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粟裕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在此紧要关头，我攻城集团的指挥员冷静、沉着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当时，敌人四道防线已失，内城之敌十分慌乱，我攻城集团许多团营建制尚为完整。于是毅然决定组织第二次攻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分别到主要突击方向，进行深入有力的政治动员．帮助基层干部调整战斗组织，对突破点的情况做了反复研究，并重新作了部署，更严密地组织了炮火、爆破、突击三者之间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

　　二十四日二时二十五分，东兵团九纵队之七十三团，首先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巩固了突破口，把“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旗帜插在城头东南角的气象台上。拂晓时，东兵团主力进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西兵团十二纵队第一一o团，在一o九团在城内坚持战斗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从城西南角再次突上城墙，控制了突破口，掩护西兵团主力源源进入城内。


　　我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逼伪省政府。王耀武见失败已成定局，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化装潜逃。黄昏时，我军攻占伪省政府，全歼内城守敌。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在攻城外战中，我军始终控制着强有力的预备队，用轮番使用兵力，边打边准备，边打边补充，连续突击，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并使敌人判断错误，措手不及，指挥失调。

　　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他们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慑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我军担任打援的这八个纵队，便成为打下一个战役的生力军。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绥区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土任委员庞镜塘，都被我地方武装及民兵捕获。

　　这次战役，共歼敌十万四千余人(包括起义二万人)，活捉国民党将领二十三名，缴获各种炮八百多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辆，汽车二百三十八辆。济南解放后。荷泽、临沂、烟台等地敌军便仓皇弃城而逃．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战役期间，华东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及支前委员会，共动员了五十万支前民工，一万四千副担架，一万八千辆大小车，筹粮一亿四千万斤，为战役提供了有力支援和雄厚的物资。参加支前的广大民兵和民工，在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热情，他们的实际行动，给我军士气以很大鼓舞，为战役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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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更大胜利

　　在济南战役以前，我就考虑攻下济南后的行动方向。当时军委赋予我们的歼灭整编第五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预期在攻济引援中将该军歼灭，然后再遵军委指示实现渡江。我还反复思考，认为济南战役结束后，还是兵出徐蚌线以东为宜，因为；如回师与中野会合，寻战于徐州西南，则我军处于蒋军的武汉集团与徐州集团之间，战斗一开始便将和优势之敌决战。如兵出徐蚌线以东，攻占两淮(即准阴，淮安)、高邮、宝应，则可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津浦沿线与江边，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也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人陇海路以南作战时能得到华中人力，物力的更大支持和运输车辆供应的方便。为此，济南战役前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请示军委调苏北兵团北上打援时，就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兵未来，歼灭整编第五军的设想未能达到，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攻取两淮及高宝时，也采用攻济打援的战法，以苏北兵团并加强一个纵队担任攻城任务，全军主力应置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运河两岸，以歼灭可能自徐(州)海(州)线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则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

　　九月二十四早晨，济南城内巷战正烈之际，我将上述诸考虑向军委报告请示，并将下一步举行的战役定名为“准海战役”。次日，在济南祝捷声中，接到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准海战役，甚为必要”。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来电赞同举行淮海战役。同时，军委估计济南战役胜利后敌情的变化，指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日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

　　“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果然，济南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即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就命令黄百韬兵团仍回新安镇阻我南下，于是，我军在济南解放后，随即挥戈南下，开始了准诲战役的准备上作。

