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与牛为伴的日子里

在我们家里，唯一与我为伴的是一头小牛。这头牛，原是外号叫“山东王”一个邻居家的。这头牛落在我们家，其中还有一段事由。

那是1933年的冬天，山东王打完场去集贤镇卖粮，在回来的路上被妻子的情夫用斧头砍死了，当夜，那个情夫赶到山东王家，急急忙忙地把山东王之妻用马爬犁拉跑了。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民不举官不纠，跑也就跑了。第二天早晨，屋外是大雪纷飞，我和哥哥到屋外一看，发现邻居老王家的烟囱怎么没冒烟，我们哥俩拉开屋门往里一看，屋内空无一人，可他家的老牛却生了个小牛犊，小牛犊冻得浑身发抖。我和哥哥赶紧把老牛母子牵进屋里，喂水喂料好顿忙乎，老牛母子得救了。后来组织上决定把这一老一小两头牛寄放在我们家里，作为村里的公用牛，实际上是组织上寄存于我们家的财产。春耕秋收大家都用它，秋后大家再用粮食缴纳适当的役使费，以供买枪等所用。

送走了哥哥后家里早就没米了，每天靠着一些冻白菜，冻萝卜充饥，人是不能一点米粒都不吃的。好多日子没见着米，我有些受不了啦。有一天，我到场院上去寻摸，发现那儿有一堆没脱粒儿的稻子，可能是因为草籽太多，几乎三分之一是稗子，主人嫌麻烦留下的吧。我看了挺高兴，咋说也是粮食啊，我用树枝做了把夹子，拣稻穗往下撸稻粒儿，差不多撸下来一麻袋。我们村子里没有碾子，要到南村（贺梦林村南）小马架子村才能碾米。我回家往花轱辘车上套上老牛，拉上稻子就去马架子村了。去的路上还算顺利，那头老牛非常听我的话，小牛犊颠颠的在旁边跑得也很欢。到了那里因为碾子只有一个，白天归本村人优先碾米，外村人只能在晚上借光使用。我去时张景信家正在用，等他用完，天色已经晚了。我套上老牛后开始碾米了。碾米也是有讲究的，碾不好会把米都碾碎的，要想米粒儿完好无损，就得不停地把被挤出碾盘边上的稻子往里扫进去，让稻子保持适当的厚度。这些都是张景信大姐姐教给我的，张景信看到我基本上会操作了才放 心走的。

一般碾米都得碾三遍，每遍碾完都要在风箱里过一遍，但是，这里没有风箱，只有一口大簸箕。我人小力薄，用簸箕扬糠除秽十分吃力。只好每次少装一点，量力而行。这样足足忙乎了大半夜，总算碾完第三遍。等把碾出来的大米往袋子里装的时候，已经是饥寒交迫，手脚麻木了，我多次把米洒在地上，于是又连米带土拢在一起，重新扬尘。最后，终于弄好了三十来斤大米，我把米袋装上了车，开始往家返了。

一弯月牙挂在中天，寒星一闪一闪的，好在没有风，早春三月的夜晚还是很冷的。花轱辘牛车，走在空旷寂寥的村路上，吱吱扭扭有节奏的车轮声单调沉闷，车到村西头时，我实在困倦难忍，不知不觉中睡着了。这段回家的路是怎么走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倒是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梦见哥哥李云峰来接自己，梦中我骑着大白马和哥哥并肩飞跑在山上，又好像翱翔在蓝天彩云之中。过了一会，我觉得一阵颠簸后，身子猛然下坠，朔风呛住了呼吸，我惊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了河面的冰雪上，还看到老牛也倒在冰面上，小牛犊在牟牟叫唤，我这才明白是翻了车，车是往右侧打斜，把人掀出去之后并没有全倒，老牛是车身打斜时滑倒在冰面上的。我定了定神，看明白这一切以后，到前面用鞭子轻轻抽打了一下老牛，喊了一声“驾！”老牛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勃然跃身站了起来，倾斜的花轱辘车，也正了过来。

我从心里往外的感激这头老牛，同时感到一阵后怕，还感到无比的欣慰，我觉得老牛太通人情了，我睡着了，它自觉的拉车往家走；我摔下去后，它又不走，等自己醒过来了，对着它一吆喝它就站起来继续拉车。我深情的抚摸着老牛的后背，小牛犊也显得十分高兴地叫了两声。回到家，我把牛牵到厨房，给它喂足了料和水。

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任务，用自己的劳动解决了口粮，心情十分快活。

老八路

认了“王麻子“当师傅

早饭后，农工们在院内按对子排起了队。

割大烟这活儿，必须是两个人搭手。操作时，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前一个是刀手，前边的人用刀尖往烟桃上划一个道，待被划的烟桃往外冒白色的烟浆时，后一个人把烟浆刮下来收进挎在手上的烟缸子里。所以，来割大烟的农工，通常是事先都有对子，多是自家人成对。自家人成对是最方便的，不仅干起活来互相照应，最后分烟膏时也能确保不被别人耍弄。

我第一次看见人家干这种活，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排队，我看出来从头到尾的两行人，正好都成了对子。

排好队的农工们正要出发时，忽然从大烟馆里跑出来一个人，他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扯着工头的衣襟说他没找到对子，请工头给他想办法。

“我？我上哪儿给你找对子去？”

“那，你叫俺咋办？俺不能白来呀！”

“咋办？你自个儿想办法。找到了对手就干，找不到，你这王麻子少抽一天烟就有了不是。”

工头不冷不热地支开了那个叫王麻子的人，叼着烟回头时，看见我站在那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小要饭的，还没走？走开了！”

“哎哎，你听俺说，今天不下地俺就没抽的了，求你了，行行好……”

王麻子紧跟在工头的屁股后头，连连哈腰哀求。这人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儿，有些驼背，瘦的浑身好像一点肉都没有，有的只是一脸的麻子，大家都叫他王麻子。我看着他那个哀求的样子怪好笑，猜到这人可能是大烟鬼。我想，王麻子没有搭手，自己或许能有机会。因此，就壮着胆子对工头说自己也是来割大烟的。听我自报，工头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回头对王麻子说：

“好么，有对子啦，这个小高丽丫头给你做对子咋样？”

“哎呦，我的老祖宗，她还没烟棵子高，就那么丁点的个儿能搭手吗？”

“那我就不管了。”工头说完一甩手就走了。

工头走后，王麻子蹲在地头叹了半天气。之后，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发泄说：“你才几岁？到这儿凑啥热闹！”

我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说自己已经十一岁了，能干活了。

“干活？说得倒轻巧！这活是你小丫头片子能干的吗？！”

“我慢慢学着干呗……”

“慢慢学？你叫我抽西北风啊？！”

王麻子失望地拍着大腿，捂着脑袋蹲了半天，我说了声：“那，我走了。”

“不！你不能走！”王麻子腾地站了起来。

“咋啦？”

“俺认了，就先试一天！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俺是师傅你是徒儿，三天不给工钱你干不干！？”

他果然要我了。我就点了点头。

“还有，你不准叫俺王麻子，听见没有？你得叫俺王大师傅，明白不？！”

我又点了点头。

毫无办法的王麻子只好认下了我这个徒弟，我是既高兴又紧张，这要是干不好该咋办呢？

大烟地在无边的丘陵草原上，洼处是草原，高处种大烟。烟桃呈绿色，大小不一，大的足有鸭蛋那么大，小的像鹌鹑蛋那么大。北大荒土质肥沃，大烟长势很好，花艳桃大，看上去真像是一片大花园。

种植大片大烟，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的大阴谋之一。好多像王麻子这样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偏偏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当，每天都要以鸦片为伴。只抽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更可悲的是大烟膏竟然变成了农村市场的流通货币，连买一根麻花，一个烧饼也都能用烟膏来交换。这一片大烟地只不过是全东北千千万万块大烟地中的一个，全国该有多少？这些大烟对水深火热中的国人其危害该有多么深重！

我跟随王麻子来到地头，看到三十多对农工们已经开始做工了。他们头顶烈日一点一滴地割取烟浆。我戴上草帽，等待“王师傅”赐教。看样，他的气还没有消。

“你是划桃还是收浆？”

“不知道……”我吱唔了一声。

“不知道？哼！那你在后边收浆试试！”

说完，他操刀在前面嗖嗖地划桃了。说老实话，他的手艺真不错，活干的特别利落。我笨手笨脚地学着别人的样子，收取着从刀片划过的烟桃上渗出来白色的烟浆。一来，我烟浆收不净，弄得满手黏黏呼呼；二来，地垄高，烟棵子高，我得翘脚举手才将将能够到，不得劲也不顺手，收不净不说，还把烟桃揪掉好几个。而那王麻子呢，他干得快，我根本跟不上趟，他在前面划过道道的烟桃，直往地下滴落烟浆，浪费了不少。看到这种情况，王麻子气急败坏地叫骂起来了。

“你他妈的小高丽丫头，笨手笨脚浪费烟浆，还揪掉了这么多烟桃，你是干活还是找死啊？！”

他一把抢去烟缸，急忙把眼看要滴落的那些烟浆收进缸里。骂归骂，他的活干的确实好；我一边挨骂一边仔细看他的姿势和动作。也学着王麻子的样，手围着烟桃转圈子时，身子也跟着转，这样就能把烟浆看清、收净，又不至于揪掉烟桃。这样做，我觉得顺手多了，自己也觉得一会比一会有进步，快熟练了。王麻子站着盯了一会，啥话没说，又去操刀了。我心想，他一定觉得自己够格了，并暗自挺开心。

到收工时，王麻子还是发了牢骚，但不是说我不够格了。

“真他妈的倒了霉了，收了一天还不够俺自个抽得呢！咱们有话在先，今天没你的份，明白吗？”

晚上，农工们都在工棚里炼烟膏。我看到王麻子把烟浆倒入脸盆里，然后在火上煎，等烟浆变成褐色软膏时取出来，放到抹上豆油的牛皮纸上，这就是炼好的烟膏。王麻子用小秤称了一下，我没看清分量，大约有个七八钱吧。最后王麻子把烟膏四六开分成两份，把六份交给工头，自己揣了四份，一点都没给我。

第二天下地时，王麻子还是骂骂咧咧地埋怨我，我倒没吭声，可那些同路的农工们替我说了许多好话。有的说她小小年纪出来卖小工真可怜，有的咒骂世道，有的骂王麻子。

“王麻子，你也别太缺德！你想打一辈子光棍？等你也携家带口就明白了，你今天就知道喷狗屎，当心绝了你的后……”

“咳——那咱可没指望了……”

