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冼HUAN汉回忆录之南征北战》

老八路

第三章 会师南腰界

    初见贺老总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当时我们早有耳闻，在黔、湘、鄂、川一带，贺龙的名字几乎家喻户哓。听到贺龙和红三军要来迎接我们的消息，大家真象是大大地开了一顿“牙祭”，兴奋极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贺龙的到来就意味着大胜利的到来！

    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我们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的部队。他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头戴不同形式的帽子，有的还缠着川贵人的帕子，真是百花齐放。我们两军会师，群情振奋，欢欣若狂，大家互相握手、拥抱、跳跃，激动的泪水止不住流了满颈满脸。“向兄弟部队学习！”“团结万岁！”激昂的口号声震动着山谷，在群山中久久徊荡……

    由于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两军首长研究决定，此地不宜久留，全军速到川黔边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再休息。

    二十六日，两军抵达南腰界。第二天下午，两支红军在南腰界正式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南腰界，是一个约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位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处，周围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小庄子，象众星拱月，这里是红三军（红二军团）新开辟的根据地。二、六军团在这里会师，使这个庄子从此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

    大会的会场，设在离庄子约三、四里路的一个不大的田坪上。会场的布置极其简单，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压在田埂边的标语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它给人们的感觉，却很庄严、隆重。因为这次会师，将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胜利。

    离开会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多钟头，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部队，都已一队一队的唱着歌，喊着口号，从四面八方到了会场。我们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因为驻地离会场较远，来得迟了一点。进入会场时，二、六军团的部队正此起彼落唱着歌子，呼喊着：“团结互助、互相学习、争取新的胜利！”的口号。

    小司号员们组成的军乐队显得格外活跃，他们在会场一边的田埂上，嘟嘟哒哒尽情吹奏，有的还把自己的军号和不相识的同行调换着吹，会场里，充满着团结、友爱和胜利的气氛。

    战士们都喜气洋洋，互相招呼着、拍打着，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由于通讯阻断、消息闭塞，大家都希望能从对方那里听到一些新情况。两军的干部们，过去虽然不认识，现在却象老战友久别重逢，三五成群地围成一个个圆圈，互相谈笑着。

    我和金团长在会场东边认识了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团长常德善同志。他是山东人，满口北方话，我们虽是初次相识，但彼此问好后，便愉快地畅谈开了。

    “你们辛苦啦！”常德善同志首先热情地说。

    “你们也同样辛苦啊！”

    “你们走了几个月？打了很多仗吧？”

    “三个来月，仗是打了不少，别的都顺利，就是甘溪一仗打得苦些。桂系军阀打算在甘溪消灭掉我们呢，可我们却在这里跟你们会师了！”

    “我们进到黄平、施秉时，就听老乡们说，贺龙的部队是‘神兵’！”金团长说。

    “老乡们说我们是神兵，恐怕是说我们跑得快，打得猛吧？我们走路确实是快呀！常常瞅准了敌人，一夜走百十里，狠狠把敌人敲一顿，然后又走。等到了宿营地，再打一双草鞋天还不亮哩。”常德善同志满有风趣地说，把金团长和我全逗笑了。

    我们红六军团，自八月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出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经十分疲劳了，可是由于二军团的同志们的热情欢迎和鼓励，我们的疲劳一下烟消云散了。每个人心里，都在为两军的胜利会师和即将到来的新胜利而感到欢欣鼓午。

    司号长发出了预备号音，这说明军团首长快要到了，全场立即肃静下来。我们和常德善同志道别之后，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不一会儿，首长们来了，全场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我们六军团的同志，都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贺总指挥，因为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显赫人物。他身材魁梧、健壮，手里拿着一个烟袋锅，笑容满面。想着今后他将直接指挥我们作战，心里顿时涌上一阵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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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长们来到了部队跟前，看了看部队，并亲切地和干部们握了手。

    “你们都很年青呀，”贺总握着我的手问：“你多大？”

    我说：“二十二岁。”

    首长们同我们握手后，就到主席台上去了，确切地说，就是那张桌子跟前。

    奏了一阵军乐之后，主席宣布开会了。第一个讲话的是任弼时政委。他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但精神却非常充沛。他首先宣布中央决定，红三军正式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接着宣读了党中央给红二、六军团会师发来的贺电，跟着又讲述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最后，宣布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并组织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的决定。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贺龙总指挥也讲了话。他上来就说：

    “六军团的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上跋山涉水，打了不少的胜仗，战胜了敌人，来到了这里，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接着他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现在……，”他拉长声音说：“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

    他讲到这里，大家哄然大笑！是呵，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有多少民族的精英在过着风餐露宿、天天搬家的战斗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走路也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当贺总讲到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时，大家会心地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和贺总心心相印的感情。

    紧接着他勉励我们英勇奋斗、再接再厉创造新的更大的局面！最后，贺总提高嗓子说：“这次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模范的会师！”顿时全场沸腾，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

    任、贺首长的讲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它给了我们胜利的信心，给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从此以后，我们两支部队在贺、任、关、肖、王等首长的领导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我们两军团的干部，也互相信任、亲密无间，成为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太阳慢慢地落山，天渐渐地黑下去，大会结束了。我们满怀信心和喜悦，回到了宿营地。

    会师庆祝大会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尔后，同红二军团的同志们一起，离开了南腰界——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在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的率领下，继续踏上征程，向湘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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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任二军团

    在行军的路上，我接到贺、任首长的命令，免去我五十一团政委的职务，调任红二军团十六团任政治委员。

    我接过命令后心情十分激动和喜悦，红二军团有不少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军事上很强，能走善战，长于打硬仗。这次两军团会师，二军团将自己也很穷薄的家底，尽其所有支援我们六军团，抽调骡马、配置物资、送粮、送肉、承担警戒……使我们深深感到革命同志的兄弟情意。在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两军团都已清醒地认识到，从此我们将生死与共。

