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暴动的怒潮

1930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行动委员会关于坚持组织地方暴动，反对军阀的统治，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暴动胜利，是实现目前党的总路线的指导思想的指示精神，梧桐河村也和全国各地、东三省、南满、延边等地一样，掀起了农民暴动的高潮。

首先，组织了农民武装，叫农民赤卫队。凡是年满18岁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赤卫队，他们拿起了打猎用的土枪土炮。以任春植为首的全村木匠，日以继夜地赶制了木枪，补充了不足的武器。还做了一些子弹袋，没有子弹就用子弹大小的小木棍塞满，看上去还很像。那时农民手头没钱，农会干部动员每户拿出一斗稻子，到佳木斯市换回白布，然后交给妇女会，让妇女们用锅底灰作染料，把白布染成灰色，为每个赤卫队员做了三件军用品，子弹袋，背包和绑腿。

我爸爸李石远，这个穷苦的农民参加了赤卫队，并做了分队长，他也手持土枪，背上子弹袋，和大家轮流出去站岗放哨了。我哥哥李允凤和一些同学们的活动也很紧张，好几次我看到哥哥从家里倒一些灯油出去。有一天，就好奇的尾随着哥哥，但很快被哥哥发现而没能得逞，这就更使我感到他们的活动一定很神秘。那天，被哥哥撵回来后，我又拐了个弯偷偷跟踪，终于发现哥哥进了一间黑暗的旧空房，点上灯，闷头做起了木棍子。后来才知道那是儿童团员们的“武器”。它的总称叫“红色儿童团员的护身杖”是用来保护自己和打击敌人的“武器”。

等到哥哥走出空房子时发现我在门外偷看，他很生气。

“不准你对别人说起你今天看到的一切！”

“为什么？”

“这是军事秘密！你懂吗？”

“那样的棍子，给我也做一个行吗？”

“不行，你还没加入少先队，你没资格带它。”

哥哥边说边解开自己的前胸，胸前露出了一个用红线拴上的铅笔头。哥哥自豪地说那是红色儿童团员的标志。

“哥哥，给我一个不行吗？”

“不行，这是儿童团团部统一发的，还得举行宣誓仪式呢，你会宣誓吗？连到学校报到的话都不会说，你不够条件……。”

哥哥李允凤说了许多我听不大懂的事情，我更崇拜哥哥了，在自己眼里哥哥是个大人了。

后来，我也知道了共青团员也每人必备“护身杖”，“护身杖”是用木头做的，木棒上栓有红绳，顶端包有铁箍。儿童团员的任务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假借到公司护城河外玩的名义，侦查公司动向，调查公司走狗出入的情况。当时重点监视的是一个叫朴致浩（朝鲜人）的公司管事人的行动。那时，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从儿童到老年人人都动员起来，准备同“福丰公司”进行斗争，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人民政权）。

1930年冬，梧桐河的农民暴动终于爆发了。这年由于受灾而水稻大幅减产，可是公司照旧强行征租，外加各种水利税，朝鲜族居住税等名目繁多的税。公司还硬性规定不准农民到北大林子砍伐树木（梧桐河北侧有一片片的树林，农民建房和造农具的木料都靠这些树林）。农民们早已给二房东朴致浩等人交过几年的额外征租，这年是受灾，情况特殊，但是，他们却派兵来威胁农民，还把农民领导人崔庸健、裴致云等人逮捕起来殴打一顿后，关进了公司大院的炮楼里。连续多年受尽公司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朝鲜族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男女老少齐动员，手拿镐头、镰刀、斧子、二齿钩等为武器举行了暴动。当时所提的口号是：

1、 减租减息！
2、 取消对朝鲜族的各种不平等苛捐杂税！
3、 允许农民到北大林子砍伐木材！
4、 坚决反对给二房东缴纳租粮！
5、 坚决惩办朴致浩，让他滚蛋！

那天，农民暴动队伍打着横标举着红旗，浩浩荡荡来到公司门前示威，然后围起了公司大院。学校的学生也都跟了去，在大人队伍的后面看热闹和助威。公司炮楼上的自卫队开始射击了，院门关的很严。群众人多势众，毫不畏惧地冲向院门。我爸爸李石远和青壮年队员们扛来两根电线杆子，两股合力高喊着一、二、三共同撞击大门。不多时，大门被撞开了，游行队伍像潮水般涌进了第一道院内（公司的头目和被抓的农民领导人都在第二道院内）。冲入院内的农民齐声高唱着从关内传入的《秋收暴动歌》，歌声震天动地：

“每当寒风凄凄的秋收季节，
农民血汁结成的各种农产物，
都被地主资本家白白抢夺去，
农民只好奔向革命的路。

农民大众武装起来奋勇去冲锋，
军阀势力措手不及挡也挡不住，
咱们红军南征北战其势如破竹，
反动派们闻风丧胆纷纷把命逃。”

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公司的地主们吓破了胆。于是，急忙派出一名代表，宣布答应提出的要求。可是农民都高喊听不懂，当时朝鲜族二房东朴致浩，连面都不敢露一下。这时，农民中的青年代表裴敬天同志挺身而出，要求公司代表重新宣布一次，并拿出书面材料。公司代表只好慌忙回去写来了书面材料，双方分别在上面盖了章，被扣押的农民领导人也都获释而出，站到了农民队伍中。

我们胜利了，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了公司的大院，回到模范学校操场，操场的秋千杆上升起了红旗，农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功大会，裴致云同志主持大会，领导游行队伍的崔桂福维持会场，崔庸健同志十分激动的讲了话。农民们摇动着红旗，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暴动万岁！”等口号，忽而又高唱《农村苏维埃歌》，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整个会场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散会后回到家里，家家都兴奋不已，无法平静，群众用自己的斗争第一次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也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活路。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0年9月，中共中央六界一中全会做出了新的指示。指出，现在的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等，条件尚不成熟。强调现在的做法是“左倾”路线。当时由于交通不便，文件传递困难，当这个新指示下达到下江地区的时候，已经是1931年1月初了。当时“南满”和“东满”地区的农民暴动仍呈现继续扩大和发展的趋势；“北满”通河县的农民暴动则已持续了半年之久，后被日本（日本领事馆参与）和军阀所镇压，几十名农民和共产党员遭到了屠杀。敌人的这一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梧桐河、汤原等地农民的义愤，这种新仇和对地主军阀压迫剥削的旧恨交织在一起，情绪达到了无法控制和操纵的程度。

梧桐河农民暴动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爸爸李石远和农友们常常议论和评价那次斗争。他们共同认为那次暴动真正显示了农民团结的力量，切实使农民尝到了胜利的果实。他们说，那个滋味儿比喝酒还痛快。那次斗争，在遥远的北疆，共产党人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这颗种子继续生根、发芽、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坚强不屈的党员和干部，增强了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而为组建汤原反日游击队，从思想上到干部骨干上打下了基础。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了“9.18”事变。当年冬天的春节前夕，党组织在模范学校召开了群众团体和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议精神，号召各群团组织要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国。会上，特别强调朝鲜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其他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才能实现民族解放的道理。为了发动和组织各民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到各县进行宣传活动。口号是：“中韩民族团结起来反日救国！”

抗日的怒火燃烧在梧桐河，宣传队很快就组建了起来，全村共组建了五支队伍，青壮年宣传队分两路进行远征；老年和少年儿童宣传队只在本地附近进行宣传。演出服装一部分是靠集资到佳木斯市买些布料制作，其余大部分则是由妇女们捐献的，他们不仅捐献了自己的节日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新婚时的婚礼服。宣传队的集体表演以扭秧歌和跳朝鲜舞为主。穿的有汉族服装、朝鲜族衣裙和男女学生装。扭秧歌时有跑旱船、踩高跷；跳朝鲜舞时有农乐舞和长鼓舞，显得十分热闹。1932年农历正月初在学校操场举行了一次汇演，各队的热情都很高。

每支宣传队内部都有具体的分工，有专门演讲的，有负责写传单（用汉文写的）和撒传单的，有唱歌的（用朝汉两种语言唱革命歌曲）。许多领导同志也都化妆参加了演出，裴致云同志表演了朝鲜族的象帽舞（那时叫甩头舞）；裴敬天同志用假发梳成长长的辫子男扮女装扭秧歌；张兴德同志一脸的络腮胡子，腰间别个大烟袋，扭来扭去，乐的大家前仰后翻。李在德、石光信等同志扮成女学生。徐光海、金相国、马德山等同志是专门演讲的，他们几位口才好，知道的事情多，每当演出达到高潮，观众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们就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又来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滔天罪行，号召中、朝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动员群众参加“反日大同盟会”。他们的演讲都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呼应。

