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一位平凡人的回忆

老八路

奔赴抗大的路上

1945年3月底，我们16名被批准上抗大的同学披红戴花，学校特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校长刘仁与公开党员身份的杨鲁光同志以及学生会主席都分别讲了话，祝贺祝愿我们顺利到达新校址，并祝我们学成后奔向前线杀敌立功。可抗大校址在哪里呢？谁也没讲，我们16人也都不知道。“一切听从党安排。”这句话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许问也不能问。由于保密原因，我没有对家人透露要远走高飞，只是在走前两天向我四叔徐永亭说了“我过两天到抗大学习”，并交代不要向我父母透露，怕他们拖后腿。四叔送给我一条破线裤，因为那时我只穿了一条单裤，连裤头也没有。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父亲赶到了，他从队伍里把我拉出来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到抗大我不会不同意。”接着从身上摸出皱巴巴的五角钱（胶东根据地“北海银行的票子”）塞给我。这五角钱虽然在当时也只能买双袜子，却沾着我父亲的体温，反映了他老人家深长的爱国、爱子之情。

离别了母校，告别了学校师生员工和胡八庄的群众，我们出发了。欢送会的队伍里，有乳山县派来的代表，有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有胡八庄的广大群众。我看到我的父亲站在高高的土坎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一面行进，一面回望着他老人家 ，直到看不见。

抗大的第一课，应该说是在奔赴学校的路上进行的。我们离开乳山师范后，走了两天的路到了胶东军区所在地，军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和欢送仪式，军区政治部主任彭嘉庆讲了话，大意是欢迎知识青年参加八路军，热烈欢送大家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接着给我们分发了武器，我分到了一门掷弹筒、四颗炮弹、四枚手榴弹。除武器外还有文件包，学习文件，一双布鞋，一条夹被，一个茶缸等，连同自己的原有物件加在一起，约三十斤左右的重量。

彭嘉庆主任讲话结束后，向大家介绍了苏敏指导员，说他就是护送我们去抗大的领导，带领一个连的还有护送部队。欢送会是在村外的空地上举行的，没有讲台，彭主任就站在我们面前，身侧有两个警卫员。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营房。当时的营房就是在祠堂庙宇和地主家的空地上铺上麦秸，排好席位，大家一个挨着一个，白天并肩坐，晚上挨着眠。

这时我们就开始过着完全的军事生活了！第二天胶东军区“设宴”为我们送行，所谓设宴就是饱饱的吃了一顿猪肉和白面大饼，这在当时就非常奢侈了。饭前苏指导员还专门给大家上了一课，说：“这是群众慰劳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表示万分的感谢！”我们的队伍不再是16个人，而是近200人了，加上护送部队已有300余人。我们的行军多在晚上进行，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走的都是山径、小道，大体上都是十里一小休，二十里一大休。遇到敌人扫荡则要回旋一番。我们的队伍行进到胶东西海区大泽山麓赵家庄时，险遇不测，那天刚刚吃了晚饭，要安排住宿时，突然吹了紧急集合号，几百人紧急集合进行了快速的夜行军，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返回到这个村子。事后，苏指导员对我们说：“昨晚敌人突袭了这个村子，辛好我们侦查准确，行动及时快速，否则就不堪设想了，这会儿敌人扑了个空，又返回某据点去了！”大家听后，又惊又喜，知道了军事情报如此重要！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堂军事课。

我们在这个村子只住了一天，又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子，当时敌人的小扫荡不断，影响了我们的进度，因而在这里就多住了几天。也就是在这个村子，我们又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每驻一地必须帮助群众干活，包扩打扫庭园做农活。我们驻扎的这个村是刚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群众的觉悟较低，由开始时害怕我们，到住了几天后又苛求我们，个别农民群众直接找到兵房催叫我们下地干活，说话还很难听：“八路军不就是为老百姓做活吗？为什么这会儿了还不下地？”帮他们干活，去农家借水桶、扫帚，有的人家明明有却说没有，因此大家有牢骚，觉得这里的群众太落后，对八路军没有感情。这件事被苏指导员知道了，在晚上点名时，他非常严肃的批评了我们：“这里刚刚解放，群众受党的教育少是事实，这个教育的责任应该我们来担，你说群众落后，你就先进吗？毛主席不嫌你落后吗？依我看，按党的要求，我们都落后，没有资格骄傲。要记住，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对母亲只有尊敬，不可骄傲！”他的这些话，我们从内心非常敬佩。那个时候我对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常识已有所了解，所以是能够接受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毕生难忘的。

老八路

夜突敌占区胶济铁路封锁线

别离了胶东大泽山区的小村庄，来至另一个村庄。这个村距胶济铁路较近，吃过午饭后，苏指导员和另一位身背匣子枪的同志做紧急动员报告：“每个人都必须整装待发，除原来的装备外，干粮袋里的粮食留下，一律换成煮熟的大饼子。”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这在当时是一种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会后谁也不敢问是为什么，一切按照安排执行。此时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整个下午，一方面整装，一方面归还群众的东西，等候着下一步的命令。下午五时左右，太阳落山前一扁担高的时候，集合号吹响了，集合后首先由苏指导员讲话：“马上行动，今晚要在胶县和高密车站中间穿过铁路和敌人的封锁线，要急行军，任何人不能掉队，否则有可能会被敌人捉获而被杀害。”接着他介绍了站在身边的军队干部，郊县大队的一位连长，今晚就由他率领的部队护送我们，护送队员们非常熟悉地形。这位连长在对我们讲话时说：“由于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所以要十分提高警惕，保守秘密，谨慎行进，不许高声喧哗，咳嗽时必须把嘴埋在袖筒里，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紧接着就开始行进，那简直就相当于跑步，由于负重大，也不可能跑得太快，一路“小跑”。大约行进一个多小时后，许多女同志和个别男同志跑不动了，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行进的脚步不可能停下来，考虑到一些体弱的同志实在是疲惫南行，就到经过的村庄征用了一些毛驴，让这些同志骑行。走了一阵子，到了铁路附近，在铁路两边的封锁线，敌人设置了许多障碍，有挖的深沟，有铁丝网，骑行是难以越过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同志只有舍去毛驴继续步行，为减轻这些同志的负担，这时除了掷弹筒、炮弹、手榴弹外，我的身上又增加了一枝“七九”步枪。

渡过铁路北侧封锁线后接下来跨越铁路，就在路过铁路时发生了问题。队伍里绝大多数同志（同学）从未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子，就好奇地用石头敲打铁轨，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夜晚分外响亮，瞬间从远方传来枪声，附近村庄也响起不停的狗吠声。此时传来口令：绝不能敲打钢轨，立刻跑步行军。跑了一阵后，又遇到敌人设置的封锁沟，那个夜晚，所有人都处于紧张警惕的氛围中，可以说是连滚带爬地才跃过了这条沟。夜深人静，大家脚步落地非常轻，说话的声音也尽量压到最低，然而，狗吠声依然不停，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八路军出入的地方号召（简直就是命令）把狗都打死的真正的道理。狗的听觉非常灵敏，吠声就等于向敌人送情报。

越过胶东铁路南侧封锁线后，稍微缓解了一下行军速度（每小时十华里），这时已感到十分的疲惫不堪和饥渴难忍，尽管每个人的背上都有干粮（大饼子），但是这时，大家已经没有力气去解开干粮袋了。我的感觉一是疲乏无力，二是渴得口干舌焦（行军途中不允许喝凉水）。又行进了约两小时，东方已开始发白，周围的景色也看清楚了，我们的足下是丘陵小路，两旁的大地上长着谷子和玉米的幼苗。就地休息的命令下达了，打前站的同志已到东面村庄找要开水。领队说：“西面约二里路是敌人的小据点，人数不多，不要害怕，但要提高警惕。”说实在话，这时大家都已经是疲备不堪了，同志们面面相觑，每一个人的眼圈都是青黑色，嘴唇也发青，绝大多数人都无力解开干粮袋拿东西吃。有几个身体素质不错的同志，主动取出干粮送给其他人，接过干粮时，我的感觉是连嘴都张不开了，那一刻的唯一期望是能喝上一口水。恰好小路东有一条小水溪，我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趴下身子喝了几口，刚巧被苏指导员发现，他大声训斥：“他妈的，你不要命了吗？”他跑过来把我抓住拖到队里。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挨骂，当时我20岁（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都很内疚自己违犯了纪律，也非常感激苏指导员对我的爱护深情）。