王麻子咳声叹气地不再作声了。

到了地头，王麻子又操刀了。我想，今天决不扯后腿，我要紧跟著王麻子，免得弄得烟浆满地。这下自己不笨吧？看你还能挑啥毛病！可是，又错了！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今儿你是哪来的这股冲劲！？你不会稍等一会，烟浆还没渗出来你就收了，等你收完，烟浆又渗出来了，你可真是的！”

是这个理儿，王麻子说得一点都没错，我心服口服，无言以对。

这时，那位好心的孙妈妈边教训王麻子教人要耐心，边教我以后要留下五步远的距离，不要太紧跟。

从这天起，我开始入门了，速度也加快了，王麻子跑得再快，我也能跟上趟。人家一天收两缸烟浆，我照样也收两缸，有的时候都能收到两缸半。这下王麻子高兴了，他终于笑嘻嘻地夸奖我了。

“嘿嘿，行，行，你这个小高丽丫头还真不赖呢……”

在一旁的孙妈妈，借此机会又数打了他。

“王麻子你可别忘了，这孩子是我留下来的。没有她你跟谁合手？再说这孩子现在的手艺也能顶一个大人，你可别没良心。她的份儿，你一分也不能少给，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行了吧？”

从第三天起，王麻子从俩人分得的烟膏中分一半给我了。不过，我不认秤，王麻子又不让我仔细看，不过冷眼一看，都能看出来，王麻子那份比我那份多许多。

那几天里，我看到王麻子和一些农工们，分得烟膏后等不及吃好晚饭就往吊着大花布帘子的烟馆里钻。那里既有烟具和油灯，还有妓女伺候。从那里溢出来的烟味很呛人，妓女们的嬉闹声让人唾骂。王麻子他们天天离不开烟馆。一天所挣得的烟膏，当晚就差不多全部挥霍掉了。

我把分给自己的烟膏都攒下来了，连一根麻花、一个烧饼都没舍得买了吃。多少次，经过卖麻花和卖烧饼的小贩身边，我都不敢看他们，把头扭过去，自己一遍一遍地咽着口水。我想把烟膏攒多了，可以用它买东西买粮食，支援抗日游击队，还可以给哥哥买衣服买鞋。想到这里，就很兴奋，觉得不用到处演节目向老乡们化缘了，老乡们也都不富裕啊，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像大人一样挣钱了。

一般把烟浆全部收尽需要12至15天时间，每个烟桃可划8至12刀，烟浆出浆率会不断降低，有些烟桃结的晚，成熟的也迟，因此延长时日。到罢园前几天，每天只能收一缸左右的烟浆。

第十天下地干活时，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一个是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另两个是姓李的和姓金的鲜族翻译官。据农工们说，他们是来收税和收购大烟的。他们几个骑着马丈量了所有地块以后走了，跟农工没什么关系。
等他们一走，王麻子又冲我下茬子了。

“你看见那两个老高丽没有？他俩是日本人的大狗腿子，你是小狗腿子吧？”

听了这话，我又委屈又愤恨，撅着嘴哭了。

到地头歇气的农工们都指责了王麻子，说他就有本事欺负小孩。孙妈妈安慰我说：“你别听王麻子瞎咧咧，趁大伙歇气儿，给俺们唱那首《一更里》吧。”

平时我在工棚里哼唱反日歌曲，农工们都爱听。这会孙妈妈一张罗，大伙都鼓掌欢迎了。于是，我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声音清脆地唱了起来：

“一呀一更里呀，
月牙儿出呀东啊，
日本贼占满蒙，
屠杀我工农啊，
国民党啊不抵抗，
高喊镇静逃了命……”

“哎哟，这么点小丫头，从哪儿学的呀？”

“唱的好，真行！”

“是不简单……”

农工们七嘴八舌地夸我了，这时，孙妈妈十分得意地插了一句：“这才哪跟哪呀，还有。小凤，再溜几段给他们听听！”

于是我又唱了《贫农四季叹》：

“青山碧水好美春，我们贫农人，
劳苦又殷勤，指望种地度生存。
谁想到日军出发来侵略，
闹得各家园都遭殃，不安身，
怕是他来害死人。
养活猪鸡都担心，
不让他杀吃他就打人。
全都是些贫农人，来了这些苦恼又操心。
看看我们多苦闷，何时有谁来知音？
……”

唱到这儿，农工们更惊奇了。

“这孩子真了不得，小不点儿的怎么会懂这么多事儿呢？”

“这孩子不一般，是从哪儿来的？”

“你妈妈呢？咋没跟你一起来？”

“她有妈，用着你问，早就一起来了。”

孙妈妈堵住了农工们的议论，我也好不容易憋住了因怀念妈妈而涌出的满眶眼泪。

从此，很多农工经常到我和孙妈妈住的草房，来听我唱歌，他们都很疼我。通过和农工们的相处，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已经是农工中的一员了。

老八路

祸不单行

正是最热的三伏天，毒辣辣的太阳直晒头顶，农工们头顶烈日，抢割剩下的烟桃，汗水顺着头发流到眼睛里，眼睛蛰的都睁不开，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干渴难忍。田边有口井，大家排着队抢着喝井水，我也三挤两挤地挤了过去，趴到井边咕咚咕咚的喝了个够。

谁曾想，当天夜里，我开始上吐下泻带发烧，闹起了痢疾。折腾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我说啥也起不来炕了。但神志还算清醒，我知道自己应该下地去干活了，又挣扎着起了几次也没起来。这一倒下，最着急的是王麻子，他一个劲儿地骂我不抗造。

这天晚上，王麻子来看我了，他叫我抽点大烟，说抽了大烟立时就能见好。他拿来烟枪点上火，让我往里吸，可我怎么也不能把烟吸进肚子里去。
“你咋连烟都不会吞呢？干脆就就水把烟膏喝下去吧。”

孙妈妈也说，喝了那玩意儿是顶事儿。王麻子叫我把自己的烟膏拿出来，听了他的话，我就把缝在裤里子上面小兜里的烟膏揪了一小块给了王麻子。王麻子把烟膏捏成几个黄豆粒大小的小丸子，叫我就水喝下去，照着他的话，我听话地把烟丸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就感到全身瘫软；再过一会，就啥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痢疾是止住了，只是觉得特别的渴。好不容易爬到水缸边喝了不少水，身上似乎清爽了许多。这时，我定神看了看四周，纳闷了，咋这么静呢？人呢？人都哪去了？我从灶坑边拾起了一根烧火棍，拄着它到屋外去看，啊！连卖麻花的都没有了……

“咳，小丫头，你醒了？”

听到有人问我，回头一看是打更的老爷子。

“老伯，孙妈妈她们都下地了吗？”

“下啥地呀，她们昨儿个都回家了，老孙婆子让俺照看着你，等你醒了也家去吧。”
“啊？！”

我吓了一跳！看样子自己是昏睡了两天多才醒过来的。人家都走了，自己可咋办啊？回家的路上又该没人做伴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藏在身上的烟膏，顿时起了不祥的预感，急忙伸手一摸，坏了！右边兜里的烟膏不见了，只剩下左边兜里的了。

“坏了！我的烟膏没了！”我带着哭腔喊了起来。

“你的烟膏没了？你想想谁知道你藏它的地方？”

经老伯一提醒，我马上想起了喝烟膏那天晚上，王麻子和孙妈妈都看到了自己藏烟膏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右兜的烟膏是被人偷走了，那个贼不可能是孙妈妈，贼一定是那个可恶的王麻子，他一定是趁自己昏睡时偷走的。把烟膏藏起来的办法，是孙妈妈教给我的。孙妈妈说，在裤子里子上缝兜后，把烟膏压扁放进去，这样藏着稳当。我照她的办法，苦苦地藏了十多天，原想用这些烟膏办很多事儿的。现在，被人偷走了，真是又气愤又伤心。

“老伯，那个王麻子上哪儿去了？一定是他偷了我的烟膏，我去找他去！”

“哎，那个大烟鬼，你快别去招惹他了，找到他也没用啊。”

听老伯说，王麻子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流浪大烟鬼。原来，他在太平镇有家有口，家里还挺有钱。自从他抽上了大烟，家境就破落了。兄弟们因此和他分了家，分家后，他把家产卖掉抽大烟，老婆也跑掉了。自那以后，一直是个光棍流浪汉。在收烟的季节里，哪儿有烟地哪儿就有他，可谁都不愿跟他搭手，他每年都到这里割大烟，他分烟一向不公，谁跟他搭手谁就吃亏。据说，他还当过砸孤丁（土匪）。

好心的老伯，善意的嘱咐我：

“孩子，快回家吧，这年头多乱啊，那个缺德的大烟鬼，早晚有一天会死到壕沟里的……”

我又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我的行李只有旧线毯和破草帽。我浑身无力，走的很慢。快到王海屯时，在小树丛边坐下来想歇歇脚。不料，从地头蹿出两条狗来，狂吠着把我推到了。吓得我双手捂紧脸叫喊救命，就在高喊救命声中，手脖子和耳朵已经被咬了，我似乎听到有人把狗唤了回去。之后，就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钻心的疼痛，又让我醒了过来。翻身坐起来一看，手脖子血淋淋的，被狗咬掉了一块肉，耳朵也被狗咬伤了，还在滴血。我站不起来，就地呼喊着妈妈和爸爸哭了半天，但没有任何人来帮我。眼睛被血和泪糊住了，我用衣袖擦了擦眼睛，抽泣着爬起来继续上了路。

走不多远我登上了公路，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到处静悄悄地没有人。我艰难地迈着步，等挪到了王海屯经过大院套后墙边往西去的路上时，冷不丁听到有人问话，吓得我一激灵。

“你是从哪儿来的小孩？”

抬头一看，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手持镰刀的中年人。我吓得不知所措，惊恐不安。
“咋啦？你让人打啦？”

“不是，是被狗咬了……”我又哭了。

“孩子别哭，快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他的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

我告诉他，自己家在前面不到一里路的地方。他问家里都有什么人，我说就自己，是出来卖小工的。那个人听这么一说，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要把我背回家。

“我，我不敢，我怕你把我背去卖了。”

“嘿嘿，好你个鬼丫头，我问你，你家那个屯子里我认识一个人，他叫李石远……”

听他提到我爸爸，我还是不敢吱声，怕他是坏人，可我真是走不动了，就同意让他背着我了。

原来这位中年人是汤原县的特派员王永昌同志，是来安区工作的。我在他的背上哭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王永昌也难过的流了泪。

