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由衡阳至重庆——柔尔出生
　　说话间1944年秋天的衡阳会战就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狂炸长沙，衡阳的防空警报不时尖利地响起，而这时唐平尘又怀了第三个孩子。
　　挺着身孕跑警报不便，所以应昌期只得到乡下租房子安家，幸亏那时他当了分行经理，上下班有汽车接送，还算方便。
　　就在这战乱中，1944年6月2日，小女柔尔呱呱坠地——她的出生与她大姐一样也是从城里请了医生，到乡下的家里接的生。好在吉人天相，一切顺利。
　　然而爱女柔尔尚未满月，时局又骤然吃紧，衡阳失陷在即！应昌期接到总行指令：着即撤离衡阳，经桂林、贵阳，去重庆会合。
　　由于总行对时局估计不足，撤离衡阳的时间晚了一些。应昌期一行到衡阳车站一看，顿时惊呆了：但见人山人海，站前广场上的行李物品、箱笼包裹堆积如山(为了多撤离人员，所以只能将私人物品统统扔下)。据唐平尘回忆，他们撤离时所乘的那一列火车，别说车厢里挤得如沙汀鱼罐头，就是车顶上也爬满了逃离的人群。更危险的是，甚至在车底下的车轴上也搁了木板，人就那样直挺挺地躺在木板上逃命，可见当时逃难境况之凄惨。
　　幸亏应昌期未雨绸缪，事先已托人搞到一张卧铺票，才使唐平尘带着法诺、明皓、柔尔三个孩子安然撤离衡阳； 他自己还是押着装满钱钞和账册单据的车队远行，一路上既要躲敌机轰炸又要担心土匪的拦路伏击，真是苦头吃尽。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走走停停，终于到达了大后方——陪都重庆。福建省银行重庆分行在应昌期的奔走下很快成立了，他们也在市区安了家——是在一座电影院的后面。唐平尘清楚地记得：前面电影院里放电影，他们在家能隐约地听见电影里的音乐和对白。
　　好在时间不长。因为1945年的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政府已经接到日皇无条件投降的电文；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正式举行。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应昌期行进在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里，心情感到无比的舒畅！

文如玉

短暂的欢聚
　　屈指算来，应昌期离家便已长达8年！战乱频仍时忙于奔波也无心顾及，这一安定下来便乡愁连连了：父母亲身体可好？玉皇阁桂花厅的老屋不知有否挨过日本鬼子的炸弹？抗战胜利了，中城小学也该复课了吧？
　　而此时，重庆方面则是鲜见的热闹：抗日军事结束，国民党政府忙于复员及接收沦陷区事务，一时间接收大员满天飞，有些人则趁机大发横财，有所谓“五子登科”——“五子”即是指位子、条子(黄金)、房子(别墅洋房)、车子(轿车)、女子(汉好妻妾)——之说，真是乱纷纷有人喜欢有人忧。
　　应昌期思乡心切，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与唐平尘商量定当，向银行请了探亲假，登上朝天门码头，让唐平尘带了三个孩子和长工黄水法坐轮船顺长江航行，不日抵达上海；应昌期当时搭飞机已先到达，一家人也无意观光，紧接着便回到了慈城老家。
　　自重庆经上海一起回慈城的，还有那位忠心耿耿一直跟随了8年之久的长工黄水法。那时法诺和明皓已经长大了，所以常常是法诺相跟着，明皓骑高头马，怀里再抱一个柔尔，其乐融融，相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到慈城后，他才挥泪告别应昌期夫妇，回诸暨老家去团聚。
　　那时老六应昌明已经12岁了，所以对大哥大嫂带着三个可爱的侄儿女回老家的记忆已十分清晰。据应昌明回忆，
在这之前，可以说他对大哥二哥全无印象，因为只听父母亲常常念叨：老大老二也不知到哪去了？到处打仗，音讯不通，真记挂啊，只能求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在外一路平安，其它也再无别的办法可想。
　　现在好了，抗战胜利了，大哥大嫂都回来了。更高兴的是，还带来了法诺、明皓、柔尔三个聪明活泼的小侄女儿，真把爷爷奶奶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1946年2月2日是丙成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年春节对慈城应家来说非比寻常，因为这是他们家老大老四老五老六老七的第一次聚首。为着庆祝抗战胜利，也为着庆贺他们家的团圆，应星耀老先生置办了丰盛的年货，老屋也早早的弹了尘，还特意买了两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着，屋里屋外喜气洋洋的，谢了年，吃了团圆饭。
　　农历新年初一早晨，兄弟挨次序排好了队，向父母亲大人弯腰鞠躬，拜了个大年，胜利年！
　　老六昌明那年已经念小学六年级了，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法诺也该上学读书了。怎么办呢？一时去向未定，而孩子读书又不能耽误，于是就让昌明这位小叔叔带着法诺到普迪小学去念了一段时间的小学一年级，直到全家离慈城去上海再转赴台湾。
　　这已是1946年5月的事了。

文如玉

抉择
　　刚过完1946年春节，应昌期便接到了重庆方面的来电，征调他去东北沈阳，参与接收沈阳银行的工作。
　　这是原先所没有想到的。此去前景如何？谁也说不准。所以应昌期决定只身前往，让唐平尘和孩子暂住慈城老家等候消息。
　　草草的收拾了随身行李，应昌期即由宁波坐轮船到了上海，准备在上海弄到飞机票后再去沈阳上任。
　　说来也巧，就在上海这短短的几天里，应昌期又与严家淦不期而遇。原来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国民党中央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协助何应钦办理受降事宜，其时正在上海准备赴台湾接收台湾银行，遇到应昌期自然分外高兴，说，啊呀多时不见，你到哪去了？快跟我说说别后情形。不由分说拉了应昌期就走。应昌期也很高兴，到了严家淦下榻的饭店，畅谈抗战后期至胜利前后的情况，也谈起前程，严家淦问他有何打算，应昌期说：
　　“别无选择啊，正准备由此中转去东北沈阳。”
　　“去东北做什么？”
　　“喏，说是去接收沈阳银行。”
　　严家淦接过应昌期手中的电报，看都未看就说：
　　“别去了。我正在到处找你知不知道？随我去台湾吧，一起去接收台湾银行，如何？”
　　应昌期于严家淦有知遇之恩，自然欢喜随去台湾，只是碍于上峰命令，未便造次，所以指指摊在桌上的那一纸电报，说：
　　“那这头怎么办？”
　　“这好办，我负责与他们招呼，讲你已参与接收台银事务，沈阳那边另请高明。”
　　应昌期这才安下心来，当下决定随严家淦一起去台湾接收台湾银行。
　　人的一生常常有多种选择，但决定命运的选择往往只有一种。
　　当应昌期决定随严家淦去台湾时，事实上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虽然那时侯的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文如玉

