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我从瑞金赶到红三军团时，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
周恩来、朱德被调回瑞金。我到三军团报到后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以三军团
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在一方面军的半年里，我在周恩来和朱德
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初到军队，职务上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但该怎么工作，主任王稼祥没有交待，我也有点鲁莽，没有问。后来是靠周恩来同
志手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我。我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他看过。他确实
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分兵以后，东方军入闽。我在三军团指挥部见到彭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
穿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裤子上打了补钉，但绑腿裹得很整齐。一见面，他就迎上
来紧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欢迎你。”我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
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他直率而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
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这以后，我们经常促
膝夜谈，日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他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我真是非常尊敬他，
佩服他。
　　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是有名的战将，在历次反“围剿”中战功赫赫。他长我11
岁，从小当过牧童、堤工，18岁参加湘军，是行伍出身。北伐军到湖南时，他是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何键所部第一师的营长，和军长何键、师长周磐是湖南讲武堂
的同学。在北伐中，他认识了师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了共产党的政
治主张。他曾向段提出入党要求，段说：党中央决定，不在北伐军中发展党员。大
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壮烈牺牲，有些人落荒而逃，有些人可耻地叛变，段德昌临别
向他赠言：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尽的；不要把每个党员都理
想化，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当时，反动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一面拉拢部
下，巩固队伍。鲁涤平、周磐“提升”彭为团长，发给就职费1200大洋，要他向上
司“谢委”，宴请同僚官佐。他说：“这么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周磐知道他
犟，没有勉强他。当时，部队驻在湖南的南县，当地士绅组织清乡委员会。彭对信
得过的朋友说：“今天他们提拔我，是拉我跟他们走。我主意早定了，坚决走革命
的路，走共产党的路。我们大家一起走，决不回头。”这年的“双十节”，中共南
县、华容、安乡特委吸收他为中共党员。1928年2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他在镰
刀锤子的党旗前宣了誓。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邓萍一起发动平江起义，捣毁
了反革命政权，树起了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的红五军
的大旗。全军2500人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艰苦转战四个半月，幸存的300多人南下
转移到井冈山，和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是在共产党“背时”时入党的，他和
滕代远等是在革命最困难时发动起义的，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由
此，我对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滕代远的处置疑惑不解，心里很不平静。但彭总荣辱不
惊，处之泰然。
　　我刚到三军团去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
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
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
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
大。
　　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后，中央苏区一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
挡东来之敌，红三军团受命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福建地方军阀、国民
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傲气十足。红三军团以一
个师主攻，一个师助攻，另一个师在沙县东北的青州阻击从南平来的援敌。且月12
日，主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人晚，敌在城
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彭总下令停止进攻，带着我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
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
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炸城墙，彭总很有经验。他说：一定要侦
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
功亏一篑。打赣州时，就因为城墙没有炸开缺口，部队进不去。
　　15日，红四师在青州附近同前来增援的敌人接火，毙伤敌200多人，攻取了设在
尤溪、涪头的卢兴邦的兵工厂。第二天，彭总抓住战机，和我联名签发《关于先期
攻取沙县同时准备侧击援敌的命令》。23日，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
脚，命令红三军团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红四师在4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
的泰宁，归一军团指挥。彭总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来青州的援敌已经
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沙县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原订计划，会轻失战机，
有损士气。于是报经军委同意，继续以红四师和红六师的两个团围攻沙县。
　　果然，24日清晨青州的援敌秘密撤走，第二天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
20米长的缺口，我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人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彭总和我并辔
人城。他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我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
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城内的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
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沙县终于被我攻克。
　　我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
“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
被我攻占。彭总同我商量后，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
“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
现钞、弹药和物资。这一次战役，共毙伤敌700多人，俘虏1300多人，缴获的物资十
分丰富，如粮食、盐巴、布匹等都是被敌人封锁的物资。特别是卢兴邦的兵工厂，
我们动员了好多民夫，把全部设备从福建抬到瑞金，由陈云同志主持开工生产。这
个厂实际上是个修理厂，能够做的，一是造手榴弹，当时叫马尾手榴弹，有个尾巴，
扔不远；二是造子弹，那时候通令前方战士，打完仗后，搜集空弹壳，运回瑞金去
装火药，做的子弹能够打240米左右。
　　攻克沙县，是我到三军团后部队打的第一次胜仗，我很兴奋，彭德怀同志却深
沉地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
动。对他的这个精辟的见解，我是到三溪圩反击战后才有所理解。
　　2月上旬，红三军团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
七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三溪圩在南丰和广昌之间，这时，
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的7个师，已经占领三溪圩、三坑以北地区，正在以堡垒战术
向广昌一步步推进。他们在空军和步炮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只前进四五华里，堡垒
筑成后，再向前推进。对付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的战
术。那时，敌人每个山头都有碉堡，就像后来抗战时日军所修的碉楼一样，没有重
炮不容易打开。短促突击就是在两个碉堡之间打一下，把敌人引出来加以消灭。我
们没有重炮，只能在敌堡间钻来钻去，每次都引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
补充。这仗怎么打？中革军委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五军团的第十三师，
名义上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实际上，军委的部署和命令已分别下达到各军团，
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智慧需要表现在灵活
机动和随机应变上，上级统得死死的，彭总只好生闷气，部队只能前赴后继，反复
肉搏，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我们虽然夺回了东华山、五都寨等重要阵地，敌
人又集中10个师全线反扑。3月13日彭总和我电告军委：如按军委电令继续攻敌主力
集中的石鼓岭、立壁岭一带，“不仅徒耗兵力，而且丧失机动。”军委不得不同意
停止强攻。三溪圩反击战，红军集中了近3万人，但不用于运动战而用于攻坚战，尽
管战士们英勇顽强，但以3万之众攻坚，加上武器装备的悬殊，不以智取而图力胜，
那是典型的冒险主义，结果是我军阵亡389人，负伤1363人。
　　三溪圩反击战后，东线又告急，红三军团兼程去福建的泰宁，在太阳嶂阻击敌
军。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太阳嶂阵地轮番轰击，我守
军一个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同敌人血战一天，完成了阻击任务。 3月25日，
在祝捷大会上，我把写着“铁的红五连”的锦旗授给四师十二团二营第五连时，心
情是错综复杂的：我既为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感动，对彭德怀同志在军事
上的智慧、经验和魄力衷心感到钦佩；又进一步意识到上级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决
策和一意孤行的领导作风，正如彭总所说，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造成的全局被
动，不是个别胜仗所能替代的。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贴近了。

