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参军后的第三个夏天
　　从莫斯科到乌曼。向突破口挺进！日托米尔的怪事。在加里西亚的原野上。利沃夫的转折。
　　1920年夏季，我第三次参加了在内战战场上的作战。第二次休战时期已告结束。不久以前，为了修复交通、矿山和准备木材，苏维埃政府曾把前方的多支集团军改为劳动大军，而现在他们又重新处于战备状态了。
　　苏维埃俄国从西面和南面受到了新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在东部和北部。以及在高加索都发展顺利。但是在克里木，自称为《南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弗兰格尔男爵正在收编邓尼金的残余势力。在西面，波兰的地主资产阶级拒绝和平共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波兰发出的呼吁书至今尚未得到答复。不久，白色波兰的军队转入进攻，并于4 月25日占领了基辅。
　　5 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再次进入战时状态，任命M ·H ·图哈切夫斯基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决定由第15、16集团军对波兰白匪实施主要突击。同时，西南方面军负责肃清乌克兰中部的敌人。于是，方面军司令员A ·N ·叶戈罗夫紧急向第聂伯河沿岸地带集结兵力，报纸报导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令。无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城市曾向各方面军输送过优秀人才，现在又开始向西方和西南方派遣新的工人队伍。指挥员训练班压缩了课程，年轻的红军军官被提前派往作战部队。我们军事学院也动起来了。5 月份大批学员被派往哈尔科夫任职，那里是叶戈罗夫司令部的所在地。
　　我们按照各自选择的办法分别到达了哈尔科夫。一批“院士”（人们这样开玩笑地称呼我们）搭上了挂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专列后面的车厢。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是由拉脱维亚人赖因霍尔德·约瑟福维奇·别尔津担任。他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参加者、世界大战期间在前方打过仗的准尉，他又是十月革命后领导反对多布龙- 穆斯尼茨基波兰白匪军团战役的指挥者之一，是西方革命阵线的总指挥，后来又担任过北乌拉尔一西伯利亚方面军司令员对高尔察克作战，以及第3 集团军司令员和拉脱维亚苏维埃军队监察员，再后来又担任过几个方面军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是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坚强战士。我和他认识得较晚。而我以前也知道斯大林，虽然一年前在南方面军时曾听说过他。
　　我们到达哈尔科夫后，就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参谋长H ·H ·佩京不惜占用宝贵时间亲自接见了我们。他详细地介绍了形势，使我们熟悉了各种情况，并且通知我们到骑兵第1 集团军去工作。这个集团军在当时已威名远扬。人人都听说过它如何从一支不大的布琼尼骑兵支队，逐渐发展成为团、旅、师、军直到集团军，并积累了丰富了作战经验，狠狠地打击了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马蒙托夫、沙季洛夫、弗兰格尔、什库罗、西多林、乌拉加、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白匪首领们和邓尼金将军的部队。在这个骑兵集团军的旗帜下作战是非常光荣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即将积极参加一系列战役，因为无论如何骑兵集团军是绝不会放在预备队中的。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加入这个充满战斗荣誉的集体的时刻到来。但参谋长则先领我们去见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热情地对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们致了临别赠言，随后，斯大林希望接见我们。
　　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坐着回答问题，而这位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用双手转动着烟斗，不紧不漫地向我们提出问题，倾听我们的回答，然后又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和斯大林的谈话，无论在类似场合，或在其他场合虽然不下数百次，但是在当时我却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我能以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这位伟大人物——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进行谈话！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有一次斯大林问我：“梅列茨科夫同志，说实在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我提醒他是在从莫斯科去哈尔科夫的火车上，在1925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一边听我说一边长时间地微笑着。我当时又是多么惊奇，因为他们向我们这些参谋部军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的竟然是：你们熟悉马匹吗？实在说，那次谈话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会骑马吗？”
　　“我们都受过骑兵训练，军事委员同志。”
　　“那么，你们也知道用哪只脚先登马镫吗？”
　　“这就要看怎么方便了！古怪人是到处都有的。”
　　“备鞍以前，你们会不会用拳头把马肚子里的空气排出去，好让马的肚皮瘪下去，不致于使系紧马肚带的骑手受骗？”
　　“似乎还会一点儿。”
　　“请注意，同志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立即加强骑兵第1 集团军各级司令部。所以要把你们派到那里去。谁如果不晓得马的脾气，他在骑兵集团军中就将一事无成！”
　　方面军司令部当时已经转移到克列缅楚格。我们随同司令部到达该城以后，下一步还必须自己去寻找在乌曼附近的骑兵集团军。在方面军司令部有人告诉我们，骑兵集团军基地司令部设置在叶丽萨韦特格勒。到那里似乎就不难了解到野战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基地司令部参谋长H ·K ·肖洛科夫已离去，但是没有他我们也搞清楚了，从叶丽萨韦特格勒到乌曼没有直达铁路。而马匹上级答应只能由师里拨给。这就是说，沿着驿站马车道，经过新乌克兰卡、季什科夫卡、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巴班卡是行不通的。而沿铁路则需绕一个大圈：一条是走北线，那就需要经过斯梅拉、什波拉、塔利诺那；一条是走南线，经过波莫什纳亚、盖沃龙。怎样才能尽快到达呢？我们是被派往布琼尼处担任司令部参谋的几个刚毕业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我们知道，人们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迟到：再过两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总算到了乌曼，通过一眼望不到头的警戒哨（立即映入眼帘的是设置在高地上的司令部的警卫），我们来到集团军首长住所前。一位红军哥萨克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闲逛。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从总参军事学院来的。
　　“是俘虏吗？”他得意地微笑起来。
　　“当心点，最好你自己现在不要被我们抓来当俘虏！”
　　小伙子瞪大眼睛跑去报告。我们想，这回要见到的准是野战司令部参谋长C ·A·佐洛托夫，但是向我们走来的却是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也就是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伏罗希洛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委员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宁认识还要稍晚一点）。伏罗希洛夫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说：
　　“关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的报告可能不对。”
　　“不，”我们反驳说，“我们真的是总参谋部的军官，这是我们的书面命令。”
　　谈话开始了。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内战时期的两位光荣的英雄认识了。以后安排我们吃了饭，并催促我们到自己的师里去。我被派到д·д·科罗特恰耶夫的第4 骑兵师任师参谋长N ·B ·科索戈夫的侦察肋理。另一个是作战助理。
　　给我派来当文书的是一名大学毕学生；据说，他有真才实学，还不是党员，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工作人员，文思敏捷，所以我很满意，他能使我摆脱繁琐的文书档案，全神贯注地投入侦察的组织工作。在我的职责中还包括给师参谋长草拟上报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为此必须事先收集侦察材料。总的来说，骑兵集团军的侦察工作颇有成效，只是对新的敌情了解较少。方面军司令部用含糊不清的词句通报说，在我们的正面是波兰第2 集团军的数个步兵部队，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和前沙皇军官库罗夫斯基（当时是首领）的几个支队。而集团军侦察处长N ·C ·斯特罗伊洛也没有掌握关于敌人的足够情报。
　　首先，我不明白，我们同白色波兰人打仗，为什么到处碰到的都是库罗夫斯基匪帮。后来我才弄清楚，白色波兰人沿整个前线都安置土匪作为屏障。而土匪对自己主子的实力却一无所知，打仗也马马虎虎。他们主要是由各类地痞流氓汇集而成，一年前自称为“绿色”的那伙人，现在已彻底滑进了反革命营垒。
　　5 月底，第4 师突破了由土匪构成的屏障，而与优素福·皮尔苏斯基的士兵接上了火。这时，前进速度立刻慢下来了。
　　“听着，侦察队，”参谋长说，“你们的眼睛在哪里？我们是骑兵，我们的任务是冲过敌人的侧翼，袭击敌人的后方，在幅员辽阔的战场上实施机动，用火力和刀枪冲击敌人。而不是把全师拉向铁丝网障碍物。去吧，寻找可以绕行的地方！”
　　我自己也看出，骑兵集团军作战常常不按骑兵的方式。经常是急于突破铁丝网和战壕。这样是不能突破防线的！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条讨厌的可以迂回过去的路线呢？为数不多的俘虏都异口同声他说，到处都是一样。我不论将侦察队派到什么地方，都遇到了密集的炮火、机枪和步枪的射击，以及纵深梯次的防御。或许旅长们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开始询问旅长们。第3 旅旅长A ·A ·切博塔廖夫愿意回答问题，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迂回的路线。他说，去年冬季在已泰斯克附近，各旅突然在沼泽地遇到了邓尼金的坚固防御，也未能取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战术，寻求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第1 旅旅长Ф·M ·利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埋怨说：
　　“我们谁是侦察员？是你还是我？把敌人的配置情况告诉我，这是你份内的事。而我的工作是打仗。”
　　第2 旅旅长是N ·B ·丘列涅夫，我经常找不到他。战斗结束后，我钻到人群中去找他，而他已去查看战利品了。我尾追他来到战利品收集队，他又到师长那里去了，当我赶到师长那里时，丘列涅夫已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报告完毕，又匆忙到各团去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从师长那里获取一些情报。
　　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友邻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就连铁木辛哥的第6 师，莫罗佐夫的第11师、帕尔霍缅科的第14师都不能克服敌人的防御，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现在我才明白了，这里的斗争条件与东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草原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正如1919年的南方战线不同于1918年的东方战线一样，现在的西南战线也不同于南方战线。在敌防御做纵深梯次配置的条件下，骑兵如何作战呢：那就要找到它的薄弱地段，然后放弃线式正面进攻，将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在该薄弱地段突破敌防御，深入敌纵深，袭击敌人的后方。

老八路

　　应当给波兰士兵以应有的评价。士兵们仗打得很漂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巧妙地促成了这一点，它喋喋不休地怂恿敌军说什么，“祖国的命运”在他们手中，宣传说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1793年实行了第二次，1795年又实行了第三次。拿破仑重建的华沙公国于1815年又部分地划归了俄罗斯。1918年独立的波兰复兴了。而现在俄国人又想要征服它，这样的宣传起了作用。枪骑兵和波兰兵，甚至所有被包围的人都战斗到最后，而且在开始时也很少有人投降。
