惟一出路只有北上。在众人的要求下，张国焘不得不采纳大家的意见，向西康①转移。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朝北行进，经过达维、懋功再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转移。
北撤的红军在途中又遇到了大雪山。
第一座雪山就是夹金山。这是我们第二次翻越这座雪山。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们作了些准备，在这隆冬季节，我们战胜了老百姓称“神仙不敢攀”的夹金山。
部队越过夹金山后，转向西行进，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雪山是折多山脉的主峰——党岭山。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它比夹金山还要高，海拔五千多米，半山以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积雪终年不化。据当地人讲，山上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是朗朗晴日，一会儿又狂风怒吼，生命不能在那里生存，当地藏民们将此山称为“神山”。他们将当地的歌谣告知红军：“万年党岭大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鹰过此山脱层皮，人过此山难返还。”当藏民们得知红军要翻越党岭山时，无不惊讶地说：“这个季节要过雪山，简直不可能。你们要是能过‘神山’，你们就是神。”
部队要翻过“神山”，在这天寒地冻的高寒地区，我们打宝兴时缴获敌人的棉衣，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现在已经成了破衣烂衫，根本不能御寒；我们没有鞋，只能找些破布包裹那双皲裂的脚，再踏上草鞋。为了过大雪山，人们都在想办法找粮食和御寒的东西。有的人穿着破旧的棕榈皮制成的坎肩；有人找来没有硝制的牛羊皮筒裹在身上；也有人找些破布、毛巾准备包裹脖颈和耳朵。我交通队每人准备了二斤干粮，干粮是大米磨成的粉子；半斤茶膏，就是将茶叶煮烂，熬制成米糖式的块状便于携带，喝时用手捏一点放在水里就成了茶水。每人打了三双草鞋，配好登山防滑的铁脚码子，还准备了辣椒、生姜和老酒。我们坚信一定能够翻过大雪山。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翻越党岭山，我红九十三师紧紧跟上。
党岭山东麓的山下生长着大片的森林，部队一直在森林中穿行。经过连续行军，在下午时分，我们已行进到半山大森林的边缘，树木渐渐稀疏了，气温越来越低，头顶上不时飘下被风从树上吹落的点点雪花，我们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脚下已有了积雪。前卫报告，往上就是灌木矮树和荒草甸，再往上就是雪线。
根据出发前当地藏民提供的情况，得知要过大雪山必须在中午以前越过山顶，否则一到下午，山上狂风大作，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师首长命令在森林里露营，第二天清晨开始向大雪山攀登，一定要在中午时分越过山顶。
森林里的地面上覆盖着没脚脖子深的积雪，部队在森林里搭帐篷宿营。这哪里是什么帐篷，砍一些树枝支撑搭架，铺上各人的被单、毛毯、线毯，七八上十人能挤在里面就算是帐篷。
黑夜降临，部队派出了警戒哨，大家背靠背蜷缩在一起取暖休息，熊熊的篝火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半夜下起了大雪，鸡蛋大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无声地落在帐篷上，覆盖着战士们的身躯。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几个人的帐篷“咔嚓”一下坍塌了。雪太大了，压塌了帐篷。我们从雪窝里钻出来，发现罗家贵不在，慌忙喊他的名字。雪窝里传出他微弱的声音，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从雪窝里刨出来。
天蒙蒙亮了，师长要我喊司号长吹起床号。我放眼一望，白茫茫一片，棚子全被雪覆盖着，有些棚子倒塌了，形成一个一个的白雪包。起床号吹响了，只见雪堆慢慢蠕动，从中钻出人来。人们相互刨雪，将一些露宿的战友拖起来。大家手脚都冻麻木了，慢慢踏脚使身体活动，才能站稳。在这恶劣的气候，严峻的环境下，一些伤病缠身、身体虚弱的同志再也没能站起来！
天亮了，我们穿过森林向山上走去。
党岭山海拔很高，但山势不算险峻，越往山上走，树木越稀疏，低矮的灌木没有了，脚下是枯黄的高山草甸，再往上就是雪线。越过雪线，满眼皆白，一片银色世界，看不到生命的痕迹。回首望，洁白的山梁上一队黑影在蠕动，星星点点的红旗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得鲜艳夺目。部队上了雪线，狂风呼号，雪籽冰碴伴着狂风飞卷，打得人脸生疼，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在山下被汗水濡湿的军装顿时成了“冰铠甲”。
狂风呼啸，风雪弥漫，冰屑雪粒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山上空气愈来愈稀薄，胸膛像有块沉重的铅团压着，人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许多人只能站着大口大口地喘气。一些体弱的人抗不住了，大家拖着他们赶紧往下跑，歇一会儿又爬上来，要是这时有人掉队，无人帮助和施救，那就死定了。我们踏着没膝深的雪往上攀，柴师长在上山前命令我队每人砍一根棍子，此时又命令我们在前面拍打雪路，好让大部队通过。在我们之前已有兄弟部队翻越雪山，山峦上留下他们踩乱的脚迹。经过风雪，这些脚迹被大雪覆盖了。根据依稀可辨的路迹，我们拼命用棍子拍打雪地，终于开出了一条雪路，部队沿这条雪路蹒跚前进。
行进的速度慢了下来，队伍遇到了大冰板。冰板上，狂风将雪吹得干干净净，漫坡的冰面滑溜溜的站不住脚。我们用刺刀凿坑，慢慢挪动脚步，大家手牵手走了过去。师长和政委抬着抬子，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员。不知谁的脚下一滑，担架倾斜，师长失手，那伤员顺着冰坡滑下了山崖，施救没有任何希望。师长自责，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在这大雪山上没有官兵之分，大家都是骨肉兄弟呀！在山上，我跟着几头牦牛走。别看这些家伙黑不溜秋，但性情温和，长长的毛裹着笨拙的身躯，爬山走路确实是行家。我几次陷入雪坑都是战友们牵牦牛将我拖出来的。我们爬上山顶后，听说有人背的行军锅太兜风，被大风连人带锅刮下山去了。在山上不敢停歇，不能蹲坐，不能大声说话，要尽量保持体力。
登上山顶，风停了，雪住了，满目皆白，云层渐开。放眼四望，座座雪山鳞次栉比，巍峨峥嵘。灿烂的阳光撒满雪山，漫山一片耀眼的光芒，刺得我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一些人睁大眼睛转动脖颈在张望什么，突然有人哭了起来：“我的眼睛，我看不了，我看不见了呀……”
原来，雪光反射使许多人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按上级的要求，通知部队用单层布蒙住眼睛，以遮挡强烈的反射阳光。透过布的经纬缝隙，我们根据依稀的光亮，判明方向后摸索着前进，看得见的人手牵着得雪盲症的人，慢慢挪动脚步。
山顶上空气稀薄，我正大口喘着粗气，二班长张益洲告诉我，他班有个战士躺倒走不动了。我赶紧回走过去，看见那个战士奄奄一息地躺在雪地上。我着急地拽着他说：“快起来，不能在这里躺下，要不就没命了。”
可那战士已经爬不起来了，他半眯缝着眼睛无力地对我说：“队长，我不行了，你穿上我的这件衣服，你们能爬过雪山，我……我……”
话没说完他就咽气了。
我强忍着悲痛，不许任何人脱下他的那件棕榈皮做的坎肩，要让这位牺牲的战友在冰天雪地里能暖和些。
这时，有位首长过来，命令我说：“脱下他的坎肩，让活着的人穿上，不能让更多的人死在山上。”
我服从了命令，脱下他的坎肩让我队的另一个战士穿上。在这大雪山上，那些体弱的伤病员经不住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摧残，他们被风雪吞噬了生命。我不记得这位战士的名字，也挪不动他的躯体，我们不得不含泪将他留在了大雪山上，让他与大雪山永存！
