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黎原回忆录》

老八路

3、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8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700人，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学习，终于有605人完成了学业。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为了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军校在中山陵旁灵谷寺无梁殿前的密林中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已改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主持，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到会并讲了话。
    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记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十一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录序文中曾写道：
　　同学在校三年之久，行将毕业离校。此三年间，国内外情势变动极大……东省事发，淞沪战兴，继此以还，岁无宁日。举凡可以侵我土地，损我主权，害我自由之手段，敌人无不使用殆尽。我国家环境一时可谓陷于艰难危险之状态矣。祖国在危难之中，每一个爱国青年都会热血沸腾，更何况我们是刚刚走出军校的革命军人。毕业分配时，我多次主动向上级要求到抗日前线。最终被分配到正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八十七师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更是中央军中的主力师。 "
　　要上火线了，我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探亲假，回家探望母亲，再去报到。要求和我一同去抗日前线的阮庆因父母双亡，我就邀请他一起回家。他怕给我添麻烦，执意留在武昌等我。
　　9月1日，我回到家乡息县关家店东围子。母子相见，十分激动。白天，我和母亲一批又一批地迎送着来家里看望、道喜的乡亲。夜晚，安顿好亲戚睡下，我就和母亲围坐在麻油灯下吐露心肠。这个假期，我除了看望亲友外，大多是陪母亲度过的。她对我十分依恋，不愿我离开。其间，我还到县城看望了同学、亲友，并看望了姜炳荣、石英杰的父母，还有周庆云一家。他们听说我军校毕业后要上前线，都劝我留在县里工作，这样既能照顾家，大家互相也有个照应。这时正好碰上王培英从开封回来，他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到县里招人。他就对我说："我那里正需要懂军事的人，你不要走了，跟我去开封，帮我训练部队吧。"我说："不行。我最好的朋友正在武汉等我，我们要一起去上海，打日本。等打完仗，如果情况允许，我再来跟你一起干。"在家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假期就到了。想到马上就要奔赴前线，这一去真是生死难料，我不知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心情十分沉重。离家前的晚上，四爷、大哥都来给我送行，我们依依不舍，彻夜未眠。这时母亲得了肺炎，已经很重，每天晚上咳嗽得很厉害，只能睡几个小时。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到她满面愁容，内心非常痛苦。她几次欲言又止，好像有话要对我说，直到天快亮了，她才流着泪说："民顺呀，我已经近六十岁了，年老多病，又只有你一个儿子。你父亲走得早，我和四爷含辛茹苦将你养大成人。现在你要上前线打日本，我不反对，但你看看家里的实际情况，能不能晚一点去，先在家乡找个工作。听四爷说王培英在开封成立了保安团，需要人手，正在县里招人，你就先到他那里帮助训练部队，以后再去打日本也不晚呀。你也二十多岁了，该成个家了，成了家再走，我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了却我一个心愿。"四爷和大哥都说好。听着母亲的话，我的心里也在流泪，也想留下来，在她膝下尽一尽孝。但我又想到阮庆还在武汉等我，我们毕业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如果现在留在家乡，日后有何面目再见同学、师长。再说国难当头，我作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平时高喊抗日救亡，富国强民，现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怎么能临阵退缩，当孬种呢？这样做又怎么能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校呢？更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不过，我也知道，我是家里的独子，母亲年近六十，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对母亲来讲肯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只能将眼泪往心里流，强作欢颜，宽慰母亲。天亮以后，忍痛告别老母，奔赴前线。
　　现在回想起来，我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阮庆，正是由于他的关心和支持，才坚定了我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如果不是他坚持和我一同奔赴抗日前线，我个人就有可能参加河南保安团。王培英当时是保安团副团长，要我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的确需要人手，同样也是抗日工作，如果我心一软，或许就会留在保安团当个连、排长，这样做既能报国，又能尽孝。但一想到阮庆正在武昌期待着同我共赴前线杀敌，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也正是因为有了同阮庆在淞沪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令我亲身体会到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无能；在武汉师管区的短暂经历，更令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我们投奔延安的决心。
　　10月初，我从家乡赶到武汉和阮庆会合后，就坐轮船向上海驶去。江面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扑来，向轮船、汽艇、木船投炸弹。我们乘坐的"鸿昌号"轮船，险中有幸，躲过劫难。轮船在南京靠岸后，不敢再向上海行驶了。我们只好到八十七师驻南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告诉我们，师部驻上海江湾叶家花园，部队正在鏖战。抗日心切，我们两人当夜改乘火车，向上海进发。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不少到前线去的军官，有连、营、团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师的军官。他们听说我们是到前线报到的军校毕业生，大部分人都赞扬我们。但也有人跟我们说些泄气的话。有一个连长说："老弟，上海战场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残酷，我们连就剩下十几个人了。"另一位营长说："我那个营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负伤下来的。现在伤好了，我回去主要是为了领军饷和医疗费，另外也舍不得我那些弟兄。现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险，你们现在去报到，部队都在火线上，士兵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熟悉情况，掌握不了部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年纪轻轻，不如先在后方干点事，等战事稳定了再去报到。"我们两人商量后都感到，作为抗日军人决不能当逃兵。尽管目前形势严峻，但无论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师报到，上了战场再说。等战斗结束后，如能生还，再找机会离开部队，去延安抗大学习，参加八路军。这个时候决不能临阵脱逃。当夜三时许，我们到达上海南翔车站，踏着夜色，边走边问，疾行两个多小时，凌晨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师部。师参谋长周彭赏接见了我们，并简要介绍了战况和敌我态势。
　　我们要求先到前线部队参加作战。周彭赏对我们说："我这里正需要管师直属部队和传达命令的军官，你们二人就先留在师司令部负责防空、布置警戒、传令任务，待部队交防，补充新兵整顿时再分到连队去。"这时战事紧张，双方犬牙交错。汉奸、特务、日本浪人四处活动，暗中打信号弹，点篝火，指示目标，配合日军航空兵轰炸我军重要目标。中国守军的防空、反间谍任务十分艰巨。我和阮庆接受任务后，白天、晚上都活跃在江湾叶家花园内外，布岗查哨，组织防空。官兵们还不知道我的姓名，从我肩头上扛的牌牌、符号，知道是个见习官，就唤我大个子见习官，就连参谋长周彭赏也亲切地喊我大个子见习官。除日常勤务外，我们还到前线传达过两次命令，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0月11日，我和阮庆到八十七师的第5天。周参谋长叫我俩立即带一个传令兵，到大场向二六○旅陈颐鼎旅长传达命令，让他继续坚守阵地，听候命令。原来日军从川沙登陆后，攻势凌厉，已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大场进攻。此时，中国军队还有两个师正由罗南、刘行地区后撤。如果大场失守，两师中国守军撤退的道路就会被截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总指挥部命令正在且战且退的八十七师必须守住阵地，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师长王敬久当即下达死守命令，要求在大场附近准备进行补充、整顿的二六○旅坚守阵地。师指挥所离大场三四里路，我们三人，索图而进，20多分钟便赶到了。这时，陈颐鼎旅长正在与江西保安团团长程天黄商谈补充兵员事宜。这是二六○旅自开战以来的第4次补充。此时，陈旅长也是心急如焚，正为是打还是撤而犯难：如执行事先规定的补充兵员，休整待命的指示，友军的两个师就撤不下来，我军将受到很大损失。如率部顶一下，就能赢得时间，保障友军撤出。为了防止敌人截断友军退路，陈旅长从整个战局出发，事先命令部队先与遭遇的敌人对战，同时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正在这时，我们送来了师长的命令，坚定了他的决心。1985年秋，陈颐鼎作为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到北京与我相见，谈到淞沪会战，陈颐鼎感慨地说："你们解放军打仗，提倡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灵活处置，赢得战机，国民党军队则是绝对不允许的。打好了还好说，打不好可不得了，要受军法处置。那天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们旅在与敌人遭遇中撤退损失事小，而友军两个师损失可就大了。"
    二六○旅五二二团在大场西面刚刚展开，日军的坦克就攻了上来，双方打得异常惨烈。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日本兵，真是怒从心头起，当即借用陈旅长卫士的步枪，击毙了两个日本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敌人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击毙敌人。
    10月26日，中国守军全线后撤。八十七师奉命撤到苏州河以南地区。在敌我对战中，师指挥所通往各旅、团的电话线常常被炸成数截，一时接不通。而往往在这紧要关头，不是师里的电台出故障，便是旅里的电台打坏了。为了保证指挥畅通，我和阮庆多次受命，到战斗前沿传令，有时甚至直接传令到营、连指挥所。我军撤退时，二六○旅的一营被敌人截断隔离，同指挥部联系中断。为了不丢一个士兵，师参谋长周彭赏命令我和阮庆，带传令兵邓志直接到一营传达命令，并要求我们协助一营一起撤退。
　　我们接受任务后相互掩护，向一营阵地前进。日军侦知中国守军撤退，又是地面进攻，又是空中打击，极力杀伤我军有生力量。我们路遇敌机轰炸，机枪扫射，传令兵邓志中弹牺牲，我和阮庆也是多次遇险，最后我俩交替掩护、前进，终于将命令传达到一营，并同一营官兵一同撤出阵地，赶上大部队。为此，我们受到师部的表扬。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团借大雾、大潮的掩护，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中国守军的目的。日军登陆后很快突破了我军防线，6日占领金山等地，进攻矛头直指淞江县城。蒋介石命令二十八军必须死守淞江县三天，掩护大军由上海撤退。二十八军将士在军长带领下血战三天，完成了任务，许多将士壮烈殉国。8日，蒋介石见日军抄了后路，遂下达全线撤退命令。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

