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下),1982年10月出版),作者王汉昭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率部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原标题《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
正文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我是广西省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夏在广西省立四中毕业后,考入广西大学预科。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设在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利用它来培养桂系军队中的干部。除从现役军官中抽调一些人带薪学习外,再招考学生五百人,全部公费。我因家庭经济困难,遂报考这个军官学校,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毕业,并由军校保送南京中央陆军交辎专门学校深造,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爆发,因我是桂系保送去的,故毕业后分配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中尉处员。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随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参加徐州会战,战败后,随军辗转到安徽立煌,廖磊在那里成立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我担任廖磊的少校参谋。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安徽中部及省会立煌的抗战形势很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气氛热烈。在工作中我有机会同一些共产党接触,使我认识到:中共是真心实意抗日的,而且有才华的青年都集合在中共旗帜下,我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廖磊病死后,李品仙于一九四O年一月初到立煌继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 当时我跟李品仙从襄樊随部队步行到立煌,一路上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安徽的情况,往往谈话至深夜,他听得很出神,因而对我既信任又赏识。到达立煌后,李品仙委我为二十一集团军中校参谋科长,要我搬到他公馆住,作为他的机要参谋。 李品仙到安徽后,起初同安徽的CC派系交往过密,引起桂系五路军干部的不满。他觉察到了,并根据我的建议召开了一次没有CC系分子参加的五路军干部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用好言抚慰。在这次会议以后,我看出李品仙对省党部CC分子已有戒心。 这时经陈天任介绍我认识郑汉同志,他二人对CC及中统特务胡作非为,极为不满。我们三人常在一起议论形势,研究如何加剧李品仙同CC系的矛盾。一次,由郑汉执笔,伪造CC系头目陈立夫给安徽CC系的一封指示电报,要他们搜集新老桂系的材料,制造舆论,使桂系声名狼藉,并乘机推荐自己的干部来担任各级领导,架空李品仙,最后将桂系驱逐出安徽。我将这个伪造的电报有意遗失给古碑冲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大队长朱乃瑞拾到,朱如获至宝,将此“密电”速送呈李品仙。李阅后深信不疑,骂陈立夫是卑鄙小人,并多方设法制裁安徽CC系分子。他知道方治等人每天抽大烟、打麻将:竟然派人到他们家中当场抓获赌具、烟具,使CC头目狼狈不堪。这场斗争中,CC系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遭到一定的挫折,我和陈天任、郑汉也更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了。 一九四六年春,郑汉同志到安庆和我谈论蒋介石又要反共反人民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决心要走革命道路,决不再为国民党去卖命了。这次谈话后,郑汉离开安庆,我即在安 庆住闲。一九四六年七月,安徽的桂系军队进行复员编余, 张义纯把我亦列入编余之列,我想: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更好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七年春,经李荣康(现名李海)联络,由李济深和朱蕴山先生等筹组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联谊会”(简称“民联”),指名要丘清英、李荣康和我负责安徽“民联”筹备小组,丘清英名声不好,但因是李济深先生介绍提名(李只知道丘清英过去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不知道他在抗日时期的表现),我们又不好拒绝。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从安庆来到合肥,与朱子帆、陶若存、王贯之和陈天任等商谈,请他们对“民联”筹备组织工作协助指导,他们听到有丘清英参加,都不表态。一九四八年春“民联”改称“民革”。同年五月,郑汉同志来到合肥,我将“民革”筹备小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当时郑汉告诉我,他一九四七年到上海,找到了原皖南地下党的余纪一同志,把党组织关系联系上了,可能要派他到中共皖浙赣办事处工作(后因故未去),他提出要抓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南下的意见,建议我到部队工作,并说:“民革”筹备小组的工作仍可结合进行。郑汉同志的到来,我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二、筹建保安第五旅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与桂系驻安徽部队两个整编旅及另外两个团联系比较密切,因为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均是我的要好同学,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有反戈起义的打算,因解放战争还在山东一带进行,时机尚未成熟,未敢轻举妄动。