一刻钟后，开水送到了，大家喝足了水吃了一些大饼子，正在这时，西面敌人的碉堡里向我射击，护送我们的繆县大队立马回击敌方，我们接到命令立即整队紧急行军。很奇怪，这时大家好像一点疲劳也没了，行进速度非常快，简直是飞驰前进，就这样，不歇止狂奔了三十里路，到达滨海区根据地诸城县境，滨海军区派人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我们在一个大场院里，整齐列队后坐在背包上。欢迎会开始的时候，同志们已是疲惫不堪，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甚至很多人干脆就躺下睡着了。考虑这种情况会议开得较短，抓紧安排我们就地休息。睡了一会儿哨声响了，大我醒来时感到左膝麻木不听使唤（自此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未愈）。大家醒来后都忙着上厕所（土厕所）。经过长时间的急行军，一路上紧张劳困，加上基本都只啃干粮几乎没有水喝，大便起来极其艰难，几乎所有的人大便都带血，肛门都撕裂了（我也如此）。按理说饿了一夜应该是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地进食，然而吃饭时端起碗却不愿往嘴里送，吞咽非常困难，只想喝水，一碗接一碗往肚子里灌，刚喝进肚子里很快就汗流浃背，被排了出来，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疲劳过度、身体虚弱的表现。

苏指导员在总结这一段路程中说：“我们用十一个小时，跑了一百七十里路，顺利地穿越了敌人严密防守的封锁线。同志们表现的都很好，很顽强。”同时他也严肃地批评了其间的两个错误，一是过铁路时抓着石头敲铁轨，等于给敌人送情报。二是征用了群众的几条毛驴，影响不好。随即他又风趣地说：“骑着骑也，驴者驴也，骑驴者也不下几十个人也……。”大家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接着说：“这一夜大家都吃了苦受到了锻炼，但这点苦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比较算不了什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之，今后还要吃更大的苦，做出更大的牺牲，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坦诚的说，我当时的理想已不仅是打败法西斯，而且初步认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为寻求革命达到最终目的，只要能入党，我什么都可以献出来！

接下来仍是夜行露宿，又行进了很多天。这些天老天不作美，偏偏晚上下雨，夜黑路险，脚下泥泞坑洼，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不稳。身上水浇透体，冷得心里颤抖，而且负重增加，行进格外困难。上级传达了命令，要大家一个跟一个不准掉队，肩上的枪必须成45度以上角度，以防身后的人碰上刺刀。后来想起来这些天的艰难，总认为即便是冰天雪地里行军，也会比被雨浇身舒服得多。

从诸县县境出发向南行进，几乎走遍了沂水县，渡过沂水河进入沂蒙山区，在蒙阴县以南费县以北的一个大村庄（具体名称记不太清楚了），我们一行到达了抗大一分校驻地。校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政治部主任徐宏亲自出面迎接，并讲了话，对我们来到学校学习表示欢迎，激励我们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毕业后以充实八路军的干部队伍，为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力量。欢迎会后大家分别进入事先安排好了的营房，营房的布置很简单，土屋泥地垫谷草的床铺，然而我们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第二天学校又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身黄色的八路军装，每人分发了一支步枪（教练枪），把原来所配的枪支、手榴弹等武器都上交了，我和几位校友都配发了一枝德国造套筒枪，每个人十发子弹。

自此，抗大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老八路

抗大对我的熏陶

    到抗大的第三天，学校在野外举行了开学典礼，时间久远，能记住的有如下内容：

（一）学校领导表示对我们欢迎，并代表罗荣桓等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校领导说：“同学们，你们不远千里一路奔波来到学校，路上吃了不少苦，这些苦就是你们在抗大上的第一课。”当时大家听了后不大理解 ，之后才体会到这的确是真正的一课。

（二）介绍了抗大的发展历史，它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抗大一分校是由总校分出来的，经过晋东南转至山东，到我们这一期是第五期。

（三）目前的一分校设为如下各部分：“上干队”，由团以上干部组成；“军事大队”，由一大队抽调排、连、营干部组成；“文化大队”编号二大队（既我们的大队），是抽调学生和其他知识份干部组成；“机械化大队”，编号三大队，由初级的炮兵干部和高射机枪干部组成，此外，学校还设有特务连（即警务连）、文工团等组织。学校名称统叫抗大一分校，又称山东军区教导团，由于当时日本人下决心要清除抗大，不惜用牺牲五十个士兵的代价换一个抗大干部，二十个士兵的代价换一个抗大学生。出于保密需要，对外则称“鲁中大队”、“滨海大队”、“沂蒙大队”、“胶东大队”等（出于保密需要）。介绍了抗大校歌的内容，并由人领唱这首歌曲，先学习熟悉歌词内容再联唱，熟练之后要天天唱。

（四）宣布了校章和二大队培养目标——八路军基层政治干部，讲解了抗大教育方针。

（五）介绍了二大队领导：大队长王××，教导员赵超、副教导员赵广恩。

开学典礼后，由大队领导宣布各连队、区队、班的领导名单。我所在连的连长是一位老红军，指导员是董保田，区队长是卞立功。我被宣布任副班长，主管学习，并兼班军事教练，也就是军事动作先学一步，照样传授，这种教学见效快，可谓师生结合，教学相长。

此时适逢春季，阳光明媚、风和日暖。我和一道来的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融入这所大学校。抗大的生活紧张而有节奏，又非常的活泼有情趣，正如校歌中所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号吹响，立马起床穿衣捆背包、打绑腿束腰带、戴帽穿鞋；背子弹袋、书包、手榴弹和枪支等。开始做这些事时，新校友都手忙脚乱，急得满头大汗，十分钟时间也完不成上述程序，集合号吹响后，立即列队跑到操场，以区分队（排）为单位，绕场跑步两圈，然后集合检查。那时的状况简直是狼狈不堪。有的学员背包散了，有的绑腿脱了，书包内的文件撒了，更有甚者，鞋和帽都掉了，在初始训练中，我自己松脱了两次绑腿。经过十天左右时间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军号刚吹响，大家就齐刷刷起了床，一时间，捆背包时手拉背包带的丝丝声，打绑腿时两手交替绑带的啪啪声，在漆黑的兵营里发出非常有节奏的声响，之前十分钟完不成的过程，现在五、六分钟就够了。集合到操场后，首先进行的项目是早点名，由连长布置一天的任务，接着进行早操训练。上午的时间多为军事训练，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主要是政治学习，晚饭后有半小时自由活动，主要是同学们相互交流思想，接着集合起来进行晚点名，由指导员总结一天的学习、生活内容，对表现好的同志进行表扬，同时指出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接下来是一个小时的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生活会有时安排为娱乐晚会，大家与村民一起观看宣传队演出。晚上七点熄灯，领导查房查铺，检查是否有人脱衣服（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不脱衣服睡觉的），被子是否打开，枪枝武器是否按规定地点存放，是否有人不按时作息等等，一旦查出不符合要求现象，或当场纠正，或在次日早点名时进行批评。一天天就这么过来，生活与训练、学习非常紧张有序，也非常疲惫，如遇到紧急集合就更加疲劳，有的老战士们说：“不怕打仗，就怕练兵”。这就是抗大，是锤炼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学校、大熔炉。通过严格的学习提高思想，经过千锤百炼的练兵实践，天长日久的也就习惯了。我们的校歌歌词中说：“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我在抗大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就我个人来说，抗大是造就我的熔炉。

在抗大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课程内容来说，都学到些什么呢？我总结如下：

（1）在军事上：

认真学习和履行内务条例以及纪律条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乎天天要学要讲、要想要做。这时我们已接近抗战胜利，训练中更是特别强调正规化。因此操典的要求，对于军风军纪的要求比以往更加严格，细致到风纪扣、束皮带、戴帽子等小节，稍有差错就会受到严肃批评。我在军事学习中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射击、投掷、爬障碍、过壕沟、越芦柴、匍匐前进、拼刺刀及其它操练动作等都不落于人后，唯独跳木马一项是零分，没有越过一次。原本我的弹跳力并不算差，跳高总在1米45左右，原因是我在第一次试跳时让木马撞了胯裆，当时疼痛难忍，后来一遇到这个项目就心存胆怯。

（2）在政治上：

我们比较系统地是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主要是反对德、日、意，他们当时称为“轴心国”，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当时抗大校歌中就有“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的唱词。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主要是学习宣传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列举的斗争典型事例，是莒南县大店镇的庄英甫（外号庄阎王）的恶霸事实，以及对蒋、松、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揭露，主要揭露他们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内战，制造磨擦，“皖南事变”是最具体的教材。经过教育，使得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的幻想从头脑中彻底清除了。

在政治课的教学中，含有延安整风的内容、时事政策教育（国际、国内）、学习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开展向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学习。当时讲政治的教师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人，一个是杜平斋（解放后曾任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一个是赵超（建国后曾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副校长）。这二位教师知识渊博，讲得生动、深刻。

