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李云龙

二十一 在围歼黄维兵团中瓦解敌二十三师

　　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野七纵十九师奉命随纵队与华野特纵一部南进，参加围歼黄维兵团。26日，全师进抵宿县西南双堆集的东南地区。不久，该师接替中野六纵十七旅一线阵地，准备担负攻歼位于黄维兵团南线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的任务。

　　双堆集位于七纵十九师前沿阵地西北方向，在进攻双堆集黄维兵团道路上有一个村庄叫小王庄，敌二十三师主力就部署在这个庄附近。小王庄接近我阵地前沿一片低洼处，还有一个村庄叫小周庄，敌二十三师派其六十九团主力驻守在这里，阻挡着我军进攻小王庄的道路。守敌依靠村庄南面长约几百米的土围子作为防御支撑，工事坚固，兵力集中，火力较强。要歼灭小王庄敌二十三师，必须首先吃掉敌六十九团，拿下小周庄。

　　战场周边是一片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地势平坦，村庄稀落，树木很少。我军进攻，会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下，接近敌人非常困难。为了突破敌防御工事，七纵十九师调上来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在中野部队已挖许多堑壕的基础上，利用夜晚继续开挖加固。

　　从12月3日到5日，经过辛勤的近迫作业，新阵地终于挖好了。这一次，堑壕挖得即宽又深，有足够两人来去的宽度，战士在堑壕内可以不弯腰来回走动。堑壕里，还挖了许多防炮洞。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从主阵地一直伸延到距离敌前沿工事不足100米的地域。挖堑壕的两个团夜间撤出，只留下四个连，随时准备敌人的进攻。

　　果然，12月6日天一亮，驻守小周庄敌六十九团发现我新阵地离他们越来越近，便调集两个连的兵力，在几辆坦克掩护下，向我新阵地发起攻击。我军依托堑壕沉着迎战，打得灵活机动。战士们专打以坦克为掩护的敌步兵，四通八达的堑壕发挥了很大作用，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丢下坦克只顾逃命。敌人的坦克，离开了步兵也没能发挥作用。接近中午，敌人不得已狼狈地退回小周庄。

　　6日下午5时，我军按原定计划对小周庄守敌发起攻击，十九师的师、团炮兵实施集中射击，战士们利用堑壕作掩护，用炸药包、发射筒在距敌前沿60米实施爆破，将敌工事一一摧毁。5时20分，十九师五十五团一、二两营和五十六团二营组成突击部队，分别由小周庄南面、西南和西面距敌前沿60-70米处发起冲击，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庄南的土围子和庄内。敌六十九团被我突然进攻打晕了。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守敌六十九团团部和5个连，继在五十六团一营配合下，全歼小王庄出援之敌一个营。

　　我军利用近战、夜战消灭敌人，前后不到三小时，结束小周庄战斗，俘敌新兵一团代团长何企以下600多人，取得了七纵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首战胜利。十九师五十六团迫击炮连由连长带头，用手抱炮管进行简便射击，摧毁了敌前沿大量地堡，战后被师授予“威震敌胆”奖旗一面。该团六连三排在战斗中积极主动，动作迅速，被师授予“英勇神速”奖旗一面。

　　攻占小周庄后，小王庄的敌阵地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火力之下。七纵十九师下一步，就是要进攻小王庄敌二十三师。

　　敌二十三师，是一支湖南人组成的部队(湘军旧部改编的)，原属第八十五军建制。1948年10月，蒋介石编组兵团，第二十三师随同第八十五军列入第十二兵团战斗序列，从平汉铁路开往淮海地区作战。

　　说到瓦解敌二十三师，还要从何企说起。在小周庄战斗中俘获的新兵一团代团长何企，是敌二十三师少将师长黄子华最亲信的人。几天来，何企和俘虏们都看到并亲身感受到，我军官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上下团结友爱，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是真心拥护，老百姓给部队挑粮送饭，部队士气高涨。与敌营两相比较，何企受到感化，开始有了一点觉悟，态度也渐渐发生变化。

　　经师政治部审讯后，送往纵队政治部再审讯，何企都一再供称:他与敌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沾亲，也曾任过黄的随从副官，对黄比较熟悉，可以说服黄子华投降过来。据他供述，师长黄子华与黄埔嫡系矛盾很深。二十三师对把自己安排在十八军前面给其当挡箭牌，心怀不满。何企表示，愿意劝说黄子华投降。他写了一封给敌师长黄子华的劝降信，信中讲到我军宽待俘虏政策和被俘后自己的亲身感受。

　　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火星非常重视，指示十九师在前沿加强对敌阵前政治攻势的同时，利用好敌代团长这封信，争取尽快瓦解敌人。

　　我军新的军事进攻即将开始，劝降敌人时间很紧迫。十九师遵照上级要求，按时做好攻击敌人的准备，同时展开政治攻势。8日下午，十九师打退小王庄之敌向我攻击阵地的反击。下午6时30分，十九师对小王庄守敌二十三师展开进攻，师团炮兵向敌前沿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五十六团、五十七团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在局部突破敌前沿，歼敌一个连后，继续攻击受阻。9日零时，发起第二次攻击，遭敌密集子母堡火力，我进攻部队伤亡增加。拂晓前，我军停止了进攻，部队撤回原阵地。

　　十九师自山东南下参加徐东阻击战以来，部队伤亡惨重，兵员有减无补。此时，也正是瓦解敌军之良机。为了减少部队无谓伤亡，十九师在对敌军事攻势的同时展开阵地政治攻势，通过阵前喊话，举竖标语牌，直接向敌一线官兵宣传我军宽待俘虏政策，迫敌动摇，向我投降。同时，师政治部通过前沿五十六团政委黄炳光，在敌俘虏中挑选几个出生贫穷，比较老实，已经有了点觉悟的士兵，将敌代团长写给师长黄子华的信带给敌方。

　　9日上午10时，敌俘虏兵送信过去。午时后，敌俘虏兵即带师长黄子华随身副官杨耀华(实际是敌二十三师谍报队长)出来，至我师前沿五十六团打探，并表明降意。情况突然有了这么快的变化，师部派政治部主任王荣光率工作组赶到前沿五十六团去处理对敌瓦解、劝降事宜。但当王荣光下午到达五十六团时，我方新的一轮攻击已经开始，因而谈判未能进行。

　　我方这次攻击，未能奏效，其原因是:进攻部队受阻于庄边一条事先未被我查明的深水沟。那天下午，十九师并指挥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于5时30分开始突击，四路突击部队相继突入第一道防线，但却被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所阻，连攻三次都未得手。

　　那几天，前沿五十六团瓦解敌军还采取了其他方式。敌人白天依赖飞机掩护来活动，一到晚上就害怕解放军夜袭，只得组成小部队到我阵地“游巡”，以阻碍我军进攻。我军起初设伏阻击，使敌人不敢深入，以后窥破了敌人的企图和弱点，摸清了他们的规律，则把路敞开，不仅对敌人“游巡”不加阻拦，反而在必经道路的要点上放置食物和信件。其信的内容大意是:朋友们，你们肚子饿吗?面饼、白馍尝一点吧，这封信请带交你们上级。敌人缺粮，解放军竟将煮得热腾腾的米粥送到前沿阵地。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解放军却只笑一笑就走开了。这种情况，在敌官兵中互相传开后，战斗情绪更加低落。

　　此外，我军在阵地前沿竖立大字标语(贴在门板上):“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欢迎起义投诚”等等，很能打动人心。在村庄阵地的激烈争夺战中，敌人白天偶然夺回一个阵地，往往到夜晚又失掉了。伤病官兵逐渐增多，无处收容，起初尚利用隐蔽部，到后来就只好将伤病官兵放置在阵地附近的寒冬野外，情景很惨。而从解放军方面释放回去的士兵，讲述解放军怎样优待俘虏，治伤医病。两相对比，敌官兵普遍发生动摇，人人产生“我们究竟在为谁拼命”的疑问。

