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回忆录》

老八路

　　白色恐怖下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终于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大肆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清党”，扼杀革命力量。此后，内战代替了国共合作，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五月，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

　　为粉碎夏斗寅、杨森的进攻，由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师生组成的“中央独立师”，配合主力部队出城击敌，归叶挺统一指挥。我们边行军，边教练作战动作。五月十六日，中央独立师赶到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军范绍曾一部包围、击溃。接着，实行追击，经金口、紫阳、丁泗桥、通海口等地，和杨森的第九师又打了一仗，把人称“川老鼠”的杨森部击溃。我们队里有个学生在川军当过兵，他协助我指挥。我们冲进街里，“川老鼠”都跑了，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叶挺的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也将夏斗寅部打垮。汪精卫等主张与夏斗寅议和，我们遂奉令返回武汉。

　　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我知道，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有的逃跑，有的叛变，有的消沉；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张发奎当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称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月底，部队开往九江。接着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张发奎变了卦。那天夜里，他突然集合军官讲话，宣布说：“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部队不能再呆下去，连夜出走，转回武汉，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到了原来接头的地方，党的机关已遭破坏，空无一人。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又转了两天，仍无着落，便决心去上海，找党中央联系。我那时入党不久，也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住址。因为没有办法，又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便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同武汉一样，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我在黄埔江边找了一家旅馆——泰安客栈，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心想，万一找不到的话，只身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有天，我在街上转来转去，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真是喜出望外。他问我到上海干什么？我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他叫我在旅馆里等着，别到处跑，由他和组织上取联系。过了两天，“交通”便来找我，接上了关系。

　　我，终于找到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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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野火烧不尽
　　参加广州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上，腥风血雨，万马齐喑，一片黑暗！“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九三七页）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湘赣边界、鄂豫边界、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又准备发动广州起义。

　　我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间被迫离开张发奎部队后，从九江经武汉抵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因广州那边亟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便派我和一些同志，分批前往广州工作。九月底，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结伴而行，乘车抵穗。地下党的“交通”，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客栈里。有意思的是，这个客栈也叫“泰安客栈”，竟和上海的“泰安客栈”同名。旅店相当简陋，住着些杂七杂八的人，乱糟糟的。过了一段时间，姓张的同志先分配走了，“交通”又领我搬到一个秘密地点去住。具体地点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和一位做工人工作的同志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自己买菜做饭，等候分配工作。

　　广州这座名震中外的革命城市，经过反革命力量的洗劫，已失去往日的丰采。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罢工屡遭镇压，逮捕、枪杀罢工工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粤系和桂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扑灭赤祸”和“共产主义危险”的反动论调，甚嚣尘上。我在街上活动很困难，因往往容易碰上黄埔时期的熟人。除了买菜，一般不上街。

　　有天，中共广东省委派人来谈，叫我到工人赤卫队去，对他们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我的接头地点，是个做秤的工厂。

　　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支援两次东征、广州平叛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济琛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职工会和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先是自立名称，分散活动，后来统一改称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

　　我去的第六联队，大都是手工业作坊工人，有修蒲团的，缝衣服的，做沙发木器的，修秤的，打铁的，等等。他们革命热情很高，但毫无军事素养，许多骨干连枪都没摸过。

　　说是进行军事训练，其实是既没枪，也没手榴弹，更没有练兵场，只能关在屋子里，“纸上谈兵”。每天晚上，我到工人家里，召集一些赤卫队骨干讲解军事常识。大家围着张破桌子，我用铅笔在纸上画着，讲解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等。因房子狭窄，一次只能集中十几个人，便分期分批地训练。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我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话我也不懂。幸好，联队的党代表是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懂点普通话，由他当“翻译”，才解决了这个矛盾。工人学习很认真，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听讲，一搞就是大半夜，但从来没有人叫苦叫累，打退堂鼓。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恨，迫切要求翻身解放。我了解工人，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当时是个一般党员干部，不了解全局情况，也不知道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要求，我们的训练一直紧张地进行着，至起义前夕，共训练了四十多名骨干。起义总指挥部原定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因起义计划被敌人知道了，便改为十一日凌晨起义。我在十日下午接到命令，晚上和党代表一同去集合联队成员，传达起义的决定。有这么几条：（一）起义时间是十一日凌晨三时半；（二）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三）起义人员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为记；（四）战斗开始先占领要害据点，除掉反动军官，夺取武器武装工人赤卫队。我们联队准备袭击的据点是附近的警察局。

　　敌军大部驻在城外，城内兵力空虚，对起义有利。起义的主力军是张发奎部叶剑英同志当过团长的教导团，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底子，共一千三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他们是不久前随张发奎部南下进驻广州的。另有警卫团、炮兵团和黄埔警卫营一部，也有武器。只有工人赤卫队是赤手空拳。原说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我们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议论纷纷。这时，有位提着菜篮子的年青女同志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这点东西，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便是我们联队起义的武器。

　　十一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我们按预定计划首先冲进警察局缴了一班人的枪，把附近的大街小巷严密地控制起来，并和总指挥部取得联系。天亮时，除李济琛公馆等几个据点尚有敌人顽抗外，广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均被起义部队占领，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全市。工人队伍和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就认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们这个联队总算是个战斗单位，还能把多数人拢在一起；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也形不成，工人们象“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起义很仓促，组织工作比较乱。

　　起义后总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当天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主席苏兆征，军事委员张太雷，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总参谋徐光英。徐光英是广东人，很能干的，我们领发枪支，受领任务，都是去找他。他给我们联队的任务是搬运弹药，从薛岳司令部运到起义总指挥部。我们找了部小汽车，来回运送。有些地方在战斗，汽车从枪林弹雨中穿过。一天下来，饭也没顾上吃，但却运了很多弹药，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在指挥部里，我还见到了三个苏联同志。第二天午后，薛岳部开进城来，攻占了观音山（即越秀山），情势很危急。我们奉令配合教导团二连在观音山南面的街上抗击敌人。激战一阵，起义部队发起反击，收复了观音山，又控制了这个制高点。这一仗，我们联队的党代表不幸负重伤牺牲。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大家叫他“阿陈”。“阿陈”年仅二十四、五岁，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待人热情朴实，革命意志坚决，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临死前他还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要继续战斗，守住阵地……这位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为革命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向起义军猛扑。蒋介石得悉广州爆发了工农武装起义，急电粤桂各派军阀，“捐弃前嫌，扫平共乱”。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反动头目，纠集李福林第五军，围攻起义军。停舶在珠江口的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也奉令向起义军开炮，并派出陆战队参战。

　　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军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里也没有队伍，听说已撤往花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北京西山时，谈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才走的。

　　广州起义坚持了三天，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打得很英勇，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陈郁等同志的活动及起义的全面情况，我是后来看文件才知道的。这次起义，有重要历史意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列，使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和创立红军的新时期。