     (3)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学、战结合，一是主力部队解放了一部分城镇，就由我们驻扎防守，以便主力部队腾出手来转至新的战场。当时费县县城刚解放，我们学校就从蒙山前的一个镇子快步赶往，住进县城，主力部队则转移阵地，包围、攻打临沂城去了。二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主力部队攻打临沂时，我们的一大队直接参战，在战斗中，大队长等人负了重伤，其他大队一面教学，一面作为外围力量，防止敌人从西面突围和支援。（临沂城在费县东）

如果有人问道：“抗大一分校的校址在那里？”这个问题一句两句话是无法回答清楚的。因为经常转移，敌人的飞机只要从我们的驻地上空盘旋一次就要搬一次家，在敌人疯狂扫荡时更是如此，再就是当省军区给了新任务时也要奉命转移。所以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行军，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借房子、借用具，归还房子、用具等。借东西要还，损坏赔偿，在这方面的具体落实，一点不马虎。这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队伍严格的纪律，也是巩固军民鱼水情的具体表现。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抗大就没有容身之地。那么抗大究竟在哪里？只说山东还不行，因为它是从晋东南转而到山东的。单就我们一期来说，就曾驻扎过山东省的鲁中沂蒙山区、滨海区、胶东区、东北辽宁省安东的抚顺，吉林省的通化等地，最后在通化毕业。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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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寒山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们正在进驻费县的行军路上，从前队口口相传过来的一句：“好消息，日本投降了！”传到队尾，一时间，队伍欢呼起来，大家无不兴高采烈。为此，进驻费县县城后，领导专门作了“日本投降后的局势”报告，强调不能麻痹冲动，要继续战斗。我山东军区发布命令，任命马保三为济南市长，林一山为青岛市长，孙端夫为烟台市长。号召日伪军就地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接着在沂蒙山区攻打并解放了临沂，消灭了伪军王鸿九部，许多县城、重镇相继解放。我们的名称也由八路军改为人民解放军（但校名未变），发放了草绿色的新军装（据说做军装的布匹是从海上截获日伪军的）。我们队伍约在九月中旬接到通知，离开费县向东挺进（据说开始准备配合主力攻打青岛，抗大的任务是攻占飞机场，后又改变了计划）。

队伍经过沂水在诸城住了一夜，我们离开了沂蒙山区，但沂蒙山区纯朴、热情厚道的人民群众以及那里的山山水水令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们都学到了很多军事、政治知识，结交了广大的山区群众，这一离开，内心真实恋恋不舍，惜别之情油然产生。我们还有两名同学淹死在沂河之中，他们在那里长眠了。想想在那时，在战火纷纷的年代，真是视死如归，每个人都有随时牺牲的准备。

在诸城住宿后的第二天，我的左腿关节炎发作，很不舒服的。我非常害怕跟不上队伍，因此请示区队长到浴池泡澡，区队长吩咐一位同学陪我一道去（那时不准单独行动）泡完澡后，感觉好多了。第二天行军开始时感到有些微痛，后来就无痛感了。

从诸城出发后，我心情十分愉快，因为几个月前向西奔驰时，由于四处布满危机，只能在夜晚、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偷偷行进。而现在，我们可以昂首挺胸，大模大样地在阳光大道上阔步前进了，包括再次过胶济铁路时，也是如此，这是胜利者的情绪和举动！当时每天的行程是70～80华里，到了平度县境后，也不用再住大泽山了，而是进驻平度县城（这时抗大称作胶东大队）。当时的平度县城街道虽窄，但古文物特别是石牌坊甚多，对此我感到特别新奇，因为前所未见。离开平度县县境，住在朱桥镇，有天晚上，大队召集党员和班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山东分局和军区指示：“上级决定我们渡海到东北，要求每一个党员和班级以上干部必须坚决响应并落实到全体学员，一切行动听指挥”。此决定暂不向全体传达（全体传达是在龙口市）。听闻此决定，当时我思想上有些受到影响，原以为到了胶东就离家近了，谁知又要渡海北征。然而我懂得，作为共产党人，执行命令是不二的选择。第二天我给父亲徐永惠写了一封家信，告知“我要远去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在信上写了“徐永惠同志收”。把父亲叫做同志，在当时也属无奈的，因为按照学校对于此行的规定是，可以写信，但是不允许写行动方向，而且只限内部通信，叫同志就属内部（后得知，我父亲真的收到了这封信，我母亲还为我不知方向的远去寝食不安，经常掉泪）。

在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中，克服“家庭观念”是重要的一课，因为年轻人思念家乡会影响革命意志。对于我个人来说，此点针对性是很准的。我经常想家，特别是想我的爸妈和爷爷奶奶。此前有一个口号叫做“抗战胜利回老家！”而现在日本投降了，却又要远征，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就在这时，在朱桥镇的晚上，指导员董保田、钟香山（我的同学、党员）同志及时找我谈了话：“要想做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必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时豁朗，再次坚定了信念。尽管想家，但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起了主导作用，共产主义理想突破了我“故土难离”的家乡观念。

离开诸城不久，我们行进在烟潍公路上（从烟台到潍县的公路），与新四军第五师即黄克诚师并肩前进。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我们穿草绿色军装。他们的枪支不多，也是几个人一枝。作为主力战斗部队，这是为什么？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们在离开江苏时，留下了大部分武器，中央决定到山东补充，然而到达山东后，山东领导人黎玉未执行，为此他犯下错误，受到了处理。到朱桥镇前后，我们与黄师分道扬镳，他们从陆地转道经山海关挺进东北，我们则经过龙口市渡海北上。从北桥镇出发，当行进到黄县境内时，我们遇到美国飞机反复低空盘旋侦察，当时飞机低得惊人，掠过地面时，烟潍路面的尘土飞扬，驾驶员侧头俯视地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校部立即下达命令，令部队离开公路两侧伏卧，每五支枪一组，交叉对空瞄准飞机。但敌人既不扫射也不投炸弹，我们也不准开枪！这次我清晰地看到飞机标记是白星星（在此之前则是日敌的红圈圈），真是前门赶走了狼，（日本法西斯）后门进来虎（美帝），充分证实了认为“日本宣布投降就是革命成功”只是一种幻想，尚“必须继续战斗！”因为敌机也没开火，所以我们也一枪未发。我当时持的是套筒步枪（德国造），子弹上了膛，真想对准飞机射击，又怕违反纪律，心情特别矛盾。“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八路军的规矩，一点也不能违背。

一路疾行，夜晚到达了龙口市。在龙口市稍事休息后，听从命令我们作了三件事：第一：脱下军装换便服。这下，一个整齐威严的部队，变成了五花八门的民众。每个人都按要求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最为可笑的是我穿了一身妇女的衣服，红花绿底的大襟衣，头上却戴着男人的毡帽。这在我们的区队真算是第一“奇观”，大家都对我奇特的装扮发笑。第二：准备海上行进的干粮，每人发六个大饼，两个酱罗卜咸菜，六个莱阳梨。第三：有秩序的登船。一个区队（排）大概三十个人一条木船，教导员赵超同志也在我们船上，我校全体人员共乘七十余条木船以及校部两条小汽艇。

在大会作动员时，校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都不见了，只看到了政治部主任徐××。那时我作为一名学员，大的决策当然不可得知，后来知晓，曾、梁到第一师去当师长和政委了。

夜晚时分，行进至龙口码头，在龙口大街上，我突然闹肚子内急，四处无厕所，就想忍着到了码头再解决。然而没走多久就忍不住了，当时肚子疼得要命，马上就要泄到裤裆里了。这个时候什么好像都不顾及了，唯一的心理需求就是“大便”。我前后左右环顾，发现前面侧方不远处有一根电线杆影子，赶紧解开裤带做好准备，等离得近了，就离队向着电线杆方向急步快跑，褪下裤子就一通大便起来。便后的感觉舒服极了，简直像神仙一样。这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极深刻的，由此我得出一个小的哲理，当你在最需要时（这个需要当然指正当的需要），得到哪怕是微小的满足也是最幸福的。当时这一举动，还差点被我身后的同学误以为我是开了小差。

船开动了，摇摇晃晃，船舱内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的躺着，头枕背包，怀抱枪支和书包。舱内的气味非常难闻，多数人因晕船而呕吐了。衣服上、面部甚至头上都沾了呕吐物。我是这个船上三十余人中仅有的几个不晕船的，由于下令任何人不得出舱，大家都极尽忍耐着，看到教导员赵超实在忍受不住了，我们几个不晕船的同学伴他出了船舱，到了船面上去。他一面呕吐一面抠着石榴吃，我从未吃过石榴，心想：“他哪来的这东西”。