爸爸李石远和哥哥李允凤也都参加了宣传队，做了很多的工作。远征宣传队，先后到汤原县境内的鹤立镇、连江口、太平川、格金河金矿、鹤岗煤矿，萝北县的鸭蛋河、嘟噜河和依兰北的农村等地，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宣传。当宣传队进入佳木斯市时，中学的老师张耕野、唐若浦、董仙桥等老师也加入进来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经过宣传发动，在汤原中心县委管辖内的萝北、通河、富锦安邦河区等四个县，七个区，建立了反日同盟会，会员达四五千名。周围的汉族农民群众开始了解到了朝鲜族强烈的抗日欲望和行动，从而增强了汉、朝民族的感情和团结。那时，在汤原县太平川、格节河、黑金河、鹤岗、鸭蛋河等地的汉族群众中，也开始了建党工作，一大批汉、朝两个民族的群众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在后来的抗联队伍建设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9.18”事变以后，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的组织要积极建立抗日武装，联合各方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梧桐河流域的广大农村，由于地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武装抗日的思想和行动还没能被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再加历史所遗留的民族隔阂，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曲折。

此时，崔庸健同志根据省委指示，为了在饶河、宝清等地组建抗日武装而离开了梧桐河。因此以李春满为书记，以裴致云、金相国、李云健（张世振）、徐光海等为汤原县委成员，继续为组建汤原县抗日武装，，前仆后继的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

老八路

洪水吞没了农民的血汗

1932年秋，梧桐河两岸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农民们家家都在忙着筹划秋收。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天爷和穷人过不去了，一连几十天的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很快，梧桐河、嘟噜河、蒲鸭河的河水猛涨，特别是松花江开始洪水泛滥，眼看一年的辛劳就要被洪水吞没了，心急如焚的农民日夜不停的守在稻田，尽力加固堤坝，但还是没能抵挡住猛兽般凶猛无情的洪水。
我们一家住在村南头的湖边，爸爸带着妈妈和哥哥都在田里抗洪，家中只剩下我和三岁的弟弟李学凤。

那天湖水也在猛涨，早晨已经往院里进水了，开始我并没有害怕，往年也遇到过这种情形，漫进院里的水，不久就会退回去的。可是这次没想到，到了中午，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从南边的松花江席卷而来的洪水，在我家的院子里翻卷着浪头冲进了屋里，我带着弟弟在水中挣扎，吓得嚎啕大哭。幸亏爸爸、妈妈和哥哥他们及时赶了回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和弟弟先抱上房顶，把仅有的“家产”小铁锅、破棉被和簸箕抢了出来。爸爸在齐腰深的水中东一根，西一根的捞来了好几根木头，手忙脚乱地打了个木排。就这样一家五口人上了木排在暴雨中漂行，爸爸控制着木排往学校方向漂，在途中遇到了刚从防汛第一线回到家里协同父母和妻子正与洪水搏斗的李振植，爸爸把他们一家四口也拉上了木排，人太多，爸爸和哥哥开始下到水里推着木排走。

当木排推到学校时，操场上的水也已经没到大腿了。学校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是全村人唯一的避难所。当我们一家到来时，这里已经变成了抗洪的战场。围着校舍，青壮年们正在分秒必争地抢修防洪堤坝，母婴和老少们正拼命的往校舍里挤，晚来的只好在操场的岗子上相挨搭铺，安置家什。

裴致云、李云健（张世振）、蔡平、崔贵福等党员同志挺身而出，指挥大家抗洪。提出的口号是：“团结奋战，修堤防洪，确保民众生命安全！”而且写成了标语挂在操场的秋千架上。领导这次抗洪斗争的是农民协会。青壮年都挖土方、扛草袋、打夯；儿童们也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大人送水，替大人照看孩子，全村人形成了一个团结奋战的大集体。洪水在一刻不停地上涨，浑浊的河水打着漩涡冲击着堤坝，堤坝不时出现决口，农民们呼喊着拼命的去封堵。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当口，人们发现村南远处水面上驶来一艘白色的轮船。

“啊！救命船！是来救我们的！”人们兴奋的不能自己，雀跃着欢呼起来。

裴致云等领导同志看来也确信不疑，他们几位商量片刻后宣布：“大家不要急，不要乱，要按一二三村的顺序分别排好队，让老年人和母婴在排头，有组织地准备上船！”于是，农民们把活停了下来，忙着打点自家从洪水中抢出来的一些家用；母亲们东奔西走地呼喊自己的孩子，整个学校大院吵成了一片。

白色轮船越来越近了，眼看就要靠近学校，人们巴不得马上跳上船去。可是轮船却拐了个弯，向东北方向驶去，到福丰大院门前停下了。农民们都傻了，好像挨了一棒闷棍，心中的苦涩无以言表。人们只能望着福丰公司的地主们和几十名兵卒蜂拥而上，七手八脚搬上大大小小的箱子柜子，最后，连他们的狼狗也都上了船。那艘白色的轮船，船尾排放着翻滚的白沫子就这样绝情的开走了……。

看到这不顾农民死活的行径，农民们对地主军阀的仇恨达到了撕心裂肺的程度！许多农民咬牙切齿的高喊：“打倒地主！打倒军阀！”为了鼓励大家继续奋斗，李春满、裴致云二位同志先后讲了话。他们用眼前活生生的事实，进一步揭穿了剥削阶级的本性，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眼下的洪水，将来要推翻这万恶的旧社会……农民们切实感到了在生死关头站在农民一边的只有共产党！村里的房子都被大水淹没了，极目望去，四周都是一片汪洋。农民手中仅有几条小渔船和木排，靠这些是无法冲破洪峰横渡松花江的。乡亲们只好继续在原地抗洪保命，待洪峰过去后再另谋生路。

我听大人们说，在那次洪水中死了近百人，死亡的牲畜更是不计其数了。
被洪水困了二十多天后，水位开始下降，洪水终于渐渐退下了去。

李春满、裴致云等领导同志召集各群团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对策，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由李春满同志宣布了决定。他说，当前的大事，就是要保住全村人的生命安全和今后的生活有着落。眼下，全村庄稼颗粒不收，要想生存只有逃荒走奔他乡。村里决定有组织地分批逃荒，大家要自报去向，有亲投亲有友靠友。不论逃往何地，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国组织，继续为祖国的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会后，家家都自报了去向。分别有安邦河、汤原新村、萝北鸭蛋河、汤原格节河和太平川等地。

我们一家是无亲可投，无友可靠的困难户之一。这类户编入了富锦县第五区安邦河的难民队。据说，这批难民队是有组织的，负责人都带有党团关系，他们分布这一地区的各村，有的还插入了汉族村，当时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下：

安邦河、河西、河东村，以河西为中心；
河东村（汉、朝两族各半）又称草甸子村；
贺梦林村（贺梦林南一个小村）也叫马架子村；
杨树林子村（夹心子北）；
安邦河村（安邦河发源地在双鸭山河边）。

我们一家所属的难民队约有三十多户百十来口人，是个比较大的队。难民们乘木船分批来到松花江南岸的悦来镇，先在码头和大街上露宿了几天。有些久病的难民死在了街头，有些难民走不动留下来不想走了，剩下的难民携妻带子又走上了逃难的路。

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生病的越来越多，行进速度十分缓慢。等到了苏家甸村的玉米地很多人不想再走了，也实在是走不动了。由于饥饿难忍大家七手八脚的掰苞米和烧黄豆吃。因为人多目标大，很快就被地主管家发现了。不多时，地主派来了全村的武装大兵包围了难民，威胁难民赔偿地主的损失。有几位农民上前解释，但语言不大通，情没求成反而惹来一顿拳脚。这还了得，本来难民对地主怀恨在心，现在在逃难路上还遭此打骂，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难民们怒火中烧，一个难民挨打，全体难民一哄而上，大家豁出去了，不就是个死吗？这时，地主武装支枪压弹准备开枪，事态发展极为严重。就在这紧要关头，带队的张在钟同志和李石远同志挺身而出，他们先拦住了怒发冲冠的农民。张在钟同志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和李石远向地主管家说明了这些人都是逃难的难民，要不是饥饿难忍也绝不会吃庄稼，他俩劝地主管家，这些难民现在死都不怕了，不就是掰点苞米吗，日后等我们落下脚，一定回来还钱。

听了张在钟和李石远的解释，地主的管家终于发了善心，让大家离去了。

老八路

安邦河遇故人

一路忍饥挨饿，逃难的的人群终于来到了安邦河区的草甸子屯（今双鸭山市集贤县）。这是一个汉、朝两族杂居屯，有个地主兼中医叫梅雪堂的经营这里的土地，他雇佣自己的内弟张镇奉和另外两个人分管着土地、房产和商铺。

