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序
　　项秉炎
　 1997年8月27日，应昌期先生走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是怀着对故乡深深的眷恋离开我们的。此前半个月，他还订好机票，准备再来宁波。他多么想再看看日新月异的故乡，再会会日夜思念的故友，再亲亲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然而，病魔是那样绝情，给他留下终生遗憾！
　　昌期先生祖籍宁波慈城镇。他的父亲应星耀先生是一位社会贤达，以治学严谨、治学有方饮誉乡里。昌期先生自幼聪颖，酷爱围棋；迫于生活，少小离家；志存高远，自主自强；卓尔不群，事业有成，这在当地也传为佳话。慈城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应该说，我对这位乡贤早就怀有敬仰之情。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的海外宁波帮比较多。这些令宁波人自豪的海外游子，在不同国度的地区，以宁波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善于经商传统，奋斗出各自的一方天地，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改革开放后，他们带着浓浓的乡情，纷纷回到故里，为家乡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应昌期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对我来说，他还称得上是知己知交的一位。　　
　　昌期先生生前是台湾著名的实业家，应氏围棋计点制规则的创始人。他首次回乡是1988年，当时我还在台州工作，未能见上一面。1991年我调回宁波，主持市委工作。是年2月，昌期先生捐资家乡的首项工程中城小学落成，他邀我参加。我们虽然初次谋面，却都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此后，他每到宁波，我必去造访。接触多了，彼此间的了解就更多更深更广。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爱国心，民族魂，不媚俗，不伪饰。初到宝岛，国民党看中昌期先生卓越的理财能力，想让他出任台湾银行行长，但同时又要他必须先加入国民党。昌期先生一口回绝了这个先决条件，他宁可不当行长之职。朋友闻知，为之惋惜。有人劝他，行长一职是多少人做梦都想谋求的肥差，你居然那么轻松地拱手相拒，何苦那么认真呢！昌期先生心平气和地回答：“人各有志，我有自己的为人为事准则。”从此，他告别了金融界，立志在实业界谋求发展。　　
　　围棋是昌期先生从小酷爱的活动？把围棋作为一项享业来追求，这是他成年之后的事。他告诉我，围棋源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可是日本人居然以围棋故乡自居，岂不欺人太甚！于是他立下宏愿：尽毕生之力，振兴围棋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他说，我一生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办围棋，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办实业。此言不虚。昌期先生潜心研究围棋，著书立说，几近痴迷，他研究围棋的文字打印件几可等身。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创立了应氏围棋计点制规则，并设置世界围棋赛中最高奖项冠军奖金40万美元的应氏杯围棋赛。　　 　
　 一个人成长和作为，往往与其学历相关。学历高者，基础好，起点高，知识面宽，适应性强，反之，成长之路就会困难重重。说来难以置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且温文尔雅的昌期先生，竟是学徒出身，小学文化。我曾叩问：“你的精博学识从何而来？”他谦然回答：“精博不敢当， 我 靠的是自学、拼搏、钻劲和悟性。”我还问他：“你是台湾大学兼职教授，给大学生上课你虚不虚？”他说：“凭实力讲课，何虚之有？”果不其然，一次，昌期先生应邀到宁波高专分校讲课，他有条有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大学生个个听得入迷。他还对听课学生说，读好书很要紧，但更要紧的是锻炼悟性。如果你想有作为，千万不能坐等领导提拔，等待老板重用。自己不发奋，没悟性，就不会有出息。等待只会使自己成为碌碌庸才，混蛋老板才会提拔这种人，真正的老板只会看中脚踏实地、有悟性又有拼搏精神的人。　　 　
　 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放空炮，这是昌期先生一贯的办事风格。我很赞赏他这种求实求精、争创一流的精神。在我的印象中，昌期先生办事从来不虚诺，不敷衍，一旦应承，就说到做到。第一次回宁波，他就急着去中城小学。这里不但是他童年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而且是厥父当了37年校长的—所学校。走进校门，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列队欢迎他荣归故里。他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回到了童年，从小朋友的笑脸中，他依稀看见自己少年的影子。当时，学校校舍破旧，年久失修，昌期先生心生感慨。陪同前往的镇领导想让昌期先生出点钱略作修葺，又碍于初次见面，不便开口。他觉察到镇领导的为难，当即表示，这样的校舍，修了也好不到哪里，不如拆了重建，把她建成一流学校。回到台湾后，他马上将承诺捐赠的建校资金一次性汇寄过来，还特地用集装箱从台湾运来劈离砖作为墙面材料。朋友说他，集装箱装砖头，成本太高了！他却说：“既然建一流学校，就要舍得花钱。”昌期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大事，对他来说，重建一所小学只是小事一桩。但他的办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凭借这种风格，加上他的睿智和果断，他一生虽然仅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办实业，但总是办一件成一件，件件都志在必得，弹无虚发。　　
　　昌期先生对家乡的感情有口皆碑。他14岁背井离乡，到首次归宁故里，整整熬过了43个年头！离别愈久，归心弥切。他无时不想着故乡人民的福祉。改革开放政策终于使他的夙愿得以实现。中城小学落成后，昌期先生又捐资新办了幼儿园，重建了慈湖中学，且全是一流的。仅这三所“一条龙”学校，他就先后捐资8000多万元。期间，他还在家乡投巨资办实业，利华羊毛工业公司、现代 建材公司就是应氏集团在宁波创办的大型企业。尤其可贵的是，他再三叮嘱子女，在家乡办实业的赢利，决不带走，要全部用于当地办实事。他的子女忠实履行父训，近两年来，为重建保黎医院捐款1200万元，向宁波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0万元。即使在身患绝症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要为家乡出资兴办一所工商大学。他的这种造福桑梓的精神，乡亲们无不为之钦佩，为之感动。　　
　
　 我和昌期先生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96年7月至10月底。那时，他的癌症在台湾动完手术，又经过一段时间化疗之后，身体略有恢复。故乡的人，故乡的事，时刻让他牵肠挂肚；故乡的风，故乡的月，时时都在呼唤游子归来。在宁波建的别墅落成了，他想回来小住段时间，休养生息，再铸辉煌。那天，我和我的同事都去机场迎接。在汽车上我劝他好好休息，并以中药调养。他答应了。不知是宁波中医师的妙术和中药的神效，还是炽热的乡情感染了他，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特好，身体康复特快。刚到宁波，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但不到一个月，他就能在室内室外自由行走了。他好兴奋，他看到了希望，他同我谈了很多、很多。3个月后昌期先生又要回台湾了。临行前，我们约定要再次相见，他也表示一定再来。他是以愉悦之心与我们话别的。他是充满希望告别家乡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回宁波与我们再见。然而，想不到上苍如此不解人意，如此绝情绝义。回到台湾不久，昌期先生的病情恶化，他的生命很快走到了尽头。宁波一别，居然是他与我们的最后诀别！　　 　
　 昌期先生的公子明皓先生嘱我为厥父传作序。为了彰显昌期先生的为人为事，为了我与他的这段情和义，我欣然接受了。我和本书作者是怀着对昌期先生的钦敬之心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本书，既为昌期先生送行，愿好人一路平安；又为后人了解、学习先贤提供不可多得的好教材。
　　 　　 是为序，以作永志。