　　12月10日，我继续对敌展开强大阵前政治攻势。前沿五十六团团长雷伟和、政委黄炳光以师长、师政委的名义写信给黄子华，重申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劝其放弃幻想，打消顾虑，尽快放下武器，站到人民一边。8时左右，派人送给黄子华。黄接到信后，随即再次派杨副官到五十六团，一再表明愿意投降，并邀请解放军派人到其师部详谈。

　　师同意五十六团派干事汤展舒以师政治部科长名义前去谈判。谈判中，我方代表诚恳地向黄子华讲了被围敌人目前面临的形势及最终必然失败的结果，同时也交待了我们的政策。敌师长黄子华迫于多方压力，再次表示投降诚意，并即刻召集副师长、师参谋长、各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商议投诚事宜，一致决定向我投诚。

　　下午，黄子华派该师主力团六十七团杨正堂团长随我代表过来至我五十六团，商谈投诚条件及投诚具体行动方案。

　　敌人当时提出的条件，大意是:他们做下面部队的工作需要时间，师后勤部门及伤病官兵也需要时间加以安置。解放军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要说他们是起义，就说是放下武器，因为师的后方在汉口，官兵家眷恐因此受到加害和牵连。投诚时为防意外发生，官兵要带着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投诚后，解放军要允许官兵回家。

　　十九师研究决定，由五十六团雷团长、黄政委代表师复信黄子华，答复他:当日晚，必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生命安全;投诚官兵当解放军与要求回家，由本人自愿。

　　双方还谈了受降时具体行动方案:双方朝天开枪开炮，以示经激战后被歼，以迷惑敌兵团部。

　　投诚条件和初步的行动方案，黄子华是接受的。但事到临头，黄子华还是犹豫不定，他还有顾虑，要求再给他时间。十九师考虑，要不要再给他一些时间。

　　为了探敌虚实，做好万一迫降不成转入攻击的准备，十九师一方面派五十六团作战参谋胡晓初随敌进庄观察敌情，另一方面调整部署，将攻击部队隐蔽逼近庄前。同一天，师部又派政治部主任王荣光前往五十六团协调谈判之事。

　　王荣光到达五十六团时，恰逢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已到，只见五十六团团长雷伟和正在电话中极力要求师部“请示上级延缓攻击时间，以争取谈判成功”。结果师里不同意，并催促五十六团马上发起攻击。团政委黄炳光在一旁也是一脸疲惫。

　　王荣光了解情况后，认为敌有谈判投降的诚意，也要求师建议上级延迟30分钟攻击，以等候敌人正式答复。师长熊应堂、师政委萧学林在电话里均询问:继续与敌谈判，有无把握谈成?王荣光回答:第一，敌师长黄子华已准备与我用单机架通电话通话，他还是想继续与我谈，但有顾虑，我们在谈判时可以消除他的顾虑。第二，我方已向敌师长黄子华表明“如继续顽抗，你本人必须对其被歼负完全责任!”黄听后显得惊慌起来，他有动摇。第三，黄子华已派人出来谈具体方案，一再向我方表示给他时间，他是怕白天行动会引起敌兵团部警觉，要求我方停止攻击。第四，从几次与他接触的情况看，黄没有食言，还是能遵守对我们的承诺的。我们也承诺给他一点时间安排考虑，现在应该让他看到我们是守信的。随即，师里研究后，同意延缓攻击时间。

　　当日黄昏，黄子华派师部人员随我方胡晓初参谋回来，王荣光即询问胡参谋，通过他了解许多敌方情况，还通过随他而来的几个敌师部参谋了解敌方情况。通过较全面的了解，王荣光分析判断敌确有投降诚意。

　　两天来，雷团长、黄政委经历了与敌谈判全过程，眼看着敌人可能就要投降，但上级已经延缓攻击的30分钟就要过了。怎么办?怎么办?敌人依仗着天然水沟作为屏障，阻挡着我军进攻，由于缺少重炮，部队继续攻击肯定伤亡不小。

　　这时，熊师长、萧政委等师首长都在焦急地等待谈判的结果，师里的电话不断打来五十六团，了解谈判进程，并告知:上级规定的攻击时间不能因为谈判而拖延，与敌谈判可能就要到此为止。

　　此时的团指隐蔽部里，异常安静。大家都在思考，都在着急。烟，一根接着一根抽。没有时间作过多的考虑了，现在需要立即作出决断!

　　王荣光作为师里派来的谈判代表，他意识到应该马上拿出正确的判断供上级参考。他与五十六团综合分析了敌诚心投降的五大征兆，又拿起电话，要求师建议上级继续延迟对敌攻击时间。他们的判断是:第一，敌已领着我方代表胡参谋比较仔细地看了他们的阵地工事，说明他们做好了撤出后向我移交阵地的准备，否则不会这么做。第二，敌人正在收集捆扎武器装备，许多士兵在整理背包，敌后勤人员正在集中，伤病官兵正在转运，敌已准备出资遣散在后方汉口的官兵家眷和留守人员。第三，敌已秘密地在营以上军官中布置向我投降的行动路线及方案，敌已对少数不可靠军官执行了监视和扣押。第四，敌师长黄子华已派人送来他随身佩带的手枪、望远镜和手表，表示真心投降的诚意。第五，敌人对阵地作了重新部署，目的是针对十八军，敌一部已对村庄西北面敌十八军的一个营放了警戒。

　　当时，师里和纵队对谈判能不能按预计的时间谈成功是有担心的，尤其是师里，已按计划安排攻击部队迫近敌前沿，做好了一旦谈不成就对敌发起攻击。熊应堂师长在电话里坦率地告诉王荣光和五十六团雷伟和团长:“如果敌人利用谈判拖延了时间，耽误了我师攻击时间，将会对纵队乃至我南集团全局发起的攻势产生影响，后果严重!直说吧，上级要求敌人当晚必须投降!”

　　的确，王荣光、雷伟和无疑就是向上面立下了军令状，就是说，要承担判断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急迫的。就在同一天，在十九师的左翼，七纵二十师为夺取大王庄与敌十八军展开了激战，敌投入重兵与我反复争夺，双方均未能实际控制大王庄。当晚，十九师如能按时歼灭敌二十三师或迫敌向我投降，将会直接对我二十师夺取大王庄以有力支持。

　　尽管责任重大，王荣光、雷伟和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很快，经师里请示纵队得到批准，同意继续延缓攻击，与敌谈判，促敌尽快投降。

　　天色就要黑了，五十六团没有等待，也不能等待了，马上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团长雷伟和以师参谋长名义，通过架通的单机，把电话直接打到了敌师部，呼喊黄子华接电话。黄子华毫无思想准备，十分惊惧，好一会儿才抖抖索索接过电话。雷伟和斩钉截铁地说:“今日天色一黑，就请黄师长立即行动。届时，我军将猛烈炮击小王庄和双堆集之间的地带，掩护配合。”

　　黄子华当然明白，如果他变卦，解放军的炮火随时可以缩短射程。他没有立即回话，隔了一会儿，恳求似地说，“请留给我们对部队做工作的时间。同时天不黑调动部队，容易被那边发现。请贵军推迟4个小时，我们下半夜行动。”雷伟和向黄子华转达了七纵十九师作最后一次让步的意见。

　　与此同时，五十六团再次安排人员进入小王庄，催促敌迅速缴枪撤出，并给敌方规定了撤出信号、次序、集中地点等具体事宜。

　　在紧张的等待中，王荣光和五十六团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从我们派去的人返来的汇报看，黄子华的确也动了起来，他派来的人与我军引导接上了，他们对阵地作了重新布置，破坏了与敌通讯联络。

　　黄子华那边在做投诚的准备工作，雷伟和这边作好了接收投诚的准备工作。五十六团分头仔细检查了执行的情况，保证各部门都不会出现意外，也安排了出现意外情况时的补救措施。然后，就是继续等待着。这时的等待，显得相当漫长。

　　等啊，等啊，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大约晚9时半，对方发出了事前约定的撤出信号。接着，黄子华亲自率部陆续撤出，脱离敌方阵地，向我方指定地点集中。前沿阵地打电话报告:“黄子华的部队过来了。”

　　敌黄子华的部队终于被拉出来了!王荣光立刻打电话，向师里报告这一好消息。熊应堂师长、王培臣副师长、萧学林政委听到报告，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特兴奋，特高兴!