到台湾
　　“9月1日，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l0月5日，台湾设立前进指挥所。17日，第七十军于基隆登陆，收复台北。10月25日，陈仪主持受降仪式，日本前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台湾正式归还中国。”⒀
　　这是1945年10月的事，自此10月25日就定名为台湾的“光复节”。
　　三个月后的1946年1月23日，应昌期跟随严家淦等人平安抵台。由于多方面关系尚未理顺，所以只能在台湾省的交通处暂时挂名，住交通处招待所。
　　那时候的台湾苦啊，有一句俗语，叫“充军到台湾，黄糖过夜饭”，说的似乎就是当时这些大陆过去的军民的生活情景——台岛盛产甘蔗，所以黄糖多且便宜，穷苦人吃不起猪肉、海鲜，甚至连蔬菜也买不起，于是就只能以吃些糖泡饭和蕃薯乾度日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台湾在光复初期物资本来就很缺乏，据应昌世回忆，那时候连蓝墨水、酱油、卫生纸、蜡烛、肥皂、稻米等一些基本生活用品都断档，更何况小小的一个海岛，一下子涌上去近百万人要吃要住，其生存的艰难与清苦可以想见。幸好应昌期毕竟是银行公务人员，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另外，当时他是只身前往，妻儿和兄弟尚在大陆老家待命，所以生活安排就比较简单。
　　他很快就投入到繁忙的接收工作中去了。
　　到这一年的5月份，唐平尘带着二女一子从慈城老家出发，先坐船到上海，告别父母亲友后，旋即又从上海坐船赴台。
　　同行的还有应昌期的四弟应昌世和长工黄水法。
　　1946年5月12日，随着汽笛鸣响，轮船平稳靠上基隆港码头：应昌期自此正式在台湾落脚，阖家团聚，儿子女儿左拥右抱，自是分外欢欣。
　　应昌期先是在位于台北市南京西路的一所日式房子安的家。那房子靠近铁路，环境不太安静。四弟昌世很快考进了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就读，长女法诺读小学。妻子平尘则安心在家相夫教子，虽然生活清苦，倒也十分安定，再不必像八年抗战时期那样东奔西跑了。
　　说起生活艰苦，倒是真的。据应明皓回忆，父亲登上客轮赴台时，口袋里大约只剩下现值500元人民币的钱。这之后一人上班，既要负担一家人生活，又要管弟弟念大学还常有宁波老乡来台湾暂时吃住，真有点入不敷出之感。大概这种苦日子的印像实在太深了，所以日后应昌期常与部下谈起，说那时候连朋友送的一条好香烟自己都舍不得抽，拿回家让妻子转手卖了，贴补家用。
　　到这一年的夏天，应昌期正式在台湾银行上班并担任了总行业务经理，不久将家搬到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二段6巷l号的台银高级职员宿舍(原为台银前身日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宿舍)。那宿舍位于高级社区，四周环境非常优美，唐平尘和孩子们都很高兴。
　　这一住近四十年，一直住到1988年。
⒀赵英街、孙田：《台湾政坛风云》，81页，台海出版社，1998年2月

文如玉

身兼五职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算、交接，台湾银行接收完成，很快复业了，时在1946年6月间。
　　那时候台湾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都还未复业，所以只能由台湾银行代理“国库”兼营台湾当地货币发行，同时，台湾银行又是台湾唯一的外汇操作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功能，其规模之大和业务之忙可以想见。
　　自然，责任也就很重。
　　1946年初，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为陈仪，严家淦出任台湾省财政厅长兼首任台湾银行董事长，他对应昌期的能力和为人一直十分赏识，所以在工作上就多有倚重——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最主要的，则还是决定于应昌期本人的
强烈事业心，敬业精神，聪明才智以及其人格上的刚正不阿、廉洁守信。
　　从1946—1963年，应昌期在台湾银行足足做了17年，运筹擘划，建树良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件大事为：
　　一是1949年6月15日，蒋介石颁布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由台湾银行具体执行。
　　为什么要改革币制呢？原因无它，就是上文提到的，台湾那时因物质极端匮乏而导致物价飞涨。台湾弹丸之地，空间有限，经济发展缺乏弹性，通货膨胀必会造成经济形势恶化，因此首要问题便是稳定金融。按方案规定：新台币由台湾银行发行，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5元折合美金1元，旧台币则以4万元折合新台币l元。
据应昌世回忆，当时台湾币制改革是以有限的黄金美钞作准备的，所以新币发行总数才2亿元，且规定允许市民以280元新台币换l两黄金，每人一次限购50两，10天内实足兑付黄金。在新台币改制尚未实施前，台湾银行只有1家印钞厂，钞票根本来不及印，一时形成大家都要现钞的局面。时任营业部经理的应昌期看在眼里，着实着急，因此想出了以台湾银行发行定额本票的办法来缓冲，即规定由本行中二位高级职员(襄理以上)人工签字的本票来代替现金，日后再将本票换回。开始时严家淦认为不妥，让应昌期立即停止这种做法：应昌期则认为此法没什么不妥，何况现钞不够，银行无法开门营业，所以坚持执行，并很快缓和了局面。
　　虽是权宜之计，但实践最终证明了应昌期这一决策的无比正确，效果明显，一直到币制改革顺利结束，都未出过纰漏。
　　二是应昌期倡仪举办政策性及功能性贷款，得到后来出任该行董事长的尹仲容的赞许和积极支持，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事情大致是这样：“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台湾，目光所至之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的破败景象，所有重要的工矿、道路、电力因炸毁或无法维护保养而陷于停顿，仅有极少数企业勉强开工……。” 为使台湾经济步入正轨，当局首先成立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会，由陈诚任该管理会的主任，而他所选的副手即为尹仲容，也即实际上的主事人是尹仲容。尹氏为湖南人，宏大才略，“学的是电机，成名在财经”，他对发展民营工业极力扶植，所以担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他就十分支持应昌期的这一倡议。应昌期经过周密调查，发现台湾当初所处的形态为农业社会，纺织业有一定基础，但由于资金缺乏而陷于瘫痪。于是他首先大力发放原棉贷款，由各纺织企业联合采购进口美棉，使当时资金极为短促的纺织业者不啻枯木逢春，进而就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了，这就带动了台湾轻工业的发展——此事在一般人心目中以为只是一批放款而已，但事实上这一种非常原则性的经济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大。几乎与此同时，应昌期又发现那时台湾空泊的轮船很多，因没有资金，这些轮船风吹雨淋，最后只能沉没，因此他大胆提出了对省营轮船联合贷款的设想，经批准实施，很快便挽救了台湾航运业的危机。
　　台湾银行担当起了为工商业“输血”的血库功能。后人评说，台湾之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端赖纺织业之拓展外销带动工业起飞”。而纺织业又何以能自枯而荣呢？是由于原棉贷款之滋润“厥功甚伟”——所以，应昌期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也正因此，他从出任业务经理开始，一直升到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的高位。最高峰时期，他一身兼五职，为台湾银行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兼国外部经理、营业部经理及业务部经理，是实际上的台湾银行当家人。1950年1月，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财政厅长兼台银董事长改由任显群担任。任为江苏宜兴人，1911年出生。据传出道很早，抗战时期即出任川湘公路局局长，后任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任、杭州市长等职，可谓少年得志，锋芒毕露，这且不去说它。单说他兼台银董事长前，对应昌期的才能与影响力已早有风闻，后来又得知应昌期一人在台银身兼五职，对下属的任用又有点“举贤不避亲”的迹象，心生疑惑，曾猜度应昌期在台银是否有一手遮天、培植个人势力之倾向。然而随着见面接触机会的增多，对应昌期的为人和能力很快有了了解。特别是让应试办几件棘手的事之后，发觉应昌期这人的确非比寻常。两人本来都是才干一流，待人处事又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可说是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遂成莫逆。
　　任显群在任虽只短短14个月，但确实是做了几件开创性工作的，对挽救台湾经济困境起过不小的作用，如在台岛创始统一发票，防止逃税；又如推行节约储蓄奖券，筹集资金等。为培养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干部，他又创办了省政府行政专校(后升格为法商学院、中兴大学)，可谓真正是既有新点子，又有新举措，锋头健得很。1961年10月2—3日的《自立晚报》曾发表该报采访主任郭依桐(即柏杨)的连续报道，称1952年－1953年间的任显群“在台湾煊赫一时，炙手可热”、“在满街都是美国骆驼牌香烟，公卖局赔钱过日子，私宰如炽，财经紊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以绝顶的才能使全台面目一新。”谁料这样的一位干将日后却因与名伶顾正秋相恋、结婚而犯下大忌，坐了7年牢(江南著《蒋经国传》中提到“经国用过相同方法，对付情敌任显群……”即指此事)。出来后隐居乡间，买了一大块山地试种草莓，刚刚长成一夜之间便被飞鸟吃尽……应昌期曾专程前去慰问——当然这是闲话了，暂且不提。
　　且说应昌期在台湾任职期间，包括任显群在内，台银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时有更换，唯有他一人砥柱中流，长期主持全行业务，其才能和品格受到历任董事长(总裁)严家淦，俞鸿钧、徐柏园、尹仲容，任显群、张兹闾等先生的赏识，并充分授权，让他独挡一面地操作。
　　可以想像他当时繁忙程度。照常理推测，一个人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挡这么多部门的巨细事务、矛盾纠葛、人事纷争。但应昌期行。他不仅将全行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游刃有余，而且在此期间还多有创新发明，这不能不说是应昌期的才干、操守和努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现当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还有一件事也很值得在此一提：应昌期平生治事刚正严谨，待人古道热肠。特别在身兼数职权重一方时，更表现得用人唯才，有举贤不避亲的气度，所以同乡如俞慰三、嵇惠民、张衍庆、张子湘、冯咏莩、裘嘉丰、张长卿、桂良等，都曾得到他的重用。这些人或进台湾银行做事，或随后经营工商企业，大都有相当的成就，他们对应昌期的知遇、赏识、重用时刻铭记在心，对他的为人更是十分钦敬。