文如玉

家乡和身世

　　应昌期，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1917年10月23日出生于慈城玉皇阁 桂花厅西侧的楼房内。
　　慈城镇(前慈溪县的县城)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其北有纱帽山、石剌岭山、天柱峰、飞凫昆山、闽峰、贸阝山；东连上岙、东悬岭；西接黄库岙、大样山、西悬岭、大宝山等。城北山麓有慈湖；其南有慈江、姚江可通甬江出东海。应昌期晚年忆及家乡，总说慈溪慈城原先是有城墙的。没错。慈城原先的 确是有整体完备之城墙的，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嘉靖年间，由慈城籍工部尚书 提议筑城，公元1556年动工，翌年建成。城围564丈，高2丈、阔2丈4尺。城 上有雉堞2616个，敌楼28个，警铺27个，并设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分别称为 “镇海”、“景明”、“望京”、“环山”。又设东西两个水门，以通船只、潮汐。 据史书记载，慈城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大修，规模扩大，城围达 1643丈(约合5公里)，又增开小东门、小西门，连同天启年间增开的小北门，共 有7个城门。此后雍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皆有整修，城墙、城门保存 完好。少年时期的应昌期常到城墙上去玩耍，所以直至老年还有深刻印象；家 乡慈城城墙环绕，有7道城门。
　　1939年，因为日本侵略者飞机狂轰滥炸，为及时疏散居民，以及准备长期抗战中开展游击战的活动方便而拆除了城门。此后城墙逐渐毁弃，至1949年 解放后，建立慈溪县人民政府，大约是为了表示新社会新气象，平整土地时将城垣全部拆除，在此地基上筑了环城道路。
　　慈城历史上文化发达的另一标志是书院众多，如位于城东汤山山麓的石 坡书院、北山麓的西溪书院、石剌峰麓的石峰书院、兵部尚书姚镇所建的辟峰 书院、小北门外曾是冯柯讲学之所的宝阴书院和崧生书院、都御史秦宗道讲学 的屿湖书院以及城北的慈湖精含等。书院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德润书院、慈湖书 院和宝城书院三处。历史上明清两代为慈城人文鼎盛时期，明代出举人600余 名，进士220名；清代出举人450余名，进士93名中还有数名状元。
　　以前有城墙卫护的慈城镇，城内面积较小，方圆直径约1．5公里，街市建 筑小桥流水，古色古香，非常典雅，附近亦多名胜古迹。镇内多明代住宅，古老 建筑连片成群，应昌期出生地桂花厅就是如今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一处明代 木结构建筑，1988年应昌期回乡时政府曾作修缮，如今仍保存完好，已由应氏 兄弟捐赠予中城小学了。镇内文物名胜甚多，计有：尚书第、察院巷、状元第、榜眼第、探花第、进士第、布政房、太守里、甲第世家、将军门头、都宪府、御史房、驸马弄、大耐堂、冯岳彩绘台门、刘家祠堂、恩荣坊等多处。著名胜迹则有孔庙、慈湖、朱贵将军祠、光荣山、全恩堂、妙音精舍、宝善堂、普济寺等。
　　慈城孔庙始建于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后经逐年整修、扩建，至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占地已达16亩以上。前有三座牌坊，进内有泮池，有三座玉带桥架其上；中有大成殿，后有明伦堂、钟楼，有东西两厅。据称浙江省以 新昌与慈城两地的孔庙最为完整，1911年应昌期父亲应星耀聘来中城小学执教，两年后举为校长，其校址就设在孔庙。
　　慈湖的风景更胜一筹。它位于慈城镇之北，紧贴阙峰；湖呈腰圆形，一池碧水，有山峰树木蓝天白云倒映其上，美不胜收。相传慈湖于唐开元年间由县令 房琯开挖，以蓄水灌溉民田之用。湖旁原为东吴名相严泽故居，遂名德润湖，又名阙湖、普济湖。后来为了缅怀先儒杨简(号慈湖先生)曾在此筑室讲学，特改名为“慈湖”。南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县令金昌年组织疏浚，湖中筑堤建桥，分东西两湖。清代乾隆年间，县令胡观兰再疏，并在堤上造了个飞檐翘阁的 “师古亭”，加上湖旁原有的普济寺、德润书院、慈湖书院、谈妙涧等胜迹，人称 慈城名胜首推慈湖，该当之无愧了。
　　慈城镇地处东海之滨，东距宁波老市区约19．2公里。应家祖宅位于镇西 的一条名叫太阳殿路的街巷旁。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采访史齐瀚奏 置慈溪县，第一任县令房琯，迁县治至慈城，归明州(即宁波)管辖。1954年10月，慈溪县迁址慈城三北地区的游山，慈城镇剀归作余姚县。1960年10月划归宁波市郊区，1984年又随郊区划为江北区。慈城是目前宁波市江北区最大的一个建制镇，也是江北区西部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应氏的先世，据传出自汉朝河南汝南郡的名门。西晋末年，先是有延续十 几年的“八王之乱”，紧接着又有匈奴、羯、鲜卑、氏、羌——当时称作“五胡”的五胡之乱。乡人为避战乱播迁江南，其中的一个分支散播至浙江沿海一带，这里面便有后来成为慈溪县大族的应氏一脉。
　　应昌期的祖父应嘉祥，以篾竹加工为业，由于手艺精巧，在当地手工业中颇有名气，人称“阿幻师傅”。生有一子三女，这“一子’’便是应星耀。 应嘉祥为应星耀请了个“开笔先生”。先生姓洪，为前清举人，据说曾在金 华县任过教谕，书画俱佳。应星耀就这样开始了读书生涯，受到古文化的熏陶， 及长，又考入宁波府的旧制高等师范，接受新式教育。
　　其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二十世纪初年各地新式学校纷纷成立，赴日本 留学也成为一时风尚，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①情形 是这样，废私塾兴新学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慈城镇，城廓四隅除了建有正始、藕田、尚志、普迪等4所小学外，城中又有一所名叫“中城”的小学，以后并有东南西北城四所小学及道本小学，“清光绪年间，废科学，兴新学，有志于为桑梓造 福的任仲莘、凌受益、姚蕴之诸先生借孔庙为校址，创办了中城蒙垫，后改为中城高等小学堂。凌受益为首任校长。”②这是1904年以后的事。
　　再说应星耀考入宁波高等师范之后，求学刻苦勤奋，擅长体育及中西乐 器，完全是一派新型知识分子的风貌，更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中城小学校史载： “1911年，毕业于宁波高等师范学堂的应星耀先生，应聘来校执教、两年后举为校长，直至1949年始离校。应先生任校长后，即以新学制改革教育内容，率先增设音乐、体育等课。并冲破封建传统男女分校的观念，吸收女生入学，体现男女 受教育平等。与此同时，积极筹募资金，增添图书和教学设备。由他亲自指导下 的学生军乐队为全省之冠。并以‘诚、谨、俭’的校训要求学生。因之声誉鹊起， 班级迅速增加，学生达五六百人，为适应远道慕名来校学生的需要，还接收了 不少寄宿生。1929年，浙江省教育厅视学郑彤华在视察慈溪县教育情况后的报 告中说：‘区立中城小学校长应星耀专心办学，学校日见发达，学校组织完备，图书馆、邮政局、小商店尤切实际，成绩蔚为可观。”
　　事实确如校史所载，用现在的话说，应星耀是个开放、开拓型人才，他知道要办好一座学校，还必须引进学有专长的名师来执教。于是他特地从天津聘来 马秀贞(洁莹)女士，倡导用普通话讲授国语课；又从上海洋行里礼聘李文栋先 生来校，开设英语课；最后又将刚从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唐平尘 小姐请到了慈城，作体育教员，真是开风气之先。
　　可以想像，那时的中城小学在慈城镇是何等风光。应星耀自然成了慈溪县 教育界的名人，曾兼任国民党县党部无薪给监察委员等名誉职务。

