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5月2日1时50分，柏林城防司令部的无线电台曾多次用德语和俄语，作了如下内容的广播：
　　“我们派使者到俾斯麦街的桥上去。我们停止军事行动”。
　　5月2日晨6时30分，我得到报告说：在近卫步兵第47师的地段上，德军坦克第56军军长维德林将军已投降就俘。同维德林一起投降的，还有他司令部的军官。维德林在受初步审讯时说，在几天以前，他曾由希特勒亲自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官。
　　维德林将军立即同意给他的部队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他于5月2日晨签署并用无线电宣布的命令原文如下：
　　“4月30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还应该为柏林继续作战，尽管我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尽管总的形势已使我们继续抵抗变得毫无意义。
　　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维德林(炮兵少将，原柏林城防司令官)签名。”
　　当天14时左右我获悉，投降就俘的德国宣传部副部长弗里切博士建议，让他用无线电广播号召柏林德军守备部队停止一切抵抗。为了尽快地结束战斗，我们同意让他使用无线电广播电台。
　　在无线电广播之后，弗里切被带到了我这儿。在审讯时，他重复了我们与克列勃斯谈话时基本上已经了解到的东西。而大家都知道，弗里切是希特勒、戈培尔和鲍尔曼最亲近的人当中的一个。
　　弗里切说，4月29日，希特勒曾召开会议，出席的有的尔曼、戈培尔、阿克斯曼、克列勃斯和法西斯当局的其他负责人。弗里切本人似乎未曾出席这次会议，但后来戈培尔详细地告诉了他会议的内容。
　　据弗里切说，在最近这些日子里，特别是自4月20日苏军炮兵对柏林开火后，希特勒多半处于神智不清的状态，并间以歇斯底里大发作。有时，他还没头没脑地议论，说什么胜利就在眼前。
　　当我问及希特勒最后的计划时，弗里切说他并无确切的了解，但听说，当俄国人开始在奥得河进攻时，当局曾派了某些人到贝希特斯加登和南蒂罗尔去。他们还运去了一些什么物件。以希特勒为首的统帅部也计划飞到那里去。在最后的时刻，当苏军到达柏林时，曾有过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撤退的谈论。在帝国办公厅的地域内，也有一些飞机保持着充分的准备，但很快就被苏联的航空兵所摧毁。
　　除此而外，弗里切没能告诉我们任何更多的情况。
　　第二天，他被送往莫斯科，以便进行更详细的审讯。
　　再讲几句有关柏林市内最后战斗的情况。
　　Н·Э·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的步兵第248师(师长Н·З·卡拉伊将军)和步兵第230师(师长Д·К·希什科夫上校)，5月1日以强击攻占了国家邮政总局，并展开了争夺帝国办公厅对面的财政部大楼的战斗。同一天，该集团军的第301师(师长В·С·安东诺夫上校)在步兵第248师协同下，以强击攻占了秘密警察总部大厦和空军部大厦。А·Л·杰尼休克指挥的自行火炮营在步兵的掩护下向前猛冲。炮长把炮开到墙洞处，透过烟幕看到了大约100米处的灰色的帝国办公厅大楼。楼的正面显示出带着党徽“卐”的巨大的鹰。杰尼休克下达口令：“对准法西斯强盗，射击!”法西斯党徽被粉碎了。
　　5月1日晚，步兵第301和第248师，进行了争夺帝国办公厅的最后战斗。这个大厦附近和内部的战斗特别激烈。步兵第9军政治部的一位指导员А·В·尼库利娜少校在战斗中表现极为勇敢。她在Ф·К·沙波瓦洛夫的营的强击组的编成内，穿过屋顶的破口向上攀登，从上衣中取出红旗，并用电话线把红旗固定在楼顶的金属尖上。苏联的旗帜开始在帝国办公厅上飘扬。
　　攻克帝国办公厅后，步兵301师副师长В·Е·谢夫佐夫上校被指定为该地警备长。5月4日，该师被调往特雷普托公园，帝国办公厅警备长改由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部主要作战参谋Ф·Г·普拉多诺夫少校担任。
　　5月2日15时，敌人被彻底解决。残余的柏林守备部队，共13万4千余人，投降就俘。显然，还有许多曾持枪作战的人，在最后几天里已跑掉并躲藏了起来。
　　这一天，是苏联人民、苏联武装力量、我们在战争中的同盟国以及全世界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
　　最高统帅在命令中说道：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协同下，经过顽强的巷战，彻底粉碎了柏林德军集群，并于今日，5月1日，全部攻占了德国首都柏林市这一德国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德国侵略的发源地。”
　　在攻占帝国办公厅之后，我曾和Н·Э·别尔扎林上将、集团军军事委员Ф·Е·博科夫中将以及其他的强击参加者前往该处，以查清希特勒、戈培尔和法西斯当局其他领导人自杀的问题。
　　我们来到现场后，却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被报告说，似乎所有的尸体都已被德国人挖坑埋掉。然而埋在什么地方，以及是由什么人埋的，却谁也说不清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俘虏的德军主要是伤员，他们对希特勒及其亲信，一点情况也未能提供。
　　在帝国办公厅捉到的人很少，总共只有几十名。显然，军官和党卫军分子在最后时刻已利用秘密通路在市内躲藏起来。
　　我们寻找火化希特勒和戈培尔尸体的地点，但是没有找到。诚然，我们见到过火堆的痕迹，但是太小，多半是德国士兵烧水用的。
　　我们正要结束对帝国办公厅的检查时，得到报告说，在地下室发现了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坦率地说，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下到那里去看那被父母亲毒死的子女。不久，在地下室附近，又发现了戈培尔和他妻子的尸体。让弗里切博士来辨认时，他证明这确是他们。
　　这些情况，使我最初对希特勒自杀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况且我们也没能找到鲍尔曼。当时我想：是否在最后时刻，当靠外面援救柏林的希望破灭时，希特勒已经逃走了?
　　在柏林举行的苏联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谈到过这样一种设想。
　　稍后一些，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审讯了希特勒的私人医务人员等等之后，我们得到了能证明希特勒自杀的比较肯定的情报。于是我确信，对希特勒自杀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大部分法西斯头目，包括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内，事先都离开柏林逃往四面八方。
　　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们还同希特勒一道，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似乎能拯救法西斯德国和他们本人的一张“王牌”上。4月30日，甚至5月1日，希特勒的头目们仍然企图延迟其彻底失败的时间，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提出谈判，要求把邓尼兹新政府的成员召集到柏林，似乎在这之后才能对德国的投降作出决定。
　　克列勃斯将军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外交家，他千方百计地企图将我们拖入长时间的谈判，但其阴谋未能得逞。我已说过，被授权进行谈判的В·Д·索科洛夫斯基向克列勃斯坚定地宣称：只有在法西斯德军对各同盟国作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军事行动才可以停止。于是谈判就此中断。
　　由于希特勒分子当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我军奉命立即将敌人彻底消灭。
　　5月3日晨，我和柏林卫戍司令员Н·Э·别尔扎林、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Ф·Е·博科夫、方面军军事委员К·Ф·捷列金以及其他人一起，视察了国会大厦，以及这一地域内发生过战斗的各个地点。伴随我们并作解说的是威廉·皮克的儿子，阿尔图尔·皮克，战争时期他在红军队伍中作战。他对柏林十分熟悉，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研究我军当时作战的条件。
　　这里你跨过的每一步地面，这里的每一块上地、每一块石头，都比任何言语更能清楚地说明，在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附近以及在这些建筑物内部所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殊死的搏斗。
　　国会大厦是一幢庞大无比的建筑物，它的墙壁连中口径火炮都打不透，需要使用大口径火炮才行。大厦的圆屋顶和屋顶上各种各样坚实的建筑，使敌人能在所有的方向上都构成多层火力。
　　国会大厦内部的作战条件，也是非常艰苦而复杂的。在这种条件下，战士们不仅需要具有英勇无畏的精神，而且要善于敏捷地判断情况、时刻保持警惕和戒备，善于从一个掩蔽物迅速转移到另一个掩蔽物，并精确地对敌人射击。我军战士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切任务。
　　在大厦入口的柱子上涂满了苏联军人的留言。在士兵、军官和将军们简洁的词句和随便的签名中，可以觉察得到他们为苏联人、为苏联武装力量、为祖国和列宁的党所感到的骄傲。
　　我们也留下了自己的签名。那里的士兵们根据签名认出了我们，并把我们紧紧地围了起来。于是不得不停留个把小时，同他们谈谈心。提出的问题很多。士兵们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是否在德国要留下占领军，是否将同日本打仗等等。
　　5月7日，И·В·斯大林打电话到柏林通知我说：
　　“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
　　“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作法，”斯大林继续说道，“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就会到达你那里。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充任你的政治助理。”

