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风筝——由最高层直接掌握的最隐秘卧底

老八路

【文/光亭】

近日火爆荧屏的谍战大剧《风筝》，主线就是代号“风筝”的郑耀先奉命打入军统，隐蔽身份潜伏数十年，为党的秘密战线奋斗了一辈子。观众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风筝”的原型？

完全对得上号的没有，但相似经历的倒还真有。

程一鸣，1907年出生，广东中山人。1924年到上海打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工人骨干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认识了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赵世炎、顾顺章。

“四·一二”政变后，程一鸣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因此1927年8月党组织将他送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叫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学中就有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等人。据说，程一鸣在苏联期间还曾接受过克格勃的特别培训。1930年，秋程一鸣从苏联回国，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

   改变程一鸣命运的是1931年4月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因此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以及“特科”都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由“特科”部署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人员也全部暴露，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捕遇害，地下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都被清除。因此当时领导地下工作和对敌情报的周恩来迫切需要重建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

于是就在顾顺章叛变一个月后的1931年5月，程一鸣和原来的党组织失去了一切联系，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显然就是程一鸣接受周恩来的秘密指令，开始转而成为渗透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卧底——《风筝》剧中，郑耀先也是在1932年受中央苏区保卫局的秘密指派打入军统，非常吻合——毫无疑问，程一鸣就是周恩来亲自安排亲自放出的“风筝”。

《风筝》中的郑耀先和程一鸣一样30年代就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

半年后，程一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吴景中就来拉他改换门庭，投奔国民党。吴景中早年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投入国民党阵营，此时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抗战胜利后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没错，就是另一部谍战剧《潜伏》里吴站长吴敬中的原型。大革命时期到苏联学习在国共决裂后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并不在少数，所以程一鸣的经历并不会太受怀疑。不久，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的程一鸣就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中统重要的骨干成员）的约谈，还领到了自新证，这就算是完全“洗白”了。

另一部著名谍战剧《潜伏》中的军统天津站吴站长原型就是吴景中

程一鸣随后又通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文仪（黄埔军校一期，时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的举荐，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军事股少校股员，这个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国民党的情报单位，科长就是邓文仪，不久就被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由此进入了军统系统，先后担任过军统华南股和华东股的股长。抗战全面爆发后程一鸣奉戴笠的命令潜入上海，担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负责对日情报和锄奸工作。

1938年9月，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军统。不久为了培训特工人员以适应扩编后的需要，军统在湖南临澧开办特训班，临澧特训班被誉为军统的“黄埔军校”，是军统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特训班，为军统培养了大批骨干。临澧特训班由戴笠兼任主任，余乐醒、乔家才任副主任，程一鸣担任上校教官。后来程一鸣还担任过多个军统特训班的教官或总教官，因此在军统内部积蓄了众多的人脉资源。

1939年11月，程一鸣被关进了军统的贵州息烽监狱，后来又转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关押，直到1940年4月才被释放。程一鸣这次被关押的原因极有可能是被怀疑中共的卧底而受到军统内部审查——《风筝》剧中，郑耀先也受到军统的怀疑和审查——最终他顺利通过审查，因此获释后更加受到戴笠的重用，随即担任兰州特训班的主任教官，不久又升任军统西北区区长兼第八战区司令部督查室少将主任，军统人员的军衔都比较低，少将就是高层了，连戴笠也不过是中将局长。

1945年7月调任军统最重要的部门行动处少将处长，抗战胜利调任军统上海办事处副处长兼行动组长，公开身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少将处长。军统上海办事处处长是由戴笠亲自兼任，是军统负责接收上海的责任单位，权势极盛。程一鸣担任这个职务，说明他极受戴笠的信任和器重。

1946年3月，戴笠因座机坠毁而丧生，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长。程一鸣和郑介民是广东同乡，又是留苏同学，绝对是郑介民广东帮的亲信，完全可能凭借郑介民的关系在军统更上一层楼。但随着军统内部的权力倾轧，郑介民的局长宝座不久就被戴笠同乡毛人凤抢去，程一鸣也随之被排挤出军统的核心中枢，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8年程一鸣干脆辞职到了香港——《风筝》剧中，郑耀先面对军统中统的联合排挤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戴笠死后接任军统局长的郑介民和程一鸣关系密切

进入1949年，面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蒋介石对由军统局改组的保密局以及毛人凤的工作很是不满，就在1949年1月把程一鸣召到奉化溪口，要他负责对保密局进行全面整顿。但程一鸣深知毛人凤在保密局内部的势力盘根错节，自己很难插手，所以并没有接受蒋介石的这一安排，而是又回到了香港。

1949年3月，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程一鸣受薛岳的邀请出山担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8月，改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逃到香港。1951年11月，郑介民担任台湾“国防部”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再度启用程一鸣为大陆工作处领导下的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1953年，“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专门负责对大陆的情报和派遣特务，程一鸣调任“中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后，程一鸣又担任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

在这段时间里，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秘密取道缅甸仰光飞赴雅加达；而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起飞5小时后在空中爆炸，机上11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中方向香港提供了台湾情报局特务相关的详细线索，导致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网受到沉重打击。1963年台湾情报局计划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实施暗杀，结果也被中方全面掌握而彻底失败。

一般都认为在这两件事情上，作为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的程一鸣肯定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怀疑，这也是他在1963年12月起义回归大陆的重要原因。