老八路

痛失广昌


　　1934年三四月间，敌北路军、东路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编为东西两个纵队，
沿吁江两岸，在宽2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构筑碉堡，向广昌推进。
　　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以
向南通到瑞金：一条经过宁都，一条经过石城，机械化部队两个小时便可到达。敌
军编成两个纵队，从河东、河西向广昌袭来。红军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五和红九
军团等几乎全部主力阻挡敌军。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和敌人会战。红三军
团善于打防御战，放在吁河东面的主战场上。博古和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
的训令，并且成立临时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的首长、周恩来等被留在
瑞金“看家”。
　　4月10日，敌军先是用飞机轰炸，继而炮兵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红三军
团的第五、第六两个师，以血肉相抗，硬是迫使河东的敌军撤回堡垒。12日以后，
吁江水势猛涨，西岸的敌军乘我主力在河东、渡河困难的机会，抢占了甘竹附近的
阵地。19日，他们又强行攻占三军团在河东的主阵地。20日，攻占饶家堡阵地。当
晚，我随彭总率第四、第五两师，准备利用夜黑夺回饶家堡阵地。由于阴雨连绵，
射击困难，改用白刃格斗。在震撼山谷的喊杀声中，饶家堡阵地6次易手。到了天明，
我们只得撤出战斗，且战且退。
　　连日攻坚，红军徒拼消耗。彭德怀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对李德和博古坦率地直
言：以红军现有的条件，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听，反而认为彭总夸大困难，缺
乏信心，是右倾。眼看他们又快顶牛了，我说服博古和李德，大家一起去视察一下
广昌县城。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周围又是平坦的
开阔地，易攻难守。谁知李德看了现场后，仍旧不以为然地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
多数不是靠高而坚的城墙，红三军团应该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建
成巩固的防御阵地。彭总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算有比较巩固的野战工事，
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
万三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我劝彭总：不要
硬顶，能否提出一个灵活性的方案？他接受了。找我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量，建议
采取决战防御，就是派一个200人的加强连进占工事，吸引敌人来攻，主力隐蔽集结
在城西南5公里的山地上，控制制高点，等待敌人攻我守备阵地时，从它的侧后发起
突然袭击，争取消灭部分敌人。博古和李德勉强认可，要我们绘制出配制图，写出
作战计划，并且强调：正面守军不应少于一个加强营。说这是最后的命令。
　　27日晨，江东西两岸的敌军发起总攻，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
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站稳脚跟后，立刻构筑野战工事，配制好火力，再进第二
步。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山头上，只见来犯的敌人密密麻麻一大片，上午11时，
我和德怀同志，还有邓萍参谋长和卫生部长，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指挥所。我
们的碉堡修在一个小山包上，半截用木头做顶盖，半截是敞着的。我们正在吃午饭，
敌机来了。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碉堡，突然一颗炸弹在我们顶上爆炸。一下子，尘土
飞扬什么也看不见了。德怀同志他们恰好在有顶盖的碉堡里面，没有发生危险，但
是，有两个战士在战壕里没有走进碉堡，他们牺牲了
　　奉命正面守备的加强营呢？他们在敌人密集炮火封锁下，动不了，几次向外突
击，都出不去。其余部队也都被困在阵地上，完全失去机动能力。他们一面作战，
一面修工事，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这个营全部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从上午八
九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多，被李德称为“半永久性工事”几乎被炸平了。博古和李
德看到了这种情况，到黄昏时才允许撤出战斗，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28日，坚持
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军团伤
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一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彭总说：“过去
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何曾吃过这么大的亏。这一次，不是
扬长避短，而是丢掉自己的长处，和敌军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老八路