文如玉

登上台大讲坛
　　除了吸烟，应昌期再无别的嗜好。
　　除了上班和回家，应昌期也很少到其它场所去消磨闲暇时光(除非有十分必要的、非他出席不可的公务应酬)。
　　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坐在桌前，一手拿烟一手执笔，静静地思考。有时想得专心，香烟烧手指头了都不觉着。有所心得便立即在纸上记下。
　　他说：“一个人的脑子就像一部机器，不开动就要生銹。”
　　1947年至1949年期间，台湾与大陆内地(尤其是上海)之间汇款往来很多，又遇金融动荡，通货贬值甚速，从台湾汇款至上海，汇率瞬息数变，稍有迟缓，汇款收受人即会遭受损失——而这一切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银行客户流失，业务下降，信誉丧失，也会引起地下金融的介入。
　　但那时银行电汇的操作方式与社会上邮政电信局的密码电报没有区别，每解一笔汇款，汇款人名址、收款人名址以及汇款数目、附言再加银行押码等，最少需要150个汉字，译码和拍发都很费时。所以一时间台湾银行报房内的积案堆积如山，客户急，群相责难，纠纷迭起。银行职员心里更急，有时本来可买一头牛的款子待解到内地的上海客户手中时只能买一刀粗草纸了。
　　应昌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他开始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我们以前说过，他早年曾向厦大周辨明教授学习语音学，一直对中国文字的改革很有兴趣，所以这时候他就想到
了如何利用国语罗马化原理将汉字用英语字母拼音化，并将之用在电汇上，省去转译电报密码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提高银行电汇效率问题。
　　结合实际、殚精竭虑，他很快就撰编一套国语拼音罗马化方案，称作SYDX电报明码字汇(即《国语电码辞典》)，此举展示了他对此事的信心、原则，并立即大力付诸实施，调训行内业务人员迅速学习使用这一套国语罗马化拼写系统。
　　由于这种SYDX系统电报明码是用英文字母拼写直接拍发，再不必以传统电报密码那样耗时费力地翻译转换，所以 一经使用后电汇的速度大大加快，几乎是原先的十余倍，原先堆积如山的汇款通知立见理清，台湾银行如释重员，客户也很高兴。台湾金融界同人闻之则无不啧啧称奇，应昌期的声誉如日中天。
　　众所周知，以阿拉伯数字记帐，原先通行的规则是3位一撇。但应昌期结合银行实务，经长期观察、分析、比较、认为完全不合国情，因而向台湾省政府建议改革，改成4位一撇。
　　什么道理呢？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在数字处理的观念上有很大区别，外国人习惯以“千”作为计数单位，但中国人则以“万”为单位。举例说，金额10万用阿伯数字写起来就是100，000。
　　外国人(西洋)习惯称10万为100千，即100，000以3位一撇，非常直观。但中国人就称“10万”，即10，0000，以4位一撇记之，才显得清楚明白。
　　有关部门认为应昌期言之成理，所以一段时间内台湾学校的数学课本上都改成了4位一撇。台湾银行当年率先垂范，一度也将所有账册都作了改革。
　　当然，应昌期的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得以推行，原因是账务数字与世界接轨有一定困难。
　　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新近出版的《童报周刊》1998年第38期上，有一篇《大整数的读法和写法》，据编者按语是为配合小学数学课本四上第七册第五单元的内容而设计。文中提到：“大整数的读法要从最右边的位数算起，每隔4位分割成一节，比较好读。”（黄郁文：《大整数的读法和写法》，《童报周刊》，光复书局，1998年11月）如
位    7 0 3 4 7 4 0 0 6 0 8 6 0 0
                          千 百 十 一
  兆 亿 万 个
　　 读法为：70兆3474亿零60万8干6百元
　　按4位一撇记下来便是：70，3474，0060，8600，看上去确实非常清晰、直观。
　　不敢说这正是按当年应昌期的建议而提出的办法，但至少可以说明，应昌期的大脑确实非同一般，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总而言之，应昌期对事物敏于思、勤于行的形象长留人们的心头，再加上多年主持银行业务，操守清廉
成绩斐然，声名远扬，以至台湾省的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慕名前来，二度敦聘应昌期去该校法学院兼任教授，讲授银行实务。
　　前后三年，应昌期在台大主讲了银行实务课程，不仅有理论也有实践，更由于他谈吐幽默风趣，讲课深入浅出，能令大学生不时开怀大笑或点头称是，所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其他学校也前来邀约。应昌期见此情景，只得以公务过繁和体力不克等原因索性一概辞卸教职，不再兼课。台湾有位名唤蒋光照的先生，曾在其所撰的《应昌期先生和应氏杯》一文中写到此事，云：“应先生聪明极顶，虽仅高中毕业，但被台湾最有名望的台湾大学聘为特约教授三年，教银行实务，第一年学生二十多人，第二年四十多，第三年选应先生课的达八十多人，全场爆满座无虚席，可说非常叫座，红得像当年的梅大王(兰芳)。应先生上课不用教科书，不用讲义，随口而出，句句有用，真是天才教授。尚有二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欲颁名誉哲学博士给应先生，但应先生婉谢了，笑谓如有围棋博士，我倒可以接受。”
　　说应昌期“虽仅高中毕业”，那是蒋先生高抬了。事实上应昌期没有念过高中，只有小学毕业，最多又念过一学期的慈湖商校，仅此而已。但他能以小学毕业资格执教于台湾最高学府，且令那些被叫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倾倒，确实不简单。

