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达旺的陷落——一个印度侵华将军的自白》

老八路

译者的话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少将是印度著名的“红鹰师”第四步兵师师长，他在1962年侵华战争的紧要关头，曾代理考尔将军任第四军军长，担任中印边界东段战争的前线指挥官。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详细记录了从上级制定作战计划到各阶段战场的真实情况，掌握了有关战争的大量资料。他认为考尔将军所著的《没有讲过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一书，是为了洗刷他自己的罪责，掩盖了重大的事实真相。达尔维旅长所写的《喜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lunder)，因为他军职较低，许多情况不了解，局限性很大。普拉沙德因印军战败而被撤职，当了替罪羊。他经过二十年的苦思，才下了决心，澄清事实真相，写了这本书，阐明印度对华作战在外交上和战略上的错误和责任属谁。
　　 普拉沙德从作战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总理却主观地一意孤行，下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谁也找不到位置的“麦克马洪线”上建立三十五个据点，并限期完成。尼赫鲁还根据印度情报局的情报，说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会对印还击；他坚持采取所谓“前进政策”，指挥印军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早为我军控制的克节朗河，在我国扯冬地方建立哨所，并向我塔格拉山脊发动进攻。于是侵华战争爆发了。
　　 当我边防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反击时，印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正当印军全线败退而我军可以长驱直入时，鉴于中印两国几千年老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乃下令停止前进，主动宣布停火并单方面把军队撤回到“控制线”，建议印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普拉沙德只得悲叹地说：“至此，印度的耻辱算是彻底了。”
　　 本书系由一位印度将军写的，他对于“麦克马洪线”的看法，特别对于1962年印方向我发动战争的事实，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这对于迄今仍受蒙蔽的印度人民，是有教育意义的，同时，我国不少人，对于印方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幕，也了解不多。鉴于中印两个邻国之间的这个重大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特译出，供参考。
　　 作为当时与中国交战的印军指挥官，作者在书中的某些看法和提法当然是站在敌对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译者为了忠实于原著，基本上全部照译原文，仅对某些无足轻重的议论做了个别的删节。汇苓 [翻译] 1984

老八路

第一章 沿北部边境的纠纷

　　 关于1962年东北边境特区(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简称N.E.F.A，)的“溃败”，已经有很多的论著。但是其中许多是有倾向性的，或是使人误解的，很少是客观的和准确的记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军事史上是不光荣的一页。但是，应该下令作一次彻底的而无偏见的查究，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或者说尚待吸取教训。这份报告，应该公诸于众，这一点还未曾做到。结果，在公众的头脑里，对于东北边境特区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掌握处理，继续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例如，普遍地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而且，在谁应对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负责任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究竟由谁承担罪责，是军方还是政府领袖？个别的作者尽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无助于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团的。
　　 自从中国侵犯我们的边境领土，现在差不多已过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战争中，我在关键的达旺要地(Towang) [ 译者注：一般英文拼写达旺为Tawang。 ] 指挥第四步兵师作战，我们负责保卫塔格拉前线和娘江河谷以及达旺地区。我经过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叙述这一桩历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导致达旺失陷的原委。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或者为第四步兵师的同事们进行辩解(我希望读者同意我的话)，而是为了澄清对那次战争的误解。已故旅长约翰·达尔维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lunder)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经历。我是达尔维的师长，可以证明他所写的是事实。然而，他的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接触不到高级领导层交换意见进行争论的领域，而正是在那种领域内，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线地区有关防御和进攻态势的可行的作战训划，我接触到其中大量的情况，这就是我之所以认识到，我们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况下作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所应采取的内行专业程序。我知道这些情况，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我的部队由于这种不负责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
　　 我觉得，这些方面必须客观地予以记载。尤其应该被广泛了解的是，我们的军队打仗是好的——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后勤支援才终于被打败。只有一个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某一防区的部队放弃阵地溃退了。因此，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顽强战斗并且死去的许多官兵不予记述，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军人讲的故事，它不涉及有关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争论，也不涉及处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中印谈判。我们政府对于我们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处理，并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成。那是另外的问题。的确不属于这本军事记载的范围。
　　 1960年，我第一次涉及北部问题，当时的形势是，中国正在平息西藏人的反抗，同时广泛地施行修路计划。这对于印度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中国对我们边疆的大片领土提出要求。
　　 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事件，特别是在拉达克，情况表明中国正以实际上的驻军，坚持他们的要求——沿着喜马拉雅分界线并在阿克赛钦逐渐侵入。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的边境部队试图威胁我们的军队，确曾逼退我们在兼则马尼 [ 译者注：兼则马尼是中国的领上。 ] 的哨所。但是，那一次，由于我们坚决，才又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
　　 在印度，很多人已预见到最终会有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诚然，我们也迟缓地开始作了一些准备。但是，这些准备的迫切性和目的性，部分地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尤其是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声明所抵消。他们讥笑任何有关中国可能对印度进行威胁的说法。例如，1961年9月10日在阿格拉的一个空军的飞机库里，梅农断然声明，“我不知道中国对于印度的任何部分的领土有任何侵略、侵犯、侵占或侵入”。这就是当时最高当局的一般态度，“巴依－巴依”(Bhai－Bhai) [ 译者注：印地语，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国性的欢呼口号，中国印度是兄弟。 ] 这种安乐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62年10月20日致命的那一天，那一天中国人箭离弦，刀出鞘了，我们在极度紧张之下神经错乱了。
　　 在1958年，拉萨的春季“叛乱”之后，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他为了逃避中国追兵的侦查，取道隐蔽的兼则马尼－达旺－邦迪拉这一条路线。结果，突出了达旺的重要性。本来，达旺已是著名的佛教中心，有一个规模宏大、很有影响的佛教寺院(尊奉为伟大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 [ 译者注：达旺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 ] ，他是拉萨布达拉宫的建造者)。印度的军队第一次被派到东北边境特区去保卫达旺。
　　 我第一次参与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问题是在1960年，当时值星参谋官托拉特中将——那时他是东部军区司令——他指挥进行一次研究中国威胁的高级演习，研究中国可能进入的路线，和可能从北方推进的纵深度。我那时在阿格拉指挥印度仅有的伞兵旅。托拉特将军召见我，征求我对中国可能使用空降部队的看法。他觉得中国很可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某处投下一支伞兵部队，与通过山区的主要挺进部队配合。
　　 我清楚地记得，在研究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中国部队及其战斗力的全部情报资料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会使用空降部队。我甚至怀疑敌人会动用空军的任何兵力。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具有权威性的。我早期参军曾在印度皇家空军服役好几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印度陆军被调到印度皇家空军，并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指挥第一中队的侦察飞行。后来，在1943－44年期间，我在缅甸前线指挥俯冲轰炸机第八中队。
　　 根据各种理由，我认为中国可能把军事行动限于地面部队，而不致逐步升级扩大侵略规模。很明显，我们空军的高级将官颇不以为然。后来，最高司令部采取削减战斗规模的决定——在1962年的作战中不动用空军，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中国空军的报复行动。
　　 对于中国日益明显的敌对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建立一个“边境修路组织”，把路修到遥远的边疆领土。虽然这一步骤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交给“边境修路组织”。这一工程的艰巨显然是国内现有技术力量所不能承担的，工程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着。沿着我们的边境，中国的压力在增加，为了向前推进，以到达我们所要求的遥远的边疆地区，于是我们建立了许多小哨所，但却不具有作战的潜力。1959年，由哈维尔达尔·卡拉姆·辛格指挥的一支巡逻队，在我们的领土上遭到了中国的伏击。
　　 在1960年和1961年的整个期间，我们在拉达克沿着我们要求的边界线，在使人最难以进入的地方，继续建立这种简易的小型哨所。既然中国也在逐渐向前推进，那么，中印武装部队最终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62年，根据我们用代号进行的“昂卡尔行动计划”(Operation Onkar)，东北边境特区奉命要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这些哨所要设立在脆弱的交通线的终点，其中大多数完全依靠空中供应。这一行动计划最糟糕的特点是：不可能决定确切的地理位置，因为提供野战部队的地图都是不准确的。边境一带的许多地点是中印双方都要求的领土。在此情况下，武装冲突势不可免了。我们的领导人负有责任，应该预见到发生这类事件的可能性，并且保证不使冲突升级到使我们在军事上陷于严重不利的地步。要么就这样，要么加快后勤支援边境的部署。但是他们没有适当地承担起其中的任何一种责任。
　　 相形对比，中国的准备远远胜过我们。中国以其独特的作风，在西藏东部广泛实施公路和机场的修建计划，这对于印度是有深刻影响的。公路网能使中国集中和维持大兵团直达边境。这对中国来说，是不难办到的，因为西藏那边的地形是一片高原，许多地方很平坦，便于军车行驶。在这样的地面上修路，不会成为大的问题。达旺突出部以北的地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相反，在我们这一边，必须越过丛林密布、阴雨连绵的几座崇山峻岭，才能到达主要的分界线区域；而中国人可沿雅鲁藏布江一线，长驱直入，几乎直达我们的边境。他们只要进行有限的工程，就可使现有的驴马小道行驶车辆。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对抗。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人不是超人，印度军队也不会轻易地被艰巨的任务所吓倒。
　　 在我看来，在我们历史上的那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军队的问题在于太自满和掉以轻心，在军务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带点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报工作为例，我深信1962年我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情报所造成，包括侦探参谋机构的程序。军事情报并不全是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 [ 译者注：詹姆士·邦德是美、英流行的神奇间谍影片中间谍的名字。 ] 式的，描绘间谍密探的那一些货色。军事情报是一种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种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所提供的资料，对于国防各军种兵种和内政部，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广义地说，它可分为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前者我们可称之为“反情报”，或称“公安”。这一任务，最好由警察训练的人员担任——他们在国内有正当的身份和联系，而且最后他们是情报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国外情报不应由警察来处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来处理的。就我所知，现在我们的制度仍然如此。军方是国外军事情报的主要“使用者”，正是他们应该使情报的获得与使用协调一致。
　　 虽然国防三军首先有权要求由自己搜集情报，但是情报组织由于本身性质所决定，当然必须由文官控制：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主要处理军事问题，那么，只有具备军方知识的人，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幸的是，在1962年，很少有部队或转业军官参与情报的搜集。现在的情况可能稍有好转，但是从整个态势看来，还没有完全达到与过去显著不同的程度。
　　 当然，各军种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他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级别，他们只负责搜集“战术性的”或“直接接触”的情报，诸如前线巡逻的报告，空中拍照，信号的截取以及类似的来源。来自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大量主要的情报必须从中央情报组织获得。只有它在海外设立机构，得以接触各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国际上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各种渠道。
　　 我很遗憾地说，在1962年，我们的中央情报组织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情报。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出情报局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同我们在前线接触中获得的情报，在估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在前线地区用自己的眼睛证实这种不同。但是，情报局长漠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我不懂得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直到最后，情报局继续用他们的估计向我们进行灌输，他们说中国不会诉诸战争以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进行军事部署和战备的人，却不被人们相信。情报局十分肯定，中国的方法会继续是和平的——至少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继续这样告诉我们。情报局的所有这些保证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这些错误。
　　 在另一领域内，我看到，缺乏协调和程序繁琐，表现在各级指挥之间分配任务不当，以及拒绝接受最直接的有关人员在作战方面提出的建议。至少，就东北边境特区前线而言，在各级指挥之间，很不协调；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与军方集团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协调。私人的仇恨，个人的弱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互相之间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现荒谬可笑的局面，像希腊悲剧一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这样说，似乎是言过其实，但是，读者在读完有关1962年9－10月克节朗河(南卡丘)前线战况的叙述之后，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

老八路

第二章 第四师在东北边境特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四步兵师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曾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战后的许多年里，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过平原作战的训练；于1960年11月从旁遮普被调到提斯浦尔。它奉命担任保卫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边疆和东北边境特区的任务，以防中国的侵略。它所负责保卫的边境，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处，延伸到西部的锡金，长约400英里(不丹除外)；负责的整个防区，约为35,000平方英里。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边境修路组织”——代号为土斯喀(Trusker)——建立了起来，指挥部设在提斯浦尔。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项任务是，在卡门边区要完成从提斯浦尔经过邦迪拉和色拉通到达旺长达200多英里的道路。这些山区的降雨量，每年从100到150英寸，土质松散，容易塌方。在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带是原始丛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条直线爬上高山地区，一般要穿过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难。
　　 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设备，除了一些西藏难民之外，当地没有劳工。然而，到1962年7月，载重3吨的车辆可以行驶到邦迪拉，离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萨马里北部的营地相距70英里。过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载重一吨的军车可以跨过色拉山口行驶到让，从此起，只有吉普车可以穿过最后的16英里到达达旺。而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虑到这样艰难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各种困难，“边境修路组织”的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设备，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由子交通困难，妨碍了第四步兵师的部署，使它不能成为紧密结合的一支部队，而是分散在各处。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驻大吉岭)，为了讨伐那加(Naga) [ 译者注：印度的少数民族。 ] 的叛乱，已被调到曼尼普尔，并且归属于第二十三师了。第四师下辖的大部分单位和他们的装备，都分散在提斯浦尔及其周围。部队要为自己建筑住房，这里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师以前在安巴拉时，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为自己建造兵营。这种任务，既不为他们所喜爱，也不能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次交下来的建房杂务，情况决不会比过去好些。
　　 修路计划逐步地进行下去，得到了空运的方便，开始把部队调进山区，自然是步兵优先，但是他们得到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政策，因为后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据和平时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提供战时的给养。至于医疗条件，伤病员由山区送到提斯浦尔，要用几个星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直升飞机，也只有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飞行，而这里的好天气是罕见的。大部分的供应给养，要靠空投；不论是私营的航空运输公司，还是印度空军，尽管他们勇敢努力，然而总是因为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而误事。
　　 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支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广“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立阿萨姆步枪队准军事哨所。这项计划规定：在1962年7月底必须完成。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由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用一支蓝色粗铅笔，在一张没有经过测量的地图上，从兼则马尼正北画的一条不精确的喜马拉雅边界线。在当年，很多领土未曾经过探测，而麦克马洪只是凭他对地理的猜测，就从兼则马尼到东部的不丹－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画了一条蓝色粗线。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画法，就使塔格拉山脊的位置模糊不清了。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测量官员在即将结束此项令人赞叹的画界任务而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被一个美丽的门巴姑娘吸引住了，因此画界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测量当局不顾地面上的实际特征，就用一条直线把军事地图上标号为MM7914的一点与印度－不丹－西藏三方交界点连接起来。尤其奇怪的是，甚至到1962年，印度政府从未纠正过这一明显的错误。显然，外交部的某人一直没有作好他的专业工作。这一疏忽是不能轻易加以原谅，或者辩解过去的，主要由于这一错误，造成了关键性的争执，后来的发展终于导致了战争。
　　 虽然“昂卡尔行动计划”在边境上的哨所，最终将由阿萨姆步枪队去驻守，但是实际上这些哨所势必在印度陆军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哨所驻有一排人，并且几乎全靠空投供应。(这些哨所的定点和确切位置，主要由情报局而不是由陆军决定。)
　　 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驻扎一排人的哨所，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从战术上考虑，在适当的纵深地区，建立营或者至少连的阵地，从这些阵地派出正规的巡逻，直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我强调这样会使这些哨所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和政治上的价值。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应该在陆军的管辖之下，把这些哨所的定位搞“恰当”，并由军队指挥和控制。我听说这两项建议都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只有总理的决定，才能算数——总理的决定是：在麦克马洪线上的35个哨所，已经定点，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在规定限期之内建立起来。我受到警告说，这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看来陆军在拖后腿。
　　 我到陆军总部去的那一次，使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感到严重的担忧。我离开德里之前，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的住宅会见了他，他也强调执行“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迫切性和政府对计划进展缓慢表示关切。
　　 1962年5月18日，我飞往提斯浦尔，于当天下午到达。当时雨季达到高峰。阿姆里克·辛格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个团服役过。各旅旅长和大多数中校缎的指挥官与参谋我都认识，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来到情投意合的伙伴之中，感到轻松愉快。
　　 我研究了军事行动计划和在地面上部署部队的问题，然后听取了师参谋部的详细汇报，他们的计划是根据陆军总部情报处的报告和指示制定的。然而，这些计划落实到地面上，就难以实现了；因为修路计划没有按期完成，而且即使在开始部署的阶段也不能经常得到空运的必要保证。
　　 我的师沿着北部边疆广泛分散到各处。第七旅下辖两营步兵，一团炮兵(18门炮)和一个重迫击炮连，安置在色拉的前沿，离提斯浦尔230英里的达旺地区。这些部队只有轻装备，弹药只够一天战斗之用。事实上，这仅仅表示地面上的人数和需要供应食粮的人口，而不是能够进行持久战的兵力。在雨季期间，通往邦迪拉的路上，有几处常常出现许多断裂陷坑，而过了邦迪拉，几乎就无路可走了。达旺附近的一个直升飞机场还正在修建中。
　　 在洛希特边区，由第五旅旅部管辖的驻扎在瓦弄的一个装备很差的营，只有六支枪。到瓦弄去，既没有大路，也无驴子通行的小道；只有一个紧急时备用的简易机场，能接受直升飞机和单引擎六机座的水獭式小飞机，这就是仅有的后勤联系。
　　 第五步兵旅旅部在拉金普尔 [ 译者注：在印度北方邦。 ] ，离瓦弄200英里。第十一步兵旅，前面已经提过，被调到曼尼普尔，完全陷于对那加的作战中。因此，我的师只部署了两个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而这两个旅中的六个营，只有三个营驻扎在山区。
　　 师部的汇报主要集中于“昂卡尔行动计划”要建立35个哨所的工作进展情况。有趣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高当局竟未下令在兼则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脉建立哨所，这是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这就留给第四步兵师由自己负责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娘江河以西)建立一个哨所。从此，开始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
　　 我很清楚，建立和维持“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会占用我师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虽然在名义上陆军不负责这些哨所的行政事务，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经验使我深信，除非阿萨姆步枪队和情报局的哨所受到严密的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很容易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
　　 当天气许可的时候，我乘飞机巡视了梅楚卡，阿龙，达波里约，都登，济罗，特祖和瓦弄。我由陆路去达旺，旅途中轮换着乘吉普车、卡车、骑驴和步行。道路不适宜于正常的交通运输，直到雨季结束为止；而要等到雨季过后，就将进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视的每一个地方，都同当地的指挥官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我发现他们全都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极为忧虑，空运紧急储备物资的计划被打乱了。在结束对这些地方的巡视之后，我同意阿·辛格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后勤任务之艰难。
　　 然后，我专心研究现有的情报资料。来自情报局的每日报告，没有实用的价值，它一般只报告肉眼可见的各地零散的一些小国士兵的活动。我自己师部的情报人员几乎每天收听中国的广播。经过研究，我越发深信不疑，“昂卡尔行动计划”必须大加修改。这是一个对地形、气候和其他全部有关军事问题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纸上所制定的计划，而且我向军部提出了这一观点。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他已经向军区司令部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陆军司令部的管辖权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决定。然而，他说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作为参谋局长，即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可以由我把困难和看法向他陈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尔将军到了提斯浦尔，我们讨论了第四步兵师的任务和“昂卡尔行动计划”。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只有用轻武器的步兵才能在这样的地形作战。陆军的正规部队只有经过完全重新组织装备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重新组建需要特种武器和大批机动直升飞机，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师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这对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准备都很不利。我建议由阿萨姆步枪队担任“昂卡尔行动计划”的任务最为合适。考尔将军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已经在考虑派轻装备的部队到东北边境特区，还表示他将尽力让第四步兵师回到旁遮普，担任常规战争的任务。虽然考尔将军没有明说，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得出，要陆军承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决定。然后，我谈到有关“昂卡尔行动计划”建立哨所存在着无数问题。考尔将军告诉我，他将当着我的全体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面，就“昂卡尔行动计划”答复我的问题，并且澄清任何疑点。
　　 后来，在一次有我师部全体人员和几位指挥官出席的会议上，我又提出我对“昂卡尔行动计划”的观点，指出这些哨所在战术上没有任何价值，从后方勤务上说，这些哨所在作战中是防守不住的，甚至在和平时期也难维持。我的提议是；在离我们边境较远的地方建立更强的哨所，作为巡逻的基地，一直巡逻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然而，在会议上，考尔将军的言谈举止一反常态。他对我的答复是粗暴的不容争辩的最后决定：“总理亲自命令必须建立这些哨所，他的决定是基于最高情报顾问的意见”。在他的答复中，还有一个警告也很明确，即在完成这一任务中，任何失败或拖延，对于那些负责人——换句话说，就是第四步兵师——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情况就是这样。
　　 我在考虑了手中所有的资料之后，对于形势作了认真的估计，并且同我的部队指挥官讨论了我的计划。在1962年7月16日，我把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发给我的旅级指挥官。
　　 我的旅级指挥官有：旅长约翰·达尔维，指挥第七步兵旅，旅长希夫·查兰·辛格，指挥第五步兵旅，旅长纳·西·罗尔利，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指挥第十一步兵旅(该旅已调往曼尼普尔)，旅长卡尔茵·辛格，指挥第四炮兵旅。阵容是可观的，我不能期望更好了。
　　 我觉得就已有的人力、物力来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重新把战斗力量部署到设防的地区和稳固的基地。达旺被给予最高的优先地位，特别提名为“至关重要的地区”，派第七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防卫达旺。在所提到的其他敏感地区中，有兼则马尼。作为后方支援，在郭桑查特地区选择了一个位于山谷之中的稳固的基地——除了兼则马尼之外。(一旦有事，就选择伦坡；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原．俯视郭桑查特，而且有一个相当好的空投区。)
　　 按照“昂卡尔行动计划”，新建立的哨所迟早会陷于困境，为支援这些累赘而建立的稳固基地可以就近帮助它们摆脱困境。我曾希望在雨季过后的一个月，完成部队的重新部署，这样差不多就要到1962年的10月份了。
　　 在我同上级领导的所有讨论中，他们总给我一种印象：虽然中国对我们在拉达克一段的行动反应很强烈，但是中国在东段不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看来这是高级军官们唱的主题歌。然而，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我警告我的部队指挥官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纵然排除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在某一敏感地区也肯定会发生冲突。
　　 军长批准了我的重新部署计划。我抓紧时间于7月10日发出详细命令，重新部署第七旅。建立稳固的基地，如计划在伦坡建立的基地一样，使他们支援敏感的地区，并且改进掩护达旺和瓦弄的防务，这些应给予最优先的考虑。旅长们依次下达必要的命令，对这些地区进行侦察。各部队的调动要制定出计划，必须分阶段进行，不能超过后勤的支援力量。在雨季期间，由于飞行条件差，又因大雨造成陆路上的许多塌方，后勤支援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我知道“昂卡尔行动计划”动用的小分队，已使我师的人力物力承受极大的压力，重新部署又要让部队各单位大吃苦头。然而，我深信在建立稳固基地这一任务中，任何的迟延都会带来灾难。
　　 当地很少有什么情报资料可以帮助一个指挥官正确估计中国的兵力和意图。然而，从中国的广播来判断，很清楚，他们的言论已经毫无节制，每天大肆攻击印度，常常指名称我们的领导人是“美国的走狗”。
　　 从我们自己的通信系统中，我曾收到报告说，在我们地区的某处，有一部非法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在活动。但是，当我们向上级当局汇报这一情况时，他们却置若罔闻：他们轻率地告诉我们，在我们边境这一边并没有非法的无线电发射机。后来证实，中国人的确把一部无线电发射机秘密运入西藏劳动营内的察科，察科位于通向邦迪拉的路上。他们的发射机的天线被伪装为高高的祈祷旗杆隐藏起来，在喜马拉雅佛教流行的地带，设立这种祈祷旗杆是很平常的。
　　 7月19日，我们从达旺派遣一个小分队，跨过娘江河，西行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处，去建立一个哨所。该小分队报告如下：
　　了解到中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三方交界处多拉(扯冬) [ 译者注：扯冬，印方称多拉(Dhola)。 ] 建立哨所。从情报来源得悉，他们不承认三方交界处是印度的领土。而且，他们一旦接到政府的指示就占领该地区。
　　 我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了上级当局，要求澄清有关塔格拉山脊的归属问题。说到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山脊作详细的描述，因为这对于了解后来事态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麦克马洪线是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延伸到西部的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在印度与西藏之间画出的边境轮廓。如前所述，从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点向西到兼则马尼正北，麦克马洪线一般是沿着喜马拉雅分界线的。但是麦克马洪线从崩格波西山脊向下倾斜到兼则马尼。从那里起，走向就不是沿着塔格拉山脊主分界线了，而是被画成一条直线到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按照地图显示当时该地区的详细情况，与地面的实际情况毫无相似之处，可以设想，因为麦克马洪画线的时候，这个地区从来未曾探测过。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从那时起，这么多年了，德里当局迄未纠正这一差错。很难理解，甚至像这样基本的细节，如精确的地图，还没有制定出来，怎么能够同共产党中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呢！再进一步说，如果已经有了精确的地图，但肯定未提供部队使用，而又赋予部队以保证边境安全的责任，这同样是令人不能理解的。
　　 上面所提到的派往三方交界处的小分队，是由第一锡克联队(1 Sikh)马·普拉沙德上尉指挥。他是一个强悍的青年军官(他在10月20日的战斗中英勇阵亡，死后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因为三方交界地区被一层厚雪所覆盖，普拉沙德上尉在克节朗河南岸的多拉下面一个叫扯冬的地方设立了哨所。(实际上，为了某种原因，这个哨所后来就被定名为多拉哨所。)随同小分队的政治代表告诉普拉沙德上尉，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因为普拉沙德上尉的地图上标明麦克马洪线是在塔格拉以南，他并没有按照政治代表的情报行事。相反，上尉回到基地向师部谈了这一问题。7月20日，我们逐级向军部、军区司令部和陆军总部汇报了这一情况。随后，我紧急召见普拉沙德上尉，详细地向他进行盘问，然后，我确信塔格拉山脊的确是主分界线，于是我准备一份全面的分析报告，要求批准我们占领塔格拉山脊。假如当时立即批准我的报告，本书可能就永远不必写了。
　　 后来听说，我的提议由军部向军区推荐并上报了，但是，尽管我们多次要求对此问题作出决定，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当我们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多拉哨所)之后几个星期，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进行了团的演习，而且精心构筑了相当于一个旅的规模的防御工事，但是他们并未长期占领这些阵地。
　　 1962年8月14日，陆军总部作战处长，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在对我的旅长们和师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他重申情报局的估计，中国没有或者说没有可能诉诸军事敌对行动。他说，8月4日师部呈报的关于塔格拉提议，到8月14日他离开德里时，尚未送到陆军总部。他答应当他回到德里的时候，将催促一下，并且他将尽快使我得到答复。
　　 我告诉作战处长，如果事实上扯冬位于我们要求的边界线以北的话，那么建立扯冬哨所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要求明确我们要求的边界线，而且我强调说，我们的哨所的定位应该符合于边界线。他答应回到德里以后，研究这一问题，尽快给我答复。我劝帕利特准将再多停留一天，以便我再准备一份报告，完成附有详细说明的地图，并且把全部摘要都交给他。
　　 我被迫作出一个结论，在我们军部以上，竟无一人与我分忧。结果，到8月14日，我们失去了在塔格拉山脊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中国人的机会，因为，如上所述，那时中国已经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团一级的演习，并为部署大约一个旅的部队准备了防御工事。这样，就用实际上的占据来提出领土要求。如下的设想是不会错的，即在我军能够在塔格拉地区站住脚跟以前，中国一声令下，从后勤上说，至少可以在塔格拉部署一个旅的兵力。
　　 我曾选择伦坡作为一个营的基地，以支援兼则马尼和扯冬哨所，伦坡地处娘江河谷之上，在其西岸是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但是我们只能以搬运工人的速度来提供给养，进行准备工作。在伦坡，我们曾试探着选择空投区，但是空军没有试用过。米斯拉中校是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他的营指定驻扎在伦坡)，他是一位有干劲而胜任的军官，他已经对伦坡前沿进行过侦察，一直到我们在地图上所要求的边界线，包括到扯冬哨所的要求线。
　　 关于我们对塔格拉山脊的要求，我在8月4日和14日呈报提出紧急询问，一再请求给予答复。直到9月18日，我仍未收到答复。

