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两个梦

　　园我们在应昌期告别青少年时代之前，先让他的生命历程作一下短暂停 留，专门来叙说一下他在那一时期的两个梦想。

　　人人都有自己梦想，何况年轻！

　　应昌期青少年时期的梦有两个：如果将前一个称之为“彩色世界之梦”的 话，那末后一个便可称之为“黑白世界之梦”了。

　　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应昌期从上海天津路的阜昌里走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三福里的趟叔 孺先生家中学书法，半道总要走过一家波斯地毯行。

　　波斯(PERSIA)，即今之伊朗，盛产羊毛地毯。上海开埠早，三十年代更是 万商云集，市内有很多外国洋行，这波斯地毯行也就是专营进口高级地毯的一 家洋行。

　　应昌期对色彩极其敏感，第一次经过那家洋行门口，便觉眼前骤然一亮，忍 不住弯进去看看，但见店堂肉色彩斑斓，所陈列的各种款式、各种尺寸的进口地 毯美仑美奂，简真令人目不暇接。

　　之后就像成了习惯，每当走过这家洋行，总想进去欣赏一下，偶而还弯腰 去摸一下那一摞摞堆在地板上的纯羊毛地毯。那品牌高档的，其正面密布耸立 的毛绒，质地坚实、紧密，又极富弹性。看得多了，内心便生出一种很想购买的 愿望，只是一望标价，对像他那样从每月8元银洋起薪的练习生来说，简直高 如天文数字一般，无法企及。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存下一个梦想：什么时候有钞票了，一定要买它一条最高级 的波斯地毯欣赏欣赏！

　　另一个梦自然是关于围棋的黑白世界之梦了。

　　前面已经说过，应昌期像是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小小年纪便沉浸于围棋这 一黑白世界之中。到上海学生意，工余花时间最多的，还是围棋。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他以后在围棋领域中的非凡作为。

　　一件是他开始出面成立棋社。

　　自从到过日本人开设的棋苑之后，应昌期就逐渐萌生了所谓“棋道”观念， 即围棋既然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那么除了决定输赢的棋规之外，必 定还有棋品、棋礼等内容存在。即对局须讲礼节，双方遵守棋礼才能使棋局气 氛和谐、优雅，提高比赛的品位与格局。因此他便一改国人以前在茶楼酒肆中 对局时的种种陋习，规定凡在他所主办的棋社里对局，必须正襟危坐，对弈双 方不许在比赛时一边吃排骨面一边下棋，也不许唱歌、聊天、开玩笑等，而必须 优雅、安静、肃穆而不轻浮。

　　这自然令以前“野”惯了的棋迷们不习惯，不舒服，所以坚决反对。但应昌 期坚持着，不为所动：要么遵守棋礼，好生下棋，不然就请出去。

　　提倡围棋需要有人精心组织。围棋组织里面需要有大家共同遵守的棋礼 约束。这些就是青少年时代的应昌期在推广围棋运动方面所悟到的“真理” ——尽管它还显得比较粗糙和朴素，但综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 脉络的一致性，即应昌期非常看重原则。

　　另一件是他开始倡导新闻棋赛，也即以报纸来宣传、倡导围棋。

　　应昌期16岁进入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大国手吴清源在日本围棋界 的名声已是如日中天，与木谷实等一流高手的实践棋谱在《读卖新闻》、《朝日 新闻》等报刊上逐日刊登，轰动全日本，影响很大。

　　像日本这样由新闻媒体组织棋赛，又在媒体上刊登棋谱让公众研读、摆谱 的做法令应昌期大感兴趣，直觉这是激活棋坛的一大妙着。细细思索，夜不成 寐，于是索性起床披衣，坐到桌前写起信来。

　　这便是应昌期早年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 的缘起。他在信中直言由报社出面组织棋赛并逐日刊登棋谱不仅有利于推动 围棋运动，而且也有利于报纸本身销路的扩大，其实是新闻纸吸引更多读者的 一个妙着。《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不仅复函应昌期致谢并很快在报上 开辟了围棋专栏，一时成为上海滩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以后我们读到他在台湾围棋协会总干事任上大张旗鼓倡导新闻棋赛和创 办围棋杂志等，可以想见他在青少年时代的又一梦想在付诸实现。

　　当然，还不仅是这些。

　　关于围棋，他想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只是对于一个小银行练习生的他，实 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什么时候有了钱，一定要把我中 华国粹——围棋——推广到全世界去！

　　读完本书之后大家会知道，应昌期年青时萌生的这两个梦，以后都已经圆 满地实现了。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附录于本书彩色插页中的那一幅波斯地毯照 片，据应明皓回忆这是其父亲于1989年7月携家人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参观 一家地毯工厂时看中的，价格不菲。平时生活俭朴的应昌期一改往常，舍得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一块地毯，真有点匪夷所思。为了什么呢？为的就是圆了年青 时的那个彩色斑斓之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应昌期之子应明皓的日子里，我和方平不止一次地从 老先生卧室墙上看到书有“圆梦”两个大字的条幅。应明皓告诉我们说：“书赠 这条幅的石祝三先生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酷爱围棋，与家父 很谈得来，现任上海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题款云：