　　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打硬拼，想占住城市不放。当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的武器和弹药也很多。如果把起义队伍立即装备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转移到城外，去同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或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游击队会合，情形将会好得多。另外，起义的组织工作的确不理想，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敌人逼进门来，才仓促决定撤退，不是有秩序地退却。因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退，许多人不知道。教导团的女子队就没接到通知。她们几十个人，在游曦同志指挥下，同敌人血战到底，壮烈牺牲。教导团的队伍撤出城后，敌人搞大搜捕、大屠杀，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三天之内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

　　“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列宁），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党正是不断从失败、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才走上了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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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海陆丰

　　离开广州后，我们一气赶到太和圩，追-卜了教导团的队伍，继续向花县进军。路过一个山垭口时，遇上地主民团的伏击，部队冲了过去。傍晚到花县，城里的敌人已闻风而逃。

　　部队在花县停了三天，整编队伍，讨论行动方针。

　　先清点人数，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几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即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不多，我是一个，还有吴展。叶镛是黄埔第三期的。教导团的队长、党代表大多是黄埔第四期的，其余均系武汉军校的学员。

　　部队编为一个师。叶镛当师长，袁裕(国平)当党代表，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在一所学校里，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我们叫红四师，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红四师下属三个团：十、十一、十二团。我任十团党代表。还有一、二十个女同志，都分在师部、团部工作。我们团管军需的那位女同志叫彭镜秋，现在还健在。组织成立后，我把从起义指挥部拿来的银毫子全部交公。部队是仓促撤出的，经费十分困难。

　　部队下一步到哪里去?花县离广州太近，又靠铁路线，肯定不能蹲。有的主张去北面的韶关，有的主张去海陆丰。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在韶关一带活动，多数人主张去同他们会合。于是，派人去联络。

　　部队在花县，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师里要我负责指挥打民团。那些地主民团滑得很，一天来攻好几次。我们要是不理他，就呼噜呼噜地来一片，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要是一打，他们就跑。有时我们正吃着饭，民团来了，部队扔下饭碗就去打，刚打走他们，一会儿又来了，又得去打。他们熟悉地形，零敲碎打，跑得又快。我们有时也追击一下，但追得不太远，怕中埋伏。我们把打民团的战术，叫做“打狗战术”。意思是别看它来势汹汹，你抄起棍子去打，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师部三次派人去韶关，都没找到朱德同志的队伍。第三天晚上，才决定去海陆丰，会合红二师。次日一大早出发，走了半个多月，经从化、良口、龙门、杭子担，绕道蓝口附近渡东江，南下进入罗浮山脉东侧的紫金县境。途中，有些民团怕我们，在村边插着木牌，写上“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我们就交代政策，分化敌人，遇上反动民团的袭扰、顽抗，则狠狠地打，绝不留情。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群众痛恨军阀，心向革命。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支援，对土气鼓舞很大。

　　紫金县城敌军不多，县长叫邱国忠，是个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极其反动。起义军撤出广州后，他坐卧不宁，屡电广州反动政府，求援增兵。当我军进入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逆误认为是广州来的援兵，派人出城联络。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冒充“援兵”进城。那天上午，我军队列整齐，开赴县城，邱国忠带着县府的大小官员来到城外，恭身欢迎。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将他们活捉，占领了紫金县城。邱国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一九二八年元旦，红四师抵海丰县城，受到中共东江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问。海丰是我党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彭湃同志的故乡。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彭湃先后在这带发动过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甚大。第三次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数千农民在董朗，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共一千余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海丰、陆丰两县城，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我们进抵海丰县境后，见各村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颇有革命气势。县城的墙壁，都用红土刷过，全城一片红，真是“赤化”了的天下。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

　　为欢迎红四师，东江特委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广州起义失败了不算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失败了再干，革命一定会胜利。二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要坚决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什么是共产党的法律?抓住地主杀他们的头，就是共产党的法律！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接着，红二师和红四师又胜利会合。从此，这两支年青的红军队伍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揭开了东江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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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东江游击战争

　　红二、四师会合后，海陆丰地区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形势不错。东江特委决定“迅速扩大红区”，由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来、惠宁地区发展，以便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区域。

　　这时我已调任红四师参谋长。部队在海丰城里住了三天，即奉令东进。我每天都找很多人谈话，了解敌情、地形、道路。当参谋长，不把情况搞清楚是没法打仗的。部队先到陆丰，那里的反动派已跑光，不战而克。接下来打甲子港。这一仗打得比较厉害。防守的地主民团依托土工事顽抗。不过，他们的装备不行，扔的炸弹是土造的，炸开来很响，里面多是碎玻璃，杀伤力不大。我们强攻了几次，很快解决了战斗。继而攻打果陇。这个村庄是硬钉子，防守的是华侨武装民团，武器弹药不少。我们令十团担任主攻任务，十一团、十二团助攻，打了三天，牺牲了二三十个同志才攻下来，从而使陆丰和普宁连成了一片。战斗中师党委书记唐澍不幸牺牲，有颗子弹打进他的肚子，血流在里面致命的，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他是四川人，黄埔学生，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是个好同志。我们一路下去，尽是和民团打来打去，几乎天天有仗打。这时，国民党的“进剿”就来临了。二月下旬，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海面，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彭湃同志组织当地军民奋起反击。因事前对敌人的“进剿”缺乏必要准备，敌众我寡，守了几天，顶不住了，被迫于月底退出了该城。

　　那边丢了海丰，这边就去打惠来。惠来城里是陈铭枢的杂牌部队，从福建来的。攻城前，我们叫人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土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还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多少起了点作用。敌人受了影响，既不打枪，也不交枪。

　　围了几天后，彭湃同志和他爱人都来了。他爱人姓徐，也是共产党员，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彭湃同志急着拿下惠来，要领着人去爬城楼。他爱人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样太危险，我们不同意。组织队伍强攻了一下，打死敌军一个团长，敌人就跑了。

　　“进剿”的敌人继续压过来，我们在惠来城呆不下去了，便转移到普宁山区的三坑。彭湃和特委的同志也来到这里。我们是在平原蹲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我们说这样干要吃亏，不能去。彭湃同志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去冲，我们也得跟去，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去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红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五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当时我们虽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从军事上考虑到了不能和敌人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我们都是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就按特委的决定办。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同志到上海去了。

　　在和彭湃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从前，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来到东江后朝夕相处，才真正了解他。他出身富豪家庭，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过海丰县的教育局长。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带头革了地主家庭的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海丰领导成立了广东省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地区的贫苦农民，十分感激和拥戴他，称他为“彭菩萨”。彭湃是个革命意志很坚强的人，又是能和当地的农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人。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他总是充满乐观的、必胜的信念。他常说：失败了再干，跌倒了再爬起来！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象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走后，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他和杨殷同志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彭湃等同志离开东江后，红二、四师根据特委决定，一道回去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八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攻进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八个士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