    由于两军统一行动，所以总指挥部对干部也作了全面统一调整安排，大体上说就是二军团的军事干部抽调部分支援六军团，而六军团的政治干部抽调部分到二军团工作。

    到达宿营地后，我同金团长嘟叨了几句，说我来不及交代工作了，部队的一切情况，你都一清二楚，谁来接替我的工作，由你介绍就行了。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同金团长握手告别后飞也似地赶到总指挥部政治部报到，因天色已很晚，当夜就在政治部住宿。

    第二天一早，部队还未出发，我就赶到十六团的驻地。把命令交给常德善团长后，他高兴地抓住我的手一股劲地摇：“在庆祝大会上我们就象老战友一样无话不谈，现在你到我们团上来了，这太好了！欢迎，欢迎！”我说：“我初来人生地不熟，希望你多多帮助，我们共同努力工作，一定不辜负贺、任首长的信任和期望。”部队集合后，常团长就把贺、任首长的命令向全团宣布，全团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尔后部队按命令的行军序列，开始了新的征途。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十一月初，我军进入湘西，攻占了永顺县城，守敌民团数百人大部被歼。二、六军团就在永顺城及其周围休息几天。

    湘西军阀陈渠珍纠集三个旅一万多人向我军逼进，我两军团除留侦察部队保持同敌人接触外，全部撤到龙家寨，摆下口袋式的伏击圈，我们十六团则作口袋底。

    保持同敌人接触的侦察部队，则边打边撤，引诱敌人到龙家寨我伏击圈内。十一月十六日，当傲慢的敌人宿营弄饭时，总指挥部贺、任首长一声令下，部队就四面八方地吹起了冲锋号，各部队按既定的歼敌命令，猛烈冲杀，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只几个小时，除陈渠珍和几个旅长、团长化装与一些很少数的残余部队乘混乱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俘敌旅参谋长以下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

    这次战斗提高了部队士气，初次显示了二、六军团并肩作战的巨大威力，是打开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关键的一仗。战后乘胜再度占领永顺县城，继而进军攻占大庸。大庸攻占后，十六团奉命攻打桑植（几百民团早已逃跑）。占领桑植后，我们就在桑植发动群众，扩大部队、肃清土匪、巩固后方、寻找地下党、公开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等，时间长达半年。

    在桑植清匪，我们曾遇到扮成“神兵”的匪徒，这些人有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有的是逃进深山的地主民团，他们勾结到一起，将脸画成五颜六色，假扮“神兵”，扬言“刀枪不入”。我们个别战士也有迷信思想，怕“神兵”有神符保护，产生了畏惧情绪。针对部队存在的这种情况，我和常德善团长召集会议，耐心地给大家讲“神兵也是人，也是娘胎里出来的，哪有枪打不进的道理！”一次，部队又与一股“神兵”相遇，我和常团长如此这般部署了一番，然后命侦察排与“神兵”接触，并边打边撤。“神兵”不知是计，很快进入部队的伏击圈，霎时，我们的轻、重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直打的“神兵”哭爹喊娘，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见势不妙，也都争相落荒而逃，“神兵”瞬间溃散。战斗结束后，我和常团长组织部队打扫战场，战士们亲眼看到这些“神兵”也是人，消除了心中疑点。我们十六团很快肃清了根据地内的土匪，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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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伤板栗园

    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已退出苏区，突围长征。原打算继我们六军团之后，也来湘西会合。后中央改变了路线，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由于通讯中断，我们无法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但二、六军团几个月来的湘西攻势，迫使敌人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硬是抽调出十多个师，这样一来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配合、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鄂西忠堡截击援敌的战斗中，又一举歼敌第四十一师和一个旅零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胜利后，我红二、六军团主力回龙山以东地区待机。

    我们十六团这时也奉命由桑植归建。走前，我们同县委老赵同志（外号称赵拐子）商量，把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给我团补充一部分，留下的人作为骨干，原地坚持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我还鼓励老赵说：“你是本地人，情况熟悉，这里又是贺总指挥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他们常向部队打听贺总指挥近况，有的还说去玩（本地方言，意思是看望）贺总去，我们相信县委和游击队是能站得住脚的。”老赵同意我的意见，也这么做了。

    我们归建后，六师奉命围攻龙山县城，我军主力仍在龙山以东地区待机，以逸待劳。根据师部的指示，围城的部署是：我团担负城西南并派出部队向来凤县警戒，十七、十八团在城北和城东，师指挥部设在城东。

    起初，上级命令我们攻城部队只是“围而不攻”，后来又叫我们“攻攻停停或停停攻攻”。这样围攻了二十多天，我们很难猜透上级的意图。城内守敌，久被围困，粮食和弹药难以持久，只好向上求援。有一天，总指挥部截获并破译了守敌向其上级要求派兵增援和空投粮食、弹药的电报，该电报的内容也向我们团作了传达。

    围城将近一个月，我团指战员们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有的连队还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大敌当前，战斗情绪松懈、自傲轻敌，实是兵家之大忌，于是我同常团长商量，召开了连营干部会，进行思想动员。会上，我向干部们讲，上级命令我们围城，大家要坚决执行，各项准备工作不能放松，听候命令，不得自作主张。从今天起，各营和各连都要按照团部预定的作战方案，重新侦察地形，选择爬城地点，选择火力掩护阵地等。要加强登城、扩大突破口、巷战的训练，还要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多找一些登城的梯子。我讲完话，常团长又强调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战斗作风、纪律培养和当前应克服的部队情绪松懈等问题。

    会后的那天晚上，天黑得似倒扣的锅，我和常团长带领作战参谋，摸到城墙边上又勘察了一番。龙山县城西南，一片小小的开阔地，没有露岩、铁丝网、明碉暗堡之类的障碍物，但城墙高而厚，敌易守，我难攻。