开始下山了，我跟随的几头牦牛真是能干，遇到雪坡时，它们就将前蹄收起半跪，两条后腿张开支棱着顺着山坡滑了下去。我和战友们也学着抱紧枪支和装备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下溜，像坐滑梯一样又快又省劲。牦牛，在红军翻越雪山时立了功，大家都亲热地称它们是“革命牛”。
在半山腰，我队战士发现了一眼温泉。在那雪凹里，温泉汩汩地往上涌，形成了一汪池水，热腾腾地冒着热气。真没想到天寒地冻的大雪山上竟有这等好地方。我望着这撩人心肺、能驱寒暖身的温泉，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跳了进去。几个战士也像我一样，脱光了衣服跳进温泉。
泉水略有点烫，外面是冰天雪地，池水却荡漾着春意。我们泡在池子里，温泉浸透了我们的每一个毛孔，周身的血活了，冻僵的四肢舒展了。我们相互搓擦着，把长期行军作战积下的污垢搓得一干二净。这时，师政委叶成焕走过来说：“洗完了上来穿好衣服，千万别着凉。”   
路过这温泉的部队，许多人都像我们一样跳进去泡了个澡。
由于长期征战，生活环境太差，我的体质虚弱，洗完温泉澡受了风寒，就病倒了。在行军中，我开始发烧，脑袋像要炸裂，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疼，两脚像踩着棉花软得走不动路，不得不骑着师长的马行军。师长和政委两人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名伤员。首长们抬担架，我却骑在马上，这算什么。实在不好意思，我悄悄溜下马来。师长见我满脸通红，一摸我的额头热得烫手，他发了脾气，政委也在唠叨，训斥我不得任性，硬是逼我上马。
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官兵间的战友情温暖着每个红军战士的心。染着重疾的我，就这样骑在马上迷迷瞪瞪地走下了万年大雪山——党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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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康：旧省名，1928年设立，管辖区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分别划归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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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病卧藏区）


部队翻越党岭山进驻道孚。道孚在川康高原也算得上是个大镇，这里全是藏族人，几乎见不到汉族居民。镇子里看不到像样的街道，几条不平坦也不宽敞的走马的驿道算是马路，穿过许多破旧的木房子。街上见不到人影，寒风扫过早春的高原，道孚更显得空旷荒凉。
记得开进道孚时天刚擦黑，我师住进了一个大喇嘛寺。与镇里所有的房屋相比，只有这喇嘛寺才算得上是全镇最漂亮宏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屋顶和外墙，还有那寺院大面积占地的气势，更显出喇嘛寺的肃穆和神秘，寺庙很大，数不清有多少个房间。寺里有口大铁锅，直径大约有两米多，一人多深，可以烹煮整牛整羊，要搭梯子才能上去取食。一只大茶壶有一人多高，要人扛着把子才能倒茶。房柱上到处雕龙画凤，镶金嵌银，殿里雕刻或画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牛头马面、青面獠牙的神怪有些瘆人，只有那佛主慈眉善眼，端坐在正殿。
据说寺里原有一万多喇嘛，他们听说红军要来早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铁棒喇嘛留下护寺。   
在我师开进道孚之前，已有兄弟部队先期抵达，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与留下护寺的喇嘛达成谅解。我师在喇嘛寺里只住前庭大院和大院边的厢房，任何人不得进入后殿和藏经阁。记不清这喇嘛寺叫什么名字，可这个寺庙真大，光前庭大院住上三千人都不嫌拥挤。由于我身染风寒，重病在身，入寺后就被送到军部医院。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躺了半夜，医生告诉我说医院没有药治重伤风，高烧不退已有好几天了，再这样下去会烧坏人的。
不久，副师长易良品和通司（藏汉翻译）来了，易副师长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伤病员很多，部队现在缺医少药，不得不送我们到藏民家里去养病养伤。我躺在担架上，易副师长和通司将我护送到一个藏民家。
在昏暗的酥油灯下，我朦朦胧胧看清是一对中年夫妇坐在我的身边，通司和他们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通司告诉我，那男的叫格桑，女的名字挺拗口，我已记不清她叫什么，他们还有个女儿叫尼玛。要是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叫他们阿爸、阿妈、阿妹就可以了。我问：“我叫他们，他们能听懂吗？”
通司说：“能。”
于是我对他们每人都分别叫道：“阿爸”、“阿妈”、“阿妹”。
我看他们都答应了，灯光下映出全家人的笑脸。
我周身滚烫，满脸赤红，格桑阿爸和阿妈说着什么，他们用湿布搁在我的额头上让我降温，我就这么熬到了天亮。
太阳出来了。格桑阿爸出了门，阿妈和尼玛守在我身边。她们端来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喝，我闻到那气味不好，怎么也喝不下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格桑阿爸回来了。他从皮囊里掏出一些植物，放在石臼里捣烂，又加了些什么东西，一起放进火塘上的吊锅里熬煮，屋里弥漫着浓浓的中药气味。阿妈盛了些汤水，扶我坐起，要喂我喝。我盯着那碗，紧咬牙关，就是不张口。从我疑惑的目光中，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格桑阿爸端起碗，咕噜咕噜将汤药喝了下去，抹着嘴，嘿嘿笑着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证明这药没有毒，他喝完了。藏民原来是这样真诚豪爽呀，我接过阿妈递过来的碗，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也将碗底朝天翻了过来。他们一家三口人都高兴地笑了。
阿妈让我躺下,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羊皮袍子。不一会儿，我周身出汗，每一个汗毛孔似乎都张开通畅，顿时感觉好多了。
就这样连续喝了两天的药，我的烧退了下去，精神也好多了，这才觉得肚子咕咕乱叫，真想吃东西。阿妈出去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大饼和牛羊肉，我虽吃了一些，但胃口不算太好。阿妈着急了，他们对我比划，我明白，这是在问我想吃什么。我想吃鱼，真想吃鱼呀。我也比划着，但好半天他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明白我到底想吃什么。还是尼玛机灵，她从火塘边拾起一块浮炭递给我，我用浮炭在木地板上画了一条蹩脚的鱼。他们明白了，可他们谁也不说话。尼玛坐到了一边，阿妈和阿爸小声嘀咕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
太阳落山时分，格桑阿爸又出去了。直到黑夜降临，格桑阿爸提着一条鱼进了门，全家忙活起来了。他们笨拙地把鱼拾掇好，放进了吊锅里。火塘里的火噼噼啵啵地燃烧，久违了的鱼汤香味从锅里飘溢出来，让人馋涎欲滴，我终于喝上鱼汤了。看着我啃一口大饼，喝一口汤那美滋滋的样子，格桑一家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来我才知道，藏族人民是不吃鱼的。他们把鱼看作神，人怎么能吃神呢？为了我，为了一个不曾相识的红军战士，他们破了戒规。他们把心中的神宰烹了奉献给我，把我从病魔死神手里拉了回来，还我原气，让我有了神的力量。格桑全家为我所做的一切，藏族人民的深情厚意，我将永远铭记。