　　只有长时期地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向波兰士兵解释已发生事件的意义、揭露皮尔苏德分子的肮脏政治勾当，并与波兰的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接触，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需要时间。而当前还必须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白卫匪帮所期望的武装干涉者给予沉重打击，使之清醒过来。对此，骑兵集团军正在着手作好准备。
　　我第4 师在奥泽尔纳亚附近发起了突击。第6 师随后跟进。侧翼由第14师和第11师保障。我们当面之敌是刚刚解体的原波兰第2 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他们正位于守卫基辅的波兰第3 集团军和守卫文尼察的波兰第6 集团军的结合部上）。
　　布琼尼的骑兵的任务是向别尔季切夫突破，并摧毁敌人后方。6 月5 日，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后，敌人顶不住了。第4 师强渡罗斯托维察河后，在亚格尼亚京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我第14师和第11师也分别从右翼和左翼冲了过去。而第6 师则是从奥泽尔纳亚突破的。现在整个骑兵集团军都楔入敌军的部署内。敌军企图从两侧压缩我们，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从北面，萨维茨基的骑兵旅和步兵从南面向我骑兵集团军的侧翼夹击。但是，布琼尼却没有在两翼回击敌人，而把集团军向前带到西北腹地进行袭击。波兰人从我们后方将包围圈合拢。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别尔季切夫突围。三天后，第4 骑兵师冲向日托米尔，从行进间一举攻克了该城，解放了数千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尔后，又挥师向东，在距布鲁西洛夫镇不远的地方，同以亚基尔为首的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取得了联系。这就意味着，在基辅和文尼察之间实际上已建立起一条“红色走廊”。
　　现在，可以从后方对波兰第3 集团军实施突击并解放基辅。然而我法斯托夫斯基集群已开始代替我们从南面向基辅移动，所以骑兵集团军又重新挥师向西。据我估计，这是因为必须继续袭击敌人后方。第4 师再次从日托米尔把波兰的卫戍部队赶走，并攻克了该城。参谋长向我布置了一系列新任务，要求我侦察基辅方向、拉多梅什利方向、科罗斯坚方向、沃伦斯基新城方向、舍佩托夫卡方向和别尔季切夫方向，换句话说，即侦察所有方向上的敌情。而我师却在原地按兵不动。原来是和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不明确突破后的后续任务和大体的行动计划。
　　在日托米尔的日子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工作繁忙，我顾不上考虑住房问题，就把这事向师司令部管理员讲了。他为我找到了一间房，把地址交给了我，告诉我说，在这个住宅里往着一位原先的总督。我带着勤务兵就到那里去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主妇和他的父亲，她告诉我说，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位红军军官先生、侦察长官占用啦。我向她解释说：“就是为我定下的。”我安置好后，就回到了司令部，并在司令部对管理员说，不知谁说话时向居民泄露了秘密，现在居民知道了一些不应该知道的情况，就是说，保密工作做得不好。
　　工作之余，我得空回去休息。一看，我们的女主人正坐在那里哭泣。这是怎么回事？女主人回答说：“父亲被红军当成特务抓走了。”我打电话问保卫科：“我的住房安全吗？”保卫干事回答说安全，主人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这是谁干的，现在就吩咐他们放人。我安慰了一下可怜的主妇后，因为有紧急召唤就回到了司令部。一小时后，经科索戈夫同意，我又回去休息。这时，男主人已在家，但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原来又把他的女儿抓走了。我再次给保卫科打电话。保卫干部讲，不是他们抓的，但知道是谁抓的，现在就叫他们放人。又过了半小时，那妇女容光焕发地迈进了自己的家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司令部管理员为了掩饰自己说的废话，竟然这样卑鄙粗暴地对人进行报复。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惩处。要知道，从这类小事中可以形成和平居民对红军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政治宣传，为了不给敌人的宣传提供把柄，在这些问题上一点也不能马虎。
　　骑兵集团军虽然按兵不动，但在精神上给皮尔苏德部队以巨大的压力。俘虏们证实，波兰军队的后方一片混乱，正疯狂地向突破口地域派遣援兵，波兰第3 集团军由于担心被包围，正从基辅撤退。既然这样，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必须尽快切断敌人的退路！就在这时，等待已久的命令终于从方面军司令部传来了。骑兵第1 师准备迎接新的积极行动，第6 师和第11师由布琼尼率领去西南方，以便掩护突破口地区不受跟踪我军的波兰枪骑兵和步兵从侧翼突击。第4 师和第14师在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向拉多梅什利挺进，以便尔后急剧转向西北，对盘踞在科罗斯坚地域的集团实施突击，这样一来，集团军暂时分散了。夜间距科罗斯坚不远的地方，一支隐蔽接近的敌人袭击了我们。我当时在司令部值班，当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并喊醒了伏罗希洛夫。他立即令各旅投入反冲击。
　　双方激战了数昼夜，各有胜负，最终我们还是击退了敌人。敌人以损失其步兵第7 师的代价挽救了由基辅撤退到科罗斯坚的其他各师。在这次交战中我负了伤，在去医院途中，我躺在马车上得知，旅长利通接替了第4 师师长。
　　我在基辅的一所小医院里大约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在市内走动了；利用这个机会，浏览了一下市容。伤口刚一愈口。我就回到日托米尔。现在这里已经是后方了。骑兵神速的冲击，使波兰的防御全线崩溃。西方面军的行动也很顺利。白色波兰人从整个战线向后撤退。在日托米尔，人们告诉我：“如果想追赶上自己的师，那么，把马鞍备好，快到罗夫诺去。目前那里还有地主。当你骑马跑到时，正是时候！”而我就是这样做的。
　　路上用了两昼夜。从沃伦斯基新城途经科列茨，一路上到处都是波兰人丢弃的马车、炮架和其他军用物资。迎面走来的是一队队被押送的战俘。7 月4 日这天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傍晚我们停在戈伦河边饮马，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戈伦河河道两边的柳树枝头，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和勤务兵已经漫步在夜幕下的罗夫大街上，脚底下一面磕磕绊绊地碰着睡在地上的战士，我们刚刚从这座城市里把敌人赶出去。
　　这次我被派到C ·K ·铁木辛哥的第6 师，同样担任师参谋长助理职务。这个师的参谋长是K ·K ·若尔涅尔凯维奇。他交给我的任务不仅是管侦察，而且还负责作战工作。从获取必要知识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是非常有益的。一般说来，不论是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或者把这两年加起来，都没有像我在1920年于骑兵集团军服役期间所得到的战斗经验多。
　　多年来，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对我的教导，一直使我铭记在心中。至于侦察工作，在整个7 月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像后来在一首著名歌曲里所唱的“让出华沙、交出柏林……”那样的日子已经来临。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越过了国界，即将和波兰、德国北方、奥地利、罗马尼亚的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起义融合在一起。苏维埃的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即将复兴。欧洲一些国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坚信，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7 月底产生了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8 月初成立了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面临的任务是从东北和东南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向华沙方向突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解放明斯克后，迅速向维尔诺（今维尔纽斯——译者注）挺进，并经过平斯克向布列斯特前进。叶戈罗夫的部队向其靠拢，将自己的左翼逐渐转向西北，并尽量绕过加里西亚。沃斯卡诺夫的第12集团军在萨尔地域作战后，准备向科韦尔前进。骑兵集团军指向卢茨克，尔后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扎莫斯季耶、柳布林。亚基尔集群占领了克列缅涅茨、布罗迪、拉瓦- 鲁斯卡亚一带。莫尔科恰诺夫的第14集团军在加里西亚作战的同时，从罗马尼亚方向掩护西南方面军。现在师侦察工作的当前任务是查明去卢茨克的通路，而我则研究楚曼、奥雷卡、姆林诺夫一线的情况。
　　突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方面军司令部发来了关于改变作战方向的指示：我们不再面向弗拉基米尔- 沃伦斯基，转而面向利沃夫，亚基尔则面向斯特雷，第14集团军面向斯坦尼斯拉夫，就是说整个方面军的作战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这样就为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期，在分散的战线上作战的计划奠定了基础，其结果就构成了我军在波兰进攻失利的一个原因。
　　骑兵集团军在兹多尔布诺夫、克列缅涅茨、布罗德、杜布诺构成的四角地区作战。会战进行得非常激烈。骑兵变成了步兵：骑兵接近敌阵地后很少以骑兵队形冲击敌阵地，经常是在狂风暴雨般的射击下急忙下马转为步兵，匍匐前进，像猎骑兵那样作战。突破一个防御地带，马上又遇到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是以半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的，就像我们5 月底在白教堂附近进行的那场战斗一样。部队疲惫不堪，只能抽出一点时间休息。有时在敌人的火力下，战士们躺在田野上就睡着了。许多人受伤掉了队，人们变得又黑又瘦。弹药、粮食、饲料不足。马匹补充委员会也应付不了马匹的补充。人员补充没有来源。而且一点喘息的机会，那怕是短时间的休息也没有。而战斗却越来越激烈。8 月初，第6 师企图在科津和斯特里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打乱敌军，使其瘫痪，但未成功。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撤消了师长铁木辛哥和参谋长若尔涅尔凯维奇的职务，将他们调入预备队。他们的职务由原第2 旅旅长阿帕纳先科和不久前来到前线的总参军事学院学员舍科接替。
　　从8 月4 日到10日的一周是在争夺斯泰里河渡口和通往拉杰霍夫接近地域渡过的。师的新领导指挥果断。顺便指出，由于布琼尼用他个人的权力把搞得精疲力竭的第4 和第11师调去整休，在骑兵集团军的第一梯队中就剩下了我们师和第14师加上一个独立骑兵旅。隶属于布琼尼指挥的友邻部队也倾注了全力：北面，
　　步兵拿下了卢茨克；南面，и·3 ·亚基尔的佐罗切夫斯基集群与科托斯基的骑兵旅和普里马科夫的切尔沃诺哥萨克师共同顽强地向亚先诺夫进攻。阿帕纳先科领受了攻占布斯克的任务。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几个旅在最近几天里不得不在难以跋涉的沼泽地，顺着布格河流方向作战。在我师的后面跟进的是第4 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渡口，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其他部队。几天来，我接受了特殊任务，寻找小河上能够涉水而过的浅水渡口和沼泽地那边小树林中可供马通行的小路，并和派出的小分队准备了渡河用的就便器材，后来，我临时执行了师参谋长的职务。
　　8 月中旬，我骑兵集团军正准备转入全面进攻，却因遭到波兰人在正面和侧翼的突击而停了下来，于是展开了紧张的战斗。不久骑兵集团军得到通知，它转隶给了西方面军。因此向利沃夫的进攻就撤消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从利沃夫被召回，去总参学院进修三年级课程（学院在前线的许多其他学员也一起应召回院）。
　　在骑兵集团军行列里渡过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成长为一名红色指挥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我认为再重复一次一点也不多余。无论如何，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军事学术上的观点，以及如何把这些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完全取决于我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从第：骑兵集团军第4 师和第6 师的战斗行动中提炼出来的。在后来，我在莫斯科军区（在1925年秋季以前，这个军区一直都是由伏罗希洛夫领导）的服役，也对这些经验有不少的充实。如果说从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做为我成长为军事首长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以后的五年则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与我深入研究内战经验和参加当时遍及整个红军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老八路

　　谈谈军事学院
　　红军需要自己的军事院校。克利莫维奇、斯涅萨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我们是怎样学习的。理论还是实践？新的路线。再到苏多格达。毕业。
