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如玉

（20）我的对头周振强

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

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最近已被特邀为政协委员）。

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青年时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候，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

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

我从重庆一到北京，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

过去，由于工作关系，我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一些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中一些负责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盯梢、逮捕、打骂等外，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我是冤家。

现在，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

本来，“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而我对于这种喜事，正如抗战时与四川朋友摆龙门阵，他们把许多喜事添上两个字，那样就完全变了：“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而我在他乡遇故知——仇敌，除了周振强外，还有一个人，就是袁仲虎。

当时我在云南，他是前东北地区的营口市长，被俘释放回到云南，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优待俘虏等政策。

被我逮捕囚禁后，迫他作反共宣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逮捕。所以，他一看到我就说：他早投靠了共产党，是我迫他反共，结果又坐牢。

我也曾不客气地顶过他：你要真心诚意投靠共产党，不怕成烈士，今天就不会再坐牢。


周振强、宋希濂、郑庭笈等人合影旧照

周振强和我这一段往事，在过去，我们彼此都不愿谈，直到今天我才写出来。

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的副教育长，当时，战干团总团部就设在重庆附近的綦江县，该团教育长桂永清和周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桂永清为了一手控制全团的工作，便推荐这位副教育长去兼綦江警备司令，免得他插手战干团的事。

可是，綦江警备司令部又归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领导，军统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内设有一个庞大的稽查处。

这个处在名义上是属于卫戍总部，实际上，所有工作、人事等都是归军统领导。不但如此，卫戍区所有的13个县，每县也由稽查处设一个稽查所。而且，这些稽查所对当地的警备司令部从来不买账，等于是两个单位。

在周振强兼任綦江警备司令期间，对稽查处派去綦江的那个稽查所，一直是视同眼中钉。

因为，稽查所的权力很大，它与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合作，在綦江设有交通检查站。而统一检查处处长又是戴笠兼任，所以，这些联合检查站的特务们更是目空一切，根本不把当地什么警备司令、县长等放在眼里。因此，警备司令部和稽查所等单位经常闹摩擦。

有一次，綦江稽查所抓了一个商人，罪名是贩运鸦片烟，物证是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一枚治气痛的佛手，里面有鸦片烟。

这个商人是从浙江逃难到四川投奔亲友，在路上，老婆被日本飞机炸死，只剩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这个商人身上当时还有几两金子，在綦江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主要是这几两黄金惹来了家难。

几个查旅馆的稽查员发现了黄金，正苦无罪证可逮捕他，带去的警犬一下嗅到那枚治病的佛手有烟味，便叼了出来。

稽查员一剖开，发现里面有鸦片，这就构成了拘捕他的罪证，于是，便连人带黄金、佛手一同抓走。

当晚，就有个稽查员又到旅店去找他女儿，借口她父亲供认，在她身上还藏有毒品，便把她衣裤全部扒下来检查，实际上，是借机来奸污她。

从此，这个小姑娘就落入了这个稽查员的魔掌。除奸污她外，还迫她卖淫接客，她便写信向她父亲的朋友求援。

在他父亲的朋友中，有个认识周振强的，便赶到綦江找周进行营救。周一听，自己的同乡遭到这样的冤屈，决定要为之伸张正义，便叫人先把这个强占商人女儿的稽查员找去，询问案情经过。

周知道这些人不会听他的，只是想讲讲人情，说明只有四川运鸦片烟出去，没有从浙江贩运鸦片到四川来的道理。

可是，这个稽查员对这位司令官的态度非常傲慢，惹得周火冒三丈，便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这个稽查员奸污民女、逼良为娼、栽赃陷害等一大堆罪行。

没有料到，他得到的答复是：你管不着！周便怒气冲冲地骂上一句：老子就管得着！不信，看老子枪毙了你！

这个稽查员自恃来头大，只冷笑了一声：量你没有这个胆！

一听这话，周不顾一切，连叫带骂，老子官不做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

本来，这也就是气头上的话，只要对方不再顶撞，也就大事可化小。谁知，这个该死的稽查员竟回骂他一句：

你不枪毙我，就是我儿子！

这下，可把周气急了，便叫了几个卫士，直接把这个逼他枪毙的人，在司令部门口枪毙了。

随后，綦江稽查所立即把这一情况向稽查处报告，当时，我是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处长正在生病，由我代理处长。

我一听，立马火冒三丈，心想，周振强这样无法无天随便枪毙一个军官，我也就准备同样无法无天，把这个司令抓起来。

所以，我立即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

可是，我刚一走，便有人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马上打电话到一品场的水陆交通检查所，说等我汽车到时，叫我打电话给他。

我上路后，越想越气，认为即使那个稽查员有该杀的罪，也不能随便就枪毙了，总得问清楚；在后方不像在前线，不能任意处决一个军官的。

因为，当时的稽查员，一般都是少尉到上尉级，警备司令虽有权杀人，也只限于暴动、抢劫杀人或奸杀等，对于正式军官，一定要经过军法审判才能定罪。

我的汽车刚一到达一品场，马上就有几个小特务向我报告，说他们所长请我去。

我去后，得知内情后，便与戴通电话，向他报告出事经过，他若无其事地叫我马上回去见他，再听候解决。

事已至此，我也只好掉头回去。见到戴笠后，他骂我事前不向他请示，带那么多人去准备干什么？

我说，准备把周振强抓来。他问抓来后怎么办？还没有等我答复，他就骂我糊涂，说这种事要冷静处理。

接着，他说叫我回去，就是他有办法解决。主要是因为那个稽查员不是军统特务，是一个地方恶霸。

当时，稽查处有500多稽查员，90%都不是军统分子，而是地方上一些恶棍地头蛇之类的人。军统一些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在该处都是担任所长、哨长、督察员等职务。所以，戴笠对非军统分子一向不在乎。

周是黄埔一期的，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多年，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后来，经过几个黄埔一期的人向戴笠一说情，这样一件随便杀掉一个下级军官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但我对件事的处理结果一直不服气，认为很不妥当，所以，后来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还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

我到北京战犯管理所，俩人彼此一见，我只说了一句：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

开始，我还有点提防他，怕他报复我，因他比我早到一些。不久，我就发觉这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过去一段不愉快的事，谁也不愿去提它，而且，几年来，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周振强在管理所有个绰号叫周老黑，后来，他又被同学们称作狗熊，这还真不是侮辱他，而是对他的爱称。

因为，他不但长得黑不溜秋的，并且气力很大，干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从不挑轻避重。

当时，北京功德林监狱内没有暖气，冬天生了几十个煤火炉取暖，最重的一项劳动，是把大块大块的硬煤敲碎后，才能送进火炉，每天要敲两百斤左右。

开始是由各组轮流敲，轮到哪个组，都是十分勉强去敲敲，因为，敲块煤时不但要费劲，还得在房子外面空地上工作。

特别是生火炉时，气温总在零下十摄氏度上下，敲上半天，手脚冻僵了，身上头上却又冒汗，脸上往往是一层黑煤屑，所以，许多人口里虽不说不愿意，而心里却是一百个讨厌干这种活。

相反，还要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才能表现出树立了劳动观点。如果唉声叹气，保证劳累了下来，还得挨那些“左”字号同学一顿批评。

所以，只要轮到哪一组敲煤，哪一组就有那么几个聪明同学，早不生病，迟不生病，刚巧就在那一天，就生起病来，他们由管理所医务室大夫开一张全休或半休证明书，就可以免去参加敲煤了。

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好研究研究的人，为此我也研究了一下，原来，这些“大人物”年纪都在60岁上下，一向养尊处优，四体不勤，要找一点病，随便就能说出。

即使他们是身体很健康，要想逃避劳动也有妙法，只要在去医务所之前，先喝上一大杯滚热的开水，马上去试口含的体温表，保证会到38摄氏度，这样全休、半休的证明就到手了。

再加上，当时那几个大夫，对战犯们是奉命要小心照顾的，所以什么病都没有的，只要说晚上失眠、起床头痛，除可以免劳动外，大夫还会安慰几句，如不要背包袱去胡思乱想、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等。

因此，我到这些同学们要钻一下空子，还是很方便的。

在功德林，一个小组一般十来个人，如果有三四个聪明同学正在敲煤那天生病，不病的人就得分担这几个休息同学的那份劳动了，因此，在小组内常为此而引起争吵。

这件事，周振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便下决心，自告奋勇向管理员提出，敲煤的任务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就在管理员还在考虑他是否能担负得下来时，表扬他这种精神的墙报，已经贴出去了。

我看后，真是打从心眼里对这几位贴墙报的同学表示无限钦佩，他们真不愧是天下聪明人的代表。

在墙报上，除表扬周的风格高、劳动观点强等之外，还表示要向他学习呢！丢都丢不了的事，被人捡了去，还要说几句风凉话，我想，她们可能是怕周振强一时冲动，过后又后悔，所以要来钉牢它。

这样一来，周振强只好咬紧牙根来拼老命了。

开始几天，周振强累得精疲力竭，许多人看了过意不去，都纷纷提出，仍应恢复轮流敲煤的办法，不能让他一个人来干。

因为，战犯所不是劳改单位，主要是学习，劳动只能是半天，不能占去半天学习时间。

可是，周为了坚持要包下来，便不同意管理员和同学们的好意，就把早晚的休息时间也投了进去。

没有好久，他居然熟能生巧，摸索出一套敲煤的办法。过去，都是把煤块放在石头上，用锤子等去敲碎，可后来有一次，他很生气时把一块大煤块向另一块摔过去，结果两块煤都碎了，于是，他发明了以煤敲煤的方法，功效便提高了一倍。

这样，他终于把这一战犯们认为艰巨的劳动，一个人包了下来，所以，后来一直得到管理员和同学们的称赞。

周振强的文化程度较低，据说，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得力于他的夫人楼亚隽。楼是杭州一所中学的教师。北伐成功后，周振强“三皮还乡”（斜皮带、皮包、皮马靴），楼对这位年轻身材魁梧的革命军官一见倾心。

他俩结为夫妇后，她就帮助周学文化，代他看信写回信。后来，周的官越做越大，有秘书以后便不再需要这位结发夫人代劳。而且，还另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如夫人。

不过，等到周被俘后，这位如夫人便另找出路，他的几个子女还是靠黄脸婆抚养成人。在战犯管理所，他一谈起这种事的时候，有时深感内疚，同时，也总得咒骂那个“无情无义”的如夫人几句。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大半都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所以，许多文件拿来一看，不但能看懂，一般也能抓住文件的精神发挥一通。

有时，为了消磨时间，总爱推几个人轮流来什么“初读”、“精读”一下。读的人大声朗诵，其余的人便闭目养神。

而有几个缺德鬼，明明知道周的文化程度低，便故意推举他出来读，周是个犟脾气，越说他不行，他越要干。

读文件时，这些缺德鬼为了要拿他来开心，便用激将法来激他，让他自己抢着读，看他闹笑话。

不知道是他真的念错字，还是故意来逗这些想取笑他的人，他往往把贪官污吏读成贪官污“史”，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茶”，有人便问一声：“什么茶？”“龙井茶！”回答得也很利爽。

我在和周振强交谈中，一谈到他是怎样被俘的，他总是那么一肚子的怨气。仔细一问，不由得我也要帮他叫一声：“太冤枉了！”

这个事情的经过虽然很简单，但也很滑稽可笑。

解放时，他担任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但是，他这两个司令都是光杆杆，自己没有部队。

当时，每一个省有一个军管区和几个师管区，以及几十个团管区。这么多区司令是专门负责替别人征兵的，兵征到后，便交出去了，自己只有少数押送新兵的小部队，是大米加步枪，没有什么好装备。

城防司令或防守司令，如果不是由军长、师长兼任，那就只能指挥驻在这个地区的别人的部队了，有些部队长官还能听听话，有些根本不买这种空头司令的账。

不过，周振强有黄埔一期的老招牌，并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直到蒋的重要卫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

这种亲信关系，非一般人可比。特别为人所共知的是，蒋介石曾经亲手打过他两记重重的耳光。在当时，能得到校长亲自赏两个耳光，不但不是什么耻辱，在有些“领袖第一”、“校长至上”的人心目中，简直和当年皇帝老子赏穿黄马褂一样光荣呢！

周振强有过这么一连串的“光荣”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一般人对他还都是客气三分。

不过，到了快解放时，由于解放军对浙西的大包围，驻守在金华一带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早都陆续抽到前线去了，再加上金华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所以，周司令也就没有亲临前线，只能躲在家中，静待解放了。

据周振强自己常常既谦虚又后悔地说：

我这一生中，虽然有打仗的经验和杀人的经验以及保卫领袖与抓壮丁等经验，但却没有投降的经验。

所以，金华解放前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走呢，他是决心不走，因他过去贪污的钱不多，大小老婆和一群孩子都没条件送往外国或台湾、香港，全在浙江。

最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没有遭到猛烈抵抗而进入金华后，他便一个人穿上便衣，想找解放军的指挥部去投降。

说实话，这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便只身前往找寻解放军指挥官，未免有点太儿戏。

当时，就在他忐忑不安走出家门，准备去找投降的地方时，正好遇上他的司令部里的几个士兵与保甲长。他们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揪住拖着就走。

周一下了急了，连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也很简单：抓你去立大功！

周再三解释，他是准备去找解放军指挥官投降的。可是，那些人哪里会相信，说他穿上便衣明明是想逃跑，还想欺骗人是去投降。

结果，不论周怎么说，那些士兵就是不相信，一下就绳搁索绑地把他送给了解放军。

过去，只听说“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谁知道，天下居然会有司令官遇到兵，同样会有理讲不清的！

周振强只要提到这件事，多年来一直是气愤异常：

有几次，他试图向有关领导说明他是去投诚而不是逃跑，希望得到投诚人员待遇，而不是被俘战犯。

可是，经过调查，他的确是被部下士兵在路上抓到的，这些人都得到了重赏。

当然，众口难辩，那么多人说是他们抓到了准备逃跑的司令官，而且已立功领过了奖，周又提不出任何投诚的证明文件和证明人，这样的案子，也就成了无头官司。

所以，经过多次申请，也经过多次调查都未能得到平反。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平反。

周之所以这样，只是希望得到投诚人员的名义，无非是想在政治待遇上比战犯要好一点，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因为，留在北京全国政协的特赦战犯，除了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安排了一半左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外，余下的文史专员八位，计有周振强、文强、李以劻、罗历戎、杨伯涛、郑庭笈、方靖、董益三，在全国政协第六届中全部都被安排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了。

许多人对这一安排感到满意。“八仙过海”，很快就传遍了。

再此无他，这些国民党军长一级的特赦战犯，留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是“后无来者”，只此一批。

