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达旺的陷落——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老八路

第十章　准备色拉一战

　　 现在，由于增加了军长的职务，我是双肩挑了，我必须制定一个军的防御计划大纲，这一点，只是在我从努拉农去色拉的最后一段路上才想到的。
　　 制定新计划的正常程序是，由我开始制定一个军的计划纲要，再下达到师，制定出第四师的计划，然后订出旅的计划。但是，我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了。我现在色拉，首先我要制定一个旅的防卫计划，以便在山口上端建立防御阵地。实际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旅长的任务，但是此时此地我不能拘泥于这些细节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准备防务。我不仅担心敌人的进攻，而且对森怀有忧虑，我深恐当森知道我抵制了他后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并在色拉集中防御力量时，他会发布新的相反的命令。
　　 当我到达色拉山顶的时候，我发现提斯浦尔既未调部队来，也未派来联络官，而且并未着手做什么工作。我带着奈尔和拉加瓦德两位准将同我一道，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以便他们以后代表我向第六十二旅旅长介绍情况。
　　 我制定的一个旅在色拉地区的防御计划大纲如下：
　　 (1)前沿防区由第六十二步兵旅驻守，包括由提斯浦尔来的一个旅中抽出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团；
　　 (2)主要防务集中在色拉山顶本区，初步安置一个营在努拉农，作为掩护部队；
　　 (3)从努拉农营中调出一个连，在让坚守进行阻击战的阵地。
　　 我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这个计划大纲，交给奈尔，我粗略地向他指出防御阵地在地面上的范围，便于他转达即将从达旺来的拉尔。所有的细节，我都留给旅长同我的参谋共同商定。我同奈尔的安排刚结束，由于我急于同第四军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部通电话，便立即动身去德让宗。
　　 申隔宗这个村子，位于色拉东南方约四五英里的地方，边境修路队在公路旁建立了不大的营地。从申隔宗向东，突出一个纵长而又顶部平坦的山脊，我觉得这里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空投区。我在脑中记了一笔，准备将这个设想传达给我的军部。同时，我有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耍完成，因为在这里盛传人们都准备逃到邦迪拉后方去。我在申隔宗附近的路上，碰见山炮团的一个连正准备撤退。他们原先是调来保卫达旺的，现在调转炮车准备回邦迪拉。我找到他们的负责军官，向他下达了新的指示，叫他把这一连炮兵开到色拉向奈尔准将报到待命。在那条狭窄的路上，要使这些炮车调转方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一连炮兵很快就都面向正确的方向，排成了车队。我知道奈尔看见这么多的炮兵调到色拉，一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到达那个防区的第一支部队。
　　 向前走不远，我封了边境修路队的一个较大的营地。这里也在准备全部撤到邦迪拉去。我费了不少时间，才说服负责这个营地的青年工程官员，取消了他的撤退命令，同时向他说明我有权发布新的命令，让他们留在原地。最后他接受了对我的“信任”，开始从车上卸下已经装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每走几英里，在每一个修路队的营地，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重复地做了工作。常常是颇费口舌，才说服他们调转他们急于向后方逃到邦迪拉去的小队伍。
　　 最后我到了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这个营地距离取名为德让宗的大村子有几英里，位于塔马帕丘河谷之中，这条河从德让宗徐徐东流，经过邦迪拉山岳的北麓。(公路也沿着河岸走，直到拉亨开始爬上邦迪拉山坡。)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是一个规模很大，设计优良的营地，作为一个前哨地区是太“豪华”了。这里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挥部，他是达旺修路工程(灯塔工程)的指挥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动抓紧时间。但是到此紧急关头，我发现他却要去邦迪拉后方，已经部分地拆毁了德让宗的营地。他告诉我，他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里帮助建设第四师的防御工事。(后来某一天，森否认发出过这种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说，森曾亲自打电话给他，进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诉他，我打算临时把我的指挥部设在德让宗营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个交通网，那时我再把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设在那里的坑道工兵营。德让宗营地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舒适的条件，而且由于它低于申隔宗营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区高原刺骨的严寒和冰冷的狂风。然而，这里也是战术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四面被高耸的山脊和峰峦所包围，它被封闭起来了。我永远不理解，为何在我离开师部以后，竟然选择德让宗营地作为师的战术指挥部的驻地：简直是自讨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车辆，又开始建立他的交通网。我首先要作的事是，检查在让、努拉农和色拉防务的进展情况。我依次与各地联系，得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感到很满意。然后，我打电话给提斯浦尔，请军区司令讲话。
　　 我决定对森说出来，为什么他仓皇下令向后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达旺断然拒绝承担对作战形势采取任何决定的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扔给了我，很不体面地匆匆飞回平原。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的全部贡献就是告诉我，如果中国人抓住我们，定会全都杀死，他还粗暴地对我说，他无法调动部队帮助我保卫色拉。他大概已经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务的计划，因为我把计划告诉他时，他未加评论。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竟背着我发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后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话，那么一切人员、武器、车辆、给养都会从让、努拉农、申隔宗、德让宗以及沿公路的各营地撤离了。我认为，至少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释的。
　　 当我接通军区司令办公室的电话时，西巴尔来接电话，我的满腔怒火都向他倾泻了。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样想的，我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当我还要继续激烈指责时，森亲自来接电话，而且采取了攻势。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对话：
　　 “你的撤退是糊涂虫的愚蠢作法”，森说，“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后撤，并且在让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阵地”。
　　 起先我以为森可能是疯了，或者复发了克节朗河的综合病症。在这里他又主张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御阵地。
　　 “我认为你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说，“事实上，你曾拒绝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让，那是第二个克节朗河战线，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我不准备接受你进一步的任何命令。”
　　 电话线的对方发出气急败坏的噪声。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告诉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险的局势。
　　 “我没有发这样的命令，”森说，他又把话筒交给西巴尔，我继续同西巴尔对话。我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队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了。西巴尔吃了一惊。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看来很明显，对于地面上的让、色拉和邦迪拉有关的地理形势，军区司令是毫无所知，而且把这些地名都弄得混乱了，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每一处在战术上的价值。我已决定，避免陷入另一个克节朗河的困境。