虽然身体还很虚弱，但几天后，我已能起来活动了。
我环视这藏式木楼，原来这木楼分三层：底层是牛羊圈；二楼是人住的地方，用一根粗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下楼的独脚梯，斜靠在二楼，供人上下；顶楼是个阁楼，通常贮放粮食及杂物。藏民家的摆设，一般都很简单，除了几口木箱没有什么家什。屋子一个角落是一口火塘，烤火做饭都靠它。火塘上的吊罐就是煮食物的锅。藏民睡觉也很简单，没有床，在地板上铺好牛羊皮毛毡子，合衣躺下，盖上大羊皮筒就行了。他们不用枕头，用手撑头就可睡觉。格桑家底层圈有几只牛羊，顶楼也贮有粮食，可以看出，格桑家是属于中等水平的人家，不是奴隶娃子。
格桑全家对我很客气。格桑阿爸是个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原的阳光将那方脸晒得紫红紫红。他头戴皮筒帽子，宽大的藏袍裹在身上，一根绦带缠腰，腰带上斜插着一把漂亮的藏刀。平时什么东西都揣在藏袍里，怀里能装下他的整个世界。吃饭的时候，阿爸从皮袍里掏出一只铜碗，朝碗里吐上唾沫，再用衣角擦拭，这碗就算干净了。他用茶水拌上青稞面，和上点酥油，就是糌粑。他捏好一个长形的面团后，递给我，又抽出藏刀，将那烤得半生不熟的羊肉割一块递过来。他把我当成最尊贵的客人。虽然不习惯，但我还是就着酥油茶，吃着他递过来的食物，我知道应该尊重他们的习俗。
阿妈是个老实厚道的藏族妇女。她总是低着头弯着腰，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多大的年纪。额头和眼角满是皱纹，那是高原寒风在她的脸上刻下的岁月痕迹。由于阿妈总是弯着腰，宽大藏袍的前襟几乎拖到了地面，腰间扎着由许多颜色的布块拼接成三条竖条状的围裙，后来我知道那叫“班颠”。她平时不怎么说话。藏族男性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一切都是格桑说了算。从她那双粗糙乌黑的手和那对慈祥的眼睛，我看到一个勤劳善良的藏族母亲。
没有几天，我和格桑的全家非常熟络了，大家都很随便。从比划中知道尼玛那年十六岁。她成天缠着我又闹又笑，像只快乐的喜鹊。尼玛乌黑长长的头发编成许多小辫子，再合成一根大辫子。满头披挂着的银、铜首饰，耳朵上还戴了个大耳珠。尼玛鸭蛋型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笑起来弯成两个月牙，一对酒窝甜甜的很好看。藏民们没有洗脸的习惯，尼玛的脸总是乌油油的，高原的太阳将她的两个颧骨晒成绛驼色，但那棕黄色的脸上还是洋溢着少女本有的红润。
尼玛很活跃，她常带我去附近的几个藏民家串门，大家坐在一起晒太阳，喝酥油茶。藏民们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甚少，他们把我看成走南闯北的大人物，语言不通，他们找来通司与我聊天。因此，我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并了解了他们的一些风俗。我得知，屋后山坡上用石块垒成的基座是插旗杆用的，用绳子拉住旗杆，绳子上就可以挂经幡。藏民信佛，各种经幡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白色代表天空，黄色代表土地，绿色代表风，蓝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藏民们把自己的祈盼和愿望虔诚地挂在了绳子上。藏民豪爽直率，他们把我当朋友，送给我一些羚羊角、藏红花，还送给我一块“卡垫”（这是用手工制作的纯羊毛毯子）。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换上他们的“曲巴”（服装），就同他们没有两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
川康的糌粑和牛羊肉使我恢复了元气，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在格桑全家精心伺候下，我完全康复了。尼玛整天还是缠着我嘻笑疯闹，从通司那里，她知道我叫“秦懋书”，可她记不住这个汉文名字，她就将这个“懋”当成“猫”，总是手作猫状叫我“喵”。有天，她备好鞍后要我同她去遛马，我很高兴，可是格桑阿爸不许。他呵斥尼玛，尼玛委屈地躲到了屋角里，看得出阿爸对我出去不高兴。
参军多年，我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这二十多天在藏民家养病，虽然与格桑全家相处非常融洽，但仍十分思念首长和战友们。师长和政委、还有我队的战士，都来看过我，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回了部队。几次我对阿妈说要回部队，阿妈不允，由于语言不通，我同他们也讲不清楚。许多天过去了，在这里住着憋得慌，想念部队，想念首长和同志们，我归心似箭呀。
高兴的日子终于来了，易副师长和通司来接我回部队。见他们进屋来，我兴高采烈，可格桑全家脸上布满阴云。格桑与易副师长还有通司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但可以看出格桑全家不想让我走。后来，通司和我开玩笑说：“你就留下来吧,给他们当个上门女婿，他们喜欢你哩。”
我着急地说：“那怎么可以！我要回部队。我只是把她当着妹妹。”
“嗨，不说了，不说了。”易副师长打断我的话，不让我多说。他一再对格桑全家表示感谢，并留下一些藏洋作为我养病的费用。
我随易副师长和通司出了门，格桑全家出来相送。格桑从阿妈手里接过一件皮筒送给我，这件皮筒在我第三次过草地时可起了大作用。我用学会的藏礼作答，伸开双手，深深鞠了一躬，我抬起头看到格桑全家人眼里都闪着泪花。格桑全家、还有川康藏民们对我的恩情，我会永远记在心上。我正正规规又向他们行了个军礼，上了马。
夕阳西下，寒气阵阵袭来。回首望，格桑全家还站在那里，那光秃秃的山梁上，落日映着格桑一家三口人长长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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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三过草地）


严冬过去了，虽然还是春寒料峭，但康北高原的春天渐渐有了春的气息。
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红三十军作为先头部队占领了康北的战略要地——甘孜。陆续翻越大雪山的红军各部队，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界泰宁、北临草地的大片地区。为了巩固红军占领的道孚及炉霍地域，我红九十三师奉命南出道孚，与兄弟部队一道钳击盘踞泰宁的国民党李抱冰部。李抱冰的五十三师不敌红军的攻击，弃城南逃康定。红九十三师班师回营，进驻炉霍。
部队原来并不准备在康北立足，仅想筹集必要的粮食和物资后北上。红二、六军团转战川黔滇后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为了策应他们北进，整个红四方面军都在原地等待。我们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期间，红四方面军整编了部队。从百丈关战役到翻越雪山，红军的兵力消耗很大，由原来的八万之众至此仅剩四万余人。部队的缩编充实了基层战斗部队。方面军总部下辖六个军：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十三师、十五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各师不设团，直辖营。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每师各三个团。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周纯全，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每师各三个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辖二七一团、二七四团、二七九团。团不设营，直辖连。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我对原属红一方面军序列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的下辖建制不太了解)