老八路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库尔巴里种植园主俱乐部——离提斯浦尔约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长约翰·达尔维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达尔维是在他每年两个月的休假将要回家之前，从达旺下来的。他打完球后，就回到米萨马里去了；我留下来在俱乐部看电影。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电影放映了一个小时，我的师部一个参谋官到俱乐部的电影厅里来找我，说有紧急军事情况向我报告。他带来的消息是，大约有600名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下来，包围了扯冬哨所。对于这一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惊奇；但是，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采取什么态度，我却有严重的忧虑，因为直到那一天，对于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问题和我们所要求的边界线，他们简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点半，我回到提斯浦尔师部。9点钟，有关的情报已密电报告了军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这一情报已由情报局转呈德里。此后不久，我接到上级司令部的无数电话，我同达尔维旅长和我的参谋部开了一次会议，然后打电话给军部传达以下几点：
　　 (1)我早预料到中国方面对扯冬的反应，虽然没料到如此规模；
　　 (2)必须谨慎对待初次报告的这些消息：可能有所夸张；
　　 (3)在旅长和我没有机会视察达旺和伦坡之前，我不准备作出决定；
　　 (4)我已经取消了达尔维旅长的休假；
　　 (5)我要求取消例行调动第四师所属部队的一切行动。
　　 我感到很大的宽慰，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以如下的话作了答复：“尼兰詹，我充分信任你，我将支持你采取的任何步骤。我将努力满足你的全部要求。而且军部和我都不干涉你的行动。无论何时，你认为能够向我作出形势估计的话，我就听取。”在这次与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谈话之后，我消除了疑虑，我觉得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继续源源而来的大量文电和电话，我都可安然不予置理了。只要说这些信号和文电都无多大意义就够了。他们只暴露勒克瑙 [ 译者注：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勒克瑙。 ] 和德里太脱离战地的实际情况，太不了解距离、兵力和后勤等等所具有的确切含意。例如，陆军总部发来了密电，其要点是，第九旁遮普联队在援救扯冬哨所之后，应该在塔格拉向中国进攻！东部军区司令部在9月9日发给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同样愚蠢的密电(同时发给陆军总部和第四步兵师)，命令第七步兵旅“在48小时内，准备开到扯冬。”
　　 对于上级司令部这类无意义的干涉，我向军长提出了抗议。后来，报纸和广播的报道，大概是根据政府提供的新闻通报，也完全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些报道势必对任何不得不采取的计划，造成有害的影响。军长让我按我已向他扼要报告的计划行事，不要理睬那些来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电与电话。
　　 我向达尔维旅长发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联队正在从达旺开到伦坡，一定要尽早加强扯冬哨所；
　　 (2)达尔维旅长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飞机回到他在达旺的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侦察塔格拉之后，准备在伦坡降落，于同一天在达旺与达尔维旅长见面。
　　 很清楚，不会再给我增加人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调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被东部军区司令部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了。(第九廓尔喀联队是从达旺来到米萨马里，准备调去换防的。)全部行军都靠人背和骡子驮。从邦迪拉向前，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虽然当天气晴朗时，偶尔可用吉普车费力地开到达旺。这一点必须记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因素，距离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了，因为那里的行动必须以时间来计算。步兵在山路行军是每小时走一英里，大批部队行军，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于空运，在提斯浦尔空军有四架俄国的米－4型直升飞机。但是，这些飞机没有盘旋的能力，着陆和起飞需要有100码平坦的场地，因此，要严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怪的是，在9月8日以后，直升飞机的水平旋翼公认的使用寿命，任意地被减为200小时，这样就进一步压缩了直升飞机的使用。我听说在9月8日以后，帮助印度空军的俄国专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
　　 碰上好运气，9月9日，天气晴朗，达尔维旅长能够飞到达旺。
　　 9月10日，我飞越伦坡北部的哈东山口，对整个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岳，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空中侦察。我能够看见在山脊上很多正在进行准备的中国阵地。在侦察之后，驾驶员多次试图在伦坡简易机场降落，但是米－4型飞机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飞到达旺。
　　 在达旺，为了让达尔维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我提供他以下几点参考意见和目标：
　　 (1)在扯冬来自中国的任何干扰，必须以武力对付；
　　 (2)达旺的安全，要置于超过其他任务的优先地位；
　　 (3)必须捍卫经过兼则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给第七旅的任务是，同我们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联系，并且从我们的领土上(意指克节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去。
　　 我同达尔维旅长详细讨论了形势。在我进行空中侦察之后得出三点主要的结论：
　　 (1)在本地区对面的边境以北，中国大约配备了一个师，在塔格拉山脊有一个团(相当于我们的旅)；
　　 (2)以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援救扯冬哨所和击退小规模的侵犯；
　　 (3)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绝不能让达旺失去掩护。
　　 达尔维旅长就此问题同他自己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磋商考虑之后，把他的形势估计和计划纲要给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结论；接着，在9月11日我飞回提斯浦尔。当天我向军部汇报了最近的情况，并把第七旅的计划转交他们。在我给军部的信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扯冬地区的地形(高达15,000英尺)适于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队进攻；
　　 (2)不管怎样，在10月15日以后，预计有大雪，这不仅使各种行动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业已朝不保夕的后勤供应更加恶化；
　　 (3)扯冬很可能位于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可以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巡逻了；
　　 (4)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调出以后，第七旅只剩下两营步兵，这样，中国的兵力(估计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师)比我们强大；
　　 (5)由于去达旺的道路不能运输任何给养，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要比中国方面困难得多。
　　 我进一步论证：由于上述各种局限性，根据目前第七旅的计划纲要，只能派一小分队去扯冬哨所换岗，同时把该旅的其余部队集中于伦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时，我指出，在这一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达旺是最宝贵的，在第七旅调到伦坡之后，我已无力调动部队保证达旺的安全了。
　　 这时换防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第九旁遮普联队去扯冬哨所巡逻时，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道路，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羊肠小道，而且由于最近的暴雨，连这些羊肠小道也被冲垮了。寻找搬运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在10日，一个小分队，带着几个在当地找到的搬运夫，冒着倾盆大雨，终于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主力部队，正从达旺调去伦坡。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预计，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先头部队，5日可到达扯冬，而主力部队在17号以前到达不了。结果，主力部队于16日就到达了扯冬。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记述我对达尔维旅长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国人干扰了第九旁遮普联队的行军时，应如何对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务是与扯冬哨所建立联系，并且加强这个哨所。第九旁遮普联队应避免路上发生任何遭遇战。如果不可避免，则主力部队应奋勇前进，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牵制敌方小股部队。只有在指挥官下令时，才允许开枪射击。
　　 这些指示，在我们中间经过讨论之后，我才正式下达；主要的目标——必须援救扯冬哨所，并增强它的作战潜力——用最明确的词句下达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把克节朗河当作事实上的边界，如果我们过河到克节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们就会干涉我们的小分队。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要支援小分队到达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规模战斗，因为遇到那种情况，中国人会抢先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遭遇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别是关于批准开枪的问题。米斯拉中校颇能执行这种微妙的任务，他对这些命令的理解也无困难。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队留在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的对面。果然，中国人企图在那里阻止他通行。最后，他率领他的营中的大约100人，沿克节朗河南岸到达扯冬哨所，并立即下令加强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哨所的防御阵地。
　　 11日，当我回到提斯浦尔之后，同军长通了电话，口头向他汇报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据我看来，勒克瑙(东部军区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战争歇斯底里的情绪所支配。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小时都要报告部队的进展情况。我简直无法使他们理解，要与在高山中行军的部队保持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时给他们情报。虽然我受到军部的充分支持和赞助，但我没有办法挡住从勒克瑙和德里来的无益的干扰。
　　 当时我得到通知，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值星参谋官，不久要来提斯浦尔视察。9月12日，我按时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车返回师部的途中，连一句话也没说，更使我难堪的是，他对我的所有问话都不予置理。
　　 在师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东部军区司令主持，出席的有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空军中将马·马·恩敬尼尔(飞行优异十字章获得者)、东部军区空军司令，以及我的师部各单位大多数的头头们。
　　 森在会上一开头就说，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密码代号为“来克亨行动”的计划(Operation Leghorn)，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执行。之后，他就进入一种漫无中心的谩骂，其要点不是说，他怎样执行这些行动计划，而是说，对于不立即采取行动的人，他将认真考虑给予处分。而对于第七步兵旅的形势估计和军长以及我本人对此估计的评论，却一点也没有讨论。军长企图提几点中肯的意见，但被粗暴地打断发言。轮到我发言，我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答复我一再要求对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报告，这种要求，如前所述，我从8月初就提交上级了。甚至我还没有讲完话，军区司令就说，他不准备同我进行任何讨论，而是将向军长发出全部必要的指示。军长的不满是颇为明显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这样的作法，未能使人产生信心，反而使全体人员大为激怒。
　　 军长与军区司令私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动身到西隆去了。据我所知，军长完全支持我的建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行动限于援救和加强扯冬哨所，而不要发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他也指出了，同中国人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下：第一，达旺的安全——由于我们把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在东北边境特区主要应由我们负责的达旺，就面临着中国可能从北面采取的任何行动。第二，如果从那加兰和曼尼普尔抽调任何兵力的话(两者都由第三十三军负责)，那加族的活动就可能加剧。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们卷入冲突的时机，旁遮普邦就要遭受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考虑，也从来给予答复。森要干的却是在提斯浦尔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内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他开始对周围的人下命令，不仅调动部队，甚至调动我指挥下的人员。而他自己却不向前沿移动。他以前从未到过前沿地区视察，尽管在他的指挥下，那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说服森，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能力较强，我们不应该调动他们，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况缓和下来。
　　 请记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开始把第七旅向前调动到伦坡，这一调动就使达旺完全失去了掩护。尤其是，森曾下令，把达尔维旅长立即调到伦坡。当时我用最强烈的言词对这项命令提出抗议，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达扯冬哨所以前，达尔维旅长不能动，但我的抗议被否决了。
　　 在提斯浦尔，森的“战术指挥部”极力折磨着我们，颁发出各种各样混乱的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烦，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报告军区司令，请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官，亲自前来熟悉前沿地区的地形——特别是达旺和伦坡周围——否则，他不可能了解有关军事集结的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问题。这就使森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然，因为他憎恨在我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他的司令部从没有一个人去到高地走一走，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飞机来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将一直是东部军区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间不论酝酿着多少问题，加上最近发生的情况，他一直无暇离开平原去视察提斯浦尔的前沿地区(离达旺200英里，离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假如他能够进行一些视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铁的事实考虑问题的。然而，实际上，他对地形完全无知，加上他显然由于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而时常发怒，这就使他对当前实际情况不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顺便说一下，几天以后，森的总参谋部的赫·卡·西巴尔准将，在无意中证实了我的想法：军区司令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脾气暴躁，大多起源于他强烈的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西巴尔是我的老朋友，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特大风暴式的会议之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对意见。他说，“你何必加入战线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乌姆拉奥的，你置身于他们之外好了”。当我指出，我那个师可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说；我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进一步说，军区司令深信中国人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整一整’乌姆拉奥罢了！听到这些情况，并未增加我对军区司令或他的高级参谋的信心。
　　 森曾发布一些显然是错误的命令，不管乌姆拉奥·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过多么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直接向部队和个别人下达命令。当他不能每分钟都从师部得到情报时，他就坚持要从阿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码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拨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尔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榄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一俟得到通知，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我估计瓦弄(在洛希特边区)附近至少有一团人。这些估计被上级当局不加解释地否定了。关于中国的兵力，上级告诉我的仅有情报是十分模糊的，据说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过200人的一小撮劳动营部队，他们没有战斗力。”我很难想像这情报的来源，肯定不是来自兼则马尼的文职情报站，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并且同意我的估计。
　　 军区司令下一步开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个占领塔格拉的计划。我提出了抗议，我说，以现在的兵力状况进行这样一次战斗，是行不通的。但他坚持要我制定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西巴尔暗地里劝告之下，仅仅为了满足森的要求，我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计划。
　　 我违背心愿而编造的计划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很少有炮战任务)将作为一个步兵旅部，并从第七步兵旅部接过保卫达旺地区的责任，拨给它新近即将到来的两个营，
　　 第七步兵旅与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仍在从米萨马里到达旺的行军途中)将集中在伦坡；
　　 第九旁遮普联队留驻扯冬；
　　 伦坡基地充分储备30天的给养；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储备15天的给养；
　　 只有在此之后，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调动，在章勒集中，准备对塔格拉山脊进行突然袭击，向东扫荡。
　　 关于这个“计划”，我必须略加展开地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章勒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营地，按照一位军士(未授军官衔)在巡逻时，用铅笔仓促勾画出的克节朗河谷示意图，似乎它位于扯冬西部的某处。据此，为了迎合军区司令的意图，我就编造了我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在事后看起来是轻率的举动，而我和我的师，确实是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三周，受到这种轻率举动的报应，这个我以后再加叙述)。因为中国部队占据着从第一号桥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紧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根本没有可能从河岸线直向山上发动一次正面的进攻。所以，我那“幻想产生的”进攻路线，要以章勒侧翼为基地，发动进攻，然后向东扫荡，并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击，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或者说，当我看到那个铅笔画的草率示意图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纵然来自军区司令的压力，我承认制定这种假造的欺骗性的计划是我这方面的一个失误——我们全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明确表示过，发动进攻要以完成伦坡的后勤储备为条件，而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斯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士稍后来到色拉，他说，就是登山运动员要适应这样的高山气候，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称无所不知的德里当局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又定要抵抗我们建立哨所的行动；那么，我们着手愚蠢的进攻计划，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一场大灾难。显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级当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宁愿不顾事实。
　　 这时候，中国广播了几条消息，要求我们的部队从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越过克节朗河的阵地上撤回去。当然，我们的部队不予理会；并且继续巩固所占阵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双方敌对武装如此对抗之下，长久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月，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结果双方都有伤亡。这样，沉闷的对抗，已升级到公开的、还可以说是有控制的战争行动了。这次事件，也显示出中国人是准备得很好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勉强支撑沿着克节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几股小分队。撤运伤员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个到8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才能回到伦坡，从伦坡再空运到吉米塘。有些伤员在搬运途中就会死去，根本到不了战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已使达旺面临严重的威胁。我愿强调说，达旺不仅具有政治上和战术上的意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达旺的佛教徒门巴人，特别是著名的达旺寺庙里的几百和尚，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1960年，当我们开始建立阵地时，他们曾抱着希望与印度军队共命运，完全和我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的安全对我们是一种神圣的信托。
　　 以前我曾经要视察伦坡和扯冬，但是没有适当类型的直升飞机。年青的空军驾驶员们，作为优秀的飞行员，很想为陆军分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曾几次试图降落，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架米－4型直升飞机在临时机场上坠毁了。因此，飞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伦坡，从达旺出发需要四天艰苦的长途跋涉。
　　 在伦坡，我见到达尔维旅长和其他从达旺步行来的人。我发觉达尔维情绪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的气氛是令人沮丧的。部队有很多人来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劳、饥饿、衣着破烂、士气颓丧。
　　 9月27日，军长乌姆拉奥乘一架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到达伦坡。他通知我们，内阁已决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这一进攻必须尽早完成。这等于他向我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在伦坡的两天内，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讨论。然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进一步草拟了一个试行计划。
　　 根据我对中国兵力的估计(当地情报局的代表已予证实)，我写出一个书面的评价。我估算中国在塔格拉有一团(旅)兵力。至于我们的部队，除非枪炮弹药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设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临，在较高的山峰上，已经开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闭我们前沿阵地的陆路通道。这就意味着，一切军需给养——不仅包括口粮和弹药，而且包括为我们部队避寒用的预制掩蔽所——势必在章多至少储备六个月的，因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于伤员，从章多撤离的唯一办法是乘直升飞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种型号的直升飞机能够在那里降落。
　　 基于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见书中，我建议“既定的作战计划，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执行：
　　 (1)如果必需的储备(即供应旅的储备在伦坡够维持30天和在章多够维持15天)，最迟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为伦坡前沿驻军提供6个月的储备，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证”。
　　 当我征求达尔维的意见时，他说设想中的作战计划，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进攻应是一个师的任务，还要有足够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后勤支援的保证。乌姆拉奥以其直率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面意见：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同意”。这就是他交给森的东西。
　　 10月2日，我被召到提斯浦尔同军区司令讨论我的计划。同以前的情况一样，我们所提出的重要的战术上或后勤上的问题，一点也不予考虑。我再一次受到训斥性的威逼(现在我已熟悉)。他说，国防部长要求这一战役“尽早”完成，发动进攻的军事行动如有任何延误，对所有有关方面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顺便提一句，我注意到这里在日期上略有修改：以前的命令是准备计划截止9月19日，10月1日完成作战任务；现在的期限是“尽早”。)
　　 10月2日，我回到达旺。卡·辛格旅长已在那里建立第四炮兵旅部，并且接管了保卫达旺的任务。我自己的战术指挥部设在吉米塘；终于提供了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供我使用。
　　 部队的调动，尽最大努力在进行中。然而，在伦坡的空投供应，令人大失所望。50％的物资丢失或损坏了。许多包裹沿陡峭的山坡，滚下几千英尺；准备作战的部队，不得不派去担任劳累的任务，到山下深谷去收集空投散落的物资。在章多的试投更加令人不满，此处不可作为一个空投区。
　　 10月4日一早，我去伦坡视察，得知军区司令打算飞往达旺——大大改变了过去的作法。所以我也飞到达旺，会见军区司令和随从他到达旺机场的赫·卡·西巴尔准将。
　　 森粗率无礼，二话不提就问我，为什么第七旅没有调到扯冬去。我答称，在9月27－29日军长视察伦坡的时候，我已向他提出了建议。要把第七旅调到前方去，只有在伦坡和章多建立储备仓库之后才行。总之，还未确定把第七旅调去扯冬，所以谈不上为何不调该旅去扯冬的问题。事到如今，我已作好充分准备，跟军区司令摊牌，不管他颁发所有这些行不通的计划和命令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森用近似蛮横的口气告诉我：“我已经罢了你的前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的官。如果你不跟上来，你知道你的前途将会如何。在新军长就职以前，我将向你发出一切命令”。这使我震惊；我表白说，我几乎无力维持第九旁遮普联队驻在克节朗河谷，所以不存在向那里调去更多部队的问题，更谈不上调去一个整旅。然后，我得到一个直接的命令，让我回伦坡去，并且下令调第七旅到扯冬和一个连到章勒。
　　 此时，随便森怎么大声威吓和一意孤行，我决定坚持自己的权利和判断。于是，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理由不执行他的命令，而且我还要向新军长阐述我的主张，不管新军长是谁。我说，我暂时只调动第七旅的侦察部队，该旅的其余部分，只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供应保证后，才能调动。至于章勒，我说我将发一密电给军部，说明不管军长发出多么明确相反的命令，我已经接到军区司令停止占领章勒的命令。
　　 森说：“可能你不知道，我正在调布里吉·莫汉·考尔作我的新的第四军军长，而他是不容许在他脚下长草的。”显然，这又是另一种威胁——因为我们全都知道考尔将军的声誉，以及关于他容易接近国防部长，甚至潘迪特 [ 译者注：潘迪特(Pandit)：(1)学者尊称，(2)婆罗门的一种称号。 ] ·尼赫鲁。
　　 我飞返伦坡，告诉达尔维，他们旅要奉命调动，不容再延缓。但是，我已经自作决定，现在只调动侦察部队。我向达尔维保证，我将向新军长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劝他取消把整旅调到前方的命令。我还电告军部：遵照军区司令的特别命令，已派一个连去章勒。
　　 在下令给达尔维旅长调动他的侦察部队之前，我曾考虑到，由于专横地撤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所引起的新情况。乌姆拉奥曾给我和我的师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当军区司令如此露骨地干涉，并且直接下命令给我师时，我们全师的人加在一起也无力抗拒。不论乌姆拉奥、达尔维旅长和我本人提出多么强烈的反对，我们都未能阻止这种导致达旺失去掩护的部队调动——还有我认为同样不合理的其他调动。我设想，我拒绝执行军区司令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命令，结果也会正如他所威胁的那样把我撤职。但我确信，不论谁作新军长，当他不辞辛苦去视察前沿阵地并根据军事观念而不抱个人偏见的话，他定会承认明显的客观事实。随后我就返回设在吉米塘的战术指挥部。
　　 10月4日傍晚，我接到指示，于10月5日到达旺去迎接布·莫·考尔中将，新的第四军军长(陆军总部已于10月4日命令，以第四军司令部代替第三十三军司令部，负责执行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计划)。10月5日一整天，我在达旺徒然地等待着考尔，但是到深夜，我得知他已经直接飞到伦坡。我也获悉，他在那里已下令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他的命令已直接下达第七旅少校参谋。这在考尔与我师打交道中，不是一个很吉祥的开端。
　　 10月6日上午，我飞到吉米塘，并且见到考尔，他已从伦坡到达那里。我同他是多年相识的朋友，而且一度颇为亲密，但是我从未在他手下工作过。即使在他高升要职之后，不论何时我们偶然相会，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然而，我已得知他获得了一种名声：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下级，他就专横急躁。当时，据我了解，他已听说：在他担任参谋局长的时候，我曾批评过他本人和他的政策。因此，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是我也下决心，直言不讳地说话。
　　 情况是这样，在吉米塘，那天上午我一见他，我们马上就处于习惯性的亲密随便——并且像过去一样，我喊他的名字(当然，除非有别人在场时，我称呼他“先生”)。我记得，当我们离开机场一同走路的时候，我对他开玩笑说：“比吉 [ 译者注：是“布里吉”的亲密称呼。 ]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我们听说你在高升的路上，但是这个地方只能导致你向下降啊！”他对此笑了笑，答称他是被克里希纳·梅农催来上任的，他断定梅农“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在我进一步继续叙述之前，我愿就我所看到的关于作战情况的一些事实，作一个归纳，如同我向考尔将军简要汇报的那样。有趣的是，许多作者在写这一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掩盖了这些事实：
　　 (1)麦克马洪线是根据分水岭原则画的，但画得很不准确，这条线就号称是画定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它在50年以前，曾被印度与中国双方所接受(虽然后来中国没有批准)。所以最高级的政府和军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域内，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武力。
　　 (2)在发给陆军的地图上，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
　　 (3)这些年来，外交部一直未曾作出努力，实地勘定麦克马洪线。在地图上，关于这个地区，特别是娘江河以西所画的详图，同实际地形毫无联系，而且这种差异从未加以纠正。
　　 (4)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上级当局，对手我们要求的边界线的正确画线和扯冬哨所的地位，予以澄清，但从未给我答复。
　　 (5)由于不利的地形与飞行条件，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只能维持战斗部队不超过5,000人，这一地区有33,000平方英里，实际上没有道路，只有荒僻的山区，与西藏接壤的边界有400英里。
　　 (6)总的来说，是由于建立“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特别是因为建立扯冬哨所，才造成了危险的局势。早在7月20日，第四步兵师就向上级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形势，但是上级置若罔闻。
　　 (7)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达旺是政治上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地方，而且保护这一地区的居民门巴族，是一项很特殊的责任。然而，从9月8日以后，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部队被命令调往克节朗河，从而向敌人暴露了达旺以及南下提斯浦尔的汽车公路。这是森违反旅长、师长和军长的特别忠告而下令调动的。9月9日，军区司令违反下级指挥官的全部忠告，亲自下令把第七旅调往扯冬。
　　 (8)在发布这些命令之前，军区司令从未到过提斯浦尔前线，没有对于地形的第一手知识。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在10月4日，他才到达旺地区，而且那也是乘直升飞机去的，在达旺和吉米塘机场，每处仅停留15分钟。他无意对周围地区作一次空中侦察，他的高级参谋官员也无一亲自实地了解——他们从未经勘测的地图上所捡来的知识，只能造成误解。
　　 (9)在准备大规模作战的全部时间里，情报当局从未向我们提供有关中国意图、兵力和部署的情况，只有关于“一小撮劳工队”的猜测。与此同时，据说来自情报当局的无数消息，经我们查证，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不正确，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老八路