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后，已成为最引人注意的重要新闻。

文如玉

（21）“白面书生”杨文瑔

与周振强不怕手脏脸黑完全相反的，在战犯中，也可以说是极其个别的，我只看到过72军军长杨文瑔。

我所经过的昆明、重庆、北京三处大号监狱，都是有上千的犯人。

一般说来，人到失去自由后，是不讲究仪表的，即使没有坐过牢的文人墨客的笔下，也总是爱用“蓬头垢面”来形容这些人。

因为，当了犯人，而且成了战争罪犯，还一直保持着粉面油头，可能是闻所未闻吧！有没有第二或第三个，我不敢说。但杨文瑔的爱收拾头面，则是我亲自所见到的第一个。

杨文瑔是四川人，黄埔二期毕业，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来担任师、军参谋长，以及师、军长主官等要职。

他和我的军统老同事戴颂仪不仅是同乡，而且一同去投考黄埔。抗战期间，戴颂仪在戴笠身边当秘书，专门负责为戴笠联络黄埔同学，和我往来很密切，所以，我多次在戴颂仪家中，见到过这位风流将军。

1946年7月10日，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后继张任市长）在天津为军统头子戴笠开追悼会，我奉命代表军统去参加致谢。


杨文瑔旧照

那时，杨文瑔是第94军的副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他和军长牟廷芳、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都是那次追悼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所以，我有机会与杨文瑔异地重逢，特别感到亲切。

接着，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军统同事请我吃饭时，知道他与我相识，也总是邀他作陪。不过，我对这位仁兄一向有点感到“那个”。

背着人说他的坏话，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又不能不说我过去对他的一点看法，轻描淡写一下吧！

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满身香气扑鼻，而且，还有点和古代文人陆机《赴洛道中》诗中描写的一样，有些“顾影自怜”那一股酸劲儿。总之，不是味道！

我从重庆到北京后，因为年轻，便积极要求参加挑菜饭组的工作，这个工作，早、中、晚必须要挑几次开水。

早上挑的开水是洗脸用，上午和下午挑是饮用的，晚上，则是挑洗脚水。只有夏天，早晚不用热水洗脸，而洗热水澡则只能一星期一次。

说到洗澡，我现在还感到很可笑呢！因为，每次洗澡是由军统头子郑介民的堂弟、49军军长郑庭笈负责安排。

这位海南岛出生的朋友，说起话来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海南人说官话”。每次，他叫各组轮流去洗澡时，总是这样叫：“第×组先死（洗），第×组接着死（洗）。”

许多调皮鬼听到他叫，总是要和他开玩笑：“我们不死，你先去死吧！”

头几次，他还不知别人在取笑他，便生气地说：“你们要不先死（洗），就得最后才能死（洗）了！水冷了可不能怪我。”

早晚的洗脸、洗脚水是由我们挑水的人来分配的，每人每次两大杯，加点凉水，也就可以痛痛快快洗一下了。

当我第一天埋着头，一人两杯地分水时，突然，听到一个似乎熟悉的四川口音轻声说了一句：“老沈，多给我一杯！”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这位身上散发香气的老朋友，我不知不觉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也许是什么条件反射吧！

看到他，我就立刻想到他身上是香喷喷的，可这回吸进去的只有那么一丝丝微弱的余香。

我给他多加了一杯后，便直起腰来和他握了握手：“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两人几乎都是说了这么一句犯人见面的习惯话。

“分！快点分！”我正准备和杨文瑔再谈上两三句话时，站在旁边拿着空脸盆的“惹不起”之一的某军长，已横眉怒目地催促我了。

我一语不发，赶快给他舀上两大杯，而且舀得特别满，以免他挑剔，没想到，他的脸盆还伸在我面前。

“不是已分给你了吗！”我还是勉强带点客气地提醒他一下，我认为，我已经够文明礼貌了。

“你给他三杯，也得照样给我三杯！”

他这一质问，实在出我意料，这些过去挥金如土的将军们，今天连一杯开水都如此计较，如不身临其境，亲见亲闻，想要凭什么第五、第六灵感去创造的话，恐怕折断几十根胡子，也想不出来吧！

我这个人，有时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有时，湖南骡子犟脾气发作起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把他的脸盆一推，就给他后边的人分了。

当然，这种人是不会在一个新来的同学面前示弱的。他再次质问我时，我便干脆再舀上一杯，倒进杨文瑔的脸盆，并当着许多人公开表示：

从今天起，我的两杯洗脸水让给他，我不再要了。

其实，我一直是用冷水洗脸洗澡惯了的，不过自那以后，杨文瑔便可以多分到一份洗脸热水了。

不过，他要这么多热水干什么呢？也许由于我过去是个职业特务的关系，遇事总爱侦察、研究分析一番。

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小组，有一天，我分完洗脸水，便跑到他那个小组去串门。

我和他同组的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注意他的洗脸方法。他是那么有条不紊地把肥皂盒拿出来，把手巾放在旁边，先用手捧着水，把脸洗过一遍后，才把香肥皂在手上搓几下，手洗干净，再搓香皂向脸上抹去。

他的两手是那么轻、那么慢地来回在脸上抹，好像重了、快了，都会把吹弹得破的脸皮损坏似的。我真有点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心想，这不和爱打扮的女人洗脸一样吗？

我怕再看下去，会笑出声来，便把和我坐在一起的一位同学拉出来说话。

我一边笑一边问，这才知道，杨洗脸一向是这样慢腾腾可以洗上十多二十来分钟，洗完后，还得在脸上涂点雪花膏之类的润皮肤的东西，最后，才在发上抹点油脂，这样才干别的事。

我很好奇地问：管理员同意买生发油吗？答复是买变相的油是可以的。

比如，冬天买点防皮肤皴裂的蛤蜊油、甘油、凡士林等，他便留下来当成头油慢慢使用。总之，他每天都要把头和脸弄得漂漂亮亮才肯罢休。

我又问：劳动回来怎么办呢？回答是：你没有看到，劳动时，他一定戴上帽子保护好头发，回来后，再和早上一样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才肯休息。

我听了便自作聪明地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洁癖”，也是一种小小的病态心理反应，没有什么值得去注意的。

一个才疏学浅的人，如果对某一件事妄下结论，自以为是地满足于自己的一知半解，肯定是会犯错误的。

瞧吧！我不就是这样受了一次教训吗？天下事之怪，往往会怪到出乎人之常情，奇也会奇到令人拍案叫绝，不信，那请听杨文瑔的一番自白吧！

有那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别人休息、娱乐，担任理发的我，便得给同学们理发。

当我正在小房内，收拾理发工具的时候，门轻轻一推，我一看，是“白面书生”（这是杨文瑔的绰号）走了进来。

他刚一坐在靠椅上，我边拿工具边自言自语念着：“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我对理发店这一副对联，十分欣赏，所以，在给人理发时，常常念它一下，可以长精神，增气力。

但是，杨文瑔一听，马上惊叫一声：“我的妈呀，你可不能把我的脑壳拿来试你那杀惯人的手艺呀！”“那该怎么办？”“显显你那顶上功夫，好好给我收拾才行。”“那就听你的吧！”

可能，是由于我和这位杨同学有“杯水之情”，他对我也看成了可以谈知心话的好友关系。这时，小房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理发组的小组长牟中珩怕房内闷热，在外边走廊上摆开了阵势，所以，我和杨文瑔有这次畅谈的机会。

我刚拿起推剪，准备表演“顶上功夫”，他忽然转过脸来问我：

“你知不知道男人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当然是宋朝名词家辛弃疾的那首《破阵子》词中的两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不及格，顶多50分！”

“何也？”

“这种快乐，女人也一样有，佘太君、穆桂英、花木兰……不都是有过这种快乐吗。我指的是男人最快乐的事。”

他得意扬扬地说：“男人最大的快乐事，是能讨得许许多多漂亮女人的欢喜！”

当他看到我连连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谬论时，便问我：“看过《水浒传》吗？”

“看过！”

“王婆告诉西门庆的五个字记得吗？第一是要有潘安之貌，才能谈到其他，这是金字招牌，挂在外面的，是能讨女人欢喜的首要条件……”

听到这里，我有点不耐烦了，但他却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过去到一个地方，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直到最后结合。

说到这里，我才反问他一句：“你到处结婚，不是自找麻烦吗，还有什么快乐？”

但他便十分得意地告诉我，一般人讨老婆是易讨难丢；大凡有点地位的男人要结婚，总会有女人愿意来当太太和夫人的。这种女人容易到手，但一旦结合，就有点像狗皮膏药，贴上去容易取下来难，要丢可是困难重重，得一辈子忍气吞声过下去。

而他追求的什么“花”一类的女人，却与此相反，叫难讨易丢，因为，这种女人追求的人多，而且骄娇之气很重，追到手的确不易，好处是一旦玩厌了想改改口味，只要几番争吵，一记耳光，马上就会同意离婚。

因为，过去排队没有排上的，立刻会欢天喜地地接收过去，一点没有麻烦。

我越听越感到不是味儿，正好，又有人来理发，我才在他种种苛刻要求下，勉强把他那个还想去讨女人欢喜的脑袋修剪好了。

其实，杨文瑔这种人已经当了囚犯，他还沉迷着旧日的罪恶。

他在1946年间，任94军副军长后，又任72军军长兼天津市警备司令时，追求天津最大的军火买办商的一个孙女儿，虽费了不少气力，总算追到手了。

这位小姐，不仅是这花那花的，更因为，她的祖父是一个有千万家财的大富商。

上了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他在清末与李鸿章、盛宣怀等大官有密切来往，后又与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以及熊希龄、朱启钤等都有很深的关系。

他为德国克鲁伯等兵工厂推销军火，在中国内战中大发横财。所以，追求他孙女的人非常多，最后，在他的同意下，孙女嫁给了这位风流将军。

除一幢花园洋房外，还给了10万银圆做嫁妆。许多人说，这是他贩卖军火，使中国军阀残杀无数同胞得到的一个恶的报应。

杨文瑔与她是怎样分手，我就没有兴趣再去过问，只知道他统率的四川部队72军在山东战场被活捉时，他是孤家寡人，没有带随军家属。

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也从来没有听说他的家眷去看过他。这回，可能是女方把他丢掉了。

文如玉

（22）在农场劳动锻炼

1958年10月初，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中，突然发生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波动，在近百名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人员中，几乎个个都是紧张而又兴奋异常。

这就像在平静的水池中投下一块大大的巨石，激起了一圈圈的浪花一样。这浪花冲向小池边，又被冲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冲来冲去，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

说来也很简单，但又很出人意料，原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宣布：要让接受改造的战犯们去郊外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

去的条件一是身体好；二是自愿。年老身体不好和自己不愿意去的，可以继续留在功德林，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

有病而暂不能去的，病好之后，还可以请求去，也可以不去。总之，以自愿为主，不勉强，希望每个人都认真好好考虑一下。

说真的，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明明白白规定了：“思想改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

也就是说，两者不可缺一。现在，既宣布了要去一趟农村进行改造，谁也不能说不去，但又考虑到农业劳动是在野外进行，自己从来没有使过农具，是否能顶得下去？

有些人，在太阳下多晒晒都感到受不了，到农村去就免不了要在风吹日晒中从事流大汗的体力劳动，会不会把身体累垮？不去，那会被看成什么呢……

总之，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

当然，多数人是希望有这种机会去锻炼一下的。拿我来说吧，认为到农村去劳动，总比围在高墙深院要舒畅一些，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眼睛也可以不再一看就是铁窗和墙壁。

所以，我一听到这一宣布，思想上就做好了决定，去！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经过几天的思想波动，许多原来举棋不定的人，听到愿去的人那么多，也都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不再考虑风吹日晒雨淋了。

又过了几天，医生逐个进行心脏、血压等检查，仔细询问了每人过去常犯什么病等之后，才正式宣布：愿去的可以报名。

我在报名之后，发现杜聿明也报名要去。我便去问他，你一身的病完全可以不去，为什么还要勉强去，这不是跟自己的身体找麻烦吗？

但是，他很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他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

我被他的这一诚意感动了，也认为应当把缝纫机带去，农业劳动最易弄破衣服，便需要缝补。当然，我的理发工具也得带去。劳动总还得理发，不能留辫子。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愿意去的那么多。而且，许多人是完全可以不去的，也像杜聿明一样，坚决要求去。

年近古稀、又有深度近视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还有多人经医生检查后，决定不让去的，还要经过一番说服工作，才同意暂留下来，等以后再去。

所以，留下来的都是实在不宜从事农业劳动的。

比如，大腹便便的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很高，连去晒一条棉被回来都要坐下来休息好久才能说话；

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真是骨瘦如柴，连稍大一点的风都可以吹倒；

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满身都贴了膏药，多走点路都得要人搀扶；

军统老同事、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三尺以外就看不清桌子和椅子；

第三军副军长杨光裕两条腿没有了下肢……

像这几位实在无法去的才被留下来；勉强能去的，差不多都争着要去了。

10月底，在一阵欢笑声中，三辆大客车把我们从功德林送到京郊秦城公安部干部劳动农场，这里也是分配给公安部的绿化首都的绿化队基地。

一下车，我就感到格外轻松，因为我们是住在干部们劳动的宿舍。这是一排L形平房，前面一个空地，对面就是大厨房，不但没有围墙，连大门都没有了，窗上也没有铁条，只是把房子后面朝北那面的窗子临时用砖砌满了。

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样冬天可以更暖和一些。

带领我们这60多名学员去的是一位科长和两位管理员、一名护士长。至于，在暗中有多少人在“保卫”着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位科长在到达后，便向我们宣布“约法三章”：

大致上规定了我们的活动范围，由于住房四面是田野，所以规定白天不要走出住的地方100米左右；

夜晚解小便在住房门外的便桶内，一个人可以起床去解，不必惊动别人；

而到房后厕所解大便，就得找同房的人陪去。据说，是怕这些人在上厕所时万一发生什么“急病”，有人“照顾”。

可是，我们心里都有数，这是以防万一……

我们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不能越过小山的分水岭，到山那边去。


从左至右：杜聿明、康泽、王耀武劳动旧照

在这里，基本上还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在农忙时，则减少学习而在雨天时补学习。若有病应及时报告，自己不说，同房的有责任。

这一次，是分了五个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分组。每队十几人，指定队长、副队长各一个。

我编在第二队，队长是整编96军军长陈金城，这是一位老好人。同队的还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浙西师管区司令周振强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庞镜塘等。

开始，我还真有点担心，因为这些人当中，不少正是壮年时期，万一，有人借机逃跑，即使能抓回来，肯定会导致整个气氛严肃起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百米之内的自由区了。

因为，1950年，在重庆管理战俘的嘉陵大队开始也是很松，结果逃走了李文等几个兵团司令，马上就严加管制起来，所以，我一直害怕这里也发生这样的事。

说也奇怪，我们这几十人在这里劳动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居然没有发生过逃跑的事，甚至连企图逃跑而被发现或引起可疑的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有空，我就研究，为什么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下，没有人想到要逃跑呢？这真是想象不到的奇迹！