　　在内战年代里，我曾有三次是在总参军事学院的讲堂中渡过的。这是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现在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现在的总参军事学院建立得很晚，是在1936年成立的）。
　　关于红军的第一所学院是如何产生的，还是值得谈谈的。早在争取签定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当时红军刚刚诞生并开始组建，指挥干部普遍感到不足，尤其是司令部参谋人员更缺。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利用旧军队的军事学院（原尼古拉军事学院）的干部和教学设备。要知道，许多军官、正直的军事专家和爱国人士，当他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之后，当时已经转到苏维埃一边来了。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院重新在首都展开工作是不可能的：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担心来自德国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袭击，决定把一些机关迁往东部。在西部建立一个所谓的屏障，一种类似彼得格勒军区、西部军区和奥尔洛夫军区沿分界线设置的野战边防团那样的部署。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央和东方，仓促地成立了莫斯科军区、白海军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伏尔加河东岸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后两个军区后来合并了）的区域民兵师，在它们的保卫下向这些军区后撤了许多企业和机关，其中也有军事学院。
　　当时谁也没料到，内战的火焰不久就烧到了正是在原来认为是大后方的那些地区。军事学院设立在叶卡捷林堡（现今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离被看守的罗曼诺夫皇族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白卫军加紧向这里进攻，企图在救出尼古拉二世之后，把它当作反革命的旗帜。当时我们没有守住叶卡捷林堡。当然，乌拉尔的工人们也急忙枪杀了沙皇王朝的代表。但是，当我们的司令部撤退时，没有带走学院的物资器材。学院的干部则都遣送到喀山。
　　瓦采蒂斯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背叛之后，在喀山发生的事。穆拉维约夫于1918年夏季领导过东方面军，尔后升任总司令，在我们学院任教授。学院的人员住在喀山商业学校。瓦采蒂斯企图劝说这些人到红军服务，但没有成功。只有几个人响应了方面军司令员的号召。而其他人都等待白匪进城，并以学院院长沙俄将军安多格斯基为首投入到敌人营垒。后来，安多格斯基在托木斯克领导了高尔察克学院，再往后又逃到了满洲。
　　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秋季提出了建立300 万正规军的计划。由谁来训练这支军队，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工作和指挥兵团和部队呢？缺少军事干部。恰巧从国内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来自人民的，有才能的优秀人物，后来成为杰出的指挥员。许多沙皇时期的专家都忠实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仍满足不了需要。就在这时，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军事院校，指挥员训练班，其编制人员主要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来配备。
　　前线的紧张局势迫使压缩教学时间，初步确定为六个月（后来这个期限有过几次延长）。即使六个月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连续不断地听课。通常是学员学过一段时间后，就离校到作战部队去，然后再返校继续学完课程。我的情况就是如此。学习多半是在冬季进行，夏季作战，有时也有例外。逐渐延长教学时间又导致了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不能合理地分配学科时间，无益地浪费时间。但当时又没有其他办法。
　　新的军事学院是这样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科兹洛夫城召回安东尼·卡尔洛维奇·克利莫维奇。他在那里是县的军事领导人。启用原少将A ·A ·雅克夫烈夫担任未来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任命老布尔什维克埃米利·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那维奇·扎列日斯基为政委。从这时起，在莫斯科也开始组建诸兵种合成型的，偏重于总参谋部工作的高等军事学院。最初学院设在沃兹德维任卡（现在是加里宁大街的起点），革命前为猎人俱乐部所占用的原舍列梅捷夫宫。
　　学院领导人员有过变更。克利莫维奇于1919年由旧军队的军长，数学硕士安德烈·叶夫根那维奇·斯涅萨列夫所接替，他在1918年曾帮助苏维埃政权组织过对德国人的回击。1921年学院院长是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年代他是最著名的苏维埃军事活动家之一——东方面军第1 集团军和第5 集团军司令员，高加索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肃清安东诺夫匪帮叛乱的军队集群的领导人。
　　政治委员除上述两位同志外，在我当学员时记得还有п·H ·马克西莫夫斯基和B ·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批教授中有亚历山大·安德烈那维奇·斯维钦和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都是原来俄国军官中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学问渊博的军事专家，著书立说的思想家和出色的教员。他们还精通司令部业务，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1918年时，有些人一度认为在红军中拟制文件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流毒。对于这种偏见一下子未能消除。
　　《消息报》曾报道过关于学院招收学员的消息。此外还向各地兵役局发出了通知。形式上要求具备某种普通教育的程度，但实际上这个条件没有遵守。第一期招收学员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名俄共（布）党员的介绍信，个人党龄和军事工作经历，主要是在红军工作的经历，结果进入学院的人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受过中等教育，某些人则只受过初等教育。自然，后一部分人的学习非常吃力。
　　起初教授们对我们相当迁就。在1918年到1919年的教学年度里对考试只有两个评分等级：“及极”和“不及格”。而且在我的记忆中，“不及格”还是很少有的。通常都能得到及格的评分。然而仍有少数学员不能胜任在学院的学习而离开学院。当然，后来的每一期学员都比前一期的强。培训未来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的训练水平在提高，对他们的要求也在提高。某些学员离开了学院，只是因为他们经受不住来自教授方面的冷漠怀疑和对他们多少表现出的有些讽刺嘲弄的态度，以及讨厌教员在教学中表现出的烦琐哲学，有的甚至认为，他们用不着学习，只要用流出的鲜血也能给苏维埃俄罗斯带来益处。在后一种人中就有真正的自学成材者，例如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夏伯阳就没有学完一年级。
　　那时我正满二十二岁。大多数学员的年龄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很多人还在旧军队中服役过，其中包括把军事当作自己终生职业的军官，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牢固知识。这就产生了对待学习的热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这种热情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在政治方面，学员都非常自觉。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占全体人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后来，这个比重还不断增加。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期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最高纲领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人。大约每六人中有一个非党人士。来报考学院的人有五百名左右，大约每五人中有工人被录取。1919年2 月又成立了一个教学班，补充招收了一百五十人左右。他们毕业的时间比我们晚。1919至1920年教学年度的招生制度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约二百五十人组成了高级班，教学时间是从秋季到夏季，初级班是从冬季到夏季。在1920年到1921年的教学年度中，除了“高级班”（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初级班”（没有经历过国内战争）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平行班。就这样学院一年一年地在发展。
　　熟悉现在军事院校情况的现代军官恐怕未必能充分地想象到，我们当时是怎样学习的。甚至最详细的描绘也不能把当时学习生活中极端艰苦而严峻的特点完全表达出来。其实，这涉及到的不仅是学院。有时，学院进来一批预备学员，而后留下来学习就成了正式学员，这就需要宿舍。我们的宿舍离基督教堂不远。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群群虔诚的教徒在正教日到教堂去作礼拜。当看着他们怎样在寒冷的日子里冻着牙齿打颤时，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在自己房间里环视四周，搜索着，还能把什么东西添到火炉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房间里只放着一些床铺，几乎再没有其他家具。所以我们很乐意地卸劈柴，因为我们知道，回来时可以在腋窝下夹几块劈柴。一般地说，除了午休时间外，所有白天时间我们都用在学习上。
　　至于午餐，按那时的标准我们认为是够丰盛的了。每天给我们每人两俄磅面包，若干所洛特尼克（俄重量单位，约为4.266 克——译者）砂糖，黄米稀粥和鱼。每星期能吃两三次肉，最常吃的是马肉。
　　大讲堂里的座位不够用。因此学员们忙着为自己占据能放板凳的地方。有时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有人在画地形图，在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分析博罗季诺会战要图，第三个角落一些人在选修德语，在第四个角落，经济委员则在开会研究要不要给学员在宿舍里发床头柜。我们在这些大讲堂里，每天要听四节课，还要作两个小时实习作业。一直到精明能干的总务主任在黑市上买到了中学教学参考书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这个过去曾是猎人俱乐部财产的图书馆，可以毫不吝惜地向读者赠送有关狮子狗和灵犬（一种锐目捷足能迅速逐赶野兽的俄罗斯猎犬——译注）的区别的资料，或用阿克萨科夫方法钓鱼一类的资料。但对我们的帮助却不大。有时出现一批从旧书贩那里运来的军事书籍，就得赶快登记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再一次见到这些书：多数学员对向图书馆还书的“资产阶级偏见”还是陌生的。只依靠笔记是不行的。冬季在大讲堂里有时非常冷，甚至带着手套写字也很困难。一些人记忆力好，这就帮了他们大忙。当学院的印刷厂投产后，我们很高兴。我们都领到了年级教学大纲和石印的战术教令、地形学和军制学教范。

老八路

　　最初，我是在1918年11月至1919年5 月在学院学习的。当时学院领导常常将学员派到各指挥机关和部门的办公厅去，不择手段地索取作业所必须的各种常用工具，如铅笔、圆规、地图、纸张等等。各种模型都在工厂制作，并且常常是在学员直接参加的情况下制作的。学员中间有很多是过去的工人和技师。他们样样都会。包装纸、糊墙纸都用来写字，或者把字写在旧书每页的字里行间。有时当你拿起一本笔记，在你面前竟是一本沙皇时代的中学生文选，而你会读到费特的诗篇：
　　啊姑娘，你的面庞是那样的苍白！
　　你将自己婉转的歌声融会在起伏的波涛中，
　　我爱你那苍白的面庞。
　　在窗前，在原野上。
　　只有大海，只有在大海中，
　　才是浪花追逐的地方。
　　在书的偶数页面石印字行之间写着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国统帅，传说他九岁时向父亲誓言要对罗马作终身不渝的斗争——译注）与罗马人在坎尼附近会战的讲义。在单数页上写的是在进攻中对现代化师物资保障的讲义。前线需要指挥员，而教学计划又是硬性的，院领导很着急，于是我们同时学完了士官生学校教学大纲内容中的军事学科和适合各军事学院学员的军事科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其中包括：总参学院的，诸兵种合成学院的，炮兵学院的。明确地按专业分班学习进行得很晚，虽然开始时有的学员班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已得到调配补充。
　　春季在霍登克开始了野外作业，我们不只限于在课堂上分析用粉笔划在黑板上的作战要图，而且一般战术课也在野外进行，时间约两周。有数天时间用来进行侦察和对地形进行目测（当时没有进行仪器测量的教具）。
　　到了1919年4 月，有二十人动身去东方面军。同样也通知我们，在近期内将有三十人到南方面军去。到兵团和部队（派到分队去的很少）去的都要委任较多的职务，但是，当那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在1919年秋天再次相逢时，才弄清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就地得到提升，而多数人后来提任的职务更低，或者总是没完没了地从一个职务调到另一个职务。我的情况（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则属于比较满意的少数人之列。
