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文如玉

残忍的日本法西斯

一九四一年秋，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转任第三军管区司令官，由吴元敏中将接替遗缺，我再次调任参谋处长。

吴元敏到任不久，屡次接到热河第八教导队报告战事失利的电报。吴元敏为了解战况，让我陪同赴热河省视察。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一名副官和一个警卫排）乘火车到锦县（今锦州市），然后改乘轿车，由随同我们来的警卫排护送，向热河大阁镇进发。

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达大阁镇。略事休息，教导队长周大鲁就向吴元敏司令官详细报告了部队训练，后勤供应以及作战情况，同时提到八路军纪律严明、战术灵活，作战顽强。

我们休息一天，乘车去教导队三团驻地赤城县视察和慰问——也许是八路军有意给我们下马威，慰问团离开赤城的第二天，教导三团就遭到伏击，团长李海澄连续组织三次进攻，都被隐蔽在各个高地的八路军打下山来，全团官兵死伤过半，团长李海澄的脸上也负了伤，领着残部退出山谷。扔给八路军大量的武器弹药；一些来不及逃命的受伤官兵被八路军俘获。

第二天，被俘的第五连连长王迎源和一名日系军官跌跌撞撞地逃回大阁镇司令部，叙述了他俩负伤被俘后，冒险从山顶上滚下来，侥幸脱离虎口的经过。教导队根据他俩的具体情况，经司令官吴元敏批准免予处分。但热河第五军管区日本主任顾问却坚持认为，被俘归来是“军人的耻辱”，命令把他二人调到第五军管区军法处受审。后来这位日本主任顾问见他俩伤势严重，才免于起诉，赐以自尽。王迎源连长和那位日系军官就这样被迫自杀了。

这件事在日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不少官兵私下议论说：八路军优待俘虏，而日本人却逼不愿当俘虏的人自杀，真是太残忍了。

后来我听热河前线来人说：自从教导第三团连长王迎源和那名日系军官被强令自杀后，再也没有一个被八路军俘虏的我方官兵跑回来了。有的伪军官兵还自动投奔八路，调转枪口，向日本法西斯宣战！

文如玉

独立通讯队的特殊使命

一九四二年二月，军事部正式下令免去我第八军管区参谋处长的职务，任命我为军事部直辖独立通讯队队长，并指令我立即到吉林市东大营上任。

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何在？怎么建立？人员在哪里？器材怎么办······当时我一无所知。

“大臣，”我来到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办公室：“我接到了新的任命，建立独立通讯队，不知归谁负责？”

“哦······”邢士廉思索了一下说：“你去找次长就了解了。”

在真井次长办公室，各司司长和官房长官正在向他汇报公文。次长见我进屋，示意我坐下稍等，直到他把汇报的官员都打发走了，才回过头来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我接到了担任独立通讯队长的命令，但建立这个通讯队的目的、任务以及如何建立、要求程度等等，我全然不知，无从着手······”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研究这个问题。”真井次长笑着说：“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你不必知道。你的任务是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无线电营，一个有线电营。怎么建立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编制表说：“人员找人事课，器材找军务科······”我想，有了编制表，一切就好办了。我告别次长，跟人事课和军务科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回到吉林市，住进一家宾馆，着手组建独立通讯队的工作。

由于我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又在东北航空司令部担任过空地联络通讯地上勤务员，对通讯业务并不外行。我根据一个队部和两个通讯营的建制，计划配备军官六十名（各军官学校毕业生）、通讯技术员五人、士兵一千二百人；需要用车辆和各种器材，队长用小车一辆，无线电通讯车十辆、无线电（收发报机）十二合，以及各种有线器材等。三个月后，独立通讯队建立起来了。

人员与器材的完备，并不等于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通讯队伍。因为全队将近二千名官兵，只有少数几个人懂得通讯业务。所以我决定把刚成立的通讯队办成一所通讯学校，把无线电和有线电两个营的官兵都培养成懂得通讯业务的专门人才。虽然当时各军区都配备有线通讯连，但由于官兵文化水平低，真正懂得通讯业务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我这次挑选通讯官兵时，特别强调文化素质。军官必须是军校出身的，士兵必须是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的。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每天都必须坚持学习通讯技术和操场教练。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无论是有线营还是无线营，绝大多数官兵都掌握了一定的通讯技术，能够熟练地进行操作和排除各种故障，在一次野外演习中，得到了军事部张名久司长的好评。

一九四三年春，当我对独立通讯队正发生浓厚兴趣，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时候，军事部次长真井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

“独立通讯队已经建成了，而且工作得很好。”真并说：“我想把你调来担任人事课长职务，你意如何？”

“担任人事课长······”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次长是知道的，本人才薄德浅，怎么能担任人事课长这样的重任呢！还是请次长另选他人吧······”

次长笑而不答，我只好告辞出来。

不久，我接到了一份任免状：原军事部人事课长伊贵亨调任南京大使馆武官，由独立通讯队队长肖玉琛接任人事课长，独立通讯队长职务由吕梦龄少将接替。

我担任人事课长后，直到一九四四年初，才真正了解日本当局创建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

这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之外，还有参谋司长张名久，作战科长中川（日本人）、情报科长史维忠、军事科长斋藤（日本人）。 人事顾问在会上传达了关东军关于加速建立“东亚共荣圈”，决定派一个甲种师（伪军）出征缅甸的指示。会议决定：

一、作战科长、情报科长立即与关东军有关各科取得联系，以便在前线交换情报，协同作战；

二、人事课长着手编制甲种师军官人选；

三、军务科长为编制甲种师提供一切物资；

四、独立通讯队编入甲种师，担任通讯业务。

我接受命令后，仔细翻阅了中、日军官名册，并确定了远征军的军官人选：

师长：赫慕侠。

参谋长：秋山繁（日本人）。

参谋处长：史维珍。

副官处长：肖玉琛。

军械处长：张朝宗。

通讯队长：占梦龄。

······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远东军甲种师（包括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建制完毕，正整装待发，忽然接到关东军关于中止远东军筹建工作的命令。

原来，由于缅甸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即国民党青年军）奋勇抵抗，侵缅日军遭到惨败，即使增派援军，败局也无法挽回了。这样，刚刚组建起来的独立通讯队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文如玉

在人事课长的背后

日本侵略者启用中国人的首要条件不在于能力如何，而在于思想如何。思想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能否“忠于天皇”，尽心竭力为建立“满洲王道乐土”效劳。反之，就被视为“不良分子”，随时可能招来灭顶之灾。曾为建立“满洲国”效过犬马之劳的郑孝胥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他自办的“王道书院”当众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日本人罢免，由不学无术，卑躬屈膝的张景惠接替国务院总理大臣职务。郑孝胥在日本宪兵监视下困居长春，于一九三八年秋暴死于自宅，至今死因不明。

伪满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蒙古族人）是“满洲国”的皇亲国戚，只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次省长会议上说的一句话，“日本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主权国家，关东军就不该过于干予内部事务了。”不久，这位省长就以“抗日反满”和“私通外国”的罪名，连同他的亲属数人一块被处死了。

我很清楚，人事课长这个职务牵动着“满洲国”每个军官的命运，是众目睽睽的一把“金交椅”，而这把金交椅是摆在关东军的老虎堂上的，稍有失策，金交椅就会变成老虎凳，再联想起一九三三年我家被抄的情景，顿时使我不寒而栗。

上任之后，在要害的人事任免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瞧准上边眼色，权衡利害，既要尊重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又要取得伪满军事部的谅解。为此，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但总算做到了四面见光，明哲保身，曾受过次长和顾问的多次表扬。然而，奴才终究还是奴才······