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还有王维舟为总指挥的抗日救国军及红军大学。
我交通三队由战前五十多人减少到三十人。此时师部的三个交通队合编为一个队，由原二队队长阙子清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另外重新组建一个侦察连，我的另一个老乡江传正当了该连的连长，查玉升任指导员。
部队整编后，开展了军事训练，根据当时的情况着重训练打骑兵，打夜战、渡江河等。在整训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粮食。春荒时节，在这地广人稀的康北高原上粮食本来就少，有史以来的藏汉矛盾，加之敌人和反动头人的宣传，藏民们对红军还是不信任。他们将粮食藏起来，而我们几万人在那里必须吃饭，尽管用钱买，但还是吃了他们的粮食，拉走了他们的牛羊，本来就不富足的康北高原更显物资匮乏。我们红军和藏民的关系并不和睦。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总部派部队远行征粮。由于当地的物产贫乏，征集的食品有限，部队不得不严格实行分配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粮食，不足部分就用野菜替代。当地有许多野菜，要填饱肚子，红军战士就用野菜果腹。一些人误食有毒的野菜不幸身亡，后来许多人宁愿饿肚子也不肯吃野菜。为了解决哪些野菜能食用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特地去请教当地藏民，并和我们到荒野里挖那些能吃的野菜，办了个展览会，让大家都去看，要大家识别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野菜，就编上号码。我认识了二十多种野菜，感觉灰灰菜和荠菜是最可口的野菜。为了推广野菜，我们交通队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拿着这些野菜的样品，骑着马跑遍下属连队。
康北高原遍地青绿，春夏之交的草地给我们带来了生的希望，红军就是靠这些野菜，度过了缺粮的难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经受过长期残酷的野外生存极限的考验。
我师在炉霍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们听说贺龙、萧克①的红二、六军团要与我们会合，大家都非常高兴。记得叶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他说徐向前总指挥在会上讲：“红军各部队都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方面军是老大，红二、六军团是老二，我们四方面军是老四。上次我们跟大哥没搞好关系，这次一定要同二哥搞好，要不，我们老四就太不讲道理了。”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我们在积极为慰劳“二哥”筹集物资。许多人都学会了用手捻毛线，学会了织毛活，我捐了一双亲手捻线织成的袜子，真心地盼望红二、六军团早日到来。
7月份，听说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会合了，我虽然没有见到红二、六军团的红军兄弟，但两军胜利会合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们知道，任弼时、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增强了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
最初，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这支部队的到来垂涎欲滴，很想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想拉拢红二、六军团与他一起拒绝北上，拉拢二、六军团的干部推行他的路线。贺龙、任弼时对张国焘的那套不买账，同张国焘进行了很有策略的斗争，不争不吵，就是要人要枪要子弹。也许张国焘想转圜自己尴尬的局面，或是慑于刚直不阿的贺老总的威名，他同意了将红三十二军交给刚成立的二方面军指挥。
7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大家都认识到南下的路线错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是偷来的喇叭，不敢吹，历经挫折的他面对失败的事实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已经蔫头耷脑，不得不宣布撤销他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这样就有了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
两个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北上。左纵队辖红二方面军，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红四军第十师、十一师，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发，经阿坝东出草地向包座、班佑前进；中纵队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红九军、红四军第十二师、还有我们第九十三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右纵队由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以及藏民独立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从崇化、丹巴地区出发，经毛尔盖北出草地向包座前进。三路纵队共同北上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同中央会合。
过草地，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过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沉重的记忆，一想到那没有人烟，没有兽迹，时刻能吞噬人的烂草地，就不寒而栗。不说恶劣的自然气候与环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艰难险阻，单说那草地上食物奇缺就让人难以生存。为了过草地，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部队还是设法筹集了粮食。每人二十斤青稞、半斤盐，随身携带。部队严令规定，人人必须按定量吃，违者枪毙。那时人都饿极了，还真是有人违令多吃而被枪毙的。
我师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毛尔盖的草地边缘地区。
记得一天宿营，我头枕干粮袋睡觉。天蒙蒙亮时，迷迷糊糊之中我感觉有人拽我的“枕头”。那时人都饿极了，立即意识到有人偷拿别人的干粮!我一下子惊醒，伸手去夺我的干粮袋，谁知抓住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吱哇”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起身扭头一看，只见十来个不高的黑影子呼呼啦啦跑向树林。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拔枪射击，枪声将大家都惊醒了。阙子清队长赶来了，师长也来了，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开枪。我指向树林说有人抢我的粮食。凭借朦胧的晨光，大家定睛一看，哪是什么人呀，原来是一群猴子，这些家伙在树枝上吱吱哇哇抓耳挠腮不肯离去。师长说我随意开枪，浪费子弹违反纪律，把我一顿好熊。我委屈极了，这才发现干粮袋被猴子撕咬破了，青稞撒了一地，一粒一粒细心地捧装起来已不足半袋。我十分沮丧，看来过草地又要饿肚子了。