文如玉

        1916年，应星耀在慈城完婚，娶任秋菊女士为妻，生子八人。长子即为应昌期，以下依次为老二昌立、老三昌仁、老四昌世、老五昌华、老六昌明、老七昌 年。老八幼年天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44岁的应星耀与广大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撩起长衫，愤而抗日，率领中城师生宣传抗日救国，高唱抗日歌曲。1938年秋日的一个晚上，慈城爱国团体在中山路姚家祠 堂举行“保国民大会”，应星耀一跳上台便出其不意地手指国旗说：“诸位，你们看，国旗破了！”在听众尚未领悟的一愣中，他的演讲词便如江河奔腾：“国旗代 表国家，大家爱国就必须爱国旗。国土沦丧意味着什么呢？不正是象征着国旗 的破损吗？同胞们，还有更严重的事实是，如果一旦做了亡国奴，就再没有国旗可挂了！”
　　1939年4月13日下午，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掠过美丽的慈城上空，开始对慈溪县县政府的所在地，慈城孔庙及慈湖中学等处实施狂轰滥炸，中城小学 也遭劫难，当时作为校舍的孔庙大成殿等不少校舍被夷为平地，不少同学惊恐 得嚎啕大哭。应星耀临敌不乱，一边以其富有激情的讲演不断鼓动学生，一边紧急疏散，将学校搬至东郊上岙东山庵(另一部分在西乡东岙徐家祠堂)上课， 师生早出晚归，环境万分艰苦。应星耀仍时时不忘以爱国精神教育学生，音乐 课上，他以热烈的爱国之心，挥臂指挥，教唱救亡歌曲：“二十八省，二十八省， 热、察、绥、晋、陕、甘、冀、鲁、豫……”让同学少年牢牢记住，中国是有二十八省的泱泱大国，怎能容小日本的铁蹄长久践踏！
　　1941年4月21日，慈城沦陷，山河于呜咽中失色。日寇除盘据城区外，还 屡犯乡间，清乡扰民。应星耀不愿自己的学生受敌人的奴化教育，就避乱去了 上海，先在当时英界新闸路上的一家学校教书，不久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寇开进租界，应星耀又毅然辞去教职，由中城小学的校董、也是应星耀 金兰兄弟的任士刚(上海五和织造厂老板)安排，进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任人事 科长。当时，在上海的原中城学生如王贤枋、何平诗、秦师娄等常去拜访。国难 中师生聚首，共叹国事，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45年9月3日，日寇投降，国土重光，应星耀立即于当月返回慈城故乡。见中城小学到处断垣残壁，便辛勤奔波，筹募复校基金。又得到任士刚哲嗣任秉道的鼎力支持，修复校舍，即行复课，仍任中城小学校长。其时学校还得到已在台湾发展的应星耀儿子应昌期捐赠的几百把礼堂椅，任士刚捐赠的钢琴等，中城小学在应星耀的积极奔走中恢复得比战前更风光了。
　　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入城，时势很快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私立学校转为公立，中城小学由人民政府接管。应星耀遂携妻离开家乡，辗转抵达台湾，依子(应昌期)生活，直至1968年农历8月26日去世，享年75岁。
①《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第四册1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②《重建中城小学落成纪念册》，第11页，中城校友会，1991年

文如玉

少年围棋手
　　 应昌期6岁上学，因为父亲在中城小学当校长，所以上学前他就有很多 机会在校园玩耍。应昌期小时候身体并不很结实，比较瘦弱，但长得非常清秀、 可爱。亲友们平时总夸应家的大儿子长得很俊秀，有灵性，现在来到学校，老 师们自然更爱逗他玩乐。大约是因为校长本身是位杰出的体育和音乐教师，加 之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其它娱乐活动，所以当时校内棋风很盛，休息时间常见有 教师团坐在树荫下走围棋。应昌期见了，像是有磁力吸引，一双小眼睛只是盯 着枰上的黑子白子来回厮杀，看半天也不厌烦。下棋的老师们颇为诧异，有一 次便捉着他问：
　　 “你看得懂？”
　　 “当然懂啊。”
　　 “敢不敢坐下来下一盘？”
　　 “敢！”说完就真的坐下来开始与老师对弈。
　　 请记住，那一年应昌期才5岁。

　　 应昌期的围棋生涯自此开始。学校的那些先生们变化着着法引他下棋，先 …让20子，看看应付裕如了，改让16子、9子、5子，最后居然打成平手。这令学校的那些先生们无不啧啧称奇，说校长的大公子看来有点天赋，长大了说不定是个人物。后来还出了件奇事，更令大伙对这个小小应昌期刮目相看；其时镇上有位叫唐伯痴的，新昌人，三十来岁，琴棋书画样样喜欢。听说中城学堂出了个“小棋王”，将信将疑，一日便特意带了一副从云南捎来的高级棋子，点名要会会这位小棋王。少年应昌期也不怯阵，大模大样地与唐伯痴对弈起来。唐伯痴欺其年小，先让其4子，结果输了；接着是一个不让，又输。最后倒过来是应 昌期让4子，还是输。气得唐伯痴发誓今后再也不摸围棋了。

　　 1998年8月18日，应昌期的秘书姚祥义抵沪，与笔者谈及应昌期对童年的回忆。应昌期曾对她这么说：“围棋没什么好学的，我一生一世都没学过。小时候就是见学校老师在树下着棋，觉得蛮有意思，多看看慢慢就学会了，完全是无师自通嘛。”

　　 这种情形，自然会引起其父的注意。应星耀内心高兴，却并不喜形于色，只是默默地叫过儿子，让他站在自己面前，问道：“你晓得我为何给你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吗？”
　　 “晓得。‘昌期’就是‘昌棋’，爹是让我长大后昌盛围棋吧？”
　　 应星耀看着眼前抬起头来的那张圆圆小脸，看着明亮发光充满着个性智慧鸟溜溜的小眼睛，是多么聪颖、活泼、可爱，内心着实欢喜，于是就对昌期讲了一番围棋如何不凡的道理，鼓励昌期好好学棋。

　　 1928年，12岁的少年应昌期参加当时慈溪县的全县围棋比赛，一举夺魁，成了名播乡里的少年围棋手。

　　 同时他还爱好书法、金石，小小年纪即能写得一手好字，深获书法名家钱罕先生的赏识，收为学生。钱罕，字太希，慈溪人。据传钱罕原名钱富，少年时曾求学于书法大家梅调鼎(1839—1906)，梅一听其名便皱眉头：“贪财思富，沽名钓誉者，岂能成大业乎？”钱富受教，便改钱富为钱罕，克勤求教于梅调鼎，终成 名家。应昌期又受教于钱罕，自然是学业大进。又喜打乒乓，在校读书时，曾两次夺得全县冠军。

　　 应昌期自幼好学，但不死读书；他不墨守陈规、勇于创新的脾气可谓是与生俱来的。9岁那年，他认为当时通行的学生字典编得不好，查阅不便，很多内容又不通用，素有大志的应昌期便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张衍庆，关起门来细细琢磨，并动手新编小学生字典。小学生编字典确是创新豪举，几乎令 人难以置信，但以后据他的四弟应昌世回忆，当年他看过大哥所编字典的手稿，确实有模有样，字也写得很好，父母亲都舍不得将这些手稿丢掉，一直保存完好。后来因抗日战争躲避轰炸逃离乡间，照管不及，以至那批珍贵的手稿也星散了。

