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我在伊朗下围棋》 作者：史啸虎

文如玉

（九） 被封5段


作者在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宫殿遗址，摄于1992年春


转眼又过去了大半个月，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已进行了三个回合，即在濑户先生家下了三个周末的棋。在此期间内，我与日本和韩国大约七、八位参赛棋手都进行了对弈，其中也有一些棋下得很艰苦，好在最后都是我赢了。

说句老实话，尽管我在这次比赛的前三个回合中一盘未输，胜了很多盘棋，但不知为何，我在那段时间里所思所想的都是在谈的工程项目，尤其是前文说到过的那个胡泽斯坦阿瓦士钢铁项目，即阿瓦士钢铁厂连铸车间整体改造项目。

这个项目国内合作方是首都钢铁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付出了不少前期成本，而且改造设计方案也很有创意，报价很有吸引力，但是德国人的出现给这个项目增添了许多变数。

首先是德国方面虽然报价较高，但技术方案也比较先进，此外更重要的是其还可以垫付资金，以设备租赁方式承接这个项目。而我们在向国内相关部门申请买方信贷问题上始终裹足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直到三年后的1994年才成立，在那之前中国政府还没有对外开展买方信贷业务——作者注）。

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去下棋前一天还专门去伊朗工业部约见了一位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对方态度也还不错，但未能得到任何新的东西。因为我方无法承诺可以申请到中国政府的买方信贷资金，更没有钱去垫付资金。

对此，我心里很着急，但我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争取项目出现转机。（后来这个项目的议标还是没有成功，最终由德国公司中标了——作者注）

这件事致使我那段时间的心情一直不好，没心思下棋，有时甚至都产生了想放弃那个周末的最后几局比赛的念头。倘如此，也可能就不会有这本记载这些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的书了。说的也是：如我真的放弃了那次比赛，不仅会留下诸多遗憾，后来那还好意思写这本书吗？

不过幸运的是，那天下午我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去濑户先生家继续参加后续比赛了，因为我觉得下下棋起码可以冲淡自己因对那个即将失去的项目过于执着而产生的沮丧心情吧？看来，很多事在遇到困难、心情不好时，做些其他事不想它显然是对的。

其实，那时我也并不很在意那个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每次去濑户家参加比赛时也从未仔细浏览过挂在进门墙上的那张不断更新的赛事进展表格。我只知道自从棋赛开始以来自己还没有输过，至于其他选手的输赢情况我并不关心。

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在周末能够将平日里忙得头昏眼花的商务杂事撇在一边，跑到一个有不少新朋友的地方去下下棋，散散心。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当时我从未将这个棋赛冠军的归属问题放到心里去，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不会得冠军。

或许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吧，自从第一回合第一盘棋受让二子赢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后，似有神助，连续三个周末，我均以3段身份，即以被让先方式连胜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5段。对手是业余3段或4段的，我也无不以猜先方式一一战而胜之。

最初几次赢棋后我心里居然还暗自窃喜过一阵子：这次冒充业余3段看来是正确的（后来联想到上一集所说的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事情也就不再作如斯想了——作者注）。实际上这种心态是无来由的，好像自己是占了人家多大的便宜似的。

当时我并没有仔细想一想：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段不名”的围棋爱好者，冒充业余3段跟人家业余高手们分先或猜先下棋，按照规则来说，没说吃亏就很不错了，我哪里还有什么便宜可占呢？

可尽管如此，这种所谓“便宜”并没有占到最后。终于在那天下午，也即比赛第四个回合的第一场比赛，我的那个业余3段的身份就冒充不下去了，因为对手居然说我不是3段！

那天，我在与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下棋时竟然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在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自报3段并主动从黑子棋盒中取出一子放到棋盘上时，对手竟然不愿认可，也伸出手去按住黑子棋盒，嘴里还说着：“No，no，you can’t.” 那神情显然认为主动拿黑棋的我不能跟他下棋。

那位日本棋友姓佐藤，业余5段，是日本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一位公使衔高级外交官，年约四十有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人显得文质彬彬，很有修养，棋力也很强大，应该是日本方面实力最强的棋手。佐藤先生前面比赛的棋也都是全胜。不过，我感到这位佐藤先生似乎总是在回避与我或与那位韩国的金6段尽早碰上。

印象中有一次，我正在下一盘棋，看到他一直站在旁边认真观看。可是当我赢棋后准备站起身来走到旁边去休息并抽烟时，发现他似有什么急事样地突然转身走开了，好像就是想要避免与我在此场合认识并交谈。

那次比赛，各国参赛选手之间的交往原本就不多，也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选手们到比赛现场来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早有晚，甚至还有人周末不来第二天来，赛程也无人专门安排，全部依靠选手自己在比赛现场自觉寻找没有对弈过的对手下。

在这种情况下，没交过手的参赛者之间的交谈就往往意味着新的比赛的开始。佐藤先生那天回避与我照面或交谈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但是，那天下午他却没有那么幸运。

那天下午，我刚到没多久。由于时间尚早，又只剩最后三盘棋了，所以我不着急，便坐在客厅的一角，一边品尝着濑户先生的古巴雪茄，一边在与我太太以及比我先到却又很快输了棋的吴仲谋博士聊天休息。这时，那位棋赛组织者、韩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一秘崔先生竟然拖着这位日本驻伊朗大使馆的佐藤先生走到我的面前，竖起两手的大拇指，不停地眨着眼睛、故作幽默似地对我说道：

“史先生，这位佐藤先生是日本方面的拿摩温（No.1音译，意为“第一”——作者注），而你，则是中国方面的拿摩温（意思同前）。我希望你们两位拿摩温现在就对局，好让我们大家尽早欣赏啊！”

我知道崔先生的话是对的。你想一想也是啊。如果我今天拖到最后一盘才与佐藤先生对局，那么这次比赛的冠军也只有到最后才能揭晓。比赛虽然有悬念了，但并不是谁都喜欢悬念。

日本人也许喜欢悬念，因为他们还有这位佐藤5段尚无败绩。佐藤只要不败，日本人夺冠就希望犹存。可韩国人却不一定稀罕，因为他们的最强棋手金镇宇6段上个月第一个回合的第一局棋就已经输给我了。韩国人可能认为：如果我现在就与佐藤下并输给佐藤，金6段再通过猜先取胜佐藤5段则是胜券在握的。这样，比赛最后“鹿死谁手”虽然尚不得知，但起码韩国人夺得冠军的胜算要大得多。

反之，如果我胜了佐藤，韩国人可能觉得也就不再对夺取此次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冠军抱有什么幻想了。当然，日本人也将大概率与冠军无缘。所以说，我与日本佐藤先生的对局其实就是确定这次比赛冠军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归属权之战。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其尽快明确呢？

佐藤懂得这层厉害关系，所以他一直在有意或无意避战我和金6段，想将悬念留到最后，他也好拼命一搏。可从未关心过比赛结果的我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比赛那几天我几乎没有看过门口挂的那张比赛积分表，而且，即使看了，也由于积分表上的姓名对不上人，我也根本没办法去往深处想，也不知道主动去找对手下棋。

在那次棋赛上，我采取的方式是守株待兔，坐等上门，即谁找我，我就跟谁下；谁不找我，我也不去找谁，其实也不知道找谁。这个佐藤既然躲着我，那就不下罢了，反正最后总会下的，急什么呢？何况我当时也确实不认识佐藤，更不知道他的水平有多高。

说句老实话，我当时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理活动，那就是，自己只是一个冒牌3段，上次赢了金6段都已经让不少人多心了，而我的那些对手们则大多是日韩两国的正经八百的业余高段棋手。虽说自己并没有将这种头衔上的差距当作多大的事情来看待，但微妙的心理落差还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呀。

为此，我最初的比赛心态是：赢一盘，是蒙的；赢两盘，那就是侥幸了。后来，虽然有老天保佑，让我就这么一直地“蒙”下去并“侥幸”到现在，但不知为何，每次赢棋后，自己心里总还是这么想的。心态这个东西真是奇怪啊！

所以，直到佐藤5段与我对弈前揭穿我的老底子并说出那句令我吃惊的话之前，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场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日韩棋手眼里分量竟然有这么重。

那天对弈时，我按照惯例自报家门业余3段，并随手将一个黑子放在棋盘右上的星位。佐藤先生见此不知何故便一手按住放在我右手位置上的黑子棋盒，另一只手则大幅度地挥着，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No, no. You can’t. You are not three dan. Not three dan.”（意为：不，不。你不能这么下。你不是3段。不是3段。）

我不是3段？我当时有点发懵了，不知如何应对，心里却在想：“他怎么知道我不是3段？”

“You are five dan， Mr.Shi.”（意为：你是5段，史先生。）

“你是5段”这句话佐藤说得很清晰，特别是说到“five”这个词时，用的是重音。看我一脸迷惘，佐藤并不作解释，只是转过身去对着一直站在他旁边的韩国崔一秘用一种似乎商量好的语气说道：“Mr. Shi is not three dan. He should be five dan. Right? ”（意为：史先生不是3段。他应该是5段。对吗？）

我不是3段，是5段？我不是3段是对的，因为我没有段位，但他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我怎么又变成5段了？我这时脑子一片混乱，更糊涂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便疑惑而求援似地也抬头望着崔一秘，希望他能够帮我什么忙。

谁知那位崔先生在楞了片刻后，似乎立即顿悟是怎么回事了。他躲开我的求救眼神，扭过头，对着旁边或下棋或围观的一众日、韩两国的棋手和看客们挤挤眼睛，打哈哈似地说道：

“噢——，对，对，史先生不是3段，而应该是5段，应该是5段啊。”

语音刚落，客厅里的看客群中便发出一阵善意的轰笑声。

这时，我还想继续申辩，甚至还想向他们承认自己确实不是3段，而是一个无段围棋爱好者，参加这次比赛只是想能有机会与各位下下棋而已，并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确实不是5段。

但是崔先生此时已经顾不上我了。他不由分说，很亲热地拍拍坐在那里有点发蒙的我的肩膀，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就连忙跑到大厅门口挂着的那张比赛积分表前，拿起笔在我的名下一直空着的段位栏中写上了两个英文词：

“Five dan”（5段）。

看见这一切，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干瞪眼。就这样，在这阵亲善的由日韩两国棋友们发出的满堂会意的笑声中，我很荣幸地也是毫无争议地由自报的业余3段直升为5段了。但是，随着我的段位跳跃式提升，我在先前比赛中所能享受到的种种优惠，即那些让先或被让子等，也全都成为过去式了。

不过这事也挺有趣。我这个中国无段围棋爱好者，远在一个叫伊朗的与围棋毫无瓜葛的国度，却因在一场非正式的国际围棋比赛上赢了几局棋，就被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围棋大国的业余有段棋友们硬封上一个“业余5段”的头衔了。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不要居然还不行。

我不知道这次被封5段的后面是不是还怀疑我自报的业余3段段位有假冒的因素？（其背景情况请阅读上一集《我在伊朗下围棋》（八）棋开得胜——作者注）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有原因的。

当然，这种情况下被这些棋友莫名其妙地尊封为业余5段是有点儿搞笑。因为我这个所谓的业余5段如果回国参赛，我相信，没有哪一家棋院会认可的。我在这次的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中尽管取得了足以让中国业余围棋扬眉吐气的成绩，可我依然还是一个业余围棋爱好者。迄今也是如此呀。

我也明白，我这个所谓的“业余5段”头衔也只能在当时的伊朗有效，更准确地说，只能在这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德黑兰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中，或者在这群可爱的日韩两国棋手们中间方才有效。

被封上这个5段头衔，对我显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因为自那以后，我不再享有与其他业余5段棋手下棋被让先或与6段下棋被让两子的特权了。相反，我还要向余下的日本和韩国的3段棋手们让先了。

换句话说，如果今后我再与韩国的金镇宇先生下棋的话，我们之间只能通过猜先决定谁执黑先走，绝无可能再被让两子了。倘如此，我在第一回合赢他的那盘棋拿到这以后来下，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哩。

（第二年，我果然以新科“业余5段”身份与金6段在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上下了一盘猜先的棋，结果是我执黑输了，尽管并没有影响到我再次夺得冠军。但这是后话了。后续文章对此战将有详尽介绍——作者注）。

我自己也曾经揣测过我之所以被那些日韩棋手封为5段的原因：首先，这些日本和韩国的棋友可能在与我的对弈中大多认为我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业余5段的水准，而不仅是一个业余3段（这是高抬自己的揣测）；其次，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想在棋赛的关键时刻，通过如此他们认为“公平”一点的对局，来均衡一下中日韩三方夺冠的可能性（这是低看人家的揣测）。

不过，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动因，那就是日韩两国的这些棋友们也许认为我也像前些年中国专业棋手冒充业余棋手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那样，原本就是一个专业棋手吧？（上一集《我在伊朗下围棋》（八）棋开得胜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分析，没有读过的读者可以前翻阅读——作者注）

我这么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没有任何依据。与韩国和日本不同（韩国明文规定职业棋手退役后不可参加业余比赛，而日本虽然也偶有案例，却极少——作者注），中国的专业棋士转为业余棋士历来是允许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非常普遍的。

一个专业棋士只要退出国家或省市围棋集训队，转而自谋职业，不再继续在集训队拿工资或津贴，他就可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各种业余棋赛。其业余段位则可由各省市棋院鉴定后自行授予。

但是，不管这个专业棋士原来的专业段位是多少，他要定业余段位最高也只能定为5段。如想定为业余6段或7段或更高，当然也可以，但必须去参加符合条件的业余棋赛并获得好名次。比如，要想成为业余6段就必须参加多省市合办的业余围棋比赛（有说至少要六省市以上）并获得靠前名次才行（有说前六名，也有说前三名），而业余7段则必须是全国性的业余围棋赛事冠军方可获得这一头衔。

在中国，专业棋士转业余棋手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三十年前，也即中国棋院成立之前，中国的职业围棋制度改革缓慢之际。那时，各省市围棋集训队的专业棋士工资或津贴收入很低，又没有多少商业比赛可打，相当多的专业棋士（估计那段时间全国至少有数十人之多）在寻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单位且薪水报酬也不低时，往往选择跳槽，放弃专业棋士身份。

这些事儿在国际上都是众所周知的。当初，我赢了金6段后，濑户先生对我说的那句“可能有人多虑了”的话，显然是事出有因的。后来我也问了濑户先生，得到了证实。

我还觉得，当我这个自报的业余3段在已进行的三个回合中接连战胜日韩两国的好几位4段或5段时，他们私下里肯定议论过我，也怀疑过我。至于他们到底在怀疑我什么，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但是诸如我是什么业余还是专业段位以及我是业余3段还是5段之类的问题，我想，事先他们肯定议论过，起码日本的佐藤先生和韩国的崔先生他俩在他们那些棋赛组织者的小圈子里议论过。否则，我被佐藤和崔一秘两人在谈笑间确认为5段时比赛现场的那一阵善意的哄堂大笑是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个令人无奈却又充满乐趣的小阴谋了。但既然是阴谋，就有可能得逞。因为被封5段后紧接着我与佐藤先生的那盘棋就下得很惊险。好在幸运最后还是落在我的身上：我战胜了佐藤。

我是如何战胜那次比赛中日本方面的棋力最强者佐藤先生的呢？我想具体经过还是放在下一集去说，给各位读者留一点悬念吧。这里我想就此机会谈一下自己对日韩两国业余棋手棋力的印象吧。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对各位爱好围棋的读者应该也有阅读和参考价值。

那次在伊朗举办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是比较计较业余段位的，即只有业余段位达到3段或以上的棋手有资格参加，而我每届比赛都与日韩两国的11位业余3段或以上段位的棋手过了招。不仅如此，我在比赛中还比较留意对手的段位与其棋力是否对称这种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小问题。这里我将自己的当时形成的一些感觉和印象写出来，也可能以偏概全，那就权当作参考吧。