一九四四年春，为核对第五军管区第八旅的人事问题，我带着日系人事课员东义量少校来到赤峰县八旅司令部。

在我到赤峰之前，曾阅读过八旅上报军事部的一份呈文，去年冬天，八旅一营在赤峰以西五十华里的山地遭到八路军伏击，损失二百余人，大部份被敌方俘虏。其中有两名少尉排长被释放回来，等待处理。

宋旅长说：“赵排长和王排长都是军校毕业生，今年不到二十四岁，前途无量，他们被俘后能选回原部，说明他们是效忠天皇的，可主任顾问江岛断定他俩是被八路军赤化以后，派遣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必须处死。宋旅长带着思求的口吻说：“希望肖课长施展你的影响，把他俩送军法会审，最多判两三年徒刑，就是无罪释放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将他们处死，这对部队声誉和安定军心，都是很不利的······”

“我同意把这两个排长送交五军军法会审处理。”东义量说：“不经过审讯，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呢？”

“东义量课员说得极是！”我说，“我们一块要求江岛主任顾问把两个排长送五军军法会审，请宋旅长放心。”在宋旅长同意下，我们会见了两位青年排长。

我首先问赵排长：“你原籍在······”

“沈阳。”

“多大岁数？”

“二十三岁。”

“家里有什么人？”

“母亲和一个十五岁的妹妹。”

我也问过那位王排长：辽阳人。父母健在。兄弟二人，他是长子。

随后，他们俩人详细叙述了被俘的经过：

在第一天的扫荡中，一营没有发现八路军；第二天早六点尖兵回来报告，在一O一高地上发现有服装不整齐的部队在活动。营长立即命令一连进攻一O一高地，结果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全连覆灭。连长和一名日军军官都中弹身亡。王排长隐蔽在一棵大树下射击被俘。一营长又命令第二连向一O一高地发起强攻，遭到了同样的失败。赵排长腿部受伤后躲在一凹地，被打扫战场的八路军俘获。

我说：“那么，老老实实谈谈你俩被俘后的情况吧。”

赵排长说：“共产党把我们被俘人员集中在一起，不但没有打骂我们，还给我包扎了伤口。我们吃的和他们的官兵一样。俘虏营的负责人说：‘愿意参军的可以留下，要求回家的可以释放。＇我们考虑之后就申请释放了。”

我问：“共产党没有向你们进行赤化教育，让你们做反正工作吗？”

赵排长说：“他们的确向我们进行了爱国教育，但没有教我们做反正工作。只是叫我们回来以后，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家，还要到部队来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被俘回来的人要受到法律处分吗？

赵答：“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家小，如果不回部队，私自回家，将来被官方查出，不仅本人要受处分，家人也得受株连。”

王补充说：“我们考虑过，国法对俘虏总不会有死罪。就是判两年刑，还可以释放回家尽人子之道啊！

我和东义量都认为这两位青年军官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决心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出力。

第二天，我和东义量正想告别宋旅长前往五军管区，在旅司令部门口碰上了主任顾问江岛大佐。我原以为他有重要人事问题专程来赤峰跟我商量，不料他刚一进门就对宋旅长说：

“据了解，一营两名被俘青年军官已被赤化，共产党放他们回来是进行反正工作的，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就会后患无穷！不知宋旅长意见如何？”

“这个问题·····”宋旅长尴尬地说：“请主任顾问容我慎重考虑······”

江岛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匆匆地到教官室去了。

顾问走后，宋旅长苦笑着对我说：“看来主任顾问是特地来处决两名排长的。希望你以人事课长的地位，跟顾问讲讲情，救一救这两个青年人的性命······”

我和东义量决定去找江岛。

当我们走进教官室的时候，江岛正开怀痛饮，我俩向他问过午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名青年军官的事。

“主任顾问，听你说，那两个被俘过的青年军官已经赤化了？”

“是的。”

“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

“是的。”

“顾问有可靠的根据吗？”

“有！”江岛神色不快地反问：“肖课长，你问这干什么？”

“这是我份内的事。”我说：“人事课长了解一下军官的罪行有错误吗？”江岛挥舞着拳头说：“他们是军官学校毕业的，课长你也知道，我们军官学校里就有共产党分子。”他把话又岔一边去了，显然在胡搅蛮缠。

我说：“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决不能以此认定这两名青年军官已经被赤化了，我们杀掉他们容易，但要考虑部队舆论和宋旅长的处境······”

东义量补充说，“课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应该把这两个人送交军法会审处理，顾问也少了很多麻烦。”

我向江岛说明：“我们和主任顾问并不是争论权力范围，而是考虑不按军法办事，顾问的威信将受到影响，万一最高顾问怪罪下来，我们大家都不好交待······”

听了这些话，江岛举起酒杯，满面堆笑地说：

“谢谢二位的关心，我敬你们一杯！”

最后，江岛同意把两个被俘归队的排长交军法会审处理。我和东义量高兴地把商谈结果转告了宋旅长，于当天乘车回到长春。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五军管区发来的一纸电报说，八旅的两名青年军官“畏罪自杀”了。这两个青年军官是绝不会自杀的，显然是江岛私自处决的。他根本没把我这个人事课长放在眼里······我拿着电报向人事顾问作了汇报，并请求派人调查两个排长自杀的真相。人事顾同藤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随即派东义量和另一名中国课员赴热河赤峰执行调查任务。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两个排长死亡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东义量离开赤峰的第二天，江岛把赵，王两名排长押到教官室，用花言巧语让他们承认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他俩拒不承认，江岛就用极刑逼供，但两个青年军官宁死不招，最后江岛竞用暴力将毒酒灌下，然后把二人的指纹强按在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上——两名青年军官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我把调查报告分别送呈人事顾问和最高顾问阅读，他俩假惺惺地埋怨江岛做法“不当”，行为“恶劣”，将给予“适当处分”。

后来我才知道，江岛杀害两名青年军官，是经过最高顾问和人事顾问批准的。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权力和法律都操纵在关东军少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而我这个人事课长不过是摆在桌子上的一张小小的麻将牌，在我的背后才是玩弄我的真正主人。

文如玉

楠本遇刺记

一九四四年九月，在美英等国“盟军”东移太平洋战场的同时，苏联红军也秘密增防东部边境。日本关东军虽然把大部分兵力调集到中苏边境，但仍不足以阻拦强大的苏军。日本当局为了弥补兵员不足，决定将“红袖头军”改编为一个甲种师——靖安第一师，作为日军一翼，负责守卫东部饶河国境。

“红袖头军”是由一个名叫藤井的日本浪人发起组建的。藤井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由于“品行恶劣”，被开除军籍后落为浪人。九一八事变，藤井流亡到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和汉奸走狗往来勾结。在日本法西斯分子支持下，他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因为藤井规定这支特殊的部队穿灰色军装，包红布袖头，所以人们就叫它“红袖头军”。

一九三五年秋，“红袖头军”驻防热河和察哈尔边境。一天，当部队首领藤井站在一个高地上，用望远镜窥测国民党汤恩伯部的前沿阵地时，一名士兵突然举起手枪向藤井连射三枪（未中）。当这个士兵被捕后，藤井问他为什么要行刺，这个士兵毫无惧色地说：“你是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一谋刺事件，使日本法西斯心目中的这支“能征善战”的“红袖头军”身价大跌。这次日本当局决定重新启用“红袖头军”，自然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整肃”。为了防止军队哗变和再次出现行刺事件，把该军的大部分中国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换成日系军官；留用的中国军官也必须是受过奴化教育的军校毕业生；士兵则要求过去在讨伐中出过力的、有作战经验的中学毕业生。同时新派一个叫山崎积的任师长。

