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老八路

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救命恩人”。

担任区政府书记官的李景膺是薛毓瑞的得力助手。他足智多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仍然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北二区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但这个地区党、团组织始终非常坚强，群众基础也很好，地理条件又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因此，当中共安定县委派我来任区委书记时，曾指示我要把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改造成为党的活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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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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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沟岔庙会被捕



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县委派赵福祥前来传达县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农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沟岔庙会上，在角峪岔到南沟岔之间30华里的地段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红军强世清、史法直所领导的游击队。北二区党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建立的秘密据点，是游击队人员和枪枝弹药的补充站，一旦暴露，损失不堪设想。但赵福祥没有分析区委的意见，严厉指责我们，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区委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庙会还剩3天，我们既无油印机等设备，又不知具体的宣传内容，赵说：你们克服困难，设备自己解决，宣传内容我也不清楚，你们看着办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两个通宵，拟好稿并用左手抄写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6月3日晚，我召集4个小组的组长会议，布置如何散发传单、标语。决定由薛振昌领导3个小组负责冯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完；由贺秉章负责1个小组，从薛家渠到南沟岔，重点是在南沟岔的庙会附近张贴、散发其余的标语和传单；我和薛毓瑞是抄写者，以防万一，先不出面。会上还交待了具体方法，嘱咐大家要注意隐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的党团员以及互济会员都是贫、雇农，从未干过这种工作，缺乏经验。于是我们一起去贺秉章家里，检查准备得如何，因张贴标语必须在晚上进行，为防止黑暗中将标语贴颠倒，一定要事先排放好。在检查大家贴标语的动作时，感到他们勇敢有余，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漏洞，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和薛毓瑞毅然决定，庙会广场的标语由我俩张贴。

南沟岔的庙会十分热闹，方圆几十里的人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商人们也拥来赚钱。赌棍、流氓、兵痞、土匪，更不放过这有利可图、大发横财的机会。

我和薛毓瑞分了工，他利用曾担任过区长的有利条件，在区政府门口监视民团的行动。我到庙会戏台东侧张贴标语。南沟岔庙会的戏台坐南向北，西、南、北三面是河川，东边靠山。戏台筑在高地上，四方赶会的人都云集在此。唯有东墙是贴标语的好地方。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不料薛毓瑞忍不住去厕所时，两个团丁突然闯来，他们一见墙上的标语就大喊大叫，还拼命往下撕，看见我正站在那儿，就问：“李先生，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先是一愣，随即镇定下来：“解手啊！”不等我说完，他俩却急忙跑到区公所，想来是向上级报告去了。也幸亏他俩都去了。

我乘机立即脱掉黑色外衣，里边是经常穿的白衣服，将没来得及贴的传单迅速散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慌不忙地走到戏台的正面，钻人观众中，看起“孙悟空大闹天官”的皮影戏来。

不一会儿，安定县民团团总折可达、敌区长雷治富带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团丁包围了戏场，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通道，威胁群众不许乱动，要抓共产党。为避免暴露其他同志及伤害无辜百姓，我主动站出来，十几个团丁蜂涌上来，把我押进了区公所的办公室。

没有被抓到“把柄”的共产党员

雷治富、折可达丢下烟枪，立即开始审讯：“李先生，我们早就察觉你是共产党，今天可抓到证据了。”

“那就请拿出来！”

“把那几张标语传单拿来！”

“那上面署的是‘共产党’，又不是我‘李宗贵’，怎能肯定是我干的？”他们不容分说就令人搜身。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那两个团丁亲眼看见你在戏台东墙上贴标语，还想抵赖？”

“既然他们什么都看见了，那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急于请功的两个团丁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俩瞧得清清楚楚，你在贴好标语的戏台东墙边站着，穿着黑衣服！”

“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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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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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法会审处过堂



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农历5月13日是南沟岔镇庙会，我去看热闹，折可达民团出动军警包围了庙会，嚷叫要抓共产党。莫明其妙的抓了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教员，押到戒备森严的区公所，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施用了酷刑。几次三番的折磨，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就谎报到安定县，县长受贿后，对我又压杠子又施火刑，几乎致我于死地。然后又押到这儿。我至今不知犯了什么罪？”