首先我觉得，韩国业余棋手一般而言多比同段位的日本棋手强。比如，虽然那次比赛中我对日、韩两国的所有3-5段棋手是全胜，但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被升任“5段”后与日本佐藤那一局下得很苦并外，其余几盘与日本棋手的对局下得都比较轻松，并不是那么艰难（不过，那次比赛的最后一盘棋我还大意失荆州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水平并不算很高的业余3段。详见后续文章——作者注）。

而与韩国棋手的对弈，无论对手是3段、4段还是5段，我多是通过艰苦博弈，甚至有的棋还有幸运成分，才最后取胜的。当然，除了受让二子与金镇宇6段下的那一盘棋之外。

由于过去几个月与韩国吴敏焕2段的很多次厮杀磨炼，我那时的棋风在原本具有的稳健厚实和算路精细基础上已经有了一些凌厉韩流的味道，中盘搏杀比较凶悍，可能是日本棋手对我的这种着法似乎不很适应而造成的吧？倘如此，那么日本棋手与韩国人对弈时更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他们显然不适应喜欢贴身搏斗的顽强的韩流。

我这个印象估计是对的。因为我还记得，在那次比赛最后公布的名次表上显示，前六名中大约只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但好像还不是佐藤5段（佐藤5段自最后一个回合输给我后，可能心情大坏，又连输给韩国的金6段和另一位韩国棋友——作者注）。也就是说，除了我和吴博士两个中国人之外，韩国人有3人进入了那场赛事的前六名，而日本却只有1人。

其次，我的感觉是，日韩两国的业余棋手中，棋力较高者其职位大多也比较低。如韩国的金镇宇6段却只是大宇建设株式会社的一名年轻的普通工程师等。印象中其他日韩两国的业余4段和5段也大多是各所在机构或企业的中低级位的人。不过，因年代已久，加上交换到手的名片大多散失，我说这话也只是根据印象，仅供参考。

再次，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业余初段至4段棋手的棋力由高到低做一排序，我更倾向于排出韩国、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一个顺序（我也有过一些中国的业余初段至4段棋手对弈的经验——作者注）。

也就是说，业余初段至4段的棋手中，韩国的最强，中国居中，日本的最弱。当然，这一顺序只是我当时的体验，并不代表现在及将来三国业余围棋的实际情况。

当年，中国的业余围棋似乎还未成气候。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各地都陆续举办业余升段公开赛，并根据成绩颁发业余段位，但由于比较商业化，业余段位证书颁发较滥，有的地方只要交纳足够的费用就可以获得初级段位。不少业余1-3段棋手的棋力很差，名不副实。比如，赴伊前夕，我就曾让两子与国内的一位业余3段对弈并轻松地战胜了他。

但是业余5段水平的排列顺序我却有一点不确定（当然日本业5水平还是排在最后），主要在于是将中国业余5段排在首位，韩国其次呢？还是韩国排在中国前面？说实话，我吃不准。因为在去伊朗之前我没有与中国的人和业余5段棋手下过棋。

其实，中国的业余5段棋手实力多还不错。前些年，我曾与国内一些老业余棋手，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通过国内各种比赛定段的业余5段棋手，下过几盘棋，居然输多胜少。但这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我也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没有体验。

不过，前些年中国业余围棋居然还存有将获得业余段位与高考加分挂钩的这样一种制度。这里面的猫腻那就太多了。据说因遭到社会上很多批评甚至抗议，国家教育部后来就取消了体育特长生和艺术特长生的加分项。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与中国一样，日本业余段位的商业化倾向也很严重，因此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也比较宽松。据了解，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之外，日本的“大三冠”（即棋圣、名人和本因坊）得主，甚至包括一些名誉头衔获得者也都有业余段位的授予权（藤泽秀行老先生生前就曾与日本棋院因业余段位证书发放标准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拗——作者注）。

不仅如此，日本棋院的杂志，如《围棋》和《碁》等，经常刊登一些业余段位测定题。与我国某些期刊上刊登的棋力测试题的那种纯娱乐作用截然不同的是，日本的围棋爱好者如果文字答题超过一定分数，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便可从出题者处（这类出题者除了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外，作为个人出题者似乎只有所谓大三冠得主还有这个资格——作者注）获颁相应的业余段位。由于是文字答题并邮寄答案，请人代答作弊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业余段位证书的发放一直是日本棋院最主要收入来源，而且段位越高，升段费用收的也越高。近年来，由于日本棋院遭遇财政危机，更是大量发放业余段位证书，以至于有时到了只要给它们足够的钱就可以升段的地步。

据说10多年前，日本业余初段升上2段就需交纳4.2万日元；而5段升6段则需交纳21万日元；从业余6段升上业余7段则翻番，交纳费用高达51万日元；如果跳级，收费更高。比如，从业余5段直升至业余7段的话，就需要交纳最少70万日元的升段费。也不知现在日本棋院对此买段之举有没有改革？

本世纪初，日本的《棋周刊》曾撰文称，日本围棋不仅职业棋手面临危机，而且业余棋手的段位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也显得名不符实。该刊认为，韩国的业余2段倘若和日本业余棋手对弈，不仅能使日本业余3、4段疲于奔命，而且可能与日本的6段势均力敌。日本的业余3段仅和美国的初段、欧洲的1级、中国的2级水平相当，这个结果令所有日本棋迷感到十分可悲。

该杂志还认为，日本的业余棋手段位和国际上相比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就是日本棋院近年来陷入了财政危机，不得不以贱卖段位证书方式来增加收入。但是，为何日本棋院财政会出现财务危机呢？该杂志没有说。我想，其根子还在于日本围棋抱残守旧、不思进取，不愿改革其过时的围棋管理和竞技制度而导致日本棋手围棋竞技水平一落千丈的吧？

不过，三十年前的日本业余围棋还不是这样，商业化程度还不算过分，还在适度范围内（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业余围棋水平在今村文明和菊池康郎时期那可是世界最强的——作者注）。当年给我的感觉虽然要比韩国业余围棋水准低些，但棋手们的段位与其实力相比还是相适应的，并不显得多怂。但是后来的日本业余围棋全面退步之现状也足以给我国敲响警钟：过度商业化必然会毁掉业余围棋。

不过，日本棋院有一个传统倒是不错，那就是由棋院的普及指导部经常邀约一些岁数较大的日本职业棋手，每天在棋院与一些日本退休了的业余围棋爱好者多面打或单独下指导棋并以此取得一些收入。

我2017年春去日本，曾专门去位于东京都千代田的日本棋院拜访，看到了这种由职业棋手辅导老年业余围棋爱好者的场面。在棋院的普及指导部的大厅里，摆有约5-6个多面打棋桌（也有单独下辅导棋的），每张棋桌前总坐有一位中老年职业棋手，多是七段或八段等高段棋手，旁边竖着他的姓名和职业段位铭牌，围着他的条形棋桌上置有5-6个围棋盘，每个棋盘后坐有一位正在低着头思索的头发花白的老年棋迷。那种场景真让人感动。


作者在日本棋院普及指导部与管理人员交谈，摄于2017年初春

不过，那次我没有询问日本那些职业棋手与业余爱好者下指导棋的收费情况，但估计不会多。因为有报道说，日本一位比较著名的职业九段棋手羽根直树先生下一盘指导棋的收费也就是5000日元，合人民币两百多人民币。

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的做法就不同，或者说最为严格。比如，全国仅有韩国棋院有权授予业余段位。即使是某些私人道场可以授段，但也必须经过韩国棋院的授权，或经韩国棋院批准。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业余段位下所设立的业余级位并不像中国和日本那样形同虚设，而是围棋爱好者获得业余段位前必须跨越的门槛。这就是说，韩国所有的围棋爱好者，倘想获得业余段位，都必须先从业余定级开始，然后逐步升级。只有当一位业余棋手具有1级级位后，才有资格通过业余段位定段赛的残酷淘汰最后获得业余初段的段位。

由于参加业余段位赛的人的棋力和资格基础大致相同，因此韩国人所拥有的业余段位也就比较货真价实了。可以说，相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韩国的业余段位水平也最高。

（据说我国与韩国一样也分1级、2级、5级、10级、15级、20级、25级等共七个等级，1级水平最高。只是我国的围棋商业化太急功近利，一开始就撇开业余围棋级别而去搞业余升段赛，颁发业余段位证书，结果使得我国已有的业余围棋级别制度的设置完全形同虚设，也从整体上拉低了业余有段棋手的水平——作者注）。

此文前面几集已说了不少我和韩国的吴敏焕2段下棋时的情形，也给读者描述了韩国业余2段的那种让人惊叹的棋力。其实，在与吴先生交往过程中，我还曾与他的一位姓李的韩国朋友下过一盘棋。那位棋友据说只有业余2级级位，但是他在那盘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也仍然令人惊讶，因为那天由于客气我与他在分先下棋时居然差一点就输给了他。到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我还依然怀疑这位李姓韩国棋友是否真的就是业余2级？

需要声明的是，我在此处对比分析当年的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的棋力只是基于自己的一种印象并出于一种好奇，想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并无任何厚此薄彼之意。

自1993年中国首次选派真正的业余棋手孙宜国参赛并获得冠军至2016年，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所产生的23个世界业余冠军中，中国占了12个（包括中华台北詹宜典），韩国7个，日本则只有4个。这个数据也能说明部分问题。

话还是说回来吧。那天我虽然被日韩两国棋友尊封为所谓“5段”，但后来在与日本佐藤5段对弈中，我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相反，由于我老是想着为何被封5段这件事，比赛中有好长一段时间思想难以集中，走了不少坏着，还差点输掉了那盘棋。

具体经过且听下回分解。

文如玉

（十）围棋奥秘


作者（左一）和谭国保先生（左四）与房东泽塔先生夫妇，摄于1990年春

我在伊朗期间原先的房东泽塔先生，60来岁，据说曾担任过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某一任文化部长，是一位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的老人。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常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茶、聊天及品尝一种他夫人用麦芽、面粉和橄榄油制作的柔软的甜食——萨曼糯（Samano）。

当他发现我们放在办事处大厅里的云子围棋和木制棋盘后感到很惊奇。他说他听说过围棋，也听说过中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的民众会下围棋，但他从没有见过围棋。可是，即便是与这么一位颇有学识的波斯老人谈论围棋也几乎能让我晕倒。

有一次我请他到我们住的地方喝茶，他指着茶几上昨晚吴博士来下棋忘了收起来的棋盒中的黑色和白色棋子问我说：

“围棋子为什么是黑色和白色的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也不乏随机应变的本事，在想到那个众所周知的也是黑白两色的八卦阴阳鱼的图案后，沉吟了一会便说，“代表阴和阳吧。”（我当时说的就是汉语拼音Yin & Yang——作者注）

“那什么叫阴和阳呢？”泽塔更不懂了，但还是追问道。

“阴和阳是汉语读音，也是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我找不到适合的英文单词翻译，或许就是指自然本源，就像黑暗和光明那样。”说起阴阳，我觉得有点棘手，但好歹还应付了过去。

“哦——”泽塔先生似乎也明白了，“原来围棋是魔鬼与安拉的战斗。”

颇有学识的泽塔先生一下子就给有着黑白两种颜色棋子的围棋披上了宗教的色彩，真让我始料不及。因谈下去可能会涉及伊斯兰教问题（伊斯兰教中的魔鬼叫易卜劣斯，英文iblis），那时的我已经找不到什么适合的话语去接他的那个话茬了。一是敏感，二是我也的确不熟悉伊斯兰教，不好乱说。

这位泽塔先生会下国际象棋，也总是用他对国际象棋的理解来衡量围棋，所以总也理解不了，但他总喜欢询问。比如，他还问过我：围棋的黑白棋子形状一样，又没有王后和士兵之类的身份差别，那怎么走呢？

我告诉他，国际象棋不同的棋子身份是不同的，不同身份的棋子也有着不同的走法和力量，而围棋则每个棋子都一样，其本身既没有力量强弱，也没有身份贵贱，很是平等。

一个棋子它有多大力量就得看下棋人将它放到哪里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棋子就有力量，甚至一下子就可以将对方击溃，也叫一子定胜负。一个棋子放的地方不好，就毫无用处，废子一个，甚至还会坏事，或导致劣势，或自绝活路，或让出先手。还有，所谓下围棋就是两个人一人一步棋地将黑子或白子根据自己的需要放置到棋盘上的各个交叉点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围棋的走法也最简单。当然，走的好坏另算。

为了让他有所体会，我还和他各自拿了几个黑白棋子分别做样子下到棋盘上，然后表扬他说他走得对，他会下围棋了。泽塔一听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对走过来给我们续茶的他的太太自豪地说，“史先生说我会下围棋了！”

为了让这位可爱的波斯老人更好地了解围棋，我还把我当时所知道的有关围棋变化的知识告诉了泽塔先生。

在到伊朗前，我曾认真读过美国《科学家》杂志（The Scientist）英文原版1987年某期的一篇专论古老东方的瑰宝——围棋的文章，还曾经将其翻译成中文，准备向某些公开发行刊物投稿，后来不知何故那份译稿连同原文复印稿都找不到了。

但我却非常清晰地记住了这篇文章里面记述的有关围棋变化的数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该文在谈到围棋的变化时，大致是这么说的：

国际象棋有纵横各8 个矩阵，一共64 个空格，如果按照每盘棋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大约是10 的120 次方。而围棋却有361 个交叉点，比国际象棋的棋盘容量大得多，因此其变化也多得多。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 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 的700 次方！

这是一个多大的概念呢？据目前人类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宇宙的了解，我们知道，太阳系的所有基本粒子总和是10 的40 次方，而银河系的全部基本粒子也不过只有10 的70次方。

这就是说，围棋的变化可能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全部基本粒子还要多上无数倍。何况几乎从来没有哪一盘围棋双方可以在六十步棋之内下完过呀！

（一般而言，现在一盘围棋平均要下到180手才分出胜负——中盘胜另当别论，但如果收官的话，一盘棋至少要下250手棋。这就是说，对弈双方一般情况下平均每方要下90手棋，是上述算法每方30步棋依据的三倍。——作者注）

请读者记住这些有关围棋的惊人的数据。即使现在，我在将这些数据准确地背诵和记叙出来时也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相信那篇文章上计算出来的这些数字都是对的，没有记错。

那天，泽塔先生听我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说完这些巨大无比而且也拗口无比的数字后，显然很吃惊，因为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对我说道：“安拉，阿赫巴尔！”（“Allah，Akhbar！” 意为：真主伟大！）

泽塔先生是我在伊朗期间少有的几位向我询问并与我讨论有关围棋知识的人之一，尽管如此，自他得知围棋的变化如此之多以后，他就再没有与我探讨或询问过围棋了。也不知何故？

多年后，为我的这本书（指《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作者注）作序的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在他的序文中也说到：

“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 位数的棋局来。768 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

在看到俞斌先生为拙作所写的序言说到了北宋沈括对围棋变化的计算结果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因为俞斌先生所言的与我前面所述的英国《科学家》杂志1987 年那篇文章中“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 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 的700 次方”的说法是多么地相近啊！沈括先生1000年前就有如此神算，真令人惊讶！

围棋的变化竟然多到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基本粒子还要多无数倍的程度，这一研究的确让人始料不及。当这类关于研究围棋变化的科学数据逐渐为人所知时，人们才感觉到在人类所创造的智力游戏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可能终人类文明也无法穷尽的东西。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人类无法穷尽围棋的变化，那么计算能力比人类大上无数倍的计算机或者说人工智能（AI）就能穷尽围棋变化了吗？如果我们能再看看有关数据，就会知道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现在最快的计算机，即中国的天河二号，每秒运算速度高达5.49亿亿次。每亿亿约为10的16次方，万亿亿才为10的20次方。而要运算到10的30次方，估计即便是天河二号这么迅捷无比的计算机至少也要运算1万年。要知道，围棋的变化总数居然是10的700次方！

