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在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
　　指挥员大家庭。集训和即题作业。军区司令部的职能。演习生活，接近实战的大演习。
　　1932年4 月，我接到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的任职命令。当时，在白俄罗斯军区驻有大量部队，其中包括骑兵兵团，坦克兵团和航空兵兵团。这些部队都是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指挥的。许多人因参加国内战争而闻名于世。担任过各军军长的人员有：严谨的指挥员C ·E ·格里博夫、塔曼远征英雄E ·и·科夫丘赫、勇敢的A ·д·洛克季昂诺夫、我过去的师长C ·K ·铁木辛哥（后为苏联元帅）。后者很快就担任了副司令员。
　　担任过本军区各师师长的有：刚毅的首长和骠悍的骑手г·K ·朱可夫，东方面军某军前政委и·C ·科涅夫，有才能的总参工作人员в·д·索科洛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和其他一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在军参谋长中，现在我能叫出名字的有B ·я·科尔帕克奇（后为大将）、A ·A ·诺维科夫（后为空军主帅）。и·х·巴格拉米扬（后为苏联元帅）曾在某军的司令部工作。
　　军区的领导也是由谙熟军事的指挥员组成的。副司令为A ·я·拉平，军事委员会委员为л·M ·阿龙什塔姆，后来是п·A ·斯米尔诺夫，炮兵主任为д·д·穆耶夫，装甲兵司令为C ·C ·邵武勉，军训部部长为H ·A ·舒莫维奇，军区副参谋长为ф·M ·切尔诺夫和и·г·克洛奇科，他们都是有智谋、受过教育、有组织才能的军官。
　　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成员是很强的。M ·B ·扎哈罗夫任作战部部长，在这个部里工作的还有P ·я·马利诺夫斯基（后为苏联元帅）、B ·B ·库拉索夫（后为大将）、A ·п·波克罗夫斯基、ф·п·奥泽洛夫、г·и·沙宁、K ·A ·茹拉夫廖夫、H ·A ·库兹涅佐夫。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在苏军中甚至在我们全国都是鼎鼎有名的，其中许多人连外国也知名，上述同志中有些人没活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就去世了。但所有健在的人都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长处，分别指挥了各方面军，各集团军或领导了各军团司令部。
　　这样选配军区司令部和部队的领导成员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与国界相毗连的就是潜在的侵略者。怎样选拔和配备白俄罗斯军区的干部，可以从下列事例中具体看出来。有一次，一批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人员来到本军区。在他们去部队任职前，先在军区司令部给他们举办了短期集训。集训的训练大纲包括：左轮手枪、轻重机枪射击训练法方面的示范课和实习作业，包括夜间射击；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通过强攻区；在炮兵和坦克支援下的步兵营进攻战术队列演习；团和师在作战条件下的野战即题作业。军长和师长们也被召来参加了这次集训。通过集训，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指挥员很快就得到了实施作业的实践，同时熟悉了军区所有高级指挥人员。只有经过集训，他们才能得到任职命令。
　　白俄罗斯军区考虑到情况在不断变化，军事技术在蓬勃发展，非常重视教育和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特别是军和师的指挥员。当时强调，在实验性演习和野外进行作业期间获得的一切新的东西部应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提高这些部队的战斗素养和战备水平，以便使某一部队或兵团所取得的成就能成为整个军区的共同财富。
　　这里有一个司令部领导人员怎样组织指挥员训练的例子。在一个训练组里总共约有二十人，其中包括作战部的领导人员。作业每周进行一次，采用即题作业的形式。在作业中研练了各种战役问题，首先是进行纵深战役、使用坦克和飞机的战役问题。所有的指挥员依次研究了即题作业。他们还推演了即题作业，尔后进行了讲评。最后由司令员作总结，或委派我作总结。应该承认，在作业中，负担是不轻的。特别是轮到担任指导员的人是很艰苦的，他必须在四十五分钟内将任务下达到参加军事导演的人员，细心听取他们的决心并作讲评。这样一来，指挥员不仅以受训者而且还以指挥员的身份获得了解决战役战术课题的实践。
　　在训练领导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时，可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集团练习和即题作业到首长司令部军事导演、实兵演习和大演习，野外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地推演战术问题比在图上尤其是小型图上的推演，内容上更加充实，也更富有教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不满足于当观察者，而想亲自参加试验。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我们检查了急行军（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进行的一小时行军）后马上实施战斗对战士的能力（如进行瞄准射击、准确远距离投掷手榴弹、熟练地拚刺刀、通过障碍地带）有何影响。我当然也参加了急行军，但坦率地说，我对这种练习已有些生疏，感到相当吃力。
　　白俄罗斯军区在构筑筑垒地域、机场和道路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了监督这些工作，以及确定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准备本军区的用地，每年都要实施战役勘察。一般要吸取广大参谋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而作战部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在勘察中为了确定最重要的地区，要推演一些“战斗”情节，开展有创建性的讨论。
　　从训练领导人员和部队这方面来说，不仅集训、各种演习和大演习，而且还包括视察部队，都是有教益的。视察部队时，一般是往师里派一个人数不多的指挥员工作组，可有六到七人，其中包括作战部、军训部的工作人员，兵种代表。师根据紧急集合信号出发，开往边界地区或到靶场，演练行军和遭遇战或者进攻，有时也演练防御。另外在某个团里可检查一个营的实弹战术演习，而在另一个团里则可检查指挥员的训练水平。还进行了加强营的战术队列演习。在炮兵团检查了以炮兵营为单位的实弹射击。指定准备演习和作业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这就要求指挥员具有工作迅速的本领，还检查了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以及指战员的生活和作风。必须找红军指战员谈话，内容可涉及现行政策、生活和日常风气等各种问题。
　　返回军区司令部后，要拟制一项约三页印刷纸的简短命令，并将其分送给所有军长和师长。这项命令还应上报工农红军军训部一份。命令中须指出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并提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从开始对师检查之日算起再过六天，整个军区就应知道对部队战斗训练的要求。不用拟制任何冗长的、一般供存档用的文书。很快兵团指挥员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主要方面即部队的战斗准备和野战素养上来，并会强调怎样让部队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
　　这里，在西部某个最重要的地段上，在培训忠于祖国的军事领导干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干部熟悉团、师和军指挥员本身的业务；创造性地思考司令部人员的工作；具有政工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那种高超的组织才能。军区指挥人员在这方面总是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的政工人员。白俄罗斯军区高级指挥人员同政工领导人员以实事求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相处。我记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在会议上和在部队视察期间，在讨论军政训练的一些原则问题时，指挥员能认真听取自己政治助手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共同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关系当然也可以用政工人员本人的素质来说明。例如，本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些像л·M ·阿龙什塔姆和п·A ·斯米尔诺夫这样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有多年搞组织和宣传工作的经历，非常熟悉军事和部队的需要。指挥员与联共（布）西部州委的工作联系也是很好的。在我担任州委委员的那几年，我能证明，斯摩棱斯克党的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能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明斯克的情况也是这样。本军区的指挥人员积极参加1934年白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绝不是偶然的。
　　工作上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白俄罗斯军区工作的一些特点，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继续实现早在莫斯科军区就拟好的计划，修筑军队调动用的道路和改善整个交通线路。我唯一感到惋惜的是，没有能将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工作搞完。因为道路勤务部门的技术设备不足，又非我们管辖的单位，国家给这些工程能提供财政拨款也很有限。