天生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习惯的我，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居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方便的条件不逃走而安心从事农业劳动？

第一，由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唐生明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去功德林看望战犯们时，明白告诉过，对这些人将采取不审不判，从宽处理。

大家因此都吃过了“定心丸”，知道不会太久，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又何必去自找麻烦当逃犯。

第二，这是几位身体较好的将军们悄悄地回答我的几句话，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么说的：当军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已够丢人了，如果再逃走被人从背后打一枪，那就更不光彩，无面目见人。过去冲锋陷阵都没有当过逃兵，今天怎么会当逃犯！

除这些出自内心的话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过几年改造，都很清楚，就算能逃走，到什么地方安身？

亲戚朋友即使能看过去的情面留一两天，总不能长期待下去。没有正式户口，很快就会被查出来，再抓回来，就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了。

所以，权衡利害得失，还是不逃为妙。更何况，这些人都老于世故，懂得人情冷暖，逃到亲友家中，让人家去告密立功，做送上门的礼品，实在不合算。

担心有人逃走，而影响到全体会被严格管理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是，夜间上厕所必须两人一道去的规定并没有取消。

这条规定有不少人吃过苦头，又没有人敢要求不这么办；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想逃跑。那么，这条规定就得一直遵守下去。

我到今天还清楚记得，有一天上午，我们在离住的地方相当远的山坡上栽树挖鱼鳞坑（一个坑挨着一个坑，在坡地上远看像鱼鳞一样），快到中午，管理员要我和同队的一位代号叫二三六的一起去厨房把饭菜早点挑回来，一回去就可以吃饭。

这位二三六同学是一个不吃猪肉的少数民族兄弟，按照贯例，在我们吃肉时，不论是在功德林或农场，厨房都有单灶给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做牛羊肉。

那天回去，一进厨房，炊事班长便先端一碗红烧牛肉给他，才给我盛满两大桶红烧猪肉。如果按照平日我们分菜的标准来看，他这一份总是比我们的多一点，那天更是堆得尖尖的。

我把猪肉挑回，便到附近水沟去洗澡，要他照顾一下。平日，如果是和别人一道挑饭菜，我是不会走开的。

别看这些过去一掷千金无吝啬的将军们，当了战犯后，有不少人总是想多吃多占一点，要是没人看见，先尝几大块猪肉是经常会发生的。

由于他是不吃猪肉的，我就放心走开。在我的思想上，压根儿不存在他会去“尝”猪肉。不过，这回真的我给上了一课，遇事千万不要太麻痹大意。

那天吃午饭时，我们是同在一间房子里，平日里，他吃完一碗菜还得吃两碗米饭或三个二两左右的馒头，可那次他去只盛半碗米饭就不再盛了。

我只用关心的口吻问他一句：“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怎么只吃半碗饭？”

他的回答不很自然：“今天的红烧牛肉比平日多得多。”我也信以为真，没有再问。

真的是这样吗？

累了一天，我一上床就睡着了。也记不清我睡了多久，便听到这位同学慢慢把我推醒，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声：“请陪我上一趟厕所。”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只好揉着惺忪的眼睛，跟着他急急忙忙奔向房后的厕所。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不解大便而陪人去解，所以，完全没有经验。开始，我站在厕所门口，站一会儿瞌睡又来了，便在厕所外踱方步。

不知怎么，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我脑中忽的一下出现了，我被这一个信号惊出了一点微微的汗珠。

在这四面漆黑中，我在厕所外面徘徊，万一被暗中在“保护”我们的人发现而产生误会，说不定，会送给我一粒花生米那么大的飞来之物，我吃得消吗？

我赶忙来一个率性奉陪到底，和他一样，蹲在另一个粪坑上面，直陪到他站起身来，我才跟着站起来和他一道回去。

回到宿舍，倒下去刚睡不久，他那带着几乎恳求气味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请再陪我上一趟厕所！”我又奉陪一次。接二连三这样一直快到天亮时，我一共陪了他七次。

早晨，当王耀武站在房门外院里高喊：“吃糖！吃糖”的声音传入我耳朵时，我疲乏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

这位前山东省主席的泰安话，总是把“起床、起床”喊成“吃糖！”那天，真给我糖吃，我也没有兴趣，只是想睡。

但是，昨晚发生的事我还得如实向小队长反映。一会儿，护士长就来了，他拿着一个小纸盒，叫二三六把第八次要解的大便留一点去化验，同时，叮嘱我和他都不要去劳动，在家休息。

由于白天上厕所不要人奉陪，我便一直睡到快吃午饭才起床。

护士长把二三六的大便送去化验了之后，我刚起床，他就把我叫到他的房内，略带几分责备的口吻问我：

“明明知道他是不吃猪肉的，你为什么给他吃过量猪肉而造成腹泻！”

我愣了一下，便把昨天挑菜饭的情况向他说明，我没有料到，他会背着人去吃猪肉。

护士长一听，连忙低声叮嘱我：“可不能去质问二三六，也不要向别人去说这件事，这样影响不好！让他休息一天，吃点药就会好的。”

我答应了。直到事隔二十多年的今天，我才把这件事如实地写出来（不是说出来），我想那位可敬的护士长，也不会责怪我吧！

文如玉

（23）看似容易做事难

在农场一年多点的劳动锻炼中，将军们虽闹过不少的笑话，却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把小麦当成韭菜，这是一般城里人，常弄不清的小笑话，但一经别人指出，不久，就能分清楚了。

但有些个别的人不懂装懂，而且坚持自己意见的也有不少。

有一次我们出工，经过一片胡萝卜地，廖耀湘便自作聪明大声赞扬：“这块地的香菜（芫荽）长得真好！”

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引来一片笑声。担任我们农业指导的一位老农民和带队的管理员马上纠正：这不是香菜，是胡萝卜。

廖还坚持是香菜，而且要我证明，我们湖南的香菜就是这样。我也摇头，不承认那是香菜。他有点生气了：你们湘潭的香菜不是这样，我们宝庆的香菜都是这样，一点都没有错。

为了证实这的确是胡萝卜，管理员和那位老农民，便用锄头挖出一些来，他们一边分给我们每人一个，一边把胡萝卜在袖子上擦几下，将上面沾的泥土擦掉后，就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我们却没有这种“劳动人民感情”，不敢学他们那种吃法，而是装进口袋，带回去洗了又洗，才敢入口。

每次去地里撒肥料，特别是用人畜粪便掺和的上等有机肥，我们都是找一块破瓦片之类的东西，舀着去撒。

带领我们劳动的那位科长一看就笑了，他说这样撒，既慢又不匀，应当用手抓着撒。我们听了都不做声，只是加快一点，仍旧用东西舀着撒。

他却不责怪我们，而是走过来用手抓一大把，边走边向两面均匀地撒着。我们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手去抓，也只好学他一样，他立刻称赞我们一番。

不过，回来之后，我们都是用肥皂洗了又洗才去吃饭的。如果让我抓过干粪肥的手只拍打几下，或者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去抓馒头，老实说，直到今天，这种“不怕脏”的习惯，我还是没有养成。

最使我们犹豫而无法着手的事，是有一次派我们一二两队的人，去农场的猪圈起猪粪肥。

一走到猪圈前，因刚下过大雨不久，猪的粪便都溢了出来，那一股臭气，使许多人都把鼻子掩了起来。

虽然，我们也会学着劳动人民的腔调：“没有猪粪臭，怎有猪肉香。”可是身临其境时，看着那满坑的猪粪，都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带去的工具是十多个挑粪桶和几个葫芦瓜做成的瓢，怎么能把圈坑的粪水舀上来，连我们队里那位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庞镜塘，也想不起什么书上曾说过起猪圈肥的有效方法。



大家只是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一队小队长，著名的不怕脏、不怕累的邱行湘，这位洛阳警备司令官操起葫芦瓢，弯下身子，把粪水一瓢一瓢向桶里舀。

我站在旁边计数，要40瓢才能装满一桶。如此下去，一天也清不完一个猪圈，这一排20多个猪圈，不是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清完。

正当我们自己都感到这样效果太差劲时，又是那位科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这样太慢，要下去用桶舀。

可是，谁也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又是他带头脱下鞋袜、卷起裤子、毫无惧色地走下粪池，用桶侧起来一舀，便满满地装了一桶。邱行湘一看，也就二话没说，照样下去了。

我马上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脱鞋袜，我们的小队长一看，二队也出了一个不怕脏的“英雄”人物，十分高兴地帮我把鞋子，提着放在另一块大石头上，等我把袜子脱下去，才把脚伸在大伙面前：“我是烂脚丫，天天流水，不能碰脏东西。”

那位科长回头一看，忙说：“你可不能下来，当心感染了得破伤风，那就麻烦了。”

如是，我又把鞋袜穿上，还真想不到，我这双“香港脚”使我避免了与猪粪肥去打交道的“光荣任务”。

谈到猪圈，我又想起把猪粪肥起完后，我们又去修猪圈时，发生的一起“意外工伤事故”。

农场通过那次起肥发生的困难，决定把猪圈和粪池下面都彻底整修一下，主要是利用附近几座过去烧红砖留下的破窑的砖头，把猪圈全部砌成砖头的。

这个任务不重不轻，正合我们去干，自认有点手艺的便担任铺砖，其余的便去拾砖，两人一个筐，拾了慢慢抬回来。

我和庞镜塘抬一个筐，徐远举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抬一个筐，我开玩笑地要和徐远举比赛，看谁抬得快、拾得多，他同意了。

工作开始前，那位科长郑重其事地宣布：

只能在破窑附近拾砖，不准进到破窑里面去，以防倒塌伤人。

照例，我们大声回答：“知道了！”

这三个字也不知是谁发明用来回答问题，好在当时没有人挑毛病，这不和过去皇帝老子批阅公文用的三个字一样吗？

有时，我往往在大声回答时，常常闪过一点点“阿Q精神胜利法”。今天，老子们也当一秒钟的皇帝了。

和我搭伴的庞中委，一向谨小慎微，他连破窑的附近都不敢走近，我因手快眼快脚快，一会儿就拾了大半筐抬走了。

徐远举和陈长捷这一对急性子，越想快越捡不到合用的。当看到我们已送走第四筐，他们第三筐还没有拾满，这两位仁兄在管理员和科长正背对着我们、站在一丈高的猪圈墙上、指导如何砌砖时，悄悄溜进破窑，一下子就抬了一筐出来。

由于农场靠近燕山山脉，夜晚常常有狼想去偷袭猪圈里的猪。所以，要在猪圈前修一道一丈左右高的墙，使狼跳不进去。

徐远举抬的一筐砖比我们的完整得多，科长一看，就让留在墙下作修补围墙之用，这样，他们比我少走不少的路，很快就回来，便又悄悄去破窑内抽下面压着的整砖。

我一看，也想去拣点整砖回来，庞镜塘一下抓住我，不让我进去，我只好在外面拣。

当我们正抬着走向猪圈时，忽听到“轰隆”一声，接着就听到徐远举那响亮的嗓门，在窑内大叫：“砸死人了！”“快来救命！砸死人了！”

这时，站在墙上的科长和管理员，连忙从墙上跳了下来，急急忙忙向破窑奔去。我看到他们那一副焦急的神情，便提醒他们一句：“不要紧，砸死了还能这样大声喊叫吗？”

在农场劳动的一年当中，我们不仅能分清麦子与韭菜了，还能分清玉米苗和杂草，这可比麦苗、韭菜之分学问要大得多。

开始我们到地里拔草，不说全体，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把间种套种的玉米苗当杂草一样拔了出来，一看它根下连着的那颗玉米种子，才连忙又把它埋在地里。

因为拔草时，管理员和那位老农早告诉过我，要特别留心不要把玉米苗当草拔掉，并将一棵玉米苗拔出来和杂草一起，让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许多人都认为，这未免太瞧不起我们了，我们连麦子、韭菜都能弄清，这又有何难哉！实践的结果，证实了一条真理，旧的说法叫：“看事容易做事难。”如果用马列主义的新名词，便应当叫“实践出真知”，或者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

别人不好意思，让我自己坦白吧！我粗枝大叶地看了一下管理员手中拿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心想，谁不清楚，玉米苗比杂草长得高一点，高一点的就不拔它，这不就行了吗！

我一听到开始工作的信号，就希望比那些慢手慢脚的同学，多拔它一垄，便弯下腰去，两手左右开弓。刚一开始，就发现了一株杂草根部也有一粒黄白色的东西，一看，是把玉米苗拔出来了。

我左右一扫，没有人注意我，就轻轻地骂了一声：“你这棵该死的玉米苗！为什么不长高一点，让我分不出来，这不能怪我。只怪你不争气！”骂完，我赶快用土又把它埋了回去。

有了这次教训，我不再自以为是，而是小心谨慎，不敢求快，只求不拔掉玉米苗了。虽然我再小心，但在不到半垄的一段地里，该死的不争气的玉米苗，却有十多株撞到我手中，我总是很迅速地又把它埋下去，这总算是对得起它了。

收工时，管理员逐垄检查了一下，我那垄留有一些长得粗壮的杂草没有拔尽，管理员顺手拔了起来。

我开始还在想，你和我一样，也分不清，那样茁壮的会是杂草吗？说也奇怪，他拔出来那些我认为是玉米苗而小心保留下来的，它们的根部都没有带上一颗玉米，我不能不承认他比我高明。

那天，和我一样“没有”拔错损伤玉米苗的一大批同学，都得到了管理员口头上的表扬。

有几个老实巴交的同学，把拔出的玉米苗握在手中，准备自我检讨时，管理员只说，用不着检讨，下次注意就行了，学什么都得付点学费，这就算你们付出的学费，今后，还可以向那些能不拔错的同学学习学习。

我的天哪！我应当怎么讲呢？

第二天，还是在那块地附近继续拔草，可是，一走进昨天拔过草的地方，管理员一看便愣住了，我也感到脸上有些发热。因为有几十垄的玉米苗都蔫了。

不用说，和我一样拔出又埋了的苗，当时看不出，过了一夜便蔫了，好像被人用开水烫过一样。

管理员边看边说：玉米苗一般不能移栽，拔出了又栽回去，肯定活不了，万不得已要移栽，也得带一大块泥土才能成活。今后，拔错就拔错了，丢在杂草一起，不要栽回去。

停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声：“这样看来，昨天自己承认拔错了而准备作检讨的几个人，态度是老实的！”

不用说，我们这一大批拔错了又埋回去的人，就是不够老实了。

经过这次教训我才认真仔细观察，好久才算能真正分清，一看就能认出，好像玉米苗长在杂草一起，有亭亭玉立鹤立鸡群之态。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说明这中间也是一门学问啊！

