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10）十年执教生涯

我在1928年7月回到了上海，这时北伐业已完成。

我和蒋见了面，他要我担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军事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也改组，蒋任主席；军政厅改为军政部，首任军政部部长是冯玉祥，蒋仍派我在军政部工作。

因为我觉得对于行政事务不大习惯，也不感兴趣，所以表示不愿参加，想到军校去的好。

我这样恳切地表示：“如果让我回军校，情愿当一名队长。”

蒋说：“那就更好了。”

当时，军校教育长是何应钦，教育部主任是王右瑜，我任训练部主任，这是1928年秋天的事。

对于这一个职务，我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过了几个月，到翌年春，我升任教育长。

现在，回想起我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不是带兵，便是从政，不是从政，便是办教育。要是分别计算一下，我从政的时间较短，带兵的时间更短，时间最长的，还是要算办教育。

而且，从我的个性看起来，是适宜于办教育；我的兴趣，也是侧重在教育方面。

记得我在湘主政的时候，有人说我是拿教育家的精神来办政事，这种说法，我觉得相当正确，而且我也很乐于接受。

1924年年底，发动了第一次东征，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成立。蒋亲自率军东征，恳切地要我担任这入伍生总队的总队附，且因为总队长王懋功还有其他任务，并要我代理总队长。

这里还得附带说明一点，即是我一入黄埔，就是上校。那时黄埔的上校很少；尤其是一个初到黄埔服务的人，更不容易。

孙总理在黄埔开学讲话中，有一段说：

“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当时，那一种革命的空气，紧张的空气，无处不令人得着深切的感召和鼓舞。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一进了黄埔的大门，你便为这革命而紧张的空气所笼罩。

一般革命青年，到了那种环境，就显出一种活泼、快乐、向上的精神。不必说，我在那时的精神，自然也是极痛快的。

每天黎明起来，便把学生带出去，跑步，操练，一天到晚忙不休，但精神上只感觉着快乐。

但是，自从1924年冬天，孙总理由粤北上，叛徒陈炯明所部仍盘踞东江流域潮汕一带，蒋亲率军校的教导团三团及粤军东征，克惠州，入潮汕，取得胜利。

而盘踞广州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图蠢动，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实行反革命之实。所以，蒋又回师广州，讨伐杨、刘，这就是1925年6月的事了。

这时，我已做到了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蒋命我带第三期入伍生，攻击对江广州近郊的敌人——杨希闵的部队。

我们的学生已经受过了半年的训练，我自信对于作战也有相当的经验，但是，带一团人，要渡过很宽的江，在敌前登陆，却是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

我记得，我们只配着一门七五生的山炮，由一位苏联的炮兵顾问指挥，只有很少的炮弹，就用这炮弹，轰的一炮打去，把对江的石牌车站打中了。

这个车站是滇军的指挥所，我们这一炮，把他的师长赵成梁和几个参谋都打死了，虽然遇着了他们沿江守备兵的抵抗，死伤几个连排长和几个学生，但很顺利地渡了江。

渡了江后，才知道他们的师长等被我们一炮打死，滇军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而且军心不固，缺乏斗志，狼狈而逃。因此，我们打了一个胜仗！

这个期间，有一个使我感到困难、苦痛的问题，就是政治斗争问题，学校里有两个组织的对峙：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属于中国国民党右派领导的。

那个时候，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我是什么态度呢？老实说，当时我的言论、态度，是“左倾”的，不过，我对于中共朋友虽有亲切的往来，并没有组织关系，在两派斗争中也没有随声附和。

有一次，为着调解校内的斗争、摩擦，戴季陶和沈玄庐两位莅校，邀集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戴被中共方面百般诘难，几乎不得下台，我曾说了一番话，为戴解了围，因而，中共方面的人对我有所不满。

但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却又看我是一个“赤色分子”。记得有一次王懋功在汕头时，蒋就问过他：“张治中是不是共产党？”

可见，我的言论、态度已为蒋所注意，使他也怀疑起来，但我始终自信：我的态度虽激昂，但也不过是始于激昂，止于激昂；我始终又自信：我的一切言论、态度都是为着爱护革命而出发的。

我觉得，国民党在当时，既通过了“联俄联共”的政策，最好是大家团结，以求革命的发展；如果还没有做出一点事，自己的组织先分裂，自己的肢体先就支离，则革命如何可以完成。

不久，在黄埔第四期学生的初期组成的军官团与预备团（这两个团后来改为第一团与第二团），我担任了军官团团长。就在这个时候，我被选为军校党部的执行委员。

党部的执委，是由两派事先协商的；我之当选，乃是中共方面所提出，可以看出，中共对我这时已有了解了。

现在，使我联想起一件事情来。自我决心辞去许多职务，回到黄埔任第四期军官团团长不久，王懋功被扣的事件发生了，他是党军第二师师长。

我听到他被扣留的消息，马上坐船到广州见蒋，很直率地问蒋：

“我可以相信王师长没有别的问题，或者他说话有些失于检点，除此以外，决没有什么。校长为什么这样处分他？”

我的态度是那样莽撞，而蒋却和颜悦色对我说：

“没有什么，给他到外国去学习学习，休养休养。你回去罢！你还是好好地带学生，我不会难为他的。”

这一次事件，就是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的序幕，不久，军队中共产党员党代表被逮捕了。我听到这样一个事变的警号，非常愤慨。

我不明白，党代表为什么会被逮捕？

我更不明白，我们同抱着一个远大的目的，为什么内部发生出来这样重大的裂痕？为什么忽然发生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突然有这一个严重的处置？

我的部下官生，就有很多是共产党，如陈赓、许继慎等，他们是不服的。

我虽一方面因不明白事变的真相而愤慨，一方面仍是劝慰那些共产党员稍事镇静。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指名逮捕的，还另外有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我，这就不能不使我惊奇了。

这四个人是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

我居然成为一个逮捕的对象，真是出我意料。我现在想，也许由于当时我的态度言论“左倾”，公开地表明不满意孙文主义学会的举动吧？

那么，我至少是以一个“赤色嫌疑”而获得了被捕的资格，幸而这一道命令中途又撤回去了。虽然没有成事实，但是那一派的人，都把我们四个人喊做“黄埔四凶”。

事件平息之后，蒋回黄埔，住在长洲要塞，我同邓演达去谒见，我的态度，简直是太激昂了。我问蒋：“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然后，又激昂慷慨地说了一顿。

当时他听了我的话语，看了我的态度，还是很温和地对我们说：

“事情已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

我们出来后，邓演达对我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出师北伐，攻下了武汉，进取江西，革命的形势已经飞跃地扩展，革命军事教育自然也需要有适当的措施来配合这个新的环境。

于是，蒋决意成立武汉分校，因为当时黄埔军校已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以分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蒋于1927年2月命我为分校教育长，同月12日正式开学，男女学生达六千多人，规模之大，几乎与本校旗鼓相当。

不过为时不久，在三月下旬，我就离开了。

一九二八年夏，我由欧美游历回国后，一番周折后，回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服务，这样，就从1928年秋直到1937年夏，这十年中，主管了军事教育的工作。

从第六期到十四期学生入校，其中教育方针、计划和实施经过，说来太长，今天也不必再叙述了。我从1924年到1937年这十二年间所教育出来的学生，虽然有一部分为北伐、为对日抗战而努力而牺牲，但确有一部分，做了反共战争的帮凶和罪犯，真是负咎实深。

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而发展的革命武力，打倒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全国。但同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对我们的侵略，十分露骨，民族受着空前的压迫。

1934年6月16日，为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蒋乃发电文，召集军校各期师生举行纪念大会，电文中说：

在革命诸战役中，皆以本校师生为革命武力之骨干。国民革命之历史，不啻本校之血史，而本校环境之良否，又于国民革命之环境以窥之也。

……6月16日为本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定于15、16、17日，召集本校先后员生，开纪念大会，并追悼先烈，举行恳亲，展览成绩，皆以昭示本校亲爱精诚之精神，且为十年来吾人努力革命工作之总检查，意义至为重大。

这次大会，除在校师生而外，各地代表参加的四千多人，大会分三天举行，15日上午举行追悼会，追悼本校十年来为革命牺牲之先烈；下午展览军校十年来的成绩，并开恳亲大会。

16日举行阅兵典礼、总理广州蒙难纪念会和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下午开运动大会，举行公宴和游艺会。

17日上午举行军官高等教育班、军官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及十期入伍生升学典礼；下午召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全体员生和军校教职员及家属开茶会；晚，联欢祖饯各代表。

这一次大会，可以说是军校的空前盛举，十年来的师友，天涯海角，会聚一堂，实在是一次盛会，不过，今日回忆起来，犹如一场梦幻。

从黄埔军校成立以来，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誓师北伐这一个革命的过程，与黄埔的校史息息相关，有整理资料、编修校史实在必要。

因此，我派了几位人员，组成一个校史编纂委员会。编纂校史的工作，经过了年余的工夫，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的内容，采用纪事本末体，分为十编：本校创办，本校成立后之环境艰难与奋斗，组织之沿革，军事教育，军事工作，党务，政治训练与政治工作，本校先烈，校务行政，建设。

编修这部史稿主要的用意，在于保存文献，所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收入各种史料，尤多影印插图，以便保存真相。

全书精装十大册，二百余万字。不过这部史稿，虽已编好印好，其中有无错谬，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以后也没有兴趣来看了。

1935年，正是倭寇对我们压迫得极紧张的时候，首都南京举行秋季联合大演习，这个意义的重大可以想见。

这一次大演习，可算军校空前的壮举，参加的部队很多，空军和机械化部队都齐全，军校大部分学生也参加，我任东军司令官。

演习中，大家都领会着蕴涵的意义，精神振奋而愉快。最使人久而不能忘怀的，就是王守明同志的殉职。

王同志是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在本校服务。这次大演习，他任东军工兵队队长，那天，他在施家桥地方架桥，命令限他四点钟内完成任务，但是到了时间，还没有完成。结果，等到部队到达河边，不能渡河，他感觉难受，便对大家说：“同志们！对不起大家，我没有完成任务，我真惭愧！”话刚说完，他就举起手枪，在大家的面前自杀了。

这是演习，虽是任务没有完成，他用不着看成这样严重而自杀，然而，他竟表现出这等勇于负责的精神，出于一死，这种行为，不能不使一般军官与学生们大受感动，而且应该引为模范。

当我在一九二八年秋再回军校时，本想毕生尽瘁教育，我看见外国当大学教授的，当一辈子，而我对于教育，有兴趣，有理想，而且有把握，为什么不可拿教育来作终生事业呢？

可是，在校几年之后，由于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和个人体力等等原因，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等到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开过之后，我认为时机已到，决心求去，但时经三年，连辞四次，始被批准。

记得在1937年3月28日，举行总理纪念周时，我把要辞职的理由详细说明，首先告诉大家：

“这一次我提出辞职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个人的体力（患神经衰弱）与学力落后，不足为青年学生的表率，倘若仍然站在这教育长的地位，问心确实有愧。

这两三年来，求去的意思，无时不在考虑之中。因为自己深深感觉到，在校务进展到目前阶段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能站在这个地位，负着这个责任。

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能促进本校进步与更高的发展，这个责任观念无时不萦于脑际。

因为这种责任观念的驱使，自己常常在内心考虑着：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拖延下去，我真要成为本校的罪人。”

接着，我郑重向大家声明：

第一，我不是为把学校办坏了而求去，因为学校当时的情形，在各方面，如教育、人事、经理等等，都已有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不是为了想做别的事情而求去，因为主持中央军校教育，是极重要也是极光荣的，何况，训练干部，建设国军，准备将来复仇雪耻，收复失地，正是我志愿之所在。

关于第二点，我现在可以举出一两件事实。记得在陇海战役结束回京之后（1930年秋天），内定冯轶裴接我的教育长——那时冯轶裴、顾祝同、刘峙和我均是师长。

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便向蒋说：“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至于本校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

又在“一 ·二八”战役中，我当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第5军可以说是当时的劲旅。

我从上海打仗回京，何应钦告诉我，已经内定朱绍良为军校教育长，还是要我去带兵，我考虑后就对何说：

“教育长还是我相宜些，军长给朱逸民（朱绍良）或其他人均可以，我愿意当教育长。”

蒋听到我的话，感觉满意。因为，当时谁都愿意带兵，带兵有权有势，办教育是倒霉。我的想法与此不同，我很愿意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过来。

平时在学校里，也是这样鼓吹：“当一个教官，比当一个旅团长还重要得多。”

所以，我不能不言行相顾，提倡一种重视教育的风气。比如，在我第四次参加战役，任东征军第四路总指挥，入闽回师之后（1934年春天），又把总指挥交卸，仍回任教育长。

党内先进们曾说：“这真不愧为模范军人，打仗的时候就‘得令’，打完了仗就‘交令’，假使中国军人都如此，那还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这样做，内心还有说不出来的一种原因，就是想躲避参加反共的战争，因为我如继续带兵，一定要参加反共战争，那我是绝对不愿意的。

辞职离校的念头，不断在我的心里发展。所以决定在军校举行了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便提出辞去教育长的职务。

可是，这一次的辞职，没有获得允许。接着1935年和1936年继续辞职，仍然未蒙批准。

蒋总是说：“过一年看。”

一直到了1937年，我考虑了适当的继任人选，保上五个人，请蒋圈定一人，又面陈了种种理由和留学补充知识的志愿，终于得到允许，并准我赴欧，专研军事教育与国防经济，以一年为期。

这正是四月间的事，如是就准备置服装，买船票，就要放洋了。哪里知道，事情竟会出乎意料，一日忽然接到蒋打来的电报，说：“请兄来奉化一叙。”

我心想：大概蒋要我去话别，也许关于游欧还有什么指示，及至到了溪口见蒋，他劈头便对我说：

“文白，你不必出洋，到广州行营去。”

那时，广州行营主任是何应钦兼任，蒋的意思，是派我当广州行营的参谋长，哪知何客气地说，他不过是挂名的广州行营主任，要我去当主任。

可是，我的身体精神，实在需要一点养息。我向蒋恳切说明：“如果不要我出洋，广州也不好去，可不可以允许我请病假休养一下？”

幸承允诺，卸却了学校的重责，暂时离开南京，到青岛去休养一段时间 。

文如玉

（11）带兵“讨逆”

我在中央军校教育长任内，整整十年，先后出去带了五次兵：第一次是出镇武汉，第二次是陇海战事，第三次是“一 ·二八”战役，第四次是提师入闽，第五次是“八一三”战役。

现在想起来，锋镝余生，痌瘝在抱，我在这里提笔，这笔底下不知流出多少缕血丝？白骨嶙嶙，荒烟宿草，真不胜悲壮哀悼之感。

回想自黄埔建校，广州誓师，一直到北伐完成，其间的历程真够千锤百炼，辛苦备尝，我没想不到，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之后，还要经历更多的波折更大的险阻，使我在军事上还要先后“客串”五次之多。

自然，在我参加的这五次战役之中，站在国家人民的立场说，只有“一·二八”战役和“八一三”战役是光荣的，因为这两次战役，都是对外的自卫图存的抗日战争。

而其余三次，则都是内战，没有什么价值，但我在当时却站在“拥护中央”的立场，错误地认为是“讨逆”，今天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罪恶行为。

先从我出镇武汉写起吧，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1927年，全国有了四个集团军：

以原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为第1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

1929年初，为着编遣国军、整理军事、解除军额过剩之忧，特设立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专司其事。不料，编遣工作刚开始着手，西北军表示反抗，于是内战——平汉线战事爆发了。

平汉线战争发生了之后，蒋觉得武汉重镇，不能不有一个人去负责，于是，就设立武汉行营。

10月间，蒋派我当武汉行营参谋长，蒋自兼主任，我答应了，但在发表前一天，在蒋的官邸晚餐，检讨作战计划时，他却要我当行营主任。

我自己感到资望不够，当参谋长是可以的，但蒋直接对在座的人说：“文白就当行营主任好。”说完，就下手令，弄得我相当的窘。

在匆忙情势之下，我也只好接受，不过，问题来了，首先就是当时的武汉三镇，可以说没有一个兵。

我请示兵力的计划和布置，蒋说：“武汉是后方重镇，现在没有正规军可以卫戍，好，把军校第七期学生带去。”

我心里闷着想：军校第七期学生不过一千多点人，怎能负起这样的责任，但又不好说要多少部队，只得硬着头皮，把七期学生带去再说。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趣，一个空虚的武汉三镇，全靠这些学生来卫戍，好大胆！

我奉命后，就开始布置了行营机构，并把第七期学生编成了一个学生混成团，内分步兵大队、骑兵队、山炮兵队、野炮兵队、小炮队、工兵队、迫击炮队、卫生队、特务排等。

带了这支学生军，我于10月21日从南京出发，23日深晚到达武汉，第二天清晨上岸，分驻汉口、汉阳，担任卫戍勤务。

在武昌方面，令武汉军分校将步兵四个大队改编为第一、二、三、四营，工炮两队为工炮连，也组成学生混成团，担任武昌卫戍。

我到了武汉任行营主任后，有很多人，尤其是带兵的同志，很感惊讶。他们觉得，像我这个人，由一个学校教育长一跃而为行营主任，似乎有点稀奇。

而他们对于这样一个行营主任，又不能不以长官看待，心中难免发生奇异的感想。这一点，不但他们觉得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实在不应该一下就当行营主任。