第四章 考尔将军接任

　　 10月6日，当考尔将军到达吉米塘的时候，他随身带来一批新的参谋随员：他的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在他突然进入山区之后，像是饱经风霜的样子；马·阿·拉加瓦德准将，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是考尔将军的主要工程参谋；奈尔准将，是炮兵旅长；桑吉瓦·拉奥中校，以前在德里作战处，和一个年青的装甲兵部队的军官、纳林德尔·辛格少校，是卡·卡·辛格的二号参谋官。单人乘客的贝尔型直升飞机，把他们都运送到吉米塘，在此期间，我同比吉坐在我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
　　 我很快发现，新军长带来了一个既定的他称之为攻占塔格拉山脊的“第四师计划”！当然，我知道他的计划是指达尔维和我在被迫的情况下，为符合森将军的命令而制作的计划。照考尔的解释，现在政府已经抓住了这个“计划”，仿佛从此使他们最终找到了对进退两难处境的答案。
　　 考尔说，森在德里陆军总部里，给人们一种印象，即在现场的指挥官们，已经提供他一个作战计划，目的是把中国人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原来这一任务是要在9月29日完成的。随后，由子不可避免的原因，只得推迟。森已给了明确的保证，这个任务到10月1日完成。后来改到10月6日，最后改到10月10日。他把这些延误归咎于前任军长。之后，考尔告诉我，他前晚在伦坡已经发布了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谷去的命令。他说明，他已受权指挥一个新军，即第四军，负有任务到约定的日子，即10月10日，把中国人驱逐出去。(第三十三军另有任用，现在第四师属于新提升的第四军司令部管辖。)
　　 我开始汇报，告诉新军长，他独断专行命令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是违反一切惯例而采取的严重步骤——就是说，他背着该旅旅长或其他任何长官，直接下命令给旅部参谋调动一个旅。我恳求他今后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保持虚心坦率，并且对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官的意见，给予适当的重视。
　　 我向他解释这个所谓的“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制订的。我告诉他，森和乌姆拉奥之间，积怨甚深。我强调说，我们作的那个假“计划”，是很不现实的。我向他汇报了弹药和口粮短缺以及几乎完全缺乏后备武器的可悲情况。我也解释了，在我们草拟所谓“计划”时，章勒只不过是一个下级巡逻官在手画示意草图上用铅笔标明的一个点，后来事实证明它离扯冬有三天的路程，而且除非经由章多，否则是无论如何去不了的。所以，我告诉他，以章勒作为向塔格拉发动进攻的起点线，是很不实际的：不仅是因为涉及远距离的问题，而且因为以章多作为供应基地，支持以章勒为基地的进攻，这一设想现在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已经证明章多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空投区，甚至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而不是像前所计划的可供应一个旅。
　　 然后，考尔叫古玛尔进来，古玛尔是情报局在当地的代表。他也着重谈了地形的困难，然后说明了中国如何一直不断地集结兵力，加强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以南支持作战的后勤力量。
　　 这应当足以使考尔相信，由第七旅发动进攻的计划是不实际的。但是，他似乎在心理上迷恋所谓“计划”而难以解脱，其实那个“计划”却是森向上级当局花言巧语设计出来的。考尔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个事实，它是第四师制订的“计划”，森已走了，最好给这个计划订一个日子——10月10日。他说，现在政府期待着我们实现这一计划。
　　 我拼命劝告考尔，请他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一密电，大意是必须重新考虑那个“计划”。结果，他的确发了电报，指出形势的困难：说现在中国有一个旅在塔格拉，他们还有大炮、重迫击炮和其他后备武器，——我们却是一无所有，说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扫平我们的阵地，这会导致一场“民族的灾难”，但是，出于比吉·考尔的典型作风，他的电报不是以告诫的语调结尾，而是要求为了作战提供进攻性的空中支援。这样一来，整个电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仍然考虑进行作战。我觉得我势必要向比吉·考尔作更多的工作，劝阻他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戏剧性的态度。
　　 考尔已经决定，就在当天去视察克节朗河，以便亲自估计形势。我们能动用的全部运输工具，就是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它是一架双座(包括驾驶员)的飞机。然而，印度空军的年轻人，颇愿在每次航程中，载两个乘客，所以，我们决定运送随行人员到色基姆，每次运两人。比吉和我第一批飞行，其他随后，在一个上午全部到了哈东山口，然后各自随时下山走到克节朗河上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驻地。
　　 当考尔和我在吉米塘商谈的时候，把第七旅调到克节朗河的行动，正以尽可能办到的最高效率进行着。第九旁遮普联队，排列着队形，面对着中国人，沿着扯冬和第一号桥与第二号桥之间的河流前进，在河的北岸，每个地方都驻有中国人。如前所述，轻武器和迫击炮的交火已经发生，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可怕的大规模的对抗。同时，达尔维旅长已于10月4日率领侦察组从伦坡出发，该组包括两个营长——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马·斯·李克中校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布·斯·阿鲁瓦里阿中校——以及大约30位军官和士兵，为了隐蔽行军，避免被克节朗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所发觉，他们走西南路去扯冬。这意味着，要越过困难的高达15,000英尺的嘎坡山口到章多量然后沿着山脊下到扯冬地区的河岸线。
　　 为使读者头脑中能够形成一个清楚的画面，现在我必须谈谈一般的地形。娘江河西岸地区，一直到不丹边境和边境那边，是一片崎岖的山脉和山谷的复杂地形。较低的山坡宜下到河岸边，覆盖着大面积的杜鹃花属的灌木丛，有的地方像森林一样的稠密和广阔。在高坡上，生长着松树和黄杉，能提供很好的掩护。在山的南坡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在山的北坡大约13,000英尺的高度，由于得不到直接的阳光照射，树林就不生长了。即使盛夏季节，在山脊北边的阴影中，山坡和山谷也覆盖着一层层的冰雪。
　　 娘江河谷以西地区，是平均约12,000英尺的高地，完全没有居民。只有在夏季，小群的门巴牧羊人，从达旺辖区偶然进入这里山区放牧。在短短的夏季期间，他们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不注意国家的或其他障碍，冒失地不辨道路进入西藏去寻找合适的牧场——正如来自北方的放牧人毫不犹豫地走到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一样。他们在多年四处放牧的过程中，在河岸方便的地点或者在悬崖的空地上，已经建造了一些小棚屋。地图上的名称，诸如色基姆、扯冬或章勒，就代表这类地方，但他们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村庄”。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进行作战准备时，即10月初，多数放牧人已经撤回到他们在娘江河谷或者达旺地区的村庄。因为这是一个季节性小群放牧人的基地，伦坡是唯一的地方，那里有几家人住下来过冬。
　　 大约在上午11时，考尔和我在色基姆一个放牧人遗弃的小棚屋旁停下了。我们凝望着前面足有4,000英尺的高地，我们必须越过它到达哈东山口，我因而产生一些忧虑。考尔从大平原上他的办公桌旁，径直来到这些高地，我担心他能否适应。我的忧虑，很快得到了证实：我们刚爬了还不到三、四百英尺，他就开始吃力地喘气，显然出现了困难。我们横越一片沼泽地，两脚陷入接近冰冻的没膝深的淤泥中。这是一种非常累人的经历，考尔显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不久我们碰到一群坐在路旁的门巴搬运夫，他们正是由克节朗河第九旁遮普联队哨所返回的途中。在他们中间，我认出古玛尔的一个“特务”，他是吉米塘的情报局办公处雇用的。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却很结实的山里人，他立即同意把军长背上山，由他另一个门巴同事背上军长的“背包”。还必须说服比吉，接受这种有失尊严的解决办法，但实在别无选择了。我们开始上路。比吉随身携带氧气筒，我们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让他吸一点氧气。
　　 大约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哈东山口。我们跨过克节朗河谷，第一次看到我们对面的塔格拉山岳。从山坡到山顶，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段都覆盖着森林，所以我们看不见任何中国的阵地，而几天前我在空中侦察时已了望到了。然而，还是有些行动迹象的，一条条新踏出的骡子足迹也泄露了秘密。
　　 到下午4点钟，正当东方天际开始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到达位于第一号桥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在这里的士兵们，戴着树枝和蕨类植物编成的帽子，沿着山坡在杜鹃花灌木丛中挖简易掩蔽洞。在这个地点，河水约有20码宽，水流很急，且有露出地面的岩层。这里的所谓“桥”，也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仅仅是用砍伐的树干架在河中岩石上。又密又高的杜鹃花灌木丛林一直铺到河岸，能见度是很有限的。空间是狭窄的，整个说来，它是一个战术上很坏的阵地。对岸最近的中国阵地，清晰可见，而且我们看见他们的部队，正在为他们建设营地而忙碌地工作着。我们听说，有时他们隔河向我们的人员打招呼，常常用印地语表示友好致意，当晚那里似乎可以确信没有什么紧张的气氛。
　　 稍稍休息之后，军长召开了一次小会，还向米斯拉中校询问了情况。他又发了一个密电给德里，内容大意如同上次的电报，警告陆军总部，过去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兵力和作战能力。
　　 米斯拉中校，把我们领到一个掩蔽洞，军长和我在接近冰点的寒冷中，度过了一个不舒服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吃了印度大饼和茶的早餐之后，我们动身去扯冬。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步行，米斯拉中校作我们的向导。河谷在多数地点不超过100到200码宽，像在第一号桥差不多，覆盖着密密的杜鹃花灌木从。我们穿过“丛林”新辟的一条小道，在中午到达扯冬。在那里，达尔维旅长，另外两位指挥官和旅的军官们，都来迎接我们。扯冬哨听有大约30名阿萨姆步枪队的士兵，由一个廓尔喀二级准尉指挥。第九旁遮普联队派来加强原扯冬哨所的连队，在扯冬以西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七旅的主力部队，今天成批地陆续到来。
　　 在此提一句关于后勤的情况也是必要的。第七旅在达旺的几匹骡子，最远只能走到达旺以西距离10英里的卢姆拉。过了卢姆拉的小路太窄也太陡，大队骡子不能行走。至于行军的速度，沿着这些山中羊肠小道，就是最强壮的部队，一天也超不过10英里。当地的搬运夫，在三天行军之后，能够运送15到20公斤的“有用的”物资(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的毯子和口粮之外，还能背的东西)。从“边境修路组织”来的搬运夫，由于不习惯当地的条件，在三天之后，每人只能运送5到8公斤。我已说过，章多证明不能作为一个战术上的空投区，充其量能够作为一个应急的空投区，伦坡只能接受有限的空投。
　　 在达旺的前沿，准备建立四个直升飞机场。在色基姆、伦坡和章多的机场，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而吉米塘可降落米－4型飞机(较大的俄国直升飞机，能载6人)。而且雨季还未结束，每天都有大雨。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地，已经开始下雪。在克节朗河谷的部分地区和章多，都下了小雪到中雪。
　　 回到原题，谈谈扯冬哨所：约翰·达尔维旅长和奉调而来的两位营的指挥官、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中校和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李克中校，那天早就来到了。后者，甚至经过艰苦跋涉之后，身体情况良好，还在忙于计划安排，准备接待他们陆续分批到达的部队。他们似乎情绪很好，但我颇为约翰·达尔维担心。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而现在看来，他拉长了脸，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我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妥善处理，我完全同情他。在9月8日，当他就要动身去欢度好不容易轮到的休假时，突然被留下来，应付他的旅所在地区的这场危机。我知道，他有迫切的家庭问题等待他休假时去处理，这就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我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讲了一句话，我试图使他放心，我对他说，现在考尔将军已来到现场，最后他会向最高当局就我们的形势作一正确的汇报，并且会停止关于向中国发动进攻的这一切骗人的愚蠢行动。我认为我略微减轻了达尔维肩负的忧虑重担。
　　 我们所在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由一个大椭圆形石墙围着，还有一些浅挖的战壕。哨所本部的兵力是，一个低级指挥官和大约30名士兵的一排人。看样子，他们是愉快的，但有一点慌乱：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意识到在战术上地形对他们不利，他们处于被对面山坡上的中国士兵所俯视的地位。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以妒忌的眼光注视着，他们的骡队从容不迫地卸货，然后返回上面的山腰。他们有机动锯伐树做床铺，他们的战壕选点很好，每一战壕前面都有正规的射击场地。他们看样子是友好的，他们间或向我们喊话，要我们派政治官员去和他们谈判。当然，我们不予置理(我们在达旺的政治官员，曾经警告我们的人员，不得同中国人进行任何商谈)。
　　 中国的士兵看来是健康和愉快的，都穿着在下雪条件下作战的服装。他们的骡子运输队能够直达前沿哨所，他们的车棚离后方只有7英里，就在塔格拉山脊的正北。他们自然不像我们那样担心后勤的供应。在塔格拉山上，他们的纵深阵地，俯视和控制着从章多到兼则马尼长途15英里的、贯穿河谷全部长度的我方阵地，因为克节朗河以南的山脊，比塔格拉山脊既低下又不陡。人们不难想像，这是一个严重不利的条件。
　　 对比之下，我们是把第七步兵旅赶进了局限的营地，有些穿着最单薄的夏装，供给最低微的口粮，携带不超过半小时战斗用的弹药。而我们宣扬的目标是，不久要进攻和击退驻扎在比我们更高的山脊上，准备得很充分的中国旅！
　　 很快，考尔认真举行了多次讨论会，有些会就在中国人的鼻子底下召开的。中国人得意扬扬地挥动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向我们炫耀。有一次，正当这种讨论会进行时，他们甚至向我们营地发射了一阵自动炮火。
　　 我能看得出来，考尔尽力作出一副勇敢的姿态，但是，我知道他已亲自来到这些遥远的高地——无论在地上还是从空中，他是第一个高级将官做到了这一点——地形的严酷实际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狂妄地对扯冬哨所的军官们讲话，宣布政府特别选派他来控制局势，并且把中国人从印度的领土上赶出去。那天的其余时间，考尔用来研究地面形势，他沿着横跨扯冬哨所的连绵的山谷，上上下下、走来走去地要寻找观察地点。
　　 稍晚，达尔维向考尔简单介绍了该旅后勤情况的严重程度，强调指出，此刻他的部队只有不足三天的口粮，他们手中的轻武器只有一袋子弹(就是说，每人有50发子弹，大概够打半小时的硬仗)。考尔立即草拟电报给军区和陆军总部，强调说明后勤供应短缺的情况，并且指出，空投给养和弹药，迄今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通报说，严重缺乏搬运夫。然而，他又是以习惯的模棱两可的说法作结束——他说，虽然中国人远占优势，而且能够把第七旅从阵地上赶出去，但是他，考尔将军，正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把中国人驱逐出去！这种陈述真实地反映了他自己对于目前形势的态度。同时，他是既晓得我们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毕竟他是一位很聪明的人——而又情不自禁地要“讨好”最高当局。究竟陆军总部或者政府内阁会从这些电报中得到什么印象，我一想就不寒而栗。然而，达尔维从考尔的电报中，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他抱有希望地认为，考尔给陆军总部的信息是取消作战计划的开端。
　　 考尔和我回到我们的地堡，已是深夜；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将得到一点非常需要的睡眠，那就错了。考尔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局势的各种可能性。不管我怎样解释，我们的所谓“计划”是如何产生的，也不顾我怎样地劝告，我们应该从河岸上那些战术上不利的暴露的阵地撤回来，考尔却继续唠唠叨叨地反复讲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已对该“计划”着了迷，现在正把全部信心都寄托于“计划”，以摆脱他们面对议会和公众舆论的困境。然后，他重复地表明他的决心，要派一个营过河去占据塔格拉山脊的一个阵地。(那天早些时候，我们看见远在对面山坡上面，有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是在嘎坡山口——拥错山脊顶峰线下面的某处。此处在我们的示意图中标记为僧崇(Sinjang)——或者像有些人拼写为“Tseng Jong”。)
　　 我猜测比吉·考尔想作出一个“姿态”，去安抚德里当局，而派部队去到河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个答案，但是，我企图劝阻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我说，到现在中国人或多或少地接受克节朗河作为事实上的边界，达尔维在那天傍晚也指出了这一点。我确信，如果现在我们派大批部队过河去，中国人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谈到深夜，虽然我极为需要一点睡眠——不像比吉，他似乎是那样一种人：能够只需极少的睡眠。最后我劝他，首先只派一小股部队，比如说一支有限的巡逻队，试探渡过克节朗河，并观察中国的反应。说到这里，我睡着了。但是比吉不时地继续唤醒我，要讨论他那兴奋不安的脑子所想到的种种方案措施。我认为他是通宵未眠。
　　 在此，我愿说明一点。考尔在他的书中，企图为他决定派部队过克节朗河作辩解说，不管怎么样，这一行动是9月28日达尔维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说，派一营部队去塔格拉山脊，他仅仅是批准一项预先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八九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讨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僧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一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关于继续留在克节朗河谷的决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在那里我们能够占据更多的战术上可以设防的据点。考尔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占据的阵地，是不合战术要求的，是危险的，但是他说，他觉得在此情况下，他的唯一选择是向前推进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后撤。在我继续同他争辩之后，有一会，他同我的主张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达尔维。然而，过了一会，考尔收回他的决定，重申他决定留在河岸线，并且在一两天内，派一个营进占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余下的时间里，考尔同达尔维围绕着我们的哨所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批评达尔维，不应选择这样暴露的阵地作为防御工事。达尔维企图指出，不是他选择了这些阵地，甚至到现在还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较好的阵地。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两人的争辩已成丁循环的论证，双方似乎都已放弃客观冷静的估计。
　　 当达尔维把比吉对他的批评告诉我后，我尽力规劝比吉，说来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选择扯冬这个不合战术要求的地点，可以说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较好的阵地位于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恼怒的是，不论他多么不赞成现在暴露的占领线，他还是不采取向后撤的决定。我把同比吉谈话的大意，传达给达尔维，而且我尽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说，我确信，考尔最后会同意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终我未能使比吉这样做。
　　 这时第四军的“马戏班子”开始零零散散的来到了——卡·卡·辛格准将、拉加瓦德准将、二号参谋官和其他人。颇不容易为他们分配掩蔽洞手，但是最终我们全部进到洞里，挤作一团去休息，度过我们在扯冬的第三个夜晚。
　　 9日，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比吉·考尔还在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国人对于他的僧崇行动一直还未作出反应；而且他急于想在第二天，跟着再派拉加普特联队的一个营去僧崇。我们去看望指挥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全部沿河岸在我们的下面露营。李克没有多少作战的经验，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断。但是，对于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当大的怀疑。他的一营兵力是，仅有大约400人——大约相当于半个营的兵力，而更使人担忧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一样，只带着一袋子弹，没有弹药补充的储备。他们没有中型机枪，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击炮弹药，而且到明天，他们只有两天的口粮了。当然，我们已经安排，把更多的补充供应，由脚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过了木桥到他未来的营地，但脚夫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总之，供应线决定于空投区的情况和天气。所以整个后勤上一系列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考尔决定，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于第二天早晨过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预定日期”)，并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阵地。这是考尔用以讨好梅农和尼赫鲁的“姿态”。
　　 我必须谈谈关于我在扯冬哨所会见的指挥官们，因为尽管对于普遍的缺乏准备，我们都感到令人痛苦的忧虑，但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那种冷静而有信心的态度，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提到过李克。旁遮普联队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并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奋勇，为我们一伙人作向导，从第一号桥把我们引到扯冬；然后，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后，他每天到我们驻地走一趟，在夜间再返回他的营部去。此外，他的部队士气是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他。
　　 另一位指挥官是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样子像是一个坚决的锡克军官。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忙于安顿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还穿着夏装，因而他选择离我们南边有几百码的地方，建立一个隐蔽的凹形防御工事，让他们全体下去，进入阵地。他的部队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肿和肺炎，必须撤到伦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离重病号的唯一办法，是沿着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树枝临时扎成的担架，运上陡坡，送到哈东山口)。但是，他没有为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惊扰，也没有太大地影响部队的士气。
　　 当然，部队没有任何挖掘壕沟的工具，因而掘进岩石地面是办不到的。部队所建立的阵地，是边界式的圈地——就是从河谷取石头筑起矮墙。我们到几个营地转了一圈，我所能说的是，不论高级司令部干了什么蠢事，把这些营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这些营都尽了最大的职责，功劳应当归于这些指挥官和下级军官。