“团丁亲眼看到你贴标语，你还敢强词夺理？”

“那他们就该在我正贴时，当场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时，我正在戏台前看皮影戏。”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要对你从重量刑。”

“事实如我所述，你们可去查证。我怀疑雷治富、折可达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想用几张标语陷害我。”

3个审判官交头接耳一阵后说：“今晚审讯就到这里，下次过堂严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后，曹力如急忙过来了解情况。听完过堂经过后，他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敌人是无孔不入，伺机寻衅，咱们的对策是令他们无隙可乘。他们现在还只是把你当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无法给你定罪。”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宝贵。

第2次开庭是在8月13日晚，审讯室增设了火炉和各种烧得通红的刑具。拉我上堂后不由分说剥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香头烧我还未愈合的伤口。我紧咬着牙：能烧焦我的皮肉，绝烧不死我的心！敌人见此招不灵，只得作罢。

8月24日晚进行第3次审讯。他们换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会判死刑的，你还这么年轻，又当上了教员，前途无量呀。再说你还有老父需供养，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作为教员，就要为人师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谎。我没有犯罪，怎能承认？我被人陷害，可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辞。我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丧失尊严。至于老父，他会为有一个正直勇敢的儿子而骄傲，用不着你们假仁假义。”他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旧创新伤使我浑身溃烂，他们见状不得不推延审讯。直到9月5日晚，进行第4次审讯。大堂正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墨笔砚，要我写“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恶霸地主、人民翻身、共产党”等字样。这显然是要取我的笔迹。我从容地用右手写完，与标语上用左手写的字自然不一样。敌人垂头丧气，宣告审讯结束。

老八路

狱中日月



1933年9月8日，我被转到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该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我来之前，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到我在审讯中的表现，故我被关押到石作奇等人的牢房中后，张资平、冯锦江、杜鸿章、窦绍庭、何佩章（何子玉）、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胡毅民、窦增荣等几十个难友，为我送水送饭、送衣送物、送被送褥，阴森森的牢房里洋溢着暖融融的战友情谊。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如此盛情款待，使我热泪盈眶。

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向监狱当局要求和“家人”通信并要求允许“亲友”探监。开始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些条件，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让了步。虽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和监视才能探监，但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3年寒冬，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张达志化装成佳县李某的“亲友”，给狱中的同志送来了80多元的营养费。狱中党组织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授礼”仪式。当拿到分给我的两块银元时，和大家一样，我对它十分珍惜！

此外，大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同志们的教诲，使我感到自己就象进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经验更丰富了，信念更坚定了，人也更成熟了。

第三监狱位于榆林城北端，高等法院位于南端，中间相距约5华里。每次审讯的政治犯都要通过榆林城一条街。围观的群众对脚戴重镣、鲜血淋漓的政治犯充满同情，又对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崇敬不已。

共产党人就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宁肯把牢底坐穿！

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白明善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狱中战友对我讲了他的英雄事迹。

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清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绥德、米脂等县县委书记以及陕北特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不幸被井岳秀抓捕，严密关押在第三监狱，又成了狱中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及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博得牢宠中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的崇敬与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怕之要命，用“十指穿签”的刑法，使他的双手长期流脓淌血，还不给治疗。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做了很多教育、组织工作。敌人万般无奈，于1931年初春将他杀害。行刑当晚，敌人加岗加哨，严密防犯闹事。他牺牲的第二天，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大家绝食请愿，要求向遗体告别，装棺入殓，灵柩要送回他的家乡安葬。敌人害怕事态闹大，只好接受了全部条件。

对白明善的过早牺牲，我深感悲痛。他曾是我在绥德四师念书时最崇敬的历史教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曾是我得以增长才干并坚定革命信念的良师益友。我一定要继承他未竟之业，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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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营救我出狱



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所属八十六师镇守陕北23个县，与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及高利贷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迫陕北人民。对于从事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有声望、有影响、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只要落到他手上，自然坚决镇压，格杀勿论。毕维周、白明善等同志就牺牲在他的魔爪下。对于一些被抓的无证据、无声望又不牵连武装斗争的学生娃或社会关系较硬的政治犯，他假惺惺的“考虑社会影响”，故存在被释放的可能性。如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就被释放了。因此我一进第三监狱，党组织就派人教导我如何应付敌人。