在这个期间（前后大约四五十天吧），可以说，我是提心吊胆的。前方战事愈激烈，武汉人心愈动摇，我硬着头皮，在黄鹤楼头唱了一出“空城计”，就是这样控制了两千多个学生，以备万一。

对外面来说，自然不免有些虚张声势，学生军的服装好，精神好，每天派他们上街巡查，武汉三镇也就表现得相当镇定，但有些时候，我确实是故示镇定。

前方战事愈紧张，我在后方愈从容，前方打败仗的时候，我却到汉阳兵工厂去检阅，集合工人讲话；或者听到不好的消息，又到武汉大学去讲演。

我认识王世杰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当时正当武大校长，我记得到兵工厂讲演的时候，讲到我的父亲也是工人，我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工人，岁数大的，我把你们当做伯伯叔叔看待；岁数小的，我把你们当做哥哥弟弟看待。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出身工人的家庭。”

那些工人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于是，博得他们热烈的同情，他们觉得这些话，不像是一个行营主任所讲的。

我在武大讲了一个新鲜的题目，叫做《文化与武化》，以轻松的悠闲的态度，与大学生“聊天”，就等于四川话的“摆龙门阵”。

有时，我还跑到黄鹤楼头，逛逛茶馆，登登高，看看江上风景，偶然被新闻记者发现了，第二天的报上大字刊登：“张主任闲游黄鹤楼”，这样一个态度，现在想起来，也好笑，也是一个有趣的经过。

前方，我还是去过两次，在紧急的时候，坐飞机去，那时坐的飞机只有旧战斗机。我去的时候，蒋驻在驻马店以南一带，就在火车上办公，在作战方面，我也提出一些建议。

我在武汉时，总理纪念周照常举行，与在军校时一样，常常集合学生讲话，就这样轻松地、从容地，一直有惊无险。

战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蒋请求准予把学生撤回南京，因为，不能把学生的功课耽搁久了，学生们只差两三月就要毕业了。

11月30日上午11时，武汉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一个“讨逆”胜利庆祝大会，由我任主席，参加的有数万民众，我们学生混成团，每队各派代表十名参加。

开会时，各界代表都有热烈的演说，表现了欢欣鼓舞的情绪，第二天，我们的学生军在把武汉三镇的防务交卸了以后，便分乘江大、建国两轮回南京，继续照常上课。

从武汉回来之后，蒋要我开始训练新部队。于1930年1月成立了一个教导团筹备处，我兼筹备处主任，下设编练处、总务处、军械处、经理处、军医处，分任各主管事务。

筹备处成立以后，积极于部队的编练。二月间，我就将步兵教导第1旅所属3个团编成，开赴杭州笕桥及南星桥等处训练。步兵教导第2旅所属3个团，也在同年三月间编成，先后开赴浙江五夫训练。

随后，炮兵教导第1、第2两团都在三月中旬成立；骑兵、工兵、辎重兵各团，学兵营、战车队，都在三月内先后编成，至是，各步兵团及各特种兵团已完全成立。

五月下旬，奉蒋令将教导团筹备处改为教导第2师司令部，任我为师长。

我刚刚组织成立教导第二师，就遇着陇海战事爆发。

1929年的冬天，刚刚结束平汉路的战事，不料，到1930年春天，晋军复与西北军联合进兵反蒋。

4月4日，经国府第十七次国务会议议决，以武力制裁，促其觉悟，蒋复统帅大军，再度“讨逆”。

我在5月底奉命率教导第2师由津浦路北上参战，我们这一个新成立的师，一切准备都很仓猝，出发的时候，军服都还没有发齐，一边出发一边发军服，第一旅所部尚属整齐，而第二旅训练并不充分，也得出发。

本来，我的意思，让第一旅先走，第二旅以后开拔，但蒋给我的电报，要我把第一、第二两旅一齐开赴前方。

很快，我们抵达归德，奉蒋命，并指挥第5师、第21师，担任特别任务，包抄敌军后方。

这是因为正面的战事已僵持着，蒋要我迂回敌后，包围战斗，那时，我本来表示了意见：新兵，最好使他们先作阵地战，练习点胆量，如果一开始就要他们做机动的行动，似乎不大相宜。

但不知是什么缘故，首先就要我指挥迂回作战，但中途又变更计划，奉命撤回。

6月中旬，我们这一师，在陈留、太康一带，迭次击退了吉鸿昌、张自忠两师。

7月初，败石友三于考城。8月31日占领民权县城。9月30日，进克兰封。

这时候，我教2师奉令与右翼军的46师、55师联络，分由陇海铁路两侧地区进攻开封，10月3日攻克开封。我叫本师参谋处打一个电报回南京，给本校报一个喜信：

我军协同二十六军于江（三日）晨攻克开封后，乘胜直追，已到中牟附近。中牟无敌，郑州仅少数掩护队，今日可下。双十节准可班师。

6日，我军克复郑州，晋军及西北军已无再事抵抗的可能了，教2师遂于胜利声中凯旋。

10月末到11月初，我师1、2两旅先后开抵徐州，奉令暂住徐西训练。

但在最后胜利以前，我仍遭遇了初期两次的失利，就在蒋要我迂回作战作罢之后，就调到了右翼，归陈调元指挥。

蒋告诉我，要我把部队控制在后面，不要轻易使用，不必守阵地，但陈却命我守阵地。

我感觉很困难，究竟听谁的话呢？

这也许是我的一个弱点，但也许是我的一点长处，为顾全大局起见，我接受了陈的命令，因为，他是归向中央的北洋军队，我应该不使他多心而满意。

这样一来，已种下了我这一次失利的原因。当时，马鸿逵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在贺村，一再要求我去救他，为贺村解围。同时，陈也要我派兵去救马鸿逵。

我为了尊重陈的意旨，也为了顾全友军的困难，竟自违背了蒋的嘱咐，派了两团人去接应马鸿逵，就这样，把敌人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聪明的马鸿逵，因他已经解围而不打了，于是偷偷地撤退了。我们的团长也要撤退，我却不准。

我自己到第一线督战，晚上回来，总不放心，天还未亮，又跨鞍疾驰，重上前线。当我走到中途，看见我们的兵垮下来了，很侥幸的是，我早已在预备阵地上，配备了一旅人在后面，占领了一个阵地，阻止两团人的溃退，并截住了敌人的追击，才把情势稳定下来。

贺村丢了，马鸿逵反向蒋报告，说他本来打得很好，因为我的兵撤退，他守不住，所以才丢的。

这真是有点儿滑稽，他被包围，我去救他，把他救了，他还来反咬我一口，蒋当然对我发脾气：

“要你控制在后面，为什么打？”

实际上，前线各军在共同作战的时候，往往功则相争，过则相诿，我吃了这一次大亏后，也才明白了。

还有一次是管村之役，这一次，一个错误的上级指挥和我故意开玩笑，有意无意使我吃大亏。

一天，我忽然奉到上级命令，说敌人退却，要我迂回敌后，断敌退路。

奉令后，即连夜兼程进到敌人最坚强的一处阵地，哪里知道，敌人不但没有退却的模样，而且严阵以待，于是遭遇了一次恶斗，我方的死伤很大。

第二天半夜，才接到命令，把部队调回，并要我指挥两个师担任正面防务。

这一次的命令，事后我才知道，蒋并不晓得，而由于中间的指挥错误，叫我夹击敌人，敌人又并未退却，所以受了损失。我报告蒋，蒋说：“谁叫你打的？”

当然，总有人叫我打的，而我又上了第二次大当。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接触到一个难以解释的答案，就是对于杀人问题的见解，我觉得：

我是一个军人，是一个高级将领，自信具备了一个高级将领的勇敢与果断，但是，我对于杀人这一件事，常常表示犹豫，常常很软弱，老实说吧，我很不愿意杀人。

在陇海路作战中，两次抓到敌方的侦探，大家都主张立即枪毙，我始终不肯。

我觉得：一个普通人是否甘心做间谍，即使是做间谍，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一次，在贺村一役，有一个营长应该枪决的，但我想来想去，算了吧，把他记处死刑，并令戴罪立功了事。

但我并不是没有杀过人。在这一战役期间，我杀了两个人。

一个人是某一团的军需，拐了军饷跑了，逃到蚌埠被宪兵捉住，我派人押解回来，这时候有人求情，我觉得，这个军需胆敢拐带军饷，阵前脱逃，实在不能宽恕，只有把他办了。

还杀了一个兵，这个兵，强奸民妻，遇着她的丈夫回家，这兵就开枪把他打死，老百姓到师部来告状，经我查出证实后，即刻枪毙了，我认为这是非杀不可的。

杀了这两个人后，我自己常常思索关于杀人的这个问题：

怎么一个人会杀另一个人？为什么要杀人？我杀这个人，是不是由于自己有嗜杀性？

当然，在统兵立威上、在维持军纪上、在激励士气上杀人，对于军法的执行，是有重大关系的。

但我仍思索这一个道理，是应该拿道德的观念来看，还是应该拿战争的纪律来看？若再联想下去，为什么要战争呢？

这就要讲到反战思想上面去，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是一个军人，而常常潜伏着反战思想（如即将说到的“古田释兵”，就是这个思想在里面发酵而发挥出来的）。

但是，在“九一八”以后，我首先极力主张对日抗战。这是我思想上的矛盾吗？不是的。

当陇海路战役结束之后，蒋已不预备让我再回军校，内定以冯轶裴继任教育长；但我仍坚辞教二2师长，愿回军校原职。

大家都觉得奇怪，因为教2师是当时一个最大最新的师，这样一个师，谁不愿意带，他们怎会想到我会薄师长而不为，只想做一个教书匠呢！

1933年冬，在“一 ·二八”战役之后，调往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忽然宣布独立，组织“人民政府”。这真是一件意外的事。

蒋那时驻在江西抚州，指挥反共战事，闽变一起，蒋电约我到抚州，说前方将领不够支配，要我担任第四路总指挥，统率由“一 ·二八”淞沪抗战的第87、88两师扩充的两个军及第39军刘和鼎部，入闽从浦城、建瓯一路进军“讨逆”。

“古田释兵”就是在“征闽”一役里，小试我自己的理想，用和平的努力，化干戈为玉帛，免得生灵涂炭。这一个经过，我应该把它朴实地记下来。

我的军队到了古田附近，那时“逆”军守古田的一个师长，是“一 ·二八”时候当蔡廷锴的参谋处长的赵一肩，我是熟识的。

这个城池的防御工事筑得非常坚固，以我当时的兵力，攻占虽不是什么难事，但损失必大，我就想试用和平的努力把古田拿过来。

一个深夜，我亲自起草了一封信，与幕僚两人妥慎商酌，一直到天亮，才把这封信写好，这封信是劝赵一肩投诚。

这封信稿已经遗失了，不过信中的大意，不外以大义相责，以利害相劝，望他悬崖勒马，及早归顺中央，这封信居然把他感动了，他派他的副师长陈任之出来接头，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开始谈判，来往商洽。

商洽的进程，现在想起来，可以看出我在当时的一点点魄力，那时候，蒋鼎文是第三路总指挥，在我路的右翼，迭次责问我：

为什么屯兵城下，还不进攻？

同时，我的军长王敬久也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说蒋总指挥催促攻城。

后来，蒋鼎文竟直接要王敬久进攻，王敬久又来请示，问我为什么不发攻城命令，表示焦灼为难的样子。当时，只要我稍微迟疑一下，就炮火连天了。

我想：赵一肩一共有三团人，有几十挺机关枪，而且工事筑得非常坚固，实在不容易进攻，攻必死伤重大。

我就对王军长说：“我是总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上面由我负责，不关你们的事。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但你们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开枪，我就要砍你们的头！”

这样，前线才安定下来了，否则一枪放出，即无法挽回，这是我对于部下的制止，对于上面如何答复呢？

我在蒋鼎文传达命令，限即攻克古田的时候，电蒋表示绝对负责的态度：

“乞钧座勿问职所用者为和平方法抑军事进攻，总之，在明日正午十二时以前必将古田解决，如违，愿依军法伏罪！”

这一个电报上去后，我的部下，尤其是幕僚人员，大为愕然，替我深深地捏一把汗。

但我就在这个时候，把握现实，加紧与赵一肩接洽，同时，在赵一肩方面，因为听到了上面的消息，知道并相信：我之驻兵城下，按兵不动，确属诚意讲和。

接着，我又派参谋长祝绍周亲自到对方去磋商，祝和赵一肩是熟人，而且我所派的是一个重要的参谋长，赵乃无话可说，表示完全接受了。

就在献城这一天早晨，赵一肩亲自到我们总指挥部来，我当然对他很客气，我要他即刻把军队撤出城外，指定地点驻扎，等候中央命令，他一切应允了。

于是，我们的军队，于是从从容容地进了古田城，不折一兵，不耗一弹，达到了我当初的和平理想。

赵一肩把他的军队带出城外驻扎，静候收编，我事前已有电报告，以为不成问题，不料，接到蒋的回电，一定要把赵一肩的部队缴械，原来，蒋有他的看法：

征闽的战事尚在进行，如果把这一师人收编了而放在旁边，还需用两师人来看守，这个仗如何打法？

我接了这个命令，心里虽是难过，但我想，蒋的看法也是对的，没有办法，只好明白地对赵一肩讲：

“现在总司令来电，有这样一个意见，请你把枪缴了，兵仍然改编，官长另外安置，决定从优待遇。你的兵愿编，自然可以收编，不愿意编，就给资遣散。”

赵一肩接受了，他这一师的枪全是好枪，整个一师人缴枪，在多少次战役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觉得，赵一肩这人坦白而识大体，特为向蒋保举他，随后，他到了南京，蒋送了他一笔钱，出洋考察。

1943年底，我曾小住重庆中央训练团五周，这是党政班第二十八期，赵一肩也在这期受训，一天，我约他吃便饭，谈起十年前古田释兵的那一幕，大家都不禁为之一笑。

我更想起一件有趣的事，赵一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是军校第五期的学生（名忘记），当我们围困古田的时候，城里忽然送出一封信来，好像古时两军阵前所下的“战书”，大意是这样：

如果不解城外之围，即将与夫子周旋到底！

我觉得，一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终是可教的，而且还是我的学生，就回了他一封信，肯切地劝他，用师生的感情打动他，使他由忏悔而觉悟。

后来，我才知道，赵部的输诚，这个学生有促成的力量，以后过了几年，他在一个地方做事，还和我通过一次信。

在赵军撤出城后，我前去巡视了古田城一次，看见了他们的机关枪及沙包、铁丝网等坚强的防御工事。

我想：如果用两师人来打，一定大流血，三两天也拿不下，拿下来也要受惨重的牺牲。

而且，不但我军牺牲，敌方也必牺牲。不但军队牺牲，人民也必牺牲。如果有避免军民牺牲的办法，我何乐而不为？

在和平解决的那天晚上，我心中，似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

把古田这一关和平地打破后，我们这一路就没有了战事，长驱直入福州。

我们五路大军，本是分路合围的。我到福州后，再由福州进军闽南。我军进到中途，其他友军已把十九路军残部完全解决了，闽变遂告结束。

我即电蒋表示辞职，仍然愿回到军校原任，不久到了南昌，见蒋复命。

这一次战役经过很快，前后刚刚两个月吧。

文如玉

（12）我的“一二八”淞沪之战

“一 ·二八”淞沪抗日之役，是接连“九一八”事变而来。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首先在征服满蒙，对于我国东三省的侵略，无时不在积极地准备着。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实行占领，数日之间，河山变色，辽东巨野，尽陷铁蹄。

其后，更扩大其侵略目标，向我沿海各要埠肆扰，乃有天津事件，福州告警，纷至沓来，上海“一 ·二八”事变的爆发，即系暴日侵略野心及挑衅行动所造成。

最先，暴日制造五日僧被殴案，继乃有日浪人的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

终乃有四项条件之提出，要求我国取缔抗日运动及解散抗日救国会，挑衅阴谋，层出不穷。

紧接着，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等。而最后的一幕，就是“一 ·二八”的闸北夜袭，淞沪抗日的战幕正式揭开。

这时，是十九路军驻守上海，他们首先举起抗日之旗，通电云：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

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一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

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御，捍国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

战争之幕既揭开，这时，蒋已退职在野，对于国难当前，似觉责无旁贷，应该挺身而出，负起御侮图存的重任。

于是，他发出一道通电：

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各将士、各军官学校师生诸同志均鉴：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

不意我愈忍让，彼愈横蛮。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

蒋中正印

这一个电报发出后，人心士气，为之大振！但是，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

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这对蒋的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随后，蒋二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见：

“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

于是，他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师合成为第5军，命我率领参战。

我是在2月16日从南京出发到上海的。当时，我住在中央军校，15日深夜鸡鸣以前，起床端正地写了一封遗书，然后才出发。

我为什么要写遗书呢？这是表示我的决心，表示我尽忠国家的最大决心！

因为，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对外作战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

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

第5军所辖计有87、88两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我们于2月16日上午9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

接替十九路军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防线，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亘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

我令88师（师长俞济时）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防线，87师（我自兼师长，副师长是王敬久）261旅（旅长宋希濂）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防线，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于18日先后接替完毕。