文如玉

父亲和母亲
　　父亲应星耀是个恂恂儒者，为人正直、清廉，态度十分谦和，所以全城的 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号称“应半城”。他虽然只是中城小学的校长，一介书生，但镇上有什么难解的纠纷，甚至夫妻失和、妇姑勃溪、兄弟阅墙，也来找他倾诉， 讲明原委，请他仲裁。当时中城小学已有些青年教师在参加地下党活动了，与 外党有联络，应星耀看在眼里，心里清楚，但并不干预。直到知道已经有人上了 国民党的黑名单，风声很紧了，他才偷偷地将对方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说一 句：“年纪轻轻的，不好好教书，去搞什么外党，当心吃铐子！”然后连夜让他们出走。　　 　
　 　但对应昌期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数他的母亲，任秋菊女士。这是一位意志非常坚强，克勤克俭，聪明干练，明白是非，严于家教的旧式女性。应昌期的个性、人生观受到母亲的影响最大。　　 　
　 　任氏一生未念过私塾，却深明大义，千辛万苦地撑持着这个家。7个儿子，张口要吃饭，伸手要穿衣，还要让他们读书受教育。谈起当时家庭不裕子女众多情况，应昌期夫人唐平尘就深有体会。她回忆说：“当年婆婆为她的7个儿子 纳鞋底、做鞋，从大到小总是手上一双小的还未做好，老大脚上的那双已经踢破了。”
　　还有应昌期的世交，老朋友任秉道先生也曾说起这样的一件往事：抗战前 夕，大约是应星耀先生实在感到教书太清苦了，薪俸不敷家用，所以就请了一位代理校长在慈城主事，自己跑到上海，在我父亲任士刚开办的东方霓虹公司 担任经理，深得同仁爱戴，工作了一段时间，总算多赚了一点钱。后来因为慈城 这边工作需要，只得又回到中城小学当校长。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应家当时的经济的确相当拮据，否则，像应星耀 这样热心教育，做事又十分认真的人，是不会随便放下学校这副担子去上海 “打工”的。
　 　任氏也许看到家中人口众多，只依靠丈夫薪金度日，所以内心一直有一种自强不息、力图振兴家道的意志，而且十分强烈地将这种意志灌输到了长子应昌期身上。她对应昌期竭尽全力进行教导，希望他好好读书，学点真本领，将来好做一番大事业。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穷人志气高，不好也会好”，以此教育应昌期。又常以民谚：“长子勿得力，苦到脚骨直”来激励应昌期。看到隔壁邻舍常常吃老酒，搓麻将，通宵达旦，她便会说：“这种人家不会好咯。”以此忠告应昌期。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迫切的期望，因此任氏对于儿子在课业以外所取 得的成就一概视为“闲活”，不予置评。应昌期小小年纪参加全县围棋比赛，绞尽脑汁，力克群雄，获得全县围棋冠军，喜孜孜捧了奖杯给母亲看，母亲却是兜头一盆冷水，说：“书不好好读，这种闲活再好又有什么用？”有一年冬天，应昌期参加全县乒乓比赛，一番拼搏，汗流浃背，又得了全县冠军，满心欢喜地拿了一座小银盾给母亲看。应昌期从后门进入厨房，母亲正在准备旧历过年的小菜，所以只瞥一眼还是说：“这有什么用？”昌期的外公说他“头似萝卜，一世劳碌”，这一点应昌期相信。家中这一大群弟弟，最终要靠他这个老大帮助，带他们成长，读书，就业，顺便说一句：昌期的外公当年在慈城大北门开一家石店，家道小康。昌期、昌立、昌仁兄弟与两位舅舅年龄相仿，同在中城小学读书，因此外公家和中城小学是昌期兄弟幼时最常去的地方，也经常是在外公家吃了饭后再回家的。　　 　
　　应昌期回忆：母亲从来没说过我聪明，总说我笨，笨，笨。母亲教我说，叫化子来了要快快关门，而我却老是跑去将门开开，还尽可能给人家一点钱或饭 菜。母亲有一次煮了一碗桂圆蛋，关起门让我快快吃掉，才吃几口就听老二昌立在外面咚咚敲门，说阿哥你在房里做啥？我说没做啥，只不过吃一碗桂圆蛋 。莎士比亚说：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也许正是童年困苦生活的煎熬、母爱的滋润以及父母、师长的深切期望，使应昌期很快成长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自小我心里就有一份强烈的责任心，要创一番事业，要撑持这个家。　　 　　
　　小学毕业后，应昌期升读于慈湖商校。一年后商校结束，改为师范。应昌期因为家境清寒，未能深造，就遵父母之命，远走他乡，去上海另觅生计了。那一年他16岁。

文如玉

远走上海
　　1932年春，应昌期怀揣父亲写给其金兰好友陈润水先生的信，只身登上沪甬客轮，远走上海。

　 　　随着时代发展，时空概念也在急剧变化。现在宁波人看上海，坐飞机半小时可到，就像在家门口附近，但三四十年代宁波人到上海学生意，那可说是出 远门了。如所周知，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要经过东海的大戢洋，所以那时流传 一句歌谣，谓：“大戢洋洋，忘记爹娘”，极言上海之远以及上海市面之大。　　 　　

　　从慈城走出的少年应昌期，能被上海接纳吗？能够谋得一宫半职吗？家乡的亲人们真是为他捏一把汗。　　 　

　　坐在轮船上的应昌期又何尝不是心中忐忑。自小到大没有离开过父母半步，如今独自一人，面对漆黑的洋面，举目无亲，心里不禁又回响起母亲临行前 的教诲：“昌期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总要争气，跟着先生好好学，跟 着师兄弟努力做，千万别做回汤豆腐干。要咬紧牙关，学满三年，有了真本事， 在上海立稳了脚跟，娘也就放心了。到时候如果还能带一两个弟弟出去，那就要烧高香啦！”一想到家的困顿，母亲忧愁殷切的面容，昌期的双眼就湿润了。他在心底默念着：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自立自强出入头地。

　　应星耀在慈城的朋友不少，其中有三位相交最厚的，即任士刚、陈润水和秦润卿。应家与任家的友谊自上一代就开始了，可谓通家之好。到这一代，任士 刚是中城小学的校董，应星耀是中城小学的校长，自然与之过从甚密。再往下一代，任士刚的儿子任秉道，其时也在中城小学就读，与应昌期、应昌立同学。 虽然昌期比秉道高一级，但昌立与秉道却是同班，所以放了学，三人还是经常 玩在一起的。　　 　　

　　秦润卿较应星耀年长，出身贫寒，自小靠母亲教养成人。16岁只身闯荡上海，进福源钱庄学徒，很快发迹，后来成了近代著名金融家，热心公益，提倡教育。为报答母亲，曾在家乡慈城建造小型花园洋房“抹云楼”，作为藏书楼以纪念母亲。同时，中城小学经费拮据，除任士刚外，秦润卿也多有资助。又见应星 耀家庭食指纷繁，负担甚重，因与应星耀交厚，所以便及时建议让应昌期辍学 去上海学金融。可能是秦润卿成功的先例让应星耀砰然心动，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此时另一好友陈润水正在上海，并担任着天津路统源银行的行长。应星 耀随即修书一封，将自己的儿子郑重作了托付。这才有了应昌期的这一趟远行。