我入狱后，每月至少提审两次。法官根据安定县的呈状和军法处的口供反复折腾，妄图寻找破绽，以便定罪。但敌人的审讯始终一无所获，到1934年7月下旬，只好将我的案子转交给高等法院检察官宋继周审理。党组织及时通知我，向法庭提出调原告雷治富、折可达到堂对质。

原来自我入狱后，安定县党组织就一直在设法积极营救。这一次他们派游击队到南沟岔区公所警告折可达、雷治富，若敢到榆林对质，伤害到李先生的性命的话，就要杀他们全家，以偿血债。他俩只好在横山县的亲戚家藏匿起来。其亲戚经我党组织做工作，同意帮助我们，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不了庭。原告不到堂，给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揭露雷治富、折可达诬陷我的罪行。法庭既调不来原告，又无有力的证据，只好对我宣判无罪讨保释放。

不久，安定县党组织要孙礼庭先生写好保状，动员了开明绅士杨如震、侯锡康、齐得功及第一、第二高小的校长和教育界人士等50多人联名具保。党组织派专人将保状送至国民党陕西省高等法院。

8月1日宋继周便通知监狱放人。共患难的同志们、朋友们为我的出狱纷纷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们诚挚殷切的期望，激励着我尽快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为了他们以及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将继续斗争！

省立榆林六中党组织得知我出狱的消息后，于当天下午把我接到同乡同学董学源的宿舍。当晚，史丕民、贾学谊、南宗玉、魏丁山等20多名同志，买来榆林城特产一豆腐、粉浆饭、羊肉、酒菜等庆贺我出狱。我们畅谈到天明。

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他们陪我游览了镇北台、红石峡、古城滩、榆惠泉等塞外名胜。我们合影留念，并共叙未来的革命前景。与同志们的这一小聚使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根据党的指示，我终于回到离别一年的家乡，见到日夜思念我的老父、妻子以及侄女冬花、侄子李杰（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二O师，任某团民运干事、营教导员。1945年在集宁战斗中牺牲，追认为烈士）。大哥李宗元随我到榆林后，先是卖菜为生，以便关照我。后见我出狱无望，以为参加国民党军队或许对我有帮助，就加入了井岳秀在吴堡县的部队。我回到家时，他还在该部。1934年10月，他知我已出狱当了红军，时他身为班长，准备起义，被告密处死。大哥为我的无私付出，令我终生愧疚。

我到家的第二天，特委巡视员刘光贤和刘昌汉等向我传达了县委的决定，由我担任瓦窑堡党组织书记。我也早已准备好投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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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叫我当红军

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

(1934——1935)

陕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兴起


早在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将由秘密的地下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当时，陕北特委将受其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在安定县又成立了八支队；延川县成立了九支队；清涧县成立了二支队；神木建起了三支队；吴堡县成立了四支队；绥德南区成立了五支队；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府谷组建了七支队。其中的第一、八支队，后组建成红一团；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以后二支队改编为红二团；此乃红二十七军的前身。此外各县还普遍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有了革命武装，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如火如茶，迅猛发展。

1934年春，陕北形成了安定、清（涧）、绥（德）、神（木）和府（谷）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队伍和根据地的壮大发展，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

1934年4月初，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为扩编一个红军正规师而努力；成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4年5月，井岳秀为配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调动了他的八十六师全部人马一万多人和陕北各县的民团，向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剿。6月，敌主力高双成旅4个团，集中于绥德、清涧、安定、横山一带；另一主力部队刘润民旅，集中于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井岳秀效法蒋介石的堡垒政策，在其统治区内，大搞清乡活动，建立保甲制度，扶持地主民团，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当时，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只有七八个支队，200余人，面对强大的敌人攻势，我军决定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宣告成立。谢子长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兼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下辖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中旬，子长指挥第一、二、五支队，一举袭入安定县城，击溃守敌，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下旬，他又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在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5日他和刘志丹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以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率部于8月15日回到安定根据地。

