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胜利大反攻

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1945年的春天来到了远东。这时候，欧洲战场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下，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4月30日希特勒毙命。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这些日子里，我们天天都在收听广播，和我一起的苏联男播音员达宁第一个听到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条消息，他立刻转告了冯仲云，冯仲云告诉我，赶紧用中文转播出去。

当我用激动地有些颤抖的声音，把这一消息多次、反复广播出去后，整个营地欢腾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跳跃。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返回祖国，大反攻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1945年5月1日，陈雷同志被晋升为少尉，他换上了崭新的军官服，发给了一支手枪并获得了一枚标有0TBAFY的银质奖章,同一天，我也被晋升为准尉司务长（斯达尔斯纳）。

这次我和陈雷同志又都双双晋级，而且陈雷同志终于成为一名军官了，望着他新换上的军官服，我们俩人都万分高兴。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整个红旗军88旅加强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同时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

大战的前夕，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苏联红军远东对日作战指挥部召开了战前会议，有关这次会议周艾民同志在《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一书中描述到：

1945年7月的一天，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列宁广场北边的一座高大的欧式楼房里，苏联红军远东对日作战指挥部正在开会。这次会议将决定全歼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战术、进攻路线及全部部署。主持会议的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正在做战前报告。参加会议的大都是从欧洲苏德战场上接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红军高级将领。在这些苏联红军将领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军官。他就是抗日联军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他是应苏联远东军一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特约来列席这次会议的。因为，周保中将军所指挥的国际88旅，将成为苏联远东军参加对日作战的158万大军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将担负从向导、翻译、情报等方面配合苏军进攻盘踞在中国东北关东军的主要力量。

苏联进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肃清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第二个策源地（第一策源地是朝鲜半岛），全面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国防部档案中的有关战史资料中均可以看到苏军进兵中国东北的战略意图。在弗诺特钦科编著的《远东的胜利》一书中，称“满洲进攻战役”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直接继续和组成部分”，“是苏联人民对法西斯德国的主要盟国进行的一次正义性的解放战争”。“只有粉碎远东侵略势力的巢穴进而消除对我国远东边境的经常性威胁之后，伟大卫国战争才能彻底结束。”“不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不可能有其他的持久和平。”

苏军的“远东战争行为”，“包括满洲战略性进攻战役、南萨哈林岛进攻战役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其中满洲进攻战役于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由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阿穆尔区舰队实施。在苏军荡山进攻战役中的战斗行动根据作战计划和进攻速度及战况，被苏军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月9日至14日，突破国境筑垒，粉碎日军掩护部队，前出至中满平原；第二阶段为8月15日至9月2日，苏军发动进攻，对关东军形成分割围歼的战势，前出至满洲中地域和北朝鲜。在战役的两个阶段中，又可以将战果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8月9—19日，苏军击溃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日军主要集团。以后直至9月2日为第二层面，苏军一面接受日军投降，一面消灭拒绝放下武器的个别军团和躲在国境筑垒地下要塞工事负隅顽抗的守备队。

根据1945年7月，由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的苏军参谋总部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总的作战部署是，从蒙古插入，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施主要突击，并从北面实行辅助突击，以便速战速决，分割与围歼关东军于东北腹地，不让战争旷日持久。其意图是，使用3方面军从西、东、北3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向心突击，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及朝鲜日军的联系，全歼关东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战役的主力突击方向选在日军设施薄弱的西部。8月9日午夜一过，苏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

苏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统帅后贝加尔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设4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团，共37个师，20个旅，约65万多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蒙古东部塔本察格布拉克地区，向沈阳、长春方面实施主要突击。坦克集团军在主突方向第一梯队内行动。同时方面军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张家口、承德方向；一个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方面军进攻正面约2300公里，进攻纵深约1200公里。

第二路是由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统帅的远东第一方面军。该方面军下辖4个合成集团军共32个师，14个旅，约58万余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兴凯湖东南地区，向绥芬河、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吉林、哈尔滨推进。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密山方向，一个向汪清、延吉方向。

第三路军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的远东第二方面军，这支部队辖3个合成集团军及其他部队，共11个师，12个旅，共35万人左右。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列宁斯科耶地区，沿松花江向哈尔滨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饶河、宝清方向，一个向孙吴、齐齐哈尔方向，牵制并歼灭关东军独立第四军。

在确定苏军远东战略性战役总企图时，时间是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德国法西斯战败后，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要求苏联统帅部选择一种能确保迅速全歼日军的进攻样式。

曾担任后苏联远东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在《远东的胜利》一书中记述了实施“坎尼式战役”的可行性总体计划。

在战略战术上，苏军也曾想采取“闪电战”，还曾设计过“分割突击”，但考虑“闪电战”不可能全面消灭分散的关东军，只能在小区域内实施闪电战术。而如果采取“分割突击”，各个击破，保证不了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役，不能排除日军退守港口并撤回本土的可能性，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会拖延战事。。因此，各方面军司令员交换意见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当前的战役中合围关东军主力，同时，把它分割成几个孤立的部分，于是，就产生了在远东准备和实施比苏德战场规模更大、更新的‘坎尼’式战役方案”。虽然，苏满边境上筑有5000公里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的筑垒工事，但边界形状对苏军进兵十分有利。在进攻出发地位上对日本关东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可以在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攻势，并对其主力迅速进行纵深围歼。

应该指出，面对世界最大的苏满国境筑垒防线，以大炮赢得苏德战场胜利的苏军，在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全线正面炮火突击，并采取坦克兵、步兵混编的先遣部队，对位于满洲国境14个筑垒阵地和地下要塞群实施“闪电战”，5000公里的国境筑垒防线上，按小时计算，以猛烈的火力打开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大举向纵深挺进扫清障碍。

周保中将军认真听着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战前报告，内心极不平静。

天，快要亮了，东北人民14年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就要结束。“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抗联战士即将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进行大反攻了，但是，黎明前的这场大厮杀将是相当残酷，甚至是残忍的……

此时，周保中随手掏出了烟斗，正欲装烟丝，旁边的一位苏联将军递过一只雪茄，他笑着摆摆手，谢绝了。他抽不惯那洋玩意儿，还是家乡的关东烟丝，够劲。他搓上烟沫，点燃，吸了起来，依旧专注地听着。

华西列夫斯基作完报告后，征求周保中的意见。周保中想，苏联红军反击德国时，由于民族仇恨，除了德国士兵外，也滥杀了无辜。到中国会怎么样呢？再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在德国领土发生的事能保证不在中国领土上发生吗？想到这里，他用俄语说：“我们的东北人民在日本关东军的烧杀蹂躏下，是很苦的。我们的红军一定要保护他们、爱护他们。”他的话受到了与会人员的赞许。

摘自周艾民著《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

“伯力会议”结束后，1945年7月末，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共东北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对东北党委会进行改组：将东北党委会原有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准备同苏联红军反攻中国东北，另一部分准备返回朝鲜作战。反攻东北的部分组成新的东北党委会（辽、吉、黑临时党委会），由旅长周保中兼任书记，委员有冯仲云、张寿篯、卢东生（中国红军长征时期师长，受伤后送苏联养伤，1942年成立88旅时在88旅政治部工作，没带军衔）、姜信泰、金光侠、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王一知、刘雁来等十三人。

在这一期间，抗联领导、东北党组织委员会拟定了政治、组织和行为三个“备忘录”，以规范抗联指战员的行为，切实做到在解放中国东北的作战中，使每一个抗联指战员听指挥、守纪律，达到军令、政令的统一。这三个备忘录成为当时抗联指战员，执行任务和工作的指南。

《政治备忘录》：

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民族解放胜利来临。
苏联红军吊民伐罪，东北河山复见光明。
共产党员坚贞稳定，对我中华祖国竭诚。
统一建国党派不分，是非曲直但求其真。
勿忘爱护人民同胞，处处请求廉洁公正。
耻与国贼专暴为伍，占地位置尊重人民。
争取全民民主自由，极力避免阋墙内争。

……

海亦可枯石义可烂，志趣宗旨绝无变更。

《组织备忘录》：

要遵守系统规定，要严守密切联络。
要到处学习进步，要利用一切经验。
要虑念周到，要有正确决心。
要行动紧张，要敢作敢为。
要靠近组织，要尊重人才。

……

要团结内部，要纪律森严。
要熟知事物，要到处检点。
要正常工作，要准备应变。

《行为备忘录》：

小心酒肉钱财引诱你，
小心美丽女色涤迷你，
小心甜言蜜语欺骗你，
小心日寇遗毒沾染你，
小心走狗叛徒暗算你，
小心法西斯忒杀害你，
小心华衣丽屋构住你，
小心偷安懒惰坑了你。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5册，303—305页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进攻

在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溃败之时，斯大林就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作出了在欧洲结束军事行动二三个月后就对日开战的保证。随后就准备对日进攻。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地将兵力由西部向东北调动，重新进行部署。从东普鲁士抽调第5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从捷克斯洛伐克调动了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35集团军。此外，还调集了装甲坦克兵、航空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部队以及后勤部队和机关。大量增加了远东地区作战的数量，建立了物资和战斗技术装备的必要储备。

苏联主力红军转到远东以后，分三路挥师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作战。总指挥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西部战线，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后贝加尔方面军，由蒙古东部突出部出击，直抵张家口、长春、沈阳；东部战线，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远东第一方面军，经激战，抵达牡丹江市；北部战线，由远东红军司令普鲁卡耶夫大将指挥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松花江，溯流而上，进逼佳木斯，再抵哈尔滨。另一股则由布拉戈维申斯克穿越黑龙江先占黑河，后进北安。

关于当时在东北日本关东军的兵力部署，苏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写到：

“关东军在1945年夏季兵力增加了一倍。日本统帅部在满洲和朝鲜保持着全军三分之二的坦克、半数的炮兵和皇家精锐的师。关东军总司令是山田乙三上将，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他以前曾任驻苏武官。开战前，远东的日军连同地方政权的伪军共有100多万人。编入关东军的有3个方面军：第1（东满）方面军，沿我国滨海地区国境线展开（清水中将的第5军和白神中将的第3军——10个步兵师和1个混合旅）；第3（西满）方面军（本乡中将的第44军和矢田中将的第30军——8个步兵师、三个混合旅和2个坦克旅），指定在蒙古-满洲方向作战；第17（朝鲜）方面军（第34和第59军——9个步兵师和混成旅），分布在朝鲜各海港地区，从8月10日起隶属关东军总司令。植村中将的独立第4军由三个步兵师和4个混成旅组成，用于满洲东北边境作战。在南萨哈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驻有第5方面军，由3个师、1个混成旅和独立步兵团及坦克团组成。空军则由空军第2军掩护满洲，空军第5军掩护朝鲜。

此外，还有伪满、伪蒙和绥远伪军，共计8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和骑兵旅。

这些部队依靠满洲和朝鲜丰富的物资、粮食和原料，依靠主要生产关东军生活和作战所必需的物品的满洲军事工业。在关东军控制的地区，共有13，700公里铁路、130个飞机场、200个降落场，共400个机场点、870个大型军用仓库以及一些设备很好的兵营。

在同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满洲境内，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了17个筑垒地域，其中8个在东部，针对苏联滨海地区。每个筑垒地域正面50到100公里，纵深达50公里。所有这些地域不仅为了加强防御，而且为了创造更有利得条件来集中和展开兵力。边境筑垒地域线由三道阵地构成。

4个筑垒地域设在朝鲜，1个针对北萨哈林。掩护千岛群岛的是有钢筋混凝土工事隐蔽的海岸炮兵连和驻有完备的永备防御工事的守备队。

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的意图是：第一，不让美英军队在日本列岛登陆；第二，可靠地保住自己在中国和朝鲜的征服地。日本拒绝了波茨坦宣言，决心继续作战。它下这一决心，靠的是强大的陆军和雄厚的军事工业。”

关于“筑垒”，也称“要塞”。周艾民同志在《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一书中写到：

提起马其诺防线，许多人都知道，它是一处军事要塞，在法国的法德边境上，但是，在亚洲中苏国境上还有一条“东方马其诺防线”，其内幕却一直鲜为人知。它东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中部经黑龙江省东北边境，在数千公里的国境地带，日本关东军耗尽巨资，强征役使百万劳工，历经十余年时间，一共修筑了14处“筑城要塞”，并自誉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和“北满永久要塞”。

据初步踏查统计，侵华日军在满洲国境修筑的14处军事要塞群，绵延国境地域近5000公里，要塞群相加约1700公里，共有80000多个永备工事，尚不包括数以千计的永久性地下仓库、地下电站、地下通信枢纽部、地下给水站等附属军事设施，也不包括二线、三线的一般阵地和野战阵地及有机密部署的军用飞机场、纵横交错的军用铁路和公路。单就国境军事筑垒体系，已是千古之最，举世罕见的军事景观。

然而，“东方马其诺防线”也好，“北满永久要塞”也好，都没能抵御住苏军猛烈的炮火和所向披靡的坦克大军。

大战全面展开之时，8月9日零点10分，后贝加尔方面军各部队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行在夜幕之中，在所有作战方向上跨过国境线，率先拉开了在兴安岭——沈阳战略方向的进攻序幕。

8月9日午夜1时，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以强有力的先遣营和边防部队各支队，悄悄越过国境线，向日军国境筑垒阵地发起进攻。9日8时30分全线转入进攻。在方面军右翼，进攻方向上行动的第35集团军，从古别罗沃和列索扎沃斯科地域向虎头方向发起总攻。对虎头筑垒地域实施了远程火力打击和航空火力轰炸，在对虎头筑垒地域以南的日军防御阵地实施了15分钟的炮袭后，该集团军主力于午夜1时30分，强渡了乌苏里江和阿松察河。