到了草甸子屯，各家都投奔亲戚朋友去了。我们无依无靠的一家，正在没有着落的时候，却在这里意外的遇见了曾在嘟噜河的火灾中帮助过我们的边氏一家。在嘟噜河村时，我家的房子被地主的二房东烧成灰烬，是边氏家收留了我们，妈妈还在他家生下了小弟弟。那年夜逃时我穿的开裆裤也是他家送的，这家人心眼好，我们一家人一直把边氏一家当作救命恩人。现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算遇到了一个熟人，爸爸和妈妈都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边氏一家也是在我们家失火那年逃离嘟噜河来到这里安家的，这天听说村里来了逃荒的难民就出来看看，没想到竟然遇到了我们一家人。看到我家人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样子，边氏夫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家仅有的那点行李搬回家中，我们跟在后面连感谢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多灾多难的一家人总算又有个落脚的地方，又有了一个可避风雪的窝子，也许真就应了“天无绝人之路”的那句老话吧。

边氏一家的住房是一座小马架子，进了屋，南面是灶坑，北面是一条长炕。爸爸用秫秸在长炕上做了个间壁，边家和我们家在这条长炕上一东一西的住下了。然后在南面又另起了一个炉灶，两家人各用各的。

边氏夫妻三十岁左右，养育一男二女三个孩子，最大的七岁，最小的不满一岁。夫妻俩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都勤奋能干，家里家外收拾的十分整洁，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说自己的父母是很早从朝鲜庆尚道来到中国的。

那天，可能是农历八月中旬。晚上月亮很圆很亮，再加下了霜，外面显得格外白亮。边氏人家给我们做的晚饭是二米饭和炖西葫芦，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又热又香的饭菜了，香的小弟弟连连说，好吃，好吃，我也吃的很香很饱，大家都很高兴。在野外奔波一个多月后，第一次在家中吃到这样的饭菜，吃得这样饱，香甜之余，我一下子感到浑身瘫软，好像喝醉了酒，倦意难忍，不知不觉中躺倒睡着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爸爸出去揽活去了，适逢大秋，可以去帮人家割稻子挣点钱。爸爸走后，我妈妈就问边妈妈能不能到地里拣点萝卜叶子什么的做菜粥糊口，边妈妈劝我妈妈先好好歇两天再说，可是妈妈决意要领着我和弟弟出去。看妈妈执意要去，边妈妈就告诉她，不远处有汉族人梅经理的地，那里有不少西葫芦可拣。妈妈高兴了，马上就要去。边妈妈无可奈何的背起孩子，领着另外两个孩子我们一起出发了。

走不多久，一帮人就来到了梅雪堂家院外，隔着栅栏我们看到了院内的砖房，这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是高档住房了。他家的院子是用柳条篱笆围起来的，想到院子里去，必须从大门口通过。这时，院内的两条大黄狗听到声音向我们汪汪的直叫，吓得我们几个孩子直往妈妈们身后躲，幸亏这时从院里出来一位中年人吆喝住了狗，并笑着告诉大家不要怕。

边妈妈点头鞠躬的和这个中年人说，李家人是逃难来到这里，实在没有可以吃的了，请行个方便，院里的西葫芦如果不要了，就送给我们吧，那个中年人爽快的答应了。我和妈妈们来到园子里一看，那里满地都是大个的西葫芦，虽然已经被霜打了，但满可以食用。妈妈不解的问边妈妈，这么好的西葫芦，他家怎么不要了？边妈妈告诉妈妈说，梅家人都住在城里，这儿只留两个老头看家，他们那些人都不稀罕这些玩意儿。妈妈听了特别高兴，这些好端端的西葫芦在灾民眼里，是要比啃不动的金子还要珍贵的多。

从那天起，娘几个连续几天往家搬西葫芦，每天晚上切成西葫芦片或者西葫芦条，在屋里屋外到处晾晒。就是这些西葫芦条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一家人靠它熬过了一冬一春。等入冬后，妈妈又和哥哥允凤去稻田里挖老鼠洞，掏出洞里的稻穗，拿回家捣成碎大米，以西葫芦条为主掺点碎米做菜团子和菜粥吃。还到菜地里捡来白菜帮子或萝卜叶腌些咸菜就饭。也许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我们那一冬总算熬了过来，比预想的还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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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了一个干爹

我八岁了，农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从秋收后打完场一直没曾回家的爸爸回来了。在回家的路上，还刨开冰窟窿捞来了几条老头鱼。父亲是一家之主，他不在家时，一家人心里总不踏实，他一回来，全家人都高兴地不得了。

晚饭时，妈妈用那几条老头鱼，放些大酱和辣椒，做了酱辣炖鱼，主食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西葫芦饭，是以西葫芦为主，只放少量米粒的饭。只要爸爸在家，为了照顾爸爸的身体，每次盛饭时，妈妈总是把米粒较多的部分挖出来盛在爸爸的碗里，然后把剩下的西葫芦饭全部盛在大盆里，让孩子们在盆里各自“挖山”，这天晚饭，爸爸回来了，当然得照旧了。我家有个旧铜碗，是专给爸爸盛饭的，据说长期用铜碗吃饭能健身强力。我看到妈妈用那个铜碗盛了一碗米粒多的饭，就赶忙跑了过来，把饭端到了爸爸的面前，并把酱辣炖鱼也端了过来。我闻着那扑鼻的香味，不禁直咽口水。饭菜和勺、筷子都摆好了，按李家的规矩，得等妈妈来行过了敬天地之礼后才能动勺吃饭。过了一会，妈妈终于来了，她在饭桌边落座后，没等行敬天地礼，伸手把爸爸的饭碗端过来放到了我的面前。这一意外的举动，不仅使我发愣，哥哥李允凤也莫名其妙地瞪大眼睛瞅瞅妈妈和爸爸。爸爸只是笑着不说话，妈妈若无其事地行了她的敬天地礼，我有些沉不住气了：

“妈妈，这是怎么了？”

“嗯，听我说，今天是咱们小凤八岁的生日，爸爸也特意赶回来了。”

“是吗？！”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咱家也没什么好吃的，只有从老鼠洞里掏来的一些米，把平时给爸爸的饭，今天就给咱小凤吃……”

妈妈说到这儿，嗓音哽咽，流出了眼泪。我看看爸爸，他沉默不语，眼眶里也浸满了泪水。

“妈妈，这碗饭还是给爸爸吃吧，我不要。”

我知道爸爸干体力活，应该多吃些米粒。成年累月干重活的爸爸，嘴唇干裂，手指就像干树枝一样粗糙。妈妈常说爸爸为全家而操劳，应让爸爸吃的好一些。因此，孩子们从来没敢想过吃爸爸碗里的饭，也从内心里觉得那是理应属于爸爸的饭。

可是，年幼的小弟弟李学凤毕竟还不懂事，他馋了。

“妈妈，我也要过生日，姐姐不吃，我吃”。

“学凤，听话。等你四岁了妈给你过生日，单给你做好吃的……”

“不，我今天就过生日……”

弟弟哭了，我看弟弟好可怜，于是就开玩笑说：

“好吧，今天你先过生日，明年你的生日我在吃你的。”

听了我的话，爸爸和妈妈都笑了，后来，妈妈让我和弟弟分着吃，我又让哥哥也吃一点，哥哥可是一口也没有吃。

这饭，是用老鼠洞里的稻子捣成米后做的，吃起来，有一股奇怪的土腥味，但总比光吃西葫芦要香的多了，弟弟学凤吃的特别高兴。

“真好吃，真好吃，我要天天过生日……”。

又香又辣的酱老头鱼，加了米粒的西葫芦饭，一家人吃的又香又饱，许久不曾露出笑容的妈妈竟然又哼起了鲜族歌谣，爸爸也眯起了眼睛晃着头加入了进来：

桔梗哟，桔梗哟，桔梗哟，桔梗，
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
只要挖出一两根，
就可以满满地装上一大筐。
……

我和弟弟拍着小手一起相合：

哎咳哎咳哟，哎咳哎咳哟，哎咳哟，
这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哟，
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产。
……

这是我的第一次生日家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由于家境更加困难，弟弟和妈妈相继死去，李家再也没有谁过生日了。到部队以后，在那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就更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解放后，由于工作忙，再加毛主席号召干部不要过寿辰，我作为党的干部，自然坚决相应主席的号召。因此，自从八岁的那次生日以后，直到七十岁，从来没有再过生日。我的老伴陈雷同志，也是从七十五岁以后，才在儿女们的坚持下在家里准备便餐过生日。