彭德怀怒斥“洋钦差”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
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
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
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
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
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
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上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
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
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
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
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
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
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
　　“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
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
就全完了！”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
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
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
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
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
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
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
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
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
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
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
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
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
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
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
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
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
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老八路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人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
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
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
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剧性的演进。它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八两个月“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阵地战。
　　7月上旬，敌北路军以31个师的兵力向瑞金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纵
队抢修广昌飞机场，赶筑广昌到白水（今赤水）的公路。8月下旬，敌军将“中央炮
兵旅”的卜福斯山炮调来向我阵地试射。红军在广昌、石城间的驿前地区顽强地展
开阵地防御战，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战斗场面：
　　高虎脑战斗。我三军团五师坚守阵地，在四师和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协同下，血
战3天，寸土必争，迫使敌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其中团以上军官5人），换取推
进3000米的距离。
　　在万年亭主峰阵地上。我五师十三团第三营，在十三、十四两团的协同下，多
次使来犯的敌军陷于火网之中，连敌人也承认：“冲到鹿障内者无一生还，鹿障外
者，死伤过半。”五师政委陈阿金，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为此献出生命。
　　8月底，红军在纵横20华里的阵地上全面抵御，其中蜡烛形和保护山两个阵地的
战斗最为激烈。指挥蜡烛形战斗的是红四师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他们从清晨坚持
到中午，野战工事打塌了，就凭交通壕坚守，直到弹药将尽才奉命突围。“模范第
八连”幸存20余人。坚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第五连，大部分战士在阵地上壮烈捐
躯，他们不愧是全团闻名的“红五连”。在驿前街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中，红军伤亡
干部100多人，战士1700多人。敌军左纵队的第八十九师，被红军打得完全丧失了战
斗力，退出战斗。
　　第二阶段，是从运动防御到退却转移。
　　在敌军紧缩包围圈“竭泽而渔”的部署下，8月底，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
零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了。我们正在驿前布置防务，
中革军委来电称：驿前是“扼守或放弃由彭、杨根据战况决定”。自从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这还是中革军委第一次授予下级机动权的指示。可惜这时我们已经
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9月上旬，又电示彭、杨，要进行“运动防御”，阻敌于石城
以北，“但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9月中，进一步指示彭、
杨：陈诚已相当知道我部署和工事配系，“现防御阵地部分失去时，应有秩序地退
却和转移。”到27日，军委下令彭、杨：“放弃石城。”石城陷落时，蒋介石不可
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
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
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
行军作战。红军奔向何方？战略方向是什么？政治工作怎样进行？一概没有指示。
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
路。
　　我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正是苏维埃运动后期。如果说，在这以前，由于临
时中央远在上海，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和革命根据地内传统影响的深人人心，四中
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能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那么，临时中
央进人苏区后，在博古等直接控制下，就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地推行了打着国际路线
旗号的极左错误，井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从攻打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展到提出苏维埃道
路和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大
会上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游击区已占全国本部18省的四分之一，
中央苏区的固定领土比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领土面积之和大两倍；拥有正式红军35
万，游击武装60万以上。临时中央一到江西就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发展直接
革命形势，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且挥舞反对“罗明路线”和“右倾机
会主义”的棍子，打击苏区内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湘赣的王首道、谭启
龙，福建的罗明、张鼎丞、谭震林、军队的萧劲光等被撤职甚至判刑，中央政府财
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也被批判和撤职。这实际上就是以宗
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来保障“左”倾路线的推行。
　　第二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我到苏区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军队工作。第
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
己。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原因就在中央的指导者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
计，制订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当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
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面对
这样敌强我弱的事实，由博古主持的中央却宣布“游击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同强敌打正规战、阵地战，集中主力会战，他们的主观
主义已发展到何等地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我听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过正确的指示，李德和博古也置之不理。比如，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刚开
始，国际执委来电：“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在敌人的两翼采
取运动战。”1934年2月，我们正在进行阵地反击战时，国际又电示：“应该在那些
我们已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而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
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4年6月，国际又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对这些指示，博古和李德都充耳不闻。可
见，对不适合他们需要的国际指示，他们也并不是“忠实执行”的。
　　第三，不讲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最突出的是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本来，
中央已派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支持福建人民政
府，结果，因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不同意，竟不惜拆散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使
自己也陷于孤立。对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进步人士，在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下，
有的处置失当。福建有个傅柏翠，参加了红军，当过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在闽
西很有影响，后来怀疑他是社会民主党，他就跑了。解放后，一次我到福建去时，
见到了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跑？他说：怕杀头。又比如，红五军团，原来是冯玉
祥旧部的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编为第五军团。后来怀疑参与领导起义的第
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国是反革命，把他杀了。至于前期打AB团和“富田事变”，也错
杀了许多人。那时我还没有到苏区。
　　第四，是查田运动。把保护中农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
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斥责为“富农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
政策。在“加紧反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部分富裕中农，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
了社会关系，一部分地主富农逃离苏区。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苏区亲眼看到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干部到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伙人，竟认为这些同志不懂理论，
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懂得“国际路线”
的人身上。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先后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是，他们推
行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却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片
苏维埃区域丢掉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谁又是历史的罪人呢？
事实证明，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自以为是，照搬书本教条或外国的模式，不管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后只能
导致惨痛的失败。

老八路

第五章 长征（上）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
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
敌人踩确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
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
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
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
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
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
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省的长
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
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
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都，博古
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
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
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
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
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
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
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
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四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
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
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于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
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
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
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
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
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兔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
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
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
命令任粥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
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
“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i6、
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
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
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