夜晚的海风吹打着海浪，一个个浪头打在船面上，溅到我们的身上和脸上。虽然才是秋季，在这风大浪急的夜，却感到非常的寒冷，但这要比呆在船内闷气要好得多。这时东方已现出了鱼肚白，不一会，太阳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朝阳海上初升的过程是十分壮观的，开始是一条红色的线，接着像一个半圆的月亮，当初离海面时，似乎滴落几滴海水！这种景象虽是回忆中的描绘，但当时的确是赏心悦目。记得立于船头的几位同学就此景象问赵超同志“为什么日出日落是红色的，而中午却是白色的呢？”赵超同志微笑了一下说：“你们这是要考我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北平大学的毕业生，自然也是就此求问。他就把日出、日中、日落因空气厚薄不同而改变颜色的道理讲给大家，接着又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干革命，到现在就像初升的太阳，路程还长着呢！”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虽不多，却说明了他很会做思想工作。

太阳升起来，天放亮了。区队长说，大家可以到船面上透透气，但不准带枪，分三批，每批十余人，半小时。这时，部分同学开始陆续上了船面，但多数同志因晕船仍睡在舱内。从船上纵观，七十余只木船一字形拉开，在海上排成长队，船与船的间隔在50米左右，我们乘坐的船恰在中间位置，放眼望去，前后都望不到尽头，真乃奇观、壮观也。由于海潮奔涌，海浪起伏不定，尚要时刻躲避，以防海浪扑身。远眺于海波跌宕间的那些船只，似乎像是时而被海浪吞没，时而又被海浪推向尖顶。此情此景，起初感到十分惊险，当时我想，在茫茫的大海中，四面不见陆地和山影，如何规避险要，只能是靠舵手的技艺了。到了第二天傍晚，预料不到的真正险情发生了，一艘汽艇送来校部的指令，“在东南方向发现七艘敌人的兵舰。”我们立即全体警戒，做好战斗准备，同学们解下绑腿，将每五个人的绑腿接连为一条绳，首长说，一旦敌人向我开火，就跃上敌舰上和敌人混战，所有船只听从号令，集中火力、人力，打击一艘敌舰。如果敌人不开火，我们仍要隐蔽好，万万不可暴露自己。当时我们所有人都身穿便服，这已是最大的隐蔽了，现在需要做的隐蔽措施主要是不暴露枪枝、武器，不准有许多人到船面上。区队长坐在“船老大”身边，伪装成船工。同学们完成连接绑腿任务后，都紧张地坐在舱内等候命令，许多人还在晕船和呕吐。等了一会，听到一声汽笛的长鸣，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的铺位紧靠船舱口，在汽笛长鸣时，我悄悄地爬到舱口张望，只见黑压压的一群兵舰，像一座座大山，横在我们船队的南边。舰上挂着白星旗（不用说又是美国的）。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些军舰是在帮蒋介石向秦皇岛运兵。

这时又接到命令，敌舰要从我们船队中穿过，我们的船与船之间要拉开距离。不一会，军舰开始从船之间穿过，只觉得船身颠簸摇晃的十分厉害，从舱口一阵阵地向舱内灌水，我们立即将舱口盖住。约十余分钟后感到平稳了，我们指挥部（校部）的汽轮送来情报，说敌舰已经去远了，危情解除。这时我们几个班长、副班长和区队长、教导员都走到船面，向西眺望，只见美国的七艘大舰队与刚落山的太阳，几乎同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之前那阵颠簸就是军舰穿过时掀起的海波所致。当时想，这些钢甲庞然大物如果对准我们的木船横冲直撞一下，就足以使我们沉入海底。回想起来还真的后怕。然而当时，我们确实是做好了思想准备，抱着等死不如战死的精神准备迎战的。

当夜路过大连，我们想在大连登陆，但苏军不准许，本想向他们要些苏制武器，也被拒绝，理由是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说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日式武器，我们未要。船队继续前进，第三天下午，又遇到一件小小的险情。正行进间，这就是与鲸鱼相遇了，各条船上突然敲锣打鼓，焚香烧纸，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莫名其妙。船主指着东南海面一股股时起时落的水柱说：“我们是祷告海神的。” 经过一阵敲锣打鼓后，果然这些水柱逐渐走向远方不见了，人们迷信的认为是祷告生了效，其实是鲸鱼群被锣鼓声吓跑了。这时所有的同志都不晕船了，大家坐在船面上赏景、就着咸菜吃大饼，啃梨。前两天许多同志很少进食，所以干粮剩下不少，我们几个不晕船的把自己的干粮差不多都吃光了，其他同志主动把干粮拿出来与我们分食。海浪起伏，秋风掠身，感觉十分清爽。空中飞翔着海鸟，水中不时看到伞状的海蜇和鱼类，这些景状都是离海岸不远的象征。船主告诉我们船上带的淡水快用完了，每个人只能分一茶碗水了，距离登陆的地点还有一段路程，大家要节约用水。这天下午，我感觉非常良好心情愉悦，大家有说有笑，还有唱。是啊，空中赏鸟，海中观鱼，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听说快要登陆了，心里格外高兴！我们不仅战胜了海浪，躲过了敌人的大舰队，惊跑了鲸鱼群，就要胜利登陆了，又可以舒心的观赏海、空美景，怎能不开心呢。太阳落山后，我们又回到舱内，行驶了一夜，凌晨到达庄河县城西二十里的海边停船，由于没有码头，船不能直接靠到岸上，所以大家只好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海水，摸着黑一个跟着一个地上了岸。全部登陆完毕后，东方才开始发白。这次海上行驶，共度过了四夜三天，在这四夜三天里，没有造成任何的人身损失，像我们这样乘坐木船，并能安全顺利地渡过渤海进入黄海到达庄河是少有的，甚至是创记录的，所用的时间也是最短的。总之来说，这次行驶是比较走运的，风向也给力，我们船队向东北方向行驶，刚巧那几天刮的西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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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进入东北

我们争分夺秒向东北运兵时，国民党蒋介石也抢时间向东北运兵。由于我们坚持华东、华北抗日，离东北近，所以虽然在海上交通工具落后、陆地全靠两条腿的情况下，却能捷足先登。而国民党虽然有美帝的帮助，使用先进的交通工具，由于他们在大后方，离东北远，反而比我们落后了一步，落后一步就会被动十天。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红军驻扎在东北旅顺、大连等要塞，国民党军不能在那里登陆，大兵舰又不方便在浅滩靠岸，必须绕道。说实在的，我们的木船能做到直达不须绕圈子，还是要感谢苏联和斯大林的，尽管对于其不允许我们在大连登陆有意见，但明知苏联是支持我们的。

登陆后在附近村庄吃了早饭，早饭很丰盛，大米饭、带鱼和小菜尽管吃。大家敞开肚皮海吃，谁知“物极必反”，许多同志因吃得过多，腹胀难忍都呕吐了。吃罢早饭，背起行囊继续行军，上午十时到达庄河县城。这二十里路的行军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是浑身感到漂浮，这是因为由海上漂游改为陆路行走的承受不同所致。二是在空中时有苏联红军的飞机掠过，对此我们不再惊慌，因为是“老大哥”的飞机。沿路苏联的军用汽车往返穿行，老大哥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也对他们的友好表示回应，大家不时呼喊着“斯大林乌拉！”他们则回呼着“毛泽东乌拉！”我看到他们许多汽车是由女人驾驶的，心里非常佩服。大家也都纷纷称赞：“女人也能开汽车！真是了不起”。那会儿我就想，将来我们的女同志一定也能做到。

到了庄河县城，我们列队举行了“入城式”，列为四条纵队在大街上行进。由于经过了学校的正规化训练，我们的队形和步伐是很整齐有序的，唯有穿的衣服还是五花八门的便装，不像军队的样子。我仍旧穿着那件红条条女上衣，和大家一样，左臂都佩带“辽东人民自卫军”的徽章。当我们高喊着一、二、三、四齐步走时，大街两侧观看的群众中，有人捂着嘴暗暗地发笑。由于我的穿戴特别突出，穿红条条女衣，头上戴老头毡帽，身扛着长枪，所以非常引人注目，总觉得好像都在看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庄河县城驻扎着苏联红军，他们穿戴整齐，武器先进，所有战士是背着自动转盘步枪，即使两个人走在大街上，也是列队齐步行走，这给了我良好的印象。当天中午我们吃的是大米饭和炖带鱼，大家都饱餐了一顿，我一连吃了三碗大米饭，一大碗带鱼，结果肚子胀得要命，只有按照医生指导，将手指头伸到喉咙里搅和，把饭都吐了出来。医生批评我不接受教训，因为我已是第二次犯这种错误了，第一次是在沂蒙山区，一顿吃了八张饼，腹胀难忍被迫呕吐出来。在战争年代，这种现象不只我一个人，很多战士都涨过肚子，大都是因为在饥饿后暴食所致。