　　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解放济南战役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经刘少奇、周恩来司志修改后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己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果然，此后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纷纷落入我手。在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手中虽有三个兵团，但不敢坚守设有坚固工事的徐州，他们害怕徐州成为第二个济南，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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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我第三野战军参加的渡江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的任务，在战略追击阶段所进行的一个大型战役。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原军区、华东军区部队共一百二十万人。战役从四月二十日晚发起，至六月二日止，历时四十三天。整个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为第一阶段，我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于张黄港至湖门段六百余公里的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之长江防线，解放南京；第二阶段，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一日，我军合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第三阶段，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我军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六月二日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妄图盘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重振军力、伺机反扑的阴谋，为我军迅速南进，解放东南、华南、西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渡江战役是我军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以后的必然发展。解放上海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相对独立为一个战役，它是我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同以往的战役相比较，这两个相关联的战役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作战地域之广、战役纵深之大、参战兵力之众为解放战争以来所未有。渡江战役，仅三野参战的部队就有六十五万人，担负的战役正面，从江苏南通以西的张黄港至安微的枞阳宽约七百余公里，作战纵深远达三百余公里。(二)战役发起时间与国共两党的北平谈判密切相关。以往战役，指挥员可以根据当面战场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打和怎样打，只要消灭敌人就行，而渡江战役什么时候发起，不仅要看前线的准备、气象、水文的条件，还要看谈判的进展。

　　上海之战则要看政策教育和接管城市的准备情况，才能确定发起时间。(三)根据战役的目的和战役面临的特殊地理条件，在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组织航渡、水上作战、抢占滩头、二梯队跟进、大兵团多路分进、追击、兜歼等战术都有新的创造与提高。在攻取上海时，采取了以断敌退路，诱歼敌主力于城市外围和乘市内空虚时，适时发起多路攻击的战术，从而既歼灭了敌人，又尽量保护了城市工商企业和人民安全。<四)在战役过程中，还必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里，我主要谈谈自己在作战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一些设想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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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江计划的演变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箍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五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七月十三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十四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一九四八午十月十一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百韬和海州，两准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一九四九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月至七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第四次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军委决定大约在—九四九年五月或六月渡江。当时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杜聿明集团已被我紧紧包围，黄维兵团即将全部就歼，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局已定。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准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在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入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热。


　　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牲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百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九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来电，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总前委于十二月十七日开会对中央十二日指示进行了讨论，由刘伯承、陈毅二同志亲赴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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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巳濒临总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四百九十五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巳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一百五十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土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一百二十多万人增加到四百万，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二百一十八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土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五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己联成一片，总面积达二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二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土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二十—日宜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三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由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面对上述总形势，我作了一些设想，从经营发展建设江南出发，渡江以和平的方式为最好，但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又必须立足于天津方式，立足于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在用战斗方式解决问题时，还再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并尽量不使敌军流散，力争聚歼，以减少蒋军流散为匪的祸害。为此，在战役中应力争作到：在渡江前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加强侦察和训练，尽量减少渡江的伤亡，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突破江防后，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我们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如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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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长江去

　　从一九四九年—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凇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指挥的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一千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二十七个师，在第二线上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一百三十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处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是陌生的，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过长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做法，选择在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这—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取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条件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气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算；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可以说从一儿四八年初就开始了．那时为了执行中央军委耍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南进的任务，我派出一个加强营，带四十挺机关枪和全营武装，还带了二百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另请中原局派出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含山、和县、巢湖地区工作，以后我们又派出十个营，组成以孙仲德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的先遣纵队，并随带部分地方干部南下江边工作。在江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湖河港汊作了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与此同时，我又请东北代为购置了一些引擎，将民船改装汽船。这些工作对大部队顺利过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华东野战军未立即开往江边，而是开赴徐州和海州地区整训，以免大军集结江边的时间过长，粮食供应困难，被迫大量北粮南调，浪费人力物力。在整训期间，我们全面都署了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兵团为单位组织军、师干部率侦察队先期赴江边侦查，了解情况。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各兵团于三月上旬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进行深入具体的准备。至四月初．全军已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八千余只，自制了-部分汽船和可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近万名船工，从部队挑选和训练了数千名水手，满足了载运第一梯队渡江的需要。为了提高船工参战的积极性，召开了船工誓师大会，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与此同时，军民共同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为了顺利地航渡和成功地突破敌防线的滩头阵地，各部队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了游泳、划船、上下船、水上射击、打击敌舰、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战术的技术演练。并利用黑夜在长江中组织试航。各军均派出侦察部队过江对南岸地形进行实地侦察，井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