老八路

　　5月8日清晨，А·Я·维辛斯基乘飞机来到柏林。他带来了处理德国投降所必须的全部文件，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组成名单。
　　从这天早晨起，世界各大报刊的记者、撰稿人和摄影记者开始到达柏林，以便记下从法律上肯定法西斯德国灭亡这一历史性时刻，记下希特勒德国承认自己的一切法西斯计划、仇视人类的目标遭到无可挽回失败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当天中午，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到达了腾珀尔霍夫机场。
　　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是英国空军上将特德、美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塔西厄将军。
　　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有我的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大将、第一任柏林卫戍司令员Н·Э·别尔扎林上将、集团军军事委员Ф·Е·博科夫中将和红军的其他代表。然后，盟军代表又从机场来到卡尔斯霍尔斯特，即准备接受德军统帅部无条件投降的地方。
　　德军凯特尔元帅、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什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亦在英国军官的护卫下，从弗伦斯堡市到达同一机场，他们由邓尼兹授权前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原为饭厅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准备了一间厅堂，投降的签字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盟军统帅部的代表们略事休息后，即来同我会见，以便商定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的程序问题。
　　当我们尚未来得及走进谈话的房间时，一大群美国和英国的记者就蜂涌而入，并马上向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们还代表盟军向我献了一面友谊之旗，旗上用金字绣有美军向红军致敬的词句。
　　当记者们退出会议厅以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与希特勒分子投降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这时，凯特尔同他的伙伴们呆在另一幢房子里。
　　据苏联军官们说，凯特尔和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神情异常不安、凯特尔曾对他身旁的人说：
　　“从柏林街道经过时，我为柏林昕受破坏的程度，感到极为震惊?”
　　对此，我们的人回答他说：
　　“元帅先生，当按照你的命令消灭了成千上万的苏联城市和村庄的时候。当干百万苏联人，包括无数的儿童，压死在这些城市和村庄的废墟中的时候，你曾感到过震惊吗?”
　　凯特尔脸色发白，他神经质地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回答。
　　按照我们预先的约定，23时45分，盟军统帅部代表特德、斯巴兹和塔西厄，以及А·Я·维辛斯基、К·Ф·捷列金、В·Д·索科洛夫斯基等人，在我的办公室会齐。我的办公室距举行投降签字仪式的大厅很近。
　　24时整，我们走进了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
　　大家在桌旁坐好。桌子靠墙放着，墙上挂有苏、美、英、法四国的国旗。
　　红军将领们坐在大厅内一些铺有绿色呢布的长桌旁，是他们的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粉碎了柏林的防御，并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到场的还有许多苏联和外国的记者和摄影记者。
　　“我们，苏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我在受降仪式揭幕时宣布，“受反希特勒同盟各国政府的委托，来接受德军统帅部代表德国作无条件投降。请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进入大厅。”
　　所有在场的入都转过头来注视着门口，曾向全世界吹牛，说他们能够以闪电的速度粉碎法国、英国，并能在一个半至两个月内消灭苏联。征服全世界的人，现在就要露面了。
　　头一个跨进门槛的，是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他慢慢地走着，努力保持着镇静。他举起拿着元帅杖的右手，向苏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致敬。
　　跟随凯特尔之后进来的，是什图姆普弗上将。他是低矮个儿，眼睛里充满了凶狠而又无能为力的表情。一同进来的，还有未老先衰的弗雷德堡海军上将。
　　德国人被安置坐在离门不远、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张单独的桌子旁边。
　　凯特尔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并抬头凝视着坐在主席团桌旁的我们。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紧靠凯特尔坐下。随从军官们则站在他们椅子的后面。
　　我问德国代表团说：
　　“你们手里有没有无条件投降书?你们是否已研究过它并有全权签署它?”
　　特德空军上将用英语把我提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们已研究过并准备签署它。”凯特尔元帅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同时将邓尼兹海军上将签署的一份文件交给我们。该文件证明，凯特尔、弗雷德堡和什图姆普弗有权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这已经完全不象是在接受被征服的法国投降时那个目空一切的凯特尔了。现在他显得十分狼狈，虽然他还力图保持某种姿态。
　　我站起来说：
　　“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凯特尔用不友善的目光扫了我们一下之后，马上站了起来，垂下眼睛，慢慢从桌上拿起他的元帅杖，迈着迟缓的步子走到我们桌子跟前。他的单眼镜掉了下来，挂在镜绳上。脸上满布着红斑。
　　什图姆普弗上将、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随从德国军官，也跟他一起走到桌子跟前。凯特尔戴上单眼镜，坐到椅子边上，用颤抖的手签署了五份投降书。什图姆普弗和弗雷德堡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署完毕之后，凯特尔从桌旁站了起来，戴上右手的手套，这时他又想显示一下他的军人姿态，但没有成功，于是就默默地退到自己的桌旁。
　　5月9日零时43分，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宣告结束。我建议德国代表团离开大厅。
　　凯特尔、弗雷德堡和什图姆普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鞠躬敬礼之后，就低着脑袋，退出了大厅。他们的参谋军官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为这一长久期待的胜利，向所有在场的人表示衷心的祝贺。大厅里响起了一片难以形容的欢呼声。大家都在相互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涌出了欢乐的泪水。В·Д·索科洛夫斯基、М·С·马利宁、К·Ф·捷列金、Н·А·安季品科、В·Я·科尔帕克奇、В·И·库兹涅佐夫、С·И·波格丹诺夫、Н·Э·别尔扎林、Ф·Е·博科夫、П·А·别洛夫、А·В·戈尔巴托夫等战友，把我围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们，”我对战友们说，“伟大的荣誉落到了我和你们身上。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要我们在最后的交战中，率领英勇的苏军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在争夺柏林的交战中指挥部队的人，光荣地实现了这一信任。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将为这长久盼望的胜利，而多么欢欣鼓舞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而毫不动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想起未能活到这一欢乐日子的亲人和战友们时，这些习惯于毫不畏惧地正视死亡的人们，不管如何控制自己，也不禁流出了眼泪。
　　1945年5月9日零时50分，接受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会议，宣告结束。
　　接着，在热烈的气氛中举行了宴会。
　　宴会开始时，我举杯祝贺反希特勒同盟对法西斯德国取得的胜利。随后，特德空军上将、塔西厄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依次祝酒。苏军将领们也祝了酒。每个人都谈到，在过去这些严酷的年代里内心所感受的痛苦。我记得，大家谈得很多，很诚恳，都很希望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能永远巩固起来。谈到这一点的，有苏军将领，有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我们大家都愿意相信，这会成为事实。
　　清晨，大家以歌声和舞蹈结束了节日的晚宴。苏军将领跳起舞来谁都比不上。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也禁不住跳起了“俄罗斯舞”。大家在各种武器射击的轰鸣声中，各自散开，返回自己的住房和机场。这是庆祝胜利的射击。柏林市内各区和郊区都在射击。虽然是对空射击，但炮弹和枪弹的碎片不断落到地面，以致5月9日早上走路都不十分安全。然而这种危险，与我们大家在长年战争中已习以为常的那种危险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签署好的无条件投降书，于当天早晨即送往最高统帅部。
　　投降书的第一条宣布：
　　“1．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当天莫斯科打来电话，通知我说，关于法西斯德国投降的全部文件已经收到，并已送呈最高统帅。
　　于是，一场浴血的战争结束了。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彻底失败了。
　　苏联人民取得胜利的道路是艰苦的。千百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当今世界上所有诚实的人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怖时日的时候，应怀着深厚的崇敬心情，来纪念那些曾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为全人类免除法西斯奴役而献出生命的人。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和人道主义的信念出发，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及时向苏联军人说明，谁是制造战争和罪行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不允许有那样一种念头，即为了法西斯分子在我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而去惩罚德国的劳动人民。苏联人对普通的德国人持有明确的立场：应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错误，迅速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加入将以和平和民主作为最高标志的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大家庭。
　　当柏林市内和郊区战斗还在进行时，苏军统帅部就已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为柏林居民建立正常的生活条件而努力。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发布的第5号命令，是建立军事和民政权力机构及其活动的依据。该命令宣布：
　　“德国境内红军占领区的一切行政权力，由军事当局通过各城市和地区的卫戍司令员行使之。
　　每个城市均任命卫戍司令员。民政权力机构由当地居民组成：城市设市长，较小的市镇以及村庄则设镇长和村长；市长、镇长和村长在督促居民执行一切命令和号令方面对军事当局负责……”
　　参照这一命令，柏林苏军卫戍司令员、苏联英雄Н·Э·别尔扎林上将于1945年4月28日发布第1号命令，将柏林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苏军卫戍司令部手中。
　　他在命令中还向柏林居民宣布解散德国法西斯党及其一切组织，并禁止它们活动。
　　命令还规定了居民行为的准则，及柏林生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
　　柏林卫戍司令部在城市所有的20个区里，都建立了区卫戍处。区卫戍处由苏联军官、主要是专业的行政经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在某些分区里，还建立了地段卫戍处。苏军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一开始工作，就不得不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解决许许多多的困难问题。
　　柏林市内战斗的结果，使该市25万幢建筑物中，约有3万幢遭到彻底破坏，2万多幢处于半破坏状态，15万多幢受到中等程度的损坏。
　　市内的交通完全停滞。地下铁道三分之一以上的车站灌满了水，有225座桥梁被法西斯德军炸毁。市内电车的车厂和动力系统全遭破坏。街道上，特别是市中心的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城市公用事业机构(发电站、供水厂、煤气厂、下水道)全部停止工作。
　　必须把柏林居民从饥饿死亡中拯救出来，必须组织粮食供应。还在苏军进入柏林之前，市内粮食供应就停止了。无数事实证明，大批大批的居民有数星期未得到任何粮食。柏林苏联驻军开始扑灭大火，组织搬运和掩埋尸体，以及扫除地雷。
　　然而不广泛吸收当地居民参加积极的工作，苏军当局是无法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
　　各级军事委员会、卫戍处和各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首先吸收了从集中营出来的德国共产党员，以及反法西斯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参加各区民政机构的工作。我们同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和相互了解。
　　这样，就开始建立起德国人的自治机构——反法西斯民主联盟的机构。在这种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奉公守法的专家们，在同志般的和睦气氛中一起工作。
　　以А·И·叶利扎罗夫上校为首的政治处，在柏林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5月，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为使柏林生活正常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其中包括：
　　5月11日
　　关于给柏林德国居民供应粮食的第063号命令。命令规定了发放粮食的方法和定额。
　　5月12日
　　关于恢复和保障柏林公用事业机构正常工作的第064号命令。
　　5月31日
　　关于给柏林的儿童供应牛奶的第080号命令。
　　此外，还作出了使居民，首先是使从事恢复工作的劳动人民的供应和生活正常化的其他决定。
　　作为苏联政府方面的第一项援助，给柏林运来了96，000吨谷物、6万吨土豆、约5万头供屠宰的牲畜，以及糖、油和其他食品。
　　由于采取了这些紧急措施，使德国居民避免了饥饿的威胁。
　　苏军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以及方面军、卫戍部队、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所属的政治机关，在使德国居民生活正常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它们的帮助下，具有民主倾向的居民的积极性迅速高涨。由纳粹党人所煽起的怀疑和怕受惩罚的心情逐渐消失。
　　有一次乘车经过柏林市郊，我注意到了衣着十分杂乱的一群人，其中有许多孩子和妇女，也有苏联士兵。我们停住汽车，走过去看。当时我想，这些老百姓，大概是从法西斯集中营出来的苏联人。然而他们是德国人。我站着，一面观察、一面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手里抱着一个四岁左右、有淡黄头发的德国男孩子的一名士兵说道：
　　“当我的一家从科诺托普撤退寸，我失去了妻子、年幼的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在火车里被德国飞机炸死的。仗打完了，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怎么生活呢?既然这男孩的父母都被党卫军枪毙了，就把他给我吧!”
　　什么人开玩笑说：
　　“这小家伙倒是象你呢……”
　　身旁一个女人用德语说道：
　　“不行，不能给：这是我的侄儿，我要亲自把他扶养长大。”
　　有人作了翻译。那个士兵深感失望。
　　我插进去说道：
　　“听我说，朋友，你回到祖国，还不能给自己找个儿子吗，我们那里的孤儿有的是!你找个带娘的孩子，那不更好。”
　　士兵们听着哈哈大笑，连那个德国男孩也笑了起来。战士们解开自己的挂包，把面包、食糖、罐头和面包干分给孩子和妇女们。抱在战士手中的男孩，还得到了糖果。那个士兵把男孩亲吻了一阵，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苏联士兵的心肠是多么善良啊!我沉思着走到这个士兵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穿着皮外套，没戴肩章，但很快就被认了出来，于是不得不再耽搁半个来小时，回答周围的人提出的许多问题。可惜我当时没有记下这些士兵的姓名，只知道他们属于Н·Э·别尔扎林将．军的第5突击集团军。

