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10月15日早饭后，张庆和带领我和贺炎藩，还有十来个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来的连排班干部，一同去接受整编这支警察队伍。当时公安总队的人员都分驻在各区公安分局，张庆和命令勤务兵将各队队长、中队长、区队长集中到一处较居中的分局，宣布任命。随后，我们就走马上任了。那时公安总队名义上归苏军卫戍司令部指挥，实际上由周保中直接领导。周保中不仅是苏军任命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还是我党任命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兼辽吉军区司令，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长春，所以经常派一名副官到张庆和处传达命令。我在张的办公室经常见到这名副官。有时，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同国民党派到长春的接收大员联系。因为周保中终归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不方便出席过多公开活动，他就派张庆和出面。而张庆和则是苏军任命的公安局长。当时，苏军和周保中在长春的许多命令，大都通过公安总队来贯彻执行。通过这个关系，极大地便利了我党控制长春，建立人民武装。公安总队成立之初，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些是留用的伪满警察，也有被日本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士兵，良莠不齐。他们中一些人相信八路军、共产党，愿意参加革命，也有些则是为了混饭吃。公安总队中成员最好的是基干队，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在此基础上我们陆续成立了一连、二连、机枪连，共400余人，组成我所在的这个大队。部队仍穿警察制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持有武器。
　　我任职后，同大队长贺炎藩分头到各个连驻地视察，了解情况。我们发现部队驻地比较分散，不便于管理。于是，我们就找张庆和商量，请求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整训。张庆和非常支持，决定将部队集中调驻到警察学校。事先我们还带各连连长到警察学校了解情况，分配住房。10月20日，全大队人员都集中到了警察学校。途中跑了十多个人。
　　部队集中以后，我同大队的其他领导深入连队，一个人一个人地谈心，了解和掌握人员的思想情况，摸清部队的底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部队武器不足，我们就自己想办法。那时，苏军缴获的大批日军武器都放在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仓库里，由苏军和公安总队共同派哨兵把守。苏军士兵嗜酒如命，我们就叫战士晚上给苏军哨兵送上一些酒菜，趁他们喝醉后，命战士赶着马车抢运枪支弹药。没几天的工夫，我们全大队就都装备齐全，焕然一新。苏军哨兵一方面是喝醉了，另一方面毕竟和我们是“革命同志”，内心也同情我们，加之缴获的日军武器也不如苏军先进，所以他们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明知我们在暗中装运武器，他们也装糊涂，不理不睬。不过苏军的纪律不太强。有一天夜间，一个苏军士兵用转盘枪对准我们坐的一辆马车，要抢我们的车。我的警卫员樊明海、王贵民也不示弱，拔出驳壳枪对准他，他一看不妙就溜走了。我们大队一名从山东过来的八路军排长，曾被几个苏军士兵抓走，关在一个楼里，将他身上的钱财全部掠去买东西吃、喝，一直到用光了他的钱才放人。个别苏军士兵甚至到处强奸妇女。尽管苏军有宪兵负责军纪，抓到违纪士兵轻则关押，重则枪毙，但实际效果不太理想。长春城里的许多年轻妇女都剃光头，女扮男装，看见苏军士兵，就到处躲避。苏军还强迫各地公安分局每天将日本妇女送到苏军军营。群众对苏军的不满非常强烈。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苏联红军的声誉。1945年10月底，我们进驻警察学校没几天，苏联红军准备撤走，将长春交给国民党军队接收。上级命令我们驻守长春中央银行，同警卫团一起守卫银行。我们还修筑了工事，准备同国民党军打。但苏联红军根据中苏协定，一定要把银行交给国民党，硬是用武力逼迫我们撤出银行。我们只好再搬回警察学校；几天后，苏军再次命令我们大队搬到长春城外的拉拉屯伪中央军官学校。
    11月中旬，我们就对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组织整顿。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们大体掌握了全体人员的基本情况。总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成员中大部分是劳工和学生，还有一些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战俘。他们对八路军有一定的认识，愿意参加革命。但也有个别人是找出路，混饭吃的，并不是真心参加革命。根据这种情况，我和大队长商量后决定：
　　第一，召开全体大会，公开我们的主张。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愿意留下的欢迎留下，愿意走的可以走。此后，有一小部分伪警官、警察和意志不坚定的队员40多人离开了部队。部队人数虽然减少，但质量却明显提高。第二，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党的领导。经上级批准，我们将一大队整编成四个连队，分别任命了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各级干部。一连连长王志，指导员曹庚辰；二连连长阎村田，指导员敖荫轩；三连连长胡斌，指导员邱继臣；四连连长姚金龙，指导员李维。连级干部大部分是八路军老战士，还有几个是老红军。
    第三，健全党组织。大队设立党总支，我任总支书记；各连设立党支部，指导员任支部书记，做到“支部建在连上”，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各连还成立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做到经济民主。不久，上级又给我们大队派来11位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很快都充实到基层，这样全大队党员干部就有30多人。同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发展，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部队战士的政治觉悟。此后，我们又陆续招收了一些素质较好的青年学生和城市贫民入伍。全大队总人数仍保持在400多人。
　　在教育整顿中，政治处主任马仁裕同志起了很大作用。马仁裕是满族，吉林市人，原姓伊。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大学上学，参加过学生抗日爱国组织。一年后，党派遣他到东北做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团结民众抗日。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缺少骨干，地下党便选派了一些人来到部队，马仁裕就是在第一大队进驻拉拉屯伪军官学校后，由组织上派来的。他有文化，政治水平高，很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在政治整顿的同时，我还主动发挥擅长军事训练的特长，配合大队长积极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综合素质。经过20多天的整顿和训练，部队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大致具备了一支正规部队的规模。以后，组织上又陆续派了一些干部，有从万毅部队来的，也有从延安来的。全大队连、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关内来的。经过整顿，部队更纯洁，战斗力也明显提高。从到公安大队工作那天起，一个月来，我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睁着眼睛，脑子里的弦儿绷得紧紧的，生怕出现意外，怕有人叛变或逃亡，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段日子对我个人的成长锻炼很大。日本投降后，我们奉命挺进东北，接收长春公安大队，前后仅仅两个月，我们就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解放战争中，东北地区之所以能够迅速解放，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大批像我们大队这样的革命武装。最先进入东北建立的中共武装力量，大约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十六军分区所属的两个团。他们离东北最近，9月4日就开进了沈阳。我们先遣队9月中旬在锦州见到李运昌时，该部已扩编成了五个旅。当时，李运昌部的装备非常令我们羡慕，配备的全是日军武器，很多士兵还穿上了日军大皮鞋和呢子大衣，同关内的八路军相比，看上去要威武、雄壮得多。李运昌部还先后接收了沈阳、鞍山等地的敌伪装备。另外一部分，是周保中领导的原抗日联军旧部，大约有几百人。1940年冬，抗联迫于日益严酷的处境，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在苏联期间，有很多人受组织派遣进入红军各级军事学校学习，主要是学习炮兵和坦克等军事技术，有一定的军事水平。后来苏军将他们编成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由周保中、李兆麟负责指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人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主要城市，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联商定，同意抗联教导旅随苏军一同进入东北。9月上旬，抗联即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北满主要城市，并以长春为指挥中心，工作重点就是接收日伪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由于他们有苏联红军的特殊身份，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时，周保中是苏军委任的长春警备副司令，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同苏联红军的主要联络人，为中共在东北迅速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掩护。周保中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在东北很有威望，这批抗联老战士就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在长春附近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团的武装，并在北满几十个县成立了保安团。由于教导旅的成员大都接受的是苏联红军的建军模式，长期在苏军工作、生活，同八路军的作风有一定的差别。他们还不太善于开展群众工作，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部队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方面来，而是过于看重部队数量的扩大，相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部队的领导，存在一定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尽管部队数量发展很快，但战斗力不够强。那时长春一带真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一个连长有时就可以对外称司令。某些新成立的部队干部只知道当官，不重视练兵打仗，同群众关系不够好。当环境、形势一变，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这样的部队很容易瓦解。以后，组织上分配一些原抗联的干部到我们军工作，他们中有一些干部在苏联参加过红军军校的正规学习，特别是在技术兵种，能够发挥特长。例如我们军的通讯处长在苏联学习过通讯技术，后来在军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和特点。他们对我们军的正规化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再有一部分，就是地下党组织的新部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日本强掳到东北的劳工，包括一些八路军被俘的连、排长，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基层军官。这一部分军队有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懂得如何建党、建军、建政，也知道继承和发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在以后的残酷战争中虽然有一些被打散，但剩下的人重新找到组织，补充进主力部队。
　　最早进入东北的我军力量，主要就是以上三部分。真正的主力部队大致是在10月底进入东北的。虽然早期进入东北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们是最早打出共产党旗帜的人民武装，为我党进占和经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因为我们能首先进入东北，就有机会建立政权，扩大和发展武装。尽管一些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如主力部队，但这些地方部队也有地方部队的作用和特点，有了这些武装，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县、一个地区，可以减少野战部队分防驻守的压力，还可以接受从关内来的干部。有了落脚点，就有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原三五九旅先遣队的干部最初出关时只有几十人，如果没有张庆和这些人的帮助，我们的工作难度将更大。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虽然有一些基层政权瓦解了，新成立的部队被打散了，甚至有个别部队反水投敌，但毕竟我们有了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恢复起来容易。同时，一些被敌人打散的部队，很多人又陆续回到解放区，经过整顿，补充进新部队或主力部队。还是以我所在的公安警察大队为例：最初成立时共4个大队，除三大队长叛变投敌被处死后将该队编入我们一大队外，其余两个大队都陆续补充进一纵和六纵。以后，我们大队逐步发展成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八十六、八十七团也基本上是由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这些部队都是当时新成立的，有了这个基础，后来曹里怀带着我们团到舒兰，再同这两个团一起组成独立第三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考验，独立第三师发展成主力部队十纵二十九师。在十纵最初成立的三个师中，除二十八师是由三五九旅两个团三千多人成建制地由关内挺进东北外，其余部队都是在东北发展起来的。