8月9日，远东第二方面军部队于深夜1时，在黑河、松花江和饶河方向上发起进攻。天亮前，第15集团军其他先遣支队按计划攻占了黑龙江所有岛屿，为第二方面军主力登陆，向松花江沿岸挺进，铺平了道路，保障了红旗阿穆尔区舰艇的机动自由。

就战争的一个局部，在《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一书中，其“打开通往哈尔滨的道路”一节中写到：

8月14日，苏军第26军的前锋已逼近牡丹江市。

……

经苏军一周的打击，日军防守东部边境的第1方面军损失惨重，第5军被苏军分割包围，其密山集团已被消灭。东部的筑垒地域也被苏军突破，牡丹江市完全暴露在苏军面前。

但是，日军不甘心失败。为了阻止日军的快速推进，关东军司令部在穆棱河至牡丹江一线，集中了第124师团、125师团、126师团、135师团和122师团，约4万人。

牡丹江的地形对苏军的进攻极为不利。这里有山地和沼泽，南部分布着天岭、老黑山、四道岭；北部竖立着钓鱼山、蛤蟆塘山；东部有泡子山、大青山。

最大的障碍是牡丹江，牡丹江呈环形流经牡丹江市的东边，河面宽200多米，水深2米多，河床上布满了鹅卵石。夏季，河水上涨，水流湍急。

日军在市区修建了许多永久性火力点，每个火力点都有两个以上的射击孔，混凝土的厚度在1米以上。

……

我们的部队位于牡丹江以东，牡丹江附近有三座桥梁，桦林镇大桥已被日军炸毁。现在，我们必须夺取牡丹江东边的爱河大桥。但是，日军在大桥四周修建了6个地堡，在地堡的外围又有防坦克壕沟。如果日军炸毁这座桥梁，那么我们将掉头向南，夺取乜河大桥。问题是，我们的坦克部队还在桦林镇，那里距爱河还有10公里，距乜河也有20公里。在我们到达之前，谁能保证日军不炸毁大

……

主攻牡丹江的任务交给了第26军。8月15日中午，斯克沃尔佐夫命令第300师向牡丹江东部日军发动进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以掩护第22师在桦林镇渡江。

……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1049团在第77和257坦克旅的掩护下，攻占了牡丹江东面的青梅河。此时，他们已经逼近爱河车站了。

在桦林镇西部渡口，几十条木筏在牡丹江上往返穿梭，木筏上坐着第22师的士兵。炮弹不停地在江中爆炸，掀起一阵阵浪花，打的木筏摇摇欲坠。

……

8月16日，新的一天又来了，苏军越境作战已经一周。

……

上午7时，苏军对牡丹江的进攻开始了。没有炮击，也没有“乌拉”声，第22师、300师从进攻地出发。

第1049团一马当先，直逼爱河车站。但是，日军已经炸毁了桥梁。第300师代师长鲁比亚金当机立断，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继续向南出击，夺取乜河大桥。另一部分在爱河镇渡过牡丹江。

……

牡丹江上笼罩着一层白雾，炮弹落在江面上，翻起一阵阵波浪。在赫鲁莫夫的指挥下，舟桥连的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开始架桥。

突然，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到江面上，几名士兵负伤了。桥头堡有6个永久火力点，几个射击孔里正喷出几条火舌。

这时，22师已经冲进了牡丹江火车站。几名苏军抱着炸药包扑向日军地堡，他们点燃导火线后将炸药包塞进地堡。“轰轰”，随着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日军永备火力点立刻飞上了天。

车站里，日军只顾着向江面射击，没有发现22师已经逼近车站。“不许动，放下武器。”在房屋里正忙着射击的日军，一下子愣住了，什么时候降下这么多的天兵天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日军乖乖地放下武器。

上午9时许，列夫琴科指挥第211团占领牡丹江火车站。

此时，阿尼希克率领屡建战功的第257坦克旅，正沿着牡丹江东岸向南追剿逃敌，并乘机夺取了乜河大桥。

……

为了撤退，仅剩的乜河大桥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穆尔扎耶夫少校率领他的坦克营，死守大桥，同日军展开了激战。

第22师从北面突入牡丹江市区。同时，第300师也攻占了牡丹江市东部地区。至下午五时，苏军东西两岸部队在市区会师。

晚上22时，别罗鲍罗多夫兴奋地向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报告：“牡丹江市已经被我们占领。”

至此，红旗第一集团军胜利地打开了通往哈尔滨的通道。

摘自《苏联出兵东北始末》

老八路

返回祖国

在苏联红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尽管部分地区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毛主席早在1938年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预见性地指出：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

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预见性，在今天得以实现了，我们终于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赶跑了关东军，收复了东北。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喜讯传来时，整个八十八旅沸腾了，我们热泪盈眶，多少先烈，多少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光复了祖国，三千万东北人民终于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就要建设一个新社会了。

苏联出兵以后，经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协商，双方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共同商定抗联部队的任务如下：随同苏军返回东北后，迅速抢占战略要点，接收东北；抗联干部在各战略要点的负责人分别担任该地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协助苏军占领和管理新解放的城市，肃清敌伪残余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维持革命秩序；利用既是抗联人员，又是苏军人员这一有利地位，建立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8月10日，抗联教导旅在驻地召开了反攻东北、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动员大会。周保中总指挥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

八十八旅的抗联指战员们，经过了几年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一支懂政治，讲战术能征善战的部队，许多八十八旅抗联干部、士兵直接参加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战斗。其中100多人到苏联第一方面军，80多人到苏联第二方面军，还有100多人到后贝加尔方面军作为先遣部队，执行特殊任务。另外，7月末，有一部分人（伞兵部队）空降到东北，其中东满55人，松牡（松花江、牡丹江）65人，北满90人，南满80人，潜入敌后进行战前侦察。这些由抗联指战员组成的先遣部队，有长期对日作战的经验，地理环境熟悉，出色地完成了各种特殊任务，为苏联红军在短期内迅速消灭东北的侵华日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空降的先遣小分队，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姜德同志在回忆文章里叙述到：

1945年8月8日，上级命令李明顺带领一支小分队到牡丹江一带，深入敌后组织群众武装，配合苏联红军打击日寇解放东北。8月9日晚9点，李明顺带领我们小分队30多名同志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半小时后，李明顺和我等4人在上级指定的地点——海林的拉古南甸子上空跳伞。

跳伞后，战士孙吉友因伞出故障，摔落在沙虎的东山根，不幸牺牲，被当地农民林国仁发现后报告了屯长，屯长林国龙赶到现场，回想起昨夜晚飞机的响动情景，又看到转盘冲锋枪，他判断死者是抗联的人，就急忙把孙吉友带来的枪支弹药收藏起来。我们跳伞降落之后，孙吉友同志不见了，正在我们四处寻找他的时候，发现沙虎东山根聚了一大群人，就急忙到那里一看，孙吉友同志牺牲了。同志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埋葬了他的尸体。随即，李明顺向当地群众公开了我们的身份，当场对群众进行了抗日宣传，讲了抗日的大好形势，号召群众拿起刀枪，和苏联红军一起，把敌寇赶出去，解放家乡。群众一听抗联又打回来了，日本鬼子末日就要到了，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跳起来，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把我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爷高兴地喊了起来：“神兵天降，小日本和满洲国的气数到了！我们的好日子来了！”

是啊，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就在这好日子来临的前夕，孙吉友同志却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怎不令人分外的叹息，好在他长眠在了祖国的土地上。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

“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人，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416页

毛泽东充分的肯定了抗日联军在对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34页。

《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发表的社评“庆祝胜利”中写到：

昨天上午，“米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书签字，在世界的日历上划了一道鲜明的红线——延续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最后地结束了！想想看，这是一件什么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这次战争的结束，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和平，而且是一个对于法西斯恶魔的毁灭，一个民主势力在广大范围内的巨大胜利。为了这个，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类，何能不在自由与和平的天空下载欣载奔，何能不高举自由与和平的旗帜欢呼庆祝？

说到我们中国，这个日子自然尤其值得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但进行了六年，也不但进行了八年，实在是进行了整整十四年，这个十四年里，中国的历史曾经充满了各种曲折，但是基本的指导方向却是指向着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还好似从1931年9月18日，就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武装侵略，开始了对于世界和平的破坏，而中国人民从这一天起，也就开始了反抗的战斗，开始了普及全国的反日群众运动与前赴后继的武装自卫斗争。首先是在东北各地兴起了东北义勇军，这在后来发展为抗日联军，它的斗争使东北人民直到今天没有停止对于日本占领者的反抗，并在红军解放东北时到处发动起来响应与帮助红军。

……

摘自《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社评

据黑龙江省抗日战争研究会统计，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次数约10万次，据日伪统计机关统计：1935年39105次，1936年3617次，1938年13110次，1939年6547次，1940年3667次。日伪军伤亡人数，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推算：1931——1937年抗联歼敌103500人，1937——1945年歼敌82700人，共计186200人，牵制日军兵力：1937年20万，1940年40万，1941年为76万。

冯仲云同志在抗战胜利后曾经说到：

“东北抗联在默默中和敌人搏斗了14年，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他们是为了我们全中华民族被日寇所奴役的同胞，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志气是超卓的，他们的毅力是坚决的，他们都能整个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勇敢的精神。他们的确发挥了我们那强韧的民族性，他们在东北长期沦陷中，尤其自1938年以后几乎被人忘掉了，他们好像一些被弃的人们，被抛在东北的森林中、雪原上，往来和敌人争夺着全民族的自由。有时候他们聚在那唱着雄壮的抗日军歌，有时看着那秋岭上的归云，眼中含着痛泪惘望着祖国的天野。那时他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曾安慰了以往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了的地下先烈，他们何尝不在那个时候怀念着父母妻子，何尝不想到自己的生命可贵，但是那个伟大而又重要的任务担在他们的身上，为了大家的解放，全民族的更生。这个高尚的思想，竟整个地操纵了他们的神经主宰。”

摘自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

没有哪一场战争，像东北战场这样酷烈，东北抗日联军孤悬于敌后，与数十万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殊死搏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没有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多战死，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少有的，无论是总司令、军长还是士兵，在残酷的14年斗争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仅军以上的干部就牺牲了30多位。当残忍的敌人解剖开杨靖宇将军的胃时，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被中国人的顽强与坚毅所折服。

中国人民是不屈的，我们终于胜利了！

苏联红军全面出兵东北以后，抗联指战员分三批回国，第一批是七月份的向导和侦察部队，第二批是8月8日的空降部队，第三批回国分为四个队，是为了迅速接收东北，进行建军、建政的人员，第一队：张寿篯、王效明、姜信泰等共170余人分赴哈尔滨、吉林、延边等地；第二队：由彭施鲁带队，飞赴佳木斯地区；第三队：由周保中、冯仲云率领，分赴长春、沈阳各点；第四队是王明贵、王钧、陈雷、范德林、董崇彬各组，分赴齐齐哈尔、绥化、大连等地。四批共分布在57个战略要点和城市。

为了应付国内复杂的斗争环境，回国时，要求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都要更名换姓，如周保中改为黄绍元，张寿篯改为李兆麟，崔石泉改为崔庸健，冯仲云改为张大川等。我改名为李敏，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现在。

同志们已经走了两批了，我们待命的人员个个心急如焚，都想一下子就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9月11日，我们乘车从北野营去伯力。当要走的那一刻来临时，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盼着快点回到祖国。

汽车开到到了伯力后，天色已晚，我们在这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向着祖国飞去。

一同回国的人员有：陈雷、张光迪、王钧、李敏、李占春、马贵兴、朱学成、金国祥、张子荣、马云峰、陈明等人。

王钧、朱学成、金国祥等人到北安方面开展工作。

张光迪、马云峰、张子荣、陈明等人到海伦方面工作。

陈雷、李占春、马贵兴和李敏去绥化工作。

飞机上能坐20多人，除了抗联回国人员外，还有5名苏联军官一同前往。飞机上引擎轰鸣，虽然我们听不到彼此的说话声，但是巨大的喜悦都闪现在脸上。

飞机飞过黑龙江了，我们趴在机舱的窗户向下观望，黑龙江好似一条银色的玉带，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过了黑龙江，那就是我的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忘不了第一次过黑龙江时，我们被敌人追击，在白福厚团长、杜指导员的带领下，在江中准备就义的情景，忘不了第三次过江，我们趴在窄小的木排上，险些被黑龙江的滔天巨浪掀入大江的时候，第一次过江的战友好多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永远的长眠在了黑土地上，长眠在深山老林里，他们没能看到祖国光复的这一天。

飞机飞越了小兴安岭，漫山遍野的枫叶像火焰，似朝霞，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东北，尽管你饱受了侵略者的蹂躏，但是你依然那么的美丽，你是那么的富饶，那么的辽阔，为了你，我们抗联战士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下午二点钟左右，飞机落在了北安机场，我们终于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老八路

在东北坚持到最后的同志们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时刻，有多少同志，在这一时刻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斗争。英勇不屈的孙国栋烈士用他年青的生命向敌人进行了最后的宣战。

关于孙国栋同志的牺牲，邹本栋同志在 “最后的斗争”中所描述：

1945年8月14日下午3时，也就是在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十几个小时，伪满洲国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日本检察官沟口嘉夫急匆匆地驱车赶到道里哈尔滨刑务支属监狱，他神情紧张而沮丧，像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拔出手枪逼着监狱长奥园（日本人），要他马上从狱中提出不久前被判处死刑的孙国栋，立即执行绞刑。