　　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我们的处境日趋艰难，只好分散游击。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爆发卷走的……。没有粮食吃，靠挖野菜度日，红薯叶子算是上等食品，稀罕得很；没有房子住，临时搭个草棚避避风雨，后来因怕暴露目标，连草棚子也不搭，净住树林、草堆；蚊虫极多，害病的同志不少，又没有药治；整天和敌人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一些病号走慢了就被敌人捉去。我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了伤，天气炎热，伤口化脓，多亏医生采了些中草药敷上，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六月中旬，叶镇同志因患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蔽在一个地方，被敌人搜出杀害。他是四川人，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任过武汉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的连长、营长，为人正直，作战勇敢，对东江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遇害时年仅二十几岁。此后，由我任红四师师长，带着一、二百人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搜剿”一次，我们的人损失一些，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摆脱被动的、有耗无补的局面。

　　七、八月间，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来了解情况。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到年底，只剩下了我们几十个人。

　　一九二九年一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最后这批人撤走，东江游击战争遂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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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东江之后

　　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把剩下的一批同志，通通转移出去。

　　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并给每个同志发了路费。我们共有二十几个人，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沿着小路爬山越岭，翻过一座大山，抵惠州地区。那里有位农民党员来接头，领我们去他家吃了顿饭，而后将我们送上公路，他便回去了。因这批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我和党代表刘校阁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他带一路，我带一路，到九龙再会合。分手后，他们就奔惠州城里去了。

　　我领着十来个人，在惠州城外的野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分成几批行动，从惠州乘汽车去樟木头，再转乘火车去九龙的接头地点会合。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校阁那一路人，却沓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那时同志们刚从山里出来，个个面黄肌瘦，胡子拉碴的，脚上又穿着海丰的草鞋，人家一看就会怀疑是从“赤化”地区来的，容易暴露目标。

　　在九龙，我们住在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这是广东省委租的一所房子，等于个招待所，有位工人同志负责照顾我们。刚到的那几天，大家饭可没少吃，但总觉得肚子填不饱，这大概是在山里长期挨饿造成的吧。

　　九龙是英租界，国民党不能进来乱抓人。然而，英帝国主义毕竟和国民党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我们也保持警惕，不暴露身份，不随便上街。“交通”告诉我们应付敌人搜查的办法，并再三叮嘱大家：如果万一被捕，要想办法去澳门，绝不能去广州。在澳门，组织上可以营救，去广州落到国民党手里，就难办了。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三月间，“交通”通知我们去上海。同行的有我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同志。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我过去住过的黄埔江边的泰安客栈里。过了不几天，我们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租了个亭子间。每月十三元的房租，自己烧饭做菜，听候分配。

　　不久，王和峰、周棺仁等四人被分配去湘鄂西根据地，我和桂步蟾同志则去大别山区工作，踏上了新的征途。

老八路

第四章　大别山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初到大别山区

　　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先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党领导鄂东北黄（安）麻（城）秋收起义胜利，创造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继后又有商（城）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成功，到一九三○年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遂告正式形成。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中央，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山川交错，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我去鄂豫边工作，是一九二九年六月间的事。

　　我到上海同党中央接上关系后，心里才踏实下来。一九二九年五月底，“交通”通知我，说军委负责同志要找我谈话，并约定了会见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地点就在我的住处，我用的化名叫“余立人”。第二天上午，一个穿长衫、着布鞋、商人打扮的人来了。见面后，他问了我些个人经历及东江游击战争的情况，而后告诉我，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派何玉琳同志来要军事干部，军委决定派你和桂步蟾同志去。他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他还说：“具体工作到那边再说，你准备一下，跟何玉琳他们早点动身。”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后来听说，这位同我谈话的同志，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同志。杨般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名字以前我听说过。在我去鄂东北后不久，他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同志，被叛徒白鑫出卖，慷慨就义。我们后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培训干部的学校，命名彭（湃）杨（殷）学校，以纪念这两位著名的革命烈士。白鑫我也认识，广州起义的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时，他是十团团长，我是党代表。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银元，打起仗来就溜号，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那时我就提议开除他，撤他的职。在东江分散游击后，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派陈赓等同志除掉了这个可耻的叛徒，使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六月上旬，我与何玉琳、桂步蟾同志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去鄂东北特区。先从上海乘船至武汉，再乘汽车经黄陂到靠山店附近，下车后沿山间小路行进。这条路是何玉琳到中央汇报工作时走的，他比较熟悉。通过白区地带，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进入鄂东北根据地，完全是另一番天地。正当割麦的时候，田野里、村庄里，一派繁忙景象。村头地边，红旗招展；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不少人都认识何玉琳，见我们和他走在一起，知道是自己人，也同我们亲切地打招呼。到黄安以北的箭厂河，特委书记徐朋人接见了我们。他详细介绍了根据地的情况，要我和桂步蟾去红三十一师工作。徐朋人是学生出身，当过教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说话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有条有理，也很实际，给我的印象，是个勤恳、朴实、能干的人。

　　根据地不大，但已初具规模，打下了发展基础。边界割据区，北起柴山堡，南至黄安八里湾，东起麻城黄土岗，西抵孝感的汪洋一带。较巩固的地区有光山的柴山堡，黄安的七里、紫云、高桥、桃花，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一般情况下，党的机关、政权机关能够扯起红旗子，开展工作；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不容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有立足活动的余地。这些地区，尚未连成一片，中间有敌占区；边缘地带常和敌人拉锯，有时在我们手里，有时又被敌人占去。我去后住在柴山堡，那里山高林密，地形不错。我们住地附近的山头上有棵“信号树”，树一放倒，就说明敌人要来了。老百姓会马上牵着牛、挑着担子“跑反”，部队则派人掩护他们。撤退工作是有秩序的，表现了根据地领导人的组织能力。

　　党组织和群众的状况，也比较好。鄂东北特区包括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光山、罗田诸县，均建立了县委、区委和基层党支部。党的力量以黄安最强，党员一千二百多人；麻城次之，党员五百多人；其余则弱些，二三百名或几十名党员不等。因黄麻地区有根据地，党员数量又多，特委的工作重点就放在这里。黄麻一带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甚高，把共产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许多人不明白党的性质，以为参加过武装暴动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就是“在党”的共产党员。如果党组织秘密开会被他们发现，会生气地说：“你们以为我是反动派吗？开会为什么不约我呢？”要费许多口舌，向他们作解释工作。党的一些口号，如“杀尽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欺骗穷人帮助富人的国民党”等，家喻户晓，深为群众拥护。不论男女老少，都知道共产党是领着穷人打天下的。唯“苏维埃”一词，很多人闹不清楚，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党里一位首脑人物的名字。所以，他们又称共产党为“苏先生”。

　　军队，有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的番号，才三百多人。无所谓军部、师部，只有“司令部”。司令员是吴光浩，下辖四个大队，每大队五十至六十人。我去的时候，吴光浩同志已牺牲。他是湖北黄坡人，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武装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奉特委指示，带着十多个人去商城南部帮助开展工作，途经罗田藤家堡时，遭地主民团袭击，战斗中不幸牺牲。对他牺牲的消息，特委决定暂不宣布，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我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司令、副师长，实际上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黄安人。除红军外，还有赤卫队、游击队，人数不多，几百人，但也是宝贵的力量。