老八路

　　5月9日，А·И·米高扬受国防委员会委托，乘飞机来到柏林我们这儿。他到后，立即想看一看城内生活恢复的情况。
　　我们在一家粮店附近下了车(这家粮店正按苏军当局颁发的卡片，给德国居民分发粮食)，А·И·米高扬去找正在排队的妇女谈话。这些妇女都是一副衰弱不堪的样子。
　　“苏军占领柏林后，你们感觉怎么样?”米高扬问道，“你们大胆地讲吧，这是朱可夫元帅，他会考虑你们的需要，并将尽其所能来帮助你们。”
　　“这是米高扬，”我说，“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来看看你们生活得怎样，有些什么需要，以便给柏林人以尽可能的帮助。”
　　翻译员把这些话译了过去。
　　人们马上围着我们，争先恐后地讲了起来：
　　“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俄国首长会逐个走访和关心普通德国人有些什么需要。过去他们老是拿俄国人来吓唬我们……”
　　一位年近半百的妇女走到А·И·米高扬面前，带着明显的激动说道：
　　“我们德国妇女十分感谢，感谢你们使我们免于饿死。”
　　她又对站在身旁的一个男孩说：
　　“快给苏联首长行礼，谢谢给的粮食和对我们的友好态度!”
　　那个男孩默默地鞠了躬。
　　同А·И·米高扬、А·В·赫鲁廖夫和Н·А·安季品科一起，我们仔细研究了在粮食和医疗方面能对居民作些什么帮助。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很大困难，但仍然拨出物资进行帮助。当给柏林居民分发面包、米、咖啡、食糖，有时甚至还发一点食油，和肉类时，他们的面部呈现出愉快和感激的神情。
　　遵循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指示，我们竭尽所能帮助德国人民迅速组织起劳动的生活。从战利品物资中为他们拨出了运货汽车、种子，并把德国贵族领地的马匹和农具分给了在劳动组合里工作的农业工人。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到了柏林。德国同志们强调说，德国的工人和普通人已经不把红军看作是讨伐者，而把它看成是使德国人民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解放者。
　　我们建议德国共产党员们去访问红军部队，去同苏军战士们交谈。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他们归来时，对苏军战士、对战士们广阔的政治见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反映十分强烈。
　　在攻克柏林之后，我们经常同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其他德国共产党领导人见面，他们当时正为消除战争和法西斯统治的严重后果而孜孜不倦地工作。
　　我也认识了奥托·格罗提渥，他当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明显倾向于共产党的左派的公认领导人。不久，在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奥托·格罗提渥之间，开始了积极的谈判，以便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一年之后，即1946年4月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便成立了。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并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了广泛的工作。
　　1945年5月中旬，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召集了有德国社会人土，工业、交通、保健、公用事业、文化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苏军卫戍司令部和各卫戍处的军官参加的会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А·И·米高扬，以及德国党和社会的活动家，也参加了大会的工作。
　　会议讨论了使城市生活和居民的供应进一步正常化的问题，以及恢复交通、公用事业和组织柏林文化生活的措施。
　　早在5月14日，柏林卫戍司令员Н·Э·别尔扎林上将就和地下铁道新的管理处人员一起，使地下铁道的第一条线路开始运行。到5月底，共有五条线路开始使用，其总长度为61公里。
　　5月19日，举行了柏林市政局成立庆祝大会。在会上，Н·Э·别尔扎林作了有关柏林苏联当局的政策的报告，市长维尔纳博士向社会人士介绍了市政局的人员。市政局是由早先进行反法西斯民主活动而知名的德国人组成。
　　全市进行着大规模的恢复工作和清除瓦砾的工作，苏联的工程兵和专业部队同德国的专业人员和居民一起，参加了这些工作。到5月底，柏林范围内各主要火车站和水运码头已部分恢复工作，从而保证了城市燃料和粮食的正常供应。
　　此时，市自来水厂有21个抽水站投入运转；恢复了7个煤气厂，每昼夜能供应城市34万立方米的煤气。柏林主要各区的企业和居民，在煤气和水的供应方面，差不多已得到充分的保证。到6月份，市内有轨电车已在总长为498公里的5l条线路上运送乘客和货物。
　　5月25日，Н·Э·别尔扎林下令批准组织柏林市的警察局、法院和检察机关。“自由德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保罗·马克格劳弗受委托领导柏林市警察局。
　　柏林市的卫戍司令部和各卫戍处，在德国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协助下，为建立和发展城市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柏林无线电广播电台于5月13日开始播音。第二天，卫戍司令部的领导人同部分影剧院的经理古斯塔夫·格柳恩根、埃仑斯特·列加尔和保罗·维格涅尔一起，讨论了柏林影剧院开业的准备工作。
　　到6月中旬，柏林已有120家电影院营业，放映苏联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成千上万的柏林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些影片。
　　苏联当局在政治和文化上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是用德文给居民发行苏联占领军的报纸《每日评论》。信该报的第1号，于5月15日出版，这张报纸很快受到了普遍欢迎。
　　给报纸规定的任务是：向德国人民解释苏联党和政府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介绍关于苏联的真实情况和红军的国际主义使命。此外，报纸还详细说明了在恢复柏林公用事业和开展文化生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并号召德国人拿出全部力量，以争取尽快恢复柏林的正常生活。
　　数天后，柏林市政局的机关报“柏林日报”开始出版。
　　6月，柏林所有的民主文化力量实现了联合，成立了德国民主革新文化组织“文化联合会”。
　　5月中旬，按照卫戍司令部和市政局的指示，柏林多数区里的学校复了课。到6月底，上课的学校已达580所，就学的孩子达233，000名。此外，还组织了88所幼儿园。
　　苏联军事行政当局最高长官的第2号命令，准许各反法西斯政党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劳动人民组织自由的工会和团体以确保本身利益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有关苏联军事行动当局在这方面采取的具体行动，我在后面将谈到，这里只想引用奥托·格罗提渥的一句话。他指出：这个命令，“给予了苏军占领区的政治生活以强大的推动力”。
　　“在历史上何曾见过这样一支占领军”，他写道，“它在战争结束五周之后，就能让被占领国的居民建立政党、出版报纸，并能给予他们集会和言论的自由?”
　　1945年6月16日，苏军卫戍司令部和第5突击集团军遭遇了重大的不幸。曾为柏林的恢复作了大量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柏林第一任苏军卫戍司令员、苏联英雄Н·Э·别尔扎林上将，在执行本职任务时因车祸牺牲了。
　　接替他担任卫戍司令员和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员的，是苏联英雄А·В·戈尔巴托夫上将。戈尔巴托夫在柏林战役中指挥第3集团军部队，曾卓越地完成了粉碎被围在柏林东南的德军的任务。作为柏林卫戍司令员，他表现了高超的组织能力，为更好地恢复德国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我还想对第5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Ф·Е·博科夫中将以及С·И·丘利帕诺夫上校所完成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说几句赞扬的话。他们对德国同志组织柏林市政局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作，以及对柏林苏军卫戍司令部及各卫戍处的工作，都曾给予巨大的帮助。
　　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是布拉格战役。苏军必须最后粉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军残余部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
　　早在5月5日，最高统帅部便得悉捷克人在布拉格起义以及起义者同德军作战的消息，于是命令乌克兰第1、第2和第4三个方面军的部队加速向布拉格地域推进，以支援起义者，不让希特勒分子镇压起义。
　　上述各方面军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向布拉格方向派遣了快速部队。这些部队于5月8日夜间到达布拉格地域，并于次日晨进入市区，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
　　从这时起，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的有组织的抵抗，即告终止。他们急忙向西退却，力求向美军投降。在苏军挡住去路时，他们就企图以武力突破，不惜给自己造成重大的伤亡。美军统帅部违背自己作为盟军的义务，当法西斯德军退入美军地区时，不进行阻止，反而协助他们这样做。
　　在英军地段上，我们也发现类似现象。苏军统帅部对盟军提出了抗议，但是毫无结果。
　　由祖国叛徒弗拉索夫分子组成的那个师，也急急忙忙向美军驻地撤退。然而Е·И·福米内赫少将指挥的坦克第25军坚决地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弗拉索夫本人也在这个师的队伍中。决定将他活捉，以使其叛国罪行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一任务交由坦克第162旅旅长、И·П·米先科上校执行，而直接活捉弗拉索夫的任务，则交给了·И·亚库舍夫大尉指挥的一个小队。
　　终于在撤退队伍中的一辆小卧车上，把弗拉索夫抓住了。他藏在一大堆物品的下面，紧裹着被絮，装成一个患病士兵的样子。但他自己的卫士马上揭露了他。弗拉索夫及其同党随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处决。