山崎积：四方脸，络腮胡，长着一副富有漫画色彩的武士道的脸谱。日本当局声称派这个凶煞神来当师长，是为了使“红袖头军”能够与军纪森严的“盟军”——关东军，并肩相处而不逊色。以“阎罗王”著称的山崎积少将当然也不想使他的上司失望，经他“整肃”过的靖安第一师已完全失去了“红袖头军”的本来面目，用山崎积的话来说：“我的靖安第一师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部队。”特别是靖安第一师，受到国境第一线指挥官奖励之后，山崎更加感到无比荣耀，当即向军事部和最高顾问作了汇报。

一九四四年秋，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为慰问靖安一师的功勋，带领随员十数人来到佳木斯第七军区司令部。他们听取了军区司令赫慕侠的口头汇报后，于第二天一早，在赫司令官陪同下，由一个连的武装护卫，驱车前往饶河县东平顶山靖安一师驻地。大臣和最高顾问还专程拜访了日军前线指挥官。当军事部大臣和最高顾问来到靖安第一师师部的时候，师长山崎积举行了丰盛的前线宴会，并绘声绘色地汇报了靖安第一师整肃后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早上八点，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上将和最高顾问楠本中将，在师长山崎积陪同下，登上平顶山高地。守卫高地的日系连长向大臣和顾问报告了布防情况。当最高顾问满意地拿着望远镜眺望大河彼岸苏军阵地的时候，跟随日系连长的勤务兵忽然拔出藏在腰间的手枪，对准楠本前胸连击两枪。可惜，第一颗子弹穿透他上衣袋里的钢笔杆后，被厚厚的笔记本所阻，没有伤着肉体；第二颗子弹擦身而过，也没有击中楠本，当这个士兵正要击发第三颗子弹的时候，楠木的警戒人员惊魂未定地向刺客扑去。行刺的战士飞奔下山，跃入大江，在骇浪中时露时隐地向对岸（苏方）游去······当一阵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江心之后，那名士兵的身躯再也没有浮出水面。由于楠本强烈要求得到他的尸体，日系连长派人到大江下游寻找多日，始终没有发现那名英勇士兵的踪影。

这一对“光辉形象”有力讽刺的谋刺事件发生后，邢士廉和楠本不得不中止了视察计划，于当日乘车回到长春，军事部各科、课及司长以上军官都到车站迎接，给大臣、顾问及随行人员压惊。

事后，根据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指示，把平顶山防卫连的连，排、班长和有关士兵逮捕，押送佳木斯宪兵队受审。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人事顾问找我立案，提出靖安师的人事处理意见。当时我想，一个士兵肇事竟扩展到整个靖安师的人事问题，实在非同小可。如果再往上联系，我这个人事课长也责不容辞。于是，我对人事顾问说：

“我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不仅属于人事行政问题，而且关系到军事法律问题。目前我对靖安师谁与谋刺事件有关尚不了解，要马上提出人事行政处理方案是不恰当的。”

人事顾问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案件没有查实以前，暂不提人事处理方案。

案情经过的细节、刺客的背景和目的，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因为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我这个汉奸，随时可能成为爱国志士的枪口猎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大臣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探问了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大臣所知道的也只是众所周知的表面过程，对事件发生的内因和刺客的背景也一无所知。

第三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有各司长，人事课长，官房长及长春宪兵司令部一名科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和七军宪兵团负责对平顶山谋杀案进行详细调查。

时隔一月，人事顾问藤田少将通知我，平顶山谋刺事件涉嫌人员已由宪兵队处理。受行政处分的有七军司令官赫慕侠、靖安师长山崎积；其团，营长以下军官的处理由新任七军司令官负责。并命令我马上立案。我经过考虑，立案如下：

给予七军区中将司令官赫慕侠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三军中将司令官吕衡充任；三军司令官遗缺由军事部中将部附赵秋航接替。

给予靖安第一师少将师长山崎积记大过一次，停职一年处分，停职期间由军事部军政少将司司长秋山替任师长职务，司长遗缺由军务科长兼任。

给予团、营长撤职处分，团、营长职务由团、营附暂代。

立案之后，我拿着文本请真井次长审阅盖章，然后拿到人事顾问处通过。

人事顾问藤田看过立案文本笑着对我说：

“肖课长，我认为赫司令的惩罚过重了，应改为停职半年；山崎积师长的处分过轻了，应予免职处分，其他我无异议。”

我说：“山崎积是一师之长，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按理应予免职。但我考虑他过去任劳任怨，在‘剿匪＇中有功，所以从轻处理了······”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藤田摇了摇头。“你考虑山崎积是日系高级军官，怕得罪了他将来对你自己不利——对不对？”

“对······”我低下了头：“我还担心山崎积师长处罚过重了，顾问您会不高兴······”

藤田点点头说：“这才是你的心里话。当人事课长的难就难在这里，不过你要记住，在我任人事顾问期间，请你不要再这样思前顾后，今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谢谢顾问的关怀。”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如镜。因为在处理赤峰第八旅两名青年军官的问题上，我已经領教过他们的“大公无私”了。日本官和中国官实际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假如不能权衡这一利害关系，我这个人事课长恐怕早已被免职或关进监狱了。

后来，我从伪宪兵中将司令刘尚华那里私下打听到了谋刺事件的真相：

刺杀楠本中将的那个青年士兵姓赵（名字我记不清了），沈阳人，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在校时沉默寡言，成绩优异。毕业后，日本和中国老师都想保送他上大学，他却谢绝说：“当官不是我的志愿，当一个善良的老百姓我志足矣！”

一九四三年春，小赵告别四十多岁的母亲，应征入伍，分配到“红袖头军”当列兵，他对“红袖头军”欺压百姓的行为十分愤恨，曾多次劝他的班长要严明军纪。后来，班、排长曾多次向日系连长推荐提小赵为下士副班长。连长同意先把他调到连部当勤务兵，如果考验合格，再行提升。小赵到连部后，很快得到了连长的信任，几次动员他下排当班长，但小赵总是推却说：“跟连长能学到不少知识，愿意继续为连长效劳······”因而更加得到这位日系连长的喜爱。

在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高级顾问楠本来平顶山视察的时候，日系连长偷偷对小赵说：

“大臣和最高顾问前来阵地视察，你可作为通讯员跟在我的身边，但不准带武器，你的手枪要放在箱子里。

小赵连连答应。

日本宪兵队在调查此案时，逮捕了数十名嫌疑犯，逼他们承认是小赵刺杀楠本的同谋。一个与小赵在沈阳同时入伍的士兵供认：小赵曾对他说过：“一九三五年咱们‘红袖头军’，有一个勇士行刺日本人藤井支队长未遂，被处死。他不愧是一个中国人，他虽死犹荣······”这就是小赵行刺楠本中将的动机，也正是小赵拒绝下连当班长，宁愿跟随日系连长，以便寻找尽忠报国机遇的原因所在。

日本宪兵队经过调查后，对与小赵关系较好的中国班、排长和二十九名士兵判处死刑或徒刑。

涉嫌案件的处理是极其秘密进行的。除军事部大臣、最高顾问和宪兵司令官以外，任何人无权得知。

文如玉

小丰满军警冲突事件

一九四五年，我升任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不久，守卫小丰满水库的伪军与当地的警察发生了一场爆炸性的冲突。这次冲突，只是日伪军、警察内部矛盾日趋激化而导致刀枪相见 的一个缩影。我任人事课长期间，警察总局曾上书关东军，声称警察部队在“清剿匪犯”中屡建奇功，如今“匪犯”已平，军队已无大用场，因而建议将军队从几十万裁减到十几万，警察由十几万增编到几十万，军队当然不甘让警察吃掉，反唇相讥，互不退让，继而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怨恨。小丰满军警冲突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小丰满水电站是当时东北工业的大动脉。除第二军骑兵十三团第一连负责电站大坝的警戒外，警察局也设立了一个警察署驻在这里。虽然两家肩负同一任务，却嫉恶如仇，互不交往。