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
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
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
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
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
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
“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
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范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
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
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
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
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
1石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
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
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
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
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
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
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
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
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
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
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
像溜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
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
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
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
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
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迅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
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
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
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石万
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市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
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
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
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
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
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老八路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于都的小街上。
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
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尾子”积攒起来的。今
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
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10个月了。在这期间，我
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
工作上也很协调。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
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人，我们只有3万多
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
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怒。
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
过于都河（即贡水）透迪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
挡红军南人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
第一道封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
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
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
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
兵3700多人，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
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
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亲译”的电报中说：
“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
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
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 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
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
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
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
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
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
击，相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风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我们只
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六十二
师一个旅已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
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圩等地西进。
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人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
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人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
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
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
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
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我们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
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
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线。”当日16时，军委电复我
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
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
以南通过。”
　　11月7、8两日，国民党军队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
第十五师及第十九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0日，大雨
倾盆，我们命令五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
敌；命令六师第十六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15公里处的
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
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
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
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门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人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
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
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
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六师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
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
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六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十五师到来，
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
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老八路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
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
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蟑，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
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
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
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
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
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
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
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
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
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
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
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
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人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
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
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
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
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
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
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
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饱弹，中正不敢吝予。”
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
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
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
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
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
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
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
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
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
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
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
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
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
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叨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
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
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
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
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
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
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
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
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
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
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
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
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
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
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
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
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
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
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
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
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
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
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
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
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
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
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
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
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
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
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
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
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
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
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
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
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
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