看守陶涤尘打开13号牢房，朝双手叉腰，对墙傲立的孙国栋喊道：“孙国栋，出来！你的官司打喜庆了。”孙国栋慢慢转过身来，鄙视地看了看看守一眼，平静地说道：“不忙。”然后从容不迫地用手梳理了一下长长的头发，理了理身上破旧的衣裳，环视了一下坐了三个多月的牢房，向前走了一步，伸手敲了敲身边的墙，向隔壁12号监房的难友阎继哲高声告别：“老阎哪，我走了！你多多保重，我们就要胜利了。”然后，坚定地迈开步伐，来到院中，又缓缓回过头来，深情地望着这个押着一千多“犯人”的牢房，高声说道：“亲爱的难友们、同志们，我叫孙国栋，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九支队大队长，现在就要与你们永别了。小鬼子今天虽然把我杀了，可我的爱国精神是永存的。”说着他举起带着镣铐的双手向难友大声地告别道：“各位多多保重，我们来世再见啦！”沟口嘉夫、陶涤尘上前推他，沟口嘉夫用刀背砍他，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孙国栋轻蔑地看了看这些色厉内荏的敌人，厉声喝道：“你们这些强盗，还能蹦跶几时？中国人民饶不了你们！”接着，又朝目送他的难友们大声说：“难友们！同志们！苏联红军打过来一个星期了，小鬼子马上就要完蛋了！光明的中国就在我们大家面前，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为了结束这亡国的苦难，我孙国栋，一介匹夫，为国而死，死有何憾！”说罢仰天大笑，转过身来，拖着沉重的脚镣，高昂着不屈的头颅，迈着坚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朝监狱院中的刑场走去，伴随着那镣铐有节奏的钢铁撞击声，传来了悲壮的《红旗歌》。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敛着战士的尸体。
尸体还没有僵硬，
鲜血以染红了旗帜……
牢狱和绞架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告别的歌曲。

……

绞刑架旁，一向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郭天宝摄于孙国栋凛然的正气，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迟迟不敢动刑，冲在旁监刑的沟口嘉夫嗫嗫嚅嚅地说：“这5块钱我不要了，不要了……”（郭天宝每绞死一个“犯人”，鬼子给他5块钱）。沟口嘉夫暴跳如雷，大骂“八嘎，八嘎！快动刑！快快地……”，一面嚎叫着，一面抽出战刀架在郭天宝的脖子上，威逼他马上动刑。郭天宝这才哆哆嗦嗦地把沾满无数抗日志士鲜血的绞索套在了孙国栋的脖子上。“中国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绞绳慢慢地收紧，一位英雄在向即将到来的胜利告别。

天地呜咽，气贯长虹，孙国栋，这位伟大的抗日英雄就这样进行了他最后的斗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英勇地就义了，年仅31岁。

（摘自《使命》一书，邹本栋同志所著“最后的斗争”）

对沟口嘉夫的庭审记录

（1956年7月4日）

审判长：被告人沟口嘉夫到前面来。

审判长：你是沟口嘉夫吗？

答：是，我是沟口嘉夫

问：沟口嘉夫，你在什么时间担任伪满洲国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

答：我从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起任哈尔滨地方检察官，又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至日本投降，任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

问：你在任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时，我国抗日联军孙国栋、杜希刚等五人，和抗日救国会人员及和平居民赵宝祥等二十四人，是你参加侦讯起诉的吗？

答：我在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时，起诉了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孙国栋先生、杜希刚先生等五人以及抗日救国会长张义等二十四人。

问：是高等检察厅还是地方检察厅？

答：是高等检察厅。

问：起诉以后的结果怎样？

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之间，由警察检举逮捕了抗日救国会人员和和平居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由警察送交到检察厅。一九四五年五月由检察厅向法院起诉，我亲自参加了公判厅。并向法院要求对孙国栋等判处死刑，对张义等二十四人要求判处徒刑。结果法院按照我的意见将孙国栋等五人判处了死刑，将张义等二十四人判处了徒刑。

问：有关这一事实的检举材料你都看到了吗？

答：我看到了。

问：中国抗联三陆军孙国栋是怎样被杀害的？

答：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伪哈尔滨道里监狱亲自杀害的。

问：你把这一情况讲一讲。

答：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的力量壮大起来了，苏联也参加了战争，因此，我当时考虑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如果让孙国栋等抗日联军和抗日救国人员等继续活下去，对我的生命是危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为了准备对付苏联参战，我曾到哈尔滨郊外挖战壕，但是不久挖战壕的工作就停下来了，这样我完全清楚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八月十二日回来后，我就越发想到一定要把孙国栋先生杀害，因为我是审讯孙国栋事件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如果不杀掉孙国栋先生，我的生命是有危险的。八月十四日，我在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前，见到了伪滨江生警务厅的特务科长高锦警佐，我就和他讲，必须杀掉狱中的抗日救国人员和爱国者，如果在监狱不行，希望能使用警察权力，把他们全杀掉。当时高锦警佐就回答我说，可以派几个年轻的把他们杀掉。当天下午三时，我去哈尔滨道里监狱，在二楼看见姓奥圆的监狱长。我对奥圆说，要他把监狱里全部死刑犯杀掉，他当时回答我全部杀掉是不可能的，因狱中的看守不会听这个命令。当时我就命令他，至少一定要把共产党人，特别是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孙国栋杀掉。于是我就和他讲，如果监狱不能全杀的话，我就叫警察、特务来把他们杀掉。当时我身上带着枪，我把枪拿到前面，严格地命令了监狱长奥圆，结果他服从了我的命令。他便命令他的部下，把孙国栋先生从监狱提出来在哈尔滨刑场绞死了。当时我也在场。孙国栋先生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了。虽然这样，我感到还不够，想把其他人也全部杀掉，于是我到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去联系。当时警务厅已没有人，结果我又到南岗去找宪兵队，要求宪兵队派兵来把他们全杀掉。宪兵队长儿玉说，不能出兵，要我用毒药把他们杀掉。后来用毒药杀害的意图也没有实现，日本就投降了。当时到道里去是有危险的，我也就没有去道里。结果没有杀其他的各位，而仅仅杀害了孙国栋先生。

审判长：传证人陶涤尘入庭。

问：你是陶涤尘吗？

陶涤尘：是。

问：你在伪满洲国哈尔滨刑务支署是什么职务？

答：看守。

问：你知道孙国栋当时被杀害的情况吗？

答：知道。

审判长：请你讲讲吧。

答：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我正在伪哈尔滨刑务署道里刑务支署当看守。当时刑务支署押有一千多人，其中所谓政治犯一百多人，大部分是未判决的，内中有已判决的十几个人。我知道其中有东北抗日联军的副官孙国栋，还有严继哲、肖达山，其他的名字我就记不清了。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午后三点钟左右，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治安检查官沟口嘉夫来到了刑务支署，亲自指挥将孙国栋由其所居十三号监房提出，当时孙国栋慷慨激昂的说：“被押的难友们！我今天和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吧！今天日寇虽然把我杀了，我身虽死，但精神尚依然存在。”他一边由监房往外走，一边唱着抗日歌曲，一直到刑场，在绞他的时候，他高呼“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以上是沟口嘉夫在日本将要投降的前一天杀害抗日爱国志士的罪行，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问：沟口嘉夫，陶涤尘所讲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答：刚才证人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

审判长：公诉人还有什么要问？

公诉人高正权：沟口嘉夫，刚才你说三路军事件是你亲自参加审讯的，那么对孙国栋、张义等二十九人的审讯起诉你是否以主任检察官身份参加的呢？

答：完全是那样。

公诉人：你在命令监狱绞杀孙国栋的时候，关于这案的判决是否批准？

答：判决是在七月九日确定下来的，根据伪满法律，要执行死刑时，必须经过伪司法部大臣的批准。可是，我杀孙国栋的时候这个判决还未批准，这种情况在伪满也是不许可的。

公诉人：审判长，在这个事实方面，我没有问的了。

审判长：辩护人还有什么要问没有？

辩护人张世铮：没有。

审判长：你担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是在什么时间？

答：我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

问：你在这一任职期间曾参加审讯和起诉了在“巴木东”惨案中被捕的抗日救国人员及和平居民吗？

答：我在任伪满洲国哈尔滨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至六月二十日之间，我出差到巴彦侦讯起诉了“巴木东”惨案中抓捕的抗日救国人员和和平居民。

问：你亲自侦讯起诉了多少？

答：我亲自侦讯了五十五人，其中有四位在审讯当中由于酷刑拷打而死去了。

问：其他如何处理的？

答：在五十五人内起诉五十名，其中我提出判处九名死刑，其他判处徒刑的意见，通过主任检察官畠中二郎向哈尔滨高等法院起诉。

问：有关这一事实的档案，伪满康德十年《关于北满地区肃正工作》你看过没有？
答：我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

问：你签字了没有？

答：签字了。

审判员让书记员将案卷给被告人过目。

问：这是不是你的签字？

答：都是我的签字。

问：关于事实调查部分，你还有什么要说？

答：起诉书里所提的犯罪事实全部都是我所犯的罪恶。我侦讯了孙国栋等五人、抗日救国会会长张禄等二十四人。我亲自参加了公审并求刑判处孙国栋先生死刑，又于八月十四日在哈尔滨道里监狱杀害了孙国栋先生，这全是我所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又在“巴木东”惨案中，我亲自到巴彦审讯了五十五名，刑讯致死了四名，其中九名被判处了死刑，其他被判处了徒刑。这也全是我做的。

问：关于事实部分还有什么意见？

答：关于事实这一部分没有什么意见。

审判长：辩护人方面有什么要问的？

辩护人：没有。

审判长：本庭对被告人沟口嘉夫事实调查部分宣告结束。被告人沟口嘉夫还押。

横山光彦笔供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伪满北安省警务厅特务、警察，在绥化、绥棱、克山、北安各地逮捕了三路军负责人于天放及其部下孙国栋、刘祥、杜希刚，救国会负责人张义及救国会会员等六十余人。除越狱逃脱的于天放以外，其余均被送交哈尔滨高等检察厅。该检察庭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将其中三十五六名起诉至哈尔滨高等法院，该院治安厅于当年五六月间，在公审庭进行审判。

我组织了治安庭，其构成是，审判长我，审判官井上松治郎、杜文员。检察官大越、沟口担当主任检察官。出庭参加公审的，除高等检察厅西川次长出庭二次外，其余均由沟口主任检察官出庭。

判决结果为：

孙国栋、杜希刚等约十名死刑。

判决后，当日本投降时，部分被宣判为死刑的人，根据哈尔滨高等检察厅的命令，在沟口检察官的指挥下，于哈尔滨香坊监狱被绞杀了。

119—2，23，1，第11号

井上松治郎口供

问：你具体供述你为日本帝国主义作爪牙，镇压中国人民抗日组织而审判的案件？

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哈尔滨宪兵队于绥化县九井子村逮捕了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孙国栋、刘祥、杜希刚及援助孙国栋等人进行抗日活动的农民（其中有张禄兄弟三人）。孙国栋是抗日联军三路军的副官。此案是一九四五年五六月由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日籍检察官大越起诉到法院的。被起诉的被告共有三十余名。这个案件是在伪哈尔滨高等法院治安庭，由横山光彦作审判长，我和杜文员（中国人）作审判官共同进行审判的。在审判中，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出庭求刑，要求对孙国栋等九人判处死刑，其他求刑情况已记不清。我们审理的结果，判处孙国栋等九名死刑，判处三名无期徒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十三四名，其余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老八路

（一）119—2，797，1，第四号

杜希刚控诉书

（1956年2月20日）

我叫杜希刚，今年三十七岁，黑龙江省汤原县人，原是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总务科长。我已休养五年多了，主要因为身体受尽摧残，伤劳成疾。几年来我不能工作，完全是日本战犯和敌特分子害的。我的仇难平，恨难消，我要控诉，我要大声疾呼，为我们的战友孙国栋同志报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在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指挥部作敌后抗日工作时，在绥化县北大沟小五部，被伪满上继场警察署逮捕。在上继场警察署拘留所押一宿，第二天被送到绥棱县警察署，又押了二个多星期。在这里，我见到了孙国栋同志（当时他是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九支队大队长）。以后，又把我和孙国栋一起送到北安省特务分室，进行灌凉水、过电、铁钩子烙等刑讯一个月。我和孙国栋都是坚强不屈，敌人无奈，又把我们送到北安县警察署拘留所，押了三个月左右。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和孙国栋又被送到哈尔滨警察局押一宿，第二天就送到南岗检察厅。当时有二个日本人审问，一个是中小胖子，另一个稍瘦一些，当翻译。我离他们只六七步远，所以把他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孙国栋老顶他，问了几句没有结果，就把我们俩人送到道里分监。大约在五月左右，南岗高等法院审判了我们。审判时，坐在中间的日本人戴红顶子帽，是审判长，旁边有两个戴黄顶子帽的法官，好像都是日本人，另有两个书记。其中一个法官用中国话问孙国栋为什么要抗日，孙国栋回答说：“中国的土地上，不许外国人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杀青年儿童，强奸妇女。”当时和他们辩论了一小时左右，他们好像饿狼似的，凶气冲冲的对我们求刑死刑。一星期后宣判，孙国栋、我、于兰阁、赵文有死刑。另外，还有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都不认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时，隔有二三个门，我听见看守在喊：“孙国栋，高等法院来执行你了。”孙说：“不忙！”并大声说：“我要对难友们说一说，苏联红军和日寇已打了一星期，日寇就要完蛋了，你们往后就能过中国人的好日子了。我是为中国人摆脱黑暗日子，我的牺牲是光荣的……”日本看守就推他，他又高声唱起《救亡进行曲》，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监狱里的好些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的战友孙国栋同志就这样被日本鬼子给绞杀了。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残酷暴行，有诉不尽的仇和很。