一九四四年夏天，一连一排王班长的弟弟给嗜好钓鱼的哥哥送来几根钓竿。警察派出所和骑兵连都驻在有铁丝网围护的禁区内，一般老百姓不准进入。王班长的弟弟从乡下来，哪懂得这个规矩，拿着鱼竿径自朝骑兵连驻地走去。站岗的警察招呼他站住，由于王班长的弟弟有些耳聋，没有站住，这个警察便跑过去不问青红皂白，将他手中的钓竿夺过折断，抡拳就打。把小王打得鼻口淌血，然后押回派出所审问。警察不知道他耳聋，见他一问三摇头，以为是“有意对抗”，一齐涌上去将小王拳打脚踢，小王大声叫喊：

“我是骑兵连王班长的弟弟，是给哥哥送鱼竿来的······”

警察们这才住了手脚，将小王拘留一宿，第二天推出电网。王班长和士兵们一看小王被打得遍体鳞伤，对警察的积怨一齐迸发出来。

“这帮坏蛋欺压老百姓不够，还要欺压我们国兵，真是狗胆包天！”

“不给这帮看门狗一点颜色看看，就不知道咱们国兵的厉害！”

“走，砸警察署去······”

士兵们怒吼着，拿起枪就朝警察署跑······

“不行！”王班长急忙拦住说：“砸警察署要犯法。再说，你们几个人去要吃亏的，要去，我们一个班都去······”

“我们班也去！”

“我们全排去！”

人越聚越多，话越说越气，王班长怕事情闹大，偷偷地带着一名士兵到警察署洽谈去了。王排长听到吵闹声，跑过来问：

“你们拿着枪干什么去？”

“排长，你看看王班长的弟弟被打成什么样了，我们要找警察署报仇雪恨！”

“兄弟们，不能这么干。”王排长劝阻说：“这样干要犯法的。”

“什么时候了，还受警察欺侮!”

“我们杀掉他们几个，就拉出去造反······”

“对，干了！”

“不能去！”排长厉声制止说：“谁说出造反的话？如今造反就是反满抗日！你们犯法不要紧，这是要连累全家的······ ”

王排长想用几句话把大家镇住，不料士兵们毫无顾忌地说：

“不要管他，咱们走！”

“等一等！”王排长一看愤怒的士兵已阻拦不住了，连忙说：“要报仇，我带大家一块去；但有一条，枪里不准装实弹，你们把子弹拿出来摆在床上，到院子里集合。大家记住，我们这次去不是交火，而是吓唬他们一下，叫这帮狗崽子往后不敢再欺侮我们了······”

王排长正说着，王班长领着一个士兵气喘吁吁地从警察署跑回来了······

“这帮看门狗真不讲理！我本想去找他们和平解决，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把我也打了一顿。”

“还鸣枪示众呢！”跟随王班长的士兵补充说。

王排长一听也压不住心头怒火了，把手一挥说：

“全排带空枪，马上出发！”

为了防止万一，临走的时候，王排长还是偷偷地带了三十发子弹······

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警察署以后，警察们这才惊慌起来，警察所长知道再来硬的不行，急忙带着一名日系警察出面向王排长陪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你应该首先向士兵们赔礼道歉，”王排长说：“既然你们承认错了，就应该负责王班长兄弟的全部医疗费用。”

所长满口答应，并向士兵们鞠躬道歉。

王排长说：“光口头承认错误不行，还必须写一份书面检查，说明错在那里，并把愿意承担医疗费的条款写进去。”

所长一一照办了。王排长这才带着士兵回到驻地。

警察所长向军队赔礼道歉后，心里窝囊，就添油加醋地写了一份状纸，告到了市警察局。市警察局把状子转到了省警察厅，这位警察厅长原在特务机关工作过，心狠手辣。他对小丰满警察所长公开向驻军写悔过书感到莫大污辱，为了挽回面子，他把市警察局的呈文上报京都警务总局，要求“中央”出面用法律制裁第二军管区。

与此同时，王排长也把军警冲突的经过和处理结果写了一份报告，附上警察所长的检讨书，上报连部。并经连，营、团转呈到第二军区司令部。我和司令官关成山都认为王排长对这次军警冲突事件处理得当，但江岛顾问却持反对意见。他说：

“军队包围警察署是犯罪行为，应将王排长交军法会审处理。”

江岛顾问是我转到第二军管区当参谋长不久转到二军管区当主任顾问的，由于江岛毒死八旅两名青年排长，我曾派人进行过调查，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想不到冤家路窄，我俩竟被安排到一个司令部工作，而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料定他迟早要寻机报复我。很明显，他的主张是冲我来的。

“顾问主任，”我坚持说：“你只强调王排长带士兵包围警察署是犯罪，怎么不认为警察殴打王班长兄弟同样是犯罪呢？更重要的是，王排长完全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才出此下策，是善意的，而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如果不是王排长的诱导，任事态发展下去，就可能造成士兵哗变的严重后果，所以我认为王排长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江岛说：“参谋长说的完全是两回事，王排长带兵包围警察署无罪的说法不能成立。”

我俩正在争论，省警务厅长来找江岛顾问，我只好告辞出来，省警务厅长走后，江岛更加坚定地要求把王排长交付军法会审。

我把我和江岛的分歧向关司令官作了汇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关司令官是一个胆小怕事、毫无主意的人，他让我直接和江岛商量解决办法，别无他见。

我回到办公室反复考虑，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军事部和警察最高当局的一次较量，军方决不会轻易向警方让步，我决定绕开江岛，赴长春向军事部人事顾问和法律顾问汇报这一事件，争取他们支持。

我在征得关司令官的同意后，第二天登车抵达长春。我首先拜访了人事顾问藤田。汇报时，我有意夸大了士兵对警察打人的愤怒情绪，着重说明王排长带兵包围警察署功大于过，并提出了我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藤田同意了我的处理意见。但他想知道主任顾问江岛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我说：“主任顾问不但不同意我的意见，反而和警务厅长合计，要把王排长送交军法会审······”

“江岛怎么能听警务厅长的话。”藤田气愤地说：“按照你的处理意见报上来，由我负责处理。如果江岛追问你，你就说已请示过人事顾问，由人事顾问和警察总局研究处理，不用他插手了。”

我得到人事顾问的支持后，又向法律顾问作了详细汇报。法律顾问认为军队是有错误的，但情有可原。他同意按照我提出的方案处理。

有了这两位顾问的支持，我的心里就有底了。回到吉林向关司令作了汇报，关司令官感到很高兴。由于我没有向顾问主任江岛汇报，他不知事态的变化，怒气冲冲地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王排长送交军法会审。我告诉他，由于我们俩的意见有分歧，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我不得不去长春请示人事顾问和法律顾问，他们已同意让我把事件经过情况上报军事部顾问部，听候处理。

江岛一听说我到长春汇报去了，心里一愣，随即小声说了一句：“等我去长春见到人事顾问再说吧。”