我们在庄河县城住了两夜，并与苏联红军一起庆祝了十月革命（11月7日），然后就继续步行前进，经大孤山，大东沟到达安东（今丹东）。我在大孤山住宿时犯了一个错误至今感到惭愧，事情是这样的：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到达大孤山镇，住进了一所中学（学校放假无学生），由于过于疲劳，晚饭后，没有按照规定察看地形就躺下睡了。到了半夜，我闹肚子，出了门四下找不到厕所，张忙中模糊地看到一个木棚，以为那就是厕所，进了木棚恰好地面有一个空洞，结果当是粪坑就蹲下便了。在大便的过程中，听到洞中有澎澎水溅的声音，才感到不对劲。便后起来摸黑找寻，发现木棚柱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仔细一看上写“小心水井”四个字。当时我就感到心慌意乱，这下坏了，给大便到井里去了！回到屋子后，因感到十分内疚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听到有人在外面吵嚷“是谁屙到井里的！”这件事我不但在当时没有公开承认，即使离开孤山镇后许多天也没有坦白，是在到苏家屯时才对同学们说了。由此可见，一个人要从思想上认错，并不容易。

我从内心盼望着到了安东，能被肖华司令员能接见一下，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到达安东后，队伍没有停留直接上了火车北行。这时的心情感觉比较空落，因为肖华是山东军区的老首长，本以为可以见上一面。

我们乘坐的火车是拉煤的敞篷车，虽然速度快，但凛冽秋风的寒冷也是很难忍受的，我们交头接耳低声议论“在陆地步行虽是脚底打泡，却浑身热乎乎的，这坐车了，却是寒气透骨穿心。”不可否认，乘车速度快，使我们争得了时间。夜晚上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了沈阳，若靠两条腿的话，至少需要七、八天。

我们在沈阳车站等待驻防地安排，看到苏联红军一些在站台上走动、交谈，一些在客车厢里微笑着向外张望，而我们却规规矩矩地在拉煤车上，两相比较，差距很大。但说实在话，这种差距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不舒适的反应或反感，苏联红军是支持我们的老大哥，理应比我们的待遇好一些。“只要熬得住寒苦，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内心这么说，这个观念在我的脑海里反复闪念。然而，当看到个别苏联红军士兵拿着酒瓶东摇西晃地在路轨上横穿竖走，边喝酒边嚷嚷，有时把酒瓶随手扔在轨道上，这个行为，我是反感的。

约等了两个小时，接到校部通知，说是林、罗等首长指示：我们不在沈阳驻防，到城南苏家屯驻防，任务是准备打国民党的空降兵（大意如此）。这时国民党军已到达赤峰朝阳一带，在沈阳已可听到炮声。尽管自己心里有点想在大城市住下，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教育，很快在思想上占了上风。

行进一段路后，我们在苏家屯住了几天，尽管全体严阵以待，但并没有见到国民党的空降兵。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大纺织厂内，在那里我们每人发了一件毛衣，一双高筒皮鞋。接着继续向东行军，本来预备坐火车，领导解释说：“火车接到任务，运出‘北大营’兵工厂的武器弹药，我们只有步行”。为了给部队运送武器弹药打胜仗，当时大家都理解，也都想得通。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逼近沈阳，日寇留下的北大营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还是没能运完，余下的引爆、焚烧了。

从苏家屯出发了，除了平时的行军规范（十里一小休、二十里一大休）外，队伍里多了一个特点，就是每人脚上都穿了一双高筒皮靴，上身穿了一件毛衣，心里感到“神气”了许多。穿毛衣还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外面还有衣服罩着，（我在苏家屯有幸把那件女人的褂子换下了，但却换了件关东军的服装），而穿皮鞋则是暴露在外的，多神气啊。开始走路时还故意碰撞地皮，发出声响，特别是进入村庄时更是如此。这种虚荣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受不了皮鞋的重量和摩擦，脚跟和脚掌都磨出了大水泡。因此在走了40里路后大休息时，都纷纷把皮鞋脱下，换上了由山东穿来的布鞋。那些被换掉的皮靴，有的送给老百姓了，有的直接扔在路边。那时行军走路第一，没有人为一双皮鞋而惋惜。仅就穿皮鞋和布鞋这一点来讲，学校领导还是英明的。在苏家屯临行前，就交代布鞋不能丢，必须绑在背包上带着。

经过一段步行军到达煤城抚顺。这个城市烟雾弥漫，连麻雀的羽毛都是黑色的。抚顺烟囱多，煤堆多。我看到很多地方堆积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煤，据说这些煤堆还会自燃起火，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它并不影响我们的“胜利”心情，任何事情都比不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兴奋和骄傲。

在抚顺市驻防七、八天，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时段——我入党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指导员董保田找我谈话的内容：“国通同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自10月16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你的介绍人是卞立勤和王文兴。”当时我高兴极了，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我的志愿终于实现了。别了董宝田同志回到班里，有人问我：“指导员找你有啥事？”我说：“问我有什么思想问题”。但我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脸上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那个时期加入党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对人说，当时王文兴同志（我师范的同学）直接问我“指导员对你说了吗？”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了他。这时区队长卞立勤同志已调离工作，所以是由董宝田同志通知我的。由于兴奋过度，那些天有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二次严重失眠，第一次是在乳山师范，因为得知自己不是党员而失眠，这次却是因为自己入了党而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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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通化见过朱瑞

从抚顺又出发了，若干天后到达通化。这时天气更加寒冷了，冒雪行进，一路上还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最主要是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每到一个城镇都见到有“维持会”的办公地址，但当我们在墙壁上写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标语后，“维持会”的牌子就不见了。所谓的“维持会”，其实就是国民党人和亲国民党者组成的，还有日本投降后由“维持会”组织或自发组织的“保安队”，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班在“打前站”的路上，缴获了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连）的武装，当听到我们大喊“放下武器”时，他们就弃枪逃跑了。在这一段行军过程中，我积极参加了写墙皮标语的行动，由于天特别冷，写标语时石灰水粘在刷子上很快就冻住了，所以写标语时速度得快。天寒地冻，我的心却是热的，因为我入党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在新宾县（当时叫兴京县，是满族皇族的旧部），我们排练并演出了话剧“三世仇”，我在此剧中扮演了一位贫苦老人，演出效果不错，我在台上看到观众被感动得直掉眼泪。

到通化后，我们驻防在市南郊“快大茂子”村。这个村大部分居民是朝鲜族。这已是11月下旬，天气很冷，我们上至校领导，下至教职员工和学员，都还只穿着单衣军装和一件毛衣。我们接到命令到市内听首长讲话，地址在市内一个大剧院（记不清是什么戏院了）。台上坐着我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炮兵司令朱瑞和通化专员公署专员蒋亚泉、抗大学校政治部主任徐××（记不清了）。报告会主持人徐主任介绍说：“朱瑞同志是山东的老首长、山东分局书记”。听了介绍后大家热烈鼓掌，当徐主任说：“请朱瑞同志讲话”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朱瑞同志站起来向大家抬手致意后，开始了他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同志们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天这样冷还没穿上棉衣。我却穿了一件皮大衣，这件棉衣是蒋专员供给的，我心里很不好受，就这一件，也不能切开分配给各位同志”。说到这里台下一片呼喊“首长穿！”他接着说：“请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五天以内保证给大家发棉衣。”台下又是一片呼叫“请首长放心，我们忍得住！”（会后的第三天就发下了棉衣）。第二个内容是：解决一部分同志的地位观念和婚姻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说，在抗大工作多年还是营、连、排干部，而自己的学生都当上了团长了，整天南征北战，连个老婆都娶不上……。”他解释说：“当大干部也不容易，你们知道我是山东省的一员化领导，由于水平低，没有领导好，我现在能当上一个炮兵班长就不简单了，大家都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像他那样的领导，如果有20个我们就在全国夺取胜利了！”他说：我在延安临走的时候到毛泽东同志家里话别，他对我说：“朱瑞同志，你到东北去搞我军的机械化，一年搞成就一年胜利，十年搞成就十年胜利，搞不成机械化就失败”！又说：“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我一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东北领导搞好我军的机械化建设，同志们说对不对。”台下应呼“对！”他接着说：“至于同志们找对象问题，这当然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们刚到这里，群众不认识我们，蒋介石国民党又在后面追，谁肯找你嫁你？我们的办法是：做好工作，巩固好东北根据地，到我们胜利的时候，你不找她，她还要找你，你还要挑来挑去呢”！说到这里台下喜悦的大笑连成一片。这已是四十七年前的情境了，主任的教诲，他亲切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辽沈战役攻打义县时，朱瑞同志光荣牺牲了，但他的功绩却是永存的。后来知道他曾犯过错误，但我想，他能正确对待错误，公开承认自己水平低，在山东工作时未领导好，这种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大快茂驻防期间，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问题（其中包括对苏联红军的认识问题）。当时，大家对苏联红军驻扎在旅顺、大连不把驻地交给我们很不理解，对苏联运走工厂的机械设备有意见，对个别红军成员的军纪作风方面（如调戏妇女、拿东西不给钱等）有意见。对此领导的解释是：旅顺、大连将来都会交给我们的，如果现在交给我们，我们也守不住。拉走的机械设备也是这个原因，将来他们会归还。至于苏联红军的作风、纪律不好，那是个别人的不是，因为在他们队伍中，有些红军战士是从白俄分子中编入的，尚未教育好，所以出点问题并不奇怪。经过这些解释，大家的思想认识基本上通了，因为“苏联老大哥“这个称呼以及它带来的概念，在我们脑子里扎得很深，所以很容易被说服。除此以外，重点解决了两个思想问题：一是个人主义和平享乐观念。二是个人主义地位观念。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对我紧追不舍的形势下，必须保持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不能也不该是抱着天下太平的享乐态度。至于地位观念，应该用朱瑞同志所说的话”当好一个炮兵班长也不容易”的思想来对照自己，服从组织分配，做好本职工作，不计较地位高低。