老八路

　　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后，中国守军几十万部队都要经过安亭桥向南京、武汉等地撤退。这时八十七师刚刚升格为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命令我和阮庆协助军参谋主任提前到安亭桥组织部队过桥。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兵败如山倒。"撤退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了，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互不相让，向安亭桥涌动。最初，部队长官还想努力收拢散兵，但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当兵的根本不听指挥。面对此情此景，官长也没办法，干脆汇入洪流一起漂涌。撤退中，马踏人踩，被挤倒、推倒、绊倒的伤员、士兵爬不起来，就只能给后面的人当垫脚。三军过后，一片狼藉，踩死、压死的士兵和被飞机炸死的军民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当兵的怕死，没办法，只好硬撑着。而有些官长也贪生怕死，甚至换上便衣，混入败兵之中。我初入军界，没见过几个大官，而军参谋主任和各军、师派到安亭桥组织撤退的人，不时地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个穿灰长袍的是八集团军的军长阮肇昌。"
　　"那个穿白大褂的是陶广军长。" "你看那几个穿老百姓衣裳的都是师长、旅长……"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较差，在日军海、陆、空的猛烈攻击下，死伤惨重。在抗战前两年，由张治中负责在苏、嘉、杭一线构筑过国防工事，修筑了不少钢筋水泥的碉堡。都还没有利用，如果先派部队占领，早一点退守到这一线，组织抵抗，效果完全不同。但当时国联有一个代表团要来上海视察，师长王敬久就同我们讲："校长要我们再坚守十天，给国联看看。而且广西增援的五个师马上就到。我们还要准备反击。"广西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指挥官夏威，在内战时以能打仗而出名。但部队刚刚开到，地形也不熟，就投入战斗。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封锁，五个师打了不到三天，就全部消耗完了。当然，在淞沪战场上，也有很多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八十七师是中央军嫡系王牌师，全师一万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抗战，多次补充，最后撤退时仅剩下不到七千人，尽管部队伤亡惨重，仍能坚守阵地。当时有一个炮兵团，装备的火炮全是德国造的。撤退的时候，上级命令全部炸毁，就地掩埋。团长执行命令时曾异常痛心地对我说："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我真舍不得呀，真想和它们埋在一起。"但也有许多部队，刚到前线，还没有参加战斗，就被日本飞机的轰炸打散了，到处是散兵。后来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当时的逃兵约占中国军队的27％，这和我的亲见亲闻差不多。七十一军最后总算通过了安亭桥，向武汉撤去，其实鬼才知道是否全部通过。过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很快被召回军部。
　　11月13日夜晚，军长王敬久又命令我和阮庆立即回南京，通知军办事处刘主任，迅速撤离南京，到徐州待命。王军长还让我们给他太太带了一封家书。就这样，我和阮庆撤离了淞沪战场。接受命令后，我们昼伏夜行，躲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于16日赶到南京。
　　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令我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当时我们在师部就曾不止一次地从王敬久、参谋长等人的议论中听到包括陈诚等许多高级将领都反对死守淞沪，主张尽早撤退，可以少受损失。因此，我们两人到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再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到延安。
　　此时的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充塞着惊慌的人群，喊天叫地的溃兵、伤兵随处可见。在逃难的人流中还夹杂着一些穿长袍短褂、手提皮箱的国民党要员和化了装的军官。他们满脸苦相，好像中国已经亡了。我和阮庆顾不得看这些人的狼狈样，径直到七十一军驻南京办事处，传达了军长的训令，接着按照王敬久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军长官邸。可军长家中早已人去楼空，不知去向。公差、私事办完后，我和阮庆急忙奔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可到傅厚岗66号一看，他们也撤退了。我们十分失望，只好返回七十一军办事处住下，协助收容部队。
　　这时七十一军已奉命撤到江北。为了更好地收容部队，军部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报到处。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黄文清，就和阮庆一起去找他。他向我们介绍说，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几天前已分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温健公也去了武汉。廖斌也分到了武汉一个炮兵团工作，前天刚给他来信，说随部队外出演习，一个月后才能回武汉。黄文清当时想等一年大学毕业后，再投奔延安。
    我和阮庆得知温健公在武汉，便决定去找他，请他介绍我们去延安。但转念一想，觉得丢下廖斌一人又不妥，便决定将投奔延安的事搁下，待廖斌演习回来后再定。为了能及时了解廖斌的情况，并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我们第二天就从南京出发，乘船到武汉。原本想先在七十一军驻武汉办事处落脚，但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阮庆想起他有一个老乡阮仁贵，在孝感师管区当营长，就决定先去投奔他。
    师管区是个专门征集、训练新兵的独立机构，其建制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军。但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持参谋总部介绍信即可到师管区接领新兵。12月下旬，我和阮庆从武昌赶到孝感，找到阮仁贵。他安排我任六营一连一排中尉排长，阮庆留在营部当上尉副官。孝感师管区司令叫雷醒南，管区共辖6个营，负责招募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补充进前线部队。那年月，心甘情愿当兵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募不来新兵，就四处抓壮丁，用绳子捆着、绑着拉进军营。孝感师管区训练的新兵百分之九十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押送到营区，不准离开营房。一个排长管40名新兵，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排长住门口，好似牢头监管。按规定逃跑一个新兵，就要处罚排长10块银元。新兵白天出操走正步，练习瞄准，天不黑就关进营房，房内放着马桶，大小便都不得出门。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营房外筑有围墙、铁丝网，由老兵站岗。即使这样，逃兵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和阮庆到任不久，师管区司令雷醒南为了震慑新兵，杀一儆百，还专门召集全管区两三千新兵，当众枪毙了三名抓回来的逃兵。
　　面对日军侵略者的进攻，前方天天与日军拼杀、流血牺牲，后方对招募来的新兵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更应该对他们进行积极动员，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斗志。特别是在我军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更应该对新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我相信经过动员、教育，广大士兵会主动上前线打日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根本不会，也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相反从司令到营、连长，一个个醉生梦死，生活腐化。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每天总是两桌麻将，从早到晚打个不停。雷醒南都40多岁的人了，还娶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我和阮庆看到这些腐败之事，真是痛心疾首，恨不得尽快离开，但为了等廖斌演习归来也只好强忍着留了下来。
　　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以往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国民党是不行的。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但我们并不气馁。第二天又去"八办"，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热情接见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董老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愿望很好，我们支持，但希望你们考虑清楚，陕北地方很穷，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再有去延安要路过西安，那里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被特务抓到会很危险，还有杀头的可能。这两点请你们考虑好。"我们当即表示坚决去延安，不怕危险，不怕吃苦。董老和罗炳辉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介绍我们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庆、廖斌三人，带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到达西安。当时从西安到延安还容易走。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阻挠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难和危险大大增加。
　　我们一路上化装成学生，不敢声张，不敢说笑，生怕碰到国民党特务，坏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满心欢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回忆这一段经历，我怀着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投考黄埔军校，努力学习军事知识的同时，时刻关心着国家命运、民族前途。通过不断摸索，探寻抗日救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阮庆对我的思想进步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多次的交谈和讨论中，他引导我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武汉，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可以说都是靠阮庆的关系和介绍，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决不气馁。特别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个人的人生道路很有可能走不少弯路，不会如此顺利地走上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
    在以后的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战，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人民军队大熔炉的锤炼中，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实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抱负。

老八路

第3部分、在延安革命的熔炉里
1、抗大——革命圣地
　　我和阮庆、廖政武三人从武汉乘火车，两天后到达西安。一年多前，这里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民主空气和抗日气氛都比较浓。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店铺内外，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人们也都谈论着抗日打鬼子的事。我们一路无暇多看，直接来到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叫我们先住下，等过两天有车去延安就送我们去。办事处的同志们很忙，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抗日志士。1938年4月4日，我们20多位来自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的热血青年，乘坐一辆美式道奇大卡车，由西安向延安进发。汽车一路飞驰、颠簸，经泾阳、耀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于4月6日上午到达延安。当我看到延河水和宝塔山时，内心非常激动，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来到了革命的圣地。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好人生路，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振兴中华奉献一生。
    汽车经凤凰山中共中央驻地、红军参谋总部前面的马路，缓缓驶入位于延安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院内，大门门楣上从右到左写着十个筛子大的字：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门两侧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抗大校址原来在肤施师范学校。我们到延安时，这里已改为抗大总部。我们在院内下了车，等候分配。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在瓦窑堡创办了红军大学，主要是培养红军指挥员。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也稍见放松，大批爱国青年开始投奔延安，要求进红大学习。1937年1月，红大从第二期开始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也迁到延安。从此，抗大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开始招收外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抗大的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特殊情况有长有短，学制灵活。学员既学军事，又学政治，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办了8期，连同后来建立的各根据地分校共培养和训练了20余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其中有的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进抗大时，毛主席仍兼任抗大政委，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训练部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学校编为大队、中队、区队，区队下设班。
    这时抗大正招收、培训第四期学员。我们被编入第四期第五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协理员钟伟。我被编到第四中队第二区队，中队长李文昌、中队指导员黄涤尘，区队长杨大易。阮庆、廖斌编入第四中队第三区队。抗大第四期学员比前三期都多，共招收学员5562人，编了八个大队。其中知识青年学员4655人。由于招收的学员多，校本部住不下，除二、三、四、八4个大队住在延安，其他各大队分散住在附近的县、镇。我们五大队的驻地距离延安20里，位于延河南岸的柳树店。柳树店是个有二三十户人家、二百多人的自然村。驻地条件非常简陋，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暂时分散安排在老乡家的窑洞里，也有部分学员住在被人遗弃的破窑洞。第二天早饭后，区队长杨大易就带领我们到山坡上挖窑洞，修建宿舍。劳动中，中队长李文昌、大队长何长工都来看望我们。他们两人都是老红军。何长工是湖南人，早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搞过农民运动，参加秋收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当过红军军政委和军团政委，以后又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李文昌曾任红军团长。他们两人都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穿着打扮和我们完全一样，同我们一起劳动，与我们拉家常，嘘寒问暖。他们总是鼓励我们要不怕困难，自力更生，建设校园，学好本领，打败日本鬼子。何长工还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勉励我说："你上过军校，有军事基础，要发挥你的特长，帮助大家搞好学习。同时也要加强自身政治学习，自觉改造世界观，尽快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4月16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各大队陆续开学。因为这期招收知识青年比二、三期增加很多，党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先后出席了几个大队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在我们学习期间，毛主席还多次到抗大作报告，讲《论持久战》，并看望学员。第四期学员毕业时，他还亲自出席毕业典礼，为上前线的学员送行。这些对我们的激励很大。在革命圣地延安，更坚定了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通过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系统学习，解决了以往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深入的一些理论问题。我在黄埔军校期间就接触过不少革命书籍，但因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不可能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是在我心中始终憧憬着要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人平等、富足、自由的理想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还是很肤浅的。
　　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到延安来的。到抗大以后，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又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它们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
　　特别是对历史的认识，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分为五大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尤其是马克思利用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揭露，使我明白了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革命手段，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而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列宁又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天生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政治、经济危机，必然向外进行侵略，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并最终走向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性，特别是列宁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在苏联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时，抗大的老师也对我们多次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面对这一切事实，都令我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坚信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学习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明确了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两个阶段，即革命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最高纲领--共产主义。而面对当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有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抗大系统的理论学习，我对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从此，我牢牢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在抗大学习的另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理解。到延安以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进步报刊的介绍，特别是通过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获得的。这些介绍深深吸引了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到延安去亲身见证"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亲眼看看"共产党员"到底是由什么特殊材料炼成的。而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痛苦经历，无论是在淞沪战场，还是在湖北孝感师管区的亲身经历，都令我对蒋介石指挥的无能和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这些亲身体验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而这些憧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来讲，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过当时我唯一认识并有一些交往的共产党员，就是西安事变后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温健公。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是什么样？红军的建军制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没有深入的接触。到了延安以后，我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组织的民主作风。从身边每一名共产党员身上所表现出的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们在工作、生活中表现出的不畏艰苦，努力奋斗、以身作则、官兵平等精神，深深教育了我，更加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和革命目标，渴望早日成为这一光荣组织中的一员。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我还有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能不能打败日本？如何打败日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内心的难题。我投奔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寻求这一答案。