    翌日清晨，我们接到了师部转来总指挥部的敌情通报说，蒋介石为解龙山县城之危，敌第八十五师从江西调到鄂西，加强来凤至宣恩的封锁线。该敌刚到鄂西，人地生疏，缺少作战经验。当他们由小关向李家河前进时，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除留侦察部队监视龙山守敌外，围城部队全部撤走。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鄂西，埋伏于板栗园地区，一举消灭该敌。这时我们才晃然大悟，原来总指挥部的意图是：围城的目的，是为了引诱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打其援兵。我向常团长说：“这就是同敌人斗智呀！我们头脑太简单了，只知斗武，不知斗智，这回又增长了一门知识。”

    我军隐蔽埋伏在扳栗园地区，板栗园两边都是山，但山不太高，山上到处是矮矮的树林和茅草。两山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河，经来凤流入西水，李家河至来凤的大道就沿这一条小河南去。八月三日，当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湖北来凤行进时，我隐蔽埋伏在板栗园的部队突然对敌发起猛攻，将其截成几段，采取砍头（即敌前卫）、斩腰（本队）、割尾（即敌后卫）的战术，迫敌首尾不能相顾。我则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我团攻击敌人的阵地是敌八十五师特务营，是敌师长谢彬指挥的阵地。我团战士英勇冲击，敌军则拼命顽抗，战斗激烈而残酷。

    为了尽快歼灭这股顽敌，常团长告诉我，把团预备队（一营）拉上去，我补充说：“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留在原地团指挥所，以便同师部取得联系。并派通讯员告诉第一梯队（二营和三营），继续向敌发起攻击，团预备队从第一梯队右边迂回过去，这样会动摇正面敌人顽抗的决心。”接着常团长和我带领一营，迂回到敌人阵地右侧，组织部队冲锋。突然，我的右胸似被人猛击了一下，因为经常行军打仗，负伤的事见得多了，我没有在乎，仍然和团长指挥战斗。

    “呀！政委你挂花啦！”多嘴的警卫员大声喊了起来。

    “你喊啥，滚开！”我喝斥道。

    战场上往往有这种情景，一个人当他高度精神集中与敌人拼杀的时候，尽管负了伤，但不会感到疼痛，仍然会冲锋撕杀的。这时如果谁喊：“你负伤了！”他的精神因受刺激，人就瘫了，痛也来了。正是这个原因，我向警卫员发了脾气。

    由于条件反射，我觉察到了有一股热乎乎、粘叽叽的东西从胸部流出，伤口象撒了一把辣子面，疼痛难受。

    重伤不喊痛，轻伤不下火线。战前，我向指战员做思想动员的时候，不知说了多少遍。再说，战斗打得这么激烈，那能顾得上痛不痛呢？我把身体紧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团长一起继续指挥战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眼冒金花，大脑轰的一下，便昏倒在地。

    后来听人说，我负了伤，常团长让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把我背下山，找来担架把我护送到救护所。抬担架的在通过一个开阔地时，被敌人重机枪手发现了，“哒哒哒”机枪扫射过来，吓得两名担架兵拔腿跑了，还是护送担架的警卫员和通讯员把我迅速背到田坎下隐蔽起来，十多分钟后，部队拿下了阵地，枪声渐稀，机枪也哑了，那两名担架兵才跑回来把我抬到救护所。

    不一会儿，常团长因被敌人手榴弹炸伤，也被抬到了救护所。后来，我们都被转到“总指”卫生部坐担架随军治疗。

    第二天，据总指挥部通报：板栗园战斗，我军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特务营，击毙敌师师长谢彬。

    好玄呀！据当时的卫生部长贺彪讲，差一点儿我这百十斤的人就报销啦！这一枪打进去，子弹从右胸上部斜插进去，贴心脏和肺部的边，由左背穿出，当时涌出的鲜血把我上衣都浸透了一大片。战争年代，我军医疗条件十分简陋，药品更奇缺，谁要是挂了花，敷药、包扎、止血便算不错了，奇痛袭上，只好咬紧牙关硬挺。一段时间，我的伤感染化浓，当时的卫生员就用一根铁丝顶端扎上纱布，再蘸上红药水，然后穿透伤口，象拉锯似的把里面的污血和浓水拉出来。说也怪，这样折腾了一个多月，伤口也痊愈了。

    在以后的战斗中，我又负过几次小伤，记得一次是在腿上，一次是被弹片擦掉了一大块头皮。因为都没有伤着骨头，无大碍，都是我自己用尿拌合些泥巴敷在伤口上，倒也愈合了。

    在卫生部治疗了一个多月，常团长也能下地活动了。一天，他突然问我：

    “政委，你是广西人，怎么到湘赣红六军团来了？”

    我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便转问：

    “老常，你这个山东人，怎么跑到南方来了？”

    老常嘿嘿一笑，幽默地说道：

    “政委，你别笑，我这个人象飞萤，哪亮往哪飞。贺龙是颗星，我就飞他这儿来了。”

    “你飞对方向了麽！”

    “哈哈！”我俩开怀大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遗憾的是，我的战友常德善同志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在这里我写下他的英名，并告慰他的英灵：你为之奋斗而诞生的新中国象一颗灿烂的巨星照耀在世界的东方，国富民强，笑声海处。愿你含笑安息！

    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胜利之后，我军即返回根据地，于八月八日在芭蕉坨一带击溃陶广纵队十个团，我军军威大大提高，敌军不敢妄动，被迫处于防御。八月下旬我红二、六军团展开攻势行动，红二军团六师攻占澧州，四师攻占津市。六军团攻占石门、临澧等。再一次大大地调动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同时我军乘机就地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红军。

    我军这一攻势，出于敌人预料之外，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我红二、六军团也逐步靠拢，在大堰挡与新调来的二十六路军樊松甫纵队打了一天，歼敌一部，其余溃散。我军亦逐步进入山区休息，补充新兵和训练等。蒋介石每天都以三五架飞机轮流轰炸。这时，我奉命调到四师任政委，师长是卢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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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长征二万五

    突围

    一九三五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百三十余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敌人的堡垒封锁越来越紧，红二、六军团已收缩到苏区中心。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总指挥部在分析敌情后，认为我军回旋余地小，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非常困难，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到外线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由于和中央失去联系，自南腰界会师以来便再没有得到过有关中央的消息。只知道三四年的十月，中央红军已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并不知道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和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更无法联系，也不知他们实际已于三五年三月转移到四川西康两省的边境地区。面对蒋介石疯狂“围剿”革命，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在湘西桑植县刘家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贺总、任弼时政委亲自下达突围命令。