这天，我奉总指挥令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军指挥官）。吴淞、宝山、狮子林要塞地区司令谭启秀、翁照垣，也归我指挥。

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刘行镇。

这天，我奉到蒋（这时他已复职）的铣戌电：

俞师长济时并转张军长文白兄勋鉴：

前在豫徐致济时各电，谅均接到，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

沪上地形复杂，敌方或将舍正面之攻击，而向我侧背着眼。我阵地附近河流纵横，到处便于扼守，日军若取攻势，其牺牲非有一与十之比，决难奏效。

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

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光荣之历史为要。

蒋中正铣戌

我当即呈复一电：

委员长蒋钧鉴：铣戌电敬悉。职此次奉命抗日作战，即下最大决心，誓以一死报国，并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对于蒋、蔡两位，绝对和衷共济，断不负钧座之教训。

且信，全军将士，均能仰体钧座意旨，勇于牺牲，为党国效命，亦断不敢稍有畏怯，玷辱钧座之声威。请释廑注。

职张治中呈篠申

2月20日，敌人从这天拂晓起，开始向我进攻，敌飞机结队成群在我阵地附近及我阵地后方，到处掷弹；更以重炮及敌舰炮向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敌步兵则借飞机炮火掩护，向我攻击前进。

我军奋勇抵抗，击毙敌人很多，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入晚敌，继续向我攻击，战斗益酣，竟夜炮声不绝，阵地工事被毁很多。

而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不动，等敌步兵接近，就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这样血战两昼夜，敌死伤甚重，才不支而退。

到22日，敌人又倾巢来犯，继续攻我庙行镇以南阵地，想突破我阵地一点。

这天上午9时，我庙行镇以南88师529团第3营大小麦家宅阵地，惨受敌炮火及飞机轰炸，工事全部被毁，被敌突破一段（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

我立即亲率教导总队（缺一营）赴88师指挥策应，并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向庙行增援。

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长率他的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的侧背，同时，令俞济时师长率部也对被敌突破地区反攻。

这时，我61师张炎副师长也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敌被我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顽强抵抗，血战到晚8时半，才把敌包围，完全解决。

这一天的庙行战斗的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中外报纸，一致认为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过了四天（26日），蒋有一个电报给我们，说到庙行一役的战斗效果：

张军长文白俞师长济时勋鉴：

×密。近日未得济时电，甚念！各师经费与给养，尚足用否？对官兵宣传，应格外注重。

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

蒋中正宥酉

这是日寇在沪第一次总攻的失败，敌第9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伤亡重大，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计有三四千具之多。

而使我伤悼者，就是我的忠勇的袍泽，牺牲于此一役中的，为数亦复不少，官长伤亡八九十员，士兵伤亡一千余名。

所以，我在一本《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小册子上面说过：

“以我各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而庙行一役的忠勇奋斗，壮烈牺牲，更是这滴滴鲜血的结晶。

浏河在我军左侧背，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本军教导总队一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的责任。

根据蒋的指示（二月铣戌电），对浏河方面应该早予准备，至少应该配备三个团的兵力。

可是，前线自从20日以来，无日不在激烈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重大伤亡，兵力实在感觉不敷。

我之所以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87师宋旅两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也就是准备一旦战事吃紧，前可以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浏河、杨林口。

这个时候，日将白川义则大将率领日兵十万来沪增援，一面令敌第14师团全部驻运输舰中，泊在崇明海面，另一面用飞机将我吴淞要塞及狮子林炮位毁损无余。

3月1日拂晓，敌就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其战舰二十余艘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起沿江活动。

敌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

接报后，我立即派遣87师宋旅两团飞驰截击，想乘敌人立足未稳时一鼓而歼之，同时，报告蒋总指挥请派兵赴太仓、浏河协助。

宋旅奉令后，即依521团、522团及各营的顺序，于午前9时由顾家宅汽车站向浏河输送，但只得汽车11辆，每次只可输送一营。

宋旅长率先头部队521团第1营于正午十二时到达浏河，得到一个紧急的情报：

敌军约一万人，在占领浮桥后，有向我急进模样，教导总队的一营（欠一连）正在马桥附近，坚强拒止敌人。

他得到这个报告后，观察形势，以茜泾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就打算先行将其占领，以掩护该旅后续部队的展开，即命521团第1营营长唐德率部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

哪里知道，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敌已先我占领，于是与敌立即接触，展开尖兵白刃战。

到下午3时许，521团刘安祺团长率第2营到达浏河，敌飞机正集中轰炸浏河车站，输送汽车及房屋全被炸毁，同时，在途中装运部队的汽车也多被炸坏，使我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

在这个时候，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连珠发射。

4时许，敌大部向宋旅左翼绕攻，右翼方面教导总队的1营，也死伤殆尽。这时，与敌在茜泾营苦斗的521团第1营，乃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死亡巨大。

但全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几度冲进寨内，与敌肉搏，卒以敌火力过猛，众寡悬殊，不能得手。

看看到了6时，天色已昏，我521团第3营才赶到。宋旅长即命第1营仍在原阵地死力抵抗，阻敌前进，并命已到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等522团全部到达后，再行乘夜大举反击。

但是，一直到深夜11时，522团以徒步行进，路程过远，还没有到达。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抗敌数倍之师，自晨以至深夜，使敌人不能有尺寸的进展，而我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卒使敌密集茜泾营寨内，虽以一师团之众，仍不得犯我浏河。

此时，我教导总队孤军死战，我87师宋旅仓猝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期挽回全线被围的危险。

到了这天夜里，我军奉蒋总指挥命转移阵地。攻击茜泾营的部队，撤至太仓占领阵地，522团还在黑夜中，向浏河挺进，中途得令，才转向太仓。

于是，浏河一带陷于敌手，留下一个永远沉痛的回忆。

文如玉

3月1日午后9时，蒋总指挥为保全实力，待援反攻，决心转移阵地，在南翔总部下了命令。

关于我们第五军的指示如下：

左翼军须派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于罗店及浏河附近，对浏河方向警戒。

9时30分，我在刘家行军部，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规定88师由马桥宅退集嘉定城，87师孙旅由唐桥退集娄塘镇，宋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退集太仓，独立旅第1团退集蓬阆镇，第2团集结钱门塘，87师翁照垣旅也集结于嘉定。

各部队得令，均按时分途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

我一到达后，就下命令，叫各部队即在新防御线构成坚固阵地，利用河川为外壕，构筑据点式的工事，逐次增强为主阵线。

在我奉命统率所部，向新阵地嘉定、太仓背进的时候，又遭遇了一场极惨烈的战斗，那就是3月3日，我87师259旅517团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一带的战斗。

在这一个静悄悄的午夜——3月3日的上午1时——我517团已在昨天的薄暮，由庙行左翼趋抵娄塘附近，此地，距浏河仅十五里。

积疲未苏，血衣犹湿，夜凉侵肤，哨线兵单。忽然，敌以千余之众，自浏河猛扑而来，分向我警戒线夜袭。

我娄塘镇、朱家桥、四竹桥三个前哨连奋起抵抗，战斗两小时，敌越来越众，越战越多，轻炮十余门向我猛烈射击。

而我每连警戒线达三千米之宽，且损失已及三分之一，前哨线乃逐个被围，但仍死战不退，把敌人抑留在娄塘附近。

敌到午前8时，又增加主力四千余人，开始向我阵地突击，并向我右翼包围。这时，我军正在构筑工事，匆促应战，敌冲到朱家桥北岸我517团团部门前，我阵地势极危迫，幸该团第1营第3连奋勇冲击，才把敌人打退。

到了午前10时，我259旅旅长孙元良得讯，急赴517团团部指示机宜，并令坚强抵抗，同时，向我紧急报告。

接报后，我立即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莫团迅速增援，又令太仓宋旅掩护259旅的左翼，令嘉定的88师俞师长固守嘉定城，相机策应孙旅的右翼。

这个时候，敌军已增到七八千人，环绕于娄塘一带我阵地前面，我517团孤军力战，弹药已将告罄，拼死相持。

午后，各点都被突破，我517团被困核心，弹雨纷下，死伤逾半。可是，莫团援兵还未到达，而敌军已突过娄塘镇连占各村落各要点，直陷贺家村。

孙旅长这时在葛隆镇，看见敌军披猖形势，在下午3时，亲书一件，派员急趋钱塘门军部向我紧急报告：

一、…………

二、第518团早尽，第517团现受包围覆没，团长失踪。

三、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四、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迁移。

我接到了这个报告，马上打电话给孙旅长，告诉他莫团即刻到达，517团于日没时可向葛隆镇撤退，在河川岸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

午后4时，莫团到达葛隆镇，即部署最后的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在这个时候，517团战况越陷于不利，朱家桥左翼又被敌突破。

该团团长张世希到这最后关头，率所部官兵向前冲击，并对众激励以必死的决心，士兵荷枪向蒋家村方向冲出，敌军机枪如雨，我军前仆后继，顶死冒进，直扑日军阵地，杀声震野，势不可当。

敌军受了这一次最大的猛击，才向后退去，重围遂解，我忠勇的517团抵外岗与88师会合，经昆山转赴我军新阵地。

葛隆镇一役，关系很大。因为敌军的企图，在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路。

如果不是我517团奋勇拒止，则敌趋葛隆镇，陷钱门塘，直下铁路，我们第5军和第十九路军的归路就断了，那后果是不能想象的。

这一天的血战，牺牲了我军一个营长、两个连长和连附、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数。其中第1营营长朱耀章身中七弹，殉国成仁，尤为伟烈！

他在殉国前两天，还作了一首诗，题目是：《月夜巡视阵线有感》。

今天，读他的遗诗，真可以说是一字一滴泪，一字一滴血。原诗：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日月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蕴藻浜河）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正值我259旅517团与敌在娄塘苦战时，3月3日下午，又奉到蒋总指挥电令，要我撤到陆家桥、石牌、白茆市之线，构筑工事。

奉命后，我又令各部队以次撤退：令88师撤至常熟城集结待命，87师宋旅撤至白茆新市之线，孙旅撤至石牌之线，军部进驻东塘市，独立旅第二团及军校教导总队集结于东塘市附近待命。

4日上午，军部及直属部队都已到东塘市；5日，各部队也先后到达指定地点，都在积极着手整理并布防。

于是，我们退守第二道防线了。

为坚强防线作持久抗战的打算，我特令各部队构筑第一、第二、第三之三线阵地，同时激励士气，整备军实，准备与敌作殊死战。不过几天，各线阵地都已次第构筑完成。

9日，上官云相师长统率47师开抵常熟，由蒋总指挥拨归我指挥，当令该师在常熟东北梅李镇、谢家镇、福山镇一带构筑数线阵地，并严密警戒沿江各要点。

自我军退抵第二道防线以来，敌未再犯，每天只有飞机向我做侦察动作。

这时，国民党二中全会开幕，3月6日致电（麻电）慰勉我淞沪抗日全军，其中重要的一段：

……此次我武装同志在淞沪一带抗御强暴，保卫疆土，于国家民族实有极深之影响。

去岁9月18日，东北边防军以不抵抗之故，24小时之内，丧失两省之土地，而1月28日以来，则以抵抗之故，以淞沪一隅，支持至30余日之久。

假使全国之内处处如此，人人如此，日本暴力安能得逞？

且也，第十九路军先登于前，第5军踵至于后，无日不在枪林弹雨之中，悉力苦斗。两军将士所流之血，凝结为一，使强邻挑拨离间之计无所施，操纵捭阖之谋无所用。

此种精诚团结之最高表现，尤足为袍泽之模型，而保国保种之基础，亦于是乎奠。

日本此次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兵舰驰突于长江上下；更以公共租界为陆军之登陆地点与作战根据，于是大批军队，源源而至，绝无阻隔。

而我方则以交通不备，运输不便，当十九路军苦战之际，第5军驻在苏浙，犹及赶援外，其余各处部队，尚在长途跋涉中。

坐是之故，众寡悬殊，我忠勇之将士，遂不能不为战略上之退却。此诚中央同人之所歉然于怀，而深愿循省弱点，亟谋补救者也。

今日之事，岂但一时进退与战局无关，吾人既以最大之决心，为长期之奋斗，则胜亦不足喜，败亦不足悲，唯知以牺牲为民族复兴之代价而已！

这一个电报，说明了这一次战役的全貌，而其重点，则在昭示真相，破除谣诼，使前线全体将士，愈加团结，愈加淬砺，从事于神圣的民族战争。

我军驻在常熟一线大约有一个月，中外人士或来慰劳，或来访问，络绎于途。而在慰问者中，使我感怀不已的，是过去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同志（在黄埔我们都称她廖师母）。

她在我军部住下，慰问之余，慷慨赋诗，我特把她所作的《赠前敌将士》那一首记在这里：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又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在这以前，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她曾寄给我一封信，送来女褂子一件，要我转达黄埔学生的将领，并附一诗如下：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老充满爱国热情，民族义愤，令人敬佩！

4月24日，我又奉到南京发来的修正阵线的电令，命我第5军占领自后塘湖经常熟迄福山镇、鹿苑镇之线。

我命令：87师孙旅附军校教导总队占领自后塘湖北岸至昆城湖南岸之线，87师宋旅占领自昆城湖北岸至忠国庙之线，独立旅一、二两团位置于莫城赵家镇附近为师预备队，47师占领忠国庙、福山镇、鹿苑镇之线，88师位置田庄附近为军预备队。

布置妥当后，我率领军部及直属部队进驻常熟城。至今，使我深深地感忆虞山一月的生活。

常熟，这一座江南名城，它拥着秀丽的虞山，围绕着浩荡的长江，绿野绵延，清流交错，又是一个樵嬉渔唱、农产最丰富的名区。

在虞山山下静静地躺着一座古刹，那就是唐诗人常建所咏的“清晨入古寺”的古破山寺，现在名兴福寺。

在那暮春时节莺飞草长之时，临此秀丽天然山环水抱之地，而寇氛尚炽，草木皆悲，新垒纵横，战骑跳跃。

我们得暇，登虞山山顶，远眺长江，福山港口外，隐约可见敌舰冲风破浪而行，真不胜其感慨。

我们的部队，在城郭四周及沿江一带积极布防，并构筑防空工事，枕戈待命，豪气凌云，而敌骑也在数十里外的新塘、岳王等市纵横驰骋。

难民从东而来，络绎不绝，战区无村不洗，无屋不空，又增加了我们的唏嘘悲愤。差堪幸慰的是，我们的士兵和人民相处甚好，而人民对我们士兵也异常亲爱。

我还记得，我一到常熟城，各界民众就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我们，慰勉我军，他们对于抗日工作，也很努力，我们极其融洽。

当我军复员的那一天，万千群众，争集河干，依依不舍；各地商轮民船，争为我军装载运输。这些珍贵的印象，直到今天还萦回我的脑中。

5月5日，上海休战协定签字，淞沪抗日战役至此告一段落。

中日为什么会休战呢？一方面固由于友邦的调停，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力量不够，不能不忍痛一时，来争取充分准备的时间吧？

我在5月7日奉到了蒋的麻戌电，命第5军复员：88师开驻武汉，87师暂驻常熟附近原阵地集结整理。

18日复奉筱未电，令第5军87师及军校教导总队调京训练，本军遂陆续返京。

我带着一个无边伤感的心情悠悠地回到首都。在飞机场，我们的军队受了蒋的检阅，奖慰备至。

在5月28日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于苏州举行时，雨细风寒，天愁地黯。我备了一篇祭文，哀哀哭奠：

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同全体将士，敬谨致祭于我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之灵！

曰：呜呼！蠢彼岛夷，狼子野心，陷我东北，窥我沪滨。赖我将士，挞伐用申，迭歼顽敌，固我名城。贼来愈众，我志益坚，奋勇杀敌，一以当千。声震陵谷，气壮河山，撼山岳易，撼我军难。月黑庙镇，风紧江湾，剑光射斗，敌胆皆寒。再接再厉，载守载攻，追奔逐北，叶卷西风。敌弹如雨，敌机翔空，唯我将士，猛勇精忠，出生入死，成仁成功。洒血兮化碧，吐气兮成虹。

呜呼将士，渺矣音容！仓皇戎马，诀别无从。梦萦回兮故垒，泪涕零兮江东。鹃啼兮声苦，花落兮飞红。呜呼将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泉台永隔，怆怀何已！我与君等，如兄如弟，仰事俯蓄，责在后死。呜呼将士，从此长眠！此仇未报，衷肠若煎。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樽清酒，再告重泉。呜呼将士，得其死矣！功昭党国，光耀青史。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呜呼将士，庶几来飨！

我军复员以后，特于军中组织一个抚恤委员会，以司死难烈士家属的抚恤事宜。

关于烈士的遗骸，政府有拱护侠骨忠魂的办法，在南京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一 ·二八”事变之役阵亡烈士一百二十八人，第十九路军居其七十，我第五军及宪兵团居其五十八，以隐示“一 ·二八”的血痕，并使“一 ·二八”阵亡烈士所代表的精神永垂不朽。

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各立一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但在1937年南京失陷后，就被日军毁坏了。