　　且说应昌期到了上海，从十六铺轮船码头寻寻觅觅，一直走到天津路的阜昌里，进入统源银行，拜见陈润水先生。润水先生看了好友的信，心里有数，但仍想考考眼前的这位小世侄：“昌期啊，你商校都没毕业，就想来上海做银行？我倒想问问你，记帐会吗？ 打算盘会吗？”“不会，还没学过。”应昌期老实地回答。但昌期是何等聪明的人哪，眼珠骨碌一转，马上就悟到了这位陈伯父的心思，所以随即跟上一句：“不过，我可以边做边学，不难的。”润水先生笑了。几句话让他知道这位世侄很有见地，决非等闲之辈，于是就为他安排了一位好老师，让应昌期跟鲍英甫先生学习银行业务——鲍氏毕业于金陵大学，是当时统源银行里新派的高级职员。鲍英甫见昌期天资聪颖， 又勤奋好学，十分赏识。应昌期毕竟是从慈城出去的，自小受过母亲严格的教育，知道做人必须勤谨 的道理，自觉地不靠行长的牌头，决心从练习生做起。银行业务忙碌，天天都有成车的资料、钱钞、账册等货物进出。应昌期眼到手到，总是不惜力气地将资料背上搬下，完了又将办公室打扫干净。这自然引来了银行上下众多赞许的目光。　　 　
　 　当然，他也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他看人家坐柜台谈业务，看人家写字算 账，也想学，更想跻身管理者的队伍。鲍先生心里有数，干了几个月后就开始教他 银行业务。记账、打算盘这些基本功应昌期几乎是一学就会，所以不到三个月，鲍 先生就放手让应昌期轧账了：银行下午3时半打烊，应昌期收集当天进出的所有 单据传票，进多少，出多少，利息多少，一笔笔拷拢对齐。那十八档算盘在他手下 就如有魂灵一般，的的笃笃，一会儿就将乱账理得煞煞清爽。再半年，整个银行的 月结算、年决算也由他做了。成本会计是比较难的，应昌期以前并未学过，那时市 面上也无现成教材，所以完全是靠他细细琢磨、观察、思考、体会，无师自通地一 路做下来的。有人谓昌期：“对银行业务，悟性特高，尤其对会计实务，可谓闻一知十，无所不谙；日常工作，辄游刀有余。”诚如是也。再说统源银行行长陈润水先生，开始时并没有想到这位从宁波乡下来的小世侄能精通银行会计业务，所以只是碍于鲍先生的面子，答应让应昌期练习练习，反正年青人想学点真本事总不会错的。不料这放手一练却真的让这位小世侄 成了气候，好在这位当时沪上金融界资深人士陈润水先生相当开明，并不太计较 学历出身之类的俗套。由于那位小世侄的确很有本事，所以不久就将他升级为正式行员，并放手让他做账了。这一做就直做到从上海去福州之前。

　　应昌期有时自己回忆也真是命苦，就像外祖父所说的：“头似萝卜一世劳 碌”。这不，小小年纪背井离乡，远走上海，吃尽苦头，刚刚站稳脚跟，第二年二弟昌立便由他带到上海谋生，做什么好呢。挽亲托友，费尽心机，总算在上海市银行 找到一个位子，也当了银行的练习生。这是1933年的事。　　