    回想挺进东北的最初经历，我真是发自肺腑地感到党中央在东北战略决策上的英明伟大。抗战时期，八路军主要是在华北抵抗日本侵略者。虽然华北紧邻东北，八路军有这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条件也是在日本投降之时才显现出来。最初党中央的方针还是南下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就是受命到湖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直到欧洲战场胜利后的1945年6月，我军的战略部署还是向南发展，并派出我们二支队南下。等到8月苏联出兵东北后，党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变化，迅速改变战略部署，及时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紧急抽调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北。这为我军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进入东北，建立政权，发展武装，改善装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他们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基层政权。但苏军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时苏军就曾建议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或是新成立的部队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以后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样苏军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军还一度下令凡佩戴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自由活动，苏军不加限制。特别是苏军基层指挥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也知道毛泽东、朱德。当我们喊“斯大林万岁”时，他们也会喊“毛泽东乌啦！”只要国民党不提出外交干涉，苏军实际上并不阻碍我们在东北的行动，甚至在我们剿匪时，苏军还一度予以配合。这一点，我就有亲身经历。1946年初我奉命在北满大赉县剿匪，当时苏军在县城车站驻有一个连队，就主动协助我们缴械土匪武装，配合我军的剿匪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苏联红军的帮助，我们进东北后，才可以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建立政权，特别是周保中等人领导的原抗联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首先在东北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控制了很多地区，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关提供了开展工作的空间。

老八路

2、松辽剿匪
　　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特别是北满和西满更是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行营在长春开始着手布置接管东北。由于苏军当时还没有撤军，国民党正规部队一时无法顺利进入东北正式接收。为了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阻挠共产党在东北的发展，国民党向各地派遣了大批特务，对土匪封官加委，使大批伪满官吏和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光复军”和“挺进军”的司令、军长、师长，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匪众曾达到25万左右。由于国民党代表着中央政府，东北的老百姓大都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原伪满军队、土匪武装纷纷接受国民党委任，许多基层政权很快落入国民党控制的土匪武装手里。我们少数新成立的部队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利诱下反水，投降敌人。加之东北被日本占领长达14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薄弱，群众尚未全面发动，对八路军、共产党还不理解。我党派到各县的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赶走，很难开展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东北局指示：“争取在苏军未撤、蒋军未到之前，扫清北满土匪，镇压新部队之叛变，为建立根据地创造条件，成为当前急务。”为此，上级命令我们公安总队到北满各县执行剿匪任务，保护党的地方组织，开辟农村根据地。接受任务后，我和大队长贺炎藩立即率领部队向舒兰、榆树两县进军。当我军刚刚进到舒兰县白旗屯镇时，就同当地反动武装交上火。我们马上展开队形向敌人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将敌人打跑，顺利进占白旗屯，并召集地方商会、镇长开会，阐述我党政策和我军纪律，安抚群众安心生产、生活，不要害怕。我们还成立了维持社会治安的组织。此后，我们陆续击退了黑林子等地的土匪武装，于12月底进到榆树县，协同松江支队将县城包围。我大队配合松江支队由东关和北关攻城。当时，我们总队有山炮、步兵炮十余门，就集中全部火力，经过近一小时的炮轰，将县城南门打开一个缺口，部队同时发起攻击，激战十小时，歼灭敌人1500余。我大队攻进城后，负责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安排俘虏）。而向北逃窜的残敌，全部被松江支队歼灭。部队在榆树休整三天后，即向五常县开进。
    此时正值隆冬，天下大雪，平地的积雪就有一尺多厚，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当部队行进到五常县孙大骡子屯时，遭到土匪武装阻击。敌人在距我军五百米处突然开火，全大队在毫无隐蔽的情况下立即展开，向敌进攻。敌人依据大院工事与我对峙。我们没有挖战壕的工具，而且冻土坚硬根本挖不了工事，再加上地形平坦，不易接近敌人，相持四个多小时没有进展。后来，我亲自组织各种火炮集中射击，压制敌人。同时命一连组织突击组，排长樊明海任组长，经过五分钟的炮击，突击组爬上围墙，后续部队也跟着冲进去，敌人遂向五常县城逃跑，被我打死打伤数十人，我们伤亡二十余人。樊明海冲到院内同敌人格斗时英勇牺牲。他原是我由关内三五九旅带去的警卫员，从关内到东北照顾我特别周到。他作战勇敢、机灵，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我非常悲伤。
　　敌人向五常县城逃跑后，我组织大队立即向敌人追击。敌人在五常县城未敢抵抗，即向北逃走。当晚，我们占领了县城。大队在五常县休整了几天，整顿部队，开追悼会，进行形势教育。这时，毛主席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双十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拖延不执行，继续依靠美国军舰运兵到东北，包围解放区，想彻底消灭我们。此时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活跃，有些人甚至混进我们的部队搞策反。公安总队三大队队长张劲才原是一个旧劳工头，日本投降时他在长春拉了一百多人的武装。公安总队成立后，将他收编为三大队。当时，国民党特务对张劲才许以保安团团长，并由长春行营发了委任状。但他的委任状被我军截获。曹里怀司令员就命令我负责整编三大队，将张就地枪决。我带一连长和一个排赶到三大队驻地将张逮捕，拉到五常县城东门外枪毙了。三大队副大队长胡庚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在冀中根据地当武工队长，绰号“黑衣队长”，威震日伪军和汉奸。长春公安总队成立时，他受党的委派到第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胡庚生按照我的要求和布置，配合三大队其他八路军骨干，将全队人员集中，当众宣布：张劲才投降国民党，并被委任为保安团长，已逮捕法办。你们愿意留下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三大队原有三个连，300多人，当下走了三分之二，留下100多人。我和胡庚生商量后，将留下的人编为一大队第三连，胡庚生任连长。原一大队三连改为一大队基干连。此后一大队共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800余人。这个由三大队改编的连队，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隶属关系几经变更，后来改为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八团三连，闻名全国、全军的“欧阳海班”，就在这个连。在这一段剿匪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相当险恶的。因为我们是一支新成立不久的部队，公安总队下辖的四个大队中，二大队长原是国民党的营长、三大队长叛变、四大队长是伪满旧军官出身。在当时复杂的情形下，他们随时都有反水的危险，搞不好就会脑袋搬家。整个公安总队执行命令坚决、最忠于党组织的就是一大队。
    1946年1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正式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我们公安总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吉黑纵队，曹里怀仍任司令，刘居英（原长春市市长）任政委，张庆和、冯致远任副司令。公安总队第一大队改为吉黑纵队第一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仍任政委。1946年初，我部由五常出发，向北满进军，继续担负剿匪任务，先后解放了农安、乾安等县。2月，我军经伏龙泉镇遇土匪千余人，部队全部展开向敌攻击，将敌大部消灭，并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干部十余人。这些干部都是我党派出的书记、县长。如陈斌同志是一个老红军，被救出后就留在我大队担任后勤处长。战斗结束后，我们大队进驻卡拉木屯一个蒙古王爷府。主人是蒙古上层人物，据说是蒙古四大地主之一，房子有上千间，养马百余匹。伪满时期，他家上缴的粮食多得要经铁路运输才能按时运出去。他的家人都抽大烟，连刚生下的小孩子也要用大烟喷脸。我们驻了大约一周左右，全由他一家负责供应。离开时，他还送给我们十几匹马。
    当时西满各县反动武装，经常杀捕我党派去的地方干部。一天，大赉县委书记、县长发现敌人要抓他们，并企图占领县城，就连夜跑到扶余，向曹里怀司令员汇报土匪的情况。曹里怀当即命令我大队迅速占领大赉县城。大赉县又名绰尔城，位于西满东边。县城不大，居民近五千人，城墙由土夯实筑成，墙高一丈，宽五尺。城外东、西、南三面为平地，北面为水泡子。中长铁路从城西通过，西门外四里处就是大赉火车站，车站驻有苏军一个连。我率部进占县城后，即部署二连守北门，三连守南门、东门，一连、基干连做预备队，将通信联络的各种讯号规定好，根据敌人不同的进攻方向制定应对方案，并派人到城外火车站与苏驻军联系，协同对付土匪进攻，一切布置就绪，就等敌人来攻。2月中旬，敌保安团两千余人，配备野炮、山炮十余门，将县城层层围住，上午8时开始进攻，先进行炮火轰击，连续多次冲锋，架云梯爬城，均被我军击退。下午5时南门吃紧，敌人占领了部分土围子，我当即率一连赶到南门增援，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晚上，我回到大队部发现大队部人员已集合院内，所有物品装载上车，准备由西门撤走。我马上找到大队长贺炎藩商量，明确表示我军绝不能撤，如果此时撤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灭。因为敌人超过我几倍，城外又是平原，我军缺乏有利地形的掩护，反而便于敌人进攻。更何况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县城，等待援军。没有上级的命令决不能擅自后撤。我最终说服了大队长，又将机关干部、警卫组成一个连，投入战斗，后勤人员也组织起来，负责向战斗连队输送弹药和给养。
　　第二天，敌人再次集中十余门大炮猛轰北门近一个小时，将城门打开一个缺口，步兵即发起冲击。守卫北门的二连顽强抵抗，连长闫村田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利用战斗的间歇，我率领基干连火速赶到北门抢修工事，将缺口堵起来。随后，敌人又发动了两次冲击，都被我军击退。敌人两天进攻受挫，就派密探进城与城内反动地主联系，企图里应外合。第三天夜晚，土匪一百多人由东北方向偷偷爬进城墙，占领了两个大院，向我军射击。我立即命令一连反攻，与敌人进行巷战，用手榴弹和刺刀将突入城内的敌人大部消灭，剩下的几十人逃出城外。拂晓时战斗结束，我军伤亡三十余人，一连黄连长英勇牺牲。第四天，敌人继续组织进攻，均被我击退。第五天早晨，由白城子出援的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赶来增援。敌人全部撤退，我即率一、二、三连由北门向敌人追击二十余里，俘敌二十余名。原来，增援部队两天前刚刚攻占白城子，正在休整。他们接到增援大赉的命令后立即乘火车驰援。那时的火车，缺燃料，将就着烧豆饼，豆饼烧不着，热力不够，蒸汽不足，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本来一天的路程竟然走了两天。
    打退土匪进攻后，全大队首先召开追悼大会，纪念牺牲的黄连长和20多名烈士，黄连长是在四川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政治上坚定，作战勇敢，是我一大队主力连的连长，他的牺牲，是我们大队的重大损失。随后召开全大队总结会。这次战斗的主要经验是：在我军被敌人包围，特别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不能轻率突围的。如果盲目突围，我们有可能被消灭。二是必须肃清内部敌人，敌人利用里应外合抢占了几个院落，给我们的防守造成极大危险，因此必须对城内隐蔽的敌人进行严格清查。三是要加强对敌侦察工作。敌人在前一天晚上撤走时，我们没有及时发觉。待天明追击时，敌人已跑远。这次战斗对我们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来说，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守四天四夜，还一度将打进来的敌人大部分消灭，对部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士气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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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次解放长春
　　1946年3月初，苏联红军开始从东北撤军。由于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按照中苏协定，苏联红军撤出时，须将驻防城市交由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军队接收。因此，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趁苏军撤军之机，大举抢占东北主要城市。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21日，国民党军又从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夺占抚顺、辽阳。至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共6个军，连同收编的伪满军警、土匪武装，总兵力达30余万人。
　　面对严峻的形势，在中共代表据理力争下，美国和国共三方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于3月底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决议》。但国民党拒不执行停战协定，仍乘苏军撤离之机，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继续向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城镇大举进犯。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迅速占领四平、本溪、鞍山等战略要地和交通线，进而占领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占领整个东北的目的。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配合谈判，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确定全力控制北满地区及长春、哈尔滨两市与中长路满洲里至绥芬河段。因此，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迅速集中主力，坚决扼守四平，给北进之敌以有力的打击；南满主力集中于本溪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在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市后，迅速歼灭三市匪伪武装，夺取这三个城市。 ?