老八路

转兵贵州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
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
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
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
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人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
脉海拔出二O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
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源。“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
利用对地形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
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包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
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
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
蒋介石颁发的“剿匪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滴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
人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人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
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
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
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
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
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
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
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
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D黔边
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
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
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一来，
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
了主动，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建
议。我们认为：红军到黔北新的战略区，川湘黔地区的敌情可能有以下变化：一是
在蒋介石直接组织下，川军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二是蒋的嫡系部队将有8至
10个师人川，在重庆、沪州沿长江上游设防，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三是湘
军将在湘黔边构成封锁线，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四是黔军将在我左右起钳制作用。
但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时间，目前敌军疲惫，又值冬荒，预计向我大举进攻的
时间“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后”。因此，建议军委抓住有利时机，渡过乌江，“首先
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岗、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
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主力可以在绥阳、桐梓遵义之间机动。
1935年元旦，中央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向遵义进军。在此之前，三军团已在12月D日占
领黄平，31日占领瓮安，1935年1月4日渡过清水江直奔乌江渡口。这时，两路追敌
中，湘军刘建绪的3个师经镇远向瓮安袭来，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转到贵阳附近，借
“追剿”红军之名，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攫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红军便趁此
时机北上，掩护军委纵队在1月6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l月9日上午9时，红军司令部进驻遵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军”被甩在乌江
以东和以南地区，没有来得及集中，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这是长
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黎平会议的
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
　　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
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
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
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
力和机动性。
　　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
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
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
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
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
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
　　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
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人黔后
长驱直人，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老八路

遵义会议的回顾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
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
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
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
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
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
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
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
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
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
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
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
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
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我和
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
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
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
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
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
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
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
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
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
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
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
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
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
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
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
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
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
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
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
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
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3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
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
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闻天同志的发言提
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
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
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
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
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
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
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
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
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
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
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
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
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
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
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
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
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
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思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换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
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
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
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
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
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
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老八路

　第六章 长征（下）


　　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一、红
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
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
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