（一）119—2，23，1，第五号

张义控诉书

（1956年3月15日）

我叫张义，今年四十二岁，是个双目失明的人，现住黑龙江省绥棱县绥棱镇西北街第八组。一九四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日头还没有出来时，就被伪庆安县警务科田子伦科长、日本特务股长，还有日本人高板警尉、汉奸王警尉、张翻译、李翻译等日伪警特人员把我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伪康德十一年农历正月初五，有我哥张禄、弟张守信套着车去绥棱东山拉木料，到东山三道警备道，就遇上抗联三路军孙国栋、赵文有。他们向我兄弟二人介绍了抗联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我家对抗联供给食粮，我哥当面就应允了。随后我哥哥在抗联同志的帮助下将木料装好，就他一人赶车下山，我弟张守信就地参加了抗联。回家后我哥张禄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就和我哥开始把棉衣、粮食、豆腐、猪肉、豆包、粉条、菜刀、剪子等东西准备好，当天晚上就用三匹马的爬犁由我哥张禄、弟弟张祥俩人送去。到山里后由抗联孙国栋、杜喜宝、赵文有、张守信、龙海涛等出来接的，并把我家的人领到他们住宿地吃过饭，还见过了抗联三路军于天放科长。自此，我哥哥张禄、弟弟张祥俩人也参加了抗联三路军，受于天放科长的指示，回家负责运送粮食掩护抗联工作。

伪康德十一年农历二月初，抗联三路军孙国栋副官率领赵文有下山，夜晚到我家，由我哥张禄给我作了介绍，于是我就把抗联的二位同志安置到我家的东屋南炕住，孙副官就和我说山上吃粮又没了，还要送点去，因道路不好走，决定用人背着送，三天头上的晚上，由孙副官、赵文有和我弟张祥三个人背着送到长山堡南河套。过了二十多天，孙副官和赵文有又下山到我家，夜晚谈话中孙副官和我说：“绥化九井子张万稜也是咱们的朋友，明天准备去一个人看一看他。”第二天早晨孙副官就去绥化九井子张万稜家去了。在张万稜家住了三天，张万稜用车拉些小米和孙副官一起又来到我家，在我家呆了两天就背粮上山了。农历三月初，孙国栋、赵文有又下山来到我家，我介绍刘文祥参加了抗联三路军。赵文有去河西海伦县界工作，被坏人告密而被捕了。我和孙国栋听说赵文有被捕，我二人就病倒了，于天放科长知道后，就同抗联三路军龙海涛下山，到我家把孙国栋接回去了。

后来我家的邻居于金池知道了我和抗联三路军的关系，于金池的老乡王山东子也知道了，王山东子当了汉奸，就把这些事密告到庆安县伪警务科，我们就被捕了。

伪康德十二年农历二月十五左右，被送到哈尔滨刑务署，入狱二十多天过的第一堂。第一堂受审的有二十多名，有高等检察厅一个日本人检察官审问我们，还有一个翻译，过堂内容就是照着伪庆安县警务科所问的一样，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问就得说有，然后告诉我说：“你求刑十年，回去吧！”又过了十多天过的第二堂，高等法院审判官也是个日本人，还是照着上次一样复问一下，然后就判处我十年有期徒刑。

我记得和我一起判处的有：张万五年、刘勤五年、赵宝祥三年、梁国富三年、董万昌三年、王文斌五年、修海富五年、于云福五年、刘祥五年、王富河五年、谭殿国三年、、谭殿喜五年、周和五年、孙才五年、蔡永清五年、康仁五年、刘文祥十二年、赵连珍五年、王春芳三年、董长富五年。

再有就是我知道不是和我一堂判处死刑的有：孙国栋、于兰阁、杜喜宝、苑喜林、赵文有。八月十四日午后三点钟左右，刑务署关科长和高等检察官从监房把孙国栋提出宣布处死，孙国栋起初还对大家讲话，然后他就唱起抗联的歌曲，随后到门外他又喊“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执行绞刑的凶手是郭殿宝，指挥者就是那个日本人高等检察官。我还听到看守人员陶某、桑某说：“高等检察官还要提人绞杀，刑务署没让提。”我是在八月十六日释放回家的。我受日伪敌特的残害情景真是诉不完说不尽，我要求人民政府把残害抗联及群众的凶手捉拿归案，按照国法给以治罪，为我们被残害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报仇申冤！

（一）119—2.，23，4，第十五号

于天放证词

（1956年1月5日）

我叫于天放，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辽阳街五号。对伪满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加害我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指战员孙国栋、杜希刚（又名杜希宝）、龙光涛（现名于兰阁）、刘祥等及救国会会员张禄、张万稜等，由哈尔滨高等检察厅起诉送到哈尔滨高等法院，分别判处孙国栋（已被处死）、杜希刚、龙光涛等死刑，刘祥及救国会会员张禄、张万稜等有期徒刑。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孙国栋、杜希刚、龙光涛、刘祥等前后被捕，张禄、张万稜等亦与此同时被逮捕。因杜希刚、龙光涛住在张禄家，孙国栋住在张万稜家，故在逮捕孙国栋、杜希刚、龙光涛的同时，张禄等即被逮捕。

大约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孙国栋、杜希刚等由伪北安省留置场（即拘留所或看守所）解送到哈尔滨高等检察厅，由该厅起诉到高等法院，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判决的。

一九四四年时我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特派员，凡三路军在北满之部队和地下救国会组织、武装组、青救会等组织均由我领导。在孙国栋同志被捕同时我也被捕了，因此对第三路军十二月十九日大破坏事件，我是完全知道的。

（一）119—2，23，4，第七号

坚持斗争到最后的还有一位传奇的人物，他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于天放同志。于绍雄同志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其报告文学《环形东北》中《人民英雄于天放》一文的开卷语。

“是的，于天放在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是由于‘八一五’事变不久前他在北安狱中逃亡，日寇在江省各地雷厉风行通缉他，几十万悬赏要他的头颅，还因为他是江省出色的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民族英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1946年所写的《东北抗日联军——于天放》一文中的一段话。

于天放，原名于九公，曾用名于树屏、王文礼。1908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白奎堡三道村，祖籍山东登州。1928年秋，于天放以黑龙江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第四级经济系。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结识了冯仲云、冯基平等共产党员，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1930年他投身驱逐国民党校长罗加伦、吴南轩的学潮。1931年5月经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张甲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清华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清算在平汉奸逆产及北平大学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示威的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春，他和张甲洲、张文藻、张清林、郑炳文、夏尚志等五名东北籍大学生踏上了“打回老家去”的悲壮路程。在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下，5月16日在巴彦县七马架子成立了打响中共武装抗日第一枪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党史、军史称巴彦抗日游击队）。”张甲洲任总指挥，于天放任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6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化名李育才，人称小李先生）来部队任参谋长，11月该部队按满洲省委指示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六军”。1938年11月，于天放随李兆麟将军指挥的由东北抗联六军教导队与十一军一师组成的第三批西征部队，从绥滨蒲鸭河远征至海伦八道林子。西征部队历尽险阻，转战千里，减员几近三分之二，终于达到预期目的，保存了北满抗联的主力部队和骨干力量，为后来在广阔的黑嫩平原依托小兴安岭开展平原游击战奠定了基础。艰苦的西征途中，于天放创作了后来成为著名的东北抗联《露营之歌》第四段的《冬征》：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入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1944年1月，金策率张瑞麟小部队经二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A野营后，教导旅命张瑞麟立即组织六人分队于三月底回东北寻找于天放的留守部队，但因联络中断未果，于8月折返苏联。此时整个东北战场上除教导旅派遣的小分队在中苏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外，只有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部队孤悬敌后，在同日伪军进行着殊死战斗。于天放在《牢门脱险记》一书中写道：“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绝不离开东北一步！”

1944年12月19日因坏人告密，于天放及部下孙国栋、杜希刚、于兰阁（龙光涛）、刘祥、王明德在绥棱县上集镇宋万金屯（今天放村）、绥化九井子、长山小五部被日寇逮捕。于天放先后被关押在庆安警务科“留置场”和北安省警务厅特务分室秘密监狱。面对日寇凶残的“威迫利诱逼降策”，于天放以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大智大勇、坚贞不屈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较量，终于在1945年7月12日同另一名抗联战士赵忠良打死日本看守特务石丸兼政成功越狱，并在人民群众掩护下脱险。“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日寇除百万悬赏，还组织了疯狂的大追捕，逼迫数十万中国老百姓“拉大网”搜寻，这是日寇在“八•一五”前夕对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军事整治行动。面对同日寇面对面的斗争，于天放早有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1940年2月，在给三路军总指挥部的信中，于天放写到：“天放是革命者，我已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切，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为中华祖国独立、自由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任何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受过祖国深厚的培养和宠爱，民族革命的重担是我责无旁贷的天职。我虽不敏，但高度的民族气节，珍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是誓死不渝的！任何人可以走上歧途，可以蜕化，可以成为革命的逃兵，而天放是干不起的，历史的使命也不容许我有丝毫的轨外行动。”于天放越狱前曾草成古诗一首，留于监内：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
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
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
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中 共 党 员

三路军特派员 于天放

1945年7月12日

1945年8月15日，于天放在讷河老莱村逃亡路上，得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即在讷河县城组织了东北抗联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迎来了“九•三”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于天放牢门脱险并不仅仅是其个人行为，更是东北抗日联军对日寇斗争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胜利。于天放在《牢门脱险记》中写道：“虽然在黑暗坚固的牢笼里，每逢回忆到党的嘱告‘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只有两条道，不是胜利就是死’的时候，决心增加了，力量增大了，好像不是我一个人孤独地在监狱里反抗受罪，而是有成千成万的人们和我在一起和敌人搏斗厮杀！”当时抓捕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枝1956年在公安部审讯供词中承认：“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于天放就是这样一位黑土地涌现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期，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东北抗日战争。“九•一八”后，于天放参加过救亡运动，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党的地下工作、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教导旅的境外整训、三路军留守部队的领导工作、狱中斗争，而尤以越狱最富传奇色彩，在黑龙江省人民群众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联造成的影响最大，最具震撼力。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乃至沦陷区从日寇监狱中越狱脱险的我军唯一的高级指挥员，他的经历是东北抗联在东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最有力的证明。

摘自《使命》一书，于绍雄同志所著“囹圄铁窗寒冬度 草木葱茏虎归山”

孙国栋、于天放、杜希刚、赵文有、刘忠民、王永昌、刘志敏、李桂兰等无数的同志们英勇不屈，把抗战的大旗打到了最后，为14年的艰苦抗战书写了最后一笔。

老八路

战斗在绥化

1945年9月12日下午，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北安机场上，只见一队长长望不到头的日本战俘在荷枪实弹的苏军官兵押送下，到机场指定的地点集合。

看到昔日耀武扬威的侵略者如今变成了阶下囚，我们都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陈明同志走到一个日本军官跟前，拽住他的衣领说：“你们，你们也有今天啊！”

那个军官并不示弱，他挣扎的说：“你们等着，十年以后我们还会回来……”

听了他的话，陈明掏出枪来就想毙了他，被看押战俘的苏联军官给拉开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阴魂还是没有散，战败了，还敢跟我们挑衅，我们永远也不能放松警惕。

出了机场，陪同我们的苏联军官联系了一辆大卡车。卡车载着我们奔向了北安正街的一个日式楼房。据说，这座房子是伪满的“兴农合作社”。到了这里王钧就和我们匆匆的告别了，他和朱学成、金国祥等人负责北安方面的工作，他们去找北安的苏军卫戍司令部了。

当时的北安，街上乱哄哄的，人们都在捡拾日本人扔下的各种用品。百姓们大包、小包用麻袋，用包袱皮包着日本人丢弃的和服和被褥之类的东西。看到我们这些穿着苏联军装的中国人，都很好奇。

在这里将就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由于敌人撤退时沿线铁路破坏严重，列车走走停停，傍中午时分才来到了海伦。

到了海伦张光迪和张子荣、马云峰、陈明等人就要下车了，他们几个人负责海伦地区。海伦火车站那一天人山人海，大批的日本战俘聚集在这里，他们也都等着上火车，站台内不少商贩在卖煳熟的玉米，一个日本战俘也许是饿急眼了，抢了一个老乡的苞米就吃了起来，老乡跟他要钱，他直摆手，陈明看到了，拽住那个战俘就要打他。

这个时候，百姓们发现，我们虽然身穿苏联军装，但都是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大家都围了上来，张光迪同志站在人群中间，大声的说：“老乡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我们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我们回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即将要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百姓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讲完话张光迪他们在苏联红军的陪同下，消失在了茫茫的人海。

看到他们走了，热情的老百姓，把热乎乎的苞米从车窗里直往我们的手里塞，令我们十分的感动。

下午五点左右，列车终于到了绥化。走出了绥化车站，我们惊喜的看到，好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列队欢迎我们，当地百姓和社会各界人士也来到了车站。他们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小旗，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车站的门前有一个土台子，陈雷同志跳上了土台子，发表了演讲。

陈雷讲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我们和苏联红军一起打回来了，我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坚持了14年的抗战，打败了日本关东军，今后，我们再也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我们要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陈雷同志的讲话，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讲完话，我们上了一辆吉普车，入东门向西开去。绥化正街上的原伪警察署现在是苏联红军的驻地，苏联军官嘎萨拉耶夫（少校）是驻绥化的卫戍司令，陈雷同志到了这里担任副司令之职。

这是一栋不大的二层小楼，我们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太大，是日本式的布置，里面有个套间，有一张铁床，我和陈雷同志就住在了里间。外间没有床，铺的是榻榻米，门是拉门，其余的同志住在了外间。我们和苏联红军在同一个叫做“大菜馆”的食堂吃饭，定时、定点，过了时间饭馆就关了，每天还是黑面包、苏伯汤。

这里的生活用品基本还全，有洗脸的地方，但是厕所在外面。在这里，我还拣到一个写着“勤劳奉事”的木头箱子和一个日军用的大皮包和小皮箱，以后我们就用这几样东西装电台、文件和子弹。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给苏军担任向导先期到达绥化的孙志远（原九军连指导员）和李海清（八十八旅二营三连副排长）两位抗联同志。他俩向我们介绍了绥化的情况，他们说国民党在绥化公开挂了牌子，天天在宣传反共。