　　 我以个人名义向提斯浦尔另发一份电报，这是给军部的。电文如下：“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派巡逻部队去找回我们的死伤人员。通过红十字会，一定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战俘的福利问题。”后来我又多次敦促，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无人重视此事。
　　 然后，我与师的后方指挥部联系，同我的高级后勤参谋夏木谢尔·辛格中校谈了话。我简要地对他讲了当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决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计划。夏木谢尔告诉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拨给我的师，并已开始向山上调动。我告诉他，在路上的第一个旅应该经过德让宗营地直趋申隔宗，另一个旅应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萨马里和邦迪拉之间)作为今后第四师后方指挥部的驻地。
　　 我还对夏木谢尔概略地讲了色拉防务的后勤计划，并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空运口粮、弹药和防御储备。我说明空投的最好地点是在色拉山顶的正东和在申隔宗山坡。为了装备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粮和充足的第一线标准的弹药，作为一项最优先的措施。我授权他代表我向军部传达这些指示(因为我仍在执行军长的职务)。我让他一俟空运开始就上山来，到德让宗见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让宗举行一次参谋会议。在此，我可以提一句，军部人员仍没有什么表示，没有答应到德让宗或色拉视察，事实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这些紧急电话之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可以专心考虑备战问题了。我多少有了决心要具体部署几个旅的兵力完成师的防御计划，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侦察申隔宗地区以后，再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的作战问题，那就是要挫败中国人从北面越过色拉防御阵地的企图。
　　 有一条在高山地带的迂回便道，大半是牦牛小路，它从达旺下来绕过色拉北部的边缘，通过波辛山口向南，穿过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离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轻装步兵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御阵地，即可构成对邦迪拉的威胁。我决定沿这一路线设置障碍，在波辛山口建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营，所以我立即调动至少一个排去。这样，在山口能够设防以前，这个排可以起到监听站的作用。
　　 我走遍营地进行搜索，发现第十三道格拉联队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德让宗。我知道这个营必须进行整编之后才能再作战，我就临时凑成一个排，命令这个排自备七天的口粮，立即从德让宗动身，沿着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时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点钟动身的，7点钟到达申隔宗。我用了两个小时，围着村子进行侦察，特别注意从村子向东、向南和再向东的山坡。我决定在这个地区部署两个营的兵力，这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我的战术指挥部及有关人员。
　　 我不能如愿地早些去色拉山顶，因为在德让宗还有很多的杂事要处理。我继续与奈尔准将保持联系(他在山顶过夜)，了解从达旺撤退的进行情况。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从棒山口来的锡克部队和从沙则来的高尔瓦尔部队，已经开始到让和努拉农。显然，中国人在前一夜未发动第二次攻击，因而这两个营都能全部逃脱出来了。他们甚至已经迁入新的驻地，虽然疲劳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听蒙吉亚是如何计划撤离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奈尔准将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将已前往努拉农筹划爆破事宜。听到这一切，我对于色拉的准备工作颇有信心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德让宗营地，认真着手完成师的防御计划。
　　 刚到下午，从提斯浦尔来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将。我同塞以德已相识多年，自从他进入印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愉快、和蔼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到这些高地来。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这支部队甚至到了那样困难的时刻还来参加第四师。他本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同我共事的，因为已经预先通知他，将委任另一位旅长来代替他，他将被解除现役职务返回平原去。我告诉他，他的旅有两个营，最终将在申隔宗地区的一个阵地设防，第三个营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时我告诉他，在他离职以前，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和指挥陆续开到的部队，(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来，而把他们留在德让宗地区，就在师部的旁边。)
　　 最后，当我只剩一个人留在茅屋时，我反复思考我的师所遭到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境遇。现在的第四师是名存实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第四师曾赢得崇高的荣誉，原来的三个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现在，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师本部也将派来新的将军。老的第四师再也没有留下一个旅或旅长。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师，倒是对于历史更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一个师象我们的“红鹰师”那样，受到现在掌握大权的当局如此的亏待。后来事实证明，命运并没有结束对第四师的折磨：更多的变化很快就接踵而来；
　　 我召集我的参谋、边境修路组织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些军官从未到过德让宗的前方，我向他们讲述了色拉地区的地形。我说明色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它位于险要的河流屏障的后面(让地区的达旺河)，它是一个纵深而狭窄的峡谷，在努拉农提供了最好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色拉山顶以其马蹄形的结构，崎岖的山峰和内在的空投区，作为一个驻防四个营的防御阵地是无可挑剔的。而且，申隔宗地区为一个旅配合主要阵地进行纵深支援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至于绕过色拉的问题，敌人可能会这样做，但只能是依靠牦牛或脚夫运输的部队，而不可能动用任何大的兵力。
　　 然后，我把从奈尔准将等人得到的消息也告诉他们。在第四炮兵旅部指挥下的达旺驻军和两个步兵营，都已成功地与敌军脱离接触，现在正撤至色拉阵地。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让地区作为掩护部队。不久将增调两个旅和一个野战炮团来参加本师。我估计，敌人的企图是迅速地穷追，但是不论他们行军多么快速，在努拉农直到10月27日，在色拉至少到10月29日，他们还不可能严重干扰我们的准备工作。进行一次更有组织的进攻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色拉防务所需的物资很快运来，到10月29日，我们应该是有充分的准备了。工程上所需要的物资，应给予优先的供应，这是为了在让和努拉农执行爆破任务。我告诉他们，我已接到提斯浦尔的通知，第一批供应的空投飞行，已经从提斯浦尔起飞前来色拉。
　　 然后，我也讲了师的防御计划大纲。
　　 (1)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四个营的防御地区，部署在色拉山顶，掩护阵地直到让地区；
　　 (2)一个旅欠一个营(可能是第六十五旅)坚守申隔宗的防地；
　　 (3)一个旅(第四十八旅)在邦迪拉防地；
　　 (4)一个营在波辛山口的防御地区；
　　 (5)师的战术指挥部在申隔宗；
　　 (6)师的指挥部和行政管理地区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的正南)。
　　 此后，有关给养、弹药、运输分配以及其他后勤行政事务，都由我的参谋等人制定详细的计划。我提醒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当第六十五旅的第三营经过德让宗等候补充给养时，把他们扣住，并指示他们改道去波辛山口。