　　昌期先生为弘扬祖国围棋振兴民族文化凡数十年
　　呕心历血矢志不渝推陈出新终得真果可敬可佩可庆可贺
　　应昌期围棋学校开工志庆
　　丙子秋
　　石祝三题


喜讯传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之后，好消息来了：福建省银行传过来的录用名单中，应昌期名列第一！

　　这是1937年夏天的事。

　　原来上海考点将应昌期的有关资料送达福建后，福建省银行的高层人士一了解情况，不仅不嫌应昌期的学历低，反过来倒是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和闯劲，当即复电上海，谓：甚好，着即来闽报到赴任。

　　 上海方面，统源银行见事已至此，虽深感惋惜，却也不敢耽误年青人的锦绣前程。尤其是那位行长陈润水先生，作为应昌期的老世伯，心情自然更为复杂，他曾专门约见这位自己十分欣赏的小世侄，说：昌期啊，统源规模实在太小，难有远大前程，所以我是赞成你去福建省行赴任的。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好自为之吧。

　　 听到老世伯这么一说，昌期心里就有点难过，当即深深致礼，答谢道：师恩难忘！请先生快别说统源大小的话。小侄有今日，全靠这里几年的锻炼和训育。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也不论有无出息，都将牢牢记住统源银行和这里的诸位先生。

　　 就这样，上上下下，开始热热闹闹地为应昌期摆酒饯行。就应昌期本人来说，人生的这一步完全是自己选择，又是自己化了大力才得来，所以不再去意徊徨，剩下的只是启程的时间了。

　　……嗣值抗日战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随省府播迁，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处，时敌机正大肆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
　　——趟谅公：《应昌期先生事略》

文如玉

战火洗礼
　　应昌期自小爱看历史书。
　　有人说：“浙东乃报仇雪耻之乡，宁波人民，具有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光荣传统，民族感情异常强烈。”①这是很有见地的。应昌期正是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长大，自小又听了很多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所以那种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上学以后，更是读了许多有关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的书，让他认识了坚贞不屈的文天祥的事略，深深地被他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而岳武穆的那种“精忠报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情操，更是令他热血沸腾，久久难以忘怀。
　　这种深刻的民族情感，伴随着接踵而来的国难家仇，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在他心中是越来越强烈了。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去福州开创新天地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上海这一块美丽的国土，东方大都。“八一三事变”爆发了。历史不会也不应忘却那极其悲愤的一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时，曾声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其狂妄不可一世，其手段更是阴险毒辣：日本政府一方面公开宣称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则调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由山海关侵入华北，至7月26日上午10时，廊房失守，以后，日军得寸进尺，竟狂妄无耻地提出了完全占领北平的无理要求。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海，首先是侵驻东海的日本海军，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蛮横要求中国政府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命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调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1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成立最高国防会议。”②形势极其严峻。
　　应昌期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清楚地记得：8月9日，是日本官兵两人开着军用汽车向虹桥机场猛冲，首先发动的恶意挑衅，结果被中国守军击毙。谁知那正是敌人预设的诡计，一时间风头很紧，至8月13日，日本鬼子以此为藉口，正式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罪恶的炮声响了，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八一三事变”。
　　日军是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进攻上海市郊横滨路和宝兴路地段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下午4时许，又进攻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上海人开始四出逃难，扶老携幼，舍家别业，一时间码头车站人头攒动，哀号遍地惨绝人寰。而头顶不时呼啸而过的日军战斗机和枪炮声以及失去亲人的同胞的恸哭声，是那样的让应昌期刻骨铭心。 　　就这样，初次经历战火洗礼的应昌期毅然登上了由上海开往福州的客轮，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征程。
①戴光中：《略谈“宁波人精神”》，《宁波晚报》1998年10月10日，7版
②王俯民：《蒋介石传》，15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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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任上

　　一天一夜的船期，应昌期顺利抵达福州。按原先的招聘计划，他被安排在福建省银行会计部门工作。
　　1937年九十月间的福建，战火尚未波及，尚称平静。作为省级银行，其规模气派自然与上海天津路的统源银行不可同日而语。应昌期初一接触，便敏锐地感到，自己需要重新学习，补课，不断的努力进修。
　　大凡有志之士，不论他出身高低贵贱，也不论他年长年幼，只要心里有了宏大的奋斗目标，便会有一种急切的求知欲望和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在福州任上，应昌期除了努力工作之外，有感于实际需要，发奋自修应用数学与英语；至于以后他又如何到厦门大学旁听进修英文及语音学等课程，那是另一回事了，以后再说。