看来形势挺严峻，一场新的战斗就要打响，离我们想要建设的新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国民党目前的情况，在陈雷同志的主持下，我们连夜开会制定了行动方案。主要是跟国民党进行斗争，创建龙南根据地。我们先把孙志远和李海清两位同志编到我们工作小组里面。这样我们就有六个人了。

我们六个人作了分工：孙志远同志负责作工人工作。绥化属农业县，纯粹的工人并不多，主要分布在铁路，邮局、电业等部门。李海清、马贵兴负责抓公安和当地治安。李占春负责抓商业和税收。我负责在学校向老师和学生宣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历史。陈雷同志总管，他兼抓知识分子和上层各界的工作。

“8.15”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利用电台大造舆论，让日伪时期的各级行政机构一律改为“国民党地方治安维持会”，让他们坚持工作，等待国民党来“接收”，并把日伪残余、旧官吏、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纠集起来，建立反动组织、反动武装。

我们首先组建了中共绥化县临时县委，陈雷同志担任临时县委书记，孙志远、李海清和我任委员。

我们在苏联出发前，李兆麟将军曾经给过陈雷同志绥化的地下爱国人士关系。1931年~1932年李兆麟同志在抚顺和本溪作工人工运工作，当时地下工作环境艰苦，李兆麟同志身染重病，在沈阳市进步知识分子老白头家里养病，老白头当时在教育界工作，白家的女儿春雨蕃、儿子白千宝常听李兆麟同志讲抗日的道理。李兆麟将军教春雨蕃和白千宝同志唱《悼念安重根》一歌，后春雨蕃同志回忆、记录了歌词。

《悼念安重根》歌词：

真可敬安重根，
手刺伊藤杀身成仁，
心头方解亡国恨。
世界人莫不钦佩，
忠义魂留名青史千古不朽。
谁肯接踵步后尘？
步后尘。

白家后北上迁居到巴彦，老白头继续作教育工作，在巴彦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到了绥化，到绥化后老白头和女儿春雨蕃还是在教育界工作，春雨蕃的丈夫丛万和在邮政部门工作，他们这一家一直和地下党员阎继哲保持联系。

有了这层关系，到绥化后，我们立即登门前去拜访，请他们出来参加工作。

在来到绥化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一所小学，春雨蕃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学校的老师里面有倾向革命的人，也有受国民党迷惑的人，我向他们宣传了抗联14年的艰苦斗争历程，讲李兆麟和赵尚志，讲八女投江，讲赵一曼。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如何领导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揭露蒋介石出卖东北，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听了我的宣传，他们刚开始半信半疑，后来又向我提了不少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解答，以后我每星期去三次，终于争取了大部分的人，进步的知识分子向我们靠拢了，有人报名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每当我走到大街上时，总有人问我，你们是做什么的啊？你们穿的是什么服装啊？我就向他们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我们是和苏联红军一起打回来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年不抵抗，是我们打跑了日本关东军，我们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讲着、讲着，我的周围就围满了人，有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拎着文明棍，穿着长衫的国民党分子。听了我的演讲，老百姓都点头称是。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晚了，苏联食堂已经关闭。我上了楼，进了房间，陈雷和同志们都在。陈雷看我回来就问我：“吃饭了吗？”我说：“没有，食堂关了。”

陈雷说：“那怎么办？”我说：“不知道，饿着呗。”陈雷说：“那怎么行。”

他问孙志远同志还有没有钱了，孙志远说还有点，陈雷说你给她一毛钱，让她出去上饭馆吃点饭。

我接过了一毛钱走了出去，长这么大小，我也没花过钱啊，就更别说下馆子了，这馆子可怎么下啊？

我来到了大街上，天已经擦黑，因为时局动荡，街上已经看不见行人了。等了一会，一个推车的小贩走了过来。我向他打听：“老乡，这地方哪有饭馆啊？”老乡指点我：“进了这个胡同，往前一直走，就有一家，这个时候了，不知道摘幌没？”

听了老乡的指点，我拐进了胡同，往前走不多远，果然有一家买卖，门口挂着一串像鲫鱼似地菱形的木牌。我想有鱼就是饭店了吧，就推门进了去，可进了门却闻到了刺鼻的中药味。看见我进来，这家的掌柜问我：“太太，你要买什么药啊？”啊？！我一愣，原来这是一家药铺啊。我和掌柜的说：“我想吃饭，这条街哪有饭馆啊？”掌柜的和我说：“你再往前走，就有一家。”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看见了一间土坯垒的房子，房子上苫着草。我推门刚进去，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站在门边高喊着：“来客！请，太太。”

我问他：“这是饭馆吗？”他又高声的回答：“是，太太。”

我被这个小伙计让进了一个单间，单间的门上挂着用半截面袋子做的门帘，屋里有一张紫红色的圆桌，我在桌边坐了下去。我问这个小伙计：“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吗？”小伙计忙说：“有，太太”紧接着他就报了一大串的菜名。我和这个小伙计说：“你别叫我太太，我们共产党不兴叫这个，你叫我李敏同志好吗？”小伙计赶忙回答：“是，李敏同志，太太。”

我一下子就让他给逗乐了，我说：“你们这里有高粱米饭和白菜汤吗？”小伙计吃惊地说：“太太，那是我们伙计们吃的饭。”我和他商量，让他卖给我一碗。他说：“太太，你等着。”不一会，他从后屋给我端来了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碗萝卜汤。好多年都没吃过家乡的饭了，我吃的这个香啊，一碗饭让我吃得一个米粒都没剩。吃完饭我问小伙计：“多少钱啊？”他说：“七分钱。”我从兜里掏出了那一毛钱给了他，他找给我三分钱，我装在兜里回来了，小伙计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点头哈腰的说：“李敏同志，太太，请再来啊。”

回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后，陈雷问我：“吃饭了？”我说吃过了，他问我：“花了多少钱啊？”我说：“七分钱，吃的是高粱米饭，萝卜汤，还剩回来三分钱。”他说：“你没给人家小柜啊？”“小柜？什么是小柜啊？”听了我的问话大家都笑了。

陈雷也笑了，他说：“没给就没给吧，把剩下的钱交公吧。”我把剩下的三分钱都交给了孙志远同志。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花钱，也是第一次下馆子。

为了联系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还必需要有一个活动的场所，在我们的住所对面有一个伪满时期的妓院，通过做工作，遣散了所有的妓女，把那个场所变成了“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的旁边就是挂着牌的“国民党绥化县党部”。

这个教育馆我们采取开放式的学校讲堂性质，主要是宣传教育群众，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培养训练干部。民众教育馆的学员有各行业的职员、中小学教员和伪满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有些国民党员和坏分子也偷着混进来听我们讲课。

讲课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4年抗战史，揭露国民党不抵抗和我们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等等，我们每天讲两场。

通过宣讲，通过到工厂、学校和各阶层去做工作，我们的组织发展了，我们的力量壮大了。在这期间我们发展了任海山、周简、丛万和、春雨蕃、白永贵等二十多名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22日，根据我们和苏军卫戍司令部掌握的情况，我们和苏军卫戍司令嘎萨拉耶夫一同去搜查了“国民党绥化县党部”，查获了一批反苏反共的文件、材料以及一些宣传工具，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就有理由封闭了国民党绥化县党部。第二天又解散了“国民党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从此，扫除了我们活动的障碍。

紧接着派任海山、王华山、春雨蕃等人，分别去接收了电话局、教育局、电业局等要害部门。春雨蕃同志接任了学校校长，她的丈夫丛万和同志负责商业工作。

李海清同志打入了“维持会”任公安局副局长，负责治安队工作，他开始着手改造这支队伍。当时治安队的队长是常栋彝的亲信李景云（外号李慌子，镇反时被镇压）。要掌握这支武装必须先拔掉这根钉子。李海清以李慌子的儿子当土匪（报号九江）为由，将它赶出治安队。就这样逐步瓦解了这些国民党武装，并对其组织加以彻底改造，清洗了不良分子和反动头目，把它变成了我们的武装。1945年9月24日正式建立起人民自卫队第一大队（驻绥化）。陈雷同志又派张克明同志将原来我党的一个地下支部改组为绥化县四方台区委，并任张克明同志为区委书记。又派李海清同志带几名战士到四方台，协助四方台区委收缴了当地警察所的枪支弹药，建立起人民自卫队第二大队（驻四方台）。这个大队的骨干除张克明外，还有陈国栋、张明仁等同志。张克明同志原在中东铁路做地下工作，在铁路工人中有威信，所以第二大队的战士多数是铁路工人。接着，我们便在绥化县城正式成立了人民自卫队，队部设在绥化县城南门里原“广信当”的大院里。由孙志远同志为县人民自卫队的队长。这样，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就被我们彻底改编了。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依靠着苏联红军的武装实力，我们在绥化的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下一步的工作我们要开始建军、建政了，建军、建政急需大批的武器，而苏联方面强调“现在我们这儿有中苏条约，政权、武器要交中国政府来接收”。

就在我们紧张的工作之际，北安方面的王钧同志那里传来了喜讯。因为武器问题，王钧同志急中生智，马上就选举了政府主席，就这样全东北第一个共产党的省政府主席于1945年10月在黑龙江北安诞生了，主席是延安来的陈大凡同志，以下是中共北安市委宣传部所记述的经过：

1945年10月23日，王钧从海伦将第一批来黑龙江的老干部19人接到北安。中共中央东北局派王坤聘为省工委书记，陈大凡为省主席。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暗杀，让他们和王钧一起住在卫戍司令部。王钧领他们去见苏军司令阿里耶夫，阿里耶夫说：“现在我们这儿有中苏条约，政权是要交给中国政府来接收的，让陈大凡同志到维持会当副会长吧”。王钧同志多次反复做阿里耶夫的工作，给他讲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合作，国民党承认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那时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都支持我们。阿里耶夫说：“这些我都知道。”王钧接着说：“你既然承认中国是一个整体，现在还是国共合作，那么我们党派来的代表不也是政府派来的代表吗？”王钧又说：“我们是共产党，你们也是共产党，如果不把政权交给共产党而交给别人，那不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背叛吗？”阿里耶夫点头说：“你今天从道理上讲通了，说得对，就叫陈大凡当主席吧。明天就去接收，你们都带上枪，咱们一起去。”第二天阿里耶夫带着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和我方一起到省维持会。把维持会所有的人员召集起来，会上阿里耶夫当众宣布“中国政府派陈大凡担任黑龙江省主席，许烈担任秘书长，从今天开始正式上任。”阿里耶夫宣布完了，国民党分子苏允跳出来说：“省主席得有国民政府的委任状，没有委任状就不能承认”。没等他说完话，王钧忽地站了起来，用匣子枪指点着他说：“你放什么屁！你们国民党尽卖国了，日本鬼子侵占东北的时候，你们怎么不站出来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取得的，你放老实点！”把他吓得不出声了，这时维持会的杨永生科长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陈大凡来当黑龙江省主席。过去我就在他领导下抗过日，他是萝北地区有名的抗日县长”。他还介绍了陈大凡与日本鬼子斗争的事迹，许多人都表示拥护，不同意的不敢吭气了。王钧对阿里耶夫说：“会就开到这里吧”，阿里耶夫宣布散会。全东北第一个共产党的省政府主席于1945年10月在黑龙江诞生了。

1945年11月13日，以范式人、叶长庚、赵德尊、杨英杰为首的195人的延安干部团来到北安。范式人代理省委书记。11月23日黑龙江省军区成立，叶长庚任省军区司令员，王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黑龙江省开始了大规模的建军、建政、剿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摘自中共北安市委宣传部、北安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烽火南北河）

为了稳定局势，安定民心，我们必需加紧筹备建立县政府。

建立县政府，首先是县长的人选问题。在苏联出发之前，李兆麟将军曾经给过陈雷同志一个人选，他就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阎继哲，“8.15”光复前，阎继哲一直和孙国栋等人被关押在哈尔滨日伪监狱，孙国栋同志于8月14日被日本人绞死在哈尔滨监狱，正准备第二天对阎继哲等人行刑时，东北光复了，8月17日他侥幸得以逃脱，逃脱后他找到在哈尔滨的苏军司令部，后随苏军转战到海伦和巴彦。

阎继哲同志1940年曾是中共特派员，1942年在龙南部队十二支队许亨植手下任秘书，许亨植牺牲后受金策领导，后派入地方工作，1943年被叛徒周云峰出卖，送入哈尔滨监狱。

陈雷同志通过组织关系将阎继哲同志调到了绥化。1945年11月13日，由陈雷和阎继哲同志主持，在绥化“九江楼”饭店召开了有99人参加的绥化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举阎继哲同志为县长，另一位由关内派来的老干部刘铮当选为县政府秘书长，绥化县政府正式成立了。县政府成立以后，政府各部门开始工作，学校复课，商店开始营业，工厂恢复生产，人心趋于安定，社会恢复了生机。

到了1945年的11月中旬，从关内又来了一批老干部，他们是蔡明、姚国民、杨毅夫、朱维仁、陈化争、李光宇、肖杰、车雪轩（女）、尹东征、刘克平等。根据黑龙江省工委的指示，组成了中共绥化中心县委。中心县委兼管庆安、铁力、望奎三个县的工作。陈雷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朱维仁任副书记，蔡明、姚国民、杨毅夫、李光宇、陈化争、肖杰为中心县委委员，肖杰、李光宇先后为组织部长，霍遇吾为宣传部长，肖杰后来为民运部长。

庆安县由三位同志组成了县委会，杨子荣同志主管党群工作（书记兼政委），尹东征主管政府工作（县长兼公安局长），戴宗友主管县大队武装工作（政委兼大队长）。刘先为铁力县委书记，陈化争为望奎县委书记。

为了工作方便，陈雷同志此时已经从我们住的小楼里搬到了“广信当”，那里是“人民自卫队”的驻地。

听说关内来了这么多的老同志，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后，我就上“广信当”去看他们。