　　 即使在扯冬举行的多次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中，这些指挥官从未对供应短缺的情况“抱怨”。他们倾听，表示坚定的意见，不管有多少困难，总是准备在绝对的逆境中尽力而为，我对他们全体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队其他人员，如同士兵们通常做的那样，到河边去洗澡，用河里冰冷的水冲洗。我不要那么吃苦。阿萨姆联队的厨房给我烧了一桶热水，我彻底洗了一次海绵擦身浴。我们不得已，一直是穿着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带来任何换洗的衣物，即使在这样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顿罐头土豆和大饼的午餐(官兵们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样)并且喝了一杯热茶之后，考尔和我退到我们的小掩蔽所躺下睡觉。每人只有两床毯子，一铺一盖，再盖上我们暖和的军服，还不觉得太不舒服。我记得，当考尔继续他的独白时，我不停地打盹儿，偶尔他的问话突然唤醒了我。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营地有一阵骚动，我们全都仓促走出掩蔽所。引起这一切惊恐的是由于在对面塔格拉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一列列的火炬队伍，所有的火光都向山下移动。然后横过山脊从我们的右边到左边——那就是说，总的方向是走向僧崇。这是一种可怕的奇异的景象，我不知乔杜里和他的部队在僧崇如何感受。不久之后，我就勿庸置疑了：来自达尔维的消息说，乔杜里已经报告，大约有一营敌人正在黑夜里集结向他们进逼，而且他估计到黎明敌人就会展开攻击。
　　 一面想着明天的惊人前景，我们转身进了洞；我终于抛却思念入睡了。而比吉陷入了忧闷的沉思，因为火炬队伍的景象，已经驱散了他的全部“得意”。

老八路

第五章 中国第一次攻击——10月10日僧崇哨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从隐蔽所里爬出来，看看有什么动静。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阳光照亮了，但是我们在低处，当然还很暗，只有中午时分，我们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阳光。我看不见对面中国哨所有任何动静。好像那天早晨他们全都下山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在厨房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经起床，正对着安装在杜鹃花丛上的一面小镜子刮胡须。
　　 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的几股部队，沿着克节朗河南岸向上行军，向第三号桥走去，他们正在去“木桥”的途中，那里是他们的过河点。我对比吉说：“我敢跟你打赌，一旦他们开始过河，马上就被射击。”这只增加他的郁闷，所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节骨眼里感到危险。
　　 我盥洗完毕，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个澡。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听到河谷对面密集的枪声。我们沿着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点上，但是未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动。枪声继续在响，既有自动步枪声，也有步枪声，间或还有迫击炮的连发射击。然后，在天空线下中国阵地的较高处，我们看见中国的野战炮，正从他们伪装的隐蔽处拉到外面来。仍然看不见僧崇的空旷地附近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动静。我们争辩着，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应该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几个山坡之后，放弃了这个打算：森林太密，无法看见。
　　 中国人没有开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川流不息的中国部队沿着天空山顶轮廓线向下移动。离这么远看，他们好像成行的蚂蚁爬下蚁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三千人，当他们到达树林的边沿时，就看不见了。
　　 达尔维发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们看见我们的部队蹲在“围墙”中，隐藏在他们的武器后面。他们用武器作为隐蔽。从山谷对面较低的山坡就看不见他们。在这里，我们还看不见有任何行动，但是中国部队一定在黎明前就坚守在阵地上。
　　 我预计中国可能随时过河来袭击，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枪声开始渐渐地消失，然后是完全的寂静。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战中，僧崇的部队在二、三十分钟之内，弹药就用完了——我们在各处的战斗潜力都是如此。
　　 同时，达尔维收到僧崇通过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哨所发来的电报。无线电的初步报告说，受到了大约600中国人的沉重打击。我们得知，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是后来的攻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并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然后，乔杜里发来呼吁电，要求从我们的主阵地给予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
　　 关于如何对待要求支援的呼吁，是应该稍加说明的：战后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所以，我必须说明，达尔维对于呼吁要求机枪支援，是不便作出反应的。
　　 达尔维的驻地是山谷的上坡，在第四号桥，显然从那里他能够看见当时的某些作战情况。米斯拉中校已经转达了僧崇哨所关于支援火力的要求，并且加上他自己的紧急要求。甚至部署在第四号桥周围地区的武装部队，也恳求达尔维批准他们开火；显然达尔维觉得，就他所负的责任来说，是不能发布这种命令的。
　　 我可以保证，用我们沿河一线的武器，绝对没有支持僧崇的可能。如果从我们的驻地开火，只能是一种感情上的姿态，而不是战术上有利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僧崇哨所远在左边，高高地在我们的上面，直线距离有1,500多码，没有看得清的目标。我们的武器安装位置，不是瞄准山上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都未进行过定位或其他预备措施，而且他们只有有限的弹药供应。无论如何，向对面上坡漫无目标地进行射击，是毫无意义的，是达不到任何战术目的的，相反很可能促使中国决定沿河向我们暴露的阵地开炮。达尔维决定不从河岸阵地开火是有充分理由的。
　　 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在考尔和我已经离开扯冬之后，僧崇的幸存者开始慢慢地走回来，也只有到那时，关于这次行动的一个比较完全的景象，才能描绘出来。
　　 看来，情况是这样。乔杜里少校在10月9－10日的夜间，发现有大批部队朝着他的哨所走来的迹象，他就派一个班到远处的山坡上，进入一个隐蔽的阵地，从那里可向他的哨所发出纵射火力。中国人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诡计，所以当他们在10日黎明攻击僧崇时，他们遭到轻机枪交叉火力的射击，遭受严重的伤亡。(据他们自己宣布，他们有一百人死亡，但我对这个数字是有怀疑的。他们可能是加以夸大，以便通过他们的宣传网，把这一事件作为宣战的理由。)
　　 不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这一仗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但是他们很快重整队伍，并且从不同的方向攻击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因为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的守军弹药用完了，战斗只能结束了。此后，由于印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中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应该公平地给他们以评价，实际上他们未用刺刀向我们无能为力的部队冲击，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任意乱杀。按照生还者的叙述，他们允许战败的驻军光荣地撤退，并且带回他们的武器和死者。旁遮普联队的士兵死亡6人，受伤11人，连长乔杜里少校本人也是伤员之一，他甚至在重伤的情况下，还继续鼓励他的部队，并且指挥他们战斗，直到他们的子弹打光为止。
　　 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但是无可怀疑，中国人是严肃认真的，比吉脸上表现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不能相信，一场小型战争已经在他的眼前点燃起来了。因为，肉眼可以看得见，越来越多的中国部队沿塔格拉山坡向下调动，最后比吉接受了这一事实，即如果我们企图越过事实上的边界——克节朗河，至少在这条战线上，敌人将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射击停止之后不多久，达尔维离开他的第四号桥的指挥哨所来见我们。他问我，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停止派遣第二拉加普特联队过河并且爬上塔格拉山脊的计划。当我转问比吉的时候，他同意，应该撤消这一行动，而且说：“此事由达尔维处理，我要同你讨论问题”。
　　 我应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人有意损害考尔将军的名誉，暗示说，气球刚上去，情况一紧张，他马上就把战斗任务移交达尔维而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在许多问题上，很多的罪责可以推到比吉身上，但是不能说，在危机关头他向后逃跑。事实是，有一个小时左右，他真的吓得目瞪口呆，思想紊乱了。德里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和平意图的理论，考尔(如同德里的其他人)不仅接受了，而且热心支持；所有这些珍贵的理论都在他的眼前突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比吉继续不断地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他亲自看见了中国在塔格拉山坡建立的军事力量。他们仍然在那里，不再掩盖他们的行动，他们从高山上川流不息地奔下山来。
　　 达尔维和我趁机向考尔做工作，说明他现在有必要径直赶回德里，去见当权的要人，向他们汇报克节朗河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真实情况。当时，这一点是明显的，那天上午，中国人不会过河进攻：随着我们的僧崇哨所撤退到河岸线，引起那次遭遇战的近因已成过去。所以比吉没有必要坚持留在那里了。他犹豫了片刻，然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和他的参谋立即回去。他向东部军区发回一份长电，描述所发生的情况，并且要求批准他立即飞回德里，向陆军总部和印度政府汇报“新的突然发生的严重情况”。
　　 这时候，我又向比吉恳切地说，有必要把部队从暴露的沿河岸阵地撤到哈东山脊。我说，不能排除在今后几天内，中国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兵力，并且断定了他们的意向。沿克节朗河的阵地是暴露的，易受攻击的，我们能以固守而防止进攻的唯一希望是占据更高的具有战术有利地位的阵地。曾有一度我几乎说服了他，命令部队撤回到哈东山口，但是最后他又反对这一设想。他说：“我无权发布这种后撤的命令，我将同德里试图说服陆军总部下令，撤到我们后面的高地。然而，目前我要做的是由我自己承担作出书面决定的责任。我知道你对此有多么强烈的反感，因此我将给你一个坚守阵地的书面命令。”
　　 那是比吉典型的作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在一个电报本上写了一道命令，大意是第七旅将继续固守现在的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以待进一步的命令。然后，我们在阿萨姆步枪队的“免费食堂”匆匆吃了饭，并且卷起了我们的毯子。
　　 最初，我本来决定继续留在扯冬哨所，直到比吉抵达提斯浦尔，那时我才回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然而，比吉坚持我和他同行，一直回到伦坡，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在路上和我讨论。这样，集合了我们的随行人员，将近中午以前，准备就绪，便动身去第一号桥。
　　 在动身之前，比吉、达尔维和我又举行了一次短促的会议，对敌人的兵力和可能的意图，准确地作出我们共同的估计，是为了向德里反映情况，使今后对此不会再有怀疑。我们一致同意：
　　 中国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的兵力不少于一个营，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能紧跟在后面；我方如果再采取渡过克节朗河的任何行动，中国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此外，如果他们作出反应，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不一定限于克节朗河一线，第七旅在战术上和供应上都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必须不加迟延地把它从暴露的沿河线上解脱出来。
　　 结果，在比吉的随员中，只有拉加瓦德同我们走回来。自从上次长途跋涉以后，卡·卡·辛格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要求再休息一两天，使体质强健一些，我们竟然没有想起奈尔，他一定躺在色基姆和扯冬之间的某地；我那可怜的二号参谋纳林德尔患肺水肿卧床不起，正等待后撤(他在病愈恢复以后，后来参加第四军军部工作)。其余同行的人员还有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上尉和两个青年参谋。
　　 刚过上午11时，我们离开扯冬哨所，大约在下午3点钟到了第一号桥。比吉为了赶路，不愿意在第一号桥停下稍事休息，因为那里天黑得很早。所以，我们不等吃晚饭就动身爬山到哈东山口去。
　　 比吉告诉我，他感觉身体颇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让脚夫轮流背他，这样的安排证明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刚爬了还不到几百英尺，他就说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与之俱来的是印度－西藏高地的秋寒，比吉情况不好，呼吸非常吃力。我们每隔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让他从氧气筒里吸两分钟的氧，使他精力略微恢复，我们再开始爬山。
　　 大概到晚上8点钟时，在我们去哈东山口约一半路的途中，到达一个放牧人的小茅屋，比吉开始说，他的胸部疼痛，呼吸极端困难。他进到小茅屋的隐蔽处就倒下了，说他必须休息一会，才能继续前进。我为他非常担心，并派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回到第一号桥营地去请军医。
　　 大概到夜间11点钟，普拉卡希同医生一道来了。比吉仍在挣扎着，呼吸困难，并且不断地吸氧。医生用听诊器仔细检查之后，坚决地建议立即抬他下到较低的高地去。听起来情况很不好；同时我意识到，把他背回到第一号桥，就意味着有相当一段时间得不到专家的医疗照顾。于是我同比吉商量，他也同意了，最好由我们在当夜把他背过哈东山口，送到色基姆，那里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等候他，这样从色基姆飞出去。
　　 比吉要求多休息一会再动身。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他时醒时睡地大约休息了三、四小时，而我们在茅屋里披上毯子，大家挤成一团，照顾着他。大概到了半夜三点钟，天还没见亮，我们就把他背起来，又开始爬山了。
　　 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次噩梦般的旅行，在漆黑的夜间，我们每走几百码就停下来给比吉输氧。他是明显地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但是不叫苦。幸好，我们一过了山口，刚开始下山，他就觉得好多了。事实上，稍微过了一会，他就坚持要自己走路；于是我们把他放下来，尽我们的力量扶着他下山。
　　 11日上午11点钟，我们蹒跚地走到色基姆的机场。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在等候他，他要立即起飞去提斯浦尔。我想，他如果不撤离，再过一两小时又会垮下来。在他离去之后，我从色基姆下山，抄近路到了吉米塘。
　　 那天的其余时间，我在吉米塘度过。我估计前线上另一危机地点，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势。如前所述，我很担心达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长是如何用他的特别旅来应付局势的。最后我决定自己去棒山口视察。
　　 12日我乘直升飞机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设在山口，由阿萨姆步枪队驻守；但是卡·辛格从第一锡克联队派了一个连支援他们；他们驻在山口以南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哨所，像星罗棋布似的，遍布于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广大平原上。平原覆盖着一层大约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显，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的驾车穿过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车辆向勒村行驶。哨所指挥官告诉我，前几天，车辆活动频繁，中国部队明显地在集结。因为有相当一段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把双方的阵地隔开了，在这一前线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山口本身是宽的，通过山口的路是相当平坦的。车辆很容易源源通过这一隘口，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往达旺。如果中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这一战线进攻，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突破此线。锡克联队带来几挺中型机枪，但是弹药有限——也是大约只够战斗半小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时报纸和广播都已发表了在僧崇发生小规模战斗的报道。我从师部听说，他们都未描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也不描述我们的部队沿克节朗河排成一行所处的危境。
　　 同时，在当晚我听到广播说，尼赫鲁先生为了应酬一个不太重要的约会按期去访问锡兰 [ 译者注：现称斯里兰卡。 ] ，在途中尼赫鲁先生公开宣布，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这一声明，就像用一个大棒猛击了我。我很难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更不用说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竟能公开发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宣言。不论他想达到另外的什么目的，尼赫鲁的声明如此公布出去，一个肯定的后果，将是我们的秘密计划被泄露了，因而危及我们前线部队的安全。
　　 这一宣言的军事含意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是明显可知的，至少对于在前线上的我们这些人是如此。既然尼赫鲁已经宣布他要发动进攻的意图，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坐以待攻了。这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中国人在高高的塔格拉山脊上很好地建立了坚固的基地，他们由此基地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摧毁在克节朗河和娘江河谷的第七旅，然后直取达旺，一直挺进到达旺河。
　　 关于10月10日在克节朗河完全失去防守能力的军事局势，是如何造成的，以及这一事件的确切后果，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以讹传讹。在此，我不惜冒昧重复，愿将有关我们沿克节朗河的部署及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况，写一概要：
　　 10月4日军区司令森将军断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调动第七旅去克节朗河一线。我抵制这一命令而只派出侦察部队；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后勤支援以前，不能进行作战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够说服新军长考尔将军，第七旅不应派到克节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尔刚一到来，就鲁莽地直接下命令给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要调动全旅前往克节朗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征得旅长或者作为师长的我的同意。
　　 尽管我曾向更高当局提出建议，不要越过扯冬，不要用延长我们建立哨所线的办法，去扩大我们的领土要求，但是我却奉命要提交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虽然我确实制作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也明确表示过，以我师当时所具有的后勤资源，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进攻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再明确地指出，这类进攻的尝试，会带来深远的后果。我们，是指达尔维、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和我本人——甚至还有考尔，他在10月6日发出的密电和以后的文电中，也指出过。
　　 看来，考尔已经接到命令，最迟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所以他采取了行动，调派一个营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发生小规模战斗之后，考尔还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让它调回到一个合理的有战术价值的阵地。当时经过各种设想和考虑，都要求必须立即这样做。
　　 考尔自称，他仅仅执行了在他来此以前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即使有意，也无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一个排去占领僧崇。这是不正确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个哨所的责任，完全在考尔。在我以前送交军区司令的计划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作战行动是我师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计划中，没有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建议，也未建议派遣任何部队去占领僧崇。
　　 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军长在陆军总部能占上风，说服他们，他们所想象的作战计划，没有相当大的后勤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开始检查我的指挥系统，因为很清楚，虽然娘江河谷在战术上仍受达尔维的指挥，但由于他坐镇克节朗河前线，已经无力控制娘江河谷的军事行动了。我正期待着第四近卫军联队(原来是作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接防部队)随时能够到来——并且期待其他部队也可能来。于是，我着手把第四师的防区分成三个分区。
　　 达旺一线保留原状，由卡·辛格(连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负责保卫棒山口的进路和达旺的防御。在左翼，我计划从第七旅接过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留给达尔维的是指挥克节朗河一线，从西部的章勒到第三号桥。
　　 我把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区，直接受吉米塘师部管辖。我发出命令叫第四近卫军联队到达之后，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联队的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让后者参加在扯冬的第七号桥防区。伦坡和哈东山口划入中部防区，在师部的指挥之下。
　　 我把通讯队的策二号指挥拉姆·辛格少校召来，并指示他向他的指挥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尔我的后方指挥部)发一电报，教他飞到克节朗河和娘江河地区。他的任务是作一次通信联络部署的侦察，以便把我的前线部队按计划加以分区整编。(迪瓦里刚刚完成克节朗河谷的侦察，正在归途中，发生了意外，打断了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国人俘虏了。)