    十九日，我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纵队开始突围。当时，敌人沿澧水、沅江构置了两道堡垒封锁线，并出动飞机来回轰炸、扫射。我们四师担任二军团前卫，二十日胜利突破澧水敌人封锁线，并乘胜占领辰溪，六师占溆浦，六军团渡沅江占领湘中新化。各军在原地休息，筹集粮款，并观察我军渡过澧水、沅江后敌人的动态。尔后，六军团逐步向溆浦、辰溪二军团靠拢，至此，我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成功。

    二、六军团跳出封锁线，打破了敌人企图将我围歼消灭在苏区的部署。敌人发现上当，由湘西尾追至湘中，这时，我两军团却逐步向湘、黔边界转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各部队在原地过新年。二日，我四师经便水渡河占晃县，五日奉总指挥部命令，四、六师和六军团向我尾追之敌湘军李觉纵队进行反击，四师奉命首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战斗一整天，无进展。四师及参战部队黄昏时奉命撤出战斗，敌人也龟缩在原地不敢冒动。这次战斗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同志阵亡。

    由于便水一仗未能有效阻住敌人，红二、六军团放弃原准备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继续西征。十一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石阡县城，两军团在石阡城及其周围取得了七、八天的休息。

    贵州，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来形容，已基本概括。本来已是很穷，又加上吸食鸦片，使这些赤贫如洗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凄惨困苦。转战贵州期间，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贵州的“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杆烟枪，打起仗来，宁交步枪不交烟“枪”。

    一月二十日，二军团由石阡出发，二十一日突破敌人河坝至龙溪碉堡封锁线，继续向黔西、大方、毕节进军。黔西高原更穷，此时正值春节，然而我们却处处看到饥民，衣不遮体、瘦骨嶙峋、目光呆滞……

    二十四日我四师袭占瓮安县城，二十五日指挥部命令四师附六师十八团于当晚十二时出发，二十六日早晨占领平越，继续向马场坪前进。马场坪敌九十九师的一个营向平越增援，被我击溃，俘敌七十余人，平越县长被我击毙。三十一日五师袭占修文。

    二、六军团攻占修文，使得贵阳吃紧。敌人恐慌，怕我沿中央红军老路渡乌江、取遵义，便在乌江北岸设部队严密防范。我军却出其不意，渡鸭池河进军黔西北。二月三日六师占领黔西县城，五师三日占大方城，七日成立川、滇、黔省委，开展地方工作。我们二、六军团在黔、大、毕驻扎二十多天，发动群众打土豪，把土豪的浮财分给群众，号召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准备在黔、大、毕创建新的临时根据地。

    二、六军团除少数分散做群众工作外，集中主力准备消灭围剿之敌，打开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局面。但是敌人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李觉纵队、万耀煌纵队、郝梦龄纵队、樊松甫纵队、郭汝栋纵队，兵分几路，齐头并进。无论你打哪一路，都不能解决问题，都会形成僵局，打消耗仗，对我们十分不利。

    在黔、大、毕搞了不到一个月，二、六军团同敌人只零星地打了一些小仗，没有打开局面。二月二十五日省委和总指挥部决定结束后方工作，放弃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准备新的转移。三月二日正式决定向滇东转移，三月二十三日进到宣威地区，敌孙渡纵队、刘旅四个团，由宣威城出击，被我四师和六军团将其击溃，后因敌增援六个团，我军未能取得全胜。战斗结束后，缴获枪支三、四百支，轻机枪数挺。此次战斗四师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十一团政委黄文榜阵亡，十团团长刘开锡负伤。

    三月二十四日，我军向东南转移。二十八日，四师占领贵州省盘县，二军团和六军团陆续到达盘县及其周围休整。三十日总指挥部接红军“总部”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命义发来的电报命令，并向各师主要领导传达，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一、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总指”表示坚决执行红军“总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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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

    四月一日，二、六军团兵分两路，开始从贵州盘县出发，进入云南。经几天急行军，四师按“总指”的行军命令，在昆明以北强渡普渡河。普渡河是个峡峪，水不深可徒涉，当时四师大部分部队已过了河。过河后还得爬一座大山，山上有滇军一个工兵团在堵截，我们的十团经激战，已占领敌人一部分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还没有全部击溃敌人。我们打算使用二梯队十二团从突破口进去，配合十团全歼该敌，掩护全师渡河。

    当时六军团在我们的右翼、普渡河的下游渡河。我们听到他们打得很激烈，派侦察部队去和他们联系。侦察部队还未回来，我们就接到“总指”命令，已过普渡河的部队全部撤回。后来才知道，六军团在河东与敌孙渡纵队遭遇，敌人追剿部队主力已逼近，距我只几十里路程，如不及时撤回，便有被敌包围歼灭在普渡河的危险。因此“总指”改变原计划，沿金沙江上游北上，抢在敌人前面渡江。在这次强渡普渡河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

    我四师从普渡河撤回柯渡街集结休息，六军团政委王震在柯渡街等我们。王震政委向师长卢冬生和我当面传达“总指”贺、任等首长的指示：“明天拂晓前，你们要离开柯渡街，滇军孙渡纵队十二个团明天拂晓要包围这里。朱总司令、张国涛总政委派九军团南下策应我们渡金沙江，我们要在九军团未到之前全部渡过江。”

    王震政委走后，我们立即把各团团长、政委叫来，原原本本地将王政委传达的内容告诉他们，并要他们督促各营连立即弄饭，下半夜三时按“总指”指定行军路线出发。行军顺序：没有过河的十一团为前卫，师直、十二团为本队，十团为后卫。我们除留骑兵侦察连一个班观察敌情外，拂晓前全部撤离柯渡街。在我们四师行军沿途都有群众在路边卖茶水。