　　接着，我方按商定的方案，对空射击，炮火向敌纵深延伸。双堆集那边毫不怀疑，一点动静也没有。

　　不等天亮，敌黄子华二十三师全部人马都已撤出，小王庄敌人阵地被我十九师全部接收。我二十一师通过小王庄到达尖谷堆南侧，开始构筑攻击工事。

　　天亮后，十九师首长正在接见黄子华时，纵队部转来华野司令部的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亲自接见黄子华，派吉普车开出了。”

　　此次投诚部队计有:敌二十三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师属六十七团、六十八团、六十九团残部，愿意与二十三师一道投诚的八十五军二一六师六四八团残部和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及卫生大队各一部，共约10000余人。

　　在瓦解敌二十三师的全过程中，七纵十九师五十六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进行了极为有效的工作。从前沿阵地的突破到阵前政治攻势的展开，从劝降谈判的组织到接受投诚的执行，五十六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瓦解敌二十三师，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这一个师，也不仅仅在于小王庄。敌人失去了小王庄，第十八军阵地失去了一块挡箭牌，全部阵地敞开在解放军的重点进攻下。就在黄子华师投诚的当晚——1948年12月10日晚，十九师的左翼二十师经激战，夺取了大王庄阵地，敌十八军被迫撤离。至此，双堆集黄维兵团司令部南面外围阵地，被我七纵全部肃清。到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

　　后来，黄维是这样回忆的:“先有廖运周率师起义，继之黄子华率二十三师投诚，特别是黄师投诚，使十二兵团整个阵地体系破裂，第十八军和第十军残部愈陷于悲观绝望气氛。”(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从黄维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决战中，如果说淮海战役是一场瓦解敌军的攻心战，那么，华野七纵十九师瓦解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则是这场攻心战的重要一环。

李云龙

二十二 打过长江去

　　(一)

　　淮海战役后，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七纵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副军长詹化雨、副政委邓少东、参谋长熊应堂。二十五军辖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第七十三师成立时的军政主官:师长王培臣，政委肖学林，副师长吴怀才，政治部主任王荣光。当时，二十五军是三野的主力军，七十三师又是二十五军的主力师。

　　七十三师师长王培臣，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智勇双全，善打能战，曾闻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上下。有人说，王培臣是后来电视连续剧《亮剑》中八路军师长的原型之一。

　　1949年4月，雷伟和在王培臣的七十三师任参谋长。自1944年以来的6年中，雷伟和在战火中不断成长、进步，由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到师参谋长，一年一个台阶。

　　这时的七十三师(原七纵十九师)，下辖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三个团，配齐干部，充实队伍，老弱病残复员2000多人，补充5000多人，其中从解放区来的新兵2000人，根据“随俘随补、随教随战”的精神补充“解放战士”3000人。抽调一批班、排、连干部到军教导队学习，为进军江南做好准备。

　　(二)

　　4月1日，七十三师部队到达含山县南部铜城闸地区，做渡江作战准备工作。部队立即组织干部到长江边二坝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并抽调一部份兵力挖掘岔河、水道，做好民船翻坝工作。同时，筹集民船，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抽调部分识水性的战士当水手，协助船工撑船、划桨，按船分别编组，进行突击训练和民船修理改装。

　　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何况敌人在南岸挖了战壕，筑了暗堡，拉上了铁丝网，水际滩头布满了木桩、鹿砦等障碍物，工事修得十分坚固，又有重兵把守，而且，上空有敌机，江中有敌人的军舰、炮艇，咱们凭着小小的木船，行吗?这是不少船工的疑虑。于是，部队重视对船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那些天，军、师、团的各级首长吃不下、睡不着，多次来到江岸，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地反复勘察，同干部、战士和船工们多次研究，发扬民主，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广泛听取部队和群众的意见。

　　无为、和县一带是抗日时期的老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地方的拥军支前工作搞得非常活跃。听说部队要渡江打老蒋，家家户户争着捐粮献船，男女老少全力以赴支援部队渡江作战。许多船工主动为部队介绍两岸地形和江面上的情况，不仅年轻人踊跃参加船工队，积极配合部队训练，而且已经上了年纪的老船工也争着参加渡江，甚至有的全家人都参加了船工队。

　　那一段时间，组织部队和船工们在内河、湖泊里进行紧张的渡江训练。不仅要熟悉水性，还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比如部队在夜间怎样上下船;上船后，船工和指战员如何配合;船打沉了，如何抢救……边研究、边训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当时，副军长詹化雨直接抓部队水上练兵工作，亲自到七十三师检查渡江突击船的水上练兵，研究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渡江战役发起前，三野首长对部队隶属关系稍作调整，其中就将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五军调入中集团，归第九兵团指挥。

　　中集团二十五军除了战前紧急政治动员外，还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增强完成任务的信心。七十三师组织指战员认真学习三野政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新区农村工作手册》等文件。全师上下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执行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命令。

　　(三)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就在4月20日当天，三野第二十五军接到兵团首长的战斗命令:与第二十七军并肩作为渡江第一梯队，从芜湖到铜陵之间渡江。

　　4月20日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十五军指挥所里，军长成钧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今晚不睡觉，等待渡江胜利的捷报。”成钧热血沸腾，急忙将电话内容转告各师。

　　当晚10时，强渡长江开始了!

　　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任左翼第一梯队的突击任务，船至江心，师炮兵群对南岸之敌猛烈射炮，粉碎敌人的抵抗，又掩护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人江防。仅半个多小时，七十三师第一梯队两个团到达对岸，发射登岸成功的信号，长江南岸顿时一片火海，战斗异常激烈。

　　正当七十三师大部分船已渡过江心时，从上游驶来4艘敌舰猛冲而过，还用机关炮向渡江船只扫射，师参谋长雷伟和打电话令野炮连:“快把敌舰干掉!”敌舰在炮击下慌忙逃窜。

　　此后，王培臣师长及师指挥所人员也乘船渡江，于21日凌晨2时到达南岸。凌晨4时，全师三个团都已过江登岸，迅速夺取敌人的滩头阵地，很快将红旗插上长江南岸，撕开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紧接着，七十三师一鼓作气，占领了三山街要地，会同全军发起了“湾沚战斗”。

　　先说三山战斗。这是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芜湖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激烈作战。早在渡江之前，三野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王培臣就曾化装成士兵，同侦察连一起过江侦察了三山街要地。4月21日凌晨，七十三师指挥所到达长江南岸姜家墩，命令二一七团渡过三山街边小河，迂回到三山街东南，并拟二一九团在北，二一八团在西，三面会攻三山街。

　　上午，二一七、二一八团先后两次攻打三山未果。后据俘虏供称:当天拂晓，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及二十军一三四师师长李介立率领3个团的兵力到达三山，这时三山敌军已有4个团的兵力防守了。三山街守敌设置了地雷、陷坑、铁丝网等障碍，妄图凭借强固的工事和火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抗。

　　七十三师指挥所命令作战科将上述情况迅速报告军部。军首长指示，七十三师迅速过河从南边围攻三山街。21日下午，七十三师全部过河至三山街西面、南面和东南面。22日上午，副军长詹化雨来到七十三师，具体部署攻打三山街。经过两天激战，三山街道得以解放。

　　在“三山战斗”的同时，三野二十五军还发起了“湾沚战斗”。湾沚镇，处于芜湖城南90公里处的公路边(当时隶属宣城县)。军长成钧命令七十四师为右纵队，七十五师为左纵队，他亲自率领七十三师参战，对湾沚镇形成南北夹击之势。4月24日下午，在方圆三五里的一片山洼里，全歼敌二十军，歼敌2万余人(其中俘敌13000余人)。敌二十军中将军长杨才干，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队伍里逃跑时被子弹击中毙命(也有说在突围无望时杨才干拔枪自杀)。