　　万事开头难。鄂豫边区能够形成这么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队伍，很不容易。

　　黄麻地区，曾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那里是董必武同志的故乡，很早就有他和陈潭秋同志撒下的革命火种，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继而控制过鄂东，影响甚大。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许多地方都有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组织，造就了一大批战斗骨干。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麻地区一些农民运动的领袖也在讲习所学习过。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合流，血腥镇压革命力量，断送了大革命运动。但是，黄麻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的“八七会议”后，组织了黄麻秋收起义，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潘忠汝、王志仁、王宏学、刘镇一、汪奠川、戴继伦、戴季英、陈定候、王秀松、吴焕先、吴先筹、蔡济璜、刘象明、刘文蔚、徐子清、徐其虚、吴光浩、郑位三、王树声等，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那时，我党还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学生或农民出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敢拿起枪杆子来和敌人斗，发动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靠长矛、大刀、土枪攻下黄安县城，占领黄麻地区的一些主要村镇，的确是了不起的事。后来，起义队伍遭到反动派的围攻、镇压，被迫转到木兰山上打游击，艰苦至极，只剩下了几十个人。但是，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逐渐地，利用军阀割据的矛盾，发动群众，打击敌人，队伍和地盘越搞越大。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红色政权就在黄麻地区形成了较稳固的自主的局面，部队也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由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县委和三十一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产生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

　　五月间，商南起义胜利成功，红三十二师组成。这次起义，是由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领导和发动的。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徐子清、周维炯、徐其虚、肖方、廖炳国、漆德伟、毛月波、廖业祺等。他们组织民团中的士兵和农民群众暴动，一夜之间将丁家埠一带的反动民团杨晋阶、柯寿恒、郑其玉等部搞垮，在商城南部的乐区、和区竖起了革命红旗。旋即成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漆德伟任副师长，全师共一百余人枪。豫东南根据地，开始形成。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我到三十一师当副司令，与戴克敏、曹学楷共事，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打游击。他们两人，对党忠诚，联系群众，有文化，又有游击战争经验，深得部队的信赖。我们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游击战零敲碎打，几乎天天发生，不是敌人打我们，就是我们打敌人。敌人多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地主民团、反动枪会等，战斗力不很强。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断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时值蒋桂战争刚结束，敌人内部矛盾有缓和。但军阀之间，仍在勾心斗角，自图发展。对苏维埃运动，他们没放在眼里，还没统一起来对付我们，鄂豫边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放手活动，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自己。

　　红三十一师号称四个团，其实是四个队，不足一营的兵力。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江子英。我来后不久，又成立了第五队，队长吴心信，党代表郑行瑞。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他是北京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李济琛“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被关进监狱，广州起义时才放出来。一九二八年底，由党中央派到鄂豫边区工作。

　　干部和队员都很年青，二十岁上下，生龙活虎。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最好的枪为汉阳造，有从武汉买来的，有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部队陆续扩大，新兵没枪，就拿大刀、长矛。青年参加红军很积极，你不叫他参军可不行。枪支不够，拿起大刀、长矛一样当红军。有些红小鬼打仗真勇敢，不懂战术，不会战斗动作，但不怕死。冲锋在前，拼命去夺敌人的枪，缴到一支枪，眉飞色舞，可高兴啦。

　　新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我说话人家不懂，人家说话我也不大懂，得靠戴克敏“翻译”。外来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有个过程。回想起来，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我虽是副司令，但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很少参加，有时讨论军事问题才叫我去。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我，他是特委的常委委员。他们分配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司令部的业务工作没人管，叫我管也行。工作中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不埋怨别人。搞一段时间后，人家看你这人还行，能带部队打仗，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什么官架子、特殊化，慢慢地就信任你了。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才能立住脚，说话主动，开展局面。威信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吹起来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要坏事。自以为是从党中央来的，下车伊始，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说老实话，谁都不欢迎。尤其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能带兵打仗，又到处哇啦哇啦地评头品足，谁个服你，哪来的威信！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不例外。

老八路

　　粉碎三次“会剿”

　　我到鄂豫边不久，就遇到敌人的连续三次“会剿”。

　　第一次“会剿”，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底。叫“罗李会剿”。

　　这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结束，蒋介石取代了桂系在湖北、河南南部的统治，迫不及待，发动“会剿”，要消灭我们。敌“会剿”的主力是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我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七里、紫云地区。

　　特委事先没有得悉敌人“会剿”的情报，仓促应战，有点乱套。红三十一师正分散在各处游击，在我身边的只有两个队，一百多人枪。面对长趋直入的优势敌人，我们不能硬顶，就撤离七里、紫云地区，和敌人兜圈子。根据地的十多万群众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转到来家河，打了第一仗。没想到敌人一打机枪，游击队都跑散了。这次我们虽未受损失，但说明队伍缺乏严格的战场纪律和过硬作风，遇上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怯战心理。

　　第二仗想办法拣弱敌打。北面的李克邦部是土匪队伍，外加红枪会数千人，已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经特委同意，我们决定向这股敌人进攻。七月初，我三十一师两个队在大批手持土枪、长矛的群众配合下，扑向白沙关之敌。经连续五战，毙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捉住了红枪会头子戴五爷，把红枪会基本上打垮了。胜利后我们在白沙关召开了万人大会，镇压了戴五爷等一批恶霸和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大快人心。从此以后，柴山堡那块根据地，才算巩固起来。你不能小看这类土匪队伍、反动武装。他们在地主掌握下，专门和红军作对。平时，在根据地周围捣乱；白军攻来，又积极配合，进到根据地大烧大杀大抢，无恶不作，给我们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粉碎地主下属反动统治及其武装，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罗霖部见李克邦吃了亏，又不断受到游击队和群众的袭扰，呆不下去，很快就退走了。不到半个月，“罗李会剿”即宣告失败。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在八、九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击。

　　我们还是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十多天后，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决定暂时撤出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我们在内线和敌人周旋，抓住机会打一下。经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仗，搞掉敌人一百多，包括第一次全歼敌一个整排。国民党的正规军不象红枪会那些乌合之众，按我们那时的装备，一仗搞掉敌人一个排，就是辉煌的战果，对士气鼓舞很大。