    我们一路经寻甸及昆明以北，并派骑兵侦察连向昆明附近游击，据侦察连报告，昆明城内非常恐慌，因为他们的正规部队，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经过几天的行程，十三日，到达富民县属的中村。十四日下午五时，我们奉命由现地出发，走昆明到楚雄的公路行进。为缩短行军距离，各部队都是以两路或三路纵队并行。经一夜和半天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于十五日下午三时，部队陆续到达楚雄附近，稍微休整后，开始分几个地方攻城。

    主攻方向在东门，我们集中炮火掩护东门部队爬城，一小时左右，部队就爬上了城墙。上城墙的部队，一面打开城门，让城外的部队一拥而进；一面向两翼发展攻势，其他助攻部队也都爬上了城墙。我们四师指挥所设在东门附近的一个小山坡的旧碉堡内，两架敌机一直在我们上空轮翻轰炸。经两小时的战斗，一千多民团全部被歼。

    入城后，我们打开一家大地主的仓库，嘿！整整一个大殿，严严密密、满满当当挂满了腊肉！我们发动战士每人尽可能多背，以作干粮，其余分给当地饥民和老百姓。我们在楚雄休息了一天。

    这时接“总指”通知：各部队要尽可能地准备防寒的东西，如酒、姜、辣子之类等，准备在必要时用。

    十七日，四师奉命继续向北急进，二十日攻占宾川县城，击毙守城民团一百余人，俘敌三、四百人，活捉伪县长。二军团直属队和五、六师也于当天到达宾川附近宿营。“总指”在城内县政府住宿，师长卢冬生和我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汇报部队情况，总的来说，部队疲劳，但情绪高，士气旺盛。

    二十一日继续北进，二十二日占鹤庆县城，沿途凡经过的村庄和镇子，群众都摆着桌子烧香，桌子两边都备有开水，老百姓一群一群挤在一起，好奇地看我们，我们部队也向群众招手致意。对摆桌子烧香，部队很感兴趣，都说这大概是少数民族的习俗吧。

    二十四日，四师顺利占领丽江城，天黑后骑兵侦察连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当夜就占领石鼓镇金沙江渡口，并掌握五条船。江边也还有不少木头，可以做木排。我们从楚雄起就一直调查并动员部队的水手（洪湖的同志一般都会摆渡），计划渡江时轮换摆渡，人休息船不休息。

    二十五日，我们四师到石鼓，冬生师长和我简短布置后，十二团接着就上船过江。五只船和一个木排，一次可过一个营，骡马游浮渡过，昼夜摆渡。开始是船主摆渡（给报酬），他们劳累了，由部队挑选出来的水手替换。冬生师长先过江，在江那边指挥，我留在江这边组织部队渡江。二十六日，全师渡过金沙江。关向应政委为了了解情况，同我一起乘最后一只船过江。

    当大批敌军气喘吁吁赶到金沙江边时，我们红二、六军团已经进入雪山藏区，敌人只有望江兴叹……

老八路

    雪山草地

    四月二十七日，作为前卫，我四师奉命向中甸前进。翻第一座大雪山时，十二团政委朱辉照同志被藏民反动武装伏击负伤。我们爬这座大约海拔五千米的高山，走了大半天才到山顶。我们二、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几乎清一色来自南方炎热而潮湿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没有见过雪，刚才在山下时还天气晴朗，野花盛开，茂密的原始森林郁郁葱葱，现在却大雪纷飞，山顶积雪约两尺多深。我们都是夏装草鞋，而且经一路征战，已是衣衫褴缕，在山下时，由于人烟稀少，无法作充分的防寒准备，现在骤冷加上空气稀薄，许多人倒下了。后来，我们传下命令，过雪山时，不能停，不能坐下休息，后面的人看前边的人走的脚印，不要东张西望，因为不注意可能陷到雪里去。同时，一望无际的白雪，对眼睛有刺激，搞不好就会害雪盲。大家要互相鼓励，互相搀扶，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和掉队，为后续大部队翻越大雪山取得经验。

    那样高的雪山，我们下山时却只走二、三百米就下来了，再走一段平川地，就到宿营地——格罗湾了。二十九日到小中甸，三十日占领中甸县城。中甸城内有一个大寺院，还有几十户汉人商店，城外是藏民，周围是一片荒野。

    群众和寺院的喇嘛都没有跑。我们同寺院的大活佛说，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的政策信教自由。因为这里房子太少，部队多，想借你们寺院一部分房子住。懂司（翻译）把我们的话向他翻译后，大活佛说：“雅木雅木的”（好的意思）。这样，师部就住在寺院里。当晚，大活佛还请冬生师长和我吃一顿饭，在吃饭时我们请寺院捐助一部分粮食，他们也同意了。

    五月一日，二军团直属队、五、六师全部到达中甸城及其附近，我们调整各团住房，给五、六师让房子。师部搬出寺院，给“总指”住。贺、任、关首长在中甸召开两军团干部会议，会上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分别宣讲了全国形势和党中央关于在西北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上“总指”提出了红二、六军团目前的任务是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接着动员过雪山、对少数民族政策、同四方面军会师等问题。

    我师在中甸休整四天，“总指”敌情通报说，我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滇敌孙渡纵队才到石鼓，无奈只好向江北胡乱打枪打炮。我们看通报后，都讥笑他们是一群饭桶，慢的象乌龟爬，还想把我们当石达开打呢！

    五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二军团为左路，在西，走德荣、巴塘、白玉。我们一直沿金沙江北上，有时走山路，有时沿江边，走了七、八十里不见一个村庄，当天晚上就在原始森林的树下露营，半夜下雨，但树高枝多叶密，小雨下不透。

    六日继续行动，沿途同样不见房子，只见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宿营地也只有三、五栋房子，部队还是露营。七日在行军中，师骑兵侦察连在桥头被藏民反动武装袭击，从山上滚下石头、木头并放枪，骑兵连三分之一的马被石头、木头压死压伤，人员也有伤亡。随骑兵连行动的师参谋长汤福林同志也被乱石、乱木压砸而阵亡。敌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我们派一个连上山去，敌人早就跑了。我们把拦路的石头、木头搬开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宿营地汤堆，这里也只有几间房子，部队还是在树下露营。