老八路

第六章 德里拒绝我的脱离战斗计划

　　 虽然我对于中国继续在各条战线上集结兵力非常担忧，但是我一直指望考尔以他那出名的善于说服人的才能和他对总理的影响，会使陆军总部发布命令执行我的“脱离战斗”计划——那就是说，从克节朗河后撤，并且在哈东山脊建立新的阵地。这样不仅具有战术上的意义，而且可以缓和僧崇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从而可能避免中国人渡过克节朗河的一次大规模进攻，甚至可能进攻到达旺地带。
　　 显然，我一直对比吉寄以虚妄的希望。使我惊恐而失望的是，我们收到第四军部10月13日发来的密电，命令第四师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固守克节朗河阵地。
　　 我一直确信无疑，比吉的使命一定会成功。我甚至开始对于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先生“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声明不予置信，认为是新闻界的夸张，因为我不能设想，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听过比吉·考尔关于僧崇战斗的事件经过之后，还能说出那样的话。哎呀，第四军的电报把全部老的恐惧都带了回来。德里远远地脱离实际，而我们全都不可避免地向着灾难进行轻率的冒险。我决定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劝告比吉再一次运用他的影响，试图缓和克节朗河地区的局势。
　　 当时，对我的地区，空中运输工具已大大改善。我有两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停在吉米塘，其中之一的驾驶员是飞行官维诺德·塞加尔，普来姆·塞加尔的兄弟，我的一个很老的朋友，他前属俾路支团，现属印度国民军。这些直升飞机由空军派来的一个空勤小组进行维修；任何时候需要技工和零件，就从提斯浦尔空运来。与提斯浦尔的直升飞机的联系，每天由米－4型飞机提供。天气晴朗到足以允许一天飞行10到12架次，既运部队，也运维持给养的急需用品。10月15日，我趁便飞去提斯浦尔。
　　 在军部，我见到比吉躺在床上，样子是极度的疲劳。很明显，他一直未得到休息，可能连医疗的机会也没有。这就加重了我的忧虑，因为我一直依靠他把我们从危境中拯救出来。我立即问他，我的建议(把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高地)，为什么被上级机关否决了。比吉答称，虽然他尽了努力，也未能使德里的任何人相信中国在塔格拉集结兵力的程度。他又说，情报局长比·恩·穆利克先生仍然坚持说，在塔格拉山脊只有大约200个“装备不良和半饥饿”的中国人。比吉接着说，“所以难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最终势必要进攻塔格拉，但是在进攻之前，第七旅奉命要不惜一切代阶固守克节朗河的防御工事和章勒”。
　　 看来，在比吉描述了僧崇战斗之后，总理所能同意的是，若不进一步加强第七旅，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面临选择，或者仍旧留在河岸线，或者撤回到后面高地，二者必居其一的时刻，当时出席会议的森断然地说，第七旅在现有阵地上能够顶得住中国的一次攻击，所以不应撤到哈东山口，而这就是总理下达的命令。我不由得悲痛地想到，一旦中国打进来，由于森对地形、总的后勤系统和基本的地面战术等方面的无知，将会给我们的部队造成多么致命的后果啊！
　　 我猜测比吉没有认真地、强有力地申述我们的观点，可能因为他不愿在他初任作战指挥官时，就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设法说服他，他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使第七旅得以脱险。
　　 我提醒他，森从来没有走出过达旺，不能真正对克节朗河前线的战术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计，比吉作为军长，完全置身其中，并且知道他正在要求达尔维承担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明确地说，作为一个师长，以我当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就是在那些阵地上，维持我的部队几天以上的衣食也难以办到，更不要说向塔格拉进攻，或是沿克节朗河顶住中国的冲锋了。尽管空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向章多和伦坡空投物资，但是后勤储备一直没有落实。
　　 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更加具体地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给养情况，直到使比吉相信，一旦大雪封了哈东山口，脚夫不能通行，不论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在克节朗河一线呆下去。此外，在章多建立空投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在伦坡，只是有限度的成功——那里只能为一个营而不能为一个整旅服务。这些话我以前都说过，但是这次我认为要把自己的意见说透：打起仗来，我们不但不能守住克节朗河谷，而且从供应上说，我们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吉对此想了几分钟，同时我继续请求，不要只因为森要拿士兵当棋下，就让我们的人员去冒生命危险。结果，他同意再走一趟，让我给他提供我们缺乏后勤支援的充分事实根据。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并说我决定亲自到伦坡和章多去搜集有关供应给养的情况资料。比吉随即潦草地写了一张调查表，由我就章多和伦坡的储存物资和战术情况拟出答案。我随身带着调查表飞返吉米塘。
　　 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各个防区特别是章勒送来了关于中国部队进一步集结的报告。我知道，如果我要及时影响比吉，就必须赶快行事。所以，当天下午，我乘贝尔飞机飞到伦坡，完成我的第一步工作。我仅用了一两个小时，从第九旁遮普联队负责伦坡基地的军官马立克少校那里，得到了关于现有供应项目的分类统计数字，然后当天傍晚回到了吉米塘。
　　 我要在第二天一早飞到章多去，但是我被劝告必须等到上午十点种左右，因为空军利用每天早晨时间集中空投给养。在一个高原禁区上进行集中空投，同时让我们的直升飞机着陆并且停留在那里，即使仅仅短暂的一会儿，也是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等到中午，发了一个电报给达尔维和米斯拉，让他们到章多去接我，我就带着我的一号参谋官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乘塞加尔驾驶的贝尔飞机起飞了。
　　 我们向西北飞行，几乎直接在嘎坡第一山口上空飞过。我们快到章多时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多岩石的高原禁区的陡峭山脊上，点缀着无数的降落伞。章多顶部只有大约长400码宽200码的面积，周围是一道突出地面的岩层边缘。约有2到3英寸厚的雪毯，覆盖着山脊的顶部和北面的山坡。这里是禁止人们观望的地方，山顶四周以陡峭的坡度直下深谷，到处可以看到降落伞和黄麻袋，这些都是没有投到山顶而滚到山下去的。
　　 我们顶着大风降落了，听说这个地区，每天大半时间持续地刮大风，由于这个原因，空投失误的比例很高。不论用伞投还是自由空投，结果都是一样。我的军需副官来接我，他同少数的仓库工人和脚夫，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正在把守着空投基地；而他们没有必需的衣物，包括遮身的风衣(除非找到一些降落伞)。我很失望，达尔维和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官都未能来接我，因为在章勒突然发生情况。据报告，中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部队，那天凌晨三点半钟，开始发生互相射击。
　　 在章多负责的年青少校给我准备了全部统计数字。他证明，直到那时，只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空投物资捡回来了。人力缺乏，简直无法分配人力去深山峡谷中收集投散的物资并背上山来。结果，不得不从扯冬驻军派部队来帮助搜寻急需的物资。但是，这意味着要艰难地步行5个小时到章多，再用几个小时捡回散失的物资，然后再步行三个小时返回营地，而且还要承担夜间站岗放哨的值班任务。有时候，经过一切的努力之后，结果寻找回来的全部都是不急需的物资(因为没有采取一种办法，把急需的物资项目用不同颜色的降落伞标示出来)。
　　 从我得到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后勤储备状况比我所想到的还更糟。然而，我必须返回师部后才能开始进行分析，或者开始填写军长的调查表。我在离开之前，围着空投区走了一圈，遇见第九廓尔喀联队的几个士兵(属于阿鲁瓦里阿的营)，他们是为保护空投基地而部署的警戒哨。
　　 我想早点赶回吉米塘，给军长写一份紧急报告，并于当晚派传令官送到提斯浦尔。然而，在我离开章多以前，还想同达尔维通个电话，取得章勒的最新情报。
　　 达尔维在电话中告诉我，那天大清早(10月16日)，大约有30个中国人接近我们章勒的哨所，并对哨所开火。我们进行了还击，中国人被迫撤退了，但是他们撤退时，丢下了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后来，当我们哨所的侦察部队搜查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血迹，这证明有更多的伤员。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的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达尔维告诉我，从死者的衣着和他没有携带武器这一事实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译，或者是某种文职人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向我们的哨所走来，可能来要求举行会谈，或者进行一次侦察。为什么在他们自己处在空旷而易受攻击的地位的时候，竟向一个设防的哨所开枪？这听起来是不合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中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未对达尔维这么说，看来他比以前更抑郁和不满；但是我估计，在几天以内，我们会看到向章勒哨所的一次攻击。所以，我更加有理由让比吉争取德里在今后一两天之内批准我的“脱离战斗计划”，因此，不再浪费时间，我乘直升飞机返回吉米塘。
　　 匆匆喝了一杯茶，我的参谋和我一起，对我管辖之下的库存情况进行了分析。我现将各防区的统计一览表(我愿提醒读者，这些库存是为供应一个师，指定要在山区向世界上最顽强的部队发动一次大进攻而储备的)公布如下：
　　 章多的库存，为克节朗河防区备用(第七旅旅部，两个步兵营和其他部队包括工程兵、轻工兵和脚夫——全部兵力约2,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够5天用
　　 　　　　　　豆类　　　　　　　 　　　8天
　　 　　　　　　蔬菜等(罐头)　　　　12－15天
　　 　　　　　　茶　　　　　　　　　　　18天
　　 　　　　　　牛奶、糖、盐　　　　　　　无
　　 (就是说，发足标准定量，大约够用5－7天；发给定量的一倍，大约够用10天)
　　 伦坡的库存为娘江河防区备用(师部，两个步兵旅和其他部队——全部兵力约3,000人)：
　　 　　　　　　粗面粉和大米　　　　　　10天
　　 　　　　　　豆类　　　　　　　　　　14天
　　 　　　　　　蔬菜等　　　　　　　 8－10天
　　 　　　　　　罐头牛奶　　　　　　　　22天
　　 　　　　　　茶　　　　　　　　　　　19天
　　 　　　　　　盐、糖　　　　　实际上等于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貌。人们可能没想，至少以达旺为基地的部队，会是供应充裕的。但是我从卡尔茵那里得到了统计数字，这就是为供应达旺防区部队2,900人而储存的情况：
　　 　　　　　　粗面粉和大米　　　　　 16天
　　 　　　　　　豆类　　　　　　　　　 23天
　　 　　　　　　蔬菜等　　　　　　　仅够6天
　　 　　　　　　茶、牛奶、糖　　14－20天以上
　　 如果说，这些统计数字反映了一幅可怕的给养供应情景，那么弹药的供应情况就更差得远了。在克节朗河防区，只有一个营(第九旁遮普联队)具备“第一线”的弹药供给标准——那就是说，全部由人携带的弹药和营里储备的弹药，足够作战一天之用。其他营(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就只有按人分发的随身携带的“小袋”弹药(够与敌人一次接触后约半个小时作战之用)。整个防区的迫击炮弹总数为725枚，
　　 使我大为忧虑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冬衣。在这些高地上，全体人员按正常标准，都应发给“雪衣”——即睡袋和毛毯，毛线内衣裤和毛呢外衣以及其他。除达旺外，其他所有防区很少分发这些衣物。例如，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只分别得到60个睡袋，其余的人每人只有两条毯子——廓尔喀联队仍然穿着夏衣。这些部队露宿在12,000到15,000英尺的高地上，冬季很快降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困苦境况是不难想象的。
　　 我把所有这些项目列入一个明细表，准备送给军长；然后，我开始答复他的调查表中有关战术情况的部分。我觉得全文引述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1：
　　我们能同集中攻打章勒的中国部队较量吗？如果能够，何时与如何？
　　答：
　　章勒现有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两个排。今天已经调去另一个排，一个3英寸追击炮小队，有炮弹90发；一个中型机枪小队，有盒装子弹5,500发，手榴弹108枚，带装子弹3,200发，一个前沿军官观察组。在章勒的兵力将是130个战斗员，有4天的口粮和有限的弹药。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与一个营作战，作战期限将根据我们提供口粮、弹药和援兵的能力而定。
　　问题2：
　　已否发现章勒方向有什么情况？
　　答：
　　从10月10日以后，曾发现敌人在坦普洛格桥、僧崇和穆克沙尔地区，有频繁的活动：估计有一个营挖壕固守。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约有25到30个中国人向章勒试探，并用轻武器向我们的部队开火，扔手榴弹。我们进行了回击，大约20分钟后，交火停止。中国人留下一具尸体，我们的巡逻兵看到该地区有很多的血迹。可以设想他们遭到更多的伤亡。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没有伤亡。
　　问题3：
　　要摧毁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需要什么武器和弹药？
　　答：
　　很清楚，敌人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是得到全部塔格拉山岳防御系统的支持的。把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敌人阵地，看作孤立的阵地，那是不正确的。如果向其中任何一个阵地进攻，就会遭到一个或更多阵地在侧翼或从纵深进行的反击。所以，我们应有足够的火力以压制敌人的炮火和他们的支援阵地。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必须用火箭筒、手榴弹和极度烈性炸药包进行袭击，以摧毁敌人的每一个地堡。
　　基于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作战的经验，最低限度的需要如下：
　　(1)师的炮兵具有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2)所有步兵武器，发给三份第一线标准的弹药。
　　(3)极度烈性炸药包。
　　(4)每排发给一个火焰喷射器。
　　问题4：
　　如果所要求的一切都能提供，该旅能占领什么而且何时占领？
　　答：
　　如果给予所要求的一切，该旅应能占领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对面的阵地。
　　然而，在克节朗河北岸的阵地，将难以抵挡来自北方的随后反攻。至于发动进攻的时间，在11月30日以后的任何时候都将对中国人有利。
　　问题5：
　　在第二、三、四号桥和坦普洛格桥的确切部署如何？
　　答：
　　我们的部署如下：
　　(1)第二号桥　　第九旁遮普联队，缺一个连。
　　(2)第三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3)第四号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缺三个连。
　　(4)坦普洛格桥　　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一个连。
　　由于这些部队的阵地都位于深山峡谷之中，没有一个阵地可以得到我们的炮兵支援，而且在这些阵地上，纵然目标在射程之内，我们的枪也不能击中目标。
　　总之，我愿意把某些事实连同我的一些看法摆在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参谋对于地形、敌人的兵力和气候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我确信我所说的将不会被误解。
　　战术问题
　　敌人在塔格拉山脊地区部署了一个完整的师，加上在塔格拉山口前沿有一个旅，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以随时调来，这种兵力部署看来是不匀称的。然而，塔格拉山脊对于中国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他们在勒村的主要基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兵力部署是与塔格拉山脊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他们选好了阵地，修筑了工事。紧靠他们的后面，就是公路。他们的前沿阵地，可以通行骡马。就兵力、阵地、火力支援(由于缺乏武器与弹药)以及合理部署部队的基地等方面而言，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形势。敌人肯定将在克节朗河北面，争夺除了第一号桥以外的所有阵地。
　　章勒是相当孤立的。沿克节朗河南北两岸通向章勒的道路都受中国的控制。另一条路是从章多走，但是已被大雪覆盖了，无论如何也要两天的路程。靠空运维持章勒已无可能。敌人可能认为直接攻打章勒太不合算，但是他们势必会切断它的交通线，以孤立该处的哨所。
　　我们不具备防守章勒的充分条件。因此，我建议从章勒撤出我们的哨所。
　　 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编写这个报告了，因为我必须在当天傍晚，把报告送到军长的手中。我得到通知说，次日上午，在提斯浦尔将举行一次高级官员会议，克里希纳·梅农，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都在视察第四军，为了对我的“脱离战斗”的要求在现场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不敢耽误。匆忙把报告打字整理好，就从我的师部派一军官，乘直升飞机把报告送交考尔将军。
　　 只是把文件送出之后，我才有时间细阅边境全线各哨所送来的报告。一份来自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报告说，某个中国高级军官，可能是师长，视察了塔格拉阵地，并且发布了命令。10月15日，中国的指挥官在塔格拉西部某地，举行了一次会议(靠近示意图中标明的地点瓦德兰。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驻地位于扯冬哨所上面大约500英尺的一个秃山嘴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些地点)。大概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有20个或者更多的一群穿军服的中国人，在空旷地上集会，主持者是“一个戴红帽子的人 [ 译者注：我军从来没有戴红帽子的，作者肯定是搞错了。 ] ……另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离人群稍远，但是在说话听得见的距离以内。”(政治委员吗？)。第二天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还是由那个戴红帽子的人主持。他多次指向章多和南边其他地区(通过望远镜，这一切都清楚可见)。报告还指出，10月15日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在塔格拉山脊上几乎到处重新挖战壕——夜间灯光大为增多，似乎挖壕工程连夜继续。
　　 在我脑海中，再也没有任何怀疑了。所有这些活动，都预示着中国即将越过克节朗河发起一次进攻——也可能在娘江河谷，因为兼则马尼也有报告说，我们哨所的对面在集结部队，有些中国部队已逼进到离我们哨所300码以内的近处。我给比吉打电话，并向他转达我的忧虑。他告诉我，他刚收到我的报告，他将于次日把我的建议提交军区司令和陆军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方也在集结部队。一个新的步兵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指挥官是哈里哈尔·辛格中校)正陆续到达。这一营是指定守卫第一号桥的，留下一个连驻在哈东山口，准备在山脊上修筑防御工事。另一个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从第六十二步兵旅拨出)也已到达，并且被派到达旺，驻在卡尔茵·辛格的防区。此外，我曾接到通知，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将在几天之内空运来。
　　 乍一看，这些援军的来到似乎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很怀疑他们的战斗力。增加这么多的地面部队是一回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弹药供应仍将限于每个人所能随身携带的，而他们的给养储备又受到我们脆弱的后勤供应线的限制，这些新部队的战斗力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在耗尽了他们按人头为标准发给的弹药之后，他们就只能代表更多吃粮的人口了——而我们恰恰是没有给养来源，甚至保证这么多人吃饭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同时，我必须就如何作战，制定一些准备应付意外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从章勒哨所撤出，并把部队调回河的南岸，那么，中国人不久就会渡过克节朗河展开全线进攻，还可能从兼则马尼沿娘江河谷而下配合进攻，而我们在娘江河谷一带部署的部队很少。我不认为他们会从棒山口同时向达旺发动进攻，至少在克节朗河战斗的命运没有决定之前是不会的。
　　 我的计划是，如果军长说服了陆军参谋长，允许第七旅向后撒，并且在哈东山脊重新构筑防御阵地，我就把哈东山口－色基姆－伦坡地区分配给达尔维和他的三个营——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这将是我的左防区。为了中部防区，我将把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回到吉米塘－萨客地地区，可能派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到前方仲昆桥，支援兼则马尼哨所。我的战术指挥部将移至萨客地，如果第十三道格拉斯联队到达，就作为该地区的后备部队。
　　 至于达旺，形势一直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要发动一次总攻，达旺必定是主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达旺称为“师的生命攸关的阵地”。然而，森将军为了迎合德里对于扯冬的着迷，竟仓卒行事。实际上把达旺的驻军调空了。(后来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调到达旺，加强在那里孤守的第一锡克联队。)