此外，上海各界复以淞沪战役中第5军所担任的庙行一线激战最惨，伤亡最众，也决定在庙行镇东南隅度地营阡，表曰“无名英雄之墓”。在启事中有这样最恳挚的一段：

……夫无名英雄者，有名英雄之所赖以成就也。欲中国之兴，必先自全国国民尽愿为无名英雄始。

同人等愧未能亲执干戈为国民倡，然对此抱大无畏精神，示大牺牲决心，为民族争光，为国家吐气，悲壮惨烈，民国以来所绝无仅有之多数无名英雄，万不能坐视其久而湮没不闻也。

爰于抵抗最久，炮火最烈，伤亡最多之庙行镇东南隅，度地营阡，表曰：“无名英雄之墓”。

这个无名的英雄墓，也在1937年上海失陷后被日军毁坏了。

我军既复员，正是我摆脱军职还我素愿的机会，我便向蒋恳切地请辞军职，幸蒙允许。于是，我重回中央军校担任教育长的职务。

在“一 ·二八”战事结束后几年，当时，同我在上海作战的日本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乘有人从东京来，还托那人带一张名片问候我，并说了些客气话，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文如玉

（13）再度抗日“八一三”之战（上）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我奉命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

这是一个极机密的准备工作，不能公开进行，我在奉命之初，先在中央军校选调了一批干部，筹划一切。

首先，我得考虑一个问题：用什么名义来掩护这个工作的进行呢？

中央军校是一个教育机关，我就在东大楼那座教育长办公室的旁边，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我利用这个“高教室”的名义，作为一个实际的司令部，把从军校选调来的工作人员，武的就派在参谋处，文的就派在秘书处。

我对工作人员曾有一个很严厉的约束：对外绝不许泄露工作的机密。

一般的人，只知道那是一个高级教官室，是一个教育作业休息的地方。没有一个外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地方，竟是孕育伟大的揭开全面抗日战争序幕的指挥部。

机构设立之后，我首先决定两个重要工作，一个是对国防工程的，另一个是对民众组训的。

我派了两批人，分别到京沪区各地去视察，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我把这个“高教室”移驻苏州。

为了不引起人家的注意，先选定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狮子林，作为办公处所，后来因为机构扩大，工作人员增加，狮子林地方仄狭，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又将这个“高教室”移驻留园。

在移驻留园时，我觉得“高教室”这个名义不能掩护工作的推进，又改对外名义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如果说苏州是全国最负盛名的风景区之一，那么，留园就是代表苏州风景的最足令人留恋的一座名园。

说起这座名园的历史，许多人都知道，那是清代维新后一个鼎鼎大名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家园。这座用民脂民膏所筑成的美轮美奂的名园，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留园集东方古典艺术之特点，一楼一阁，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而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

然而，我今天所留恋的不只是这所名园的风光，而最足令我回味的，还是因为，我在那座名园中考虑过许许多多有关民族抗战前途的问题，决定过许许多多的对敌作战的计划方案。

在那些怪石嵯峨的假山之上，或茂林修竹之中，也曾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平时当作战时看，我们这群在留园工作的同志们，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孜孜不怠地工作。同时，我又把这个机关学校化，很有规律地作息。

我常常集合参谋人员研究一些问题，制出若干决定，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

这批人回来之后，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和钱澄线一带的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

而这些，都要在种种困难情况下，秘密地工作，特别是在上海，为怕被敌方侦知，更不能不用巧妙的掩护手段来进行。

为了加强军事上、政治上的研究设计工作起见，我又设置了军事研究委员会和政治研究委员会两个附属机构。

两会的职能在于搜集有关军事的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材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情形，作出报告或建议。

除了就本部内干部选充为研究委员外，并另行聘请了多位有专门学识的人担任工作，他们都曾给予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因为须兼顾中央军校的校务，并时有向政府接洽请示事项，还得常常回南京去，有时，还要到上海去看看。

政府曾为此而给我指定专用车厢一节，随时停挂任何一次客车上，因此，这一个时期，我好像是京沪路上一个来去匆匆的忙人。

这个“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一直到“八一三”的前夕，外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做什么的，敌方更是始终不知道。

我所任的抗战准备工作得以从容布置，得力于这个秘密机构不少。留园啊！我向你致意。

自“一 ·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这一整段时间，中日关系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过程中，日本在东北，早已无耻地让溥仪傀儡登场，而在华北，亦在肆无忌惮地作侵占的准备。

当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果然，这年8、9月间，中日形势在上海方面开始紧张起来了。

9月23日夜，日本借口出云舰水兵三人，偶然在上海北站附近租界内，被人狙击伤二死一之事，敌海军陆战队全部出动，在青云路、八字桥、粤东中学、天通庵、五卅公墓一带，布满岗哨，派队逡巡，大有挑衅的企图。

虽经多次交涉，渐趋和缓，但其陆战队驻沪数量，则借故增加，各种演习也很频繁，且迭派舰队到宝山、福山镇、段山港、浒涌各港口，测量水位，积极企图进犯。

我当时认为，形势严重，不能不作进一步准备，即将36师由无锡推进至苏州附近，87师由江阴推进至常熟福山一带，原在南京区的88师推进至江阴、无锡，并秘密设计扩充上海保安总团，并于9月23日，向南京政府陈述意见：

一、请将本分区作战上必需之部队，密令配拨，以便指挥。

二、请即令饬通讯主管机关建设京沪分区军用电话及指定地方长途电话战事发动后之使用权。

三、请将京沪铁路及锡沪公路之车辆尽量控制于无锡以西各站、昆山支塘以东及上海附近。

所有船舶，请密令各县尽量诱至吴县、常熟附近，以利我军运输，且免为敌所利用，并请将本区各县船舶车辆明定统制管理办法，俾得于军事运输适时利用。

四、请于本区预定作战地区各要点，囤积必需粮秣，以供军食。

五、请将阵地内已由驻军筑成路基之各路桥梁涵洞，迅予建筑。

当时，我看了南京方面的种种情形，又焦虑，又愤慨，又于十月四日痛切地具申意见：

一、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

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钱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 ·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

二、为达成上述任务，须有兵力6、7个师，以4至5个师任淞沪正面，两师控制浏河、福山、常熟一带，如此，在淞沪附近作战当可支持三个月以上。除现有36、87、88师，请再调3至4个师。

三、大局至此，无论外交如何，似应以抗战决心积极准备，唯各方面仍不免空泛、纾缓、推诿，使部属无所秉承，如徒有作战计划，迄今毫无准备，即其例也。

从这几个月来敌在上海的动态，我推测：中日形势，今后可能更趋恶化。为了应付万一，即于11月初发令，进入下列的部署：

一、令36师、87师在苏福线上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构筑工事。

二、令88师接防钱澄线阵地。

三、以地方团队担任沿江防务。

四、以各县警察为监视哨。

五、令江苏保安第4团分驻浏河、梅李镇、牌头镇等处，为东自浏河附近西迄大港镇地方警察各监视哨后方之支援。

六、成立太湖水警联防处，任太湖水上之警备。

到了12月12日，西安事件突然发生了，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在调兵遣将的“讨逆”计划之下，原驻在京沪区的36、88两师被调走了。

这时，对敌戒备的兵力，只有一个87师了。（在几个月后88师才调回，36师到“八一三”战起才调回，这对淞沪作战准备工作是一个顿挫。）我因此担心，敌人乘我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爆发淞沪方面的战事，那就没有好的办法来应付。

不过，上海方面的日军，反而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这或者由于当时西安事件出乎日方的意料，它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吧！

1937年7月7日，敌军发动了卢沟桥战事以后，敌人在上海的行动，真是咄咄逼人。

比如：将各通衢哨所的兵力增加，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面试设炮位，日夜继续演习，撤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队，等等。

它还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撤调上海，控制军舰十余艘于浏河至吴淞间，对各海口施行封锁，更先后故意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日本国旗事件作为口实，真是紧张到了极点。

况且，在敌国内，也已派定正式陆军待命出动。

“七七”以前，我正在青岛养病，忽闻卢沟桥战事起来，即于第二天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

这时，我所指挥的驻军，除87师原在常熟、苏州，88师已调至无锡、江阴外，仅江苏省、上海市保安团队数团，原指定协同作战的空军炮兵等，都调到华北去了。

为顾虑军队集中不易及维持上海的资源与海口起见，我不愿在上海轻易发生战争，但万一战争的形势已成，则必求立于主动地位，所以，只能尽力为输送通信等各项工作做好准备。

第2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我令其一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另一团化装宪兵，开驻松江。

又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4团集结至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这时候，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

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作三种时期：

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

“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 ·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

我在7月30日，向南京郑重提出这个意见：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

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的复电是：

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我知道战争决不能免，就在给南京电报的第二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我京沪区的卫国将士。开头说：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已临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且展开。

兹特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接着历举国耻的由来：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殆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

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益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 ·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

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启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西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

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然后，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

曩者我中央固深知御侮图存绝对需要抗战，然国家进行建设，又绝对不能放弃和平，故不惜委曲求全，决心准备；更不惜以“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二语，为我神明华胄至苦至难至辱至愤中血泪交萦之信念。

时至今日，敌我间之诸般问题，已非和平所能解决，在我尤非抗战无以图国家民族之生存。全面应战之烽火高燃，舍身报国之良机已至！凡我袍泽，当必奋兴。雪恨歼仇，此其时日！

接着，说到同仇敌忾的真正意义，以坚定将士们的信念与决心：

虽然，我袍泽当知此伟大的神圣民族抗战之必然胜利，实由无量惨痛、无量牺牲所换来，盖唯有牺牲到底之决心，方能博取最后之胜利。

故吾人之生命在此日实无其他生命意义之可言，仅属民族解放之祭礼而已，仅属无量牺牲无量热血牺牲中之一粟而已。

唯具献身为国之决心，方能成就千秋盛业；亦唯具“我死国生”之至勇，方能所向无前！血幕展开而后，我中国每一块土地，均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人人将成英雄烈士，人人可成志士仁人！吾人分属前驱，岂期后死？

当然，流血愈惨，代价愈高，成功成仁，本无二致。凡我将士，莫非同志，平时修养，素重大义。故为报国而言，不能成功，便当成仁；然为自爱而言，如能成仁，亦即成功。此为吾革命军人尽忠负责之真义，亦即克敌制胜之要诀。

本司令官誓本决心，义无返顾。所属诸将士多为昔日同生死共患难之袍泽，自能互相爱护，共膺艰巨。而一念及“一 ·二八”抗敌先烈喋血之壮烈，更必能枕戈待旦，磨砺以须，同仇敌忾，百折不回，从事于最大光荣的且必获最后胜利的神圣抗战。

最后，我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如誓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的精神教育和纪律基础。

同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提高亡国灭种之警觉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宣示此一战的重要，发动民众，尽力与国军合作。

我在这篇书的结尾说：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胄，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且伟大莫与伦比矣。

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驱，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敌方之间谍者；抑或有其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之具。

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

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于自择。唯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

这样，从各个方面，我都加以准备布置，只待大战时机的到来。

文如玉

1937年8月9日，日军官大山勇在虹桥飞机场与我守军冲突被杀，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

11日，敌第3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有即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事的企图。

这个时候，我京沪区在苏、常、锡一带的驻军，仅87、88这两个师，及炮8团与炮10团，警察总队1总队，独立第20旅的1团。

我命87、88两师，为输送前进的准备，并以第2师补充旅留苏州的一个营化装保安队开赴龙华。

这天下午9时，我接到南京统帅部的电话命令，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当即，作了下列几个重要决定：

一、87师的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

二、88师前进至北站与江湾间；

三、炮10团第1营及炮8团进至真茹、大场；

四、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团进至南翔；

五、令炮3团第2营及56师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

六、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这两个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我记得，我是8月11日夜半，离开苏州的，我所统率的全军，也就在这晚，从苏州、无锡一带出动向上海挺进，12日的清早，就占领了上海。

上海的居民清早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国军，惊喜交集，都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

这是由于我们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所以，能够于一夜工夫便占领了上海预定阵地，并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将我军攻击部队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攻击准备完毕。

但这时，突然奉到南京电话：不得进攻。

我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完成，攻击准备也已完毕。”

但回电还是：不得进攻。

因此，13日拂晓攻击不得不停止，我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

但是，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据说是这样：这个时候，上海外交团为避免在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

这一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的，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

这一个情形，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原因是否如此，无从确断，但我们的进攻，因此展到14日午后3时才开始。

大家都说，这一次淞沪抗战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正式的开战是在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却给了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大战的血幕既已正式揭开，我外交部在这天，曾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同日，我也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

这篇谈话里，显示我军坚决抗日的态度，其中一段是：

昨（13日）下午4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

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空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返顾。

兹应郑重声明者，上海和平既为日方炮火所震毁，而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骑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

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五年以来，无日不申儆军中，以湔雪国耻、收复失地为己任。我十万健儿之血肉，即为保卫国土之长城！决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

这篇谈话，可以看做我对敌行动的正式宣言。

从8月14日起到22日止，是我军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猛烈攻击的时期。敌自我军开始行动后，就在虹口、杨树浦两大根据地，利用其炮舰火力的掩护固守，等候他们国内的援军来到。

8月14日上午，我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我军于下午3时下达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我们的炮兵就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没时止，多有进展。

忽然又奉到上令：

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侍参京电）

于是，攻击实施，又因以停止。

15、16日两天，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卅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

其中，以87师259旅第8连与第7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

在15日这一天，我发出一个通电，原文如次：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

元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

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筚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

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敌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 ·二八”战役、长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

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我觉得，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有于敌援军登陆以前奏功的必要，奉令在17日拂晓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

16日下午5时，我召集各师长到南翔司令部指示方针，下达攻击命令，这一次的总攻击，其经过及成果的概要，可见于下面给南京军委会的一个电报：

密。本军于今（筱）晨五时半，按预定部署，全线开始总攻击。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

谨将各部激战实况分陈如次：

（一）88师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攻击，往返争夺，伤亡甚重，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一营之众，而攻日本坟山之部，于上午十一时攻入后，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日没前，北正面受敌反攻，已被我击退。

（二）87师先对日俱乐部、日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迄九时许，得王师长（敬久）电话报告：已占领日俱乐部及海军操场。

唯经派员确查，据称日俱乐部旁之四层楼油漆公司，尚为敌死守，我军正向其包围。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及引翔港镇方面，则激战终日，尚未得手。

下午五时许，敌由海军操场南两次激烈反攻，均被我击退。

（三）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

我在这天上午8时许，到前线视察，经88师炮兵阵地到87师，所见官兵士气及乐于牺牲的精神都极良好。从正午12时到下午4时，我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声炮声密集，可以证实战斗激烈。

在此，我又看见我空军的动作也很敏捷勇敢，敌人的高射炮所构成的威力圈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8月18日这一天，又奉到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八一三”战役爆发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

但是，敌人在这时却整天在其飞机掩护下，到处以小部队向我反攻，我们司令部到前方的电话，也常被敌谍破坏。

19日，我军又开始攻击，到下午5时，接到87师王师长电话，知道他的左翼最前线部队，已经突入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

我决心即刻扩张战果，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随当即率同重要幕僚，进驻江湾叶家花园87师司令部，部署一切：

（一）令36师即夜加入沙泾港至保定路间的正面，向汇山码头江边突破攻击。

（二）在日俱乐部正面的98师之一旅，受36师指挥。

（三）令98师294旅归87师指挥，加入该师左翼，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攻击。

20日拂晓前，我之突破，西进展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塘山路，敌从昆明路方面向我多次反攻，都被我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使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

这就是突破杨树浦租界时，我们只凭几辆破坦克（是在厂内修理的，临时拉出，好的坦克早调到北方去了）冲进。

带领坦克车的连长，也是军校学生，我命令他冲进杨树浦。他说：“车子太坏，而敌人的火力过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

我说：“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

结果，他冲到汇山码头，连人和车子一起牺牲了！

后来，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但未能确实占领，因敌人利用钢骨水泥的楼房作据点，放射密集小炮，火力异常猛烈，我们的步兵虽极勇猛地跟上，但挡不住黄浦江面敌舰炽烈的炮火，也不容易冲破敌方在街市的坚固据点。

所以，这天虽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

20日晚上，我乘月夜，亲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各部队继续猛攻，并以 98师全师加入，准备以全力先攻略杨树浦。

此时，36、87两师的第一线部队推进到百老汇路、塘山路、华德路之线，新到的第11师及教导总队第2团控置于江湾市中心区为总预备队。

21日，各部队继续攻击。36师最前线部队，在新调来的战车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到拂晓后，因受敌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迫不得已，才退回百老汇路北侧，我战车第1、2两个连，全被击毁。88、87、98各师攻击，也都没有多大进展。

22日，我军各部还是继续进攻，但因敌军增援已到，攻击已不易得手，仅87师在本日午后，将精版印刷厂及康泰厂两据点占领。入夜，敌分途反攻，都被击退。

这是从8月14日至22日攻击敌根据地虹口及杨树浦的战斗经过概要。

8月23日上午5时半，我接到江防司令刘和鼎的电话报告：

狮子林、川沙口方面，有兵力不明的敌人登陆。

此时，那里的守军仅56师步兵一连（因兵力不够支配，这里只配了一连）。我决以拒止并歼灭登陆敌人的目的，由正面抽出部队，向狮子林方向前进，支援原任江防军的作战。

这个时候，我已被任为第 三战区第9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附近的全军作战，总司令部设在南翔附近一小村中。