　　 我密切地监督着达旺驻军调到色拉的进行情况。最新的报告是，除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了野战炮和沉重的军需品以外，撤退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因为不可能把野战炮拉回来，所以就把它们从陡峭的山坡滚到下面的河里去了，沉重的军需品也尽可能地加以销毁或破坏。卡尔茵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0月24日下午，我对于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颇为满意，我有信心，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在色拉阻击敌人了。举例说，我们是在我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而不是由那些从来不视察地面的上级将军们根据地图盲目加以调遣摆布的。虽然过去的一些日子，遭受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与紧张，我们部队的士气还是异常的好。只要色拉准备好了，战争将转为对我们有利。
　　 到傍晚，从让来的一个报告，使我一度感到不安。沿沙则路线向后撤的高尔瓦尔联队似乎有些动摇了。事实上，据后来的了解，他们未按照需要，部署一个连固守在让，作为一支阻击力量，而是全营狼狈撤到努拉农，并在撤退过程中，丢下一些三英寸的迫击炮。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有时会发生的：一时的惊慌，导致暂时的失去控制，官兵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冷静。我很高兴地说，第二天晚上，该营找回了失去的迫击炮；最后，当该营面对中国人第一次向他们在努拉农的阵地进攻时，他们按照印度陆军最好的传统进行战斗。该营指挥官巴塔恰里亚中校，后来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正如我所预期的，在让地区的青年工程军官，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炸桥任务。我听说，他一直等到我们的部队全部过了桥。敌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是正当中国人企图从另一边冲上桥的时候，桥爆炸了。很明显，在让的这一行动给予中国人必要的警告。他们撤回到通往达旺方向的山上，有相当一段时间未再露面。事实上，如果再要向必然是难以克服的色拉防御阵地发动进攻，中国人必须三思而后行。在那时候，我有信心，如果给予大约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们能够使色拉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能够抵挡任何攻击，除非中国以两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精心布置的大规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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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向第四师告别

　　 我在色拉进行战斗的计划未被批准。当天(10月24日)下午5点钟，我接到军区司令的电话：“尼兰詹·普拉沙德，”他粗率无礼地说，“你过了一段惨痛的日子，阿南特·辛格·帕坦尼亚就来代替你，他即将前来接你的任。”就这样，他放下了电话。
　　 我感到这一打击太沉重了。对待一个下级指挥官竟然如此刻薄无情——当我正在作战的情况下，这样粗暴的撤职，没有一句预先通知的话，也不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森一定早已得悉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委，就我所知，帕坦尼亚将军在德里国防部任职，不会突然地被调离的。进一步设想，除非在森的煽动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动。我感到痛心和耻辱：对军区司令来说，他为克节朗河的灾难寻找一个替罪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们各级的司令部门中，难道竟无一人敢于坚持进行一次那怕是草率的调查，然后再颁发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公正的，而且是专横的撤职命令吗？
　　 在那悲伤的时刻，对我唯一的安慰是来自我的直接下属军官们，他们对此消息感到震惊——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但是，事实已经不容置疑，因为普拉塔普·桑杜同时从提斯浦尔来电话，告诉我们指挥部的上层领导要进行一些更换，全部名单如下：
　　 哈尔巴克希·辛格少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代替考尔中将，提升任第四军军长；
　　 阿·辛·帕坦尼亚少将，两次获得大英雄转轮奖章接任第四步兵师师长；
　　 霍希阿尔·辛格准将，军械检查官，综合直接支援保养官，十字勋章获得者代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步兵旅旅长(色拉)；
　　 齐马准将代替塞以德任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申照宗)；
　　 吉尔准将代替卡尔茵·辛格，任第四师炮兵旅旅长。
　　 这是当局绞尽脑汁的产物。第四军和第四师的整个指挥机构在战斗的前夕，全部改变了。现在新任命的人，对于地形不熟悉，情况不了解。很明显，军区司令认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英雄奖章者的名单，就可以代替了解地形、富有经验和熟悉部队的指挥官们。
　　 当我因被撤职而感到震惊，神志尚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在几分钟之内，两架直升飞机相继降落了。帕坦尼亚乘第一架飞机到达，他是一位老朋友，我们同在一个团服役过——第五廓尔喀联队。我还来不及去欢迎他时，哈尔巴克希·辛格由德·卡·帕里特准将、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陪同，乘第二架飞机到达。帕利特是东部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他在两年以前曾任第七旅旅长，对色拉地区相当热悉。因为我要离任了，军区司令部派帕利特来，以便向新军长哈尔巴克希介绍关于色拉地区和前方的地形。
　　 还有一位客人，紧紧地跟随着这一行人，他是莫欣德尔·辛格·帕坦尼亚少将，是阿南特的堂弟。后来，我听说，就在当天，他奉命组织一个新的第二步兵师，指定驻扎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部。由于他的师部过一两天才能开始工作，莫欣德尔要求同帕利特一起来，作一次打前站的侦察。
　　 第四军新军长哈尔巴克希告诉我，他愿意听我概要地讲讲形势。然后他打算在德让宗营地过夜，次日上午在返回提斯浦尔之前，视察色拉地区。
　　 当我引导这一行人去作战室的小茅屋时，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同我并肩走着，他说：“尼·普，看你的样子，精力颇为充沛，我几乎不能相信，你是我所听说的那样的人。”很明显，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一个已经不中用的人了。
　　 我在介绍情况中，扼要地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的战斗过程，结尾是从达旺撤退到色拉。然后，我描述了我所计划的防御色拉的布局，强调这个阵地具有巨大的防御潜力——色拉山顶巨大的马蹄形结构作为旅部防区，努拉农前沿狭窄的峡谷如同一条深渊，以及让地区的阻击阵地。我也在地图上指出有一条绕过色拉的小路，我着重说明，中国如不能首先夺取色拉阵地，就无法进到平原(除非依靠以人力为基础的轻装部队)：即使中国绕北部高地小道进来一部分轻装部队，也会被邦迪拉的驻军所阻止，不能到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如果守住色拉和邦迪拉，中国采取迂回的战术，对他们好处不大。
　　 当我兴奋地谈到色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哈尔巴克希或阿南特·帕坦尼亚都不大感兴趣。他们继续相互耳语，而且显得颇不耐烦。在我介绍结束以后，从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看，我感到新军长和新师长不大关心色拉的防御，在哈尔巴克希把帕坦尼亚领到一边悄悄絮谈之后，他们真正的意图暴露出来了。
　　 看来，他们二人都事先听到了吹风，说中国人不会在让地区过河，我不知道这是否军区司令的估计，但我回忆不起帕利特准将有这种论调，更有可能是这两位新到的将军交换意见后得出的结论，也许是接受了提斯浦尔某人的想法。不管他们根据什么情报来源，他们就是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要改防御战为进攻战。究竟是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一种进攻精神，成为他们作出判断的根据，还是他们获得的情报分析，成为他们要显示进攻精神的根据，我就难以断定了。至于我，应当尽力使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我劝阻他们，不要动用第四师进行蛮干，去攻打达旺。依我看来，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将是一种不顾后果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第四师还没有力量发动进攻：它经受不住在两周之内去进行两次自欺欺人的进攻，最重要的事必须最先做，第四师必须在山口建立一个防御阵地，以稳定战局，并且作为一个坚固的基地，以利于今后从平原调来新部队发动进攻。新部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师，不能象现在这样混杂一团，并且用这种混杂的部队连同第四师一起去匆匆上阵。