老八路

　　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名著。
　　《论持久战》一文开篇即首先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及最后的胜利为什么一定属于中国这两个最基本问题。毛主席根据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各种特点及双方力量强弱对比的变化趋势，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敌人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中国反攻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详细分析了敌我优势相互消长的必然结果，指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敌人占领区域的扩大，因兵力有限，只能控制点和线，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这就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形势。我们可以集中兵力首先围歼分散的敌人据点，再逐步发展，消灭中小城市的敌人，最后解放大城市，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因此，我们目前的方针就是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向农村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
　　同时，毛主席提出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坚持团结，实行全民总动员。明确了在政治上要坚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阻击敌人进攻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经济上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毛主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对于这一问题，当时在党内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盲目地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提出要派八路军两三个师参加武汉保卫战。毛主席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结合红军的作战经验和特点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一定要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为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努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独立自主的武装，扩大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论持久战》的发表，明确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抵抗肯定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的这篇著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事实上，战争形势的发展也证实了毛主席预见的科学性。从此以后，我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中明确了革命方向，扫除了过去所有的疑虑。从此，在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觉，增强了无穷的勇气，坚信只要跟着共产党，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最终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抗大的军事生活要求很严格，但政治生活民主。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课堂就是室外的打谷场，每人一个小凳子。一个中队百二十人一起上课。吃的主食是陕北小米，只有一个菜，不是土豆就是白菜，很少有肉。伙食虽然简单，但也能吃饱。学习之余，学员们还组织演戏、唱歌、打篮球（临时立一个架子），很是活跃。每天夜间开讨论会，大家都积极发言，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关于国家命运、抗战前途、学习课程，以至对校、队领导有何意见，个人生活等等都可以做到无话不谈。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使人感到生活虽苦但精神愉快！在新的革命队伍中，官兵关系焕然一新。任何事情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绝对没有打骂、体罚等现象。尽管国民党中央军也反对体罚，但事实上还是保存很多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在八路军中是绝对没有的，真正做到了官兵平等。我当时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感兴趣，并不是为了学习理论而学，完全是结合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着的疑难问题来延安学习。因为心里有疑惑，所以学习特别自觉。而抗大的教学内容也更有针对性，因此尽管学习艰苦、紧张，但精神上是愉快的。通过学习理论，武装了自己的思想，能够更好地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那时，抗大的理论书籍并不多，主要是上课听讲，记笔记，下课后就抓紧时间整理笔记，有问题及时向老师请教。同时，抗大也总是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员们一起讨论，这样针对性更强，收获也更大。人的行动同精神面貌息息相关。延安的学习，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从此我明确了奋斗方向，彻底树立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进入抗大学习时我还年轻，刚刚21岁，有了新思想的武装，干劲十足。入学不久，因我在军校接受过三年正规军事训练，有管理部队的经验，表现也好，区队就任命我为六班班长。
　　作为班长，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抓好全班学员理论学习的同时，我参照黄埔军校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要求学员从铺床叠被、衣服书籍摆放、个人卫生都做到整齐划一。我还利用早晚的空闲时间，见缝插针，进行制式教练。所以无论学习、体育、军事、内务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列，受到领导的好评，我也从中受到了锻炼。由于我学习工作表现积极，一个多月后，支部决定发展我入党。当时入党并不公开，记得我们一起宣誓的有七个人，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树林里秘密宣誓。我感到既神秘，又神圣。我们队第一批入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工人出身的同志。那时，组织上特别强调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因此入党要求比较严格。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我到延安梦寐以求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打败一切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中队长李文昌，区队长杨大易（曾任湖南省、辽宁省军区司令员）。入党预备期本来是三个月，因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故延长为半年，于1938年11月转正。
    由于抗大第四期招收学员多，发展太快。有时一天投奔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就可以编成一个队，几个月抗大就要办一个大队。当时，政治教员还是比较好选，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北平和各地大学的进步青年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经过集训，可以充当政治教员。但军事教员奇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6月初，学校决定从学生中挑选部分过去受过军事教育、表现突出的学员任军事教员。由于我工作积极，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领导就选我到四大队任军事教员。我从学员提干当教员，前后仅三个月。四大队大队长是刘震，协理员黄志勇，军事教员主任李国华，教员中还有一位曾跟随朱总司令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连长，后来作战时打散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上山当了几年和尚，1936年才回到延安。当时军事教员大多是国民党军校毕业或是从旧军队中投奔来延安的军官，其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就有八期的徐卫民、十期的粟毅和毕业于洛阳分校的贾克等同学。
    抗大教书期间，我接触最多的就是主任教员李国华。他原是江西兴国的放牛娃，十六七岁就参加了红军，当排长后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李国华人极聪明，经过四年学习，进步很快。他还会开汽车、坦克，懂技术，讲课也很生动，外地来的学生对他很尊重、信任，工作有成就，建国后曾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
　　我刚刚参加工作，又年轻，工作有干劲。李国华布置工作时，可能觉得用我顺手，因此所有教学计划、会议记录和文件，以及教员生活上的问题都要我具体负责，对我很信任。  
　　我在抗大主要讲授筑城和地形学两门课程。大队下设七个中队，还有一个女生队，队长是洪学智，陈慕华当时就在这个女生队学习。1938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日本飞机十数架狂轰滥炸延安。当时我们还没有防空准备，又是星期日，满街都是人，炸弹落下后，血肉横飞，死尸遍地，惨不忍睹。日军轰炸时，我正在新华书店买书，急忙躲到附近一个小洞内，下午才返回学校。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加深了我对日寇的仇恨。
　　1939年1月，抗大成立参谋训练队，组织上任命李国华为队长，他把我调去任干事兼教员。这个队的学员都是由抗大选出来的优秀学生。有陈慕华、陈实（解放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很多人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4月，学校又调我到瓦窑堡一大队任教。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当时我不愿意去，总校军事教员主任王志涛（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批评我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就要服从组织上分配。"最后，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正巧，老同学阮庆和廖斌在抗大学习半年，毕业后也留下来当教员。阮庆也分配到一大队当教员，这是我们两人投奔革命、到延安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向我介绍了一大队的情况和好几个军校同学，我们经常相聚畅谈，交流体会，互相鼓励。
    那时，蒋介石的力量还很大，延安城内还可以看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有部分红军战士对此不理解，但党内的解释是：我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蒋委员长"，主要是为了强调后面四个字"抗战到底"。如果蒋介石动摇、投降，就会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推动蒋介石"抗战到底"。
    抗大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政治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如果将抗日军政大学和黄埔军校相比，可以说抗大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同黄埔军校前六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以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为主，包括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毛主席曾讲过："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先后辉映，彼此竞美。"学员大多是投奔延安的进步知识青年，教学目的主要就是解决革命的人生观，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培养革命精神。加之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也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只是简单教练一些操场动作，包括立正、稍息、列队、集合等，射击也只是以步枪为主，机关枪大家都没有摸过。那时，红军指战员参加抗大学习的，一般是独立编队，个别时候他们也和外来学生一起上大课。1939年7月，抗大总校决定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副校长罗瑞卿率领几千学员开赴太行山，留在延安的一部分改为第三分校。我本来想随总校去抗日前线，但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又把我从瓦窑堡调回延安三分校训练部工作，继续当军事教员。阮庆去了晋察冀。我那时一心想下基层，到前方参加战斗部队，打日本。因此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我个人的想法同抗大发展是矛盾的。抗大特别需要军事教员。尽管红军干部中也有很多有水平的干部，但相对文化素质差一些。他们指挥打仗没问题，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讲出一、二、三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当时，有我这种想法的教员还很多。有一次，校长许光达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大家希望到前线去杀敌，这没有错。说实话我也想到前线去带兵打仗。但抗大还要不要办？要办就需要教员。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抗大一天天在扩大，教员不够。因此大家要服从革命利益。"许光达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智勇双全。1934年作战时受伤，党组织就送他到苏联养伤，以后留在苏联学习，1938年才回到延安。1955年授军衔时，他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不肯接受大将军衔。他说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他离开了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论资历、功劳都不如王震，应将大将军衔让给王震。最后，还是授予他大将军衔。
　　在三分校任教的同事先后有王守成（朝鲜人）、蔡得仁（体育教员）、贾克、陈唯实等。同我关系最好的是王守成，和我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不仅有一定军事水平，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天赋，他能写小说，会作曲，同音乐家郑律成是同乡、更是好友，二人合作编写了不少抗日歌曲。通过和他的交往，我深深体会到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来一起到东北、朝鲜去解放被日本铁蹄下奴役的人民。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东北吉林见过几次面，后来听说他回到朝鲜，任人民军炮兵团长，不知何故自杀了，实在是可惜。三分校政治教员中有一些是大学老师，还有些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红军大学时期就已在校授课，有文化，容易接近。教员中也有一些社会名流，如提倡国防文学而受过鲁迅批评的徐懋庸也在抗大当教员。同事中还有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张庆孚，曾当过大学教授。他是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时，他是反对刘志丹的。在肃反扩大化时刘志丹被关押，他是赞成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释放了刘志丹，他就被安排到抗大教书。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员，刚参加革命不久，对张庆孚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他也不会主动同我们谈往事，只是偶尔漏两句自己过去的经历。听他的口气，感觉得出他对党中央不服、不满。不过，他讲理论有一套，有学问，很自负。不知什么原因，他对我写的字很感兴趣，特意要我为他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他的窑洞里。其实我的字并不好，自己都觉得很难看，他却对我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字体。"自1938年4月来到抗大，我先当学员，后任教员，在抗大学习、工作两年多。在这里我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教学中，我时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研究军事理论，初步了解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切都为我以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还是很民主、积极向上的。但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缺点。外来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都是为了追求光明、自由、平等。他们中的个别人看到一些待遇差别等不如意的问题，就很有意见。一些青年学生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泄心中的不满。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实味的小说《野百合花》，还有丁玲写的《三八有感》。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参加革命，有些人却可以吃小灶，有马骑？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还有的人通过学习不仅没有解决心中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比如有人就对边区实行的三三制表示不满，认为像李鼎铭这样的大地主，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和他合作。因此也有个别人离开了延安。不过这些负面看法，对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特别是在孝感师管区招兵的一段经历，再对比延安经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这些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思想过于天真，容不得任何瑕疵，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延安的民主空气很浓厚，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高昂，对革命理论的学习认真，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信仰是非常忠诚，但在学习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盲目现象，比如那时我们大都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应该说，经过六七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了我们广大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状态，的确是我们追求的理想。1939年，母亲在家乡病故。当时边区同国统区还可以通邮，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两边的通信才中断。噩耗传来，我痛哭一场，回想母亲为了我的成长，辛苦了一辈子，我却不能在母亲身旁尽孝而深深地自责。母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可以说延安时代，是我个人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收获最大，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觉悟提高最快，形成和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是我人生道路的里程碑。