拂晓后，敌机开始活跃，到处狂炸。总司令部到各方的电线，都被炸毁，通讯联络，完全中断。

我为明了状况，分别派遣参谋到各方观察联络，又为便于指示机宜，亲率重要幕僚，于8时30分到达江湾。

这一天的战况以及我的处置，可以在我呈报统帅部的漾亥参电中，看出一个轮廓：

密。本（漾）日上午5时半.接到刘军长电话报告：敌于拂晓以前，在狮子林、川沙口登陆，即与陈次长诚商定部署，以11师向罗店北进，支援56师之作战，而由正面抽出兵力为预备队。

当因前方电线为敌机炸断，未能由电话指示各部，乃于8时半亲赴江湾87师料理一切。是时，据报张华浜、蕴藻浜附近，同时有敌登陆，我守军正迎击中。

……兹为顾虑左侧登陆之敌起见，将对虹口、杨树浦正面作战之36师、87师、88师、独立第20旅、保安总团、教导总队第2团各部，归王敬久指挥，派其为淞沪前敌指挥官，命对正面固守原阵地；

而以教导总队第2团拒止张华浜之敌，由87师调一旅支援吴淞，并抽出第98师令向宝山、杨行、刘行、罗店之线前进，以该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及第十一师，拒止上陆之敌。

……迄下午5时，11师已不顾敌机轰炸，进至罗店南 6公里之处，因罗店为少数敌军占领，该师已将前卫展开，将其驱逐。教导总队第2团，因张华浜上陆之敌近两千人，尚在其附近与敌对峙，当由88师抽调一个团前进至蕴藻浜南岸设防。

电报最后又说：

因住地于日间受敌机轰炸，本晚正在移营，电话尚未架通，焦急异常，拟即赴太仓或嘉定与罗军长卓英一晤。

这一夜，继续进行彻夜的激战。狮子林、川沙口方面，进至罗店附近之敌，于17时顷由11师驱逐，并击毙敌下级军官一名，在其身上搜得军用地图，知敌重点指向罗店、嘉定及浏河，11师当向川沙口方面攻击前进，98师也正向狮子林方面前进。

但是，宝山已被敌占领，56师据守的一营，撤退至陶家宅、张华浜、蕴藻浜方面，教导总队第2团前进展开于张家宅、殷家浜、南徐家湾之线，迎击登陆敌人，嗣于17时由87师派兵一团增援，于24日3时到达，由261旅刘旅长指挥，与敌激战。

吴淞附近敌军，于23日下午以千余人登陆。吴淞方面原由保安第1团守御，24日4时，由87师先派261旅的一营到达增援，也与敌激战中。

这里，我要叙述当时一段危险的情景。

在听到敌人在川沙口登陆的报告后，我觉得，敌军已抄到我的后面，我军有全部被敌包围的危险，因此，亲到前线去，一面镇定军心，一面设法挽救目前的危局。

从南翔到江湾只十几里路，本不算远，但我们一出门，就碰上敌机，三架至九架，不断地在上空来往轰炸扫射。

本来，我坐的小汽车，敌机临头，我就下车隐蔽，敌机转头，又马上前进；但走不多远，敌机来往太多，小汽车不能再坐了，于是，我穿着一双马靴徒步走去。

中途，遇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传令兵，下车向我敬礼：“怎么，总司令走路？”我也来不及对他说别的了，骑上他的脚踏车就走。

一路上，我一会停止掩伏，一会又乘隙前进，就这样，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87师师部，才把正面军心稳住。

我到了江湾后，决定不顾任何困难，抽调11师、98师迎击登陆的敌人。那时候，由正面抽出这些部队真不容易，且因敌机狂炸、扫射，部队简直无法行动。

11师师长彭善在初接到调动命令时对我说：“简直炸得不能抬头，怎么办呢？”

我说：“不能抬头也得走，难道我能从南翔一路冒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

因此，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局势下，抽调两师人迎敌，由于这样一个迅速的部署，才把已经失去的罗店收复。

罗店收复的影响很大，不仅稳定了正面，而且维护了对后面的交通，使后面的部队能继续增援，才能与敌保持对峙的态势。

当天晚上9时，我从江湾回到总司令部，已是深夜12时了。

在攻占罗店的同时，98师也已将狮子林之敌驱逐，保安总团的一个团仍守吴淞，唯张华浜的敌人，虽经教导总队前进猛攻，还是未能击退。

23、24两日，先后由36师、87师工抽调四个团前往围击，经几度猛攻，才把他们包围在张华浜沿岸泗塘以东的狭小地区。

而在杨树浦正面，仅有兵力四团，突入巷战的部队，因受敌军夹击，在24日夜不得已撤出，沿租界路口固守。

25、26两日无激战，教导总队第2团及炮8团、炮10团，都奉命调至后方，第61师的主力，则已输送至大场附近。

8月27日，虹口杨树浦正面敌人在拂晓前，由俱乐部方面向我反攻两次，都被我右翼军（指挥官孙元良）击退。张华浜方面之敌，被我左翼军（指挥官王敬久）于夜间猛攻，迫敌退到了张华浜车站附近。

而在吴淞方面登陆之敌，也经我右翼军迎击，尚残留百余人在纱厂被我包围。

8月28日也无激战。29日，全线战况沉寂。30日，战况也无变化。

31日拂晓后，敌以飞机30余架，并以海军炮猛击吴淞，强迫登陆，又有敌一部由市轮渡码头登陆。

我守吴淞的61师1团，伤亡过半，不支后退，唯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

我将在刘行的第6师调到杨行、吴淞，驱逐登陆之敌，该师于31夜，向吴淞攻击前进，与敌遭遇于杨行以北地区，发生激战。

从9月1日到5日全军正面无激战，但到6、7两日，我军又有一次英勇的表演：

6日晨，敌在虬江码头登陆，经我右翼军猛烈攻击，激战至黄昏，卒将敌包围于码头的栈房中。7日，张华浜之敌倾全力向我右翼军及中央军（指挥官宋希濂）阵地猛攻，经全日激战，卒将敌击退。

虬江码头躲在栈房顽抗之敌，也因我61师之1团增援被打退了，8日，这股败敌又倾全力来犯，复被我打退。

9日上午10时，敌集中军舰炮火向我左翼军沿军工路一带猛烈射击，并以飞机轮流轰炸，以及步兵约一团进攻，激战直到薄暮，敌伤亡惨重，我军也受不少损失，但因我军奋勇抵抗，原阵地仍为我屹然保持。

10日、11日均无激战，各军都仍在原阵地。

这是从8月23日到9月11日攻击上陆日敌的战斗经过概要。

在“八一三”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我总算是一个勉尽职责的人吧。当时的冒险犯难、奋不顾身的种种经过，在我则视为当然，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却有一些无端的横逆，常常在刺痛我的心。

记得8月23日奉到命令，把战斗序列调整了一下：炮兵第16团及67师都输送至嘉定附近，连同第1师、第98师都划归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

从8月14日以来，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正式的饭，也没有得到一夜的安眠，在过度疲劳之后，也忘记了困乏，只是感到眼睛是红的，喉咙是嘶哑的。

23日深夜，总司令部已移设于徐公桥，我才吃了一点粥，在椅子上略靠了一下。

我想，应该去看看刘和鼎和罗卓英他们，商询对该方面登陆敌人的作战方策，并指示机宜。

一触及这些问题，立刻动身，于清晨到达太仓，指示刘和鼎如何应付当面之敌；然后，冒着轰炸，从太仓到嘉定找罗军长。

敌机盲目地到处投弹，简直使我无法躲，而又不得不一面找一面躲，很不容易，才找到罗卓英。

可罗卓英他们很奇怪：“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

我当时内心很明白：罗军长归我指挥，我应该来看看。

可是，后来一谈，才知道陈诚已不是军政部次长的身份，他已经做了第15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编归15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

在罗卓英那里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我的总司令部来。这时，我的肚子里实在包着一股闷气：

怎么发表了陈诚做15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

18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15集团军，我也不晓得？

我几天几夜未曾睡觉，奔驰战地，亲授机宜，使左翼的危机得到解救，而人家却冷眼旁观，还认为我多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真难令人索解。

就在我从罗卓英那边回徐公桥的时候，我得到电话说，顾祝同已到达苏州（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长官顾祝同）。

我心里想，两日以来，我只专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我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和他商酌许多问题，并可借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

我一到苏州，还未及见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满拟申说一番内心的苦闷。

不料，蒋一接电话，就厉声地问：“你在哪里？”我回答：“在苏州。”电话里又问：“为什么到苏州？”

于是，我就说明经过：“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墨三）到苏州来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

电话里又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你不到，跑到后方来了！”

我也有点愤愤了，我再讲：

“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15集团军陈辞修指挥了！”

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对于我讲的话根本不理，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

我耐不住了，索性说厉害一点：“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即听见猛厉地说了一句：“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样？”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由于这个电话，我伤心了！我抱着很大的伤感，很大的委屈。

“八一三”之战，是展开全面抗战的序幕，何等光荣，何等神圣，我在淞沪一带的部署，自信毫无错误。

尤其，像我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从8月14日起，一直在师部，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始终是站在最前线。

至于上海之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于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配合有力的空军。

在开战前，蒋问我：“有没有把握？”我的答案就是：“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

而自开战以后，因为这一个条件的缺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我这两天（23日、24日）都在前线奔忙，稳定了正面，阻止了左翼登陆的敌人进攻，只因前线电话线屡被炸坏，以致没有与后方通电话。

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这一个意外的横逆，严重刺伤了我的心！

在苏州同蒋通话之后，虽然遭受了无端的横逆，但是，我仍然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于当晚半夜返至总司令部指挥作战。

从9月11日沪战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说这是转攻势为守势的时期。

自淞沪战事爆发以来，敌在淞沪一带作战兵力，陆续增加到八万多人；军舰四十余艘，停泊定海桥至吴淞镇之间，协同作战；敌机成群结队，活跃甚力，滥施轰炸。

自9月初旬起，敌就以主力由吴淞方面猛烈攻击，至10日夜，我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突破，退到杨行、月浦的新阵地，与敌对峙。

我第9集团军的左侧背，因之越发暴露，大受威胁。9月11日上午，敌向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袭，战斗异常激烈，潘家宅、徐家宅的阵地，被敌占领。

我军退到该处河流附近西岸固守，并由261旅派兵一部推进于蕴藻浜上游附近警戒。

这天午后，接到第3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

为整理淞沪嘉浏一带阵线，节约兵力，俾达韧强抗战之目的，着第9、第15两集团军即转移。第9集团军即向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之线转移，占领预筑阵地，但须节约兵力，抽出第61师及独立第20旅充集团军预备队。

我即依令变换阵地，转入守势，各部队奉令后，即于夜间开始行动，到第二天拂晓前，转移部署，均告完毕。

直到9月23日我辞职照准那一天，第9集团军正面，敌我就没有多大接触，可以说一切无变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关于我辞职的经过。

我在前线的生活，从8月13日至9月23日这整整的40天中，无分日夜地指挥策划，四处奔驰，得不到休息，体力已疲乏到不堪想象的地步。

尤其，使我感到疲惫而实在无法支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不得不决心辞职。

记得远在9月4日那一天，我曾亲函蒋恳切表示辞职的至诚，并荐贤自代，这封信，多少可以表达我那个时期的苦闷心情：

一、淞沪作战，已逾3周，兹概呈重要经过：

职于8月11日午后9时许，奉命率所部87、88两师，于12日进至沪上，以1团占领吴淞，7团进围虹口杨树浦之敌，至午后6时展开完毕。

13日，奉命勿进攻，延至14日午后5时，始开始攻击，至16日，奉命停攻、准备；17日，再攻击，至18夜，87师已突入杨树浦租界，又以36师加入猛攻，自19至22数日，皆继续进展。

讵23日晨，敌分由川沙口及张华浜登陆，因警戒川沙部队仅有56师之一连，警戒张华浜部队仅保安团之一部，遂致侧翼感受威胁。

职当即亲至江湾部署，抽调11及98两师北上，收复罗店，以迎击上陆之敌。24日，至嘉定视察，并与罗军长商讨歼敌计划。此两日皆电话不通，无由向钧座报告，致劳廑念；

然职有责任，不能不亲至前方部署与视察也。自25日以来，虹口杨树浦之敌，仍为我包围封锁；张华浜之敌，屡经我击退至江边狭小地区。我因受敌舰敌机之轰击，伤亡过大，尚未能将其歼灭。

吴淞方面，以61师守兵素质稍次，复于31日为敌登陆，现由第6师围攻中，已奉令划归第15集团军作战地境。此三周来作战经过概要也。

二、前奉钧座垂询：

扫荡上海敌军，有无把握？如扫荡不克时，能否站得住？等因。

职当以“如我空军能将敌根据地予以毁灭，则步兵殊有把握；如空军未能奏效，则以主力守据点，掩护有力一部攻击，取稳扎稳打之战法，亦可站得住”奉答。

嗣后攻击实施，我空军虽奋勇轰炸，惜为数量所限，终未能收成效；复因敌工事之坚强，我军诸兵种力量之不逮，致未于短期间克奏全功。

窃维我军战略方针，原为对敌持久战，钧座前所询扫荡不克时处置，职经迭电陈明：在上海附近，以维持与租界交通着眼，预定数线强固阵地，以行攻围，似有坚强持久之把握。

现敌虽增援已到，连日来犯，均经击退，我阵容迄未少变，而我王敬久师、孙元良师、宋希濂师及钟松旅各官兵，不辞疲劳、不畏牺牲之攻击精神，洵已极度发扬，此当在钧座洞鉴之中。

三、自作战以来，职之部署计划，皆经逐日呈报，而钧座命令意旨，亦一一遵转实施。

职于指挥上似无不当之处，但扫荡沪敌之任务，因力量与时间之限制，终未达成，职当身负其责。且职病体未愈，力疾支持，已感形神交瘁。

职虽有为国牺牲之精神，深恐于事无补，反足贻误。似此职在责任上，在病体上，均应求所以自处之道。

昨因健生副总长回京之便，曾恳托代陈下情，幸蒙特许，准以墨三副司令官长兼代，毋任欣感！

乃今复以健生副总长、墨三副司令长官之建议，中止发表，仍令职继续负责，彷徨焦虑，万分不安。

务祈钧座迅赐明令免职。如墨三兄不愿兼代，拟请以逸民（朱绍良）兄继任，或将第9与15两集团军合并，由辞修兄统一指挥，均甚适当。

至职如蒙钧座鉴宥，畀以闲散名义，派在大本营奔走效力，谨当竭其绵薄，以报高厚。抗战期间，决不敢偷安旦夕也。

我辞职决心下得很早，而酝酿得很久，总是不蒙批准。说可以批准了，忽然又不准，经过几次的周折，好容易才于9月22日见之命令，调我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

敌人广播，说是我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这种诬蔑，当然不足一哂，然而，我为减除对统帅部的烦闷，和预防与友军摩擦，却被敌人道出其中一点点消息。

回到南京，蒋约我吃饭，我请求回家休养。蒋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于是，遵命先就了管理部部长的职，随即，带着一个困乏的身体和一种落寞的心情，回到我的故乡洪家疃了。

从1937年8月13日起，直到9月23日止，整整40天的苦斗，我固然已善尽了我的职责，而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他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为国家牺牲奋斗，肝脑涂地，更发扬了他们高度的爱国精神。

当时，战争并未结束，我竟于中途放下我的责任，离开了他们，我在夜色苍茫中，凄然向他们告别的时候，不禁流下热泪。

想到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手足弟兄和那些夕阳衰草中的碧血青磷，这一切，更使我伤感交集，不能自已！

文如玉

（14）从上海到长沙

1937年9月22日，一个微雨的薄暮，我交代了任务，结束了在东战场上四十天的生活，回到南京。

得到最高统帅的许可后，我回到我的故乡——安徽巢县洪家疃休养。

从剧烈紧张的战场生活转到幽静的乡居，差不多经过一个多月，我的精神已渐渐复原。这时候，南京来的电报已经传递到了乡间，我奉召回京。

十一月中旬重返南京，那时，东补战场的形势已经在急剧变化中，为了适应战局的转移，南京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同时决定，把几个省区的政务重新部署一番。

最初，我被征询是否愿意回到安徽，后来，又被提出作为承乏湖南省主席的人选。

就这样，我在11月20日从南京起程。我知道，我离开战地是一天天远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岗位从最前方移到大后方，我的责任也从军事转到政治。

在国家多故的时候，我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从政生活，我感到惶然悚惧。

当时，湖南九位省府委员，除了我自己以外，其他八个人我都不曾相识，心里想：这样的组织倒很新奇，恐怕自有省府组织以来，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光杆主席”吧？

在汉口，我和新任秘书长陶履谦初次会晤，从那时候起，他就以他丰富的经验，替我分担了不少的责任。一直到我离任为止，我和所有不曾相识的委员，没有一个不是水乳交融的。

我十分庆幸，一个“光杆主席”能够得到多助，这是使我不能不感念难忘的。

11月25日夜间，从徐家棚车站开出的武汉至长沙专车，载着我和秘书长及少数随从人员，向着长沙进发。

一到长沙，便接到一位湖南前辈的电报，勉励我：要我“奋发有为”，要我“为湘民造福”，这使我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