　　在工作上，应昌期绝对是一个尽心尽责克尽职守的人，但这样评价似还不够——他同时又是一个努力求进意志坚强果断分明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一个不断地发掘问题要求改进创新的人。整天心无旁骛，脑子里转着的，除了业务还是业务，所以在福建省银行工作期间，他对行内的会计制度及实务，研究改进者颇多。由于他的每一改进建议实施后都能使银行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因而深得各级主管的嘉许。
　　就在福建省行工作期间，应昌期有幸结识了一位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极有影响的人物——严家淦。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市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③
　　1950年，严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长。”
　　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
　　1963年12月10日，严继陈诚任“行政院长”。
　　1966年3月，严当选为“副总统”。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北。“蒋死后两小时，新闻局发布蒋的逝世消息，规定自4月6日开始‘国丧’一个月，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议：(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继任‘总统’之职……”。④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将话题拉回到1938年严家淦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之前。
　　那时候严氏尚在上海商界打拼，做过上海洋行里的高级职员，到福州后主持福建省贸易公司的运作。该公司因向福建省银行融资而接受银行的辅导与监督，而省行派驻福建省贸易公司稽核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而才干卓越的行员应昌期。
　　在今天，金融界、企业界抑或是文化体育界的人们怀着极大兴趣赞许、研究应昌期的成功之路和传奇般的经历时，都不能忘记他在担任福建省贸易公司稽核期间的突出表现——虽然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的年纪，虽然我们现在无法一一罗列他在那一时期的智慧和优异的工作表现，我们只能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一时期他对福建省贸易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财务调度的积极襄助，并卓有成效，就不会有日后严家淦对他的赏识和器重，也不会有在严家淦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和福建省银行董事长期间对他的相知更深和倚重益甚了。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大约是在应昌期由省行派任省贸易公司稽核半年之后吧，有一天，严家淦忽然邀应昌期聊天，两人谈得颇为投机，不知怎么严将话题一转，抬头问应昌期道：
　　“你在省银行担此重任，他们一月付你多少薪水呢？”
　　“八十来元吧。”应昌期颇为高兴地回答。
　　“不高。”严略一沉吟，旋将眉眼一挑，说：“这样吧，出你每月150元，你干脆到敝公司来主理财务，如何？”
　　15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应昌期有点心动，便跟严家淦说：
　　“谢谢！我试试，但我得先与银行打好招呼，请你等我回话。”
　　谁知回到省行尚未递辞呈，行长(总经理)先就急得跳脚，说：“这算什么话，好不容易将你从上海招来，用一年不到，你就要走啦？”静下来一想急也不是办法，于是让应昌期在沙发上坐下，先弄清情况再作计议。
　　“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初想尽办法投考我行，现在为何又要离去？”
　　“没啥其它理由，我也知道你很开明，破格录用我，感激不尽。只是……我有苦衷，需要有较高的收入，家庭负
担不说，很快自己又要成家，所以就想奔更高的待遇而去。”
　　“谁家？他们出你多少？”
　　“省贸易，他们准备付我150元月薪。”
　　“哼，省贸易公司，他们出得起我们就出不起？行了，就照这个数，你也别走了！”像这样的突然成倍加薪，在公家机构是破天荒的举动，尤其如省银行那样正统机构，更为少见。
　　行长一边拍板为应昌期加薪，一边拨通电话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严家淦道：
　　“你若再挖我的墙脚，小心我不给你放款！”
　　福建贸易公司是主营茶叶出口的。众所周知，茶的生产与收购季节性很强，春茶一采摘，公司就需投入大量资金向各茶厂收购各档红茶、绿茶以备出口，而货款的汇拢往往需时很长。银根吃紧，唯一出路是找省银行借贷，周转。两家虽都是省营机构，但也会有所不便，所以不能与银行搞坏关系。严家淦不想冒此风险。
　　于是应昌期便也安下心来，继续工作，再也不提此事。
　　事情说来也巧，孰料一年后，严家淦竟调任福建省银行的董事长，应昌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部下。因以前已有较长时间的合作经历，原本就十分赏识应的为人以及知识才干，所以不久便几次提升其职务，视之如左右手，这无疑为应昌期的迅速成长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因为抗日战争扩大，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福建省银行随省府迁移，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地，敌机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但应昌期拖儿带女，奉命在沿途各地主持分行工作，始终跟随着严家淦奔波，于公于私，都是肝胆相照，于是两人投契益深。
③王俯民：《蒋介石传》，447页
④王俯民：《蒋介石传》，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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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姻缘(下)