我想，既然人事顾问同意我直接向他提出处理意见，就没有必要再等江岛的回音了。于是，我把事件经过和处理意见草成之后，没有交江岛签署意见，就直接送呈人事顾问了。

在处理意见中，我提出只给王排长降职、降薪的行政处理意见。

在我给军事部送交处理意见书的同时，警察总局也来到军事部找最高顾问，提出了警方的处理意见。最高顾问委托人事顾问接见了他。人事顾问藤田对警察局长阐述了最高当局决定只给王排长行政处分的原因，并提出了与警方联合处理这一事件。

七天以后，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和省警务厅分别接到军事部和警察总局的通知，命令二军参谋长和警务厅长于四月某日早八点到军事部会议厅参加军警联合会议。

会上，首先由我说明小丰满军警冲突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意见，然后由吉林省警务厅长发表警方的看法。

由于军方和警方对王排长的处理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案，使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最高顾问首先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了“广施仁政”、“安定军心”的重要性，因而表示赞同我的处理方案，否定了警方对这一事件的见解。

江岛对我的挑战也因此而宣告失败。事后江岛对我说：“以后上报文件别忘了我的签字。”

我说：“今后凡是人事顾问直接让我送的文件，我还是不会找你签字的。

文如玉

伪满州国的倾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越拉越长，兵源财源越来越枯竭，树敌越来越多，他们灭亡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一九四四年春，在长春市街头出现了这样的剪纸标语：将一张正方形的白纸对角叠四次，然后剪成三等分，就能拼成“卐、十（卐是德国旗的标志，十为意大利国旗的标志）日完了”五个字。即：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完蛋了。

一九四五年，吉林市街头出现了这条剪字标语。当时日本人十分害怕这条剪字标语的扩散，没敢大张旗鼓地进行破案活动，但仍动用了大批伪宪兵。警察，全力以赴进行秘密侦察。

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作为“三轴心”一方——日本挑起的太平洋战争也接近尾声。日本当局尽管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包括对私人无线电收音机的没收和线路改装（改装后不能收到外地报道），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本法西斯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军区上校军需处长何长海向我汇报，由军事部军需处供应的两个月军粮（高粮米）质量太差，无法食用。

我半信半疑地问：“军粮不能食用，你为什么不和军事部军需处反映？”

何长海说：“我拿着粮食样品给军需处岛田处长看过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库存没有好粮，想要调换办不到。”

“他们为什么要让粮食霉烂？”

“听说军用粮库空了。”何处长解释说：“看来这批霉烂的高粱米是多年的库存粮底。”

“军用粮库空了······”我暗吃一惊。

“现在我们的库存还有多少好粮？”我问。

何说：“勉强能吃的都凑合吃了，剩下的实在没法吃了。”

“这么说，粮库已经没有一点好粮了？”

“是的。”

“那么今天你们吃什么？”

“霉烂的，带绿色和黑色霉菌的高粱米。吃起来又苦又熏人，已经有人中毒了。”

“这么说士兵今天没有饭吃了？”

“是的，不过士兵还要照常开饭。”

“那么你们煮什么？”

“煮霉烂的高粱米······”

我急愤地说：“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报告？”

“我原以为军需处能解决·····”何处长为难地说。

我说：“你先回去吧，我想想办法。”

何长海诺诺连声地走了。

“军用粮库空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天中午，我带着参谋处长中岛（日本人）、中校副官处长司连福、军需处长何长海到吉林市驻军二工兵队视察。

我们到部队以后，中校队长鄂德升汇报了各方面的工作，也提到了粮食供应的质量问题。这天中午，我建议同士兵一起吃饭，想进一步证实粮食问题。

开午饭的时候，我们走进饭厅，用餐的官兵一齐站了起来，我命令他们坐下。我说：

“我们今天是专门来和你们一起吃午饭的，希望大家吃饱、吃好。”

全体官兵都惊愣地望着我们。他们似乎感觉到了我们的来意，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眼光。

我们来的四位，加上队长、队附六人，围坐一桌。我拿起筷子扒了一口饭，一种难以忍受的霉臭味呛入鼻子，我感到无法下咽，又不便吐出来，只好囫囵吞下，我注意到士兵们：有的一口没动，扔下饭碗走了，有的饿得发慌，在痛苦地咀咽着。我们六个人同样食不下咽，胡乱地喝了几口土豆汤了事。当我们默不作声离开食堂的时候，士兵们怒目相送。

我带了些霉烂的高梁米回到司令部。关司令官看了也皱着眉头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吃呢？”但靠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决定去找江岛顾问，只要江岛同意签署调换粮食的意见，要比我跑几趟都好解决问题。不料我把霉烂的高梁米给江岛看过之后，他竟不屑一顾地说：“参谋长，你是知道的：我们日本人一向吃大米，可现在也在一样吃高梁米和大米掺大豆嘛！为了圣战，为了建设满洲王道乐土，我们日本人都能吃苦，难道你们满洲的士兵反而忍受不了吗？

他的这些话像那顿发了霉的高梁米饭，使我难以下咽。我反驳他说：

“顾问说得对，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人，我们都应该为了圣战，为了建设王道乐土相互亲善，同甘共苦，可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吃苦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吃饭的问题。难道不吃饭也能进行圣战吗？”

“谁说不让吃饭了？”江岛不满意地说：“参谋长，说话要实事求是！”

我指着桌子上的霉高梁米说：“可这样的高梁米吃了会把人毒死的。”

“我还没有听说有谁毒死了。”

“你天天坐在办公室，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你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高梁米。”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请顾问主任也下去看看吧，让士兵吃这样的米就会毒死，不吃，就会饿死，活人是不会白白等着饿死的，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我都要负责！”

几句话说得江岛哑口无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是要签字换粮吗？可军需顾问不在，等他回来，我们商量商量········

他明明能办到的事，却要推给军需顾问，显然是跟我作难。事后，我把日系参谋处长中岛中校找到办公室说：

“中午我们都到工兵队尝过霉高梁米饭的滋味了。刚才我跟江岛顾问研究过换粮的问题，他说要等军需顾问回来再研究。如果军需顾问一时回不来怎么办？士兵的肚子可不能等我们，饿极了，他们要自找出路的。”

“是啊。”中岛同意地说：“我和何处长到新京去一趟，带点霉高梁米给军需处长岛田少将看看，我想他会通情达理的。”

我说：“那就咱俩一块去吧，也许会办得更快一些。”

第二天，我和中岛到达长春后，找到军需处少将处长岛田，把发霉的粮食样品让他看了。岛田也认为这样的粮食不能食用了。

我随即说：“那么，请处长设法调换一批好粮给我们吧！”

“本来应该调换。”岛田客气地说：“不过目前库里已的确没有好粮了，过几天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我领着中岛处长来到最高军事部军需顾问的办公室。当两位顾问看过霉烂的高梁米样品后，立即拿起电话质问岛田，为什么给二军区配发这样的粮食，并作了如下指示：

“长春库里没有好粮，立即电令沈阳军区粮库给二军区拨三个月的好粮，把霉米换下来作饲料，不能作饲料的就地销毁。

军需处长何长海的说法再次得到了证实：“库里的确没有好粮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不祥之兆。

然而，就在“满洲国”军用粮库空虚的危机时刻，军需处长岛田少将却在勾结日本浪人，盗卖粮食，从中渔利。

七月初，我二军区接到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命令说，要特别提高对俄国入侵的警惕。为了确保吉林市安全，要动员一切力量，务于七月中旬以前完成吉林市的全部防范构筑工程。我接到这个命令，感到心神不安，因为计划在吉林市内建筑防范阵地，说明日本人已作了放弃东部国境线的最坏打算。我当即命令驻昌图的第八工兵队回防吉林市；命令市内第二工兵队和第二输重队迅速做好修建工事的准备；命令军需处做好修建防范工事的物资供应。随后，我带着参谋副官到吉林市周围现场视察，绘制了工事筑成，碉堡设置、火网和通讯网布局的详细蓝图。三天后，一切安排就绪。正当我准备下令动工的时候，忽然接到军事部大臣的命令，吉林市周围防御工事暂时停工。