文如玉

毅然离开台银
　　1963年，台湾银行发生人事变动。
　　首先是时任台湾省省主席的黄杰指派了一位完全外行的亲信下属出任台湾银行的副总经理，而将应昌期调任为台湾省中小企业银行总经理。
　　黄杰是军人出身的官僚，其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排除异己，以达到完全控制台湾银行的目的。
　　这自然令应昌期不快。他拒绝了这一任命，明确表示：不去台湾省中小企业银行赴任！
　　于是改聘为台湾银行顾问，只不过一个闲缺。
　　对此，台湾金融界上上下下都为其鸣不平。要细说起来，应昌期的能力、品格操守与资历在台湾金融界是有目共
睹的。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徐柏园先生，曾任“台省主席”、“行政院长”的俞鸿钧先生等，对应昌期都是欣赏有加，并竭力主张委以重任，只是其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
　　当时台银董事长俞鸿钧就曾专门为此约见过应昌期。
　　寒暄过后俞鸿钧开门见山地说：
　　“台银总经理一职必须为国民党员，而且按现行体制，这个职务的任命还需经‘总统’亲自批准……我看是否先由我作为介绍人让你直接进入中央党部，这样再由我推荐你来当台银总经理比较顺理成章。”
　　俞鸿钧当然是有充分把握才说这一番话的。
　　俞鸿钧曾于1954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认为由他出面介绍应昌期先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就任台湾银行总经理一职，当是轻而易举之事。
　　但应昌期却只是摇头。
　　他是很有原则很有主见的人。他感谢老上司老朋友的好意，但他不会曲意去逢迎这些主意。不为官尚可为民，反正用应昌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为谋求台银总经理一职而去申请加入国民党，那实在有点对不起中山先生了。”
　　这就是他为人的原则。
　　所以不论俞鸿钧怎么劝，应昌期不为所动，仍以原来的副总经理职务在台银服务。
　　现在黄杰的官僚体系的作风他无法认同，所以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人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坚强个性
，也因为他独立的人格，他走得果断，走得决绝，就像徐志摩那一首著名的诗篇里写到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应昌期就这样离开了台湾银行。
　　这是1963年的事。

　　璀璨人生曾几何时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应昌期似乎美金成堆，却不知人家“年近半百学吹打”，如何收拾起被排挤出局的沮丧，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而世事又变化莫测的三十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能和努力才创下的那一份成就。
从头开始
　　法国作家莫洛亚曾经说过：人生中不时有些难得的时刻，凡事一经决定，就能影响久远。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应昌期似乎美金成堆，却不知人家“年近半百学吹打”，如何收拾起被排挤出局的沮丧，紧紧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在台湾经济迅速发展而世事又变化莫测的三十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能和努力才创下的那一份成就。
　　1963年初，应昌期正式离开台湾银行。
　　从坚实厚重的位于重庆南路的台银大厦出来，人像一下子被抛进了呼啸着直往前冲的高速车阵。大街上滚动着成千上万只车轮，“车队咬着车队咬着车队的尾巴，机械的兽群争先恐后，抢噬每一块空隙每一秒钟。”① 　　应昌期先站着深吸一口气，以手加额，望了望前方，然后才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去。
　　那时候的台湾经济，也像应昌期此时所看到的台北街景，一派“起飞”迹象。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情况大致是——
　　1962年11月12日，在台湾国民党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一个关于建设台湾的讲话。如何建设台湾呢？蒋介石提出：
　　“必须先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②
　　而台湾推行的《奖励投资条例》早自1961年便开始实施了，初步有效期为10年，后又增加了10年。
　　总之，自那时起，台湾经济就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有人称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10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牢超过20%。”“台湾经济年增长率以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③
　　应昌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踏进台湾经济发展的“高速车阵”的。
　　那时候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正与工商界有关人士共同组建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向世界银行贷款以经营远洋鲔钓业务。
　　公司基本形成，但尚缺乏一位有力人士来出任董事长，主持营运。
　　世界银行远洋渔业贷款在台湾由土地银行承办转贷，因此，土地银行对贷款公司的重大事项亦有权过问。当国华海洋企业公司各股东正忧虑缺乏有力人士主持时，土银的业务经理(应昌期老友)袁忠渭提议应昌期为最合适人选。此议一出，国华公司各股东无不赞同，于是由张心洽向应昌期转达众意，聘请为董事长。
　　这也可以说是应昌期脱离台银后担任的第一个董事长。
　　就在应昌期出任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董事长和筹办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期间，又碰上一件事。此事最终虽与应昌期所创事业无关，但却颇能说明应昌期其人的本事以及影响。
　　当时台湾鼎鼎大名由王永庆任董事长、趟廷箴任总经理的台湾塑胶公司，开业生产初期由于PVC原料市场未打开，产品销路呆滞，经营是颇为艰辛的。但经创业者齐心协力，数年刻苦奋斗，同时又另设了南亚塑胶加工厂，将塑产品加工成塑胶布、管、浪板等用品后，销路很快打开，成本下降，这使得台塑与南亚二公司皆取得丰厚利润。
　　俗话说：“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台塑走入顺境后，身为总经理的趟廷箴因自感在公司内部仅为财务调度及公关活动，而有关公司内外销业务等关键岗位都由王永庆自行主持，生产业务则由王姓厂长负责。王氏兄弟大权在握，趟廷箴自觉份量甚轻，身居核心之外。公司组织内部小圈子，权力斗争，利益分配以及地方性人事情结关系令趟不快，再加原有一批建厂初期由趟带入台塑的工程人员，虽被调到各关系企业去任主管，但心理上总有被分化排挤出局之感，看到塑胶工业前景极好，于是共同策划另组一家塑胶工厂，自谋发展，这便是日后形成的“华夏塑胶”。
　　但创办塑胶工厂必需碱、氯。氯为塑胶原料，碱为副产品，但当时台岛之液碱市场已趋饱和，“经济部”为保护其所属公营碱厂的业务不受影响，便不再核准新设制碱工厂。
　　这一卡，就让趟廷箴他们的美梦成了泡影。
　　且说趟廷箴亦为国华海洋企业公司股东，长袖善舞不甘寂寞，善于权谋算计，机心精灵，很会动脑筋，与董事长应昌期也常有见面接触的机会。趟廷箴十分钦佩应昌期，且知他政商关系良好，因此刻意俟机便移樽就教，请应昌期帮忙。 　　应昌期的脑子很灵活，说过不久，主意很快就有了，他说：
　　“这好办，你只要将你的制碱及塑胶厂开在中部那家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工厂的对面就可以了。你可知道：中国人造纤维公司新近计划增加产量，要增产就必须增加液碱用量。华夏塑胶公司所产之液碱全部由管道输至对门的中国人造纤维工厂使用，如此说法就不影响省内务公营液碱的销路，问题不就迎刀而解了吗？你用制碱厂所产氯气，塑胶就可生产了。”趟廷箴一听，茅塞顿开，连说了三声“高！高！高！”之后即据此展开公关，申请公司登记，果然很快就蒙核准可以注册开厂了。就这样，华夏塑胶公司顺利成立，趟廷箴礼聘应昌期出任总经理，但此时应已是国华海洋和利华羊毛两家公司的董事长了，如再兼任华夏总经理，需按日上班，显然是分身无术，所以就婉谢了。
　　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烧碱制造厂出品的氯气用以制造塑胶，液碱则供造纸、纺织化工等工业使用，一时间两种产品均处热销，呈供不应求局面，利润丰厚，自然获利最多还是华夏的大股东趟氏集团。
①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第18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
②赵英伟、孙田：《台湾政坛风云》，第83页，圭海出版社，1998年2月
③同上书，第85页