我将这些情况告诉郑汉,他听了非常高兴,要我继继进行策反工作,一俟解放战争推进到安徽境内,就组织起义。一九四八年六月,广西的驻皖部队调离安徽去武汉“华中剿总”,我策动的广西部队要求我同去武汉,以便保持联络,我请郑汉同志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决定我的行动去向。约一个星期后,郑汉同志来对我说,希望我到皖南行署警保处谋职,以便向皖南游击队提供情报。按此指示,我积极进行活动,写报告要求省保安司令部调我去皖南行署警保处任处长。不料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认为我思想左倾,不同意我去皖南。当时李品仙已调武汉任“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由八绥区主任夏威接任。彼时安徽已接近战区,夏威为了军事行动应急需要,想物色一批军人出身的人担任行政专员,遂派我去担任安徽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在未正式任命之前,我已得知此消息。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向郑汉同志作了汇报,并说:我不愿去当专员,想去武汉继续策动广西军队起义(因广西军队中经我策动过的师、团长多次来信要我去武汉继续联络),要求郑汉同志请示地下党组织的意见。不几天郑汉同志对我说: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武汉方面属江汉地区,那边已有人负责策动起义工作,要我仍留在安徽担任行政专员,但要积极掌握武装部队,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又强调说:安徽省第五区所属各县是嘉山、凤阳、盱眙、天长、来安、滁县、全椒等县,地处津浦铁路南段,和南京隔江相望,地形非常重要,在这里掌握了武装力量是可以有作为的。我接受党的指示去担任第五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更好地完成地下党的指示,我向夏威建议:把第五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整编为几个保安团,全区成立一个保安旅,作为安徽省的基本军事力量(因安徽省原有保安部队已改编为一百二十六军番号,当时安微省无一个保安团)。夏威认为我的意见很好,要我到任后全力以赴去整编保安团。我说军官和械弹不够,夏威说:以后陆续给你补充就是了,又说:和县军官大队有两个上校编余军官,一是宋家祚,一是麦镇涛,最近写信来要求工作,就将此二人给你带去好了,他们是本地人,协助你整编保安团较为方便。没想到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抓武装的机会。我积极抓武装的目的是要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这是根据郑汉同志转达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向明同志的意见行动的。不过这个计划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行政公署和保五旅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就任专员后,立即派人调查各县现有保安团队人员武器。根据各县现有人枪情况,我决定嘉山、凤阳、盱眙和滁县,按照一千五百人左右编制,各扩编一个保安团,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每连辖三个排。派宋家祚上校参议去盱眙县扩编,不足人数将来安县武装团队划归该团建制,但平时不集中,只是属盱眙县团领导,有事两县可以互相支援。派麦镇涛上校参议负责嘉山县保安团扩编,以该县现有人枪按三个营整编。凤阳县扩编一个保安团,由县国民兵团团长江恕负责,天长县人数太少,不单独编团,分别划归凤阳和嘉山保安团建制。滁县扩编一个团, 不足人数由全椒县补充。各团官兵人数按一千五百六十四人编制,每营包括勤杂、炊事兵十人共为五百零五人,每连一百六十五人,每排五十人,各团、营、连、排均按三三制整编,共成立四个保安团,限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整编完毕,将人枪官兵花名册报区保安司令部,凭册转报省保安司令部点验补充装备械弹。最后因全椒县保安团队另有打算,不归编滁县,滁县保安团因而只有一千人左右,以独立团番号上报。各团如期整编完毕后,向省保安司令部报番号,嘉山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四团,由麦镇涛任上校团长;盱眙县团定为保安第十五团,由宋佩儒任上校团长;凤阳县团定为保安第十六团,由江恕任上校团长;滁县团定为保安独立团,由韦驹任上校团长。我将整编好的四个团的官兵人数及团长任命报省保安司令部后,夏威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批准各团负责人及番号,并命令成立安徽省保安第五旅及所属团建制,正式任命我为保五旅少将旅长,副旅长遗缺报请宋家祚上校担任。 三、保五旅冲破阻力渡过长江 武装已掌握在手,下一步是如何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问题了。我任旅长后,即日打电话到合肥找王贯之、陈天任,请他们速转告郑汉同志来旅部商议第二步行动计划。不巧郑汉同志不在合肥,陈天任立即到南京,同范治农一起找着方向明同志。方向明当即请陈天任到明光传达指示,说:保五旅是由几个县的地方部队凑编而成的,政治情况估计很复杂,在江北起义不易掌握,且有被敌军吃掉的危险。要保五旅渡江,到当涂占领桥头堡,与当涂县长操竹友配合行动,操与地下党已有联系,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对配合大军渡江战役,能起到较大的作用。我得到地下党的指示,立刻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陈天任再次到明光保五旅旅部,传达方向明同志的紧急指示,要我冲破困难,迅速率保五旅渡江。已派范治农同志在南京等候,以便安排渡江后的具体任务。