　　当时，我们正在大赉周围几个县负责剿匪，接总部命令：南下攻打长春。我们大队立即从大赉县城出发，向南经九台于4月13日到达长春东北地区集结待命。这时，夺取长春的战斗已布置完毕。总指挥为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参战部队有原山东八路军第七师主力和吉黑纵队等部。攻击部队分为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纵队。吉黑纵队编为东北纵队，任务是夺取长春火车站后，沿大同路，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和伪中央银行进攻。这时的长春形势，同半年前我们刚到时的情形大不相同。尽管苏军尚未全部从长春撤出，但按照中苏协定，国民党东北行营也已进驻长春，接管了部分城防。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有敌铁石部队二总队、四总队，以及吉林省保安司令部下辖的15个保安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总兵力约两万人。总指挥为卖国求荣，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汉奸姜鹏飞。敌铁石部队原为伪满洲国军队。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铁石少将在中国东北收编土匪、地方武装组建而成，关东军定名为铁石部队，主要任务是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该部队装备颇佳，有一定的作战能力，极为凶狠。日本投降前，铁石部队进驻冀热辽，与八路军为敌。日本投降后，改换门庭，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保安部队，用飞机空运到长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长春。国民党在东北原本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为了和共产党抢占胜利果实，他们就大量收编伪军。当时活动在北满、西满一带的所谓“国军”，大都是原来的伪军。我们攻打长春时，守城的两万多敌人都是国民党收编的伪军，根本没有见过中央军的影子。事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胡说什么当时中央军进东北，拒绝接收伪军，全让共产党军队接收了，这是失掉东北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同事实完全不符。4月14日中午，苏军全部撤离长春。晚8时，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攻城。我东北纵队先后夺取宋家洼子、长春广播电台，占领长春市北郊。
    第二天，东北纵队集中主力，向敌铁石部队四总队固守的长春火车站发起攻击。张庆和副司令员、冯致远参谋长一人驾驶一辆坦克，开道攻击。三个大队在炮兵的配合下，轮番进攻，直到夜幕降临，仍未攻下火车站。傍晚，经审问俘虏，我得知敌人的一个团指挥所就设在火车站对面的几幢楼房里。同时，我们还让俘虏画了敌人的炮兵位置、防御情况图。这时，纵队又将纵队步兵炮连、迫击炮连配属给我们，要求晚11时拿下火车站。我立即召集各连长开会，重新进行部署，并要求炮连作好炮火准备。
　　晚8时整，纵队炮兵连的15门步兵炮、迫击炮，发出怒吼，直击敌团部。炮弹从窗口钻进，在屋里炸开，炸得敌人乱作一团。趁敌混乱，我们大队全体官兵，呼喊着冲向火车站，冲进楼内，与敌人逐楼逐层地争夺。经过四小时的激烈战斗，守卫车站的敌人大部被歼，小部逃进城里。俘敌500多人，缴枪1000余支。17日一早，第二、第四两个大队在炮火支援下，跟随4辆坦克向据守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敌人冲击。张庆和、冯致远再次驾驶坦克带部队冲击。步坦配合，开始还算顺利，不料坦克冲进一段距离后，连续坏了两辆，接着坦克上的炮弹也打完了。缺少火力掩护，部队晾在大马路上，既攻不上去又撤不下来，干挨打，伤亡很大。这一天，我军向敌人发动了多次进攻，但仅占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北的几栋高楼，尽管我们有了一些依托和掩护，但仍无力推进。当晚，我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后，向副司令员张庆和建议，二、四大队仍从正面进攻，我带一大队迂回到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以西，连夜向守敌发起攻击。得到张庆和的同意后，我即率一大队穿过原日本关东军命名的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埋伏在原关东军司令部西侧楼外。晚9时许，正面第二、第四大队发起新一轮攻击。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时候，我命令部队突然从侧后发起冲击，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同时在敌人阵地开花，守敌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就冲进楼内，与敌人展开肉搏。随后，正面进攻的部队也冲了进来，很快消灭守敌，占领了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18日，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扫清长春外围，攻入城内，齐头向敌铁石部队总指挥部伪中央银行推进。吉黑纵队沿大同路推进。纵队的四辆坦克也已修好，在坦克的引导下，部队经三四个小时的激战，攻占敌宫内府、康德会馆等要点。下午，攻城的三个纵队，分别推进到伪中央银行附近。这里还有4000多敌人，负隅顽抗，作困兽斗。
    晚6时，吉林军区司令员、前线指挥周保中发出全面攻击命令。三个纵队的大炮齐鸣，伪中央银行变成一片火海。战至21时半，攻占了伪中央银行，长春全部解放。长春战斗，我大队歼敌1000多人，俘敌1000多人，缴获枪炮1000余件，受到上级嘉奖。
　　这次战斗，对东北战局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我军的力量，积累了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支新组建的部队，锻炼很大。同时也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例如在街道巷战中，不能够沿着大街冲击，应该编为班排小组，发挥近战、夜战优势。此外，当我军向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进攻时，由于没经验，步兵跟随坦克沿大街冲击。坦克炮弹打完撤走后，给步兵造成很大伤亡。同时，我军还要加强步炮协同作战，明确步兵、炮兵的具体任务。我军进攻火车站时，由于步、炮兵任务明确，炮火准备后及时发起冲击，迅速歼灭敌人，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1946年4月长春解放后，遵照上级指示，吉黑纵队分为两部，由曹里怀率一大队、骑兵大队和炮兵大队、直属队各一部到吉林，改编为吉林军区，曹里怀任司令员，袁任远任政委。其余人员由张庆和、冯致远率领，留守长春。留守部队不久分别编入东北野战军一纵、六纵。我部到达吉林后，第一大队改编为吉林军区警卫一团，贺炎藩任团长，我仍任政委。全团三个营，一千多人，战斗力有所加强。一营营长胡斌、教导员王志。二营营长朱以武、教导员龚定尘。三营营长鲜富文、教导员商东吉(朝鲜人)。从此，我们团由地方部队向正规部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和参谋长胡更生带三个连到蛟河县剿匪，经过半个月的合围奔袭搜剿，基本肃清了土匪，稳定了局势。苏军撤兵后，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按照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哈尔滨的同时，集中主力部队坚守四平。四平位于中长铁路沈阳、长春之间，又是中长、四梅、平齐三条铁路的交会点，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4月中旬开始，我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四平街保卫战，这是我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多月，毙敌一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代价，有8000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从四平撤退。四平失守，客观上是由于敌强我弱。最初，我军还准备在长春继续阻击敌人，并开始挖工事。彭真在动员大会上对我们讲要变长春为马德里。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后方又不巩固，没有根据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放弃长春，部队分别向松花江以东、以北地区撤退。四平撤退后，毛主席特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解放区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部队在撤退时组织得很周密、隐蔽。当我军主力后撤几十里后，敌人才发觉。我军撤出四平后，一部分主力于6月初到松花江北岸休整，其余部队分别转移到东满、西满地区休整，并从事根据地建设。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又继续向北推进。26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三天后进占吉林。
    东北民主联军战略撤退时，我团在吉林北山同一纵一师负责掩护主力撤退，并奉命炸毁吉林南江铁路、公路大桥。当时团里没有工兵，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安装炸药。我们团临时招募了三十多名懂爆破技术的日本人，在大桥结构最佳位置安放好有效数量的炸药，才顺利完成任务。我团负责防守的地方是主力部队撤退的主要方向，大部分部队都从这里北撤。28日，林彪乘坐卡车北撤时路过我们团，还到团部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话不多。临走时我问他：“首长，您还有什么指示？”他只是说：“没什么。现在的形势你们都知道，我们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们完成掩护任务后，迅速向舒兰山区撤退，整顿好部队，发动群众，一定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当晚，我们炸桥后即向江北舒兰县转移。敌人到了松花江后，由于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暂时没有力量继续向北进攻，基本与我们隔江对峙，除派小股部队过江侦察骚扰外，没有大的进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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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守卫舒榆江防
　　从1946年3月苏军撤兵、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开始，到6月我军退守松花江以北的这段时间，是东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队最猖狂的时期。国民党集中了八个军的优势兵力进攻，来势凶猛。整个松花江以南地区除临江周围几个县外，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特别是敌新一军、新六军是国民党五个王牌军中的两支劲旅，全部是美式装备，参加过缅甸作战，战斗力最强。而我军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新兵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弱，通讯联络不畅。出关的主力部队也多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还未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