　　 依照我的看法，至少需要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并且具有适当的炮兵支援，才能严密防守达旺和守卫从棒山口向南的两条主要路线(一条直通达旺，长约18英里，另一条经劳到让，大约四十英里)。目前，我只有一个营(和期待调来的一个营)，以及由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山地炮兵团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只够封锁那两条路线，再无余力用于严密保卫寺庙和达旺高原南端的城区了。不管如何，在一两天内，我至少要有一个合乎要求的旅部来指挥达旺防区。因为我已经得到通知，第六十二旅的旅部，将从查道移驻达旺，以接管卡尔茵·辛格所辖的特别炮兵旅旅部。
　　 我必须同卡尔茵·辛格讨论这一切问题，然后我才能果断地制定出一个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我发电请他于一两天内飞来吉米塘，同我磋商。
　　 当然，我制定这些应急计划，是基于以下前提的：授权我重新组织克节朗河的防务。不然的话，我们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就地战斗下去。
　　 诚然，事态就是这样发展的。17日整个上午，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猜不透提斯浦尔开会研究的结果如何。关于后撤是明智的这一看法，比吉能够说服现已接近作战现场的陆军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吗？更为明智的忠告能占上风吗？
　　 那天傍晚，我们得到了答复。军长电告说，我的建议都已提交同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他们两位那天都到了提斯浦尔)，但是建议已被拒绝了，大概根据森将军的意见，陆军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我们坚守原地，并且击退可能来自河岸一线的中国任何攻击。作一次战术上重新组织力量的最后机会已被放过了。
　　 我试图同军长通一次电话，但未能找到他。起初，我以为他一定还在忙于陪同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可是一直等到很晚还未接通电话，我开始猜测，由于未能使我们部队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针获得批准，所以他现在回避同我谈话。
　　 同时，达尔维一直在电话中，要求批准他的旅“尽可能快地”从克节朗河撤退。他说，他再也不能维持前沿阵地部队的口粮了。我告诉他，暂且放下电话，因为我也正在找军长通话，讨论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不愿告诉他军部的来电，因为他的语气非常烦躁和激动。由于木已成舟，再与比吉谈，有无成功的可能，对此我是信心不大的。但是，在放弃我的意见之前，我决心再与比吉摊一次牌。
　　 我继续给比吉打电话，直到那天深夜和18日上午都未成功。事实上，我完全没有机会与比吉谈话了。最后一次接触是15日，我在他的军部同他谈话；我已有几个星期未看到他或未同他谈话了。当然，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他一直在患重病，17日在大官们回德里后的当夜，他的肺病情况危急。这显然是多日积累的。自从那次在哈东山口患病，比吉没有正视他的病情，18日克里希纳·梅农派一位特别军医到提斯普尔给比吉进行检查后，比吉被撤回德里去了。军部擅自决定不通知我这些情况。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比吉列入病号名单，当他不在期间，军的指挥任务应该自然而然地移交给我——至少直到新的更有资格的将级军官被委派代替他。我当然继续指挥我的师，但是起码应该有一位将级军官，能负责在军一级作出作战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处于无人状态。尤其是，的确莫明其妙，军长作为伤病员撤回德里，却故意隐瞒着我和我的师。
　　 面临着即将对敌作战的前夕，一个军继续由一位卧床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病危的人所指挥，可见我们已经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境地。我听说，国防部长坚持这种安排，陆军参谋长予以默认。看来陆军再也没有它自己的意志了。
　　 10月18日，来自克节朗河前线的消息甚至更坏了。第七旅防区报告，看见成群的中国士兵，沿着塔格拉山坡的小路在作记号——就像为进行一次夜战在作准备工作。然后，当夜来自第四近卫军联队防区的报告说，在他们和他们左边的第九旁遮普联队之间，有一群中国士兵过了克节朗河，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河岸进入杜鹃花丛林中不见了。那一夜，两营的巡逻队都试图寻找他们，但是树林太浓密，不能进行侦查活动。
　　 从兼则马尼防区来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发现有许多中国人，跨过连接兼则马尼到第一号桥的小路，正在占领阵地(该处是第四近卫军部队的驻地)。我决定亲自调查这一报告，因为该地区位于我的师部直接负责的中心防区以内(按照我最近对达旺－克节朗河前线的重新部署)。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在我的防区以内现有道路的地理形势。几百年来，印藏贸易路线的主要骡马道，是从达旺攀登娘江河谷经过萨客地、郭桑曲登、吉米塘、仲昆桥和兼则马尼(均在印度) [ 译者注：兼则马尼等地均是我国领土。 ] ，向北到西藏的勒村、冬卡尔宗和错那宗。另一条平行道，只是羊肠小道，不适于驮畜通行，是从伦坡向北经过色拉姆，越过哈东山口到第一号桥。这就是唯一的“给养线”，以供应克节朗河防区的两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旁遮普联队)，以及第七旅防区的交通线(虽然还存在一条可供选择但是行走艰难的路线，即越过嘎坡第一山口到章多和扯冬)。连接克节朗河前线和娘江河主要路线的唯一东西向的道路，是连接第一号桥到兼则马尼的羊肠小道。这条小道穿过塔格拉山脊较低的东南山坎，然后进到兼则马尼。就是这条道路，据报告说已被中国部队所占领。
　　 我下令派两个侦察巡逻队，一个从第四近卫军联队的第一号桥向北，另一个从阿萨姆联队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向南，这样从相反的两头沿这条小道巡逻侦察。我命令他们沿着小道在半路上会合，并且报告是否发现敌人或敌人的任何行动。然后我决定次日亲自去兼则马尼，在那里作出第一手的形势分析。几天以前，我已派人去叫第五阿萨姆联队的指挥官拉坦·辛格中校，从他的查道营部来见我：那天情晚，他到达吉米塘我的师部。我想带着他和我一块去兼则马尼，给他一个机会去检查他在兼则马尼的哨所，并且向士兵发军饷。另外也注意看看他们在供应上的安排情况。
　　 次日，即10月19日上午8点钟，我率领少数警卫动身去兼则马尼，带着拉坦·辛格。卡尔茵在前一天已到我们师部，但我还没有时间与他谈话。所以我请他伴随我们一行走一段路，以便我在路上利用机会和他讨论他的防区在战术上变更部署的问题。我也需要他的建议，选择一个阵地为在兼则马尼以南建立一个排的重迫击炮阵地，以支持那个哨所，便于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
　　 兼则马尼在吉米塘以北大约6－7英里。我们在仲昆桥附近半路上的哨所与卡尔茵·辛格分手。拉坦·辛格和我继续去兼则马尼。在那里指挥哨所的青年指挥官，带着我们围绕环形防线走了一圈。从几个观察点我们可以看见中国部队在通向塔格拉山顶的高坡上走来走去。青年军官在他的环形防线外边，建立了几个观察哨所，从这些哨所可以获得更为详细的报告。在过去的三、四天内，报告异乎寻常的不断增加，都是关于中国军事行动的。也是从这个防区，发现一个戴红帽子骑马的中国人，在中国部队中走来走去，显然是在临督他们的活动。就我所见，中国人已不掩饰他们的行动了。我回忆起来，这种不顾安全，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在战术上和数量上的优势。他们一定知道了，他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或摧毁我们的哨所。
　　 刚一过午，我派出向南沿羊肠小道去第一号桥的巡逻队回来了。巡逻队长说，当他们走到大约一半的途中，一小队中国人包围了他们，而且他们用枪瞄准印度的士兵，用印地语告诉他们，回到兼则马尼去，因为现在他们进入了中国的领土。巡逻队长说，他看到背后还有中国的部队在杜鹃花丛林中掠过。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已返回哨所作了报告。他没有同从第一号桥出发的巡逻队接上头，大概那一个巡逻队也被中国人赶回去了。
　　 当然，我早预料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惊人的形势。负责哨所的青年指挥官，虽然是一个勇敢的军官，也明显地被这些情况吓得有些发抖；所以我决定在兼则马尼哨所过夜，倒不是为了战术上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为了恢复一点信心。我毕竟还同我的师部保持着联系，而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距离只有两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喝杯热甜茶，勤务兵给我铺好了床准备过夜。
　　 然而，天刚刚擦黑，吉米塘来了电报说，刚刚接到军部的重要通知，他们觉得，通过无线电发给我不安全，请我立即回去，当然，我没有选择，便告诉拉坦·辛格留下过夜；我自己立即动身回吉米塘。

老八路

第七章 军区司令继续干涉

　　 当我回到吉米塘，天已很晚，我发现来迎接我的是，从后方指挥部来的我的几位高级参谋官，他们碰巧从提斯浦尔飞来。莫伊特拉上校是我的高级军医官，他已来吉米塘一两天了，正在筹划从吉米塘到提斯浦尔快速撤运伤病员的问题。我们急需为战场伤病员准备房间。我确信，不用几天我们就要开始接收战场伤病员。卡尔茵·辛格旅长仍在那里，面色是严肃的，但具有一种温和而不气馁的神态。撒古尔·辛格中校是我的高级军需官；还有其他一两位军官。连同两位直升飞机驾驶员威廉士和塞加尔，他们是一群愉快的人。
　　 使我无限惊奇的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优秀的军官们，能够如此临危不惧。他们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势将任凭顽强的、物质上优越的敌人所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端的困难——压低标准的定量供应；没有足够的冬衣抵御刺骨的寒风；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危险叵测的地带；只有最低限度的一点点医疗设备；而且远在千里之外，长期不能与家人亲友相聚。但他们仍然经常是愉快的、积极的并且决心在逆境中尽力而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为我服务，我感到很幸运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后方指挥部的军官们，常常到前线去视察，以便直接提供帮助，这同军区或军部的高级军官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们最喜欢坚持他们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并向远在战地的人们索取报告。
　　 我的高级作战参谋(一号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打断了我的休息时间，交给我一份军部来的电报，这就是把我从吉米塘“召回”的原因。电报是前晚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我逐字引述于下(但是避免了军用缩写字)：
　　继续我们172020的02120 [ 译者注：系密码代号。 ] ，在章勒地区要执行以下部署。甲从10月6日起，派一个连占领章勒并增援现在驻地的部队。乙命令一个连到第五号桥，参看我们上面所引电报，现将全部布置在第五号桥北岸地区。任务(1)加强巡逻以控制第五号桥与章勒阵地之间的地区。(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与章勒连队处于互相火力支援的距离以内。(3)肃清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的敌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个加强连(第三连)掩护第五号桥的南岸。该连先带三天干粮。如果没有轻工兵，动用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该连背运给养。答复收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军部非但不批准我从克节朗河疏散部队，现在反倒拿士兵当儿戏，像走棋子一样把我的连和排推向前进。提斯浦尔命令我集结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到最远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地区，离开我们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于有争议的领土内，而且受到中国占有高地的控制。我无法保证那个前哨基地的给养，除了士兵携带能够作战半个小时的袋装弹药以外，我是无法接济他们弹药的。这简直是发疯。我决定不执行这些指示，除非考尔将军直接给我下命令。
　　 我向军部打电话，但我只能叫到一个中校接电话(他的姓名已忘记了)。他不能够(不愿意)告诉我军长在何处，也不能找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来按电话。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级军官。我说好啦，在我未能与高级军官通话以前，我拒绝按电示行动，我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我回到办公室，情绪很坏。坦率地说，比吉·考尔发来这样一份无益的、不得要领的命令，使我惊异。他曾看过地形，他知道章勒离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与第七旅的作战阵地无法配合；即使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哨所，在那些条件下，也是毫无办法维持的。怎么能够把500人的部队部署到那里？一个排(在正常情况下是30人)，怎么能够给他们搬运维持8天一个周期的给养？军部难道没有人具有一点最起码的后勤工作的常识吗？
　　 在一小时之内，第二个电报随即发来了。这一次在时间次序和安全保密两个方面分别升级为“火速”与“绝密”。
　　第一“从军长到第四步兵师总指挥。如果对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颁发的命令，参看本部所发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130电报，那么不执行和不贯彻这些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第二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务。复电告知收到。
　　 读了第二个电报，此刻我才认清，写这些电报的主使者不是考尔将军，而是森将军。我认出他那大声威吓的口气。第二电中的威胁性质，第一电中指明向找和我的一号参谋官所发出的不切实际、不符合战术的指示——都带有森的一贯作风的气味，这些我们早就领教了。考尔一定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在提斯浦尔，在他缺席期间，军区司令接管了军部。不论是什么情况，我决定不遵从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职，就听他的便。
　　 我打电话给达尔维。如前所述，我不愿意过早地告诉他关于10月17日“上级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克节朗河一线的第七旅仍留原处，这只能增加他的忧虑。我曾指望上边有人——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任何人——能及时理解克节朗河的部署，在战术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阵地，在给养上又不是能够维持供应的战线。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命令坚持不变。我必须说，对此，我主要责怪比吉——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在亲自侦察和从我手中得到给养储备的统计数字、掌握实际情况之后，应该坚持把部队撤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得知)在新德里的会议上，比吉向总理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向中国人发动进攻；第二，推迟进攻，但要坚守克节朗河的阵地，第三，撤退到后面的高地。这样摆出三种方案，显然意味着这三种行动方针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鲁或者梅农，或者任何人势必选择中间路线，折衷办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药丸——是被我自己的军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上级拆了台。现在最苦的药丸是我不得不把这一切困难转交我的下级——约翰·达尔维。
　　 正如我所预料，我一同达尔维通上电话，他就开始列举他的一切苦处——他的指挥部的许多问题，后勤供应的无数困难，迫在眉睫的中国进攻。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晓得，要求第七旅从那注定要失败的河岸线打出去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在那河岸线上，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抵抗中国的攻击。但是我毫无办法减轻他的负担。我曾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勤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是在河的那一边难以防守的阵地，而且没有战术上的价值。我自己的印象是。森要在令人生畏的比吉·考尔到达现场以前，他要作出一些作战的姿态。(虽然考尔的职位比森低，可是他的名望和他在尼赫鲁面前的显著地位，总有一种使森感到气馁的力量，森在考尔的面前就显出一付毫无掩饰的献媚相。)所以，由于他是小人物，就急忙把部队赶到章勒，通过他自己私下采取的行动，为自己争取好的评分。由于比吉(显然的)不在军部，森大概觉得这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在我的头脑里，有一百次了，我企图想清楚：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我将如何控制战局。在自己的头脑里，我必须对此十分明确；即使我不能让我的下属军官了解我的思想——由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独特。在公开场合，我不得不附和森所发起的并且通过内阁大力推行的虚构计划。一旦成为命令，它就奇迹般地转化为军事战略：住第四步兵师的指挥下，第七步兵旅将在克节朗河一线的阵地上一决雌雄，并且牵制住中国人，直到印度陆军聚集力量发动自己的反攻，把敌人赶出印度。我知道不会有这样的“战斗”。因为一旦中国进攻，我们的部队还击，在大约半小时内我们的弹药就会用完。此后，第七旅和在我三个防区的其他部队都会成为那么多的“难民”：如果我的部队不落入敌人手中的话，我的作战任务就真正成为“撤退难民”。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任何指挥官曾经面临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任务。
　　 就连“撤退难民”也很成问题。我们的部队处在荒凉而遥远的高地，只有几条狭窄小道，根本谈不上是道路。很快就要下大雪。部队只带有一两天的口粮——要想获得食品，到最近的居民点，也耍5天到7天的路程——而且那里还不一定在印度的领土内。没有可靠的地图指示我们能够通过的地区，没有标明准确的海拔高度，也没有其他基本的地形资料。
　　 我将试图解释说明我脑海中的“撤退难民”计划，我想可分为不同的五组，需要区别对待：
　　 第一，在遥远的西部，在章勒和第五号桥有两个连完全靠他们自己。如果克节朗河哨所和基地同时受到攻击，这些部队不可能回到章多。只有一点可能性，他们绕过章乡向北，并且走向嘎坡第一山口和不丹，经过布莱亭向南，但是我未曾要求对这条可能的路线进行侦察，因为那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第二，扯冬、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各组(拉加普特联队和阿萨姆联队)，第七旅旅部，第九廓尔喀联队和在章多的部队。一旦这些人的弹药用完，因而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全部走向章多，然后到嘎坡第一山口，最后向南到不丹，经过布莱亭到塔希岗宗，最后到印度。
　　 筹三，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各组(第四近卫军联队和旁遮普联队)和在哈东山口、色基姆及伦坡的部队。这批人要在哈东山脊进行抵抗，然后经过伦坡退却到娘江河谷，如果他们能完全摆脱敌人，一旦到达吉米塘的主要道路，他们才是比较安生的。
　　 第四，在兼则马尼、仲昆桥、布罗昆桑和吉米塘以南所部署的部队(布罗昆桑是吉米塘以北约一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哨所，这用从大路岔出一条去伦坡的小路)。如果兼则马尼的主要部队能在炮火之下越过那段危险的小道和兼则马尼与仲昆桥之间的桥，那么这一组部队会有一条容易的通道回来(小道是从仲昆桥的东岸横穿到西岸)。我的计划是把这一组(加上以上三个组中任何一组)沿卢姆拉路线带回到达旺，因为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同时攻打达旺和克节朗河线。
　　 第五，达旺的驻军。这一支部队既能打第一仗，又能在弹药用完时进行恰当的军事撤退。当然，政治上的约束是不允许预先计划甚至提出“撤退”两个字的。然而，我确信卡尔茵·辛格(或者是他的继任人，第62步兵旅的指挥官)会很好地掌握局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一定的人力物力。
　　 我自己对未来“战斗”情况的预测是这样：中国人突然而又猛烈地攻击，我们抵抗半小时，弹药用完；然后四散溃逃。这是对著名的“红鹰”师的一种不光荣的顶测，但是，假如我能适当地执行我的撤退计划，至少我可以挽救千万条人命，以免他们死于那些荒凉的高地。
　　 为了保证在战斗爆发以后，我能应付事变，我迫切需要良好的通讯，可以同所有的防区和有关哨所取得联系。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以下两位很好的协助，我的通讯主任(迪瓦里中校，他最近还到克节朗河地区视察过)和他的第二把手拉姆·辛格少校，后者在吉米塘曾同我在一起。简单地说，我的通讯联系情况如下：
　　 后方：与军部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部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
　　 第七旅防区：与第三号桥有无线电和有线电两种联系，但是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不到旅部前方各部队(章勒、章多、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消息，中部防区：有线和无线电通向所有的哨所——第一号桥，第二号桥，伦坡、哈东山口、兼则马尼、仲昆桥和布罗昆桑。
　　 达旺防区：有线电与无线电均畅通。
　　 我的通讯官和全体人同，保证无线电收音机和有线电话操作良好，保证我同各防区和前哨基地保持联系没有困难。所以我有信心，一旦发生战争，我能帮助和指导我的部队。以此作为唯一的安慰，最后我渐渐入睡了：而且睡得很熟——在今后的若干夜晚中，这是我最后一次熟睡。