　　 我企图向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说明这一切，但是他们都礼貌地不予理睬，我由此得到一个信息——新班子会自己作出决定(如果尚未作出决定的话)，不要我出主意。这两条一定是森的周到的嘱咐。但愿森能同样周到地向他们介绍地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我们一起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去进餐。这个聚会是不愉快的。在我方面，我乐于避开，回到自己的小茅屋去好好地想一想。我有些担心，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对于作战的看法好象颇不成熟。在食堂里，我设法对帕利特准将进了一言，他向我证实，军区司令部坚定地要守住色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因此，我难以想象两位新将军是从何处得到了启发的。当然我能够猜中，我决定对帕坦尼亚说出来，于是到他的茅屋去看他。
　　 没有费多少时间，就发现了这幕后的一切。阿南特说话不多却指明了，在提斯浦尔，他们听说的是，第四师关于中国攻打达旺的报道是严重地加以夸大了，十之八九是我们从达旺惊慌逃跑的。为此，哈尔巴克希急于把部队再调回达旺去，他很可能不用吹灰之力便重新占领达旺。
　　 不须多加思索，可以猜到这一论点是谁灌输的；森确有把作战形势弄得乱糟糟的无限能力，对此我感到惊异。在这里他又推动发起进攻，而对实际的作战条件根本不了解。在色拉的部队刚刚开始接受空投给养，他们还未从克节朗河和达旺战役的心理影响下恢复过来。森对于中国的兵力和意图以及地形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在此，他又驱策新来的军长，很不成熟地，又是根据想象中的情报，在阵地上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去发动进攻。
　　 我试图把实际情况告诉阿南特·帕坦尼亚，力促他，最优先考虑在努拉农－色拉－申隔宗一带，建立一个强固的师的防御阵地。结果，他只是答应，待他次日亲自侦察之后再下决心。对此我应该满意了。因为帕利特也和他同去，我相信他们不会作出与军区司令部计划相反的作战决定。
　　 次日上午，我的客人分两批去色拉，哈尔巴克希和阿南特乘坐一辆吉普车，稍晚帕利特和莫欣德尔乘另一辆车。我有一种印象，新军长正在考虑下决心的时候，不愿意和帕利特在一起——但也可能我是错误的。(他们明确向我表示，我没有必要去色拉。)
　　 虽然我已经是一位离职的指挥官，但是在德让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因此，我要求哈尔巴克希允许我留到10月29日，对此要求，他立即同意了。首先，我要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我对保卫卡门边区的估计和计划——即在申隔宗－色拉，有一个主力师的纵深防御，在邦迪拉设一个“站”，具有一个旅的防区规模。我也要整理关于空投的资料，列出库存清单和急需物资的清单，写一批吊唁信给在扯冬阵亡者的家属，清理好其他的详细资料，以便我的继任者万一需要进行一次后勤情况的介绍时，将发现这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时我的高级后勤官夏木谢尔·辛格中校已从提斯浦尔回来了，正忙于整理他的调查表报事务。
　　 我开始猜测，很多人在德让宗边境修路营地生活太舒服，可能不愿意去申隔宗再过艰苦的生活了。我告诉我的射击教官曼诺哈尔，调到申隔宗去的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要尽快配备好，但是他，只是在阿南特的命令下才能行动。同时，我指示桑杜把两天前关闭的所有公路沿线的营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改进申隔宗山坡的空投区和接受物资的安排。实际上，像他那样活跃的人，办事总是抢先别人一步的，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哈尔巴克希在天黑以前就先回来了，——大概是下午4点半钟——他比其他三位先回来，因为他要在参谋会议上讲话，向他们发布他的初步命令，同时也听取有关后勤情况的汇报。奈尔和拉加瓦德已从色拉下来，现在德让宗。从哈尔巴克希在喝茶时，偶尔说的几句话中，我推测：他视察了阵地，会见了一些与敌人遭遇过的人之后，他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不管怎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对军事行动得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到头来，就在他还没有向军部参谋会议发表讲话之前，他已经站不住脚了。
　　 全印广播电台在当晚节目中广播了一条新闻，考尔中将现在病愈，即将回提斯浦尔重新指挥第四军。所有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哈尔巴克希。坐在屋里的人都感到很窘。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似乎证实了我们在打一场空头政治战争。不论提斯浦尔和德里的身居高位的权威在做什么，他们肯定不是帮助前线部队准备对付意料中的中国攻势。
　　 我向读者再谈谈保卫卡门边区的部队变化：
　　 (1)10月4日——即实际上的战争前夕——不但军长而且整个军部，包括所有的作战和后勤参谋都更换了，第四军军部代替了第三十三军军部；
　　 (2)在军部变动的两周以内，第四师的全部原来的旅的番号都撤消了，由新的旅的番号所代替；
　　 (3)为了加倍制造混乱，全部旅长包括新成立的旅的旅长都被调走，从外边委派一批新的旅长来；
　　 (4)同时，在第四军军部，委派了一位新军长；
　　 (5)第四师师长同时担任军长的命令撤消了；
　　 (6)现在，刚刚到任的军长又为前任的军长所代替。
　　 如此愚蠢而荒唐的人事变动，在现代军事史上，或者在中古时期的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此情况下，哈尔巴克希绝无机会再举行参谋会议了。不过，他还是走了过场，他把参谋全都召集到面前，但他只是概要地讲了目前的军事行动，询问了有关后勤供应的几个问题。然后，他一般地评论了几句。但是就讨论而言，自始至终是一次“沉默的会议”。对于哈尔巴克希的沉着，我给他的评分是满分。
　　 次日上午(10月26日)，我接到军部的电报，指示我去见当时在提斯浦尔的陆军参谋长。于是，哈尔巴克希和我连同莫欣德尔·帕坦尼亚及帕利特同机飞往。那天上午，我们未见到阿南特·帕坦尼亚，因为他留在申隔宗营地过夜。我很想知道他在调查地形之后会得出什幺结论。不知怎么的，我总认为，在他面对现实之后，对于进攻达旺就不会那么积极了。
　　 从德让宗飞回，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旅程。我们从森林密布的山脊上空飞过，山脊从曼大拉(在德让宗以南的山口)连绵不断直到邦迪拉，然后向南，从登加山谷和比里山脊高空飞过。我清楚地看到，从伏特山沿公路有很多车辆在活动，车辆在山脊上曲折前进走向邦迪拉。我希望这些运输队中包括去色拉的援军和给养。在我的头脑中坚信不疑，如果得到适当的增援，色拉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这又使我想到那个不解之谜，森否认他发出了那个放弃色拉的神秘命令。我知道他是说谎，但是，难以想象，森这个人对于色拉或邦迪拉的地形是一无所知，而且在达旺，对于作战表现得那样没有主见，怎么会作出这样一次突然的肯定的决定？我越想此事就越相信，一定是军部有别的人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是谁呢？当我开始研究这个新谜的时候，我们正从围绕提斯浦尔的茶园上空飞过。
　　 大约中午时候，我们在提斯浦尔降落，并驱车去军部。我发现军区司令心安理得地占据着我在原师部驻地的老宿舍(当比吉同他的新提升的军部人员到达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搬出去，到边境修路食堂去了)。
　　 陆军参谋长也从德里来了。大批高级军官转来转去，不知何去何从，呈现出一派混乱的气氛。在这些人中，我遇见霍希阿尔·辛格准将，他刚得到通知，前往色拉接替拉尔任第六十二旅旅长。我还见到弗马准将，他奉命在军部作为准将主管行政管理工作。哈尔巴克希和我加入到这一群似乎漫无目标的高级军官之中。
　　 未等多久，我被召到军长办公室，塔帕尔上将 [ 译者注：陆军参谋长。 ] 要接见我。我不知道这次接见的结局如何。我不知是否森已经破坏了我成功的机会，也不知是否参谋长愿意听听我对作战的独立见解。我决定不处于被动地位，同时我决心敦促进行一次高级的调查，深入了解克节朗河的整个事件，包括该战役的后果，特别是关于色拉防务的计划问题。
　　 塔帕尔上将看来是一副极度衰弱而感到迷惑的形象，他似乎失去了他特有的沉着与镇静。他让我坐下并由我开始说下去。
　　 我告诉他，我接受这一事实，由于在克节朗河打了败仗，我被解除了军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是不合理的。我强调指出，在克节朗河建立阵地的整个过程是违反我的建议的。就连最早分配我师承担的，保卫从缅甸前线的瓦弄到达旺和沿不丹边界的克节朗河的漫长边境——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也被轻率地连根拔走了，而且未获得我的同意，就被推到克节朗河谷，向塔格拉进行虚张声势的进攻——这一任务，从后勤和兵力对比两方面来说，都是第七旅显然力所不及的。当中国人最后进攻时，我们落入了自己设置的战术陷阱之中。
　　 我肯定地说，作战情况的一切胡乱处置都应由森个人负责。他在发动进攻之前，从未到过提斯浦尔的前方，他对于山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他指挥我们，向喜马拉雅高山上占有优势并有准备的敌人，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后勤方面应作出多大的努力，他甚至对此缺乏最起码的知识。
　　 塔帕尔打断我的话，说这整个是一个政治决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他说关于调查一事，要在适当的时候，而不是立即进行。
　　 这是有意回避问题。我还能做的，就是指出，森从扯冬事件一开始，就逼迫我制定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甚至用威胁的口吻逼我。他不许我回答一个“不”字，而他对于提斯浦尔司令部以外的任何地形却是完全的无知，我告诉参谋长，依我看来，不论政治家可能承担什么责任，是森威吓着他的部下坠入克节朗河的危境，而且对他的整个战役指挥，必须进行调查。我特别要求塔帕尔上将调查三次灾难性的决定：