关内的同志们都很淳朴，他们穿着自己纺织的粗布衣裤。当看到我穿着苏联军装走进来的时候，都惊奇的睁大了眼睛，他们说：“哇！这么漂亮啊！”他们尤其对我帽子上戴的红五星感兴趣，看他们喜欢，我把红五星摘了下来，我说：“没什么好送给你们的，那就把这个红五星送给你们吧。”他们并不客气，都说：“给我，给我。”看来，关内和关外的同志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红色政权的红色标志都是十分喜爱的。这时，车雪轩同志拿出来一个自己用羊毛纺线织成的小围脖送给了我，她说：“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是我自己纺线，自己织的，留个纪念吧。”车雪轩同志比我能大三、四岁，是一位从延安来的有工作经验的女同志。

来了这么多的老同志，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地加强了。根据省工委的指示，11月底把绥化县人民自卫队编入“东北人民自卫军”，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龙南纵队”，由蔡明同志任司令员，陈雷同志兼政委，姚国民同志任副政委，杨毅夫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设三个营：绥化县城为第一营，营长郭金甲；四方台为第二营，营长谷斌；永安为第三营，营长陈春。这些营级干部及其所属连队的指导员都是从关内来的老干部和老战士，纵队战士都佩戴“东北人民自卫军”的臂章。

1946年1月，遵照省军区的指示，“龙南纵队” 又改为“人民自治军警备一旅”，负责清剿龙南五县（绥化、望奎、庆安、铁力、青冈）的土匪；配合省军区参加清剿其他地区大股土匪的战斗任务。部队一面执行艰苦的剿匪任务，一面整顿队伍，使这支队伍逐渐纯洁。194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警一旅改为龙南第三军分区，编入第四野战军。

老八路

“庆安”战斗

1945年11月末，去往庆安的杨子荣、尹东征、戴宗友三位同志就要出发了，陈雷同志借给他们一个连的队伍。陈雷同志让我给他们找两套衣服，他们当时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当时的形势异常复杂，他们的着装目标太大。我去了苏军的仓库，在那里翻出来三件猞猁皮的大衣，我还给他们找了三顶绅士帽，他们匆匆穿上就走了。

尽管我们夺取了政权，掌握了政权，反动势力是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的。那些逃散的国民党残余，开始转入地下，进行各种秘密破坏活动。

1945年12月初，国民党残余勾结土匪成立了“国民党光复军”。他们在一天夜里包围了庆安县大队驻地，情况万分危急，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立即与苏军驻绥化卫戍司令嘎萨拉耶夫同志联系，第二天凌晨，嘎萨拉耶夫和陈雷同志率领50余人赶赴庆安。

当时嘎萨拉耶夫司令与陈雷同志同乘一辆吉普车，其余士兵都乘的大卡车。等他们到了庆安城南龙船火车站附近的杜家围子屯附近时，发现公路上设置很多用木头堆积的路障。他们发现情况有异，马上指挥士兵下车排除障碍，同时用望远镜向城镇方向瞭望。没有想到的是，龙船车站杜家围子的一片麦秸垛里，早有土匪军“五洲”、“黑龙”的部下埋伏在这里，阻击我们去往庆安增援。罪恶的枪口正在瞄准嘎萨拉耶夫少校，突然枪声响了，苏军一名警卫员当场牺牲，嘎萨拉耶夫腹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中。战士们立即投入了战斗，陈雷带着身负重伤的嘎萨拉耶夫赶紧往绥化赶，但终因腹部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行至津河时牺牲了。

嘎萨拉耶夫少校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他待人真诚，工作认真，一直积极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国际主义战士而感到十分的悲痛，也为今后的工作充满疑虑。我们将他牺牲的消息报告了哈尔滨苏军指挥部，后来听说，驻哈苏军已将他的英雄事迹报告给长春苏军总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嘎萨拉耶夫少校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就在我们援助庆安受阻的时候，庆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据县委书记杨子荣在《忆解放初期在庆安的战斗》一文中记载如下：

1945年12月5日清晨，住在东北门外的民主大同盟会长张适光，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向我们报告说：“杨政委，不好了！有紧急情况。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陌生人，住在各家买卖。虽然是商人打扮，腰里鼓鼓囊囊像似掖着短枪，有的我认得出是土匪国长有手下人，看来这么多人进城，恐怕有什么大的举动。”我觉得这个报告很重要，白军化装进城来者不善。我一面派张适光再去侦察，一面给尹东征和其他领导通电话，经过紧急磋商，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立即实行全城戒严，紧闭四门；为缩短战线，防止敌人个个击破，将军政干部集中到县大队部院内待命，听从统一指挥调动。

县大队部住在伪满时期的大兴公司院内，这是一家大当铺，也叫大兴当，这里位居市街中心，前后数重院落，房舍宽敞坚固，院墙高大厚实，四角有岗楼碉堡，院外周围都是矮屋草舍，而且院内有水井、粮仓和碾磨等设施，如遭受围攻，亦可据守数日，以待援军。我们的军政干部、武装部队，很快聚集到大兴当，当时我们有三个连和一个排的兵力，连同军政干部共四百余人。真正的战斗力实际上只是一百多人，还是从绥化带来的一连加一排的兵力。其他两个连队，一是刚刚组建不久，二是其中一个连队，数日前遭受国长有匪帮的袭击，正在整顿，尚未发放武器。

我们的军政人员集中后，前门上锁，又用一台破汽车底盘顶上，做好准备，严正以待。就在我们调集兵力的同时，国长有匪帮已全副武装开始行动，先是摸向县政府和公安局，但他们晚了一步，都扑空了。旋即集中力量围攻大兴当。
敌军自称是国民党先遣第一军第四混成旅，这支由土匪、兵痞、伪军、警察混编成的反革命武装，总指挥是伪县长刘绪宗、副总指挥是于化鹏，师长叫黄雨亭。他们号称五个团，有国团（国长有）、于团（于振泉）、温团（温业显）、王团（王石印）、还有个曹团就是曹小个子曹荣部队，这次围攻大兴当，实际上是以国团，既国长有匪帮为主的白匪帮一部，约五百人。他们野心很大，狂妄地提出“先攻庆安，后围绥化，打进绥化过新年”。国长有匪部从上午十点左右围攻大兴当，组织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死伤数人。白军虽来势很凶，但对我战斗实力并不了解，又加上我占据有利地形，高墙大院，易守难攻，情知贸然强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他们在加强军事包围的同时，又派伪庆安街街长王海清，从北门一连三次向大兴当打电话，进行利诱、劝降，公开煽动“东北人不打东北人，专打关里来的三个八路军”，要我方新战士中过去和他们有过来往的人里应外合。并且狂妄地指名道姓要我们从延安来的三名同志，带领所属部队缴械投降。白匪军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我党政干部和全体指战员无比义愤。当即，给顽匪以严厉的痛斥和坚决的反击。我们新兵连中，虽有些人在解放前因生活所迫当过伪军和参加过其他地方武装，由于我们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对他们的团结教育，在这次的战斗中除一名姓赵的新兵连长产生动摇，被我及时发现看管起来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都和我们一起战斗阻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不少人，枪法比较准，如有个叫焦德宽和郑三炮的，过去都在国长有手下当过炮手，这次成了我们的射手，专门对付威胁大兴当安危的敌人。郑三炮一枪把敌人机枪手撂倒，敌人机枪哑了，院外白匪呼喊“这是郑三炮打的”。他们对敌人造成很大威胁。

天渐渐黑下来，大兴当院内全体将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誓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而战，四周加强了戒备，严防白匪趁夜偷袭。当时电话线已被切断，为沟通与外界的联系。于夜间派副大队长，带领一个班的战士，从侧翼突围，去绥化送信求援。

第二天上午，突然从县城西部传来阵阵枪声，大兴当院外的白匪军随之出现了一阵阵骚动，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枪声停止以后，只听院外有人喊红军被打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得知六日上午，驻绥化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率红军一部乘军车来庆安，行至庆安城西杜家围子屯附近，发现公路上设置很多用木头堆积的路障，红军少校发现有异，马上指挥士兵下车排除障碍，同时用望远镜向城镇方向瞭望。没有料到在杜家围子村头的麦秸垛后，早有白匪军五洲、黑龙的部下埋伏在这里，阻击绥化方面来的我方援军。罪恶的枪口正在瞄准红军少校，突然枪声响了，红军一名警卫员当场牺牲，少校军官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红军战士当即对匪军进行反击，用转盘枪连续进行扫射，在狠狠惩罚敌人之后，为抢救红军军官，全队立即乘车返回绥化。

十二月七日，战斗进行到第三天。白匪仍旧把大兴当团团围住，不断发起进攻。我方人员坚守阵地，沉着应战，多次击退敌人。虽然经过三天两夜苦战，我军士气旺盛，愈战愈强。但是数百人集中在大兴当院内，如无外援，长期坚持战斗却有很大困难，院内虽储有粮米，亦恐坐吃山空，不得不由吃干饭，改为喝稀粥，节约用粮。子弹本来不足，为有效地杀伤敌人，不得不严格控制，每人一次只发三粒子弹，力争不发空枪。即使如此，因我处于被包围的地位，战局持续下去对我十分不利。

在这紧急时刻，忽如滚滚春雷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这炮声震撼着大地，给我军战士带来胜利的喜悦，鼓舞着战士的斗志。大兴当内一片欢呼声，“这是红军的大炮！”“我们的援军到了”。

我们因势利导，立即动员全体指战员，作全面出击的准备，配合红军消灭白匪。轰！轰！大地在抖动。这炮声震慑着敌人，院外的白军犹如惊弓之鸟，已乱了阵脚，到处乱窜。有的人听到炮声，闻风丧胆，夺命而逃；有的则窜扰商家和民户进行抢劫，准备撤离。镇内大街小巷一片混乱，鸡飞狗跳墙，到处是哭喊求救的哀号。少数被匪首督战，未离阵地的匪兵，也是心惊肉跳不敢恋战。炮声越来越近，敌人不击自溃，四散奔逃。我们在碉堡的瞭望孔中看得真切，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让百姓遭受涂炭，不能让白匪白白跑掉，立即下令，全面出击，痛击敌军。

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庆安党政干部和人民子弟兵在苏联红军炮火帮助下，终于击溃了白军，取得了保卫新生政权的胜利。

就在庆安事件发生的三天以后，我从楼上下来，听到有人在喊我：“李敏，李敏，快救救我们。”我一看这不是尹东征和杨子荣吗，只见他俩被几个苏联士兵押着，正要上楼呢。原来那天，陈雷他们返回绥化后，立即电告哈尔滨苏军总部，请求紧急支援，苏军坦克部队接到急电后，由哈尔滨直接乘坐专列军车来庆安，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一举消灭了那伙“国民党光复军”。战斗结束后，由于在庆安县两国语言不通，他们把尹东征和杨子荣等人当成了坏人，给捉了回来。

我赶紧跟几个苏联官兵解释，他们才放了我们的两个同志。尹东征和杨子荣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又到苏军的食堂里给他们要了几个面包，他俩一边吃一边说：“这次我们是打了胜仗，当了红军‘俘虏’。”我们听着，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嘎萨拉耶夫少校牺牲后，原副司令道尔任科夫少校代理绥化苏军卫戍司令。

我从苏军司令部搬到了“民众教育馆”了。在搬家的时候，从苏联带回来的电台不知道应该怎样存放，这个时期，陈雷同志因工作关系住在“广信当”，绥化的治安这时还没彻底稳定，我们同国民党残余的斗争还在继续，电台如果放在“民众教育馆”很不安全，最后，我和陈雷同志研究决定，电台暂时埋到一个稳妥的地方，等需要的时候再起出来。

1945年12月里的一天，我和陈雷、孙志远、赵先忠（陈雷警卫员），我们四个人赶着一辆马车出了绥化北门，往东走了一段路，在一片庄稼地里头看到几棵榆树，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就决定把电台埋在了其中一棵树下。电台从苏联带回来时，是装在一个狍子皮的兜子里，陈雷同志害怕返潮，又在外面包了好几层油布，赵先忠同志刨开了冻土，我们几个人把电台埋了起来，又在上面做了伪装。

老八路

处决“常八”

通过这次庆安事件，我们认识到必需要坚决地肃清内匪和国民党残余。绥化县有个恶霸土豪常栋彝（外号常八），常栋彝的四叔叫常荫槐，曾出任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副总长，并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任参谋长。常荫槐与杨宇霆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东北的主权出卖给日本侵略者，是地地道道的大汉奸、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常荫槐因为卖国被张学良处决，日本侵略者却把常荫槐视为功臣。因此对其家族的“常八”也十分信赖和器重。日本关东军松木大佐曾到“常八”家进行密谈，让“常八”担任“绥化思想矫正院”的院长（矫正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中国人），他家的房子上插着日本“膏药旗”，他是日本侵略者在绥化残酷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常八”专门巴结日伪上层人物，到他家的有很多省级官员，日本天皇的“御弟殿下”到绥化来视察曾住在他家。“常八”还是大地主、大财阀，在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不准吃豆油，而他却开一个名叫“日出轻工业”的肥皂厂，用大量豆油制造肥皂，供应伪北安省征“粮谷出荷”时配给的肥皂，从中牟取暴利。他家还占有上千晌的土地，是绥化县有名的大地主。

日本投降后，“常八”继续与人民为敌，于1945年8月23日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残余在绥化电影院召开大会，成立了“国民党绥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他任会长，并网罗了一批伪警察、特务、流氓、土匪，武装起来，编成“治安队”，委任他的亲信土匪头子李景云（外号李慌子）担任队长。