　　我军后撤时由于撤退距离较远，从而造成部队一定程度的混乱。很多部队纷纷减员，而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叛变逃亡现象更是严重，有的团甚至跑了一半以上。当时，黄克诚曾将我军这段时期的不利因素总结为“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的影响。根据情况的变化，此时我们没有独占东北的可能。因此，林彪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必须先肃清土匪，整训部队，充实后勤，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虽然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由于占地广，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且在作战中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部队疲惫，继续组织大规模进攻，攻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已力不从心，无力继续向我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则利用这段有利时机，大力整军，开展根据地建设，十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从而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我军后撤之初，上级曾一度要我们撤到舒兰以北山区。但国民党军到松花江南岸后，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也没有力量再向北进攻。我团虽然是一支组建不久的新部队，但由于提前进行了充分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加之我们是从吉林北撤，渡过松花江，撤退距离比较短，所以，我们在撤退中只跑了几名战士，部队损失相对较轻。吉林军区撤至舒兰后，改编为吉北军分区，曹里怀任司令员，伍晋南任政委。我团改编为吉北军分区基干一团，我仍任政委。此后半年，我们在舒兰一带除防守松花江东岸，阻止老爷岭、江密峰一线的敌人进攻骚扰外，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为了巩固吉北根据地，我们首先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培养地方干部，建立基层革命政权。舒兰、榆树两县是吉林省的产粮区，丰收一年够吃三年。这一地区人口约60万，有粮吃，人口多，为扩大部队创造了条件。为此，我们积极扩兵，及时补充部队兵员、武器。到9月，全分区扩充新兵千余人，我团也补充了很多新兵，并组建了一个朝鲜营，全团达到1500余人。这次扩兵，我们采取自愿报名参军和先参加民兵、武工队，然后择优录取的办法，保证了兵员质量。上级还分配到我们团几十名关内来的营、连级干部。新兵主要成分是翻身农民，他们怀着保卫家园，保卫胜利果实的心情来到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锻炼，很快成了部队的骨干。部队扩大后，我们努力加强部队思想工作，揭露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宣传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我们又分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军事训练，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使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全团兵员充实，装备改善，训练有素。这期间由于团长贺炎藩身体不好，部队主要由我负责指挥训练。我们刚到舒兰、榆树时，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遣小股部队从乌拉街北上骚扰，我们都将来犯之敌打了回去。为了锻炼部队，巩固根据地，我们积极寻找战机，先后两次主动出击，受到上级的表扬。
    第一次是大榆屯战斗。当时国民党保安团利用江面结冰，人员车辆可以自由通行的条件，不断过江骚扰挑衅。11月的一天，我接到报告：敌保安团约800人向江北进犯。我立即命令二营迅速占领江边大榆屯，断敌退路，并率一、三营从驻地秀水河子沿江边攻击敌人。秀水河子到大榆屯约10公里，我带部队很快接近敌人，并沿江边展开。不料敌人一触即溃，向后逃跑。我们随后紧追不舍。原以为前面有二营负责围堵，我们前后夹击，可以全歼敌人。可是二营长因畏敌怯战，擅自撤退，结果逃敌大部分通过大榆屯逃回江南。我们只是在追击中抓了十几个俘虏，歼灭了部分敌人，缴获了几十支枪，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二营营长为此受到撤职处分。第二次是岔路口战斗。我团驻防秀水河子后，侦察发现江对面岔路口镇驻有敌人两个连，孤立无援。于是，我决定过江打掉它。12月底，我命令三营提前穿插到敌后，断其退路，我率一营从正面向敌发起攻击，敌人不明我方虚实，稍做抵抗，就弃镇而逃。我率部队随后紧追，原想一营在前面一打，三营从后面一拦击，必能全歼敌人。可是在追击中迟迟不见三营打响，致使敌人大部分逃回德惠县城。原来三营同样因不敢阻击逃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跑。这次战斗只消灭了几十个敌人，捉了部分俘虏，缴获了一些武器。
　　三天后，我们主动撤离岔路口，回到江北。这两次战斗，我们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兵力部署得当，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但因个别指挥员畏敌情绪严重，临阵退缩，丧失战机，未能全歼敌人，令人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说明我们这支新部队还缺乏锻炼，战斗作风不够勇敢坚强，需要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素质。两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果也不算大，但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处于优势，我军处于守势的不利情况下主动过江，追歼正面敌人。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敢于积极寻找战机，与敌作战，不但消灭了部分敌人，还抓了几十个俘虏。应该说是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此举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敌人不敢轻易过江北犯，保证了后方安全，也提高了吉北军分区的威望。
　　1947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我团的两次战斗通电表扬：吉北分区部队主动出击，敢于主动进攻敌人，精神可嘉。同日《东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日前，吉北分区部队由秀水河子地区过江南下，勇猛冲击，击溃敌新一军一个营，歼敌数十人，敌军向德惠城逃去。”以后一四○师师史对我们这段时间的表现评论道：“全分区为三千五百余人，以基干一团战斗力较强，为当时吉北分区之主力，经常在榆、永、舒一带进行剿匪活动。当时吉林外围之敌经常出来袭扰，并向缸窑地区侵犯，自派遣该团前去后，给敌以不断打击，有效地制止了敌之骚扰窜犯活动，为稳定吉北地区局势起了很大作用。”这段时间，我们作为吉北军分区的主力团，在完成各项任务和剿匪、保卫边境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同时，我们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突出，部队综合素质提高较快。为此，吉北军分区推荐我为优秀团政委，到哈尔滨参加东北民主联军政工会议。
　　在会上，我介绍了基干一团从组建时仅有400余人，发展壮大到1500多人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得到东总首长和与会人员的肯定和好评。政治部主任谭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副主任周桓(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还单独接见了我，向我详细了解基层政治思想建设情况，肯定了我们的做法，鼓励我继续抓好部队建设，带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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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下江南
　　1946年秋季，我军撤退到松花江以北后，东北局组织了十万多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在农村建立农会，剿匪反霸，扩充兵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巩固了后方。部队经补充和整编，战斗力得到加强。而国民党军队自占领松花江以南后，由于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力不从心，不得不采取“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策略，将主力集中到南满，妄图先消灭我南满部队，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向北满进攻，最后占领全东北。针对这一情况，我军决定采取“南北呼应，一打一拉”的作战方针，粉碎敌人各个击破的企图。从1947年1月开始，我军进行了史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冬季攻势。我军北满部队为配合南满部队四次保卫临江地区的作战，在吉林以北地区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主动进攻长春、吉林一带，迫使进攻南满的敌人回援，减轻南满我军压力，粉碎敌人的企图。我团随吉北军分区，参加了这一攻势。1947年1月初，我团随分区部队由朝阳地区出发，西渡松花江（一下江南），在石屯地区执行围城打援任务，负责阻击由吉林、乌拉街向其塔木增援之敌，保证主力一纵三师歼灭其塔木地区守敌。 据守其塔木的是国民党王牌新一军一个加强营，800多人，配有大口径火炮，并构筑有坚固工事。由吉林、乌拉街驰援其塔木的也是新一军的一个加强营。我们进入阵地当天，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发起冲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随后，上级命令我分区部队向来犯之敌发起反击。1月10日，我部在炮火掩护下，很快就冲进石屯，经过数小时激战，敌人向吉林逃窜，我团随后追击，只是友军没有按时截断敌人退路，致使残敌逃回吉林。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敌新一军的战斗力还是相当强的。我军一个主力师围打其塔木敌人一个营，打了三天三夜，硬是没能全歼敌人，最后还是让他们跑了。战斗中，我们抓了几十个俘虏，都是一些参加过滇缅抗战的老兵。我亲自同他们谈话，劝说他们加入我军。但他们根本看不起我们，称我们为土八路，纷纷表示只想回家，几乎没人肯主动加入我军。那时，我们对俘虏的政策是留去自由，只好把他们放了。这一仗，我们吉北分区部队作为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在石屯地区阻击美械装备的敌新一军一个加强营长达三天三夜，不仅未让敌人前进一步，还攻占了石屯，歼敌三百余人，为主力部队歼灭其塔木守敌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此受到东总的表扬。当时，《东北日报》对东北解放军“一下江南”作战胜利进行报道时还特别提到：“吉北分区部队勇猛冲击，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我部返回江北整训。由于吉北分区“一下江南”中的突出表现，于1947年1月底奉东总命令，吉北分区所辖部队同两个县保安团和松江支队一个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下辖第七、八、九团。基干一团改编为第七团，仍由贺炎藩任团长，我任政委。至此我们团从地方武装成长为主力部队。2月初，国民党军企图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心尽快解决南满问题，集中了5个师的兵力，再犯临江。为了配合南满保卫临江，北满我军“二下江南”，围攻德惠，目的之一是吸引南满敌人北上增援，以解临江之围；二是借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独立第三师的任务就是在德惠以南地区打援。德惠是长春北面的屏障，由国民党新一军一个师和保安部队约5000人防守，环城建有碉堡群。我军当时尚无攻坚战的装备和经验，以致主力攻打德惠进展迟缓。而杜聿明为解德惠之围，分别从南满、西满急调新一军、七十一军所属12个团北上支援。为争取主动，东总决定停止进攻，迅速回师江北，结束了二下江南作战。我部于3月2日回师江北休整。这一次下江南，尽管我军没有攻下德惠，但吸引了敌人12个团的兵力北上，从而减轻了南满解放区压力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我军北撤后，杜聿明由长春到德惠，扬言要同我军决战于松花江两岸，遂调集国民党军部分主力部队，沿中长路向北进逼。为了打击敌人进犯，切断吉(林)长(春)线，孤立吉林以北之敌，并防止长春敌人东援，确保我军主力在吉林以北地区歼敌，3月12日，独立第三师奉命参加“三下江南”作战。第七团再次渡过松花江后，首先歼灭了敌保安团驻河湾子车站的一连守兵。随后，沿铁道向西继续攻击，会同第八、九两团进攻九台县。九台驻有国民党新一军一个团，敌军得知民主联军来攻后，便赶紧后撤。我们迅速占领了九台，并切断吉长线，迫使吉长线以东之敌龟缩于吉林，西下长春之敌不敢出援，从而确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长春以北靠山屯、农安地区歼敌计划的实现。我们在“三下江南”的战斗中能够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友军在吉林以北的战斗部署，为此受到总部的表扬。这次战斗，对我们这支部队来讲，也是一次锻炼机会，大大提高了全团的战斗力。3月28日，独立三师完成了“三下江南”作战任务，奉命北撤，返回舒兰驻地。