　　 第一：何人下令调第七旅去克节朗河的？
　　 第二：为何不用空军支援作战？
　　 第三：何人在10月23日取消了我所发布的坚守色拉山岳作为师的主要防御阵地的命令，而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以邦迪拉代替色拉？
　　 塔帕尔上将说是总理下令进攻塔格拉山脊的，这是一项政治性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把第七旅调至克节朗河。关于第二点，他加以澄清，排除空军支援是由于认为中国可能进行报复而轰炸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至于邦迪拉，他不知道有此决定，他说，在总理同意达旺因无法防守而不得不放弃之后，陆军总部坚决地决定守住色拉。
　　 参谋长几次重复地说，这些问题都是从最初的政治决定，要向中国发动进攻而引起的。我继续辩解称，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军事上的建议。在我看来，森将军在军事上提供的意见——就我们所知——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应该受到严厉申斥的。我坚持进行一次调查，对于这种自己造成的悲剧和军事上的耻辱，必须有人承担罪责。至此，参谋长结束了接见。
　　 当我起身要离去时，塔帕尔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说：“等一会，关于邦迪拉：我刚刚记起了一点情况。当波杰(即森将军)在23日，从他的达旺之行回来给我打电话时，现在我回忆，他说他已下令在邦迪拉作为第四师的防御阵地。我说：‘波杰，你是说色拉，是不是？’他好像有点混淆了。我记得告诉他，是总理同意撤退达旺，而我要坚守色拉的。”
　　 我告诉塔帕尔上将，森将军现在否认他曾发布的撤到邦迪拉的命令，该命令几乎造成色拉和德让宗的撤退。事实上，他们正要放弃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碰巧我及时加以制止了。
　　 塔帕尔上将继续说：“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在我纠正了他之后，波杰继续谈到‘邦迪拉防务’。实际上，我之所以同我的作战处长帕利特匆忙赶来提斯浦尔，原因之一是因为森似乎完全混淆了卡门边区的主要防区的位置”。
　　 我未再讲话。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军区司令对于地形有些胡涂。对他来说，只知道地图上的一些名字，在他脑子里，那些地名和实际的地方，对不上号。地图上的名字，不象实际的地方，是容易搞混的！
　　 在陆军参谋长接见我以后，我忙于给我那些阵亡或失踪的同事的家属写吊唁信。其中包括一封信，写给我哥哥茵达尔·普拉沙德，马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是他的独生子，在第一锡克联队，于10月20日在扯冬阵亡。
　　 然后，我写出一份传令嘉奖的名单，授予阿育王转轮奖章——忠于职守而不是英雄(因为后者必须有目击者证明)——并且要求在战报中表扬几位军官。其中传令嘉奖卡尔茵，辛格准将，阿鲁瓦里阿上校(箔九廓尔喀联队)，·米斯拉(旁遮普团)和李克(拉加普特联队)，曾在棒山口锡克团的一个二级准尉，两个直升飞机驾驶员，塞加尔和威廉士以及其他几位。几个月之后，我听说，我的推荐全被驳回，我为此感到震惊。同时，宣布授予一批高级英雄奖章包括一个最高英雄转轮奖章，几个大英雄转轮奖章和英雄转轮奖章。我未曾提议传令嘉奖这些人，因为关于这些英勇行动，没有得到报告，更缺少证明。国防部如何确定授予这些奖章的，对我是一个谜。我猜测，这又是一个“政治决定”的例证。仿佛抛出满袋的勋章，授予只是从帽子辨认出来的名字，就可以把一次败仗变为胜利了。
　　 在军部的外边，有一套楼房给了我师的后方指挥部，就在那里我用了一个下午写报告和信件。看到人们情绪低落而无目的地在主楼转来转去，我不愿意走到一起去。目前甚至连谁是军长也不明确。多亏哈尔巴克希的前来，我自己非正式的行使军长职务的任期已经结束，现在谁也不确切知道考尔是否已经重新指挥第四军，因为他还在德里。既然“政治上”批准了很多古怪的事情，那么这任命也是可能的。
　　 下午，我终于有功夫到边境修路官员食堂去看望我的妻子。这栋建筑位于通向提斯浦尔的路上，离军部三公里。如前所述，在10月4日当第四军军部人员到达时，我的妻子腾出我们的住处，搬到边境修路局找了个栖身之地。
　　 傍晚我回军部，找到哈尔巴克希，因为我要他为我安排会见森。我对他从头讲了事情的经过，强调指出森应对整个的大失败负责，甚至现在他继续以惊慌与无知在错误地指挥战争而没有受到处分。我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森进一步造成损失之前，公开地逮捕他。
　　 对于我如此激动地发泄感情，哈尔巴克希吃了一惊。最初，他规劝我，但是我告诉他，如果不加制止地让森蛮干下去，肯定会使国家陷入另一次的灾难，特别是他已经在“反对色拉”的阵营里。对此问题我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
　　 哈尔巴克希仔细考虑了一会，然后开始追忆往事，谈到上次森、哈尔巴克希和我碰到一起的场合，那是在一次作战的危机中——也是森作为一个指挥官，表现无能的另一事例。那是1947－48年，在克什米尔战役的头几天，当时森上校刚从陆军总部调来(说来也奇怪，陆军总部的参谋帕利特，借调作为森的临时的旅参谋长，陪同森前往)，指挥空运到克什米尔谷地的部队，以阻止巴基斯坦入侵者第一次的猛攻。我是空军的地面联络官，哈尔巴克希作为旅参谋长被调来(后来作为森的第一百六十三旅的副旅长)。
　　 在11月3日的夜晚，在索曼纳斯·夏尔马少校指挥下的一连古毛尼斯兵，在巴德根地方(离斯利那加 [ 译者注：克什米尔的首府。 ] 飞机场有三、四英里)受到攻击，森惊慌失措，违反哈尔巴克希和我的所有劝告，他把正在巴拉穆拉郊区阻止入侵者主力部队前进的第一锡克联队召回来。然后森集合所有其他部队到机场，准备撤回平原去，从而放弃克什米尔。
　　 “记得他是怎样逃跑的吗？”哈尔巴克希问，“或许他也将在这里逃跑，放弃东北边境特区。在1947年10月，若不是萨达尔·帕特尔 [ 译者注：圣雄甘地的四大弟子之一，印度独立后曾任副总理。 ] 第二天上午及时赶到，我们一定会丢掉克什米尔谷地”。
　　 虽然这不是众所周知的，却完全是事实。森曾下令撤回到机场，这会把斯利那加丢下，任凭入侵者的摆布。已故兰吉特·拉伊上校的第一锡克联队已从帕通撤回到机场。哈尔巴克希和我无论怎样劝告，对于惊恐万状的旅长，都不起任何作用。他决定在24小时以内，放弃克什米尔谷地。只是第二天早晨，萨达尔·帕特尔飞来并听到我们的计划，他坚决禁止进一步的退却，他直接向森下令，立即把锡克部队调回帕通，并让森本人准备保卫斯利那加。谢赫·阿卜杜拉 [ 译者注：克什米尔国民大会党主席，长期任该邦首席部长，1982年逝世。 ] 和巴克希·乌拉姆·穆罕默德到机场来迎接萨达尔，由于突然施加的这一不可抗拒的强有力的干预，拯救了他们和他们的美丽的首府——当然，最终也拯救了整个的克什米尔谷地——避免了巴拉穆拉的厄运，他们对此明显地感到宽慰。不用说，森在他所著的“一线之微”一书中，未提到这一可耻的事件。
　　 令人悲愤的是，在1962年，我们没有萨达尔·帕特尔来改变东北边境特区那位高级指挥官的心意了。哈尔巴克希和我讨论到深夜，我们决定，如果考尔在次日上午还不见影子的话，我就去见森以澄清问题，但是我要哈尔巴克希在场作为证人，他立即同意了。那一夜我们在达成这一谅解后分手了。然而，我们未能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看来连哈尔巴克希也有他的“胆怯的缺点”。当他和森面对面时，他肯定地失去了锐气。
　　 考尔在10月27日上午11点钟以前，还没到达。哈尔巴克希和我到军长的茅屋里去见森。当森问我们要干什么的时候，我说要求他给予接见，讨论作战问题。然后森看看哈尔巴克希，粗暴地问：“你来干什么？考尔已经重新指挥——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尔巴克希一言未发，敬了个礼，就把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鬼鬼祟祟地溜出去了。
　　 出入意外，森很客气地接待我。他显然是在克制着自己，他的眼圈是黑的。但是，说得轻一点，他对我献殷勤是不必要的。他请我坐下，问我要不要喝茶，是否吸烟。我坐下了，但谢绝了其他的一切。
　　 我正式地告诉他，我要同他澄清几个问题。现在，克节朗河的灾难证明了，从这些军事行动的一开始，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什么下命令进攻塔格拉山脊？森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正如塔帕尔所说的。我提醒森，所有他的下级指挥官，乌姆拉奥、我和达尔维，全都反对这种凭幻想而造成的冒险。他为何不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家们说清楚？难道军队就任凭政治家们从灾难推向灾难，而在军事统治集团中，竟无一人站起来代表他们下属的官兵说话？
　　 我继续说，为这一系列的全部灾难性的决定，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克节朗河的军事行动；然而，在决定取消进攻之后，下令第七旅仍留在不符合战术要求的克节朗河谷阵地，决定印度空军不用来担任作战任务；在进攻已经发动之后，决定连直升飞机也不派到前方。
　　 然后森向我作了长篇的、杂乱无章的、空洞乏味的说教；显然他对历史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用了几个例子(在我脑海中这些是完全不相关的)，说明文官政府有最高的权力。在他这种采取守势的使人厌烦的说教中，自始至终我静静地坐着；但是，当他说完以后，我再次提出上述的几点。
　　 然后，森提出同样的借口，跟塔帕尔所说的一样——关于进攻塔格拉山脊的政治动机和未动用空军的原因。至于直升飞机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是谁下令停飞的，肯定不是他。当我指责他发布有关邦迪拉的相反的命令时，他否认说，他从未下令以邦迪拉为基地建立师的防务。
　　 森始终未提高嗓门对我说话。尽管我对他在战术上的错误决定继续“攻击”他，但在整个会见中，他是很和蔼的。在结束时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撤换你，尼·普，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你一定是很疲劳了”。我不再谈下去了。我告诉他，我要就这些军事行动写一报告，并且如同我告诉塔帕尔的一样，我坚持要求进行一次调查。