　　现在谈谈下一个问题。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西部各州划入白俄罗斯军区。西部各州包括稍晚一些时候设立的大卢基、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等州，还有加里宁州和卡卢加州的一部分。本军区的总人口为一千二百万，领土面积为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在这广阔的地区内，交通状况不佳。首先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通往相邻各军区，如北通列宁格勒军区、东通莫斯科军区、南通乌克兰军区的完好公路。驻斯摩棱斯克的军区司令部不能同本军区管辖的所有地域保持战役上的和大范围的联系。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波列西那地区，因为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森林和沼泽。一些纵向江河障碍也经常使人感到麻烦。例如在别列津纳河的整个河道上，我们只有四座大桥和四座门桥。我想，如果敌人将这些桥炸毁，我军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如紧急需要大规模地将部队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域时，也会出现复杂情况。在白俄罗斯军区全部现有铁路为六千二百公里，公路为二千公里，土路为十万公里。这就是说，在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地方，运输人员和军用物资的重担都压在这些土路上。如果说在本军区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十五公里左右的土路，则铁路只有两公里，而公路只有七百米左右。结果，我为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详细拟出了一旦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战争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并制订了采取迫切措施的详细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一直工作到将我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时候为止。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得到多次演习机会。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除完成部队训练的一般性任务外，我们实际上还检验并力求进一步发展当时正在研究的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在本军区部队里，在诸如建立和使用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步兵和骑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大兵团，大量集中使用能保障步兵和坦克成功地突破敌防御的炮兵，在主力到达前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前卫队的战斗，在实施方面军进攻战役时大量空降兵的使用，在进攻战役中大量集中使用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纵深战斗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新见解。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与检验纵深战役理论有关的演习文件。在这项工作中作战部起主导作用。我们后来同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库拉索夫，舒莫维奇和炮兵主任穆耶夫一起下了很大功夫编写纵深战斗细则。该细则的最后样本于1935年交付使用。
　　在我当军区参谋长的任期内。1934年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但在1936年还举行过比这次规模还大的联合演习。关于后边这次演习情况，我是从и·п，乌博列维奇那里得知的，不过当时我已在另一个地方服役。在演习的“战斗”活动中，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显示了高速进攻和顽强防御的能力。在联合演习中广泛使用了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运输机、工程技术装备、防化兵器、空降兵和骑兵。演习中，坦克兵团和骑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空降兵进行了伞降。
　　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试验性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研究了下述问题，如新技术兵器的使用及其对战术和部队组织编制的影响，使用航空兵突击坦克的效果，坦克在沼泽地和水下的通过能力。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了多次这样的演习。M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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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军事首长换了工作单位进入新的环境，马上就会积累新的实践经验。因为不同的条件会立刻迫使他去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解决类似的军事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指挥员不要长期待在一个地方的重要原因。改变印象本身就会扩大指挥员的视野，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鼓励他们要从原来不知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
　　从1929年起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在该集团军生活中起了杰出作用。当时在我国谁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统帅！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后来任工人支队政委和游击部队指挥员。国内战争年代任师长，还担任过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共和国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1922年）、军长、列宁格勒筑垒地域司令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至1924年）、广州中国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至1927年）、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至1929年），以上就是布柳赫尔在军内和政府内任职的基本情况。从他开始帮助孙中山组建中国人民国民革命军和组织反对内部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在国际上也是有名望的。
　　布柳赫尔在中国工作期间化名加林。在外国称呼这个名字时，定的是另一种音——加伦。法国电报局很想来这里弄个水落石出。电报局的通信人员很快发现在孙中山身边有一个身体很结实的人，他就是孙的总军事顾问。此人外貌很像欧洲人，经常面带笑容。这位提出高水平建议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有传闻说，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名叫加伦。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在军事人员查询处仔佃查找了这个名字，回答不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结果也只能耸耸肩。当时细心的报界工作人员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寻找，终于发现，这个神秘的外国人不是别人，而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他是应孙中山博士的邀请来中国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顾问、布尔什维克M ·M ·鲍罗廷、武官A ·и·叶戈罗夫和军事顾问伊万诺夫斯基（A ·C ·布勃诺夫）同属一个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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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布柳赫尔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威信也很高。谁在1918年9 月在我国第一个荣获红旗勋章？是布柳赫尔。谁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反击了国民党右派队伍中的冒险分子？也是布柳赫尔。
　　1930年4 月设立红星勋章。第一枚红星勋章的荣获者又是布柳赫尔。那时还设立了列宁勋章，他又是首批获得这种苏联勋章的人员之一。那几年，荣获勋章的人是不很多的。只要看看集团军级指挥员军服上戴的五枚红旗勋章，你就会明白，党和政府对他的活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正好在1935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荣获了苏联元帅军衔。我们的结识是从互相吐露往事开始的，因为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布柳赫尔是雷宾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梅季希工厂和索尔莫沃工厂钳工。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情况同我相近。我是扎拉依斯克的一个农奴的孙子、贫农的后代、莫斯科和苏多格达工厂的钳工。
　　作为军事首长的布柳赫尔，依我看在很多方面都像乌博列维奇。他采用了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方式方法组织部队训练，经常进行战役战术演习，并作很有教益的讲评。他组织了军区和数个兵团规模的军事导演，并且时常在有总参谋部高级代表指挥的情况下亲自参加这些导演。他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和兵团，偏重的不是办公室或练兵场上的理论，而是按近似实战的实践。他认为红军的政治教育具有重大意义，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教育红军指战员树立我军胜过日军一筹的战斗优越感，但又不允许有轻敌情绪。
　　他同乌博列维奇又多少有些不同。布柳赫尔对下级既不放松教育又不严厉过度，他经常爱开玩笑，很平易近人。但亲近他的人认为，这些特点完全是一些外部表象，实质上他们两人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精神要集中一些，好象更有条理一些；布柳赫尔则是一个比较豪放开朗的人。但他们两人都具有军事统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思路开阔。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正是在这个方面始终要想方设法冲破老一套解决问题的框框。他无限地信任我，几乎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工作，我相信，他任何时候对这一点也不会懊悔的。至今在我的眼前还有他那粗壮清晰的字迹，工整的签名和签名后面必不可少的一点和一道。至今还能听到他那响亮的声音：“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你看下个月我们将从何做起呢？”
　　当时，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第一，要研究部队的配置、工事构筑和保障问题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任务。发现哪些东西不能适应形势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就地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第二，详细研究关东军针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一切活动。第三，很好地研究远东战区，其方法是到本战区的陆上和海上区域去进行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同时，还应着手研究主要方向，尔后再研究一般性的问题。在野外旅行作业和现地勘察中，要在掌握远东边远地区军事勤务上，尤其是在构筑道路、桥梁、通信线路、仓库和设立修理机构上，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而在最重要方向上，还要在构筑防御工事方面确定首要任务和后续任务。当我要求早已在那里工作的同事提供情报时，可以获得很多情报。当然，不能尽如人意的一些感觉也是有的。这可能是因为不能亲眼通观全部材料造成的。