老八路

第八章 塔格拉山脊下的中国进攻

　　 10月20日早晨5点钟，我的勤务兵照例送一杯茶来，把我叫醒。外面天还漆黑而且冷得厉害。我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啜饮士兵给我冲的热糖茶，但是我的沉思突然被打断了。哈里·普拉卡希，我的副官，大约在5点半钟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里来通知我：刚才接到兼则马尼来的报告说，该哨所受到沉重的攻击。我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好农服；同时吩咐哈里回办公室去收听进一步的消息。
　　 几分钟后，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我被告知，在第一次报告之后兼则马尼的电话就中断了联系，再没有叫通过，无线电也未能与该哨所联系上。我确信兼则马尼已受到袭击。我也得不到仲昆桥哨所的反应；但是在第一号桥的第四近卫军联队还能保持接触。他们报告说，他们能够听见兼则马尼方向的激烈炮火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必须从这些哨所获得更多的消息，以便撤退他们的伤员，还要组织一支“难民纵队”，于是我派哈里和三、四个通讯兵到仲昆桥的小道上进行巡逻，任务是搜集更多的关于战斗的情况，同时作出安排，以便安全地撤退伤员和溃散掉队的人员。
　　 几分钟之内，第七旅来电话说，第三号桥、第四号桥和扯冬哨所的拉加普特联队受到沉重的袭击，第七旅旅部也被炮轰，我把这些消息都报告了军部。
　　 到6点半钟，天刚开始发亮，从兼则马尼和仲昆桥来的溃散者和能行走的伤兵开始到达。稍后，从兼则马尼来了一些逃亡者。(后来哈里·普拉卡希报告，他曾帮助许多溃散的士兵从娘江河的西岸过河到东岸，那是在仲昆桥受到重炮轰击而着火以后，他组织了“接应”渡过急流。)我很高兴，没有看到惊慌的迹象。他们报告，兼则马尼的守卫者，在弹药打完之后，就被中国军队击败了，所有逃出来的，包括自己能行走的伤兵，都带着他们的武器回来——表现了他们的纪律性和良好的士气。
　　 我向军部发了一电，要求当天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因为必须撤退大量的伤员。平日的飞行情况，有四架直升飞机，第一次飞行大约8点钟到达，然后一整天来回的飞行。我希望，在军部有神通广大的人，能从空军再弄到几架飞机。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仅不增派飞机增援，而且上级司令部已经决定停止全部直升飞机的飞行，连平常能使用的飞机，也不再来援救我们了。在战争爆发以后，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援助，军区司令部或军部没有派过一个参谋下来看看，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没有发来一箱弹药，没有给过一副担架来帮助救护伤员。在我们危难的时刻，他们竟然完全把我们抛弃了。
　　 我开始盘问从兼则马尼逃出来的士兵们。他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攻击——突然之间，从哨所的四面八方，自动步枪声和迫击炮声响成一片，仿佛他们的四周全是敌人。差不多同时受到攻击的仲昆桥来的生还者，也说他们被“包围了”。(我认为他们的真正意思是说，从河的两岸，从前线来的炮火都对准了他们。显然，返回吉米塘的道路尚未被切断。)
　　 大约7点半钟的时候，来自第七旅的进一步的报告，证实了我对克节朗河前线最为担忧的局面：
　　 1．大概第三号桥和第四号桥的拉加普特联队已被完全压倒，因为那里的射击已经沉寂下来；
　　 2．扯冬哨所已被占领，看来那里没有幸存者；
　　 3．大概在其他哨所被攻击的同时，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受到攻击，但是他们仍在坚持着战斗(他们的哨所位于旅部的西南，在一个较高的山嘴上，因而处于较好的作战位置)；
　　 4．章勒或第一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或第二号桥(第九旁遮普联队)尚未受到攻击。
　　 既然第七旅旅部已经无力协调克节朗河沿岸的战斗，达尔维要求批准把他的旅部撤到章多。情况十分紧迫(要防止旅部的文件被敌人缴获)，我立即批准他的要求；我还说，在他行军期间，我马上亲自飞往该地，以掌握第七旅的战斗。达尔维放下他的耳机，那是我最后一次同他或他的旅部通话。
　　 我已经决定去章多。那里的无线电系统显然发生了故障，因为我们已叫不应他们了。拉姆·辛格少校建议，送去一个更换的机子——实际上他自己要带着机子乘飞机去。我决定和他一道前去，不仅为了在第七旅旅部调动期间，我要注意观察战况的发展，而且我希望能够监督着章勒的撤退。森的鲁莽行事，已使这个哨所处于危险的困境，为了挽回上级司令部不负责任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起码我所能做的是保证哨所得到拯救。很明显，那时候中国人不打算超过仲昆桥再向娘江河前进；不管怎样，破坏了仲昆桥，至少给我们一天的喘息时间。
　　 我叫维诺德·塞加尔准备好直升飞机，和拉姆·辛格一起动身去机场。然而，当我们把无线电机装上飞机的时候，塞加尔对于超重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反对违反规定多携带一位乘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冒险再带一架沉重的无线电机和附加的配件了。在那样的高度飞行会发生问题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拉姆·辛格等待下一次飞行，但他据理力争。他说，为章多建立无线电装置更为重要，否则我去到那里也无法通讯联络。反正，机子和零件都已装上了飞机运载架，拉姆·辛格还辩解说，去章多的飞行时间，来回只要20到25分钟，他们把机子送到就回来。这个意见更合理，所以我就走下飞机，让拉姆·辛格前往章多。
　　 吉米塘伤员人数的增加，使我越发担忧，在几小时以内，肯定还会大量增加。我亲自打电话给军部，希望卡·卡·辛格接电话。但是他仍然回避同我讲话，我永远猜不透这是什么原因。我要求传话给军长和参谋长，提出我的紧急要求如下：
　　 1．因为没有炮兵支援作战，我迫切要求空军给予近距离的支援，不然，我就不能解救我的部队，甚至不能撤退伤员。
　　 2．必须分配若干额外的直升飞机，为撤退伤员之用。对于我这些激动得发狂似的要求，给我答话的参谋却冷淡地通知我说：“除了你担任第四师师长的职责以外，现在你也行使第四军军长的职务！”他不能(或是不愿)告诉我军长在何处。
　　 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事，完全颠倒了军事上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军长不在，一直是军区司令从军部发布命令。现在战争已经开始，总算是处于战时状态了。军区司令却把指挥第四军的责任扔到我头上，而我是在远离军部的前方，无法取得联系的。
　　 在此，我应该提一下，我向军部提出的一切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置若罔闻。没有给我增加直升飞机，中国人刚一出动，他们立即停止了正常给伦坡和章多的给养空投。我要求空中支援也未获同意。后来我才知道德里的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为了进攻的目的，不得使用空军，因为害怕中国空军报复，轰炸印度的城市。在我们的最高当局所作出的决定中，这可能是登峰造极的胆怯而愚蠢的了。因为我们在地面上处于相当的劣势，而在空中则有绝对的优势，不但在数量上，而且由于中国的飞机从海拔15,000英尺的机场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飞行，这一点后来我们的空军也是承认的。由于采取了虚张声势和吓唬、讹诈的政策，导致我们的部队处于危境，而当摊牌之际，当局又拒绝提供把我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手段。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塞加尔早应从章多回来了。我推测他一定是在降落时不小心关闭了发动机，现在再发动它又有困难，因为在12,000～13,000英尺以上的高地，所有的发动机在发动时都有一些困难。我本想亲自去章多，但现在我的工作头绪太多，不能长时间离开指挥部，因此，我派威廉士空军上尉去营救塞加尔，并且把拉姆·辛格带回来。
　　 后来，不到15分钟，我接到布罗昆桑哨所的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直升飞机在附近坠下，驾驶员好象是安全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向吉米塘前进。过了大约十分钟，威廉士沿着小路走来，显然一副很惊慌的样子。
　　 据威廉士讲，他到达章多上空的时候，能看到高原上的部队“在匍匐前进”，以为是我们的军队。他清楚地看见塞加尔的直升飞机平安地停在地面上，显然发动机已关闭。他开始盘旋下降，但是受到阵阵机枪的射击，当时他离地面大约有100英尺。直升飞机被击中，他不得不采取规避动作赶快离开。然而，不久他注意到油压表的指针迅速下降。刚过了伦坡，他的发动机最后失灵，但他很幸运在布罗昆桑附近安全地被迫着陆。
　　 损失了我的两架直升飞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除此之外，我更加担心拉姆·辛格和维诺德·塞加尔的命运。然而我没有时间细想这些问题，我的参谋通知我，第九廓尔喀联队已失去空中联系。我推测，当他们的弹药用完时，他们的英勇战斗也已结束。可是章勒还来电报告：“西线一切寂静”如前。
　　 我将最新情况转报提斯浦尔，并且再一次要求，最大限度地出动直升飞机的架次，以便带来援军和撤出伤员。因为我自己毫无办法行动，要求再给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放在吉米塘。提斯浦尔毫无反应；对我的要求根本不理睬，这种态度使我十分迷惑不解。不仅如此，像以前一样，我不能找到任何高级指挥官或参谋说话。确确实实我们被隔离了。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殷切地期待着上级司令部的支持，他们很可以减轻我们的困难。但是他们一言不发，不尽举手之劳以减轻我们所承受的重担。
　　 鉴于最新的形势发展，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安排我的计划。我决定努力拖延哈东山口－仲昆桥一线的敌人。在色拉姆－哈东山口有第四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在仲昆桥阵地的正南方，有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大约30人，可作掩护。留待我做的，只有把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撤到哈东山口，以免他们陷入克节朗河谷的一场无意义的战斗。所以我决定发出紧急命令，从第二号桥和第一号桥撤退。
　　 刚过中午，我传达了以下命令：
　　 1．第九旁遮普联队撤到哈东山口，立即开始行动。如有可能，他们应隐蔽地撤退，避免取道众所周知的路线；
　　 2．第四近卫军联队下午五时以后开始撤退，在哈东山口与旁遮普联队会师；
　　 3．批准章勒的第九旁遮普联队放弃哨所，并且尽自己的可能通过不丹，向南逃跑。
　　 我亲自对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指挥官(分别对米斯拉中校和哈里哈尔·辛格中校)讲了话。他们都镇静地接受命令。直到那时，他们一直以值得表扬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即使现在，他们也显得不匆忙地离开自己的阵地。他们尚未受到攻击，我希望他们很快到达哈东山口，虽然令人痛心地缺乏弹药，但是从那个在战术上合适的阵地上，他们可以战斗一场。
　　 到了黄昏，事态变得十分可怕了。第七旅确确实实在我前面溃散了。我绝无可能再牵制敌人的前进，因为很明显，他们部署了整整一个师在攻击。我仍然希望做的事，就是进行某种阻击战；但只有在21日天亮之前，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能够到达(如我仍在希望的)哈东山口一线，这种阻击战才有可能进行。(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敌人已经插入克节朗河前线与哈东山口之间。两个联队都在突围，但是他们到不了哈东山口了，因为敌人当时已占领了哈东山口。)
　　 同时，伤员在继续增加。除了10月20日已经集中在吉米塘的那些伤员之外，又从兼则马尼来了30多人。现在，没有工具撤运他们；他们只有被丢弃在原地。只有那些自己能行走的伤员，蹒跚地走到吉米塘的直升飞机场，那里他们可以得到一点急救；但从吉米塘，他们再也不能撤退了，因为我提出增派直升飞机的要求，军部和军区司令部都令人莫名其妙地未予响应。(战争爆发以前，有几个星期，全天飞行的那些直升飞机，在10月20日，第一批出动了四架之后，就停止飞行了。)
　　 到10月30日止，我对形势的总结如下：
　　 1．在上午7时以后，第七旅旅部再无消息；
　　 2．兼则马尼、第三号桥、扯冬、第四号桥和章多都被占领，少数的部队幸免于死，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了；
　　 3．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从第二号桥，第四近卫军联队从第一号桥撤到哈东山口，但他们能否照办，就不得而知了；
　　 4．告诉章勒的支队，尽可能经过不丹，逃脱出来。
　　 这一切发展情况，我们都经常保持向提斯浦尔报告，但是那里仍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本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希望在我上面的直接上级(现在是军区司令)或者至少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在10月20日一早到吉米塘来亲自估计形势，并且发出进一步的作战命令，但竟无一人前来。
　　 在敌人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很明显，他们将不失时机地攻打哈东山口和吉米塘。因而我急切地等待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的消息，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直到10月21日早晨，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四近卫军联队都未到达哈东山口。10月21日，天刚发亮，我接到伦坡来的报告说，中国人已经占领哈东山口并向色基姆进军。现在，在中国人与吉米塘和伦坡之间，已无任何阻碍，所以他们袭击这两个重要地方，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再度要求增加直升飞机的飞行架次，但是依然得不到军部的保证。
　　 在21日天亮不久，的确有一架直升飞机在吉米塘着陆，但是这架飞机是派来撤退空军人员的。我派我师的高级军医官莫伊特拉上校乘飞机带着指示回去，企图说服军部的参谋，我们迫切需要直升飞机撤退伤员，并且说明在三个小时内，至少到上午9点钟，他们可以安全地在吉米塘降落。我听驾驶员说，在达拉姆嘎机场，停放着四架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不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也听说，军区司令本人在达拉姆嘎。我枉费心机地期待着，但是再也没有直升飞机飞来。
　　 我召集我的师部人员和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指挥官(奥伯罗伊中校前一天刚到来)开了一次会议。我下令销毁全部文件，告诉他们准备后撤。不需要的人员立即开始撤退。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的一个排，连同其他的零散部队，掩护师部撤退，尽可能地进行阻击战。我决定除了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以外，我自己的卫兵最后离开。因为我考虑，这是防止惊慌的最好办法。
　　 全体官兵都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极端危险，很多人以前从未打过仗，但是他们的举动，全都像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我围着环形防线走了一圈，看见步兵们守住他们的哨所，并且用望远镜在仔细了望农村有无敌人的迹象，通讯兵操纵他们的无线电机或电话机，冷静地在处理收入和发出的通讯。最艰难的工作是，陆军医疗队的人员，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师部人员正在收拾文件，准备销毁，看到这一切我才知道，到了要下命令执行破坏固定的设备、放弃哨所并准备撤走的时候，该是多么困难啊！
　　 大约上午9点钟，伦坡的军官(第九旁遮普联队的马立克少校)报告，看见很多敌人从色基姆向下走，显然是去吉米塘。最后我发出警告命令，要把伦坡的全部装备和仓库毁掉，全体人员下到吉米塘来，并且抄近路到山谷，经过萨客地直接去达旺。现在，从吉米塘可以偶然看到一群中国人，在哈东山口遥远的山坡上，从色基姆下来，走向吉米塘直升机场。然后我向提斯浦尔汇报了最新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决定撤到达旺。
　　 最后，我为撤退发出正式的命令。等到主要的无线电机毁掉了，密码销毁了，我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手提无线电机的人员一行才离开。
　　 我首先到吉水塘以南，只有半英里路的直升机场(旧机场)，我等待在那里，直等到除了道格拉排以外的每一个人都走了，仍然没有看到惊慌失措的现象；在那种情况下，这真是人们可能期望到的最有秩序的行动了，但是所有的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失望的情绪。当我还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就在吉米塘以南)飞得颇高。有一架下降低飞，大约离山谷100英尺，就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肯定看见了我们让他们降落的信号。然而，它决定不着陆。最后两架飞机都转回去了。后来我听说，森就在其中的一架飞机里。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较低的机场或山谷的其他地方降落。(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之间，一切交通工具都可以通行，直升飞机很可以飞行几个架次。)
　　 后来我才得知，这最后两架直升飞机的飞行，被誉为“军区司令英勇的努力”，是要着陆并去控制局势的。然而，事实上尽管我们向他们打信号，召唤他们下来，而且敌人离吉米塘还有几个小时的距离，但那架直升飞机根本没有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任何地方降落。
　　 我离开机场，起程上山去萨客地，大约下午5点钟才到。我通过无线电，向提斯浦尔报告了我的所在地。
　　 在萨客地有一个工兵排，由一位青年军官指挥。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形势，并且命令他率领一个小分队去到娘江河的西岸，任务是至少要保留一座小桥畅通，以便即将到来的部队过河。后来我听说，这位军官惊恐万状，匆忙破坏了所有的桥梁。幸亏还有一座桥没有完全破坏，还能使用。
　　 萨客地离吉米塘10英里(大约一天的路程)。当我到达萨客地的时候，我已极度疲劳，但是我非常关切达旺的安全。我决定坚持向前赶路，到卢姆拉的下一站是12英里，步履艰难地爬上12,000英尺的高坡。我到卢姆拉是大约早晨两点钟。那里有一个电话机，我与达旺通了话。我听说军区司令已在达旺降落，并在那里过夜。
　　 从21日上午10点钟，直到22日早晨3点钟，我一直行军，包括22英里的多山地带。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躺下就睡熟了；但是仅仅睡了两三小时。早晨6点钟我起来了，因为我必须看看卢姆拉的防御工事。我同古伦上尉围着兵营转了一圈。边境修路机构的分局指挥官也在卢姆拉。我向他讲了形势，并且发布保卫哨所的详细命令。我命令古伦上尉负责保卫该哨所，直到奥伯罗伊中校(第十三道格拉步枪队)来接管为止。
　　 然后我向达旺打电话，并要求同森将军讲话。军区司令拒绝接电话。相反，正当我将要动身去达旺亲自找他的时候，我接到命令叫我留在卢姆拉。我很纳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或许他们要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接我们这一群人，但一询问，我被告知在达旺没有一架直升飞机了。连21日军区司令所乘的那一架也已回到提斯浦尔，并没有按想象的那样带军区司令回去。事实上，森将军也违反了他自己的意愿，被困在达旺，这使他很不高兴。但是，对于下令让我留在卢姆拉，我仍然感到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服从命令留下来，但我告诉卡尔茵·辛格，他直接负责保卫达旺，应该尽其所能，尽快赶往达旺，研究一下作战的形势，并且向我提出建议，今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第二天(22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最后得到通知说，现在我可以去达旺，于是我就起程，下午6点到了达旺。
　　 一到旅部，我就要求见森，但是听说，军区司令坚持在达旺3英里以外的直升机场扎营住宿，为了就近等候，免得误了乘坐在达旺降落的第一班飞机。我打电话约见他，但是他的参谋长西巴尔准将说，当晚森不能见我。
　　 一个关心国家安危(截然不同于他个人的安危)的军区司令，特别是考虑到达旺现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应该设法尽早地与下级指挥官取得联系，可是森的大部分时间(在达旺侍候他的参谋告诉我)都用于给提斯浦尔打电话，命令他的直升飞机返回达旺来撤退他自己。他和他的参谋长，没有一个人关心保卫达旺的准备工作。