第二，正式宣布结束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使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所以这一举措是必然的。结束抗大使命后的人员安排，大部分到部队任职，部分班同学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政大学（位于哈尔滨）。我的想法开始时准备到空军部队，经体检因身体不合格而未成。王文兴、张积勋、李志刚都如愿被分到了航空学校，我和宋绍文、宁有才随同政治教员杜平斋、军事教员朱××等分到通化专员公署任职。我的具体工作是于专员公署的秘书处，任‘监印’校对科员，由秘书长直接领导（秘书长兼处长）。自此，我结束了抗大的学习生活，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监印’就是负责专员公署和专员印章的保管和盖印，其前提是必须由专员或秘书长的最后签署；“校对”就是凡由专署或专员发布的文件、布告等，必须与原稿相符，不许有任何差错。上述两点是我的基本任务，如果发现不符之处须请示汇报给秘书长夏骏青同志。我在担任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相关知识，如公文的程式种类：命令、通令、通告、指令、布告等。当时公文中的八股气味甚浓，后经过改革，上下级行文基本采用了公函形式。由于自己文化基础差，曾出过一次笑剧，使我感到很难堪，也很自责。当时在秘书长起草的布告正文中有“一经查获，严惩不怠。”的句子，我把“一”改为了“已”字，秘书长在审稿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后，告知我“一”和“已”两个单词的不同含义，并交代说：“校对人员无权修改原稿的字句，如认为有错误可送交起草人，并经起草人同意后方可修改。”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对我来说，不仅增长了作为校对人员纪律和规范的意识，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多地注意了弄懂文章中的词义。

专员公署的办公大楼是原伪满国通化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在当时算是现代化了，有暖气、洗脸间、澡堂、水冲厕所等，办公室里还有地毯、沙发、写字台、转椅、钢丝床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享用，而且是第一次见到的，在心理上有些美滋滋，有一种“革命胜利了”，可以享受享受了的感觉。就在这个时段，蒋介石的国民党占领了沈阳、抚顺等地并继续东进，敌进我退的局势仍在发展。针对这种思想和局势，党的省分委和专员公署广泛地开展了“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的教育，反对在花花世界里贪图享受的思想，这些教育是非常及时有利的，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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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通化2.3暴乱事件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三时十七分，在吉林省通化市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反革命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和已降的日本关东军师团参谋长藤田密谋发动的。直接参与武装暴乱的达九千余人，大部分是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些被拉拢者，分别潜伏于我通化专员公署、专署警卫连，市、县政府，市、县大队、航空学校、炮兵学校、电灯公司、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我当时在专员公署工作，直接参加了保卫专署大楼的战斗，参加了搜捕残敌的斗争，听取了关于暴乱始末的报告。现根据我的回忆，记叙下列事实和情景。

（一）解放后的通化市人民沉浸在欢乐喜悦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抗大一分校按照上级指示，由山东开往东北，最后一批学员在通化快大茂子村分配工作，我和宁有才、宋绍文等同志分配到通化专员公署。宋绍文任教育处科员，宁有才任民政处科员，我任秘书处科员。

专署办公大楼系原伪满通化省政府办公大楼。当时我亲眼目睹到，通化市人民当时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之中，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商店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院里座无虚席。我们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那里的工人同志有秩序、紧张地劳动着；还参观了为我军培养第一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在教练机上，我的同学向我们介绍了飞机的性能和构造、飞行原理等。人民政府（当时在通化主要有专员公署和市、县政府）有效地行使着职权，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当时有通化支队、市、县大队等）和公安部队。炮兵学校等也设在通化市，各类学校均已开学……。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通化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我当时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寒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和平、建设、幸福得到了体现，不仅一派祥和，甚至已经得到了美好的享受。每到星期天或每天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宁、宋和我在秘书处、教育处、民政局等地方聚在一起，或在地毯上盘坐、打滚，或坐在沙发上左右转圈，或到戏院看戏，那种情景，简直是美滋滋地妙不可言。

（二）大年初二的春寒，惊心动魄的大暴乱。

然而，现实并不像我天真的想象那样，革命并未成功，斗争仍是严酷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专员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在会的党员我记得共有十几位：蒋亚泉（专员）、夏骏青（秘书长、支部书记）、甘××（民政处长、支部委员）、杜平斋（教育处长）、郭绍仪（教育处付处长）、刘西淼（公安处长）、朱××（司法科长）、总务科长、宁有才、宋绍文、徐国通、田洪起（秘书处的警卫员）、专员的警卫员（名字记不清了）。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蒋亚泉、甘处长传达了省分委紧急指示，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暴动阴谋”。传达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已投降的师团参谋长藤田，阴谋策划发动暴乱。这一阴谋已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其总部设在转盘街一栋二层楼上，经抄查，缴获了全部暴乱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二月三日凌晨，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三时四十七分，玉皇顶上发火为号，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发起总攻。一路占领通化支队（我军分区）；一路攻占专员公署；一路占领公安局；一路攻占航空学校。并开出坦克若干辆、飞机若干架助战；一路攻进监狱，放出被押的关东军大佐以上战犯；一路攻占市、县大队和市、县政府。打入上述各单位的潜伏人员需伺机而动，在未取得“胜利”前仍旧隐蔽，以防万一失败后准备再举……。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潜伏在各单位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专员公署内潜伏者有十余人，其中有警卫连的两个排长、一个文书、一个机枪班长（名字我已记不住了）。

敌人的总负责人是孙耕尧。这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为了表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名字中的“尧”字加上“日”字旁，改为“晓”字。总指挥为藤田。他们还起草了“胜利”后的布告。查抄时，孙耕尧被我捕获，藤田逃跑。上级分析，由于其总部被抄，计划暴露，暴乱分子很可能不会按原计划进行。但也不排除由于藤田在逃，其力量一未暴露，二未受到打击，有可能按原计划进行的情况。我们的一切行动，须按后者做好防备。

传达完上级上述指示后，专署领导和支部决定：

（1）成立指挥机构。指挥部由蒋亚泉、夏骏青、甘处长、朱科长组成。蒋亚泉负责对外联系（主要是打电话与领导机关和通化支队联系）；夏骏青负责军事指挥，朱科长协助（夏骏青当过县大队长、副团长，朱当过军事股长有战斗经验）。

（2）收缴一切留用的伪职人员的武器，包括长短枪和洋刀等。

（3）派专员的警卫员担任警卫连长，秘书长的警卫员田起同志为政治指导员。两挺机关枪由连长、指导员分别操控（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举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要封住大门不被敌人攻破，机枪的威力是最大的，而机枪班长是隐藏敌人。至于其他人怎样？不可随意轻信。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反暴乱战斗时，敌人几次蜂拥欲从大门冲进，均被两挺怒吼的机枪镇压下去了）。

（4）警卫连的两个被拉拢潜伏的排长和机枪班长、文书，一律拘留看押。

（5）由连长、指导员率领警卫连守住一楼和二楼，但不准到三楼。这一措施的用意有两条。一是坚持抵抗不能后退，二是防止隐藏在我们内部未被查明的敌人闯到三楼。

（6）所有在大楼住宿的干部（当时没有职工宿舍，外来干部都住在办公楼里）一律住到三楼，并分工守住三个楼梯口。公安处长刘西淼和我被分配把守三楼西楼梯口，宁有才和另一位同志守住东楼梯口，其他同志均布置在中间大楼梯口。我们守卫三楼的人没有重武器，但每人至少有两把手枪，有的同志还有手榴弹。当时，专署还有十二人的警卫班，都佩戴驳壳枪，也住在三楼，主要任务是守卫中间楼梯。