回到了家，家里有任木匠的妻子甘炳善妈妈，她认识王永昌同志，她正为找不到我着急呢。

王永昌同志说：“这孩子伤很危险，得想办法找个医生给治一治。”

甘炳善妈妈说，河西村有个中医能治，就是没有钱。王永昌同志看到了我们家的那头老牛，就说“先拿这头老牛作抵押，给孩子治病要紧。”

“可这牛不是她家的，是公家……”

“好，我做主，我向组织上报告实情。”

“那可太好了，这孩子有救了！”

王永昌同志和甘炳善妈妈商量好后，背着我牵着牛到了河西村村西头姓王的一位中医家。

“王先生，我们把这头牛先押在这儿，请你治好这孩子的伤。治好了，牛归你；治不好，我们把牛牵回去，行不？”

王永昌同志这么一摊牌，那位医生仔细地察看了我的伤口，支支唔唔地说：“这伤太重了，咬的深，耳朵也给咬透了。能不能治好，不敢担保……”

“敢不敢，看你的了。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你照量着办吧。”王永昌同志的话像是下命令。

那个医生听这么一说，觉得王永昌这人可能有来头，赶紧接着说：“让我试着治吧……不过，眼下搞不清那两条狗是不是疯狗？”

“那就当疯狗咬的作价治吧，行不行？”

“行啊，那我给你们说说治疗方案。”

王医生说，疯狗咬伤了一般都需要一百天才能根治。在这一百天里，要防止伤口愈合，要进行开放式治疗，让毒液从伤口流出来。病毒要是侵入骨髓，就没救了。

听说要治一百天，王永昌同志跟王医生商量后改用小牛犊做了抵押。

我开始接受了漫长的难以忍受的治疗，最疼最难熬的是每天用艾蒿灸伤口，说是拔毒。每三天往伤口撒红色药粉，说是防止伤口愈合。我每天都疼痛难忍，哭叫不止，就这样整整折腾了一百天。

被疏散到悦来镇，以码头工人身份隐蔽起来的爸爸，回家来看我了。他难过的流了泪，这是我看到爸爸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妈妈去世。爸爸说，小凤的命太苦了，过早失去母爱，又得不到爸爸的照顾。我十分理解爸爸的难处和心情，在爸爸的怀里流着泪用袄袖擦去了爸爸脸上的泪花。

经过一百天的煎熬，我的伤总算治好了。小牛犊，作为治疗费归了王医生。

爸爸李石远回家后，汤原县委又来了人，他们和王永昌等同志一起，又投入到重整地方党组织的紧张工作中。

老八路

游击队缴了贺梦林的武装

1935年的秋天到了，漫山遍野一片金黄。

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屋外望着西岗子上的小树林发愣。忽然，看到从树林走出来一个人，那人中等个头，手持镰刀头戴毡帽，身穿粗布衣裤。走出树林后，他张望了一下，像是要直奔我们家来了。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赶紧跑回屋里告诉了甘炳善妈妈。这时家里就我们俩人，任木匠和爸爸都出去了，这时，听到那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请问这家人姓李吗？”

是这个人在问话，我想他一定是在找爸爸或者哥哥，谁知道他是干啥的呢？赶紧支开他吧，我边插门杠子边说：“我们这里没有姓李的，你到河东去找吧。”接着甘炳善妈妈也补充一句说，这家姓任不姓李。

“那就是说，这里不是李云峰的家啦？”

他居然叫出了哥哥的名字，而且是哥哥自己改的名字！我和甘炳善妈妈同时打了个冷颤，以为是来找爸爸李石远和哥哥李云峰的密探。还是甘炳善妈妈胆大，她定了定神，开了门告诉他说：“我们根本不认识李云峰。”

“是吗？那么，这李云峰给他家捎来的信就……”

“李云峰的信？啊，不，不！”

那人一提到信，我急不可耐地说走了嘴。

“好吧，这封信，我就只好带回去了。”

那人微笑着察看我和甘妈妈的表情和反应。

“李云峰，他在哪儿？”

我急切地又问了一句。

“你们认识李云峰？嘿嘿，憋不住了吧？”

他笑得很实在，我和甘炳善妈妈也笑了。

这个当儿，爸爸和王永昌同志回来了，他们见了来的这个人，很高兴地互相握了手。原来他是汤原县委派来同王永昌一起工作的特派员，大伙管他叫老杨（真名宋乃镇，朝鲜族）。宋乃镇25岁左右，剃光了头，戴个毡帽，是汉族农民的打扮。但与之相比他的手和皮肤有些白净，不像劳动人民，这就是我曾怀疑他是密探的原因。

几位同志进屋开会了，上级重新任命李石远为区委书记，金太雨为区妇联主任，任春植为区委宣传部长。并分工老杨（宋乃镇）和王永昌同志分别负责九个朝鲜村和汉族村的群众工作。

第二天，老杨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议，他说根据县委指示，汤原游击队明天要进村。他们将在安邦河区以完达山为中心，开展抗日工作和进行游击战争。希望与会者组织群众密切配合游击队，全力支援游击队。

大家听了这一消息，人人都欢天喜地。

自从夹信子事件失败以后，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已有一年多了，革命群众忍气吞声地受尽了敌人的残酷镇压，农民们消沉了好一段时日。而今，听说游击队要回来了，能不扬眉吐气吗？大家都热情积极地参加了迎接游击队进村的各项准备工作。李石远和王永昌同志先组织了一些人，到稻田地里选择已经成熟的稻子割了来，用脚踏式脱谷机脱粒。妇女们用石头舂米，她们舂出了好大一堆大米，有些人还用糯米打出了雪白的打糕。我虽然帮不上大忙，但是能领着一帮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也忙的不亦乐乎。我感到像过大年一样兴奋；还想着，等哥哥回来，兴许能把自己接走，想到这儿，我做梦都笑出了声。

游击队这次来安邦河区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攻打当地有名的汉奸贺梦林的自卫团。

游击队傍晚真的进了村，他们的领导在我们家开了一夜的会议，详细周密地研究制定了第二天的进攻路线和方法。第二天一大早，这支由戴洪滨（汉族）任队长，徐光海任政治部主任的游击队出发了，其中的队员有朝鲜族裴敬天、黄龙吉、赵相奎及汉族徐镐头等人。

游击队出发时，同志们全部换上了日军的装束，他们穿戴着黄呢子衣帽，脚蹬马靴子，身上披了件日军风衣，手上还戴上白手套，武器也当然是日本造了，扮成日军长官的徐光海同志还戴上了一副墨镜。

他们这伙假日军，先到安邦河柳条通隐蔽下来等待时机。妇女会和儿童团为他们送水送饭。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时，他们打着日本太阳旗，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城门口。扮长官的徐光海同志冲着城上嘀里嘟噜地说了一通日语，裴敬天扮演的翻译官急忙翻译说：“快开城门，皇军有要事找贺梦林商谈……”

门卫士兵急忙行了个举枪礼，毕恭毕敬地放他们进了城门。进了城门，已经有不少小头目出迎。队伍来到第二道城门时，贺梦林已在门口迎接了。

“承蒙大皇军的光临寒舍，贺某三生有幸。欢迎，快请……”

队伍跟进二道院内，徐光海和裴敬天随贺梦林进屋，就在互相寒暄之间，两个人猛地拧住贺梦林的胳膊，背向身后，先把贺梦林的枪缴了，直把个大汉奸惊得目瞪口呆。紧接着，队伍里应外合，很顺利地缴了自卫团的全部武装还有马匹、布匹等军需品。

没费一枪一弹，战斗就结束了。这次的胜利主要是吸取了上几次战斗失败的教训，游击队准备充足，沉稳机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天大黑了，游击队员们个个骑上了马，又化装成了日军骑兵队，他们押着贺梦林，装上了军需品，连夜上了完达山的七女峰（又称七星砬子）。

后来，这支队伍就以七星砬子为后方基地，相继开辟了集贤、桦川、桦南、宝清、富锦等处的游击根据地，扩大了队伍。他们还配合地方党组织作了建党、扩军及建立群众抗日救国会等大量工作。最后，被编入了抗联六军第一师。

老八路

少年先锋

撒传单的儿童团

1935年秋，戴洪滨、徐光海所领导的游击队缴了贺梦林自卫团的武装上了七星砬子后，隔三差五的常派人来联系工作。王永昌同志到寛厚甲（河西村现在红联村）作汉族群众的组织工作，恢复和扩大了党、团、群众组织，工作进展顺利，速度也很快。游击队的活动和党、团、群众组织的迅速发展，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群众看到了希望，情绪高涨起来了，这是进一步宣传抗日的好时机。

为了推动抗日宣传活动，安区的抗日救国儿童团接到了散发抗日传单的任务。任木匠制作了宣传板，老杨同志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我和任木匠的儿子任德俊在萝卜窖里点上獾子油灯日以继夜地赶印传单，油印机是地下党托人从佳木斯买来的。

印好传单以后，由儿童团员张贴或散发到集贤镇、沙岗、福利屯、苏家甸等地。这些地方，儿童团员们是随农民送粮送菜的机会借光搭车去的。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儿童团员们搭上我父亲李石远赶的牛车进了集贤镇。到了镇里后，他们从东到西走了一个来回仔细地观察了动静，天寒地冻，小西北风嗖嗖的刮着，路上行人稀少，时机不错。孩子们下车分头贴传单了。当时同去的有任荣植、张云峰、任德俊等人，他们身穿大棉袄，怀里揣满了传单。下车后，两个人一组，一人刷浆糊一人贴传单，我和张云峰搭手。

我和张云峰俩贴到十字路口北侧时，突然见到两个当兵的顺胡同拐了出来，我俩马上装成闲逛的样子东瞅西望，那两个大兵看是俩小孩也没在意就走了过去。等两个大兵走后，我们就地又贴了几张。贴着贴着来到了照相馆，趁天晚无人来照相的机会，我俩赶紧往墙上贴。张云峰刷完浆糊就挪了地方，他走后我贴传单，不知是我贴的不是刷浆糊的地方还是因为浆糊冻了，传单没贴住，没等回身就从墙上掉下来了。刚想捡起来，一转头看到从北大营那头过来好几个当兵的，我立刻蹲了下去，宽大的棉袍盖住了地上的传单。一动不动地蹲了半天，等他们走过去很远，才站了起来，找到刷浆糊的地方，重新开始贴，可那浆糊都冻上了，我没办法，往墙上吐了好几口吐沫，用小手按着传单，总算是沾上了。我刚贴完，从南头妓院方向又来了几个兵，我以为是刚才那伙兵又折回来了，赶紧离开那里，跑到了东边的粮栈。这么又耽搁又躲身，我和张云峰走散了。没有了伙伴，没有了浆糊，没法再贴了。咋办啊？还有好些传单呢，干脆撒传单吧，我沿路撒开了。遇到有的店铺和住家大门有缝，就把传单从门缝塞进去，就这样，从粮栈到买卖街撒了一路。传单撒没了，我跑到了事先安排好的西门里的崔树林（汉族）家。崔树林同志是党组织派进镇内宪兵队的地下工作者，崔夫人对我特别热情，给我做了热乎乎的玉米粥。喝完粥后，崔夫人让我上炕睡觉了。炕很热，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天的经过老浮现在眼前，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是睡着了。