　　内线继续作战不利，我们又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我第一次见到了周维炯、肖方等同志。周维炯是丁家埠暴动和豫东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打仗很勇敢，但有点骄傲，看上去象个白面书生。三十二师在豫东南活动期间，同鄂东北特委的关系一度搞得很僵，甚至把特委派去的徐思庶（子清）和徐其虚枪毙了。特委又派吴光浩同志去，半路上遇敌牺牲（后中央特派员郭述申同志去调查处理枪毙二徐的事，也差点被杀掉，有人给郭述申报了信，他连夜跑了，才免于难）。具体原因不清楚，后来听说是有坏人挑拨。这次两个师会合后，鄂东北特委采取了团结红三十二师的方针，不提往事，对他们热情关照。我们还拨了些枪支和子弹给他们。主要是子弹，因三十一师靠近武汉，能通过内线关系从那边买。当然，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两个师在那一带同敌人打了一仗，他们打一面，我们打一面，配合得不错。战斗结束时，缴了不少武器。我印象最深的是缴了匹马，我骑过很长时间；俘虏了个小号兵，留在我身边司号，作战很勇敢，后来牺牲了。这是两个师第一次配合作战，取得了胜利，大家满高兴。可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好在两支部队会师后，关系没搞坏，以后好见面。特委的方针是对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很成问题。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乘机返回根据地，消灭了敌人一批“编练队”。我们则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黄坡的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麻城的谢店等地的民团，缴了一批武器弹药。九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第二次“会剿”又被我粉碎。

　　第三次是十月开始的“徐夏会剿”。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

老八路

　　敌人的两次“会剿”

　　被粉碎后，我们乘胜发展队伍，扩大游击活动，打击土豪和民团，对他们威胁很大，土豪劣绅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报警请兵。于是，“徐夏会剿”便接踵而至。

　　那时，敌人一来，地方上总要求我们打，生怕我们不打，说来说去，无非是怕丢地盘，怕打烂坛坛罐罐。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要打得有胜利的把握，自己的伤亡和消耗要少，消灭敌人要多。丢枪，伤亡一大堆人，打败仗，可不行。不然，有生力量消耗太大，部队情绪给打了下去，以后就不好办。地方和军队，常常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闹矛盾，发生争执。军队里也有人怕群众受损失，主张和敌人硬拼。我们还是坚持有利条件下就打，不利条件下就不打，这一点不能动摇。

　　敌人大兵压境，怎么个打法呢？后来确定，打它个埋伏。敌人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情报，主要是靠地方党委和群众提供。地方上说，敌人只有四五百人。我想，敌人不太多，我们打得好有可能取胜，下决心打。带上部队，埋伏在敌人撤退时可能路过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那里竹林、树林、葛藤特别多。我们没有机枪，只有几百条破步枪，子弹也不多，想缴些枪支和子弹，抓一把就走。谁晓得一打响，敌人足有一两个团。我带了一个队在正面打，敌人的火力很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两翼的部队也没占到便宜。敌人开始反扑，部队撤退，最后连小号兵也撤下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近在咫尺。幸好天已擦黑，我就趁机往外跑，敌人在后面追。那时我腿部的伤势未愈（是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的），跑也跑不快，见前面有片林子，往里一钻，敌人找不见，乱打了几枪，就回去了。我坐在林子里，腿疼得厉害。廖荣坤同志带了几个人来找我，才把我接回去。这一仗，情报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放了羊”，没打好，我们伤亡十几个人，同我一起来鄂豫皖的二队党代表桂步蟾同志也牺牲了。

　　我们总结了教训，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离开天台山向北转移。时值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阀混战爆发，蒋急忙调兵回去应战，只留下反动民团对付我们。趁敌向平汉线撤退，我兵分三路向外追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经过争取瓦解工作，向我投诚。这事反响很大，附近的群众说：“还是红军厉害！”这时，红三十一师发展到七百多人，六百余枪。

　　十一月间，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徐百川、毛正初、周狷之、吴干才、朱体仁等同志的领导下，武装起义成功，成立了红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的武装割据局面。不久，红三十二师又一举攻克了商城。这些胜利给鄂东北根据地的军民以极大鼓舞。

　　敌人的“徐夏会剿”，又失败了。

　　七条游击战术原则和初期的建军经验

　　实践出真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是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岗、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十一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选出特委，徐朋人为书记。十二月又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为主席。我被选为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这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教育宣传、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等九个决议案及《革命委员会政纲b，《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对深入土地革命，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我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总结了这么几条：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

　　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它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提炼、概括、总结。

　　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同志，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象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分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弹药。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象柴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吞掉的危险。打仗，也象现在搞经济建设一样，要算帐，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样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夜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土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筋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致胜的根本原因。

　　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部队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废除了肉刑；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为：(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部队也搞统战工作。对地主采取一面打击、一面孤立的政策，对白军下属官兵注意争取瓦解，对反动枪会，重点打击其反动头目和骨干，将一般群众和反动分子区别开来，不杀俘虏，有的经过教育就释放，有的留下当兵。部队的经费来源，一是靠地方筹款，一是靠特务队到白区打土豪筹款。

　　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搞党的工作。不论是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要编到党小组，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学习党的决议、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小组的组长是个马夫。小组会一周一次，请假的很少。我参加小组会，有时讲讲党内的一些常识，有时讲讲其他同志不了解的事，并听听大家的意见、要求。我们水平也不高，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讲，不见得完全正确。每个队有十几二十个党员，干部都是党员，党组织公开，但党组织开会是秘密的，群众不一定都知道谁是党员。发展党员，个别发展，条件很严格。打仗要勇敢，纪律性好，要起模范作用。主要是打仗要勇敢。如果打仗怕死，就不够入党条件。再一条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严守党的秘密。党员的模范作用也很强调，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行军要帮助别人背枪、背行李，到了宿营地主动烧开水、烧洗脚水，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能把部队带起来。

　　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尤其需要建立铁的纪律。起初，我们没有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完整的规定和提法，但也有些条条和要求。军队嘛，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打仗不听指挥，轻者批评，重者禁闭。路过家乡，你要回家看看，得请假，不能自由行动。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贪污要被枪毙。我们师就枪毙过一个司务长，他贪污了二十元。那样艰苦的环境，钱来得不易，二十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再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随便抓人、杀人，不准抢东西，不准烧房子。那时，“赤白对立”很厉害，敌人来到革命根据地，又烧又杀又抢，我们有严明的纪律，规定不管走到哪里，一律不准烧、杀、抢。部队到一个地方，派饭一桌给一元，借一床被子给三个铜板，睡觉没稻草，要用钱去买，走的时候，得把房子收拾干净，上好门板。破坏纪律的很少，因为部队成份纯洁，都是贫雇农，真是挑了又挑，拣了又拣的。有了严格要求，一般说来大家会自觉遵守。官和兵，不太分得出来。吃一样的饭，睡的都是民房，铺的都是稻草，不同的是给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多铺一个单子。原来，干部也没有马骑，一九二九年底部队扩大了，大队(团)以上干部才有马骑。我们骑马，见有病号走不动，都主动让骑。干部给战土背枪、背行李，很普遍。打人骂人的现象也不严重。打仗，强调节省子弹。子弹很少，最多时一个人才有十来发，一般是两三发。就这么一点，不节省不行。后来，部队发展了，经验也多了，我们将红军纪律规定了十条；(1)不拿穷人一针一线，(2)不拿穷人粮食，(3)对穷人态度要和蔼3(4)爱护枪不要弄坏；(5)节省子弹勿乱打，(6)对群众耍宣传红军主张；(?)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8)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9)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10)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纪律是红军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保证。有了严格的纪律，才能上下一心，军民一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军队要有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日常主要是搞点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出操，不能弄得兵不象个兵的样子。也搞些瞄准射击、夜战，山地训练。要求人人学文化、识字，能写标语、家信。后来还办起了教导队，培训班、排、连长。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六大”的十大纲领、党的决议和指示、红军的任务、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使每个土兵明了党的路线，政策，划清红军和白军的界限，为工农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战。教育方式有干部队前讲话，集体上课，阅读通俗讲义、小组讨论等。土兵中间有人才，有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记忆力、理解力相当强。学过的东西，能结合实际向群众宣传，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颇受群众欢迎。