　　当时九台有一个10万千瓦火力发电厂，为了防止敌人再占九台后利用电厂，东总命令独立三师撤退时炸毁电厂。曹里怀师长将任务交给我执行。临行，我带爆破分队准备去炸电厂，刚行至电厂门口，就被几百名电厂工人围住。工人们说，他们就靠电厂养家糊口，如果电厂没了，他们就断了生计，坚决反对我们炸电厂。这令我十分为难。经过仔细权衡，我决定不炸电厂。当时，情况紧急，也来不及请示。从后来的情况看，不炸是对的。因为不久以后，我们就解放了九台，电厂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历时三个半月，东北民主联军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计划，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东北国民党军的机动力量，使其不得不由攻势转入守势，战争主动权逐步转入到东北民主联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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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47年的夏、秋季攻势
　　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6年冬和1947年初“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各战役的艰苦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部队战胜敌人的信心。
    3月下旬，我师奉命在舒兰进行两个月战斗总结和军政训练。我们主要在政治上进行阶级教育和仇视蒋介石的教育，消除和平幻想，树立长期斗争的决心和信心，部队还补充了兵员，改善了装备。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提高了士气。此前，我南满部队和北满部队只能做战略配合，尚未发挥出战役战术配合的优势。为此，东总计划集中南、北满部队，统一发动夏季攻势。把过去因客观条件所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一个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
　　夏季攻势的第一阶段，是集中全军主力，远距离奔袭沈阳、长春、吉林等地附近的中小城市，围城打援。面对我军的大规模运动战，敌人完全摸不清我军的意图。我军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敌军。上级交给我们独立第三师的任务，是攻打拉吉铁路线上的重镇江密峰。
    江密峰是吉林北部敌人的一个主要防守据点，驻有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镇外是延绵起伏的山地，敌人构筑有野战工事和地堡，构成密集交错的火力网。独三师经长途奔袭，于5月12日夜晚完成对守军的合围。次日凌晨，各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工事，进行抵抗。我指挥七团组成突击队，各个歼击敌据点之敌。战至中午，全歼守敌。此后，八团依靠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迫使车站守敌一个连投降，随即占领车站。九团在炮火支援下，攻克铁路以北敌主要地堡群，推进至敌团部核心阵地将敌全歼。此次战斗我团共毙伤敌60余人，俘敌上校团长以下官兵72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我军伤亡150余人。部队首次取得了山地攻坚与步炮协同作战的经验。解放了拉吉线南北地区。
    5月18日，我师奉命同独立第四师（师长王奎先）进攻乌拉街。守敌新一军一个团闻讯于当夜渡江逃跑，我团在追击中歼敌掩护部队一个连。至此，我们攻占了吉林松花江以东的所有据点。战斗中一连指导员丁元功身先士卒，身负重伤。
　　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是围攻四平。敌军经过我第一阶段的打击，被迫收缩。当时，我东北民主联军一纵、二纵在西线怀德附近，突然出击，一夜就打下怀德县城，消灭了敌七十一军两个师，并击溃敌两个增援师。林彪判断敌人士气低落，决心集中主力打下四平。6月初，四平攻坚战打响。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向四平守敌陈明仁部第七十一军发起攻击。此役我师奉命在公主岭地区组织防御，阻击从长春来增援的敌新一军三十八师，与敌激战三天三夜，敌人未能前进一步。围攻四平前我军对敌情判断有误，原以为守敌只有一万多人，实际上敌人多达四万之众。我军主力虽然一度占领了四平大部分街区，但未能全歼敌七十一军。鉴于杜聿明又从沈阳、长春调集十个师前往增援，我军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我师奉命向伊通转移。至此夏季攻势结束，我师奉命至蛟河整训。
　　我部尽管是一支新组建的独立师，但在夏季攻势中都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江密峰攻坚战歼敌一个团，解放了吉林以东地区；公主岭阻击战打得英勇顽强，使援敌未能前进一步；在转移过程中又配合友军在大拉子山围歼敌人两个团。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表扬。师长曹里怀也因战功显著被提升为主力部队第一纵队（即后来的第38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是对我们师战绩的肯定，是我们全师的光荣。
    我自进入东北以后，一直在曹里怀的直接领导下战斗，他有战斗经验，指挥作战时能贯彻毛主席军事思想，一般小事情从不过问。但并不影响指挥作战，关键时刻，决策准确。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这支到东北后才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成长为有战斗力的野战部队。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作战需要，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总决定将独立师编成野战纵队。1947年9月，在吉林敦化县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梁兴初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委，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二十八师由独立一师改编，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三十师由东满独立一师改编，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我师改编为二十九师，刘转连任师长，卓雄任政委，下辖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团。我团改编为八十五团，我改任团长，杨敏任政委。我们随即健全部队各级指挥机构，充实机关，还补充了兵员和装备，全团达两千多人，战斗力大大提高。我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始终将军事指挥看作是自己的职责，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建功立业。当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我的理想和心愿。在担任政委的两年间，因团长长期生病，我实际承担着军事指挥职责。现在改任团长，名正言顺，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自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我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好地工作，决不辜负上级和战士们对我的信任。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发起秋季攻势。10月1日，我师奉命由蛟河、拉法、新站地区南下，任务是扫除松花江以东地区敌人的外围据点，首先歼灭江密峰之敌，再会同六纵攻歼吉林之敌。
　　我师曾在5月夏季攻势中攻克江密峰。部队西渡松花江后，江密峰又被敌人占领。这是我们第二次攻打江密峰。师长刘转连命令我率八十五团从南面进攻，师主力向江密峰以西迂回，断敌退路，牵制、歼灭敌人，配合东总主力作战。敌人发现我军的围歼计划后，在我迂回部队到达之前，狼狈向吉林逃窜，我团随即占领江密峰。此时江密峰以东的北吉林和大屯驻有敌“长白军”第一团（约900余人）。10月14日，师部命令我团穿插到吉林与北吉林之间，断敌退路。经三昼夜急行军，我团按时到达目的地。同时，友邻部队也完成对北吉林、大屯之敌的包围。17日，全师同时发起进攻，激战五小时，全歼守敌“长白军”第一团，占领了北吉林和大屯。10月19日，东总命令我师配合六纵围歼吉林城守敌，我师负责攻歼松花江东岸龙潭山、小丰满之敌。龙潭山傍立松花江之滨，地势较高，可控制整个吉林市，成为吉林外围的有利屏障。敌军在龙潭山构筑有大量永久性防御工事，在其防守前沿就筑有六个半永久性砖石结构的大母堡，编号为56~61。每个母堡周围筑有3~4个子堡，形成地堡群。每个地堡群可容纳两个排到一个连的兵力。地堡群外围挖有壕沟，布有铁丝网。地堡群之间可以形成交叉火力，相互支援，防御体系完整，且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龙潭山防御阵地由敌六十军一个营另两个连守备。由于山势陡峭，没有道路，攻击部队只能踏着山石，攀着树藤前进。我带领全团官兵，在夜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冒着随时都有滚下山的危险攀登。经一路冲杀，我团于20日晨插入敌56、57号地堡群之间，利用地形，迅速展开部队，向两个地堡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营、连长身先士卒，冒死进攻。攻击中，二营营长王治亲率突击队爬铁丝网与敌人搏斗，英勇牺牲；四连吴指导员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这两位指挥员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带兵严格，以身作则，全团官兵都很尊重他们。我团这一仗伤亡官兵多达二百余人。他们的牺牲，对我团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在我们攻占56、57号地堡群的同时，八十七团也攻陷58、59号地堡群。这时处于吉林外围、松花江畔龙潭山上的60、61号地堡群之间的联络也被我军切断。师长刘转连决心一鼓作气，拿下最后两个地堡群，令八十六团攻打60号地堡群，我团攻打61号地堡群。26日，八十六团经过激战攻克60号地堡群。28日晚，我组织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向61号地堡群进攻。主攻连组成突击队，爬越铁丝网对地堡实施爆破。但敌人火力凶猛，突击队的攻击一次次地被压下来，无法接近敌人，伤亡100多人，只打掉外围的几个子堡，61号主堡仍未攻下。这时敌人害怕被我军全歼，在夜色掩护下，向吉林逃去。我立即带领部队占领主地堡，并分兵一部追歼逃敌。后经审问俘虏得知，敌军是看到我们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为我们的气势吓倒，才不敢继续坚守，仓皇逃窜的。此后，我师和六纵同吉林守敌激战二十多天，仍未能攻克吉林。东总决定停止进攻，部队就地休整。至此，秋季攻势结束。
　　在夏、秋两季攻势中，我军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国民党军队仍保有一定的战斗力。此时，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确保辽西走廊和沈阳的安全，采取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的方针，退守长春、吉林及四平至大石桥、山海关至沈阳段铁路沿线及两侧的八座大城市。此时，我军尚缺少攻城作战的经验和装备。以攻打四平、吉林两战为例，夏季攻势中，一纵和六纵围攻四平，打了15天，没有攻克，后因敌人援军赶到，我军撤出战斗；秋季攻势中，六纵和十纵打吉林20多天，也未能攻克。为此，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指示东野主力南下沈阳、锦州一带打击敌人，扩大和巩固南满根据地，暂时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东总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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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转战辽沈