老八路

2、三五九旅
　　抗战初期，八路军三五九旅一直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日。但蒋介石灭亡共产党之心不死。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暗中部署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决定由华北敌后调回三五九旅驻防绥德。绥德共辖米脂、吴堡等五个县，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党中央在延安，但军队发展主要在华北。绥德就在黄河西岸边上，党中央同华北的联系，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人员往来，以及部队前后方调防，都要通过这个地区。当时，绥德驻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绥德专员、号称摩擦专家的何绍南还大肆招兵买马，扩大保安团，不断同八路军制造摩擦，企图控制延安同各抗日根据地的往来通道。
　　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后，为了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采取多种方式，同顽军开展尖锐的斗争。当时，国共双方经常在专署内一起开会斗争。1942年2月，何绍南自西安返绥德后，更加紧了反共活动，并准备以5个保安大队包围袭击我三五九旅旅部。后发觉我们已有准备，就率部逃向横山石湾，途中被我歼灭大部。从此，我们进一步巩固了边区，并同华北敌后根据地连成一片。1940年4月，抗大三分校为了使教学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更好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合格的指挥员，校长许光达、训练部部长李国华率领70多名教员和部分学员，到三五九旅参观学习。我也是参观学习团的成员之一。我们在三五九旅学习了一个多月。快要结束时，听说三五九旅想从教员中留一些人到基层部队中加强工作，我马上去找李国华部长，坚决要求留下来。原来在我们实习过程中，王震旅长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军事素质好，非常喜欢。他就找许光达校长要求留下几位教员，充实部队。校长同意后，三五九旅就派政治部的同志去考核、挑选。由于我上过军校，还参加过淞沪抗战，在抗大学习和工作表现也不错，又多次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所以就被选中了。当时训练部部长李国华可能觉得我年轻听话，布置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对我很信任，所以他最初不同意我留在三五九旅。其实他自己也想到部队去，就动员我再等等，有机会一起上前方杀敌。我就对他讲："像你们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好分配，机会太难找了，而我们营、连职干部的工作分配，不用惊动上级，您还是放了我吧。"经过死磨硬泡，李国华总算答应了我的请求。
　　三五九旅本来还想多留一些人，王震要干部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可是抗大教员也紧张，最后决定只留下了我和陈实两个人。陈实任旅部教育科副科长，原计划要我到旅部教育科当副科长，我就向参谋长唐子奇表示："我申请来部队，就是想到基层带兵打仗。"参谋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向我解释道："红军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带兵方法、制度完全不同，你未必适应。如果一定要下基层，不如先到教导营锻炼一段时间，熟悉了红军的管理方法和作战指挥职能再说。"于是，我就找陈实商量，他也觉得参谋长的话有道理，刚到红军部队，任何事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妨先在教导营学习一段，这样可以熟悉了解红军的管理体制。最后，旅部决定派我到教导营一队任副队长。教导营一队队长叫吴进清，指导员姓谭，都是红军干部。我与他们相处尚好，虽然每天操练很忙，但精神愉快。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建军宗旨本质上完全不同，特别是红军部队强调官兵平等，以说服教育为主，不可以打骂士兵。但在管理制度方面都要遵循军队的要求，出操、上课、野外演习、警卫值班这些内容是任何现代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日常训练和部队管理。
　　我在连队工作了大半年，1940年底，三五九旅已在绥德安好了家，部队暂时不打仗，旅部就将教导营的工作重点转到部队训练，于是决定扩大教导营编制，由原来的两个队扩编为四个队。一队学员是营级干部，二队学员是连级干部，三队是排级干部，四队是政治干部。每队一百多人，共四百多人。在绥德练军的条件也不错，有现成的营房和操场。为了加强教导营的工作，旅党委决定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同志兼任教导营政委，营长江子炎是位老红军，文化不高。我由一队副队长升任营参谋长，后又任副营长。政治处主任是于丁，后来升任副政委。于丁是江苏镇江人，在省艺术专科学习过，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公、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他早我两个月到三五九旅工作。我们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自然比较亲近，经常在一起交谈对八路军的感受。当时，教导营还有一名副营长张英，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当过连长，人很凶，有些旧军队的习气，学员大都不愿和他过多接近。而于丁工作有耐心，有修养，善于团结同志，总能在双方间沟通。对我工作中出现的不当之处，他也总是善意地提醒。他比我大一岁，有兄长风范。解放后于丁担任过军委装甲兵副政委。
　　当时部队难得在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因此王震同志对教导营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教导营检查指导。他对我也很关心，时常向我了解营里的训练和生活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保证为部队输送合格的干部。王恩茂同志是一位有文化和政治工作经验的老红军，为人谦虚，作风民主，能团结干部。我很尊重他，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半年之后，王恩茂同志调回旅部工作，由肖头生任政委，他的政治经验和文化知识也很丰富，我们一起工作，相处得很好。我当时主管军事训练，军事教员有赵冬生、富虔、王大刚、韩东方、周奎等人。周奎原是七一八团三营营长，湖南人，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抗战初期在敌后打游击，一度想回老家组织部队，单干打日本，组织上认为这是开小差，发现后，抓起来关了一年多。教导营成立后就派来当教员。他读过几年书，有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经验，讲课也有一定的水平，同我们新来的干部很谈得来。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优良传统。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高放刚好也分配到三五九旅工作，我就请求把高放调到教导营任四队队长，王恩茂也爽快地同意了。教导营扩编后，我同营领导一起详细研究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决定政治、军事、文化学习各有侧重。针对军事学习的方针和内容，我提出整个教导营的军事学习和管理要逐步建立正规化制度，克服游击习气。红军在十年内战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大都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打败了国民党的历次"围剿"。虽然红军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缺乏军事上的严格管理，有一些游击习气，不太注重列队、出操、内务管理等方面的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军队自身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加强部队正规化教育成为当务之急。特别是要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建立和培养严格执行条令的自觉性。因为制定和执行条例本身，就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一点一滴的生活、工作中，必须要培养官兵做到步调一致、服从指挥，才能使千军万马在行动中整齐划一，有效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
　　当时，教导营的一些同志，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带兵打仗的营、连长们认为部队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早已经习惯了打游击，只要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就够了。在平时没有必要严格要求，否则有些战士就不愿当兵打仗了。这个问题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大部分干部还是认为应该建立正规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条令。最后王恩茂政委表示："加强部队纪律、制度建设这个问题，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部队长期打游击，在战争环境中，的确存在一定的游击习气。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注重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要加强部队的行政管理和作风建设。"
　　但什么叫正规化？执行哪家的军事条例？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较大问题。对此，中央军委也非常重视，组织翻译过一本苏联红军条例供参考。同时，我们也借鉴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军事条例。在制定条例时，我们既要结合八路军的实际情况，又决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红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八路军上下级平等、团结、和谐的作风要坚持。强调正规是指无论官兵，都要按照制度办事、行动。条例对士兵、班长、各级指挥员都规定了明确的职责，强调会议报告制度、加强时间观念、重视内务卫生、警卫放哨制度，以及同老百姓的关系等。过去战士值勤站岗时，经常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有些战士还和小孩子们一起打闹。这就不允许，要坚决改正。当然，强调军民鱼水关系没有错，但要分时间、场合。卫兵值勤时，就要严格按照警卫条例规定，30米内不能随便和老百姓接触。
　　同时，营领导班子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条例，明确哪些优点要发扬，哪些缺点必须克服。在制定操典条例时就存在一个问题，首先是口令不一致。你叫齐步走，他叫常步走或开步走，战士无所适从。王震早年在旧军队中当过一年兵，他经常到营里视察工作。早晨出操时，他喊的口令就大都是北洋军队的口令，加上他的湖南口音，许多人都听不懂。所以我们先借鉴国民党的《步兵操典》，做适当修改，并通过座谈，统一认识，正式颁布实施。操典条例包括统一口令，明确立正、稍息、队形，左、右转等内容和具体标准，还有正步、齐步如何走？步伐、步速、步距都有统一要求，做到整齐一致，这是基本要求。
      除了加强正规化，强调严格遵守条例以外，军事训练和授课任务量也很大。教导营尽管也有一些旧军队投过来的军官当教员，如阎锡山部队的连长、参谋等，他们虽然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但在管理部队过程中过于呆板、过火、教条，只是单纯注重规定，而没有同红军"说服教育"、"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结合好。加之每天坚持"两讲三操"，部队很紧张、疲劳。有些同志有意见，我们就主动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努力改进。
    负责军事训练的教员分为技术组和战术组，有关军事技术课程我事先都要准备好，先给教员上课，再由他们教给学员。这类工作能将我在黄埔军校所学的知识充分发挥出来。