在学习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如为果树剪枝和疏花、疏果、打尖等是不能马上看到效果的，也不会和拔错玉米苗一样立刻丢人。可是，杜聿明和罗历戎等学嫁接果树，就比较不同了。

我过去完全不知道，又大又甜的苹果、梨子等，必须经过嫁接才能长出好的果实来。我没有那种耐心和细心，所以，我没有去学接枝，因为接得不好，几天之后也和拔错的玉米苗一样会蔫下去。

通过一年多一点的农业劳动改造，不但学到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真正体会到，学到老、学不了与学无止境这些话的确不错外，同时还解决了我一个思想上长期存在的问题。

过去，我听到不少人说，中国农民参加革命是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我读过中国历史，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中，那么多次农民揭竿而起，那时，马克思的曾祖父都还没有诞生，怎么就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呢？

我从小爱吃葡萄，如果有人问我：“葡萄是怎么来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拿钱去买来的呗！”

这是，这回在农场劳动，可懂得一粒好吃的葡萄得来可不容易，特别是在北方种葡萄，除了浇水、施肥、打尖、上架、整枝等外，一到冬天还得埋在地里，春天又得把土扒开把它请出来……一埋一扒可费力不少。稍不注意，一下就会把一大串小葡萄碰掉，再也长不出来。

那是1959年春天，我和杜聿明、王泽浚等几个人，在农场一片葡萄地里给刚出土的葡萄搭架的时候，发现有一株葡萄长得特别茂盛。

杜聿明提议给这株葡萄搭一个方形架，让它向四面发展，因一般都是搭一排一面朝阳的单架或双架，还没有搭四面架的。管理员看到我们兴趣那么高，也同意让我们去搭。

这株葡萄我们对它特别精心照料，不但浇水时多浇，施肥时也特多。它也没有给我们丢脸，不但越长越茁壮而且一到入夏就果实累累、几乎四面架子上都布满了大串大串的挂在那里，谁见了谁都爱。眼看快要成熟了，我们都提议单独给它计算产量，一株究竟最高能产多少。每次出工和收工，我们宁愿多走点路，也要绕道去看看它。

快到收获的时候了，有天夜晚忽然狂风暴雨，接着又是一阵豆子大小的冰雹打了下来。

我睡在床上，听到冰雹打在窗子上的时候就好像是打自己身上一样难受。如果没有夜晚不能出去的规定，我真想把自己床上的被单拿给那株葡萄蒙上，免它遭受冰雹和风雨的侵袭。

虽然到半夜风停雨止，但我惦念那株经过自己汗水浇过的葡萄，却一直没有睡好。

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饭后，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早点出工，好去看那株葡萄，杜聿明、王泽浚等也几乎和我心情一样，都盼着去看它，昨夜被风雨雹子摧残成了什么样子？

好不容易盼到集合出工了，我们几个便争先恐后地跑到那片葡萄地里，远远就看到那繁茂的枝叶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串串葡萄都看不见了。

等到近前一看，都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呀，怎么都被打掉了！”眼看快成熟的果实，被打得遍地皆是，心头对老天爷的痛恨真无法形容。

如果它是一个人，我保准会扑过去揪住他，狠命揍他一顿！我真恨这风雨冰雹，它竟这么无情地把自己辛劳的果实糟蹋成这个样子！

我们正在恨得咬牙切齿的时候，带队的科长也带着一副怜惜的神情走了过来，轻声地安慰着我们：“这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不必难过了，把打落的葡萄都捡回去，分给大家吃吧！”

谁也没有心思去捡那些半熟半生的东西，还是科长弯下腰去把他附近一些被打落的葡萄拾起来，丢在放工具的筐子里。

我们几个，却在扶起被打倒了的几根支架后，还想把它再整理好。虽然留在葡萄蔓上的小串葡萄已经是稀稀拉拉，但我们还是希望能让它恢复原来它那繁盛的生命。

我过去认为，中国农民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者，几乎大都是想“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除了自己一家人好好地过活外，别的事是不愿管的。许多人以一辈子不见官、不上衙门为最快乐、光荣的事。什么力量会使他们去冒生命危险而搞什么革命斗争呢？

经过这株自己费尽心力培养的葡萄被风雨摧毁后，自己当时所产生的那种仇恨老天爷的心情，总算得到了一个还不完善的答案：

凡是经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一旦被别人夺走，便会不顾一切豁出性命来保护它，夺回它。

我那次产生痛恨老天爷的心情，只是自己培育的葡萄；如果我损失的是我赖以活命的粮食之类的东西，我是会加倍痛恨的。这就是一种反抗力量吧！

接着，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过去不是大地主家庭中的大少爷，而是一个靠种田过活的普通农民，当自己的收获物被地主夺走而影响到自己活不下去时，我肯定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和他们去拼命，那我当然就可以成为参加革命的农民，而不会当成今天这种战争罪犯了！

我想，这应该是参加农业劳动的一个重要收获！

文如玉

（24）娄福生谈阎锡山

邱行湘在战犯管理所所有的战犯中，劳动态度是较突出的一个，而娄福生却是另一种典型。

邱行湘靠拼命卖力而得到管理员们的称赞，娄福生则是靠他的“智慧”同样经常受到表扬。

既然是“思想改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光凭嘴巴讲得如何好，墙报与思想总结写得如何好，这只是一个方面，劳动的表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劳动要出力气，如果既不出力或不出大力而又能受到表扬，这就不是一般低能儿或不太聪明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了。

娄福生的窍门是在形似出力而实不出力，甚至和武艺高手或柔道专家一样，借别人之力以取胜。

这就得有几种功夫：一是脸皮要厚，可以取别人劳动成果为己有或分别人一半为己有；二是外表装得比任何人都卖劲，实则出力甚少，而喊得最响；三是有管理员在场是真卖力，遇到没有管理员在场就借机会少干或不干。

没有这三个条件，就钻不到这种空子。而娄福生则三种均运用自如。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易或不会被人拆穿（当然，最后还是被拆穿了）。空口无凭，试举数例以为证。

我刚从重庆到北京，在战犯当中，称得上年龄较轻、身体较壮的一个，为了让新的领导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在学习方面，虽然自知不能比别人好，劳动方面自信还可以争得一点好表现。

所以，许多用力气的地方，我总是抢着去干，而且尽力做好。娄福生可说是独具慧眼，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们虽不同组，但在集体劳动时，他总爱找我和他搭配。第一次，是在洗涤被套时，他发现我臂力大，揉搓得很快，便主动表示和我合作，我自然表示欢迎。


战犯洗衣服旧照

战犯们盖的被子是用一个白色的棉布套，套在棉胎上，不分被里被面都可以盖，卸时也方便，一头把带子解开，就取下来了。

装也容易，只要把棉胎向里面一塞，系上带子就行了，但洗起来却相当费劲。

因为是两层，又两面都用过，战犯们一星期洗一次热水澡（冷水不限制，每天都可以洗），要两个月才洗一次被套，所以，相当脏，两头都几乎是黑得和抹布差不多。

要洗干净，并不容易，先用热水将碱化开，掺好适量冷水，将被套一个个浸泡半小时到一小时后，才开始用搓板搓洗，一床被套洗下来，力气小点的可以累到满身大汗，甚至腰酸臂痛的。

我和娄福生合作时，总是我用力搓洗干净后，他和我两人一起拧干，拧时，他握一头，我便用力扭绞，他只是抓紧不放就行。

等洗完用清水过两次再拧干，由他拿去交给验收的小组长。每次，都是认为洗得干净，总要表扬他几句。

有些人一次洗不干净，再去洗的不少，因为实在不易洗得合要求。我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他又主动找我合作时，我已发觉他是在搞“智力竞赛”。但是，我还是答应与他合作，而且口头约定“长期合作”。

我为什么这么爱与他在一起，是因为我发觉，他原来是阎锡山的老部下，从排连长晋升到师长而被俘的。

我对国民党许多上层领导人的情况，多半知道一些，而对盘踞山西多年的阎老西的情况，知道得太少，我仅仅知道他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修的铁路，都比一般铁路要窄一些，怕别人把火车开到山西去。

其他一些有关这位土皇帝的有趣传说，只断断续续地听过一点。当我一发现这位同学是阎的老部下，估计他知道的情况不少，由于不是同组，那就只好利用集体劳动时两人在一起聊天了。

第二次，我和他合作洗涤被套时，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他就趁别人不在时，满足了我一点点好奇心。

他告诉我，阎锡山这个人天生爱精打细算，遇事总要力求方便，处处都要省时、省事，更要省钱。

阎的身体很健壮，男人身体好的总是有寡人好色之疾，阎也不例外。他连玩女人也要符合他精打细算的天性，便毫无顾忌地提出他一套“省”的乱伦谬论。

他说女人“除了生我的娘老子和自己生的女娃子”不能玩之外，其他皆可随意玩玩，所以，他的堂姐妹及至侄女甚至儿媳妇，他都可以毫不在乎地和她们发生关系，因为这的确是“省时、省事、更省钱”了。

在说回娄福生，我们到农场去劳动，我认为娄福生再也钻不到空子了。这是要硬碰硬去干的，无巧可取。但是，我这种想法却是片面的，娄还是有他的一套，不信，请看看吧！

有一天上午出工时，科长宣布：今天的劳动项目是帮助农场去杏树林采摘杏子。

这一下，大家都禁不住轻轻地发出一阵欢笑声。因为，这次参加收摘果子，不但可以当场饱吃一顿，而且还可以悄悄带点回来享受。

接着，科长又再三叮嘱：有些杏树相当高大，如果必须要爬上树去采摘，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爬树的千万不要去冒险，宁可摘不干净，也不能发生工伤事故。

北京是没有梅子树的，北京人往往把青杏摘下来，制成果脯、杏干，或假称梅子制品。所以，一般都是在杏子未完全成熟时就去采摘，这种杏子便带有酸甜味。

一进入杏树林，娄福生便跑过来向我表示：“老搭档再次合作。”我欣然同意。

我们彼此都有想法，他利用我多用气力，我听他讲阎锡山的故事。

开始，我们俩人一同用长竹竿打了一阵，很不理想，我便决定上树去摘，他在下边捡。我从小爱爬树抓鸟捕蝉，练就了一套爬树的本领。

上身不要贴在树干上，凭两手的臂力用脚踩在前面树干上，便慢慢向上移动，一两丈高的树，很快就爬上去了。

当然，在树上摘的效果比在下面快得多，一会儿，他在下面就拾了满满一篮，送到集中的地方。他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他是第二个送去的，比第一个装得多，受到了表扬。我听了笑了笑，只是感到此人“真聪明”！

等到两小时过去了，管理员大喊“休息”时，我把装在口袋里最大最成熟的一些杏掏出来，分一些给他，便坐在树下边，吃边请他讲阎老西的事。

我脑子里一向认为阎只是占有山西，称王称霸。而娄却告诉我，此人野心很大，在北伐胜利后与冯玉祥联合起来反蒋，虽不能说他想统一中国，至少也是有要与蒋、冯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如意打算。

他告诉我，阎当时拥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个省和北平、天津两个市。他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平津卫戍总司令，所以，他后来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共同反蒋，发动“中原大战”。

在逐鹿中原这场空前的大战中，他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担任“副总司令”，双方都动员了几十万大军。

在准备决战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南京发给冯玉祥一个电报，劝冯不要反蒋轻易动干戈，具体内容他记不得，而冯亲自拟了一个复电给吴稚晖，有几句话他一直记得。

他讲过之后，我虽然回去记在日记本上，但也只记了一个大概。冯大意是说：他接到吴的电报，不觉哑然失笑。并说：假如冯某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

“革命六十年之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不言革命，亦不言是非。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如此行为，死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这岂不太好看乎？”

当然，他十分惋惜，那次蒋、阎、冯一场大战，最后结局是蒋胜利了。他说，那次阎是可以转败为胜的，但太不沉着。

事隔多年后，从蒋军内部传出当时的情况分析，在阎、冯的部队将蒋军熊式辉部击溃后，蒋军极为震动。

蒋亦认为此最后一着已失败，难再挽回垂危局势，正准备总退却时，恰好截获了石友三给张学良一份要倒阎的电报。

蒋见电大喜，知道阎、冯军内部起变化，于是设法收买了石友三，加上津浦线的傅作义迟迟不进，给了蒋军一个反攻机会，由败而全胜。

他认为，这是阎爱耍两面派的后果，他一方面拉拢石友三，委任他为山东主席，同时又派傅存怀到山东去暗中拉帮会，准备和石友三捣乱。结果，石知道了这个反复无常的人，便决心倒阎，使整个战场形势急剧变化。阎在失败后不得不逃往大连。

我正听得起劲，“开始工作”的喊声又起，这次我更卖劲，他拾得更多，送得更勤，当然又一次得到了表扬。

有次，我们要在杏树、桃树林修一条可通汽车、马车的小马路，以便日后运输果品方便些的时候，娄福生和一些南郭先生的正牌弟子、得意门生大都被管理我们的科长和管理员发觉了。

马路修成，铺好路面后要压严实，便向公路局借来一个大石磙。如果一齐用力拉，再大些也不费劲，可就有不少人效法南郭先生，只动嘴而不出气力。

在拉上坡时，遇到石磙向下滚，有些人垫了棉背心的肩上都肿了起来。有几个没有垫东西只穿件单衣的，两肩到背上那一道道的绳子勒的痕迹，就像电影里化妆师在被鞭打的演员身上所描绘的鞭痕一样，有红有紫有青。而有些人则连汗都流得很少。

我留心看过娄福生，他在拉的时候只是不停地高喊：“拉呀！用力拉呀！”也有人和他一样大声地哼着“伏尔加船夫曲”或者和四川拉纤的船工一样，唱着拉上水船的“号子”，真是好一派拉磙大合唱。而真正用力拉的人，连汗都来不及擦，哪还顾得上叫喊。

这一次，娄的花招被同他在一起拉磙的一位管理员发现了，曾当面批评他：“叫得最起劲，拉得最不起劲，有时连绳子都没有拉直。”

从那以后，他那一套投机取巧的办法便被戳穿了，再也没有受到过表扬。可是，我一有机会还是找他谈阎老西的故事。

我从娄嘴里知道，阎这个人是最大的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是日本留学生，与日本人一向有往来。

中原大战失败后，由于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又回到山西，在山西当了20多年的土皇帝。他有一套唯我哲学：“在存在中求生存”和“一切为了存在”。

所以，他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条独特的路线，即：“抗日和日”（在抗战中观察形势，日败则抗日，日胜则降日）、“联共反共”（一方面和共产党讲团结抗日，另一方面强调他的独特性，随时准备反共）、“拥蒋拒蒋”（表面拥护，实际抗拒，怕蒋吃掉他的部队、地盘，所以，抗战期间从不去重庆）。