　　　　　　　　　　　　　　四渡赤水前后


　　遵义会议前，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没有赶到黔北。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遵义
附近休息了将近半个月，部队进行了整编。遵义会议后，“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
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川军、黔军和滇军先后集中到川黔边地区，我们要迅
速跳出敌军的包围，移师北上。那时，准备从长江上游的沪州、宜宾间北渡，会合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军队中的几个四川
籍的同志高兴得很，刘伯承、聂荣臻都很赞成，特别是罗瑞卿、朱老总，在四川很
有影响，大家都希望进川，认为红军到那里去，再发展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渡江作战计划》，命令各军团集中到赤水河东
岸的赤水、土城地区，以便占领渡河点迅速抢渡长江。这时，川军刘湘害怕红军进
人四川，已调集12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在长江北岸设防。红军前有大江阻挡和川
军堵截，后有蒋军追击，面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及时调整了部署，在川黔交界地区
来回穿插，四次横渡赤水河，迷惑并调动敌军，终于奇迹般地突出重围，大踏步地
挥师入滇，渡过金沙江北上。
　　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
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
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
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
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
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
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擅完全不同。其中，作为长征中主要战
将之一的彭德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渡江作战计划下达后，三军团奉命以急行军赶到土城附近，当时，一军团已经
攻占土城，正向北面的赤水进发。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得悉后，立刻向土
城进击。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得知来敌是川军郭勋棋旅的4个团，随即命令彭、杨统一
指挥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第二师，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来犯之敌。28日拂晓，
我军向青扛坡敌正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3 小时的激战，突破了敌军阵地。川军一
个旅赶来增援。我军当时子弹很少，一个人只有20发，进攻受阻。这时，彭总发现
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
“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
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
夜空雪亮，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
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赶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
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上城之
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
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渡过赤水后，原来准备经过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到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
很快就发现各路追敌已逼近川南，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而红军在行军
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2月7日，彭总和我向军委建议：转向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扎
西（今威信），进行部队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当天作出《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发展的指示》。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
改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
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4个团，直属军团部
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因为袁国平同志病了，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任三军团
政治部主任，又派伍修权为副参谋长。11日，红军掉头东进，回师黔北，同黔军和
尾追而来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这是二渡赤水。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才半个月，突然回师，当时必须保守军事机密，很多指战员
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彭总对新到任的少奇同志说：部队普遍的情绪是不怕打仗
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脱离中央苏区后没有
根据地作战带来的极大困难。事实证明，彭总对部队的情绪把握得很准，同时也始
终深信指战员们的高度思想政治觉悟。
　　遵义战役是二渡赤水后发动的。3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样进军途中，从俘虏
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
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我
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
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军，
“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26日黎明，三军团第十三团跑步抢占娄山关口，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向关
口冲击的黔军；与此同时，一、三军团主力迂回到敌后，在黑神庙等地发起攻击，
黔军乱了阵脚，纷纷向遵义方向清退。我们得知遵义守军只有一个营，军心已极度
惊慌。第二天凌晨，我们命令三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沿盘山公路直逼遵义城。
遵义城以河为界有新城旧城之分。一、三军团协同先攻占没有城墙的新城。下午，
军团参谋长邓萍和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一起匍匐在河边的草丛中，观察攻打旧城
的地形，突然一颗流弹刚好击中邓参谋长的头部，伏在他身旁的张爱萍被溅得满身
是血。这位曾经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湘鄂赣苏区、坚持井冈山斗争、身经百战
的优秀指挥员，牺牲在遵义城外，这是三军团的重大损失。痛失战友的德怀同志，
命令怀着满腔悲愤的指战员们，连夜向遵义旧城发起猛攻，终于打开旧城，肃清残
敌，在28日晨再度攻克遵义。邓萍同志牺牲后，应军团部的请求，叶剑英同志接任
三军团参谋长。
　　这时，蒋介石急令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城，被我一、
三军团从两边夹击，大部被歼，残部向乌江溃退。
　　遵义战役中，红军在3天内连下桐样、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8个团、蒋军吴奇
伟两个师，缴获枪支1000以上，捉到2000多俘虏。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来取得
的最大一次胜利。指战员们走得那么苦，一下子打了个大胜仗，又是唱又是跳，两
三天不想睡觉，那股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敌军狼狈不堪。当时，我和彭总
站在娄山关石碑的坡上，但见那些俘虏早已把枪甩得远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垂头丧气地向指定的方向集中。吴奇伟呢？在突然遭到红军夹击时带了一个团仓皇
掉头渡过乌江，下令砍断浮桥的保险索，把1000多官兵甩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
虏。兵败如山倒，那时真看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扎西
整编后的4个整团，只有一个团仍能维持原来的编制，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到重庆督战。他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
图与萧、贺合股”，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
结合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3月4日，中革军
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为了免受
敌军的夹攻，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街、叙永地区。
这一来，又把蒋介石的近5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
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商地区决战。20日傍晚，前敌指挥部断然决定：
“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ZI日夜四渡赤水。5天之内，红军在赤水河两
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敌军甩在赤水河西。那确实是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
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
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
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谭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
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记得1月初，三军团北
上时曾在茶山关、桃子台渡过乌江，那里江面的宽度只有100至150米，如果利用沿
江的竹木架设浮桥，用4至6小时就可以架成。25日晚，我们将意见报告朱总司令，
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
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
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
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
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夜渡乌江。第M天，大军分3处架设浮
桥过乌江。蒋介石的四五十万重兵又被远远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