　　我决定去找布柳赫尔商量一下。他很快就理解了我。并建议我把司令部的日常工作推迟一段时间再搞，也可将这些工作交给我的副手，我自己则着手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情况。于是我们草拟一项详细了解远东地区的计划。我将计划送给布柳赫尔看。他不仅赞同这个计划，而且在勘察作业时常常亲自指导和帮助我。
　　第四，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研究远东的通史，尤其是远东战区的战史，包括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内容。我对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发动战争的方法很感兴趣，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队发动的战争尤其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这里顺便提一下，日本一定会对敌方主力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这就要求我们部队保持经常的战备状态。还要研究对日战争中战斗活动的进程、战役方向，并探讨许多其他问题，甚至包括邻国的经济问题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习惯。因此，我常常久坐读书，翻阅各种参考材料，直至深夜。
　　从清晨起我就开始搞日常业务，如指挥员的作业和集训的准备工作，战术演习和联合演习的准备工作，以及部队的人员补充和各种给养的保障等。研究营房、食堂、各种车场和其它设施的修建问题，以及扩建远东地区的军事工程设施，都要花很多时间并要有创新精神。为落实各项措施要消耗大量的物资。我们都想多搞一些，但可能性有限。布柳赫尔非常细心地听取所有的建议，我们俩人要花很长时间寻求最正确的解决办法。我同布柳赫尔最后一次关于军区工作的长谈是在莫斯科进行的。当时我们是去莫斯科参加国防人民委员召集的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专门会议的。
　　可怕的事件迫近了。亚洲和非洲的战争策源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必须确定加强红军的最重要方针，把重点放在掌握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上，并准备将红军建设的混合制逐步过渡到建设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基干正规军。这次会议开过后不久，我就患了咽炎，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出院后，我再返回远东已不可能了。
　　后来我以应邀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我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捷克的关系愈来愈好。我们了解了捷克的工农业情况，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道路维护得非常好，人民生活井然有序，这些都特别引人注目。捷克的军队已按现代化标准装备了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正像大演习所显示的那样，可以认为捷军已完全做好反击侵略者的准备。只是由于拒绝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以及英法政府的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才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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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班牙在烧烧

　　保卫马德里
　　巴黎通向巴塞罗那。马德里的现实。在利斯特尔那里作客。结识卡瓦列罗。坦克开到了！别尔津在工作。一些旅的组建。无政府状态的代价。特鲁埃尔与纪律。米亚哈的两个人。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
　　1936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叛军的殊死斗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关于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德国和意大利公开为佛朗哥分子提供武器、装具和人员，准备进行干涉，以便把比利牛斯半岛变成又一个法西斯基地和他们的桥头堡。而英法两国政府阻挠西班牙共和国从国外获得武器，实际上是参加了对西班牙人民合法政权实行秘而不宣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共和国处境艰难的岁月里，开展了一场国际上支持共和国的运动。苏联人在这场运动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我国载有粮食、装具和武器的船只从黑海港口驶往西班牙海岸。我国志愿人员和军事专家也乘轮船、飞机、火车来到西班牙。他们竭力帮助几乎没有正规部队的共和国建立正规军，击退反动派的联合部队，在法西斯的进攻下保卫首都马德里。
　　10月初，叛军开始从四面进攻马德里，而法西斯的地下组织——“第五纵队”则加强了它在城区内的活动。10月12日，西班牙人一年一度地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在这一天，在托莱多的叛军头目佛朗哥将军准备带领自己的部队以分列式通过马德里的广场和街道。西欧各国报纸充斥着来自法西斯方面的种种报道，如说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即将倒台，马德里与阿尔巴塞特和巴伦西亚之间最后的通道即将被切断。西班牙首都大概已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等等。
　　当我们苏联志愿军的两个指挥员——我和Б·M ·西蒙诺夫上校坐在沿莫斯科—柏林—巴黎这条铁路线去西班牙共和国的火车上浏览新近出版的报纸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马德里真的已陷入包围了吗？或者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又一个谎言呢？
　　窗外的景色在变换着。我们驶过了波兰贵族、地主的贫瘠土地，消失在后面的是波德边境线，这时在眼前闪过几块德文标牌，上面标有：某某月台，售票处位于某处，军代表办事处位于某处，离某某地方的饭店若干公里，车站的方向，旅客散步时间为多少分钟，等等，柏林到了！
　　在去巴黎途中，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快的是隔壁包间的一位太太，我们每次从旁边走过时，她都要瞧上一眼，莫非她是监视我们的？这一猜测是对的，但全然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抵达西班牙时，我们同另一批苏联指挥员又一次遇见了她，在那里才搞清楚，她是护送我们的，是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的。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老八路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犹豫一会儿之后，我决定M ·A ·福尔图斯为候选人，后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西班牙她叫胡利娅，也就是尤利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已牺牲。丈夫去世后她在西班牙住了五年左右，完全掌握了西班牙语，对这个国家及其习俗了如指掌。她通情达理，对情况反应迅速，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不只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正如实际生活表明的那样，她能成功地与担负任何职务的人进行谈判，后来实际上她已被委任为一名军官。
　　整个晚上我们未曾合眼，次日早晨驱车走遍了马德里郊区。由于勘察了地形，我们能够判定防御计划是适当的。为了更快地实现计划，я·K ·别尔津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员——共和国政府委员维先捷·乌里别和他的同志们给予帮助。沃罗诺无去炮兵部队，而我则到混成旅的步兵部队。该旅所属各营很快集合到一起。我看到战士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显然认为，由于退却一事现在要挨一顿训斥。大家沉默不语。
　　我对弟兄们瞧了一会儿，笑一笑后便开始叙述在苏俄内战时期我们是怎样打仗的。我一边说着，一边看看女翻译，一时又看看战士们。胡利娅翻译时感情明显外露，由于紧张而声音铿锵有力，面色发红。士兵们反应强烈。一个个蹦起来，还重复她说的话，打着手势。然后，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他们问得最多的是，红军遇到过退却的情况没有，如果是出于不得已，那末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退却，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叙述又开始了。我说，有不得已撤退的情况，有时甚至是溃逃，这是常有的事，但随后我们总是能恢复战斗纪律，转入进攻，打败白卫军。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我们的政治觉悟、组织性和军队对劳动人民的依靠。
　　关于联合劳动群众的问题，大家很快就懂得。至于政治觉悟，则必须详加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和如何结合西班牙的情况加以阐述。随后，利斯特尔的政委出来讲话，他补充了我说的内容。
　　对纪律问题不得不谈了很长时间。胡利娅在翻译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着：在旅里就这样解释好了旅里四分之三的战士是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对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讲呢？后来发现，士兵们对所叙述的全部内容都能马上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只不过希望多听一会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国家使者的谈话罢了。
　　严重的问题看来还是撤退问题。我尽力强调男子汉的自尊心：“还往哪里退呢？掩体后面不就是马德里嘛！你们能沿街道撤退，让姑娘们在所有的窗户里和阳台上讥笑你们吗？”这样说果然起作用。战士们低下了头。总之，谈话进行得不错，各营的情绪高涨起来。临别时战士们要求给他们放映一些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影片。我答应能弄到这样的影片，并尽快实现这一许诺。后来，从苏联送来了几部影片。其放映效果是惊人的。快散场时利斯特尔的政委要求士兵们保证不继续后撤。各营齐声宣誓。