1945年8月27日苏军进驻绥化后，“常八”又纠集国民党特务、政治土匪、土豪劣绅于8月28日在他家成立了“国民党绥化县党部”公开挂出牌子，并到处张贴标语，进行反动宣传，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绥化。“常八”还以“国民党地方维持会”会长的身份，宴请苏军司令官，骗取了苏军领导的信任，企图掩盖他的反革命活动。

他和庆安县恶霸，土匪头子于化鹏勾结在一起，多次密谋，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了发展反动势力，他暗中私通苏军临时翻译于长青，于长青是个混血儿，外号叫于毛子，于毛子骗取了代理卫戍司令道尔任科夫少校对他的信任。

于长青的妹妹于凤兰日伪时期是日本军官的姘头。因为这层关系，于长青也当上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日本投降后，他又做了苏军的临时翻译。于凤兰借着于长青当翻译的关系，拉拢腐蚀了道尔任科夫少校。他们利用道尔任科夫少校作掩护，与“常八”勾结在一起，密谋叛乱。

1945年11月，“常八”控制的“国民党绥化县党部”被解散，他失去了一根支柱，但他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扬言说：“等苏军走后非打死陈雷不可”。11月下旬他勾结于化鹏妄图率庆安县国民党先遣军进攻绥化，并狂妄地叫嚣“先攻庆安，后围绥化，打进绥化过新年”。

为了扫清障碍，我们会同苏军到常家去捉土匪头子于化鹏，可是遭到了武装抵抗，战斗中，打伤了一名苏军中尉。但在我们的果断进攻中，还是把于化鹏捉住了。

捉住了于化鹏后，把他关押在了苏军的司令部，可是“常八”却串通了于毛子向道尔任科夫求情，把于化鹏给偷偷的放跑了。

这下子，我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跑了于化鹏将后患无穷。而“常八”不除，他们的黑据点就难以拔掉，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秘密的行动方案。决定消灭大土豪、大汉奸常栋彝，并立即付诸行动。

当时“常八”的亲信李慌子被国民党先遣军委任为团长，李慌子与他儿子（土匪报号九江）带领土匪活动在绥化城外，“常八”的住处也有亲信把守。为防备万一，龙南纵队与北安省委联系，从北安又派来一个排的战士。一天晚上，警卫一旅副政委姚国民同志指挥，派一营营长郭金甲带两个班的战士摸到常八大院，从后墙跳入，将“常八”密捕，关押在广信当（龙南纵队司令部）的炮台里，在关押期间，龙南纵队政治部主任杨毅夫同志对“常八”进行多次审讯。杨毅夫同志根据掌握的证据和“常八”的供词用一个通宵写了布告。

1946年2月1日夜晚，我们对罪大恶极的常栋彝在南门外执行了枪决。次日清晨，人们在街上看到了处决“常八”的布告。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绥化县和龙南地区，广大的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的作为，对我们更加信任了。

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苏军代理卫戍司令道尔任科夫的不满，我们当时执行这一计划时没有告诉他们，怕一旦走漏消息，计划失败，还会带来好多不利的后果。当他知道我们已经处决了“常八”的时候大发雷霆，要赶我们出城。陈雷同志几次和他交涉都没有结果，担心事态扩大，陈雷同志连夜赶往哈尔滨去向李兆麟同志汇报。

李兆麟同志听到陈雷同志的汇报十分重视，当即向驻哈苏军司令茹拉夫列夫少将反映了绥化目前的情况。三天后，驻哈苏军方面即把道尔任科夫少校解职并押走了。此后，绥化东大营的一位苏军营长（少校衔）代任绥化卫戍司令，他密切配合我们的工作，积极支持我们剿匪，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雷同志这次去哈尔滨还带回来两火车皮的枪支弹药，他把这一喜讯立即通知了蔡明司令员、姚政委、杨主任。几位领导当即决定把这两火车武器取回来。当天深夜，陈雷、蔡司令和姚政委带队伍赶到车站，只见装有武器弹药的车皮停在车站一条专用支线上。大家搬的搬，扛的扛，很快就卸了下来。这批武器有三八式步枪约5000支，三八式轻机关枪150余挺，迫击炮20余门，其他手榴弹、子弹、炮弹不计其数。正在大家兴高采烈地搬运枪支弹药的时候，一阵冷枪打了过来，纵队供给处处长刘建勋同志不幸被隐蔽中的敌人暗枪击中，当场牺牲。同志们气愤难当，立刻组织了还击，我们发誓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运来的这些枪支弹药及时地武装了龙南纵队。“常八”虽然被处决了，可于毛子和于凤兰却畏罪潜逃，跑到哈尔滨去了，斗争还在继续。

老八路

动荡的“ 一九四六”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张寿篯）将军不幸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消息传来，我们悲痛万分。李兆麟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从十三岁到部队就认识他，他一直在政治上帮助我，在生活上关心我，许多往事都历历在目。14年艰苦的抗战都过去了，没想到他竟然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我们决心要为他报仇，同国民党特务斗争到底。绥化中心县委举行了沉痛的追悼大会，会场的四周挂满了挽联，到会人员胸前戴着白花，会上各界代表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的无耻行径，我们宣誓，要用鲜血保卫新生的政权。就在这年的春天，省里忽然来个通知，所有从苏联带回来的电台一律上缴省委，我和陈雷、孙志远三个人又赶着马车出了北门，找到那棵榆树后，把电台挖了出来，挖出来的电台完好无损。回来后，我把电台交给了绥化县委书记姚国民同志。当时译电科李科长和电报员李萍都在，我试了试了电台，灯还亮。当时李萍说：“功率太小了，我们用不上。”后来省委交通员刘生同志来了，听说电台被他带到了省委，交给了省委书记范式人。

1946年5月1日，苏联正式从东北撤军了，我也脱下了苏联军服，因为需要继续去学校做宣传工作，就换上了蓝布旗袍。

忽然，陈雷的老家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的父母要带着最小的儿子姜士耕、女儿姜玉洁和我婆母的弟弟来看看我们。接到来信陈雷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他离家上部队已经好多年了，哪能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呢。

陈雷的父亲名叫姜秀海，母亲叫周姜氏，当年都还不到50岁。

当时陈雷同志的工作紧张而又繁重，就把接站的任务安排给了我，并嘱咐见了爹妈一定要磕头，陈雷问我：“你会磕头吗？”我说：“小时候，给干爹磕过一回头”。陈雷笑了。他说：“会磕就好”，说完他就急匆匆地上“广信当”去了。

我赶紧安排完了手头的工作也急忙向车站跑去，紧赶慢赶，还是去晚了。这时公爹和婆母已经在小弟弟的带领下从胡同里向我们家走来（小弟弟姜士耕以前自己来过我家），就在胡同里我与公爹、婆母、小舅舅、小弟弟和小妹妹碰上了，看见了他们我赶紧趴在地上，“咚、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新穿的旗袍下襟上沾满了灰尘，公公和婆婆看见我见面就磕头，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到了晚上，陈雷才抽空回家来看他的父母，一家人见面又是一番情景，当看到陈雷右脑动脉、右肩胛骨还有右手动脉等几处致命的伤痕时，婆母抚摸着伤疤，是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是啊，他离开家整整八年了，这八年里，真是九死一生啊。

公爹流着眼泪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你妈妈是天天祷告啊，她把你的照片立到大柜子里，她不敢把照片放到外面，怕被敌人看到，有谁要是把照片碰倒了，你妈妈就不高兴，她说是不吉利，只要是照片不倒，我的儿子就能活着回来啊……”

一家人都哭的泣不成声，还是陈雷同志先擦干了眼泪和我的公公和婆婆说：“李敏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她顶着压力，默默的支持我，安慰我，我们俩也算得上患难夫妻了，今后你们二老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吧。”

听了陈雷的话，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也哭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陈雷又悄悄地问我：“给老人磕头了吗？”我说：“磕了，见面就磕了，就在车站旁边的胡同里，你看看，衣服上还有灰土呢。”

陈雷笑着说：“傻瓜，回家再磕也不迟啊。咱俩再补一个吧，我还没磕呢。”

这时，公爹和婆母坐在炕沿上，我和陈雷并肩跪在地上，又磕了三个头。

公爹和婆母来了后，他们住在南炕，我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陈小琴住在北炕，陈雷还是住在“广信当”。

两位老人看到我们日日夜夜的忙于工作，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都回老家了。

还是5月份，苏军撤离绥化以后，我们以东北军区除奸部队的名义派张明仁到哈尔滨，将以侨民身份取得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保护的于长青（于毛子）和他的妹妹于凤兰捉拿归案，并于5月18日公审处决，消灭了绥化的又一隐患。

当进入六月份的时候，冯仲云同志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上级的指示。这个时候，东北的局势紧张了起来。就在苏军撤离东北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占据东北全境，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他们一方面向各地派遣特务，组织反动武装。另一方面，国民党大军压境，他们先后占领了长春和沈阳，企图进一步占领哈尔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哈尔滨周围各县的县委一部分撤出县城，留一部分坚持工作，实行“让开大路占两厢”的军事策略。根据这一精神，省委决定将绥化县委一分为二，一部分干部到双河，建立绥东县委，由李光宇任县委书记，绥化县委书记则由姚国民担任。于此同时，省委决定成立龙南地委，任刘莱夫为地委书记，陈雷同志为副书记兼专员，龙南地委领导绥化、望奎、庆安、铁力、明水、青冈、兰西、安达八县。地委机关从绥化迁到非铁路沿线的望奎，搭起了专员公署的架子，设立秘书处、民运科、财政科、建设科和教育科，共50余人。不久，中共西满分局又将龙南地委改为西满三地委，并将二线兵团成建制的补充前线。同时成立了龙南军分区，赵承金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刘莱夫兼政委，陈雷同志又兼军分区副政委，重点负责部队工作，周维任参谋长。军分区共辖五个团，约四、五千人，加上各县的县大队以及各县的区中队，共有武装万余人。

1946年秋，我随绥化地委机关迁往望奎。转眼就到了冬天，这年的冬天，天这个冷啊，大风卷着大雪在光秃秃的田野上怒号。这时，正是东北战场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大兵压境，我军在风雪中南北转战。可此时的东北农村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当时的农村经过日伪14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群众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荒凉和贫苦的景象。“财富集中于城镇，土地集中于地主”。农村约占农户百分之五的地主，占有农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农村的赤贫化相当严重，雇农占百分之四十，贫农占百分之三十，他们无地、无房、无牲畜；有的两家住一铺炕，一家只有一件破衣服，出门抱柴火时穿上，回来又脱下来蹲在屋子里不出去，有的小孩赤身裸体蹲草窝，过着非人的生活。

按照省委的指示，首先成立了工作队，深入村屯进行土改前大动员，紧接着开展平分土地，实现土地还家，做到“耕者有其田”，在地、县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分房分地。对农村的地主豪绅实行走乡串屯的联合斗争，群众叫“大扫堂子”，从而摧毁了封建势力。据当时龙南地委在绥化县联席会议上的工作总结记载：仅绥化县就斗争大地主三百另七户，中地主四百五十七户，小地主八百四十九户，被镇压的地主四十人。贫雇农分的土地十二万五千垧，房子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五间，以及分得了大批的车马牛具等。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普遍成立了区、乡政府、农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他们替农民说话，为农民办好事。在地、县委的领导下，各县、村都办起了医院和卫生所，过去农民生病“听天由命”，每逢疾病流行，遍地尸骨。现在翻身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卫生院，农民们看病方便了，他们无不感谢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温暖。再就是办起了学校，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分到了胜利果实，有房子住有地种，吃穿都不愁了，孩子们迫切的需要学习文化。我们办中学、小学，让孩子们都能读书，并向家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在此期间，我仍旧负责抓学校的工作。由于成立了县医院，不光是方便了广大的农民，连我的病也得到了治疗。

1946年12月，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我们积极响应中央提出来的“抓紧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开始组织广大农民从土地斗争转入生产斗争，用一切力量发展生产，用大力增产粮食来支援前线。到了1947年春耕时节，地、县委组成了好多工作组下乡帮助农民组织小型的（一副大犁为单位）生产互助组，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各地还发动生产互助组之间展开劳动竞赛，广大农村中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生产局面。农民们高兴地说：“家家有土地，户户有牲口，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从此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人们把加入共产党看作是无上光荣，把支援前线当成自己的任务，凡是拥军、参军、出车、出担架、送公粮等任务，都争先恐后的参加。这些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大大鼓舞了前方战士英勇杀敌的斗志，后方的许多干部也都争着要求上前线，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

1947年初因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绥化地委机关又从望奎迁回了绥化。

老八路

绥化县的妇女工作

1947年4月，天气虽然还很冷，但是河边的柳树都打了苞，春天已经悄悄的来到了望奎。这个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6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112万人，开始了战略性的大反攻。

形势发生变化后，为了方便工作，地、县委机关和军分区又搬回了绥化。回到绥化后，我被安排在宣传科，科长是朱维仁同志。我同宣传科的同志都住在一栋大草房子里，每家一间，房子非常简陋，除了一铺炕，什么都没有，陈雷同志为了工作方便，还是住在“广信当”。

到了这里，我除了继续抓学校的工作外，还同时兼做妇女的支前工作，这时我回到东北以后生的女儿已经一岁多了。公家给了我一辆破自行车，把女儿放到车后面的小筐里，每天走乡串户，发动妇女支前，女儿常常在车后面睡的低啦当啷的，任凭风吹日晒。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延安来的车雪轩、王连君等同志。

我们首先建立了被服厂，厂长是一位姓唐的同志，被服厂主要生产单、棉军服，做好的军服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紧接着又建立起了麻袋厂，工人们自己纺麻，自己织布，然后再缝成麻袋。后来，从前线又返回来大批的破麻袋，需要及时的缝补，我们发动全镇的妇女走出家门补麻袋，没有场地，就在大街上缝补，绥化县有东西和南北二条主街，上百名的妇女在街上补麻袋，成了当时的一景。