老八路

　　教导营非常注重学员的军事技术训练，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四大技术：射击、刺杀、投掷、土工作业。当时，红军最不擅长的就是土工作业，因为过去主要是打游击战，打完就走。遇到阵地战，也只是随意挖个坑，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就要求八路军战士必须掌握新的军事技术。毛主席讲过：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仍要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部分阵地战。打运动战，就要有阻击的阵地战配合，这就须要注重挖掩体工事。因此，我们针对这一问题，详细向学员讲解工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构筑掩体，包括立姿、跪姿、卧姿各种掩体的构筑方法，特别是在敌人炮火下的作业方法，要求学员科学、有效地掌握土工作业技术，以及合理利用掩体发挥火力，形成最有效的火网。在教学中，还要求学员学习掌握一定的地形学知识，并学会绘制简单的行军路线图。
　　教导营训练的学员主要是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对于他们来讲，不仅要求必须掌握步枪、轻机枪等步兵经常使用的各类武器操作要领，还需要学习掌握步兵使用的各类重武器，包括重机枪、迫击炮的操作和射击要领。在教学中我结合军校所学的知识，着重讲解了步兵炮的射击要领。当时教导营配属了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平时两匹马就可以拉着跑，作战时也可以由战士肩扛搬运，不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非常灵活，很适用于山地作战和游击战。九二步兵炮射程约3000米，不仅可以直接射击，也可以间接射击。因此，我根据不同地形和射击目标，向学员们详细讲解如何选择射击方式，以及直接射击和间接射击的关系。间接射击就是超越射击，炮本身看不到目标，这就要求指挥员或观察员先在前方设立观察所，在3~5分钟内计算出射击诸元，并迅速传达给炮手，只有这样，炮弹才能超越障碍物击中目标。此外，还要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性能的炮弹。比如，流散弹主要是打击敌人散兵群，而要击毁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就需要使用穿甲弹。
　　在讲授这些知识时，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学员的文化水平偏低，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员从没有学过四则运算。针对这一问题，教导营又增加了文化课的学习，特别是结合步兵炮射击原理，着重学习算术，讲解计算射击诸元的运算方法和公式。
　　将文化课同军事技术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了这批老红军战士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有些学员通过学习，个人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至于战术，主要是总结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三五九旅在华北抗击日寇，有许多成功的战例作教材。广大指战员也反映同日军作战和以往反"围剿"时不同。日军作战顽强，武器装备好，不肯投降。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反复强调，要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敢于同敌人搏斗，死打硬拼，刺刀见血，以此激发广大学员抗战必胜的信心。
    从1940年到1942年，教导营整整培训了两期学员。当时全旅近万人，60％以上的基层指挥员都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严格训练。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教导营利用冬季生产的空闲时间，仍坚持训练。教导营为提高全旅指挥员带兵打仗的能力打下了良好基础。许多学员事后反映："我们在教导营最大的收获，就是系统学习了各种武器的射击原理和技术，还提高了文化水平，并掌握了管理部队的各项制度、条例。" 王恩茂同志常对三五九旅的老人讲："黎原同志在教导营的几年工作，对提高三五九旅基层干部军事上的战术、技术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教导营的训练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我也年轻，干劲十足，除白天坚持训练、讲课外，每晚还主动检查值勤、放哨。因为要抓部队正规化，所以特别强调生活管理制度，晚间十点熄灯，不准讲话，必须休息。抓到值勤时睡觉的学员，我总是严厉批评，有时态度也难免生硬。一次我查哨时发现一队队长吴进清同志没有按时熄灯，我就提醒他注意。但一小时后我发现他还是不熄灯。我当时很生气，就当面批评了他。他是湘西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原来在三五九旅当营长。教导营成立后调来当队长，对我们青年学生不大尊重，对我的批评也不服气，甚至当面嘲笑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我违反条例，你抓我典型，撤我职好了。我还不干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他的话很恼火。副政委于丁得知情况后劝我不要激动，要正确处理老红军在刚刚执行条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的现象。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还是忍不住，特意向政委肖头生反映此事，并表示如不处理，自己今后很难工作，其间也难免说了一些气话。不曾想政委为此事特意打电话向王震报告。刚好当时中央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单位充分信任、支持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王震是火爆脾气，听了政委的报告后当即表示："吴进清不听招呼，就撤了。"后来，还真撤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当时在旅里反响很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老干部的团结。事后回想起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将他撤职，我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地同他讲道理，做些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解放后，吴进清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度担任湖南省某厅的副厅长。我刚好也在湖南工作，就再一次当面向他道歉。
　　在三五九旅工作期间，我接触较多的旅领导主要是刘转连和王恩茂，他们都是我很敬佩的老上级。平时和王震旅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是工人出身，脾气急躁，对干部严厉。他很重视教导营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始终是支持和鼓励的。记得有一天，参谋长刘转连带我去延安向叶剑英汇报三五九旅的训练工作。那天刚好王震有事到晚了，只听了我汇报的后一部分，没有听全，他对我汇报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当时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第二天就把我叫到延安警备司令部，详细了解了教导营的训练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王震作战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负过八次伤。表面上看他是个粗人，但他在政治上很坚定，长征时紧跟毛主席，对党中央绝对忠诚，对待革命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文革"期间我驻军湖南，他下放到江西。我就将他接到湖南长沙。最初他还感到为难，怕给我添麻烦，对我说："我住在长沙不合适吧。"我就向他表示："这有什么不合适。您是老首长，什么也别管。别人爱说什么就说好了，您只管放心地住下。"王震是湖南浏阳人，当时他老母亲还健在，住在老家乡下，我就将他母亲接来，安排他们住在一栋独立的小楼里。尽管当时他没有任何职务，但也闲不住，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提批评。记得1968年，一次他到农村搞调查。当时公社社员只管挣工分，耗时间，种田不积极。王震发现社员插秧不符合要求，非常生气，就立即挽起裤腿，下田示范，还找到生产队长批评一顿。还有一次，他到湖南农学院视察。以前他曾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水稻、谷物和蔬菜良种交农学院培育。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批良种不仅没有培育，还在派系斗争中被糟蹋了，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叫人集合全院职工，包括造反派开会，把他们大骂一顿："你们这群败家子。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良种，你们竟然如此糟蹋。天天喊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难道自己不吃不喝，革自己的命吗？这样革命可不成，今后一定要抓生产，搞科学。"我当时还很担心，生怕这帮造反派们起来闹事。但这群人被骂了一顿后也没人闹事。事后，我想主要还是王震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真诚和无私感动了大家。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发现问题，敢于提出批评。以后，王震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始终支持邓小平。我在教导营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段难得的教育经历。它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老红军、老干部有了正确的认识，真正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中做到无话不说，亲如兄弟。
　　在教导营工作初期，我个人多少有一点清高思想，包括阮庆、陈实等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我们都认为自己是自觉参加革命，真正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武装，有时无形中会瞧不起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尽管在工作中，表面上也能尊重他们，但在思想深处，往往会觉得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革命觉悟不高，作风粗暴，自认为他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分土地，或是因为受地主压迫没饭吃，才出来闹革命的，没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由于受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有时会轻视工农出身的干部，难免同他们产生一些矛盾。特别是那时中央强调要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干部，所以自己在工作中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清高的表现。以后随着自己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我渐渐发现了工农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点，比如他们工作认真，作战英勇，吃苦耐劳，对党忠诚。特别是我从思想深处逐步意识到自己以往的那些错误认识。教导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从一个受压迫的农民成长为红军指战员，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本身就体现出他们身上最朴素的革命精神。至于革命的理论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并不是他们不肯努力。从本质上讲，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阶级觉悟更高，革命性更强。在教导营的五年中，天天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让我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我在不断接触中同他们逐渐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真正做到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同志。
　　第二点收获，就是对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工作方式、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特别是在处理问题、待人接物方面有很大帮助。这一切为我以后在部队建设、管理和指挥作战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真正理解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
　　我对红军的认识，首先表现在对我军三大传统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有了深刻的理解。这是同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见所闻，形成鲜明对比后产生的自觉认识。国民党军队只是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绝对执行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如有违反，轻则撤职，重则杀头。他们根本不许下级讲话，缺乏思想政治工作。这同八路军的组织原则完全不同。教导营前后两任政委王恩茂、肖头生在部队建设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令我非常敬佩，他们不仅有文化（王恩茂是中学毕业，曾当过任弼时的政治秘书，肖头生也是高小毕业，勤奋好学），更有政治头脑，关心时事政治。他们在教导营工作期间，集体领导体现得很好，能够充分尊重下级干部的意见，工作中遇到问题，无论大小，总是能够带领我们反复讨论，总结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意见后，严格执行；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也处处以身作则，尊重下级，官兵平等、团结，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上级一人说了算的作风，更没有国民党军队中长官肆意打骂士兵等腐败现象。从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身上，我学到许多有益的工作方式、方法。共产党军队正是因为拥有这三大传统，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过无数次困难、挫折，但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挫折，打不垮，拖不烂，最终走向胜利。  
　　抗大的学习经历，让我在理论上掌握了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如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贡献一切上，可以说教导营工作的五年锻炼，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向老同志学习，不仅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新老干部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关系、平等关系、革命关系；同时，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红军、八路军的建军原则，民主作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掌握了带兵打仗、管理部队、建设部队的本领。如果没有在教导营的这段工作经验，而是直接从国民党军队到八路军、解放军中带兵打仗，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
    就是在教导营工作的这一期间，我把叫了二十多年的名字关俊彦改为黎原。改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我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有了重新做人的感觉。二是我不想和以前认识的人，特别是在国民党部队的同学有来往，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安心工作。至于新名字，是我刚到抗大时在校内报刊上发表文章时用过的笔名，源自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原意是黎民百姓的意思，我将"元"字又改为"原"，取其平坦宽阔之意，象征着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犹如一天的黎明，从此走上了宽广平坦的光明大道。
    从此，黎原这一名字一直叫到今天，很多人以为我本来就姓黎。甚至有的黎姓人家修家谱，也要拉我参加，闹出了不少笑话。1988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担任理事、副会长，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许多当年的同学得知我就是关俊彦后，就建议我改过来，便于同学联谊，做和平统一工作。我想，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嘛。当年改名时思想有些激进，现在已经用习惯了，就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了。

老八路

3、南泥湾大生产
　　1941、1942两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日本侵略者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同时，国民党也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军民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难关。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命令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一方面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南泥湾在延安的东南，距延安约45公里。这里河川纵横，林木茂密。虽然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于耕种。据说一二百年前，这里曾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后来因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纷纷逃难，奔走他乡。从此，这里田园荒芜，房屋倒塌，日久天长，遍地长满了野草、荆棘，成了豺狼栖息、土匪出没的场所。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官兵到达南泥湾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把这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我是1942年随教导营开赴南泥湾的。我们从绥德驻地出发，步行八天，到达旅部所在地金盆湾。到了驻地，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居住问题。我们自己动手，在山坡上打了几排窑洞，顺利解决了全营官兵住宿问题。当时我已升任教导营副营长。安排好驻地后，我们就接受了生产任务，参加1943年全旅开荒30万亩的生产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每人开荒30亩，年底实现耕一余一。那时没有开荒工具，我们就到山上的旧庙找来几口破钟，用土炉熔化，打成镐头，每人一把。教导营开荒的地点在金盆湾西面的小金沟，沟里长满了狼牙刺和蒿子，盘根错节，非常难挖。我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扛着镐头，开进小金沟。当时冰冻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化，地下树根也很多，有时一镐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但地一点也没刨动。碰上树根，半天也刨不下来，稍不注意就把镐头、镐把弄断。
　　一天下来，荒地没有开出多少，双手却都打满了水泡。就这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利用简单原始的工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荒中，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加快进度，全营四个队开展了劳动竞赛。营部叫我具体负责评比，我从各队抽调一名副队长组成评比小组，每队、每排都设了检查员，天天检查个人的开荒数量和质量。开始时，评比标准不好掌握，如果仅按开荒数量作为标准，很难反映出实际工作量。因荒地条件不同，在狼牙刺地，一天一人只能开三分地，顶多开五分。而在蒿子地，一人一天能开一至三亩地。而且开荒的质量也不同，有的人认真，挖得很深、很细，速度肯定就慢。有的人马虎，为了求速度，挖一锄头盖一锄头，速度虽快，但质量不行。经过反复研究，我们统一认识，决定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计算具体数量，对不同的荒地制定不同的标准；二是以秋后打粮多少作为最后标准。两条标准相结合评出模范单位和个人，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开荒的质量，又促进了开荒的进度，按时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开始开荒时，在蒿子地一天一人只能开几分地，还累得腰酸腿疼。后来我们找来当地农民作指导，渐渐掌握了开荒的技巧，身体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劳动，一般一天能开一亩多。我最多时一天开过一亩一分地。当时的劳动英雄一天能开三亩多地，比用一头牛开的地都多。开荒后，我们又及时种上粮食，秋天获得了大丰收。最后通过评比，三队被评为模范单位，他们121人开荒3650亩，收获粮食近10万斤，基本达到耕一余一。全营都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在新开垦的田地里，我们除了种谷子、玉米等粗粮外，营部炊事班的两名四川籍老战士李林、张全同志，还在山沟里开出了九亩水田，种上水稻。最初，对他们种水稻，营里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担心开水田费时费工，水稻产量又低，影响开荒任务。加上当地无霜期短，没有人种过水稻，能不能种好，没有把握，所以最初不同意他们种稻米。后来我考虑不能单纯追求粮食产量，还要提高粮食质量。应该叫他们试一试，如果成功了大家可以吃上大米。至于开荒任务，其他人多干一点也能补上，少两个人问题不大。最后，我说服了营里其他领导，支持他们种水稻。秋天，他们收获了三千多斤水稻，部队过年过节也能吃上大米饭，特别是南方籍的战士们又吃上久违的大米饭，大家都非常高兴。
　　参加开荒没多久，营里叫我负责后勤管理。我就组织炊事班每天给地里开荒的战士送两次饭，还在营房周围开垦了几亩菜地，种上各种蔬菜。炊事班又养了几头猪，节假日杀猪为大家改善生活。我们还负责喂养营里的几匹骡马。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在家务过农，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因此能够自觉自愿地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去。我们每天送饭、种菜、锄草、打虫，还要喂猪、放马、打草、起粪、垫圈。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紧张，但官兵一致，共同劳动，心情非常愉快，我个人从中也受到很大锻炼。当时，我种的西红柿一棵能结四十多个，长得非常好。这年中秋节，营里杀了自己养的猪，改善伙食，每人分配一斤半肉，一斤半黄米饭，还有豆腐、粉条、青菜，大家吃得可香了。那时的官兵大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平时生活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难得改善一次生活。由于我们后勤工作搞得好，保证了营里生产、训练任务的完成，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我们进入南泥湾后，发现当地居民多数人都吃河沟里的水，一是不卫生，二是缺碘，很多人都患有大骨节病。营领导就同军医反复研究，通过观察化验，发现当地的地下水位并不深，完全可以打井，地下水符合卫生标准，可以饮用。于是，我们就通知各队，立即打井，每队至少要打三口井，大家土法上马，一齐动手，各队都打了井，吃上了干净的水，保证了全体指战员的身体健康和良好的战斗力。
　　这期间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上级还要求部队每人至少要捻三斤毛线，每人都分了一大堆羊毛。这对拿惯了枪和锄头的战士们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当时怪话很多，一些战士认为男同志打仗、种田没话说，但纺线是女人干的活，我们干不了。后来看到报纸上讲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在纺线、织布，大家很受感动，才认真地捻起羊毛来。经过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硬是用我们这一双双粗大的手，把一堆堆羊毛变成了毛线，提前完成了任务。到冬天每人发了一套呢子衣服，大家穿上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做成的衣裳，心里特别高兴。
　　不过部队官兵中也有个别人对开荒生产不理解，认为出来参加革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要天天开荒种地，何必跑到这么远来呢？营部有两个云南籍的战士，就不愿意继续留在南泥湾开荒，他们联络了几个老乡，准备私自离队，回云南老家打日本和国民党去。有人向我反映过他们的一些情况，此后我就特别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我听到他们私下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走"的话，我马上找他们分别谈话，推心置腹，给他们讲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指出他们准备私自离队的错误。我还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不在前方坚持抗战，跑到后方去打国民党也是错误的，当前还要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澄清了他们的模糊认识，改正了错误。他们也很受感动，实话对我说："我们想回老家，肯定还会打日本，决不会叛变革命。我们不愿在这里干，一方面是家里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生活太紧张、艰苦。"经过教育，我发现他们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没有向领导汇报此事，未对他们作组织处理。否则他们会受军法处分的。后来这两位同志在生产中表现很好，1944年随王震同志南下，都当了干部，作战表现得很勇敢。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保障供给，旅部下属的一些独立单位还办了不少手工加工业和商业。教导营就在延长县开办了一家酒坊和一家骡马大店。骡马大店可以为往来边区的商人提供住宿、吃饭、停车、喂牲口。我们还同这些商人做买卖，目的就是通过他们从国统区贩运当时边区最缺乏的物资：医药和布匹等。
    教导营的酒坊和骡马大店开办后，我们还雇请了一些当地老百姓协助经营，最初收入不错。教导营还专门成立了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我们用这笔创收改善伙食，全营官兵每周可以吃上一餐肉，还买了一些牙粉、牙刷等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当然，时间一长，搞商业出现过某些腐败现象。记得南下一支队走后，营里又调派两名文化干事白亚平、冯以超到酒坊和骡马大店，同一名姓张的司务长共同负责经营。他们天天手里过钱，开始逐步贪图享受。当1945年5月，上级要求我们成立南下二支队出发时，他们三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以种种借口拒绝行动，最后都脱离了革命队伍。
    教导营从1942年来到南泥湾开荒、生产，一直到1945年5月，随南下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在南泥湾生活了近三年。三年来，我和战友们一起，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靠我们自己动手，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渡过了难关。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为我日后无论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抗美援朝的炮火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训练场和建设工地上，都始终激励着我克服一切困难，永远向前。