那么什么是变化如此之多的围棋的奥秘呢？由于围棋变化实在太多了，人类难以穷尽，以前很多人都将围棋神话了，甚至将围棋导入一种玄学的境地，认为围棋融合了阴阳、四季、五行、八卦的变化。其实围棋的奥秘很简单，说白了，也就是围棋让人感到困惑的原因所在，即它的那些依一定条件，即不断地进行价值判断或取舍而致的难以穷尽的变化本身。

人类发明的计算机不能穷尽围棋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在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基础上依靠人工智能（A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下围棋并战胜人类最高水平的棋手。

我不懂计算机，但我知道下围棋时的计算速度和对每着棋的价值判断完全是两回事。前面的《棋逢对手》那一集中就通过我对具有非凡计算能力的吴仲谋博士长考的分析说到了这一点。计算机也是如此。所以十年前，当人类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很惊人的时候（2010年天河一号每秒运算速度为2566亿次），计算机要想战胜人类围棋高手还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人工智能的强大不仅在于计算，还主要在于其可以通过人类给它编制的所谓神经网络进行自我学习，并根据人类给它输入的无数人类下过的棋谱中那些浩瀚的着法进行不断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以走出它认为的一步最佳棋。

围棋与国际象棋的最大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因为前者棋盘比后者的大很多或者所致的变化多很多，而是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一种子力价值判断上的模糊识别，而后者则没有。

与国际象棋的象、王、车、兵、后等棋子有着事先约定的等级身份及其具有相应的走法不同，围棋的每一个子都是平等的，而且走法也是一样的。但是，每个棋子身份平等并不代表其价值也平等。而且，围棋每一个棋子价值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身份或走法，而是取决于下棋时它被使用或者说被下到的地方。一旦该棋子落到正确的地方时，它的价值就要比落到其他地方或者落到错误的地方大上无数倍。

也就是说，下棋时每个围棋子儿的价值究竟会成为王后还是士兵甚或是垃圾，完全是由下棋者在下棋的过程中自行决定的，而不是事先按照棋的规则约定好的或一成不变的。你下得好的话，你下的每一步棋都可能是王后，否则的话，这些棋也可能都是士兵或者是垃圾。

正是由于围棋每步棋的价值都不一样，下围棋才需要进行不断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这种价值判断不仅是指具体的目数计算，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模糊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价值判断不仅包括每一步棋，也必然包括每一步棋与原有的棋子以及盘上每一块棋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围棋盘上的每一个局部的变化都可能无形中影响到其他局部或全局的好坏。

在具有无限大变化可能性的围棋盘上，这种对每步棋价值进行判断的模糊识别作用与地球上的所谓蝴蝶效应很相似。所谓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往往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学现象。

比如，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南美洲亚马逊森林地区一对蝴蝶煽动翅膀翩翩起舞，但它们煽动的小小的气流没准会在地球的另一端演变成一个巨大的龙卷风。这种互相影响在显露之前可能是未知的或是无法准确预知的或者永远显露不出来。

围棋的奥妙也就在这里。棋盘上各个边角处相距甚远的棋子最初似乎毫不相干，但在一定条件和变化下，它们互相之间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就可能会非常巨大。

比如引征和打劫。计算机也许可以计算出已确定的劫材本身的价值，但它却无法判断众多尚未确定或待确定（待制造）劫材的价值。显而易见，所有这些与计算机的速度关系都不大。

计算机虽然长于计算，但其最大的软肋也就在这里。因为计算机本身没有价值观，它只知道已知情况的对或者错，而不知道未知情况下可能也存在着暂未显示出来但随着变化就会显示出来的对与错，也不知道如何控制对错之间的转化，更不知道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或创造新的条件去改变现存的对和错。

在对和错的价值判断上，计算机是死的，无法与人比。所以，用计算机下围棋没有非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加以配套是不可能的。2015年AIphaGo番棋打败职业五段棋手樊麾以及2016年打败当时世界最高水平棋手李世石并横空出世之前，不要说职业棋手了，任何一个水平稍高的业余有段棋手都可以横扫国际上所有的装有最先进围棋程序的电脑，原因也在这里。

俞斌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还说：“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搁浅。比尔·盖茨肯定是围棋的理解者，他想要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委托中国微软研究院，通过中国围棋协会，寻找数学方面和围棋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开发，经费由他来负担。全世界的微软研究院只有三个，中国有其中的一个。结果这项研究胎死腹中，原因是微软研究院无人敢于接招。”

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先生当年曾在围棋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上居然知难而退。真让人感到意外。从后来谷歌（Google）的Alphago的研制成功看，放弃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应用研究无疑是微软的一大失策。

但是，人终究是聪明的。自那以后，人类总结了经验，不仅研发出更快速度的计算机，而且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上出现重大的突破。先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行价值的模糊识别，后来又研发出可以自行学习的高等级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来。否则计算机打败围棋职业棋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本书出版大半年后我才知道，其实也就在2015年，谷歌研制的AIphaGo围棋人工智能软件已经悄悄地取得了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巨大技术性突破并在那年秋已经选择欧洲围棋冠军华裔樊麾职业六段下了五盘棋，樊麾居然0-5败北！

谷歌对此却秘而不宣。直到2016年初，谷歌才在宣布AIphaGo的惊天战绩同时，又宣布了人工智能要与韩国围棋巨星李世石进行比赛。后来的事情世人都知道了：AIphaGo 4:1战胜了李世石。人工智能终于在围棋上打败了人类。去年底今年初，AIphaGo更新版Master在网上与中日韩三国的60位顶尖围棋高手过招并取得了全胜的战果。令人惊艳！人类已完全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了。

那么，AlphaGo 又是怎么解决了在围棋上战胜了人类的难题的呢？经查，AIphaGo就是通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那种所谓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系统而打败人类的。

AIphaGo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系统由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s）和策略网络（Policy Networks）两部分组成。前者评估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后者则选择下棋步法，即选择最优的下棋次序。

这些神经网络模型通过一种新的方法训练，即自我学习，也就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计算力和记忆力，除了将人类围棋高手下过的棋谱存入待查外，还不时地自己和自己下棋（Self-Play），从而将实战中最佳的着法全部存入自己的战法库。然后在下棋时再根据棋盘局势将这些最佳着法检索出来，再加以价值判断。这也叫检索计算法。

谷歌的这一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的突破使得原来人们认为计算机打败人类至少还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愿望破灭了。

去年10月，谷歌DeepMind团队又推出了新一代AIphaGo，即AlphaGoZero再次震惊世人。AlphaGo Zero实现了在人工智能发展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步——自我学习，无师自通。面对更为强大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程序，去年曾惨败于老版本AlphaGo Master下的中国围棋高手柯洁不得不惊呼“人类太多余了”。

所有这些并非坏事。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能帮人类解开更多的围棋奥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开始超越了人类，致使作为万物之灵且创造了很多先进文明的天之骄子——人类开始有其敬畏的东西了，尽管这个东西还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当然，人类亦将从人工智能那里了解更多的有关围棋的奥秘，以突破围棋发展的诸多技术瓶颈。人类以自己的智慧研发了人工智能，现在又与人工智能一起探索浩瀚且深邃的围棋奥秘。不亦乐乎？

一说又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读者会不乐意了。我们还是回到德黑兰的那次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竞技的围棋赛场上发生的那些具体而生动的故事吧。

在“荣升”5段这个虚衔后，说实话，要说一点不在乎那是假的。比赛时，每当听到日韩两国棋手们尊称我为“史5段”时，心里虽然别扭，但还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不过，我的棋艺并没有因此而见长，而棋运呢？则更是越下越背气。

首先是与佐藤先生那盘棋，猜先后他果然如愿执上黑棋。而且，整盘棋他都在极力攻杀我的白棋。佐藤下棋气场较大，也很有一种威严感。他每下一子，就将双手手指相对地按在自己的两个大腿上，上身前倾，俯视着整个棋盘并偶用眼睛狠狠地扫描一下我。

佐藤先生的棋力也很强大，高屋建瓴，算路精深，攻杀过程中则气势如虹，咄咄逼人。几个回合接触战后，我就感到此人要比我先前领教过的另外几个日本和韩国的5段厉害得多，绝不可掉以轻心。

然而，此时我的思维却已经很难集中了。不知怎地我老是想着“5段”这个词，特别是刚才那个被棋手们尊称为5段时的哄笑情景老是出现在脑海中。而且，我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想着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他们为何要认为我是5段呢？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吗？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5段吗？

虚荣心的泛起使得原先我在棋盘上的那种敏捷思维和灵活棋路似乎都不见了，代之于的却是在对手连续不断的攻势下的被动应付。这时，老想着5段的我全然不像一个5段，而更像一个真正的3段棋手了。整盘棋都是在被动应战中度过，原先的那个崇尚坂田荣男先生创设的所谓锐利的“攻逼法”且常用不辍的的史先生不见了，代之于一个总是被动挨打的史“5段”。可奇怪的是，不知何故，此局输者最终却是佐藤。

这盘棋佐藤先生的布局是三连星，而我则一直试图多捞实地并很快就占据了三个角。佐藤也不知是有意无意，他的棋总是力图走在外面，为此甚至不惜让我去轻易地占角。可见，佐藤先生的棋似乎很得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宇宙流”的真传。

但当我自感到自己实地占优时，黑棋在棋盘右边的厚势也隐然形成。我这时发现，倘让此刻的黑棋不受阻碍地去将厚势转化成实空，那是白棋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必须及时予以侵消或干脆打入。但是，侵消好呢？还是打入好呢？或者说，倘侵消，那从何处侵消最好？倘打入，怎么打入才能避免被动或被歼？这就需要对每一种可能进行仔细的计算，然后作一个决断。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却犯了一个错误，即我在决定打入黑势时并没有按照“三思而后行”的祖训认真而仔细地计算自己打入后的棋路及可能出现的变化。

那次，我只是凭感觉认为可以打入，并没有对打入后的后续手段进行必要的计算，结果走出一步愚蠢的肩冲棋。这步棋在四线上，既算不上侵消也算不上打入，而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要想就地成活又太浅，要想抽身逃出则又显太深。佐藤一看机会来了，就在我肩冲那个白子的上面一镇。这一着很给力，不仅使左右黑棋的厚势遥相呼应，也让我的那个白子的肩冲位置变得十分可笑起来。

显然，我的这步肩冲是一个失败的方案。这时最佳的着手或者是打入，而且是深深地打入，借助于此时黑棋厚势的不完善及附近残留的几个白子而就地扎根做活；或者是浅消，即走高一步，斜对那个黑子，既可靠下去，亦可向外跳出去。其实，我在刚刚将那个棋子放到棋盘上黑子的肩冲位置上就后悔了，但为时已晚。落子不悔大丈夫。在被黑棋当头一镇之后，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腾挪，也就是力图把局面搞乱再寻找机会了。

我虽然很被动，但我内心里隐藏着的另一面，即不服输的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了。此时的我，精力高度集中，心无旁骛，什么3段或5段的自我意淫也早已被丢到瓜哇国去了，充斥脑海里的全部是如何利用这个不上不下的白子腾挪，搅乱局面，打破黑势，或者就地活棋，或者争取逃出黑势。

这时我也算清了，只要我的这些身陷重围的白子不死，不管是冲出来还是活出来，黑棋都是输定了。因为黑空肯定不够。相反，那就是白棋输定了。因为这几个白子如果死掉的话，原本还很虚的黒势将会变成实空，而且厚势也将更加浩大。倘如此，我必输无疑。

人处绝境只有两条路，或接受死亡，或奋力一搏。我的不服输性格必然选择后一种可能性——拼呗。在出了一身冷汗后，我定下心来选择背水一战。也正是这个选择又让我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竞技状态。

我好像想起了那位韩国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他与我下棋，多采取贴身搏斗战术，或碰，或托，或试，或贴，或断，每一步棋都让我不舒服，也都要耗用掉我大量的计算时间，稍有不慎，就会吃亏。我在想，为何不能借用他的战法，让佐藤也尝一尝韩（寒）流的味道呢？于是，我便一改先前的君子棋风，与其打起腾挪战来。

当我的那步轻率的肩冲棋被其一步漂亮的棋镇住时，佐藤5段也似乎感到自己抓住了机会。他也摆开架势，一步紧似一步地对被包围在黒势中的白棋进行攻逼。腾挪之初，我想就地成活。但黑棋似乎知道我的心事，总是将棋下得很厚，使得白棋很难做活。我也曾想与其外围若干黑子进行转换，我放弃这少数几个白子，卸掉这个包袱，吃些亏，能在附近得到一些小补偿也好。我计算过，如果转换，黑棋无疑占优，但白棋还有周旋余地。

可就这样，佐藤似乎也不干。他能断我时却总是不断，而是一个劲地破眼，逼我连起来往外逃。他这么做的结果，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路可走，那就是逃了，而且是连干带支地将几乎所有散落的白棋连在一起逃。但是话说回来，黑棋这么走风险很大，因为只要白棋全部逃出去，黑棋也必输无疑。

在黑棋的攻逼和配合下，我乘着黑势还没有封口，利用腾挪将大多数在先前贴身战斗时被黑棋截断的白子一一地连将起来，然后就像长坂坡上的刘玄德那样，将这些散兵游勇和逃难百姓串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大龙，扶老携幼，裹在一起往外逃，谁也舍不得丢弃。这条逃难的白子大龙在黑棋的攻逼下，越逃越长，最后跨越了大半个棋盘。虽然缺乏队形，却都连在一起；虽然方向不明，但只要活棋就成。俗语说，棋长一尺，无眼自活。逃跑中，白棋渐渐地轻松了，而黑棋的局势却变得严峻起来。

我不知道当时站在旁边的那些观战者的心情，但好像感到围在我和佐藤周围观战的人比平时明显增多了。自该次比赛开始以来，除了参战的棋手，到濑户家来观战的人也似乎逐渐多了起来。原本看似面积很大的大厅，观棋的人多了后，也显得略微拥挤起来。但据我所知，来看棋的几乎全部是日韩两国的棋迷，中国人很少莅临现场给予我和吴博士支持。这可能是大多数在德黑兰的同胞不太会下围棋所致的吧。

那天是德黑兰第一届中日韩三国围棋赛的最后一个回合，如无意外，当晚肯定会产生该赛事的第一个冠军。来这么多人观战，可能也是奔着这一目的来的吧？

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在白棋玩命似的下法面前，黑棋的思路似乎也出现了短路。比赛中到那时尚未尝败绩的佐藤似乎被白棋的这种有悖棋理的走法给激怒了。他好像认为，白棋这种胡搅蛮缠的棋风以及这种“一个也不能少”似地牵家带口大逃亡棋路可能是对黑棋的一种故意的蔑视和挑衅。有这么下棋的吗？是可忍，孰不可忍？（估计那时的佐藤先生与当初的我一样也不大熟悉顽强的韩流棋风吧？）于是，黑棋便摆出一个非要全歼白棋的架势：你白子要连就让你连，想逃就给你逃，但就是不让你活。为此，甚至有时宁愿落后手也要破掉白棋的眼位。佐藤显然杀红眼了。

其实，这时他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就可发现，他有多次机会完全可以简单明了地走向胜利：一是在早期切断并吃掉白棋的一段尾巴。二是早早地就让白棋后手龟缩于局部活掉。这两种选择都是明智的，因为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让黑棋取得优势。只要先手收官阶段再注意些，赢下这盘棋还是很有可能的。

我事后想，如果当时佐藤这么走，选择了这种局部的妥协，那么，第一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得主就很可能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了。但事实是，强硬的佐藤先生没有选择妥协，而是让自己被一种愈见愤怒的情绪控制着，不知回头，闭着眼一条道跑到黑地要杀棋，直至黑棋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应该说，我这个新科“5段”是幸运的，而佐藤这个老牌正宗5段却是倒霉的。最终，我的原本肯定会做断尾蜥蜴的白棋却在黑棋的严重杀心之下不可思议地连头带尾全部逃出了黑阵。我早已算清，一旦白棋大龙冲出重围，就能成活并转败势为胜势。

果然，白棋一出头，黑厚势顿失，被分割的几块黑棋都出现了死活问题，需要补活。此时我知道自己已经占优，不急于杀棋，只是在威胁黑棋的同时力图多占地盘。又走了十多步棋，双方实空差距越来越大，黑棋认输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少围观人员可能见黑棋大势已去，便纷纷走开了。佐藤先生坐在沙发里好长时间没有落子，又过了好一会才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两手依然撑在两腿上，而眼睛则平静地看着我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话，

“I lost.”