文如玉

创办利华羊毛工业公司
　　正如哲人所言，凡是那些需要当机立断、果敢执行的计划，就得抛弃对于自身的过分顾虑这唯一障碍。
　　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主动积极地去追求它的人——就在应昌期睁大双眼寻找最佳突破口的当儿，台湾区毛纺公会又找到了他。细说起来，当时的台湾毛纺业可是利润优厚的高级纺织业。
　　怎么说呢？60年代之前的台湾，基本是个农业社会，农业和轻工业之一的纺织可说是支柱产业。经济“起飞”后，棉纺业先发展起来，之后是毛纺工业发展迅速，很快有了“中本”、“福华”、“台毛”、“信华”、“利台”、“勤益”、“中华”等多家毛纺厂，但所需原料——即毛条与炭化毛，却全部仰赖国外进口。
　　毛纺工业为何发展如此神速呢？据应昌世分析，主要是发展初期高利润的驱动以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毛纺产品需求日增。
　　谁知好景不常，那些曾经欣欣向荣的毛纺企业因为内销供过于求，外销尚未打开，故很快跌入低谷——原先的利润到哪去了呢？一分析才知是进口毛条的高价影响成本，利润被外商赚走了。
　　所以作为毛纺界联谊组织的台湾区毛纺公会综合各家毛纺厂的建议，认为必须尽快在本岛创办一个生产毛条的基本企业以彻底打破外国毛条商垄断(如日本)、扼制和高利剥削。共识形成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能否从现有的毛纺企业中寻出一家来担此重任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无它，皆因同业之间受利益牵制，本来就处于互不信任的生存竞争状态，因此就必须新设一家专业的制造毛条工厂，找一个确有能力，且客观公正、与金融界够得上关系，的第三者来担此重任。
　　众人的目光很快聚焦到一个人的身上：
　　“只有应昌期先生能当此重任！”
　　应昌期知道这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机会降临，我们唯有勇敢地、果断地将它抓住，才能不辜负时势和众人的期盼。
　　更何况当时中华信托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心洽也非常支持成立毛条厂的方案，并竭力推动毛条厂项目的上马。
　　所以应昌期说：“可以。资金我们可以接章程筹集，不足由我出面找银行协商投资或借贷，我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就做不出毛条！”
　　这是1964年初的事情。
　　当初拟议中这一公司的注册资金为2500万新台币。这在三十多年前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由各参股单位踊跃认股，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也合作投资，但离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
　　这就全靠应昌期的人格与个人信誉的力量了。他登高一呼，众人响应，2500万元资本总额一次认足。
　　所以节节顺利。④
　　吴尊贤生前曾在报上撰文记述此事，云：“离开台湾银行之后，应先生接受我们台湾区毛纺公会的同业邀请，筹组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原本不顺利的筹资工作，由于应先生答应出任董事长，竟然不旋踵即募足，并且经营非常顺利，获得很好的利益。”⑤
　　1964年7月，“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正式组建。公司的名称是应昌期拟定的，“利华”即利我中华也。应昌期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台湾的毛纺业就应该不仰外人鼻息，不从日本及澳洲等地进口毛条——不让外国人赚去高额利润，这才是真正的“利华”！
　　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此后的发展历程证明，应昌期所走的每一步都没有违背他创办这个公司的初衷。众所周知，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投产后，台湾一些毛纺厂很快就能从本岛取得优质毛条了，所以这对台湾毛纺业的发展无疑是如虎添翼，很多企业又从低谷走出，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
　　但有一点不能不看到，即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本身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羊毛，是台湾本岛所无法供应的，必须完全依赖进口。
　　据现任宁波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总经理的应仲艺回忆：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1964年初筹备，1965年建厂，以进口原毛自制毛条，对台湾来说可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毫无经验。而日本有一家“丸红饭田株式会社”做羊毛生意多年，很有经验，且在澳洲也有机构，规模很大，实力也雄厚，应该作为首选的合作伙伴。事实正是这样。1999年1月19日，张子湘自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为笔者发来一份传真，忆及利华创办经过时说：
　　“利华创设时，因知日本乃东南亚工业先进国家，毛纺织工业非常发达，距离台湾又近，如能与日商搭上关伪今后在生产技术或业务上均可有所借镜，故甚望有日商能参加投资。当时三菱、伊藤忠等商社虽有意投资，但须以独家代理进口原毛为条件，应昌期不愿在经济上长期受制于人，故绝不同意。最后丸红饭田株式会社表示愿意无条件投资，但希望基于股东关系，照顾其代购原毛生意。应昌期口头答应与别家供应商同样条件下予以优先。如此一拍即合，丸红投资新台币400万元，占资本总额16%。”
　　不想受制于人，这是应昌期维持独立人格的一贯主张，对企业如此，对个人更是如此，以后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可见出应昌期的铮铮铁骨。
　　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于1966年建成投产，一切都按设想的计划顺利发展，当时与日商合作相处也堪称愉快。
　　忽有一年，丸红饭田株式会社之羊毛部长吉岗到台北公干，邀请应昌期一起去打高尔夫球。这也未尝不可，打高尔夫球也可作为一种交际应酬的方式嘛，所以他去了。谁知球打到一半，吉岗即拉他到一旁，悄悄告之日：“应先生，今后凡利华经由我们丸红代购之原毛，可给董事长个人提取一定百分比的佣金。此事为一般惯例，众皆如此，只要利华公司与我们长期合作，您个人的利益我们一定会保证的。”
　　应昌期一听，当即拉下脸来严词拒绝，说：
　　“别人如何我不管，本人绝不会接受。如果丸红有此规定，那就将我公司代理购毛的价格中扣灭此百分比好了，这样利华可得较为便宜的羊毛，你们丸红呢，亦可因价廉而享代购羊毛的权益，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丸红羊毛部长吉岗闻听，羞愧难当，当即在应昌期面前一边弯腰一边连声说：“哈依，哈依！”从此，对应昌期的清廉作风钦佩无已，对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经营政策，无不尽力配合。 　　根据丸红饭田株式会社在利华公司中所占的股权比例，他们在利华公司！内始终设有董事及监察各1人，历年相处，不论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在会议上从无有过异议。
　　由于利华历年经营成绩卓著，因此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红利分配给股东，所以丸红饭田株式会社一直称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为其海外投资企业中业绩最佳公司之一。
　　当然，这一切得来也绝非易事。
　　实际情形是，公司甫成立建厂时，董事监事中无一人知道毛条究竟如何制法，连董事长应昌期本人也刚脱离台湾银行，前半生一直当公务员，自然也无从知道毛条制法，所以他常常召集董事们开会商议，集思广益。
　　一次，董事、台湾毛绒的代表孙文胜先生(因其从事毛纺多年，故当时台湾毛纺业界称他为“老法师”)在会议上提出：毛条生产经由机器，因此只要工厂里的设备精良，配套适当，生产应不成问题；困难的倒是生产前的选毛工作。由于原毛系由海外整包购进，每包里面难免粗细支混杂，必须纯粹以手工和目察办法将其分开归类后方可投入机器进一步制作，据说这种选毛之技术工人须经二三年的培训方可上岗操作，如果工厂落成，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而作为前道工序的选毛工人尚未训练就绪，则势必延误开工生产，从而影响广大投资者之利益……。
　　孙文胜话音未落，会议室里已是嘤嘤嗡嗡，一片议论之声，因与会董事一听二三年训练期限，便感事态严重。但众说尽管纷纭，却均不得要领，应昌期见此情形，作为董事长的他便霍然起立，表态说：
　　“诸位请稍安勿躁，依我见之，选毛既是手工可行，总不会比制造原子弹还难吧？此事由本人负责全力解决于设备安装到位之前，如果不成，我就不够格担当董事长重任，当引咎辞职！”
　　掷地有声的一席话，说得董事们信心倍增，不再怀疑。
　　会议结束，应昌期立即联络日本丸红饭田株式会社的羊毛部，请他们协助解决此一难题。该部即推介了一位已退休的日本工程师名唤井上的来台指导(当时日本企业界员工的退休年龄为55岁)。
　　话说这位井上工程师已年届60，早已退休。此公一辈子“吃毛饭”，积累了丰富经验，且为人也较为耿介正直，这由他初到台北时的一件小事即可证明。
　　想当年井上先生只身一人自东京飞赴台北，丸红公司特别派了干员到桃园机场迎接，然后安排住宿，招待吃饭。
　　然井上老头却不买帐，说：
　　“不必了吧。我既受聘于利华公司，理应由利华招待才对。”
　　其潜台词是：我今天吃了你的，以后必受制于你！
　　应昌期是何等聪明之人——初一接触井上工程师，便知道是可用之专家，以后果然对井上颇为倚重。
　　利华在台北市郊租了场地，并招了一批女工，交由井上负责训练选毛工作，半年后，工厂落成，选毛工人也个个技术合格，立即投入生产行动，一切都顺理成章，应昌期着实透了一口气。
　　丸红投资利华，对利华颇有助益，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诸如建厂初期，由丸红物色工程技术人员来台协助安装机器，调试，指导开工；嗣后，利华还陆续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赴日本纺织厂接受培训、实习。其后对机器设备的整修，毛条质量的改进，都经日本毛纺织厂派工程师来台北进行指导，这些都是通过丸红的关系才得以解决的；丸红则在代理台北利华采购国外原毛上赚了很多钱。