　　艰苦的学习和工作条件锻炼了人的坚强性格。从第一批和第二批毕业的学员中已涌现出了许多当时比较有名的、专业水平高的指挥员。这样的著名军事首长可以列举出一些，如帕维尔·德边科、伊万·费季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鲍里斯·费尔德曼、伊万·丘列涅夫、谢苗·乌里茨基、列昂尼德·波得罗夫斯基。不少精明而有见识的专家毕业于1920年成立的所谓东方学研究所。该所由A ·E ·斯涅萨列夫亲自领导，总的说来，他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史学领域，对苏联东方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说实在的，从该研究所毕业的学员我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入学的时间比我晚两年，而且还由于他们具有一些特点：同时学习些附加学科（亚洲国家的专门地理和东方语言），他们的学习时间表特殊，和我们的不一样。东方学研究所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非常自豪。他们之中有些人学习阿拉伯语，有些入学习土耳其语，也有学习波斯语、汉语和日本语的。这个研究所的有些毕业生后来到中国担任了苏联军事顾问。他们是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而去的。
　　后来，所有“院士”的年度考试和测验都筹备得非常隆重。但在1919和1920年组织得还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1920年的春季很忙，当时有两个年级的全体人员，还有一些教员被派往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集团军去。为了庆贺学院开始工作而举行的隆重晚会也不是在平淡无奇的气氛中度过的。
　　学院作为一个学府是从1918年11月24日开始工作的，而学院正式开学是在12月8日。在许多人的讲话中我特别记得雅克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当时的那段简短而又非常热情动人的发言。那段话是当时他向未来的指挥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临别赠言。
　　从军事学院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收获很大。我的生活经历就是没能使我受到系统的中等教育。然而，就我的记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追求知识，渴望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能够受到军事学院的教育，这同我向往成为一名军事干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红军的愿望直接吻合。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抓住了这个已成为现实的机会，尽管学习有过中断，尽管学习组织得不够严密，尽管当时教给我们的不全是国内条件下首先需要的那些知识，我还是不愿低估我在1918、1919、1920和1921年冬季和春季所接受过的那些学习的。相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做为喀山战斗参加者的我，同担任第14师副参谋长，以及同尔后担任第4 师和第6 师副参谋长的我，中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有时我在沉思中向自己提问：我从哪里的收获更大，是那次战争中在战场上作战的实践，还是在学院学到的理论？我久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既是前者，也是后者，两者已交织在一起，汇成一体了。
　　例如在喀山我就看到了战士们高涨的士气，他们的觉悟，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所起的作用有多么的巨大。而经过半年，在学习过程中我理解到，由受过充分专业训练的人来领导这些战士该有多么重要，指挥员的才干起着多么大的作用，由此，我联想起了戈沃尔科夫。又过了几个月，在观察A ·K ·斯捷平的同时，我完全确信，理论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在1919年6 月我们在南方退却时的艰苦条件下，如果是一位才能不如斯捷平的师长，很可能要毁掉很多同志的生命。
　　布琼尼是一位在国内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非常有才能的指挥员，他在领导庞大的骑兵兵团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位革新能手。他和骑兵第1 集团军其他领导成员常常推翻指导战争的老一套理论，迫使白匪处于不利或不习惯的条件下作战。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所有的军事理论都过时了呢，一切只取决于天赋的头脑敏捷呢？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没有头脑敏捷是行不通的。但现在所谈问题的实质是指陈旧的理论原则不再适用，要用其他新的理论原则来取代。于是正是这些新的观点通过骑兵第1 集团军的作战实践产生了。当我把原先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与1920年夏天在前线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时，我再一次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并且是复杂的艺术，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付出和运用天赋的才能，而且需要严谨丰富的知识，以及对其创造性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别尔季切夫附近突破了波兰的防线。这是一次要在前线的深远后方的广大战区内同时重创敌人，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役。
　　又如前后不到一个半月的利沃夫战役，沉痛的失败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役性的错误。难道说，当时向华沙进攻的西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就无可指责了吗？当该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调到我们军事学院任院长时，学员不止一次地去请他解释。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是由于违背了指导战争的某些原则（前方和后方必须保持可靠的通信联络，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两个在旧军队时就担任过较高的职务。而现在他们则热心地献身于培养红军指挥员的事业。应当说，在所有的教员中，正是斯维钦和诺维茨基在理论方面给我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讲课中得出结论，必须避免陈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应尽力创造性地运用军事方面的遗产。
　　例如，斯维钦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应当掌握过去的军事思想，并尽量地知道得多一些，只有这样作了之后，你们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方面，1920年由一群学员组织的军事科学协会起到了一定作用。遣憾的是，由于我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来得及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只限于听听其他人的报告而已。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国外军队的技术革新问题的报告。
　　在那个时候，许多教员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过去，他们之中有些人轻视国内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按一般规律进行的。弱者战胜了强者。飞机和坦克有时在步枪面前无能为力。在集团军的后方人们起来反抗，而镇压这些反抗常常不是诉诸军事措施，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决议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军事一面已不复存在。不是的，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发展了，但此时已经带上了由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提高而引起的一种特殊色彩。于是课程内容的性质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也更多更经常地以昨天的事件为例来教育我们。
　　1921年1 月，当我的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得到了几天休假的时间。请允许我在这里中断我对学院的记述。
　　我决定在苏多格达度过我的假期，以便和熟练冶金工人的女儿叶夫多基娅·波得罗夫娜·别洛瓦哑结婚，我们已经相好五年。缓慢爬行的列车，在上坡的路上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好像要把我短时间的休假全部吞掉拟的。旅客们手拿斧子和锯进入森林，给蒸气机车喂了本柴以后，它勉强地跑起来，然而又仅仅是跑到下一个高坡便又停下了。最后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苏多格达执行委员会，这个由于我曾工作过而非常熟悉的单位，于1 月31日晨把结婚证书发给了新郎和新娘。在这之后，一大群老朋友在我的老同志，当时任俄共（布）县委书记的马尔科夫家里集会，祝贺我们的婚礼。在当时那个困难时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常言所说，大家一起集资就餐，委托了一些人带面包，另一些人带鱼，再一些人带其他一些菜肴，如此等等，尔后隆重地庆祝了我们生活中新的里程碑。2 月1 日我们乘雪撬去利吉诺，到妻子父母的家里。他们殷勤的迎接了我，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多少有点突如其来地暴露出来。几个妻妹当时带来一些“体面的熟人”。尽管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可仍以斜眼看我。原因是新郎的外表实在有点寒磅。在我健康的一只脚上穿着黑色靴子，而害病的一只脚上却是灰色靴子，并且有些肥大。上衣也有些陈旧，带有补丁，还烧了个洞。姑娘们睁大眼睛看着我，当我不在场时，就唱起小调：“我们的冬尼亚是朵真正的玫瑰花，却嫁给了豆腐渣”，以此来取笑。
　　1921年10月，学员们毕业的时候到了。这是学院第一次大批学员的毕业。毕业前我们经过了国家考试，作完了三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有关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战略和战术中思想和意志的统一。留给毕业生四十五分钟答题时间。每超过一分钟都要扣分。如果考虑到试题丰富的内涵、外延和考卷的篇幅，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是不简单的。优秀的评分鼓舞了我应试下一个课题的信心。第二个课题带有历史性质。我分到的题目是两个战役：吕岑战役（大吉尔申斯基战役）和包岑战役。1813年4 月20日（5 月2 日）在萨克森的吕岑城附近，拿破仑一世重创了由庸碌无才的п·X ·维根施但指挥的俄普联军。维根施但是在库图佐夫逝世后接任指挥战役的。1813年5 月8 日至9 日（20日至21日）于施普雷河上的包岑城附近，拿破仑又一次击溃了联军。对我的要求是不仅要对这两次战役作出全面分析，而且要把双方统帅的战役思想加以对比。这次考试我得到的成绩是“良好”。因为在我的总结材料中，由于打字员的失误打有错别字，因此受到考试委员会主席B ·ф·诺维茨基的批评。教授严厉地向我指出了作为一名总参谋部的军官所不应有的疏忽大意。第三个课题是论述集团军规模的战役，我得到的分数也是“良好”。它的基础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战经验。当时我们还未达到把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实际应用到考试的水平。但是，即使从研究分析交给我的这一足够现实的课题，对我来说也是受益不浅的。
　　为了庆祝毕业，我们一群学员组织了隆重的晚会。不仅是毕业生而且他们的家属也都得到了节日的礼物。后来，我们衣袋里揣着委任书，充满理想、满怀豪情地奔赴各自新的工作岗位，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建设正规的工农红军的事业。

老八路

第二章 终生在工农红军服役

　　军事改革
　　在尼古拉·卡希林身边。1923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熟习的地方。什么是“动员计划”？戈尔巴托夫、佩列梅托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巴济列维奇走过的道路。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被推荐担任旅长职务。休假一个月后，我来到驻彼得格勒的独立训练旅。虽然这里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并不同意这一任职。他说，还是将过去的骑兵，二十四岁的旅长留在骑兵任职更为合适，并与总司令○·C ·加米涅夫商谈，要把我调到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去。因此，1922年1 月以前我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待命，由于上级首长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到西部军区去了。