　　 我继续考虑森在态度上的变化，它使我迷惑不解。有一段时间我这样认为，这是由于他为草率“撤换”我的第四师指挥职务而感到懊悔，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有如此体贴入微的感情。一直等到大约一周之后，当我到了德里，我才发现了真正的答案。我住在内弟(索尼医生)的家里。一天上午，有一位高级军官从森的勒克瑙司令部来看我，我不太熟悉他，找很纳闷，不知什么原因使他来拜访我，特别是我住在别人的家里。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暗示森希望我放弃进行调查的要求。他异乎寻常地告诉我，森将军是多么对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用庸俗的言语继续重复地对我说：“他一点也不反对你，尼·普”。这一切良好祝愿的原因很明显：搬出森的全部可爱之处，目的是使人产生好感，以达到他要我撤消进行一次作战调查的要求。
　　 不管如何，我还是回到了提斯浦尔。当天下午我接到我的一位旅长的电话，他是希夫·查兰·辛格准将(在东北边境特区东部第五旅)，他用最热情的语言，谈到我担任指挥期间的事。他说，把我调离第四师是“不公正的顶点”。我感谢他的忠诚、道义上的支持和他的慷慨的友谊。我知道他对自己前线作战形势大为担忧和十分忙碌，因此我更加感谢他打来电话。
　　 纳文·罗尔利，我的另一位旅长(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兰)，在他到旅部之前赶来提斯浦尔(该旅奉命调入莫欣德尔·帕坦尼亚新建的第二山地师)。纳文当晚找到我，如同希夫·查兰一样，他为我受到如此简单化和不公正的待遇而表示愤怒。当我告诉他，我同塔帕尔的会见和我要求进行的调查，他更进一步建议我把有关作战的全部重要电报和其他文件，都复制一份，以备调查之需。我说目前我没有时间，以后再去索取。纳文说：“你怎么可以认为，以后还可能索取得到呢？”他说，“我建议你，先生，现在就去搞复本，以后档案是会被窜改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我将尽快地为你搜集全部资料，并且送给你。”天哟！他真是这样的好人，他确实做到了言行一致。
　　 我听说次日(10月28日)上午，比吉·考尔到达提斯浦尔，并且要见我。我走到军部总办公室，等候军长的电话。我几乎能够感觉得到，一股忧愁气氛笼罩着军部：看到比吉又回来指挥，令人有一种明显的憎恨情绪。这对将来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尔巴克希的短暂任期，好像使人们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使提斯浦尔士气低落的一帮人重新振作起来。现在又是一种失望的感觉。
　　 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军长请我去见他。比吉告诉我，他很抱歉，因为我被撤职了。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干的，他是这样说的。他深表遗憾，对不住我，说他未能使我的第七旅从克节朗河谷解脱出来。
　　 “是情报局长比·恩·穆利克，他要对此负责”。他说，“穆利克坚决主张，我们绝不能从克节朗河撤退，而尼赫鲁，你是知道的，非常重视情报局长的意见”。
　　 比吉还说，有一段时间，塔帕尔威胁要辞去他的军职，而不愿被迫承担违反他自己判断的一次作战。他甚至走得很远，他写好了他的辞职信，但是在他去总理办公室的路上，穆利克从塔帕尔手中抢过辞职倍，并把它撕掉。他说，“将军，我恳求你不要辞职，假如你在克节朗河面对中国人的问题上，表现丝毫的动摇，那么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险。”穆利克向塔帕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都不会越过克节朗河发动进攻的。
　　 “德里没有一个人接受我们对中国在达旺集结兵力的估计，”比吉继续说，“他们认为我们过分地使自己的士气低落，随后又夸大敌人的力量。政府里有些人甚至认为，有关在克节朗河和棒山口中国人大举进攻的故事，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他们认为我们是未交火就逃跑，而不是中国人把我们打退的”。
　　 听到这一切，使我目瞪口呆。我知道比吉容易夸张，但是他所说的关于德里的态度，是有些道理的。在军队和政府之间，存在着这样大的信任差距，真是惊人。
　　 然后比吉让我谈谈河岸战斗的全部情况，我详细地叙述了第一天的事件，简略地谈了以后的发展经过。他还要确切了解我如何计划和部署色拉的防务。对此，我较详细地作了说明。我强调需要用一个师的兵力守住色拉，并警告他，不能按照帕坦尼亚和哈尔巴克希所暗示的，动用同一个师去进攻达旺。关于这个问题，比吉颇为明确：除非印度陆军得到机会进行整编和重新配备部队，才能进行新的战斗；否则，他绝不容许轻率地制订进攻的计划。
　　 我向比吉汇报了我同塔帕尔会见的情况，也告诉他。我正在写一份关于直到目前为止的作战报告，包括战斗以前的时期。他对我说我应在离开以前写完并且亲自交给他。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到德里应该做什么，应该去见谁。比吉说，有绝对的必要，把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告诉议会和公众。我表示如果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我是不愿意去见任何人的。比吉建议我应该去见迪奈希·辛格(当时在外交部)，因为总理听他的话。如果我能够说服迪奈希，他会把意见传给总理。我耐心倾听着这种卷入政客纠纷的幕后秘密计划，但是我不准备接受比吉对此问题的建议。
　　 午饭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扯冬和达旺作战的报告。其具体细节我是历历在目，我能按当时的情况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而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我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原件送到陆军总部以后，情况如何，曾否问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会有很多人看到它，因为我发现，直到目前那些理应更了解情况的人，还怀有很多的误解。我深信，有人故意企图贬低第七旅在克节朗河和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的作战。不管如何，我的报告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比吉，我自己保存了一份。我现在编写此书有关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
　　 我写完报告之后，回到边境修路局的食堂。该机构的一些文职官员从边沿地区回来了。有几位途中经过提斯浦尔城，他们对我们叙述说，该城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在某一部分居民中，传播着近于惊恐的情绪。某些消息来源显然正在散布关于中国人如何残暴的臆造的恐怖故事。例如，谣传中国士兵惯于挖我们俘虏的眼睛，而后立即枪毙。就我所知，连提斯浦尔周围茶园的英国居民，也听信这些谣言而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有些种植园主，已把家眷送到加尔各答。同时我必须记载下来，他们多数人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他们借给我们运输工具和其他物资。
　　 从某方面来讲，惊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谣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平民百姓没有官方提供的消息，他们对于军队又不再信任，而对于陌生的敌人的恐惧，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我认为这完全应归咎于森将军和军部几位高级参谋。按照正常的惯例，应该在作战期间，每天派一名联络员到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把当天第一手的情况报告带回来，军部就能够向报界发布准确的新闻通报。从10月中旬以后，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未曾试图派任何人去第七旅防区的前线。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很多的惊慌与混乱——以及最终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
　　 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我记得10月23日早晨，在达旺我去看森时，他表现出惊慌的神态。甚至到现在，他还没有完全恢复镇静。而且军部或军区司令部尚无一人能够静下来，对截至目前为止的作战局势或中国的作战方法与意图，作出一个总的估计，或就中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作出一个可靠的预测。军部或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都未遵循常规的专业程序办事。相反，他们坐在遥远的控制椅上，仅仅凭着他们脑中的幻想，就对前线的进展情况，勾画出耸人听闻的图景。其结果是，他们的反应如同钟摆一样，在虚张声势与丧失信心两者之间来回地摇摆。钟摆摇到一头时，给了他们虚假的勇气，导致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进行反攻，重新夺回达旺，钟摆摇到另一头时，他们陷入了绝望，主张放弃色拉与德让宗，向后撤退一直撤到邦迪拉。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对于卡门边区的安全是危险的，而且的确也危及阿萨姆邦。
　　 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色拉、邦迪拉和辛山口的防御地区，提供一切可能调派的部队与火力支援，特别是空中支援。反攻的问题是另外的问题，在将来有朝一日，需要调来新的师，现在要坚守阵地，作为巩固基地的师，不应当用来作为主力发动进攻。而且，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需要对敌人的兵力和将来的意图作出准确的估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片混乱。