1、战斗在辽河沿岸
　　1947年11月，东总发出冬季作战指示，决定利用冬季河流结冰之机，直接到沈阳外围的敌占区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牵制敌人外，我军可以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对较大目标，我们能集中四五个纵队攻城，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七个纵队打运动战，且还有力量监视敌人。”为此，东总决定首先集中六个纵队南下，并命令我师首先包围沈阳以北80公里的法库。 12月下旬，我师奉命由吉林乘火车北上，再经哈尔滨南下，前后五昼夜，进至郑家屯，随即参加了冬季攻势。当时敌人仅控制着吉林以南、以东地区的铁路；北满往西的铁路控制在我军手里。我们下火车后前进至法库以南约30公里，首先配合七纵歼灭了敌暂编第五十九师一个团，俘敌团长以下一千余人。当时敌人没有想到解放军行动如此之快，还没有搞清来的是什么部队，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我军继而包围法库，围而不攻，吸引援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之。此后，我师再配合七纵进攻石佛寺，攻占孟家台，全歼守敌两个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二十九师共歼敌两千余人，受到东总和纵队的表扬。陈诚见我军围攻法库，急忙组织增援。敌军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分左右两路，从沈阳北进，企图乘隙寻歼当面之我军第三、六、十纵，进而解法库之围。而东总指挥得力，决心围城打援。首先集中兵力，在公主屯围歼敌左路新五军。当新五军进至公主屯附近时，我军各主力兵团突然插到其侧后，完成对新五军的钳形包围，敌中路和右路军慌忙掉头西援。为保障我主力兵团在公主屯歼灭敌新五军，我师奉命到吴二汗堡子阻击驰援的敌军五个师。1月5日，我师以八十五团为前卫，迅速向吴二汗堡子前进。吴二汗堡子是辽河上一个渡口，距沈阳50多公里路。援敌是摩托化行军，两个小时就可以通过封冻的辽河。于是，我师冒着敌人飞机的扫射、轰炸，一路跑步前进。
　　我随前卫连行至离吴二汗堡子约5公里的一个小村时，十几架敌机突然从天上俯冲下来，疯狂扫射、投弹。前卫连遭遇空袭，队形大乱。我立即指挥部队就地隐蔽，同时用轻武器向敌机射击。突然我骑的大白马扑倒在地，我从马背上摔下。我爬起一看，马已经死了。我一面指挥部队防空，一面四下观察，猛然发现侧面小山坡上有敌人冲过来。当时，部队只顾躲避敌机轰炸，没人发现地面来犯之敌，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如果抢先占领通道，我师就不能顺利到达预定阻援阵地。恰好这时重机枪连从我身边通过，我忙大喊：“曹连长，快，抓两挺机枪，架在房顶上，阻击敌人。”压制住敌人后，我又命他们占领了几个房顶，将全连展开，坚决阻击敌人，保证通道安全，确保主力通过。
    我们在吴二汗堡子与敌西援部队遭遇，展开激战。敌人为解救新五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全师官兵的英勇抗击下，敌人损失两千余人，未能前进一步。我们有力地保证了主力在公主屯地区全歼新五军军部和两个师。
    战斗结束后，我师奉命在棋霞堡子休整待命。这时敌我相互交错，驻地相距不远，有的相隔也就几公里，经常互相侦察袭扰。我团驻棋霞堡子时，发现该村南边梁子上经常有敌人侦察分队活动，连续三天都是上午来，下午走，兵力一个连左右。上级要求我们抓几个俘虏，了解一下对面敌人的情况。于是我命令二营长带一个连，并将全团的30多匹马集中起来，组成一个骑兵排配属给他们到村南的梁子上埋伏，要求他们等敌人撤离时，我们这边打响后再出击。第二天，敌人果然如期而至，到了下午，我发现敌人准备撤退，先命炮火轰击，随即带队冲向敌人。敌人遭我突然打击，惊慌失措，狼狈而逃。如果埋伏部队按预定计划出击，切断其退路，肯定能全歼敌人。可是埋伏部队却没有出击，让敌人跑了。我一看情况危急，急令通信员骑上我的马，带几个骑兵追击，仅抓了几个俘虏。后来一问才知道，副政委陈福章随二营长一起去埋伏，他怕右山梁的敌人攻击我侧后，不让部队出击，导致敌人逃跑。一个很好的歼敌机会就这样丧失了，真是遗憾。
　　2月上旬，我军主力乘敌沈阳以南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越过北宁线南下，直取辽阳、鞍山。十纵与三纵及一纵三师留石佛寺地区钳制敌军。敌军见我主力南下，即以第七十一军一个师接防石佛寺防务，调新三、新六军南援。为了拖住敌人，并相机歼敌，2月12日，十纵全线出击，奔袭、包围石佛寺以西之敌。我师奉命向三面船进攻。三面船为沈阳到法库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庄，约有百户人家，是辽河北岸敌人一个重要据点，构筑有完备的防御工事，敌驻军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约500余人。那天夜里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很深，看不清路，向导也迷失了方向。我随前卫营一起行动，快天亮时，一看天上的北极星（在大熊星座的位置），才发现走错了方向。本来应该向南走，一营却在向北走。我赶紧命令后卫变前卫，跑步前进，终于在天亮前赶到辽河，正好发现敌人准备逃跑，我们立即迎头将敌人打了回去。8时，全师向敌发起总攻，经半天激战，全歼三面船守敌500余人。
    接着，十纵奉命配合三纵逼近沈阳，围歼老边之敌。我师负责阻击由沈阳西援之敌。敌人为解老边之围，急令已南下的新三军北返增援。13日晚，我团到达指定地点万金台和大尚义林子。团部主力驻守万金台，我令二营到大尚义林子担任警戒，连夜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天亮后我令团参谋长胡斌（代一营长）去看地形，发现东南方有大股敌军向大尚义林子村运动，并听到村中传来稀疏的枪声。这是我团侦察队在阻击敌人，从该村撤下来的警戒排也说敌人很多。胡参谋长考虑到这个村子很大，如果被敌人占领，以其为依托向我进攻，将给我们的防守造成很大困难。他马上令一连迅速抢占村子。这时敌新三十师一个团已经进了村子，同一连遭遇，在村内展开激烈争夺战。一连被敌人压到村子西北角几个院子里。一营副营长冯殿元立即带二连赶来支援，随后胡斌也带三连赶到。冯殿元通过电话向我报告情况后，我令他们组织部队坚决把敌人赶出村子。战斗中胡斌中弹牺牲。冯殿元继续指挥全营与敌巷战，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反复争夺，经数次冲击，才将敌人赶出村子。不久，敌人为了打开通道，又在一个炮兵营的火力及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我团发起进攻。全团指战员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整连、整营的数十次冲击。这是对我团战斗力的一次严峻考验。连自为战，排自为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巷战、村落战，刺刀见红，甚至是一个人对几个人。我们团从长春公安警察大队起，还没有打过这样激烈的硬仗，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强的对手。但全团官兵经受住了考验，其中一营伤亡最大。在激烈的战斗中，二、三连的指挥员全部牺牲，我就命令团部参谋杨凤山到一线指挥战斗。这时，敌人一个加强连正从西南方向我阵地冲击，我急调四连配合二连利用各种火器，猛烈开火，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只跑回去4个人。
　　战斗中，我还经历了一段有惊无险的插曲。敌人的子弹从没有打中我，倒是差一点被自己人击中。当时，我身边的一名侦察员从未遇见过这样激烈的阵势，当他向我报告情况时，一时紧张，手中的枪走了火，子弹从我的肚皮上穿过，撕去一块肉，幸亏没有伤着要害，包扎一下几天就好了。这次战斗是我团成立以来打得最艰苦、激烈的一仗。敌新一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新三十师装备好，战斗力强。我团官兵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抗击，使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斗中一营伤亡300余人，代理营长胡斌、两个连长、三个指导员全部牺牲。一连只剩下30余人，二连剩19人，三连剩50人，我师战斗英雄马树良也英勇牺牲。12小时内，我团牺牲187人，负伤252人。但我们阻击有力，打出了我军的英雄气概。始终守住阵地，圆满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保证了我主力部队在老边战斗的胜利。这一仗牺牲的官兵都埋在万金台。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这里修了烈士陵园，供人瞻仰。我每到东北，都要去看望一下长眠在那里的老战友。敌人在沈阳外围连遭打击后，法库守敌已成惊弓之鸟，企图乘隙向开原突围。2月15日夜，我十纵队奉命进至法库以南地区监视该敌。17日，接东总电示，敌已向开原方向逃窜，令我纵队立即追歼该敌。
　　当时天气寒冷，积雪很深，行军异常困难。但我们仍一路急行军，按时赶到目的地。部队正准备修筑工事，截击逃窜之敌，又接纵队电令，敌已绕过我阵地，令我团再前进15公里截击敌人。此时部队已极度疲惫，有些连队建制已乱，需要重新组织追击。为此，我决定将走在前面的干部、战士不管是哪个连哪个营的，临时组成一个连，继续急行军，向指定地点前进。团里其他干部组织部队，随后跟进。经过简短动员，我带着临时组成的连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堵住了敌人，并会同随后赶来的二十八师主力经三小时激战，将其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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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攻打开原
　　消灭法库逃敌后，我纵队和三纵乘胜追击，包围了开原。东总决心乘敌主力西援巨流河之际，攻歼开原之敌。令我纵队和三纵九师攻打开原，其余部队在开原以南展开，准备打援。
　　开原位于沈阳东北约100公里，铁岭市北，辽河东岸。开原有两座县城，老城位北，新城在南，两城相距9公里。老城是座古城，已衰落；新城则是围绕中长铁路开原车站兴建而成，较为繁华热闹。开原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的北大门。攻克开原，就可以切断敌人沈阳与长春间的铁路联系。开原守敌为第五十九军一个团及“清剿”队、还乡团，共3000多人。开原新城城墙高丈余，宽五尺，城墙上筑有工事。城外挖有外壕，壕宽三丈，深八尺到丈五不等。壕外设有三道铁丝网。铁丝网外布有地雷。城外还有几个外围支撑点，各驻一个连的兵力防守。城内各主要街口筑有地堡，高屋顶上还有火力点，防御体系比较完整。开原攻坚战，东总非常重视。经过1947年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东北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军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已经能够整团、整师地歼灭敌人。但城市攻坚战当时还是我军的弱项。1947年先后实施了吉林、四平攻坚战，都未能攻克。所以想通过开原攻坚战，探索城市攻坚的经验，树立起部队攻坚的信心。东总决定由十纵司令梁兴初统一指挥攻城部队。纵队部署三十师进至开原城西地区，我二十九师进至城西北部，二十八师进至城东面打援，配属我纵的三纵九师进至城南，完成对开原城的包围。命令第二十九、三十师和第九师各选一个团担任主攻，从西北、西、南三面打开突破口。刘转连师长将主攻任务交给了我们八十五团。我们到达开原外围后，迅速扫清了敌人外围据点，进行攻城准备。我团担任的主攻方向是开原城西北角。我师成立以来，在江密峰、龙潭山打过攻坚战，都是山地设防阵地，城市攻坚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再加上防守开原的敌人是国民党正规军，原估计有5000余人，兵力不少。开原距沈阳仅100公里，有铁路相连，敌人增援数小时即可到达。因此，攻城时必须速战速决。当我军准备攻城的时候，就有数十架敌机不断进行袭扰轰炸和侦察。加之气候寒冷，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对攻城准备和作战影响都很大。
　　根据以上情况，我在进攻前做了充分准备：首先，将敌人在我主攻方向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障碍设施等情况基本查清楚，选定了突破口。第二，为充分发挥配属我团炮火的威力，将突破口附近的敌人火力点编号分发给各炮兵连，要求他们必须在进攻发起前发现炮兵射击位置予以彻底摧毁，并引爆进攻通道上的地雷，为进攻部队铺平道路。我还派侦察分队在进攻前两个夜晚分工检查，确保道路开通，如有障碍继续排除。