　　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没有违背这一誓言。第一旅的官兵在作战中堪称模范，光荣而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利斯特尔原来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有自豪感和自尊心的人，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轻视和侮辱他的行为，同时，他神圣地维护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荣誉。利斯特尔当了第一旅旅长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共和国的正规军正是在第1 旅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们长期在武器方面感到困难。这里的武器口径繁多，不配套，而且总是不足，弹药方面尤其如此。从苏联运送的武器满足不了共和军的需要。况且，在海上不断发生阻挠提供物资器材的事件。而大量地采购武器，对共和国来说又困难重重。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阻挠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运进必需品，而法西斯列强却明白目张胆地给佛朗哥送去专家、整个整个的部队和兵团、各种技术装备和武器。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国全力以赴，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很多方面自然还必须依靠在当地工作人员的主动精神，尤其是别尔津表现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能力。他在为构筑马德里坚固防御工事操劳的同时，还到已伦西亚去，在那里把所有新来的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召集到他组建的指挥部，并指派他们的工作。受他监督管理的还有开到巴伦西亚和其他港口的商船。船上的物资要立刻进行统计、分配加以利用。

老八路

　　11月初，马德里遭到佛朗哥军队新的疯狂攻击。西班牙各旅和刚成立的各国际旅为保卫首都克尽职守。实际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防御活动已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至于政府，已决定撤退，因为危险越来越大。政府机关转移到巴伦西亚。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活动该如何组织，但照我的看法，只是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当时才把事业坚持下来免遭失败。约瑟·迪亚斯、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东尼奥·米赫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各种机关是在不同时间撤走的，有时连谁都不通知一声，有时在原地什么工作组也不留下。许多资产阶级官员光为自己打算。属于不同党派的一些政府成员彼此失去了联系。
　　一天深夜，大概是11月7 日前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和一名西班牙共产党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呆在掩体里。这位西班牙同志简略地跟我谈了一下情况，便开始劝我马上与拉戈尔·卡瓦列罗取得联系。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要使首相立即在巴伦西亚领导政府机构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不听共产党人的话，按照他通常的做法，可能把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当成某种“党派之间的倾轧”。而法西斯的爪牙摩洛哥部队已经接近他住的城郊。不管如何看待卡瓦列罗这个人，当时最重要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效能和各种力量的团结。无论如何必须说服他立即去巴伦西亚，而他对俄国军事顾问是尊重的并能听从后者的意见。
　　我驱车至首相住所，但对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很大希望。
　　卡瓦列罗一般于22时睡觉，不曾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事情迫仗他打破这个一成不变的常规。一旦他开始入睡，他同外界的联系即行切断，所有去他那里的通路全都关闭。我们在行车途中，护送我们的一位西班牙同志负责带路。这时其他人被派到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公路上迎候首相。
　　我们来到了首相官邪。一位秘书接待我们。我通过女翻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我长时间地坚持向他解释，但无济干事。秘书强调说，政府首脑在睡觉，不能叫醒他。于是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我煞有介事地记下秘书的姓名并对他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们，首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如果首相被俘，那未你秘书要用脑袋负责。胡利姬把我的话翻译了很久，显然，她自己又做了些补充，而且语气非常坚决和富于表现力。
　　秘书离去了。肩上披着花格毛毯的卡瓦列罗出现了。我又作了新的解释。首相看来远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当他得知摩洛哥部队的情况时，不知怎么地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很快同意必须离开。穿好衣服后坐上汽车就向东驰去。我送他到公路上与护送人员会合的地点，然后调转车头返回城里。
　　在马德里等待我的是一件喜讯：C ·M ·克里沃舍因率领的苏联坦克兵到了。我的代理人B ·M ·西蒙诺夫告诉我说，一个坦克连已经参加战斗。把这个消息告诉马德里人极为重要，这会提高居民和部队的士气，但是，对我更感兴趣的战斗细节，眼下谁都一无所知，我们乘车去打听消息。当我发现坦克连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赖泽少校（他是白俄罗斯军区所属的我们摩托机械化旅里的指挥员л·M·阿尔曼）。他曾担任过这个连的连长。阿尔曼对这次见面感到高兴。还立刻讯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是否也在西班牙。但这位司令员不在这里。随后便开始谈论上次战斗的经过。原来有辆坦克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塔里的射手被震聋。没有遭到别的损失。人的记忆力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许多事情，甚至极重要的事情我都忘怀了，唯独对这次谈话的细节，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坦克兵的情绪非常好。刚到就从行进间顺利完成任务，这向来会使人精神振奋的。我发现，坦克兵高昂的士气在以后作战中也继续保持下来了。1936年11月，在马德里附近作战的总共约有五十辆坦克，较之佛朗哥拥有的坦克少得多，但前者作战英勇。坦克兵巩固了首都的防御，并在精神因素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还给敌人造成了极明显的损失。佛朗哥的军队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因而坦克往往直接压死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法西斯分子看到坦克向他们冲击时，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在马德里城郊英勇作战的英雄坦克手当中，一位出类拨萃的人物就是波尔·马蒂索维奇·阿尔曼。授予这位指挥员——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特尔特尼（他的真姓）以苏联英雄称号是对他果敢而巧妙的行动应有的评价。阿尔曼于1943年牺牲在沃尔霍夫战线，当时他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带领一个旅投入战斗。
　　总之，马德里的战事眼下比较顺利，但局势依然紧张。至少需要采取三项首要措施：组织好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军队指挥；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固马德里防御地段；把共和军各支队变成正规军。所有这一切都要靠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组织措施。为实现这些措施，必须至少得到三个人的同意，，这三个人是：首相兼国防部长卡瓦列罗；他的副手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实际领导人阿先西奥；总参谋长卡夫雷拉，当时我是他的军事顾问。
　　根据这些措施，苏联军事顾问采取了什么步骤呢？首先，я·K ·别尔津在已伦西亚召集会议。像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地、有条不紊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当过红军情报部长，不喜欢白白浪费时间。别尔津是一个精明强干、坚强而有毅力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都用在如何组织打败法西斯这一活动上。他是一个拉脱维亚农民，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真实姓名是彼得·亚诺维奇·屈济斯。1911年他从伊尔库茨克流放中逃出后就取名为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革命胜利后这位有名的肃反工作者在我们那里常被称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的拉脱维亚故乡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他在苏联居住时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苏联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事业。我在西班牙观察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到，这位勇敢的人，把他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打击，都看做是列宁思想在拉脱维亚和全世界的胜利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事实也正是如此。
　　会议上又一次（因为已有一次）提出了顾问与共和国军事当局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七十多岁的卡瓦列罗无力真正有效地领导武装力量，况且他的政治路线经常与人民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他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又妨碍他与组织得极好、有觉悟和能力的西班牙劳动人民的部队建立牢固的联系。阿先西奥是一个果断和目的明确的人。但他个人追求的目的与卡瓦列罗相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差更远。劳动人民不喜欢他，几乎把前线的所有失利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不论是卡瓦列罗还是阿先西奥，虽然都重视那些真心实意为西班牙服务和舍生忘死地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外国军事顾问，但又常常在军队改革问题上捣鬼。