　　我们还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指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毙伤俘敌军四十四万三千余人(内起义投诚四万四千多人)，我方伤亡十万零五千余人。由于我军执行在强大政治工作保证下的即俘即补政策，部队增补了大量解放战士，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军己由淮海战役前的四十二万人发展为五十五万多人。经过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我和谭震林分任副司令、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乓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第九乓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每个兵团下辖四个军，特种兵纵队直属野战军。通过整编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干部和兵员，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

　　二月上旬，总前委初步确定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兵团(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一个兵团(第三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在江阴、扬州段；第八兵闭在南京东西段；第九兵田在芜湖东西段；第七兵团在铜陵、贵池段；二野第三兵团在安庆东西段；以第四、第五兵团的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建议第四野战军派三个军十余万人迅速南下，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祟禧集团。

　　四月一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四月三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判断了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产生的四种变化，并根据此确定了我军的作战纲领和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还指出：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之第七、第九兵团应与三野之第八、第十兵团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为全战役之关键。

　　总前委统一部署：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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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张震同志于四月一日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冒着春雨东移，于四月五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为了实现总前委确定的战役意图，我把选择突破地段和向敌纵深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对三野负责的正面和任务进一步作了仔细的考虑。为达成迅速包围歼灭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东集团渡江后必须以主力楔入南京与上海之间，切断京沪铁路，这样可把汤恩伯的防御体系拦腰砍成两段。而长江的走向，在京沪间，以江阴为中心,有一个向南突出的弯道，我十兵团以选择江阴东西地段突破最为有利，突破之后，可以最近的距离，直插金坛、宜兴、吴兴地区，切断南京，镇江之敌退往上海及杭州的通路。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从裕溪口至铜陵段突破江防之后，必须作远距离迂回．向宣城、广德，吴兴地区急进，争取在吴兴地区与东集团第八、第十兵团会合，封闭合围口，将芜湖、南京、镇江江防及守城之敌兜住，再图歼灭。敌如弃城而逃，则可将其歼灭于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不使其逃入杭州等城市。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从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四月六日，我们召集第八、第十两兵团军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对渡江后战役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我提出三种可能山现的情况和相应的对策：

　　(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同时，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和东集团打通联系。

　　<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三)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配合中集团，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

　　在这三种可能的情况中，我们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第一种情况出现做好准备。

　　通过研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战役预定四月十五日发起。

　　四月八日下午，我与张震同志联名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指示。规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于杨中至护漕港(江阴东南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箍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纵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打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这—指示在下达东集团的同时，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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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三分之二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于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由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十一日复电总前委并告栗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四月十二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二十二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

　　四月十八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汁，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四月二十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二十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四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二十一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二十一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握，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二十二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人防御纵深己达五十公里。二十三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二十一日夜晚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二十一日中午进抵百丈慎、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五十公里，纵深十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二十二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二十二日占领扬中岛，二十三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住上海。

　　在我军渡江之际，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于二十、二十一两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我军强大炮兵于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七月三十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人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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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地区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此时，关键是否能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二十一日十九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并建议第九兵团渡江后，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即南京至杭州的公路)，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二十六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十七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次日，接到中集团二十二日十一时对第七的作战部署电，指示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于二十四日占领南陵．青戈江，湾址镇，并包围宣城后，二十五日集结休整一天，以便骡马赶上。二十六日继续东进，于二十八日十时至郎溪附近。第七兵团则于二十九日进至广德附近，这时，我们判断敌人丰力特向杭州撤退。为迅速切断“京杭国道”这条公路，不使敌人主力退向杭州，并达成对敌人之围歼，我与张震同志认为必需加速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立即于二十二日十七时发电给第七、第九兵团，令九兵团率第二十五、第二十七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七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谭震林同志并报告了总前委。二十三日总前委复电同意。