　　我军的战斗，常常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湾沚战斗，则是一军对一军，三野二十五军对敌二十军。敌二十军在刚刚结束的渡江战役中并未受损，是一个完整的建制军，而且这个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湾沚战斗结束后，三野司令部给二十五军颁发嘉奖令，称湾沚这一仗首创“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光辉范例。

　　自4月24日开始，部队进入渡江作战第二阶段，展开对敌追击战，穷追猛打南岸纵深之敌。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连续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不顾疲劳、不怕饥饿，勇猛追歼逃敌。至29日，七十三师各团已追敌至溧阳、广德、宜兴、长兴等地，并占领这些县城，奉命清剿这个地区的残敌散兵。一周后，基本肃清。

　　整个渡江战役中，仅七十三师就歼敌6000余人，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自己伤亡才100余人。

　　(四)

　　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

　　解放上海，二十五军又建功，是攻占大上海的10个军30个师的主力军之一。5月25日午夜3时开始，二十五军强攻穿插，与二十九军一起攻打宝山、吴淞，于26日上午8时共同占领吴淞口，俘敌8000余人。占领吴淞口，控制了江岸要塞阵地，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水面交通退路，留在市区的敌人便统统装进了我军第九、第十兵团的口袋。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淞沪战斗刚刚结束，二十五军又接到上级命令:攻占崇明岛。进攻部队采取兵临城下、逼敌投降的策略，迫使约5000守敌放弃抵抗，6月2日缴械投降，崇明岛解放。

　　(五)

　　1949年7月底，二十五军接到进入浙江剿匪的命令，军长成钧、政委詹化雨指挥部队，用远距离奔袭、分进合击、多层设伏、四面包围的战法，撒大网、抓大鱼。到12月间，大山区的匪徒被歼灭，共毙、伤、俘土匪7300余人，其中，匪首“中将司令”洪国顺被击毙，“上海清剿总司令”赵雁清被活捉，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当时，雷伟和所在的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进军浙江、安徽交界的天目山，参加天目山剿匪斗争。

　　天目山，风景优美，山势陡峭。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土匪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经常出没的地方。新中国成立时，天目山一带聚集了来自全国12个省、25个县的千余名土匪，是当时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股匪有:以吕国华、张云鹏为首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800多人;以李去非为首的“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100多人。各县的伪自卫大队，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时，慑于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不得不伪装投诚归顺，而在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境南下后，又重新纠集在一起。有的如於潜的吕国华把队伍拉到山里，有的继续伪装，开展猖狂破坏活动，并发动武装暴乱。天目山匪特别猖狂暴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引起群众的极度恐慌。

　　七十三师于8月份开赴天目山，与当地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军民合作，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很快打开了局面。至10月，匪患最为严重的临安、於潜、昌化三县共歼灭土匪15股、890人，缴获各类枪支325支及大批弹药，土匪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擒获，股匪(成股土匪)基本剿灭。

　　自渡江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相继占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及上海、武汉等城市，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和江西、湖北、福建等省一部分，为解放全华东及向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条件。从渡江战役到剿匪天目山，是雷伟和参与“打过长江去”的主要经历。

李云龙

二十三   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


雷伟和与夫人庆启秀(一九五O年)

　　1950年3月，经组织介绍，雷伟和与庆启秀在浙江省淳安结婚。结婚时，雷伟和36岁，庆启秀21岁。

　　庆启秀，安徽含山人，1929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九日)出生。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渡过长江。1950年，庆启秀在温州参加二十五军教导团第一届七队学习。雷伟和曾赠送庆启秀身穿军装的站立照片，背面写着“我的启秀:您是我的心爱之人，我俩的爱，不仅是现在，我们能够爱到永久将来”。在杭州市新登县(今为杭州市富阳区)剿匪期间，还赠给庆启秀身穿军装的半身照，背面写着“启秀:忠实老诚，优良品质。努力学习，虚心进步。特给相片，惠存留念。”

　　天目山剿匪局势基本稳定后，雷伟和随部于1950年春南下福建，追击国民党溃军，为准备再战金门并解放台湾加紧海上练兵。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攻台计划由延缓到取消。

　　1951年1月，雷伟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简称“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高级速成科学习。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造就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刘伯承任院长，不久又兼政治委员。从未跨进学校大门的雷伟和，直接到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学习，而且见证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成立。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院长在典礼上致辞。中央军委代表陈毅出席成立典礼。

　　第一期学员分4个科(后均改为系)，即高级速成科、上级速成科、基本科、情报科，共758人。接收军、师、团、营级干部入学深造，以团以上干部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

　　高级速成科有三个班，一班主要是参谋长、副军长，二班、三班是师一级指挥员。杨勇是高级速成科中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唯一的兵团司令员，他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高级速成科，主要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同时，也提高学员文化水平，而且先上半年预科，专门补习文化知识。

　　刘伯承院长曾多次强调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是非常不完全的。”“我一只眼睛看不见就很痛苦，你们没有文化，等于两只眼睛看不见，自然也很痛苦。学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好军事科学。”当时37岁的雷伟和，认认真真当“学生”，与学员们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日以继夜地刻苦学习，每天学习9个小时以上。

　　1952年5月，刘伯承院长亲自给高级速成系的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授课那天，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兄弟院校的领导也来听课。刘伯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现代化进攻战役的理论原则和许多学术问题，足足讲了6个小时。

　　南京军事学院从创立起，就建立了学员课业制度和测验考试制度。考试由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有几种:每门课结束有科目考试，学期有期末考试，学年还有年考，最后毕业是国家考试。科目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期考;期考不及格，不能参加年考;年考不及格，不能参加最后国家考试;国家考试不及格，回去待业一年再来补考，如果再不及格，不管职务多高，一律退出现役。军事学院的考试特别正规，特别严格，学员们压力都很大。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在国家考试委员会只担任副主席，并亲自调阅试卷。

　　1952年7月上旬，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347名学员经考试合格，顺利毕业。雷伟和考试成绩优秀:两门功课是满分5分，其他大多数功课是4分，最低的分数也是3分(及格分)。

　　12日上午，军事学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典礼。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毛泽东于7月10日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中说:“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训词》对军事学院在新中国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建设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毕业典礼上，刘伯承院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训词》，并对毕业的学员提出殷切期望。

　　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雷伟和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任副师长。

李云龙

二十四  在空军八预校受衔

　　雷伟和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回到正在福建驻防的解放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不久,七十三师、七十四师于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入朝作战。雷伟和因是二等甲级残废,当时有规定不能入朝,因而转任七十五师副师长。随后,七十五师师部按中央军委1952年7月20日决定,调归空军。

　　1953年4月,雷伟和任华北军区空军航空预科总队副总队长。该总队于1952年6月组建,驻河北省省会保定(今保定市北市区五四路)。1953年6月,总参谋部命名该总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8月1日改编完毕。

　　当时的背景是:开国大典不久,1949年11月11日空军建军,中央军委准备大力发展空军。那时,一个航空学校对应建立了一个航空预科总队,为飞行航校培养和输送学习飞行、学习地勤维护的人才。

　　航空预科总队主要招收空、地勤人员,学制一年。在训学员有1000余人。当时,飞行学员的航空理论在预科总队学习,学员毕业后到航校不再学习航空理论,直接上飞机学习驾驶技术。在预科总队,航空理论考试规格很高,属于国家大专性质,毕业时由空军领导机关的首长和苏联军事专家亲自监考,在独立场合进行。

　　雷伟和到任航空预科总队,正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条件艰苦,一切从头开始。雷伟和一上任,便投入紧张的建校工作中。1953年10月,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总营房就正式启用。