老八路

4、坦白运动的经历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暴悄悄地来临。1942年春天，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前后下发了二十多个文件，组织学习。开始时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中央认为，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具体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和所谓经验主义错误，借此总结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教训。最初，我们在绥德学习整风文件，大家都很积极，提高了认识。我和副政委于丁的学习发言还得到王恩茂的表扬。延安整风持续了约两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1942年为主，曾被毛主席称为整风学习年，主要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可以称为思想整风。因为当时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进步青年。正如胡乔木所说：延安整风的"主要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党看来，我们这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思想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以改造，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为此，"党采取了整风运动的办法，领导全党的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1943年4月开始，中央又通过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议，主要目的就是清洗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时期的整风可称为组织上整风。
　　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成员有康生、彭真、高岗。后来在康生等人"左"的路线影响下，整风运动变成"抢救运动"，运动的主要对象，就是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大都受到审查；同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有很多人被错误地打成"红旗党"，污蔑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一阶段，差不多每一名来自国统区或沦陷区的进步青年都要交待自己到延安来的"任务"，参加过什么特务组织。当时，组织上认为特务的存在具有世界性和群众性。特务很多并不稀奇，国民党就是利用特务来统治社会；不仅中国有，世界各国都存在。因此，每人都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如不老实交待，就采用车轮战术，连续审问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再不交待的就采用体罚、打吊等。由此开始了延安的"坦白运动"，并很快在根据地展开。三五九旅也按此办法进行。
    "坦白运动"开始时，三五九旅正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通过《解放日报》得知延安抓了很多特务，并揪出了四川、河南等省的"红旗党"。当时，我和于丁常在一起讨论此事，都感到很奇怪，延安怎么可能抓出那么多的特务呢？但从报纸上又确确实实地看到许多报道，不得不信，因为报道上都有事实，有证据摆在那里，但内心实在是不能理解。而且报道出来的特务大都又是从国统区来的知识青年，这不得不令我们联想到自己。随后，延安一些同学、老乡之间彼此都不来往，原来经常举行的联欢会、演出、读书报告会等也纷纷取消了，真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南泥湾离延安只有90里，我们那时同朋友之间的通信也都断绝了。大约到了9月底，三五九旅也开始办学习班，抢救失足者，集中了全旅400多人，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从国民党军队中投奔来的旧军人。最初一周还没有我。在此之前，我看到内部材料称：凡是黄埔学生都是复兴社的特务，这令我相当震惊和紧张。没过几天，旅部正式通知我也要进学习班。学习班总共有400多人，共分为五个队，每队80多人，集中在金盆湾挖好的一排窑洞，每个队都由一个武装排监管，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同时规定凡参加学习班的人，不准外出、通信和会友，在营区内不准串联、交谈。甚至吃饭、上厕所也都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和顺序。
    我被编入二队五组，全班12人，组长是七一八团的特派员，红军出身，主要是负责监督我们。其余11人都是审查对象。副组长罗健西，湖南湘西人，高中学生，接受新事物快，在三五九旅知识青年中表现比较突出，担任过副教导员。他在学习班是积极分子。
　　最初几天是集中学文件，主要学习康生在7月15日作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内容还是强调失足者是一个群众性、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三五九旅还召开动员大会，由组织科长动员，要求大家主动坦白交待，并表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个人是无法避免的等等。有问题，就要彻底交待。同时，组织上还从延安派来一些失足者积极分子现身说法，给大家讲他们当特务的经历。文化人的交待主要是说如何通过写文章，污蔑领导干部在生活中搞特殊化，在工作中搞一言堂，破坏民主，制造腐败；军人则交待如何为国民党搜集八路军违抗命令的所谓"证据"，并收集根据地军事情报，搞破坏等内容，以此启发我们主动坦白。这段时间大概经过了一周左右，除了听报告、讨论学习外，还要求每人写自传，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特别是在蒋管区参加过复兴社的人，要详细交待如何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何时派到延安来的，任务是什么，联系人是谁等等。
　　大概从10月6日开始，学习班开始进入各小组成员自我揭发批斗阶段。我们组第一个揭批对象是李树信。他是三五九旅唯一的一名兽医，在国民党军需学校受过正规教育，官至少校，有一定的文化。因为八路军缺少兽医，朋友介绍到八路军来工作。李树信在业务上有一套，但他平时爱发牢骚，常常议论领导，说些怪话。刚进学习班时，还是牢骚不断："你们请我来，既不给我升官，也不让我发财。现在我居然还成了审查对象！"组长拿李兽医开刀，旨在给全体队员一个下马威。因此对他批斗的相当激烈。组长首先让李兽医交待何时参加复兴社，李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是朋友介绍我来当八路的。"于是组长就让所谓的积极分子揍他。当时打人也体现出你对运动的态度，尽管大家都是审查对象，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突出，打起人来决不手软。第一天批斗会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斗到夜里三点。开始李兽医讲话还有逻辑性，慢慢地连话都说不清了。随后又对他进行了两天车轮战，不让休息。李兽医还是拒绝交待。于是组长就令积极分子把他吊起来，李兽医被折磨得浑身是伤，整整挺了两天两夜不承认。到了第三天实在是受不了，否则不被打死，也会残废的。他只好被迫交待，瞎编说自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因表现突出，派遣到延安搞破坏。他曾利用职务之便打针打死了许多马匹。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李兽医总算是过关了。
　　这样一来，全组成员都十分震动。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以前我们都没经历过，完全不理解，但谁也不敢表示不满。此后的十来天，大家都被迫交待问题，生怕不主动就过不了关。不过，我们还是能听得出来，每人的交待实际上都是胡编瞎说。
　　当时，我就感到我们组审查的重点对象是我和副组长罗健西，因为我是国民党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毕业的，又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自然在劫难逃；罗健西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同时我们在革命队伍中已担任营级职务。而其他人则是青年学生或是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我们组就有两名教导营的教员，一个叫赵冬生，山西人，曾在阎锡山的部队当过排长；另一名叫韩东方，参加过牺盟会。他们也被逼无奈，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才过了关。
　　在教导营工作期间，我和他们两人朝夕相处，同睡一个大炕，彼此相互了解，因此在学习班中，他们私下常和我说些真心话。一次，他们悄悄同我说："副营长啊，这不是屈打成招吗？我们两人职位不高，出身小地主，瞎编些内容就可以，容易过关。看这阵势，您可是重点。"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替我出主意，希望能把情节编得顺理成章，争取一次过关。如果在坦白中你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好啊！但要详细交待反革命罪行。必须要将参加特务组织的来龙去脉、具体细节讲清楚。否则，同样过不了关。一天一天地就这样过去了。组长将我和罗健西放在最后交待，就是要让我们承受更大的压力，希望能彻底坦白，钓出大鱼来，好向上级邀功。当时，组长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其他组员都睡在一张大炕上。一天晚上，罗健西悄悄对我说："哎呀，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呀！看来，不交待无论如何过不了关。咱们俩可是大头，硬扛不是办法。下场就是李兽医，打成残废还不是白打呀！看来咱们要想过关，事情说小了恐怕还不成，必需把帽子戴大才成。不说假话过不了关呀！"
　　我那时还想坚决顶下去。但内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法庭、监狱，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的。可是，现在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志，居然还大搞严刑逼供，硬要强迫我说假话，承认是反革命，才可能过关，这真令人心寒。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这简直是污辱自己纯洁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我如果对组织说假话，承认是特务，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更对不起入党时的庄严誓词。那真是令人揪心啊！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几天后，罗健西实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头天晚上，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他的"罪行"。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谎称祖父被共产党斗死后，一家人怀恨在心。父亲让他混进八路军，找机会报仇，暗杀毛主席。主动戴上这顶"罪恶"的大帽子，自然可能过关了。会后，罗健西私下劝我赶紧坦白。他说："老黎呀，别顶了。上面让你当特务，你不想当也得当。我知道你不愿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是敌人的法庭，硬顶还值得。但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他还帮我一起编"故事"，以求自圆其说。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但上级领导是谁？任务是什么？如何混进延安的？这些事都要编得令人信服才能过关。罗健西知道我是和阮庆、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万万不能把他们也牵扯进来。我就同他商量，说是1938年在武汉受复兴社特务头子滕杰的派遣，混进延安的（事后组织上曾调查证明当时滕杰并不在武汉，而是在长沙；另据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复兴社头子康泽交待：复兴社也从来没有向延安派遣过特务）。罗健西连忙称好。"可我交待什么罪行呀？"我问罗健西。他说："就说是长期潜伏，取得一定地位后，特务组织会给你派任务的。"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联络人，今后如何联络？当时，我们已得知黄埔同学徐卫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满坦白运动中对他的诬陷，逃回云南老家，脱离了党组织。另外，参加革命后，我曾给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写过信，劝他来延安参加革命。我就说："看来交待出这两个人比较合适，反正也无法再向他们调查了。"罗健西连连称好，并提醒我道："就说你们是单线联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务帽子我一个人戴，但决不能连累其他革命同志。最后，我们还决定今后如果有机会翻供，我们一定要相互证明。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罗健西商量的内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特务组织。组长如获至宝，马上追问："你的任务是什么？"
    "长期潜伏，等待特务组织的进一步指示。"我答道。 "谁是你的联络人？老实交待！"
    "我的内部联系人是在抗大工作的徐卫民；对外联络人是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
　　就这样，经过整整25天的坦白，我们组全都"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组长很满意，完成了任务，可以向上面交差了。此时已是10月底，三五九旅的冬季大练兵要开始了。教导营营长就表示："黎原坦白了就好，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为此他向旅部要求把我调回教导营，继续负责训练。但我内心还是非常痛苦的，曾找王恩茂反映，我是逼供成招，从来没当过国民党特务。但他当时也无能为力，只好安慰我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向组织说明的事，以后再写报告反映吧。现在还是先好好工作。"但这样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可又无处申诉。尽管自己是被逼供无奈，胡编瞎话说当过特务，但白纸黑字，留下一个难以洗去的污点。每当夜深人静想到这件事时，我真是痛不欲生，背负着这样一个历史污点，今后还怎么做人呀！到了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发现坦白运动扩大化的倾向后，开始纠正错误。毛主席还主动承担责任，并向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三五九旅经过内查外调，由保卫科科长袁福生代表旅党委宣布给我平反，结论很简单，黎原没有参加过复兴社。不久，教导营大部随三五九旅南下一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两个队驻防金盆湾，组织上任命我为营长，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感到坦白运动中的教训，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当然，从整体上讲，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我们最后取得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整风后期康生等人搞的所谓的坦白运动，在当时也被称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确是一场错误运动，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它过分夸大了敌情。当时抓出来的所谓头号特务王实味（《野百合花》的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平反了。由此可见，坦白运动完全是对青年学生蒙上不白之冤，是诬陷运动，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从我个人来讲，坦白运动造成的恶果，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虽然，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在组织的帮助和靠个人努力下，我能不断取得进步。但我首先要感谢几位老领导（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师长曹里怀、刘转连）对我的信任。没有他们的信任，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不知会是何样。因为在战争年代，党组织提拔干部是非常谨慎的，出了问题有关领导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但刘转连在抗战后期提拔我为教导营营长、曹里怀在解放战争时提拔我当团长、师长，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容易的。
　　记得1947年9月十纵刚刚成立，纵队领导考察干部时就有人议论说，我在坦白运动中承认当过国民党特务。为此，刚从十纵二十九师调到一纵的曹里怀师长和接任师长刘转连两人当着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的面，明确表态："黎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件事组织上已有明确的结论，早就不是问题了。特别是在战场上，黎原表现得相当勇敢、积极。二十九师参加的很多战斗，主要都是依靠他这个团。黎原同志政治上忠于党，是值得信赖的。"
　　但在以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借坦白运动这件事大做文章，借口我有历史问题，背着党中央成立专案组，不断外出调查，希望找出证据打倒我。他们虽然未能如愿，但也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的职务多年得不到晋升。
    我1960年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任四十七军长，在正军职岗位上工作了15年，工作上处处受压制，职务得不到正常晋升。直到1972年，由总政、兰州军区、广州军区组成联合工作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最后做出结论，这才彻底甩掉背负多年的政治包袱。