文如玉

        但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应昌期办事历来主张一是一，二是二，一切从实际出发。
　　丸红饭田株式会社在利华虽然不享独家购毛代理权，但由于利华在公司初创时资金短缺，也曾有过某种承诺的。
　　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台北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资本值为2500万元新台币，但征地、造厂房、购机器设备，培训员工等等，实际总投资额将近1亿元新台币之巨。投资相差7000余万元，系向世界银行及省内银行融资而来。只是投资固定资产已属不足，所以购毛流动资金初期就由丸红短期融资供应。
　　因此在那一时期，丸红虽无独家代理权，但利华公司生产所需之原毛，实际是归其独家采购的。
　　且说丸红饭田株式会社的羊毛部部长忽然易人，吉岗调离，池田接任。在他管理期间，常有代购之原毛到货，经开包检验，有与发票所开规格不符之事发生。
　　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口头交涉未果，应昌期指示验收人将每次不相符之差额折算成毛价记录在案，长期累计，最终向丸红提出巨额索赔。此事经双方数度谈判，难有结果。1967年，应昌期飞到日本，亲自与丸红谈判，据说当时的阵势是丸红总部从上到下出来了十余个人与应昌期周旋，但应昌期稳坐在谈判桌旁，“舌战群商”，最后经协商折衷，丸红还是作了一定数额的赔偿。
　　“从此利华对丸红购毛失去信心，颇思另觅别家代理。一次应昌期到东京会晤丸红羊毛部长池田，告以将另找人购毛，池田坚持在丸红保证融资额度内，不得由别家采购。应昌期即告以利华扩充设备，购毛量增加，丸红所担保者已非全额。另外，已决定中国银行担保部分毛价融资。从此，丸红不再享受独家购毛之实惠。”⑥ 　　可以说，这是利华公司自创办以来所经历的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台北利华羊毛公司决定自行采办澳洲原毛作为生产毛条及碳化毛的原料，是一个重大决策，它对于生产的成品品质、制造成本以及业务方面均有很大关系。前面说过，由于利华以往进口的原毛都是经过大股东之一的日商丸红公司采购，它几乎是利华进口原毛的总代理，每年从利华赚去不少手续费及佣金，是一种相对的特权。由于统计及事实证明丸红供应的部份原毛品质不符规定，而单价偏高，利华要求赔偿二十五万美金未果，经过双方会谈利华撤销了丸红供应原毛的总代理资格，从此摆脱了日商的制约。这件事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事件，一般中日合作的企业多是日方提供技术，以及包销、资金等，更因日商常对中方的主管人员暗送回扣的金钱报酬，类似陋规几都以见怪不怪。如今利华公司的应昌期断然撤销了丸红总代理代购羊毛特权是非常少有的独特事件。也表现了台北利华公司的自立自强的进步作风。然而以往利华并无自办采购澳洲原毛的经验，对于原毛的质量检定、拍卖、仓储、运输、融资等均无经验，所以应昌期必须亲自出马，因为他对利华董事会已有承诺：日本人、欧洲人能在澳洲直接采办原毛，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我们利华不能直接购毛呢？应昌期深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因此于1968年10月应昌期夫妇带同四弟应昌世夫妇一行四人，前往澳洲作考察采办澳洲原毛业务的访问。他们先到墨尔本然后甘勃拉，再到悉尼最后前往布里斯本等地。先后访问了毛农牧场(澳洲的牧地粗放形式经营，所以养育1—2万头绵羊是普通规模的牧场)，也考察了羊毛的集散交易市场，原毛大仓库，会见了日商丸红公司驻澳洲的主管人员，并与当地的银行洽谈了银行对原毛外销的融资概况。整个访问行程及考察对象事先经过筹划，是相当深入的内容具体的访问。应昌期办事素来认真，注重原则讲究效率实事求是，绝不敷衍了事。这趟看来似乎是家属成员的四人旅游，其实是搭配良好的业务考察团。团长应昌期以敏锐的目光观察有关羊毛买卖、采办等事务，他的经营工商，领导组织的卓越才华在这次考察访问中有了极好的发挥。团员应昌世对于国际经贸经验丰富，兄弟二人的英语都有水平以上的造诣，而应昌世的夫人沈翠菊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早年服务于台湾银行，熟悉洋务且是英语高才。日常行程则由应昌期夫人唐平尘女士妥为照料，一切非常顺利愉快。 　　应昌期在悉尼时约好SirJames爵士，双方定在悉尼北部布里斯本市会面，此乃考察的主要目的。这位James——杰姆斯先生因为拓展澳洲羊毛外销，订立了详细规格得使原毛买卖质量、检疫、计价、包装、运输，理赔等符合国际大宗物资的交易原则，振兴了澳洲的羊毛事业，功劳很大，所以英皇封赠他为爵士。这一爵士的尊称在四五十年以前的澳洲十分光荣，其中为振兴澳洲的工商业而独得封赠称为爵士的人更是为数极少。
　　考察团的最后目的地是悉尼北部皇后省省会布里斯本市。那天(1968年10月23日)恰是应昌期五十一岁生日，一行四人抵达布市，住入“来诺士广场饭店”，饭店极大但并不豪华。原来该饭店尚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菲列宾美军被日军击溃，狼狈仓皇撤退至澳洲。当时美军元帅为麦克阿瑟将军，曾以该处为总司令部重新整军，誓言收复菲列宾终于打败日军，该店因而闻名。当晚为庆祝应昌期生日，家人在旅途中的欢聚非常难得，昌期、昌世二位夫人都有酒量，昌期兴趣好也喝了些酒，昌世则滴酒不进。第二天顺便观光素有阳光之州美名的皇后省海滩美景，但见海岸黄金色细沙闪闪发光一望无际，沿着滨海的公路两旁椰子摇曳生姿，蓝天白云，风光明媚。当地政府为拓揽观光，请妙龄美女身着三点式泳装穿梭于停车场，少女的美姿，更是促进了观光事业，可谓一举数得。当地以黄金海岸著称的观光名胜，为冲浪、游泳、航行帆船的理想海湾。
　　由于在悉尼时约好SirJames先生在布市的来诺士饭店晤面。应氏四人从外面吃过晚饭回到饭店便在大厅见到了James。先生当时六十多岁，身材不高，精神旺盛，腰干挺直，讲话声音爽朗宏亮，气概不凡。二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就在大厅旁边咖啡厅交谈约三小时，其时已近午夜，充分交换了利华希望进入澳洲市场直接采购原毛，希望James先生公司合作协助，更希望他们代为利华训练羊毛专业人员的意向，而James先生意下则希望以利华制约日商对澳洲原毛市场的垄断，藉以缓和澳洲羊毛事业全部陷于日本商人之手的局势。同时也希望代利华采购部分的原毛赚取业务利益，兼顾双方立场以公允合理为原则。当晚会谈极为融洽，台北利华进入澳洲自行采办原毛，以及派员来澳学习原毛技术等一切接洽妥当。两天后应氏一行四人返回台北。应昌期不久(1970．1月)即派应仲艺赴澳洲，入James先生的公司受训实习，同时也提出一部分购毛订单子James先生的公司，以后证实James公司的代购原毛品质、单价堪称公允。因为有了比较，相对也压制了其他原毛供应商的哄抬取巧。
　　自此之后，价廉物美的优质澳毛源源不断地从澳洲直接进入利华仓库，利华工业公司的效益明显好转。
　　大约发展到1978年的年底，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在台北已是声名赫赫，业绩优异。作为当初组建时投资大股东的中华开发信托公司通过评估。认为利华公司很有前途，完全能雄踞台岛，稳步发展，于是便设想让利华羊毛工业公司成为台北股市的上市公司之一。 　　事实上中华开发信托公司这一设想的提出也有其本身业务利益的考虑：作为投资公司，它自然想尽早汇笼资本，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所以它便积极地向证交所推荐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当时台北的上市公司相对较少，所以对中华信托所推荐的公司比较信任，就这样，经过短短的几个月评估，1979年4月，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的股票正式在台北挂牌上市。
　　这应该说是应昌期的第一个上市公司，在当时，利华羊毛股票上市，在台湾纺织界是一件大事。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在世界经济资本日益证券化的趋势下，利华股票早期在台北上市，其意义非同小可。
　　也就是说，应昌期自六十年代“下海”(个人步入工商界)，历经十余年的磨砺，如今又将一手创办的一个实业公司推上了股市。这意味着成功，同时也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众目睽睽的盯视之下——因为公司业绩孰优孰劣，将有多少股民为之日夜牵挂！
　　但应昌期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能力。作为一家传统性的企业、正派经营的公司——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创办人的应昌期，他会将广大股东和社会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