　　1954年8月,空军电令:所有的预科总队全部统一改编为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八航空预科总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航空预备学校”(属于北京军区)。雷伟和任空军八预校副校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11月23日,聂荣臻元帅代表国防部长,在北京的华北军区礼堂授予雷伟和上校军衔。受衔后,雷伟和身着上校军服,在保定的美章照相馆分别照了全身像和半身像,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李云龙

二十五  毛主席视察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

　　1958年8月,雷伟和转业到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任厂长。转业到地方工作,是雷伟和人生新的起点。

　　1958年全国军队干部大转业的名单中,本来没有雷伟和,但他坚决要求转业。北京空军政治部尊重雷伟和的选择,先准备安排任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但他迫切要求回安徽。他听说安徽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在北京,便找到他们,要求回安徽工作。

　　由于雷伟和坚决要求回安徽,北京空军政治部便同意他的要求。安徽省委将他安排到省委机关钢铁厂(1961年并入合肥钢厂,为合肥特殊钢厂第一炼铁厂。后改为合钢一分厂)。

　　雷伟和要求转业到安徽,但没有要求到钢厂。雷伟和到钢厂工作,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行业。

　　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跃进”之年,“大炼钢铁”是这年“大跃进”运动的显著特征。“大跃进”,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工业方面的“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070万吨钢,比1957年翻一番,而当时距年底仅有4个月的时间。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

　　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提出的发展钢铁工业“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号召“大力发展小型钢铁工业,让小型炼钢炉在全省来一个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指令安徽省钢厂(9月23日更名为合肥钢铁厂)兴建一座0.5吨的示范性小型侧吹转炉。投资20万元的示范性转炉,于1958年7月1日上午生产出安徽第一炉钢水,结束了“安徽无钢”的历史。

　　在此之前,4月24日,安徽省钢厂3吨转炉炼钢车间破土兴建。6月,省委利用党费和结余经费在合肥市北郊兴建了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

　　在此之后,8月12日,安徽省财贸系统在肥东县大兴乡蔡岗附近建立安徽省财贸钢铁厂(后并入合钢)。省委为贯彻中央提出“大办钢铁、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求省钢厂抢建3座13立方米小高炉,11座反射炉和坩锅炉、土焦炉群。8月21日,安徽省钢厂500/300轧钢车间破土新建。

　　雷伟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省委机关钢铁厂担任厂长的。上任才一个月,便接到省委重要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来省委机关钢铁厂视察。

　　1958年9月18日上午10时许,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随同毛主席来视察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中央委员张云逸、罗瑞卿,中央候补委员章蕴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等,陪同毛主席视察。

　　厂长雷伟和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与部分干部职工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下车后,与雷伟和亲切握手,问:“你姓什么呀?”雷伟和说:“我姓雷。”毛主席没听清,雷伟和又说:“我姓雷,打雷的雷。”毛主席笑着说:“哎哟,你是打雷的雷公啊,好厉害!”大家也都笑了!那天,雷伟和身穿深蓝色中山装,这可能是他最好的服装了。

　　毛主席首先来到炼铁车间,问车间副主任曾传火:“多大了?”当得知他23岁时,毛主席笑着夸他是个“年轻的车间主任”。此时正值2号高炉出铁水。毛主席目不转睛地望着奔流的铁水,向曾传火等人询问铁水的质量,并亲自从工人手中接过蓝色观火镜,仔细地观看高炉中的铁水。熊熊的炉火前,毛主席高兴地向工人们问候:“你们辛苦了!”“要努力呀!”在1号小高炉前,毛主席看着地上堆了许多矿石,信手捡起一块在手中掂了掂。来到堆铁的场地,他亲自搬起了一块钢锭。在破碎机旁,他亲切地与刚满17岁的青年工人徐盛握手交谈。工人彭望远正在砌炉,毛主席来到他身边,与他亲切交谈。

　　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告诉毛主席说,这个厂是省委机关用党费办起来的,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毛主席笑着说:“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啊!”毛主席看到在这个厂参加劳动的绝大部分是机关干部,笑着点点头,表示满意。

　　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对面农药厂的职工群众听说毛主席来了,立刻涌到濉溪路上。毛主席离开省委机关钢铁厂时,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走到濉溪路上,与职工们挥手告别。

　　毛主席的视察,给省委机关钢铁厂的干部职工以极大鼓舞。据当时报刊报道,正在建设的三号、四号高炉加紧建筑安装工作,还决定增加7对13立方米的高炉,争取在11月上旬建成投入生产。

　　雷伟和的夫人庆启秀也参加了这次接待活动,她当时在厂保卫科工作。

　　当年10月,《安徽画报(十月号)》(第8期)封面刊登了毛主席视察省委机关钢铁厂的彩色照片。毛主席亲切地和炼钢工人握手,身旁有省委书记曾希圣和厂长雷伟和等。



　　1959年1月,雷伟和任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当时未配。这次职务变动,是雷伟和主动向省委提出,自己打仗打了一辈子,不懂经济,要求组织上另外配备厂长的。雷伟和对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可能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久,安徽省委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金林调任省委机关钢铁厂第一书记。

　　这一年的10月28日中午12时,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来合钢视察。经过一年的发展,合肥钢铁厂已成为能够炼铁、炼钢、轧材的小型钢铁联合企业。毛泽东很高兴,用一个半小时,视察了28立方米的高炉炼铁、3吨转炉炼钢和250轧机的生产情况。

　　自1958年10月至1960年4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合肥钢铁厂视察的,先后有刘少奇、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董必武、刘伯承、柯庆施、李维汉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厂视察,这是特殊时代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合肥钢铁厂的殊荣。

李云龙

二十六   特殊年代的磨难

　　雷伟和对大别山的眷恋、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从部队转业到安徽，雷伟和仍然不能释怀。

　　省委机关钢厂并入合肥钢铁厂后，组织上拟安排雷伟和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徽州地委第一书记。雷伟和听说后，要求回六安专区工作。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他:“目前，六安专区只有一个副专员的职位了。”雷伟和说:“副专员就副专员。”1962年2月，雷伟和调任六安专员公署副专员，他的一家从省城合肥迁到六安。

　　六安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北麓，长江淮河之间，东接淮南线，西毗豫东南，南连鄂东北，北濒淮河岸，俗称“皖西”。六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半壁江山在皖西。六安专区，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贫困地区。雷伟和到六安任职时，六安专区辖六安、寿县、霍邱、舒城、金寨、霍山、肥西、庐江等8个县，和全省、全国一样，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雷伟和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在大别山闹革命，参加红军，不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建立自己的政权吗?因此，他把对革命老区人民的一片深情，都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久，雷伟和便被“靠边”在家。

　　自1966年10月开始，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煽惑下，全区造反派组织蜂起，鼓吹“怀疑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党政领导，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揪斗。雷伟和，也是批斗对象之一。那时候，专区党政机关受攻击，工作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被迫停止活动，全区社会、工作、生产秩序一片混乱。

　　1967年4-7月间，六安专区造反派已经开始的“革命大联合”又分裂为两大派，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成伤亡。这两派都动员雷伟和造反，雷伟和是哪一派都不参加。但他介入了观点，不同意对专区公安处采取“静坐”和“绝食”斗争。

　　1967年9月，6408部队(12军)34师一位副师长率部到六安“支左”(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抛出雷伟和档案，对其历史无限上纲。

　　所谓雷伟和的“历史问题”，是指1935年被反动保长强迫送到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工作团游击大队当兵三个月的问题。其实，这一段历史，组织上已多次审查，早有定论。1936年1月份，雷伟和参加组织暴动，枪杀了大叛徒张德山，回到红二十八军之后，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就作了审查，并让雷伟和在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三营七连当班长;1938年，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又作审查，并在审查之后于6月批准雷伟和入党;1941年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六团在审干时，团政治处作了审查;1955年授衔时，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又进行了全面审查。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已作结论的历史又被翻了出来，并错误地对其立案审查。

　　那时候，雷伟和经常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地委书记杜维佑、专署副专员郑象生等。但他们都能泰然处之。对大是大非问题，雷伟和泾渭分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批斗时，有人诬陷他是“叛徒”，他翘起抗战中被日本鬼子枪伤致残的腿，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难道这是狗咬的吗?!”