抗战开始不久，日军向山西进犯时，蒋准备调派一部分中央军去山西援助，遭到了阎的拒绝，结果，大同沦陷。为了推卸责任，而把他的部下61军军长李服膺枪决了。

他一生，奉行“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所以，为了生存，为了需要，他是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娄福生在和我谈到阎锡山时，他认为，阎的部下对阎大都很忠实。他曾不无讽刺地告诉我，中央军许多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被围困时，不少人向蒋介石表示：“与城共存亡。”

他说，还没看到真正有什么将军与城共过存亡，而大半当了俘虏和投诚起义或放下武器了。

而阎锡山留在太原“死守待援”的一批部下，却的确做到了“与城共亡”。我笑他吹牛皮，他便简单讲了一下。

太原被解放军围困之后，阎锡山曾一再电令要他们坚守，一定会派兵解围，代理他主持山西军政事务的代主席梁敦厚的复电是：“决心与城共存亡。”

梁利用阎锡山的余威，把党政军的头头们集中在几个避弹室内，同时，把太原城内漂亮女人捉去不少，最好的吃喝用等都储存许多，最好的厨师、歌女、演员等也叫去为他们安排吃喝玩乐。

在炮火声中，他们尽情地疯狂般地享受着，到战事紧张时，便有梁敦厚和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等几十人同服毒死去。阎锡山闻讯，曾大肆宣扬，这些人最后“壮烈牺牲”，真正践行了他们“与城共存亡”的诺言了。

不过，这种醉生梦死一样的牺牲，同时抓了那么多漂亮女人和他们一起去殉葬，连服侍他们的人一个也不放过，手段残暴，流传下来，也并不使人感到可敬。

相反地，多少年后会有不少人还要咒骂他们，历史将会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文如玉

（25）毁誉参半的邱行湘

凡是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战犯，没有一个不认识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的。

此人为黄埔六期毕业生，虽然过去只是官拜少将，担任的也只是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但在战犯管理所担任组长后，却够神气的了。

他那组的组员，既有国民党军政人员被俘中地位最高的陆军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这是战犯中唯一的一位上将；

还有曾统率过近百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名将，曾任过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以及在国民党中搞特务工作与军统头子戴笠齐名的康泽和中将军长陈林达、杨文瑔等。

许多人讥笑邱行湘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算是连升三级，官运亨通，比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神气得多了！

提起这位将军，在战犯们当中，无论是他那个组或其他组的人，对于他可说有一半人点头称赞，有一半人摇头不满。用句文雅的词，即“毁誉参半”。

而他自己呢，却一直是我行我素，从不为别人的毁誉改变过他的倔犟个性。

最不满他的，自然是他那个组的一些人。康泽一看到他就生气，因为，他的确有些做得太过分，使康泽感到很难堪。

据说，有一次，他把那个组的饭菜拿回去之后，因为太累，不想按照平日的做法将菜每人一份分好，而是要组员们自己去舀菜。

康泽过去在国民党中，是曾经很受“老头子”器重的，在担任“别动队”总队长时，不但掌握生杀大权，而且，他的别动队驻到什么地方，当地的军政人员都是畏惧三分。

抗日战争期间，决定向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派遣联络参谋，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时，“老头子”都是叫康泽推荐或选派得力人员去的，先后有徐佛观和郭仲容。

为这件事，使得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人都感到大出意外。因为无论按惯例和业务性质，都只能是由军统局选好人通过二厅派出去。但由于这是“老头子”亲自决定，谁也不敢吭声。

仅仅这一点，就可见康泽过去是如何炙手可热，深得“老头子”的信任了。而这位过去叱咤风云的人物，当了战犯后，却异乎常人，遇事斤斤计较，老想占点小便宜。

当他听到组长叫各人自己去舀菜时，他便第一个拿着菜碗，走到菜盆前，将挑好的菜舀了一满碗，倒在床上休息的邱行湘一看，大发脾气，马上跳下床，从康泽手中，将那碗菜接过去向菜盆一倒，接着，叫大家把菜碗拿出来，再由他一碗一碗地分，自己则只分很少的一点。



据说，康泽当时对他这一粗暴行动一下愣住了。但是看到他分菜时自己留得很少，最后还把自己很少的一点又分一些给康泽，使康泽弄得狼狈万分。

从此以后，康泽由于感到受辱，嘴里就没有说过邱行湘半个好字。

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他的资格相当老，连四川著名的军阀刘湘也是他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时的学生。

虽然这位学生以后青云直上，当了他的上级，但对他仍很恭维，总是满口“王老师”，从不叫他的职务名称；

他也总是以老眼光看新事物，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太一样，遇事摇头叹气说：“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这位上将的脾气特别躁，从不让人，又爱说话，说出来的十有二三是与当时的环境极不融洽，真像维吾尔族的小姑娘一样——辫子多，因而，被人揪住的时候也多。

他常常牢骚满腹地说：“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邱行湘对这位老同学，既要认真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又得在学习、思想等方面帮助他，因而，使得他抵触的地方不少。

所以，王一提起邱行湘，直到特赦后和我谈起来，还是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一样，可见，他对邱不满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杜聿明却是十分称赞邱行湘的，他看邱行湘不是从他的缺点去看，而是认为这个人主要的优点是为人正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手法。

在当时，这种作风是不太多的。许多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大员们，大多是阴一面阳一面，遇事唯唯诺诺；而邱行湘却是斩钉截铁，一是一，二是二，杜聿明认为，这是他可取的地方，至于对人态度生硬，是次要的问题。

我开始对邱行湘也没有好印象，主要是认为这个人刻薄。因为，有一次大家批斗12兵团司令黄维的时候，他那次的发言，我感到太过火一点。

他做过黄维的部下，在陈诚集团中，他比黄维差得太远了。而他那次在批斗黄维时，对黄维曾要学文天祥，讲什么气节时，他竟指着黄维大声质问：

你要学文天祥，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嘛！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可以不要嘛！还谈得上坚持什么气节不气节！

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大口茶之后，怕别人不懂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便放大嗓门，大声斥责黄维：

“你记不记得？你在1938年春天，由67师师长晋升为18军军长时，去南京见‘老头子’，他送你一张照片，写上‘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几个字之后，你大喜若狂。

明明‘老头子’是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别号‘悟我’写成了‘培我’，你便认为这是‘老头子’很明白地告诉你，他要培养你，你便引以为荣，并且，从那以后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培我。

你为了要想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而去用别人改的名字。你的气节在哪里？”

这一番话，我感到太刺激人了。在场的管理人员听了以后，当时虽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管理所的负责人就指出：

黄维有思想问题，大家应耐心帮助他，相信他能够接受，也会慢慢改正；不过要好好帮助他，不要拿话去刺激他。

我估计，这是针对邱行湘的发言而说的。从那以后，我发现邱比较不那么爱刺激人了，但批评别人还是爱咬牙切齿，横眉怒目。

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这是一部描写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兵舰被日本吉野舰舰长指挥日本军舰击沉的壮烈故事。

吉野那一副令人憎恨凶相毕露的镜头一出现，文强便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这个人像谁？”

不少人便不约而同地齐声答应：“邱行湘，邱行湘！”所以，不满意他的人背后总是叫他做“吉野”。

邱行湘是挑菜饭组的组长，每天带着我和王泽浚等去挑菜饭时，他总是爱显示他的力气大，处处想以力服人。

开始，我的确不如他。我们挑菜饭、开水是薄铁皮做的桶，每个桶本身就有十来斤，盛满东西后便是五十来斤，加上挑的扁担是硬木的，前后有四个铁钩，也有十来斤，所以，即使是挑两桶至少也在百斤以上。

他却经常是前面挂两桶，后面一桶，有时，甚至前后都是两桶。我最初挑两桶还有点吃力，以后锻炼到也能挑三桶了。

可是，他却总不让我挑三桶，我只在他有别的事去了，没有他在场时，才能挑三桶，否则他绝不让别人多挑，哪怕他一次挑四桶也不分给别人。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照顾别人，但也是显示只有他的力气大。

我开始从他的外貌、语言和动作看，总认为邱行湘是一个大老粗。有一次，战犯们听了张治中等在探监时说，毛主席如何关怀我们的改造等之后，便决定写封信，去表示感谢。

信稿自然是由庞镜塘动笔，出人意料的，大家竟推举邱行湘和杨伯涛来抄写，并且，最后还一致认为，他写得比杨好。

据了解他的人说，他的字是经过多年苦练出来的，在我们许多人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后来，我发现他不但小字写得非常端正，大字更苍劲有力。

我问他才知道，他临摹龙门十二品时，下过不少工夫。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

我们到秦城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的期间，更是邱行湘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专门拣重活干，拣重担挑。

在栽种葡萄时，要到附近水沟去挑水浇灌，一个上午，他就挑50多担不休息。而我挑了20多担，就感到腰酸腿痛，到最后，去水沟用水桶从沟里把两桶水一下挑起来时，几次都站不起来，只好一桶一桶去舀，两手提起来再挑。

可他却满不在乎，一蹲下去，两桶水盛满之后，毫不费劲地一下就站起来，飞奔而去。论气力，我的确不如他。不但口服，心也服了。

有一次，我们收工回来，将军们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向宿舍。

在经过一座小桥时，发现中间桥墩歪了，但跳一下仍然可以过去，他却站住了，向跟在他后边的十多个队员高喊一声：“下去把桥修好！”

听到他的叫喊，大家只好把裤脚卷起，走到桥下水沟中，由他指挥十多人，分站在中间那块大石板两边。

“用力抬起来！”他的话音刚落，十几双手便去把那千多斤重的石板，吃力地抬高了一点点。他毫不犹豫一个人钻在石板下面，用肩头顶着那歪了的桥墩，想一下把桥墩扶正。

但他的气力全部使出来，桥墩还是一动都不动，而抬石板的人，却再也抬不动而慢慢一点一点往下沉。眼看就要压到他头上时，正好，有一辆吉普车经过，车上的司机和一位干部，马上把车停住，大叫一声：“不能放！”

同时，他们飞一般地奔到桥下，三个人一齐用力才把桥墩扶正，抬石板的十几双手早就坚持不住了，就在桥墩刚刚扶正时，啪的一声落了下来，那位干部惊叫了一声：“好险！”

回来之后，大家都批评他“爱管闲事。”还有人说他这是“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管理员知道后，只是说了一句：“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自作主张，这太冒险了！”

邱行湘在这次劳动锻炼中，的确是大显身手，不断得到了科长、管理员和护士长的表扬，他也越干越有劲。

这不由我不产生怀疑，像他这样一位干劲十足、遇事总是事必躬亲、见困难先上的人，在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中是不多见的人物，怎么最后也会当俘虏而没有与洛阳城共存亡？

我带着这个好奇心，曾不止一次与他在工地休息、趁别的同学都靠在柿子树上打盹时，悄悄问过他几次，才得到一点片片断断的情况。

邱行湘在陈诚系统中，是一位有名的能征善战的骁将，一向被人称为“邱老虎”。

1948年春天，“老头子”亲自决定把他从94军第5师师长调任青年军206师师长，并在南京接见他时又加封他为洛阳警备司令，当面向他指示：

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有易守难攻的好地形，务必尽全力以保住洛阳，才能稳定中原战场局势。

他听了一再表示说：“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经过这次接见，他飞返洛阳后，立即匆匆忙忙把警备司令部的牌子挂了出去，并大摆宴席，稳定人心。206师有个随军京剧团，还在宴会上大演《贵妃醉酒》的时候，前方告急的电文，也随着戏台上的锣鼓声一同传入到将军们的耳朵里。

作为司令官，邱行湘仍故作镇静，只悄悄下令：加强洛阳城外的工事，扫清射界，拆除东北门沿城墙脚下的半边街，以便固守待援。为了构筑工事，洛阳城的名胜古迹甚至司马懿的坟墓也被挖得满身窟窿。

正在刘邓大军把平汉铁路南段斩断、洛阳形势越来越紧张时，驻在洛阳附近新安、陕州一带的裴昌会兵团，反而向西撤走，洛阳成了一座孤城，仅仅靠一个整编的青年军二○六师来防守。

不用说，邱行湘感到没有把握，只抱定“不成功，便成仁”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守一天算一天，连洛阳的老百姓也怀疑，这些学生娃娃兵能打仗吗？

由于城内粮食越来越少，军粮来源断绝，派兵去城外征粮，也已十室九空。1948年2月间过春节，许多老百姓在吃红苕，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一首歌谣：“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拉去当兵），打下粮食是保长的（强征强购）！”

1948年3月初，解放军二野集结在洛阳以南襄禹地区，不但裴昌会兵团已撤走，孙元良兵团也龟缩到郑州不敢出来。

这时，邱行湘最后的希望，是胡琏兵团来支援他一下。为了能表明他当面向“老头子”许诺下来的“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他还直接向“老头子”请援，恳求将第5师由北平空运洛阳。

盼到的回电是：“目前空运有困难。”他只好牙根一咬“死而后已”了！

3月9日，解放军二野主力部队越过临汝、登封直趋洛阳，拉开了洛阳攻防战的序幕。

当天正午，陈赓的先头部队便强渡伊河逼向龙门，据守龙门的一个保安团闻风即向宜阳西逃。

另一路解放军又由宜阳至洛阳间渡过洛河北进，开展对洛阳东西两方的包围攻击。这时，邱行湘便不顾一切，命令炮兵集中火力，以便斩断龙门至洛阳间解放军的进出通道。

当他决心下达这一命令时，还曾闭上眼睛向天空默默祷告了一下，因为，那个地区内有他一向最崇敬的关云长人头墓，当地人十分爱惜的“关帝冢”，这次都将被他这一命令而毁掉了！

等到3月10日拂晓，解放军已猛攻东车站，据守车站的一个工兵营全被歼灭。中午，西车站又被攻破，只好把残余的部队撤入城内。

11日，全线展开激战，别小看这些“娃娃兵”，居然顶住了解放军的进攻。他马上向“老头子”发了一个电报：“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

结果立即就得到“老头子”打气的回电：“以寡敌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蒋经国也发电向他祝贺。

正当邱行湘陶醉于这一暂时的喜悦时，当晚便发生全线激战，四面要求他增援。突然风雨交加，天昏地暗，战斗到半夜，解放军已有一部突入东门，占领瓮城。

他除一再命令第一旅一定要把进入瓮城的敌军打出去，将这一突破口夺回来外，还亲自指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扎，结果均未能奏效。