那天晚上，张云峰、任荣植和任德俊是在张道锦家过夜的。张道锦是在集贤镇以朝鲜民会会长的名义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也是汤原县第一批上山的游击队员之一。

第二天，集贤镇全城轰动了。

“昨天夜里抗日军进城了，城里到处贴满了传单……”

“抗日军兴许已经攻占了全城……”

到处都有三三五五人群的议论，他们个个神采飞扬，说得有声有色。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小的抗日救国儿童团干的呀！听到议论，我们感到特别开心，没想到自己竟做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正在大家眉飞色舞的议论时，崔夫人喊大家过去吃饭。崔夫人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睛高额头，看上去十分精明。吃完了饭，崔树林叔叔向我提起了我的干爹张镇奉和梅经理，他让我去看看干爹。自从1934年夹信子事件后，干爹他们都进了城，我和他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崔叔叔和我说，一是去拜访一下，二是听听他们的反应，崔叔叔还告诉我，见面后要问好，还要磕头。我带着崔叔叔给买的果匣（点心盒），找到了干爹他们的住处，他们住的是一座西向草房。进了屋，看到有位老人在中间屋守着门问找谁？我说来看望干爹的，他指了指另一扇门。我推开了那扇门进去一看，是间低矮的小屋子，干爹一个人坐在一铺小炕上。我赶紧给他磕了个头，并说很久没见，十分想念。可出乎意料的是干爹对我的来访并不热情，既不抱我也不叫声“哒利”（女儿），在炕上连起都没起，只是淡淡地说“呃，好久没见，长高了，坐吧……”

我在炕沿上坐下了，干爹默不作声地把我端详了半天。然后他小声问： “去年正月那个夹信子的事儿，你哥哥没参加吧？”

他这一问，来得唐突，问得我脸发烫，不知该怎样对答。

“你这是咋啦？你甭怕，我明白了。”

干爹说到这，把话停了下来，他往外看了看，见没有别人，他接着说：

“今儿大街上出事了，你听说没有？”


他这一问，又把我问住了。我的脸烫得更邪乎，心里也七上八下跳的慌，真是童颜难掩心中事。面对这位好心人真不愿意说谎，但作为一名儿童团员又绝对不能泄密。最后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刚从老乡那里听到了外面出的事儿。

也许，干爹看破了我的苦衷，他有意转了话题，问爸爸过得咋样，家中还好吧。然后，他说过几天要回奉天（今沈阳），去了难说能不能再回来。因此，他提议去照张相。就这样干爹带着我还有一个白头发的姓李的看门老头，我们一起向照相馆走去。爷三个去了十字街口的一家照相馆，也是这个镇子上独一无二的照相馆。来到门口，我一眼看到迎面墙上昨夜我们刷的浆糊痕迹，心里又咯噔跳了一下。我赶紧随干爹进了屋，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顾客，照相师极热情地招呼着，并为我们摆好了姿势。于是，干爹和老李头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们身后，照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相。其实曝光一下就照完了，我很高兴，也很是着急，恨不得立时能看到照出的模样。

照完相，我和干爹分手了。回到崔叔叔家把情况作了汇报，崔叔叔说昨晚的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也不能说在他家住了一夜。趁着天亮，我们离开崔叔叔家往回返了，凛冽的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到家时，一个个小脸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心里却说不出的兴奋。因为，小小的儿童团，办了一件抗日救国的大事！

第二天，天气晴朗但很冷。我到屯子西头去挑水，因为是浅井冬季水少，挑不上几桶就得等半天才能再挑上水来。在等水的功夫，我呆呆的望了望挂满西天的晚霞，在霞光下，我看到有两个骑马人从柞树林子中跑了出来，直奔屯子。我顾不得挑水，急忙跑回家告诉大家说，可能是哥哥李云峰回来了。大家都迎出来一看，那两个人已经到院里下了马。来的人不是我的哥哥，是身穿深蓝色布棉袍，头戴皮帽子的两个年轻人。只有王永昌同志认识他俩，并且事先知道他们要来，其中一位是三军独立师的周庶范主任。据说他们是从江北佳木斯西边来的，他们先来研究部署部队驻防问题的，听说部队要在屯子里休整一天。

天大黑了，部队进了屯，是约三十人的步兵。我一个都不认识，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在他们吃晚饭时，我和抗日救国儿童团的小伙伴们组织了慰问演出，唱了好多的抗日歌曲，战士们都很高兴。第二天，部队准备在屯里休整，等待天黑再出发。儿童团员担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一大早，我和几个伙伴就发现了两个陌生的打草人，他俩探头探脑地好像看到了驻防的部队。我急忙跑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周庶范主任。周主任带人把两个打草人扣留在屯里，进行了突击审讯，那两个人说得还挺圆全，看不出什么太大的破绽，为了不影响军民关系，中午还给他俩吃了午饭。可是，就在下午，其中一个人钻空跑掉了，这是不祥之兆。于是，部队又重新审讯了留下的那一个，果然，他俩是敌人的密探！情况万分紧急，部队只好提前出发了。就在部队紧急集合，准备开拔时，已经从西边的苏家甸窜出了敌人的骑兵！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才得以分成两路撤退，一路沿河套方向撤出，另一路以河南柳条沟为掩护撤退，最后上了双鸭山。

我和爸爸、任木匠、王永昌几个人也趁着夜色转移了出去，我们躲进了河南面的马架子屯。

敌人进村后，放火烧了我们家和任木匠家的房子，两家人都回不去家了，只能暂住在马架子屯。过了几天，我们又回村借住在了王海屯的一间土房里。

春天来了，任木匠带人把被烧的房子又重新修建了一番，我和任妈妈又搬回了原住房。我们不能离开这所房子，因为这里是和江北地下党联络的地下交通站。

老八路

刘忠民书记带领我们搞宣传

安区的宣传队，正式成员只有十来个，加上临时借用的也总共十五、六个人。这些人，年纪最大的15岁，最小的6、7岁；文化水平最高的是小学四年级，多数是小学二、三年级，还有几个根本没有上过学的孩子。

这个宣传队是以1932年正月在梧桐河成立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为基础的，队里的骨干都是当时的队员，他们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但是，发生了夹信子事件后，大部分骨干都上山参加了汤原抗日游击队。他们是尹锡昌、李云峰、李钟玉、李钟山、李贵学、朴景斗、陈炳祚、张在荣（张显庭）等人。由于大批骨干上山，宣传队的活动停止了一年半之久。老杨（宋乃振）同志来到安区工作后，在区委的领导下，亲自主持组织和充实了宣传队。他把父母同意，本人愿意，政审没问题的孩子挑选出来，组织一些临时性宣传活动，经过几次活动考验后，分批接收为宣传队员。为了提高宣传队员的素质，不定期的安排了学习和训练，学习和训练的内容有：

1：政治课学习，主要给队员讲“9.18”以来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

2：文化课学习，主要以歌本当课本，先教会一首歌，然后认歌词上的字，直至会唱、会背、会写、会用为止。

3：舞蹈课学习，主要教朝鲜舞和秧歌的舞步及戏剧表演。

政治课和识字课的老师是老杨同志，唱歌和舞蹈课的老师是原梧桐河模范学校的音乐老师张英华（女）。

没上过学的文盲孩子们，认字很慢很吃力。朝鲜族孩子学汉字，可用朝文字母注上音来记；汉族孩子则用动物和一些物件的图案标上音来学习。一般一天教20—30个字，最多教百十来个字。很多字，唱歌时顺着曲子能唱出字音，但是把它们单个儿提了出来就让人发蒙。有些孩子是无论你怎么教，就是干学学不会，非常着急。队内有一个8岁叫张学文的孩子，别看他起名叫学文，学起字来可真叫要命，怎么学他也学不进去。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笨熊。后来他急了，不干了，要回家。张老师劝他，他也不听，张老师就让我去说服他。我找到了张学文，说等咱们上完了课，还要到各地去演出多好啊。张学文气呼呼的说：“不好，不好！就不好。”说完还拾起了棍子要打我。大家对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回家了。他家在火力屯（也叫火犁屯，后叫高丽屯），王永昌同志送他回家时，张学文任区妇联干部的母亲很着急，要求宣传队不要开除他，容家里给他做作思想工作。后来，老杨和张老师商量，把张学文找来，让他担任收集募捐物资的工作了。由于食宿管理等许多困难，集训只搞了半个月。后来，采取了各村派一名骨干来学习两三首歌，然后由他们再回去普及的办法。经过集训后，宣传队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始到各村屯进行演出活动了，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扬。

不久，老杨同志调到哈东地委任书记去了。他走后，儿童团和宣传队的工作是在张英华老师和张在满同志领导下进行的。老杨同志调离安区后，1937年被捕，是哈尔滨被杀害的五百烈士之一。

1936年秋后，刘忠民同志任富锦县委书记，王永昌同志任绥滨县委书记，作为特派员来富锦县工作的还有赵明久同志。

刘忠民书记到任后，带领安区区委多次在我们家开会，听取各村情况的汇报。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区委书记李石远、民运部长李文浩、区妇联主任金太雨、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任春植、汉族工作负责人张在钟（通汉语）、青年工作负责人张在满、儿童团工作负责人张英华等。

刘忠民书记很重视儿童团宣传队，他指示要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他说，我们的大部队现在完达山活动，急需大量的物资支援。区委为儿童团选定了第一个募捐点，刘忠民同志亲自用寄存在我们家的那头老牛套车，把宣传队送到了那里，那里就是火力屯。

火力屯也叫火犁屯，是住在那里的朝鲜族喊出去的屯名。那时一般农村都用牲畜犁田，所以，农民们把这个屯子叫成火力屯或火犁屯。当时，有个东北军军官叫王云阁，他娶了此地朝鲜族张某的小姨子做了小老婆，并同张某联系决定开发较大的水田农场。为此，他们从杨树林村、哈达密河屯、草甸子屯等地陆续招来了朝鲜族农民，使这里的人口发生了变化，朝鲜族占了绝大多数，火力屯改名叫了高丽屯。