　　后勤供应非常困难。后方供给机关不健全，服装也不统一，有什么穿什么。尤其是特务队，耍经常到白区活动，什么长袍短袍的都穿，五花八门。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有了统一的服装，官兵能穿上自制的灰色军服，戴上大八角帽。兵工厂很小，有二三十个工人，设备简陋，开始连“撇把子”也不会造，弄了个把月，造出一支是废品，根本不能用。经过多次试验，才能造点“撇把子”枪。名义上有个医院，但只有中、西医生各一名和几个学看护的小姑娘，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缺，伤病员大都送到群众家里休养，治疗。总务科负责供应伤病员的营养晶，只要医生开个条子，写上给某某同志“鸡蛋两个”或“花生半斤”，就能领取。一九二九年底，苏井观同志任医院院长后，医院的规模才大了些。后勤供应是令人头痛的事，主要靠多打胜仗，多打土豪，取之于敌。

　　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起来的。上面很少有指示，有指示也不及时，因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台。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被敌人分割包围着，互不联系，人家的经验也传不过来。黄埔军校哪有睡稻草、上门板的?打仗哪有三发子弹的！黄埔军校的东西，是一般军事常识，在这里是另外一套，靠自己摸索。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九年，鄂豫边区基本上贯彻了“六大”决议精神，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加上客观形势有利，因此，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顺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个时期，特委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中央指示的工作地域上“应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的方针，因行不通而未机械执行，政策上虽然有些“左”的东西，但只是局部的问题。这就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老八路

　　一个红军士兵的通信

　　有封鄂豫皖红军土兵的通信，写于一九三0年三月十九日，颇能反映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军阀在鄂豫边境的“训政”工作，已有三年的历史，这三年来的成绩如何，我们看看那里群众反抗斗争的尖锐程度，也就可以知道。国民党军阀在鄂豫边境的压迫和剥削，除了苛捐杂税和“清乡”之外，还有他们的“血洗”政策，所以群众的反抗，’也就由抗租抗债的运动，逐渐进展到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和土地，建立自己的武装政权。国民党军阀在鄂豫边境的苛捐杂税，除了屠宰捐，烟酒捐，硝磺捐，百货捐等以外，还有门牌捐，灶头捐，人头捐，房屋捐，婚姻捐，田赋捐(田赋外另加二成)，枪支捐，电杆捐，剿匪捐等等，这是每户都要完成的。至于田赋，比一九二六年增加了三倍，而且豫省各县，已缴到一九三六年了。此外还有红契复验，每张契纸要收价一元八角。这还是平常的时候，若是打起仗来，拉夫拉车，派草派饷。一般老百姓经过连年的灾荒和军阀长期压榨，不说没钱缴纳，就是一日两餐，也难维持。所以一部分就跑去上山落草。豪绅地主国民党还是不肯罢休，立刻组织保卫团，成立“清乡委员会”，叫民众不纳钱就纳命。

　　国民党军阀知道他所采用的这些硬榨的方法，并非上策，于是雇了一批走狗，组织什么党部，什么清乡委员会，到处狂叫着“农民不要打土豪劣绅，如果将土豪劣绅打倒了，没有人给你们田地耕种”。孝感的狗党部告群众说：“共产党叫工人增加工资，农民要抗租抗捐抗税抗债，兵士要发清欠饷，改良待遇，这是他们对你们的阴谋，要防备他，不要上当。”黄安清乡委员会的布告说：“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黄安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这些欺骗，也就是他们给群众的“训政”工作了。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但是群众并不象猪牛那样笨，到底国民党的话有理呢，还是共产党的话有理?他们都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英勇地向豪绅地主抗租抗债，并且逐渐进到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建立自己的政府(鄂豫边境革命委员会)，组织自身的武装(红军)。国民党军阀虽死到临头，神经错乱，但是仍然要勉强挣扎一下。他们挣扎的方法，就是血洗政策(他们有一标语是“如果不组织联庄会铲共会者，则血洗全村”)。他们对于反抗租债捐税的乡村，房屋烧毁十之五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乡村，就烧毁十之八九。在黄安七里区地方，出农民不意，绑了一百五十多人，不管男女老少，一慨施以最惨的死刑。有的剖心挖目，有的用香熏，有的切指头，有的截足杆。孝感县土豪，不顾农民的死活，故意抬高谷价，农民把一个土豪的谷仓打开了。于是孝感的狗县长，率领了一百二十多清乡军，挑着二十桶煤油，一直把五六个村庄烧个干净，被烧的共有一百二十多家，被杀的农民二十七人，还有一个老妇女，捆着横在火车道上辗死了。国民党说我们杀人放火，其实杀人放火最凶的而且最残忍的，仅只有国民党军阀。我们红军除了杀豪绅地主以外，简直是非常平和的。

　　我们的红军

　　群众受了这样严重的武力压迫，便感觉到加强自己武装的必需。现在鄂豫边境革命委员会之下，有预备军和常备军两种。预备军都是鄂豫边境八县的农民，自十八岁以上，至四十岁以下都有当红军的义务。武器新旧都有，每人必须有一件，都受过军事训练，而且经过多次的战斗。去年和夏斗寅、徐源泉空陆两军作战一年，结果夏、徐损失二、三千的将士。常备军共三师，人数六千多（人数应为二千多，可能是笔者所误。--作者注。），分成六个先遣队。武装整齐，组织严密。他们中间有些特别的几点；一、士兵的错误，除了士兵互相批评纠正以外，都由士兵委员会来负责，很少要长官或者军纪管束。

　　二，军需的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并经士兵委员会审查。

　　三、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

　　四、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音乐等娱乐设备。

　　五、尤其特别的，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六、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对红军都表示好感，每次打仗都留给红军许多子弹，并且告诉红军他们军中的情形和消息。有些简直举行哗变，投到红军里。所以国民党大小军阀都怕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每次进攻和退却的时候，总要派几个不识字的士兵，先把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撕尽，然后通过。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拿着一张红军的传单，反动军官立刻把他枪毙了，说他是私通共匪。