　　 我回忆，10月23日我从达旺乘车去让，我要求拉加瓦德准将作一番工程兵的计算，中国人从他们在西藏的前沿肖地区，修筑一条公路到达旺，需要多少时间。他说，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修通可行驶载重15英担(1,800磅)的卡车的公路。当时我甚至指出，那条路线的地形是缓慢的下坡路，而且中国有高度组织化的劳动营。但是，拉加瓦德仍然坚持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快就要下大雪，即使是中国人，少于两个月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我自己的估计是敌人在6周以内，可以通车到达旺，然后他们会立即向色拉进军。结果是，中国人用了不到三周的时间，修筑了肖－棒山口－达旺的公路，而且改建了达旺－让的公路，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把中国可能于大约11月20日进攻色拉阵地，作为我们制订计划和进行准备的基础。假如是这样，色拉应该指定为“至关重要的阵地”。按照战略上的惯例，只有最高当局才能批准从这种“至关重要的阵地”撤退。如果第四师坚守色拉而不向后逃跑，那么任何越过色拉的敌军出现在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只能是轻装的和孤立作战的部队，他们不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色拉和邦迪拉都有良好的空投区，因此，第四师能够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只要防御者能够勇敢地坚守他们的防御阵地。
　　 这里还必须说明，空军应该起重要的作用：第一，空中侦察作战的进行情况，诸如敌军的集中、中国公路与小路修建的进展；第二，对于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给予适当的警告(以及用有计划的空袭破坏敌军的行动)。不使用空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不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
　　 那天下午，因为我妻子要去阿格拉，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具，并为我们下一个任命做准备，我让她乘每周信使班机回德里。当晚，我接到命令到德里陆军总部报到。

老八路

第十二章　中国宣布停火

　　 29日我飞回德里。到达帕拉姆机场之后，我乘出租汽车到尼札姆丁，我内弟索尼医生的住宅，他邀请我住在他家。
　　 我们交谈到深夜。索尼愿意听有关第七旅的详细故事情节，第七旅如何调去克节朗河、它的作战计划和战斗进行的情况。我和他容易谈得来，我发现他对军队的规则、礼仪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细微差别，反应很快。听了我的叙述，他颇为惊讶，竟然以中世纪骑士的方式把部队派到高山地区去作战，而又不给空中掩护或后勤支援，然后命令部队去同强大的敌人在武装战斗中进行较量。
　　 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竟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况。当马哈比尔在战斗中死去时，他们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当时马哈比尔属于第七旅旅部，被选派作为联络官去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当20日早晨发动进攻时，他在营部，他使用一挺轻机枪。有两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亲自护送伤员到团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向敌人射击。最后，当他正在用机枪射击时，被中国人投入防御阵地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死去了。(如前所述，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后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1962年11月6日，大约在下午7点钟，印度总统的军事秘书哈尔·纳拉茵·辛格少将打电话给我。虽然哈尔·纳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我一度同属一个步兵营，但是以后再未见面。他告诉我，总统立即要见我，谈谈有关最近的战局。我很礼貌地告诉他，我已把我的报告交给陆军总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说他会去取这个报告的，但是还是叫我立即去总统府。当我问他，未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我去见总统是否符合规定？他肯定地说，正式手续会照规定办的，叫我不用担心。我被告知，不必穿军服。根据电话的通知，我就到总统府向哈林·纳拉茵·辛格报到。
　　 我被引进去见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因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礼貌地，非常谦虚地接待我。他对自己服装不整和如此紧急通知我前来，表示抱歉。
　　 然后他说：“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查利哈先生曾来看我，他告诉我，你们的部队没有弹药，没有冬衣，没有皮靴，有限的口粮，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前些时候，我曾请克里希纳·梅农来，但是他告诉我，部队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衣服和口粮，并且说是陆军主动决定进驻克节朗河河谷的。”他又说：“我要知道他们两人谁说的是真话。德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请你把所发生的情况确实地告诉我。”
　　 我向总统简要地叙述了我的前线部队所经历的前后过程，我尽力不使我讲的故事沾染上我内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给养令人绝望的情况。我又说，“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的弹药，不够半小时的战斗之用。在我们的前线，没有运输工具，因而我们仅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靠部队随身携带。我们没有雪衣，在许多场合下，连平常的冬衣也没有，有些部队，特别是廓尔喀部队，还穿着夏季军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国人进攻以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只发给降低标准的口粮。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在战术指挥上，也从未给予我们任何的自由。我们的一切要求，如让我们自己选择地形建立防御阵地，都被断然拒绝了。我们奉命继续留在一条暴露的河岸线上，没有铁丝网，没有地雷——连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没有。远在中国进攻以前，由于地处高原和严寒侵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伤亡。当中国人终于进攻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弹药用完以前，进行几分钟的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没有空中支援，我们被困于很不利的阵地之内。”
　　 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惊，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鲁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前线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对这一任命是颇为高兴的。
　　 11月15日，消息开始走漏出来了，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在瓦弄。我们的部队正在坚决抵抗，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给养(瓦弄也象在克节朗河前线一样完全靠空运维持)，慢慢地被推向后退。的确，瓦弄在今后两天内就要陷落。
　　 第二天从色拉前线传来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来，已经听说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达旺的小道修建成为可行驶机动车辆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传来消息说，中国要在色拉发动进攻。这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卡门边区已被窜犯，中国人就要走出山谷进入阿萨姆北部平原。那时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惨日子。
　　 在拉达克，中国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因此我得到紧急通知，要作好准备调到乌坦浦尔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陆军总部——这次是到军区司令的办公室，去见我的新的军区司令达乌莱特·辛格中将，他的西部军区司令部设在西姆拉。当我在军区司令接待室等候时，川流不息的高级军官出出进进，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惊人的消息。我继续观望和倾听着，但是我决定在未见到新的军区司令之前，我不要过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响。谣言能够使人上瘾。