　　恰在那时谈到了必须建立正规军的问题。生活本身终于迫使政府首脑接受了这一决定。我们与西班牙共和国总参谋部商定，将要组建若干个旅。待这些旅获得战斗经验后，再将它们合并成若干个师。这些师成长起来后，又可合并成若干个军。我奉命与总参谋长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尽力加强马德里方面军。负责领导马德里武装部队的应该是米亚哈将军。新的西班牙旅和国际旅将要派到那里。组建这些旅的中心叫阿尔瓦塞特市。
　　关于航空兵的消息是由杜格拉斯（я·B ·斯穆什克维奇）通知的。我认识他是由于在白俄罗斯军区共过事，他当时在该军区任航空兵旅旅长。有一次，我曾在维捷布斯克监督他领导修建机场的情况。斯穆什克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曾担任红军航空总局局长。这位有经验的、勇敢的飞行员在西班牙发挥了自己最大的长处。
　　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斯穆什克维奇建议把年轻的西班牙人送往苏联进行六个月的飞行训练。
　　不久，我与西蒙诺夫到了阿尔瓦塞特。在阿尔瓦塞特和马德里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苏联指挥员，其中包括P ·я·马利诺夫斯基、П·и“·巴托夫、B ·я·科尔帕克奇、A ·и·罗季姆采夫、H ·П·古里耶夫。
　　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共和国安排好正规军所属各旅的组建工作，以及当西班牙指挥官的军事顾问。首先取得成功的是国际旅补充了若干新的分队，该旅大部分由德国和奥利地的共产党员组成。这些离开祖国的光荣的同志们满腔热情，要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的搏斗。他们对军事掌握得很快，并在作战中发挥了自己最突出的优点（顺便提一下，还在阿尔瓦塞特演习时我就注意了德国营熟练的动作）。这个营早在10月底就成了第11国际旅。它是由克莱贝尔将军（曼弗雷德·施泰恩。不要把他和苏联军事顾问г·M ·施泰恩混淆起来，因后者也在西班牙）和政委马里奥·尼科列季（当时人们称这位意共中央委员为朱泽佩·德·维托里奥）率领在马德里投入战斗的。后来，其他人也担任过这个旅的旅长。
　　尔后，在阿尔瓦塞特已开始组建国际混成旅，后来在它的编成内基本上是罗马人。国际混成旅的训练直接由B ·я·科尔帕克奇领导，有人提醒他，很可能是他将在初斯去指挥这个旅参战，科尔帕克奇开始对该旅进行效果明显的战术作业和射击练习。不久，该旅（第12国际旅）由保罗·卢卡奇（马捷·扎尔卡）担任旅长。新组建的旅从进行间就投入了战斗，但仍感兵力不足。因此作出了一项决定，试图与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搞好关系，西班牙总参谋部便派我去巴塞罗那。
　　首先，我去见掌握着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几个纵队的首长布埃那文图拉·杜鲁季。我们坐在他的司令部，而杜鲁季一会儿叫来这个部下，一会儿又叫来另一个。他们向他作了报告，随后便回家去了，而另外一些人再去占他们的位子。向我显示自己的这一套显然使杜鲁季感到高兴，这种孩子般的嬉戏开始还使我觉得可笑，但随后便令人感到气愤。我们在屋里坐了老半天，而重要的谈话甚至还没开始。最后他安静下来，开始交谈。我自然记不得所有的细节，但由于这次谈话内容非同一般，所以它的总的精神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中。有时我不知该怎么办，是骂一通呢？还是嘲笑一番。
　　我们的谈话这样开始了，即根据我的请求，社鲁季详述了西班牙总的形势。这时我发现，他对这一形势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后来，谈话涉及到某些指挥官。杜鲁季强调自己不喜欢集中领导，并要我相信，世上所有的将军无不仇视人民，他们是一丘之貉。我责备了他。因为他作为一个著名政治活动家，竟然不知道苏联的将军是另外一种人。我向他介绍了我国国防人民委员的情况。杜鲁季瞪大了眼睛问：
　　“怎么，难道伏罗希洛夫是工人出身？”
　　“是的，他过去是钳工。”
　　“但是，要知道，工人不可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很好。你们的伏罗希罗夫会很快理解我的。一旦他获悉我现在没有机枪和子弹，他会给我的。我有一艘船。就在明天，我们的人将组织一次去敖德萨领取子弹的航行。”
　　“不，这样你会一无所得（我们当然以”你“相称）。伏罗希洛夫的子弹不是他私人的，而是国家的。”
　　“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看看，国家把人糟踏成什么样子。过去是工人，而一当上部长就摆出官僚架子。”
　　“去保卫马德里吧，共和国会给你子弹、手榴弹和机枪的。派人到机枪队去受训吧。”
　　“好，我去马德里并解救它。我们将向大家显示一下仗应该怎么个打法！”
　　接着，谈话变得友好了，我告诉杜鲁季，苏联人善于评价著名革命家的功劳，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斯科有一条为纪念克鲁泡特金而命名的街道。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的纪念碑上刻有巴枯宁的名字。因而我们明白，杜鲁季有称之为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纵队。但如何理解有一个称为马赫诺的纵队呢？须知马赫诺是一个匪徒。我在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服役时，曾不得不同马赫诺匪帮作战。这些强盗抢劫劳动人民，损害人民政权。在你的这些纵队中，各种卑鄙人物如此之多并非偶然。难道可以让卑鄙之徒靠近革命吗？我确信，在各纵队里也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如果对他们不加驱逐，他们在第一仗中就会使人陷入窘境，招致灾难。
　　杜鲁季答应从各纵队中清除敌视革命的人。但通过整顿仍未建立起良好的秩序。后果很快就暴露出来。在马德里附近，杜鲁季的部队在作战中失利，而他自己不久因中流弹身亡。关于他的死，自相矛盾的传闻不胫而走。但我深信，这是“自己人”当中有人对试图整顿纪律进行报复。对这位满脑子糊涂思想，但为人正直和坚持自己那套原则的勇敢的年轻人，我深感惋惜。
　　至于他的机枪手们，真的到了阿尔瓦塞特。我们交给他们“马克辛”机枪。起初，这些弟兄们埋怨这些机枪太重，因而拒绝使用它们。但是后来A ·и·罗季姆采夫顾问表演了使用这种机枪射击多么带劲的情况时，战士们便喜欢上了它们，开始勤学苦练。从表面看，这个机枪队往往不怎么样，纪律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威风凛凛的机枪射手。他们看了苏联内战时期的某部电影后，第二天面貌便涣然一新，从此便经常地交叉背着机枪子弹带，摹仿1917—1920年时期英雄的样子。
　　那时，B ·я·科尔帕克奇又组建了一个国际旅。这些国际旅战士的政治觉悟很高。无论何时，他们的总政委加洛同志（路易吉·隆哥，他后来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都用不着为士气低落而抱怨。反法西斯志愿军的战士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西班牙，因此我们深信，这个新的旅不会让自己丢脸。该旅冲向哈拉马河附近的阵地，但就在第一次战斗中没有经受住佛朗哥部队的打击而向后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这次战斗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最后的答案是，全部问题在于战士缺乏经验。总参谋部给该旅下达了另一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换了旅长。根据法国同志的建议。被委任旅长的是一名营长，他是法军上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该旅在多次战斗中逐渐锻炼坚强了，成为一个善战的旅。至于新来的旅长，他规定了自己的一套制度。士兵们每个星期乘汽车轮流到马德里休息。如果连里出了违反纪律的事件或在战斗中表现不怎么样，就取消休假。大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紧接着在阿尔瓦塞特组建了十个西班牙旅，并把它们派往前线。我们太急于行事了，因此，我些旅来不及接受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不得不直接到实践中去掌握作战艺术，在三个月内组建了三个国际旅，其中第一个基本上是罗马人旅，第二个是斯拉夫人旅，第三个是英美人旅。在别尔津把我和西蒙诺夫召到巴伦西亚之前，我们来得及看了看上述几个旅的一些分队在战斗中的表现。某些分队拥有的人员已经参加过作战或者最初在别的部队干过。例如，一些战士原来曾编人意大利的罗谢利百人队、索齐混成百人队和非党人士意大利侨民帕恰尔季组建的军团。而大部分战士到得晚一些。一些人是主动来到西班牙的，另一些人则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证来的。也有一些人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情况，后来由于产生了对革命斗争的崇高理想而留下来积极参加斗争的。
　　苏联军事顾问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甚至夫政府主义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越来越多地找我们研究问题和要求帮助。1936年12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把志愿人员彼得罗维奇（也就是我）和沃尔特（即H ·H ·沃罗诺夫）请到他们那里做客。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加强统一行动。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同意。他们希望从佛朗哥手中夺回特鲁埃尔市。当我们在某地遇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时，这位首领大肆吹嘘自己的部队。我们向他提到形势、武器、具体计划等问题时，他对所有问题都作出同一回答：“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而我的弟兄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明天就去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地盘……”等等。尽管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种种怀疑，还是差点儿相信了这位能说会道的指挥官。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决定调来第13国际旅担任支援。随后，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无政府主义者采纳了这项计划，于是开始了进攻准备工作。
　　准备当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过侦察获得的情报自相矛盾，因而难以判定敌人有生力量的准确位置。我很想亲自查明敌人有无假阵地。我与沃罗诺夫去见百人队队长（即百人队指挥官）。我们问道：
　　“喂，你知道法西斯前沿阵地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百人队长回答。
　　“靠近一点指给我们看行不行？你不害怕吗？”
　　百人队长轻蔑地一笑说：
　　“走吧！”
　　我们认为，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去过几次的前沿观察所，从方便的地方给我们指出敌人掩体的位置。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走了很久，一会儿隐蔽在灌木林和小树林后面，一会儿又越过小沟。夜幕正在降临。敌人到底在那儿呢？前面篝火的火焰开始发红。在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看见了几个哨兵的身影，而较近的地方还坐着一个士兵。百人队长伸出一只手低声说：
　　“法西斯！”
　　看来他真正理解我们，因而把我们带到紧靠法西斯阵地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哨兵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在暮色中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我们退走时平安无事。回到驻地后，我们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我们开始抱怨说：