老八路

第九章 达旺的陷落

　　 因为军区司令继续拒绝“接见”我，于是我决定自己采取主动，就自己力所能及来对中国作战。为此，我首先站在第四军军长的地位，对形势作了一次全面的估计——然后再以我作为师长的身份考虑问题。我听说第四军军部的高级工程参谋拉加瓦德准将，在卡尔茵不在的时候，一直坚守在达旺的堡垒，他现在达旺某地，而且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军区司令召开的作战会议。因此，我派人把拉加瓦德“兄弟”请来，我也尽力寻找第六十二步兵旅的少校参谋，听说他是该旅旅部的先遣人员来到达旺，而且也出席了森的会议。
　　 拉加瓦德告诉我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和军区司令作出的防御计划。但是，我不懂得这计划的用意何在。拉加瓦德证实了，森似乎一直在泛泛地谈，不太顾及实际情况；森讲到除了两个步兵旅外，不久还有装甲团到达旺。好像再没有另外的人听说过将有这些援军到来的消息。此外，在达旺山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一个坦克团，因为坦克很可能从陡峭的山坡和险峻的山峡翻滚下去。再进一步说，我们有过去的前例，即使坦克来了，却没有必要的弹药或汽油。至于两个步兵旅，我当然用得上——但是我对森的宣布是不抱希望的。一个稍有后勤常识的人都会懂得，以我们现在有限的人力物力，那样大的部队是不能在两个星期以内空运来到达旺的。
　　 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帅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神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分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一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着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占，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山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据战术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据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还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截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旗，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观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带着全部可能带走的武器与装备撤到色拉去。
　　 然后，我向他们讲明后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要抢先赶到让地区，调动更多的运输力量，从那里帮助撤退工作。全体军官都冷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会之后，分头回到各自的岗位。卡尔茵·辛格正表现出是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炮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炮。他说他将努力把炮都拉出永，但也可能必须破坏一些。他要求我从后方尽可能地多调拨一些吉普车给他。我毫不怀疑，卡尔茵会很好地执行他的任务。
　　 当我在发布命令时，军区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我提议送一杯茶和一些早点给他；但是，当他一听见从提斯浦尔飞来的直升飞机的响声时，他立刻就向机场奔去，拒绝了我们送给他的茶点。他在机场翘首望着飞机，飞机刚一着陆，使立即登机起飞了，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在下级军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尔一如既往地和蔼而周到，当直升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议带我和他们一块回去，他解释说，因为我现在是代理军长，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尔。但是，不论他的提议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作为军长，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尔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报告，在纳·卡·拉尔准将指挥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调来东北边境特区。拉尔本人已动身前来达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时同他会面了。我给他留下一份书面命令，大意是，尽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队，负责保卫让地区和色拉。当我刚要动身去让地区时，碰巧会见了拉尔，我又口头向他作了指示。
　　 让地区离达旺大约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计划中，处于战术上关键的地位。简单地描述卡门北部的地形，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保卫让地区的原因。
　　 达旺地区是一个宽广的山岳地带，它从南边的达旺河开始(高度约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约高边15,000英尺，位于达旺以北18英里。达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块块高原、山脊和居民区所组成。公路从达旺到了让地区就急转直下到达旺河，公路到此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在这里架了一座木结构的桥，桥已加固，可通行车辆(正待最终改称为九级桥)。这座桥是渡过水深流急的达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让地区待命警戒的一个卫兵，在适当时机炸毁该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推迟他们的前进，使我们赢得时间，在色拉建立阵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过早地把桥炸毁，就可能把我们的部队都陷在河对岸的达旺一边。在让地区守卫这座桥，并且及时地破坏它，则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在达旺，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与政治官员取得联系，把放弃达旺的计划告诉他，特别是要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撤离当地的门巴人——尤其是著名的达旺寺庙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传话给蒙吉亚先生，我急于要见他。
　　 我愿强调撤离门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对那些愿意撤离的人而言。门巴人是爱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对西藏人并不特别友好。西藏在德让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错本 [ 译者注：西藏地方政府派去的官员。 ] ，他常常强迫门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庙和尼姑庵去填补空缺。这种高压措施在当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军队进驻门巴国 [ 译者注：门巴族是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个民族，绝非国家。 ] ，当地居民对印度部队表示很大的热情和忠诚，也不隐瞒他们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厌恶。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门巴人，比大多数其他部落的人，更为坚定可靠地拥护我们。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舍弃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了怕报复而愿意撤离，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说必须提供他们各种方便。我从来不相信森将军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对门巴人采取某种惩罚行动。
　　 蒙吉亚很快来了，他同往常一样，很自负，不烦恼，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放弃达旺的时候，他泰然接受了，虽然他未曾预料到会如此。自从我们一开始同中国对抗，他就是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让他同中国司令员谈判(的确中国部队常常提出这种要求)，他就能够使局势得到缓和。现在，当政府的政策以灾难与屈辱告终的时候，他并不浪费时间反过来责备我们，说他“早就告诉你们会如此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办公室，准备撤离。
　　 我告诉他关于棒山口的情况，虽然山口已被攻克，那里的锡克部队还在阻击中国人。我说我预料高尔瓦尔部队是首先撤出的，然后是旅部，最后是锡克部队，他们在天黑时从前线“散开”，次日天一亮就脱离接触。当我问及喇嘛们的时候，蒙吉亚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寺庙。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就找卡尔茵，然后我强烈地建议他要求寺庙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庙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按照我的劝告做了，但是结果证明中国人是文明的敌人，完全不像自称无所不知的军区司令所说的那样。
　　 在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并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之后，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将，奈尔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动身去让地区，时间大约是11点钟。直到那时，没有关于中国人第二次攻击棒山口的报告。
＊　　　　＊　　　　＊
　　 在此，我想暂停叙述，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情况，关于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导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战斗和后来的撤离达旺。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戏剧性地经过达旺逃到印度；此后，中国人在西藏－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上开始施加压力。当时责任完全落到阿萨姆步枪队的头上。后来决定在东北边境特区部署军队。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师从安巴拉调到东段：该师的第七旅，当时由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指挥，被调到卡门边区。那时候，只有一条吉普车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达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继续驻扎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个营向前推进到达旺。
　　 边境修路组织，承担着修筑一条全程公路到达旺。随着公路分阶段地向前推进，第七旅的后勤供应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间，在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兰比尔·辛格准将和后来的达尔维准将的指挥之下，从第七旅调派去保卫达旺的部队日渐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门边区的公路路线情况如下：从提斯浦尔到德让宗是一条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吨车辆的公路，德让宗到让地区，好天气是能通行一吨车辆的公路；让地区到达旺，是好天气能走吉普车的路，达旺到卢姆拉是骡子路；卢姆拉到伦坡，只有当地山里的小马能走；从伦坡再向前(就是到克节朗河河谷)只有脚夫可通行。
　　 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在达旺，从后勤上说，最多能够维持供应第七旅的不到一个营(炮兵部队包括野战炮、重迫击炮和山炮各一个连)。该旅的第三营驻扎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离达旺大约100英里)。
　　 当建立扯冬哨所时，第九旁遮普联队从达旺推进到伦坡(主要由空运维持)。然后，在1962年9月，森将军强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调到伦坡。这样，不但达旺前方的给养系统不能保证供应，而且达旺地区的防务也遭到破坏。因为仅有第一锡克联队的一个步兵营留守达旺——当然，还有炮兵部队。后来，第四近卫军联队(最近到达登加山谷)也被调去伦坡。
　　 与此同时，军区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从拉姆加尔(靠近比哈尔邦的兰奇)调到达旺，代替第七旅。该旅的一个步兵营(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到达达旺。到20日，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旅部和两个连的部队都已集中于达旺，接管防御任务。
　　 同时，我安排第四师炮兵旅指挥部(旅长是卡尔茵·辛格)暂时指挥达旺的防务。这是一种特别安排，但是连这个安排也未能落实，最后卡尔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见我，当时中国的进攻已开始，当然他就困在那里了(尽管他及时返回达旺，指挥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军区司令仅在这一次对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派拉加瓦德准将(第四军军部的主要工程参谋)乘直升飞机到达旺，接管那里旅部的“代理行使职务的”指挥。第四军炮兵司令奈尔准将也同拉加瓦德同机前来。
　　 达旺的防御，以前是由不足一个营兵力的旅部来担任，现在有一个半营兵力驻守了，不过，这半个营是刚刚到达的，并且只有随身携带的袋装弹药。这支部队将获得以下火力的支援，即一个野战炮连，一个山炮团，一个重追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幸亏这些支援火炮都有一级标准的弹药储备(在正常情况下，可供作战一天之用)。但是，地理范围太广，防御任务艰巨，不是这样一支小部队所能承担的。
　　 达旺是居民点分布很广的一个集合地：有寺庙村落，尼姑庵山脊，政治官员的聚居区，阿萨姆步枪队和陆军兵营，山下的直升飞机场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建筑物。这些居民点散布在五、六平方公里的地区，半隐半现地靠在两大山脊之间的山坡上，山脊是从喜马拉雅山向南延伸到棒山口分开的。达旺本地作为一个防御阵地，是战术上很不好的地区。我之所以指定达旺为防御上“至关重要的地区”，是指在达旺以北大约15－18公里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是在潘空塘与马林塘山口之间，与一些小山脊连结着，而且是比较平坦的地方，位于棒山口以南大约8公里。就在这一地区内，有一处是重要的三条道路的交叉点——一条从棒山口向南来，一条从达旺来，一条在查克森过了小庙开始向西越过山脊向下最终到吉米塘所在的克节朗河河谷。从后一条道路上的几处陡峭的羊肠小道，提供了入口，可以越过主要的边界线进入西藏的牧场。(在1960年，有一组中国人，事实上越过了这一处分界线，大概是侦察查克森的寺庙的。)
　　 第一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守住主要的防御阵地，是离棒山口不到6公里的地方。在一个较小的名叫通潘拉的山口部署了一个连，该连又派出一个排向北推进，扼守在山脊上的一个前哨基地。这个基地在棒山口阿萨姆步枪队的哨所以南大约1公里的地方。
　　 为了保卫达旺地区，原来计划环绕居民区在防御内线部署一个营。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只有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可以驻扎在达旺。这是位于北边大约两公里的一个防御阵地，在一处高地上可以俯视通往棒山口的道路。高尔瓦尔联队的另一个连，被调到达旺以东让地区的山脊上(在沙则)，是为了封锁从棒山口通向东南的道路和绕过达旺直接向下到让地区的河岸线。
　　 野战炮团驻扎在达旺，山炮和重迫击炮连以及机枪排驻扎在锡克部队在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防御阵地。
　　 在这个地区，阿萨姆步枪队各排的部署如下：在达旺本地有两个排，在棒山口哨所一个排，在查克森路上名叫萨马错的地方一个排，在卢姆拉一个排(这个步枪队的第六排已于9月初调往扯冬)。阿萨姆步枪队的指挥部，第四高尔瓦尔联队的指挥部，以及所谓的旅部，当然都设在达旺。
　　 这就是10月20日达旺的形势。锡克联队的防务准备较好，挖壕固守(已有一些时间了)，高尔瓦尔部队正在准备防御工事，旅部没有指挥官。
　　 20日早晨6点半钟，收到第一批的几份电报，说中国人向克节朗河前线进攻。此后不久，第七旅的空中联系中断，全部电讯停止了。这当然引起了谣言纷传。(说真话，谣言还不像克节朗河前线惨败的真实景况那么可怕！)第四炮兵旅旅部发出“待命行动”的指示，并且命令在达旺与第一锡克部队之间加强巡逻。
　　 这一夜安然度过了，第二天同样无事。后来有谣传说，从北边和西边已经听见炮声，这样的胡乱猜想，谣言可能是由于这个事实造成的，那时收到了电报，传来的消息是达尔维的第七旅防区已经瓦解。
　　 从北面驻军收到的唯一扰乱人心的报告是来自棒山口哨所的。在20日，阿萨姆步枪队报告，出现大批的西藏劳工，带着挖掘工具，由中国士兵护送。他们爬上棒山口哨所正北一个突出的山脊，开始使劲地挖战壕，在中国士兵陪同下，他们继续干了一整天。当指挥阿萨姆步枪队的二级准尉，将情况向锡克部队通报时，后者就命令前方的一个排，派出一个步枪分排向前推进，以备万一需要时可作为对阿萨姆步枪队的支援。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队又在挖工事，继续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没有任何行动迹象。预示着不祥的寂静，可能是太寂静了。但是，到这时证实了中部防区和第四师师部从吉米塘撤退的消息；第一锡克联队准备应战。
　　 22日下午，军区司令和西巴尔准将乘直升飞机来了。森简略地视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后来所说的，丝毫无助于防御工作，只是胡乱许愿，要调派步兵旅和坦克团来帮助解决防御上的困难，完全不顾后勤的实际情况。(23日早晨，他飞往提斯浦尔。)
　　 不久，进攻开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点钟，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开战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萨姆步枪队哨所，火箭是用来炸毁地堡的。大约20分钟之后，炮击停止了。于是有500－6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一定事先隐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战壕里，从那里向哨所发动进攻。阿萨姆部队尽力之所能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被压倒，只有几个人幸免于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锡克部队为支持这个哨所派出的一个分排，按照计划终于设法撤回原地。
　　 然后，中国人几次企图冲向锡克排的阵地。第一次进攻，大约在早晨7点钟，以重大的伤亡被击退。一个小时之后，第二次冲锋，遇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到那时，锡克排的弹药快用完了，尽管连部组织了一个补充供应队。二级准尉约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挥官，他当时受了伤但是拒绝后撤，甚至拒绝撤退他的排。一小时后，来了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并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可是在猛烈的肉搏战之后，阵地被攻克了，只有四个人幸免被杀或被俘。(约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间因伤死亡，为了英勇御敌被授予最高英雄转轮奖章。他是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唯一获得这种奖章的人。)
　　 该连阵地(D连)的战斗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人几次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向这一阵地，但是一再遭受损失而被击退。从马林塘山口支援该连阵地的防御炮火很有效力。进攻持续到将近中午，然后中国人的企图受挫，他们在掩护下后撤。但是发现有几群敌人沿着山腰向两翼前进，显然是试图向达旺渗透。
　　 刚到下午，D连接到命令，重返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阵地，于是该连撒到营本部驻地。傍晚，锡克联队也奉命撤退。他们要在黑夜行军，经过达旺调往让地区。午夜一过，他们在D连的掩护下，能够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队清理了全部武器与弹药之后，D连最后放弃了马林塘山口阵地，该营在夜间经过达旺，24日上午差不多8点钟，到达了让地区。从那里他们被空运到色拉山顶。
　　 锡克联队是第一支成功地击退了中国的一次猛烈冲击的部队。结果他们奉命撤退。然而这是按上级指挥部命令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战术撤退，这个计划是调到后方一个预先选好的阵地，(希望)在那里驻守并在将来某日再一次战斗。
　　 高尔瓦尔联队在达旺未进行战斗。在达旺的营部和一个连，奉命于23日当天撤退，到中午他们出发去让地区。但是在棒山口－让地区那条路上的一个连，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坚守阵地，为了阻止中国人及时到达让地区进行两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后，当全部军队撤离了达旺，高尔瓦尔联队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让桥。
＊　　　　＊　　　　＊
　　 现在继续我自己的叙述，当我到达让地区时，我发现整个村子处于满是灰尘的混乱状态。许多车辆在灰尘中正在倒转方向。我很惊讶，听说在让地区的部队，已接到提斯浦尔的命令，要毁掉全部仓库，封锁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军官到让的检查岗哨，命令把关卡栅栏放下来，禁止任何车辆向后方行驶。然后我告诉在场的高级军官马朱木达尔少校(他是在让的边境修路机构的一位工程指挥官)，我说从那时起，今后他要听从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后，他听从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我向他解释了撤退计划的大致情况，并且强调了让桥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他的任务是，为第四炮兵旅从达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才能破坏这座桥。
　　 运输的混乱花了一些时间才整顿好，因为只有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道路，绕过让这个村子弯曲前进，但是终于全部车辆排成一行面向达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朱木达尔，因为自从我到达之时起，他处理工作的效率颇高。不费多少时间，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计划的要领。此后，他就不再理睬通过本单位的指挥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鉴于作战的危急，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我的指挥。他以极大的干劲和魄力进行工作，安排护送队排成一列车队向达旺行驶。后来，再一次证明：他是在执行危急任务中最理想的人选。因为我以后还将叙述，他不仅按照预定的时和分，而且选好了确切的秒，爆炸了让桥，因而给予向前推进的中国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我开始对色拉山顶进行防御侦察以前，我愿谈谈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努拉农，是从色拉到让在山谷半路的一个休息地方。在此简短地描绘一下色拉地区，会有助于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战术上的地位。
　　 从邦迪拉经过德让宗到色拉的道路，过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颇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顶。在这里，道路是在两边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间通过，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处大约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顶上的平坦地区相当广阔，包括两个小湖，湖边都是大片的杜鹃花丛。色拉山顶以西约两英里处，山谷开始陡然垂下，通向让地区，而且变得狭窄——直到努拉农，离色拉山顶约10公里，山谷变得十分紧缩，两边都是高耸的树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农是一个理想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而且略经工程兵的努力，还可进一步得到加强。一俟我看到让地区的事务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处。
　　 我在下午到达努拉农，它是一个供应营地。只见这里同让地区一样，部队很混乱，人人都匆忙地准备撤退到邦迪拉去。然而，我发现陆军后勤部的一个年青军官，他能响应我的紧急要求，立即开始重新恢复这个已被完全拆除的营地。我到达那里真算是及时。我告诉他，拉尔准将很快就要经过此地，并且随后颁发命令要保卫色拉地区，包括努拉农在内。
　　 在迅速进行侦察之后，拉加瓦德认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农将证明是一个最好的阻击阵地。他要留下来，作更详细的侦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俟指定调到这个哨所的部队到达时，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参谋动身去色拉山顶。那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白天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对色拉山顶进行侦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尔的一些部队能够从提斯浦尔到达此地，并开始准备防务。我急于赶到色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担心森可能颁发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计划是要在色拉坚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朦胧状态中，对我所说的话未曾听进去，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参谋对卡门边区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么命令，我已下决心以色拉山顶为基地建立第四师的防务，因为在整个卡门边区，再没有与此相类似的防御阵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