在谢子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正确指挥下，我根据地军民仅用10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井岳秀苦心经营的对我苏区的“围剿”。

1934年8月中旬，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回师安定县后，通知瓦窑堡党组织派人取回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准备张贴在瓦窑堡城内，以宣传红军政策和战果，打击敌人气焰，鼓舞群众斗志。

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比较危险的，一则因为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压力，迫使瓦窑堡的守城敌军进一步加强了对红军游击队和城内地下党组织的防范。他们封锁了进出瓦窑堡的通路，严加盘查过往行人。二则时值盛夏，衣着单薄，要携带宣传品通过敌人的层层搜查是很困难的。

在7人支委会上，大家都争抢着要去，我提出我去的有利条件；第一，可以探视姨母为由进出瓦窑堡，因她家靠近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二，我刚被敌人从监狱放回家，他们知我伤残在身，行动不便，放松了对我的注意；第三，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我已有一定的经验。我终于说服了刘昌汉、郝正连等支委会成员，同意由我去执行这次任务，其他同志分别去做其它必要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我头戴一顶夏天当地人普遍用的草帽，没经盘查出了瓦窑堡城门。下午回城时守城的敌军仔细搜查了我提的篮子、穿的单衣裤，连鞋都脱下来瞧了瞧，却根本没有在意我头顶的旧草帽——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就藏在里边。晚上，其他人按照事先分工，去秘密张贴布告，而我却在家中佯装称病，还特地请来了当地的“神汉”魏元娃，他装神弄鬼地闹腾到天亮。

第二天，瓦窑堡到处张贴着红军传单，敌人十分惊恐。剿匪司令孙嗣权首先怀疑到我，把我作为头号“嫌疑犯”带到司令部。

“李先生，你刚从狱中出来，还不安分守己，昨天又出城干什么去了？”

“好长时间没见到姨母，去她家串了串门。”

“你不在瓦窑堡那段时间，我们还清静些，咋你一回来，共产党的标语就多起来？你白天出城，晚上又去哪儿了？”

“我回城时，守门卫兵把我里外上下搜查个遍，连姨母送的一筐鸡蛋都恨不能个个翻来看。晚上染了病，请人来家治了一宿。”

他们派人从被窝里拖来“神汉”魏元娃，证明我所言不虚，只好先放我回去，但不准离开瓦窑堡。我没有回家，而是去河东姐姐家呆着，观察敌人动静。不久，他们果然派人去我家抓人。我立即召集了党组会，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上一次我被敌人抓捕入狱，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这一次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议决定我立即转移，瓦窑堡的工作由刘昌汉等负责。

我随即离开了瓦窑堡，当敌人再次闯入家中，向父亲要人时，我早已踏上征途。和敌人打过多次交道的老父，反过来向他们要人，敌人只得悻悻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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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叫我当红军



我离开瓦窑堡后，找到了当时正在安定县北区李家阳湾一带活动的八支队负责人栾新春、刘明山、贺吉祥等。大家一起商量如何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当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和王世泰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三团首战安定县景吴塌，歼敌一个连。继而又进击绥德张家圪台，灭敌二个排。两战皆捷，士气高昂。他们乘胜前进，又去奔袭清涧县的河口镇。敌驻瓦窑堡的张建南营奉命去增援河口镇守敌。

为了减轻主力红军攻打河口的压力，我建议八支队乘虚袭击瓦窑堡，吸引敌人援军回调。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当晚，我们从驻地出发，直奔瓦窑堡的河东村。虽然八支队只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各式长枪10来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造老套筒、日本“三八”式、沙俄“水连珠”、“老毛”式及中国军阀造的破枪一河南巩县式、汉阳式、宜川式等），每支枪只能配给七八发子弹，除此还有二三只短枪，总之人枪很少，但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大放鞭炮，夜袭的声势显得很大，把敌人打懵了，不知上来多少人马。一边胡乱打枪，一边向河口镇告急。第二天，敌张建南果然被调回来。因瓦窑堡守敌被钳，使主力红军能够给予河口镇守敌歼灭性打击。

就在8月26日攻打河口镇的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负伤。9月15日，身负重伤的他，仍坚持指挥新编一支队、八支队和保卫队等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县民团，击毙了团总李丕成等人。