这个屯子近两年一直丰收，各户农民吃穿较比别的屯子都要强些，这样的屯子在当时是少有的富裕屯，刘书记选定这个屯作为第一个募捐点是有道理的。宣传队来到火力屯的大场院，屯子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前来看热闹，带队的负责人说明了来意。“乡亲们，我们是少年抗日宣传队，我们是为抗日救国之目的来此演出的！”场院里的观众越集越多了，我用提前背好的开场白开始演讲了：

“各位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抗日军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抗战打日寇；我们同为中国人，汉朝民族手联手，心连心，同心支援抗日军，军民合力同战斗，打败日本侵略军！”

我演讲结束后，开始了歌舞表演。第一支歌我们唱了《国民党成了什么样》：

国民党成了什么样，日寇进兵占领沈阳，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节节退让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国民党精兵二十多万，全不抵抗只会交枪。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出卖中国许多地方。蒋介石更荒唐，日寇杀进扬子江，不准放一枪，不准去抵抗，南京政府搬到洛阳搬到洛阳，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血流黄浦江。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蒋、蔡、陈、李都是一个样。国民党只会投降，日寇领兵占了沈阳，到处烧民房，见人就开枪，飞机大炮屠杀同胞血流成河，义勇军抗日身经百战，蒋介石还要缴他们的枪。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名符其实“刮民党”。蒋介石要出新花招，他说先要消灭共产党，才能打仗，才能把日抗，先要安内后去攘外才是上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举围剿中国红军。好个卖国国民党见了日军就投降，真正是个狐群狗党。共产党有主张，领导群众把日抗，工农的武装，一齐上战场，百战百胜的红军真顽强，如若收回我们东三省，先把日帝杀个精光。中华民族齐解放大家来把凯歌唱，常胜的红旗高高飘扬。

我们又先后唱了《抗日少年先锋队歌》、《列宁诞生之歌》、《贫农四季歌》等等。孩子们表演的很认真，大人们听得热血沸腾，他们纷纷地跑回家，端来了一盆一盆的新大米。

宣传队里负责收集募捐物资是张学文，那个八岁，不愿意认字的小男孩。农民送来的大米多，可把他给忙坏了，他和刘书记抻着麻袋口接大米，一会都不松手。他穿的的是一条新做的厚厚的叠腰式大棉裤，腰间系的是一条布带子。谁曾想，他正忙的不亦乐乎时，不知咋的，他的布腰带开了，他的厚棉裤哧溜一下掉到膝盖上，露出了光光的小屁股，他也顾不上伸手提上来。大伙笑得前仰后合，他还是傻笑着抻着麻袋接大米。他这种认真负责的劲儿受到了大家的赞扬，有的小朋友还为他编了一段顺口溜：

“小倔头，张学文，不学唱来不学跳，
心甘情愿做募捐，掉了裤子不顾提，
冻了屁股都不怕，那样认真没人比，
一心想着抗日军，支援前线志不移。”
……

就在那天的晚上，由张云福同志押车，宣传队的领导连夜把募捐的粮食运进了完达山的七星砬子和双鸭山的抗日军密营。宣传队几个外村的孩子当晚睡在了村东李炳玉家，因为是同乡，我管李炳玉叫叔叔。夜半，鸡不鸣狗不叫，累了一天的孩子们睡梦正酣，突然一阵刺耳的枪声响了起来，窗户纸都被打破，往里呼呼的灌风。

“快开门！快点灯！”

又一阵枪声之后，门外有人喊了。

李炳玉和他的妻子金信德，战战兢兢地划火柴点上油灯后去开了门。几个孩子躲到了屋角，看到从外面闯进了一帮人，他们都穿着黑衣服，有的外披大棉袍，头上都戴着狐狸皮帽子，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挺吓人。其中一个端着枪问谁是当家的，李炳玉举起手说我就是，那帮人二话没说，连推带搡地把李炳玉带走了。

那伙人在村里闹腾了半个多钟头后，抓走了十多个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张在文的六岁男孩子，因其父亲张云福正好上山送粮不在家，就把孩子当人质抓起来的。这伙人还车拉人扛的抢走了许多粮食。他们抢粮食的时候，农民说已经捐过粮食了，他们说以前捐的是给汤原共产党部队的，他们也是抗日的队伍，没得到过粮食，所以还得让农民们捐献，他们自己报号叫“明山队”。

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明山队”是个自己扯旗的山林队（土匪队）。因为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抗联起初还是团结他们。他们把抓走的十几个人都当成了人质，他们送来信说，不派车送粮就把人质杀掉。

后来，抗联六军一师六团政治部主任李云峰带队过江来到完达山的七星砬子密营（独立师基地），正巧看到了关在木屋里的人质，发现都是安区的汉族和朝鲜族农民，他们都认识李云峰。见到他都惊喜不已。经李云峰找“明山队”管事的人交涉，终于释放了这批人质。其中有八名朝鲜族，两名汉族和那个六岁男孩张在文。

所谓“明山队”的抢劫，影响极坏。名曰抗日部队还向农民抢粮，叫人难以理解，这件事，在农民心中埋下了疑虑、憎恨和恐惧。

面对这种形势，刘忠民等同志到各个村屯抗日救国会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向农民作客观的解释和说明，解除了大家的疑虑。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有六军第一师、三军独立师和新编的一些抗日部队。这些抗日部队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人员也要积极扩充。根据刘忠民同志关于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募集支前物资和发动群众自愿报名参军的指示，宣传队又开展了新一轮的活动。我们去了双鸭山的煤窑、安邦河和哈达密河进行募捐活动。所到之处，农民们都积极响应，他们纷纷拿出支援物资。百姓们说：“这么点小孩们都为抗日救国东奔西跑，咱们大伙可不能袖手旁观！”

后来，刘忠民书记亲自带领着宣传队又去了刘世发屯（河西村）去进行募捐演出。看到来了宣传队，打场的农民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自动围上来了。那是农历十一月十六，天气虽然晴朗，但是干巴冷。经过宣传队的演讲和演出，农民们送来了各种支前物资。他们送来了大碴子、小米和高粱米，拿不出粮食的就送来了黄烟、豆角干、茄子干等干菜。有的还送来了布鞋和靰鞡鞋，百姓们都想尽力的支援抗战。

老八路

看到农民们高涨的热情，宣传队的演出劲头也更高昂了，我们歌声嘹亮，又说又唱，尽管是寒冷的露天演出，大家的身上都冒出了热汗。宣传队的演出还在热气腾腾的时候，张云峰从东头岗哨跑来报告说，东边有一队骑兵过来了，听到报告，刘忠民书记当即决定分散撤离，除本村的小孩张玉春除外。刘忠民书记带领任春植、张云峰等人往北撤；张在满、尹顺喜、孙凤锦等人往东；我由赵明久带领，往西南笔架山退去。一起撤离的还有李文浩和张英华，他俩是宣传队的老师和编导。

起风了，铺天盖地的大雪从天而降，大家在风雪中拼命的奔跑。我们钻进了一片老林子，老林子阴森森的，四周是参天大树，到处倒木拦路。我们想如果能够跑到西南的笔架山，再从笔架山的南侧就可以上七星砬子山峰的抗联后方基地了。但是，怎么也转不出来，天越来越黑，风雪也越来越大，赵明久说：“不能往前走了，天黑找不到密营”，没有办法，我们又跟头把式往回转，当一行人到达笔架山时，天色已晚，远远地能望见山下村庄里的星星点点微弱的灯亮，这时我们都冻得不行了，风大雪深，一步都走不动了，所有的人都饿得前腔贴后腔，肚子咕咕地叫，看到这种情景，赵明久带着大家连滚带爬朝山下的灯光奔去……。

一行人悄悄地走到了村子东头的一户人家，敲开了门。看着房东惊恐的眼睛，赵明久赶紧向房东说：“别害怕，我们是太平沟的，路过这里，想麻烦一下在家中暖和暖和。”这户人家有夫妻两人，挺实在的，听说是过路的，热情地把大家让进屋里，让我们自己从锅里舀苞米碴子粥吃还给我们拿来了咸菜。

吃过饭后，大家在灶坑边上用掏灰扒把火掏出来，脱下了湿透的鞋子和包脚布在火上烤，一边烤着，一边听房东和赵明久俩人的对话。房东说：“最近，抗联活动的信儿传来后，伪军逼着村里人搞了个棒子队，专门搜寻暗通抗联的人……”

正说着时，院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现在有一帮搞宣传的跑了，你们这里有没有？”听到喊声房东坐在炕上摆手让我们躲出去，我们赶紧退到后门外的仓房里躲了起来。房东忙说：“俺们刚刚吃过饭，没有出去，不知道外边有什么人来过。”正说着，这伙人进了屋。不一会，又听到有一个人在屋里厉声责问：“这么多的鞋和袜子是谁的？”房东有些结巴地“啊，啊”的说不出话来。

显然，这伙人发现了大家没来得及收起的鞋子，看起来情况有些不妙。这时赵明久同志挺身出去了。他质问那几个家伙：“咋啦？那鞋是我的，烤烤鞋也犯法？”沉默片刻又听赵明久说：“咋啦？那帮孩子宣传抗日犯法了？你们拍拍自个儿的胸口想一想，你们算不算中国人？”

“我就是抗联的，”赵明久说话的同时掏出了我们演剧的道具手枪。

这时，那几个人吓得哑口无声，心想，今儿个真的是遇上抗日军了，他们有些心虚，口气就松了下来。接着，就听赵明久严厉斥责他们说：“你们谁敢破坏抗日救国，谁的脑袋就保不住，现在，完达山、兴安岭到处都有抗日军，我们就是从山上刚下来的。”

“不敢，不敢，我们也是中国人，也就是为混口饭吃，绝不敢昧着良心做事。”赵明久缓了口气说：“好了，你们就在这等着，抗联部队马上下山，你们赶快去准备。还没等他们明白真相，赵明久带着我们迅速离开了这个村子。

旷野上肆虐的狂风卷起的雪花像烟雾般在空中飞舞，狂风夹杂着大雪恣意地厮打着大家的衣衫和脸庞。快半夜时，雪终于停了，一轮明月从云片里钻了出来，这天晚上是农历十月十六日，清冷的月光把天地照的白亮亮的，猛然间我抬头看见了闪闪的北斗星，原来大家一直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谁都没顾得告诉我，但这时我明白了，这一行人一定是要去找江北游击队驻地的。一想就要到游击队当一名真正的抗联战士了，就要找到我的哥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行进中也不觉的那么艰难了。后来听说，宣传队被冲散不久，抗联六军一师徐光海部队在安区，打了一个漂亮杖。