老八路

　　就这样，这个凶恶的法西斯国家彻底崩溃了。苏联武装力量和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解放力量的协助下，终于粉碎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整个进步人类的美好希望，都同对法西斯德国作战的结局密切地联系着。
　　我很难、而且也无必要特别突出柏林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一最伟大的最后会战的某一个参加者。每个军人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尽了最大的能力来战斗、来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
　　在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的过程中，以М·С·马利宁将军为首的方面军司令部这个富有经验的集体，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当我们进行战争总结时，必须对各级司令部的人员作出应有的评价。
　　我还想提起大家注意这样一点，即粉碎柏林德军集团和攻克德国首都，仅仅只用了16个昼夜的时间。对于如此复杂的战略性战役来说，这大概是最短的时间了。
　　目前在西方，有人企图缩小苏军在1945年最后几个战役中和攻占柏林过程中所曾遇到的困难。
　　作为柏林战役的参加者，我必须指出，这个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艰巨的战役之一。在柏林战略方向上担任防御的敌军集团，有近一百万人，它们打得十分顽强。在泽劳弗高地、柏林郊区和市区更是如此。在这最后的战役中，苏军付出了约30万人伤亡的重大代价。
　　我曾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以及同盟国军队的其他军官和将军们谈过话。我当时从这些谈活中得知，盟军自强渡莱茵河之后，同德军即未曾有过重大的战斗。法西斯德军部队迅速后撤，未作认真的抵抗，就向美英军队投降。盟军在最后几次战役中伤亡极少这一事实，就是证明。
　　例如，根据波丘在其所著《最高统帅部》一书中所列举的材料，巴顿指挥的美国第1集团军在1945年4月23日总共只损失3个人，而同一天里，它却俘虏了9，000名德国官兵。
　　三百万美军在从莱茵河向东、东南和东北各方向推进的过程中，遭到多大伤亡呢?总共只有8，351人。而同一时间所俘虏的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却达数十万人。
　　西方的许多军事领导人，包括原同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领导人在内，仍在继续散布不正确的结论，说什么自阿登交战和盟军前出到莱茵河之后，德国的军事机器即已粉碎，再进行1945年的什么春季战局已无必要。甚至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5年在芝加哥同华盛顿记者爱德华·福扬斯谈话时也说：“德国在阿登会战后即已完全失败……到1月16日，一切均告结束。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得，这就是战争的结局……不必进行什么春季战局。战争本来是可以提前60至90天结束的。”
　　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
　　大家知道，在1945年1月中旬，红军刚刚从蒂尔西特—华沙—桑多梅日一线展开进攻，目的是粉碎东普鲁土和波兰的敌人。并计划随后进攻德国的中心地区，以占领柏林和前出到易北河。而在南翼则准备完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苏军在1945年1月份也应该放弃春季战局计划。这就是说，不必达成基本的军事政治目的，甚至不必到达法西斯德国边境(更不用说占领柏林了)，就结束战争。简单地说，就是去做当时躲在帝国办公厅地下室的希特勒及其同伙所最希望的事，去做对当今的伟大进步变化感到不满的那些人和鼓，吹复活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人想要我们去做的事。
　　要消灭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就要求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动员最大量的武装力量和物资。在实现这一重要任务的过程中，各同盟国曾体现了相互谅解和将反法西斯斗争一直进行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为止的愿望。
　　谁也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苏联肩负了对法西斯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主要重担。这是我国人民所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最残酷、流血最多和最艰苦的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二千多万苏联人死亡。
　　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没有一个国家和一国人民曾象苏联一样，遭受到如此重大的牺牲，并为击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而贡献过这样大的力量。美国的领土上未曾掉过一枚炸弹，美国的城市里也没有落过一发咆弹。在与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美国死亡40万5千人，英国死亡37万5千人，而波兰则死亡6百万人，南斯拉夫则死亡170万6千人。
　　苏联人对美英两国人民，及其士兵、水兵、军官和将军，是有充分评价的，认为他们为争取早日战胜法西斯德国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真诚地悼念英、美两国牺牲的海员们，他们不顾海上的复杂情况，不顾每一海里的航程都潜伏着死亡的威胁，而按照租借法案为我们运来了物资。我们还高度评价欧洲许多国家里抵抗运动参加者的自我牺牲精神。
　　当提到同盟国欧洲远征军各兵种军人的英勇精神时，应该客观地承认，他们在同我们共同敌人作战时，曾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素质和士气。
　　当苏军与盟军在易北河和其他地方会师时，他们曾相互真诚地祝贺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并表达了战后保持友谊的愿望。这决不是偶然的。
　　希特勒统治者发动的战争，也使德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德国在这场战争中仅死亡的就有7百万人。许多奋不顾身地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人们献出了生命。德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反法西斯力量的前列，30多万共产党员死在法西斯的刑讯室里。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战土也牺牲了不少。德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经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痛苦。
　　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把德国青年甚至未成年的青年变成杀人凶手。他们无情地扫射、烧死和踏死男女老少。
　　养育了К·马克思、Ф·恩格斯、К·李卜克内西、Р·卢森堡、Э·台尔曼等为正义的人民事业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们的人民，怎么能这样做呢?
　　给全人类奉献了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文学、音乐、美术作品及建筑成就的国家，天才的巴赫、贝多芬、哥德、海涅、爱因斯坦生活和创作的国家，怎么竟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希特勒德国为了使人们盲目相信法西斯主义，相信“德国人种”这个最高的和“超人的”人种的妄自尊大的、没有根据的伟大，相信德国战无不胜的实力，采取了各种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历史学家们尚未全部揭露出来。
　　为了以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改造人们的思想，希特勒分子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监视和间谍网，并广泛采用了“鞭子和饼干”方法。所有意见不同的人都被送进盖世太保的刑讯室，而对于顺从的人和被德国神话般的伟大及世界霸权所吸引的人，则广泛发给各种奖品、勋章或授予荣誉称号。
　　所有这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法西斯头目(包括元首本人)的话所蒙蔽的、被对欧洲国家的轻而易举的胜利所鼓舞的希特勒分子顺从地去掠夺，去屠杀，直至前进道路被苏联武装力量所阻。激励苏联军队的则是世界上最正义的思想：祖国的自由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与独立。
　　战争使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经受了严酷而全面的考验。结果证明这一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表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军队、游击队、工厂、设计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每个苏联人，都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为打败敌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工人、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曾在缺吃少睡的艰苦条件下劳动。妇女和少年顶替了奔赴前线的人们。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证明了自己的先进性。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极艰难的条件下(这个敌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物质损失)，我国工业在战争年代所生产的现代化技术兵器，比依靠全欧军事潜力的希特勒德国的产量，几乎超过一倍。
　　即使在敌人似乎占上风的最艰难的时刻，在敌人的打击下，苏联人民也未曾俯首屈膝，而是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光荣地战胜了一切困难，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苏联共产党确实是我们真正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在经受严酷战争考验的艰难时期中，它一直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党的优秀儿子始终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列。战争结束时，在前线共有三百余万共产党员(每四个军人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超过了全国党员总数的一半。而1941和1942年那最艰苦的几个月，却正是军人入党最多的时刻。不管在前线和后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为祖国而英勇斗争的模范。人民和军队都认定共产党员和列宁的党，是崇高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典范。
　　我还想强调一下苏联报刊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在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方面，所起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和前线报纸的记者和特约记者，毫无畏惧、无所不至的摄影记者，以及电台和影院的工作人员，都曾在最危险、最复杂的前线条件下，英勇地活动在战斗的最前列。苏联新闻局，作为伟大卫国战争前线最可靠的新闻来源，在全世界享有它应得的巨大的声望。
　　德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奴役众多国家的人民。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其文件、指令和地图上曾经描绘过，一旦击败苏联后，他们将如何摆布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命运。这些材料如今虽已发黄，但是每当想到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所起的作用和图谋世界霸权可能导致的后果时，把它们回忆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武装力量这一斗争的阶级不可调和性和不可妥协性，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所领导的苏军的战略、战役学和战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最高统帅部一章中，我已谈到军事战略问题。但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谈谈。
　　精通军事学术的苏联军事领导人依靠集体英雄主义和全民的支援，从敌人手中夺回了主动权，并组织了一系列极其巨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为了改进作战样式和方法，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各方面年和集团军的领导人和司令部，在战争过程中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来总结武装斗争的先进经验，并将其推广到部队。这样做，有助于达成总的胜利。
　　1943—1945年各次进攻战役获胜的最重要因素是：采用了炮兵—航空兵进攻的新方法；大规摸地使用了坦克军团和航空兵军团，以及这些军团能在战略性战役中与诸兵种台成集团军巧妙地协同；从根本上改进了战役的准备和指挥部队的方法。
　　在战争过程中，在发展陆军的同时，苏联空军及其战术和战役学，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保证我军在战争后期夺得了全面的制空权。苏联飞行员在作战时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苏联空军与陆军协同作战，对敌人的整个战术、战役和战略纵深实施了猛烈的、无法抗拒的突击。战争结束寸，我空军拥有的装备是十分优越的。
　　苏联的各个设计集体在设制第一流的技术兵器时，取得了卓越的创造性的胜利。这些设计集体的领导人是：А·Н·图波列夫、А·И·米高扬、А·А·布拉贡拉沃夫、А·А·阿尔汉格尔斯基、Н·Н·波利卡尔波夫、А·С·雅科夫列夫、С·В·伊柳辛、С·А·拉沃奇金、В·М·佩特利亚科夫、С·П·科罗廖夫、П·О·苏霍伊、Ж·Я·科京、А·Н·克雷洛夫、В·Я·克利莫夫、М·И·科什金、В·Г·格拉宾、П·М·戈柳诺夫、М·И·古列维奇、В·А·捷格佳略夫、А·А·米库林、Б·И·沙维林和Г·С·什帕金。
　　同陆军和空军一样，苏联海军也胜利地实施了各次战役。海军陆战队的数十个兵团和数百个支队曾在陆上作战，它们无处不表现出奇迹般的英勇无畏精神，从而受到人民的崇高奖励。