到12日清晨，这一突破口越撕越大，终于不可收拾。城内到处是枪声，许多屋顶上都响起机关枪声，一场激烈异常的巷战展开了。

他命令部队逐屋争夺，并一连急电请求支援，他还在相信只要能坚守几天，解围部队一定会赶来，到那时里外夹击，不愁不把大批解放军歼灭于洛阳。

那时他就功成名就，可以威镇中原，和四平街战役一样，得到一次意外的大捷。一颗青天白日勋章便挂到他左边衣襟上了。

13日中午，洛阳城内已混乱不堪，他的第一旅旅长赵云飞已被活捉，第二旅旅长盛钟岳丢下部队，化装藏到老百姓家中。至此，守军已被全歼，仅仅剩下邱行湘被困守在西北城墙角一个指挥所内。

他这时还利用身边的电台向“老头子”发出最后一个电报：“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坚守到底，以报党国。”

但是，还没有等到嘉奖他的回电到来，他这个自恃弹药充足、士气旺盛、工事坚固的乌龟壳也被攻破了。

蒋经国的这位忠实信徒、青年军中有名的师长，虽然还在背诵蒋的名言“就是打到喜马拉雅山，也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但决心只能是决心，而事实却总归是事实。

就在攻破地堡的第二天，他便被清查出来，在洛阳中学解放军的一个指挥所内，以国民党军的被俘将领的身份，受到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也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陈赓的亲切接见了。

文如玉

（26）有福气的覃道善

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军长覃道善和我是第二组的同乡同学。我刚从重庆到北京，我们那位“好心”的组长便照顾我，把我睡的位置，安排在这位全体战犯中的第二号大胖子身边。

我一看，就马上想到这位肥头大耳的胖同学，一定是要在夜间打呼噜的，组长这种“照顾”和旧社会监狱中老犯人欺负新犯人几乎差不了多少。

幸好，房内没有便桶，解大小便可以自己上厕所去，否则，完全可以肯定，会把我安排在紧靠便桶的地方。不过，这一“杀威棒”，也不逊于睡在便桶旁边了。

在听到“休息”的叫喊之后，大家脱衣上床，不！是上大通铺。

这位胖同学便用那带着几分歉意的口吻向我表示：他上床就打鼾，如果声音太大，而影响到我睡觉时，请我把他推醒，他翻一个身，鼾声就会小一点。

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一边说话，一边用衣袖去擦他厚厚的嘴唇边上流出的一串串口水。我一看，就为他而难过，我想，这位将军过去总不会节省到连手帕都不用，而把口水像小孩一样擦在袖子上吧！


覃道善旧照

睡到可以容十来个人的大通铺上，冬天是很暖和的，他的鼾声还没有响起时，我看到，已经有几位做好防御准备，用棉被将头蒙上了。

睡这种通铺，都是一律脚朝墙壁、头朝外沿，否则，掉一个头可以减少一点声震屋瓦的雷鸣声，那样不符合监狱的规定，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去享受这种风雷交响曲了！

第一天夜晚，因心里有事不痛快，被这位同学的鼾声，一再吵醒。我没有去推他，我想他睡得正好，何必为了自己去惊动别人，那和他惊醒我一样会感到不痛快的，二者必居其一，总得有个睡不好，那就不如让他睡好，自己少睡点。

第二天，一叫“起床”，他看到我还在揉眼睛，又用抱歉的口吻问我：“没有睡好吧？怎么不把我推醒？”

我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不要紧，什么事习惯了就好了！”

我对这位胖同学很快就产生了好感，他人很忠厚，说起话来虽然略显得结巴，而且不断流口水，但非常诚实。

一开始和他交谈，他就问我：判了刑没有？这一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很诧异，他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便告诉他，我们在重庆集中时，公安局局长向我们讲话时，就明白地告诉过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是不审不判。所以，我没有判刑。

我还补充一句：如果要判刑，我可以判几十个死罪！其实，这是一句形容话，他一听就连连摇头：“判死罪只判一个就够受的了！还能判那么多！”

经过交谈，我才知道他被判了“死刑”，是“缓期二年，以观后效”。不过，他很高兴，说不但两年早过了，而且，在集中到北京后，领导也明白地告诉他，只要好好改造是可以争取到免刑的，并说，像他这样的，全体战犯中只有他和另外三个人，其余都没判过。

我一向好奇，便向他寻根问底，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为什么他和另外三个人会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覃道善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骨干，从下级干部一直提升到第十军军长。据他说，他从小就命大福大，多次在战场上几乎死去，都能化险为夷。

这次判了死刑，又有这个转机，所以，他相信他以后还会过上好日子。

我对他从小就“命大福大”有点怀疑，但一经他说出之后，我又相信了。

他是在湘西石门山区长大的，十来岁时，母亲叫他送点东西给外婆。一个小孩走山路，白天一般是没有多大危险。

但是，那天他正走着，刚一拐弯，迎面看到了一只大老虎。这种华南虎，吃掉一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一看到老虎出现在面前，便大叫一声哭了起来，同时，把手中的小竹篮向前一扔，正好，篮子里装的东西是用红纸包的。

老虎听见一声大叫，已有点惊慌，又看到扔出一团红色的东西，便掉头就跑，他愣了一下之后，也边哭边向家中跑。

从那以后，全村子里的人都认为，白天出来找东西吃的必定是饿虎，小孩遇到饿虎而没被吃掉，肯定是这小孩命大福大，所以，后来他长大果真当了将军。

既是命大福大之人，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差一点就被绑赴刑场？我非问个明白不可！

原来，在有名的“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中，他所在的12兵团从1948年11月23日开始与解放军接触，经过20多天激战，到12月10日以后，原来归12兵团指挥的四个军只剩下18军和10军了。

而10军所属的114师因伤亡惨重，奉命将所守的村庄放弃，整顿了一下残存兵力，便在安徽蒙城、宿县之间的双堆集东侧的开阔地建立了一个野堡阵地，以掩护北面的兵团司令部。

两天后，这个师的54团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猛轰和精锐部队突击下，全团被歼灭。该军所属75师，一个团长阵亡，另一个团长则放弃阵地，被宣判当场枪决了。

这样一来，士气才被迫略有振作，虽然被打得疲惫不堪，但还是与解放军逐屋争夺。最后，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制高点，他们使用了毒瓦斯弹，因解放军没有防毒面具，死伤相当多。

但是，解放军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缩小，几万人的粮食全靠空投，弹药也要空投。有时降落伞坏了，投下的东西砸死砸伤不少人。最后，空投的大米、面粉因没有燃料不能煮熟，便请求空投烧饼、馒头等熟食。

一包东西投下来，饿慌了的士兵便去抢，怎么下令也制止不住。结果，空投变成了内部斗争。有时，为了一袋食品，相互开枪打起来，死伤不少。

士兵和下级军官天天在为吃饱肚皮而你争我夺，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打仗，特别是他们看到那些高级指挥官照常有吃有喝，更加怨恨。有些士兵便把马杀了，用白开水煮了吃，没有燃料便拆门窗，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劈了当柴烧。

解放军对被包围的部队一面用扩音器喊话，一面用门板等写上很大的“优待俘虏”等标语竖在前沿战地上。

士兵和下级军官看了更不想再拼命，不少人暗地里去向包围的解放军要东西吃，要到之后，又跑回自己的战壕来。

特别是被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少被释放回来，大谈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这样更加使士气动摇。连许多高级指挥官，对邯郸共产党广播电台播出的洪亮声音，都存在既想听又怕听的矛盾心理。

被围困的许多师长、军长，以及兵团司令，都收到被俘释放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悄悄带回给他们的劝降信。

有的是起义、投诚的熟人写的，有的是解放军政治部门印发的。这更使这些将领们相互之间增加了猜忌，互不信任。最后，便下令不准被俘的人员通过前沿阵地回来，凡是硬要进来的，便开枪射击。

包围圈越缩越小，国民党军几次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而且，解放军的喊话筒一再警告，不准破坏武器，破坏武器者被俘后要受到严厉处罚。

所以，黄维、胡琏再三命令，要在准备最后拼命突围时，一定要把带不动的重武器、弹药全部破坏，但下面执行都有顾虑，怕被俘后解放军要追查。

因为，大家都估计突不出去的成分占多半。能突出去的希望很少，所以，在破坏武器时，都是敷衍了事，更有些人，是有意保留下来准备能完整地保存至被俘后缴出立功，至少不会受罚。

所以，到最后一次集中全力突围时，除了胡琏和几名将领冲了出去外，黄维、覃道善、18军军长杨伯涛等12兵团的军、师长，基本上都成了俘虏。

据说，黄维在被俘后，从双堆集移解到浍河以北一个村庄小住时，有个解放军青年干部质问黄维：为什么不服从解放军命令老早投降？

黄维大发脾气，冲着那个干部骂了一通。那个干部气愤地走了。还有几个战地随军记者要给他们照相，多次都没有能照好，因为都不愿让他们照，这几个记者也很恼火。

这时，覃道善有点担心，害怕马上会引起严重后果，甚至有被杀害的可能。他睡上床，鼾也打不起来，因心里有事睡不着。结果，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照样是四菜一汤的小灶饭。

他们到第二次起解，在徐州北面的韩庄车站，押送俘虏的车停下上水、上煤时，附近一个解放军野战医院中的大批伤残人员，一听说这一列车厢中有12兵团被俘的高级将领，愤怒异常的伤残人员一下集中了两三百人，包围着车厢，大声鼓噪叫喊，要就地处决他们。

覃道善等人吓得站都站不起来，押送的干部一再说服这些伤员，他们就是不走，火车也无法开走。最后，经医院负责人和押送干部向这些人交代了政策，并答应把这些人押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条件是不准当面辱骂和投掷石块等，负伤的指战员们才勉强同意了。

覃道善不敢出去，最后是由黄维、杨伯涛两人站在车厢门口，让这些人看了一下，火车才慢慢离开车站。

押送他们的那位解放军干部，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对黄维等黄埔同学态度很好，等到车开出韩庄，他才掏出手帕，把额上急出来的汗珠轻轻擦掉，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好险！”

当然，覃道善又认为这是因为他命大福大的关系。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

他当时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

当负责人告诉他，只要好好接受改造，过去判过的刑可以改判，直到免刑，他才放下心来，而且，也很认真地争取学习和劳动，力求有良好的表现。

第一批特赦时，他就被宣布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第二批特赦时，又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即使不认真争取，他也能在两三年内刑满释放，所以，他又一次认为这是他命大福大的关系。

在农场劳动中，他一直是拣重活、累活和脏活干的。虽然，他身体的肥胖只比一号大胖子刘嘉树差十多公斤，但80多公斤的重量本身就够累赘的了。

所以，他挑抬的东西比他的体重虽然轻得多，还是比别人的汗流得多。许多人笑他：这只大船的载重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他本身的重量，这一点他是完全承认的。

我们初到农场，正是秋高气爽、北京最好的时节。每次劳动回来，我们便在附近一条水沟内洗个澡。

这水是从不远的山脚下龙泉流出来的，不但干净而且很清凉。有些不愿去的，便在住房后面临时搭起来的芦席棚内去冲冲凉。

但是，好景不长，转眼秋去冬来，到水沟去洗澡的人只剩下几个了，在芦席棚冲凉的也没有多少人，大都是到厨房要点热水，在房内擦一下就算了。

有一次，已经是到了冬至后数九寒天了，上午较冷，大家没有出工而准备在家学文件，下午较暖和再出工。

忽然，听到管理员在院子里大声喊：“准备洗澡，到院子里集合！”许多人都赶忙把毛巾、肥皂和换洗衣服带上去集合，都估计可能农场有什么浴室，过去没有去过，今后又会恢复和在功德林一样，每星期洗一次热水澡了。

当大家都集合站好队，各队一清人数，少了一个覃道善。小队长以为他不去了，便向管理员报告，覃在房内休息，可能不去。

管理员便叫大家出发，他走在前面，刚刚出了院子向农场办公室那条路上走去时，只见覃道善穿一套衬衣裤，拿条毛巾追了出来，他以为是在隔壁什么地方洗澡，因自己动作慢，便先把棉衣裤都脱掉可以省事一些。

管理员回头一看，连忙说：穿单衣裤不行，得回去穿上棉衣裤，不然，会冻出毛病来，因要走十来里路去小汤山温泉洗澡。

大家一听，要走十来里路去温泉洗澡，怕他回去穿衣耽误太久，便有几个人提出，我们带的换洗衣裤可以给他穿上，就不必再回去穿了。他自己也知道动作慢，回去穿怕久了大伙走了，他不能去，便急急忙忙把晌午晾在院中铁丝上的一床棉被取下来，向身上一披就跟着走了。

从我们住地去小汤山温泉，如果走公路要绕远几里路，而从小路去就近多了。小路是从地里穿行，没有什么人走，所以他披上一条棉被也不会有人注意。

在快要到小汤山镇时，管理员才回头告诉他，快到镇子了，这样披着棉被会惹得群众看新奇，得赶快把别人匀出的衣服穿上，这样总算没有出洋相。

所以，后来每次去小汤山洗澡，大家都要取笑他几句：不要再把棉被当作过去的斗篷披在身上，让别人看笑话，也连累到我们被人当作怪物看待。

其实，当时小汤山镇的居民，要知道每次排队去洗澡的是这样一批人，可能，全镇的男女老少会倾家出动来瞧的。

文如玉

（27）被误会的李以劻

去小汤山洗温泉浴，除了覃道善闹过那次笑话外，还有一位也闹过一次笑话，后来一直被人讥笑很久，他便是广东同学李以劻。

在旧社会，听人讲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闹过的不少笑话中，有那么一条，说这位主席去某学校视察，闻到校室内气味很大，便郑重其事地吩咐那个学校的校长：

“快把窗子打开，放一点卫生进来！”

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别人编的，不可能连“卫生”两字都弄不清楚。

在农场劳动中，有一次，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小汤山温泉洗澡，要比走路远一点但快得多，60来人挤上两辆公共汽车后，因天冷，车窗都是关了的。

车门一关，车子刚启动马达，开出不到半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快把窗子打开，放一点空气进来，我快憋死了，车内没有一点空气了！”

这句话，立即引得全车的人都哈哈大笑：“车内没有一点空气，我们还能活得了吗？”

如果不是自己亲耳听见，我编也编不出这样一个和韩复榘闹出的笑话能如此异曲同工的笑话！


后排左起：文强、罗历戎、李以劻

李以劻虽然曾闹过“车内没有一点空气”的笑话，但不久，却被人视为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了。

因为，他敢于生吃马蜂崽子，这在许多北方人看来，真是惊人之举，而且是不可想象的怪事。

当他第一次在葡萄地里，发现了一只马蜂窝的时候，别人都吓得躲开，而他有本领很快将一群马蜂（也叫黄蜂）用废报纸点着。

火一烧，居然把许多马蜂的翅膀烧掉落了下来，其余的都吓跑了，他便很沉着地把马蜂窝摘下来，用右手轻轻地摇晃，左手把掉出的马蜂蛹接住。

这时，许多北方同学和附近的农民都围过来，看他表演这种少见的“壮举”，居然敢去摘马蜂窝！

这可能是人们习惯了把别人不敢惹的恶霸，故意去惹一下，叫作“敢捅马蜂窝”之故。

当人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把马蜂蛹全部都摇出之后，便像小孩子吃花生米一样，将一只一只还在蠕动的小东西拈起来向嘴里送，许多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还惊得叫了起来：“他怎么啦？”怀疑他可能是精神失常了吧！