在我到达前三日，敌机首次空袭了长沙，在东车站附近留下了一笔血债，市井谣言说：“这是敌人追踪张主席来向他送礼的！”

一种严重的感觉，一种职责上的重大启示，伴着这样可笑离奇的传说，使我深感时艰任重。

实在说，这一种残酷的礼物，倒不是对于我个人的“献敬”，而是“献敬”到湖南，这个绾毂南北、控制东西、掌握粤汉湘赣两线枢机的省会长沙。

敌人的这些炸弹，不啻是发着巨响的警钟，是指示湖南进入战时状态的信号，警告“过于镇静”的湖南民众，如我所要警告的一样：

目前抗战之规模正在展开，战区之范围必益扩大；湘省此日之地位，绝不容苟且偷安，更不容粉饰升平。

在那样一个时期来到湖南，黍膺疆寄，实在是比不得太平时代的“太平官”。虽然，在我的秉性上，有着恬淡的心情，但是在职责上，却必须要以全副心力去做事。

因之，面对着庄严的使命，想着血腥时代中的苦斗，我也不能不有一个决心：我是为着做事到湖南来的。

我只知道，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我绝对不是来做官，不是来这里苟且偷安过因循的日子的。

我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中央、对湖南三千万人民担负责任。我一定要殚精竭虑，尽我一切能力，来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来为地方人民奋斗牺牲。

我以这样的决心，在湖南过了一年又二月。贯彻了“奋发有为”四个字，想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

“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这是我最初的目标，也是我最终的愿望。

在我奉命以后，我对于这个被称为“中国普鲁士”的省区，深怀着历史上的爱慕。

我憧憬革命先烈谭、唐、黄、蔡的遗风余韵，崇尚湖南人讲骨格、敢担当、说真话、做实事的精神。我想，在这一个地方，无论讲人力，讲资源，讲民风士气，都是最有可为，最能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所在。

我就想要以一片至诚，来把这可爱的湖南，很有作为的湖南，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湖南！实际上，我在京汉途中的长江轮上，就集中了我的思考，描绘蓝图。

这样的一个蓝图，以一个过去办学、练兵、打仗，对于地方政治太少研究，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没有打算过的人，又如何绘起呢？

然而，我以一个军人、一个军事教育者的理解，习惯地觉得要依循两个原则，以作经纬：

一个是“军事第一”，一个是“风气为先”。

我想要树立一种新风气，来培育护持新政治的力量，即以这一新政治的力量来支持抗战，奠定复兴民族国家之基础。这就是以后我揭橥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意义。

就职时，我就把我考虑决定的“廉正勇勤”四个字提了出来，希望作为湖南的“省训”，并加以阐明。

我希望湖南要有一个“省训”，所以提出这四个字，不仅希望全省公务人员做好人，而且都要做好事。

我解释“廉”是做人做事的基础；“正”是做人做事的态度，能廉方能正；“勇”是做人做事的精神，能廉，能正方能勇；最后加上一个“勤”字来实行“廉”，“正”，“勇”，否则虽廉，虽正，虽勇，也不能成事。所以，这四个字还有它的一贯性。

为什么要提出这四个字呢？

在当时，我还不能设想湖南政治风气究竟是怎样，但在一般的了解上，我想，贪污浪费，狭隘偏私，畏葸因循，懒散腐败，实在是成了普遍的官场风气，而这种颓风末俗，足以亡国灭种。

我发一个愿心，要培养公务人员崇高的情绪，正义的精神，发扬朝气锐气，鼓舞热血热忱，蔚成一派的新兴气象：“化官”成俗，咸与维新！

这四个字，是我认为一个公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人格与修养的标准，同时，也是摧毁官僚政治，使之进化为现代政治的根本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条件，新湖南的建设，无从企望。

那天，在我就职典礼完毕了以后，通讯社记者来访问我的施政方针，我扼要地说明了以军事第一为基点的政见，兼及几个精神的守则：

一、在抗战阶段内，所有政治设施，当以适应战时需要为主；

二、因此决定以“寓国防建设于地方政治建设”“寓军事于政治”二语为施政之总目标，使军事政治齐头并进，互作支援；

三、为适应战时需要，兼顾地方情况，对于中央的希望，人民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要加以适宜之斟酌，以期止于至当至善；

四、对于地方兴革以及非常时期之兴革事宜，当以“调剂盈虚，不增人民负担”为基本原则；

五、用人行政一秉“至公至正不倚不偏”之旨。

因此，贯注于施政方针的依旧是要用以自律自守的“廉正勇勤”四个字的精神。

我要以“不增人民负担”的基本原则，来贯彻一个“廉”字；要以“至公至正不倚不偏”的态度，贯彻一个“正”字；要以建树战时政治，支持抗战，奠定复兴基础的祈响与精神，贯彻一个“勇”字；要以一个必要的“奋发有为”的基础条件，贯彻一个“勤”字。

我记得，我在湖南是没有举行宣誓式的，但在总理遗像之前，在三千万人民注视之前，我作过以下的誓言：

我站在现在的地位，我一定要尽保障人民、保卫地方、保卫国家的责任。我如果有自私自利的心理，升官发财的念头，你们每一个人，任何一个湖南人民，都可以来攻击我。

如果我不是为国家民族来奋斗牺牲，不是为湖南人民来奋斗牺牲，我就不配站在这一个地位，不配担当这个责任，我就对不起国家民族，对不起湖南人民。

这誓言，我以绝对严肃的精神，加以不渝的信守。终我在任之日，我尽了我所有的能力，促使全省各级公务人员生活在一种崇高理想和善良风气之中。

我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处理伤兵问题。

在汉口时，已经听到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传说，到长沙以后，目击着那样混乱的情形，证实了这确乎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没有想到，从前方浴血归来的战士，是处在那样可怜而又可恼的情况之中。

所有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

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横冲直撞。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

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了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长沙确实成了一个“伤兵世界”。

另一方面，伤兵从车站下来的没有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到处遭受一种冷遇，一种仇视。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有时，就被迫采取一种报复的态度了。

这样一来，近万的伤兵便成了使这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省会感到严重不安的因素。至于外县，更是官恇民怯，相顾惊惶，某一个县政府竟被伤兵捣毁。

这许多负伤同志，有不少是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他们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而地方人民天天担心着的治安和秩序问题，又为我身为地方长官应该负责解决的事件。

为了开导伤兵，表明态度，我颁布了“告伤兵书”，同他们“约法三章”；同时，我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出了一张取缔伤兵滋事维护治安的布告。

然而冷静地思考，空言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在那年11月30日举行的第一次省府委员会议席上，我提出了改进管理伤兵的办法，并主张充实伤兵管理处的组织。

原则上是：先之以适宜之安顿，继之以相当之禁制，而终之以严格之处理。

通过这个办法，从解决伤兵的生活着手：使他们有吃、有穿、有住、有用、有医疗、有娱乐。

那时，中央饷款还没有汇到，我们就设法垫发，总额超过了一百万元；并且，购办了卧床、棉被、棉衣裤、衬衣各三万套，在省会和各县搭篷供三万人收容之用。

因此，第一步便是将占住各商店各旅馆的伤兵，迁移到特别设置的医院、休养院和收容所去，使这些曾经为国家流过血的伤兵，在生活上感到安顿和满足，没有一点怨言。

第二步，入院以后，便施行军事管理，严禁外出；同时，将留居长沙的一部分伤兵，分配到驻有兵力的大县，俾易管理，已经好了的要他们归队，或者编成荣誉团。

第三步，如果还有不听约束或者仍有不法行为的，那就予以军纪军法制裁。

这样的处理，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完全就绪，长沙市面恢复了安定与繁荣。一般地说，在处理过程中，伤兵是很能守纪律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

在长沙，有一部分占住某一旅馆的伤兵，在警察的催促之下，还不肯入院。商民推了几个代表来向我请愿，要求派得力部队去强制执行。

我说：“如果我这样办，一次流血的惨剧或许是不能避免的。这一招，不到万不得已时，我是不能办的，最好还是你们向伤兵请愿去。”

他们似乎很失望，但毕竟照着我的意见去做了。当天，有许多商民集合起来，很礼貌地向住在旅馆的伤兵“请愿”。他们的良心被唤起，伤兵们以很好的行列，随着警察的先导，走进了四十九标——休养院的所在地。

“为什么要怕伤兵？为什么要厌恶伤兵呢？”我一再就这个问题谆告官民，不要怕，不要厌恶。

因为，每一事故，都是由于怕，由于厌恶，以致事前没有精密筹维，事后又无处理方法，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

另一方面，我也绝没有稍存姑息，我曾经很严厉地将几个犯有重大情节的不法之徒——里面有伤兵散勇，也有地痞流氓——予以处置，并且很负责地通令各地方政府，各保安团队：

凡是发现有不法伤兵，以及假名滋事或勾串伤兵的痞棍，依照军政部的通令，准予就地拘拿，并准许先办后报；要他们勇于负责，为民保障。

这个命令发出以后，虽然在各地发生不少功效，但有些地方还是做不好。

1937年底和1938年初，从长沙分配到各县的伤兵，又使地方上的文武官员感到头痛。呈电纷来，不是请求派兵，便是痛陈款绌。

我和陶履谦秘书长洽商以后，由他亲自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各区司令、各县长，说明处理伤兵办法的意义与精神，并提醒他们注意：

本主席以为伤兵自前线归来，各地方长官以及民众应深表关切之情，不宜因有不肖分子参杂其间，遂概存厌恶之念。

第一，对于伤兵生活，除衣、食、住、医以外，当予以适当娱乐，以解其苦闷之怀，常作精神讲话，以鼓其忠勇之气，俾其精神有所寄托，不至受人煽惑。

第二，伤兵入院或入所以后，应严禁外出，由各该司令、县长，多派明密稽查，昼夜巡察，遇有擅出滋扰情事，轻者纠正，重者拘惩，使其行动有所顾忌，渐趋正轨。

第三，如果伤兵不肯入院入所，聚众持械横行，自应遵照迭令，将首犯予以处分，必要时并可发动民众自卫力量，直接予以制止，使知峻法之可畏，民气之难犯。

此外，各士兵行动宜视官长为转移。果对于负伤军官详查番号，加意慰劳，俾其自为约束，收效当必更大。

总之，伤兵管理之是否得宜，关系抗战前途甚巨，本主席昕夕焦思，未敢忽视。各该司令、县长有维持治安、保障人民之责，所望共喻此意，努力奉行，不得临事张皇，以一纸电文希图卸责。

尤望各该司令、县长，此后遇有事故发生，能当机立断，负责应变，力矫蹈常袭故畏葸因循之习！（一月支电）

所以，伤兵问题发展到这里，已经不是如何处理，而是主观方面如何认真处理的问题了。

我记得在我接事的一天，就有一位县长赶到省里来请示，他说：

他县里驻了某师的一个补充团，这位团长向地方借钱，第一次要借七千，借了三千，第二次又要借一万，县长没有法子，便从县仓里拨给他一千二百石谷。可是第三次又来借了。

于是，县长这才赶到省里来，要我想办法。

我对他说：“你最初应该很严正地告诉他，地方上绝对没有钱可借，而且即使有钱，没有得着上峰的许可，也不能随便借给你。你这样拒绝他，他能造反吗？他能把你杀掉不成？”

可是，他实在没有一点勇气了，他要求我把他免职，甚至撤职都可以，只要我允许他不要回到他应该回去的县城。

这个例子，说明许多地方官吏没有担当，没有勇气，蹈常袭故有余，适应机变不足，于是，在非常的日子，便表现充分的无能，在伤兵问题的处理上正有同样的情形。然而，这种情形后来还是慢慢克服了的。

经过了相当时间，各地伤兵以及管理伤兵情况，都进入比较平稳的状态。到六月初旬，在我巡视湘西途次，突然接到长沙的电告，说有少数伤兵又发生了越轨行动，我立刻加以指示，要负责机关妥慎处理，幸而迅速解决了。

从湘西回到长沙以后，为了更进一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慰藉伤兵，我要求社会人士、人民团体扩大对伤兵的服务运动、教育运动，扩大尊敬伤兵爱护伤兵运动。

同时，要求负责机关改善伤兵的生活，严格纠查伤兵收容所的管理情形，并加强领导伤兵自动组织的荣誉维持会。

这样，在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之下，逐渐地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使以后在保卫武汉战役中，从南北各线交代长沙承纳的大量负伤战士，在适当的收容和迅速的移转之下，没有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我刚到湖南的时候，和伤兵问题成为兄弟问题的是兵役问题。

造成的原因，征兵制度的推行未善，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招兵情形的混乱是另一部分；因而牵连到匪患的嚣张，又是一部分。现在，回想到当时那种天怒人怨，不忍之心仍不禁油然而起。

当时，除了办理役政的机关以外，各部队在湖南的招募机关，竟有八九十个单位之多，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怪现象。

这种怪现象，使得各地方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报纸上每天都有记载，为人民作着合理的呼号，我们同时也接到各地方的报告，诉说办理兵差的痛苦。

民不聊生到了如何的情况呢？因为抓丁的威胁，很多地方的壮丁，在一天的辛苦以后，连一夜应得的休眠时间都没有，而必须摸到山林中去“避难”。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个乡镇的小客店里，有些小工小贩，在那里过夜，还没有到“鸡鸣早看天”的时候，便失去了他们的自由，如同犯人一样，被绳子捆起押着走了。

这样普遍的恐慌，造成了下面几个结果：

一、壮丁大量逃避到城市里来，严重影响春耕；

二、强悍的壮丁不愿意被捉当兵，而宁愿流为土匪，于是草泽山林，成了逋逃渊薮；

三、民间流传了许多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因为“买放”，善良的风化和安宁的生活都以极大的速度被败坏。

自由招兵的弊害也是不可胜言，一份报纸作了如下的报道：

“近来因各地所设的招募处招募新兵，有人就可当官，于是一般在野军人或土豪劣绅，勾结区乡镇长使其多多抽丁，或直接派兵到各处搜捕，以便填满人数，升官发财。”

另一份报纸还记载：在湘南耒阳，某一个部队因为要弥补逃兵的缺额，就自动搜捕壮丁。

上面说：“本来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去征集，偏采取自由行动扰乱后方，不但于征兵无益，反种下军民不合作的恶根，影响将来的战局。”

我接到的报告，也相当证实了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某师一个团长，竟然严厉地命令一个县长说：“如果不能在一定限期内，解缴多少兵额，就要把你捆到团部处办。”

更有很多地方，对于乡镇保长承办“兵差”不力的，就干脆捆缚游街，或者是派些枪兵到乡镇公所去坐催勒缴，骚扰不堪。自然，一切供应都是转嫁到人民身上的。这种混乱的情形，实在令人痛心。

在我发表的施政方针里，我就已经郑重提出兵役与生产的问题。

我以为“目前国家最需要兵员的补充，但在执行时，总要以不妨碍农村生产力为原则；如此，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家战斗力，一方面亦可不妨碍社会生产力”。

于是，我站在“妥施要政，善用民力”的立场，认为不能不有一个彻底调整的办法。因此，在将伤兵问题布置就绪以后，12月中旬，召集了第一次兵役会议，决定了两个办法：

第一，为了统一事权，杜绝纷扰，以加强役政效率，减轻民困起见，呈请中央将各部队在湖南的八十余个招募机关一律撤销；

第二，中央每月需要湖南补充多少兵额，由湖南役政机关负责尽力征集。送请中央统筹分配，以裕兵源。

决定了这两个原则后，立即呈报中央核定，中央采纳了这两个办法，并且认为这两个办法很好，参照我们的意见，制订“战时募兵统制办法”，通令各省施行。

这样一来，不但使地方上免除了纷扰的现象，而且使各作战部队解除了强招强募的困难，经过了这样的统制征募以后，役政总算初步走上了轨道。

以后，中央规定湖南每月应摊兵额一万八千名，湖南全省，一共有三万八千保，按比例说，每一保每两月才出一个兵。

假使役征能够办到公平妥善，一切无谓的纷扰恐怖，原是可以化作无影无形的。然而，由于基层机构的不健全，由于不肖的乡镇保甲人员的作祟，役政的彻底改进，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1938年3月下旬，第二次兵役会议举行的时候，那时军管区已经成立，我们研究的中心是“如何可以彻底解除在役政进行中人民所感到的切身痛苦？”

当时的情况，部分地反映在我的闭幕词里：

现在人民感到一些什么痛苦呢？第一是土匪，第二是兵役，第三是伤兵，所以匪患、兵役、伤兵成为湖南人民的三大问题。

伤兵问题到现在已经大致解决了，所余的就是土匪与兵役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在我们军人身上，要我们去尽责任，去尽解除人民痛苦、安定地方的责任。

关于匪患，暂时姑作为另一问题。讲到役政情形，舞弊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层出不穷。我听说：在某一个地方，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夫虽及龄，但抽签未中，本可暂免，但役政人员依旧多方要挟恐吓，他的妻子无法，愿筹百元以敬。经几日奔走，始得五十元，其余五十元还没有筹措起来。结果，竟然因‘限期的紧逼，被迫把他的妻子，短期作质’。

这是不是事实，还待彻查，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我们实在没有面目可以对人民！我听到这种情形，不禁为之全身发战！

所以，今天我在会场上责备大家的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或知道这些事情，而不彻底去办呢？大家总不能睁着眼睛袖着手来看着人民受苦！……