　　“你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想把我们送去当佛朗哥军队的俘虏吗？”
　　这位西班牙人生气了。他是被要求去指明法西斯配置地点的，并为此费尽了全力。但有谁对他表示过谢意呢？对这场风波，大家一笑置之。我们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并向他告别。
　　这种表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突出勇敢的类似事例激起了人们对胜利的希望。唉，客观因素看来到底比主观因素强大。任何良好的个人素质都无法弥补无政府主义的无组织状态。这一点在进攻的第一天就表现出来了，国际旅作好了执行命令的准备，但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哪里也找不到主要指挥官。我不认为他是胆怯。很可能是他忘了约定的时间，或者仅仅是对个人职责抱无所谓的态度。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心目中不仅没有“秩序”、“军队”、“国家职责”、“纪律”这些概念，而且蔑视这些字眼。
　　因此，我与沃罗诺夫决定代替指挥官。部队还呆在掩体内。我们走到前面，发出冲击口令并挺直身子朝前走。战士们齐声叫好，但谁也没有站出来。我们继续前进并回头看看，在敌人射击之下迈步向前的还是我们俩人。我们便返回去，进行说服，呼叫，请求，使他们感到惭愧……怎样做都无济干事。冲击没能进行。此时第13国际旅已按原来的约定转入进攻。法西斯利用我们行动上的不协调一致，使用主力去对付这个旅。给其造成伤亡并阻止了它的进攻。这个地段上的作战未获成功。

老八路

　　我向别尔津报告了特鲁埃尔郊区的情况之后，他告诉我，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的军事顾问库琅尔（即г·и·库利克）将军被召回莫斯科。我必须代替库利克，因为马德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防御委员会（马德里方面军）没有得力的军事援助人员是不行的。总参谋部军事顾问的职责由别尔津自己负责履行。而在马德里，责成我特别注重下述专业人员的训练：坦克手、飞行员。炮手和合成军队的军官。到了认真考虑共和军干部问题的时候了。
　　我到达马德里后，向米亚哈介绍说，我是他的新顾问。与他共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米亚哈身兼二任，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瑟·米亚哈是官方非党人士，实际上与共产党人遇然不同。这对整顿好“红区”的作战指挥妨碍极大。所谓“红区”是当时对马德里地区的称呼，因为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思想公开左倾，而西班牙共产党在该区的防御中又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一个军人，米亚哈似乎是一个富有学识的人。例如，他对摩洛哥军队（佛朗哥在马德里近郊的主要力量）战斗能力的分析就很中肯。原来他有在摩洛哥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这是对历史的讽刺！摩洛哥人曾为自由进行过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而今天却受到蒙骗，为被压迫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利益来打仗。当时差一点成为佛朗哥和反动派的其他首领同窗的一名将军，却要来保卫共和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1939年他背叛了共和国不是偶然的。显然，他没有慎重考虑过同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而只是在正式公务方面作为一个将军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从纯军事观点来说，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而在精神政治方面则从来就谈不上同心同德的问题。于是，我竭力避免同他讨论共产党问题。所有苏联军事顾问还在离开苏联时就奉命严格禁止参与西班牙的任何政治争论和政治斗争。我们向西班牙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军事知识，而对我们的使用也限制在需要的范围以内。
　　马德里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维先捷·罗霍，他是一位聪明、富有知识和能干的军官。他的思想比米亚哈左得多，而我似乎不大喜欢他。他在提出某些重要建议或者通报重要情况时，有时不亲自向米亚哈报告，却来找我并请求我将决定付诸实现。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设想和建议。通常在黄昏时我去见米亚哈，在他那里进行交谈，当前线战事有几次由于顾问的建议收到效果之后，这位念念不忘个人功各的米亚哈似乎开始对建议关心起来。他对我的女翻译胡利娅已不再感到拘束：不知是与她相处习惯了：还是实践向他证明，我们谈话的任何细节都从未泄密，因而认为她是可以信赖的；或者最后他获悉，她的丈夫曾一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而不认为她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员。总之，他喜欢我们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要事先即在会议讨论之前谈妥。我也用不着反对这种规定下来的制度，只要城市的防御得到巩固就行。第二天早晨会面之后，米亚哈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把头天晚上商定好的内容如实地和盘托出。随后由罗霍发言，他作为许多建议的实际倡导者，大力支持委员会主席。再后由我发言，而我也按同一精神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之后，其他负责人也表示同意。
　　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突出的是A ·и·罗季姆采夫大尉（起初他是中尉）。我常常在战斗中见到他，能够对他的品质作出评价。罗季姆采夫是利斯特尔的军事顾问，依我看，他就分队指挥问题提出的有分寸的巧妙建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必要时，他本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堪称勇敢的模范。
　　有一次，当佛朗哥军队从托莱多方向发起进攻，冲向共和军兵团之间的接合部并正在楔入之际。为阻滞敌人，司令部向前方派出一个师。而师长却不在现场。罗季姆采夫受领了我下达的命令：把该师展开并投入战斗。在这之前，罗季姆采夫在我军甚至连一个团也没有指挥过。因此，随后我派另一名军官去查看战事究竟如何发展。我预先告知过，过两小时我将亲临现场。罗季姆采夫稍微有点急躁。但行动准确。当我到达时，那位军官高度评价罗季姆采夫的行动。我们坐上装甲汽车，在战场走了一遍。的确，一切都合乎要求。
　　另有一次，事情发生在马德里的曼萨纳雷斯桥畔。我们称这座桥为法国桥。摩洛哥部队突入了该城郊区，在拂晓时对这座桥发起攻击。用火力控制渡口的共和军的一挺机枪突然不响了。法西斯分子已经跑到桥上，从行进间进行射击，向我们这边河岸冲来。战士们顶不住了。只要再过几秒钟，敌人就会冲到城里。罗季姆采夫在敌人火力之下扑向那挺机枪。“马克辛”机枪重新打响时，佛朗哥部队离我们只有几步远了。敌方士兵被弹雨阻住，纷纷倒在桥上，另一些士兵赶紧退走。关于A ·и·罗季姆采夫的事迹，不止一次地报告了莫斯科，并申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大家都知道罗季姆采夫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英勇善战的事迹。因而，我认为西班牙对他来说，是一所非常好的战斗学校。

老八路

　　在哈拉马河
　　一桩桩往事。胡利娅。共产党员与共和国。在难忘的冬季的千变万化事件中。顾问们，要冷静！一些旅与另一些旅。
　　1936年和1937年之交的冬季，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当时沿哈拉马河展开的战斗。法西斯分子由于未能从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突破马德里，便组织部队从东南面进攻。按照他们的企图，哈拉马河战役要取得胜利，必须切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阿利坎恃、卡塔黑纳等海港的联系，以便衔接和紧缩城市的包围圈。这次战役拖延了数月之久，而规模不大的小战斗几乎没有间断。冬季的大部分时间我开始是在卡斯蒂利亚担任总参谋长顾问，后来则在中央方面军的马德里地段和马德里方面军担任马德里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军事总顾问。现在谈谈几件很有趣的事情。
　　利斯待尔旅是沿哈拉马河河道进攻的。形势并不轻松。佛朗哥的部队实施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当时恰好位于火力圈内。我感到有两个人抓住我往什么地方拽。我进行了抵抗（我以为是法西斯抓我去当俘虏）。我们拼命地扭作一团，最后三个人全掉进掩体。我听到了骂声。疑云消失了。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面带微笑的利斯特尔，而抓我的那两个人则是罗季姆采夫和利斯特尔的政委（好象是卡尔洛斯·孔特列罗斯，在西班牙人们称这位意大利同志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据他们说救我是为了使我不致遭到射击。我冲着罗季姆采夫发火说，难道可以这样把上级指挥员拽入掩体吗？要知道我们是在部队里。这样做既动摇了士气，又破坏了隶属关系。罗季姆采夫表示歉意，而利斯特尔则哈哈大笑。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并开始抱怨说，我们就这样对法西斯射击吗！
　　还发生过另一件事。摩洛哥部队向我们冲击。在一个掩体中躺着的有我、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和第11国际旅旅长，侦察部门通知说。法西斯分子的每个分队均有一名德国军官或军士担任指挥。它们的炮火准备很猛烈，机枪射击采用长点射的方法。共和军支持不住，一些分队开始退却。我们跳出掩体喊道：“回原地去！”д·г·帕夫洛夫登上坦克，用手枪威胁逃跑的战士。一些战士开始停留在我们周围，后来就聚集成一群人。帕夫洛夫把坦克派到前面，自己也一同前往。士兵们紧跟在战车后面冲向敌人，逐渐恢复了防线，把摩洛哥部队击退到出发阵地。
　　暂时平静了。突然，我看见胡利姬来了。她发现情况不妙，及时跑到第12国际旅，以我的名义下达了紧急增援的命令。她说该旅现在距战斗地点约一公里左右。我对这位勇敢妇女的主动精神表示了谢意，但我们并没有把该旅投入战斗，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我走到该旅的驻地。该旅是卢卡奇将军指挥的。我们讨论了局势之后，认为摩洛哥部队当天不会再来乱闯。我们令这个国际旅转为预备队，进行休息。
　　过了几天，法西斯分子又恢复了攻击。他们竭力地突破西班牙部队与第11国际旅之间的接合部正面。这时我们就把第15国际旅所属的英美志愿兵投入这个危险地段进行战斗。我总以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一些感情不外露的人，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英国志愿兵发现自己的战斗队形中有俄国军事顾问时，便跑到跟前来握手、拥抱和亲吻。此时正在那里帮助指挥英美部队作战的军事顾问H ·п·古里耶夫和A ·д·秋鲁帕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后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忆起这个场面，不时用打趣的目光看看我，在同志式聚会时详细他讲述在战斗中爬到我跟前互相亲吻的情况。