    十日我师占领西康省德荣县城，这里只有几栋房子。县长是一个湖南人，早就逃跑了。第二天（十一日），军团直也到达德荣，全部露营。

    十二日，四师继续沿金沙江北进，一路同样看不到村子，反正走三、四天休息一天。在云南筹的粮食虽然节省再节省，也快食完了。

    六月三日，好不容易才到达巴塘城东北休息。六日军团直属队与五师也同时到达，冬生师长和我把部队粮食情况向贺、任、关首长汇报后，建议打巴塘城，但侦察结果，城周围碉堡太多，要攻城代价太大，只好罢休。“总指”首长决定除派一个营向巴塘城警戒外，全军团都在城东北露营休息。

    六月七日，四师奉命出发，向白玉前进。十九日占领白玉县城。城内城外都有房子，我们在这里筹到一部分粮食。军团直属队二十一日到达白玉，我们筹到的粮食，给军团直属队分了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四师和军团直属队向东翻了一座大山。山上积雪一尺多厚，山下却象春天，森林茂密，野草丛中开出鲜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下了山后又走了一段路就到绒坝岔，在这里我们受到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和当地藏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部队指战员们见到前来迎接的四方面军的同志和藏族群众，都非常兴奋，情绪十分高涨。我们也同他们团的干部一一握手，向群众挥手致意。绒坝岔位于甘孜以西四十多公里，周围是一片荒凉的草地，据“总指”首长说，六军团走插城，他们早已同九军团会师了。

    晚上宿营时，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给我们送来《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我们翻开一看，内容都是反毛、周、张（闻天）、博（古）的。这时，我们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四方面军之间发生了问题。我对冬生师长说：“先压下不发。”第二天，二六三团为了给我们腾出房子，他们出发回甘孜去了。我们把他们送来的所谓《干部必读》和《文化课本》向贺、任、关首长汇报怎样处理，首长们异口同声地说：“烧掉！”我们四师在绒坝岔休息一天。

    到这里后我们才知道张国涛搞分裂，中央红军已于去年到达陕北了。张国涛还企图控制二、六军团，派他的人换掉我和廖汉生等几个师政委，但被贺、任、关首长拒绝了，派来的人也没有让他们回去，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七月三日，四师及“总指”直属队到达甘孜，四日至五日原地休息准备北上。到甘孜后，“总指”接到中央命令：原二军团、六军团总指挥部，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军团、六军团及三十二军。

    这时张国涛迫于二方面军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压力，被迫同意共同北上。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我们遵照上级命令，向部队进行了团结北上的正面教育，维护红军的团结，一切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大局为重，

    七月六日，四师及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从甘孜出发北上。这是一段艰险漫长的路程，横在我们前面的是茫茫千里的水草地。这里人迹罕至，连鸟都见不到一只，数百里的范围内看不到一处房屋。

    经过二十天的行军（包括路上休息几天），我们到达阿坝。从甘孜出发就下令，每人每天只能食二两干粮，不够的找野菜。可有时连野菜也没有，因为走在前面的是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前卫是六军团，依次是四师、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五、六师及三十二军。这样多的部队都走一条路，别的也无路可走，沿途野菜都被扯光了。

    在二十天的行军中，我们翻了好几座大山，有时遇到狂风暴雪，下到山下露营，根本看不到一个村子，草地连一棵树也没有。有时遇到大雨，大家把被子当帐篷也不行，还是漏雨，全身湿得精透，根本不能睡觉。

    阿坝，人们称它为“草地上海”，大家都希望到阿坝能补充一些粮食，没有粮食，羊也可以，结果希望变成泡影。卢冬生师长和我及警卫班全部出马，找了一天粮，根本没有找到粮食、野菜和牛羊，只猎获一只野狗。回来后野狗一煮熟，连盐都没有，大家先喝汤，最后吃肉，吃完后，大家都说会了一顿美餐。

    七月三十日，六军团从阿坝出发。四师三十一日也从阿坝出发，本来应该多休息几天，因为部队的体力确实很弱了。但阿坝既无粮食也无野菜，牛、羊早已被藏民赶走，周围几十里路之内，根本找不到一只牲畜。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走也不行。

    七月三十一日从阿坝出发，部队进入草地深处，向巴西和包座行进。阿坝到包座，十二天中走了九天的水草地。绿茵如毡的草地，气候却象魔鬼的恶作剧，忽儿烈日，忽儿冰雹，时儿下雨，时儿大雾，更多的时候则是风雪交加，狂风怒吼。没有路，沼泽软得象豆腐，积水常常漫过胯骨，要看着前面的人走，稍不注意人和骡马都可能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倾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路上没有树木和房子，部队都是露营，就是在水草中间凸出的小土坡露宿。

    部队在白玉、甘孜筹到的一点粮食也吃完了，野菜被前面的部队扯光了，各团领导同志都来师部汇报情况，部队因体力太弱，牺牲、掉队的不少。怎么办？我和冬生师长研究后命令把骡马杀了，救人要紧呀！师骑兵连到包座就没有剩几匹马了。

    本来可以早出草地，但遇到噶曲河水涨了，等了两天才过河。

    过噶曲河的时候，附近有不少的小水洼，我们发现水洼里有很多鱼，这些鱼没见过人，我们抓它也不躲。有了鱼吃，饥饿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无盐无油，吃的多了便反胃，弄得我几十年对鱼都没有食欲。

    草地的最后几天，我病倒了，患了痢疾，发着高烧，两腿象灌了铅，浑身虚软，大汗淋淋，一点力气也没有，最后只好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草地。

    到草地的边缘包座后，部队休息几天，我们用高价收买群众的青稞，群众不卖也不行。因开始有的战士到地里烧青稞吃，怎样动员都不走，我们也理解战士的心情，确实饿得不行。群众要多少钱，我们都一一付清。同时，我们和群众商量也筹集到一部分粮食。