老八路

5、奔赴抗日前线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美军加强了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德、意、日法西斯的末日已经来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亚洲战场的失败命运，援救其入侵南太平洋地区的孤军，以中国为后方补给基地，进行垂死挣扎。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入关，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出动40多万军队，向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战略进攻。驻守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击下，纷纷败退，很快就将这一广阔地区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百万民众，拱手送给了侵略者。为了打击侵略者，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收复失地，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八路军三五九旅离开南泥湾，远征三湘，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八路军南下独立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分第一、第二梯队南下。第一梯队为独立第一支队，4000余人，辖4个大队。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干部900多人，编为两个干部大队一同南下。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11月9日，南下第一游击支队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再南渡黄河，入河南，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于1945年1月底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胜利完成开进和护送干部的任务。随后，南下支队横渡长江，转战鄂南、湘北，在通城、崇阳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命令，由三五九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两个团和三五八旅一个教导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约4000余人，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与王震领导的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南下第二支队（相当于一个旅）下辖两个大队，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干部队同行。原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司令员，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政委。南下二支队出发前，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了营以上干部。我当时担任二支队教导营营长，张有法任营政委。教导营辖两个队，每队100多人。全营有轻机枪两挺，步枪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仅发几颗手榴弹，武器装备较差。教导营的任务是负责保卫两个干部队的安全。干部队由团、师、军级干部组成，还带有部分家属。部队准备南下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时任三五九旅组织科长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属独立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为此，他召集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开会，要大家坦白，上缴小金库，还下令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进行搜身检查。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极度反感。虽然下属单位大都经营过一些小规模的商业，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不是直接经营者，有怀疑可以查账。特别是在出发前夕，面对即将奔赴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友，却令组织干事进行搜身检查，这让大家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李大同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人作风朴素、踏实，能吃苦耐劳，还一度被评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模范。不过，他当时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实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东关机场，为南下二支队召开欢送大会。会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都讲了话。欢送会后，南下二支队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东渡黄河，经山西，再过黄河，向南挺进。
    7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到达山西平遥城北，准备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从同蒲铁路平遥东北的东游驾、白家庄地区通过铁路。敌人在这一段铁路的防备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部队通过。支队安排一大队一营，利用夜暗，拂晓前秘密通过铁路，占领铁路对面高地，掩护支队通过封锁线。二、三营、教导营断后。
　　当夜，一营顺利越过了同蒲铁路，到达铁路东面指定地点，掩护大部队通过铁路。天亮以后，其余部队陆续穿越铁路。下午一时许，二大队刚刚脱离铁路不久，日军得到消息，乘铁甲车分别由平遥和太谷两地，沿铁路线飞驰而来。另有日军骑兵、步兵三四千人随后跟进。敌人的轻重机枪和小钢炮一起开火，封锁道路，将四大队的二、三营、教导营和干部队几十名尚未通过封锁线的部分领导截留在铁路西侧。
    我们就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指挥部队，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敌人周旋了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左右，由于敌人增兵不断，火力太猛，部队无法通过，司令员刘转连果断地命令部队向西撤退，摆脱敌人，等天黑后再过铁路。
    因当时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同支队部（旅部）失掉联络，我们教导营和干部队的一部分（约三十多名领导同志）未能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这时日军发现我们这部分战斗力不强，行动缓慢，就组织骑兵、步兵数百人，向我们追来，企图吃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干部队有的同志已经开始烧毁文件资料，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作为教导营营长，我是这几百人的最高指挥员，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重。特别是这批尚未脱险的干部队成员大都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障他们的绝对安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同政委张有法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带一个排保护干部队成员先向西撤，我带五个排以排为单位，互相配合，交互撤退，掩护干部队撤退。政委带领干部队撤走后，我就命令各排迅速进入阵地，我留在最后撤退的一排阵地上，同他们一起抗击敌人。此时敌人骑兵已经追了上来，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我嘱咐大家一定不要慌，沉着应战。我首先用步枪瞄准敌人先头骑兵射击，弹无虚发，把追到前面的几个骑兵打落马下。敌人见状大惊，不知我们有多少兵力，赶紧占领阵地，不敢贸然前进。我乘机把兵力分成几个小组，转移阵地迷惑敌人，并派出反击小组，收缴阵地前死伤日军的枪支和战马。就这样，经过各排战士轮番交替掩护，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五点多，我们向西撤到一处地形非常有利于我们防守的小山包上，准备继续抗击敌人。此时，天也快黑了，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未敢向前追击。
　　我赶紧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顿队伍，打扫战场，派出警戒，安排部队就地待命。随后，我带了几名战士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去找大部队。我们向西走了大约两公里，遇见了支队司令员（旅长）刘转连。他们见我们骑着洋马，最初以为是日军的追兵，都已经架好了机枪，准备开火。幸亏当时天还不太黑，刘转连又和我非常熟，很远就认出了我，他急忙喊道："这不是黎原吗?"一句话，避免了一场误会，否则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经过半天多的激战，见到大部队和首长，真是十分高兴，赶紧下马,向首长汇报情况和我们的位置。随后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当天晚上，我们顺利通过了同蒲路。这次战斗，教导营临危不乱，沉着应战，指挥得当。在敌强我弱，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靠学员队顶住了敌人骑兵、步兵数百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缴获步枪十余支，军马十几匹，我方仅伤亡十几人。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教导营成功掩护了干部队尚未脱险的成员安全转移。这些干部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担任了军地各级重要领导，成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如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青海省省长等职的袁任远同志就在干部队中。另外，这次能够击退日军进攻，初战获胜，极大鼓舞了我们教导营的士气，更坚定了我们战胜日寇的信心。
    当天夜里，我们经过大半夜的急行军，顺利脱离了敌占区，到达平遥县东宋家岭、花堡、山坡头地区。这里是半山区，也是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因为部队半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十分疲惫，支队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再继续南下。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地方党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做得实在是出色，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铁路沿线，原本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地区，但地方党组织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通过同蒲路前后两个夜晚，都有地下党负责联络。刚一进村，每班、每排都有人接待，安排在老百姓家住宿，一进屋就安排好饭菜。离开时，也有老百姓当向导带路。白天我们和日军激战时，走失了近百头骡子，驮着大量物资。事后，老百姓纷纷主动将走失的骡子拉回来，送还给部队。
　　教导营安排驻在宋家岭休整。宋家岭有100多户人家，400多口人。村里建有两面政权，村长叫王殿臣，是党员，表面上给敌人干事，与他们周旋，暗地里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为部队收集情报，保护群众。敌人在村外大约两里的地方建有一个炮楼，高二三丈，站在炮楼顶上，可以俯视附近村寨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炮楼里有伪军1个排，20多人，加上两名鬼子（一个军曹、一个上等兵）驻守。我们过同蒲铁路后，支队司令员刘转连将支队机关携带的两门步兵炮交教导营保管使用。这两门炮是1939年三五九旅在山西灵丘战斗中缴获的。宋家岭的百姓没有见过炮，更没见过八路军也有炮，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村长王殿臣见我们有炮，认为我们的战斗力一定很强，就想请我们帮忙，把村外鬼子的炮楼给端了。
    我和营政委张有法商量了一下，觉得可以打。第一，宋家岭村外炮楼是孤立之敌。第二，有群众支持和内线配合。第三，八路军发动的夏季攻势作战，使得日伪各地驻军自顾不暇，不可能抽兵支援被围部队。而且我们教导营又新添了两门炮，战斗力强，打下炮楼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我们就向上级请示。但上级认为不能打，第一，我们打完就走了，敌人报复群众怎么办？第二，中央给支队的任务是南下，不宜恋战，怕暴露企图，招引敌人，影响开进。所以就没有打成。几天后，我们休整结束，离开宋家岭，继续向南开进。二十多年后，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平遥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几经周折找到我，调查宋家岭村长王殿臣的历史情况。他们问我："听说你们那时要打宋家岭村外日本炮楼，王殿臣把情报报告给敌人，没有打成。结果，八路军走后，炮楼上的鬼子和伪军到附近村上报复，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光宋家岭就被日伪军杀死5个人。"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我对王殿臣了解不多，是教导营驻到宋家岭后我们才认识的，他是两面政权的村长，敌人来了应付、维持，暗里为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做事。那时候在游击区，常常是敌人进村我们走，我们刚进村敌人就追上来，所以多数村里都建有两面政权。我们后来没有打炮楼，主要是支队首长不同意。至于说王殿臣将我们要打炮楼的情况告诉给敌人，走漏了风声没有打成，这不是事实。因为敌人就是那么一个孤零零的炮楼，满打满算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我们要打还是很容易的。说到王殿臣去炮楼的事，那是他去找内线做工作，准备配合我们打炮楼。据我所知，南下支队在宋家岭、山坡头、花堡一带休整，都是地下党安排的。王殿臣是村长，当时支队群工科介绍说他是地下党员，我们对他没有戒心。"我还给调查人员写证明材料。后来听说王殿臣很快就被解放，恢复了工作。7月初，我们到达沁源地区，这时的沁源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时间的围困战，已经胜利结束，沁源城内的日伪军全部撤走，八路军太岳军区搬进城里。南下支队途经沁源，就驻在县城附近。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鹤峰等军区首长，接见了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王新亭还向我们介绍了太岳军区目前的形势以及同日伪军作战的经验。军区参谋长邓仕俊为我们作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报告。7月中旬，我们从太岳军区驻地出发，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南下支队不及歇脚，又马不停蹄地绕过日伪军占领渑池县城，越过陇海铁路，接着从柳泉、三乡镇，进至豫西熊耳山脚下。自抗战以来，这里一直为国民党军队占领，群众基础较差。为了开辟豫西根据地，筹粮筹物，继续南进，中央命令南下支队在熊耳山地区北麓作短期停留，宣传抗日，发动群众。 8月11日，我们南下二支队正在陈吴、张午、东赵堡一带开展工作，接到中央的命令，停止南下，恢复三五九旅番号，立即北上，归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我们就渡过黄河，移师黄河北岸孟县待命。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后，驻地军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庆抗战胜利。
    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天，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道命令：一、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国民党军"加紧进军"，"勿稍松懈"。三、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日军投降后，驻扎在孟县城内、一贯与我八路军搞摩擦的国民党顽军张伯华部，继续与我军为敌。在我们三五九旅奉命渡过黄河向北开进时，他们派兵阻挡我们的去路，不让通行。旅领导迫不得已，决定8月28日晚攻打孟县，消灭张伯华部。孟县县城相当坚固，城内驻有伪军一千多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三五九旅打了整整一夜，没打下来。天亮后领导怕增大伤亡，只好撤了下来。9月2日，太岳军区第四分区派了两个团配合三五九旅再打，才将县城攻克。旅里原本命令我们教导营待命。我主动要求参战，但旅领导不同意。我不甘心看热闹，就带了两个排，随太岳部队冲进城里，抓了80多个俘虏，缴获一些白面。由于没有损失，刘转连旅长知道后，也没批评我们，默认了我们的行动。
　　几天后，我们奉命离开孟县，途经焦作，继续北上。焦作是中等城市，许多干部战士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很多新事物也是第一次接触，闹了一些笑话。比如一些战士见到电灯后，都觉得很新奇，有的人抽烟时就对着电灯泡点烟，却怎么也点不着，于是嘴里嘀咕："这叫什么灯呀，居然连烟也点不着。"一生气用枪托"啪"地一下将灯泡打碎。这样一来，不仅烟没点着，甚至连灯也彻底"点"不亮了。离开焦作后，部队奉命移师河南林县，林县是八路军太行山后方总部所在地，在那里我们受命准备进军东北。