老八路

　　从1944年开始，苏联军事战略依靠国家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在拥有优势兵力、兵器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次同时有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方面军、数万门火炮、数千辆坦克、数千门火箭炮和数千架作战飞机参加的进攻战役。如此强大的兵力、兵器使苏军统帅部得以突破敌人的任何防御，实施深远突击，合围巨大的敌军集团，迅速将其分割，并在短暂时间内予以歼灭。
　　如果说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我西南、顿河、斯大林格勒三个方面军为彻底消灭鲍留斯集团军曾用了几乎两个半月的时间，那么在最后的柏林战役中，则如前所述，只用16个昼夜就消灭人数众多的德军集团。
　　苏军在准备各次进攻战役时，对保障突然性的问题都十分重视。为达成突然性而采取的办法有：实施周密的战役、战术伪装；对拟制战役文书工作严格保密；从最高统帅部起直到部队所有各级的情况交流都有严格限制。同时，还特别重视了主要突击方向上兵力、兵器的隐蔽集中和在不准备进攻的地段上作变更部署的佯动。
　　在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期间，苏军曾实施了多次大规模战役，其中不少战役，就其规模和实施的巧妙性来说，在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属于这种战役的有：争夺列宁格勒的战役，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粉碎白俄罗斯德军的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最后的柏林战役。防御战役，就其坚忍不拔和集体英雄主义行为来说，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有：斯摩棱斯克会战，列宁格勒会战，塞瓦斯托波尔会战和敖德萨会战。
　　从1942年秋季开始，苏军所进行的各次进攻和反攻战役，都具有独创性、坚决性、快速性和高度彻底性的特点。会战和战役，几乎一年四季连续不断。不管是严冬大雪，或是倾盆大雨，或是春秋难以通行的泥泞，都未能阻挡战役的进行，即使这要求部队付出非同一般的体力和精力。
　　1944—1945年间，苏联军事战略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性、和在整个苏德战场都展开了目的坚决的进攻战役。如果说在战争第一阶段以及第二阶段的一段时间里，苏军要等德军的进攻能力消耗殆尽才转入进攻(反攻)的话，那么战争第三阶段的战局，往往是以苏军对敌人预有准备的防御实施猛烈进攻作为开始。
　　在1944—1945年间，之所以能够在一系列方向上同时展开和不间断地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军的进一步变化和苏德战场的战线缩短了。这样一种战略进攻方法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它使敌人丧失了机动的自由。
　　战略性进攻战役具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实施向心突击或将敌人逼向海边以合围并消灭敌军集团的战役；实施分割突击以分割敌军集团并予以各个歼灭的战役。合围战役是战略性进攻战役的最有效的样式，展开此种战役的有利条件，是我军对敌军集团处于包围态势。
　　苏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十分巧妙而果敢地进行了夜间作战。战前被认为是“特殊条件下的行动”的这种战斗行动类型，在这次战争过程中，成了很平常的类型。在1943—1945年间，当我军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战役时，夜间作战的规模特别大。敌军通常回避夜间作战，当被迫夜间作战时，也缺乏主动精神。
　　从1943年起，遭遇战开始具有重大意义。战争经验表明，谁对这种复杂的战斗类型预先作了良好的准备，谁就能在遭遇战中获胜。特别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一旦与敌遭遇，就应先敌占领有利地区，先敌展开、开火，并先敌包围其两翼和实施迅猛的冲击。遭遇战就其实质来说，要求指挥员具有广泛而果敢的主动精神，时刻准备承担责任进行积极合理的战斗行动。
　　我军各次进攻战役的顺利实施，曾得到苏联游击力量英勇作战的支援，它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后方充满了恐怖。在苏军前出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国境后，还得到了在各该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下从事斗争的爱国者的大量援助。
　　根据极不完整的材料，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占领的各州里，有26万人为复仇而参加了有组织的游击队，在乌克兰有22万，在白俄罗斯有37万4千。敌军统帅部实际上不得不在自己后方建立起对付游击队的第二战线，从而分散了大量兵力。这对于德军前线总的形势，及对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想列举一下地下党组织的卓越领导人以及游击队和游击兵团的优秀指挥员，他们曾与苏联正规部队巧妙地配合，竭尽全力地同敌军作战。这些领导人和指挥员是：В·А·别格马、П·П·韦尔希戈拉、С·Я·维尔希宁、П·К·波诺马连科、Т·А·斯特罗卡奇、А·Ф·费多罗夫、С·С·别利琴科、М·古谢因—扎杰、Ф·А·巴拉诺夫、С·А·科夫帕克、И·А·科兹洛夫、В·И·科兹洛夫、С·В·鲁德涅夫、К·С·扎斯洛诺夫、А·Н·萨布罗夫、М·舒毛斯卡斯、Д·Н·梅德韦杰夫、М·И·瑙莫夫和П·З·加里宁。
　　边防军人也为祖国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他们最先承受了德国军队的突击，并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击破希特勒的闪击战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各边防总队在德军入侵一两个小时之后即应全部被歼。
　　边防军曾在国境线上同优势的敌人顽强战斗，随后又同红军部队一起，为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而奋不顾身地斗争。
　　在莫斯科会战中，有许多边防团(原来的边防总队)曾同红军部队一起，拼死坚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纳罗福明斯克和小雅罗斯拉韦茨等方向上。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由远东、中亚和外贝加尔的边防军人补充起来的第70集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边防军人还在敌后完成了重要任务：消灭敌人的行政机构和破坏其交通线。在战争过程中，边防军曾对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奸细和破坏者的渗入作了成功的斗争，从而保卫了红军的后方。边防部队和兵团无论在哪里作战，我们都确信他们能取得胜利。
　　在现代战争中，对军队的正确指挥具有重大意义。军队的指挥，涉及范围广泛的军事、政治、精神、物质和心理等因素，是军事科学和军事学术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战前的年代里，苏联军事科学对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来作充分深入的研究。因而我们大家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来掌握指挥军队的科学和实践。在这一问题上，苏军统帅部与德军统帅部相比，处于比较不利的状况。德军统帅部在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以前，已有了充分的战争实践。
　　随着苏联武装力量对法西斯德军的总的优势的增长，我们对兵力和兵器的指挥艺术也有了提高。

老八路

　　1945年5月中旬，最高统帅命令我去莫斯科。我不知道叫我去的目的，也不便于询问，因为这不符合军人的习惯。
　　到达莫斯科后，我就到总参谋部去找А·И·安东诺夫。从他那儿才得知，国防委员会当时正在研究如何履行苏联对美国和英国承担的新的义务——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
　　总参谋部当时正在加紧拟制陆、空、海三军在远东的战斗行动计划。
　　我从总参谋部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我已经到达。他指示我晚上八时到克里姆林宫去。剩下的时间还绰绰有余，我便乘车去见М·И·加里宁。他曾往柏林给我打过电话，要我到莫斯科后一定去找他，给他介绍柏林战役的情况。
　　我真诚地热爱М·И·加里宁，因为他平易近人，具有丰富的处世经验，并善于用普通语言说明最复杂的生活现象。
　　加里宁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在这几年间，他变得异常地衰老，面容憔悴。他不顾自己的年迈，曾多次访问作战部队，同战士和指挥员见面，并且总要给他们讲一些热情而充满智慧的话。
　　加里宁询问了攻克柏林的经过，德国人民生活正常化的情况，以及大部分组织曾受到希特勒分子野蛮摧残的德国共产党恢复活动的情况。
　　同М·И·加里宁谈完话之后，我到了最高统帅那儿。在他的力、公室里，除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外，还有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А·И·安东诺夫、红军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以及总参谋部经管组织问题的几位将军。
　　А·И·安东诺夫报告了总参谋部关于向远东调运部队和物资器材并按在远东即将成立的各个方面军加以集中的计算。按总参谋部的初步计算，完全作好对日本作战的准备，约需三个月的时间。
　　后来斯大林问道：
　　“为了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我们是否应在莫斯科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式，并邀请立功最多的英雄——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们前来参加呢?”
　　大家都对这一想法表示热烈支持，并当场提出了许多实际的建议。
　　关于谁当阅兵首长和谁当阅兵总指挥的问题，当时未作讨论。然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阅兵首长应由最高统帅担任。
　　А·И·安东诺夫当即受领任务为阅兵作好一切必要的计算，并拟制出阅兵训令的草案。到第二天，所有的文件都呈报给了斯大林，并得到了批准。
　　预定由卡累利阿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乌克兰第1、第2、第3和第4方面军、以及海军和空军各派出一个混成团参加阅兵。
　　各混成团的编成内，应包括有苏联英雄、光荣勋章获得者、著名的狙击手和战功最多的勋章获得者——士兵、军士、准尉和军官。
　　各方面军的混成团应由方面军司令员率领。
　　决定将曾升起在柏林国会大厦圆顶上的红旗，以及苏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法西斯德军的战旗运来莫斯科。
　　在5月底和6月初，为阅兵进行了紧张的准备。6月中旬，全体受阅人员都穿上了新制的礼服，并投入了节日前的操练。
　　6月12日，М·И·加里宁授予我第三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记不准确，好象是6月18—19日，最高统帅把我叫到他的别墅去。
　　他问我骑马的技术是否已经生疏。我回答说：
　　“没有，没有生疏。”
　　“是这么一回事，你将担任胜利阅兵式的阅兵首长，阅兵总指挥由罗科索夫斯基担任。”
　　我回答说：
　　“谢谢给我这样的荣誉。但由你来阅兵不是更好吗?你是最高统帅，就权利和义务来说，都应由你来担任阅兵首长。”
　　斯大林说：
　　“我当阅兵首长已经太老了。还是你来当吧，你年轻一些。”
　　阅兵时，受阅部队是按各作战方面军的顺序，从右向左排列。排在最右翼的是卡累利阿方面军混成团，然后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混成团、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混成团。这样按顺序下去。排在左翼最末端的是乌克兰第4方面军混成团、海军混成团以及莫斯科军区的卫戍部队。
　　为每一个混成团专门挑选了它所特别喜爱的军队进行曲。在中央机场举行了阅兵式的预演，而最后的总预演是在红场上进行的。在短短的期限里，各混成团都训练得很出色，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6月22日，各报刊载了最高统帅的下述命令：
　　“为了庆祝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定于1945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胜利阅兵式……
　　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担任，阅兵总指挥是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
　　最高统帅 苏联元帅 И·В·斯大林
　　莫斯科，1945年6月22日”
　　那盼望已久的、令人不能忘怀的日子来到了!苏联人民四年来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为列宁的党所鼓舞的英勇的军人们，在其光荣的指挥员的指挥下，经历了长达四年的艰苦的战斗历程，最后在柏林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1945年6月24日，我比平时起得早些。马上向窗外一望，以弄清气象预报员的预报是否正确。他们昨天曾预报今晨是阴天，并有蒙蒙细雨。我多么希望他们这次的预报是错误的啊!
　　但是很遗憾，这次的天气预报是准确的。莫斯科是一片阴沉沉的天空，还下着毛毛细雨。我打电话问空军司令员，他说大多数机场的天气都不宜于飞行。看来，胜利阅兵式将不会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隆重。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莫斯科人正怀着高昂的情绪，在乐队的伴奏下，向着红场前进，以便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游行。他们露出愉快的面容，举着大量的标语和标语牌，唱着歌曲，这一切形成了万众欢腾的景象。
　　那些不参加红场游行的人，把所有的人行道都挤得满满的。欢乐的浪潮和祝贺战胜法西斯的“乌啦”欢呼声，把他们和游行队伍及受阅部队联结在一起。这种团结一致，使人感到苏维埃国家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10点差3分时，我已在斯帕斯基门附近骑上了马。
　　我听见了清晰的口令声：“受阅部队，立正!”随着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时，时钟正敲响了10点。
　　自然，我的心情是紧张而激动的……我骑着马向红场走去。传来了格林卡“光荣颂”的庄严而雄壮的乐曲声，它使每个俄罗斯人的内心感到无比亲切。忽然，又是一片寂静。这时，响起了阅兵总指挥、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作报告的清晰的声音。显然，他的激动程度也不亚于我。他的报告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使我顿时平静了下来。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各部队的军旗，它们曾鼓舞部队彻底战胜了敌人；是战士们经受过战火磨练的英毅的面孔，和流露出欢乐心情的眼睛；是战士们穿着的新制的军装，战斗勋章和奖章在军装上闪闪发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动人心弦的、令人永远不忘的景象。
　　十分遗憾的是，祖国的许多忠实儿子，在同血腥的敌人战斗时牺牲了，他们未能活到这欢乐的一天，活到我们庆祝胜利的这一天。
　　在检阅部队和向部队问好时，我看见雨水在军人的帽檐上直淌，然而大家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致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一点。
　　当英雄的团队从列宁陵墓前通过时，使得大家特别的兴奋。走在各团队前头的，是在同德军作战中闻名的将军、兵种元帅和苏联元帅们。
　　随后，两百名老战土在鼓声的敲击下，把两百面法西斯德军的军旗投到了列宁陵墓的台阶下，这时，无比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让复仇主义者和军事冒险的爱好者们记住这一历史性的场面吧!
　　在胜利阅兵式结束之后，为阅兵式的参加者举行了政府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著名的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工、农业方面的著名人士。
　　大家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讲话，来祝贺曾团结苏联人民去同敌人作斗争和组织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党；来祝贺彻底粉碎了法西斯德国的苏联武装力量；来祝贺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技术、工业、农业方面的人士，他们曾保障我国武装力量在同强大、富有经验并残暴的敌人作斗争时，具有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威力；来祝贺伟大的苏联人民。
　　当胜利阅兵式的参加者各自返回工作岗位以后，庄严的阅兵式和克里姆林宫热情的招待会的印象，仍留存在他们心中久久不忘。
　　回到柏林后，我们向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建议在柏林也举行一次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的阅兵式。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得到了他们表示同意的答复。苏军和同盟国军队的阅兵式，决定于9月份在国会大厦和勃兰登堡大门附近举行，1945年5月1—2日，苏军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经商定，阅兵首长由苏军、美军、英军和法军的总司令共同担任。
　　参加柏林阅兵式的，有陆军各兵种的部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因距柏林太远，故决定不参加。
　　阅兵的时间临近了。苏军作了十分细致的准备。我们尽量让那些在强击柏林及其主要抵抗基点——国会大厦和帝国办公厅时立有特殊功勋的士兵、军士、准尉、军官和将军，参加柏林的阅兵式。一切都是按照与同盟国商定的办法进行的。
　　但是在阅兵的前一天，我们忽然被告知，各盟国军队的总司令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不能来柏林阅兵，而已委托他们的将领出席。
　　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
　　他听完我的报告后说：
　　“他们想贬低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军队的阅兵的政治意义。你等着瞧吧，他们还会耍新花招的。各盟国军队总司令拒绝出席，也没有关系，你就担任阅兵首长好了，何况我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利。”
　　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军队的阅兵式，于1945年9月7日准时开始。参加阅兵式的，有曾强击过柏林的苏军部队，以及到西柏林各区来执行占领勤务的美军、英军和法军部队。
　　在乘车巡视了排列着的受阅部队后，我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赞扬了苏军和同盟国远征军的历史功勋。
　　成分列式通过主席台时，苏军步兵，坦克兵和炮兵的队形非常整齐。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各同盟国军队中，队列训练较好的是英国军队。
　　在举行阅兵式的地方，聚集有近两万柏林人。这是象征着反希特勒同盟战胜法西斯血腥侵略的庆祝盛典。