这盘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这届三国围棋比赛的结果已经明朗化了，那就是日本和韩国均已与是次比赛的冠军无缘了，除非我后面连输两局（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在他们看来可能性很小。不过，当时的我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作者注）。其次，对我自己也有一定的意义，即这是开赛以来我首次执白战胜一个5段棋手。当然，这盘棋也告诉了那些“阴谋”尊封我为5段的部分日韩棋手：你们这么做可惜没有达到目的。

这盘棋是赢了，可赢得不太好看。除了布局还有些许亮点外，我的整个序盘和中盘都是在被人无穷无尽的攻杀中度过的。在此过程中，只要对手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或者说，贪心稍微收敛一点，我都有可能输掉此局。所以，我感到自己那局棋的胜利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当然，这盘棋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这个中国普通的围棋爱好者，凭着自己在这次国际围棋比赛中一盘不输的实力，竟然被日韩两国的业余高段棋手们一致封为业余“5段”，而且，我竟然还以这个僭越的“5段”身份战胜了一个日本的正牌5段棋手。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不过我还是高兴得早了一些，因为没多久，即这次比赛最后一个回合的最后一盘棋我却大意失荆州，让先输给了日本的一位业余3段。事后想想，可能还是那个莫名其妙得来的5段头衔惹的祸。

文如玉

（十一）落子不悔


作者夫妇在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宫殿遗址，背后那扇石门侧面是古波斯武士与雄狮搏斗浮雕，摄于1992年春


AIphaGo的出现，使得围棋在世界上的影响一下子增大了很多。欧洲围棋联盟主席马丁·斯蒂亚斯尼曾说过，“最近我们迎来了一个很大的机遇，AlphaGo软件的崛起，大多数欧洲人不再问‘围棋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也让我们去学校里推广围棋成为了可能。”

很有意思。AIphaGo之类的AI人工智能围棋软件的推出居然解决了欧洲人对“围棋是什么”这一围棋哲理问题的理解。但这是真的吗？我看未必。

三十年前，“围棋是什么”这样的疑问在世界各国人看来显然带有普遍性。比如，我公司当时聘用了不少伊朗雇员。无论是我们的伊朗女秘书海达丽小姐、会计师勒佐米法尔先生，还是其他任何在我们办事处看到过那副围棋的伊朗朋友，也都对围棋本身感到好奇，并经常问一些诸如“围棋是什么”之类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比如，他们经常会问与泽塔先生几乎相同的一个问题：“这些棋子只有黑色和白色，大小一样，既不是王后，又不是士兵，它们怎么走呢？”

这样的问题听多了，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想教会一个伊朗人下围棋，那可能就错了。好在我从没做过这种尝试。当然，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一个伊朗人，包括我的伊朗朋友和雇员，向我和其他任何一个懂围棋的中国人提出过想学围棋的要求。他们对围棋只是好奇，但却无法也不想了解围棋中所蕴藏着的那些东方的哲理。

众所周知，围棋的哲理实在太多，我们且不说什么黑白阴阳、天圆地方等带有禅学味道的东西，即便与实战相关的就有不少，比如，大势与实地、进攻与防守、占领与放弃以及杀棋与治孤等，无不充满了平衡法则。如果讲到兵无常势和用兵之妙，则还有强弱转换、虚实转换、腾挪转换以及舍子取势、围城打援、乱中取胜等存乎一心之策也。而如果讲到对棋局的驾驭和控制，那么还会有形势判断、虚实有度、攻守平衡以及善于取舍等涉及人生悟道的东西了。

吴清源先生就曾说过，他对围棋的悟道就是“中和”二字。老先生还说，他的围棋理想就是“中和”。在先生眼里，他所谓的“中”，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和”则可能是一种有形的东西。

对先生的说法，我不敢说自己很理解了，但我觉得他所说的无形的“中”就是指要时刻保持棋局的平衡，而所谓有形的“和”可能就是指要争取将棋子下到恰到好处的地方，即将每步棋的效率都发挥到最大（和字作为形容词，其本身就有适中和恰到好处的含义——作者注）。

一般人，包括一般职业棋手，估计都做不到下的每步棋都能恰到好处地下到正确的位置上，但可以尽量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如能下出最佳位置的棋，就能发挥该棋子的最佳效率。

AI（人工智能）出世之后，评估一个棋子的位置是否恰到好处，效率发挥是否最佳也就方便多了，即看它是否是AI的一选点。据说现在很多围棋高手比赛下棋时的落点，即与AI一选点相符合的“恰到好处”的位置，都已经超过50%甚至更多比例了。这是非常惊人的。

借助于AI，棋手可以知道自己下的棋是否恰到好处或是否下在正确的位置上，但这离知道并理解“围棋是什么”这一围棋哲理问题还相距甚远。而这对于欧美那些学习围棋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围棋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围棋是什么”。

说句老实话，即便是我，一个既懂围棋也通英语的中国围棋爱好者，倘想将上述围棋的哲理概念，即那个“中和”一一解释清楚并让那些伊朗人（含西方人）在学习围棋的过程中予以理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因为西方人大多只懂一条直线的逻辑思维，也叫线性思维，而不懂此消彼长的系统思维。而后者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线性思维也是一种局部思维和单一目标思维，如用在下围棋中，就容易将一步棋看成是一个局部的因果关系，而忽略了这步棋与全盘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线性思维在处理局部厮杀上很有帮助，但在整盘棋的形势判断和保持棋局的平衡问题上就容易忽略一步棋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复杂程度，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系统思维也叫整体性思维，即将问题或一盘棋看作是一个系统或整体，把思考对象的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

中国文化则多强调系统思维。比如，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古代文化符号，即用两条黑色和白色的鱼表示阴阳转换的太极图（也有证据说中国的太极图最早出现于宋代，是源于距今约7000年前的乌克兰特里波耶文化遗址——作者注）。那两条分别代表阴或阳的鱼，一黑一白，黑身则白睛，白身则黑睛，相互环抱，阐述了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道家文化概念。这个太极图无论怎么旋转，其黑与白之间却始终是保持平衡的。这里面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中”的概念。

与道家黄老学说几乎同时诞生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哲学核心也是吴清源先生一再强调的这个“中”字，如中庸。这个“中庸”不仅是指伦理道德标准及指导人们为人处世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的方法，而且中庸里的“中”还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是一种用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说白了，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中的“中”的概念，其实除了平衡之外，也是一种模糊的概念，而模糊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事物都是非此即彼，任何事物的彼此之间总有一种过渡，一种平衡。

比如，黑夜与白天之间有黎明，黑色与白色之间有灰色，过去与未来之间有现在，上下左右等方位之间有中间，即便是性别上的雌雄男女之间也有一个中性人，或者有一个为期不短的性发育前及性萎缩后阶段。而社会上的贫富贵贱之间，在现代社会也涌现出了一个为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

《礼记·中庸》开篇就谈到“中和”，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孔子的中和理论就体现了对这种理想社会的憧憬。

对于孔子这段话，我的理解是，“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是指只有建立起最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达致“中和”社会，而“尽人之性”一说则是指要尊重人性，即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这个“尽人之性”就是指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并让他们能够充分地行使和享受这些权利。否则的话，我们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不平衡的，或者说欠缺公平与公正。

吴清源大师所言的“中和”当然只是指围棋的而非社会的最高境界，我在这里这么说只是想顺便阐述一下自己个人对儒家“中庸”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应用的看法而已。仅供参考。

不过话说回来，西方人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中庸哲理，他们就很难理解和学会围棋，或者说，很难回答“围棋是什么”这个哲理问题。

围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或者说，围棋大到它的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小到它的一招一式、一规一则，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因此，只有真切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真切地了解“围棋是什么”的问题。

因此，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其思想上没有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那么都是不可能接受或理解围棋的那些高深莫测的模糊概念以及那些此消彼长的辨证思维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何围棋能在日本和韩国得到普及与发展，而在世界其他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却始终很难得到推广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1985年，日本棋院首次将其最大的商业棋赛——“棋圣”战决赛放到汉城举办并在韩国掀起了巨大的围棋浪潮（不能否认，三年后，韩国的曹薰铉击败聂卫平以及韩国后来长盛不衰的围棋热均与这次汉城棋圣战的影响有关——作者注）。自那以后，日本便正式迈开了将围棋推向世界的步伐。

后来，日本的几大新闻棋战，如名人战和本因坊战也陆续仿效棋圣战开始将一盘或几盘决胜局放到海外进行。这些奖金不菲的新闻棋战的足迹踏遍了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只有非洲好像还没有去过举办过？），举办过这些围棋大赛的城市也多得数不胜数。

可以说，日本人这么做也许有其自己的商业动机甚至政治动机，但它为了在世界上普及围棋，能够这么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实在是值得赞誉的。显然，日本对围棋国际化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质疑，而应该好好地学习之。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围棋的生母和原产地，长期以来却在向世界推介围棋的问题上毫无作为，实在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围棋是中国老祖宗留给现代世人的一个精妙绝伦的传统文化瑰宝。可是，我们从政府到棋院，从官方到民间，几乎全都把围棋给忽略了。

对此，我建议中国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尽快组织相关力量提出切实可行的围棋文化国际推广方案，上报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推行围棋国际化。中国棋界责无旁贷，不能无所作为。

日本领头推动的围棋国际化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过去了。要是推广一般的项目，那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是足够足够的了。比如，同样是日本人推广的体育项目——柔道以及韩国人推广的跆拳道。在它们被推向世界后，很快就能为西方人所接受和学习，不仅列入了国际奥委会的成熟比赛项目，而且早已成为西方各国民众广泛喜好的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项目了。现在很多级别上的柔道或跆拳道世界冠军并非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而是西方人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围棋的推广则困难得多。西方人虽然也有少数会下围棋，但西方各国的围棋协会中的高手其实绝大多数还是中日韩这三国的侨民，鲜有金发碧眼的白人或其他人种。现在国际性的围棋比赛已经不少了，而且，某些国际棋赛每届还有意分配一些决赛名额给那些围棋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贯彻围棋推广的理念。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也只偶尔出现过一两个也是偶尔才会打败中日韩职业高段棋手的人。如阿根廷的阿基努尔和美国的麦克雷蒙等。后者还是从小在日本学棋长大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我认为，围棋非比其它竞技类体育项目，它还有一个前面所说的文化问题，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日韩两国围棋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早已渗透和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朝鲜和越南历史上虽然也饱受中国文化浸濡，但由于这两个国家分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了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刻意废除了汉字在其语言文化上的应用，自那以后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日渐式微，其国民早已不知何谓中国传统文化了。这两个国家围棋水平很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美及其它亚洲国家围棋水平普遍较低，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它们影响向来比较微弱。他们的国民不了解中国文化。可是，怎么才能在国际上弘扬包括围棋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呢？我的观点是，将汉语教学与围棋推广结合起来。

汉字是最初是象形文字，后经发展则属表意文字，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缺乏这个载体，中国文化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在前几集中也说到了，日本和韩国的围棋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汉字。他们两国人从小就学习并掌握了许多汉字，并且通过学习汉字了解了很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对“中和”之类的围棋哲理及其系统思维方式的认知和运用也就比较方便了。而这一点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领悟围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了，即我们可以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名义首先与各国围棋协会联系并在其帮助下与所在国那些为数众多的正在教授中文的学校联系，争取在其汉语教程中增加有关围棋知识的普及教学内容，以让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都能顺带基本了解围棋知识并喜欢围棋。外国人学习中文而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粹——围棋，那就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

当然，这需要投资。中国围棋协会或中国棋院可以在制定自己的围棋世界推广计划基础上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这笔资金（建议中国棋院将世界围棋推广纳入其经营计划——作者注），在相关国家围棋协会帮助下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学校鼓励设置普及性的围棋课目，分批培训并派出一些围棋技艺较高且懂英语的合资格的围棋教学辅导人员在各国进行巡回教学，岂不更好？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再辅之于鼓励中国的大型企业或大型媒体创办若干专门针对东亚之外国家，如欧美地区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话，我想，中国的文化瑰宝——围棋从此走向世界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近年所做的也正是我们所欠缺的。试想一下，倘若连围棋的亲生母亲——中国都漠不关心，不愿担责的话，围棋还能走向世界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预想，什么时候当汉语在世界上像英语一样普及时，或者说，当汉语什么时候成为世界各国学生们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时，那可能就是围棋真正在世界上普及的时候了。中国在促使围棋走向世界问题上责无旁贷。

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在国外旅游或工作时不经意间在某个伊朗人或者欧洲人、美国人，甚至南部非洲某国的黑人家里看到一副中国云子围棋或者一套日本的本蛤碁石加榧木棋墩了。当然，也许届时你对此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奇。

十月份过后的深秋季节，德黑兰几乎每周都有一场雨。而每场雨后，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各种落叶乔木的树叶儿也渐渐地变黄了，飘落了。各家院落里原本青翠颜色的草地也开始逐渐变得枯黄起来，而此前几乎无处不见的各种盛开的鲜花也大多依次凋零了。深秋和初冬的德黑兰一片萧瑟景象。

但是，德黑兰此时的气候却是一年中最惬意也是最舒适的，气温适宜，既不干燥，也不潮湿。德黑兰人的身体和心情估计与周围的气候一样也是一年中最舒坦的。也就在那年初冬，我参加的德黑兰中日韩围棋比赛进入了最后一天。

不过，那年我所参加的所谓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在举办地伊朗从头到尾既没有任何当地媒体采访报道，也没有产生任何轰动的新闻效应，更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任何现场大盘讲解，供当地棋迷莅临欣赏。因为除了在德黑兰的中日韩三国人士外，偌大伊朗却无人了解和关心围棋。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当然，要说这次围棋比赛对德黑兰的影响那还是有的。比如，此次围棋比赛虽然没有吸引到什么伊朗人前来观战，但却吸引了不少中日韩三国驻伊朗使馆的外交官员参赛或观战。这些人都是开车来的。所以每到周末，濑户先生别墅大门外的路边或者院子里面经常停靠有十多辆甚至数十辆挂有外交牌照或当地牌照的汽车，而且还有一些警察在那里忙乎。这一现象很快便引起了很多路过的伊朗人的注意。

每到比赛那天下午，濑户先生住宅外的马路上和大门口总有几个德黑兰交通警察在那里指挥交通，疏导车辆，维持秩序。我每次都是开车去，我的车牌也是外交公务牌照，所以每次我都能享受到这些警察对我的关照。这些关照包括敬礼，手势，再手势，直到你的车子停靠妥当。你下车时还有一个敬礼。这种待遇真是很难得。