④根据张子湘《应昌期台湾创业事略》第2页
⑤吴尊贤：《怀念挚友应昌期先生》
⑥张子湘：《应昌期台湾创业事略》第6页

文如玉

组建益华纺织工业公司，
　　首创联营(联合租赁)妙招
　　应昌期创办的利华羊毛工业公司自1964年筹备，1965年建厂，1966年投产，逐渐走上规模发展道路。
　　但就在利华的创办与发展进程中，命运之神又一次向应昌期敞开了机会之门。
　　原来毛纺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开始时的确收到可观利润，但世事难料，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年年赢利天天发展。据应昌期四弟应昌世多年观察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毛纺业大约为6年一个周期；在这6年内，企业可能从波峰跌入谷底——如能撑住——再从谷底慢慢爬升，转入另一个周期。
　　而几乎就在利华蒸蒸日上的1968年，曾作为创办利华的一些发起股东，可说是在台湾光复初期便陆续成立的公营中本纺织厂、民营台湾毛绒及中华毛纺厂等相继走入困境。其中民营的中华毛纺经营不善，周转失灵，积欠银行贷款及关税记帐等，负债数额甚巨。
　　债权人是谁呢？是公营银行及海关。如果企业一旦倒闭，银行负责人就得索债无门，所以真正急得来如热锅上蚂蚁。
　　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当时台湾经济正在起飞，如果像这类大厂倒闭，其不良影响是很大的。
　　万般无奈之中，想出一个办法，让中华毛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照有关规定，企业重整期间是可免计结欠银行贷款之利息的。
　　但仔细一想又有问题，即原来的中华毛纺老板陈能才作为重整人的话，是不是真有经营“能才”将公司拔出泥淖呢？想想实在有点不放心，无奈之下，于是恳请时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李国鼎出面，要求应昌期在中华毛纺重整期间代为经营。
　　应昌期在台银期间就与李国鼎相熟(当时李国鼎任基隆公营的造船厂协理)，如今听这位部长细说缘由，内心倒是着实思考了一番。
　　接还是不接？
　　这时候张心洽也找他来了。
　　张心洽是应昌期台银时的属下，也是老朋友，现在是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总经理。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亦为中华毛纺重要债权人之一，如果中华毛纺倒闭，对海关的欠税和欠银行的钱就都完了，所以张心洽也出面来恳请应昌期接手此事。
　　何况中华毛纺的老板陈能才原为台湾区毛纺公会理事长，相当年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筹建之初，陈能才支持不遣余力，如今有难，岂能不救？
　　因为这样的多重人情，应昌期不能不考虑出面去挑这个重担了。
　　更何况中华毛纺也积欠利华的毛条货款，在根本无力偿付的情况下，只有让它活起来才有可能还清欠款。
　　总而言之，接管对各方皆有利，于是应昌期便一口答应下来，初步设想由利华羊毛工业公司出面租中华毛纺的工厂经营。
　　谁知消息传出，又忽然冒出两家毛纺企业来，他们也面临经营困难而想将工厂租给应昌期经营。
　　这便是台湾毛绒与中本纺织。
　　台湾毛绒的老板名叫华尔康，住在香港，公司业务全部托付给总经理孙文胜打理，主要产品为毛纱与毛线。孙是早期的毛纺专家，前面已经提到过。捆说起来。台湾毛绒财务并无问题，惟机器陈旧，竞争乏力，又不想更新设备再图发展。也就是说，老板与伙计都无意经营，但当时情况关厂又不易，兀自彷徨着。忽然闻听应昌期想租营中华毛纺，再好没有，于是自动找上门来，竭力表示愿将公司所属的工厂出租给应昌期策划中的机构共同经营。
　　再说中本纺织。．
　　中本纺织的后台老板是交通银行。中本是公营公司，并无倒闭之虞，只是其设备还是早年大陆时代的旧机器拆迁而来，效率低下。当然台湾光复初期，岛上毛纺工业尚未萌芽，中本产品也曾风行一时，曾为交行赚过大钱，谁料随着时代发展，民营企业渐次发展，毛纺织工业萌发如雨后春笋。人家是新机器新设计，中本产品难免失去竞争力。交通银行鉴于经营乏味，关闭又不易，于是由该行总经理趟葆全出面，也是主动上门，恳请应昌期租营中本所属的两家厂——他是看准了应昌期的卓越才干，才有此打算的。想想也只有交给应昌期才能拉其走出困境，根本解决中本的问题。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中华毛纺加上台湾毛绒、中本纺织各两厂，一下子出来3家纺织企业，这能吃得消吗？
　　别人不能，但应昌期能。
　　他考虑的是：既然租厂经营，一样管理，多租几厂还是比较合平经济效益——也即今天所说的“规模效应”。
　　如此庞大复杂的规模，再由利华兼营就不适宜了，索性发起另筹设一个公司。
　　这便是日后的益华纺织工业公司。
　　话要说回来，要将这样的三家企业合并而且合并后要进入良性运行，谈何容易！
　　应昌世曾向笔者指出：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公营、私营)又有现实差别的问题。比如基础不同，有的厚，有的薄；比如原先经营情况千差万别，民营的“台湾毛绒”财务好，经营稳建；“中华毛纺”财务不良，管理也混乱，而中本则系公营体制，根本不存在倒闭问题。
　　三个不同结构的个体，这么复杂的“合并工程”，谁能做呢？也只有应昌期
　　台湾毛绒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自台北飞到香港向老板汇报，那位香港老板听了大吃一惊，问：这么复杂的事，谁在做？能做得好吗？