　　还发生过这样一桩事。在敌人猛烈突击下，西班牙第18旅所属的一个营开始退却。我恰好就在这个地段。我旁边站着胡利姬。她看到正在奔逃的士兵，就用西班牙语高喊：“西班牙人，你们不再是男子汉了！”战士们停下来，瞧了一会这位妇女后，忸怩不安地返回去。他们那种传奇性的男人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胡利娅跑在前面，士兵们跟在她的后面，经过半小时后，敌人被击退了，原来的阵地收复了。营长，一个墨守成规的西班牙旧军官前来找我，对我的女翻译发牢骚，因为她侮辱了他的士兵。
　　“她干吗要侮辱他们呢？”我回答说。“她似乎觉得您的士兵惊慌失措，离开战场。这就是说，他们是不合格的士兵。而这位妇女的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知道真正的男子汉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认为。您的士兵不再是西班牙人，但原来是她搞错了。士兵只是把方向搞反了，进攻的方向不对。当时她是给士兵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营打退了敌人，表现很好。有什么理由生气呢？”
　　那位军官笑了笑，并主动来握手。
　　叛军在进攻……他们遇到的多半是由安达卢西亚农民编成的共和军的旅。共和国战士把首都郊区的每一所房子都变成一座堡垒。狠狠地打击共和国的敌人。我记得我们去瞧俘虏的情况。这些俘虏要求允许他们看看切断他们去马德里道路的俄国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胞时，他们感到何等惊讶啊！这些佛朗哥分子附耳小声说：“这是些乔装的俄国人。但当农民们得意地微笑着与他们谈话时，叛乱分子们便难为情地，懊丧地低下了头。
　　1937年2 月，紧张的政治斗争激烈起来。2 月14日，由于几名指挥官的叛变和其他人的迟误，共和国的马拉加失陷后，人民涌向了广场。共产党人的红旗，左派共和政体拥护者的红蓝旗，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迎风招展。写着共产党向政府提出的十条要求口号的标语横挂在街头，其中有：“清除后方的共和国敌人！”。“无能的指挥官滚蛋！”，“对机关进行审查，法西斯分子就坐在你们身边！”，“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对马拉加为什么陷落作出回答！”
　　卡瓦列罗政府开始动摇了。口是心非的首相威胁说，他将使劲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一走了事。而佛朗哥部队在哈拉马河附近展开了新的进攻。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团结一致作出让步的政策，才稳定了局势。为了再次拯救首都，陆续招募的各旅投入了战斗。在这之前，指挥官们都在教导队受过训练。一位多年在军队效力的西班牙旧军官在受训后感慨他说：“是的，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现在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哈拉马河附近，叛军遭到坚决的抵抗。当时在整个前沿地段，到处都可遇见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正是这些人往往受到恶意的攻击。哈拉马河战事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时，大概是我在过去四个月中第一次有机会到马德里一家不大的咖啡馆走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战士。其中一人不时地跳起来激昂他讲述共产党员（他们分队的政委）如何带领人们投入反冲击的情况。而在战斗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却在该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胆怯。这时战士们群情激愤，决定驳斥这种挑拨离间的无耻澜言。在讨论这一事件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会议上，甚至有许多非党人士和社会党一些左派成员也参加了。但部队指挥官获悉召集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根据政府不允许党的基层组织在军队活动的禁令，下令战士们解散会议。说实在的，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里什么新鲜事儿也没听到。只是在许多事件中的这个事件上，再一次反映了我们每天默默观察的全部政策。
　　对于政府首脑有什么可信的呢？共产党员和军事顾问建议首相改组军队后勤，而他却把建议束之高阁。人们要求他整顿汽车运输工作，他又避而不答。军队中军士不足。关于开办军士学校的问题也被故意拖延到1937年1 月。为使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直通火车，必须再建二十公里长的铁路线。筑铁路的事也被拖延下来。共和国军队步兵起初机枪不足，现有的数量有限的机枪或准备装备的机枪都是一些口径不一的杂牌货。使指挥员眼花镣乱的是，一些没修好的“柯尔特”式、“马克辛”式、“利伊斯”式、“圣埃季延”式、“绍沙”式和“哈奇开斯”式等等机枪。顾问之中不乏干练之才，他们作好了在巴伦西亚和阿尔瓦塞特不分昼夜地训练机枪队的准备。但为了把已成僵局的事情向前推进一步，需要克服多么严重的障碍呀！
　　我终生都记得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会儿是不顾一切的亡命徒，一会儿是空想家和幻想家，但始终对任何纪律、任何命令、任何起码的秩序都不能容忍。尤其甚者（这种事常常发生），他们的队伍中还出现过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法西斯分子或刑事犯为逃避追捕，就加入无政府主义者一伙，声称自己是巴枯宁分子、蒲鲁东分子以及随便称自己是哪一派的人。
　　共产党向人民阵线中自己的同事提出确凿的证据，认为某某和某某是典型的坏蛋，必须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怒气冲冲的齐声高叫：“迫害兄弟党！”、“共产党的阴谋！”等等。然后，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队伍从背后给你打击。1月份在首都郊区正进行艰苦的战斗时，还不得不把派往前线的援兵，派到特鲁埃尔去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3 月初，当马德里出现新的威胁时，巴伦西亚爆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叛乱。在农村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在那里擅自宣布为共和国征收财物，而对居民实行抢劫。当我看到这种纷扰和不守纪律的人群时，使我多次回忆起苏联内战时期那些“绿林”强盗和马赫诺匪帮的形象。
　　军事顾问的活动在西班牙人民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暂时还介绍得不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出建议来帮助共和军。但现实生活本身扩大了他们的职能。还在1936年秋季的时候，军队的情况有时非常糟糕，致使顾问们不得不在共和国当局的同意下，直接去抓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这种组织工作和作战业务包括什么内容呢？顾问们可向西班牙当局提出作战意图。如果意图被采纳，顾问们就拟制作战计划。若计划也被采纳，他们便写出作战命令草案，并对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进行司令部工作训练。然后，还需要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解决战役问题，训练中级指挥人员掌握战术问题，并向他们示范，怎样训练自己的士兵。顾问们参与所有国际旅和一些西班牙旅的组建工作和组织工作，尔后往往还要带领他们投入战斗，特别在初次交战中更是如此，以便给军官们示范应该怎样指挥分队进行战斗。从初到西班牙之日起，顾问们就赢得了威信和尊敬。在士兵和基层指挥人员眼里，这种威信是绝对的。中级指挥人员也非常欢迎和重视顾问的建议。与高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打交道要困难得多。顾问必须很有分寸，要沉着冷静和具有自制的能力，以避免别人怀疑自己对共产党人特别优待，并避免对指挥官的自尊心有所伤害。
　　那些在不同时期曾在马德里呆过，和我见面机会较多的人当中，我首先想对下列各位说几句赞美的话：я·K ·别尔津、武官B ·E ·戈列夫、马利诺同志（P ·я·马利诺夫斯基）、帕夫利托同志（A ·и·罗季姆采夫）、H ·H ·沃罗诺夫、N ·п·古里耶夫、弗里采同志（п·и·巴托夫）、帕夫洛夫大尉（军事工程师杜纳夫斯基）、я·B ·斯穆什克维奇、д·г·帕夫洛夫旅长，最后还有我的助手瓦卢阿（B ·M ·西蒙诺夫），他是一位有才能的军官，在所有军事问题上是我的得力助手。不妨还可以举出几十位的名字。上述同志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西班牙同样也是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经验教训对他们后来在1941—1945年期间的作战很有用处。
　　顾问们在那年冬季又是怎样工作的呢？当时共和国面临的主要军事任务是，为了胜利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必须过渡到正规军。
　　顾问们向总参谋部提出了下述行动计划：在各条战线上积极防御；完成创立正规军的工作；在国家后方组建战略预备队。总参谋部在赞同整个设想的情况下作了一些修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考虑到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旧军队在开始哗变之后，一部分转到法西斯方面，另一部分瓦解了，所以，军队必须重建。第二，军官和担任教官的干部奇缺。第三，依靠大规模外援有困难。
　　那时，工农武装纵队几乎已普遍改编为第一批组建的旅。组建新的共和国正规军的第一阶段，依我看来，在1937年2 月以前才可结束。而这个军队从同年1 月起就正式存在了。新组成的各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受到了战斗洗礼。在那里战功卓著的是第12国际旅和由共产党员马努埃尔·马尔克斯指挥的西班牙第19旅。整个说来，各新组建的旅在马德里郊区击溃了佛朗哥的摩洛哥军团的主力，显示了较好的训练水平。在瓜达拉哈事件以前，共和国的军队拥有三十五万人，其中十二万人编在马德里方面军，七万人驻在南方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五万人驻在加泰罗尼亚，五万人驻在北方，其余的驻在后方和地中海沿岸地区。遗憾的是，技术兵器很差。一百架飞机和七十辆坦克，这就是共和国当时拥有的技术兵器。
　　整个冬季的战斗中心地段仍然是马德里。在这里做军队工作，同样也要照顾到部队的差别。最可靠的部队是几个西班牙突击旅和国际旅。国际旅由几十种民族的反法西斯志愿人员组成，其中相当一大部分成员为共产党员。
　　第1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1旅）最初编有三个营。整个说来，它作战不错，并发挥了杰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这个旅的不少战士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 国际旅（军队番号为第12旅）开始也编有三个营。就其素质而言，它并不比它的姊妹旅逊色。这两个旅按人数来说，实际上等于两个团，并都在秋季庆祝它们的诞生日。它们的主要成员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旅里还有许多其他国籍的同志。我觉得最优秀的营是以台尔曼名字命名的营。参加这个营的主要人员是德国侨民。在我任期内，这个营在历次战斗中没有在战场丢失过一支手枪、一支步枪、一挺机枪，没有命令从来没退却过。

老八路

