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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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045 ① 黄安：今湖北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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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征战鲁西北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也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廖政委陪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19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19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一二九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时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崔秉志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崔家是卖驴肉煎饼的，他弄这玩意儿最拿手。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

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驴肉是从哪来的？”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吗？”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的事，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走了；现在改了规矩，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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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兵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刘春雷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做“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儿，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他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坐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勇敢异常，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同志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摸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等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趼。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趼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刘春雷在外面转悠了两天，第三天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以后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就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打击伪军李连祥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19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19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个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参加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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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家景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去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矍铄，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①。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好些混账话，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儿吗？……”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去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兵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上——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日本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咿里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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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051 ① 宣抚官：到处开会讲演，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宣扬“亲日友善”的思想。

052 ① 军曹：日军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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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新来的团长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他们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老八路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19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两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两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骑兵们的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19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像挺无所谓的，还嬉皮笑脸地说：“老子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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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雷成天和两个老兵一起练“乘马越障”。这个项目对战马是个考验，开始的时候，由骑手牵着缰绳、引导战马空鞍跨栏杆，等马匹跳习惯了再骑上马练习越障。大刘的“公鸡”个子虽小，却很听话，练了不到一个月就能跨坡坎、过壕沟了。可刘金魁的战马却不行，两个箩筐上面摆一根扁担，它跑到跟前就站住，死活不肯跳过去，气得“川老汉”直骂：“憨马儿，傻大个，只晓得偷苜蓿吃！”“你跳不跳？再不跳，老子处分你！”马儿还是不跳。

也许是老兵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兵慢，因此有好些人想不通：“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曾团长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要练！练好一个兵算一个兵，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

于是大家叫苦连天：况政委的“整风”劲头刚下去，曾团长的“整马”劲头又上来了，真是累死人……

在骑兵团，四连的训练是最积极的。四连是新连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二、三连是红军连，黑马、红马、白马，行军出动整齐漂亮；唯独四连的战马是杂色的。老百姓以为四连是杂牌，就不大看得上眼，遇见“黑马连”、“红马连”，赶紧拿出白面馍馍热情款待；而“花马连”一到，就把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子，实在有些气人。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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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