老八路

　　第二十三章 波茨坦会议和对德管制委员会
　　1945年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电话，要我到克里姆林宫去。
　　在最高统帅的办公室里，除他本人以外，还有В·М·莫洛托夫和К·Е·伏罗希洛夫。
　　在彼此问候以后，斯大林说：
　　“当我们把所有德军的士兵和军官都解除武装并送往战俘营的时候，英国人却让德军保持着充分的战斗准备，并正同他们建立合作。以原司令官为首的德军各级司令部迄今仍享有充分的自由，它们根据蒙哥马利的指示正在收集和整理德军部队的武器和技术兵器。”
　　“我认为，”最高统帅继续说道，“英国人企图保留德军部队，以便今后利用它们。这直接违反了各国政府首脑有关立即遣散德军部队的协定。”
　　斯大林又转向В·М·莫洛托夫说：
　　“应尽快派出我们的代表团去参加监察委员会，以便通过这个委员会坚决要求同盟国逮捕邓尼兹政府的一切成员，以及德军的将军和军官。”
　　“苏联代表团明天就出发去弗仑斯堡。”В·М·莫洛托夫回答说。
　　“自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很快就和丘吉尔完全协调一致了，”斯大林说。
　　“美国军队直到现在还驻在图林根。看来，暂时它们还不准备撤到自己的占领区去，”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美国人想获取德国的最新科学成就，因而正在搜寻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并把他们送往美国。美国人在欧洲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作法。我已就这一问题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他尽快把美军撤出图林根。他回答我说，准备在最近几天内到柏林来，以便亲自同我接触，磋商所有问题。
　　我认为应当要求艾森豪威尔立即．履行关于按规定的占领区配置军队的协定，否则我们就将拒绝同盟国人员进入大柏林地区。”
　　“就应该这样，”斯大林表示同意说，“现在你听我说，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同盟国军事代表团通知说，6月初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塔西厄将到柏林来签署苏、美、英、法四国关于在占领德国期间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这就是宣言的原文，你读读看。”斯大林一面说着，一面递给我一张折叠着的纸。
　　纸上写着：
　　“由苏、美、英、法四国政府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的政府或当局所有的一切权力。”
　　宣言规定：
　　——德国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海军、党卫军、冲锋队、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一切武装力量或拥有武器的辅助组织，均得彻底解除武装，并向同盟国交出他们的武器；
　　——逮捕所有的法西斯主要头目和战争罪行嫌疑犯；
　　——同盟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德国的军备和肃清德国的军国主义，以保障未来的和平和安全。
　　我把文件还给了最高统帅。
　　“这样一来，”斯大林说，“就必须设立一个有四国代表参加的对德管制委员会。我们决定委任你担任实行对德管制的苏方最高长官的职务。除了苏军总司令部以外，还需要设立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你也需要一位军事行政方面的副手。你愿意由谁来担任你的副手呢?”
　　我提出了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斯大林表示同意。
　　随后，他给我介绍了有关组织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一些主要问题：
　　“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的，除你以外，代表美国的是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代表英国的是蒙哥马利元帅，代表法国的是塔西厄将军。你们每人都将有一位政治顾问。你的政治顾问是外交人民委员的第一副手维辛斯基，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是罗伯特·墨菲，蒙哥马利的政治顾问是斯特朗。法国方面的是谁，暂时还不知道。
　　管制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只有在—“致同意的条件下才算有效。大概在一系列问题上，你都会处于以一对三的局面。”
　　他吸了一口烟斗后，笑着补充说：
　　“是呀，我们早已习惯于单独作战了……管制委员会最主要的目标，”斯大林继续说道，“应该是使德国人民迅速建立起和平生活，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并组织地方政权机构。地方政权机构的成员应从仇恨法西斯主义的劳动人民中挑选。
　　法西斯匪徒把我国破坏并抢劫一空。因此，你和你的助手们应努力争取，尽快实现与盟国达成的拆除一部分德国军事工业企业作为赔偿的条约。”
　　我受领上述指示后，立即前往柏林。到达柏林的第二天，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就带着包括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在内的大批随从人员来拜访我。
　　我们在位于文登斯洛斯的方面军司令部接待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同我；一起接待的有А·Я·维辛斯基。
　　我们的会见是按照军人的方式，可以说是友好的。艾森豪威尔拉着我的两手，对我仔细瞧了好久，然后说道：
　　“啊，你原来是这样的!”
　　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通过他向和我们一起同法西斯作斗争的同盟国军队表示感谢，并高兴地指出在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战争的年代里，在我们各国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最初，我们围绕往日的事件进行交谈。艾森豪威尔谈到了通过英吉利海峡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时所碰到的重大困难，以及建立交通线、指挥部队、特别是当德军在阿登突然反攻时所遇到的复杂情况。
　　然后，他又转入正题说道：
　　“我们应当就组织管制委员会和保证美、英、法三国人员经过苏古区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看来，需要商谈的不仅是关于地面通道的问题，”我回答艾森豪威尔说，“还必须确定美国和英国的飞机经过苏占区飞往柏林的规则。”
　　这时，斯巴兹将军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地随口说道：
　　“美国飞机过去和现在飞行都不受任何限制。”
　　“你们的飞机要经过苏占区飞行，不受限制是不可能的，”我回答斯巴兹说，“你们将只能在规定的空中走廊内飞行。”
　　艾森豪威尔马上插话，对斯巴兹说道：
　　“我并没有委托你以这种方式来提出飞机飞行的问题。”
　　然后，他又转向我说：
　　“我这次来见你，元帅先生，只是为了亲自认识一下，至于工作上的问题，等我们把管制委员会组织起来以后再解决。”
　　“我想，象我和你这样的老兵，是会找到共同的语言并和谐、地工作的，”我回答说，“我现在只想请求你一件事：尽快让美军撤出图林根。根据同盟国政府首脑在克里木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图林根是只应该由苏军占领的。”
　　“我赞同你的意见，并将坚持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回答说。
　　我未曾问他，要对谁坚持这一点。我知道，这一问题的阻力来自上层政治领导，说得更确切点，来自丘吉尔和杜鲁门。
　　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为艾森豪威尔及其随从人员举行了早宴。宴会后，他们即飞往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他们的大本营。
　　在表面上，艾森亲威尔给了我良好的印象。
　　6月5日，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塔西厄来柏林签署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关于击败德国和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
　　会前，艾森豪威尔曾乘车来我的司令部，把美国的最高军事勋章——总司令级的“荣誉勋章”授给了我。
　　接受勋章后，我立即打电话向最高统帅报告了此事。
　　斯大林说；
　　“我们也应该授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胜利勋章，授予塔西厄一级苏沃洛夫勋章。”
　　“我可以向他们宣布吗?”
　　“当然可以!”
　　在签署宣言时，我才头一次认识了蒙哥马利元帅。
　　战争期间，我曾仔细地注意过由他指挥的英军部队的作战。1940年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遭到了惨败。随后，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部队，在阿拉曼粉碎了德国隆美尔将军的一个军。蒙哥马利还巧妙地指挥盟军，实施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并指挥它们一直打到了塞纳河。
　　蒙哥马利是中高个身材，动作十分灵活，仪表象士兵一样整洁，给人的印象是个生气勃勃、善于思索的人。他跟我谈起了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情况。在他的概念里，这两个战役具有同样的意义。
　　虽然我丝毫不想贬低英军的功绩，然而我仍不得不给他说明，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役，而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却有好几个方面军。它们进行的是具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战役，其结果是在伏尔加河、顿河地域，并随后在北高加索地域消灭了人数众多的德军及其盟军的集团。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一战役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开端，它为将德军逐出我国奠定了基础。
　　宣言签署之后，蒙哥马利对我说：
　　“元帅先生，我们决定在近日内进驻自己在柏林的区域，大概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希望和我们同时进驻他们的区域。因此，我现在想和你商议确定我方人员进入柏林的通道。”
　　“在解决英、美军队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之前，同盟国的一切部队必须首先遵照克里木会议的决定，配置在规定的德国的一定地域内。只要美军不撤出图林根和英军不撤出维滕贝格，我就不能同意同盟国的占领军进入柏林，也不同意在柏林驻扎管制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人员。”
　　当蒙哥马利开始反对时，艾森豪威尔马上就插嘴说：
　　“蒙第(对蒙哥马利的爱称。——译者注)，别争了。朱可夫元帅是对的。你应该尽快离开维滕贝格，我们则离开图林根。”
　　“那好，”蒙哥马利表示让步说，“现在我们不争了。最好还是让我们一起摄影，作为初次见面的纪念吧!我为此带来了一个优秀的摄影师……。”
　　当摄影师终于把他的全部胶片都拍光后，我向同盟国军队的三位司令官宣布了苏联政府决定授给他们苏联最高军事勋章一事。当我问及何时何地把勋章授给他们时，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回答说，他们请我于6月10日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们那儿去。
　　送别了管制委员会未来的同僚，我即打电话给斯大林，谈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
　　斯大林笑着说：
　　“应当设法邀请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来。我想同他认识。”