　　当时，白俄罗斯还没有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国家。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年12月建立的。但是，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早在国家联盟成立以前就已形成。它是因国内战争产生的，并且为共同保卫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服务，在尔后则是组建苏联的前提之一。至于西部边境，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它的防御。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新的任命视为最富有战斗性的、非常必要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军司令部，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鉴于司令部必须要由经验非富和能干的人员组成，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尽快地配齐了干部，选定了武器和器材。但是，事后才得知，急于组成骑兵军司令部是徒劳的，因为由国内战争著名英雄H ·д·卡希林担任军长的军司令部被调到白俄罗斯来了。因而我被委任为托木斯克西伯利亚骑兵第1师参谋长。
　　由于我和卡希林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很长，我想简要地谈谈他的情况。卡希林与其弟弟伊万（也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不同之点是不讲究穿戴，行为端正，对人稍嫌冷淡。他是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是位军人姿态端正，有组织能力和善于思考的军事领导人。卡希林的一位祖先曾参加过十八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卡希林和伊万的父亲虽然在乌拉尔附近的一个村镇中担任过哥萨克村长，但却被当局视为不能依赖的人物。1918年3 月卡希林弟兄在南乌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哥萨克百人团与杜托夫匪帮作战。当年夏季，卡希林指挥的奥伦堡支队、伊万的游击旅和B ·K ·布柳赫尔的乌拉尔第1 团合并成由卡希林和市柳赫尔指挥的南乌拉尔集团军。该集团军突破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防线后与红军会合，尔后又挥师向东，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亚利。在这些战斗中，卡希林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他现在享有很高威信，并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托本斯克骑兵师的状况使我感到失望，尤其是马匹的情况非常糟糕。磨破的马背几乎露出了脊椎，跛得厉害的马匹也只能送去屠宰。为了使它们不致因疲惫不堪而倒下，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单马栏中用皮带将它们拴住。我这个从小就喜爱马匹的人是不能对这些不幸的牲畜漠然视之的。
　　接到恢复该师战斗力的命令后，我特别关心马匹的状况。司令部决定，不是同时整顿整个兵团，而是先从一个团进行整顿。一个团刚刚整顿就绪，我们却又失去了它：把它从我师调出，交给了另一个骑兵师。接着，司令部又着手整顿第二个团，但是，当该团状况好转时，又被交给了友邻兵团。直到最后一个部队恢复战斗力以前，都是这样办的。当最后一个团被调走时，托木斯克骑兵师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令部，该师宣告解散。
　　这项长达九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就被调到莫斯科工农红军总干部部。这时，恰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需要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抽调几个人到工农民兵总指挥部搞监察工作。而调去半年担任检查工农民兵工作的监察员之中也有我。对我来说，这虽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却尽量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立刻就派我检查六个地方民兵局（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彼得罗扎沃茨克、提赫文、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工作。这样就使我初步熟悉了一个广大的地区，后来我在该地区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担任过北部（白海）军区司令员。
　　总的来说，周游北方数省对我非常有益，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闻，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有用的。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我遇见了步兵第15军参谋长M ·M ·奥利山斯基。我们谈起了过去的工作和日常的感受。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助手。因为我搞过司令部工作，于是，奥利山斯基就邀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没有拒绝。我们也谈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使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安排军事工作的问题。
　　我带着M ·M ·奥利山斯基的介绍信来到工农红军司令部，1923年我得到了去高加索的委任。派遣证是B ·M ·沙波什尼科夫签发的。从国内战争时起，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派出的指挥员都归这位认真仔细、意志坚定、热爱工作和有组织能力的人办理手续。他把自己军队干部老工作者的杰出能力，全部献给了他最喜受的红军。从那时起，我接到过几十次不同的任职令，几乎每次都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我饯别。他圆圆的大脸盘始终是那样镇定自若，指示始终是那样简明扼要，“亲爱的”一词则是他常用的口头语。秋天，我又来到顿河地区，这里是我过去在难忘的南方面军第9 集团军战斗过整整四年的地方。
　　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老八路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令员又命令在疗养院为我准备一套可住家属的房间，并补充说：“伏龙芝高度评价你们所做的工作，并指示对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员给予特殊照顾，要为他们提供能很好休息的条件。”
　　我承认，这使我深为感动。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疗养院或休养所休息。苏联人休假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苏维埃政权还刚刚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疗养地的物质基础，疗养证的数量还有限。但是，主要的问题并不在此。一般说来，全家总是有到农村去休息的机会，而可贵的是对人的关心，对部属的热情关怀。你一旦为国家做了需要做的工作，为共同的利益效了力，就会为人所称道。任何时候嘉奖都能鼓舞人心，给人以力量，使他产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热爱的本职工作和加紧工作的愿望。这里是否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件事也顺便给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上了一堂课，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部属和教育我们自己。至于住疗养院的问题，我是利用去克里木的途中，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新组建的所谓民族部队。当时这些部队在我军中约占十分之一强。
　　1925年作为频繁采取多种组织措施的一年而载入了莫斯科军区和整个工农红军的史册。据我回忆所及，其间较为重大的措施有：第一，在各级领导层中开展了对地方民兵制的研究：第二，进行了试验性的局部动员，范围包括军区内相当大的地区，以便逐步扩大到整个军区，对一旦发生战争时动员计划的现实性进行验证。这时的地方性动员由县兵役局实施，而地方部队则由省兵役局（后改为地区指挥部）管辖：第三，吸收地方部队参加正规部队的大演习；第四，在M ·B ·伏龙芝的直接领导下召开有关司令部各勤务部门编制体制改革的业务会议；第五，军区司令多次组织监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多半是由伏罗希洛夫牵头，他不仅对军队的各种勤务和战备极感兴趣，而且对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指挥人员的家庭生活倍加关心。
　　在最后一次视察中，检查诺夫哥罗德卫戍区的情况我记得特别深刻。指挥员们的妻子用了很长时间带领伏罗希洛夫到自己的住宅去，然后一起观看红军的业余演出。当然，也邀请了城市公民参加晚会。晚会开得非常成功，而整个这次视察可以说是以全面丰收而告结束的。伏罗希洛夫经常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局限于军队内部。他身为国内战争时间的英雄和关心群众的首长，在军区内享有极高声誉。后来，当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这一声誉不仅完全保持下来，而且有增无已。
　　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改造工农红军的经验和服役法令已反映在1925年9 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中。就在这一年，军队又实行了单一首长制，这是整个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老八路

　　对我个人来说，1925年是非常充实的一年。除了上面我谈到的全部工作外，我还时常受军事学院的委托，做些工作，因为该院对我们建设地方部队和兵团的经验很感兴趣。我常与п·п·列别杰夫接触。他在国内战争时期领导过我们野战司令部（司令员为C ·C ·加米涅夫），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和受人尊敬的指挥员。后来他担任了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前任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和A ·и·黑克尔），他经常把有关工农红军日常活动的资料编入学院的讲义，使学员不致脱离军队的实际生活。1925年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时，列别杰夫对组织正规军与地方部队配合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他勤于思考，随时阐述自己的主张，而我们之间有关地方步兵师部署问题的谈话，更使我受益匪浅。别杰列夫常常引用1918—1919年间他担任全俄总司令部动员部部长时的经验。我们还不时地把过去与现在加以对比。
　　1925年秋，国家遭到了不幸；在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后，M ·B ·伏龙芝逝世了。在这位杰出的苏军统帅临终前的最后一天晚上，莫斯科军区十来位领导成员都来到了波特金医院，伏罗希洛夫和另外两位同志到楼上去了解我们这位首长和朋友的病情，其他人则在路边等候消息。几分钟后，表情沉痛而沮丧的伏罗希洛夫出来了，他宣布，乌拉尔、土耳其斯坦和彼列科普的英雄与我们永别了。悲痛的日子降临了。在苏维埃议会圆柱大厅里，安放着死者的遗体，我和其他人一起站在守灵队中。工人、农民、职员排着长队缓缓走过灵旁，与这位布尔什维克军人遗体告别。在一张桌子上陈列着致哀信和唁电，其中有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居民发来的信件，那里的无产者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共产党地下党员阿尔谢尼（伏龙芝的党内化名。——译注）同志，还有从伏龙芝的家乡皮什佩克发来的吊唁信。如今这个城市已用统帅的名字命名。
　　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请求另定候选人，他认为他难以胜任像伏龙芝这样一位伟大国务活动家所承担的工作。但是，委任令仍然照发了。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同志们都将这次任命视为当然的事，并一致认为伏罗希洛夫是领导我军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在党政、国家行政和军事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位老党员，是三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家，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卢甘斯克社会主义支队领导人，乌克兰第5 集团军、第10和14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察里津方面军和内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还担任过哈尔科夫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在1940年以前，伏罗希洛夫一直担任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