　　在12月份，由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组成的第13国际旅，以及主要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第14国际旅诞生了。最后，在1 月份组建了主要由英美人编成的第15国际旅。各营的伤亡都很严重。有几个连的人员在四个月当中更新过三次。但国际主义者的士气始终特别高涨。在战斗间隙，国际旅通常转为预备队，而当战斗重新炽热起来时就投向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有三万五千志愿人员来到西班牙。其中七分之一在战斗中牺牲。到1937年2 月以前，参加国际旅的有一万五千人。
　　西班牙各突击旅也迅速成长为坚强而又有战斗力的兵团，它们拥有优秀的指挥官和政工人员。这些旅在哈拉马河战役期间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前夕已成为共和军的基础。在一百个西班牙旅中，战斗素质名列前茅的（就我记忆所及）有由两个旅编成的利斯特尔师、第1 突击旅、加兰第3 旅、加洛第6 旅和久兰第69旅。（必须指出，我所接触的主要是在马德里郊区作战的部队。在别的地方肯定也有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组建第一批六个西班牙旅时，主要的干部都是从著名的民兵第5 团抽调来的。这六个旅的旅长中有四个是共产党员。其余的大多数旅则由国民支队、纵队和民兵团改编而成。这些旅的大部分人员具有非凡的素质。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旅的战斗力较之突击旅则大为逊色。这些旅只能有时称为正规旅，但在某些方面游击作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些旅对日常的战斗勤务执行得还不错，但经受不了长时间的紧张，也不会打运动战。要把它们从某地调离并派往另一地区，非常之难。所以这些旅有阵地旅之称。
　　重新补充的各旅的主要缺点，是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常常是初战决定一切。当某个旅初战顺利时，它会很快进入优秀旅的行列。一旦初战失利，这个旅的指挥官就需要对士兵们进行长时间的教育。
　　当时在西班牙的每个苏联职业军人可能还记得共和军初期存在的三个主要特点。一个是初级指挥人员的作用不大。军士往往缺乏主动性，训练差，而士兵则只承认军官。如果军官不在分队，士兵就不怎么听初级指挥官的话。战斗单位实际上是从排或者连算起。因此，士兵在战斗中相当密集，千方百计想靠军官近一些，结果往往遭到炮火和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
　　另一特点是按派性征集补充人员。每一党派（共产党员、社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都喜欢补充“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民兵第5 团。冬季战局开始前。正是从这个拥有大量共产党员和数千人（参加过这个团的共有七万名战士）的团中抽出了主要干部来组建西班牙各突击旅。
　　第三个特点是对进餐的态度比较特殊。进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提一下，佛朗哥部队也是如此）。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快到进餐的时候，军官就不下达进入战斗的命令。曾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正在交战的时候指挥官喊道：“吃饭！”于是对射就停下来，开始吃饭。但是，几乎共和军的一切缺点都可由它充满不可思议的热情所弥补。革命精神、对法西斯的仇恨、保卫民主的意志，牢牢地掌握着人民群众，而且是无法遏止的。而这种精神能创造出奇迹来。

老八路

　　在瓜达拉哈拉郊区
　　意大利人出现了。委员会的意见。遇见过这样的人！从拉卡列到胡拉多。转入反攻。瓜达拉哈拉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西班牙共和国伸出充满兄弟般情谊的手。
　　1937年3 月，西班牙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法西斯军队的活动急剧加强。佛朗哥从东南面沿哈拉马河床突破马德里的企图破产后，损失了摩洛哥军团的重要干部，便指望意大利远征军团了。该军团所属各兵团（约六万人）集中到马德里东北面的瓜达拉哈拉地区。瓜达拉哈拉位于流入哈拉马河的埃纳雷斯河河岸。这样一来，法西斯分子的目的仍然是经过哈拉马河流域突破首都，所不同的只是从另一方向进攻而已。法西斯谍报机关可能已经侦知，共和军在这里仅有阻击部队，它主要是由“阵地旅”组成的，因而佛朗哥企图以出入意外的突击突破薄弱的阻击部队，从行进间攻入马德里。当时，共和国的侦察机关工作不力，没能及时发现在瓜达拉哈拉附近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情况，共和国政府还和从前一样，完全被哈拉马河的作战吸引住了。
　　共和军在瓜达拉哈拉方向上即将遇到的远征军团又是什么货色呢？调到这个方向的有三个法西斯志愿师，每师约有八千人，其中“利托里奥”意大利师（近万人）全部摩托化，另外两个由意大利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旅为半摩托化。该军团配属有六十架飞机。军团司令是曼奇尼少将（假名是罗阿特将军）。其所属许多军官在埃塞俄比亚战场都经历了战斗实践。
　　意大利人寄厚望于“利托里奥”师。该师师长贝贡措利将军曾率领摩托化部队集群长驱几百公里，占领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民巴。他从墨索里尼那里受领了一项特定任务，即要以同样方式突破马德里。这些志愿师的干部看起来气色要差一些。它们的上校、少校、上尉和中尉过去都在法西斯警察局做过事。当需要对付罢工工人或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时，他们凶相毕露，但在战场上他们的全部勇气就消失不见了，而军人的本领又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远征军团又称志愿军团。但是经俘虏证实，事实上组建这个军团时采用了总动员的办法，不惜直接蒙骗意大利人。审讯俘虏时，在我们眼前走过的有雇农、建筑工人、街道商人、汽车司机、皮鞋匠、矿工、小职员、农民、理发师。其中许多人是法西斯党党徒，但他们声明，他们唾弃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参加法斯党是为了不致失业或为了职位上的升迁。大多数人被招募加入军事化的工人队伍，向他们宣布的是去非洲，只是到了轮船上才告诉他们实际的去向。对这些志愿人员到西班牙的目的是这样描绘的：“维持社会秩序，在西班牙消除虐待妇女儿童的传统现象。”而由正规军转到远征军团的士兵，主要是根据在狙击分队中强迫进行抽签的结果，抽到的就成为“志愿兵”了。远征军团里也有货真价实的志愿兵，那就是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但这种人为数不多。
　　早在3 月6 日，我就开始得到一些令人焦虑的，关于在锡圭恩萨以南集中意大利部队的消息。其所以令人焦虑，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仅有一个共和军第12师。该师五个旅的战线拉得很长，达八十公里。一万名战士中仅有六千人配备了步枪。掩护道路的共有八十五挺机枪和十五门火炮。意大利人打算干什么呢？敌人仅仅是显示其“进攻精神”，还是要开始重大的作战行动？如果指的是后者，焦虑是值得的。瓜达拉哈拉以北的防御配系还没有向纵深扩展。掩体深度整整有一人高，但只在有些地方设置了铁丝网障碍物，连绵不断堑壕还没有构筑，避弹所与其说适于战斗，不如说更适于居住。指挥部还来不及对第12师进行应有的训练。瓦达拉哈附近山中的某些隘路由民工队担任掩护，而他们总共才几十人。
　　我曾试图从国防委员会获得更准确的敌情。但该委员会对于通报在瓦达拉哈拉方向上可能发生战斗一事并不认真。“埃尔帕尔多——这就是佛朗哥目前即将进攻的地方。”有人这样告诉我。米亚哈将军不相信敌人地锡圭恩萨集结的情报。
　　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对事态关心的程度要比米亚哈强得多。当时正在召开共产党员中央全会。与我非正式地接触的中央领导同志答应把所知道的敌情全部告诉我。为了弄清情况（必须很快做到，要知道这是关系到马德里命运的大事），我派A ·и·罗季姆采夫去瓦达拉哈拉。3 月7 日晨，他发来一份不大使我高兴的报告。根据全部情况判断，那里真的出现了意大利部队。当时，我同B ·M ·西蒙诺夫正在视察哈拉马河的阵地。我们知道了罗季姆采夫的报告之后，决定立刻到瓦达拉哈拉地段去。途中我们抽空去了一趟西班牙第3 军司令部，并谈妥了要紧急抽调几个旅派往瓦达拉哈拉附近。我把坦克旅旅长д·г·帕夫洛夫叫来，让他把坦克准备好，也是为了调到东北方向上去。
　　我们还到了第12师司令部。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况值得幽默作家描绘一番。但当时我们己顾不上取笑了。房子前面的场地一片污泥。师长拉卡列工兵上校不时地从二楼不知所措地看看窗外，他怕走到外面弄脏了双脚。他在楼梯上遇见了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身着脏衬衣、脚穿毛沫和拖鞋、没有刮脸的人。当我们请他谈谈情况时，他把我们领到了地图前。地图是马马虎虎地摞在一起、甚至没有粘贴好的若干张图纸。地图上标示的一条彩色线似乎是表示战线。但其位置比我们所想的大大偏北了。
　　“你们把意大利部队击退到这一线了吗？”我问。
　　“没有，它们昨天到过这里。”师长心平气和地回答。
　　原来这是昨天的情况。今天的情况在哪里呢？师长的确感到惊讶。当时各旅旅长还没有来吃饭，他从哪里知道呢？随后才弄明白，几位旅长每天要乘车跑五、六十公里的路到他这里来吃饭，席间向他报告情况。而其他情报师长并不掌握。
　　我们在该师司令部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已准备好去第50旅，这时邻院的吵嚷声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第33旅所属“特鲁埃尔”营的战士们正在那里吵闹，他们是被调来当援兵的。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他们来到了师司令部，向他们宣布的不是休息，而是开赴前线！我们试图说服他们，但无济干事。我们问第12师参谋长，布里韦加有预备队吗？我们得知有第48旅的一个营，但没有武器。利用这位参谋长的帮助是感化不了配有武器的特鲁埃尔营的士兵的……好吧，我们就对这些战士们说，把你们的武器交给别人吧，而你们自己开到后方去，一群懦夫！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惭愧或后悔的表情。战士们取下武器放到院子里。步枪立即转交了预备队，而特鲁埃尔营的士兵则返回马德里去了。后来我们获悉，这个分队出了凡个佛朗哥侦探，而有些战士则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毒害。
　　当时我们还遇见了第11国际旅旅长甘斯·卡阿列，他根据紧急警报把所属旅发动起来了，而第50旅的旅长却从前线跑回来了。我们开始问他局势怎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他的旅在退却，能否停住无法保证。
　　“你干嘛来呢？”
　　“干嘛来？吃饭呗！”
　　我们认为，第12师师长会马上解除这位轻率的旅长的职务。而师长却更加平心静气地请他到桌旁入席。甘斯同志对待工作的态度则与此相反。铺开地图后，我们彼此商量，提出必须立刻采取的措施，并确定如何使用国际旅的战士和即将开到这里的所有其他预备队，以便把这个地段变成防御的骨干部分和反攻的桥头堡。第12师师长同意全部建议，然后若无其事的吃饭去了。第50旅旅长同我们一起乘车向东北方向驶去。迎面缓慢走来的是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既有伤员，也有没受伤的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就赶紧离开公路走到泥泞中去，尽量设法在旁边的什么地方躲藏起来。远处传来了猛烈的火炮和机枪的射击声。越接近前线，退却的人就越多。在法国公路上行驶到九十三公里处时，我们偶然地碰上了第50旅司令部。该司令部情绪不佳，也不指挥战斗。在所有的军官中，只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象个样子。他令退却的人停下来，企图把他们组成一个集群返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