怎么回事？我驱车到长春晋见军事部大臣，正好军事司长张名久也在。他凑到我的耳边说：“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派秦大耳朵（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跟苏俄远东军司令部正在交交涉。只要苏俄遵守日俄互不侵犯条约，不在远东参战，日本同意给苏俄很多好处。但苏俄全面谢绝了日方要求，看来这一仗非打不可了。”

我问，如果真的打起来怎么办？张说，“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而军事部大臣则认为君命在身，只好听命。”

我心神无主地回到吉林，琢磨着张名久的打算，考虑着自己的出路······

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八月六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夜，苏联对日宣战······

九日晚十点，空袭打破了吉林市的沉寂，三架苏军飞机投弹三枚。

从这以后，每晚苏军飞机必来，来了必炸。

八月九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

八月十一日早，我结交的富商许鸿书告诉我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日实行新闻封锁）：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我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感到惶惶无所从。

就在这天，主任顾问江岛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又是倒茶，又是拿烟，显得格外客气。我原以为他找我来不过是为了缓和一下矛盾，防我趁机报复。不料他稍事寒暄，就煞有介事地对我密授机宜······

“我请你来有绝密要事和你商量，万一泄露出去，关系到你我性命······”

我说：“承蒙主任顾问信任，你尽管放心好了。”

江岛警惕地看了一下窗外，凑到我的身边说：

“昨天关东军召开了有各军区主任顾问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提到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朝野文武官员发生重大分歧，文官主降，武官主战。别看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了，昨天关东军第四科还发布电告说：陆军大臣布告全军将士，要坚持圣战到底。与此同时，情报局总裁也发表谈话，要求全日本人民为‘维护国体，去克服一切困难＇，为此，关东军决定将溥仪皇帝迁移到通化山区，继续与苏军开展游击战。全军将士已滴血鸣誓，纵然食草嗔泥，寝地沫天，也要血战到底。届时我二军区将更新武器，协同关东军开展游击战。你我必须紧密合作，以完成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之大业，你看如何？”

我说：“这太好了。既然顾问主动与我合作，我一定为日满效劳。”

江岛最后说：“只待关东军命令下达，我们就开始行动，请参谋长作好思想准备。”

八月十三日。我问江岛：苏军已越过东部防线，突破东部国境，正向长春挺进。关东军抗苏游击战何时进行？

江答，我军是自动放弃边境，因游击战必须在山区进行。

我问：抗苏游击队归谁指挥？

江答：关东军受大本营命令。

我回到办公室思前想后，来到关司令处，不顾“泄密者杀”的警告，把江岛的“绝密要案向他作了汇报。”

之后我问：“如果关东军真要跟苏军打游击，我们部队怎么办？”

他说：“我们听军事部命令行事。”

我说：“如果军事部失去指挥机能呢？”

他说：“到时候再研究吧······”

我觉得关司令官在此紧要关头仍无主见，我不能依靠他，也不能被江岛的花言巧语所蒙骗。看来，日本必败无疑。我为他们干了十四年，这汉奸名声······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必须当机立断！

当天晚上，我以“作生意”为借口，把通讯队长吕梦龄、十三团团长杨岳龄、第二工兵队长鄂德升、副官处长石连福、军需处长何长海和辎重队长等十人找到家里作客。我对他们说：

“我今天请来的客人都是平日与我比较亲近的人。今天跟大家谈的不是生意经，而是军机要事。”接着，我把主任顾问江岛和我谈的“绝密消息”都对大家讲了。我说：“江让我们帮着日本打苏联，我们也可以帮着苏联打日本，这完全是我们的自由，我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家性命，请多加考虑······”

大家听了我的介绍，才知道局势已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一下子都拿不定主意，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要洗刷汉奸这个污点，就必须调转枪口打日本。杨岳龄表示同意，但他主张要沟通全军思想；军需处长则担心全军兵力集中起来近二万人，粮食来源有困难；也有人主张联合苏联打日木，不过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不再当日本人的汉奸，也决不能再当俄国人的汉奸，要干我们自己干，最后的结论是：反戈一击，回头是岸——决定打日本关东军。

第二天，继续讨论打关东军的具体事宜。我首先把新得到的两条消息告诉了大家：

一、满洲国皇帝已迁到通化大栗子沟深山处避难，关东军决心与苏军打游击战。

二、日本陆，海军将领仍坚持不投降，主张把日本天皇也迁来通化，以中国东北作为指挥中心，在日本本土打焦土战。

另有一说：日本文职官员正请求天皇说服陆、海军将领，接受《波茨坦公告》，放下武器。如果日本军队全部投降，我们打日本的计划也势将落空。研究的结果是：

一、做好准备，伺机行动。

二、我军游击队根据地设在桦甸地区。

三、夺取银行，以解决军事经费；详细计划另行通知。

四、立即将家属转移到偏远农村，以免日本报复和受到战争连累。

我对江岛所述半信半疑，半信的是，日本天皇已接受投降书四天了，日本陆、海军至今不发布无条件投降书；半疑的是，日本为帝王国体，天皇至高无上，日本将领公开对抗天皇未必可能。

为此，我决定做好多方准备：

当天上午，我秘密通知军官疏散家属。我也把家属送到乡下，只留爱人马惠芬躲藏到百姓家中，以便暗通音信。

当天上午，我用电话通知独立通讯队长吕梦龄派我的亲属——有线营第一连连长张造春到家，嘱他做好抢劫银行的准备。并通知骑兵团长配合行动；

当天上午，我通知全军有关部队长坚持日常工作，不得失误，并作好杀掉第二军区全部日系军官的准备。

下午一时，省长徐家桓到司令部会见关司令官和我，达成了军警双方负责维持市内治安的协议。

八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左右，负责皇宫警卫的禁卫步兵团长乔遇春（我在讲武堂的同学）派副官送来一封密信，告之溥仪已逃跑，他将杀掉团内全部日系军官后反正，要求得到我的支援；我告诉他的副官，二军区将做好策应准备，请乔团长放心行事。

当晚十点，禁卫团杀掉全部日系军官后，向铁岭方向转移。

这天主任顾问江岛没来上班。

八月十五日。一早，我派一队武装士兵去江岛家，逼他来司令部上班。司副官回来报告说：昨晚十二点，江岛同少校宪兵训练处教官中岛乘车去通化了。

其实，当时日军对我们实行了严密的消息封锁。江岛跑了。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广播公开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街头巷尾人山人海，载歌载舞。

至此，“满洲国”，这座用东北人民血肉修建起来的军事堡垒彻底倾覆了。我们的计划也因此而告吹。

八月十六日。九点，一名日系军官报告说：他的邻居中岛参谋处长全家五口用枪自杀。我命令那名军官带五名士兵将中岛及其家属的尸体用卡车拉到北山沟埋掉。

这天，吉林市东、西街连续发生强抢事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我一方面打电话通知省长徐家桓多派警察维持治安；一方面命令第二工兵队组织两支巡逻队，加强市内巡逻，遇到不法分子立即逮捕交军法处处理。

八月十七日。上午七时许，我二军区宪兵团一名宪兵前来报告，宪兵团长佐藤一家七口于十六日晚自杀；下午五时，军械厂来人报告，军械厂日系厂长大泽全家四口用手枪自杀。我先后派人将两家尸体拉到北山沟掩埋。