    八月中旬，终于走出了草地，我们靠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走出了这片没有人烟、没有生气、无边无际浸在污水中的腐烂的沼泽地。在这艰难的长征路上，我曾经写下了整整十本的“长征日记”，记录了长征中大大小小的战斗及各种会议，记载了英雄的战士和感人的事迹。和吴杰同志结婚后，我曾请她用正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重新抄录了一遍，我视为珍宝，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转战陕北期间，一次敌机轰炸，骡马受惊，行李失散，我丢失了这份宝贵的资料，一直遗憾至今……

    四师和方面军“总指”直属队从包座出发，沿途经过洼藏寺、莫牙寺、腊子口、大拉山、大拉寺、蔡公里坝等地，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到达甘肃哈达铺。二日至五日二军团五师、六师及三十二军也陆续到达。哈达铺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里人家较多，有几条街道，也有些店铺。我们的干部、战士来到这里象进了天堂，吃了几顿饱饭，换洗缝补好破烂的军装，理去满头乱发和胡须，有的还找到水擦洗了身子。因为长时间无法洗澡，身上长满了疥疮，我的警卫员在城边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石灰坑，里面还有些浑浊的石灰水，我们就用这些石灰水擦洗身子，还真把疥疮给治好了。经过几天休息后，大家都精神振奋起来了。

    二方面军“总指”召开干部大会，讨论研究执行中央战略方针：东进甘陕边，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争取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合。休会后，我们三、五成群，激动地在一起议论：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动用他所能动用的兵力，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大军围追堵截，想把我们当作石达开，在金沙江消灭掉，但他的部下全是一群蠢货、饭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我们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象红军这样意志坚强。事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些从万水千山走过来的人，如今已是两鬓霜雪，暮如残阳。回首往事，我依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饥饿、困乏、伤病、牺牲……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又伴随了我们很久，但我终生无悔，我始终为我今生能参加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老八路

    红军大学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全军到达甘肃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短时间的整顿，并讨论执行军委新的战略任务，即乘陕甘两省敌人分散的弱点，夺取文县、武都、成县、康县等城市，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

    还在草地途中我就请示并经贺、任、关首长批准出草地后，让我到四方面军“红大”学习。在紧张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我虽然对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也逐步积累到一些部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在政治理论、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急需系统地学习、总结和提高。在哈达铺休息几天后，我和肖克、谭家述同志一起，从哈达铺经两天行军到达岷县附近四方面军“红大”。我去“红大”后，四师政委是李井泉。

    四方面军“红大”是训练中级干部的，学校要我当政治教员。还有一方面军的同志在学校当干部和教员，如张宗逊、曹理怀是干部，黄志勇、陈志芳、庄田是教员，我们在一起说话都比较随便和投机。

    肖克同志原拟接替刘伯承同志任校长的，但没有任校长而到三十一军当军长去了。

    四方面军总部和没有过黄河的部队同一方面军会师，到甘肃洪德后（红大随总部行动），我直接去找朱总司令。见到朱老总，我兴奋地连话也说不出。朱总对我十分热情，待我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我把来意和自己的情况向朱总作了介绍，朱老总笑呵呵地说：“中国革命路程很长，还要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哩。你们年轻人是革命的栋梁，要努力学习，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头脑。恒汉同志，咱们穷山沟有马列主义......”说完，他亲自给我写去中央红大学习的介绍信，我拿到介绍信后，向朱总敬礼、握手告别，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学习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策马赶回学校，把情况告诉我的同事和学校首长，同时办理党的介绍信，并打问这里到保安的路线（这里已是陕甘苏区，群众条件比较好）。第二天我就向校首长告别，同我带来的警卫员、马夫和一匹骡子开始上路了。

    我们三个人走了三天到达保安（现改志丹）中央和中央红大所在地。我把朱总的介绍信交学校后，教育长罗瑞卿同志把我分到一科一组，杨成武同志是组长。学校校长是林彪。

    在保安我听毛主席上一堂课，讲“战略学”，他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总结性地讲中央红军几次反“围剿”和红军为什么“长征”等。

    毛主席用生动的例子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正确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外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动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我们小组听毛主席讲这一堂课后，讨论很热烈，都说长征是王明路线造成的。我也发言说，红七军那样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右江，沿途又打不少恶仗，有的战斗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使部队损失惨重，这都是执行立三路线造成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把延安让出来，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都搬到延安。外面有抗日爱国之心的男女知识青年，经党在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一批一批地来到延安，中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红大”改为“抗大”。师以上干部都编为一队，许世友是我的同组同学，他经常在早操时练功夫，我戏称他为“师傅”。

    在“红大”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但却学到了许多东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林彪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经常亲临学校为我们作讲演。指导中国革命的一批重要文献，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也都是在“红大”期间系统地学习讨论过的。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无限信仰、执著探索和毕生崇敬之情，是在“红大”时期逐渐形成并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得以根深蒂固的。

    除了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文娱联欢。邓颍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红大”的生活真正体现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当时陕北的很多女青年呀，把我们经过长征的人看成最可爱的人，都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求爱，我们也以各种方式回绝。因为我们的心在前方战场上，我们盼着回前方打仗，你结了婚就等于进了坟墓，有个家拉扯着，一切想法都会变成泡影，大家决心向前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我们原来红军的干部，除留校当干部的外，都毕业上前线去了。毕业的人都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背面是毛主席提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八月初，西安办事处有一辆大卡车正巧从延安回西安，我搭乘这一辆车到耀县下车，等了两天我的马夫骡子才赶到耀县。第二天我到庄里镇报到，这时红二方面军已与陕北红军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又要和老首长、老战友一同并肩战斗了，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乘还没有分配工作，我回原四师看望我的老战友、同事卢冬生师长。