老八路

第4部分、驰骋在松辽之间
1、挺进东北，改造警察部队
　　东北三省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耕地面积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它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近代以来，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一直视东三省为必争之地。沙皇俄国先是侵占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北、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将侵略触角伸向东北，引起沙俄的不满，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战胜后，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旅顺口、大连和中东铁路南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三省，第二年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进行殖民统治。像我这个年龄的前后几代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深仇大恨大都始自“九一八事变”。
　　自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广大中国同胞就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老一代的共产党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东北三省不仅地大物博，而且交通便利，铁路长度占当时全国的一半，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的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日本1943年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中国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70％，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势力就完全撤出东北，没有留下一兵一卒。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日趋严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削弱。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双方都想独占东北。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来临，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在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上就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就不保。”的确，如国民党占据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业资源，而且可以对共产党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极大的优势。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百万红军分兵三路，横扫号称拥兵70万的日本关东军，很快就解放了东北全境。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就在日本投降仅半个月后的8月31日，国民党就成立了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还分别委任了东北各省政府主席和各市市长，并利用东北老百姓的“正统”观念，收编大批伪满部队、土匪武装，着手接收东北。同时，在美国的支援下，从海、陆、空三方面源源不断地向东北调兵，企图独占东北。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战略地位同样重视。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就明确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讲？这主要是由于东北特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如果国民党占领了东北，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关内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我们控制了东北，一方面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同时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彻底摆脱长期被敌人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及时确定了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将这一方针简称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组成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以后又陆续派林彪、罗荣桓、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到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4位政治局委员，20位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央还决定调派10万军队和一百个团的干部配置迅速进入东北。10月31日，成立了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统一指挥。
　　正是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我们三五九旅南下二支队于9月2日正式在河南林县受命，进军东北，指定我们占领嫩江地区，建立政权。为了与国民党军抢时间，尽快赶到东北，旅长刘转连决定从各团、营抽调政治作风、军事素质好的干部组成先遣队，由旅参谋长贺庆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带队先行出关。先遣队共45人，其中营、团、旅级干部28人，警卫员17人。由于领导对我的信任，我荣幸地被选为先遣队成员。
    为了抢在国民党部队之前到达东北，先遣队每人配一匹骡马，一天走一百多里。我们几十人一路上得到地方党组织大力支持，每到一个村子，都已安排好住宿，准备好饭菜，备足马料，出发前还有向导带路。由河南林县出发，沿平汉路北上，经冀中深县、固安等地，我们在廊坊一带深夜顺利通过平津铁路。当我们北上路过平汉路时，我看到沿平汉铁路两侧，日军挖了一条连绵不断、数百公里长的封锁沟，沟宽约三四米、深二三米。日本侵略者挖这条封锁沟的目的，就是要切断八路军在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有效控制封锁沟，日军还沿线修建了无数的炮楼、据点，小村庄驻守一个班，大村庄驻守一个排，交通枢纽或县城至少要驻守一个连或一个营，甚至是一个团的兵力。由此可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不仅令日本侵略者胆寒，更是有效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此前在延安“七大”会议上，朱总司令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共抵抗了64％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通过我眼前看到的事实，可见八路军在华北大地上对日本侵略者构成的巨大威胁。
    我们向东北挺进时，日军大都集中收缩到县城附近。就在我们顺利通过平津铁路的那天夜里，我恰巧遇见了一起到延安的军校同学廖政武，他也同是一个干部队奔赴东北。我们已经好几年未见，这次能在行军途中相遇真是太高兴了，但由于行动紧张，彼此未谈几句话就随各自部队前进。先遣队再经香河、遵化等地，向东北疾行，于9月14日抵达山海关。
　　我们无暇观赏天下第一关雄伟景色，策马直奔山海关火车站，当时火车尚通，我们一行弃马登车，乘火车出关，继续北进。9月15日，我们到达锦州。当时，已进驻锦州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接见了我们，并作了东北形势的报告。会后他还热情地请我们吃饭，想把我们这批干部留在锦州。因为他是最早进东北的，部队发展很快，非常缺乏干部。我们个人对此并没什么意见，只是上级不同意。
　　在锦州稍事休息后，继续乘火车北上，直奔沈阳。在火车上，我们见到苏联红军纪律较差，同去的女同志被迫藏在厕所里不敢出来。从此，我对苏联红军印象很不好。
　　次日，我们到达沈阳，在火车站即被东北局的人带到郊外一所旅馆住下，不准外出，门外还有哨兵站岗。东北局书记彭真亲自到旅馆给我们作报告，副书记林枫宣布：“经请示中央，你们三五九旅先遣队同志，由东北局统一分配，到长春开辟工作。”记得彭真当时还信心十足地讲：我们要独霸东北。三天后，先遣队的同志被统一分配到长春工作。长春，位于吉林省中部，是京哈、长图、长白等铁路交会点。“九一八事变”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设首都于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长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指挥中心。8月21日，苏联红军占领了长春。因长春铁路网密集，四通八达，苏军占领长春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将苏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便于指挥。马林诺夫斯基还兼任长春市警备司令，任命随同苏军进入东北的中共党员、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为长春市警备副司令。
    苏联红军占领长春后，维持社会治安不可能完全依靠苏军。周保中就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建议成立长春公安总队。公安总队行使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因为在苏军占领期间，长春还没有中国人组织的市政府。公安总队下辖公安分局，负责保障苏军的物资供应，社会治安的维持。此外，如苏军同老百姓发生矛盾，也都由公安总队负责调解。公安总队成立后，根据中央意图，周保中通过长春地下党组织了解，向苏军推荐张庆和担任长春公安总队的局长。
　　张庆和，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曾任伪满洲国警官学校教官。张庆和的夫人李玉贞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同族侄女、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堂妹。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八路军、地下党的影响下，张利用在敌伪军校任职的有利条件，多次向八路军李运昌部和东北抗日联军传递情报，输送医药物资等。日军投降前夕，张庆和一度引起日军怀疑，并被列入黑名单，准备除掉，幸得上司担保，加之日本人也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才幸免于难。
    我们到达长春后，因受中苏条约限制和雅尔塔协定约束，苏军只能将长春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八路军在长春的合法活动。所以我们先遣队的几十人就只能分别安置在同张庆和关系密切的几个单位暂时住下，等待机会分配工作。张庆和为人很热情，我和贺炎藩就住在张庆和家里。几天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带领几十位八路军骨干也到了长春。东北局任命曹里怀为长春特别市卫戍区司令员，刘居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长春特别市市长兼长春卫戍区政委。曹里怀等人为了安全起见，也只能暂时住在周保中家里。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我党公开成立武装部队，周保中和曹里怀、刘居英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利用张庆和担任长春市公安总队局长的合法身份，将八路军骨干安排到公安总队和各地保安团，掌握武装，创建人民军队。我们先遣队45人，被分到10个公安分队或保安团，大多先当副职。原三五九旅保卫科科长袁福生、师政治部锄奸部长李剑珠、七一九团一营长颜德明等人到长春市公安局任科长。我和原三五九旅后勤部副部长、老红军战士贺炎藩分配到公安大队，贺炎藩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后改称政委)。我最初对这一任命有意见，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后，就一直搞军事工作，从来没做过政治工作，因此特别想当军事指挥员，带兵打仗。但作为党员，上级一旦决定后，便坚决服从，努力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