　　另一位著名的军事活动家Γ·д·巴济列维奇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由于巴济列维奇的生活道路对广大读者比较生疏，所以我想对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巴济列维奇的农民家庭居住在切尔尼戈夫省的一个镇上。1924年我在莫斯科军区同他共事时，他才三十五岁。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一谢韦尔斯基度过的，他的父亲在那里的一个办事处工作。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读书，双亲日夜操劳，但所得收入却寥寥无几。于是他在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独立教书了。他年轻时考入基辅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莫斯科。当时在这里的哈莫尼基驻扎着佩尔诺夫团，年轻的陆军少尉需要在这里服役。这位排长对知识无止境的渴求和对技术的酷爱，促使他申请到当时正在莫斯科开办的俄国第1 航空学校去学习。全市居民都知道这所学校。我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也多次跑到飞行场去观看笨头笨脑的“法尔曼”式轻型双翼机是怎样飞向天空的。巴济列维奇迅速地掌握了飞行员的技能。但是，破旧的飞机使他陷入了窘境，在考试飞行中发生了事故，影响了他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永远放弃在空军服务的理想。
　　世界大战爆发了。前线需要补充兵员。佩尔诺夫掷弹兵第3 团的二梯队被编入新组建的部队。1915年初，该部队被调往西南方面军。陆军中尉巴济列维奇当时是这支部队的一名连长。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前线战斗，负过6 次伤，并多次立功受奖。巴济列维奇对他的指挥官有着沉痛的回忆。他曾以异常憎恨的心情谈到B·и·罗梅伊科—古尔科将军的情况。这位将军似乎应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对英布战争的情况作过视察，1904—1905年曾在满洲前线的作战部队中服过役，并领导过研究日俄战争的一个编委会。但是，任何一所现实生活的学校似乎都不能教好天生的庸才。古尔科在世界大战中指挥一个军时，竟无谓地把所属兵团的精华葬送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但是，他却以忠于沙皇的精神而扬名，并被称为狂热的君主主义者。难怪沙皇直到最后还委任他行使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无论在前线和后方，都不成体统，专制制度将俄国引向了苦难的深渊。这一切擦亮了巴济列维奇这位作战军官的眼睛。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他靠近革命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自己团里逐渐享有很高的威信，二月革命后，士兵们选派他为团代表到卢茨克参加集团军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特别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番号为第13，而迷信的将军们害怕这个“不祥的”数字，所以称它为特别集团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助理。巴济列维奇与占少数的布尔什维克派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工作，无所畏惧地反对驱赶士兵进行无谓进攻的临时政府的政委们。当某军的两个团由于枪杀了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的政委们和拒绝前进而即将遭到残酷的讨代时，正是布尔什维克责成巴济列维奇防止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
　　正如巴济列维奇所说，他与工人沃尔科夫两人整整一夜向包围起义团的哥萨克士兵讲解他们在反对谁，为了谁的利益被驱使前来卖命。哥萨克士兵要求起义者证明他们不是德国间谍。巴济列维奇敞开披在肩上的斗篷，所有的人都看到他胸前挂着长长一排十字勋章和奖章。这样做真起作用，顿河哥萨克立刻拒绝解除士兵们的武装。军长还妄图按他的意志行事，但从巴济列维奇那里得到了他将被逮捕的警告，于是他也改变了主意。一个军官就这样不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偶合，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信仰转到了劳动人民方面来，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巴济列维奇离开军长时，正赶上德国飞机轰炸。这时德军飞机正好空袭俄军阵地，其目的是防止俄国人在利沃夫进攻。他第七次负了伤，后来躺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思绪万端，最终得出结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医院里他迎来了十月革命。
　　1918年3 月，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不久，德国人就酝酿发动新的进攻。巴济列维奇因受重伤尚卡完全康复，但是，他认为在那种时刻对他来说不能卧床养伤，他在莫斯科组建的一支苏维埃队伍中担任营长，并随后与该营一起开赴南方。巴济列维奇这次已经不是在旧军队，而是在红军的队伍中服役，于当年8 月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在伏尔加河下游，苏维埃政权已面临困境。阿斯特拉罕受到威胁。察里津人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哥萨克白卫军。稍靠北一些，在卡梅申驻有最高军事监察院的代表。党指派该监察院成员巴济列维奇给察里津送弹药。然而，他手下没有任何部队。他便把卡梅申的工人队伍和各种勤务小分队编成战斗连队，利用他们把弹药装上轮船，避开白卫军的阻截队，潜往察里津。
　　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将运来支援的弹药交付使用。巴济列维奇随之又受领了将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从洛吉车站赶走的任务，以便控制通过伊洛夫利亚河的铁路大桥。在这次战斗中，巴济列维奇又一次表现了年轻共产党员的非凡勇敢精神。
　　约在十年前我曾阅读过捷克斯洛伐克将军ч·格鲁什科的回忆录，他在1918年曾是察里津附近国际连的战士。根据他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当时红军队伍是以步兵纵队队形进入反冲击的，在密集的大炮和机枪火力下，巴济列维奇手握军旗骑着马缓慢地走在纵队的前面。最高军事监察院成员的果敢行为使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请求将他留在前方。不久，巴济列维奇担任了卡梅申防御地区司令。他的任务是把几支游击队锤炼成为正规部队。在一次战斗奇袭中，他第八次负了伤，伤愈后被派往南方面军担任第8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重新开始了紧张忘我的工作。
　　1919年初，巴济列维奇在莫斯科进行治疗，然后又主持了步兵第2 训练班。当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时，这位指挥员又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1919年夏，他被指派组建后备集团军。尔后，他率领该集团军从萨拉托夫出发来到当时任南方面军特别集群司令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绍林的身边。该集群的任务是，穿越顿河草原和萨利河草原对邓尼金匪帮实施突击。在秋季展开进攻时，巴济列维奇轮流地指挥过东南战线不同地段的部队。在红军前出到亚速海之后，他被任命为顿河州驻军司令，从1920年春季开始又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夏季，弗兰格尔利用共和国武装力量几乎把一切注意力集中在与波兰白匪斗争的时机，企图从克里木向库班派遣登陆兵。纳扎洛夫上校的登陆兵遭到坚决打击而退向黑海。巴济列维奇则由于在歼灭登陆兵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指挥的才能而荣获红旗勋章。后来，他还陆续在高加索和乌克兰担任过几个集团军的司令员。
　　国内战争结束后，他的才能和知识又得到新的发挥。他担任过工农红军供给部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事务协理军官，并兼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部特命全权副代表和沙皇资财登记委员会主席……他在上述最后岗位上的工作颇具独特性。皇宫的财富，一堆堆金刚石、钻石、红绿宝石和珍珠，如今都收归国有。经过细致地登记、分等和估价的钻石储备已开始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
　　1924年巴济列维奇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助理。我是在这里认识他的。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肩并肩地工作，直到1927年他被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5年至1927年间，莫斯科军区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最能干的和当之无愧的军事活动家之一。对新的军队编制的审查，对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培训军队，怎样掌握军事技术装备，这一切他都能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从宏观的角度加以解决。
　　他身为军事首长，随时都对自己进行剖析。他是位有吸引力的人，是位以关怀下级、谦虚和完美无暇的个人品格而在部属中赢得威信的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他领导下研究和组织军事演习。巴济列维奇以其广博的知识去深刻地钻研各种问题，看问题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更加深远。就我记忆所及，他没有粗暴地打断下级谈话或不听意见的情况。他常常做得很有分寸。不光是我一个人记得他所进行的演习讲评。每次讲评似乎都抵得上一周的战斗实践，并能极大丰富听众的知识和见闻。
　　关于巴济列维奇后期的国务活动，我想再略举一二。党在各种岗位上使他的学识和天才得以发挥。他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多次当选为党代会代表、市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31年起，在他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防御委员会秘书的八年间，完成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项国家职务。
　　我与他共事时，适值军事改革处于高潮和收尾阶段，这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首都军区这个岗位，就是一个能使每个军人学到许多东西的地方。但是，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工作经验才更加可贵，那就是你掌握经验不仅仅是由于自己渴望继续提高专业知识和在这个岗位上受客观情况的驱使，而尤其是由于你的首长善于领导属下的军队，并将自己的全部知识传授给部属。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时，不能不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同志、红军指挥员巴济列维奇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

老八路

　　演习如同打仗
　　不寻常的开端。伊耶罗尼姆·乌博列维奇。指挥员性格的修养。命令与示范。一秒钟的价值。军事首长的思维。师首长的阅历。同科尔克共事。我所了解的别洛夫。
　　从1928年秋天起，整个莫斯科军区，特别是军区司令部，发生了某些变化。除其他因素外，引起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开始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这个人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我与他共事约五年，这些年是我工作的全新时期。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乌博列维奇所做的一切，如他教育、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各级指挥员，他的工作方法，他对我军的一切贡献等等，他所做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一所硕果累累的有教益的红色军事学校。我同他相识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我担任的军职已相当高，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人了，但是，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使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他的趣味盎然、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遗著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可惜，我们的专家们对此研究得不够。因此，我要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们共事的情况，而且还包括他的思想及其在工作中的体现，后来这些思想对整个红军的发展有过极重要的影响。
　　1928年11月中旬，我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一批指挥员一起走进了乌博列维奇的办公室。迎面走来了一位外表整洁、姿态端正的司令员。乍看起来，他显出一付严肃甚至很厉害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他听完了我的报告。冷淡地同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说：
　　“我已经看了你们的个人材料。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执行实际任务的准备情况。为此，我们现在进行一次作业。想定大家都明确吗？”
　　“明确。”
　　“有问题吗？”
　　“没有。”
　　“那就开始作业。供你们支配的时间为45分钟。现在是14时05分。全部作战文书于14时50分交卷。”