安排就绪后，夏骏青同志宣布各就各位，这时已是夜间十一时，我和刘西淼同志到达了三楼西楼梯口。

夜幕笼罩着的整个大楼非常肃静，天气十分寒冷。这是大年初一之夜，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不知三点四十七分到了的时候，究竟会怎样呢？谁也不敢料定会不会发生我们准备对付的事件。常言说，人逢佳节倍思亲，而此时此刻，什么家呀，父母亲呀，兄弟姊妹呀，在脑子里一点位置都没有。我焦急的、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三点四十七分的到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灯是否会三明三灭，注视着玉皇山是否有火焰（那几个小时感觉特别长，简直是度时如年）。

暖气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外面下着小雪，东北风嘶嘶作响，只觉得寒气袭人。我戴着皮帽，放下帽耳，但鼻子却冻的难以忍受。我看到刘西淼同志的睫毛和稀疏的胡须全蒙上了白霜，他看看表，低声向我说：“三点四十分了！”我更加紧张，心咚咚直跳。正在这时，嘭的一声枪响，我不由自主“啊”了一声，接着就感到两耳嗡鸣，一股火药味迎面扑来。在中楼梯口处，传来了夏骏青同志严厉责问：“怎么回事”？刘西淼同志对着我的耳朵连声说：“我不小心，枪走火了”。他指着水泥地面说：“你看，打了一条小沟”。我低头一看，这个小沟就在我身边，我的棉鞋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原来这颗手枪子弹碰到地面后，弹了出来，从我的棉鞋底边穿过，但没伤着皮肉。夏骏青同志正在继续查原因，忽然电灯灭了，他急忙回到中楼梯口，大声呼喊：“同志们，准备进入战斗”！话声刚落，电灯又亮了。刘西淼同志看着手表，时针正是三时四十七分。我们明白了，敌人果然完全按计划行动了。接着又是一灭、一亮、一灭。整个通化市一片漆黑，我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看去，果然腾起一炷熊熊火光，顿时杀声连天，敌人向大楼冲来。不消说，通化支队、市、县政府等单位此时也在迎战了。我们的机枪在吼叫，步枪、手枪不停的射击声，手榴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这些声响在夜间的大楼里，比在野外重磅炸弹的声音还要大，简直震耳欲聋。

战斗中，夏骏青同志反复地大声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决不后退！通化支队快来了，上当受骗的兄弟们，你们不要听信敌人的话，和我们一起战斗吧，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对你们的过错，我们不予追究，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轻举妄动，就坚决消灭。”他喊累了，就由朱科长接着喊。约战斗了一个小时，蒋亚泉同志从四楼下来，反复交待：“千万节约子弹”。他的用意很清楚，如果子弹打光了，在敌众我寡这种彼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将意味着什么。夏骏青同志会意，他对专员说：“请继续与通化支队联系，快速派部队支援”。蒋说：“开始我联系上了，支队司令部说他们也正在与敌人战斗，暂时拿不出力量支援，现在又联系不上了，电话不通，有可能电话局被敌人占领了，或者我们的总机在一楼被敌人破坏了”。这时一层楼正在激烈的战斗，警卫连的一部分已撤到二楼，并把火力主要集中在二楼正中楼梯，直接向大门口和大厅射击。连长和指导员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即是全连的指挥员，又担任机枪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是那样机智顽强，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战斗，使敌人的尸体布满了门庭和大门口。作为指挥员，夏骏青同志的指挥是出色的，面对敌人的强攻，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布置战场，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中间楼梯口，因为只有中间宽敞的大门和楼梯才能冲进大批的敌人。夏本人身先士卒，多数时间在中间楼梯口，时而抽出时间到东西两侧视察。并一再严肃交待：“绝不能让敌人从两侧冲上来”。同志们坚定地回答：“请领导放心”。说实在话，起初我是有些害怕的，担心一旦敌人蜂拥而上，两支手枪怎能抵挡呢？我问西淼同志有无把握？西淼同志是公安处长，年岁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比我要老练的多，也自信得多。他对我说：“我们除了手枪外，还有两把洋刀，假如敌人上来了，我们可以一刀一个的将其砍下去”！经他这一说，我的勇气倍增。

这时，冲杀声、枪声更加激烈了，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神色慌张地来到我们守卫的楼梯口，连声说：“敌人打上二楼了”。他苦苦哀求放他上三楼，因为战斗打响前领导有言在先，为防不测，不允许楼下的任何人上三楼，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不能当逃兵，快去战斗”。他还是要求上楼，说着一只脚已登上楼梯，我和西淼同志厉声对他说：“如果你在往上走，就打死你”。他无可奈何的退下去返回了战斗岗位（后得知他并不是坏人，只是怕死怯战），返回战斗岗位后，表现的还很勇敢。在战场上做为战士，面对敌人不战则死，这是逼出来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忽然，机枪的吼声单调了，由原来的咚咚咚（捷克七五式机枪声）、咯咯咯（日本六五式机枪声），变为只剩下咚咚咚的声响了。朱科长气喘嘘嘘地来找我说：“国通同志，给你个新任务，咱们的六五式机枪坏了，必须抓紧修复，你的任务是看管和催促那个机枪班长，尽快修复机枪。”说完他领着我到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粗壮的人，他就是机枪班长，在他面前放着那挺打坏的“六五”机枪。朱科长说了声“要提高警惕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我手里端着一支蛇牌手枪，子弹上了膛，手指轻轻地压在扳机上，对这个班长说：“快修吧，越快越好，修好了就会将功折罪。”他点了点头，，马上动手拆卸检查。这时，这间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比我粗壮，并持有那挺机枪，如果突然向我砸来，是难以抵挡的。我感到十分紧张，但我的优势是有手枪。人在急中是会生智的，我想出一个主意，不客气地对他说：“你把身子转过去，面对窗子”。他乖乖地服从了命令，这下我放心多了。我站在他身后，枪口对着他。当时天气特别冷，冻得人简直难以忍受，我的手已冻得麻木了，但手指仍未离开扳机，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嘴里不断地对那个机枪班长说：“快一点、再快一点”。约莫过了有十五分钟，他说：“毛病不大，修好了”。我听了很高兴，高声喊朱科长，由于枪声和冲杀声太大，朱科长未听到，我只好离开亲自去找，当我回来时，看到这个“班长”没有妄动，仍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机枪又咯咯咯地响起来了，这时，窗户已隐隐发白，但糊满冰霜的玻璃使得我无法看到外面的情况。

正在这时，楼外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同志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不要向楼外打枪，我们是通化支队，来支援你们了”。楼内响起了夏骏青同志显得沙哑、但仍然十分有力的声音：“通化支队来了，把敌人坚决消灭掉！”警卫连的战士们呼喊着“杀！杀！”很快就把敌人统统赶出了大楼，在两面夹击下，敌人乱做一团。“快投降，不然就打死你！”的喊声此起披伏，多数敌人丧失了战斗的勇气，举起双手投降，有的跪在地上饶求，少数顽抗分子当场结果了性命。在英勇的战士面前，“武士道”精神也不灵了。我还在看押着那个“班长”，心急火燎的，恨不得一步冲下楼去，冲出大门，打出几梭子子弹（要知道那几个钟点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我连一颗子弹也没有送出枪膛），可又不能违反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的严格纪律，看到朱科长、刘科长来了，我立马恳求离开这个小屋子，要到外面去厮杀一阵。朱科长说：“战斗已经结束了”。我说：“打扫一下战场也可以”。他同意了。我加快步伐下楼，刚迈了几步，就被满地的子弹壳滑倒，膝盖骨碰伤了，两个手掌也擦破了皮，但很快我就爬了起来，二楼空荡荡的寂无一人，整个楼梯台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子弹壳和手榴弹片，脚碰到弹壳朗朗作响，而底层得整个大厅布满了尸体，我迈过许多尸体出大门时，战斗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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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暴乱事件的尾声与反思

站在台阶上瞭望玉皇山和通化市，白雪皑皑。大楼前的广场上几百名俘虏已排成方块队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尸体，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满地的洋刀木枪、棍棒匕首、铁榔头斧子和少数步枪、手枪，现场还有敌人跑掉的鞋子、帽子、绑腿用的草绳（因冰天雪地他们怕打滑而用草绳把鞋子捆在脚上，一方面怕脚步声，一方面怕掉鞋）。整个现场狼籍不堪。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如果不是事先破获了敌人的阴谋计划，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在夜间三、四点钟，人们酣睡在梦乡里时，这些野兽们闯进大楼，将会有多少同志惨遭不幸。