　　一次，造反派在皖西大戏院召开批斗大会，对雷伟和捆绑吊打。同时，被吊打的还有专署副专员郑象生。皖西大戏院的舞台上，一边吊着一个，轮流放下来鞭打。造反派松开手里的绳子，把雷伟和放下来，喝问:“承认不承认你是叛徒?”雷伟和断然回答:“我不是叛徒!”造反派一阵鞭打后，又把绳子扯了上去，把他吊在半空中。这时，台下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战士看不下去了，连长向战士们喊:“全体起立!”他们集体退出会场，列队走出皖西大戏院。

　　对皖西大戏院，雷伟和作为分管文教的副专员相当熟悉。1961年建成后，雷伟和经常在这里看戏剧、电影和参加重要的大型会议。1964年4月20日，刘伯承元帅来戏院观看庐剧《雏凤凌空》，休息期间还题写了“为工农兵服务，皖西大戏院纪念”。可是，雷伟和怎么也没有想到，皖西大戏院今天却成了批斗老红军、老共产党员、老干部的场所!

　　雷伟和被打得脸肿头大，人都变形了。批斗结束回家时，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庆岚都不认识爸爸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进爸爸的房间看他!

　　随后，对雷伟和实施所谓的“群众专政”监护一年多。

　　1969年8月，雷伟和受到错误处理，定为“叛徒”，不戴帽子，撤销党内外职务，暂按行政22级发给生活费用(当时实际工资级别为12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雷伟和被批判、被吊打，被定为“叛徒”，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他的人生跌入了低谷。

李云龙

二十七   回到金寨县果子园公社的十年

　　1969年8月，雷伟和被军管。这时，他的一家人四分五裂。夫人庆启秀(地直单位的科级干部)在六安城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大儿子下放到六安县独山附近的狮子岗公社，大女儿下放在六安县木厂铺，小儿子、小女儿丢在家里由保姆带着。雷伟和起了回金寨老家的念头。

　　雷伟和写了报告，要求全家下放回金寨县果子园公社，军管会很快就批准了。于是，1969年11月20日，雷伟和举家下放到金寨县果子园公社栗湾大队(今果子园乡白纸棚村，离雷伟和出生的小河村仅一山之隔)。

　　果子园公社，位于金寨县西南部，皖鄂交界的大别山腹地。西连斑竹园公社(当时果子园公社属于斑竹园区);东接花石乡，与天堂镇仅一巅之隔;南面是鄂皖分水岭松子关。为什么叫“果子园”呢?一种说法，清朝时，这一带果树很多，故名;还有一种说法，一个自然村的地形像“仙盘装果”，取名“果子园”。

　　金寨县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果子园一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6年秋，成立中共简家坳支部。本乡共产党员漆禹源在简家坳小学任教，并和李声武、徐俊生、漆先昂等人一起评议时政、探讨见解，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佛堂、简家坳两所农民夜校，一面传授文化知识，一面向农民讲解反帝反封建及地主剥削压迫的道理，并秘密成立了“穷人会”。方子翼、漆远渥、肖选进、董洪国四位开国将军，曾是佛堂柯家湾列宁小学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时期，白果村蔡家湾设立区苏维埃政府，佛堂坳建成红军兵工厂，果子园村北坳还设立了红军医院。

　　雷伟和是在这一带参加革命的，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很熟悉，感情极深。当年，雷伟和所在的红军游击队把“地头蛇”(反动民团头子田继显)撵进老母洞，这“老母洞”就在栗湾村东北边隅。

　　雷伟和是独子，又是孤儿。虽然没有多少亲戚，但这里的乡亲都是他的亲人。乡亲们心情沉重，眼含泪水迎接雷伟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雷伟和建起6间土坯瓦房(含1间厨房)。当时，全家6口人，两个孩子下放，两个孩子上学，仅靠雷伟和每月51.5元生活费和他夫人庆启秀(时任果子园公社党委委员、妇女主任)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

　　尽管生活艰难，雷伟和却非常乐观。他在家里忙忙家务，带带孙女，闲时看看书，听听收音机。他还在屋旁搭建猪圈，在小溪旁开辟菜园，忙得不亦乐乎。他一瘸一拐地种起蔬菜，辣椒、南瓜、西红柿等长得很好。他给西红柿搭架子的神情，像极了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清晨和傍晚，他经常一瘸一拐地在公路上散步。遇见乡亲们，他谈笑风生。

　　公社革委会主任程长里在栗湾大队蹲点，吃、住都在雷伟和家里。雷伟和经常和程长里一边吃着“吊锅”，一边聊天。雷伟和还把这大别山的“吊锅”，起名叫“吊耳悠”。对雷伟和的正直坦荡、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程长里感受颇深。聊天时，雷伟和爽朗地说:“我这个人四不像:说我是干部，没有工作干;说我是农民，没有地种;说我是工人，不在工厂做工;说我是坏人，每月还拿人民的51元钱。”程长里说:“你是人民的功臣。”他连连摆手，说:“谈不上，谈不上。”

　　在果子园公社栗湾大队居住期间，雷伟和满腔热情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周围多所中小学校聘任他为校外辅导员，十年作报告多场。栗湾、白棚两个大队有劣迹的青少年，在雷伟和春风化雨般的帮教下，也渐渐变好。

　　1973年，金寨县果子园公社党委在牛食畈小学召开4个大队群众大会，传达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材料的中央文件，并安排雷伟和作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报告。群众听说“雷老作报告”，原计划500人参加，结果来了2000多人。雷伟和站在讲台上，指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挂图，讲得绘声绘色，会场鸦雀无声，连孩子们都凝神倾听。

　　1975年冬的一个夜晚，离栗湾不远的大沟山上陡起大火，山间几十户人家和上千亩森林面临被大火吞噬的危险。雷伟和不顾年老体残和人们劝阻，带头爬上海拔800多米山岗，指挥几百名干群奋力扑火。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搏斗，终将大火扑灭，保住了全部村庄和茂密森林。雷伟和累得气喘吁吁，突发脑血栓，瘫坐在地上，公社干部把他背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摸着路才下了山。

　　尽管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问题还没有解决，但雷伟和想方设法为金寨县果子园乡女红军战士郭云凤落实红军待遇出力。自童年始，郭云凤就跟随父亲郭福海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童子团，并先后担任中队长兼指导员、宣传股长。1931年7月，随红军南下作战，担任宣传工作。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她主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和打游击。1938年回家探亲，与部队失去联系，一直在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后，郭云凤长期生活在农村，没有向党和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待遇。当年的老首长、老战友林维先、詹化雨、陈祥、董洪国、石裕田、雷伟和、吴继春和叶厚弟了解情况后，写信给相关部门。1978年，62岁的郭云凤终于落实了老红军待遇。有诗一首:“少年从军女儿身，天资聪颖才过人。军中生涯忘生死，叶飘雷鸣才知情。文革遇难战友寻，多处查找方有信。照顾体恤倍温暖，感激众将谢党恩。”诗中的“叶”，是指叶厚弟;“雷”是指雷伟和。

　　1978年10月，经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批准，撤销1969年对雷伟和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和工资级别(行政12级)待遇。1979年1月，六安地委、行署派人接雷伟和回六安。

　　搬家那天，金寨县斑竹园、果子园一带的人民群众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挥泪相送，表达出家乡人民既盼望已久又依依不舍的复杂心情。雷伟和，这位戎马一生的坚强硬汉，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他和乡亲们边走边谈，步行了很远，一再要大伙“莫送”。

　　雷伟和乘坐的车转过了山嘴，乡亲们还在那里伫立凝望……

李云龙

二十八 分管文教工作的行署副专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9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年，也是雷伟和政治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也是雷伟和及其家庭历史上的一个春天。