    第三，克服困难，将工事修到敌人城墙前，缩短进攻距离。当时，天气寒冷，地冻三尺，不好挖掩体，我们就用雪堆，上面再泼水，一会就冻成了坚固的工事。为了保证二营的突击力量，我令三营各连轮流抢建工事。三营为抢修工事遭敌射击，伤亡了几十人，副教导员也负了伤。但实践证明我们事前的准备完善充分，减少了进攻时的伤亡。
    第四，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号召大家打进开原城，为师、团争光，争当先锋连。我还率团领导深入到突击连、排、班，反复动员，解决问题，开诸葛亮会。干部、战士纷纷写请战书，要求参加突击排、突击班。很多人还在战前递交入党申请书，要求火线入党，部队士气高昂。第五，进行战前训练。针对事前侦察掌握的实际情况，广大指战员反复研究如何架梯子、爬梯子；梯子坏了如何架人梯；人梯上不去如何利用炸药包炸。要求每一名突击队员都要针对不同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我还组织团指挥所，设在离敌人最近的村子里指挥战斗，四天四夜未合眼，一直到战斗结束。团领导研究决定，以二营为主攻营，五连为突击连。连长姜玉明是山东人，绰号姜二虎，牛脾气上来，天不怕，地不怕。他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9月到东北，先在依兰分区警卫连当连长，后到八十五团当连长。他性格豪爽，作战勇敢，有战斗经验，是我手下比较得力的连长。五连在准备中，充分发挥战士们的创造性，分别组织火力组、爆破组、支援组、突击组，并进行临战训练。
    26日晚，团召开誓师大会，二营全部、一、三营各派出代表参加。会上我和政委进行了战前动员，我给突击连授了旗。师文工队还来演出节目，文工队的女兵们为突击队送了“光荣弹”（用红纸包裹起来的集束手榴弹），鼓励他们英勇战斗。第二天上午，二营进入进攻位置。16时总攻开始，经20分钟的炮火准备，部队出击。由于战前准备充分，部队英勇顽强，仅用了5分钟即突破敌人防线，攻上城头，首先将红旗插上了开原城。随后我纵三十师也攻入城内，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俘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
　　战后两个纵队首长组织团以上干部查看三个突破口，进行战斗讲评，表扬了我们团，称赞我们团突破口选择得好，准备工作充分。纵队首长还严厉批评了个别部队当时过于轻敌，战前准备工作不足。当我们团攻入城后，他们连外围据点的敌人都没有消灭，甚至出现了用迫击炮轰击已攻进城的友军的严重失误。后经我们紧急联络，该师才停止炮击。
    攻坚战的突击连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连队。进攻中，五连前仆后继，伤亡很重，五连指导员王照亮、副连长郭启凤阵亡，连长姜玉明身负重伤，全连150多名战士，只有十几人没有负伤。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值得后人纪念。突击队的队旗上留下47个弹孔，沾满了烈士们的鲜血。战后，纵队授予五连“开原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五连指导员王照亮是长春人，青年学生，1946年在东北参军。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是地下党员。他有文化，有思想，作战勇敢，很会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原战斗前他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深入细致，找突击队的战士逐个谈话，鼓励大家勇敢战斗。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突击队第一个登上城墙，在突破口与敌人肉搏时英勇牺牲。冬季攻势对我团和我个人都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通过这三个月的战斗，部队积累了攻城、攻坚战经验，进行了运动、遭遇、追击等形式战斗，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作为我个人，指挥一个团参加各种战斗，组织指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我感到比较满意的战斗，一个是开原攻坚战，由于战前组织准备充分，进攻顺利，取得了好的战绩。二是法库追击战，为了堵截敌人，在部队很疲劳的情况下，我打乱建制，组成一个临时连队，亲自带队截断敌人退路，将敌全歼。三是三面船战斗，一营走错方向后，我及时将后卫变前卫，按时赶到目的地，切断了敌人退路，歼灭了敌人。还有尚义林子一天的战斗，非常激烈，与敌主力新一军的一个团展开逐屋逐院的争夺，将敌人赶出了村子，考验了我团的战斗力。比较遗憾的是栖霞堡子战斗，由于个别指挥员的干扰和动摇，放跑了敌人，失掉了歼敌的好机会，现在想起来仍感到非常遗憾。我团在冬季攻势中的伤亡也是相当大的。先后牺牲了最优秀的指挥员一、二营长和教导员，还有十几位连长、指导员和上千名英雄的战士，他们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我永远怀念他们。  
　　冬季攻势的胜利，更坚定了我们战胜敌人的信心，五年打败国民党的计划在东北可能提前实现。从1947年的冬季攻势开始，我军真正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秋季攻势结束时，党中央、毛主席根据东北的形势发展及时指出，东北我军应将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到南线去作战，将战场放到敌占区，打到敌人心脏去。这一战略转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正确。正是由于我们出敌不意，南下辽河两岸，围城打援，才有可能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我军在冬季攻势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收复中等城市20多座。此后，敌军只能孤立坚守中长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如果我们仍从北往南打，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全歼东北之敌的时间必然要推迟。
    冬季攻势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支前，为部队抬担架、运送物资，并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部队。我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伟大。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8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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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原整军
　　开原解放后，我团开到老开原城北蚂螂屯整休待命。一天我到城内开会，进城门时，看到开原警备司令部贴的布告，署名是警备司令黄炜华，副司令阮庆。我不禁眼前一亮，这个阮庆会不会就是我的好友、黄埔同学阮庆才？黄炜华是十纵参谋长。一到师部，我就向黄炜华询问，确认了阮庆就是阮庆才。我马上给阮庆打电话。两天后，他到蚂螂屯和我相见。我们自延安分别后九年音信全无，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两人都激动地拥抱着蹦起来。我们畅谈了分别后的情况，倾诉互相的思念。交谈中，我得知阮庆才从延安调到晋察冀时就改名叫阮庆。日本投降后，他也调到东北，分配到开原工作。1946年国民党军占领开原后，他留在当地组织地方武装，成立开原独立团，当团政委，在开原一带打游击，直到开原解放。因为他在开原时间长，情况熟，组织上叫他兼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几天后，他返回老城警备司令部。由于东北战局发展很快，部队、人员调动频繁，此后我们又失去了联系，直到1958年我带部队在桂林演习才再次见面。
    国民党军队经过东北我军冬季攻势的打击，士气低落，战斗力被削弱，被迫全线收缩。50余万敌军被分割压缩在中长铁路沿线的长春、沈阳、锦州等三个孤立地区，重点据守城市，已没有力量转守为攻。而东北解放军则迅速发展壮大，总兵力超过了国民党军。
    1948年4月冬季攻势结束后，我军根据部队新兵多、俘虏兵多的情况，开展了近半年的新式整军运动。一直到9月攻打锦州前，全军没有进行大的战斗，敌人也没有力量进行反击。在战争年代，全军进行长时间的大整军，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十纵自2月打下开原后，即开始整训7个月。整训以政治教育为主，首先在全军开展诉苦运动。诉苦运动主要是针对基层连队新战士和俘虏兵较多这一特点展开的。新战士大多是根据地的翻身农民，从国民党军队中来的俘虏兵又被亲切地称为解放战士。当时，有些连队的俘虏兵超过一半，他们的政治觉悟不高。为此，提出“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多个问题，交连队讨论。一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地主对农民的迫害，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教育新战士，让他们明白解放军就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解放军官兵之间都是阶级兄弟，解放战争就是解放自己的战争。随后，我们又发动大家“挖苦根”，把个人仇恨和阶级仇恨联系起来，并将仇恨集中到国民党蒋介石这个总根子上，明确要报仇、要翻身，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解放全中国。随着诉苦教育的深入，我们又因势利导开展“查忘本”和“复仇立功”活动，激发广大战士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诉苦运动大大提高了解放战士们的觉悟，明白了为谁而战。他们还主动揭发出团里两起国民党被俘老兵组织的逃跑事件。当时，从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六十军被俘的个别老兵油子，拒绝接受教育，企图组织俘虏兵集体逃跑。经解放战士揭发检举，我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破坏行动。部队战士中还有许多新参军的翻身农民，他们经过两年多的战争，认为革命胜利了，家里又分了田，不愿继续战斗，想脱离部队，回家娶妻生子，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生活。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明白只有全国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胜利果实，以此提高新战士的思想觉悟，树立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对战士进行诉苦教育的同时，又在干部中开展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阶级的“五整一查”运动。“五整一查”运动对我个人教育、帮助很大。我是富农家庭出身，参加革命前，同我交往的大都是地主和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我主动同他们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同他们往来，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犯过错误。建国后十多年我都没有回过家乡，一直到1963年才第一次回老家息县探亲。 经过“诉苦运动”和“五整一查”，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新式整军是一次以阶级教育为主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大提高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解放全中国的觉悟和积极性。
　　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总部还以“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指导思想，在全军开展军事大练兵。这次大练兵同以往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在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二是部队手中武器明显改善，更换了大批美式装备，特别是我军技术兵种发展迅猛，组建了独立的炮兵部队，配备有大口径火炮。这些武器都是我们在战场上从敌军那里缴获来的，为我们以后进行大兵团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大练兵运动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经过半年的训练，东北野战军无论是军队数量、装备质量，还是士兵战斗素质、掌握美械技术方面都得到空前提高。此时，国民党军队被我军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城市。特别是长春守敌同外界的交通联络完全被我军切断，敌人的补给只能靠空投。
