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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0年前，屠刀下30万人的沉冤凝结为揪心裂肺的怨叹。所幸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2月6日，我省巢湖人李元庆先生会同其他三名法官一起协助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为死难同胞伸张了正义。而作为李元庆的老邻居，吴鼎民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他心目中这位“大伯”的传奇故事。 学识渊源的“大伯” 李元庆先生是我家的老邻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巢湖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李家的院子是我们去河边的必经之路。而按照辈分，我一直尊称他“大伯”，称他的老伴张锡嘏“大妈”。 印象中，大伯长得瘦瘦小小，戴副眼镜，他家住在紧靠河边的小楼上。每逢端午节就成了看龙船最好的看台。小时候，我时常跑到楼上，倚着晒台的栏杆，俯视着蜿蜒的河道，眺望着对岸的农田和远处的银屏山。而大伯时常会诗兴大发，抑扬顿挫地吟哦几句唐诗宋词，使人顿入古朴的田园画中。出于文人的偏好，大伯在家里的小院栽种了一棵银杏，一株香橼，还用砖土垒砌了一个几尺见方的花台，种着菊花、月月红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在我的记忆中, 五十年代是大伯最闲适的日子。 而从大人的口中我也了解到，1907年大伯出生于巢湖东门外一户殷实之家。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法律系，专修国际法专业，决心学成后报效国家。但等他大学毕业后，看到国民政府的不得人心，于1933年毅然回归故里，到巢县初级中学（今巢湖一中）执教物理。在我们那里，大伯可称得上“大文人”了。他家里进出最多的是青年学子，请他补习功课。晚上他在街道上组织的夜校里教课，许多青年人都在他的帮助下考上了中学、大学。 大伯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总是欢迎我们去他家聊天。他嗜读如命，无书不读。在那个闹“书荒”的年代，所能找到的也是他最爱读的便是鲁迅的书了，他的案头常摆有《彷徨》、《呐喊》、《且介亭杂文》等文集，经常一边读一边给我们讲解鲁迅写作的时代背景。 记忆中，大伯还是一个很能自寻其乐的人。那时市面上买不到围棋，他和老伴便从铁匠铺捡回来几百个钢筋头上截下来的铁疙瘩，然后用油漆涂成黑白两色，一副围棋就做成了。1968年夏天，我和几个同学每天下午去他家，在小院的树荫下跟他学下围棋。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那年的深秋，直到我们下乡插队为止。 他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审判 当然，从大人们和大伯自己的讲述中，我们还了解到大伯是位名人——1947年2月，他会同其他三名法官一起协助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为死难同胞伸张了正义。 原来，随着“淞沪抗战”的失利，巢湖于1938年4月30日沦陷，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无不血肉横飞。身为家中长子的李元庆，为顾及年迈双亲和弱小的弟妹，他只得含泪告别了巢县中学，加入到难民潮中逃往湖南，随后又辗转至贵州，待家人稍有安定后便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军队，并被当时的国民军委任为陆军步兵学校教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因为李元庆所学的专业是国际法，遂被任命为上校衔军事法庭法官，协同少将衔审判长石美瑜庭审战犯。 1947年2月6日，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现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大礼堂，对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开庭公审。法庭布置得庄严肃穆，台上第一排，端坐着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召堂、叶在增等几名黑衣法官，检察官席上，坐着首席检察官陈光虞和中校书记官张体坤，尚有8名荷枪实弹的武装宪兵峙立两旁。当日，有大批中外记者和各国使节蜂拥而至，且有众多市民与证人云集，厅内比肩接踵，座无虚席。 在法庭上，通晓国际法的李元庆根据国际公认的《海牙陆战规例》和《战时俘虏待遇公约》规定，厉声反驳谷寿夫的狡辩，指出侵华日军对放下武器或丧失战斗能力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大肆进行杀戮的罪行根本不是“执行‘天皇的命令’”和“履行‘军人的天职’”，而是赤裸裸的屠杀。李元庆义正辞严的批驳使得谷寿夫不得不低头认罪，受到应有的惩罚。 和谷寿夫一样，在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这些战犯无一例外都百般抵赖。为了寻求有力的证据，1947年1月下旬，石美瑜曾亲自指挥军事法庭检调人员及法医，其中包括李元庆，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出大批掩埋受害者遗骸的“万人冢”，他们还多次亲自查看受害者头颅遭重击、刀砍等的情况。听大妈说，大伯第一天去“万人冢”查看过后，难过得回家都没有吃饭。而当年“万人冢”的挖掘引起中外震惊，并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作为老师的“大伯” 而大伯对于我，还有另一个身份——老师。 1970年，我下乡当了名“知青”。偶然回城时我总爱去大伯家坐坐。那几年，我在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大伯的英文很好，拿着书就教我怎样读，还给我讲解语法。我记得大伯叮嘱我最多的话是：“你们还年轻，在乡下吃点苦没什么关系，但是一定不要放弃学习。国家不会让这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呆一辈子，将来国家的建设一定要靠年轻人，总有一天你们要回来的，你们的前途大得很呢。到时候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大事，那你们就怪不得别人了。” 1973年，社会上曾一度传开大学招生恢复文化课考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大伯的兴奋程度不亚于我，他觉得自己的预言实现了，他又可以发挥教书的特长，他的满腹学识又有用武之地了。然而，对我来说参加文化课考试，可谓困难重重，因为1966年我才上到初二，对考试心中没底。大伯安慰我：“不用担心，你的功课全包在我身上。我辅导你一个月，保你能参加考试。”大伯夜以继日地辅导了我一个多月，不出所料，在考试时果见成效。可是，就在我满怀信心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致使那一年考试上大学的做法被全盘否定。 1975年夏末的一天，我从农村回家。一进家门就听说大伯几天前去世了。我赶紧去看大妈，大妈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悲伤，只是平静地向我讲述了大伯去世前的一些情况。1976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终于恢复高考了。1977年底我参加了高考，次年的早春，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大妈感慨地说，“要是大伯能活到今天，会多高兴啊。” 1986年，在我读研期间的一个寒假里，我去看望大妈。她激动地拿出一本画册让我看。这是一本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85年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大妈一边快速地翻着画册，一边兴奋地对我说：“你大伯临死前说不留任何照片和字迹在人间，可是，你瞧！这里有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还有他的亲笔签名！”我拿过这本画册，在第65页的上方有一张照片，那是1947年2月15日大伯在军事法庭上审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时的现场照片。在第66页上是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案件判决书。在审判官的一栏下有“李元慶”清晰的签名…… 这本画册陪伴着大妈度过了最后的时光。1987年初，我寒假回家时再次去探望大妈，大妈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要我打开她的橱柜，从她的衣服堆里取出那本画册送给我。此后，无论我搬到哪里，这本画册一直珍藏在我身边。 吴鼎民/口述 程堂义/整理 口述者简介 吴鼎民，1952年出生于安徽巢湖， 1980后先后毕业于巢湖师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并到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后任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外语学院院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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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3 14: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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