　　这一年的3月，雷伟和恢复工作职务，任六安专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雷伟和领到“文化大革命”被错误处理期间10年补发的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补交了1000多元的党费。这1000多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一年的5月，六安专区革命委员会被撤销，成立六安行政公署(后改为六安地区行政公署)，雷伟和任副专员，分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

　　从这一年开始，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在内。据统计资料，到1980年10月，六安地区有师范专科学校1所，完全中学117所，中等专业学校8所，初级中学355所，小学5816所。全区在校学生数137万多人，占总人口23%。全区各级各类医院有474所，拥有病床7136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612倍;医护人员9561人，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318倍。此外，还有大量不脱产、半脱产的卫生员和“赤脚医生”，活跃在乡村医疗第一线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戏剧、广播、电影、电视也有很大发展，大大丰富了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

　　雷伟和恢复工作后，一直爱学习、肯思考，讲政治、明是非。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引起雷伟和的警觉:有的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少数人对“解放思想”加以曲解，肆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雷伟和认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还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种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功绩，以及不承认他的晚年错误，甚至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他的错误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更是不能否定，这个旗帜不能丢。

　　不久，雷伟和看到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研究文章，很高兴，连续看了几遍。他认为，金教授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雷伟和如获至宝。他认真学习，对这个《决议》赞不绝口。

　　下面，摘录的是雷伟和1981—1982年分管文教工作的片段:

　　1981年4月9日，雷伟和到肥西县巨新中学(后改为聚星职业中学)调研，强调: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现在的学生，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记事起就看到打、砸、抢，分不清美丑、苦乐。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人生观教育。

　　1981年5月11日，雷伟和在听取地区体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全区体育工作的汇报时，明确了体育的分工:职工体育由总工会主抓，学生体育由教育局主抓，体委主抓专业体育的提高和社会体育的指导。鉴于1982年下半年要举办第九届亚运会和省第五届运动会，雷伟和要求地区体委抓紧筹备，并提请地委、行署研究决定举办全区第二届运动会。1982年5—6月，六安地区举办第二届运动会，与1959年第一届运动会相隔23年。六县一市分别组成代表队参加比赛。射击项目破7项省纪录、9项地区纪录。8—9月省第五届运动会16个竞赛项目，六安地区参加10项，获得奖杯1座、金牌8枚、银牌4枚、铜牌7枚，12人打破6项省纪录。

　　1981年5月12日，雷伟和出席六安地区农民教育工作会议，对进一步扫除农民文盲作出具体部署。当时全地区12—40岁农民283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128万人，占同龄农民数45%。12—25岁文盲、半文盲45万人，占同龄农民数30%。针对老文盲尚未脱盲、全地区每年有10万人成为新文盲(适龄儿童未入学)的严峻形势，要求“普扫结合”，做到一堵、二扫、三提高。所有的全日制小学，都要办1—2个普扫班(普及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半文盲)，并转入常年民校。1982年，全地区办起2905个民校(班)或夜校(班)，有90383人入学，当年脱盲6492人;大力组织适龄儿童入学，其中组织学校流失生16724人入学，小学入学率由过去的87%上升到90.5%。

　　1981年5月18日，雷伟和到六安县调研普及小学教育、解决民师报酬、调整中学、培训教师等问题。针对上一年有15个大队民师报酬一分钱都未付的突出问题，与县里商讨具体解决办法，并提出落实民师报酬的时间要求。

　　1982年3月6日，雷伟和主持召开各县(市)教育局长会议，听取农民教育检查组的汇报，传达省教育厅召开的地市教育局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当年的教育工作。雷伟和要求以革命精神做好1982年教育工作。他说:“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搞教育，要有革命精神。精神不振，你还能搞什么呢?”“要适应农村生产形势的改变，实行多种形式办学，解决好师生比例问题、教师报酬问题、校舍问题。”“要正确认识学校的双重任务: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为各条战线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升学率还是要的，但不是说升学率不高就一定教学不好，要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体育抓得不够，这样就不能全面发展。”

　　1982年3月7日晚，雷伟和不顾自己年近70的高龄和身体刚做胆囊手术，深入舒城县五里公社三里小学、古城公社花园小学等学校，实地检查农民教育状况，督查全日制小学办1—2个普扫班的落实情况。

　　1982年3月17日，雷伟和与地委副书记陈道华率领地区和六安市(县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六安师专，检查并协调解决护校问题。六安师专所在的岛(后来称为“月亮岛”)，位于平桥公社马巷大队上滩、下滩两个生产队，偷盗严重。院墙被扒的地方已经可以通汽车。偷砍竹子，由过去夜里砍发展到白日砍。这次座谈会，形成了制定睦邻关系协议、建立联防小组、设立派出所等意见，对推进护校、保障师生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兼任六安地区幼儿保教委员会主任的雷伟和，先后到六个县市检查幼儿保教工作。每到一地，除听取政府分管负责人和妇联等部门的汇报外，还实地到幼儿园查看。雷伟和强调:幼儿保教工作意义非常重大，主要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培养下一代。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保教是基础的基础。去年，中央书记处确定幼儿保教由妇联牵头。妇联要把少儿工作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来抓。

　　在六安县苏埠镇幼儿园，得知该园已办4年，雷伟和很高兴。对因陋就简办幼儿园给予肯定，同时指出:因陋就简是第一步，巩固发展是第二步。这个房子不是长久之计，院墙也要打起来。可以采取街道和蔬菜队联办的办法，解决40%幼儿不能入园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地方，还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里有个有名的‘四十八天大战’嘛!现在，已经有50多年喽!”

　　说到这里，雷伟和便给大家讲起了50年前的苏家埠战役。那是1932年3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皖西地区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万余人，俘旅级以上指挥官6人，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雷伟和充满深情地说:“这是鄂豫皖苏区对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的一次大胜利，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后的空前大胜利，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罕见的大胜利。每年清明节或其他日子，可以把幼儿园孩子带到纪念碑前进行教育。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好的一堂课啊!”　

李云龙

二十九 全省党史工作先进个人

　　自1979年恢复工作职务以后，雷伟和先后兼任中共六安地委皖西革命斗争史征集编写筹展领导组副组长、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小组副组长。1982年11月离休后，他仍担任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顾问职务。他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关心和支持党史研究、编写党史工作。

　　1980年11月，开始了《皖西革命史》的资料征集工作。雷伟和亲自带领编写人员深入大别山区，考察史实，探视遗址。

　　为激发编写人员的革命热情，让大家知道皖西革命为什么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道理，他特地安排同志们看了胭脂坳和白果湾的两处万人墓，讲述:国民党反动派于1932年间，在胭脂坳(今金寨县关庙乡胭脂村)一次枪杀500多名革命干部和群众;在白果树湾(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大村子，当时属于六安县六区)，国民党十一路军杀了300多人，两个刽子手从日出杀到日落，直到刀也砍卷了，人也砍累了，最后剩下两名手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才不得不停手。雷伟和这次见到幸存的两名妇女，她们已经是儿孙绕膝的老奶奶了。这血淋淋的事实，深深地印在了编写人员的脑海里。

　　为了进一步让编写人员认识到革命的艰苦，雷伟和不顾古稀高龄，拖着残疾的身躯，跋山涉水，沿着当年红二十八军第一、二、三路游击师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考察，先后到了金寨县的斑竹园、吴家店、古碑冲、熊家河、燕子河、花凉亭，霍山县的太阳畈、古佛堂、漫水河、诸佛庵，六安县的独山、龙门冲、苏家埠和霍邱县的白塔畈、下洛山等地。他一边看，一边召开“三老”(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基层干部)座谈会，获得许多珍贵史料。