六军一师徐光海和马德山（原名金成浩）的部队来到了安区，在火力屯（后来叫高丽屯）驻扎休整时，有报告说从集贤县通往佳木斯的公路上，过来十辆马车，车上罩有黄苫布，远看看不清。马德山师长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看了一会，他说是敌人的军车。于是，命令全队做好战斗准备，部队在民房和路旁土墙上掏了射击口，用稻草把把枪口遮掩，作好了歼敌的战斗准备。等敌人的车来到20米近前时，随着马师长的一声令下，全队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不知所措。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全部敌人，缴获了两挺机枪和50支步枪。在这次战斗中，徐光海同志头部负伤，先送往七星砬子，后去独立师医院治疗……。

从此，安区的敌人加强了戒备，在各村安插特务监视，形势很紧张。因此，宣传队不能进行公开的宣传募捐活动了。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了继续打击敌人，儿童团开始转入地下参加了抓走狗、汉奸、特务的除奸工作。儿童团组成了侦探队和打“狗”队，任荣植任打狗队队长。在区委书记李石远和任春植的领导下，安区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据说连王海屯的王老三也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

老八路

风雪西进路

我们离开笔架山后，由赵明久率领，后半夜时来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小屯子，赵明久叫开了一家的门，主人看到我们有些惊恐。赵明久同志解释说，这一行人是去萝北的，天黑雪大，只想借宿一夜。听了他的说明，主人放心地让大伙睡在北炕上。我们就在这家和衣休息了后半夜，并打听到苏家甸离这儿不太远了。

第二天天明，赵明久给了老乡一些钱，房东挺高兴，大伙上路继续西行。当我们走到苏家甸时，看到从西面开来载有日本兵的七八辆汽车，大家赶紧躲到路旁市场的人群中，边躲边观察，这时，我们看到有几个日本关东军下车来灌水。灌完水汽车很快开了过去。

赵明久带着我们在市场边的小饭馆里喝了热乎乎的小米粥，身上顿时暖和了不少。喝完粥，我们继续向西走，没走多远，碰上一辆拉粮食顺路汽车，赵明久大胆上前拦住，说明想搭个车，那个司机还不错，把车停下了，他示意让大家快点上去。车上没有人，只有粮食袋子摞得很高，上车挺费劲的，在同志们的拉拽下，我也爬了上去。爬上车后，赵明久让大家把随身带着的歌本和课本之类的都藏到粮食袋子下面去，大家都照办了。雪深路滑，道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的很厉害，车上的风又大又硬，我被冻得上牙打下牙，话都说不出来了，张英华老师把我搂在了怀里，我觉得就是挨冻，也比走路强多了。

到傍晚时，一行人来到了佳木斯东大门，守门的日本兵端着枪把车拦住了，那些日本兵，手上戴着白手套，嘴上捂着黑色大绒口罩，头戴兔皮帽子，身披羊皮大衣。一个日本兵用日语说了句什么，司机让大家都下车接受检查，那帮日本兵过来搜身了，我的内心特别紧张。当搜到张英华同志时，那个可恶的日本兵嘴里嘟噜着什么，把手伸到了张英华的衣服下面。我看出那个日本兵是没安好心，他想调戏妇女。没等日本兵得逞，张英华往日本兵的脸上猛地吐了一口唾沫，那个日本兵气的动手殴打张英华同志。看到日本兵行凶，赵明久带领大家一拥而上护着她。这时出来一个军衔上有两道红杠的头头，他冲大家摆了摆手，我们急忙上了车，这才避免了事态的恶化。上车后，想想还是好后怕，幸亏事先把歌本和课本都藏到粮食袋子下面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的。

汽车开进东门后到粮栈停了下来，那里的客栈挤满了人，屋内灯光昏暗，充满了旱烟和脚气的味道。赵明久进来看看就出去了，不多时，他把大家领到了粮栈院里的一间平房，我们摸黑进了屋，屋里有长长的一铺炕，炕上都是玉米棒子。大家动手把玉米棒子往一头归拢归拢，腾出一块地方和衣睡上了，住在这里不用交钱，还很安全。

第二天，天刚放亮时，赵明久找来了一辆马车，我们一行人坐着马车上了街，太阳还没升起来，晨雾蒙蒙中我第一次看到佳木斯这个城市，城里面有马路，还有几栋二层的小楼，在我看来这个城市大的不得了，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马车走在街道上发出“得得”的响声，我感到既兴奋又新奇。

1932年初，我们梧桐河“模范学校”抗日宣传队在汤原县委（后改为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裴敬天、马德山、徐光海、张兴德、吴玉光、李在德（女）、石光信（女）崔圭夫、金胜杰、李云峰等同志曾经带领着抗日救国宣传队在这里同佳木斯的张耕野、唐若浦、董仙桥等中央地下党派来的老师和赵敬夫、高禹民、马克正、冷云（女）、王一知（女）、李志雄（女）、姜士元（陈雷）、姚国民等进步学生联合举行过抗日宣传活动。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因为三江地区，当年第一个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声。当年参加活动的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抗日的前线，他们的英雄事迹震撼了三江。哥哥李云峰也多次向我讲述那些对敌斗争的往事，他对这里充满了感情。如今，我们的同胞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想到这些，大家的心情又都十分的沉重。

马车穿过了城市街道，来到了西门，这时天已经亮了。西门修有城墙和门楼，门楼虽然不大，可是在我看来是十分的宏伟和壮观了。

出了西门后我们继续往西走，大约走出七十多里地后，就把马车打发回去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傲旗的地方。傲旗是下江特委驻地，这里是抗联红区，松花江下游的黑通是江南江北的联络站和通道。松花江的上游十里路处达木库是下江特委组织部驻地，江北离汤原县南八里路的南江沿是下江地委妇联机关驻地，刘志敏同志（下江特委妇联主任）在那里负责。

到了傲旗后接待我们的是地委白江绪书记，赵明久认识他。白书记安排我们分别住到了老乡家。这里没有朝鲜族，住在这里的有汉族、满族和赫哲族。他们都说汉语，对我也挺亲切，奔波了好几天 ，终于可以在热炕头上好好的睡一觉了，我感到十分高兴。

过了几天，张英华老师来到了我的住处，她说自己可能要调往别处，她嘱咐我无论在哪儿都要好好工作，不要放松学习。可她没说上哪去，这是地方工作的纪律，不准说，也不准问。

又过了几天，地委白江绪书记找到了我，说要派我到江北板场子屯作儿童工作。听了他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以为大家都去了部队，找个借口把我留在了地方。我感到委屈，又不好问同志们的去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当时才十三岁，组织上是特意安排先在地方上工作的。看到我流泪了，白书记安慰我说：“小同志，别着急，我知道你想上部队，可你太小，等你再长大一些时，我一定找机会，送你上部队去”。

“真的啊，说话算话。”

“呵呵，算话，不骗你。”

带着眼泪，我又笑了。第二天，抗日救国会有个同志来找白书记时，白书记把我交给了那个人。那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头，不知道叫什么。他赶着马爬犁拉着我往西北方向跑，不到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做板场子屯（南江沿）的地方，我被送到了村东头姓徐的人家。

说是一家，其实住的是两家人，南炕上住着冯姓家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儿子；住在北炕的才是徐家两口子和他们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共有四口人。

到了徐家后，徐妈妈告诉我说：“从现在起，你是俺的闺女，得叫俺娘。往后有人问，你就说你姓徐，叫徐小凤；问老家，就说你是山东登州府莱阳县的人。”

“嗯，知道了，娘。”我记住了她的话。

“呵呵，真是俺的好闺女，”听了我的回答徐妈妈也很高兴。

这个板场子屯和傲旗村相隔30华里，它南靠松花江，东北面有河水环绕，是个三面靠水的屯子。据当地老乡们讲，在二十年代还没修通铁道，以水路交通为主的时候，在这个屯子修建过汤原县县城。后来，因地势低洼，长遭水患而未能立足。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还留有旧城墙、城壕和比较规整的街道，甚至还有几座砖房和炮台。如今这里是下江特委机关妇联的驻地，也是汤原县的红区之一，也有“汤原县挖地三尺土都是红的”之说。正因为如此，江南、江北的部队经常过往这里。

老八路

板场子的地方被服厂

我住到徐家后，发现他们两家人晚间都很忙碌。南炕的冯家老太太在油灯下做棉衣、钉扣子；徐妈妈也忙着絮棉花，做棉裤。

徐家的姑娘叫徐小燕，很有山东姑娘的特点，她泼辣，嗓门高，爱笑爱唱歌。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到哪儿去，她管我叫姐姐，我也就认了。

第二天，徐小燕领着我去看望一个人。我俩来到村西头老王家，在他家的一间小屋里，有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正在低头看着什么。听到有人进了屋，她迅速地把手中的东西藏到屁股底下，很不高兴地抬起头，露出不友好的神色，徐小燕着急了。

“哎呀，刘大姐，她叫徐小凤，我管她叫姐姐，是白叔叔（白江绪）派来和我们一起搞宣传工作的。”

“小丫头，早不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了，这两天忙活，没倒开空去看她呢，快过来炕上坐。”

那位妇女马上换上了笑容，她是下江特委的妇联主任刘志敏同志。她个子不高，脸型端庄，眼神明秀，我觉得还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好看的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刘志敏亲昵地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亲切地询问我的家庭状况和来前的工作情况。等我一一回答后，刘志敏很高兴。

“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么个人才。我听白绪江同志说过，他说你们安区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很活跃。”说到这她拉住我的手继续说：“好啦，我现在就给你分配工作，你当儿童团团长。你要把各村的儿童团员组织起来，把春节的节目排练好，到时候去各村演节目为前线募捐。”

听了刘志敏这一席话，我很高兴，徐小燕比我还要高兴。

“太好了，我的好姐姐，咱们好好干吧！”

刘志敏同志要找村妇联主任商量本村能参加宣传队的人员，我和小燕随她来到了村北头的一个大院套。

院内有三座房子，东厢房，有磨和几匹马；西厢房和正房里，聚集着一大帮妇女。看到刘志敏同志来了，她们高兴地围了上来“刘大姐，你可来了。衣服都做完了，只剩下几件钉上扣子也就得了。这些，往哪儿送啊？”这时，我发现屋里还有两台缝纫机，这东西，在当时很少见。