　　二十二日夜，南京、镇江、芜湖地区之敌开始向杭州撤退，芜湖以西至湖口地区之敌向浙赣线撤退，常州以东之敌向上海收缩，出现了我们估计的第三种情况。这时，我把指挥的重点，转到迫歼逃敌上来，全神贯注指挥东集团和中集团的部队在广德、长兴、吴兴一带会师，封闭合围口，将向杭州及浙赣线溃退之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及长兴地区。

　　我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一百四十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耍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与阻拦，其速度必受影响，故估计需四至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五十至八十公里，如果发展顺利，仅用二至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切断南京到上海的通路。再用一至二天的时间．就可以在长兴地区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路。我中集团从渡江地区向东到广德，长兴地区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这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地区，干部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我军善手吃苦耐劳，猛打猛追，故有四至五天的时间，也可以到达那里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通路。

　　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晨，我连续几次电促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命令第十兵团除以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急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此地区会师。以第二十三军从长荡湖东西地区向南急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急进，务于二十五、二十六日赶到广德以东之天平桥、梅溪之线以东，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第八兵团部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在南京，镇江地常州。

　　追击战要求‘快速”。我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

　　我军听过之处，群众以极人的热情夹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把稻草铺在泥路上，以防战士滑倒，用木板和小船加固破烂的小桥，以便我军顺利通过。群众的这种热情，又给我们的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所以经过任途跋涉的战士们，虽然脚底下已起了大大小小的泡，但仍然满怀豪情，一脚泥，一脚水地追赶敌人。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

　　二十五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破我切断。敌人不敢再沿京杭公路退却，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妄想突出重围。二十六日我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广地区；同日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二叶七日，中集团之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第二十八罕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十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二十九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十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以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火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十三万九千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二十八日占领宁国，五月一日占领孝丰，五月二日占领余杭，五月三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五月四日至七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嬉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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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击吴淞，解放上海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五月初，总前委移驻京沪线上的丹阳城，我和张震同志率领第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来完成．要求我第二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伐，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加上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一百二十余架，共约二十万人。

　　守备上海的敌军妄图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敌人的防御阵地，分为警戒阵地、主阵地、中心要点工事。主阵地有：月浦、杨行、大场、真如和浦东的高桥、高行等地．主阵地的前沿，距市区三至六公里。中心要点工事包括国际阪店、四行仓库、百老汇大楼(即现在的上海大厦)等三十二座建筑物。整个上诲，仅钢骨水泥的碉堡，就有四千余个。这些工事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请美国人、德国人修的，后来日本人、国民党军又加修过。

　　敌军将上海划分为沪西北、沪西南．浦东三个守备区。具体配置是：第一二三军及暂编第八师驻守太仓，昆山，青浦、嘉兴、平湖、金山卫之线，第五十二军驻守月浦、刘行、吴船、宝山等地；第五十四军驻守真如、大场；第二十一军及第九十九师驻守江湾等地；第七十五军驻守虹桥、龙华；第三十七军驻守周浦从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第十二军驻守高桥、高行地区；第五十—军残部及五个交警总队驻守市区，从敌人兵力部署上来看，其防御的重点是浦西市郊之吴淞、月浦，刘行．大场和浦东区之高桥、高行地区，藉以保障吴凇和市区，维护其出海通路。在这些地区以钢骨水泥的碉堡为骨干，结合大量的土木结构的工事利蜘蛛网式的堑壕，外设多层障碍物，构成纵深达到三公里的防御地带。为了扫清射界，平毁了距阵地一公里以内的房屋和树木。这些地区，靠近长江，可以得到舰炮的直接火力支援。而市区和沪西南则是敌人防御的薄弱部分。

　　我们打上海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我们的一切作战部署及战法，都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打上海有二种方法可选择：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采用了此种战法。但是上海情况特殊，上海有六百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而且我军渡江以后，应力争迅速解放全中国，所以，长期围困的战法不可取。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山。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忙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第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吴淞周围是敌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为此，此方案是我设想的虽佳方案。

　　为了不打烂城市，当时我们还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五月六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五月七日巳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十二日、十三日发起攻击。五月八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巳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在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