老八路

小弟弟学凤病死

1932年的这一冬，作为一户逃荒的难民，我们总算没有流浪街头，至少天天都有西葫芦菜粥吃，吃饱了还有热炕睡，住房虽然小，但比起嘟噜河的那间四壁挂霜，满屋烟气的小屋不知能好上多少倍。能吃饱，能睡暖，对孩子们来说是莫大的福气。我和弟弟都吃胖长高了，爸爸和妈妈都很高兴。爸爸和妈妈经常长吁短叹地给我们讲过去了的苦难日子，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苦难。因为讲的次数太多，左一次右一次的事情也就那么多，我们都能把那段历史一句不漏地背下来了。

到了春节，由于农民协会的关照，难民户也能做些大米面发糕。村子里还组织聚会和文艺演出，气氛热烈，玩的开心。

节后不几天，小弟弟李学凤突然发高烧，昏迷不醒了。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急得要命，后来看到他的脸上隐隐约约有些小红斑点，妈妈说这是要出麻疹。急忙找人弄了一些偏方，斑点出的多了些，这是好兆头，大家也就放松了警惕。妈妈为了照顾弟弟，连日操劳，那晚也睡过去了，谁都没想到，小弟弟那晚半夜自己起来感到干渴难忍，他爬到水缸边把凉水喝了个够，等妈妈发现时，弟弟已经喝完凉水了，这是要坏事的，急得她手足无措，等到天亮时，发现弟弟脸上的红斑开始退回去了，到了下午，红斑变成灰斑，妈妈天天流着泪护理弟弟，并用了许多可用的偏方，但是到了第五天小弟弟还是停止了呼吸！

妈妈痛不欲生地哭诉：“老天爷呀，你难道忘了我家学凤是到你那里报到过的吗？！妈妈是指我们兄妹几个胳膊上的记号。这个记号难道不灵吗？老天怎能把在大火中降生的儿子领走了呢？我的妈妈，这个一辈子虔诚地信奉老天爷的善良女人，第一次对老天爷产生了怀疑。

可怜的小弟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多灾多难。他降生在火灾中，襁褓中就随父母夜逃，洪水后又随父母颠沛流离，他没吃过一顿好饭，他没穿过一件新衣，他没有一个玩具……

我和弟弟的感情很深，弟弟的降生为全家带来了欢乐。我和弟弟朝夕相伴，互相照顾，小弟弟聪明又机灵，非常讨人喜欢。在水灾后的逃荒路上，他走不动了，我还背了他好几次。我背他时，他把我比作马，逗得我笑个不停，背着他走路，像是做游戏，那开心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病魔把小弟弟夺走了，我哭肿了眼睛，喊哑了嗓子。

当爸爸沉着脸，用草袋子拖着弟弟出门时，我死死扯住袋子不松手，哭着喊叫弟弟。但是抵不过爸爸的力气，爸爸把弟弟抢走了，那时我觉得爸爸太狠心了。

后来据哥哥说，爸爸把弟弟送到了安邦河的柳条沟里，因是冬天没能掩埋。从那以后，我天天侥幸地盼着弟弟能死而复生回家来。

老八路

惨烈的抗日救国红枪会

1933年初，汤原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广泛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6.12”指示精神，派金相国、全华等共产党员，到富锦县五区“安区”（既集贤县，当时该区委在汤原县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反日武装。首先为了解决枪支问题，进行了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捐粮买枪的工作。

这一年的春天，日军在佳木斯以东的小城镇和农村，武装侵入强行没收农民的土地和枪支，引起了一场农民暴动。各地农民纷纷起来，自发组织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等反日武装。那时，党组织决定支持他们，并动员当地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及革命青年积极参加红枪会。要求他们到红枪会里努力深入，抓住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党组织还发动地方群众，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积极支援红枪会。妇救会用大米面和玉米面加点盐或糖做成炒面，分别装入一个个小布口袋，送到红枪会的驻地康家村、沙岗等地。那时的主要进攻目标是驻有日军的集贤县，那里修有城墙和炮楼。

当时，朝鲜族较集中或同汉族杂居的村子有安邦河草甸子村、马架屯、河西村，往南有杨树林村、哈达密河和双鸭山的安邦村等。这一带的朝鲜族多是从梧桐河迁来的，这里的抗日救国群团组织比较活跃，我的父亲李石远，哥哥李允凤都是抗日组织里的人，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国的活动。

朝鲜族的爱国者对红枪会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一些规矩不大理解，但经党组织的劝说，同样履行了喝鸡血、烧香磕头等宣誓仪式。当时，除少数负责人持有长短枪外，其余红枪会队员们所持的全是红缨枪和大刀等原始武器。

在一个刮起龙卷风，尘土漫天飞扬的日子，红枪会开始了进攻，每一个红枪会员，都像是出征的勇士，鲜红的红布条在刀把上跳跃，大刀片寒光闪烁，漫天的尘雾中，勇士们被用马车和牛车送到离城墙几里路的地方。

那一天，我哥哥李允凤也义无反顾的加入了队伍。妈妈送走哥哥后，在家里坐立不安，她不停的流着泪，一会向天，一会向儿子走去的方向左一遍，右一遍地祈祷着什么。

据说，队伍开始进攻时，城内没有什么反应。红枪会的队员们误以为日军被他们吓跑了，于是纷纷议论说“这小日本真他妈的不抗打”。可就在队伍得意洋洋地推进到离城墙百十来米远的地方时，敌人居高临下，突然用机枪扫射。顷刻间，城墙下尸横满地，血流成河！见此惨状，队员们怒火中烧，许多人高喊着，“狗日的小鬼子，爷爷和你们拼了”咬牙切齿的冲向了城门，但是，一批批冲上来的人群都被敌人无情的机枪扫到在地！全华同志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因为敌人的火里太猛，队伍乱了，余下的幸存者，只能在烟尘血雾中跑了回来……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也是一场愚昧的战斗，可以看出那时的抗日地下组织很不成熟。

金相国率领的人马，只剩下尹锡昌、李允凤、李钟玉、李贵学和汉族青年郎占海，他们几个浑身血淋淋地跑回了草甸子屯，他们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全村到处是哭声，不少人家的门框上挂起了白幡，阴云笼罩着草甸子屯。

看到哥哥李允凤死里逃生返回家，妈妈又喜又悲，她久久地抱着儿子，无言的泪水湿透了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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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病故了

哥哥李允凤离开了红枪会，妈妈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哥哥回来后，妈妈的情绪很高。她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活，每天清晨两三点钟就起身做饭，吃罢早饭就带着午饭出去帮人家铲地，晚上很晚才能回家，为的是挣点钱，好能再供哥哥上学。

有一天，中午下了大暴雨，妈妈在地里没处躲，没处藏，浑身都淋透了。她冒雨赶回了家，就一头倒在了炕上，发起了高烧。

妈妈卧床不起了，过了三天，她的胸部皮下出现了红斑，和弟弟得病时候差不多，爸爸托人弄了些偏方，也不见起色。又过了一天，那些红斑变灰，妈妈脸色苍白。到了第六天，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脉搏无力，一家人守在她跟前，毫无办法。最后，只听她说了声：“小凤，我……”话没说完就咽了气。

好像是天塌了一半，妈妈的死给全家人带来了无比的悲痛，那么能干，那么贤淑的妈妈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我和哥哥允凤都哭成了泪人，爸爸也哭了，这是我长到九岁第一次见到的。

妈妈去世的那一天，是1933年农历5月21日。对她的死全村人都感到意外，这次患病前，妈妈是很健康的，全村人都夸她是里里外外无所不能的理家能手，而且她心地善良，很受人尊敬。她的后事是全村人帮助操办的。爸爸和任木匠用东筹西借的木板，打了一口不大的棺材，把她安葬在南山上的康家屯墓地。那年，妈妈才四十三岁，她比爸爸大三岁。

那一阵子，村里流行各种传染病，几乎每周都有人死去。妈妈死后不久，李贵学的母亲和父亲也相继病故了。贫病交加，在这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着生存下来，是极为艰难的。

送葬后回到家里，屋内显得空空荡荡，一股说不出的凄凉涌上了我的心头。再看看炕头那床被火烧过的棉被，想想妈妈走时连件新衣服都没穿不说，就连这床破被都没能带了去，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了，爸爸和哥哥也一动不动地站在炕前，默默地流着泪。