    老战友见面，无话不谈。冬生师长向我叙述了部队反军阀主义的事，他说名义上批判他，实际上是反贺老总的。我说，贺老总有什么军阀主义？他那样的平易近人，特别是同六军团会师前，夏曦是执行王明路线的，抓、杀那样多的人，因为夏是中央派来的，贺老总党性很强，还是尊重他，这说明贺老总是遵守党纪的模范！

    冬生同志含着热泪说，他要离开四师了，要到延安去学习。他舍不得四师，向往着前线生活……到延安后不久，他又被送去苏联学习，日本投降后回国，在哈尔滨被人暗杀了。一军抗美援朝回到东北，罗坤山同志给我送来他的墓地的照片，我看后十分悲痛。在这里深切悼念我的战友卢冬生同志，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老八路

第五章 在抗日前线

    接受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了。

    八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由于国民党当局限制八路军的力量，我们的编制被压得很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是贺老总。原红二军团编为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原四师编为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合编为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原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七一七团、七一八团。此外多出人员，大部编入一二零师教导团。我由“抗大”毕业回到一二零师，分配到教导团工作，开始当主任，后当政委。团长是彭绍辉。

    编队工作完成后，随之是更换军装。打了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又戴起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帽，思想上一时还真别扭，感情上实难接受。当然，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自己要戴，还要作部队的思想工作。

    九月二日，一二零师全体将士在庄里镇举行庄严的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动员过后，朱老总和贺龙师长都分别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说，国民党的帽子过去也戴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一致抗日，再戴戴也没有什么。别看帽徽是白的，我们八路军的心永远是红的！最后，我们全体将士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

    会后，我把红五星帽徽珍藏起来。

    誓师大会第二天，一二零师雄纠纠气昂昂地在陕西芝川镇跨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我奉贺老总和关向应同志命令，带教导团一部分人，去五寨做群众工作。我们在侯马坐阎锡山的小火车，到太原休息一天，第二天继续坐火车北上，到宁武下车，然后徒步行军到五寨。

    当时的晋西北，是在阎锡山的手里，我们虽然通过阎锡山组织了一些抗日团体，如“牺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和一些抗日武装力量，但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独立的抗日政权，县以上政权基本是阎锡山委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五寨只能利用阎老西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口号，发动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组织人力物力，筹粮、筹款，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那个时候，由于国共合作，我们的干部和阎锡山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是处处宣传和贯彻我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而阎锡山却明中暗里跟我们作对。有一次，在兴县开一个大会，部队和群众都参加，有一个国民党的县长在台上讲话，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满。他讲完后，我立刻上台，就他的发言针锋相对、据理争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即批判了他的错误言论，又宣传了群众，捍卫了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这一基本政策。

    三七年十一月，我调回兴县，升任教导团政委。分散做群众工作的各队也逐步收拢进行训练。在兴县训练不到半年，三八年四、五月又搬到岚县明村。教导团培养的对象是营、连干部。

老八路

   冀中平原

    一九三八年秋，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回到晋西北，在岚县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二零师将肩负“攻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壮大自己”的使命，挺进冀中战场，与冀中抗日军民一道，粉碎日军的围攻扫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三八年冬贺关首长亲率师部和三五八旅及教导团通过同蒲路、平汉路敌人封锁线，挺进冀中。其他各路纵队除留一部在晋西北坚持斗争外，也由各自战地开赴冀中，同吕正操的三纵队会师。三纵队是我党领导的东北军一个团，国民党军队南撤时，他们没有随国民党南撤，而是到冀中同各抗日武装力量组织成三纵队，建立起冀中根据地。除了三纵队外，还有不少地方武装，既归又不归三纵队领导和指挥。一二零师到冀中的任务主要是帮助三纵队巩固和纯洁其队伍，整顿各色各样抗日武装力量，壮大一二零师自身。

    从晋西北到冀中，要进行数百公里的长途行军，中间还要通过两条铁路线和敌伪的许多据点。时值岁末年尾，天寒地冻，大雪纷扬，我们顶风冒雪，沿着连绵的山峦一路东进，于一九三九年元旦前赶到晋察冀边区。

    冀中是个美丽富饶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兵源众多。开始我们不习惯平原作战，在这样一马平川、望不到边的地方，一无山包二无沟谷，既无法伏击又无法隐蔽，在这里打仗，开始心里还真没底。但村子密，一村连着一村，群众条件很好，村同村之间都挖了沟互相联系。我们对日本的“扫荡”作战，完全依靠村落，以后也习惯了。

    冀中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抗日觉悟高，给我们一二零师每个干部战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论是打仗还是寄养伤病员，老百姓从来没二话，他们直朴、热情、勇敢，由于饱受日寇侵略之苦，抗日积极性非常高。可以说，我们一二零师在冀中战场使日寇频频惨败，离不开冀中老百姓的支持、配合和无私帮助。

    在冀中打了几个漂亮仗后，一二零师名声传开了，“亚五”、“亚六”（七一五团、七一六团代号）也声威大振，百姓闻之欢欣，敌伪闻之丧胆。老乡们都说“这些南方人真能打仗呢！”不久，一二零师又对冀中原有的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了合编、整理。

    这些部队，即有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民众自发组织的自卫队，也有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地主乡绅的民团。其中不少队伍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纪律松弛、战斗力弱，当地老百姓对这些队伍很有意见。

    三九年春季，贺、关首长应三纵吕正操的提议，将高士一的部队编为一二零师独一旅，魏大光的部队编为独二旅，以后编到部队，取消了这个番号。津南自卫军编入三五九旅。

    我们教导团，本来是到抗日前线阵地办学，为第一线输送干部，但因为在冀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行军打仗，除协助七一五、七一六团作战外，还担负师指挥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期间一二零师在冀中几次大的反日寇“围攻”、“扫荡”战斗，我们都参加了，因此没有机会训练。一九三九年三月，奉师首长命令，教导团开回冀西东岔头一带训练。不久，彭绍辉同志调回晋西北任八旅旅长，叫“彭八旅”，喻楚杰接替彭绍辉任团长。为什么已有三五八旅（简称八旅）还有另外一个八旅呢？因为国民党害怕我们扩大部队，所以不得不用重复的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