同志们知道我的粮食丢了，大家一人一小把将自己的青稞递给了我。阙子清不知在哪里弄了半只干羊肉，煮熟后用酥油炸干，碾成粉子后匀给了我半袋。我望着这鼓胀起来的干粮袋，心里泛起阵阵暖流，没有同志们的援助，没有战友们比山高、比海深的团结友爱之情，这次我肯定走不出草地。
踏入草地，我们又见到上两次过草地的景象，早上天气还好，中午时分烈日当空，高原的太阳十分炽烈，人们的脸都晒起了皮，可一到下午，不是风就是雨，半夜还能下起大雪。尽管如此，这次过草地大家有了经验，陷入泥潭牺牲的人大为减少。最困难的就算是粮食了，走了近半个月，每人配备的干粮已所剩无几。经过长期的征战和饥饿、伤病的煎熬，人们的体质十分虚弱。我师行军队伍的首尾竟拉开了一天的路程。此时，我们交通队随师长在前面行进，政委在部队的尾部断后。全师没有电台，就靠我们交通队通信联络。师长命令交通队派人与政委联络，阙子清让我去。由于在道孚养病时，有格桑阿爸的糌粑和牛羊肉滋补身体，穿上阿爸送给我的羊皮筒能抵御寒风，此时我是交通队中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个了。我领命带上另一个战士向队伍行进相反的方向走去，去找政委。那天下午，狂风呼啸，我俩顺风走还轻松，部队顶风行进就非常困难。沿途看见各团的队伍已不成队列，三三两两，五六成群，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前进。
途中，我见到我原来在二一九团时的老班长——老张，这位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参加红军的老兵，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由于他身高体壮，别人就叫他的绰号“老壮”，我总叫他老班长。打百丈关时我见到他，那时他是连长，部队在炉霍缩编，他现在成了排长。过去膀大腰圆的身躯如今瘦骨嶙峋，他那菜色的脸更显得苍白。破布巾子军装罩在身上松松垮垮，一条牛皮带束腰几乎绕了快两圈，皮带头被刀割齐了，原来他们已断顿两天，每天就靠切皮带加野菜煮汤果腹。我还是叫他老班长，其实那年他才三十出头。他带领他们连队的四个战士随团行军，枪挎在脖子上，背上还背着一个伤员，他们五人坐在那里休息。我同老班长说了几句话，看见他们断粮，就要匀些青稞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要，说我去部队后面找政委比他们还要多走路，不能要我的粮食。我拗不过他。看到他在寒风里瑟瑟发抖，我心里挺难受，脱下身上的羊皮筒披在了他身上，就起身赶路了。走了不多远，我回头看见老班长将羊皮筒套在那伤员的身上。
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俩找到了叶成焕政委，政委和供给部的一些同志组成收容队，在队伍的后面收容伤病员和体弱掉队者。在草地的行军中，他们是最难最苦的了，由于走在最后，沿途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他们要到更远的地方挖野菜，他们就要走更多的路。我看见政委正用刺刀刮着前面部队吃完丢弃的羊骨架，那上面哪里还有肉呀，刮下来的骨末就这样抹在嘴里。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前面部队的人屙的屎里有些还没消化的青稞粒，后面的人用水淘淘就那么咽下去。也许这都是人类求生的本能，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顽强的信念：为革命而活着。
看着红九十三师的这支收容队，包括伤病员和掉队的大约有五六十人，我发现论体质和精力我是最好的了。政委对我说：“你现在能不能回到队伍前面找师长？”
我说：“能！”
“那好，”政委说，“你告诉师长，我在后面很好，叫他放心。我一定能跟上队伍，把这些人带出草地。”
看见政委清瘦苍白的脸，再看看这支歪歪倒倒的队伍，我禁不住流泪了。这还能叫“很好”？
“听清了吗？”
“是！知道了！”我行了个礼，转身向队伍的前方走去。
我带着那战士顺着队伍行进的方向朝前赶，一路上超过许多三三两两的人群。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土丘，我看见张班长他们一行在那里休息，于是喊着朝他们走了过去。几个人都似乎睡着了，三个人躺着，张班长和另一个战士前后坐着，那战士还搂着张班长的脖子。走近一看，五个人没有一点气息，身体都僵硬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大声喊着老班长，这是被活活饿死的呀！几乎与天相连的莽莽草地死一般的寂静，空旷的原野回荡着我俩的哭叫声，这哭声在昊昊苍穹里显得那么孱弱无力。我发觉我送给老班长的羊皮筒被折好放在他的身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老班长还想着将这羊皮筒留给活着的人。在这茫茫草地上，找不到任何工具来掘坑掩埋这些牺牲的战友，何况我俩也没有力气来掩埋他们。我俩只有痛苦加无奈地离他们而去，就这样将这些亲爱的战友，留在这川西的大草地上了。
我俩用了三天的时间赶上师部，向师长报告了后面的情况。
红九十三师就是这样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靠一把把野菜第三次走出了草地。
在我的一生中，达到生存极限的三次过草地的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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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克（1908—2008），湖南嘉禾县人。早年从军，入国民革命军补充第五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中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老八路

39（艰难的会合）


193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动荡的局势也使中国工农红军面临多种抉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又进一步在华北不断挑起事端；日本企图进攻绥蒙，在北面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蒋介石忙于应付“两广事件”，红军的压力相对减弱；张学良的东北军由于受命不抵抗日军的侵略，丢失东三省，受到全国民众的谴责，此时也抗战心切，无心与红军为敌。此时，中共中央重新制定了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站稳脚跟，打通新疆至苏联的通道，巩固内部，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
我红九十三师北出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由于有兄弟部队当前锋，我们向北的一路上,未遇到敌人大部队的堵截。红军饥饿难捱，疲惫不堪，我们拿出仅有的钱向老百姓购买食物。沿途遇到藏民，我们就向他们买大饼，藏民通常将大饼揣在藏袍里，那紧贴肉乎乎胸脯的大饼，带着体温伴着一股汗咸味，一个藏洋一个，饿极了的人顾不了那些，在我看来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味珍馐了。一路北进，沿途见到的汉族老百姓多了起来，虽然那地方口音很难懂，可毕竟是汉语，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同老百姓说话，老乡都捂着鼻子说：“你们是啥队伍，咋这么臭呀？”
是呀，几个月来，我们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身上的汗湿了干，干了又湿，能活着就不错，哪有条件洗澡呀，身上的汗酸味加牛羊肉的膻臊气搅在一起都馊了，哪能不臭呢?