这天的晚饭，是由同住东西炕的张云鹤妻子赵吉华和他妹妹张景信帮忙给做的。

晚上，我躺在炕上，心里难过，但说不出话。我看爸爸也直挺挺地躺着，没能入睡。

“爸爸，从明天开始，我来做饭吧？”

我这么一说，没想到哥哥李允凤也没睡，他抢过去说：“你会啥？我来做！”

“咳——你俩放心睡吧，饭，我做……”

爸爸的嗓音有些哽咽了。

我觉得应该安慰爸爸，应该承担家务活，自己已经九岁了，是能够承担的。

“爸爸，还是让我做吧，我都九岁了，我是女孩子，应该由我来替妈妈做家务活。”

“你还小，等你长大再说吧。”

“我已经不小了，你们放心下地干活吧，家里的活都交给我。”

“好吧，好吧，都睡觉吧。”

爸爸似乎同意了，哥哥没吭声，因为他已经睡着了。我小声的告诉爸爸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叫醒她，那时穷人家没有钟表，清晨的钟点是靠公鸡打鸣来掌握的。鸡叫第一遍约摸两点多钟，第二遍三点，第三遍天就大亮了。

想到第二天就要肩负家务重任，我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好久都没能入睡。后来，迷迷糊糊的她在睡梦中听到了鸡叫声，我猛然起身揉揉眼睛一看，还好，天还没亮。看到爸爸和哥哥都在熟睡，就悄悄地下了炕。当摸到厨房时，似乎看到有人在那里蠕动。难道是妈妈回来了吗？我不敢出声。接着，就看到有人划火柴点火，这才看清是准备做早饭的赵吉华阿姨。

我们两家的厨房隔着两三米相挨，平时两家差不多都同时做饭。等赵阿姨点好火，我从她那里借火点炉灶，为的是节省一根火柴，这天的淘米和下锅焖饭的水量，都是赵阿姨手把手教给我的。这样，我一生中的第一顿饭终于做成了，我迈出了承担家务的第一步。

这时，爸爸和哥哥都起来了，我高兴地向他们汇报了在赵阿姨的指导下做成第一顿饭的经过，爸爸也十分感激的向赵阿姨表示了谢意。赵阿姨夸我一教就会，是她聪明伶俐的好徒弟。

早饭后，爸爸和哥哥带上午饭下地干活去了。我把爸爸的一件上衣拿到河边去洗，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那时穷人家是买不起肥皂的，都是用农家的草灰水。我把衣服泡在河水中浸泡后放在石板上，用木棒子捶打，然后再用草灰水煮了后捶打，费了好大的劲才洗了一件衣服，但跟人家比，还是没有洗净，原来这家务活不是那么好做的。

有一天，爸爸下地时说中午要回来吃午饭。好久没有一起吃过中午饭了，我高兴地为爸爸和哥哥准备午餐。真想给他们做点好吃的，但家里除了青菜没什么好东西。我想早早做准备，就围上了妈妈的围裙，可那围裙太长了，能盖住自己的脚背。虽然太长了，但我不舍的把它铰短。

我把锅灶的火点着后，爬上大锅台往锅里下米，然后，按照赵吉华阿姨所教的手指量水法聚精会神地量了水。这时，我忽然感到腿热的反常，我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急忙跳下锅台一看，灶口的火烧着了我的围裙，我吓得不知所措，火舌呼呼的往上窜，急得我乱扑打着喊叫起来。幸亏正在淘米的赵吉华阿姨闻声跑过来，她把盆中的水连同小米一起泼到了我的身上，弄得我从头到脚沾满了水和小米。火灭了，但我的左腿小腿肚子被烧伤了，肉色黑红，伤的不轻。赵吉华阿姨看到伤口后，赶紧跑去从酱缸里抓来一把大酱糊在了伤口上。今天这事，要是身旁没有赵阿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过后，我和赵阿姨都感到后怕。妈妈的围裙被火烧掉了半截，赵阿姨风趣的说：“好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再说把烧掉的围裙下摆铰掉了，小凤用长短也正合适，免得再烧出个好歹……”这样，妈妈的长围裙开始变成了我的短围裙。那件补丁落补丁的围裙，我一直用到了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左腿上的烧伤发炎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痊愈。过后，每当我看到那腿上的伤疤，都会想起那段悲伤的童年。

我们家在稻田边上高出来的一块地上，种了一些玉米和几样蔬菜。有一天，我和张景信、赵吉华阿姨到菜地摘了一些菜，我把菜用柳条筐装上，头顶上先垫上了用蒲草编的垫圈，赵阿姨帮我把菜筐抬上顶在了头顶。朝鲜族的小姑娘从小就要学习用头顶物品，刚会走路就要在头上顶小枕头，既是游戏又是锻炼。可我们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没能把这个技能学到手。我用两只手死死抓住头上的筐，但还是不稳当，再看看赵阿姨她们，根本不用手把筐，走起路来甩胳膊甩腿一点都不耽误。我很羡慕她们的本领，为自己暂时还没有这本事而着急。她们几个人来到了河边，河上有用两根木头架起来的“桥”。赵阿姨她们很快顺顺当当过去了，平时我也多次走过这个桥，可是今天看到它，我一阵阵心里发毛，感到顾了头就顾不了脚，顾了脚又顾不了头，上桥后心情越来越紧张，小腿打颤，两眼发花。来到河中心，看到桥下的流水，只觉得木桥也在逆水而漂动，接着是一阵眼晕，就惨叫着掉进了河里。

幸亏是条小河，河水不深，赵阿姨和张景信奋不顾身地下河把我捞上了岸。她们给我往外控水，掐人中，不知折腾了多半天，我醒了过来了，难受的哭了起来，赵阿姨她们好心的安慰我，并把自己的菜分给我好能做晚饭。

这天夜里，我开始发烧了，嘴里不停的说着胡话。

我掉进河里回家发烧后，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吃不下饭，睡不醒觉。昏昏沉沉的一闭眼睛就看见妈妈站在眼前，我又惊喜又害怕，是妈妈要来接自己走吗？爸爸和哥哥都在忙着建立地下联络站，赵吉华阿姨一直在护理着我，她出门时，给我舀一瓢凉水放到手边，让我渴了就喝一口，另外，还给了我一根栓有布条的长树枝，让有急事就摇它，以示求人帮忙。

这天，赵阿姨走后，我在昏迷中觉得有人来了，似乎又见到妈妈在我的眼前。

“妈妈，妈妈，我好想你啊……”

可是，我听到的回音却不是妈妈的。

“这孩子又说胡话了，看样子不行了。”

过了一会，又有人来了，看不清是谁，也数不清是几个人。我已经口干舌燥，说不出话了。

“没法子了，咱们试一试吧，反正这孩子眼看不行了。”

我隐约的听见有人说话，接着是有人扒自己的衣服，然后是用什么东西挑肛门，我只觉得浑身咯噔一下，并没觉得很疼。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赵阿姨把村里任木匠妻子甘炳善妈妈和金太雨妈妈等人请了来，为我进行了一次土法手术。这个土法手术是用马蹄针（缝麻袋用得大粗针）挑破肛门里的静脉血管，尽力挤出里面的坏血，然后往伤口上抹火药（猎枪子弹里面的），最后用破棉絮堵上。

几个妈妈在手术时，说我的血管都开始发硬了，已经晚了，并说得的是水土病。

谁曾想，这种极为拙劣的土法手术居然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意外效果！我退了烧，神志清了，肚子开始饿了，进食后能起身了。

爸爸还是每天出去开会，准备建立联络站，没功夫照顾我，哥哥趁挂锄空间到河北岸打草做土坯，准备在汪海屯前的河边盖房子，李贵福也在旁边搭了个马架子。这一段，我病好不久又患了痢疾，直到十一月搬进新房时才见好转。自从妈妈病故后，我也同病魔搏斗了五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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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地下联络站

组织上决定要建立一个同汤原中心县委联系的地下联络站，站址设在汪海屯，汪海屯是从江北来往的中心点。组织上选定爸爸李石远和任春植、李贵福三户迁居过去。靠近汪海屯的安邦河北岸，有荒草甸子和湖泽，那里可以开荒种水田，所以，打完场这三户人家就搬了过去。

有几天晚上，从汤原县陆续来了李春满、金相国、张太华，尹成杰、朴英善、裴顺姬、张道进、赵永子、陈炳祚、张英华等同志，他们是汤原县委派到安区工作的工作组。他们在汪海屯住了两天，开完会分赴各村。李春满、李仁根、朴英善到杨树林村（夹心子北侧），尹成杰、裴顺姬、陈炳祚到草甸子村，金相国到贺梦林马架子村，张太华到哈达密河屯。