　　乌博列维奇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之后，差不多用了两昼夜的时间召见了军区直属机关的负责人员，那时，我临时担任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政委，却还没有被召见。我感到有些不安。况且以前我没有机会见到乌博列维奇。第二天12点左右，司令员的副官终于来了，交给我一份题为《步兵师遭遇战斗》的司令部首长作业想定文书。作业时指定我担任师长，而我下属的军区司令部的一些领导人员被指定担任各团团长或师司令部的负责人员。只有师炮兵主任这个角色由军区炮兵主任担任。作业开始的时间是14时；地点是在军区司令员的办公室。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全力以赴，以便按时完成所交给的任务，高质量的制定好全部作战文书。乌博列维奇讲评时详细地分析了每个决心，并认真地审查了每份文书。最后他对我们的作业表示满意，给予了有分寸的好评。特别使他高兴的是我们迅速完成了任务。
　　“你们的行动较之德军总参谋部的参谋们要坚决迅速，”他说，“因为不久前我看过他们的作业。我希望，我同你们能够协调一致地工作，在提高军队战斗训练水平方面，你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对整个军区来说，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事情。”乌博列维奇继续说，“我对莫斯科军区的情况不了解。过去我主要是在共和国的边区工作。本军区范围的情况不熟悉。我请你们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填补这个空白。”
　　然后，乌博列维奇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关心指挥员训练的安排、部队的生活、指挥员的休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许多其他问题。我们渐渐畅谈起来。正式的会晤变成了不受拘束的交谈。要知道，他是多么注意听取我们的发言啊。司令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久前他那种严肃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乌博列维奇原来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不仅谈吐自如，而且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没有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只是在谈话人离题的情况下，他才客气而巧妙地插上一两句，把谈话拉到正题上来。
　　我同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就是这样结识的，这成了我们先是在莫斯科军区后来在白俄罗斯军区长期共事的开端。随着新司令员的上任，由于我的工作地位，我就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为了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首长，我决定再读一遍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文章和讲话。
　　结果发现，早在1921年他在西伯利亚任第5 集团军司令员时，在他创办的《东方红军》军政杂志上就刊载过他的著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系统地学习战略战术原则，开阔自己的眼界，以便将来同比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毕苏斯基的部队更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作战。他把阶级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亚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只有在战争中群众真正觉悟，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才能使军队在现代战斗中取胜。因此，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直到明确战争的目的，使觉悟具体体现在每个军人的行动上。
　　他还关心用新武器装备步兵部队和训练军队领导人员的问题。他在《军事通报》杂志上就改造我军步兵的问题发表过文章，他在1924年赞成用轻便自动武器装备步兵时说过：“重机枪要比轻机枪或自动枪贵好几倍。进攻时几挺轻机枪显然要比几挺重机枪优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量发展轻便自动武器方面。”
　　那时我还读过一些在报刊上发表的乌博列维奇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使我确信他是一位部队战斗训练的杰出组织者。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多年来，乌博列维奇的军事理论著作成了整个红军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宝贵学习资料。
　　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调到莫斯科军区的呢？他是怎样成长的呢？乌博列维奇虽然仅比我大半岁，却经历了充满各种事件的独特历程。他是立陶宛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团体，两年后因作政治宣传被沙皇法院判刑。又过了一年，他在康斯坦丁炮兵学校进修班毕业，当了西方面军炮兵连连长，1916年在维斯瓦河、涅曼河和比萨拉比亚作过战。
　　1917年3 月，士兵大学的自愿讲师乌博列维奇少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后来他担任连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革命工农团团长，同德国占领军作过战。1918年2 月因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德军送进战俘营。逃出后被派往北方面军，在这里表现出色，历任炮兵连连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18年秋他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从翌年秋起，乌博列维奇在南方面军工作，这时他已担任第14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该集团军为粉碎邓尼金分子而进行了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后来他历任第9 、第13、第5 集团军司令员，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司令助理，但波夫省武装部队司令员助理，明斯克省武装部队司令员，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
　　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乌博列维奇还荣获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2年他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此职务直到去世。1923年底他开始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助理，1924年夏天起，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供职，并受领特别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司令部政委等职。从1925年2 月到1927年11月他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最后，1927—1928年在德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乌博列维奇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在研究指挥人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常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和小册子出版。我们在1928年11月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军事首长。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处在我国武装力量已经完成向新的组织编制过渡的时期。基干部队，特别是步兵的基干部队为数很少。莫斯科军区那时只有一个基干师（无产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来扩编为骑兵师。其余一些兵团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兵团有登记机关，它们的指挥人员和按住址注册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他们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服役）当中骨干不多。自然，在这样的组织编制下，部队的战斗训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进行训练时不仅有极明确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而且要考虑到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脱离生产期间经济上的合理性。指挥人员的训练
　　同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开始用新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以及修改现有的实施战役战斗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观点的条件下，这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作业和演习中必须研究的实际上是当时刚出版的两本战斗条令，即步兵战斗条令和炮兵战斗条令，还要了解最新技术成果，掌握新装备的武器的使用方法，研究以往战争的经验。
　　新的军区司令员正好负责落实上述措施。乌博列维奇到任不久，我们就着手进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的演习准备工作。演习前几天，司令员下达了拟制演习想定的指示。他对我说：“想定要简明、全面。同时，想定也不能用事先划定的框框来束缚参加演习人员的主动性。不过，您在这项工作中会得到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他给了我一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书。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和中级）的训练。野战行军，快速军事演习和野外实习》（1928年版）。
　　这一天我在司令部里的时间比平时长。书听引了我。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该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中心问题——训练和提高领导人员的方法。乌博列维奇在本书和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就如何实施各种作业的问题提出了很有水平的建议，讲了不少有教益和有创见的思想，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提及这些事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写《指挥员的风格》这本书的内容。
　　乌博列维奇认为，只有全面的军事训练才能保障成功地指挥部队。因此，他建议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时要挑选参加人员，以便让步兵有更多的机会扮演炮兵的角色，让司令部工作人员能指挥部队，而部队指挥员能做司令部工作。他写道，特别重要的是让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担任指挥员职务，因为战斗中情况要求这样做。每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千真万确。
　　乌博列维奇认为，首先要训练演习总导演（作业指导员），因为这是领导人员和部队参加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和其他作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在全面研究多种方案时，他个人准备得非常仔细。因此，在作业之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提醒过我。他认为，正确地领导战斗演习，这就是自己首先详细地研究和思考战斗全过程、整个行动方针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个复杂的思路引导学员注意掌握最关键的时机，弄清最重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要珍惜和尊重每个部属独特的创造性，只给他指出一个借以提高认识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性方法，但不要束缚他的具体动作或整个行动。

老八路

　　在演习中如妨碍部属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思考和意志的发展，总导演就是犯了个大错误。他应坚决地在受过检验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教会指挥员和司令部合理地进行工作，即教会他们迅速判断情况和定下决心的方法，根据该决心增加必要的人员去组织战斗的方法，教会他们能熟练精确地下达命令和号令。制定计划时，乌博列维奇认为总导演的决心起主要作用，其决心应以命令、号令或计算表的具体形式提出。总导演如果不下达上述形式的决心，他本人就会不完全了解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想要教会人家什么东西。这样的总导演，实际上是消极的演习参加者，会落后于演习的进程。不能用泛泛之谈来教导别人。应当提出自己的决心来进行示范。这里所说的军事训练的基本方法就是示范。