濑户先生的别墅南面靠着一条繁忙的大街，门口原来就经常停满了汽车，坡上的院子里也泊不了几辆汽车，所以，除非去得够早，否则在那里泊车绝非易事。但每到棋赛那天，濑户先生家门口的那侧街边都被警察围了起来，非棋赛有关车辆一概不准停放。我们去泊车于是也就很方便了。

那是比赛最后一天晚上，我一共下了三盘棋。在取胜了日本的佐藤5段之后，我又紧接着经猜先执白赢了一盘棋。这盘棋在下棋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也就说一说吧。

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这盘棋的对手是韩国人，可能姓朴，名字已忘记，只记得年约四十多岁，身份好像是韩国一家大型商社的高管，模样很普通，是一位业余4段。

在比赛前的例行寒暄时，我曾问他是否认识我的另一位韩国棋友吴敏焕2段。他只说听说过，但不认识。不过，下起来后我发现，这位朴4段棋风其实很像吴敏焕2段：喜欢战斗，作风也很顽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下棋速度快。

那盘棋，执黑的他似乎也和我走了一种吴敏焕先生曾经和我走过的那个挂子外碰的定式，只是那时的我早已熟悉这个定式的套路和变化，见怪不怪了。所以，那盘棋我们双方下得都很快。棋到中盘，虽有过几次战斗，互有损益，但局面依然还很平稳，大家似乎也都没有犯什么大错。刚从荣升“5段”的意淫中清醒过来的我开始琢磨道，这样下去，如何才能在官子上胜他呢？

可就在这时，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儿发生了。他在攻击我的一块棋时，飞罩了一步。直觉让我感到这步飞有漏洞，因为我感觉那块棋已是活棋，他的这部飞棋对我没有什么威胁，无须自补了。可我正在思考时，忽然见到这位朴4段又急忙伸手将这个子横移了一格，使之由小飞又变成了小尖。然后，他对着我语气恳切地说：

“I am sorry，Mr. Shi. It was careless of me，not my original intention.”（中文意思是：对不起，史先生。是我不小心，那不是我的本意。）

朴4段的英语很好，典型美式英语，但在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时，他落子后又伸手改动了落点，其间不过短短两三秒钟。要不是他又说了上面那句感到不好意思的话，我可能都不会有所反应的。不过，现在他既然说了，而且态度又很恳切，那我是该有一个态度了。

这时的旁边只有两个观战者，也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可能恰巧在朴4段悔子时没有注意到，但他们在听到他说出这么一番难得听到的话语来，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们都将关切的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了，那探究的神情好像是在说：史先生，你会怎么办呢？

说实话，那步小尖确实比与原来的小飞对我的棋的迫力大得多，甚至立即让我产生了需要补棋的感觉。但当时我更感觉到这位朴先生的目光和语言中的所体现出来的恳切和真诚。我也相信如此，所以我就随口说了一句英语：“You prefer，please.”（意为：请你自己定吧，或请你选择吧）

朴4段听后肩膀似乎抖动了一下，垂下眼帘，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坐在沙发上向我点了一下头表示谢意，然后又一次伸出手去将那个黑子移回最初的位置上：小尖又变回了小飞。

韩国围棋一直以敢于标新立异和创新，敢于打破旧定式和创造新定式著称。这也是韩国流之所以战斗力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我认为，韩国围棋之所以强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棋艺无关，而在于其国民的道德修为。

那时，我与韩国人接触不算很多，且大多是围棋爱好者。但我感觉到，无论是吴敏焕2段，还是我在比赛中所遇到的各位韩国棋友，如金6段和崔4段（一秘）等，他们对待围棋都有一种尊重棋道的精神。这位朴4段先生虽然曾经犹豫过，但他落子不悔的最终选择仍让我敬重和欣赏。

在朴先生将小尖改回原来的小飞后，我并没有自恃自己是活棋而脱先，而是继续应了一步棋，貌似算作对其落子不悔的回报吧。朴4段见状稍有点惊讶，还抬头带着有点疑问的神色看了我一下。其实，这步棋虽然不是补棋，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步以守为攻的棋。黑棋不睬它似乎也会有麻烦。

朴先生思考再三似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由此便在此局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可战斗的结果依旧是局部两分，互不吃亏，只是我的那块棋不仅活透了，而附近一块原本比较薄弱的白棋也因此而意外地得到了补强。这样，全盘白棋无弱子。白棋优势隐然可见。

于是，朴4段经过权衡，无奈之下又强悍地打入我的另一块空，连着捡最强手走，不惜打劫，试图搅乱棋局，扳回颓势。对此韩流战法，因早有经历，了然于心，我也并不怵头，同样以强硬招数应对。于是双方便又进行一场难解的战斗。

这盘棋也算下得过瘾。自朴先生落子不悔后，双方几乎处处争斗不休，直到收官阶段好像还有打劫。我也感到周围的观战者开始多了起来。但局势已经明朗，白棋胜势已不可动摇。

这盘棋最后是黑棋认输了。但是，朴4段在那步棋是小尖还是小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那种约束自我、尊重规则的举动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应了那句古语：落子不悔大丈夫也。

这盘棋赢了之后，我就只剩下最后一盘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最后的那个对手是谁，也没想到自己是否会获得冠军，只知道自参加这次比赛以来，我的每盘棋都下得很痛快，到今晚为止还一盘未输，何况还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哄抬之下被日韩两国棋手朋友们封成了5段。对了，我怎么又成了5段了呢？

这时，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休息时我没有去观看他人的棋局，也没有找人聊天，而是端着餐盘站在窗前，一边吃着寿司，喝着莫夏伊（伊朗产的一种不含酒精、味道却很醇厚的大麦汁饮料——作者注），一边望着窗外飘洒的鹅毛大雪发呆，根本没想到接下来我这个所谓的“新科5段”下的最后一盘棋居然会大意失荆州，输给一位年纪较大的日本业余围棋3段。

文如玉

（十二）首获冠军


作者站在德黑兰住宅院子阳台上，摄于1991年冬


199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全城静静地飘着鹅毛大雪。

在其北面地势较高的沙黑德街区的一栋平房式别墅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大厅里或站或坐着二、三十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或低声交谈，或默然静候。大厅的一角还围站着几个人，在低头观看两个人埋头坐在那里下围棋。

除了那两个在沙发上相对而坐的对弈者神情依然有点紧张之外，其他观战者的心情看起来都很平和，似乎他们对这场比赛的结果都已了然于心。这局棋无论谁输谁赢，结局对他们而言早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在平静地等待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有待发布的消息而已。

这就是第一届中国、日本和韩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业余围棋赛即将最后结束时的现场情形。那两个埋头下棋者之一正是笔者，当时我的身份是国内某国有大型涉外公司驻伊朗首席代表，在国内业余棋界虽无任何段位，但就在这次比赛当晚早些时候第一盘棋前却被日本与韩国这两国的业余高手们一致公推为业余5段；而另一位对弈者的业余段位虽然只有3段，但其身份却很显眼：日本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春名和雄先生（？）。

我之所以在春名和雄先生后面打个问号，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加上名片多已丢失，我只记得与我下最后一盘棋的那位老先生可能是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而未能记住那位老先生的姓名。后来上网检索才发现当时日本的丸红社长是春名和雄先生，尽管没查到他当年有没有去伊朗。遗憾的是，迄今我仍不能确认。

这场赛事从那年十一月中旬起每周一个回合，每次均为伊朗周末，即周四下午至晚上，已经在德黑兰的这栋别墅内进行了四个回合。这天是其最后一个回合。此时，其他所有选手的赛事都已经结束，只剩下我和这位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局比赛还没有结束了。在此之前，我已不知不觉连胜了十一局，真像有神助一般。

比如，第一回合的第一盘棋我在被让二子情况下干净利落地赢了这次比赛的最高段位棋手韩国的金镇宇6段。据说，这位金6段前几年曾参加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过第六名。我能战胜他，实属幸运，虽然被让了两个子。接下来几个回合我也是连战连捷，一次也未尝过输棋滋味。

那天之前的几个回合，我都是以3段名义被让先方式连续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业余5段棋手，而其他几位3段或4段的日本和韩国棋手，我也都以猜先方式逐一战而胜之。即便是在那天下午被现场“荣升”5段后，我也第一次以分先方式执白战胜了日本方面的最强手——佐藤5段。

在这次德黑兰业余围棋比赛中，到那时为止，与我的全胜相比，其他所有棋手都至少输掉过一盘。如日本的佐藤5段。他是当时日本驻伊朗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在日本选手中实力最强、成绩也是最好的棋手。当晚在与我对弈之前，也是一盘未失。可惜的是，在当晚第一盘他在输给我之后不知为何又紧跟着输了两盘，其中一盘就是输给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

因此，比赛结果已经非常明朗：无论我和那位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盘棋是输还是赢，我获得这次围棋争霸赛的冠军都已经是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所有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能只有正在埋头厮杀的我和我的对手除外（因我们都不知道其他比赛结果吧）。

印象中，那位年长的社长先生的相貌和蔼可亲，对我也很客气。只是他英语不行，而我的日语口语也只能对付。所以，下棋前后我和他语言上的交流并不多。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在纹枰上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他这个业余3段竟然以半目之微打败了我这个迄今没有败绩并在当天下午刚刚被跳级荣升“5段”的“史5段”！

我的这次国际业余围棋比赛的征战历程竟然是以一盘输棋结束的，真让我感到遗憾。回想起来，那盘棋我的确掉以轻心了。刚开始，我居然跟执黑的社长先生下起模仿棋来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内心深处甚至还对下模仿棋有点儿反感。

模仿棋本身是围棋规则许可的，但模仿的结果必然会减少棋盘上的变化，而这并不符合围棋创新求变的精神。不仅如此，模仿棋对被模仿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战法，但对模仿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往往可能伤及自身，其是在边角处都已被双方对称占完，开始争夺中腹时更是如此。

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不知为何，当时的我，鬼使神差，竟然从棋盘的边角处开始模仿并一直模仿到对手围起大模样来，而我历来是不喜欢也从未走过大模样棋的。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态显然是奇怪的。我虽然没有想到什么冠军不冠军的问题，但我却对自己的所谓5段不5段的问题在乎起来，而且还老是念念不忘。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走大模样棋是不是因为自己过于看重先前被佐藤等公推为“5段”的结果？但我很快就知道我走这个大模样的模仿棋实在太轻佻了，因为我一下子就吃了一个大亏。

所谓模仿棋就是一方随着另一方在棋盘的对称处落子，形成的棋局在一定手数内可能是完全一样或对等的。倘模仿方只是按部就班地模仿先行方（即被模仿方）在相对的边角处占空，模仿其走棋还无妨，最多是一个心理战而已。但是如果没有节制地再继续模仿下去，模仿方就可能吃大亏。

比如，如果棋盘边角处都已走完，模仿方再继续跟着被模仿方围中腹，倘先行方利用先行之利先占据天元位置，那么，模仿方就必然会因天元被占而无法继续模仿下去。此时，模仿方对围起来的实空必然会比先行方小得多。

所以，很多模仿棋对局都是要么不走对围，要么在棋盘边角处棋势还没有完全被模仿定型时，模仿方就率先结束了模仿。这样才不会吃亏。然而，那天不知为何我居然选择了一种最愚蠢的方式去模仿的。

社长先生很聪明，他以前可能有过走模仿棋的经验。所以，当他看我与他走起模仿棋时，就一直不紧不慢地按照上述次序开始先占据边角，然后模样对围，并在边角处已经占完走向中腹的最紧要关头率先一子占据了天元！

即便如此，当时的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仍然毫不在乎，又走了一步模仿棋。不过因天元被占，这步棋无处模仿，竟然走在天元下一路上。社长先生见状便沿天元以降一个大跳，将己方下面大空隐然笼罩起来了。这时，稀里糊涂的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是犯了一个连初学者都很少犯的大错：我模仿对方围起来的模样已经比对方整整少了两路棋，而且对方占据天元的那个子攻守兼备，在棋盘的中央正睥睨四方，熠熠生辉。

那天也许是我赢了佐藤先生后心情太放松也太得瑟了的缘故，边角处模仿完了还想继续模仿下去，而我对模仿棋却一点也不懂。结果恰恰在这最重要的天穹地带下了随手棋，未能及时主动变化以结束模仿，却让黑棋一下子占了先机。

模样此消彼长。相差两路棋围空的差别更是十分巨大。因此，我的棋局形势一下子就坏了。此时的我摇了摇头，心里有点恨自己：一个空头支票似的5段名头就让自己如此神不守舍，太没出息了！

自责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拼命。于是，我便将从吴敏焕先生的韩流处学来的翻盘术当做法宝祭了出来。我开始想办法到处生事，或碰或断，或扳或压，以寻求翻盘良机。但社长先生不是佐藤，在大优之下，他懂得什么叫安全为上，见好就收。于是，他避免和我比拼算路，也不厮杀，而是明智地让步，只要守住黑空即可，并不纠缠。

这种柔软的妥协对策有利有弊。其利，是指不至于因一次算路不周的厮杀而导致崩盘，输掉此局；其弊，则是指老是这么让步下去，损失也会集腋成裘，就不怕自己最终目数不够吗？但是，社长先生很幸运，先前在模仿棋时先行占据天元而建立起来优势实在太大，连续这么多的让步虽然让我在各个局部接触战中大多捞到了一些油水，也挽回了不少颓势，但仍不足以翻盘。

棋局没有大的波澜，很快就进入1-2目的小官子阶段了。而我反败为胜的余地也越来越小，甚至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是双方对围大空的棋，官子几乎一目了然，没有什么也不需要多少复杂的计算和比较的地方，有目官子很快也就走完了。

局势大差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心头。棋局结束时，我已经没有心情仔细数目了，总感到自己输了，于是，便沮丧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等别人帮忙计目，以判输赢。

那位社长先生可能也没有想到能够赢我，所以当时他也搞不清自己是否胜了。我俩都没有吭声，就坐在那里用眼神交流。我给他的眼神是：你赢了。他给我的眼神虽有点惊讶，但意思却是：不会吧？

后来，一位一直在旁观看的韩国的棋手蹲到棋盘边，自告奋勇地当起裁判数起目来。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仔细地数了两遍，然后判我输了半目。

“只输这么点？”我虽有疑惑，但没有作声。而那位头发花白的社长先生竟然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坐在那里就高高地举起了双手，仰头对着周围观战的且已经知道结果的人群交替地用日语和英语不停地大声说道：“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史先生，我赢了史5段了！”

社长先生赢我后的狂喜也表明我实在不该输掉这局棋。可幸运的是，我虽然最后一盘输给了日本的那位社长先生，出现了韩国大宇建设的金6段与我都是11胜1负的局面，但由于他输给了我，所以虽然我俩同分，结果仍然算我荣膺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赛的冠军，而金6段则屈居亚军。不过，我方的另一位选手——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则由于发挥不佳，大约只排位第6名。

那天晚上，我那盘棋是最后结束的。在场的人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次三国围棋比赛的冠军归属已然揭晓，都在那里或窃窃私语或撇一下眼看看我，而输棋后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赛事结果，只是有点沮丧，依旧沉默寡言地坐在原地发呆。

这时，我看到这次赛事的组织者韩国使馆的崔一秘（业余4段，他也是参赛棋手）走到大厅中间，也听到他用发音有点儿生硬的英语说了许多情绪高昂的话，同时还看到他脸上出现一些随着语气做出来的鬼脸，但依然未能听清他所宣布的比赛结果。所以，当大厅里聚集着的二十多个人将带着各种心情的目光聚焦到我身上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哩。

这时，崔一秘开始向我招手，那架势似乎要我也大厅中间去。于是，我站起来走了过去，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去。那时的我脑子里就像着了魔似地反复在想着一件事：“惭愧啊，我怎么会忘了他会占据天元了呢？”