这真是少见而多怪的关系吧！广东人吃龙蚤、禾虫一类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事，而没有见过的人便大惊小怪。

那天，围着他看的人，不少人便问他：这些小马蜂是什么滋味？他一边吃，一边连连点头：“好吃得很！”

打从那次以后，便有不少人到处寻找马蜂窝送给他，看着他美餐一顿。从此，有些人对他便另眼相看，“另眼”看到什么程度，估计有点像阿Q进了一趟城，再回到未庄时差不多吧！

李以劻是广东电白县人氏，也有点像覃道善一样，是一个命大福大的人。此人是少年得志，20多岁便当上了校级军官，在十九路军中当到了营长。

“福建事变”的时候，十九路军被中央军打垮之后，十九路军的将领大都逃往香港等地，少数投降到国民党做官去了。

而被国民党俘虏的校级军官则挑选了一批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去受训，当时等于是赏穿黄马褂差不多的美事。

李以劻由于命大福大，当了俘虏后，反而有机会当了蒋介石的学生，并且能和国民党一期毕业的杜聿明同期同队，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由于他年轻，能从十九路军投向中央，这是时来运转的难得机会，高教班毕业后，他又考上了陆军大学，从此，便青云直上了。

1948年，他已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府参军处高级参谋，以后，又升任为总统府参军。

淮海战役中，他被蒋特派为战地视察官，这差不多等于过去皇帝派出去的“监军”。主要是去视察战场纪律和徐州“剿总”指挥情况与部队战力、战果及士气，等等。

他虽然参与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踏遍了杜聿明所指挥的几个兵团的防地，由于和杜聿明是高教班的同学，所以，杜对他的工作多方面支持。

但到最后，连杜聿明和黄维等都被活捉去了，他却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南京，这不能不说他是命大福大了。

1949年1月20日，“蒋下李上”（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他也离开了总统府而随同朱绍良去福州，改任第5军中将副军长兼50师师长。

福州解放时，朱绍良早已“脚底板抹油”——溜走了，他便收拾福州绥靖公署一些直属部队，加上自己率领的残部，在走投无路时，向解放军投诚。

由于当时情况很乱，他投诚也没有什么经验，平生是破题儿第一遭。加上一些人反对他投诚，而投诚后的部队，又有一小部分反水。

经过一段时期的优待后，他便被送到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去“受训”了。这个团的名称看起来似乎是训练解放军军官的，但其中是少了一个军字。

这一字之差，性质就大不相同了，它之被称为“解放军官”而不称为“解放军军官”，就是专收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这是第三野与其他一、二、四野战军对待被俘国民党军官不同的地方。

三野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不但生活待遇好，每月和解放军士兵一样有五元零花钱，而且，按时按季发给和解放军一个样的衣服、鞋袜、被褥及日用品等，只是帽上没有红五星。所以，连名称也只有一字之差。

据说，当时四野最差，许多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都长期受手铐脚镣之苦，四野司令员林彪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但他从来没有接见过被俘的黄埔同学。

如果说他是“做贼心虚”未免说得太早，他有野心当主席那是以后的发展，在争夺天下时，他之所以从不接见被俘的黄埔同学，据说，是为了表示与过去早已一刀两断，不拉旧关系，也不搞什么统战工作，其实是臭架子摆得太大的缘故。

二野的陈赓大将不但肯接见被俘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还邀请他同期同学的在押战俘到监狱外边去吃饭，也没有人扣他什么“敌我不分”的大帽子。连周总理也和特赦的黄埔毕业学生讲师生关系嘛！

李以劻在解放军官训练团（以后从苏州迁到济南，改为解放军官管训处，也比叫“监狱”好听得多）一直是受到优待的。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你这个投诚人员没有按政策作为投诚人员处理而和战俘在一起改造呢？

他在回答我这一问题时，总是有点感到愤慨，主要是说福州绥靖公署一个警卫团长，不赞成他去投诚，等到他投诚以后，那个团长又说他投诚是假，乘机想反抗是真。

再加上当时有几家报刊刊出他投诚的消息，可又有的报刊说他是被俘的。特别使他不愉快的，是有一份画报上，刊出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也刊了他的照片。

等到野战军改组为军区，许多档案不易查出来，所以，他一直拖到特赦之后好久，才被查明是投诚的，才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给他换了一张投诚将领的证明书。

由于长期使他不愉快，所以，他神经上受到不少刺激。在战犯管理所中，真正犯过神经分裂症的只有他一个人。

别的战犯也有的胡言乱语过，那是装疯卖傻，因为，说话不当心犯了错误，怕人批斗，更怕被人检举，无限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如先发制人，故意装成精神失常。

因为神经不正常的人，说的错话或干过什么坏事，是可以不受法律处分或减轻处分的。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管理所的负责人在听完汇报，只几句话就能使这种假装神经病而企图逃避责任的人，一下子就神经正常了。

几句什么话呢？这倒有记一记的必要。

每当有人发过牢骚，骂过人，而涉及对共产党不满或怀念过去的时候，一经别人指出，这是原则性问题，就会有人出现精神失常。

这也可能是按照中医的说法叫“痰迷心窍”导致精神失常或是叫“急火攻心”。总之，是一种因受刺激或恐惧而发生的现象，用战犯们扣帽子的说法，则叫作“有严重思想问题，企图装病过关”。

遇到了这种情况，而出现有战犯精神失常时，管理所的负责人总是这样说：

“某某有思想问题说出的那些话，即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一点那种思想，那才是怪事！”

想装病的人一听，心里马上得到一种安慰，首先，是不肯定是真的，因为有些人爱加油添醋，把一句不太关紧要的话，说得很严重，这往往给说错了话的人增添了包袱。

尤其是认为有这种坏思想并不怪，是旧社会来的嘛，过去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所以说，没有才怪，那就是等于说，没有说出的人思想上不会一点都没有，只是自己不说而专门抓别人的辫子。

所以听了之后，有些人便不想再假装精神失常而慢慢好了，作一次或几次思想检查就可以过关。

李以劻犯神经分裂症，与一般人说错话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气。因有些人讽刺他，说他是冒充投诚人员想当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许多难听的话。

他越想越气，后来发展到有点语无伦次，有时甚至白天见鬼，一会说，床铺下面有什么人在叫他，一会又是门背后有人向他招手。

管理所的领导和他谈过几次话，也不能和那些假装神经病的人一样，很快恢复正常。经过一番了解和研究之后，管理所决定送他去北京市的复兴医院住院治疗。

这是一所中型医院，设备相当好，原来叫公安医院，因为卫生部决定把所有部、委的医院都对外开放，附近居民都可以去就医，这样才以地为名改为复兴医院，因院部在复兴门外。

这所医院三楼有一部分是专门为犯人住院治病的房间，它与一般病房是分开的。有一个小门单独出入，门上挂了一块“传染病隔离病房”的黑底白字门帘，所以，别的病人不会走进去。

即使好奇走进去，门帘一掀，正对面就有一位便衣警卫马上制止进入。我那次因割痔疮，和李以劻、25军军长陈士章一同去住过那些病房，我一看到那块门帘布，立刻感到，我们这些有思想病的人，比那些皮肤病人、霍乱病人更能使人害怕。

这种隔离是完全必要的，但说我们这种病是属于传染病一类的，我就感到有点刺激了。

我们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医治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直率点说，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希望早日清除，哪还会想去传染给别人呢！

我住过一星期医院后，曾把我这一思想向管理人员说出过，以后不知道是否把“传染病”三个字省掉，因我此后再没有去住过这家医院了。

李以劻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神经分裂症居然好了，管理所为了巩固他治疗的效果，出了一手令人钦佩的高招，让他当学习组组长，使他的脑子集中到学习方面去，同时，也说明这是对他的一种信任的表示。

这一招真灵，李以劻除了在战犯所当学习组长外，特赦后，在京特赦战犯去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他还是当学习组长。

过了几年后，他才告诉我，他犯病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诚的，政府不承认，犯人更是冷言冷语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抵触；

另一方面，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为投诚人员，早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至少可以通信。

当成战犯后，就与家人音信隔绝，所以愈想愈苦闷，两个原因一加起来，病就来了。

不过，现在李以劻将军不但平反作为投诚将领，而且已当上全国政协委员。

更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家人团聚，他的夫人一直在守着他，而且，两个孩子都很不错，目前他和夫人正在欢度幸福的晚年，再也不会犯病了。

文如玉

（28）愿当木匠的章微寒

在战犯管理所中，大家叫章微寒的时候，既不叫他的代号○○四四，也不喊他的名字，而总是亲切地叫他一声“小木匠”，他也欣然答应。

是不是因他年龄小而叫他小木匠呢？

不是！他的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只是，他的身材矮小，不过矮得均匀，不像有些矮子，头和上身均正常而腿却生得短，他是全身皆短小，所以，看上去有点像小孩。

最有趣的是，他写的字也像小孩写的一样，据说，这是什么“童贞体”。


张微寒书信旧照

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

和他同时于1933年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后又转入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的同学，在其他军事机关或部队工作的毛森等人，早已当上了将军；在警察部门工作的，也有不少，是大城市的警察局长。

因他一直在军统中工作，所以晋级很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才当了站长，还只是一个上校。

但是，公安部门则一向把军统特务的级别总是提高一级来对待，所以，他虽是上校，也还是和国民党的将军们一起作为战犯来改造。

还有一说：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自首投诚的，虽犯了错误，还是对他有所照顾，所以把他选到北京来。

我和他私交一向很好，所以，在北京重逢后，暗地里是无话不谈。他不防范我，我也信得过他。

这种交情在改造过程中能长期保持，不因为想表现自己进步而把对方和自己谈的知心话揭露出来，是要有相当情义的。

我早就听说，他是在浙江解放后去自首报到了，毛人凤在昆明我家住的时候，曾痛骂过他。

我便问他，为什么自首了还要送北京改造？他在回答我的时候，第一次言不由衷地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不改造，保证当了右派！”

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不再追问，而是在他问到我的时候，我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抵触情绪和盘托出。隔了一段时期，他便主动把他自首之后又坐牢的经过，一件一件详细告诉我了。

原来，他是担任军统浙江站的副站长，站长毛万里是毛人凤局长的胞弟。1948年，毛万里兼任了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就把站长让给了章微寒。

解放军大举向东南进攻时，他估计，杭州很难固守，便与毛万里商量，将浙江站迁出杭州，在浙赣铁路沿线的浙江境内选择一适当地点作为站部。

毛万里听了后，一再安慰他，一旦时局有变化，他的那一节警务处长专用车厢，随时会附加在任何一列开往南昌的火车上来迎接他和全站内勤人员及电台等。

老站长的话他信以为真，便等呀等，直到杭州快被包围，老站长专用的那个车厢，还没有来接他。正在焦急万分时，杭州解放了。

忠厚老实的章微寒并不埋怨老站长失信，反而原谅他，认为，这是浙赣铁路中段被截断，所以顾不得来接他了。

当杭州军管会公安部门号召国民党留下未逃的党、政、军、特人员去自首报到时，他认为，既已无路可走，只有这唯一生路了。

但是，他毕竟不了解共产党对特务的政策，还不敢亲自去尝试，便叫一个部下去试试看。

那个部下自首报到后，居然还能受到表扬，并允为安排工作，当时，就让回家，这样，他才大胆去试一试。

一位军统的省站站长去自首报到，立刻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负责人接见他时，对他慰勉了一番，他也就交代了一些东西，这更加得到了重视。

据说，为了怕不知道他已自首的干部找他麻烦，特地让他穿上解放军的军服，为公安部门工作。

他除找到一些原浙江站的人员和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人，带到公安部门去自首登记外，还对几个不愿去自首而愿回台湾去的人，尽最大气力掩护他们平安离开了杭州。

其中，除极少一两人逃到了台湾，其余则被沿途军警民兵查出抓了回来。一经供出，是得到他的包庇而逃出去的。

不过，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揭穿他，只在和他谈话时，暗示他今后应忠于自己现在的工作，不能再徇私情去做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当时并没有警惕，也不知道许多人已被抓回来了。

逃到台湾的虽只是少数人，他们回去要被怀疑，并受到多方面盘查，基本上是一致说，由于章微寒很念旧情，帮助他们逃出的。

这就给了台湾方面一个极大的重视，认为章肯定是“身在杭州，心在台湾”，机不可失，应当多方面去利用这一大好关系，重建浙江的潜伏工作。因此，一批又一批过去认识章的人，便纷纷奔向杭州而来。

这些人在偷渡时，有的一登岸便被民兵捉去，有的在混到大陆不久，也被逮捕了。他们供认出的情况，都是去杭州找章微寒，于是，公安部门便不能不引起对他的特别注意了。

最后，有两个没有被查出，混到杭州找到了他。他只是劝这两人赶快回去，表明他的处境，既不能掩护他们，更无意再为军统去冒生命危险了。

这两个是奉命而来，不能因章的几句话就回去，便自己去活动，结果，一个被发觉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便找章请求暂避一下，好找机会逃走。

由于那个被捕的供出了章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漏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也就被“捉将宫里去”交代问题了。

由于他没有具体反共活动，仅仅是重旧情包庇过特务而不去检举，所以，需要改造一下他的立场观点，不再“敌我不分”。战犯管理所一成立，他也就被选到北京了。

北京战犯管理所在集中学习和外出到东北等地参观回来不久后，便宣布，今后虽以学习为主，同时也要适当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除原有的挑饭菜组外，再要增加几个组，可以自由选择和自己研究成立些什么组合宜。

杜聿明便提出成立一个缝纫组，为同学们缝补衣服，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后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牟中珩提出成立理发组，这当然更需要。

王泽浚和章微寒两人一合计，成立一个木工组，修理床铺桌椅，接着有人提出成立洗涤组、种菜组、补鞋组等，都一一得到管理所的批准。

我带着好奇心问过章微寒，为什么要学木工。他说，年轻时听人说过古代有个叫鲁班的木匠本领很大，什么东西都会做，后来，形容没有本领的人在有本领的人面前去逞能，被人讥讽为“班门弄斧”。