　　唐平尘自1934年开始到慈城中城小学任教，到1938年初，应昌期在福州落脚后，她即告别昌期父母，回上海娘家，作去福建成婚的准备。
　　当然，两人分离已久。虽说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说，但毕竟是山海阻隔，思念心切，所以她在上海家里住的时间不长，很快打点好行装，登上客轮，飘洋过海往福建而去。事隔60年，一头白发的唐平尘回忆起那一段寂寞孤单而又兴奋的旅行，仍是感慨万分，说：“离开热热闹闹的娘家，母亲的泪眼犹在眼前晃动。以前结为‘死党’的那些小姐妹一直送到码头，也是哭得眼泪婆娑。谁知上船后见不到一张熟面孔，听那些人说话的口音犹如鸟叫，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只能蒙头睡觉。一天一夜的航程，到福州上岸，昌期已在码头等着。见到他，自己那一颗悬着的心才算真正落下了。”
　　应昌期已经在福州市内的五显巷租好了一套房子。说起在福州的生活，已与上海做练习生时期的清苦不可同日而语。一到福州，应昌期的月薪便有80余元，这与原先十来元比，真有“一步登天”之感。离上海前，为置办服装——上海话叫“撑行头”——借了点债，所以头两个月薪俸到手，先将那些债还清了，一部分寄回慈城老家贴补家用，其余逐月都有积蓄，准备结婚。所以唐平尘到福州不久便举行了婚礼。
　　因为战乱，也因为路途遥远，上海、宁波的父母及亲朋好友均未能到福建参加婚礼。好在应昌期在福州与金融、工商、文化界均有交往，吉日那天，嘉宾不少，礼堂里张灯结彩，衣香鬓影，热闹非凡。应昌期请的证婚人为时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的张果为先生，鞭炮声中，新郎新娘行礼如仪，这一场婚礼进行得简朴而隆重。
　　婚后，应昌期夫妇就住在五显巷，与省行的一位李姓同事比邻而居，日子过得安定而满足。应昌期一向全心致力于公务，为工作可废寝忘食，所以很少过问家中巨细事务；婚后的唐平尘一改以前担任体育教师时的活跃与好动，稳守家中，作一个贤妻，不让昌期有后顾之忧。以后法诺、明皓、柔尔相继出生，她更是相夫教子，成了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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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沛流离

　　然而好景不常，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长驱直入，战火很快延及福州了！
　　且说“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扩张像是有了藉口，往北，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江阴直逼南京，到1937年的12月7日，不到四个月工夫，猖狂的日军便已形成对南京的全綫合围，海陆空军同时猛攻。蒋介石于同日早晨5时45分撤离南京赴江西赣州，8月到达观桥别墅，不禁慨然曰：“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⑤自12月13日起，侵华日军在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对被俘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被屠杀者有30余万人，是谓举世闻名的“南京大屠杀”。有的女性，被日本兽兵轮奸达37次之多；有的兽兵展开杀人竞赛，最凶狠的一人一天竟杀我100余位同胞。对此，我子子孙孙，当永志不忘；应昌期每谈及此，总是义愤填膺难以自已。
　　与此同时，东南各省也相继沦陷。“福建方面，1941年4月19日在海、空军配合下，敌第十八师团一部协助陆战队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一度攻占福州等地。8月25日，蒋命三战区反攻。9月初，又收复福州等地。”⑥
　　但事实上福州早于1938年便不平静了，日寇的轰炸机常来骚扰，市内防空惊报不时响起，省府各大机关纷纷开始往内地山区搬迁。福建省银行随省府搬迁，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历经古田、建瓯、南平、永安、厦门、长汀、赣州至衡阳、贵阳，最后到达大后方——陪都重庆。头顶上不时有敌机呼啸轰炸，脚底下交通险阻，物资(尤其汽油)匮乏。一对新婚夫妇就这样颠沛于国难离乱之中。正是“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啊！
　　应昌期一生赤诚爱国，疾恶如仇，对从前的帝俄、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深恶痛绝，除了早期教育之外，也不能不说与这一段艰难岁月的亲历亲见所留下的残酷烙印有关。

⑤王俯民：《蒋介石传》，164页
⑥王俯民：《蒋介石传》，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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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遇险——福州至南平道上