这时，崔先生从一张桌子上拿过一个长约3尺、宽约1尺的硕大的礼盒，轻轻地打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尊高约80-90厘米，满身珠光宝气并被轻薄的黑色沙丽裹着窈窕身材的阿拉伯或印度舞娘塑像，然后用双手端起来，转着圈子给大家看。这尊美人塑像实在太漂亮了。当现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看到这尊塑像，几乎都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明显带有夸张色彩的惊呼：

“哇，——！”

看到这一场景，崔先生似乎为他的导演效果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就笑嘻嘻地将那尊美人塑像交到我手里，又将我的左手拨弄一下，做成一个搂抱的姿势，使那尊塑像斜靠在我的左胸前，然后才挤着眼睛，大声地用认真而诚恳的语气说道，

“Mr. Shi，you win the first place of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GO championship in Iran. This beautiful girl now is yours. Congratulations!”（史先生，你赢得了我们这第一届伊朗国际围棋比赛的冠军。这个美丽的女孩现在是你的。祝贺你！）

崔先生的话音刚落，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就听到“哗”地一声，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一边笑着，一边热烈地鼓起掌来。迟钝的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是次比赛的第1名，即中日韩三国第一届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

这个冠军奖品——那尊美人塑像确实很漂亮。那天，在我搂着她向各位棋友和观众鞠躬答谢致意刚结束，立即就有好几个人围将上来想一睹我手里捧着的那尊异域美人塑像了。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棋赛组织者为何要将这个漂亮的异域女郎作为冠军奖品呢？


  冠军奖品美人塑像

这尊美人塑像有点像印度舞娘也有点像阿拉伯舞娘。像前者是因为她的模样和衣着像印度人。其实，她也有点儿像阿拉伯肚皮舞的舞娘。她的发髻高高盘起，用金丝带包裹住，中间处还打了一个花结。金色的头饰将黑色的纱巾固定在脑后。这种装束既像印度女子也像阿拉伯女子，但因那天崔一秘没有说具体，所以迄今我也没搞清楚。

肌肤白里透红的她身着一袭黑色的、用轻柔的真丝织成的露脐莎丽，所有边缘处都绣上了宽宽的用金色纤维编织出的图样各异的花边，高耸的胸前还罩着一副横绣着若干条金色花瓣的黑色布拉（英文：bra）。而且，其莎丽靠近小腹部的地方还挂有一个镶嵌着紫水晶和黑曜石的较大的挂件。

整个塑像的做工细致而精巧，身材丰满而窈窕，面容俏丽而柔和，有着女神一样的圣洁与美丽。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多看她几眼。令人叹为观止。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尊漂亮的舞娘塑像今天还放在我在合肥的家里，依然如新。

可是，直至今日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次棋赛的组织者为什么要把这尊美丽的美人塑像作为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冠军的奖品呢？难道这尊美女塑像与围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吗？要知道，我们的比赛全部是在女人出门必须穿长袍戴头巾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不是在印度或者什么世俗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啊！可这个问题我当时不好问，而后来则无人可问了。这个疑团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不过，当冠军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当晚，几乎所有在比赛中与我对弈过的日韩两国棋手均先后与我打招呼，表示祝贺。这些人虽然大多输给我，但看得出他们的祝贺都是真诚的。佐藤先生甚至还走过来抚摸着那尊漂亮的印度女郎塑像，用打趣的口吻对我说，

“Mr. Shi，if I knew this beauty was the award of the champion，I should do try to defeat you，and get it .”（意思是：史先生，如果我早知道这次冠军的奖品是这个美人儿的话，我一定会努力打败你，得到她。）

“But the fact is I got her.”（意为：但事实是我得到了她。）我以一种似乎很抱歉的语气回道。

围棋就是这么吸引人，它可以让人在对弈时感受到胜负的残酷，也能让人在“费厄泼赖”（Fair-play，意为公平游戏）竞争中感受到真诚的友谊，而且，这友谊可能来自于你的对手，一个赢过你或者输给你的人，无论他是哪一国人。

说自己当时不高兴那肯定是假的，但心情并非那么欣喜若狂却是真的，而且，甚至还有点儿平静。那天，我在中日韩三国棋友们的掌声中将那尊漂亮的美人塑像高高举起，向周围各位棋手和观众鞠了几个躬，嘴里连说了好几个“Thank you！Thank you，everybody！”

那天晚上，我只是泛泛地向在场棋友表示感谢，并没有说出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都会说的一些有着具体感谢对象的话语，以让自己的感谢更显得真实自然。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怎样一种神情，但连我太太可能都感到了疑惑。回家后她曾经这么问过我：“你这次得了冠军不高兴吗？”

“唉，叫我怎说呢？都是那盘输棋惹的祸吧。”真实原因却是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想到了第二天上午还要去独立大酒店会见国内来的一个代表团，得准备谈判方案，与伊朗工业部方面洽谈一个新的成套设备项目，但我说不出口，只好另找理由。

棋赛结束后，人们开始互相告别，纷纷离去。我和我太太以及吴博士等也步出门外，准备上车，这才发现大雪纷飞，漫天皆白。德黑兰的一切，地面、墙头、树上、屋顶、人行道，甚至街面上，都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

透过濑户家别墅大门上以及街上昏黄的灯光，我看到无数鹅毛般大小的雪花从黑暗的夜空里，像晚秋林间缤纷的落叶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落着，飘落着……那天夜里，德黑兰的雪下得真大呀！

可是，那夜我却几乎一夜无眠，一直在办公室里忙到下半夜2-3点钟才去打了一个盹，因为我得准备一个新的成套设备项目的谈判方案。第二天一早我就洗洗脸开车去了中方代表团驻地——德黑兰独立大酒店（Hotel Esteghlal）。

这家酒店的前身是美国的希尔顿大酒店，伊斯兰革命后被收归伊朗国有，不过管理一下子也就不行了。所以，这家酒店外观尚可，而里面的各种设施均显得比较陈旧，且缺乏维修，有点破败的样子。但这仍然是当时德黑兰最好的酒店，国内很多高级经贸代表团访问伊朗都下榻在这里。所以，出于工作，我也经常到这里来。

这家酒店也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它的自助餐。几乎每个周五中午（周五也是伊斯兰历的聚礼日），这家酒店都有对外开放的大型自助餐（斋月期间则改为周五晚上）。这个自助餐的规模绝对庞大，两张长约10来米、宽约1米的长桌呈十字形放置，中间是一个大圆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色彩各异、味道不同的伊朗传统菜肴和外国菜式，还有色泽黄橙橙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藏红花米饭。

当然最引人瞩目是，每次自助餐总有一只硕大的烤全羊或者是一条硕大的烤金枪鱼放在靠近大圆桌附近的一张专用架子上，两个伊朗厨师身穿厨袍，头戴厨帽，手拿小刀，各站一边为顾客服务——客人指哪就割下那里的肉放到你的盘子里，嘴里有时还轻声地询问着：“enough？enough？”（够了吗？）

自助餐的甜点和水果的品种和花色也十分丰富，各自也不下数十种，但都另放在大厅旁边其它的条桌上。别看这顿自助餐如此丰盛，费用却极便宜，只需8000个里亚尔，当时约合5个多美元——我在伊朗那三年黑市汇率1400里亚尔：1美元，也比较稳定。可现在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一泻千里，三年前官兑汇率已跌至4万多里亚尔兑1个美元了，黑市更是近二十万里亚尔兑1个美元。

我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出席过许多大型宴会或高级午餐会，甚至国宴，但就食物的丰盛程度而言，德黑兰独立大酒店的那个收费低廉却不同寻常的自助餐——在我看来，虽然也算不上多奢华，但也绝对是让人惊叹的了。

由于条件较好且比较便宜，我们也经常在这家酒店以这个自助餐方式宴请国内来的代表团，因为在这顿自助餐里，你几乎可以品尝到大部分具有伊朗风格的菜肴。这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那天我去这家酒店并非是想去再次品尝那顿丰盛而美味的自助餐，而是去会见那个刚来伊朗的国内合作方代表团，一是向他们通报一下我最近与伊方就那个成套设备项目洽谈的情况，同时也拟与他们再仔细推敲一下即将进行的对伊商务和技术性谈判的方案。

德黑兰独立大酒店位于德黑兰北部一个地势较高街区的某个山坡上。我在酒店停车场泊车后，只觉得阳光下四周一切都是明亮晃眼的白色，酒店北边的山上，白雪皑皑，一望无边，景色很是撩人。我发现时间尚早，就想：为何不在周围转一转看看这雪后美景呢？

于是，我便沿着停车场附近的一个登高台阶，一步一步地踏着厚厚的积雪，爬到酒店旁边的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坡上，向南眺望德黑兰雪后的城市景色。没想到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心中一下子涌起了许多芜杂而厚重的感慨来了。

这时，朝阳已从东面升起，金色的阳光开始辉映着整个雪后的德黑兰。俯卧于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德黑兰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因此，在冬天初升朝阳的照耀下，我的视野可以向南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我站在高处，朝南看去，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德黑兰的几乎所有建筑物的屋顶和裸露的土地，一片亮白色。雪后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散发着幽深的湛蓝色，而地面上则是这么一大片又一大片由高及低的冰雪覆盖物，在朝阳下一闪一闪地发出耀眼的金光，显得是那么的晶亮、寂静和坦然。好一个德黑兰的雪后风光！

德黑兰的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高耸的海拔约3000-4000米高的厄尔布尔士山脉(Alborz)横亘在德黑兰北部，荒漠则在南面。这座东西走向的山脉阻隔了山北里海大部分潮湿空气南下，但总有不少湿冷空气飘过了厄尔布尔士山脉与山南的干热空气交汇，形成雨雪，飘落在位于山南根部的德黑兰。可以说，哪年从山北溢过来的湿冷空气厚重，哪年德黑兰的雪就下得大。1991年冬的那场雪就比较大。

金色的阳光、洁白的雪景和碧蓝色的天空，再与清新的空气交织在一起，沐浴着独自站在山坡上观景的我，也撞击着我那因总是忙于工作而疏于领略大自然之美的心扉。我的眼光依然投射在这些美丽的景物上，可思绪却已收回，开始想到了很多东西，很多与自己有关的东西：

1990年代初的中国，无论是经贸、财税，还是内政、外交，无不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具体原因各位可自度，就不细说了）。而且，这时正是1991年底，离邓小平先生访问中国南方时说出“中国要警惕右，更要反对左”等一系列著名讲话并就此扭转了中国发展方向的“南巡”还有一个多月。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是每一位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所为之忧虑的。你在国外，心中如存有处于困难中的祖国，你就得有为国人分忧的情愫。

我还想到了自己的工作。从事这些压力很大的工作就像负重登山，越往上攀登，就越感到所背包袱的沉重。在这交通不便、信息难通的异国他乡，你没有上司可以卸责，也没有下属可以诿过，你只能将所有责任放在心里，兜在身上。你代表着公司的利益，也就承担了驻在国所有正在实施合同项目的成败以及各个项目组上百名专家、教授和工程师们工作与生活安排好坏的责任。是啊，你必须承受这一切，可是，你自己的困难谁又来帮你分担呢？……

我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我太太到伊朗来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正常化起来。可是我留在国内的独生女儿的生活和学习又该怎么办？我1990年春出国时，女儿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可当我三年后回国述职时，女儿却要考高中了。按照我国当时的驻外人员制度，我可以带妻子到伊朗赴任，但却不能带自己的女儿，只能将其留在国内。虽然我们请了她外婆从外地赶到家里来照顾她生活和上学，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最需要的还是亲身父母的关照和教育。

当然，当年受限于这项制度的并非我一人，还有许许多多驻外的外交和商务人员。也许，我国政府当时坚持这项制度有它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个制度本身显然是不自信的，也是有悖人伦的，更伤害了无数驻外人员及其家人的身心。好在七、八年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项驻外人员不准带孩子赴任的制度终于得以废止。

当然，我也想到了昨晚我的夺冠，想到了这一个多月来经历过的那些印象深刻的对局，那些相貌和性格各异的中日韩棋友们，那些充满喜悦、沮丧、懊悔和骄傲的棋局胜负，以及所有这一切给我所带来的欢乐和友谊。

围棋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能够跨越国界，也能够跨越语言。它通过竞技和输赢来沟通人们的感情，它也用它自身的魅力来丰富和充实人们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围棋，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东西。

古人说，诗言志。我当年虽然没有多少诗人的情结，但也不乏遇到想用近体诗来抒发自己感情的场合。那天，德黑兰美丽的雪后晨景以及因这些景色而生发出来的那些庞杂的情愫终于让我诗兴大发。在德黑兰独立大酒店后面的那小山坡上，我或徘徊低吟，或静思腹诵，很快就吟哦出了一首自认为还能表达自己当时心情的七言律诗来。

七律

《雪后晨眺》



独立登高思绪稠，风光雪霁似神州。

常因公事生烦恼，总是纹枰解别愁。

双目欲穷他国景，一心只念故乡忧。

从来游子多惆怅，幸得冬阳暖意留。



注：平水韵下平十一尤。此诗1991年冬作于德黑兰厄尔布尔士山下。此诗发表时略有修订。

第二年秋，我又参加了第二届中日韩三国驻伊人员围棋赛并再次获得了冠军。

文如玉

（十三）蝉联冠军


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的现场。左近为金镇宇6段，右近为作者，背景是其他三对中日韩三国参赛棋手正在下棋。

1992年秋，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赛又开始了。

比赛前夕，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我，去年我得了冠军后，有些韩国和日本棋手不服气，说今年一定要打败我。听到这个说法，我只是笑了笑，心想：这很正常呀。换做我是个真儿八经的业余4段5段的，却输给一个自称没有段位的家伙，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吧？

然而，我的心绪依然平静如水。如果说，上次比赛我的心态平和是因为自己没有奢望或者没顾得上想那么多，那么，这一次在面临一些对手声言挑战并希冀打败我时，我对比赛结果就不可能没有奢望了。因为我即便对能否卫冕看得很淡，也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打倒。

也许是对棋道的顿悟，也许是对自己棋力的自信，虽然我听到一些打败我的呼声，但那时的我似乎还是不大在意每局的胜负的。

1992年秋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依然在日本NHK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家里举办。赛场的周围环境一切都很熟悉和亲切。濑户先生与其夫人也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待客。

因忙于工作，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再来过了。这次，我带了一份礼物给濑户先生夫妇，是一幅图案古典、质地厚重的丝质锦缎桌布。老夫妻俩很高兴。可是当我下一次比赛再去时，发现这幅锦缎桌布被当做挂毯挂在了大厅的墙上。我有点惊讶，但锦缎桌布这么当挂毯挂墙上也的确很是好看：花团锦簇，满屋生辉。

与去年的比赛一样，这一次很多情况下我也是被动应战的。这显然与史5段（去年的那些日韩两国棋友封的，这里这里写是自嘲的说法）已成众矢之的有关。

第一天第一回合的三盘棋就像车轮战。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随机的，那天从下午到晚上坐到我对面与我下棋的都是新面孔，而且都是日韩两国新来的年轻棋友，好像一位日本人，两位韩国人。

记得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左右，而且段位都不低，不是业余4段就是5段，棋风各异，实力也强。有的强悍凌厉，棋速较快，有的则精于计算，不时长考。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下棋的气势很大：要么坐姿威严，要么落子铿锵，要么念念有声，要么把玩棋子，发出让人不愉快的吱吱声。

那天围观我下棋的人很多，也许他们都想看看上届冠军是如何下棋以及这个传说中的“史5段”的棋到底下得如何的吧？我对人多并不感冒，反而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棋下起来也很带劲。