所以，他很羡慕鲁班，也想当一名木匠。

在北京学木匠可不像南方，北京的木匠很少用斧头劈木材，特别是劈大木材，而是用一种叫锛的工具。

锛和斧是一个样的东西，只是锛的柄是装在正面，和斧装在侧面不同，像锄头一样，使用时，是用脚踩住木材，像使用锄头锄地一样猛力锄下，这样，一大块木片就能一下锄了起来。

不过，如果不当心，就会把踩在木材上的脚劈开，这比使用斧子危险很多，但也省力得多。

当他和王泽浚一同初试这种锛子的时候，管理员当中有一位会使用这种工具的，便把着手慢慢地教他们。我看了都有点替他们担心，怕一失手把两只脚锛掉一块，变成终生残废。

但是，很快他们就掌握了使用这种工具的方法，居然得心应手。有一天，章微寒叫我试试这家伙，我怕锛了脚不合算，便连忙摇头说：“我胆子太小，不敢‘章门弄锛’！”

当我们去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时，章微寒还是兼做木工活，什么床铺桌椅坏了，都是由他修理。

有一天，他得意地告诉我：

“这木匠活儿我已能独立操作了，以后出去做什么床儿、桌儿、椅儿时，除了斧儿、锯儿等外，还能使用锛儿呢！”（杭州人什么东西后面都加一个儿字，如碗儿、筷儿、盆儿、碟儿……）

由于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中有一条：要把过去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能学到一门手艺，出去后能“自食其力”。

章微寒和许多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他特赦后送回杭州，会当上浙江省政协委员，根本不需靠做木匠来维持生活。

文如玉

（29）一落千丈的岳烛远和廖宗泽

岳烛远在军统中也可算是一位老资格了。他是河南人，与戴笠是黄埔六期的同期同学，不过，他是学步科，戴是学骑科。

据说，岳在黄埔军校时，也赶过时髦跟随共产党闹过革命，可是，不知后来为什么就不革了，并且，还当了专门捕杀共产党的军统骨干。

我在抗战前，就认识岳烛远。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就已当上了复兴社特务处陕西省站的书记。

事变中，他化装逃出西安，后来，受到戴笠的重用，原因是他任陕西省站书记时，站长是马志超。

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时运不济，1933年还在戴笠主办的杭州特训班当一名教育副官。

戴笠一向对他手下的十来位一期的“学长”是非常重视的，这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可抬高自己的身价，自己虽是六期的，而有一期同学来帮他工作，这是很少有的，也是值得骄傲的事；

二是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很多，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有不少人对他们都相当尊重，再饭桶草包，凭他们的学历，也就能为戴笠办不少的事。

所以，当时，有些失意的一、二、三期黄埔同学，戴笠都是一律收下，尽力安排工作。这位马老大哥虽然有些儿才疏学不深，但招牌还是响当当的。

他甘居一名小小教育副官，目的自然是想通过戴笠推荐一下。不久，戴笠便利用他是陕西华阴县人氏的关系，委派他为特务处（军统前身）陕西省站站长。

可是，这位老大哥干特务工作毕竟有点外行，于是，戴笠便派岳烛远去当他的书记，负实际责任。

为了打开陕西省站的工作，戴笠还在“校长”面前，力保马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实即西安警察局长），因为，只要一提出是一期毕业的，自然一保就准。


马志超旧照

马局长到差视事后，因一身兼二职，怕一方顾不到出乱子，便决定“合二为一”，陕西省站连无线电台全都搬到警察局内，这样，就可以兼顾两方面的工作了。

不过，他的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书记岳烛远的反对，其认为，陕西省站是秘密工作指挥部，不能放在公开的特务衙门里，但是，马志超坚决要“合”。

当然，下级得服从上级，岳只好勉强同意。其实，岳有自己的打算，巴不得马不来过问站里的事，他可以自由支配一切，比遇事请示强得多。

马志超执意要把这个秘密特务机关搬到警察局内后，他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好主意，无论谁去劝说他，他都表示：“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中，用不着顾虑这、顾虑那，工作方便就行了。”

可是，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的。“西安事变”发生时，西北军竟会大批出动，武装包围警察局，大叫要活捉局长马志超！

幸好，那时马不在局内，也不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去赴女友之约。他从温柔乡中，得悉事变，仓皇逃出了西安。

而杨虎城的部下早对这位局长大人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在没有抓到马的时候，便把马的照片放大挂在城门口，以便核对出城的人。

我当时在上海，便听到谣传，马志超被钉死在城门，其实，钉在那里的是他的照片。

岳烛远在事变发生时，也是化装逃跑了，没有被活捉，但设在警察局内的无线电台被抄去，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在南京急得跳脚大骂：

陕西省站为什么没有电报来？

蒋夫人更是不住地询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蒋的生死下落如何？戴笠都答不上来。这个以搞特务为生的机关，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所以，“西安事变”后，马志超受罚，岳烛远受奖，戴笠认为，他有先见之明，而且，从那以后，公开机关和秘密单位一定要分开，就是因为那一次惨痛教训。

由于戴笠的重视，不久，岳烛远便当上了河南省站站长，后来，又带过武装特务部队，任过别动军纵队指挥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前，岳烛远因毛人凤奉了“老头子”的命令，对过去凡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除少数认为非去不可的外，其余一律不准去台湾。

原因很简单，怕这些人“走回头路”。留在大陆，给共产党制造麻烦比带到台湾去，给自己添麻烦合算得多。而岳烛远这位忠心耿耿为军统干了十多年的反共工作骨干分子，也被拒于台湾的海港之外。

多年来，岳由于胆小，也可能是机会不多，所以到香港或国外当“白华”的条件不够，台湾既不让去，就硬着头皮留下来再看。

岳烛远知道，回河南最容易一下被清出来，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他还不相信，所以，到上海准备搭船逃台，但是，他拖家带眷哪能弄到船票，何况，已被告知不让去。

此时，军统正在搞“还乡运动”，能回去打游击的打游击，不能游和击的便潜伏下来，等候时机继续搞反共活动，立功可受大奖，国民党卷土重来，可以官升三级，补发欠薪……

不过，这些空头支票是随便开的，可惜开出后愿领受的实在少得可怜，连岳烛远这样忠勇之士也嗤之以鼻，而决心自谋出路。

在国民党中，凡是与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都认为，共产党一向是尊重工人、农民的。

岳烛远在失望之际，灵机一动：他娘的！不让老子去台湾，老子也得活下去！于是，与老婆一合计，俺们不再求官而解甲归田当农民，便决定在上海近郊租一块地来种小菜。

岳烛远毕竟是当过陕西省站书记的，他知道，解放区也就是陕、甘、宁边区，对地主、富农也是要争一争，斗一斗的。

他的另一高招，是叫老婆出面去租地，他呢，成为受雇的长工。穷到无立锥之地而去当雇农，比贫农还要贫，这该万无一失了。

要种好小菜，不是看一两本什么种菜的小书就可有收获，没有经验，连菜苗都分不清，只好再雇一名当地有经验的农民来帮忙。

这两位“长工”在女主人面前，表面上是一样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而背地里，夫妻毕竟还是夫妻，何况，刚刚在如狼似虎的年华，彼此都还需要那个那个。

而那位长工有时没有发觉，有时也会略有所感，以为女主人是位风流人物，便趁机找她开开玩笑，他确有点像阿Q摸小尼姑的光头时的想法：“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开始，这位女主人毕竟是做贼心虚，对这位真长工不便一下抓破脸皮，只在，必要时来一下子冷若冰霜。

而真长工却误认为“偷汉子的女人不笑，生野蛋的鸡婆不叫。”又仿效鲁迅笔底下，阿Q对吴妈搞过的一套。这回，却不是赵太爷抓起竹杠来打，而是“吴妈”孝敬他一个耳光。

但他仍不死心，认为只因时机不成熟，一场“小事”便到此结束，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个样，又照常工作、生活下去。

这位长工老是心有不甘，便处处暗中窥视，终于发现，“蒋阿哥”（岳烛远为了表示永远是忠于自己的“校长”，所以改名换姓为蒋忠）和老板娘的关系并不寻常，完全不像是一般女人偷人养汉，而是和普通人家夫妇一样，便向有关方面反映。

一经分开盘查，两人平日对好口径的话偏偏不问，专问没有准备、也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就露出破绽了。

据说，为了慎重起见，还动员几个在上海自首的军统人员去指认过，最后，被人认出来才被捕获的。

这位军统将级大特务被捕之后，使许多方面都大肆忙碌了一阵，都认为，这是破获了军统在华东区一个潜伏组织的总指挥部，捕到了这个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了。



因为，与此同时，四川也抓到一个军统的将级大特务，当时任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兼任重庆解放前的重庆破坏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廖宗泽。

这人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主持重庆许多兵工厂的警卫工作，临解放前又主持破坏兵工厂。像他这样一个军统老骨干，为什么也没有逃往台湾？

主要原因是和岳烛远一样，过去参加过共产党闹过“红色革命”又转而闹“白色革命”的，所以被拒绝去台。

按照毛人凤的说法，这些过去加入过共产党的人，应该不害怕共产党，留下有什么关系！

廖宗泽是四川人，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据说在“革命低潮”时便脱离了，投到戴笠门下，照例是先干训练工作，曾在杭州特训班当过队长。

经过考验，认为不是奉派打入的，逐步得到了信任，爬到了将级，是流过不少大汗的，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却还是被丢了下来。

他也和别人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比蚂蚁要强得多，既走不了，也不敢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自首报到，更害怕见到当年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因为，他曾追随过刘，也向刘表示过，要革命到底，结果走到相反的方面，这是难为情得很的事，所以牙齿一咬：“格老子，凭自己的气力吃饭去！”

说来也够可怜，当了这么多年的将军，一些爱劳动的好习惯早就丢尽了，从事脑力劳动吧！谁会要呢？最后，他把心一横：“推鸡公车去！”

这种小车由于只是一个小车轮，推起来还得懂一点门道，否则，会因用力不适当而倒了下去，扶起来就不容易了，其多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小路上运输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靠这种运输工具。

廖宗泽没有去黄埔之前，在家乡推过这种车，所以，他开始以为驾轻就熟，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才算能以此为生。


1940年代，重庆郊区的鸡公车，前往成都龙泉驿旧照

每天天一亮，他就去找货物，装上去，推到目的地，便在“鸡鸣早看天”的小客店过夜。他还满以为，能靠此长期隐瞒下去，并尽量避免去城内，专在乡村小镇上东奔西跑。

可最后还是被他一个东逃西躲的部下发现了，便向有关方面检举立功，自己就因功而受奖，可以堂堂正正回家去安居乐业了。

廖宗泽这个将级大特务被捕获后，开始也认为，他是军统西南地区的潜伏特务的总指挥，经过多方调查，特别是我在云南留下的一些档案、日记、工作记事等证实，军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向各地布置潜伏，最多以组为单位，一般甚至是一两个人为一组，多也不会到十个人，因怕株连，全部被破获。

许多潜伏特务既是电台报务员，又是情报搜集员，被称为全能情报员。根本在组以上没有设组织，不但没有几个省设立一个区，连省也没有设什么领导机构，都是少量的人各自直接与台湾联系。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弄清了廖宗泽和岳烛远这两员军统大将，根本不是什么地区的潜伏总指挥，而是被军统丢下不让去台湾的“剩余价值”。

这样一来，才将两人分别送到西南和华东的战犯管理机关，1956年，才集中到北京来的。

战犯所决定成立许多劳动锻炼的小组时，岳烛远便下决心学习修理鞋子。他提出成立修鞋组，我问他为什么要搞这样既脏又烦的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

鞋是人人要穿的东西，不能破一点就不要，便得有补鞋的人，别的事我干不了。补补破鞋，除了脏一点外，还是比较省心的。

他认为，理发要站着干，挑菜饭更吃力，学缝纫要操心，因衣裤穿在身上，弄得不合适，会看出毛病，补鞋首先是能坐在小椅子上，鞋是穿在脚上，补得差一点不起眼，所以，他决定干这门活。

他选中的这一工作，在几年中，一直受到管理所领导的表扬和同学们对他的好感。首先，是这门活最脏，谁都不会把又脏又臭的破鞋先洗干净再去补，总是一脱下来就交给他。有一天，他身体不舒服，我代替他一下，满以为此活轻松，等我把工具一搬出去，同学们劳动后，连泥带土的臭鞋子便送来好几双。先得用粉笔画上什么地方破了该修补，还得检查能不能修补。

有些将军为了争取当勤俭节约的标兵，不领或少领新鞋，一直穿到“前面长出生姜，后面生下鸭蛋”，还要请修一修补一补，完全不替补鞋的人着想。

我一看那么一大堆臭气熏天的破烂东西，心里老不舒服，开始便挑轻松点的先试做一下。

缝补鞋面要穿针引线，穿不上线，得用嘴把麻线的头头咬得细细的，才能穿过针眼，这太不卫生，便专门找出打前后掌的钉几双，加上慢腾腾磨洋工，一个下午，还真不容易对付过去。

没想到钉掌也有学问，一开始还算顺利，钉好了几双鞋底上的小窟窿的地方，自己还很得意，认为是得心应手了。谁知，有一只鞋的底那么硬，几次换地方，钉子就是钉不上去，最后，换一处自信能钉的地方，便猛一锤下去，钉子倒是钉进一半，而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也挨了一锤，十指连心，痛得真差点叫了出来，一看大拇指甲上出现一小块紫色伤痕。

本来，出了工伤事故照例就可休息了，自己又想争面子，得表扬，解放军轻伤都不下火线嘛！只好带伤继续干，可偏偏没有被人发现我这股子拼命干的劲头，真有点感到委屈和遗憾！

快收工了，还不能提前收拾工具，还得更加卖力、争取好评，便顺手拿起一只鞋底只有一个小洞的钉上一小块。

我正要准备收摊，一位“惹不起”匆匆跑来，一看我已钉好他一只鞋，便去翻出另一只来。这一下，把我吓了一跳，他那只左脚穿的鞋虽只一个小洞，但右脚踩铁锹的鞋，中间已断裂了。我看非半小时钉不好，便说明天再修吧！

“明天我出工穿什么？”“换一双穿呗！”“我只这一双，今天一定得修补好！”

虽然我告诉他，快下工休息了，马上就吃饭了，没有时间了，他却横竖不依，还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什么“完全没有建立一丁点儿为人民服务思想啦！一切只为个人打算啦”！

总之，凡是能批评我的话，他全用上了。我更窝了一肚子的火，真是出力不讨好，没得到一句表扬反挨了这一堆批评。

我越想越气，正待发作，挑饭组的小组长邱行湘喊我准备挑饭。我真如释重负，马上答应一声，丢下这个摊子便去挑饭菜，临走时，只告诉岳烛远一声，我有事请他收摊。没想到，他带病起床收拾工具时，“惹不起”又找到他补那只鞋，他居然答应了。

等我把菜饭挑回分好再去看时，他还在认真仔细给“惹不起”修补那只鞋。这时，我打心眼里感到对他这种工作态度十分钦佩，而自己那种见困难就退的思想，今天才补上这一个检讨。算是“为时未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