　　这一年应昌期才17岁。

文如玉

围棋·书法·小提琴

　　旧时代宁波人心目中的大上海，真正是“灯红酒绿，十里洋场”，好玩得很，邻舍间偶有人去过上海的，回来说东说西，着实令人眼红。应昌期只身来到上海当练习生时，正是最活跃最好奇也最爱玩的年龄，面对霓虹闪烁、衣香鬓影的十里洋场，他能守住寂寞吗？
　　此后的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没有忘记师长的谆谆教诲。他守住了。
　　白天银行上班，忙里忙外，全身心投入，真正是目不斜视，心无旁骛。银行下午3时半打烊，他忙着整理单据、下账，边做边学，将银行会计的业务知识牢 记在心。吃好夜饭，回到宿舍，他也不去沾染外头的灯红酒绿，一心想多学点本 事。经常练习的，大致有这样三件：
　　一是小提琴。三十年代即使在上海，小提琴也是一种比较高贵比较罕见的西洋乐器，一般直接以英文音译称之为“梵哑林”，会拉提琴自然是一种身份与 学识的象征。应昌期的父亲擅长中西乐器，自己就有一把小提琴；应昌期想继 承“父业”，学会拉琴，所以将父亲的这把提琴随身带到上海重新胶合修理，每 天晚上在寝室里吱吱嘎嘎的练习。只是好像天生与音乐无缘，他的身上没有其 父这方面的遗传因子，“音乐细胞”不发达，提琴拉了一年也没多少长进。当时 跟他住一间寝室的一位小师兄名叫乐秀纯的，是镇海人，宁波同乡，与应昌期 差不多年纪，平日两人相交甚厚，所以一直忍耐着。偏偏应昌期做事一向认真， 认准了目标会坚持做下去。学提琴也是，他不像别人学玩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是非常韧性的，平时练习，直拉到乐秀纯躺进被窝里要睡觉了也不歇手， 乐忍无可忍，甚至连“你这梵哑林再拉下去我要同你拼命了”这样的话都说了 出来——这是1998年8月应昌世在宁波亚洲华园宾馆回忆他大哥时说到的。据说后来乐也到了台湾并由应昌期介绍进台湾银行做事，两位老友不时见面。回忆起年轻时的一段岁月，乐秀纯就说：“咳，那时候我啊天不怕地不怕，就 怕听见你拉提琴。实在是烦死了，所以就同你吵，吵得你放下提琴为止。”说罢 两人大笑。
　　大约是应昌期自己仔细衡量过了吧，提琴学了一年，知道音乐与自己无缘，只得放弃了。据应昌世回忆，他大哥后来还放弃了网球和美术。可见应昌期这人是比较务实的，明知完全达不到的事就不强求。
　　二是书法金石。书法倒是有点家传的根底，上学后课余每天习字，父亲指点，看其习字是否用心用力。小小应昌期紧握毛笔，端坐书桌，于战战兢兢中用 心习字，临趟孟俯体，笔力渐进。后其父将他引见给慈溪的一位书法名家钱罕先生，很得赏识，并悉心指导之。
　　到上海后，工作、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应昌期又展笔研墨，写起字来。当时打听得上海有位书法家，名趟叔孺的，擅长趟俯体，正合自己的路数，应昌期便有心想去趟府拜师。
　　趟叔孺(1874—1945)，鄞县人，原名润祥，字献忱，后改名趟时榈，再改字趟叔孺，早年从政，辛亥革命后旅居沪上，以金石、书画谋生，与吴昌硕、齐白石、王福庵、黄士陵合称“民国印坛五大流派”。1999年蓝溪子撰《甬上书画》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提到：“晚清的梅调鼎、趟叔孺都是一流书法家。其中趟叔孺与浙西吴昌硕齐名，人称吴昌硕为‘太阳’，而称趟叔孺为‘太阴’。”总而言之，至应昌期抵沪当练习生那年，趟老先年已年近花甲，书法艺术日臻炉火纯青地，自号“二弩老人”，名气大得不得了，至今宁波天一阁还藏有道老的书法作 品；又据说此后誉满我国书法界的陈巨来、方介堪、沙孟海等都是赵氏门人。小小年纪的应昌期还真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拜趟叔孺老先生为师。
　　怎么办呢，自己年轻，又无钱(练习生的收入只够生活费)。要知道，过去拜师学艺是要付一大笔礼金的，但应昌期那时从统源银行所在的上海天津路到趟老先生所住的四川北路一个叫三福里的宅第，单程6公里，来回12公里，连公交车都坐不起，就只能辛苦两腿一步步地量过去——应昌期幽默地称之为 “搭11路汽车”。
　　一趟二趟三趟，应昌期的韧劲终于感动了趟府的门人，他答应送应昌期的书品让趟老先生“过过目”。不料趟先生一看，竟击节赞赏，自己破了“不收门生”的规矩，决定收应昌期为关门弟子。
　　应昌期拜师学书法，倒是正正规规的，先扶趟老先生在太师椅上端坐了，点起香烛，一跪三叩头，行了拜师礼。当年趟先生门下另有一位门生，叫陶寿 伯，应昌期随即认了师兄。陶后来也辗转抵台定居，成了台岛著名书画家。画以 梅花见长，师兄弟仍时有交往。
　　就这样，应昌期每晚下班后，从上海黄埔区天津路步行到虹口区三福里的趟先生宅弟学书法，一礼拜五趟，风雨无阻。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老夫子的这段语录用在应昌期身上倒是十分贴切，正是少年时的劳碌奔波，练就了他的一身钢筋铁骨和不屈意志，成年后不论是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还是创业维艰的日夜辛劳，一切仗着年轻时打下的底子。与学提琴失败的经历截然相反，应昌期师从趟叔孺先生学习书法金石，倒是大有长进，并且这一点本领也令他终生受用不尽，有两件例证： 一件是应昌期考入福建省银行，临去福州前到趟叔孺先生府上告别，趟先生很为感动，当即手书一条幅馈赠。此条幅应昌期从上海带到福建，即使逃难 时也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去台湾发展，自然又带到台湾。八十年代回归，应昌期从台湾来宁波家乡慷慨捐巨资兴学也投资办实业，在宁波市区繁景花园建造了一幢别墅居住，趟先生的条幅又越过台湾海峡，挂到了应昌期宁波居室的书房中，上书： 升高必自下 谨始惟其终
　　题款为“丁丑三月”即1937年的4月。又题：“昌期仁弟天资聪敏髫年即喜擘窠书”及“癸酉从余游字学猛进。”“癸酉”即1933年，正是应昌期抵沪第二年向趟叔孺拜师学书法的时间。
　　应昌期前半生有一段岁月携妻将雏，颠沛流离，丢掉了不少东西，唯独趟老先生的这一条幅再苦再难也没丢。考其一生的行迹，先生送他的这两句话确实是使他“终生都受用不尽”，更怀着感恩之心。
　　另一件是应昌期因为有了少年学书法的底子。所以别看他学历不高，倒是写得一手清秀好字，凡他手书的不论是公文便签还是私人函件，看到的人总是喜不自禁，连赞“好字好字！”四五十年后，他写的一纸批文让时任台湾“行政院”秘书长的王昭明先生见到了，大为惊诧，并从字面上揣想出写字的人必会有一副好脾气。王昭明闲暇时也喜手谈一盘，以后便与应昌期逐渐熟悉起来，相熟后发现原来应昌期脾气急躁，与书上得来的印象全然不符。王昭明禁不住好奇，得着机会便问应昌期：“先生书法宗趟体，柔媚动人，何以性情如此倔强，令人生畏？”
　　应昌期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不急不忙说出一番话来，让王昭明叹服，并一时传为美谈。
　　他说的是：“书法乃老师传授，性情则与生俱来，如为取悦于人而将个性改为柔媚，倒不如放弃书法。”
　　又据应昌世回忆，从前大哥应昌期给二哥应昌立的信，大都用毛笔手书。每来信，二哥便喜获至宝，必小心作墨宝珍藏之，且几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那些用毛笔手书的信件现在由应昌立的儿子应仲艺收藏着。因书法而加深兄弟、亲友感情的事，亦是千古少有。
　　三是围棋。前面说过，应昌期在慈溪有“小棋王”美誉，小小年纪便常与中城小学数学老师周志庆先生等下围棋，12岁又夺得家乡围棋比赛冠军。在商校求学时，常到学校不远处的普济寺，向定法老和尚讨教棋艺，还与海军舰长、围棋爱好者王梦丹老先生会棋，成为忘年交，昌期便以为自己棋力不凡，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谁料一到上海，偶遇围棋名家魏海鸿先生，对弈落得惨败，始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更懂得学无止境的道理。于是一头扎入艺海，悉心钻研，以求猛进。逢礼拜休息，一不逛街，二不玩乐，常步行至上海虹口日本人所开的专业出售围棋书籍和棋具的书店浏览，见日本棋具制作精美且规格统一，留下深刻印象；又常去日本人的棋院下棋，除发现自己棋力不足之外，还有另外的惊人发现，而且这一发现还多少改变了他的部分的人生道路。
　　原来围棋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本是滥觞于我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的，不料流落民间后，逐渐异化，不仅进入茶馆酒肆，甚至也有人以此为赌博工具，每下棋噼啪之声四起，旁边围观人群吆喝支招，下棋人或坐或蹲，或将一腿支于凳上，极不文明。应昌期初进日本人棋苑，眼睛为之一亮，原来他们不仅所使用的棋桌棋具棋子都有统一尺码，而且对弈者更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每落子轻柔枰上一推，不发半点声音。总之，规矩大得很。应昌期心中感慨万端，当时就萌生起一个强烈念头：我将来如果有钱，别的可以不干，但围棋改革的大事一定要做！这个念头是如此的强烈，以后更发现原来东洋人不仅下棋有规有矩，而且每有心得都笔记下来，一些著名的棋局更是仔细记录，排成棋谱出版。应昌期以有限的收入广为收集日本人所写的围棋著作，有空便悉心研读，同时面对棋盘一一摆谱，务必读懂。所以在上海的4年的银行生涯，不仅学到了谋生本领，而且书法、棋艺均大有长进，为今后的成长道路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文如玉

唐家大小姐

　　上海闵行镇上住着一户人家，是做麦芽糖生意的。老板姓唐，名廉夫，生有一子二女。长子名叫唐金海，两位千金，依次名唤唐金凤、唐金鹿。

　　唐金凤6岁那年，其父出于扩大生意的考虑，将全家搬迁到了闵行郊区，唐老板在那里置房买产开起糖坊来——自己制作麦芽糖，然后批发给商贩，生意蛮不错的。

　　过去有身份人家的女孩讲究幽秀，讲究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淑女风范，规矩重得很，只是这些规矩到了唐家大小姐唐金凤身上却统统不起作用了——她的性格是从小好动，像个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更何况她的妹妹金鹿 比她小5岁，哥哥金海又比她大7岁，三人根本就玩不到一起去。因为家在闵行郊区，所以唐金凤很快与左邻右舍家的男孩子们玩在了一起，呼啸奔跑，上 树捉知了，掏鸟窝，开心得很。不久，唐金凤小姐小学毕业了。先是报考松江女师，谁知不多不少，离录取分数差了1分，未考上。后来改考“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因其能跑善 跳，所以一考便中——这倒非常符合唐小姐的心意，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 喜欢跑跑跳跳，不爱动脑子。”如此在东南体专快快活活地念了三年书，于虚岁二十那年轻松毕业。