李春满任安区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金相国负责军事，朴英善任区妇联主任。
附历届区、县委书记名单：

第一任区委书记——张在钟
第二任区委书记——李春满
第三任区委书记——李石远（兼组委）
第四任区委书记——任春植
第一任县委书记——李春满
第二任县委书记——张道进（后来作城市工作）
第三任县委书记——王永昌（代）
第四任县委书记——刘忠民

工作组到任后，立刻开展了组织人民武装队伍的工作，大家都很忙。爸爸也到各地参加各种活动很少回家，基本顾不上家里的生活了。

搬到汪海屯后，那年的粮食收成还不错，但是债务太重，交完租粮再抵债，家里只剩下稻种和从菜地收来的几十斤玉米和黄豆。

哥哥也经常出去演出和搞侦查活动，只剩我一个人看家，好在任春植的媳妇甘炳善妈妈在家，彼此还能互相照应。

有一天，哥哥回家看到断粮了，他就到安邦河河套的草甸子上下了套子（打野物的工具），套子里面吊了一只死鼠。哥哥胸有成竹地说一定能逮住几只黄皮子（黄鼠狼）。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哥哥去查套子，一下子逮住两只大黄皮子，我们哥俩都很高兴。我觉得哥哥真了不起。哥哥说，一只卖了去买小米；另一只卖了去买一支小枪或一些零件。我说，买枪有啥用，不如哥哥去买双鞋。

听说苏家甸有集市，到那儿能卖黄皮子。我俩拎着两只黄皮子，顶着凛冽的西北风来到了苏家甸集。在一条马路上，两边一溜摆着粮食、山货和杂物，有买有卖的，好不热闹。哥哥找一个卖小米的人讨价还价，最后用一只黄皮子换了六十多斤小米。

那天晚上我们俩高高兴兴地焖了一锅小米干饭，吃得很香很饱。

过了两天，哥哥拿来一些什么零件，说是做枪用的。我猜到了，肯定是用那只黄皮子换来的。哥哥和李贵学他们动手做枪了，我问他们做枪干什么？他们说是秘密。我再问是不是打猎用的？李贵学说是打狗腿子用的。

“噢，那一定是打死坏蛋的啦？”

“不许再问！听到没有？”哥哥李允凤严厉的制止了我。

这一冬还算消停，没有事故也没人生病。我开始长个了，由于贪长，特别能吃，尽管省着、省着，眼看着小米袋子还是慢慢变小了，我盼望着哥哥再下套子，再套几只野物，好补贴家里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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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汤原游击队

汤原游击队的创建，同安邦河地区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2年，在以梧桐河流域为中心的松花江两岸农村中，展开了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献粮献物购买武器的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买下十多支长短枪。1932年农历十月初十，40多名党员集结在汤原县城北的半截河村，宣布成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李云健任队长，裴致云任政治委员。

游击队成立的第一项任务是袭击梧桐河的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以便夺取他们的武器来壮大自己。但是，消息走漏了。福田公司先有了准备，他们一面收买一些土匪造谣，说游击队都是些高丽棒子（指朝鲜族人），是日本走狗，他们要造中国人的反，另一方面，暗中布下了罗网。

游击队的枪都藏在梧桐河边一个姓陈的老乡家中，由于消息走漏，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十多条枪，全叫敌人抢走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真是出师未捷，鸡没抓成，倒丢了一把米。

初战失利，队员们没有因此而灰心。县委也鼓励全体队员要坚定信心，坚持斗争，只要有党的领导和坚强的战士，失掉的武器是还可以夺回来的。  

当年11月间，党组织又派共产党员和一些抗日救国会会员到伪军中，去做伪军的反水工作。同时，继续进行宣传鼓动，积极筹资买枪。到1933年，用农民群众捐献的稻子和钱物，又买了十多条枪，再一次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组织上派懂汉语的优秀党员裴锡哲同志，率队到格节河一带，去争取那里的“老来好”土匪队。当裴锡哲等同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大业时，土匪头子认为这支没几条枪的游击队是空喊抗日口号的，所以根本没有信任他们。那时这支土匪队是个纪律松散，个个抽大烟，经常抢走老百姓东西的一群乌合之众。

面对这样的土匪队伍，我们一没有统战经验，二又缺乏耐心，游击队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命令他们不准抽大烟，不准抢老百姓。土匪们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也不理解他们的自由和利益为什么要受到游击队的强制性限制。他们对游击队起了疑心，僵持了一段，结果，游击队打入到“老来好”不到三个月，不仅没能争取土匪，反而被他们缴了械。裴锡哲等七位同志壮烈牺牲，游击队再次遭到了挫折。

血的牺牲，血的教训，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在汤原县委的领导下，党员干部都表现了百折不回的斗志，同志们宣誓：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誓不罢休！”

1932年末到1933年初，中心县委又先后派共产党员徐光海（鲜族）和裴敬天（鲜族）、金宗瑞（鲜族）、宋乃振（鲜族）四人，分别到萝北县鸭蛋河（今凤翔）一个叫“阎王”的义勇军部队和“青山”、“占中央”等山林队去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和团结他们接受党的领导，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同时，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思想坚定的青年40多人（大多是模范学校的学员），随时准备武装起来。

日军这时已经占领了交通要镇鹤立等地，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东北，县委转入了地下，办公地点设在鹤立镇北七号桥后山的山洞，游击队在这座山的另几个山洞里，白天住洞，夜间出来活动。

1933年的中秋节，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东北的《8.15事件》。

中秋节的前夜，县委书记裴致云（鲜族），县委组织部长崔圭福（鲜族）等同志，半夜进村召开了地方干部会议，研究分析敌人的动向和群众的情绪。在会上，村干部谈到本村的李元晋（鲜族）、李光稿（鲜族）、金英振（鲜族）等三户人家不辞而别地搬出了鹤立镇的可疑现象，大家都觉得必须研究对策，但是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来的那么快，大家正商量对策时，敌人已经包围了他们。后来才知道正是李元晋他们去鹤立镇投降后，趁夜把敌人领来的。

这次事件我的老师金宗瑞同志（曾任牡丹江拖拉机厂副厂长）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八月十五那一天，住在洞里的金道植同志出去解手回来说，村子里狗叫人喊，乱成了一片。我们出来往村里看去，天刚蒙蒙亮，只听人声，看不清什么情况。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拉开距离，悄悄进了村，这才知道，半夜去村里开会的干部和全村村民都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有人说，领来日军的是几个叛徒走狗，他们几个没有枪，穿上了日军军装，但都戴着口罩。人们猜测他们几个准是不辞而别的新村富农李元晋、李广稿和金英振。

面对这种形势，党组织立即决定把在村里难以隐蔽的人员都紧急转移到山上去。这天晚上，我们四十多人集合在洞外，这四十人中有七、八名汉族同志。随即宣布了负责人名单。队长夏云杰（汉族）、副队长戴洪滨（汉族）、参谋长李云健（鲜族，外号张大个子）。当时全队四十多人只有七支枪，其中有两支手枪和一支猎枪，其余三十多人都是空手，发枪时，我荣幸地分到了一支连珠枪。大家讨论了是和敌人打还是转移，最后决定，因敌我力量悬殊，硬碰只能全军覆没，只能寻找时机再战。队伍迅速的离开了山洞往西走，途经沿路村庄时，看到村中农民住房的门窗大都遭到了破坏。日军的那次大搜捕是在汤原县的格节河、校屯（现在俊德）、七号村等地同时进行的。敌人企图一网打尽我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把几个村的青壮年和老人全部（300人左右）抓起来，用车拉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他们利用叛徒辨认，指认出了县委书记裴致云、组织部长崔圭福、县委委员妇联干部金成刚（女）、共产党员丁重九、丁日、孙哲龙、金术龙、李振植、共青团干部石光信（女）、柳明玉（女）、金峰春以及革命群众柳仁化等十二名同志，敌人把这些同志关进了宪兵队后院大仓库里。

以裴致云为首的十二位同志，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地对抗了敌人的残酷刑讯。时至深秋，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同志们穿的都是单衣，敌人的酷刑和彻骨的寒夜，都没能动摇同志们的气节！

“你们还要抗日吗？！”敌人嚎叫。

“只要你们不滚出去，我们就抗日到底！”

这是同志们异口同声的回答。

于是，敌人暴跳如雷，加重了酷刑。他们用竹签子刺指甲缝，用火钩子烧肉体，再用皮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晕过去了就用一桶凉水浇醒了再打，打得同志们个个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是，敌人的严刑没有得到丝毫的效应。于是敌人又换了个软化手段，在仓库里用留声机放黄色歌曲。他们借这靡靡之音的氛围，提审年轻姑娘柳明玉和石光信。