1963年12月13日，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程一鸣携带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从澳门来到广州。虽然程一鸣此举被宣布为“起义”，他之后也一直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但确切说应该是“归队”。因为后来周恩来在接见他时就曾批评他在广州解放前夕，没能设法阻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尤其是对广州海珠大桥的破坏。

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起义将领来说，显然不太合适，但对于一个归队的“风筝”就太正常不过了。

程一鸣（右）回大陆后和广东省公安厅主管情报的副厅长郭曼果（左）

当然程一鸣“归队”后的待遇要比《风筝》里的郑耀先要好多了，他先后担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7月由公安部下辖的群众出版社出版《程一鸣回忆录》，但因为内容特殊和敏感而只能“内部发行”。1986年6月去世，他的追悼会是由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联合举办，由政协主办合情合理，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也一起参与，从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程一鸣回忆录》封面

解放后继续潜伏的卧底

《风筝》剧中，即使到了解放后，为了抓捕敌特，郑耀先还是依然继续潜伏。现实中这样的情况也真的有。

阎又文，1914年出生，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1938年，在晋绥军傅作义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员潘纪文将阎又文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阎又文到延安，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开办的延安七里铺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学习，七里铺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央情报保卫部门创办的特殊训练班，主要培养打入敌方内部的卧底人员，前后开办了七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被誉为中共情报系统的“黄埔军校”。1939年11月从七里铺训练班结业后，阎又文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不久又转到晋绥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加上他文采过人，写出的文章让傅作义很满意，由此逐渐得到傅作义的信任，在傅作义身边担任文书、秘书。

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傅作义和中共关系比较融洽，他请求中共派出政工人员帮助自己部队建立政工组织和制度，还仿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因此傅作义的部队被国民党方面认为已经严重赤化，称为“七路半”。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严令傅作义部队进行清党，傅作义只能将中共人员“礼送出境”。当时阎又文的党员身份并没有暴露，所以他还留在傅作义部队，但因为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安排，以至于阎又文就此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阎又文

尽管党组织失去了和阎又文的联系，但始终坚信阎又文是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在积极设法恢复和他的联系。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干部王玉受党组织委派，前往傅作义部队寻找并和阎又文重新建立联系。

此时阎又文已经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上校副主任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同时又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时隔六年，到底会有什么变数，而且又没有任何接头的暗语，重建关系，绝对是非常困难和危险。

1946年初，王玉千方百计终于在包头找到了阎又文，两人见面后，王玉就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但马上就点头称是，王玉随即开门见山：“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组织派我来找你。”

阎又文马上就激动地握住王玉的手说：“我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啊！”——在当年残酷的地下斗争中，这样的接头方式，绝对是不允许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样的特殊方式了。《风筝》剧中，郑耀先因为上线陆汉卿牺牲，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得到国民党破坏山城的情报后，只能将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坚冰”营救出来，把情报交给“坚冰”，让他带给组织。这和王玉和阎又文的接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风筝》中的郑耀先也曾经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重新接上关系后，由于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党组织要求阎又文只要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同时王玉只负责和阎又文的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其他地方组织或个人发生横向关系。考虑到阎又文情报线的价值极为重要，所以只有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的少数几位高层领导知情。

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央社会部，知道阎又文卧底身份的除了上线联系人王玉之外，就只有中央社会部主管情报工作的第一室主任罗青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最高层的周恩来、毛泽东！

后来阎又文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少将新闻处处长兼政工处副处长，在解放战争尤其是平津战役中，争取傅作义北平和平起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了解放后，阎又文依然没有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继续以“国民党起义将领”的身份随傅作义在农业部工作，担任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

1958年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再一次公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既不是重新入党，也不是公开过去已有的党龄，而是以新党员的身份入党。这一切，就是对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是统战对象的后人。

1949年北平和平起义后，阎又文（右一）陪同傅作义（右三）到西柏坡，左三为周恩来

1962年，阎又文因病去世，年仅48岁。在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他作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的历史。

他墓碑上的碑文是这样的：“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既然是共产党员，却没有写明参加革命时间和入党时间，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只有一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阎又文墓地

由于阎又文的秘密身份始终没有曝光，他的妻子和六个子女入党、提干时的政审都会因为阎又文曾经是“反动军官”的原因而受影响。而且政审的结论一般不会向当事人透露，所以阎家人也不了解内情。直到阎又文最小的儿子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这才找到统战部，但在统战部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档案里也查不到阎又文的任何信息——阎又文的身份就此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

阎又文和家人的合影

直到1993年北京市公安系统举办老同志春节联谊会，王玉偶然遇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老同事、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而且他解放前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阎又文是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在工作上有过不少接触，当然两人是不可能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王玉和刘光人在闲谈中谈到了阎又文后人，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先是长叹一声，然后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这样，阎又文的家人才终于知道了阎又文的真实情况，也终于理解了阎又文在1956年写下的一首诗：“独怀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棉。”里蕴含的深意。

1997年7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撰写的《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第一次将阎又文的历史功绩公诸于众。

很多人知道当年地下斗争有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但是对于隐蔽在敌人心脏里的卧底，周恩来还专门有过另外的十六字方针——“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风筝》里的郑耀先是这样，现实中的程一鸣、阎又文也是如此，他们不惧艰难险恶，不计个人荣辱，为了信仰和理想，真正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