一路北进都比较顺利，只是在通过天险腊子口时，遇到零星敌人的冷枪袭扰。过了岷县，红军打下漳县后停顿下来。前敌指挥部设在漳县，部队原地待命。
9月上旬，我红九十三师奉令北上，同兄弟部队一道攻打通渭。其实我师抵达通渭外围时战斗就已打响，通渭守敌不多，待我师部进城时战斗已近尾声。
兄弟部队迅速穿过通渭向西北方向前进，而我师占据通渭打扫战场。
通渭是座小城，这次战斗消灭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多营和一些地方部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而我们最需要的粮食和服装却不多，真有点遗憾。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三大箱钞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崭新的纸币，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于是捆好箱子准备上缴。易良品副师长正为战利品中没有粮食和服装气恼，望着这些钞票说：“部队还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带着这些废纸有何用，都给我烧了。”
于是，我们砸了箱子点燃了火，让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在烈焰中燃烧成灰烬随风升腾。我随手抓了一把票子分给每人三张，说：“大家留着玩，没用就屙屎擦屁股。”
在通渭城呆了几天，部队进行休整。我们交通队几个人没事就去街上溜达。在街上遇到一个卖苹果的老乡，我掏出仅剩的那张钞票要买苹果。老乡说：“老总，这钱我找不开。”
我说:“不用找了，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
“不要说每人一个，我这挑子苹果都给你们也用不了这张钱。”
我大气地说：“那就把这挑苹果都给我们，你走吧!”
没想到老乡趴在地上给我们磕了三个响头，拔腿就跑得没影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那张票子都够买条牛了。
我师驻防通渭，一天，师长给我们交通队下达任务，要求我们队组成一支小分队，化装去侦察秦安、天水方向的敌情。由侦察连指导员查玉升①和我带队，这支小分队主要由我队一排担任，另将师部侦察连的一个班配给了我们。政委在会上说：“你们这次侦察，就是要摸清敌情。我师还不知道要在通渭呆多久，你们还要设法搞些粮食，最好有服装，解决部队过冬问题。”
我们领受了任务，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查玉升配戴少校军衔，我戴了个上尉领花。虽说穿上国民党的军服，头上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心里别扭，不是滋味，可这军装毕竟比我们那破衣烂衫要整齐得多，骑在马上也真威风凛凛。我们一行三十多人离开了通渭，向东南方向的天水行进。
记得在一个好像叫郭家的小镇，我们穿镇而过。看见一个大院外挂着一块国民党的什么牌子，那上面的字我认不全。查玉升拉住马头折了回去说：“走，去瞧瞧。”
大院的门口有个像民团的哨兵在站岗，查玉升下了马径直朝大院走去。那哨兵横枪拦住查玉升问：“站住！干什么的？！”
查玉升上前搧了那哨兵两耳光，骂道：“瞎你娘的狗眼，你配跟老子说话？叫你们当家的出来。”说着迈步进了院子。
那哨兵挨了打，不敢吭气站到了旁边。这时从里面跑出来个圆脸，边拱手边笑着说：“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请问长官是哪部分的？”
我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是胡长官的前营卫队。”（其实这是瞎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胡宗南有没有这个部队称号）
那圆脸点头哈腰，说：“里面请，里面请。”
查玉升朝我使了个眼色就带人进了院子。
我会意地在院门口及镇的两边街口布置了警戒。待我回头进院时，看到查玉升同那圆脸正谈得火热。我不知那圆脸是个什么官，只见他左右张罗人，说是要备饭犒劳我们，正晌午果真开了四桌饭。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哪见过什么宴席，那七碟八碗现在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美味珍馐的大宴了。长期以来忍饥挨饿，这下可让我们开了荤，我们毫不客气胡吃海喝来了个一扫光。在席间，查玉升对那圆脸说：“我们在通渭把共匪围住了，我这就是要回天水向胡长官报告，前线的弟兄们粮食快断顿了，你老兄能不能在这里给我筹些粮食？”
那圆脸听了这话脸上的堆笑僵硬了，皱着眉头说：“不怕你兄弟见笑。我们这小地方人也不多，粮也不多，哪供得上你们大队伍用粮呀。”
查玉升拉长了脸：“看来你老兄不愿帮忙了。”
“哪里哪里，长官别误会，不知你想筹多少？”圆脸忙赔笑道。
“有多少要多少。”
“那好，那好，我去办，我尽力而为。”他哭丧着脸，不住地点头，吩咐人马上去办。
过了一个多时辰，圆脸来说：“长官，我这地方太穷，除了几个大户有点粮外，其他的就筹不到粮了。”
查玉升用马鞭敲着腿说：“把那几个大户的粮食都给我集来，就算是我借的，到时候还你就是。”那圆脸屁颠屁颠地又去忙活，隔了好一会，他满头大汗进了屋：“长官，筹了四千多斤粮，我算是尽心了，现正在找牲口，弄齐了一起给你送去。不过长官是否留个条，我也好说话呀。”
查玉升说：“好吧，好吧，你写好，我签个名好了。”
圆脸果真叫人写条请查玉升签字。
他边点头边哈腰：“长官，我办点事也不容易，还烦您在胡长官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
我们忍不住都要笑出声来。
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牲口已经备妥，三十多匹骡马分驮着近五千斤粮食。天已擦黑，圆脸相邀挽留，查玉升怕夜长梦多，露馅坏事，命令侦察连的那个班押送粮食先回通渭，我们大部分人向秦安方向开拔。
离开那小镇，我们在野外露营。天亮准备出发时，才发现我队的张恭信不在队列。我和查玉升非常着急。张恭信是河南商城人，自参加红军后，意志坚定，作战勇敢，我们相信他不会开小差，但就怕他落到敌人手里，暴露我们的行踪。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我命令全队分为几组，分散寻找。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在当地的老乡家找到了。原来张恭信晚上宿营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在漆黑的夜里怎么就迷了路，离营地越来越远，怎么也找不到队伍，直到天亮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偶遇一当地人，那人竟是张恭信的河南同乡，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我们。虚惊了一场，没有大碍，但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小分队继续着侦察任务。
几经周折我们到达甘谷驿地域。这地方离秦安和天水都不远，几天下来，沿途我们已了解到许多的民情和敌情。
夜宿一骡马店，我们在大院里外发现有许多牲口，库房里还堆了不少的东西，不知是何物。我们问店主，店主说这是一个兰州的商人，办了货今夜在此留宿，明早就赶路回兰州了。客栈里的灯差不多都熄灭了，只有马厩里有人还在给牲口喂夜草。查玉升对大家说尽快休息，明天要起大早赶路，这一晚我们安静地睡了个好觉。
天不亮大家就起了床，院子里不知是什么人在为牲口上驮子，我们也为自己的牲口备鞍准备出发。我和查玉升走到那些牲口旁伸手一摸，几十匹牲口的驮子里竟是棉花、布匹甚至还有几台机器。查玉升同我交换了个眼色，我俩心中大喜，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查玉升说：“就搞他！”
天蒙蒙亮，那商人吆喝他的人上路。
查玉升向大家作了布置就过去打招呼：“掌柜的，这是要去哪里？”
那商人说是要去兰州。查玉升说我们去通渭，大家是一路的了。商人说：“听说通渭叫红军占了，我可不敢走通渭。”
“嗨，你还不知道，在通渭，共匪的那点人叫我们给围了，你跟我们走绝对错不了。”查玉升爽朗地说。