　　据明报1994年8月号公布的统计数字，八年抗战(1937．7—1945．8)，我伤亡官兵320余万人，失踪13万人，非战斗人员伤亡842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亿人。
　　而据国内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8年抗战死伤为3000万人！
　　中国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达313亿美元以上。而当时日本年收入仅7．7亿余美元，若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则需半世纪才能还清。
　　1938年的福建，于整个抗日战场来说，还只能算作后方，然而我们从应昌期当年致其大弟昌立的这一封长信中，仍能读出当年我们的父兄姐妹所经历的这一场劫难。
　　信写于1938年的11月14日，当时应昌期暂时供职于福建省银行派驻福建南平市的办事处。两个月后，他与妻子唐平尘就将到达永安了。
　　笔者在写这一章时，为读通应昌期的这一封家书，特地找了福建省的地图来对照。从地图上看，由福州去南平，若过闽清这一路线，则要便利得多，而他们的汽车却是先过古田，再到建瓯，而从建瓯到南平几乎是一段长长的回头路了——何以要舍近就远绕这么一个大圈子呢？百思不得其解，故存疑。
　　或者说，战乱时期，不可理喻之事到处都有，无法细究，也无从细究了。
　　按应昌期后人述及：信中提到的李继璜与应昌期交厚，后来也到了台湾，且发迹很早，在应昌期尚在台银主事前便已投身实业，从事焦炭贸易行业，企业规模很大，在台岛也略有名气。
　　另一位福建省行同事陈才英后来也到了台湾，并在应昌期属下工作。后来离开台银从事彩印行业，其企业当时在台岛同行中也属规模较大的一个。
　　当然，他们也都相继过世了。
　　昌立：
　　今晨接汝十一月三日所发来函，均悉。余与平尘于十一月一日晨七时乘行车赴建瓯，同车者十五人(男五人女五人小孩五人)至十二时一刻车抵古田，李继璜因晕车过度在古田下车后即赴古田分理处，休息后又去浴室洗澡。但当时并未通知我，故害我到处乱找，跑的满头是汗，找了二个半钟头才找到。那时，快将下午三时了。古田到建瓯还有117．20公里，车行非五小时不可，预计至八时始能达建瓯，但建瓯附近土匪颇多，天黑后行车定有危险，然当时又不得不开，一车中人都怪李继璜不好。果然，车行至距建瓯三十公里之间，天已全黑，不幸汽车灯又坏了，车子实不能再开。但该处土匪最多，若停车不开在此过夜，遇土匪则将如何，故一时恐怖之气充满全车，无人作主意不开，同时亦无人作主意再开，汽车夫仗着一线月光只是将汽车慢慢向黑暗中前进，正在这刹那，汽车突然翻身了，女人们大呼救命，孩子们啼哭不止，顿时车中的木箱汽车箱铺盖都向我们的身上脸上倒下来，立刻全车就没有声息，我以为她们都已压死了。那时候的空气简直紧张到极点。人都吓得晕过去。汽车夫倒还灵清，立刻把马达停止，不然还有火烧的危险。车身翻入一个坑里搁住了，但车门向下车轮向着公路，整个的汽车横卧在公路旁的一个约一丈深的坑中，我和汽车夫当时比较清楚些，二人先从窗中跳出，慢慢地将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幸而一个也没有死，不然是拉不上来了，但有几位的脑部足部已受微伤，汽车翻身的危险虽是这样侥幸的没有死人，但在这深山中的深夜里怎样度过去呢？若走到建瓯非八小时不能到。那时候还有哪个人能走八小时的路？若留在这里过夜，我想到天明一定有几个是冻死，或是给土匪打死了，或是给野兽咬死了。所以大家虽出了翻身的汽车，还是哭号不止。不一刻，有一架农民银行汽车来了，这总算一个救星，立刻喊他们停车，将女人们孩子们送上车。还有李美声也同时上车，叫他们一到建瓯，立刻派车子来接，我和李继璜、陈才英还有汽车夫共四人留在山上看管翻身的汽车及里面所装的东西，待他们的汽车来接。那时大约是七时左右，预计约九时半来接的汽车可到，但到十时还不见有汽车来，当时我们四人心中之急是毋庸说了，一面冻死一面饿死一面吓死，正所谓三面夹攻。计算起来到那时我们已有五十小时没有睡，四十小时没有吃。当时我主张走到建瓯，假使再等下去他们还是不来，我们恐将饿死在那里，三十多公里假使拼命地走大约六小时可到，预计约破晓可抵建瓯。如半路遇汽车，亦可上车，所以我们就开始步行，但那时候每人的心里恐怖都到无可形容的地步。阴森森的松柏鬼泣似的流水，一切的一切是我平生所没有见到过的恐怖。大家鼓足勇气拼命地走了两小时。约过了十一公里，距建瓯尚差二十公里左右。我们大家都没有力气再走，预备在那里过夜。但也许就会死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天啊！天啊！一些办法都没有，一线生路也不给我们，行里汽车还没有开来，时候快将一点钟了，正在绝望之间，总算有了救星，突然有汽车的声音传来了，张着耳朵细听，果然，是汽车。不到二三分钟，已经开到眼前，我们当即赶快上车，汽车再继续向前开，仍旧回到翻身汽车的旁边。建瓯开来的汽车里带来十五个小工，预备拉起翻身的汽车，但是人少不能拉起，一面又派建瓯开来的汽车到附近村上去找农民。一面指挥十五个小工先把翻身的汽车里所装的东西搬出；约一小时光景，东西一起都搬出了；不一刻，去找农民的汽车也回来了，但仍是空车，没有农民，因为深夜里农民都不肯起来，那时快将三点钟了。再两小时天就亮，我们坐在汽车里又过了两小时。一直等到天亮，再派汽车去找农民，至十点钟，始找到十个人，一起有二十五个小工拼命的拉了二小时，至十二时才将汽车拉到公路上。幸而汽车没有坏，二辆汽车于十二时半光景一同离开这座高山，我和李继璜陈才英当然坐在来接的汽车里，翻身汽车的车夫仍旧开了这辆曾在公路旁睡了一夜的汽车，并载了二十五个小工。不料开了二十公里我们的汽车又坏了，而那曾经翻身过的汽车却早已飞也似的到了建瓯。我们的汽车，又经过一小时的修理，才能勉强开行，所以到建瓯已是下午三点钟了，那时候我的身体好像死过去，浑身快要麻木了，总计有六十小时不曾睡五十小时不曾吃东西。我就开始病在建瓯，他们都于四日早晨乘车来南平，我当时因身体不支，故仍留建瓯。至六日稍愈，即与交通银行同到南平。近日身体仍未复原，喉肿痛、牙痛、腰痛等仍当须半个月之休养。总行于大约廿八日迁永安，二月后我们可以见面了。
　　祝 健
　　兄 昌期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1938.11．14)