原来，这个大院套是妇联临时办起来的地方缝衣队，也叫“地方被服厂”，妇女们正在为前方部队做棉衣。我看到屋里靠墙堆着已做好的棉衣、棉裤，都分别标好了大、中、小记号。另外，还有各村农会送来的棉胶鞋、靰鞡鞋、绑腿、鞋绳及各色包脚布等军需物品。

刘志敏同志向大家表示了感谢：

“谢谢你们啦！你们汤原县妇联今冬的支前工作，做得最积极，你们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姐妹们辛苦了！”

话音未落，大家热烈鼓掌，情绪极其高昂。

这时，有位男同志跑来向刘志敏同志行个军礼后报告说，部队晚上要进村取衣物。听说部队要来，妇女们高兴得欢腾起来了。有的喊应该赶快烧水，有的喊应该赶紧做饭，有的喊应该组织队伍欢迎部队。刘志敏同志扯着嗓子喊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了下来，给大家布置了任务。

“姐妹们，请你们志愿报名分头参加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做饭招待部队，二是给部队分发衣物，三是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于是，大家分头报名领任务后，兴高采烈地去做准备了。

对参加演出的妇女们，刘志敏特意的介绍了我，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了欢迎。

当夜幕降临时，整个村子沸腾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会主任和妇联干部忙着把部队分别领进了各家各户。

这支队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一师马德山的部队。马德山（金成浩）师长是朝鲜族，原籍朝鲜平安道，当年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因右眼受伤失明而落下“马瞎子”的绰号。部队进村后，老乡们主动帮部队遛马和喂马；部队同志吃晚饭时，在两间屋子里分头举行了慰问演出。演出前，地委妇联主任刘志敏同志向部队致词表示了欢迎和慰问，然后请马德山师长讲话。马师长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表示了感谢，他说老乡们的支援给部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部队将一定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和重托，请大家相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

乡亲们对马师长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开始了联欢演出。先由缝衣队的妇女们上场，演唱了当时相当流行的抗日歌曲《欢迎抗日军》：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枪林弹雨驱逐日寇，
为了民族解决痛苦，
英勇善战人人赞颂。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枪林弹雨驱逐倭寇，
为了脱离黑暗地狱，
冰天雪地英勇战斗。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你们的英勇万众敬仰，
敢干敢干勇敢去干，
争取自由、独立、解放。

欢迎，欢迎，欢迎抗日军，
你们的目的打倒日本，
消灭卖国走狗汉奸，
建立政府人民的政权。”

就在军民大联欢的时候，从江南达木库村（下江特委组织部驻地）来了几位青年，是由抗日救国会主任领来的，他们请求马师长批准他们入伍。这几个青年一个姓葛，一个姓陈，一个姓徐，一色的二十来岁。马师长立即表示了欢迎，并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中的小徐还带来了一位姑娘，那位姑娘叫小秦，是刚刚结婚后送丈夫来参军的。此时，小秦的脸通红，两个酒窝也更加明显。这时刘志敏同志高兴地站起来说：“这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新娘送新郎来参加我们的抗联部队，我代表妇联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欢迎！”

刘志敏的话音刚落，大家自动唱起了《工农兵学联合抗日歌》。

唱完歌，不知是谁提出让新媳妇小秦唱首歌，这当然引起了全场的呼应。小秦羞答答地低着头，不知怎么是好，新郎小徐着急了，他捅了捅小秦，让她唱平时最爱唱的那支歌。小秦抬起了头，脸还是通红通红，但她清了清嗓子，鼓起勇气说：“我就唱《盼郎凯旋归》吧”

在大家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小秦深情地唱了起来：

“新年呀初一呀，大雪飞扬，
他握着钢枪呀，出征上前方。
出征的哥哥呀，为何不回来？
妹妹我心里呀，如火燃烧。

新年呀初一呀，他出征上前线，
炮火呀连天啊，驱逐日寇，
妹妹我等哥哥呀凯旋归来，
妹妹我等哥哥呀凯旋归来。”

小秦的歌声婉转动听，感人肺腑。当她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刘志敏同志带头鼓掌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说了话。

“部队的同志们，我们全体姊妹祝愿你们早日取得抗日救国的胜利。到那时，请你们再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再相会吧！”

刘志敏的话音刚落，妇联干部们的合唱开始了：

“建设了新社会呀，建设了新社会呀，
人人那个平等啊，民族得解放呀，
……
哗啦啦的我们把门开呀，
开开那个门儿呀，同志们走进来呀，
奏凯旋齐声高唱啊，手拿红旗的人们啊，
来呀，欢迎啊，啊啊啊，啊……”

这时，马师长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十分激动地讲了话，他向热情支持抗日的乡亲们和为部队送子送郎的家属们深表敬意。他说抗日救国的胜利之日为期不远了，祖国一定会解放！

联欢会的情绪越来越高，部队同志们也高歌了几首抗日歌曲：

“万恶的日本兵，阴谋毒辣，
恨他三光策雷厉行，欲蚀我中华。
含泪不忍看四省被践踏，
中国人谁肯甘心忍受不如牛马？
起来雪耻，团结起来杀尽他，
夺回我半壁中华！”
……

部队中有不少是汤原县的人，他们同这里的老乡互相认识。趁他们叙旧的机会，不少妇女围上来向马师长报名参军，我挤到前面，把手举得老高。

但是，马师长说，部队要执行特殊任务，所以不能满足大家参军的要求。听他这么一说，妇女们不满意了。

“师长，你这话是咋说的？不是男女平等吗？噢，小葛、小陈、小徐他们来报名，你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轮到我们妇女报名，就拿什么‘特殊任务’来堵嘴，这难道公平合理吗？”

马师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姊妹们，我这个部队是骑兵，你们有马吗？人家小葛、小陈、小徐他们是从江南弄到马来的，不然的话，他俩也不能收。所以，请你们不要误解，这里没有男尊女卑的问题。再说，你们妇联在后方为前方抗日将士日夜兼程做军衣，这个工作多么重要啊！我们这些男同志还做不到呢……”

我本想这次一定要参军，为此还动员刘志敏同志为我向马师长求情，但所有的妇女都没如愿。

部队走了，我难过的哭了。徐妈妈安慰我说，以后还会有部队来，机会还会有。但我还是很难过，那天夜里一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的傍晚，我和小燕从刘志敏那儿回来时，看到有一支骑兵经过东北方向的河套，我俩朝那儿追赶了一会，但队伍没进村，走远了。这时天色已黑，我俩无可奈何地回家了。那支骑兵队伍是到江南缝衣队取衣物的，是一支北征的队伍。

有一天，我和小燕到屋外抱干柴，看见从北边来了一个要饭的。，他打着竹板又说又唱地过来讨米。把他打发走后没多久，又来了同样的叫花子，有的还戴了个墨镜装瞎子，一天之中走过四五个。过后才知道，那些叫花子原来是敌人派到红区刺探游击队活动的伪装特务。从此，大家特别警惕外来的陌生人。

老八路

跑交通的李升老人

一天，我和小燕刚走出门去抱柴禾，发现又有一个像叫花子似的人背着背篼，直奔我们家而来。我俩赶紧回屋告诉了徐妈妈，徐妈妈也很紧张，她叫我俩先到外边察看那人先上谁家。可是，还没来得及转身，那个人已经迈进了门坎儿。通常叫花子进门都是有说有唱，但这个人却不声不响地闯进来了，这就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我小声对徐小燕说：“特务进来了，怎么办？”

没等小燕回答什么，那人已经进了屋。他连声招呼都不打，抖了抖身上的雪花，把背篼放到炕上，活像是到了自己的家。我偷眼观察他，此人个子很高，胡子拉碴的脸上挂满了冰溜子，头上戴的皮帽子上也全是霜雪，脚上的大靰鞡鞋冻的一踩地就咔咔作响。看得出此人走了很远的路，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那人把背篼撂到炕上以后，抬头扫视屋中的每一个人，最后，他的眼光落到我的身上就不动了。我感到很害怕，就躲到徐妈妈身后，小声地说“娘，他一定不是好人……”

那个人还是自顾自地摘帽子、解腰带、脱羊皮袄……，他的头是剃光了的秃头，他的腰带是一条又寛又粗的布，他里面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缝得很不平整的棉背心……。

“哎，天这么冷，您老还出门了？”

徐妈妈上前搭了话，他还是不搭腔，只顾自己坐下来磕打着靰鞡鞋，别看他不吱声，他的眼睛却不断地向我投来不友好的目光。我很纳闷，就也斜眼回报了同样的目光，并继续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孩子们，别愣着，快烧水做饭！”

徐妈妈发话了，这是咋回事儿呢？我很不情愿地帮徐妈妈点火烧锅，蹲在灶坑边还不时的偷看那人。那人细细的眼睛，高高的还带钩的鼻子，还有那旁若无人的傲慢神态，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人。于是，我偷偷问徐妈妈，这个老头是不是特务？没曾想徐妈妈却咯咯笑着大声说：“死丫头，他是自己人！”

“啊！？”

“他来过咱家，是好人，日子久了，咋一看我也没认出来。”

“他是干啥的？”

“是从山上来的。”

听徐妈妈说他是从山上来的，我顿时喜出望外，赶紧从沸腾的大锅里舀上一大碗开水，上前对那人说：“爷爷，请喝开水，先暖暖身。”

老人瞪了我半天，接过水碗也不说话，他还在用眼睛仔细端详着我。我又纳闷了，心想难道他是哑巴吗？

“你，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

他，不是哑巴。听他揭自己的短，我不好意思的笑了。但是老人没笑，他反问我是什么人？

“小丫头，我咋不认识你啊，你是从哪儿来的？”

老人这么一问，徐妈妈上前搭腔了。

“这闺女是俺家的。”

说着，徐妈妈给老人摆上了烫好的酒和饭菜。

老人一盅酒下肚，脸色发红，开始露出了笑容。徐妈妈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份和来历。

酒足饭饱后，老人装上烟袋要抽烟，我赶紧从灶火中捡一根火杆给他点了烟。老人眯着眼睛笑了笑，挺高兴。

“你这么一点小丫头，离家这么远来参加革命啦？”

“嗯，这回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到这儿的，他们几个都上了部队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工作。”

我说着，撅起了嘴巴。

“嗯，在这也很好么，这里是红区，有很多工作要你们做，懂不懂？”

他说的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也懂这个理儿，但还是不甘心待在后方。

“我，还是想上部队。后方人多，前方人少，需要更多的人参军打仗。现在不是动员群众自愿报名参军吗？我还是儿童团长呐。爷爷，请您帮帮忙，送我到山上去吧。”