　　真是凑巧——唐金凤在上海东南体专毕业那年，齐巧赶上慈城中城小学这边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建校三十周年庆典事宜。前面说过，应星耀主持校政，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内容，率先增设音乐、体育等素质教育课程，另一方面又冲破旧观念，吸收女生入学。此次为准备三十年校庆活动，免不了要排练大型体操及舞蹈、歌咏等节目，所以便又特地发函至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函商该校分派一名毕业生来中城任教。东南女子体专接函后非常高兴，当即决定选派一位名唤陈淑媛的女生去中城小学工作。

　　谁知陈小姐不很乐意，因她是南通人，自然很想留沪或去家乡附近的城市工作。巧的是陈小姐与唐金凤同住一室。当时的格局是一室住四人，她们这一寝室，除唐金凤是上海人外，其余三位陈淑媛、黄婉、范云云都是南通人。陈小姐得到分配消息后心中不快，回到宿舍与三位小老乡嘀嘀咕咕；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唐金凤一听有此机会，马上跑去向校长主动请缨，说自己愿去慈溪中城小学工作。校长听了大为惊诧，说：“你是上海人，不是已决定留你在上海工作吗？”唐金凤说：“不，我不高兴在上海工作。上海有啥好　的，除了楼房就是马路，礼拜天最多看场电影花头。我这人生性好动，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陈淑媛不高兴去，我去好了。”一席话说得校长张口结舌，心想学生中怎么还有这样的奇女子！一个不愿去一个积极争取去，真是再好不过，所以马上答应了唐金凤的请求。

　　放学后回到借住的上海堂阿姐家，唐金凤兴冲冲地将毕业分配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四姐，本想得点鼓励，谁知四姐一听，气个半死，双手插腰駡唐金凤道：

　　“蛮好分到上海，在虹口教书，有啥不好？偏要争着抢着到宁波！晓得慈溪在啥地方吗，慈城又在哪哼？乡下角落头啊，搅七念三侬跑迭种地方去作啥？真是憨大！”（宁波方言“侬”为“你”，“憨大”即“呆子”）

　　唐金凤耐心听完四阿姐的数落，却只在心里嘻嘻一笑——她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哩，反正年轻的那颗心啊，早已飞得远远的了。

　　不过她还是粗中有细的，老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就趁着去新地方工作之前，自说自话地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唐平尘”——尘世间一个唐性平凡女子之意。

　　据说其父唐廉夫看了女儿自己起的这个大名，觉得颇有意思，也就默认 了。

　　总之，唐金凤已经改名了唐平尘，而且正在打点行装，准备离沪赴任，去慈城中城小学教书了。

　　谁料这一去，却引出一段佳话。

　　这是1934年夏天的事。

文如玉

千里姻缘（上）

　　1998年的金秋十月，83岁高龄的唐平尘女士自台北飞抵宁波，在繁景花园她自己的家中小住。
　　谈起往事，老太太仍是有点惘然，摇着折扇说：“我与昌期的婚姻，说来也真是奇怪。他在慈城长大时，我生活在上海。我到慈城教书时，他却到上海学生 意去了，好像碰不上头嘛，但最后却成了夫妻，莫非真是月老牵的红丝绕？”又说：“我过去是不大相信人世间有姻缘这种事情的，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跟昌期妤像是有缘份的……”
　　1934年8月，正是炎炎夏日，上海十六铺轮船码头，来了位手提藤箱，着白色短衣裙和白色网球鞋的上海小姐。她登上宁绍轮，满怀憧憬地奔向她自己选择的目标——宁波慈城中城小学，去实现青春的理想。
　　慈城地方，相对上海来说还比较保守。听说中城学堂来了位上海小姐教体育，更兼衣着前卫，年轻活泼，风头很健还会骑脚踏车，着实引起了一道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只要小唐先生带班上体育课，操场必有市民围观。小唐先生天性 活泼，逢假日还常常带学生出外郊游。她骑脚踏车。学生前横档上坐一个，后面 书包架上挤一个，笑语盈盈地骑车过市，更令当地百姓啧啧称奇。除教体育外，小唐先生兼教算术及中高级音乐等课程；课余则组织学生活动，排练舞蹈、大合唱等等，将学校气氛搞得非常热烈。《中城小学校史》载：“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奋起抗日，广大师生满怀爱国激情，四处宣传抗日救国，我校童子军在唐 平尘等诸位老师指导下，演出《以身许国》和《山河泪》等抗日短剧，激发民众爱 国热情。”从中也可看到唐平尘活跃的身影。当然此是后话，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唐乎尘8月抵慈城赴任，应昌期10月从上海回慈城老家探望父母，两位青年男女就这样不经意地碰面了。
　　其实应昌期和唐平尘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极其偶然：应昌期自沪返抵慈城后匆匆去中城小学拜见父亲，其时作为校长的应星耀正站在大成殿前与唐平尘谈工作，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将儿子介绍给了唐平尘，说：
　　“这是犬子，应昌期。从上海来家探亲的。，，
　　又朝昌期说：
　　“这是我特意从上海请来的老师，唐平尘小姐。，，
　　二位年青人互相致礼，说声“久仰久仰！”就算认识了。其后数天应昌期在 老家反正闲着无事，所以就常去学校找唐平尘聊天。像唐平尘这样的上海小姐，飒爽英姿，名动慈城，又兼蕙心兰质，淡秀天然，自然很得应昌期的爱恋。而唐平尘对应昌期也是十分倾心，觉得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有志向有才气，年轻轻便敢独自闯荡上海，与自己的志向十分接近。在不断的接触中又了解到昌期写得一手好字，而自己天性活泼疏于功课，便虚心求教，业余时间也练起书法来。当然像她那样天份较高的年青女子进步是很快的，应昌期稍加指导即豁然开朗，一手趟体也写得蛮有样子。后人每每奇怪应昌期夫妇俩既非青梅竹马又非同窗共师，为何手书的字体差不多？原因盖出于此。
　　从1934年10月相识到1936年12月订婚，他们相恋时间很长。以后应昌期又回上海统源银行任职，除过年外很少有机会到慈城老家来，倒是唐平尘因是教师，所以学校寒暑假期间都回上海，而且仍借住在四姐家。昌期吃好夜饭便到唐平尘的四姐家与唐平尘相会，二人或逛马路或到隔壁的东南电影院看电影，非常甜蜜。星期日结伴到闵行看望父母，或者约了几位小姐妹一起到乡下的同学何逸仙家小住。顺便插一句：唐平尘在东南女子体专读书时与王雅云、何逸仙、冯秀英三小姐妹最为要好，戏称“死党”，现在昌期成了死党的男友，大家自然对他优礼有加，所以这一段日子对应昌期来说着实快乐、难忘。总之，应昌期、唐平尘从相识、相恋至佳偶天成，一帆风顺，自然没有话 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双方父母的态度，据说任氏对儿子的这一桩婚事倒是有点看法的，因为照生辰八字排下来(唐平尘生于1915年3月15日，应昌期生于1917年10月23日)，女方比男方大了二年零八个月，这合适吗？好在应星耀思想开明，他觉得对子女婚事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女比男大二年又有什么关系？ 一家之主拍了板，任氏也不计较，于是一起商定了订婚事宜，一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唐平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与应昌期在慈城小北门名胜宝善堂订婚的日子——因为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而且这天正好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放蒋回南京 的日子。“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回南京。26日中午12时到达南京。”⑥ 这是1936年的12月。他们在宝善堂，只听外面鞭炮声大作，鼓乐齐鸣。 唐平尘原先以为是为庆祝订婚，一听是响彻全城，就感到有点不对了，后来有人告诉说是“委员长”回南京了，各界正热烈“庆祝”呢，这才恍然大悟。但心理还是很高兴的，觉得自己订婚能遇上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大吉大利的好事。
　　那是星期天的上午，订婚仪式圆满结束，众亲友高高兴兴地离开宝善堂， 应邀去喝订婚喜酒。席设中城小学餐厅，离开中午开宴时间尚早，于是便分散坐于各处休息。贺客中有冯姓姐妹俩，妹妹长得纤巧，其姐却是又高又大，胖墩墩的，交关结棍。（交关，很，非常。结棍，体胖、结实、力气大）还有一位女客，是桂正谊先生的太太，也是体格健硕，长得非常壮实。一伙人拥进应星耀校长设在学校里的寝室，两个胖子齐巧同坐床沿，只听咔嚓一声，竟然会将木床坐断。
　　此事让唐平尘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些疙瘩，似乎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会有什么麻烦似的，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见丈夫昌期的事业节节顺利，且十分顾家，子女又一个个赴美留学，学有所成，这才完全放下心来。就这样，应昌期和唐平尘的订婚可说是极富喜剧色彩，在一喜一忧中落幕。接下来的日子——唐平尘搬入公婆家暂住，应昌期仍回上海做事，平日书信往来传达思念之情。只是自与唐小姐订婚之后，有一道难题始终让应昌期苦思萦怀，挥之不去。
　　是什么呢？
　　说来话长。想当年，应昌期初到上海求职，由于父亲朋友的帮忙，才在上海统源银行落脚，从最基层的练习生做起，一月8块银元的生活费，仅够温饱。后来仗着聪明能干，除日常银行业务外，又学会了记帐、结帐及成本会计，工资也 如雨后之春笋，月月见涨。只是涨得极其有限，到与唐小姐订亲辰光，也就一个月15块银元光景。应昌期很清楚：国人的传统观念，向来是“男主外，女主内”， 即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持家养儿育女，是天经地义之事。现在他们这一对的 情形倒好，恰巧相反——唐小姐作为新一代职业女性，有学历有职位，又在家乡担任高级教师，不仅名满慈城，而且月薪35块银元，又整整高出应昌期一倍以上！
　　究竟谁养谁？面对如此尴尬局面，作为堂堂7尺男儿，应昌期实在有点坐立不安了。以前是每天上班下班，闲下来下棋写字冶印，还偶而拉拉提琴打打乒乓球，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过着快活似神仙的日子；如今一订婚，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自觉背上像压了千斤重担，怎还敢如此悠哉游哉。
　　要改变！要行动！从此应昌期有了压力，开始留意新闻纸上的招聘广告；同时八方打听，寻找机会，期望另起炉灶，尽快找一个至少能超过太太月薪的差使！
　　皇天不负有心人，忽然有那么一天，刊登在申报上的一则不起眼的招聘广 告令应昌期双眼一亮，只见他以拳击桌，站起来，眼望前方——他要去拼搏一番了！