　　这个红军士兵的信，内容翔实、生动，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和注脚。

老八路

　　出击平汉路

　　一九三○年，军阀重开战。四、五月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到十月才结束，持续了六个多月。蒋介石陈兵平汉、津浦、陇海线上，对付冯玉祥、阎锡山，顾不上“围剿”红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取得了大好发展时机。

　　二、三月间，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特委。特委委员有：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以上均为中央新派来的)，徐朋人、曹学楷、戴克敏，徐宝珊、王平章、何玉琳、钱文华、戴继伦、戴季英、吴焕先、詹才芳、郑位三、郑新民、雷绍前、王宏学、徐向前、王树声、李梯云、王秀松、周纯全、甘元景等，郭述申任特委书记。

　　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这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总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鄂豫边根据地北起光山以南的晏家河、宣化店，南抵黄陂北部的紫潭河，汪家西湾，西起摆水东岸的汪洋店、小河溪，东至麻城以北的黄土岗、福田河附近，纵横约一百七十余里。豫东南根据地北起固始的段集附近，南抵松子关、长岭关一带，西起商南大木厂、白沙河，东与皖西根据地相衔接，纵一百五十里，横百里。皖西根据地北起六安的丁家集、徐家集，南抵潜山、英山以北的水吼岭、金家铺，西与豫东南根据地相接，东至六安、霍山附近淠河两岸，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三块根据地境内，除黄安县城、新集、金家寨等少数敌孤立据点外，均为红色区域。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之间，北起商城以南的亲区，南至麻城、宋埠，有一条为敌军和反动民团控制的狭长地带，使两块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

　　三块根据地的三支红军，鄂豫边的红三十一师，豫东南的红三十二师，皖西的红三十三师，亦根据中央决定，改编为红一军。

　　上海会议还讨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三月下旬，郭述申同志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这里所说的总的政治任务，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七十号通告中规定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总的政治路线，以积极进攻、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暴动”为中心策略。中央的指示还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为此还提出了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均设立政治委员(政治上的权限大于军事指挥官)，发展地方暴动和兵变运动，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农民赤卫队并将他们集中到红军来，部队向武汉方向发展以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等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和要求，反映了“左”倾思想正在抬头，因为那时在党中央内部已形成了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势力。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表示拥护和坚决执行。仅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同志对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委员所否决。后来事实证明，少数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互为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只顾加强和发展一头，而削弱或取消另一头。

　　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建立了红一军军部，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喧。下辖三个师，一个独立旅。红三十一师改为一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后为李荣桂)，参谋长刘英，三十二师改为二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参谋长漆海丰，三十三师改为三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姜镜堂，副师长肖方，独立旅系由原三十二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组成，旅长廖业祺。红一师八百余人，二师六百余人，三师及独立旅各三百余人，全军共二千一百人。改编后的红一军，统一了指挥，有重要意义。

　　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亦宣告成立。中央指定曹大骏任书记，委员包括军长、政委及各师师长，外加两名士兵。重大问题需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前委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省委和特委发生横的关系。如与省委、特委发生不同意见时，报请中央批准，在未受中央指示前，前委有独立决定行动的权利。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就脱离了地方党委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加强对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十分必要。但是，一个根据地内有地方和军队两个平行领导机关，却不利于整个力量的调度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有时甚至出现前委指挥特委的情况，助长单纯军事观点和枪杆子主义的发展。而地方党委囿于地方情况，往往主张红军硬攻敌人的强固据点，啃硬骨头，不考虑红军的装备和力量，也容易和军队闹矛盾。双方开联席会议发生争执时，地方同志说：“军队不能自己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委的同志就说：“你报告中央好了！”往往弄得不欢而散，各行其是，的确影响工作的开展。

　　红一军成立后，决定由我带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军长许继慎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许继慎也是黄埔第一期的，但我俩以前不认识。考虑到沿途有敌军和民团袭扰，二师过去又发生过枪杀二徐的事件，经前委同意，我们派王宏恕带一师师部手枪队的四五十人护送许继慎。他到商南、皖西后，顺利改编了部队，带领红二、三师打了金家寨，占领了霍山，打了土匪鲍刚，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的局面。

　　不久，我们又看到了党中央三月二十二日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左”的气味更浓了。信中对什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城市工作”、“平汉铁路罢工”等，讲得很多，而对农村如何搞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等，讲得极少。指示信还批评鄂豫皖边特委的路线“整个是右倾的”，过去实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是什么“富农路线”，“十足的机会主义”。六月，李立三完全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立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业已成立，积极贯彻李立三的一套。他们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切断平汉路，以进逼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胃口的确是够大的！要实现这个计划，说实在的，没有几个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而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才两千来人。作计划，给任务，不度量实际可能性，一味充满大干的幻想，这叫主观主义、冒险主义。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过。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二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背，这是常识。

　　红一师第一次西出乎汉路在六月间。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部两个连，我四队队长杨先圣在战斗中牺牲。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将后方赤卫军补来的三百多人及数十名俘虏兵编入红军，改编红一师的五个大队为三个支队，辖十二个大队，另有一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一千二百余人。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我们作战，进行报复。

　　我们接到孝感县游击队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

　　杨平口虽接近平汉线，但地方党的组织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地形也利于红军隐蔽和出击。这是我军第一次伏击敌人一个整团。师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冲锋陷阵，打好这一仗。二十八日晚，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根据那里的地形条件，将主力隐蔽在杨平口以北、溃水东岸的傅家湾、新寨一带的山地，布成口袋阵势，派出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前去郑家店吸引敌人。

　　次日上午，我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与敌接火。敌发现系小股部队，遂倾巢而出。我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敌紧迫不舍，终于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内。十时左右，我们下令攻击，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俯冲而下，将一团敌军切成三段。敌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首尾难顾，先头营和后卫营被我们迅速歼灭。中段的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抢占傅家湾以东的高地，被我军团团包围。经数次猛攻，配以战场喊话及派出俘虏劝降，敌团长见无路可走，遂令部队交枪投降。

　　这一伏击战，我们是硬着头皮打的。因那时部队从未打过这么大的仗，我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战斗中，我和参谋长刘英，分头带着部队向前冲杀，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所以战斗发展比较顺利。历时四个小时，计毙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战后，我军重返黄柴畈休整，将红一师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营，每营三个连，人数达一千五百余名。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乎汉路，攻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师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

　　七月下旬，我们留下二团继续巩固黄安南部的根据地，率一、三两团及师直特务大队，再次出击平汉路。

　　部队攻克郝家湾车站后，转至青山口，得悉距该地四十里之花园镇为钱大钧部教导三师第五团驻守。该敌辖有步兵营、重机枪营、追击炮营及直属步兵连，武器装备好，但经常任务为培训下层官兵，战斗力不很强。时驻小河溪的郭汝栋部一个团已退守广水，花园守敌相当孤立。我们决定乘机奔袭花园，全歼这股敌人。