　　皖西革命斗争史征集编写筹展领导组组织人员分赴北京、南京、合肥等省以上档案馆，查阅、摘抄、复印资料，访问340多位老干部，征集数百万文字资料。1979年，又组成地县联合调访组3个，分赴全国19个省市和七大军区调访202位老干部，整理出调访笔录139份，复印资料32份，填补大量史料空白，为开展皖西地方党史编研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1982年6月1日，雷伟和向六安地委常委会议汇报中央党史办公室在南京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精神。安徽省规定地市党史办编制10-12人、县区党史办4-6人，而当时六安地委党史办只有两个人在应付门面，县委党史办只有两个是专职的，其他都是兼职的。很多事情搞不起来，有些文稿写好后也没有人打印。雷伟和向地委提出了贯彻意见，其中尽快做到人、钱、机构“三落实”是重要的一条。这次会议，对六安地区党史工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1983年11月，《皖西革命史(征求意见稿)》编出后，雷伟和认真审阅，写了近万字的修改意见。特别对稿中“新四军四支队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没有迅速东进”这一重大提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编写组的重视，后来采纳了他的意见。1986年送审稿编出后，雷伟和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审查，又提出8点修改意见。1987年6月，《皖西革命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1988年获华东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二等奖，1992年获安徽省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皖西革命史》被专家们一致誉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其中雷伟和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1980年，中央军委部署收集与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的任务，由武汉军区具体组织，有关军区和军兵种协助进行。雷伟和是中央军委红二十八军战史编辑委员会57名成员之一。他多次陪同开国中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战史编委会负责人林维先(被毛泽东赞誉为“游击专家”“民兵专家”)及工作组，深入大别山区实际调访，搜集并核实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

　　对战史编辑，他坚持“求实成真”，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每一个史实。1982年7月，《红二十八军战史(初稿)》编出。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于1935年2月又重新组建了省委。”雷伟和查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没有重建省委。对这重大的史实，他写信给战史编委会，意见被采纳了。林维先见到皖西的同志，高兴地说:“雷老为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办了一件好事。”

　　1985年4月，雷伟和被评为“全省党史先进工作者”。2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表彰大会，时任省委副书记卢荣景给雷伟和颁发奖状。奖状上写道:“在党史工作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为立准立好党史资料做出了显著成绩。”

　　1986年4月始，六安地委开展组织史资料征集工作。12月24日，已经离休4年的雷伟和参加地区召开的组织史资料编研会议。会上，各县在汇报工作进展时摆出了不少困难。在听了汇报后，雷伟和着重讲了“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这一问题。他说:“做什么工作都有困难，问题是我们怎么看、怎么办?编写皖西革命斗争史这些年，都是在克服困难中走过来的，现在不是已经编出来就要出版了吗?现在编写组织史，也会遇到困难，我们这次开会也就是为了克服困难。各县搞协作，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措施。”雷伟和还说:“你们在汇报中都讲县委如何如何重视，可是你出的成果呢?光讲重视不行，要看成果。出了成果，才说明县委重视。究竟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搞得怎么样，还要看能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各县组织史的征集和编辑工作。雷伟和逝世两年后，1995年6月，《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地区组织史资料》编成，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李云龙

三十  在六安地委干休所安度晚年

　　雷伟和恢复工作回六安以后,一直住在六安地委干休所。

　　六安地委干休所,又叫“二十四户”,在地委大院后面。住在干休所的,绝大多数是离退休老干部。也有机关单位在里面办公,比如地委党史办公室,就是雷伟和家的西边邻居。雷伟和原来就分管编史工作,离休后还是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顾问,与党史办工作人员很熟悉,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交流、研讨。

　　退休了,雷伟和忘不了过去的战斗岁月。他经常在房间墙上挂贴几张作战地图,有时还与来客分享那些战斗的情景。

　　1983年夏,组织上安排雷伟和到黄山疗养。疗养期间,雷伟和重访黄山脚下的谭家桥石壁山和红庙故址。1944年10月,为了消灭国民党行动大队,雷伟和曾隐蔽石壁山一整天,观察河西岸红庙之敌的活动规律,最后全歼国民党行动大队。

　　游览黄山,雷伟和有感而发,写出散文《游黄山　赞四绝》,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文章,并收入《我爱江淮风光美》一书。

　　雷伟和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满腔的热忱,关心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关心着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不居功、不自傲,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己,乐于奉献。在职时,他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从不白吃招待饭,都是自掏腰包就餐。出远差,途中就餐也是自己招待工作人员和驾驶员。离休后,金寨的县、乡干部到地区开会,来六安家中看望雷老时,雷伟和不仅热情地与他们交谈,了解家乡的建设情况,还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

　　雷伟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造的坚强党性,养成的模范遵守纪律的作风,离休后仍保持不变。凡是通知他参加的重要活动,包括政治学习、传达文件、组织生活等,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准时参加。雷伟和所在的六安行署办公室第二党支部开展的活动,只要能参加的他都积极参加。1987年,他在党支部“七一”纪念会上深情地作了“五不忘”的发言:不忘党的领导,不忘革命群众,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忘革命烈士,不忘艰苦奋斗。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当时,六安行署机关的车辆极为紧张。为了给负责管理小车的同志和驾驶员减轻负担,雷伟和常常谢绝派车,说:“路不太远,我慢慢走可以的。”同志们非常感动。给他开过车的师傅们,对他保持红军老战士的本色,发自内心地佩服与崇敬。他们经常感慨:“老红军就是老红军啊!”

　　雷伟和喜欢看戏,有时竟提前半个小时到皖西大戏院坐等。戏一旦开演,他就全神贯注,进入剧情。散场了,回家了,他还在回味、评论。雷伟和是个爽直的人,看影视作品,遇到精品就赞不绝口:“写得真实!”“演得不错!”“拍得好!”但有时遇到粗制滥造的作品,特别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战争影视剧,他就很生气。

　　雷伟和是个疤痕体质的人。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和手术缝合后生出的瘢痕疙瘩,慢慢向外生长,突起皮肤表面,严重的还鼓起一个个酱红色的包块,经常痒得难受,不得不用手去挠痒。他喜欢泡澡,澡堂里的人看到他那身上的多处枪伤及明显的瘢痕疙瘩,不禁感慨:“真是老革命啊!”可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他与秘书聊天时说过:“我这个人啊,死了狗都不吃!”他说的“狗”,就是狼。大别山的人说“群狼”,就叫“群狗”。

　　六安地委干休所地势低洼,院内一条排水沟常常排水不畅。有一年汛期,持续大暴雨使得干休所发生严重内涝。雷伟和家里一楼进了水。不一会,水已接近他的膝盖,家具、电冰箱都进了水。雷伟和不慌不忙,泰然处之。等外面的水不再往屋里进了,家里的水位不再上涨了,他才开始行动。只见他先用砖块在门槛上砌一道挡水墙,然后,拿着脸盆,坐在凳子上舀水,一盆一盆泼向门外。他一边舀水,一边笑嘻嘻与过往行人叙话。看他那轻松自在的神情,不像是灾民,倒像是在做游戏。

　　1992年10月17日,雷伟和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79岁。他的骨灰安葬在金寨县红军公墓。六安地区行政公署为老红军雷伟和立碑。碑文上写道:“雷伟和同志党性强,作风实,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德高望重,深受皖西人民爱戴,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金寨县红军公墓(红军烈士墓园),位于金寨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塔和“红军纪念堂”的西山坡上。这里,建有金寨籍开国将军和红军陵墓172座,安葬着林维先、滕海清、张贤约、邬兰亭、詹化雨、陈祥、余明等已故老将军和老红军的遗骨。这些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的红军将士,叶落归根,又回到了他们投身革命、浴血奋战的故乡。老红军们安卧的墓地,芳草青青,松柏滴翠,象征着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的精神,永世流芳,万古长青。

　　“伟力献忠贞,气贯大别山,青松永翠;和蔼含笑意,德望淠史杭,绿水长流。”雷伟和,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红军,又回到了大别山中。他是大别山红军的一员,他是大别山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大别山,是革命的山,英雄的山,奋进的山。巍巍大别山,红旗不倒,精神永驻。雷伟和,永远和大别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