“怎么样？你们都年纪轻轻如花似玉，找个丈夫结婚，安安乐乐地过小日子多好？跑出来抗什么日，何苦呢？”

“你们这些叛徒狗汉奸听着！你们甘心披着狗皮过狗一样的生活，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要为祖国和人民的自由，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到底！”

同柳明玉和石光信一起受审的还有金成刚同志（李在德的母亲），敌人逼她说，只要把女儿李在德交出来就放她回家。

“我女儿上山了，是叫你们逼的，她是去打你们日本鬼子的，总有一天她会凯旋归来！强盗们，你们等着吧！等着……”

三位女同志坚贞不屈的铿锵回答，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软化诡计。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又把她们毒打的奄奄一息后扔进了牢房。这时，裴致云和崔圭福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滚出去！”等口号，牢房里同时响起了高亢悲壮的《赤旗歌》：

……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敛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变得僵硬，
鲜血已染透了这面红旗。

我们要永远高举这面红旗，
我们要永远前进决不后退，
牢狱和断头台我们不怕你！
这就是我们的一曲告别歌。
高高举起呀血染的红旗，
在这旗帜下，我们已发誓，
胆小怕死的，要走你就走，
我们定要誓死捍卫这面旗！

歌声像似一把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令他们胆战心惊。

四十多天的突击刑讯，敌人是枉费了心机。同志们不仅没有一个屈服，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了。毫无办法的日本宪兵队和特务们，害怕游击队的袭击，未经宣判偷着把十二位同志活埋在宪兵队的院子里。

裴致云等十二位烈士，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的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们表现了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中的崔圭福和石光信（女）还是一对订了婚的情侣。

以上是金宗瑞同志的叙述，多少年过去了，想起那段往事，他仍旧悲痛不已。

这次大屠杀事件后，地方儿童团宣传队发动了以此事件为主题的宣传攻势。他们在松花江两岸农村撒传单、贴标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和叛徒们可耻的嘴脸；热情歌颂了十二位烈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引起了两岸汉族、朝鲜族群众的强烈反响，激发了人们坚决抗日救国的决心。

许多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组织募捐和集资活动，有利地支援了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人七条枪的汤原游击队，在日寇的残酷屠杀和镇压下，怀着阶级仇、民族恨，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4年1月，汤原游击队智缴了萝北县鸭蛋河（凤翔）伪自卫团的武装，这是一次早有准备的行动。

早在1933年7月，汤原县委先派徐光海、宋乃振（老杨）、金宗瑞和李凤林（汉族）等人去当地的一个报号“阎王”的土匪队，去做争取、转化工作。这次工作吸取了在“老来好”那里吃过苦的失败经验教训，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阎王”队里的成员对徐光海同志不图名利不贪财的举止，既不理解，但也不能不佩服。徐光海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感化了这支队伍，他在“阎王”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进而使抗日的主张得以在全队得到认可。等到鹤立镇的“8.15”事件发生后，只有七支枪的游击队急需补充枪支。于是，汤原中心县委派李云健和戴洪滨率领游击队北上赴鸭蛋河，解决武装枪支。

这次行动是智取，首先，徐光海协助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从“阎王”队借了两支短枪。就在腊月二十九那天的下午，游击队40多人的队伍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留在城外待命，另一拨就化装成老百姓进城。区委书记李凤林和地下交通员宋殿双等人假装讨债打架，他们有意把衣服撕破，脸上涂点猪血，厮打叫骂着要找镇长去评理。他们的后面是装成看热闹劝架的戴洪滨、王居选等男队员和裴成春、李在德、朴英善、李恩淑等女队员。等这一大帮人连吵带闹的来到自卫团门前时，哨兵认识李凤林，李凤林在当时有地产、有房屋、有骡马，受党组织安排已与伪自卫团长高奎一拜了把兄弟，平日常出入自卫团。所以哨兵没有阻拦这帮人。人们一轰进院的同时，有人先缴了哨兵的枪。这时，伪自卫团长高奎一正领着一伙人打牌，李凤林和王居选迅速的用枪顶住了伪团长，另外的同志到屋内向自卫团员们支上了枪，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挂在墙上的20多条枪已经被游击队员抢到了手。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这次缴械顺利成功了。当天晚上，李凤林和宋殿双两家抛弃了全部家产，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到了汤原县太平川，追击上来的敌人，也被游击队给击退了。

当年10月，徐光海同志率领“阎王”队的21名义勇军队员加入了汤原游击队，徐光海同志担任了汤原游击队副官。从此，汤原游击队很快发展壮大。到1936年编入东北抗联第六军，驰骋于松花江两岸、大兴安岭、完达山等地区。

老八路

哥哥参军进了山

1933年汤原县“8、15”事件后，冬天县委派李春满、金正国、张太华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来到富锦县安邦河组建游击队。他们变卖了筹集的粮食先买了一支德制八发匣子枪，准备去集贤县缴地主汉奸李海自卫团的武器。

工作组事先做了不少工作，先是派金正国、张太华等人给李海送去一车大米，并同他拜了把兄弟。到1934年正月十六，军事负责人金正国和区委书记李春满等7位同志，以拜把子兄弟的身份，带着一些烟酒糖果之类礼品进入了自卫团，在外面待命接应的有张显庭（原名张在荣）同志率领的20多名少先队员和青年团员，只要里面的7位同志制住李海后向外面抱暗号，外面的同志就闯进去，用自卫团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骑上自卫团的马奔完达山，在七星砬子建立后方密营，以完达山一带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计划倒是蛮好的，想得也很远。但是同志们低估了这个汉奸地主，他对这几个同志并不相信，早就有防备，顺利打入的7位同志正跟李海谈话时，因缺乏经验漏了马脚，致使敌人先动了手，李春满、陈永春、张太华、李春达、金奉书、李春成当场被敌人杀害了，金正国同志以尸体为掩护，趁敌人追赶外围队伍时从敌人手中夺来一支枪，打死那个敌人后越墙脱逃而幸存下来。逃脱后他同李允凤、尹锡昌等会合往北撤，直奔原定地点汪海屯我们家。

过了春节后，爸爸领着人天天在家开会，后来又来了李春满、金正国等领导同志。他们开会时，我就在柴禾垛上放哨。李春满、金正国来不久就走了，过了两天，爸爸、哥哥和任木匠一家人也都走了。我不知道他们都去做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也只说：“小凤听话，好好看家，办完事爸爸和哥哥就回来了。”

我们家的住处很偏僻，只剩下了自己我感到十分不安。夜间，经常有逃跑的人路过我家，甚至一些土匪团伙也到我家落脚吃过饭。出事的那天夜里，我觉得格外的害怕，不敢进屋，就爬到柴禾垛子上远望河套方向，那是爸爸和哥哥离去的方向，望着、望着，我看见月光下远处出现了黑点子。我想或许是哥哥李允凤回来了吧，就迎着那个黑点子跑了去。

跑着跑着，我看到那个黑点子变成了长长的一溜黑点子。我忘记了害怕，等跑到了黑点子跟前一看，原来是安区的抗日少年先锋队在张显庭指导员的率领下回来了。从他们急促不平的呼吸声中，我觉察到出了什么事。就站在一旁急切的问哥哥在哪，可他们只是无声的继续往前走。我着急了，大声叫喊着哥哥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哭腔：“李允凤！哥哥！你在哪？”这时我听到了尹锡昌的声音，他小声告诉我说哥哥在后边。我离开他们继续往后跑去，果然又遇到了几个人，就又喊叫着哥哥的名字，这一回终于听到了哥哥的回答，哥哥不让大声的叫喊，并让我赶快回家。我看到是金正国领着哥哥和另外几个人走在一起。我小声的问哥哥出了什么事？哥哥说没啥事，让我快回家做饭，说吃完饭他们还要赶路。

来到我们家里后，这一队人马上聚到屋内开会，哥哥出来问家中还有多少小米，我把小米袋子拿给他看，哥哥还问有没有咸菜，然后，他把小米袋子里仅剩的三十多斤小米全部倒进大盆里，让我全都下锅做上，并说他们吃完还要带走一些。哥哥又到菜窖里取来了大萝卜，让我多做些汤。我急急忙忙淘米下锅，切萝卜丝熬汤，因为没有肉又没有油，汤里只能放点咸盐。

我不停的往灶里加柴，火势很旺，两口锅都开了，心也像开了的锅一样翻腾，我不住的揣摩着哥哥们到底出了什么事？还要上哪儿去？

后来才知道当天在李海那里事情败露，只有金正国一个人逃脱，在外面等信号的少先队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追击，毫无战斗经验手无寸铁的20多名青少年，只好后撤。幸好金正国赶到，他和张在荣（张显庭）指挥少先队分两路甩掉了敌人的追击，这才来到了我们家。