一年来，我虽然下棋并不多，但从某个日本棋友处借了好几本日本的《棋道》杂志放在身边不时地阅看，使我不仅对韩流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当时日本围棋的现状有所了解。

那时候，韩国有曹薰铉一枝独秀，而日本则有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和加藤正夫这四个超一流棋手。他们的棋艺正处于巅峰状态，俨然如日中天。特别是“宇宙流”的创造者武宫九段的棋艺更是登峰造极。比如，1988-1989年，武宫先生连续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冠军。1990-1992年，他又连续夺得两届亚洲杯快棋赛冠军。

武宫先生1951年1月1日生人，比我小两个多月。他的棋高屋建瓴，特别好看，也耐看，不拘一格，天马行空，张势如行云流水，成空则水到渠成；步步若即若离，着着绵里裹针。说实话，我特别喜欢看武宫先生的棋谱，他的几乎每一盘棋的着法都让我着迷。那些年能看到武宫先生的棋谱无疑是一种享受，真让人废寝忘食啊！

可能是韩流的一种发展吧，十年前的国际棋坛上——主要以中韩两国年轻棋手李世石和古力为代表——流行所谓暴力围棋，以攻逼杀伐为主要特征，喜欢在布局或序盘阶段就开始互相高位断棋，然后在宏大的中腹比拼算路，进行混战，结果棋局往往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或者干脆以大棋被杀方式而告终。我认为，撇开棋战表现形式，仅就都喜欢中腹战斗这一点来说，武宫的宇宙流其实是时下暴力围棋的源头之一。理由见下述。

相对于边角，围棋的中腹战斗需要更高的计算能力和更为敏锐的棋感，且越快越准越好，因为中腹变化更多，也更难计算。所以说，基于强大计算能力之上的暴力围棋只适合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在暴力围棋盛行以来，再有天赋的棋手也将因年岁增高导致的精力耗竭问题而很快遭到淘汰。现在职业棋手的职业寿命越来越短，围棋高手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到了二十几岁就显得难以胜任激烈的博弈了。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以前日本超一流棋手都是30-40岁情况截然不同。暴力围棋的盛行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认为宇宙流是暴力围棋的源头，或者说暴力围棋起源于宇宙流呢？这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武宫先生的宇宙流不仅仅是一种围棋布局流派，而是人类首次跳出围棋边角的束缚去探究围棋中腹无限巨大变化的一次围棋变革。

宇宙流最讲究也最看重围棋中腹的棋势及其变化，也是首次将人们的视野和计算在布局阶段就引到了具有无限变化可能的中腹棋势上去。而暴力围棋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打破了围棋原有的先布局，再序盘，再中盘战斗，最后收官的这一流传了上千年的既定程序，而是在布局阶段就开始战斗并在中腹进行着具有无限变化可能性的厮杀。这就需要棋手更加重视边角战斗与中腹棋势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武宫先生通过锲而不舍的实战创新而逐步创立的宇宙流概念及其实战棋谱对后人的长时间熏陶和铺垫，也就不会有本世纪初出现并风行一时的所谓暴力围棋。从这方面看，暴力围棋源于宇宙流还是有道理的。

在前些年，即AIphaGo尚未出现时，我一直认为，暴力围棋的发展使得世界围棋似乎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战国初期的那种攻伐乱战阶段，高手云集而霸主难寻，世界冠军轮番换新人登场却很少有人可以蝉联。这表明了这种极度损耗棋手精力的暴力围棋的不可持续性，即刚刚兴起就开始走向了衰亡。这也是崇尚需要极度复杂计算的中腹战斗的暴力围棋难以延续下去的最大迹象。但是，人们会关心，这种平庸乱战的状况何时可以结束呢？或者说，究竟需要出现什么样的围棋流派方可遏制并改变暴力围棋的这一无序发展趋势呢？

暴力围棋崇尚杀力，但总体上缺乏大局观。我曾经认为暴力围棋最好的走向可能是也只能是回归中腹好战却更加注重周边棋形厚势的宇宙流。因为宇宙流不仅极具攻击性，而且通过更加注重周边棋形的厚势进而更加注重全盘棋局“阴阳奇正”的平衡与转换。这就是说，当暴力围棋与宇宙流真正结合起来时，或者说，暴力围棋真正回归宇宙流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围棋才会进入强秦叩关进而一统六国的战国后期时代。那时我甚至认为，届时继李昌镐先生之后的新一代产生于暴力围棋时代的围棋霸主也将出现。

然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没几年，以AIphaGO为代表的围棋人工智能居然横空出世，而且很快就以它那基于深邃无比的计算力和无时无刻保持对棋局均衡态势出色判断的战力，横扫了包括宇宙流和暴力围棋等几乎所有围棋流派在内的所有人类围棋。也就是说，面对人工智能围棋，所有人类顶尖高手，无论属于什么流派的，都不得不甘拜下风。这样一来，前述的那些我曾经对围棋发展前景的认识与描述都被人工智能围棋的出现证明是错误的了。

继李昌镐先生之后强秦扣关、一统六国的新一代围棋霸主居然是人工智能而不是任何其他围棋流派或棋手，真让人始料未及。但这是坏事吗？未必。人工智能深不可测的围棋棋力——无比强大的计算力以及对棋局态势的始终正确判断与掌控——也让人们有了一个借鉴：要想成为人类围棋霸主，就得比任何人都谙熟、服膺和遵从围棋的棋道。也就是说，得像人工智能那样比任何人更努力，同时也更具平常心。

也许是对棋道的领悟修炼了自己棋力，也许是对胜负的淡然使得自己心无旁骛，记得第二年比赛的第一天在濑户先生家，我的第一个回合的三盘棋，无论执黑还是执白，无论对手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中盘胜。而且，我几乎是连轴下的，即前一人败后，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复盘或谈谈战后感想，拉近乎，几乎立即就有第二个人自报家门，坐到了我的面前。这也叫车轮战吧？

有意思的是，当第三个人又紧跟着坐到我面前时，那时早已有点内急的我也只好在对那位新对手寒暄后说了一声：“Sorry, I'll go to the washroom and come back later. ”

我在第一回合的连番胜利也刺激了一个人，他就是韩国大宇建设的金镇宇6段。与上届不同的是，这次他似乎并不急于与我决战，而是先有意让其他棋手与我对战，以避我锐气。或许，他希冀我能再像上届那样大意失荆州，输掉一盘两盘的，挫我锐气则更好。但不管如何，金6段这次确属有备而来。第二个周末开始的后续比赛，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第一局棋就与金6段狭路相逢。

那天下午我去后发现，濑户先生家虽然来了一些人，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棋手主动邀我下棋。这与上个周末的几盘棋几如车轮战的情景截然不同。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今天这第一局可能要与金6段下了？

果不其然，在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之际（现在早已戒烟了），金6段进屋来了，身旁还跟有好几个韩国人，而且一看到我，金先生就径直快步走到我跟前与我友好地握手行礼，然后带有一种挑战的意味用英语说轻声地，“史先生，我想请你下一盘，如何？”

“OK！”我随口答应着，心想：果然如此，我怎么猜得那么准？

那盘棋经过猜先我执黑棋。我还是我，只是去年那次与金6段对局时我的头衔是自报的业余3段，而这次则是他们硬封给我的业余5段；上次以3段名义与金先生下棋，我被让二子，而这次以5段名义就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待遇了。但猜先的结果还是我执黑，应该满足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在不知不觉间掉入了一个由金6段精心挖掘出来的陷阱之中。

刚开始，双方仍为平稳布局，但没走几步，执白的金6段就有意无意地引着我，或者说在黑子挂角白夹时我自己却不由自主地走了一个大斜定式，顷刻间棋局被导向了一个极度复杂难解的局面。

我在此文的前几集中介绍过自己的学棋历程：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拜过师，全靠业余时间通过阅读围棋书刊和找人下棋方式学棋的。也就是说，我学围棋全凭兴趣和自学。

虽然年轻时在广州曾有幸与广东省的一些职业棋手及广东省青少年围棋集训队的小棋手们下过几盘棋，但自己的棋说到底还是野路子。这意味着，相对于围棋的基本定式，我更擅长中盘厮杀和对目数的计算而缺乏对一些围棋基本定式的理解和实战。虽然在过去一年里，我通过阅读与思考，对棋道的思考和领悟也确实强化了自己对棋局形势判断和灵活应变的能力，但是我的围棋大型定式基本功依然阙如。

年轻时，我也曾经仔细阅读过吴清源先生的《黑布局》和《白布局》，即对围棋定式，特别是对大型定式有一定了解。但是，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了解一些定式，并不代表对这些定式，特别是大型定式的变化都搞清楚了。随着围棋的发展，定式也在变化，原本就比较复杂的大型定式变着就更多。

业余棋手缺乏专业训练，其软肋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不习惯，也没有时间去钻研和深究这些枯燥无味的定式。我的弱点也其实也就在这里。本来这也不算什么，可这一次，我的这个棋力弱点被金6段抓住并放大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棋手实战经验丰富，大多是说他比赛经历多，心理状况好，适应比赛的氛围。其实，所谓实战经验还应该包括这个棋手能通过观察很快地找出他的对手的弱项来并加以充分利用。这也叫知己知彼。

我估计，金6段通过以往的比赛发现我几乎很少走大型定式，并认定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他可能对此还做了一定的准备。在与我下这盘棋时，金6段在布局阶段可能就有意诱导我走大斜压这类大型定式，将局势导向复杂化，从而试图逼迫我在演算那些复杂定式的过程中自己犯错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也许是我想多了，本来就是自己要走的，怪不得他人。但事实是，那天我们走了大斜定式。

但是，我不能不承认那场比赛走大斜定式，对于金6段来说其作战策略显然是正确的。而我自己则在对局策略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局前后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事先知道对手要找你报仇，可能会有准备，你不应该保持一份应有的谨慎吗？在白棋夹你时，黑棋为什么要走大飞压呢？

说句实话，我当时虽然因为不熟悉大斜定式的演变程序和行棋次序而早早地陷入了大量的计算，但仍然没有及时醒悟，相反还在那里乐此不疲地就走出的每一步棋计算着，根本没有想到复杂定式是自己的弱项，应该及早收兵或避开之类的问题。不过，走到后来，即使自己发现了这一点，也收不住手了。

文头那张照片就是我与金6段下第二盘棋的比赛现场照片。我本来以为这张照片是我时驻伊朗大使馆文化处文化专员任维夫先生给我们拍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也是这么写的任维夫先生身材高大，性格平和，话语不多，但为人十分热忱，也喜欢下围棋——作者注）。 后来，也就是前两年我才发现拍摄这张照片的另有其人，那就是给《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两位作序者之一的路长金先生（另一人是现任中国围棋国家队总教练俞斌先生。下一集将再次刊发这两篇序文——作者注）。

路长金先生时任我驻伊大使馆商务处一秘。他也喜欢下围棋，水平也不错。虽没有参加是次比赛（几年后路先生即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但他却是这次比赛的发起者之一。他也一直很关心这个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有空也常跑来观摩。

那天，他来到现场，可能认为我与韩国金6段的这一战也许和上一届一样又是这次比赛的冠亚军之争，值得一拍，于是就给我们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张有关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比赛现场的照片了。

这幅照片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包含的信息量不少。首先，照片里，一共拍了四对棋手正在比赛。最前面是金镇宇先生（左前）和我（右前）。在我身后露出头戴眼镜的那位就是本公众号最初几集中所介绍的那位吴仲谋博士。与他对弈者，身穿黄色短袖T恤，是一位韩国的4段。再往里一对右首那位身穿白色横条T恤，头上谢顶的那位中年棋手是日本的一位业余5段，姓名忘却了。与他对弈的那位没有露面的身着西装者可能就是前文一再介绍过的、也是这项赛事的组织者之一的韩国驻伊大使馆的崔一秘。最里面还有一对棋手正在下棋。记不清他们是谁，但他们肯定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

其次，这张照片还将我和金6段的那盘棋当时局面摄入其中，而且，我的局面被动状况也曝露无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我这边棋盘上的棋子还寥若晨星，但金6段一侧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这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大斜百变的定式引发的复杂难解的局部战斗已经蔓延到半个棋盘了。

再次，照片上金6段和我的神色似乎均很凝重，注意力也都非常集中，两个人四只眼睛均死死盯着棋盘。由此可见，此时的棋局绷得很紧，可能对我不利，但估计还没有到双方或某一方能够明显感觉得到优劣已分的那种程度。

不过，这张的照片也反映了我的棋局形势似乎更差些。因为我并没有像我的对手那样坐在沙发上，而是蹲在棋盘边，屁股几乎不挨沙发。说老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有沙发不坐，非要蹲着下棋，真不知道这种下棋姿势除了离棋盘稍近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种姿势不仅会让人腿脚麻痹，还会因紧紧弯曲的膝部会阻断血液循环而最终造成行为人大脑缺氧。但在当时，我可能是感到了棋局的不利而下意识地做出这个奇怪的下棋姿势的吧？否则的话，谁愿意遭这个罪呢？

其实，那盘棋在那个大斜定式演变没走多久我就感到自己吃亏了。我已记不清是在哪一个次序或哪一步棋上吃的亏，但我知道反正就从这个定式起我就陷入了苦战。而从棋盘左上角蔓延各处的战火一直就没有停息过。

金6段显然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但他似乎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疏忽。他也知道我的棋风很有韧性，稍不注意，他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也可能会瞬间失去。所以，金6段在每一个局部都下得异常紧凑，步步紧逼，从头到尾都不让我有喘息的机会。

后半盘，我也曾想反守为攻，通过转换，取得外围补偿，再通过攻逼白棋的其它孤棋围一些空，达致实空平衡，扭转颓势。但是金6段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在局部并不和我纠缠，而是极力将我试图成空的地方打散，然后尽快让打入的白子取得根基，就地做眼，活棋为上。由于先前的战斗我陷入较深，回头较晚，损失过大，后面虽然及时赚回了一些，仍难以扳回败局。

估计在路长金先生给我们拍了这张照片后没有多长时间，顶多一个小时吧，也就是金6段和我将靠我这半边还空着的棋盘也大致摆满了棋子的时候，我就认输了。与上次金6段输给我一样，这盘期我也是中盘负。但我在认输前曾仔细数了好几遍空，确认只是黑盘面稍好。如果全部下完后数目的话，估计那盘棋输上个三四目是跑不掉的。

说实在的，与金6段下的这盘棋要比去年下得累多了。虽然我已是所谓的“史5段”而非原来自报的3段身份了，虽然过去的一年里我还看了不少棋书，虽然我当时是特别认真地对待所下的每一步棋，而且还不惜以很不舒服的姿势蹲在那里下棋，结果我还是输了。

平心而论，我的棋力与金6段相比，可能有一定差距，尽管并不太大，可能主要在实战经验上有所欠缺。但我觉得，如果当年是下番棋，我却不一定输给他。前一年我被让两子赢了他，可能是因为他轻敌，或者我与他的棋力只差一先。而第二年我猜先仍然执黑输给他，我想，恐怕主要还是他对我有所准备而我则没有吧。我之所以说自己下番棋可能会赢他，是因为如果下番棋，我肯定会因更加重视而想办法琢磨他，看他有什么短板的。

那届比赛对于金6段而言，应该说是很有机会的，因为他如愿战胜了自己的苦手——史5段。可是，金6段的运气实在不好。

本来，金镇宇先生在赢我之后，他的夺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其他棋手的实力明显都低于他，不可能对他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但不知为何，金6段在赢了我之后却在后来的回合中先后输掉了两盘棋。除了输给了一位韩国的5段外，他还在让先情况下不慎输给了日本的一位新来的4段。此人在第一回合中曾输给过我，可他却能赢金6段，真让人感到意外！