那商人正愁路上不安全，看见我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听我们这一说，还真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整个驮队和我们的人上了路向通渭走去。
沿途查玉升吩咐大家少说话以免露馅，他跟那商人天南地北地穷聊起来。
时过晌午，发现有一路人牵马缓行，戴礼帽，着长衫，除一口小皮箱外没有任何行李。我们感到蹊跷，于是拦住他询问，那人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让我们怀疑他是国民党的探子。他神态自如地说自己是位商人，我们搜查了他的全身及随带物品，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查不出究竟我们只有扣留他，让他随我们走。凭直觉，我们认为他不是个商人。此人话不多，从他那遇事不慌心态沉稳的神情，还有从他那机警深邃的眸子里，我们断定这绝非是个等闲之辈。一路上我和查玉升询问过多次，可他滴水不漏应对自如，我们决定将他带回师部审查。
一路向西北方向行进，离通渭不远，那兰州商人说，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有红军。查玉升说，有红军怕什么，这里有我们哩。离通渭越来越近，我师部署在通渭外围的防御阵地已清晰可见。哨卡上有人大声喊：“站住！干什么的？！”
我知道这是二七四团的连哨卡，于是也大声回答：“傻子连长，是我秦懋书呀。”（那时候大家相互都叫绰号，大名反而没人称呼）
哨卡里走出一个人，我接着又喊：“傻子连长，张德魁，是我们回来了。”
我们正在对话，忽听身旁一阵马蹄乱响，原来那兰州商人感觉不对，他夺过一匹马的缰绳，跨上马就跑。我们大喊站住，可他不听。我抬手一枪，“砰”地一声，只见他滚下马来。我的心一沉：坏了，本想吓唬一下，怎么就把他打死了呢!
兰州商人坠地打了几个滚，没起身就趴在地上边磕头边大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原来那一枪没伤着他，仅把他的礼帽打了个洞，他是吓得摔下马来的。我终于放心了，说：“叫你站住你要跑，没打死你就算你命大。你跟我们走不会吃亏的。”
就这样我们押着几十驮子的货物进了通渭。
见到我们回来，师长、政委大喜。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在郭家小镇搞的近五千斤粟米和包谷，早已由侦察连的那个班押运回来。我们在甘谷驿弄到的近百驮货物都是白竹布、棉花、那机器我们不认识，别人告诉我那是做衣服用的缝纫机。部队要换装，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听说部队给了兰州商人不少钱，留下货物打发他回家，他逢人就说红军的好话，说红军是买卖公平的仁义之师。
回头再说那自称是商人的东北人，我们将他关进一间小房，不停地审讯，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其他什么也不说。阙子清急了，大喊道：“他肯定是国民党的探子，再不说就毙了他。”
我和查玉升也附和着说：“我看他不是商人，一定是军人。他看到了我们的部署，放他不行，杀了算了。”
可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师首长也没有回来，我们奈何他不得，只得进一步试探并吓唬他。查玉升叫来两个战士，吩咐后将那商人押到院子里靠墙站着，说是要枪毙他。而面对死亡，他也不慌张。阙子清无可奈何地喊了声：“举枪！”
两个战士将子弹推上枪膛，举起了枪。
只听那人大喊：“慢点儿！我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
我说：“我们是红军！”
“真是红军？”
“真的就是真的，哪能有假。”
“你们不能杀我！”
“为么事？！”
“我受少帅之命来找你们……”
“什么少帅？！”我根本不懂谁是少帅。
“就是张学良少帅，我是东北军……”
“好哇，果然叫我说中了。我早说过，你是军人而不是商人。张学良、国民党、东北军都不是好东西，老子不杀你杀哪个？”听到他承认自己是东北军。我以为是我们的假枪毙起了作用。
当时我们基层的干部战士并不了解全国的局势，也不清楚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工作，更不明白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是什么关系。想当然认为东北军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说！”阙子清吼问道。
“我不能跟你讲，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查玉升觉得这事蹊跷，不能莽撞，决定先将他关押起来，等师首长来处理。
叶成焕政委和宋辅南主任处理完兰州商人的事后，立即赶到了我们交通队。我们向师首长报告了情况并将那人押了上来。
叶成焕对那人说：“我是师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事说吧。”
那人说：“我是东北军的，是张少帅的副官。有封少帅的亲笔信，我必须面呈你们的徐向前总指挥。”
“信在何处？”
“请把我的马牵来。”
我们将他的马牵了来，他向我们要了把刺刀，割开了他的马鞍子，从鞍垫的夹缝中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政委。政委看过信封上的字说：“我替你将此信转达。”
那人说：“不行，这封信我必须亲自面呈徐向前总指挥。少帅说过，人在信在。”
政委答应了：“那好，我马上派人送你去见徐总指挥。”
该副官指着我说：“这个小‘上尉’的枪法了得，就让他送我去吧。”
政治部主任给我布置了任务。我带了一个班骑马连夜出发，陪这位自称姓李的副官向漳县奔驰而去。
在途中，我问他为什么一路上就不说这事儿，他说：“一路上你们都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我躲还来不及，怎么能说？”
“那到了通渭为什么还不说呢？”
“到通渭后，我虽然感觉你们像红军，可你们军容不整，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从服装上也看不出你们是什么队伍，我不能确定，哪里敢说呢。这封信是我军的高度机密，人在信在，我可不敢贸然处之。”
我军走出草地后，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服装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李副官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或是土匪流寇，难怪不敢吐露真言。当时的我，作为红军的基层干部，对时局并不了解，在甘南，东北军和我们交过手，我们把东北军当敌人，根本就不知道东北军在抗日救国方面和我们红军是一致的，更不知道东北军同我党我军保持着秘密联系。我将李副官护送到漳县，并面交徐向前总指挥，完成了任务。为了打通西(安)兰(州)大道，实现我军的战略目的，我师奉命北出通渭，在静宁地区以南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大部队全在漳县、礼县、成县一带，我师单独在甘南的北部与胡宗南的部队周旋，孤军奋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1985年，总后勤部副政委白相国②及夫人杨阳同志来武汉，我和老伴谢建华陪二位去探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③同志。几位老战友相见非常高兴，大家叙旧话今，谈起了许多战争年代的轶事。韩东山，这位当年最先率部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此时兴致勃勃：“相国，小杨，你们可知道秦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我感到诧异，忙问：“韩司令，这话从何说起呀？”
韩东山说：“你忘了？我们三十一军两个师出了草地在甘南，那时我在九十一师当副师长，军长命令我临时带二七四团牵制胡宗南的一个师，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要不是你带人掩护我们，我一个团就完了呀!”