　　再不用笔者赘述，从这封信中，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虽然这仅
是八年颠沛流离的一个剪影，我们读着却已觉着十分沉重了。

文如玉

永安暂住——法诺出世

　　两个月后，福建省银行真的搬迁到了永安。
　　从福建地图上看，南平到永安的距离，不比福州到南平短，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又不知经历了怎样的颠簸和磨难，才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谁知永安是个小地方，而此时唐平尘又有身孕，行动不便，所以他们只得在乡下的一个叫茅坪的地方向当地老乡租了房子避难。
　　应昌期每天早晨从乡下步行到永安市区的福建省银行办公，下午4点下班，再步行回到茅坪吃晚饭。
　　世事总是有利也有弊。在永安虽然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这一早一晚的长途跋涉却让应昌期有了个锻炼身体和心智的机会。他变得更结实更坚强了，日后回忆起来，总说那一段苦日子所带给的“好处”是“一生受用不尽”。又说“不论顺境逆境，人总要朝好处想，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做才行。”
　　还有，便是老二昌立当时也在永安。
　　以前说过，应昌期16岁进统源银行，17岁便将大弟弟昌立带到上海，进入上海市银行做练习生。昌期到福州后的第二年，便又将昌立也带到福州，进入省行工作。这种情形用唐平尘的话说起来，就像是“老鼠拖田鷄”，小小年纪的应昌期一直将几个弟弟拖在身边，拖来拖去，有的工作，有的念大学(老四昌世是“拖”到台湾念的台大)。
　　而那时候的昌立也出道了，到永安后，当了福建银行永安分行的副理。大哥在总行工作忙，责任重，无暇顾家，所以这时由昌立帮忙，尤其大嫂临产，茅坪乡下地方，没有医院，是他从永安医院接了妇科医师专程去茅坪接的生。
　　幸好是顺产，母女平安。
　　这也多亏了唐平尘的体育教师出身，生性好动。住在茅坪，乡下空气好，她有空便出外散步，经常活动，这对她们母女的健康大有裨益。
　　长女法诺出世，应昌期头一次做了父亲，尤其在这国难时期，家庭的温暖弥足珍贵。
　　那是1939年7月16日的事。