“你……太小了，你到部队能干些啥？你还没有枪高，又骑不了马。让别人背着？不，不行，还不是时候……”

“怎么不行啊？我干啥都不挑，做饭，喂马、缝衣洗衣，我还会唱会跳会宣传……”

我急不可耐地强辩了起来。

“你会唱？会什么，唱给我听听。

老人这么一说，徐小燕在一旁为我添油加醋，并陪我唱了好几首歌，李爷爷也情不自禁地跟我们唱了几首，大家都很高兴。这期间，徐妈妈也为我说了很多好话。

大家正在有说有笑的时候，刘志敏同志来了，她认识李爷爷，和他热情地握了手。

“一路上辛苦了，徐小燕告诉我您老来了，我忙完活就赶着来看您，关于徐小凤上部队的要求，我认为是可以的。她很有独立生活能力，到部队多学习锻炼，对她很有好处，将来会有出息，我也希望您这次带她上山。”

原来是徐小燕偷空出去，特意为我搬来了刘志敏这位援兵。我偷着挤眼睛，向徐小燕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好吧，既然是刘志敏同志也举荐，我可以把小凤带上山去。至于部队要不要她，我就不敢担保罗……”

李爷爷同意带我上山，这就够了！队伍上能不能要我，到时候再说。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兴奋的一夜没合眼，想象着部队的生活该是什么样？想象着爸爸和哥哥要是知道我上山做了一名抗联战士该有多高兴……。

第二天，徐妈妈把连夜为李爷爷和我做出来的玉米面窝窝头，装满一袋子让我们带着路上吃。

要上山了，我特别高兴，嘴一直合不上。但是，看到徐妈妈和小燕在流泪时，又舍不得她们了。这些日子，徐家人把我当成了真正的自家人，徐妈妈把我当作自己的亲闺女，小燕把我当成自己的亲姐姐，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现在要离她们而去，忍不住心头的酸楚，禁不住两眼唰的流下了眼泪。

这时，刘志敏同志也赶来送行，她再三嘱咐我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名好战士，还让我有机会时一定回来看看她们。然后，她对李爷爷说：

“李升同志，等您见到雷炎，请您转告他，我在这工作很好，让他放心……”

噢，我这才明白爷爷叫李升，可刘志敏同志捎口信的雷炎又是谁呢？

“李爷爷，雷炎是谁？是刘大姐的哥哥？”

“嘿嘿，雷炎，是你刘大姐的‘耐人’（爱人）懂吗？比哥哥还要亲的小两口子，现在叫耐人，明白了吧？”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

雷炎同志是三军的师长，外号叫雷锤子，1939年牺牲于海伦县的游击活动中。

刘志敏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干部，有知识，有文化。在同她相处的十多天中，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她热爱自己担任的妇女工作，日夜奔忙，深入群众，和广大妇女交朋友，她待人真诚、和蔼、体贴，遇人遇事都有足够的耐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不发脾气，具有东方女性的美德和魅力。因此博得了广大农村妇女干部、群众的热爱、拥护和信任。在后来的很长一段艰难的战斗生活中，也曾常常怀念和感激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她再次相逢。可是，在1938年日军发动“3.15”大搜捕时，刘志敏同志和赵明久、刘忠民书记、宋乃振、李桂兰等五百多位干部一起被捕入狱。其中多数人在哈尔滨监狱被杀害，刘志敏同志被判无期徒刑。因此，解放前我没能和她重逢。直到1945年“8.15”日军宣告投降后，才和出狱的刘志敏同志见了面。出狱后的刘志敏同志重操旧业还做妇女工作，曾是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

那天，我和李升爷爷告别了刘志敏同志和徐家人，一路往北走。那是个狂风刮起大烟泡，雪沙打面抬不起头来的数九寒冬。李升爷爷脚穿特号大靰鞡鞋，走起路来特别吃力，他嘴里嘟嘟囔囔的骂着：

“他妈的，鬼子年（当时东北群众管日本人过的阳历年贬称鬼子年）快到了，怪不得今天风这么硬！”

李爷爷骂骂咧咧地向前迈步，我可不敢张嘴说话，一张嘴就冰牙，冷的更难受。所以，就紧紧闭着嘴跟在李爷爷身后走。他那又高又大的身子，能为我遮挡不少寒风和雪沙。李爷爷的步子大，我的小腿得紧倒腾才能跟上趟，这样一来，就多次踩到李爷爷的脚后跟，我怕他生气，歪着头看他，他却扑哧一声笑了。当他再回头时，我不禁叫了一声。

“李爷爷，看你……”

“咋啦？丫头，受不了啦？”

“不是，我看您现在变得像个老佛爷了，白胡子，白眉毛，白帽子，还有下巴颏儿长长的白冰溜子……”

“那往后你就管我叫佛爷吧，不过，哈哈，你自己呢？你可是变成了白白的一只小白兔了。”

“是吗？真好玩。”

“过两天我领你到咱这儿的月宫看看，他们一定会欢迎咱俩的。”

“月宫？那咋能上去啊？”

“能啊，我已经去过好几回了，这次我一定领你到月宫玩玩”

“月亮那也这么冷吗？”

“那儿也冷，可那儿有避风的山洞，你去看就知道了。”

李爷爷的话，我半信半疑。但是唠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爷俩有说有笑的走着，突然，李爷爷回身一看，变了脸色，他拉住我的手说了声：“不好！”

“啊！怎么啦？”我吓了一跳。

“你小脸蛋冻白了，得赶紧用雪擦。”

没等我反应过来，李爷爷抓起一把雪，不由分说地往我脸上使劲搓。一开始我的脸没有知觉，后来搓多了，脸开始有些知觉，进而是火辣辣地疼。

“这下好了，不过过几天会掉一层皮。”

“掉皮？”

“不碍事，毁不了你的脸蛋。”

“李爷爷，给我讲讲你是咋参加革命的吧。”

“咳，那话可就长了……”

“李爷爷你就给我讲讲吧，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找人把你领进大山的？”

“哈哈，那可不是，好，我就一边走，一边给你讲……”

李升爷爷，1867年出生在山东省德州屠桥街一个贫苦的搬运工家里，十多岁那年吧，他爹让人家给解雇了，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只得搬到乡下去。到了乡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和爹就一起给地主去扛活，后来盖了间小草房，就租种了大财主‘迟状元府’的几亩地。但收成还不够交租子，加上连年的水、旱、虫灾，生活极度困苦。他的父母和叔父，相继死去。他对吃人的财主恨之入骨，就决心去习武，想练就一身本领，去仗义行侠，杀尽财主贪官，报仇雪恨。经过几年的学艺和苦练，他学会了拳棒和枪术，还练就了两条快腿，行走如飞。

但学会武功仍斗不过财主官府，也解脱不了贫困，还是照样饿肚子。1894年他二十八岁时，运河水出槽，淹了房子和庄稼，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就一个人肩扛着一条扁担下了关东。开始在吉林省天宝山金矿当工人，以后又到哈尔滨，卖了两年小工。1898年他到了方正县，正赶上放荒，于是就在方正落脚。开荒种地，一直干到他42岁时，才与当地一个姓顾的女人结了婚，并生了两个儿子。虽然有了家业，生活也还是很困苦。

1915年李升被人骗到俄国修了两年铁路，受尽了白俄监工和把头的欺压。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打倒了监工把头，索回了被克扣的工钱。他和中国工人受俄国革命斗争的影响，提高了觉悟，也参加了护路队，跟着红军与白匪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作战。1919年冬，在一次与日本武装干涉军战斗失利后，队伍走散，李升等中国工人跑回了封冻的黑龙江，又回到东北。

回国后，李升到了黑河，用挣来的工钱栓一挂车跑“邮政”。开始跑黑河到瑷珲，后来又跑哈尔滨到德都，哈尔滨到佳木斯等路线，他一直跑了十几年。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到处横行，李升非常气愤，他很想像在俄国时那样，拿起枪来打日本，但一直没有机会。

1932年秋的一天，李升赶邮车往佳木斯去，途中被大汉奸于琛溦的伪军截住，硬把邮件卸掉，装上一车武器弹药，派一个伪军押运。李升对伪军恨透了，当车走到江边时，他假意说车坏了，要修理一下。伪军大队继续往前走了，只留下那个押车的伪兵。李升趁这个家伙不注意，操起一根棒子对准他的后脑砸去，并迅速地把伪兵的尸体和车上的武器弹药都推到了江里。然后他跑到了一个就近的集市，把车马都卖了。李升因打死伪兵不敢回方正，就流落到鹤立河南岸的七号屯，这是个朝鲜族聚居的屯子，他在这里打断工，割水稻。

七号屯是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中共满洲省委驻松花江下游代表冯仲云同志，当时正在这里与县委的同志一起开展抗日工作。由于汤原地区农村朝鲜族群众较多，日本特务、汉奸和封建地主便极力进行破坏活动，挑拨离间两个民族关系，使汉、朝两族群众产生隔阂。冯仲云同志和县委领导动员许多同志去做汉、朝两族群众的团结工作，不向汉奸地主交租。县委领导和党员大多都是朝鲜族，所以朝鲜族农民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而汉族农民却没有起来。李升当时很着急，他亲身经历过俄国的革命斗争，深知只有穷苦人都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于是他积极主动地向汉族农民作宣传工作，参加和支持抗租运动。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消除了民族隔阂，汉、朝两族农民集合起来，到鹤立镇举行抗租和抗日大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在此基础上，汤原中心县委在七号屯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汤原人民第一支抗日武装——汤原反日游击队，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

李升在参加抗租斗争中认识了冯仲云和县委的同志，他更加靠近党组织，也参加了冯仲云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在训练班里学习了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他的觉悟更高了，他向冯仲云同志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他说：“我在东北乡村各地都跑过，没看见过像你这样一个大先生，刻苦地跑到这样穷苦的乡下，来告诉我们这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我现在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我一定要拼着我的老命为共产党做事，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由于他思想坚定，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表现突出，1933年初，经冯仲云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伪军攻占了方正县，烧了半条街，李升的房子被烧了，他的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被敌人杀害了。六十多岁的李升对敌人更加仇恨，抗日也更加坚决。他到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了许多救国会员。

由于他生活经验丰富，机警沉着，腿脚又快，虽然年岁大了点，但更易于掩护，所以党组织安排他做了交通工作。

我和李爷爷边走边唠，太阳就快落山了，我们进了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座落在丘陵地的一个岗子上，有几十户人家，村名叫洼达岗（今香兰的一个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