    打下开原，我们积累了些攻城作战的经验。我们团是在长春建立的，熟悉长春地形。苏军撤退后，我们又参加过解放长春的战斗，人人都盼望着早日打回长春。因此，在开原练兵时，我们特别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主要以攻克长春为目标，借助开原附近旧有的敌军工事或一些相似建筑，模拟长春中央银行、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等，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坚纵深作战训练，反复演习如何攻城、爆破、架梯爬城、打坦克、炸装甲车等攻坚作战科目。我们团这次大练兵取得了显著成绩，连队熟练掌握了攻坚战术，战士们的射击和爆破水平大大提高。
    我们团经过七个月的新式整军、大练兵，改善了装备，提高了战斗力。全团近三千余人，齐装满员，斗志高昂，纷纷主动请战。广大指战员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期待着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全东北、彻底歼灭50万国民党军队的光荣任务。

老八路

4、黑山阻击，血战小白台子
　　1948年3月以后，东北境内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则全部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大城市。尽管敌人尚有50余万人，却早已丧失斗志。长春之敌被围困数月之久，惶惶不可终日；沈阳之敌也是惊慌失措。而我军经过近半年的整军大练兵，全军士气高昂，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7个独立师，总兵力达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33万人，作战、攻坚能力大大提高。我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真正具备了战略反攻的条件。我军下一仗怎么打，是一个关键问题。野司最初的意图是先打长春，然后从北向南逐步发展。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指示东总先打锦州，关起门来，将关外之敌就地消灭，不让他们退回关内。当时，司令员林彪对攻打锦州有顾虑。如果像打四平一样，久攻不下，我军有可能受到东北、华北之敌的两面夹击，造成被动战局。所以林彪一直犹豫，行动不坚决。我师在开原整训中，上级就命令我们作好攻打长春的训练。当时，我们团的广大指战员也非常希望打回长春，亲手把长春从敌人手里夺回来。9月初，我们接到命令北上，准备攻打长春。可是出发仅一天，上级又命令我们停止北上，回师南下；途中再次变更命令，要我们北上。这样走走停停，反复了三次。最后，林彪终于决定南下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总决心先打锦州守敌范汉杰兵团，再打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时逼迫长春守敌解除武装，最后解放沈阳。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1948年的秋季攻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团也随全军投入了这场举世瞩目的辽沈决战中。
    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是出击北宁线，攻克锦州。为此，东北解放军先以部分兵力突然奔袭北宁线之锦（州）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于10月1日攻克锦州北部屏障之义县，使锦州之敌完全孤立。国民党军为策应锦州，组织了两个兵团，分南北两路驰援。北路之敌廖耀湘兵团先后占领彰武、新立屯，妄图切断我军后方补给线，威胁我攻锦部队的安全。总部给十纵的任务，就是阻击由沈阳出发的廖耀湘兵团。10月5日，十纵进至新民以西大兴庄一带，刚展开构筑工事，野司电示：“攻锦主力已于10月3日包围锦州，14日发起总攻，沈阳之敌已蠢动西援，十纵队应立即回返饶阳河、半拉山门担负南起姜家屯、北至王家岗一线防御，打击沈阳出援锦州之敌。一纵三师归十纵指挥，该师于黑山、大虎山布防。”
　　7日，我们到达指定位置，立即进行作战部署。纵队令我师和二十八师为第一梯队，在左家窝棚、王家屯、九间房、李家岗子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我们工事刚刚修好，野司于14日又来电指示：“敌企图绕过你们阵地，由饶阳河、新立屯西援，十纵队应进至小三家子、歪脖子山、二道岗子、张广屯、芳山镇地区阻击。”我们立即出发，奔向新的阵地。十纵当时还配属西满一个骑兵师。十纵首长命令该部组成一支千余人的支队，每天与敌保持接触，查明敌人动向，掩护大部队的布防。这个支队从15日至18日，与廖耀湘兵团先后进行战斗数十次，毙伤敌千人，成功地迷惑了敌人，令敌不知我军真实情况，顺利完成保障主力部队攻克锦州的作战任务。
　　15日，我军攻克锦州，歼敌十万。接着长春守军敌六十军起义，新七军投降，长春宣告解放，东北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慌忙飞临沈阳，为其部下打气，并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重占锦州，打开通向关内的大门。廖耀湘兵团遂由彰武、新立屯一线向黑山、大虎山扑来。军委和东总决定组织辽西战役，在运动中歼灭廖耀湘兵团。
    至此，辽沈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消灭廖耀湘西进兵团。
　　辽西，即辽宁省西部，包括沈阳以西各县及锦州南北地区，属辽河平原。辽河、巨流河、柳河、饶阳河、沙河、大凌河、女儿河南北纵贯，流向不定，这些河水虽然不深，但多淤泥，难以徒涉，不利于大兵团行动。黑山至沟帮子之间为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山地丘陵，便于我军作战。野司令八纵就近攻占营口，防止敌人由水上逃走；六纵插到沈阳和大虎山之间，切断敌人从水上和向沈阳的退路。令十纵在黑山、大虎山一线设防，坚决阻击迟滞敌人，待攻锦主力赶到，围歼敌人西进兵团。同时命令攻锦部队停止休整，立即东进，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协同我十纵迅速包围歼灭廖耀湘兵团。
　　10月21日，我十纵进至黑山、大虎山、大小五台地区。第二天，纵队党委发出“死守黑山，抗击敌人，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号召，并具体明确各师的任务。我们是在行军途中接到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敌人命令的。师长刘转连紧急召集各团团长明确任务。刘转连说：这次战斗可能是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仗，也将是最大、最激烈的一仗。我军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抗击敌人一个精锐兵团，共五个军的攻击，战斗必将异常残酷激烈，能否抗住敌人的冲击，将敌人阻止在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将影响整个东北战局。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他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堵住敌人，不让敌人越过阵地一步。我团阵地是在小白台子——王木匠屯一线，正面宽约2.5公里。我团的右侧是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左侧是我师八十六团。接到命令后，当时情况紧急，已来不及开会研究布置，我和政委杨敏就在行军途中召集各营营长、教导员明确防守地区、任务和要求，同时命令团部干部全部下到连队，边行军边动员。一定要给全体指战员讲明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反复强调敌人为了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必作困兽之斗，必须要有打硬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
　　从新立屯到黑山、大虎山以东的阵地有180多里路，上级要求21日黄昏前赶到。我们接到命令时已是20日的晚上。为此，我命令部队强行军，以最快速度赶到指定阵地，决不能叫敌人逃掉。21日，我们按时赶到阵地后，不顾行军疲劳，立即组织抢修工事。同时，我带领连以上干部现地勘察。我发现：阵地右边是几个起伏的小山丘，左边是一片开阔地，便于射击。而阵地前方有几条雨裂沟，有利于敌人隐蔽接近我阵地。右前方两公里处是两座如同馒头似的山丘；离我阵地较近的山峰，海拔约300米，敌人肯定会在此设置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俯瞰十纵的3个师由西向东摆开的阻击阵地。根据地形，可以断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在我阵地右方，我阵地如被突破，即可威胁二十八师侧翼，直插黑山，截断二十八师后路。所以，我团阵地右方应为主要防守方向。
　　根据任务和地形，我决定一营为预备队，二营在左翼，三营在右翼。因三营在去年的多次作战中伤亡较小，老兵多，党员骨干多，战斗力强，所以决定由其担负主要防守任务。三营有两个连是朝鲜族战士，能吃苦，作战勇敢，执行命令坚决。担任主要方向防守任务的九连就是一个朝鲜族连队，连长朱昌一，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立功，是全团有名的优秀基层指挥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回国任朝鲜人民军营长，带领部队奋勇冲杀，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在与美军二十四师作战中牺牲。把九连放在主阵地上，我很放心。
　　当晚部队赶到阵地后没有休息，连夜挖战壕、修地堡，抢修工事。各营还组织群众工作组，到附近村庄动员群众，为部队筹集修工事用的工具和材料。东北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有的老百姓把为老人准备的棺材、盖房子的檩木都拿了出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屋门板卸下来献给部队，保证了我军作战之需。
    当夜，我亲自到九连阵地，检查布防情况并进行动员。我要求他们每班修筑一个两米厚的地堡，必须能抗击敌人一一五榴弹炮击。地堡与地堡之间挖两米深的交通壕，必须保证人员来往和运送伤员。对最前沿控制雨裂沟的那个班，要求地堡须修三米厚，交通壕要挖两条。电话要通到前沿，并要求后勤部门对九连所需材料和工具优先保证。同时，通知各预备队要挖一条两米深、两米宽的交通壕到九连阵地，作为反冲击机动兵力之用。前沿战士还在战壕内挖了许多猫耳洞，以防敌人炮火轰击。23日清晨，我又带司令部的股长、参谋和各营长到前沿阵地检查准备工作情况。看到九连阵地工事基本达到要求，但也有部分工事修的不够坚固。为抗击敌人飞机炸弹和重炮的轰击，必须进一步加固，特别是地堡要加厚，还要求前沿防守班的再向前方派出一个战斗小组，并多放几箱手榴弹，以重点加强对阵地正面雨裂沟的控制。二营阵地前是一片开阔地，便于我军发扬火力。但易遭到敌人坦克、装甲车的攻击。所以，我要求二营要多准备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同时要团预备队再挖一条通往二营的交通壕，准备反冲击用。前沿各营、连都架通了电话，保证随时能和团指挥所联系。同时，我们还规定了电话不通时的联络方式。24日，敌在五个炮兵团的火力和十余架飞机的轮番掩护下，以五个师的兵力向我十纵全线阵地发起猛攻，遭我顽强抗击。8时，敌人开始向我师左翼阵地发起进攻，中午时打得最为激烈，二营以侧方火力支援友军，击退敌人多次冲击。午后，我团阵地正面敌人频繁进行火力侦察。通过观察，我发现对面山上敌军官在现地勘察时，面对我方阵地指手画脚，敌机也不停地侦察，当即引起了我的警觉。下午3时左右，三营报告敌人约有一个排向我九连阵地进攻。我判断可能是敌侦察排进行阵前侦察，就命令三营不要开枪，以免暴露火力。敌人在我阵地前五至六百米处打了一阵枪，就回去了。他们的目的是要侦察我方火力点，以便在发起进攻前用炮火压制和破坏。根据敌人这一天的活动，我判断近两天敌人必将向我团阵地大举进攻，立即同政委、参谋长商量，召集后勤处长和三个营长开会，调整和加强部署。我们决定重点加强九连方向的防御阵地工事，如敌人突破九连阵地，团预备队一营和三营预备队八连全部出动进行反击。为此，我们要求部队特别是九连连夜加强工事，凡交通壕暴露的地方要加盖，壕内猫耳洞要加大至能隐蔽三至五人，保证全营能在交通壕内隐蔽。每个班构筑一个掩体，靠山坡的地方要挖小山洞，所有工事必须在天亮前完成，所需材料、工具由后勤处筹集。团还要求各部一律将电话线沿交通壕埋入地下，不准拉明线。强调迫击炮连也要在当夜构筑好炮阵工事和人员掩体。后勤处要将充足的弹药连夜送到前沿阵地。各项工作在拂晓前由参谋长检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