文如玉

长汀读书
　　长汀这地方已经接近江西地界了。
　　我们现在揣摸当时福建省银行高层决策者的心思，是想将省行逐步向大后方靠拢——而不是一步到位，直接由福建迁至四川的重庆，其出发点可能是希望抗战能“速战速决？，一旦局势平静，可以早日回到福州。
　　但局势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料，西南很快也要告急了。
　　福建省银行迁址长汀办公时，应昌期已擢升为省行副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的胸中一直怀着远大目标，不论战乱如何频烦，生活如何艰难，环境如何不安全，工作如何繁重，读书学习，以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的心愿，总是一直坚持着，行动上更是充分利用客观有利条件，不敢有所懈怠。 　　也是天随人愿，那时厦门大学已从厦门撤离，迁至长汀，继续开课。应昌期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家境清寒，所以以前从未有进高等学府深造的奢望。现在倒好，长汀弹丸之地，一下来了这么多省级单位，彼此交往自然增多，应昌期便托熟人介绍，进入厦大听课，学英文。又认识了厦大的教授周辨明先生，周先生于英文和汉语语音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很有建树，声望很高。而应昌期自幼即富爱国思想，极希望自己的祖国能飞速进步，跻登世界强国之列，应昌期确信，我国人之聪明才智绝不逊于日本或欧美人，其所以迟迟未能开发进步者，传统文化的阻碍是一大因素，尤其认为中国文字之学习艰难，使用不便，影响更甚。所以他一直非常赞成简化汉字，并有实现国语罗马化的构想，如今得与周辨明先生研究汉语语音学，探讨这一构想的有效途径，自然心甚喜之，生活上的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去计较了，除了银行业务，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学习和研究上，而且颇有心得。这为他在日后的银行事务及开创性工作上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这时间，老三昌仁由宁中高中毕业后也来到长汀，进厦门大学读书，一切费用自然得由大哥昌期负担。厦大临址离镇较远，昌仁住校，有时礼拜天则来家吃饭，欢聚。唐平尘长嫂如母，殷勤照拂，亲情温暖。
　　当然，作为一家之主，他在生活安排方面也不是全然不管。
　　应昌期天性乐观，意志坚强，自立自强意识可谓与生俱来，所以不论处何境遇，即使山穷水尽，他也会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应对，且时时处处都能见出他的聪明才智，表现出宁波人精明干练的头脑来。
　　福建长汀那地方可真正是一个偏僻小县市，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到达时，找遍全市也只有唯一的一幢由钢筋水泥建造的“小洋房”堪可入住。楼有5层，应昌期寻到屋主，欲租一层楼面安家，不想那屋主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坚持
“要么全租，要么免谈”。这可怎么办呢？应昌期静下心来一盘算，想：自己早一步到了，后面必还有大批流亡者要经过此地，我何不就按屋主意愿，将这幢洋房全部租下，除安排自家居住外，再将多余房间转租他人？这样一来既能免除别人租不到楼房之苦，二来也能在租金方面对自己能略有补益，只要能将自己的房租出数就可以了。
　　这么一盘算，应昌期决定冒一点风险，于是便一口应承屋主说：“行，你这幢楼我统租，以后住什么人你别管，反正租金找我算，这样行了吧？”
　　屋主疑惑地看着眼面前这位精干的年轻人，眨眨眼睛，想半天也想不出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想反正房租有了着落，就欢天喜地拿着租金走了。
　　果然，不久便来了大批的流亡者，特别是张金容、徐人寿、陈济劭等夫妇，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和校友。这批上海人甫到长汀，转来转去也只找到这幢小洋房尚可落脚，于是就向应昌期转租了空余的几层楼面。反正都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也许是患难中结下的友谊更其弥足珍贵，这些人后来一个个辗转去台，都成了应昌期的好友。
　　流亡途中除了舟车劳顿衣食不周之外，更有一件事令人伤透脑筋，那便是臭虫的困扰。 　　臭虫这种小生物，尽伏夜出，其繁殖之快逃逸躲藏能力之强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平时看似清清爽爽平整光滑之床，只要人一躺下去，灯一闭，那扁扁的长相丑陋的黑虫子(米粒一般大小)便会叮你的身子，吸你的血，并且吐出一种毒素刺入皮肤令你奇痒难忍，一搔即会肿一块包。据说当年小日本鬼子横行中国穷凶极恶却极为惧怕臭虫这一天敌。大约他们在中国作恶时实在被臭虫咬怕了，以至现在尚在人世的那些老鬼子一提起中国臭虫便会浑身发抖，说：“可怕啊，南京摩西！”(“摩西”为日语虫的发音)。
　　但那时候应昌期却有他独特的对付臭虫的办法：他将床板以开水烫过，然后再将床脚分别浸放在4只小盆里，盆里再灌满水——如此将臭虫彻底隔离，“外敌”不侵，可一夜安睡。
　　还是在长汀的岁月里，应昌期夫妇雇佣了一位浙江诸暨的长工，此人名叫黄水法，人长得高高瘦瘦的。他对应家可是有贡献的，鞍前马后，一直照料着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抱大了应昌期的三个孩子，直到抗战胜利返乡时，黄水法也随同到了慈城，然后才回诸暨老家，以后一起去了台湾，在台湾银行服务。黄水法为人忠诚勤奋，所以应昌期夫妇一直惦记着他，关照他。目前，黄水法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市。

文如玉

到达赣州——明皓出生
　　据史书记载，自1943年11月起，由于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极为恐慌，决定对我国大西南发动全绕猛攻以摧毁我西南地区各机场。这便是抗战史上著名的“l号作战”。
　　西南告急。就以应昌期这一时期的经历来说吧，其战况大致如下：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7日开始，至8月8日结束，敌打通了粤汉铁路武汉至衡阳段。”
　　“自8月至12月，日寇继续进行桂柳会战，遂占领广西……”
　　“衡阳会战时，各增援军未能拼死深入重围接应，惟恐被歼，致使衡阳孤城终于失陷。”⑦
　　鉴于抗战局势的变化，福建省银行及时作出应变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在省外设立分行多处。而这期间应昌期曾奉派至赣州、衡阳、广州湾、重庆等地设立分行担任经理，正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其艰苦卓绝难以言表。他又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所以常由唐平尘和那个从长汀带来的长工黄水法带着孩子先上路，他必须将一地公事全部交待清楚，然后押着满装钱钞和帐册的车队出发，一路提心吊胆，晓行夜宿，用应昌期自己的话说起来，那就是连晚上睡觉也得睁着半只眼，不敢少有差池。
　　与长汀、永安相比，赣州就是大城市了，而且显得比较繁华，这一切当然与一位历史人物——蒋经国有关。蒋是1938年春天去的江西，当时的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翌年3月18日，蒋三十岁生日那天，江西省长熊式辉送的一份大礼是“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⑧“赣川当时是内地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蒋经国又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⑨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化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⑩
　　所以当应昌期到达赣州主持福建省银行赣州分行的行务时，感觉这地方与一般小城市的派头确实不同。按唐平尘回忆，他俩在赣州逗留时，偶而也与蒋在一起吃饭，印像中他很能喝酒，在当地的官声也还不错。
　　就这样，赣州分行的业务很快开展起来，应昌期经过多年在金融界的历练，处理一个分行的工作已然得心应手，所以很快便在赣州造成影响，有一事倒是很可说明这一点的。
　　赣州当时有一所“江西东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承担着为赣南培育商贸高级经理人才的重任。应昌期在会计银行方面的才识已颇有声誉，该校便慕名前来礼聘他担任客座教授。
　　这是应昌期一生中首次应高等学校之礼聘任教，心里着实有点惶恐，想自己只不过小学毕业水平，怎敢施施然登上大学讲坛为高商的学生去授课？于是便想婉拒，不料他愈推托人家便愈认为他客气，三番两次的登门礼聘。无奈之下，他只得去讲了几课。谁知开课便大受欢迎，自此之后便再也推辞不掉了。
　　他赣州分行的岁月里．对应昌期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记，那便是爱子明皓的出生。
　　唐平尘是带着身孕来到赣州的。当然赣州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何况当时正有小蒋在那里推行“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当时《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专程作过采访，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在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⑾可见赣州的进步与繁荣。
　　说话间到了1943年的4月上旬，应昌期早晨送妻子住进了医院的妇产科病房。那病房设在三楼，唐平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住院后自己仍每天坚持着在走廊、病房里来回走动，保持锻炼。晚间躺在临窗的病床上，看窗外的一弯新月，渐渐的圆起来，4月19日恰是农历的三月十五，月儿圆了，她的产期也到了，而且顺产男孩，所以非常高兴，晚上躺在床上就想到要为儿子起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因为当年拍发电报习惯用一些汉字代表月、日，如4月以“明”字作代
码，19日以“皓”字作代码，所以她首先想到了以“明皓”二字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转头看窗外，但见皓月当空，月明如洗，真是太巧了，越想越中意自己起的·这个名字。第二天说给昌期听，他也击节赞赏，于是就定名下来了。
⑦王俯民：《蒋介石传》，209页
⑧江南：《蒋经国传》，9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11月
⑨曹云霞、蔡省三：《蒋经国系史语》
⑩同⑧，96页
⑾阿德金森：《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纽约时报》，1943年11月5日