老八路

　　6月10日，按照原来的约定，我们乘飞机前往艾森豪威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在那儿，我们受到人数甚多的美军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军容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是驻在“I·G·颜料工业”化学康采恩的一片极庞大的建筑物内。当同盟国空军猛烈轰炸法兰克福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但这片建筑物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应当指出的是，“I·G·颜料工业”化学康采恩在德国其他地区的建筑物也同样未被触动，虽然它们都是极好的轰炸目标。显然，华盛顿和伦敦曾就这个问题给盟军统帅部下达过特别的指示。
　　位于西德的其他许多军事工厂也都保存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些大型军事工厂在财政上与美国和英国的垄断组织有联系。
　　我们是怀着在四国共同管制德国的工作中能建立起友好的相互关系和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希望，离开法兰克福的。
　　不久，美军和英军就撤出了它们违反协定所占领的地域。而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军及参加管制委员会各行政机构的人员，随后也到达了柏林。
　　蒙哥马利元帅于6月下半月来访问我。在相互问候之后，他通知说，英国政府决定授予我和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С·马利宁二位将军以大不列颠的勋章。
　　蒙哥马利请我确定授勋的日期以及举行授勋仪式的地点。我则请他自己决定。
　　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说：
　　“苏军在勃兰登堡大门进行了最后的突击，并在那里的国会大厦顶上升起了红旗。我认为正应该在这个地方授予你们大不列颠的勋章，以表彰你们指挥的苏军部队的功绩。”
　　在预定的日子和时刻，К·К·罗科索夫斯基、В·Д·索科洛夫斯基、М·С·马利宁和我来到勃兰登堡大门，受到英国近卫部队仪仗队和一大群将领和军官的隆重欢迎。
　　授勋仪式是在国会大厦附近举行的。授给我的是一级“巴尼”勋章，授给К·К·罗科索夫斯基的是二级“巴尼”勋章，授给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С·马利宁的是“功勋”勋章。
　　晚上，蒙哥马利元帅在他本人的官邸里举行招待会，许多苏军将领和军官都出席了招待会。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授勋仪式，是因为当时有些报纸曾对这些事件作过不完全确切的报道。
　　初期，管制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在工作中未发生什么特别的磨擦。管制委员会的会议视需要召开，但每周不超过一次。不开会的时候，问题一般交由协调委员会和各管理机构进行初步讨论。
　　这里，有件很有趣的细节。在管制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会议参加者的膳食，系由各方按顺序轮流供应。美国人供应一个月，然后是英国人、法国人，最后轮到苏军。当轮到我们供应时，参加会议的人数往往增加一倍。这是由于俄罗斯人十分好客，俄国菜、当然还有俄国鱼仔和伏特加酒，非常著名。
　　我们工作一开始就感觉到，在管制委员会的所属各委员会中，对苏联的各个代表、对苏方的政策和策略，对我们强、弱的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在了解自己的西方对手和他们的行动。
　　必须承认，美国和英国人对参加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是预先作了全面准备的。他们手里有编写得很好的有关整个德国以及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参考文件。就将来对德国采取什么经济政策的问题，他们也预先得到了指示。
　　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各同盟国人民，对于苏联武装力量击败德国和消灭对世界各国人民所构成的威胁的希特勒主义，满怀着感激之情。他们对法西斯分子非常仇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当时暴露自己的真实计划和意图，为时过早而且危险，因而宁愿与苏联继续保持合作。
　　同时，跟英国统治集团一样，他们也关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急不可耐地期望我们早日出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们不想把同苏联的关系弄坏。
　　这就是管制委员会初期工作比较顺利的原因。
　　然而应当指出，美、英、法三国代表的态度是不真诚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对克里木会议以及管制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是片面的、纯形式的，而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怠工。对待肃清德国军国主义的决议，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管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甚至在军事方面，对这一决议都未彻底执行。
　　当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我们曾同艾森豪威尔商定，派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的一组军官，到美国占领区去审讯主要战犯。在美国占领区集中的主要战犯，比其他任何占领区都多。
　　在他们那儿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卡尔滕勃伦涅尔、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以及重要性不次于他们的第三帝国的其他人员。然而美国人却根据有关指示，不让我方军官审讯全部战犯。苏联军官只审讯了其中的一部分战犯。而这些战犯在他们的口供中，象兔子一样兜圈子，力图把对人类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推给希特勒一人，千方百计地逃避承认自己个人的罪行。
　　审讯材料证实，希特勒分子同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曾就单独媾和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秘密谈判。
　　在管制委员会后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就变得比较困难了。他们拒绝我们提出的，有关履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签署并协商的击败德国的宣言的条款的建议。
　　不久，我们获得了可靠的情报，证实在最后战局进程中，丘吉尔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去一份秘密电报，命令蒙哥马利：“仔细收集并储存好德国武器和技术兵器，以便一旦苏军继续进攻时，易于将这些武器重新分发给我们可能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德国部队。”
　　在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不得不就此发表坚决声明，强调指出，历史上很少有这类背信弃义和背叛同盟国责任和义务的事例。
　　我们指出，苏联严格履行了在战争中对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英军统帅部和英国政府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蒙哥马利企图拒绝苏方的谴责。他的同僚美国将军克莱则保持沉默。显然，他是知道英国首相的这个指令的。
　　后来，当丘吉尔对乌德福尔德区选民发表演说时，他公开宣布说，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投降就俘的时候，他确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出过类似的秘密命令。过了不久，蒙哥马利本人也证实，他收到过丘吉尔的这一电报。
　　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年代里，希特勒分子曾将数百万苏联人赶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或送入集中营。所有在德国东部被释放的人，我们总是竭力让他们尽快返回他们过奴隶生活时无限思念的祖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苏联公民和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是在我们盟国的占领区内。
　　自然，我们坚持要求将他们转送至苏联占领区，以便遣返苏联。我就此问题首先找艾森豪威尔交涉。我觉得他是理解我们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得以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先从美国占领区，随后又从英国占领区接回。
　　然而后来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说，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加紧鼓动战俘营里的苏联公民和官兵拒绝返回祖国，以高工资和优厚待遇，引诱他们留在西方。同时还散布了对苏联的诽谤，并千方百计对他们加以恐吓。
　　在会见艾森豪威尔及其副手克莱将军时，我们就此种反苏宣传提出了强烈抗议。艾森豪威尔和克莱最初企图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的”为遁辞，但后来终于允许苏联军官同被扣留在美国军营的苏联人见面交谈。
　　经过苏联军官公开谈话，并对这些人关心的问题进行解释之后，许多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看清了美国情报人员的虚假宣传，宣布决心返回苏联，并来到苏占区以便归国。
　　还在1945年5月底，斯大林就曾预先通知我说，美国总统特别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后路过柏林时将来拜访我。
　　据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曾为巩固美苏两国之间的联系做出许多贡献。
　　他带着他的夫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从机场乘车来看我。霍普金斯本人中等身材，很瘦，显出疲惫不堪和有病的样子。
　　参加谈话的有А·Я·维辛斯基。
　　在早餐时，霍普金斯说，他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讨论了即将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
　　“丘吉尔坚持6月15日在柏林开会”，霍普金斯说，“但是要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这样短的期限我们来不及作好准备。我国总统建议7月中旬开会。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斯大林先生赞同我们的建议。关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未来，将会有极其复杂的谈判，目前就已经积聚了不少‘易燃的材料’。”
　　“如果说我们各国在战争的复杂条件下，尚能在击败法西斯德国方面找到共同语言的话，”А·Я·维辛斯基回答他说，“那么应该认为，各国政府首脑现在也将能够就彻底肃清法西斯主义和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生活的措施达成协议，”
　　霍普金斯对此未作任何回答。他喝了一口咖啡，深深叹了一口气，才说道：
　　“可惜罗斯福总统没能活到现在。跟他在一起时，呼吸也要轻快一些。”
　　霍普金斯及其夫人在我这儿呆了约两个钟头。他告别时说。现在他将飞往伦敦，参加与丘吉尔的谈判?
　　“我尊敬丘吉尔，”他说，“但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能轻松地同他交谈的只有罗斯福总统……”