　　事实证明是做好了。正是应昌期运用其独特的理财智慧和魄力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明确的手段很快将三家不同体制的毛纺企业合并成了“益华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台湾毛绒的孙文胜任总经理。应昌世出任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具体的生产和经营业务。——如此的合并经营，不说在国内是前所未有，就是在国外也少有先例的。当时拯救中华毛纺是根据重整公司的法律依据先由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指定利华羊毛总经理顾俭德为重整管理，督导重整业务。以联合租用经营方式成立“益华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不足，又首创民营公司以公开发行方式向证券市场募集资金——如此的资本结构与集资也是空前未有的。这些过程说说容易，实际做起来自然是非常复杂，非一般人所能为。由于益华纺织的股票在1968年公司成立时即已上市，所以它应该称为应昌期的第二个上市公司。像这类新公司向证券金融市场集资，当时在台湾也极为少见。
　　就像台湾毛绒的香港老板，无锡人，纺织世家华尔康当年所发出的惊呼一样，一般人的确很难想象应昌期究竟是用何妙法将这三家公司五家厂合并到一起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考察，就会发现应昌期此人的智商、能力、方法确实高人一等：原来，他采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租厂经营”的办法，这就远远不是开头所说的“合并经营”这一常人都能理解的思路了。
　　张子湘特别指出：“益华纺织对中华毛纺、台湾毛绒、中本纺织三家公司的关系乃是租厂方式的经营，每年付予各公司固定租金外，如有盈余，再按比率分配‘变动租金’，并非所谓真正的全面‘合并经营”，其目的只希望三家企业能继续营运渡过困难。但在租厂经营期间，完全由新组成的益华公司负责经营管理。”也就是说，三家公司所属之各厂，其土地、房产、机器设备等，其产权仍属原公司所有，益华纺织工业公司的帐面上是不存在工厂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租厂联营，组织与帐务结构都是首创的。现在说来似乎简单，但是要想出整套方案并付之执行，的确是非常艰难的，在国内系属创举。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机制，双方都能接受，剩下的关键问题只是产品的成本、质量及销路等因素，而这是可以通过努力去达到的。
　　大方针确定后，应昌期即抓住产品质量、管理以及成本等问题，主动出击，商经日本的丸红饭田株式会社协助，很快与日本的大洋纺纱厂、野田健毛织厂、艳金染整工艺厂等签订技术指导合约，陆续派员赴日培训实习。员工素质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工厂产品的花色品种和内在质量等都大大改进，员工士气高昂，日子一下子就好过起来。时间因素也像是竭尽配合——当时毛纺业正处在景气阶段，日趋上升。企业有了赢利，很多问题自然迎刀而解，大家脸上都有了笑容。
　　当时台湾还有一家福华毛纺厂，老板是镇海人，名叫黄次伦。应该说福华是稳健保守有实力有资产的企业，但那时黄次伦在一旁看着着实眼痒，所以特地找到应昌期、应昌世兄弟，说我们都是宁波老乡，老乡帮老乡，让我们福华也与你们合在一起算了。但这位老乡还是晚了一步。
　　自1968年至1973年，益华纺织工业公司成立5年，的确替中华毛纺冲销银行贷款、关税刷帐为数甚巨，台湾毛绒及中本纺织也已走出困境。但毕竟5年的岁月，各厂机器设备本来陈旧，再加上逐年折旧，自然是越来越不堪使用了，因此反映在产品上就显得疵点也愈见明显增多，若再不更新设备或彻底整修，产品势必会被市场淘汰出局。 　　于是应昌期提出，根据原先的“租厂经营”原则，今后凡更新设备及整修的费用，理应在应付租金项下扣除。
　　这当然是无可非议之事：你的设备，你自己不出钱更新、整修，让谁出钱呢？
　　谁知此议一出，各厂均不表同意。
　　原来是随着时代发展，经济起飞，当时台湾的地价飈升甚烈。那些厂设备虽然都是些“老爷货色”，但工厂却占了好大地盘，而且大都沿道路两侧而建，离市中心不远，交通又方便，一些房地产商早已是“垂涎三尺”——三家公司心中有数，自己只需出让一部分土地，即可获得丰厚回报。如中华毛纺，出售地皮，巨额债务可望一次性解决，还剩余很大的现金利益。台湾毛绒与中本纺织从出售一部分地皮亦有可观利益，所以对益华的设备更新提案，便取不赞成态度，事实上也就是不想继续联营了。 　　益华纺织工业公司考虑到那些工厂如不及时更新设备，便不会再有租营价值，所以就陆续与三家公司解除租约，归还工厂，双方皆大欢喜——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而取得经营成功的一个极好实例。
　　最终结算，经营5年多一点时间，当时益华纺织的5000万元资金增值至8600万元，既为各家解难救急，又有如此成绩，也足堪告慰了。若再作深入思考，则应看到：如果当时没有应昌期的妙招——筹组益华纺织，租厂联营，那三家企业早已倒闭或个别解散了，厂房上地早已处理出卖，哪能赶上这之后的地价暴涨而获得意想不到的空间巨大利益呢？
　　正是由于应昌期所策划的前所未见的租厂联营的实施，从经营实效与时间因素方面给三家企业作了生命的延伸，因而意外地获得地价暴涨的利益，不仅以往的欠税和银行欠帐全面解决，而且三家企业原来的老板也获得极大利益，可谓皆大欢喜，这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堪称一件大事。应昌期的能耐由此可以想见。
　　这且不去说它。下一个话题是：
　　益华纺织工业公司胜利结束，余下大笔资金，应昌期面临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