　　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写命令。集团军司令部在定下决心方面耽误了一些时间，乌博列维奇于是给“敌人”下达转入进攻的指示。这样，在情况和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乌博列维奇费了好大力气才逐渐地使集团军司令部拟制出简明具体的命令。他认为，只有受训者亲自把这项工作反复做几次，逐步掌握实际本领，也就是实际发挥了人的这些本领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在危险环境下作战的真知。
　　在上述演习的讲评中，他强调说，定下决心、拟制决心文书的司令部工作以及将决心传达到部队这三件事同所掌握的时间有关。若时间充裕，决心可写成详细的命令。在战斗紧要关头，命令的内容只能包括简要决心和任务。预先号令、口头命令和指令，无疑是把指挥员的决心迅速下达给执行者的合理措施。
　　乌博列维奇得心应手地组织和实施过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行军和其他作业。他在首长司令部演习进程中，常常要完成繁多的工作项目，并能设置复杂和吸引人的情节，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战时情况。所进行的作业总是使人受益，什么地方失去协调，什么地方就出问题，这对生活和战斗情况来说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作业时总会遇到一些有教益的事例。
　　乌博列维奇反对“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死板公式的主张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写道，要使领导（因直接与领导有关）对待参加作业的指挥员确定这样一个方针，即不要因个别人出了错误而粗暴地对他进行侮辱，不要出现好出风头和妄自尊大的现象，不要排挤个别的指挥员，不要只重视博学多识，因为博学多识本身还不是指挥员适于作战的决定因素，而要首先指出指挥员在具体情况下通过下达有预见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本领。总导演应这样引导参加演习的人，要求他善于发号施令，善于预测和摆脱困境，从而使他摒弃陈规旧套和避免因袭别人的想法，并使他如实地表现自己，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能。
　　乌博列维奇是一个对自己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说话讲原则，做事求准确。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以分秒计算。他在工作中也要求部属这样准确。如果由于部属的疏忽而不得不变更演习期限时，那他会非常生气和深感难过。
　　我记得在戈罗霍韦茨使用工兵分队演习时发生的一件事。参谋长E ·A ·希洛夫斯基在准备演习时把工兵分队集合所需的时间算错很多，因而演习不能按计划时间开始。乌博列维奇得知此事后，好久都不大相信真要推迟作业的时间，后来他向希洛夫斯基说：“您怎么能把时间计算错呢？！”后来希洛夫斯基向我承认，司令员提出的问题使他感到震惊，比可能受到的责备还要严重和深刻，他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难过。不管当时情况如何，司令员还是没有同意推迟演习开始的时间。他果断地召集所有参加演习的司令部指挥人员，派他们下到各师去，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尽最大努力来加快工兵分队的集中。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乌博列维奇认为讲评非常重要。他认为，总导演讲评时所作的结论，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当出现与条令和通用的武器使用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需要作全盘的考虑和检查。然后再毫不犹豫地进行必要的修改。一切新的好的东西必须代替陈旧过时的东西。讲评应简短，同时要传达总导演的决定或指示，指出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使用武器。乌博列维奇本人就善于讲评。他利用计算表、事实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战例，生动和通俗易懂的分析演习过程，结合部队和司令部领导人员军政训练的具体任务和进度作出有根有据的结论。他善于在任何演习包括不成功的演习中抓住有教益的东西。
　　最后一次演习的例子，是1930年他组织实施的有新组建的摩托机械化旅参加的实兵演习。当时在我们集团军中这种旅还是一个试验性的兵团。建立该兵团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军事理论思想：如何实施有大量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和航空兵参加的纵深战役。副总参谋长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出席了这次演习。演习的意图就是他拟定的。按照他的意图，摩托机械化旅应在平行追击过程中前出到与掩护己方部队退却的骑兵师处于同一线上，然后对该师的一翼实施突击。但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个旅由于耗尽了计划规定的物资，没有能追上骑兵师，从而没有完成受领的任务。看来，由于这次失败，军区司令员就有必要给装甲坦克兵作出不体面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乌博列维奇坚信坦克兵兵团的力量及其光明的前途，恰恰相反，他当时说，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对摩托机械化旅指挥失当。由于这个原因，诸如像坦克兵兵团的机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能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限内学会指挥独立作战的这类兵团，以及它同骑兵、步兵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后来在讲评中，乌博列维奇详细谈到了这个旅所属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具体训练计划，并提出了改善该旅的组织指挥措施。
　　总的来说，乌博列维奇同M ·H ·图哈切夫斯基、B ·K ·特里安达菲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军事首长一样，是就部队训练提出新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例如，他在1929年10月28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军队教育和训练问题发言时，着重指出要学习新的技术兵器，因为当时军队通过技术改装得到的这类兵器越来越多。他强调说，掌握现代技术兵器是今后军事训练的全部内容。但他马上指出，可惜这方面妨碍我们前进的是缺少初等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而这正是与军队使用各种机械设备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在那次会议上，乌博列维奇提出了建立坦克兵训练基地的问题。他说，靠我们现有的靶场、轻武器射击场和训练场是不能获得很大的效果的。新的训练基础要求在财经预算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上得到明显的反映，以保证部队的技术学习。由于乌博列维奇经常注意航空兵的发展情况和地面防空兵器的状况，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航空兵袭击深远后方重要目标的威胁逐年增长，因而提出了加强对空防御的任务。莫斯科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9年6 月10日在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要求把工作坚决转到从数量质量上加强积极防空兵器这方面来。尔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加强首都和整个莫斯科军区的防空计划。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熟悉文化和艺术，对一般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并刻苦地从事军事思想的发展工作。例如，在国内战争年代，他自学了军事学术史、战术和战略，后来深入地研究了M ·и·德拉戈米罗夫关于平时部队训练的著作。他多次对我说，读书对他来说仿佛是进了一次学院，这里给了他各种科学领域的知识，其中包括军事知识。乌博列维奇发现有些指挥员来到训练班后，常常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企图在短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不赞成这样做，并且说，只有系统地攻读军事、文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作品，才能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读书就是工作。不间断地经常地读书，要日复一日，不能一暴十寒。但必须指出，特别在战争中，比读书这件事更重要、更有益、更需要的是在战斗情况下面对真正的敌人善于指挥兵团作战。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工作了一年半左右。而他的工作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再强调一下，司令员自己在不断提高，我们也随之一起提高。
　　A ·и·科尔克坦任了莫斯科军区的新任司令员。轮到我担任实习指挥员的职务了，我被任命为步兵第14师师长和政委。我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我非常想获得师首长工作的经验。为指挥这个师，我给自己规定了三项任务：使该师的指挥机构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使该师尽量接近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的基干正规兵的水平；积极参加各军区的演习。
　　第一项任务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时机开始执行，不是马上执行。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消极因素和个别部队指挥员的拘谨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经验和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三十三岁的师长的号令。完成第二项任务需要做长期的多年的工作。在我任前和任后的很多指挥员都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队的连续性。第三项任务执行得更加有效，而且我在这里竭力运用我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和从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乌博列维奇身上所学到的一切。
　　现在谈谈我一生中第三次受任政委的情况。由于担任这项职务，我能经常接近一些有名的政治工作人员，犹如进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学校，这对我后来很有用处，特别是在西班牙共和国民族革命战争、芬兰战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更是如此。那时，A ·B ·赫鲁廖夫在莫斯科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他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他时常给我出一些好主意。更使我高兴的是，我正好被派到第14师，这个师的番号是我以前当了十年参谋长助理的那个兵团的番号。不错，那个师现在是第2 高加索师，在阿塞拜疆驻防，但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第14师中也有不少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找到他们并同他们认识后，我就吸收他们参加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很快就确信，进行战斗传统教育对全体军人的事业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老八路

　　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
　　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我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课。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同志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и·п·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富尔曼诺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里的。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度过的。我认为，别洛夫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内时也起过某些作用，他对左翼社会革命党批评得很尖锐，而且对自己也不宽恕。在我看来，他主要有三个特点：有军事天才；直言不讳；由于好生闷气而不冷静，虽然他经常抑制自己，但在他身上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别洛夫善于奔向既定的目标，不拐弯，也不左右摇摆。对一名军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