相比之下，我的棋运与他正好相反。输给金6段后，我虽然有点沮丧，但也没有想太多，而是很快就调整好心态，继续去下棋了。在后面的几个回合的比赛中，我也总结了输棋的教训，开始扬长避短，尽量走简明定式，对手再怎么想跟我走大型定式，我也虚晃几枪就简而化之了，尽量避免走自己不熟悉的棋。说也奇怪，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输棋。经过几轮鏖战，最后计算成绩，我仍然以11胜1负的成绩蝉联冠军。于是，这第二届中日韩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最终仍然幸运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的冠军奖品与上次的不同，是一个较大的铝合金镜框式的石英挂钟，上面的画面是一艘老式的巨型邮轮在海上驰骋，右下角印有日本三大海运公司NYK字样（即NIPPON YUSEN KAISHA，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作者注）。显然，这份奖品体现了东道主濑户先生作为日本NYK株式会社驻伊朗代表协办这两届中日韩三国驻伊人员围棋赛的良苦用心。

这个镜框式石英钟在我回国后就一直挂在我原来的住房的饭厅墙上。因没有及时换电池，这个石英挂钟早就停摆不走了，也坏掉了。但我一直保留着它，将其与第一届棋赛获得的冠军奖品，即那尊印度或阿拉伯美人塑像一样，放在家里醒目之处。我只要看到它们，就会想起三十多年前曾经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那些有趣的有时壮怀激烈，有时充满温情的围棋故事来。

后来有没有继续举办第三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于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的春天回国述职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伊朗。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始终萦绕着我的脑海，迄无答案。比如，第二年，也即1993年德黑兰有没有举办第三届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呢？如继续举办了，那比赛的结果呢？或者说谁会是冠军呢？还有，今天这个比赛还在办吗？另外，三十多年前曾经与我在德黑兰厮杀过的日韩两国的棋友们，你们还好吗？你们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但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被你们在谈笑之间硬封出来的“史5段”吗？这些年来，我心中也时常想到这些问题，可遗憾的是，迄今没人给我答案。

我后来将这些围棋故事汇总写成了《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并经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也给读者带去了与其它围棋故事相比可能很不一样的感受。值得高兴的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2016年秋就被伊朗有关方面排在了中国出版的6本推介伊朗的中文书籍的首位。

但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出版后没两年在各地书店和网上就已售罄，很多读者想购买，其中不少人还以各种方式询问了我，可惜因当年出版社赠书较少，我也无法满足他们，也将这些市场需求告知了出版社，不知何故此书迄今始终未能再版。

文如玉

《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后记》

《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最早只是一篇稍长的记述性文章。那是2002年，距我离开伊朗已有近10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大型涉外国企任职，而且，又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摸围棋了。也是偶然，中国《围棋报》社长兼总编王振华先生得知我有这段难得的国外围棋经历，就一再鼓励我将其写出来。他告诉我：你写出来，我就刊发。

那时我在工作之余正结合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建筑工程业改革需要，悉心研究国际投资和国际工程管理，还撰写并发表了不少该领域论文。那时，如无外力推动，我要一下子将心思转移出来还真不容易。说实话，当时如果没有王振华先生这句话，我还真不会写出这个经历。或许，这段独特的也令很多人感兴趣的伊朗围棋经历就不会问世并给世人知晓了。

后来，我把文章写出来了，篇幅稍长，大约万把字吧？文章内容也比较简单，只是叙述了我在伊朗工作生活过，也认识了不少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高手并且还在他们举办的一个三国围棋比赛上连续夺冠等经历。但也只是写了一个大致情况，现在书里所描述的很多围棋故事当时都没有写上去，也没有什么对伊朗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历史和地里等情况介绍。文字也比较杂乱，欠缺一些修饰和考订。

但就这样，那年的《围棋报》还是分几期给连载出来了。王振华先生后来还将连载有这些围棋故事的《围棋报》合订本给我寄来了。现在还妥当地放置和保管在我深圳的家里。当时看到自己经历过的围棋故事能给《围棋报》刊登出来，心里还是很高兴了一段时间。不过，由于后来工作繁忙的缘故，渐渐地，我就把这事给忘记了。

5年后的2007年5月底，我已调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那个时候也是我的研究和著述正处于高产期的时候，几乎每周发表一篇学术或评论文章，以阐述自己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问题，尤其是“三农”，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看法。我的那本学术专著《农村改革的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就是成书于那段时间。

后来，我把那段时间拟写的改革涉及面很广的综合性评论文章划为一类，给它加了一个统称，叫“改革杂谈”，发表后转载很多，读者甚众，影响也较大。但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发表的论述中国改革的这个系列文章《改革杂谈》在发表到第八篇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也只好暂时中断手里一直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有朋友和同事劝我休整一段时间，但我这个人难享清福，闲下来也难受。我想，谈论改革的学术性评论文章不好写了，其它类别的文章总可以写吧？于是，我便将以前写就的一些记述性随笔、诗歌以及散文等拿出来，想乘此机会整理整理，也好松弛一下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紧绷着用于学术思考和写作的脑筋。

这时，我又看到了《围棋报》连载的这篇万把字的文章，也不由得想起了当年自己在德黑兰亲身经历过的那些难以忘怀的围棋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那些让我难以忘怀的中日韩三国的棋友们。于是就开始着手再次回忆并扩写这篇文章。

在伊朗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也最具挑战性。以前，我主要在安徽省科委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并在这方面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取得过一些研究成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即已因此成为中国科技情报学会情报研究专业委员会人数不多的几位委员之一。而在伊朗从事的国际工程管理工作于我而言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可是，我就是在这种对国际经济贸易工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仅在国内“恶补”了大约半年时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知识，就被派往伊朗这个当时可能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的国家去了，而且，一干就是三年。

隔行如隔山。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自己当初大胆选择的勇气而感到一点惊讶。可是，事实也证明我当初毅然放弃已打下很好学术基础的科技情报研究和管理工作，选择去伊朗开拓工程市场没有错。因为我在伊朗的这段工作经历不仅让自己增加了阅历，丰富了人生，树立了可以接受任何全新工作挑战的信心，也让我在此期间，享受了别样的异域生活，收获了难得的手谈友谊。本书所记录和描述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切。

离开伊朗之后的十多年里，无论在南部非洲诸国还是在香港，无论在安徽大学任教还是在深圳涉外国企任职高管，国际工程管理和经贸管理也都是我的主要专业和工作。为此，我还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层次，撰写了不少篇论述国际工程管理和我国建筑业改革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并在一些国家级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

现在我的这些国际工程管理类的学术论文在网络上大多还能找到，而且还不少，被引用的次数也挺多，当年还有一些大型国企因此而邀请我去给他们举行有关建筑业企业改革的演讲。所有这些在推动中国建筑业企业的改革均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当然，这一切成果都是伊朗这段宝贵的经历提供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之一。

然而，伊朗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非浅的还远不止这些。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加深了自己对围棋及其棋道的认识，并使得自己的棋艺达到了自己业余围棋生涯的最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我还通过围棋这一媒介认识和交往了许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棋友。而有幸参加那两届在厄尔布尔士山下德黑兰举办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并连续两年夺得赛事冠军的经历，则无疑是我个人的围棋生涯中最值得自豪、怀念和记述的篇章。

正是因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在德黑兰举办的国际业余围棋比赛才促使我对围棋及其哲理（棋道）进行了更多也是更为深入的探究。我相信书中的这些探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围棋之所以能以它无穷变化的魅力去征服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围棋哲理——棋道的博大精深。

职业棋手与我们这些围棋爱好者们对棋道的追求和探索，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对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宇宙）以及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认知。探究围棋的棋道，其实也就是在探究我们自己。面对深奥精微、自强不息的棋道哲理，作为一个棋手，特别是职业棋手，则更应该产生一种敬畏感。学，然后知不足也。由此可见，这段围棋历史是值得记述下来并加以宣传的。

于是，在那段学术休眠期里，我便集中精力对这篇旧作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和整理，又通过回忆增加了一些内容，故事框架也基本成型，篇幅也增加到好几万字，题目最初为《发生在伊朗的围棋故事》。完稿后，我便向一些刊物尝试投稿，没想到先后被《天益网》（即现在的《爱思想》）、《中国选举与治理》以及《光明观察》等具有学术严肃性的网络或刊物率先以连载方式发表出来，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选举与治理》刊发的题目就是后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作者注）

光明网《光明观察》则特意将此系列文章分为六集作为那年的国庆特刊予以连载。许多网刊，甚至包括日本与韩国的一些网刊，也纷纷进行转载，予以报道。其中Tom.com 棋友论坛转载不到一月，多次置顶，据说点击数已过数万。

可是，网络是这样一种媒体，它能很快地将许多好文章好故事推介给读者，也能因前述的那类众所周知的原因或其它技术性问题，很快就将其屏蔽掉，使之无从检索，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网络版文章也有容易粗糙的通病。该文也不例外。

事后我曾经检索并仔细阅读过当时发表的文本，发现里面存在不少因仓促和大意而导致的不足和缺憾。而且由于被大量转载又转载，即使你后来想修改也办不到了。但这就是历史，既然已经过去了，再在网络上修改或弥补这些错漏已经毫无价值了。网络毕竟不同于铅字印刷并可以再版的图书。

后来，不断有朋友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这篇有关伊朗围棋的回忆录式的连载文章，而且说，他们的那些还未成年的孩子及其周围的同学也都很喜欢读阅读此文。还有人将该文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以便更好地阅读欣赏，也有人甚至想利用寒暑假到伊朗去旅游，去看看文章中描述的那么具有异国风情的伊朗究竟如何，还想知道位于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德黑兰现在是否还在举办那个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

这样鼓励和称赞的话听多了，我反而感到了内心的不安。我觉得，一个好故事就应该用好的文字以书籍方式加以叙述。我不能再这样贻误读者下去了。我应该按照一本好的图书的标准认真地改写或修订它，让它不再粗糙，也不再存有不必要的疏漏和遗憾以克服掉网络版文章的通病。于是，我又再次抽出时间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标准更高的改写和修订。

在此过程中，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的围棋体育记者谢锐先生。因为正是在他的慧眼辨别和极力推荐下，带领中国围棋走出困境并在这几年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绩、令人尊敬的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得以阅读这本书稿并欣然为此书作序，推介此书，此书也因此而更具阅读的广泛性。

很有意思的是，俞斌先生在他的序文中还说到，“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位数的棋局来。768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这与本书第五章第一节《围棋与电脑》中引用英国《科学家》杂志1987年一篇文章中所说“如果围棋也按照每盘双方各走30步棋计算，其变化总数竟然会多达10的700次方”的说法是多么地相近。

北宋时沈括先生所说的围棋可下出多达768位数的棋局以及英国《科学家》杂志文章所说的围棋变化总数高达10的700次方，这是一个多大的概念呢？我在书中曾回答过这一问题：根据现在的人类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宇宙的了解，我们知道，太阳系的所有基本粒子总和是10的40次方，而银河系的全部基本粒子也不过只有10的70次方。这就是说，围棋的变化可能比人类已知宇宙的全部基本粒子还要多上无数倍。

俞斌先生在序文中还透露，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先生还说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无人接招、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就此搁浅。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众所周知的是，也就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多之后，由谷歌（Google）旗下DeepMind公司戴密斯·哈萨比斯领衔的团队开发的4:1战胜李世石的AiphaGo及其连续打败60名世界顶尖围棋高手而无一败绩的升级版AIphaGo Master以及前不久打败前两者也不费吹灰之力的AIphaGo Zero横空出世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令人眼花缭乱发展的最佳试金石就是围棋。因为人工智能只有在围棋上而不是在其他智力竞技项目上战胜人类才标志着它有一天很可能会打败或最终取代人类——作者注）

与此同时，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曾为中伊两国经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中国前驻伊朗经济商务参赞路长金先生为此书作序。路先生是我国的一位少有的伊朗通，多年来一直担任我驻伊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过去十年亦是中国和伊朗两国双边经济合作与贸易额大发展的十年（指此书2015年成书出版前十年——作者注），路先生为此功不可没。这次，他非常认真地审阅了本书稿，不仅为此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而且，他的文笔甚佳的序文也为此书增色不少。

在这次改写和修订中，我在记叙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围棋故事及其相关人物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我所知道的有关伊朗历史、地理、气候、文化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以求更加真实地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能够比较真实地感受到伊朗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和生活状态。

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附上了三十余帧与内容相扣的背景照片，以增加可读性和观赏性。另外，书中所附照片中有不少是我太太的，但书中内容对其介绍却很少。这里，我补充一下相关信息：我的太太名叫孙萍，是我合肥一中时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两届，也是老三届，后在深圳一家大型国有房地产企业集团总部任资产管理经济师，现已退休多年。

与网络版文章不同的是，本书还在若干章节中着重阐述了自己对围棋界最关心的也是发展围棋事业最需要面对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韩流，即韩国围棋的强悍本质所在，围棋与中国传统汉（字）文化的关系，围棋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围棋的品级制度和段位制度，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的分野，围棋国际化的趋势与障碍以及我个人对围棋棋道的理解和领悟等。

我还就时下流行的所谓暴力围棋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力图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以期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虽然不一定都对，但也不无参考价值。所以我还是将自己的这些研究心得和体会在书中用一定篇幅写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和商榷。

我觉得本书值得一读的地方还包括我在书中阐释的自己对围棋的哲理，即棋道的理解与分析。我认为，棋道其实并不像人们原先认为的那么神秘，与有些人经常混淆的禅学和玄学并无多大关系。相反，棋道本身所包含的那些有关围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时下日趋商业化的围棋界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本书最后，我还附上了9年前（指此书成书出版前的2006年——作者注）撰写的一篇论述围棋文献英译的文章作为外一篇。题目是《围棋文献英译中的困惑》。这是从我在国外下围棋的经历中体会并总结出来的。附在这里，也望引起各位读者的兴趣和讨论。我想，这方面的探讨对于我国作为围棋的母国向世界宣传围棋及其包含的中国传统汉（字）文化应该是有帮助的。（此文将在后续的公众号上发表，请各位继续关注——作者注）

这样一来，本书的容量和篇幅毫无疑问都已比那篇网文要大得多也长得多了。厄尔布尔士山也是伊朗首都——德黑兰这个大城市的母亲山。它每年山上的积雪孕育并目睹了德黑兰的诞生与成长。这座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也造就了伊朗高原干旱燠热的气候，并对瑰丽壮阔、繁盛久远的波斯文化的生成和流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当年发生在厄尔布尔士山下的那些围棋故事也无疑是充满魅力的。

由于这些围棋故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者注），自己的记忆能力和写作水平都很有限，为此，成书后的遗憾肯定也会有。但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本书也暂时只能如此了。但我觉得，还是由读者来对该书评头论足吧！不管读者会就此书提出什么样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对的，我都会虚心接受。我只希望读者能从该书中得到一些乐趣和启示。我还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我们中国的围棋，因为我们中国的围棋，无论当年和还是现在，至少在业余棋界还不是那么的差劲。

另外，由于相隔时间较久，可作为考据的资料，包括一些人物的名片在内，大多已经丢失。虽然写作时，我尽量将这些人和事记叙或描述得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并附上一些历史照片作为辅证，以减少一些缺憾，但回忆中发生记忆缺损或错位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比如，有些人名或事件也可能记错了，或张冠李戴，或李代桃僵，或写出了什么皮毛却遗漏了什么更为重要的东西了。

另外，为了使此书所叙述的那些围棋故事更具连贯性和可读性，加上本人记忆上的缺损，我将一些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愿这些调整不会因之而害文。为此，我在这里就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与失误预先向有关当事人表示歉意，也希望故事中的当事人在读到本书后能够通过出版社与我建立联系。因为，我想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