一些受过迫害的人开始向日本军、宪、警袭击，双方都有伤亡。

八月十八日。为了防止日本武装人员对市内百姓进行报复，我下命令全军日系军官于上午十时以前将手枪全部缴送司令部军械库，违者严惩；十时许，军械处长张朝宗报告，驻市内日系军官的手枪全部收缴完毕，唯有副官处的一名日系军官拒绝交枪。我当即命令军法处将其收监，待命处理。

文如玉

受降

八月十九日。我从无线电收到重庆国民党政府训令，大意是：在伪满任职的高级文职官员和将领不得擅离职守，也不得转让权利，等待中央派员接收，违者严惩。这条“训令”，给了我继续驾驭第二军的精神寄托。我唯一的希望是盼望国民党大员前来接收。

八月二十日省长徐家桓和城里士绅为了自身利益，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并把二军区司令官关成山和我也吸收为维持会的重要成员，以便借助部队力量，强化社会治安。

这天，我和司令官，军法处长开了一个小会。在我建议下，释放了一百二十多名政治犯和刑事犯罪分子（杀人、纵火者除外）。

八月二十一日。为了做好交接准备，我召集各处处长会议，命令把各处的人员编制等业务范围写成报告书。副官处编制人员名簿；军械处编制枪支、弹药、车马分类数目表；军需处将银行存款、库存物资和现金分门别类制表两份。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通讯队长乘车来到司令部，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无线电营一个排携带武器和全部通讯设备潜逃了。我将这一事件向司令官作了汇报，司令官问我如何处理，我说：

“三十多人携带武器逃跑，危害极大，如不制止，全军动乱，二十七万人的吉林市就会毁于一旦。万一接收大员怪罪下来，你我担当不起······”在关司令官同意下，我派一骑兵连追至桦甸，将潜逃的这个无线电排截回。因有约在先，未作惩处。

八月二十四日午后二时，苏军摩托部队约一团兵力由长春开抵吉林。

苏联红军如此神速地到达吉林市，使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我们等待国民党大员前来接收的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二十五日，一名苏军少将率领他的随员和翻译来到二军区司令部。他通过翻译把正在和我叙谈的关成山司令官打发走以后，要求直接跟我面谈－－我们的谈话是通过一名中国翻译进行的。

“将军多大年岁？”

“三十八岁。”

“你是个青年将军。”苏军少将笑着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我礼貌地回答：“请谈吧？”

苏联少将说：“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你愿意走哪一条？”

我说：“我不明白将军的意思。”

苏军少将说：“一个是宣布你的部队起义，听从中国共产党指挥；另一条是向我军缴械投降，那么你将成为战俘。”

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得由军区司令官作主，我这参谋长无权决定。”

苏军少将说：“我是在单独跟你谈话。我需要你个人答复。”

“那么请容我考虑一下······”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涌现。

最终我断定：共产党跟有美国装备的“国军”作战，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我考虑好了”我果断地说：“我宁愿缴械当俘虏，也决不起义投共产党。”

“那么你们马上准备举行受降仪式吧！”

“受降仪式？请问将军，仪式如何举行？”

“很简单。”苏军少将比划着说：“在大厅里准备一张桌子、一条椅子；桌子铺上白布，放上笔墨纸张就行了。”

“我马上准备。”

这时，苏军少将指示翻译把关司令官也叫进来，命令道，“我正式宣布你们两人被俘，立即举行受降仪式！”

不知为何，关司令官看来有些莫名其妙。一阵沉默之后，他问了一句：“受降仪式准备好了吗？

“我给司副官下了最后一次命令，让他准备去了。”

“哦······”

我们随翻译来到了受降大厅。翻译命令我和关司令官肃立桌前。不一会，那位苏军少将来了。他落坐以后，指示苏联士兵把我们的军御、肩章摘下来放在桌上；我和关成山遵命把自己配带的手枪和军刀也放到桌上。

“你们在受降书上签字吧。”苏军翻译命令着。

我们俯首听命，提笔签字。

受降书上写着：

我们情愿接受苏联红军命令，率全军区官兵向苏联红军投降。

附：官兵花名册一本；武器弹药、军用器材，粮秣被服、各类军车一览表各一份。

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中将关成山（印）

第二军管区参谋长少将肖玉琛（印）

我们在受降书上签字后，苏军少将驱车离开司令部。

下午一时，苏军翻译和一名副官把我和关司令官用轿车送到警务厅看押起来。随后，少将旅长张印符、少将通讯队长吕梦龄、少将军法处长王光寅、少将宪兵训练处长张秉哲都被送来警务厅看押。吉林省长及各厅厅长关押在警务厅的另一间房子里。至此，由军、警联合组织的临时地方维持会宣告解体。

二十七日午前，苏军警备司令向我们宣布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民党派一名中将到哈尔滨等待接见你们，命令我们立即回家着好军装、配带勋纪章，于午后二时，各带随从二人到警务厅集合，领取手枪和军刀，然后乘专机去哈尔滨······

我很难相信，然而，从“交还手枪和军刀”这点考虑，又无法怀疑。但无论如何，苏军给了我们几个小时的自由，我一跨出警务厅大门，就凑到关成山跟前小声说：“司令官，咱们趁机逃跑吧！”

“逃跑？”关成山考虑片刻，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不行，现在到处都是苏军哨卡，再说，你我名声在外，最终也得归案，还是听天由命吧！”

对！还是听天由命吧！

这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乘坐的大型客机绕吉林市区一周，向东北方向飞去······

“方向不对！”我忽然发现兴凯湖就在下面。现在明白了，我们不是飞向哈尔滨，而是飞向苏联。

文如玉

在苏联囚禁的日子里

飞机在一处停有百多架飞机的机场着陆了。这里中国名叫四站，苏联名叫伏罗希罗夫。一个小时后，两辆吉普车把我们六人和另一名陌生的日本人拉到离机场不远的一栋长长的楼房里。我们六人安置在一间房子里，那个日本人安置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我们稍一休息，来人把我们领到楼下用晚餐。虽然丰盛的菜肴和名酒摆满了桌子，可是我们谁也无心享用。

这以后，随着飞机的“嗡嗡”声，送来了一批又一批战俘，大都是伪满洲国的将级军官，还有不少日本人，除了少数的满洲国的军政顾问之外，大多数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关东军将领。不到一个月，我们的“伙伴”就多达百人以上，对我们这些阶下囚来说，也颇有“人多势众”之感，似乎来的人越多，心里越感到踏实些。两个多月后，我们乘火车转移到伯力。

两个多月后，我们乘火车转移到伯力。被关押在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里，称为“特别45收客所”。之所以用“特别”二字，可能指的是收容将级军官的地方。所长是捷尼索夫中尉。

到“特别45收容所”以后，我们带去的勤务兵被隔离开了。日本俘虏住楼上，中国俘虏住楼下。伪满各军区的司令官和参谋长几乎都到齐了，只有五军司令官赫慕侠、七军区司令官吕衡没有来。他俩是逃走了、自杀了，或在战斗中打死了，我们不得而知。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一行九人，也由伯力红河子迁来“特别45收容所”。这时楼上囚禁日本俘虏一百三十多人；楼下囚禁中国将级俘虏六十多人。溥仪被单独安排在楼下紧靠收容所办公室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每日三餐由他的学生毓嵒端来端去。我们背后称溥仪“高级俘虏”。

我们这些“皇帝”以下的将级军官分住三间大房子。每天靠开宝局、打麻将、下棋消磨时光，分忧解愁。我一贯对这些游乐兴致不浓，开始学俄语。由日本中将北泽推荐一个俄语水平很高的日本教师每天上二小时的俄语课，其余时间自修，终于懂得了一些常用的俄语单词。