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到灯盏湾看望久别的良师谢子长。他伤势严重。当时，既无必需的药品，也无医生和护理人员，只能靠超常的毅力忍受剧痛。子长见到我，还象几年前那样和蔼可亲，他对我说：“过几天，在安定县西区崖窑沟，将召开由一支队和八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的大会。你已经暴露了，不宜做党的地下工作了，决定调你到红一团去。你去加入红军吧，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望着慈祥如父的子长同志，看着他那日见消瘦的苍白面容，我强止住涌上来的泪水，我知道他不希望看见他的战士流泪。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子长和千千万万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一定要继承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象他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坚强战士。

谢子长伤势恶化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赶到灯盏湾看望他。志丹紧紧握住子长瘦骨嶙峋的双手，悲伤地哽咽着：“子长同志，你为革命操碎了心，吃尽了苦……”

只见子长呼吸急促，胸前伤口脓血不时浸流出来，但他强忍着剧痛用尽力气说：“志丹一同志，我一不行了，就这样走了，对不起老百姓，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志丹的泪水再也止不住：“老谢，你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你是咱陕北的好汉，是人民的领袖，我们的好战友……”

子长摇摇头，挣扎着说：“不要说这些！你要革命到底。你要领上大家斗争到底。陕北这块根据地不能丢啊！”

志丹坚定地说：“你放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陕北人民要革命，我们已经有部队，一定会胜利。咱们都一样，把命送了都没啥，只要革命！”

谢子长宽慰了：“好，这就好！我放心了。”

1935年2月21日，因枪伤复发不治，谢子长同志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谢青天”，他是我心中不朽的英雄。

有一首颂扬他开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唱道：“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四月里，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总害了怕。刘志丹的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为永久缅怀人民的优秀儿子，1935年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还亲笔为子长陵撰写了《谢子长烈士事略》的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华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军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于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

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碑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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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团成立时唯一的指导员



不久，我到了以一支队、八支队为基础成立的陕北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我任政治指导员，兼管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第二连连长陈文保。全团共有百余人，陈旧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4匹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各骑1匹，由于我坐牢致残，也有l匹。

红一团初成立时，人数少装备极差，但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指战员都是地方游击队和翻身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干部中一部分是有作战经验的来自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部分是做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党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党的领导非常坚强。

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训练成能征善战无敌无畏的正规军队，要使每一个指战员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目的等。当时部队流行两句誓言：“扛革命枪不怕死，怕死不配扛红军的枪”。除此之外，部队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关键。

红一团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一首信天游唱道：

山丹丹开花红崖洼，

我送我的哥哥呀当红军。

山林的核桃河畔上的枣，

当兵就数上当红军好。

山坡上的蒿草根连着根，

穷人和红军心连着心。

我从学生娃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刚一到连队任职，许多战士称我为“李先生”，有的私下说风凉话：一个白面书生，拿笔写字还差不多，扛枪打仗怕就不行了。我心想：是子长同志让我来带兵打仗的，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咱们过一两个月再比高低。

我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争分夺秒从练瞄准开始，并总结出一套好方法，那就是把靶子当作敌人，每次练习都集中思想，一定要打倒它，否则实战中就会被敌人打伤打死。加之部队的武器既旧又缺，每支步枪最多配给10发子弹。这就要求射击技术十分过硬，人人都要达到“一枪定乾坤”的神枪手水平。带兵的人更需自己首先达标。不出三个月，无论长短枪，我都能做到指到那儿打到那儿。战士们服气了：指导员把知识用在枪头上，枪法到底比咱老兵还强。此后，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比较容易了。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也必须精通业务技术，否则，群众只当你是个会说不会干的没本事的人。

红一团自成立起，就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又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实际考验，红一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面对的敌人井岳秀虽拥兵上万，但因分散驻守在陕北20余县，除指挥基地榆林、绥德之外，每县多则分摊上1个营、少则1个连的兵力，而且不敢远离城堡和据点。我们却没有包袱，不必固守城池，便于时而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吃掉敌人；时而又化整为零，大胆分兵，拔除敌人扎在我根据地周围的“钉子”，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相继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障碍”。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