　　二十八日夜，我军从青山口出发，向花园疾进，准备拂晓前发起攻击。因部队刚刚扩编，没有大部队行军经验，走出二十里地，后卫部队掉了队，与前面失去了联络。我们令前锋部队停止前进，坐在路边等了好一阵子，后卫部队才跟了上来。查了查掉队的原因，是走错了路。部队继续前进，走到距花园车站十五里的平头山时，天已破晓，失去了夜袭时机。还打不打?师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磋商，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不打。这时，地方党来人说，夜间镇内敌仓库起火，敌军忙着救火，折腾了大半夜才休息。我们据此判断，疲乏的敌人凌晨势必晚起，警戒亦必疏忽，因而决定仍按原计划行动。

　　花园镇位于平汉路东侧，敌人的兵力部署呈梅花形：步兵营两连驻镇内，另一连驻车站东南之曾家庵、丁家台子，重机枪营两连驻镇北车站东侧，另一连及团部驻车站西侧的北门外横街，迫击炮营驻镇西北的李家祠，团直步兵连驻摆水岸边的罗湾。为全歼守敌，我军兵分两路，由一团从东南方向进击，解决铁路西侧的敌步兵连、重机枪营，团部及罗湾的直属步兵连3由三团及师属特务大队从西南方向进击，解决镇内的敌人，而后会合一团夹击敌迫击炮营。

　　为出敌不意，成功突袭，师属特务大队化装成赶街的群众，三五成群，先行一步，负责解决沿途及城关的敌岗哨。大部队紧跟，利用田间农作物掩护，秘密向敌接近。凌晨六时许，红三团不费一枪一弹即进入镇内，向敌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有的正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当即乱成了一团。同时，红一团也迅速突入铁路东侧的敌阵地。敌遭我三面围攻，西面又有溃水阻隔，插翅难逃。经三小时战斗，我军以极少伤亡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共毙伤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八挺，追击炮五门，长短枪八百余支。

　　那个时候，部队光知道要步枪、短枪，不懂得要炮，要机关枪。打完了仗，一人身上背着三四支枪，长的短的都有。我就问：“迫击炮呢？”有人说：“什么是迫击炮?”我给大家边说边比划，命令一定要把迫击炮找来，谁也不准破坏。结果还不错，找来五门能用的。机关枪也不错，都是汉阳造的全新水机关枪。战士们不懂，把枪身、枪鞍、枪架拖乱了套。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水机关枪，不会摆弄。找了些俘虏兵的班、排长来让他们装配好，当老师，教给部队使用。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机枪手和炮兵。

　　花园战斗中，孝感县委动员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县委的同志不仅将敌情摸得一清二楚，及时向部队提供情报，而且连夜发动铁路沿线的群众，破坏铁路数十里，并袭占了卫家店车站。红军每次出击平汉路所取得的胜利，是与地方党和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

　　红军的胜利，震动了武汉，鼓舞了根据地及其周围的人民群众。战后，红一师进驻小河溪，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前来慰劳红军，许多年青人涌来报名处报名参军。几天之内，红一师即扩至三千多人。我们将全师编为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拥有机炮混成部队，因而战斗力明显增强。

　　扩编后的红一师，兵强马壮，士气昴扬，西越平汉路，袭占云梦城。守敌反动民团慑于红军声威，闻风失逃，我们没取得多少战果。部队在城里驻了三天，开仓分粮，宣传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嗣后仍返路东的小河溪一带。这时，已是八月中旬末，敌戴民权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出一个旅来犯。我们考虑在乎汉路附近与敌作战不利，遂向黄安西北转移，诱敌进至四姑墩附近。这里地形条件较好，趁敌孤军前进，我发起反击；正巧，许继慎同志率领二、三师也赶来投入战斗，迂回了一下，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这一仗，打得痛快麻利，主要原因是兵力集中，坚决果断，迂回包围，近战歼敌。我军乘胜追击，至小河溪又将敌彭启彪十四旅一个团大部歼灭。前段时间里，许继慎同志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曾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取得了歼敌近三千人的重大胜利，有力推动了皖西根据地的工作，红二、三师共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

　　从六月到八月，红一军的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七千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五千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战术多样，机动灵活，英山战斗，攻占据点与打援相结合，杨平口战斗，诱敌伏击，花园战斗，远距离奔袭，四姑墩战斗，诱敌深入，迂回包围。战斗中，并能注意开展政治攻势，战场喊话，瓦解敌军。总之，部队的战术思想有了新的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期间，立三路线的那些错误东西，不断通过“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传达下来。要求广泛组织地方暴动和白军士兵哗变，令红军向交通要道，中心城市进攻，“打到武汉去”，从而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革命暴动首先胜利的路线”。特委便决定立即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总暴动”，甚至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红一军的前敌委员会和特委联合组成“平汉特别区行动委员会”。还有什么合并党团组织呀，“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去”呀，绢织“集体农庄”呀……把地方上忙得个不亦乐乎！

　　九月中旬，红一军从四姑墩出发，又向平汉路出击。

　　先打广水，因敌人预有准备，凭坚固守，我军硬攻未克，有较大伤亡。这一仗，本来是袭击，变成了恶攻，一、二师的配合也不得力。军部令我带着一师从北面强攻，部队前仆后继，勇敢冲锋，但不知什么原因，南面的二师却按兵不动。我们有个最好的营长叫高汉初，牺牲了，我很心痛，气得和许继慎大吵了一顿。又攻信阳，也未克。军部决定放弃在铁路沿线活动的计划，移师豫南之陡河镇，将该地数百民团全部消灭后，就地休整。为补充下级干部的缺额，军部成立了随营干部学校，培训排、连、营长。此外，又与正阳、汝南的地方党及游击武装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正式组成两百多人的一支游击队。游击队长姓金，黄埔第四期的学生，比较精干。后该同志在商城、光山一带作战牺牲。

　　此时红军远离根据地，终非上策。前委研究后，决定部队走息县，渡淮河，迂回光山、潢川，向鄂豫边区靠拢。十月上旬，许继慎指挥红二、三师袭占了光山，歼守敌数百，我指挥红一师强攻潢川未下，仅在北门外歼敌一个营，移而西指，攻克了罗山，歼王泰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

　　我军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不能说没有受“左”倾路线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水平不高，不懂什么路线斗争，中央的指示发下来，总的是要执行的。实在行不通的事，如打武汉，不干就是了，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抵制。从这个时期军队的行动路线—匕不难看出，我们是跳跃式地行动。这跳那跳，不是有阵地、有计划、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说，根据地的发展，要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有道理。跳跃式的推进，不利于根据地的真正巩固和扩大。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打开那么多地方，因为不是波浪式地推进，地方工作，政权工作一下子跟不上去。部队一走，一切都塌台，地盘又落到敌人手里。另外，对拔掉根据地内部的障碍，也重视不够。象商城的亲区、麻城的黄土岗、木店子等，均为反动民团控制区，是在我根据地范围内的“钉子”，很讨嫌。我们只顾向外线出击，却没有把内线的敌据点拔掉。在当时的有利形势下，拔掉他们，把根据地内部连成一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都是受立三路线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