在撤退时，李允凤和尹锡昌跑得太热，把棉袄都不知道扔哪儿了，到家时他俩都没有棉袄，只穿着单衣。虽然是刚刚打了春，可是还在五九、六九的天气里，那天还是嘎嘎的冷，没有棉袄是要冻死的。看到哥哥丢了棉袄，我急得哭了起来。哥哥安慰我，说自己有办法，他说可以穿父亲的旧棉袄。

听了这话，我又差点笑了，亏他想得出来，爸爸的旧棉袄，那是一件什么样的棉袄呀？那是爸爸打场时穿了多年，破的不能再破的名副其实的破棉袄，坏口处挤入的稻糠比棉絮还要多。但哥哥还是把它找出来穿上了，才十六岁的哥哥穿上身高一米八的爸爸的棉袄，实在是太肥太大了，像是半截大衣。可哥哥有办法，他找了一根草绳系在腰间，他说这样既不逛又保暖。他脚上的胶鞋也开了口，他又穿上父亲的旧靰鞡，打上了绑腿。哥哥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尹锡昌的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家里实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御寒的衣物了。尹锡昌也有办法，他求我到马架子屯的家里取来一件棉袄，可夜里我怎么敢一个人去呢？后来，李贵学说他可以把我送到村头，等我进村把衣服取出来后再陪我回来。

我们两个人一路小跑到了马架子屯，李贵学在外面隐蔽处等我，我去尹锡昌家取衣服。好不容易敲开了他家的门，五经半夜的各家都睡熟了。她家老太太听说我要替尹锡昌取棉袄，嘟嘟囔囔的说，前两天刚换的新棉袄怎么又要棉袄？我灵机一动，便说尹锡昌在给人家干活，不舍的穿新棉袄，要旧的，那件新的以后送回来。

我们拿到旧棉袄回家时，队伍正在屋里吃饭，我把衣服交给尹锡昌后就去找哥哥：
“哥哥，我也跟你们一起走，别把我扔家了。”

“不行，你跟不上。这次我们行动，敌人骑马追我们，连我都跑不动，没看见棉袄都扔了吗？你行吗？”

“我行，我一定行，爸爸老也不在家，你也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咋办？”

我忍不住心头的凄凉，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哎——！”哥哥捶胸叹了一声，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花。

看到这情景大家都很着急，张显庭过来安慰哥哥别着急，尹锡昌和李贵学过来哄我。

“凤仙，我们是上前线要打仗的，过两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们牵着大马来接你，你说好不好。”

经他们俩这么一哄，大家也都七嘴八舌地附和着说到时候一定赶着大车来接我，我不哭了。

听了哥哥们的亲切话语，我的心里暖和了不少，但还是半信半疑不大放心。

“到时候，你们不来咋办？”

我这么一问，哥哥们都伸出了小手指头说：“那，我们是这个！”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虽然笑了，但心里却感到了说不出的苦涩。

把我稳住以后，他们继续开会了。我站在过道上以无限羡慕的目光看着他们开会，过了一会，他们举起了拳头，开始宣誓了：

“我们抗日救国少先队，我们抗日救国青年团宣誓，

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我们要为抗日救国而斗争到底！”

宣誓之后，他们压低了声音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迈着脚步！
要高举着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他们的歌声越唱越高昂，这歌声回荡在安邦河畔的夜空。

唱完歌，队伍到门口雪地上集合了，在月光下他们排好了队，压低声音报数，总共是20多人。他们之中，只有几个是二十出头的，其余全是十六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是金正国、张在荣（张显庭）、尹锡昌、李贵学、李钟玉、陈炳祚、李钟学、张在满、李文浩、李贵燮、余德铉、朴京都、尹忠根等人。哥哥李允凤是1918年出生的，属马，年仅16岁，就在这一夜，他宣布自己改名叫李云峰，他说自己要像山峰一样的坚定。

这支队伍在共产党员金正国、张在荣（张显庭）等人的领导下，扛着抗日救国的大旗出发了，他们披星戴月，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一路向西，走过了万里河，越过了卧虎里山，踏冰过了松花江，从小兴安岭东角格节河登山，在山里终于与夏云杰任队长，李云健（张世振、张策）任参谋长的汤原游击队会师了。

那天夜里队伍出发时，我跟随在哥哥的身边，拉住他的手，流着泪走到了村西头。哥哥一再说他们很快会回来，让我快回家去，就在村西头，我跟哥哥他们告别了，他们踏着厚厚的冰雪走了，唰唰有节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小小的队伍也在月光下远远的消失在黑色的天幕里。

我含着眼泪，目送他们之后，仍站在那里久久地眺望着队伍消失的远方。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感到全身发冷，手和脸都发木了，哎呀，不得了，弄不好要冻坏的。我回望四周，那轮清冷的月亮已经偏西，冷风呼啸，把房顶上的草都吹得直挺挺竖起来了，冷丁一看真像是一个个怪人群立屋顶，不禁打了个冷战，赶紧往家跑。

屋里的小兽油灯奄奄一息，屋里各个旮旯都显得特别黑暗，哪儿都让人打怵，我不知该往哪藏身，厨房一会，炕上一会，就这样来回躲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到厨房里钻进了躺在那里的小黄牛的怀里，在这才觉得有些安全感和些微的热气。于是，我就和小牛犊为伴，在小牛犊的身边睡去。

第二天早晨，任木匠的妻子甘炳善妈妈领着孩子从婆家回来了。不一会，任木匠也急匆匆来到我们家，他说爸爸现在河西村，敌人要对这一带进行搜捕，过会就很可能进村，所以大家得马上撤离这个地方。

大家很快收拾了东西，可任木匠又说得南边给信才能确定往哪搬。于是，大伙又提心吊胆的躲起来等信儿。焦急的等了两天也没等到信儿，到第三天，从南边来人说敌人把河西村、杨树林屯等地的所有大人都抓走了，总共一百多人，其中也有我爸爸李石远和张在钟等同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惶恐不安，我惦念爸爸的安危，眼里含着泪，在任春植的带领下，到苏家甸北甸子屯（汉族屯）避了十天难之后，听到风声不紧了才又回的家。

夹信子村李海事件失败后，这是敌人进行的一次大搜捕，他们抓来一百多人后，关进了集贤镇的北大营炮楼里。通过审讯甄别后，只留下朴英善（女）、赵永子（女）、李满树、李敬石四人送进佳木斯监狱。其余的我父亲李石远和张道锦、张在钟等所有人都获释回来了。这是集贤镇宪兵队中的我方地下工作者崔树林（汉族）同志积极串联一些商界名人作保的结果。被送进佳木斯监狱的四人中，朴英善和赵永子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李敬石和李满树二人则向敌人自首后出来的。为了确保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安全，六军一师部的人秘密的把他们俩抓起来处决了。
安邦河地区的工作，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而转入了地下。组织上把一些革命群众和干部疏散到了一些汉族村和外县。我爸爸被安排到桦川县悦来镇码头，当了临时搬运工人。当地的抗日救国儿童团，也没人领导了，只好等待汤原中心县委再派人来整顿组织开展工作。

那段日子，村子里显得空空荡荡，我的心里也十分的难过……

1934年正月十六日集贤县、安邦河区夹信子事件中牺牲的烈士名单

李春满：朝鲜族，原籍咸镜北道。1928年在南满从事反日运动。1928年在梧桐河村，同崔庸健等人组织农民运动，办军政干部学校。1933年汤原县委派他担任安区区委书记，牺牲当年约35岁。

陈永春：朝鲜族，庆尚道人，1928年在梧桐河模范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教员，同崔庸健等人一起组织农民运动，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担任安区区委宣传部长。牺牲时27岁。

李春达：朝鲜族，黄海道人，逃难到中国东北。1928年在梧桐河崔庸健领导下办的松东模范学校接受训练，毕业后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入党，负责地方群众工作，牺牲时24岁。

金奉书：朝鲜族，庆尚道人。1926年逃亡来中国，后被招雇到梧桐河为农，1928年参加梧桐河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从事革命工作。1933年随同李春满来安区组织抗日武装，中共党员，安区区委委员。1933年派他到集贤镇内做购买枪支、子弹等工作，牺牲时28岁。

张太华：朝鲜族，庆尚道人。梧桐河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生，精通汉语。192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33年冬汤原县委派到安区创建游击队，负责汉族群众工作，牺牲时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