我们如果在最短期间能把地方匪患、兵役舞弊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解除了湖南人民一大半的痛苦，也就是尽了我们军人一大半的责任！

会后，我也惩办了几个渎职的役政人员，并且在法令上、在制度上加以多方的部勒，役政是渐见起色的。接着，为了杜绝弊端，安定民心，又订定征集国民兵总抽签办法，从十月起施行。

然而，我认为所有这些努力，还是属于治标。治本的办法，是动员有才有德、敢作敢为的知识青年，作彻底改进基层机构的张本。

基层政治机构的改革，是所有要政推行尽利的重要前提。日后，读到冯玉祥副委员长“改善兵役的建议”，主张“仿照湘省办法，训练青年，派充保甲干部，健全基层组织”。

我很欣幸，我的意见被采纳为“改革之道”的第一条，而这正是我当时以最大决心着手进行的第一件大事。

假定，把当时湖南人民所忍受的三大问题——土匪、伤兵、兵役加以病理学的研究，伤兵问题和兵役问题，可以说是急性的病症，而匪患实在是慢性的沉疴。

这个慢性的沉疴，那时正以急性发作的姿态表现在湘西，甚至在湘中各县。其中最严重的，自然是在多年不曾真正安定的偏僻的湘西。

在我到任前不久，有龙云飞部发动的“乾城事变”，有吴恒良部的“革屯军”在永绥一带的骚动。

由于这些异动而破坏的地方秩序，在我到任以后，还不曾恢复起来，加以不少小股的跳梁，使整个湘西都受着骚动的影响。

善良民众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甚至有路不能行。至于在湘南湘中各县，有的是牵牛吊羊的零星散匪，有的是大股拐枪拖队的投机啸聚之徒——许多“义勇军”“游击队”之名纷然杂呈。

“匪氛之炽，使若干县份痛苦连天”，报纸上以及人民的申诉上，不断作着“安定地方”的呼吁。

土匪的真正成因何在呢？有一次，我对一批干部人员讲：“匪患之所以滋生与蔓延，其主要原因是政治领导的不得其法，人民真正自卫力量的不得其用。明白地说，就是因为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所以才产生土匪；又因为人民本身力量太薄弱，不能够实行自卫，所以匪患蔓延。”

我继续加以说明：“多少年来土匪没有肃清，土匪方面拿来作号召的是说受了政治的黑暗与压迫。他们所讲的话，不见得都可信可靠，不过我们细细分析起来，却也有若干真实的成分。”

我说：“在我的理解上，我认为匪患到底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否认政治上的欺骗与不公平，在人民心理上招致的反感，可以成为酿乱之源；

同时，更不能不承认苛捐杂税等剥削是摧残人民生计、迫使铤而走险的一个因素。所谓‘官逼民反’该不外乎这两端。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样腐败政治领导之下，社会组织没有法子可以健全，政府也没有法子可以和民间正义力量深相结纳，而民间的正义力量也得不着清明政治的保障，于是形成好人不敢露脸、坏人争抢出头的现象。

而行险侥幸之徒，或者意想升官发财之辈，便乘虚而入，利用强悍的民风、地瘠民贫的环境和落后交通的掩护，肆行裹胁，于是大股的土匪形成了。

政府没有根除的办法，人民没有自卫的力量，于是，多年的匪患，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治疗的癌症。”

湖南还有一个特殊现象。当时在湘西、湘南领导土匪的人物，都是所谓在乡军人，是许多退伍的军人。

因为，时局每一次的变化，军队每一次的编遣，总有一些军官被编余了。有队伍的就拖着几杆枪上山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

其中，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可以造时势；所以，做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

于是，山林草泽成了冒险者的乐园，成了在乡军人的根据地。这种现象的由来，有许多人把它归根于风气，其实，风气之所以酿成，正是应该归咎于政治之失修，社会组织之松懈。

我对于匪患就是持着这样的见解：我把土匪譬作社会上的毒菌，人身上的虱子。

我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假使政治不黑暗腐败，土匪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易消灭。反过来说：“我们看到哪一个地方发生土匪，就可以知道哪一个地方政治的腐败，军事的腐败，社会的腐败！”

那么，怎么肃清匪患呢？有一次，我对湘西各县屯务代表讲过：

“讲到湘西的治安问题，清剿收编都是治标的办法，旨在阻止匪势的蔓延；

其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造社会，使政治上不再存留‘官逼民反’的因素，在社会上把人民力量发动起来，特别是把正人君子提拔起来，把土豪劣绅打倒下去；

同时，在经济上开发资源，改善人民生活，更施以教育，转移风气，这样，才可以根除匪患。在这样清明政治的领导之下，土匪就没有法子可以产生。

但是，就目前情形而论，我们对这个骚乱局面，用剿抚兼施的方式，设法澄清，也就可以有小康之象了。”

我讲这话，是在1938年解决湘西屯务问题的时候，也是从湘西绥靖处过渡到沅陵行署的时期。

1937年12月7日举行的第二次省府委员会议，决定了设置湘西绥靖处，想以军事政治的力量协同改进地方。到了次年三月初旬，为了想进一步地安定并开发湘西，使其政治、经济、文化得与其他各地平衡发展，决定设置省府沅陵行署，并经省府委员会推定陈渠珍担任首届主任。

我和陈渠珍在长沙初次会谈时，他纵论了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他讲到他在湘西二十三年的历史以及其中不少的曲折艰难和委屈，归结到“怨尤丛集”，但他一再讲起良心，这里面自然是含蓄了一种精神上的苦楚。

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

后来，我征询他的意见，他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他的意思是：离开了湘西以后，雅不愿再回到湘西去。

大概“湘西王”这一称号是他引为深痛的。然而，我们以真诚相见，在三个月后，在我的敦促之下，在湘西人民的盼望之下，他接受了省府的决定。

对于湘西问题的处置，我是始终持“王道”的方针。我想，治理一个拥有劲直的风尚、朴厚的民情、“矜重名教，敦尚典型”——信仰与感情生活非常发达的地区，首先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办法的问题，是一个诚意的问题。

有了被信仰的人，有了实实在在的办法，有了诚诚恳恳的精神，问题是可以逐渐解决的，尽管奏效很慢。而霸道只是足以燃起野蛮的反抗性的火焰；诈术只是在往往来来的欺骗报复中，加深历史的症结及其仇恨，而这样所加于人民的痛苦，加于地方的劫难，实在是太大太深了。

基于这一个态度，我选择了一个人，就绝对地信任他，不加以任何钳制；我们收编了一股土匪，也绝对地待之以诚，不加以丝毫歧视，不存有任何一点权谋；我们要清剿，也就要剿它一个彻底，不存有丝毫姑息。

这个态度与精神，自然不是短期间能够转移历史回忆所控制的误解，但是，本着这种态度精神去做，更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正本清源地解决这一个“治安之癌”的各种病原。

我相信，永恒的安定，必将代替这样久长的骚乱。

文如玉

（15）湖南民众组训

1937年12月初旬，刚刚对伤兵问题找出相当解决办法的时候，我正在打算应该做的积极的事情。

我的考虑，落在民众训练这个问题上。那时，前任省政府已经有一命令到各县去，集合所有乡镇长来长沙受训，受训后回去担任施行民众组训的工作。

我正在考虑这样的办法究竟是不是适宜，一天下午，有几十个高中男女学生要求见我，于是，我会见了这些穿着青布制服的湖南青年。

一位代表首先向我在淞沪战役中的功绩深致慰劳，接着，申述他们对于我来到湖南的愿望，请示关于今后学生运动的方针，而后，提出“实施战时教育分配战时服务”的要求。

他说：“这就是今天代表多数同学的意见，要向主席请愿的。”

接着，继续有好几位代表对于这一要求的意义，加以补充。

我看出，他们不甘放弃他们应负的责任，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掀起的热情，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

经过几小时的谈话后，我送别了他们，我说：

“你们回去对各同学说，现在赶快预备。只要你们能够吃苦，能够耐劳，能够努力，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一定负责指示你们学生运动应走的道路，并且负责领导你们！”

当天夜里，我把我正在考虑的问题加以确定，我认为，当时的乡镇长，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智识能力如何，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够得上担负这非常时期训练民众的责任，也姑且不论；我们只看到，他们终日要应付征兵、征工、筹捐等问题，已经够他们忙碌了，哪还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呢？

照这样想，要他们去办不可能，而且不会办得好，结果一定还是欺下蒙上，毫无实效。

因此，我决定把集合乡镇长来长沙受训的命令撤销，趁此机会，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发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造成新知识分子、新青年和农民的结合。

我想，第一批便遣派这些高中以上的学生，这些有着自发情绪、自献精神的青年男女，去做“开路先锋”。

我把我的意思先和教育厅长朱经农商量，后来，又提到省府会议上去讨论，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决定了实施的办法：

一、召集四千高中以上曾受集训的男女学生，再加以技术训练，在四百个教职员的指导下，派往各县展开民训工作，期间定为六个月。

二、期满后仍返归原校补足课程。

12月下旬，四千个男女学生，离开了学校课堂，受短期训练，我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什么是这一种民众运动的真意义、真精神？”有一次，我和他们很热情地解释：

“这一次发动民众运动的真意义，不仅是抗日自卫，而且是对于旧社会旧农村的一个改革的运动，一个革命的运动。

也可以讲，这个运动就是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的方式是流汗的，不是流血的；是用劳力的，不是用武力的；也可以讲，是政治的，不是军事的。

这个革命成功，不仅抗日自卫能够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还一定在这一个机会上面，把旧的势力，旧的社会，统统加以一番扫荡，一番改革，一番调整，进一步造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社会，造成一个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新的社会。

我们就是奠定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基础。这一个革命成功以后，我们的国家才能得救，我们的民族才可以复兴！”

这个意义，在我后来发表的《为民训运动告行政人员书》内有着进一步的说明：

此次民训运动意义之重大，盖不仅在加强抗敌自卫力量，以作战时动员准备，而尤在提高行政机构效能，以培植现代政治根基。

易言之，盖不仅一方面以政治教育鼓动人人敌忾之心，以军事训练构筑步步设防基础，期以达成全民动员、乡村决胜之使命；而另一方面，则在以现代精神灌输于古老乡村，促其进步，更以革新力量充实基层组织，速其健全。

在讨论青年分发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集会上，那天，是一个寒冷阴沉的日子，在教育会坪聚集的这些具有大胆天真性格的青年，和我作了以下问答：

问：赤手空拳，到农村去，训练一些什么呢？

答：这次训练民众，不仅仅限于有形的武器。我们不一定使每一个人手里都拿上一杆枪，拿一杆梭镖也是一样。而更要紧的是要训练到每一个农民心理上、精神上、行动上都有现代化的武装，都有一种无形的武器！

问：假使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好，而战局起了特殊的变化，甚至湖南也成了战区，那怎么办？

答：我不会把你们当作一把豆子，撒出去就算了的。我一定在适当的地方指挥你们作战。

问：究竟同谁去作战呢？在乡村作战的时候，究竟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还是代表土豪劣绅的利益呢？

答：土豪劣绅够不上做我们的敌人，他们是依附于那个敌人的。我们的敌人是一种广大的也可以说是无形的旧的势力、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习惯！

问：那么假使不幸冲突起来，有什么保障没有呢？

答：在我的责任上，一定要尽力保障你们，你们在工作中，我相信你们也能以群众的力量来保障你们自己。只要你们能够努力干下去，乡村就是你们的世界，绝对用不着踌躇，怀疑，怯惧。你们尽管大胆地去吧！

我知道，这样的保证是不够的。临别时，我除了提出“敬智勇毅”四个字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外，并且郑重叮咛：

“你们现在是打前锋，接着还有四万几千人的后援大队（预计训练五万青年分发下乡），马上我们要把整个湖南的革命风潮鼓动起来，要把湖南的革命风气提倡起来！

我们有五万个‘生龙活虎’，分配到全省各地，所有旧的势力、旧的制度、旧的习惯，还怕推翻不了吗？”

我的这个宣言，被一张报纸评为“简直是一把烈火”。评论上继续指陈：

湖南正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者，要勇敢，要负责，要以救亡为前提而摧毁一切黑暗势力，以奠救亡复兴新社会的基础。

今天已经有了四千多新人的队伍，接着就有五万。一大群不安于破落的现实而欲彻底改造旧中国的人群，这便是力量。

我们很庆幸，政府大胆地悬出了目标，从这里便可以测出政府的要求是和我们一样——一样的迫切而具决心！

诚然，这个办法是被很多人评为“太大胆的”，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荒唐”。所以，当这些天真未凿的青年——里面甚至包括了很多16、17岁的少年——在1938年1月中旬分发到75个县以后，在舆论上，在观感上，都引起很大的震动。

一般人和我以及我和一般人的谈话，常常会从别的问题，转到这个问题，而且常常包括了不同见解。

善意的顾虑，总以为这些“学生伢子”下乡，一般农民未必能对他们产生信仰，他们的能力也不够克服必然遭遇的困难，这样一定要大大影响到民训的开展与成功。

恶意的想法，认为这样办法是含有充分危险性的。这一派人，担心青年“恶化”：

“十年前旧事（指马日事变以前旧事）会不会重见于今日？”

另一派人又担心青年腐化，说“他们会不会变成‘科学化的土劣’呢？”

甚至，有一个曾在黄埔毕业而任县长的人到长沙来见我，我顺便问起他对于民训运动的意见，他也忘记了黄埔青年的历史，同样表示怀疑。

我对他们坚决表明我的态度：

“就我个人的看法，情形不会那么困难，流弊也不会那么严重。我对于青年人做事是怀着无限真诚的希望的。

我以为，我们中国的乡村，实在是太古老了，如果我们不用革命的方法，把新的血液灌输到农村里去，试问，这种永久在静止状态中的老大乡村怎么能够动起来呢？又怎么能够担负决战中心的任务呢？

最近我们派了四千学生下乡工作，我们没有过奢的期望，我们只准备两千人能成功；就是一千人能成功，我们认为已经很满意了。以后二期三期可以继续训练出去。

目前一班青年们的世故经验诚然不够，但他们的朝气锐气和热血热忱足以鼓动他们改革老大乡村的精神，我相信他们的工作是不会没有结果的！”

三个月以后，所作第一阶段的考查，证实了这些年轻人的能力。他们在穷乡僻壤树立了与人民不可分解的感情，广泛地扩展了革新运动的影响——这些先头部队已经初步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心！

在6个月以后，在这些青年教育训练下具备了现代国民的基础知识与精神的民众是70万人，组成了卫国卫乡的武力。

文如玉

（16）新的施政纲要

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我们开始了两大方案的研究。

这两大方案，就是次年1月下旬颁布的《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前者是目标，是理论，后者是方法，是行动。

在研究这两个方案时，我们实在费了不少的心思。一个星期两次的谈话会，总是在晚上举行，每到夜深始散，有时竟是通宵达旦。那一种昕夕焦思、严肃不苟的精神，通过一两件事留在我的心中，是特别值得回味的。

记得在1月中旬，那时草案已经完全决定，就要送请战时设计委员会各位专家分组审查了，在15日夜间将全案做最后一次研究时，直达通宵，所有参加者都在晨光熹微中才离开二府坪——当时我的住处。

过了两天，我接到教育厅长朱经农和他的夫人联名的请帖，我准时赴宴，朱夫人一见我就说：“主席，今天我要向你抗议哩！”

我笑说：“朱夫人！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抗议呀？但是，公事可以向我抗议，私事我是管不了的！”

她说：“这件事表面上是私，但实在是公，而且不仅我要向你抗议，恐怕今天在座的各位夫人都要向你抗议。”

她作着征求同意的姿势，继续说：“自从主席来到湖南以后，经农就常常深夜不归。譬如最近一次，他在十五号晚上八点钟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才回来，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哩！”

我说：“这可怪不得我！这是大家的共同行动，也是大家的兴趣所在。假使你不信，你也可以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厅长、委员呀！”

我想，当时我是得到在座的支持的，朱夫人的抗议也消灭在来宾的笑语中。

所以，在战时设计委员会大会席上报告制订两个方案的经过时，我很郑重很诚实地说明：

“这两个方案，不是草率拟订出来的，而是我们以十二万分的诚心，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多少次的讨论，然后才决定下来。所以这两个方案，绝非漫不经心地粗制滥造。

我们想到我们对于这两个案子负着严格执行和完全兑现的责任，所以对于每一条条文，甚至每一条条文的用语，都经过严密的研究考虑，因为，我们认定处理事务应有严肃郑重的一贯精神，是绝对不敢含糊的。”

因为大家都不敢含糊，所以很多时候从和平的讨论竟发展到激昂的争论，大家都是一个字也不肯放松，在我的记忆中，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

在讨论施政纲要财政部分第三条“整理营业税裁撤产销税”问题的时候，有一派人主张，在原则上维持以上的字面，认为这种变相的厘金，这种不合理的税制，应该立刻完全裁撤。

但是，财政厅长尹任先固执地认为不可。他说：“湖南产销税从前每年收入有六七百万元，抗战后，预计也还有三四百万元。倘使营业税还没有整理好，产销税又完全裁废，这三四百万元的巨额，叫我如何弥补呢？”