我注视着俘虏队伍，发现其中有一个昨天还在专署挑水的日本人，还有一个专署理发员，我气愤极了，要求把他们拖出去处决，夏骏青同志拒绝了我的要求。

战场很快打扫干净了。我们都集合在大门前，专员、秘书长、处长一个不少。我和宁有才、宋绍文同志如旧站在一起，互相询问了战斗情况。他们一夜都守在三楼的东楼梯口，敌人没有对那里冲击，他们的子弹也没射出一颗。警卫班的手枪子弹几乎打光了，因为他们是在正面的中间楼梯口，那里曾发生过多次争斗，据说当时警卫连的子弹也所剩无几了，难怪专员和秘书长几次叮嘱大家节约子弹。

蒋亚泉和夏骏青等专署负责人，亲切地和通化支队的同志们握手互致问候。广场上，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化支队押着俘虏离开了，数辆大卡车装着敌人的尸体也离开了。我们胜利了，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当天，夏骏青同志向我们报告了战斗的情况，敌人有500余人进攻专署大楼，死亡几十名。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他是一个好党员，是一位班长（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在巡逻中被暗算，当时，可恶的敌人把他摔倒在地，嘴上堵了棉花连刺了几刀，他躺在了血泊中。接着我们去看了现场，死者在大门东侧墙角，身上滚满了雪。以此推断，他在生前是与敌人经过了一场搏斗的。我们脱帽向这位死难的同志默哀。夏骏青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既勇敢，又机智，这场战斗没有其他人死亡，仅有几位受伤的。这真是万幸啊，万幸”。

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它告诉我们：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春天来了，还有刺骨的严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并不甘心灭亡，还会做垂死挣扎、想死灰复燃。我们绝不可有麻痹大意、和平安逸的思想观念。这次暴乱就是一个警示。（是啊，紧接着就是美、蒋勾结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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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搜捕残敌    藤田落网

大年初二，皑皑的白雪把整个通化市装扮得十分素洁美丽，挂满玉雪的枝头被压得弯下了腰，有时随风上下起伏，有时左右摇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这新春佳节，这迷人的景致该是多么美妙啊。

我一夜没有睡觉，又冷又饿又疲劳，原想吃过早饭睡上一觉，可一碗高粱米饭刚吃了一半，司法科朱科长就匆匆赶来对我说：“快、快！有任务，首长让你我领一个班到监狱助战”。我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他附在我耳边说：“还要搜查孙耕尧的家”。我顾不得吃饭，随他就走，刚走出大门口，一个班的同志已经候在那里了。朱科长说了声“走”，我们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监狱，到达监狱后，战斗已经结束，攻击监狱的敌人和向外冲的犯人已经都被消灭了。于是，我们辞别了执行任务的同志（忘记是公安局还是通化支队），直奔孙耕尧家。他的家在通化市南部，是几间宽敞的平房，还有围墙，我们走进房间，那里空无一人，孙耕尧全家都跑了，细软已带走，剩下的只是一些空箱子、柜子和盆盆罐罐。我们刚返回专署，秘书长夏骏青就通知开会，会上宣布宁有才、宋绍文到警卫连任排长，我到连部任文书，并决定我们三人每人带一个班搜查日本居民区，具体任务是捉拿残敌特别是藤田，收缴兵器、向日本侨民宣传党的政策。

日本侨民区在专属大楼西面的一个山坡上，远远看去一片洋房。这个殖民区域与附近中国居民区陈旧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检查。搜查到的屋子里基本上都是只有女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男人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暴乱。我们每到一户，这些女人们都是毕恭毕敬地迎送，小孩子则十分恐惧。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这样规矩。在我们搜查过的几十户中，只有两个老年男人，这两个人都不是藤田，而藤田被其他搜捕组的同志捕获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及时和出色的。二月五日上午，我们分若干点集合了日本侨民，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将宣传内容用日文印成传单发放，这些传单主要是揭露孙耕尧、藤田狼狈为奸与与人民为敌的罪行，讲明日本侨民和家属是无罪的，但均应奉公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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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暴乱的始末

敌人的暴乱策划和布置可以说是周详的。我们粉碎这一暴乱的指挥和措施可以说是英明出色的。

我所了解的基本情况首次是听专署民政处甘处长传达的。这是在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也就是暴乱前八小时向专署机关党员干部们传达的。详细情况是二月五、六日（记不太清楚了）彻底粉碎暴乱后由专员蒋亚泉报告的，地址是在通化市的一个剧院里。报告的内容如下：日蒋勾结制造暴乱为什么选在通化市？这是因为1、日本宣布投降后，把许多日本人集中在通化市，这就为暴乱提供了人力基础，加上战犯藤田逍遥法外是个难得的指挥员。2、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住在通化市，其熟悉当地情况，有利于潜伏和拉拢群众。当我军进驻通化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孙耕尧就潜住在沈阳，接受了蒋记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勾结日本人发动暴乱，推翻人民政府，建立伪政权，迎接国民党军队，以达到日蒋亲善的目的。孙耕尧接受指令后很快回到通化，与藤田勾结并秘密策划达数月之久，聚众达九千余人（他们佩戴的袖章是九千余号），大部分是日本人。由此可见，他们决定在公历二月三日举行武装暴乱是煞费苦心的。而利用中国人民欢庆春节的习惯，选择凌晨三时四十七分则更是挖空心思。他们考虑到这个时间段，人们经过一夜的欢乐后会疲劳入睡，此时下手，可以攻我不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妙算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通化党政军民的英勇斗争中被彻底粉碎了。

事先得获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我们胜利粉碎暴乱的决定因素之一。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怎样被我们破获的呢？这要从通化市县大队的一位指导员和一位普通战士说起（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是会查询到的），我认为这两位同志是立了头功的。这位可敬的战士是刚参军不久的通化人，在我们破获敌人暴乱计划前，他独身一人行经转盘街时，被一个本地熟人叫住，并领他到了临街的一个楼上，这个小楼就是敌人暴乱的指挥部所在地。上楼后，他们就软硬兼施，逼迫这位战士报名参加暴乱，并以金钱、美女引诱他，说如果参加暴乱，成功后给官做，给漂亮的女人还给许多钱，如果拒不参加就把他处死。在威逼之下，这位战士签了名。敌人给他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让他在市、县大队里发展成员，杀害市县大队领导，待暴动信号发出后，里应外合夺取市、县政府，并商定了联络地点和信号。

这位战士回到市县大队后，内心斗争十分激烈，寝食不安甚至神志恍惚。他想到大队和连队领导的教育：“民主联军的战士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团结统一，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十四年的血腥统治不能重演”。想到指导员对他慈爱的关心照顾：给他讲革命故事，讲穷人翻身；给他捉虱子、盖被子；给他找医生看病，亲自给他送病号饭等等、等等。从而他告诫自己：“我怎么能做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位战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找指导员倾吐一切。而此时指导员也敏锐地觉察到他有什么心事，就去找他谈心，两人一见面，战士就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失声痛哭。经过指导员安慰平静下来后，这位战士把敌人的阴谋道了出来。指导员表扬了他的勇敢行动，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战士也称指导员是他的亲哥哥好领导。他问指导员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指导员说：“你马上镇定下来，一切照常，我这就去请示领导”。指导员立即将此情况向大队领导、市县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向通化地区最高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要保证这位战士的安全，表彰他的行为，继续让这位战士与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了解敌人内幕”。并决定于×月×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搜捕转盘街那座小楼。由这位可敬的战士做向导，当时的搜捕行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庆幸，省分委（地委）领导机关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当时党的机关不公开，不挂牌子，省分委办公地点挂出的牌子是“通化建国联合会”。据说暴乱前敌人曾打听过“建国联合会”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搞经济建设的”，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省分委的自卫力量相当弱，没有战斗部队，只有首长的警卫员和少数干部及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如果这次暴乱省分委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一，那么，我们党的首脑机关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这场战斗由于是敌人秘谋策划的偷袭，又是在深夜进行，加之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对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使人感到格外的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破获了一份可贵的材料——敌人的暴乱计划和敌人打入我们要害部门人员的详细名单。所以，打入我要害部门的敌人在暴乱前均被我们逮捕或拘留看管了起来。这样，就使我们能够除掉极大的内部隐患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也由此使得敌人原计划开出飞机和坦克助战的阴谋均未能得逞。

事件发生不久，我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它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这一日蒋勾结的可耻行为和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