⑥王俯民：《蒋介石传》，第14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

文如玉

连过三关
　　应昌期注意到的那则招聘启事正是福建省银行有意在上海招考三名高级行员的简章，银行开出的待遇优厚，但招考条件也很苛刻：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且同时要求有在银行工作三年以上的资历以及两个资深行 员的推荐书。
　　应昌期仔细读罢，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自己在统源银行的经历倒是满三年了，但是这大学文凭上哪去寻？分明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嘛，慈湖商校才只像蜻 蜒点水那样过了一下，何况即使念到毕业，也不到大学专科的档次。
　　怎么办？
　　如果换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叹息一声了事，不会再作深一步想；但事情到了应昌期身上，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刚毅，顽强，遇事但问是非，不计毁誉，充满了急流勇进、凡事能争就一定要拼全力去争的奋进精神，所以看罢简章，并未灰心，只是 冷静分析屈指细数，发现要实现人生的这一大理想起码要过如下三关：
　　一日报名关。原来福建省银行规定的报考资格为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自己没念过大学，岂不连报名资格也无，更何况考试呢？但再想想又不服气，也不 想放弃这一次进阶机会，于是就毅然跑去报名，主事者果然先伸手要应昌期递 交毕业文凭，应昌期说：“我没有文凭，但我想来考考看。”
　　主事者说：“对不起，规定如此，不能受理。”应昌期拿出口袋里装着的招生 简章，指着上面的条款争辩道：
　　“哪里的话！你们这上面不明明写着：‘或同等学力’，‘同等学历’与‘同等 学力’根本是两种概念，我认为本人经过自学，已俱备同等学力，为何不让我报 名考试？”
　　理正词严，一时间弄得主事者为之语塞，但碍于上司有令，只能对应昌期 表示同情，报名手续仍不给办。应昌期气极，无功而返，回宿舍又细细思量，忽然一拍大腿，说声：“有了！”——你道是他想到了什么？他想起了一件事，真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他从报名处打听到那主考官 正是他老师(即统源银行高级职员鲍英甫先生）的大学同学。这下好了，天无 绝人之路，于是便急急办了三色礼物，先登门拜访老师，求老师出面推荐。
　　鲍先生很喜欢自己这位聪明勤勉的门生，有意帮忙，但心中仍有一些疑问，所以待昌期放下手中茶碗，便含笑问道：
　　“人家指明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方能报考，可见考题不会太浅。你没上过大学，没经过正规训练，能考得出吗？”
　　“我认为能考得出的，经过这些年训练，老师应该了解我的底细，绝对不会丢你面子的。”应昌期侃侃而谈，“何况正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所以更有回旋余 地：考得出更好，考不出算数，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的。”
　　鲍先生点头称是，刚要动笔写推荐信，又忽然停下来追问了一句：
　　“好是好的，只是还有一个关节：我那同学的身份也只是主考，录用权在福建省银行手中。你辛辛苦苦准备着考了，若考不取也就罢了，若考取了对方因你没有文凭而不取，届时又当怎么说？”
　　应昌期心想，这位鲍先生吃了一辈子银行饭，考虑问题果然精细，真可谓 “滴水不漏”，遂正色道：
　　“先生，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考不取是我没本事，以后来日方长，我当从头学起。考取了而对方不录用，我也决不怨天忧人，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再找另外机会。先生如不放心，我可具结保证。”
　　当然，先生是放心的。于是应昌期顺利拿到了先生的推荐信，且主考官也破格同意了应昌期报考。
　　二是考试关。虽是三十年代，上海的人口还没膨胀到上千万，但小小一则招考启事，仍蜂拥引来100余人报名。到正式应考时节，因惧怕考题之难以及 其它原因等，真正进入考场的，仍有84人。考试结果出来，最欢喜的不是别人， 却是应昌期的老师鲍先生，因为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这位学生竟然以优异成 绩进入福建省银行的分数录取线，鲍先生真正是脸上有光了。
　　接下去就要过第三关了，对应昌期来说，这一段时间最为困难：前一段，不管怎么样，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倾尽全力了；而现在，却只剩下了焦 急的等待：自己没有大学文凭，福建省银行能否真正量才录用破格取士呢？上海方面能否网开一面，让自己实现开创新局面的理想，登上人生的另一舞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