因此，他坚决提出：“裁撤产销税”之上必须加“逐渐”两字。“要是不然，”他说，“财政厅没有法子办！”

这位厅长的算盘，向来是打得很紧的，他提出了算盘上的数字以后，大家只好接受他的意见。

又如，在讨论民政部分的条文时，有人提议列入“办理土地陈报，实行地政制度”，认为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

原则上，我们自然赞同，但在实行的可能性上，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以为时间、人力、财力，种种条件都不许可。因此，我们只好放弃地政上的治本办法，而仅仅要求做到“实行清查户粮，革除田赋征收积弊”治标的地步。

我相信，假定切实地做到这一条，税收也可以增加，人民负担也可以减轻，对国计民生也就有不少好处了。

施政纲要军事、民政、财政、经济、文化五部分，总共五十七条条文，便是在这样字斟句酌中定下来的。凡是估计我们的力量不能做到，或是时间上不许可做到，要等抗战结束以后才能着手进行的事，都不曾列入。

在性质上说，这些纲要可以看作是战时的政治纲领。而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正是纲领中“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健全行政机构”“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等重要条文的实施办法。

其中，确实包含了“大胆的”精神，是一种非常的改革。记得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先生在《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一文中，指出“方案的特点是在可行性和必行性、敢行性上面”，诚然，这些条文是有其现实性、革命性和战斗性的。

有人指出，这两个方案的产生是“基于敌人炮火的赐予”，是“由破国而得来的伟大经验”，这同样是真切扼要的看法。

1938年1月18日，在战时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说明，表明了两个方案的根本精神之所在：

“这次提出的两个方案的真正意义与精神，我想各位都已了解，是不但为了现在，而且为了将来；不但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是为着奠定复兴国家民族的基础；更不但是消极的治标，而是积极的精神上的治本。

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组织、制度、人事诸端，我们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一个彻底的改造！

我们深深感觉到，湖南目前的一般情况完全同平时一样，实在不能适应非常的抗战局面。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以上的版图，而它的后方还是一切照常，诸凡行政机构、社会组织、教育方法等，依旧保持原来的状态，绝不紧张，毫无变动。

时局发展到了今天，我敢说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潮流的到来就在目前了！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内，依旧是故步自封，蹈常袭故的！⋯⋯

所以，省府同仁决心趁此时机，彻底改革一切省政，要把所有充满着沉沉暮气麻木不仁的组织、制度、人事，予以根本铲除，要负责领导三千万民众统统站起来，担负保卫湖南、保卫国家的责任！”

由于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忱，我们展开了“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的战斗。在这时候，我是用主要时间和力量准备实践我对下乡青年所作的“以四千人做前锋、四万数千人做后援大队”的诺言的。

对于《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的内容，还有加以较详细说明的必要。因为，这里面固然包含着我们战斗的目标和改革的方法，也有激烈争论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确是方案重心之所在。

比方说，有些人认为严重的地方，正是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或者有些人认为可以“缓”的地方，又正是我们认为必须“急”的地方。

这个不同的所在，就在于常态与非常态、平时与战时、治标与治本的认识与掌握之间。

我对于抗战时期政治任务的基本观念是：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个敷衍的局面。

我们在这非常时期的局面里应该要有革命的精神，要以革命的方法来做事，来努力。如果不然的话，还是保持“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的那一套，那就叫做不合时宜，不识时务，那就要贻误大计，贻误人民。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兢兢业业，昕夕不遑地考虑着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何完成新时代的使命。但是，也许有些人持着不同的见解，那么，我所要求的一个适应新时代的转变，一个彻底的全盘的改造，自然不得不被认为“非常”了。

我怀着这样一个基本观念，要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去完成任务呢？这个方针就是：

“将平时生活转变为战时生活，将平时组织转变为战时组织；并趁转变之时，加以一番涤荡，一番改革，一番调整，一番建树。消极期能负艰危而不懈，临大难而不溃，以尽抗敌自卫之功能；积极则在经历战时化之过程，达到现代化之鹄的，以对外抗战之准备，达成对内建设之企图”。

这就是我在1月22日，对实施两个方案公告中所揭示出的主旨。

这个主旨确定了以后，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是应该涤荡、调整、改革，什么是应该建树的呢？

我们认为，当时急务，莫如革新政治，组训民众。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基层组织必须加以全盘改造。

当时，参与讨论的人，谈到基层组织的情况时，没有一个不是疾首蹙额！我说：我们侈言革命，但是革命的影响究竟在哪里呢？

革命对于基层社会，对于农村民众，也好像是从前改朝换代一样，没有一点变革，没有一点更张，因而也没有丝毫进步！

一直到现在，乡村还是古老凋敝的乡村，农民还是散漫痛苦的群众，基层组织还是一个空壳，一块招牌，基层领导人物还是既庸且愚、不学无术，甚至不识“之、无”的一群。

以这一种社会，这一种组织，这一种人事，如何可以谈到御侮救亡、复兴民族呢？

我曾经讲过一件实事，我说：

最近我从家乡来，知道有一个地方，附近十四个保长中，有八个是抽鸦片烟的，两个是开烟馆的，没有一个是有恒业恒心的，都是只以欺诈、敲剥、打坏主意为事。

对于这种情形，有乡居经验的人，一定都有同感。以这样的人，来担负国家基层组织的领导责任，那是绝对不成的。

经过交换意见，大家一致确认基层组织的腐败与不健全，广大民众缺乏现代组织与训练，是政治上一个很大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

因而，《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实施民众动员、政治动员、文化动员、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的方略——在极审慎的探讨研究以后，确立起来了。

方案制订的经过，实在费了比纲要更长的斟酌与更大的苦心，并且很谨慎地吸取了当时县政实验、乡村建设、民团组织的经验，按照现代政治、战时教育的原理原则，贯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大规模动员的方法，确定了向政治上社会上旧存组织、制度、人事进军的方略：

一、民众动员——广泛发动民众，以“两个三位一体”包含“管教养卫合一”之精神，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实施民众之广泛的集体组织，发动民力，提高民智，纳入民族主义的“加强抗日自卫力量”和民权主义的“树立全民政治基础”的任务之中。

二、政治动员——为了保证民众动员之有效施行，必须彻底革新政治，健全基层组织：在制度上，决定废区，改设督导员，扩并乡镇区域；在人事上要动员五万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分别派充县长、县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乡镇保长、政治训练员、妇女训练员，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

三、文化动员——发动知识分子，分赴农村组训民众，健全基层组织。在教育的文化的意义上，是要他们深入农村，到民族抗战的实际基础上去求活的经验，去上活的课堂；在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上，是作为动员民众、革新政治的干部，完成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农村中深植现代精神，培育新生力量，以加速社会的变革，巩固国家的基础。

方案公布后，也产生了一些反应，提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在战时有成就的可能吗？

二、县以下各级机构的调整，是不是“太理想”呢？

三、一批新知识分子下乡以后，能不能有效地达成任务呢？他们真的会比旧的好吗？

四、旧有的区乡镇保长是不是一笔勾销？对于这些人的安置，要说用，你没有办法；要说不用，是不是会有麻烦？那么，你究竟怎么办？

五、为了发动知识分子而停办高中，使“教育中断”，是合理的吗？

六、民众抗日自卫团的编组，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豪绅割据的武力？或者竟成为投机啸聚的非法组织呢？或者是不是又要“收缴民枪”，“增加团款”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都曾分别加以解答。当然，讲起这个大规模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其条件是非常复杂的。但在主观上，我们当时有很大的信心：

“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地方有益，对国家民族复兴有助，我们是不计成败利钝，决心去做。”

讲起县以下各级机构的调整办法，当时确是一种新的制度，而这个新的制度，可以说是从湖南来实验的。如果说发动青年已经“大胆”，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青年就更是“大胆”了。

我记得，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改善各级行政机构”一案，其中关于各级机构之改进，如废区，扩并乡镇区域，充实乡镇公所组织，以及在县政府内设置督导员、技术辅导员等等办法，都和我们当时已在实行的制度相同。

而实际上的成效如何，湖南是负了试行的义务的，背负着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曾有瞻顾徘徊。

我们决定，以行政干部学校为保姆，分批造就试行新县制所需要的干部人员，巨幅的“登记知识分子充任县市各种干部人员”的通告，在报章上出现了！

除县长及佐治人员已经甄审外，第一批要登记督导员500人，技术辅导员450人，政治训练员1000人，乡镇长2000人，妇女训练员500人，加以训练，组成政治的部队，分派到75县去。

“自目前起，本省省政改革及新政建设，已自计划时期入于实行时期。吾人在计划时期，不厌周详审慎；但至实行之日，必要雷厉风行。绝不忍睹与吾三千万同胞福利前途极有关系之方案，成为一纸辉煌显赫之具文！”

这时，是到了向旧存组织、制度、人事进军的前夜了，对全省各界人士，各地公正士绅，青年知识分子，我作着诚恳的号召。

文如玉

（17）秘密出巡湘东南

我来湖南后所制订的两个方案颁布以后，每每想起“对于本省政治、经济、文化之一切组织、制度、人事彻底改进”这一句话，觉得诚然是很痛快、很坚决。

但是，仔细地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闭门造车？是不是主观想像？

在客观方面、实际方面是不是有这一需要？

是不是现在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组织、制度、人事都真真需要彻底改进呢？

我想：应该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实地的证验才行。于是，二月初旬，我和省府委员宾步程从长沙出发，经过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攸县、醴陵、浏阳七县，作了一度短期的秘密旅行。

沿途，我以某师长的名义买食民间，闲话田园，到处听到农民叫穷叫苦的呼声。

出发的一天，正当农历新年，当我在湘潭、衡山间一个乡村休息的时候，我和农民开始闲谈。我问：“你们过年，为什么不贴门对子呢？”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闲钱！”

到了醴陵乡间，我看见好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曾进学校，我又问起：“为什么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读书呀？”

又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没有钱呀！”

然后，再看到有一个地方，很多老百姓的牙齿都是黄的，也许是吃了某种烟草的关系，但问起他们所以如此情形，仍然是一个简截了当的回答是：“我们没有钱买牙粉、牙刷。”

是不是真的陷于这样普遍深刻的贫穷呢？我想，也许是不尽然的。

我感觉，这些朴质的然而又饱受现实教训、创巨痛深的农民群众，对于不知从哪里来的陌生人，都保有很大的矜持，不肯轻易说出真心话。

你要问起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干脆承认贫穷。然而，他们诉苦的目的，并不在乞求怜悯，而在坦然暴露其内心无可奈何的愤慨。

就在这一点，我仿佛看见了燃烧于农民心理上的激怒的火焰。

但是，你说农民真正过着很好的日子吗？这样的想象，也是太玄虚了。

抗战以后，当地土产滞销，地方经济显得异样凋零，农民生活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可是，在另一方面，战时要政纷至沓来，征兵，征工，派捐，募款，一齐涌进了农民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纷扰与苛征。

在从耒阳到安仁途中的乡下——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和一些男女老少的农民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

问起他们有什么捐款，他们首先提到的是伤兵捐款，真的太繁太重：

第一，伤兵捐，每保就要摊派四十元；第二，棉被捐，每保要摊棉被两条，每条五元五角，就是十一元；此外又有什么医药费，每保要摊十五元。

总共才三项捐费，每保要出六七十元，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

我问他们还有什么捐，他们说：“捐多得很呀！”

于是，举出什么修路捐、枕木捐（建筑湘桂路用的枕木，他们那一保摊派二十三根，每根枕木要出一元二三角），还有什么谷仓捐等，至于无名的非法摊派，那是不容易举出的。

国家的每一件要政，地方上任何一种设施，好像总是化成捐税，嫁于人民，特别是农民，要这些贫困的人们、凋敝的农村去负担。

别的不讲，在我们订定的改进管理伤兵办法里，何尝是要一切取之于民、捐之于民呢？我们身处省垣，又哪里知道到了地方上会演变到如此情形呢？

一个保，负担的数目如此之大，如此之多，你怎能不让人民叫苦，我们又怎忍住，不为人民叫苦呢？我当时深深感觉，我们政府实在对不起人民，而人民也是不能忍受这样沉重负担的。

怎样才可以改进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呢？

怎样才可以减轻人民的痛苦呢？怎样才可以使得下情上达，而上层的意图又可以贯彻到每一个人民的身上呢？

怎样革除政治上对上蒙蔽敷衍、对下欺骗压迫的积习，使政治以崭新的形式、真诚的面目，与民更始呢？

一种炽热的愿望燃烧在我的心头，我的愿望，寄托在现代的政治、现代的机构上，可是，看看当时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一派陈旧腐败黑暗的情形，几乎难以想像。

在出发以前，对于政治，我决定了视察的三个方面：

一是动的精神——就是“人”一方面的精神；二是静的精神——就是“物”一方面的精神；三是办事的精神——就是“事”一方面的精神。

有一天，我到达一个县政府，一直走到县长寝室的门前，这位县长还不知道。那时，已经上午十点多钟了，他还酣睡未起，借口生病，派了一个秘书接待，我们在会客室里等了好一会儿，称病的县长才出来。

以后，又接连地看见了在礼堂里保留了两年前就职典礼秩序单的警察局长，房间里高悬钟馗像的警佐，已经到任半年，还不确知全县学校和教师数字的教育局长，头戴睡帽、颈围围巾、脚踏火炉、瑟缩在办公桌上的公务人员，以及头戴黄色军帽、上着青布学生装、下穿草黄色西裤、脚踏牛皮钉鞋、手执红缨大刀的门卫⋯⋯人的方面如此，物的方面，就可以推知了。

所到之处都是破落户气的“衙门”，仿佛象征着国家倒霉的样子，污秽紊乱的外表，十足反映了污秽紊乱的内容。

我到过一个县政府，进了二堂，看见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偷偷在那里嬉笑张望。我觉得太奇怪了，一问，才知道是些职员眷属。

以后，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采取家庭与机关“合一”的办法，甚至还有一个警察局总务科长的房间，前面是办公室，后面就是内室、厨房，真所谓包罗万象。

同时，还看到破衣、破袜与卷宗纷然并列的管卷室，被降格为晾衣场所的大礼堂，积了一层厚厚灰尘的办公桌，所谓“整齐清洁”的要求，简直不知道什么一回事。

那时，民训学生已经到达各县了，我每到一县，总要召集他们，问问他们的生活。

记得在某县，我接到他们一个报告，控诉那个县长昏聩糊涂，他们说：

他们来了许多天，县长都不和他们照面，一连要求三四次，总是被挡驾。后来总算接到一个通知，约期会见，可是按期到了县府，却依旧会不着县长，而只看到几个妇女在那里抹牌！

这些未经世故的青年，怀着光明愿望的青年，亲身接触到政治的腐败，感到无限痛心。

在另外一县里，有几个民训学生来见我，他们很稚气又很愤慨地说：“报告主席，我们是按照命令来的。年都没有回家去过，可是一直住到现在，还一点没有办法。要我们冷清清地死守在这里做什么呢，请主席替我们想办法。”

我劝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发火，这就是经验，这就是教育。我过去不是多次同你们讲你们将来遇到的困难多得很，你们要碰到的问题也多得很吗，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你们要忍耐，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应付，不要急躁，那些人也许和你们是隔着一个时代的。对于我们的工作，只要我们能耐住性子，但是一点不放松我们的决心，我们总是有办法的。

在我的秘密出巡之中，满目缓滞、腐败，不负责任，嫉视革新，成为政治的本色。可以交的就不负责任地去交，可以推的就不负责任地去推；交不了、推不了的，便不负责任地搁，而这就是“办公事”。

说起这一点，在我记忆中，总留下了一位带着通光眼镜的“老书记”的影子。

在一个警察局的书记室里，我看见这位老先生按着一张警察调查表，在凭他的臆想去填。

这原是一件很重要的公文，是我们预备整理警察的一个步骤。然而，这一件重要公文，却从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科员逐层逐次推到这位“老书记”身上，到达了“公事大旅行”的终点。

一切重要公文，重要法令，尽管它与国计民生有极大的关联，它所得到的待遇大概都是一样——推了以后，归进了拉杂散乱的档案之中，只配与破裤破鞋同腐，如我在某县府管卷室所看到的一样。

那一次，我很生气地把那些破裤破鞋抽出来扔掉了。

办事方面的情形，大体便是这样。什么紧张、条理、迅速、确实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比较好的并不是没有，可是太少了。

巡视归来，我不得不痛心地作了如下的结论：

“就所看到的情形，我们不能不认为现存一切组织、制度、人事都是陈旧的，也可以说是中古世纪的；不是新的，更谈不到现代化。

这个肯定的判断，是我的结论。我以为这种组织、制度与人事，绝对不能适应现代的潮流，绝对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环境。

我们现在唯一要紧的事，是怎样集中人力，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在主观方面，我们不能不检查，我们的一切，是不是够得上达成这个任务的条件。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办事精神，这样公务人员的精神，可以说是没有救药。

因此，我们要反省，要负责，要改革，要决心改造一切。这些话虽然言之过切，可是一切情形，使我目不忍睹，在我的责任上是不能不郑重提了出来，告诉各级文武同志，各位高级主官知道的。”

事实上，这些话造成了什么影响没有呢？有，但不大。传统积习实在深，惰性实在重。

再接下来的三月间，我不得不在两件案子上，昭示肃正官常、转移风气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