工作千头万绪，人手总是不够，尤其缺少妇女干部，我从部队转入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很是陌生，当地的妇女只要来找到我，要求参加工作的我都任用。这就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记得有一名三十来岁叫胡玉的女人来找我，要求参加工作，我看她精明能干，就委任她为妇女主任。过了几天车雪轩同志也来找我，她说：“你用的那个胡玉咋回事啊，大家都反映说她吸毒”。啊！吸毒，我咋就没看出来呢，后来经过调查，果然确有其事，我们只好把她拿掉了，并找她谈了话，动员她把毒瘾先戒掉了再出来工作。

1947年的春天，地、县委发出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要求机关干部必须人人带头，怎么带头呢？上级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养鸡等，然后把所收获的东西再支援前线。当时我想，养鸡没有合适的场地怕是不行，弄不好还要闹鸡瘟，还是养猪吧。于是就抓了一只猪仔，在门前钉了一个木栅栏，垒了一个小猪圈。猪饲料怎么解决呢？我每天去“广信当”挑泔水，那时候，人都吃不饱，县委的人除了高粱米饭就是白菜汤，泔水里也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养的那头小猪总也不见长。猪小倒是灵巧，三天两头的它就从栅栏上面窜出去，我只好背上背着孩子，满大街的“罗罗罗”往回撵猪。

除了跑学校，组织妇女生产支援前线，再加上挑泔水喂猪，每天到了晚上都累得筋疲力尽的。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在我自己的祖国，我是在为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

1947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的机构，集中干部南下。同时，将二线兵团和大批干部调往前方，编入野战军。随军南下，准备更大的战役，为解放全东北贡献力量。原地委的主要干部都调赴前方，陈雷同志调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职。当时的省委机关在北安，我亦调往省委机关警卫连任副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指导员姓马，以前在战斗中曾经负过伤，精神有点不太好，这样全部的担子就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到了北安，我们住在北岗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吃在集体食堂。省委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实行供给制，穿的是黑色平纹布料制服，女同志是双排扣，有人也叫列宁服，戴的是八路军式的制服帽。省委机关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洗澡池子，每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到了这里，我们这些抗联出身的同志在生活方面都感到心满意足了，回想抗战时期爬冰卧雪的日子，和这里一比，真是天上地下了。

文化生活方面也很丰富多彩，当时的省政府文化局长高云梯同志，是1942年受中央的委派从延安过来寻找东北抗联的干部，一直到1945年光复，他才在海伦县找到张光迪同志。高云梯同志淳朴、稳重，待人真诚，工作积极认真，他带领当地的一些知名演员编排宣传爱国的传统京剧，每星期都有演出，高云梯同志和从抗大来的康夫等同志还亲自登台客串角色进行表演，他们虽然演的不如专业演员，但是我们看着更觉亲切。他们的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给解放了的东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1947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就在这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延安鲁艺学院一位叫吕朋的青年来到了我们这里。吕朋当时二十多岁，是个南方人，人长的瘦瘦的。他手里拿着冯仲云同志的介绍信，介绍信上说：“这位是延安鲁艺学院的作家，来采访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请你们配合。”吕朋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七天就走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去后和著名作曲家劫夫、安波同志合作，创作了抗联歌剧《星星之火》。

在11月和12月间，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当时毛岸青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只有十七岁，他也住在黑龙江省委的驻地北岗灰楼里，由赵德尊同志的夫人陶静华同志照顾他，毛岸青同志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中等的个子，人长得很瘦。北方的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又给他找了一件旧军大衣。

到了这里不久，他就和土改工作队去往克山、克东等地参加农村土改工作了。后来，我们听陶静华同志说，当地翻身解放了的农民听说毛主席的儿子来了，都非常的兴奋和好奇，纷纷跑过来看望他，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就让毛岸青给乡亲们讲几句话，毛岸青同志从小在苏联长大，中国话说不好，但他还是站在人群中间，像列宁一样打着手势高声说到：“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我们今天胜利了！我们的国家胜利了！乌拉——！”

尽管乡亲们听不懂他的话，但看到毛主席的儿子能来到他们的中间，还是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毛岸青同志到了农村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以后又回到了北安，回来后，他从身上摸啊摸啊，终于摸出了虱子，他把虱子举到了陶静华的面前问她：“阿姨，你看看，这是什么虫子啊？”听了他的话，我们全体都笑不行了。陶静华告诉他，这是虱子，农民身上都有，并赶紧安排他洗澡换衣服。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这么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来锻炼，真是领袖的胸怀啊。

到了北安以后，我们每个人一个月可以发二元钱的生活费了，我们用这钱买牙刷和牙粉之类的东西。有一天，从延安来的陶静华和马景明说：“咱们出去逛逛街吧。”我说好，我们三人向唯一的一条主街走去。走出不多远，碰到一个挑担子卖青萝卜的商贩，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水果可以吃，看到大冬天有卖萝卜的，她俩都说：“买个萝卜吧”，我说：“好”。正在我称萝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陈太太，陈太太”，我左右看了看，只见一个穿着新军装的小战士在喊我。

这是谁啊？咋喊我陈太太呢？那个小战士仍旧笑嘻嘻地说：“陈太太，李敏同志，你不认识我了？你到我们那里吃过饭啊”。我仔细地看了看，“哦”原来是那个饭馆的小伙计，他长高了，人也壮了，只是脸上那几个浅皮麻子还在。

我说：“你不是姓李吗，你咋在这儿啊？你快别叫我陈太太了，就叫我李敏吧”。他说：“我当兵了，我就在这里的人民大学里学习呢。”

我说：“你也参军了？”他说：“是啊，上次你到我们那里吃饭，只花了七分钱，你走了以后，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国民党来了，吃饭净挑好的，吃完了还不给钱。咱们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正赶上今年部队招兵，我们几个伙计合计合计就都报名参军了”。

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高兴，我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求进步，永远都跟着共产党走”。他也高兴的答应着，挥手和我告了别。

参军的新战士，当时都在北安的人民大学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就都随部队南下了。

老八路

万岁，我的祖国

1947年至1948年，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方展开了拉锯战，战争艰苦、酷烈。这个时期，我在警卫连每天都在给战士讲课，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讲翻身不忘共产党。经过学习的战士，一批批的申请上前线，他们要为保卫胜利的果实而战，要为新中国而战。在讲课的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48年的夏天，为了巩固东北大后方，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我们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我申请去学习，经王鹤寿书记批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德尊同志给开了介绍信，我被派往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俄语。

只身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我来到了哈尔滨。当时的外语学院在中山路南，一栋大房子是课堂，旁边几栋俄式小楼是我们的寝室。学员来自东北各地，有的学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这些学员大都二十多岁，都是通过政审进来的。我们的校长是延安来的领导叫王玉（女），教务长是延安来的赵旬（女）和赵相两位老师，主教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叫娜塔莎，助教是一位年青的苏联姑娘名字叫娜佳。

安顿下以后，紧张的学习就开始了。我们每天天一放亮就爬起来背单词，每天一小考，周末大考。我在苏联呆过几年，多少还有些基础，没有基础的学员，学起来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我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还是挺依赖苏联的，把他们称为苏联老大哥，所以学好俄语也至关重要。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去老首长冯仲云家里去看望他，冯仲云当时是松江省主席。他的夫人薛雯同志正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她是第一任馆长。冯主席的家里客人不断，大部分都是东北抗联人员，我们去了都睡地板，吃饭自己做。

看到老首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将来是不行的。这个时候，薛雯同志和我说：“小李子，你知道吗，李升老人在这里”。

“李升？是那位带我上山的李爷爷吗？”我急切地问。

“是啊，他1938年被捕，被关押在依兰县监狱，‘8.15’光复才出来，出来后，他找到了冯主席，冯主席把他安排在伪满警察署的房子里住下了，现在有专人照顾他”。

原来，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与活动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失掉联系，几次派人都联络不上，最后只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位已年过七十的老人。他二话没说，一个人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每天只能啃几口冻得像石头似的苞米面饼子，吃几口雪。脚冻肿了，手冻裂了，他全然不顾，仍顽强的寻找着，好几次昏倒在雪地里，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抗联一路军的队伍，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李升跑交通被捕过几次，每次他都机智地把文件吞进肚里，无论敌人怎样毒刑拷打，他也不吐露半点机密。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同年夏，他寻找第一路军回来，走到依兰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日军把他当作重要政治犯关押起来，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灌煤油、烙铁烙、站铁刺笼子，他浑身被刺成数不清的血窟窿，疼痛钻心，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李升才走出监狱，辗转寻找党的组织。1946年8月16日，年以八十岁的李升老人回到哈尔滨，打听到当时已任松江省主席的冯仲云，回到了党的怀抱。由于他年岁大，在狱中受刑过重，身体不好，党组织安排他长期休养，派专人照料其生活。

1951年国庆节，他被选为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不久他被邀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听说李升爷爷就在哈尔滨，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他，薛雯同志说：“走，我带你去看他。”

我们来到了原来伪满警察署的那栋房子，李升爷爷住在一个套间里，抗联老同志刘奎武夫妇负责照顾他。

我和薛雯同志进了屋，屋子挺亮堂。这是李升爷爷吗？我好像是在梦里。李升爷爷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坐在炕沿上。我拼命抑制住奔涌而出的泪水，走到他的面前。这时，薛雯同志问他：“李老，你看看这是谁？”

李爷爷抬起头看了看我，多么熟悉的目光啊，就像当年在板场子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看完后他说：“不认识，我不认识她。”

我着急了，我说：“李爷爷，是我，小李子，小凤啊！”

“小凤？”李爷爷好像在他的记忆里搜寻，忽然他说：“小凤，你是小凤？你还活着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趴在李爷爷的膝盖上哭了起来。

李爷爷摸着我的头也哭了：“小凤啊，你活着，我差点没死啊，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是啊，李爷爷，我们都活着，多好啊，可吴玉光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

李爷爷真是老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嘴角还流出了口水，我赶忙站起来给他擦了去。

李爷爷说：“小凤啊，你长大了，我老了，我差点死在监狱里啊……”

“李爷爷，往后就好了，咱们还要建设新社会呢。”

我拉着李爷爷的手，爷俩有说不完的话。打这以后，只要一休息，我就跑去看他，用我少的可怜的那点津贴给他买点好吃的。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全体学员还参加了道外区八区公园“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的筹建工作，我们去到那里拔草、铲地、搬砖等等，在冯仲云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八区公园的“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这时，从东北战场上俘获了一批国民党将领，这些将领经过共产党对他们的宣传和改造，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感觉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承认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来到了我们学校，给学员作报告，讲他们是怎么样被我军俘虏的，讲他们从思想上到认识上的转变。他们的报告也让我们这些学员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但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同时还能够改造我们的敌人。

学院里的文化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到了“七一”“八一”等重大节日都有晚会，晚会上我们唱《八路军军歌》、《白毛女》插曲、陕北民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我还教同学们跳集体舞，就用《红叶锦秋》那支曲子，同学们都挺喜欢。

1949年的春节到了，东北的战局发生了大逆转。经过了1947、1948年两年的浴血奋战，我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一直到辽沈战役，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8年11月1日解放沈阳，11月2日解放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就在这时，黑龙江省委通知我中断学习，回省里安排工作。不管我多么想学习，但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绝对服从的。在东北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黑龙江省成立了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我被任命为北安县团委副书记，正书记由北安县宣传部长兼任。县团委还配备了两名干事。

接任团委副书记以后，我立刻按上级指示开始工作，我们到各工厂、机关、学校组建团支部，吸收进步的青年加入共青团。同时还要定期的给他们讲课，讲共青团的光荣历史，讲共青团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许多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讲共青团要做好党的助手。很快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不少青年团员带头参军和支前。

正当共青团的工作刚刚开始，团小组继续向村屯发展时，1949年5月中旬，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了，黑龙江省委由北安县迁往了齐齐哈尔市。此时东北战场上大局已定，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移往北平。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新中国建立的曙光已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欢欣不已，身上总有使不完得劲，恨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到了齐齐哈尔以后，陈雷同志仍担任省委秘书长，而我的工作却有了较大的变动。因外事工作的需要，调我去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任副干事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是省政府文化局局长高云梯同志兼任。

当时齐齐哈尔来了二十多名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设齐齐哈尔飞机场和齐齐哈尔机床厂，原中东铁路的苏联技术人员也没走。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部门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协调各项工作。我虽然在外语学院学了半年的俄语，简单的生活用语还能应付，但专业术语就不行了，为此，又专门给我们调来一名叫李胜堂的翻译。

因为国情的不同，当时，我们给了苏联专家很多特殊的照顾，比如定期会餐，定期开晚会，晚会上要跳交际舞等等。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日子，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人在齐齐哈尔曾经竖起了一个“忠灵塔”，为的是祭奠他们在中国死去的亡灵，1945年“8.15”光复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将“忠灵塔”改为“国耻纪念碑”以纪念我们曾经沦为“亡国奴”的历史，以纪念艰苦抗战十四年所取得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齐齐哈尔市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国耻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当下午三时正，扩音器里传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时，整个广场沸腾了。我们满脸的泪水，我们蹦啊，跳啊，欢呼啊，直到泪水流干，直到嗓子喊哑。“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云霄。

为了这一天，几代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烈士们用青春，染绿了山川，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国旗，抗战14年，整整的14年，我们流了多少血啊，新中国来的不易啊！

入夜，大街小巷到处是灯笼火把和狂欢的人群，整个齐齐哈尔市变成了不夜城。焰火点起来了，绚烂的火花点亮了夜空。就在这狂欢的人群中，我忽然觉得，我的爸爸李石远，我的哥哥李云峰，徐光海、裴大姐、吴玉光、白福厚、孙国栋、小马、苗司务长……他们也都在这人群中，他们和我一样的心潮澎湃，他们和我一样的喜泪长流……。

万岁，我的人民！

万岁，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