文如玉

结识包玉刚

　　从赣州分行、衡阳分行直到重庆分行，虽历尽艰辛，但那一段不平凡的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涯却让应昌期与内地金融界人士有了广泛的交往，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以后名贯中外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但应昌期抵达衡阳出任福建省银行衡阳分行的经理时，包玉刚尚是衡阳民营的亚西银行襄理并兼任中国工矿银行副理。汪卫兴、倪冽然著《世界船王包玉刚》中曾述及：“1940年，他是上海信托局保险部职员，以后到衡阳、重庆等地银行担任过科长，副经理；抗战胜利后进入上海市银行，出任经理、副行长。”⑿可资佐证。
　　几乎与福建省银行通知应昌期由赣州迁至衡阳的同时，因为战争关系，不少大小机关、工商团体、工厂等也纷纷迁到衡阳，因此衡阳反而显得特别繁荣起来。许多公私银行的迁入，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当时应昌期主理的福建省银行衡阳分行是一家多头寸银行，也就是钱经常有多的。而亚西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在那里担任襄理的职员包玉刚做的是银行业“低进高出”的融资拆借业务。当然，作为宁波人，同样表现得很有能力，金融业务也做得游刃有余。这两位宁波老乡，一方面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又都聪敏过人，是当时崭露头角的金融界后起之秀，同为衡阳知名人士，所以双手一握，便有相见恨晚之感。包玉刚几乎每天上午10点钟左右都要跑到应昌期的福建省银行衡阳分行去拆借短期头寸。银行同业间拆借头寸是正常业务，少头寸并非一定不好。只要设法把便宜的钱借来，再以较高的利息放出去，这一进一出之间就能将钱赚进来。因此，这是银行的主要商业活动。福建省银行有钱不借出去也是不行的，只有将钱放出去才能赚钱，所以当时包玉刚和应昌期正是在这样的业务往来中加深了认识，加之同乡之间的互相帮衬，更显得难能可贵，所以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包玉刚是1949年初春辞去上海市银行副行长职务飞去香港独立发展的，开始时主要依靠乃父的一些资金做进出口贸易，但也只是站住脚跟而已，并无大的发展。所以有一度他曾飞赴台北，专程去见老友应昌期——这也是包玉刚唯一的一次登上台湾宝岛，以后据说再也没去过。据应昌世回忆，那一次两位老友兼宁波老乡是在台北最有名的圆山大饭店见的面。包玉刚快人快语，开头就问：

　　“昌期兄，我们相交甚深，你知道我的长处、缺点，也知道我的背景，你看我是不是适合来台湾做事？”
　　应昌期想我俩既是知己，你问我，我就讲实话，所以就十分明确地回答包玉刚说：
　　“根据我在台湾金融界、银行界的了解，你包玉刚固然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我认为台湾这个环境对你并不适合，按你目前的状况以及你个人志趣能耐，已
有了香港的基础，你还是在香港发展好，我想你不必到台湾来。”
　　包玉刚听了这句话，第二天就飞回香港。后来的事实证明应昌期的这一席话对包玉刚日后的发展是有非常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之后，包氏凭着他的智
慧和胆魄，果然看准了香港背靠内地通航世界这一自由港的有利条件，以一条旧船起家，投身航运，闯出一番举世瞩目的事业来。

⑿汪街兴、倪冽然：《世界船王包玉刚》，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