在我不会俄语之前，由“俄国通”张绍纪跟苏联人打交道，张绍纪是张景惠的儿子，到苏联伯力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张景惠被俘后，他也跟随来到苏联，因为他说得一口漂亮的俄语，就成了战俘和苏联人打交道的联络员。后来，张绍纪走了，联络员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的俄语水平不高，所以大家称我“业余翻译”。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溥仪忽然被一辆汽车拉走了，不知去向。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溥仪是皇上，不能混同一般战俘，被送到别的俘虏营去了；有的说，他是“伪满洲国”主犯，提前回国服罪去了；也有的说，他了解“日满亲善”内幕，打发回国做见证去了······不久，溥仪重返“特别45收容所”，才知道他是受命国际法庭，到东京揭露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板垣征四郎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去了。

也就在溥仪回来之后，传到收容所一个消息，说国民党政府派一名中将官员到了伯力，正和苏联远征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把我们这批战俘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认为交给国民党处理顶多坐几年班房，决不至于杀头；如果交给共产党处理，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只能是死路一条。可是，三、四个月过去了，交涉结果毫无下文。希望变成绝望······

一九四八年，东北全部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收容所，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和意外：为什么用美式装备的四五百万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呢？这使我们大失所望。

东北解放后，华北、西北也不时传来“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看来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成定局。而我们这些战犯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也已成定局了。为了求得共产党的宽恕，做点移交后的精神准备，有人建议学习马列主义，这个倡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经过收容所批准后，我们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会，由伪满第一军区司令官王之佑担任学习组长。后来所里又指派万嘉熙、润琪当教员。开始学习情绪还不错，连溥仪也来参加旁听。后来由于溥杰和两名教员级别低，要按时参加收容所指派的体力劳动，不能坚持参加学习和讲课，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是为了装点门面而学习，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学习小组成立不久就无形中解体了。

从淮海战役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当时还是叫它“八路军”）势如破竹，直捣蒋介石的老巢。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不到四年工夫，就被八路军打得一败涂地，片甲不留，实在叫人“无法理解”。当时我甚至天真地想过，如果国民党请我当三军总司令，也决不会落得如此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一九五O年八月四日，我们盼望而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了，“特别45收容所”的所长宣布：“明日送大家回国。” 这一晚，我们谁也没有睡着，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忧愁多于欢乐。

八月五日，火车越过国境，到达绥芬河。苏中官员办好了交接手续，然后按移交名册点名排队，依次登上了中国列车······

文如玉

他们活着回来了

火车带着有节奏的音响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我们的心情犹如滚动的车轮，忐忑不安。

这列车只有两节车厢。前一节车厢载的是我们这六十多名将级俘虏：后节车厢载的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

“你们谁要是不舒服，请告诉我，我负责给你们治疗。”一位军医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

“今天天气炎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绿豆粥，还有面包和猪肉罐头，谁饿了就吃吧！”一位部队首长实心实意地关照我们。

但是，当时我很难判定这些和蔼可亲的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还是笑里藏刀。因为他们一直被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火车在不停地飞驰。牡丹江、哈尔滨、长春······

“哪里是终点站？”我们期待着，担心着，火车的终点站也许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大家默默无声，这和车厢里两名解放军战士的谈笑风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溥仪在苏联囚禁期间，曾多次上书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请求留在苏联“避难”，都被苏联当局坚决拒绝了。他从八月五日在绥芬河登上这列中国火车后，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他一会儿离开座位在车厢中来回走动;一会儿又毫无目的地凑到三军司令官赵秋航的跟前坐下·····突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给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磕了三个响头，弄得受礼者不知所措，全车人目瞪口呆······

“皇上得了精神病”。人们小声的议论着，感到无比怅惘和同情。

车到沈阳站停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是终点站吧，也许······正当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一名部队首长出现在车门口。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首先点的是溥仪的名字，接着是：宫内府大臣熙洽、尚书府大臣吉兴、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外交部大臣阮振铎、教育部大臣卢元善，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交通部大臣谷次享，还有毓嵣等十人。

毓嵣是薄仪最不中意的人，因为溥仪在苏联要求“避难”时，随行人员中唯有毓嵣反对。博仪斥他违抗“圣意”，是为“不忠”；不料这次两人都点了名。溥仪认为点名者“定死无疑”，因而心怀怨恨地对毓嵣说：

“你不是让我回来吗，没想到你也得跟我一块去见祖宗，这是命里注定！”

部队首长要求点到名的人立即随他下车。薄仪等十一人惊惶失措，脸如土色地跟在部长首长身后走出车门。我偷偷地掀起贴在窗上的报纸，发现他们下车后被戴着印有“执法”红底白字臂章的武装士兵跟着，分乘几辆小轿车和吉普车，向市内开去······我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博仪等十一人戴着脚镣手铐跪在刑场上，由执法队“执行枪决”！

“对，一定拉到西门外刑场去了······”

“皇帝，大臣枪毙完了，第二批轮到司令官和参谋长了。

“你们当参谋长的年纪轻，官阶小，可能赦免。”

“不论官大官小，都是日木汉奸，一个也好不了！”

“带上吧，我留着这没用了······”不少司令官好像立即要被绑赴刑场，争先恐后地把随身的贵重衣物塞到少将级友人的手里。

“不，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到时候连我们的东西还不知交给谁呢！”

大家你推我让，一种生离死别的心酸涌上心头······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经过一阵喧嚷之后，车厢里死一样寂静。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车回来了，溥仪等人奇迹般地回到车厢，容光焕发，满面春风。

“我代表我们十一个人，传达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指 ······”溥仪以被俘以来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讲述了他们普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经过：“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桌上摆满了西瓜，香蕉，各类高级烟和糖果。我们列坐在桌子两侧。不久，政府高岗主席来到客厅，我们都站起来。高主席示意我们坐下。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一路劳累了，尝尝多年没有吃到的祖国水果和香烟吧，＇我们一面品尝着水果和芳香的大中华香烟，一面恭听高主席的讲话：‘你们都是中国人，但背叛过祖国，当然有罪。党中央决定对你们宽大处理，不会杀你们。你们到抚顺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自己，争取重新做人。不久的将来，你们可以和家人通信，免得他们挂念。＇高主席讲话之后，我代表大家表示，一定遵照政府主席的指示去做。”

大家听了溥仪的介绍，心情感到无比宽慰。但我还是怀疑这位政府主席的诺言能否兑现。

文如玉

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车到抚顺车站，我们改乘两辆大卡车，由一辆架有捷克轻机枪的警卫车押送，开往抚顺战犯管理所。

战犯管理所在抚顺市东北一公里处（旧抚顺城），高大的围墙上安着电网，四周设有岗楼，由持枪的武装岗哨日夜守卫。门口挂着一块“战犯管理所”的木制长匾。

我们来的六十名战犯，被划分为七、八个人一组，我被送入北数第三个监房。和我住一个监房的有：伪满“皇帝”溥仪、“国舅”荣源、溥仪的胞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侄子毓嵒和毓嶦、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共八人。房屋中间有一张长条木桌，两边置有板凳。对面的木板炕上铺着毛毯。东北角有一间屋中小屋，是大小便的处所。监房的门上有一小方窗，游动哨可以随时掀开小窗户监视室内的情况，监房和电廊都点着一百度的大灯泡，不到天明，长灯不息。

这座战犯管理所，原是日本法西斯修建的一座大型监狱。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参加审讯的桓仁县教育界案件所涉及的“反满抗日”分子，就是在这座监狱里服刑的。如今，我自己被关进了这座监狱。当时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历史对我的公正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