老八路

　　不久，就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负责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为未来的会议作准备。
　　我向他们说明，在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地区。
　　波茨坦也受到严重破坏，在那里要安置各国代表团也很困难。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型建筑物，只有位于新公园内的德国皇太子的宫殿。那里有足够的房舍供会议和人数众多的专家、顾问们工作时使用。
　　波茨坦近郊小镇巴贝尔斯贝格几乎未遭受到轰炸，最适于安置各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以及主要的顾问和专家。战前在巴贝尔斯贝格居住的，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吏、将领及其他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小镇上布满了许多隐没在绿荫和花丛中的讲究的双层别墅。
　　莫斯科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在波茨坦地区举行会议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
　　于是立即展开了对环境、建筑物和道路的整修工作。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兵部队。它们几乎昼夜24小时不停地工作。到7月10日，一切都准备妥当，房舍的布置也接近完成。
　　对方面军后勤人员的积极努力应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们在短短的期限内完成了极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方面军营房管理处处长Г·Д·科索格利亚德上校最为辛苦。
　　在准备用于召开会议的宫殿建筑物内，对三十六个房间和一个有三个进出口的会议厅进行了大修。美国人给他们总统及其主要的助手们的住房选择了蓝色。英国人给丘吉尔选择了粉红色。苏联代表团的住房，则粉刷成白色。在新公园里，建造了大量花坛，栽种了近万株各色花草和好几百棵观赏树木。
　　苏联代表团的大批顾问和专家于7月13和14日到达。
　　他们当中有：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大将，海军人民委员H．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C．Г．库切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是А·Я·维辛斯基，А·А·葛罗米柯，С·И·卡夫塔拉泽，И·М·马伊斯基，Ф·Т·古谢夫，К·В·诺维科夫，С·К·查拉普金，С·П·科济列夫和Ф·Я·法拉列耶夫。同时到达的还有外交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
　　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应于7月16日乘专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就曾打电话给我说：
　　“你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在列车到达前半小时左右，我们大家一同来到火车站。和我同去的有А·Я·维辛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Г·库兹涅佐夫，К·Ф·捷列金，В·Д·索科洛夫斯基，М·С·马利宁及其他负责人。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的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打开车门，邀请我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曾关心地问我，对会议的开幕是否一切均已准备妥当。
　　斯大林巡视了一下他居住的别墅，并问这别墅从前是属于谁的。有人告诉他说，这原是鲁登道夫将军的。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进房以后，就要求将不必要的家具撤去。随后他又问我住哪儿，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其他军人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附近，在巴贝尔斯贝格，”我回答说。
　　早餐后，我向他报告了有关驻德苏联占领军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介绍了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跟过去一样，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在同英国方面协商问题时碰到了最大的困难。
　　以丘吉尔首相为团长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和以杜鲁门总统为团长的美国政府代表团，也于同一天到达。于是，各国的外交部长马上就进行会晤。丘吉尔首相和杜鲁门总统则前来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又回访了他们。
　　波茨坦会议不仅是三大强国领导人之间的一次例行的会晤，而且是对最后导致法西斯德国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所取得的胜利的盛大庆祝。
　　苏联代表团来到波茨坦时怀有如下的坚定信念：即在根据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利益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方面达成相互协调一致的政策，并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创造条件。
　　在研究这样一些极重要的问题时，三强克里木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是应有约束力的。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一次击破了反动势力的盘算，使德国民主化和肃清其军国主义计划(这是保持和平最主要的条件)得以进一步具体化。与此同时，跟以前几次会议相比，美英两国政府想利用德国的失败来加强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地位的企图，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午后开幕。会议在宫殿内最大的一个房间内举行，在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十分光亮的圆桌。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在柏林找不到足够大的圆桌，于是不得不赶紧向莫斯科的“柳克斯”工厂订做，然后把它运到波茨坦。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各国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以及军事、文职顾问和专家。在会议的间隙时间里，军事的和文职的专家和顾问们则单独开会，以就他们受命研究的问题进行商谈。
　　在会议工作过程中，各国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工作人员担负着主要的重担。他们必须研究、分析和判断各方的全部文件，拟出自己的建议，并在预备性的会谈中坚持自己的建议，只是在这以后才拟制提供给各国政府首脑的文件。
　　军事顾问们讨论了有关分配德国海军战斗舰只和民用船队的大型船只的基本建议。以Н·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为首的苏联海军将领，曾就此问题同英美两国的海军代表进行过初步会谈。
　　美国和英国方面千方百计地拖延这些会谈。以致斯大林在同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圆桌会议时，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相当尖锐的意见，指出各国在战争中蒙受损失的程度不同，我国有要求得到相应赔偿的权利。
　　会议最初进行得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团不得不面对美英两国的统一阵线和它们预先协商一致的立场。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各国战后的体制问题，而主要的是在民主基础上改造德国的问题。关于德国问题，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就曾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国际赔偿委员会作过酝酿，并在克里木会议上作过详细的研究。
　　大家知道，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是从德黑兰会议开始的。根据各同盟国预先达成的要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各国政府首脑就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和解散其国防军，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分支机构，逮捕主要战争罪犯并交由国际法庭审判，以及严惩一切战犯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规定，禁止德国政府拥有任何武装。
　　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就对德管制期间采取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了协议。会议结束后，我们得到了决议案的摘录，该决议案指出：
　　“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一致同意将于目前和未来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保证德国永不再威胁其邻邦或世界和平。”

老八路

　　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中，为苏方所一贯遵循的这一协议宣布：(以下为摘录)
　　“一、政治原则
　　1．根据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指令，分别在其各自之占领区内行使；至于涉及全德国的问题，彼此以管制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共同处理；
　　2．对德国各地的居民，应尽可能同等对待；
　　3，管制委员会应遵循的占领德国的目的如下：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肃清德国军国主义，铲除或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
　　——消灭国家社会党及其分支和受其控制的组织，解散一切纳粹机构，确保这些组织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禁止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
　　——准备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将来在国际生活中有可能参与和平合作；
　　——战争罪犯及参与策划或推行纳粹事业，致使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者，必须予以逮捕并交付审判。纳粹领袖、支持纳粹的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及组织的高级官员，以及危害盟国占领及占领宗旨的任何人，均应加以逮捕与拘禁；
　　——一切曾参与实际活动的纳粹党徒，及其他对盟国宗旨持敌对态度者，均应解除其公职及半公职，及在重要私人事业中的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在政治上与道德上确能促进德国真正民主制度发展的人士予以接替；
　　——对德国境内的教育应予监督，以彻底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理论，而利于民主思想顺利发展。
　　二、经济原则
　　为消灭德国军事潜力，武器、军事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型飞机及海船的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军事经济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产应受严格管制，并以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需要量为限度……
　　德国经济应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时期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
　　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一目的，应就下列各项确定共同政策：
　　1．采矿与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
　　2．农业、林业与渔业；
　　3．工资、物价与配给；
　　4．整个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5．货币与银行、中央赋税与关税；
　　6．赔偿及消除军事工业潜力；
　　7．运输与交通。
　　实行上述政策时，应适当顾及各地不同情况。”
　　当看到几个大国在波茨坦一致通过的各项原则性决议，很快就被美英两国领导人轻易地一笔勾销的时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的。其结果是，军国主义又重新复活起来。事件的尔后过程是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3年所讲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是很有意义的。当时他说：
　　“1918年停战以后，我们曾经认为并相信，德国军国主义精神从此得以根除。在这种‘虔诚的想法’的影响下，我们随后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从事裁军。而同时德国人却掀起了一阵极其凄惨的喊叫声，这使得其他各国人民不仅同意他们进行武装，而甚至为他们的武装提供了方便条件。往年那种虽善良但愚蠢的想法证明是行不通的。我希望今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种蠢事……这还不够，我应当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作为合众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我准备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重复这一悲剧性的错误。”
　　然而大家知道，Ф·罗斯福去世后，美国完全推行了另一种政策。
　　我已经说过，在波茨坦会议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在会上，丘吉尔的野心最为露骨。然而斯大林以十分平静的语调，很快就使他认识到，他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至于杜鲁门，大概由于他当时尚无足够的外交经验，很少参加尖锐的政治争论，而把优先权让给了丘吉尔。
　　会上讨论得很激烈的一个问题，是美英两国代表团再次提出的把德国分裂成南德、北德和西德三个国家的问题。在克里木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时，就曾遭到苏联代表团的驳斥。在波茨坦，苏联代表团团长又一次拒绝了这一分裂德国的建议。
　　斯大林说：
　　“我们拒绝这一建议，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需要的不是分裂德国，而是使它成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由于苏联代表团的坚持，在同盟国波茨坦决议中，包括有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条款。可是后来在西方当局代表的反对下，这样的机构并未建立起来。如波茨坦决议所确定的、在爱好和平和民主基础上统一德国的目标，也未能实现。
　　关于恢复德国经济的问题，决定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和平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上。会议还确定了消除德国军事潜力的措施。
　　会上确定了赔偿的数量和接受赔偿的方法。当然，杜鲁门，特别是丘吉尔不愿意拆除德国西部的重工业企业作为赔偿。但是他们后来终于在附有各种保留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了以德国西部军事工厂的部分设备作赔偿。遗憾的是，这只是纸上通过的决议，正象波茨坦会议的其他许多决议一样，实际上各同盟国并未付诸实施。
　　会议还作出了把柯尼斯堡及其周围地域转让给苏联的决议。
　　为了进行缔结和平条件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组成。外长会议的任务，是拟制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草案，以及准备对德和约。
　　关于波兰及其西部边界的问题，讨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这些问题早在克里木会议上即已基本决定，丘吉尔仍然企图以各种显然不能成立的借口，拒绝苏联提出的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为西部边界并将斯维讷明德和斯德丁划归波兰的建议。为此，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代表团专门应邀来到波茨坦。经波兰代表团列举理由作了充分说明之后，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
　　“在和约最后划定边界之前，”该决议说，“将从斯维讷明德稍偏西的波罗的海海边，沿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直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线以东的领土转归波兰。”
　　英国方面坚持要人民波兰政府负责偿还英国资助阿尔齐舍夫斯基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贷款。阿尔齐舍夫斯基是1939年从波兰逃往伦敦的。苏联和波兰的代表团坚决拒绝了大不列颠的这种无理要求。
　　同时，还就美英两国同驻在伦敦的前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
　　会议在研究并解决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其他问题后，于8月2日结束了工作。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极为令人信服，致使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当时被迫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就保障了波茨坦会议的胜利结束。
　　总之，这次高级会议的决议证明战后和平制度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早在战争过程中就积极促成反法西斯同盟的苏联，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
　　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致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活动家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他的这一消息的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会后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В·М·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В·М·莫洛托夫听后说：
　　“他们是想抬高身价。”
　　斯大林发笑说：
　　“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
　　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美国政府从实力地位出发，想利用原子武器来实现其帝国主义目的的这一意图，当时就暴露得十分明显。1945年8月6日和9日，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美国人毫无任何军事上的必要，就对日本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同美军和英军总司令一样，我也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然而在波茨坦会议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曾多次出席。
　　应当说，斯大林对美英两国代表团在决定问题时的任何有损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德国人民的细微的意图，都是非常警惕的。不管是在会议过程中，或是在相互交往中，他同丘吉尔的分歧都特别尖锐。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对斯大林是相当崇敬的，据我的感觉，他不敢跟斯大林进行尖锐的争论。而斯大林在同丘吉尔争论时，总是有根有据而且道理十分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