我也想起了这件事，接着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都记不清了，还提它做么事。”
谢建华问：“韩司令，我怎么没有听秦忠讲过这事呀？”
“哎，建华呀，这事秦忠可以忘，我可忘不了呀。”老将军眯缝着眼睛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他娓娓道出的故事，把我们都带入了那久远的年代。
韩司令的回忆让我也想起了几十年前的这件往事：
我九十三师北出通渭后，两个团分别出击牵制胡宗南部队。一天，师长命令我交通队将二七四团速带回来。那时候，我师没有电台，通信联络全靠我们交通队。我带一排共二十来人准备出发，师长说，韩东山和二七四团的方位大约在东北方向八十里处。
我带领我们一排骑马驰骋而去，到达二七四团应在的位置，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整个下午都过去了，空旷的黄土荒原上找不见一个人影。太阳快落下地平线，灰蒙蒙的黄昏里只有秋风吹着干枯的蒿草发出嘶嘶的啸叫。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
“指导员，你看！”身旁的胡家燕喊了起来。
我们顺眼望去，北面偏西的位置浓重的尘土飘荡着，像是燃烧的烟尘。战士们高兴地说：“可找到他们了，我们赶快去接应他们吧。”
我感觉不太对头，对大家说：“那不像二七四团，我们的部队没有那么多的人。这尘土浓厚，而且速度不算太快，这是一支步兵部队，少说也有二三千人。这是敌人，一定是敌人！”
胡家燕说：“指导员，你再看那边。”
顺着他的手指，我们发现还有一股尘烟。西边的太阳已落下地平线，在晚霞的映照下尘烟非常明显，这尘烟显然没有北面的那股大。　
“这才是二七四团！”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原来我们骑马跑过了头，现在我们同二七四团，还有敌人大部队几乎成三角形。敌人距离二七四团大约有七八里地，正急速地掠起滚滚的尘烟，气势汹汹地向二七四团扑去。二七四团出草地后经过几次战斗，减员严重，此时也不过几百人。敌众我寡，二七四团危在旦夕。
一定要把敌人引开!我急中生智，让十多个战士下马用刺刀赶快割草，解下绑腿将蒿草捆好拴在马尾巴上。命令这些战士骑马拖草在原地轮圈跑，把尘土搅得越大越好，将敌人引过来。战士们遵命打马，拼命地在原地转圈跑了起来，顿时扬起浓浓的尘烟。我带领另几个战士策马向二七四团奔去。
我的调虎离山计真的起了作用，敌人放弃追逐二七四团，转头向东南方向我们交通队扑去。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几个人找到二七四团。韩东山此时已身负重伤，浑身染血，被人抬着。二七四团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他们打得太苦了，几百号人近一半是彩号，敌人要是扑过来，那后果真不堪设想。趁着夜色，我让人将韩东山驮在我的马上，我牵马带着队伍向师部疾行，将二七四团安全带回了师部。我们队那十几个战士吸引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趁黑夜脱离险境，顺利返回了部队。
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老将军的暮年虽没有了当年叱咤风云的英姿，但他那历经沧桑的脸庞仍透出军人的虎虎英气。1986年，韩东山司令员逝世了。回忆记叙的这段往事，仅作为我对老将军的思念，缅怀纪念他。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先辈们为革命事业抛洒热血的那段历史。
1936年9月下旬，三个方面军即将会合，人们都翘首以盼，期待着这一胜利的时刻。我红九十三师驻扎的通渭，实际离红一方面军控制的界石铺已经不远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通渭向漳县集结，紧接着又向西行，涉过洮河向临潭进发。这时指战员无不感到奇怪，说是北上抗日，为何往西行走？越往西，汉人越少。我们渐渐又见到一些藏式木楼，看到沿途山坡的石头上刻满了藏传佛教的玛尼刚经文，藏民插挂着的经幡随处可见。那经幡随风飘荡，不由让我们又想起半年前在藏区的时光。此时人心浮动，人们都在猜测是不是又要回藏区？是不是又要过草地？说起草地人们就不寒而栗，那草地真是过怕了呀。这时人们思想混乱，说怪话的人颇多，部队在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人脱队，可这时开小差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柴洪儒师长焦急地说：“不能再往西走了，这样下去部队没法带了。”
叶成焕政委心情沉重地说：“完了，完了，再往西走，部队就完了哇!”
好在没走几天，上级传来命令说，前面道路难行，部队全部返回。后来才知道，西行的命令是张国焘下的。张国焘仍抱着他的观点不放，他不愿同党中央会合，他要闹独立，举着“打通国际线路，争取苏联援助”的旗号，准备在新疆建立他自己的独立王国。河西走廊走不通，他准备向南绕行青海到新疆。可这次是连老天都不助他，黄河西岸已是大雪封山，无路可走。此时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已认识到张国焘倒行逆施的错误，不再支持他，张国焘的话不再那么灵了，他自己也感到空前的孤立。在朱德、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努力劝说下，张国焘面对目前的现实，只得同意按党中央的命令北进。
9月底，我红九十三师北返通渭进占马营，不日又继续北上，在会宁地区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两个方面军分离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我们红四方面军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啊!
10月上旬，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长征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对我来说则是漫长的磨难，在我的一生中，它给我留下最难以忘却的记忆。难忘啊，那血与火的战斗；那雪山草地的苦难；那融融温暖的战友之情；那冻饿牺牲的战友的英名。这一切通通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铭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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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查玉升（1914—1998），安徽六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四军排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交通队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营长、团长。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淮海、渡江、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白相国（1918—1991），原名白蕖香，山东蓬莱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指导员，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教导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抗大十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十五团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警卫团副政治委员，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第四十一军一二三师政治委员，军副政委、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家外贸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③    韩东山（1905—1986），湖北大悟县人。1928年1月参加革命，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营长、团长、师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副司令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新四军五师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旅长，河南军区司令员，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