　　 最后，塔帕尔上将和达乌莱特将军同几位高级参谋从里面的密室出来，他们的面容都是严肃的。达乌莱特将军把我带到一边说：“但愿我能给你一次较为愉快的欢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个正在崩溃的防区去。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达克，情况也并不好些：我们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来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乌坦浦尔。比克拉姆·辛格将军会欢迎你的。”他显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难的将军，但是他的礼貌丝毫未减——这同我以前的军区司令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离开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深深陷入忧虑之中。我简直不能理解色拉怎么会陷落。中国人没有时间组织一次强大的师级规模的协同一致的进攻。他们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线的——我所计划的两个强大而新近到达的旅，驻在显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岳上，当时又有充足的弹药和口粮。再说邦迪拉，中国人怎么能从色拉如此迅速前进而发动另一次进攻？这全是不解之谜——很多个星期，对于这可耻的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里，整理了行装，乘晚班火车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长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将，第十五军军长派来的一位参谋迎接我。我们乘车去乌坦浦尔，正好听到最新的消息——中国已宣布停火，并且单方面撤到“控制线”。我们的耻辱算是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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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为了要记述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现在就要写完了。而我还有一点要写，就是曾经多次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东北边境特区出了什么过错，导致了我们的部队在打中国人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不中用？谁应负责，把他们推上高山地区去打仗，而又不给予足够的支援——是由政治家还是由军队的领导人负责？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军人写的故事，因此我试图从一个野战指挥官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关于政治上和外交上对于这次冲突事件的处理如何评价的问题，则留给当时接近当权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评论。可以肯定，在各级领导上都犯有错误。但在东北边境特区军事战线上的戏剧性的崩溃，却是充分反映了我们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败。那一次崩溃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震惊——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败更加严重；所以，对这一次的崩溃，需要加以解释。
　　 我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作战，造成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托拉特将军离开现场以后，在德里与战地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形成了真空的局面。东北军区司令部应该作为政府与前方部队之间的枢纽，但是它没有尽到职责。费解的是，新的军区司令和他的高级参谋，竟玩忽职守，不与部队保持接触，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队与地形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是在扯冬事件开始之后，对于前线实际作战和后勤的情况，他们向陆军总部，并通过总部向政府，提供了歪曲的甚至大大加以粉饰的汇报。而且，他们这种颠倒黑白，再加上中央情报局方面莫名其妙的疏忽，一方面把前线部队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告撇在一边，一面却继续把中国在塔格拉－棒山口地区的目标、意图和军事实力描绘成一幅具有吸引力的、十分乐观的图景。
　　 同时，在完全缺乏给养的情况下，部署大批部队于边境；对此，东部军区司令或是未向德里汇报，或是向德里提供了错误的判断。究竟这是出于东部军区司令在军事专业知识上的完全无知，还是有心要对军长进行个人报复的深仇积怨，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必须由读者自己来判定了。而我们在战地的人们认为，森的愚蠢、不称职，导致了我们的部队被推入了绝境。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足够的炮兵或空军掩护，没有任何其他物资用以进行战斗，诸如挖战壕的工具，钢丝网，掩蔽所，甚至没有必需的衣物。这种部署本身就包藏着灾难性。新任命的军长考尔以亲自的观察，了解了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不愿意强烈地向德里指出。我们几乎处在完全无望的、被暴露的前线阵地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对于那个疯狂的“茶话会”，都不起任何影响。我们所能作出的选择，就是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战斗(力量不大)，而且在我们的有限的粮食和弹药耗尽之后，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尽力而为：而第七旅的大多数英勇的军官是无“力”可尽的。
　　 关于在塔格拉所进行的不符合战术要求、没有后勤支援的部署，应该由谁承担责任，现在我已知道全部的原委。我一定要坦率地说，军方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谴责。因为军方没有使自己站住脚并对政治家们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作战计划，它是不能实现的。”森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都没有能力对前线的实际情况作出冷静客观的估计。总之，他对于地形的一般概貌以及达旺突出部的地面详情都是无知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也不去实地观察、努力学习。考尔也必须分担罪责。毕竟他在前线视察过，深知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他在德里会议上汇报第七旅所处的危境时选择了低调。至于陆军参谋长，尽管东部军区司令向他提出了很多不在行的建议，他应该能够作出自己的正确估计——因为他在一次例行的巡视中，曾经视察过达旺。他也应该承担一点罪责。
　　 总之，所有陆军三级的司令——塔帕尔、森、考尔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都是任由政府威逼而接受一项荒谬的作战使命。他们从未拍桌子，也从不说个“不”字。如果在他们的职位上，我们能有象托拉特和乌姆拉奥这样有才干的将军，就不会发生色拉这样的惨败。在克节朗河，我有最好的部下，特别是营级指挥官们；卡尔茵·辛格就是一位勇敢的能干的旅长。如果他们在精通军事业务的上级领导下，第四师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付中国的挑战，应该是胜任愉快的。
　　 我希望负责从过去的战役中吸取教训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象这次在最高军事指挥部和政府之间互不沟通的情况，今后再也不能重复了。可能解决的办法在于，在国防部内设一个国防参谋长。这将保证三军得到政府的信任，从而专门军事方面的意见可以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战场上的官兵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至少在克节朗河和达旺是如此。从他们的伤亡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仅拉加普特联队就有9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268名士兵阵亡，一位军官和23名士兵受伤。在第九旁遮普联队，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和第五阿萨姆联队，全部的伤亡是：8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79名士兵阵亡，32名士兵受伤。
　　 我们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是淳朴而可靠的，他们从不反对或责怪上级指挥官；他们毫无怨言地投入战斗，而且在作战中竭尽全力。出于确证这一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值得把达旺前线作战的一段令人痛心的情节记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