与此同时,经请示省保安司令部获准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率保五旅三个团兵力(四千七百人)到达滁县和韦驹率领的保安独立团会合,加上旅警卫部队,合计全旅五千九百人左右(不包括家属小孩在内),准备渡江。独立团团长韦驹前来汇报:在滁县,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设有江北指挥部,指挥官是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他传言不准保五旅渡江,并要把保五旅改编吞并到九十六军去,成立一个师,请旅长任副军长兼师长。这时全椒县县长潘禹三接到陈天任的信,就来到滁县郊外陡岗来见我。潘听说不给保五旅渡江,要把保五旅吞并掉,就向我建议,如不能渡江,全椒县部队同保五旅一起就在江北起义,免遭敌军吃掉,由他负责与江北中共党组织联系。我当即回答,我们力争渡江,如不能渡江,我同意潘县长的意见把保五旅开到全椒,我们集中兵力在江北起义,我要潘回县作好准备。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地下党的指示是要我到当涂迎接解放军渡江,这对革命将起很大作用,在江北起义意义不大,为配合渡江这场大战役,保五旅一定要设法渡过江去。次日,我打电话给潘禹三,告知:我旅相信即日可以渡江,全椒县保安团队仍然留守江北相机行动。随后,我带两个人化装渡江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主席夏威,请他火速报告李宗仁代总统:南京卫戍司令部江北指挥部无理阻拦保五旅渡江,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改编保五旅。夏威一听也火了,马上挂电话给李宗仁汇报。给夏威打过电话后,我即去南京安乐酒店找旅馆住,不想又遇见朱子帆同志,他告诉我:桂系三兵团司令徐启明也住在安乐酒店,我将渡江受阻情况向朱子帆说了,然后我去找徐启明汇报保五旅渡江受阻情况,要求他给李宗仁代总统迅速汇报。徐启明听说九十六军想吞并桂系的武装,非常气忿,立即驱车到总统府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当然维护桂系的力量,很快即打电话给顾祝同参谋总长和汤恩伯卫戍司令官,结果江北指挥部通知保五旅渡江。保五旅派人到南京安乐酒店向我汇报,我叫来人速回滁县,要部队急行军到浦镇,连夜组织民船,翌日上午七时登船渡江,我将在岸边码头等待。 四、驻防绩溪保五旅从江北来汇报的人回去部署后,我又找到朱子帆,请他陪同我去会见地下党范治农同志。见面后,范治农传达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保五旅渡江后,由他陪同我先到当涂县,留一部分部队在采石矶,调查民船数量和停泊位置,并调查沿江守军番号人数及防御工事情况。我想这个任务很重要,为了不致引起江防敌军的怀疑,我要各团留一个精干连驻采石矶,我到当涂县同操竹友县长商量(操已接到地下党的通知)。为了掩护保五旅在采石矶的活动,要求当涂县从采石矶粮仓多拨五万斤粮食给保五旅运到南京去卖,名义是把卖粮的钱买布回来制夏季军装。这样各团不致怀疑旅部,而且提高其积极性。粮食搞到后,我派遣自己亲信警卫排长,由他率领各团抽调精干人员去采石矶,组织民船送粮食到南京出售,然后买回军服布由各团自制夏季军服。我还交代他在送粮买布过程中了解沿江守军部队番号、人数及江防工事情况。保五旅在当涂住了五天,由于活动频繁,结果引起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怀疑,便下令六十六军驱逐保五旅出当涂县境。 我接到敌军六十六军驱逐令后,即和范治农同志乘车到芜湖,在程中一家找到了方向明、石原皋两同志,王贯之、陈天任亦在坐,方向明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保五旅要避免与六十六军发生冲突,尽快离开当涂,到绩溪驻防,与胡明同志取得联系。並明确保五旅今后的起义行动,由胡明同志直接指挥。恰巧郑汉同志来芜湖,方向明要他同石原阜一道去向胡明同志汇报,做好安排。我接受指示后,当天下午回到当涂旅部,下令要保五旅全部官兵于明日上午六时出发,经芜湖、宣城、泾县向绩溪县前进。因部队还属省保安司令部领导,我当时即打电报说:南京卫戍司令部芜湖指挥所驱逐我旅立即离开当涂,我决定明晨全旅开到屯溪附近的绩溪县驻防整训,因紧急行动,特报备查。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毫无怀疑,当夜复同意驻防绩溪。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保五旅到达绩溪县城,不久,胡明、熊兆仁同志即派郑汉率领参谋顾永康、李民来到保五旅联络,了解官兵思想情况,协助做好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但唯恐暴露他们的身份,我要我妻子陈问梅同志对外宣称顾、李二人是他表弟,以后胡明部又派政治工作人员来旅部工作,我又要陈问梅掩护他们,对外说是家乡亲友来看望,并由陈安排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免被特务怀疑。郑汉同志是我的老同事,很多人都知道,不会引起怀疑。 五、国民党省政府企图削我兵权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已控制安徽长江北岸大部地区,只剩下沿江几个县尚未解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合肥逃迁安庆,夏威见大势不好,连忙申请辞职。遗缺南京政府委派安徽皖南行署主任张义纯接任,并兼省保安司令。张义纯与省政府秘书长朱子帆和省保安副司令张湘泽去南京接受训示,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回到芜湖。这时有人告张说我是共产党,要张当机立断,将我的兵权削去。张义纯随即叫人挂电话给白崇禧说:“安徽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不可靠,因他部下有一批久经战场的广西官兵,派其他人去接替有困难,请求迅速从广西部队中调一位少将旅长来接任。”张义纯从芜湖去屯溪省府就职,必须路经绩溪。朱子帆和张湘泽事先电话通知我集合部队在绩溪欢迎张义纯检阅,另将保五旅人员武器装备造册,以便张义纯询问,並且可以趁机要求张补充装备。我遵照电话指示一一办理。张义纯检阅完毕先去屯溪,要朱子帆和张湘泽留在绩溪了解保五旅需要补充的装备数量。张义纯一走,朱子帆和张湘泽便将张义纯和白崇禧通电话的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提高警惕,牢牢地掌握住部队,以防不测。张湘泽又说:“武器装备省保安司令部尽量给你补充,迅速列册派人去屯溪领取。”朱子帆与地下党有关系,我已知道,而且是他在南京介绍我去认识范治农的,张湘泽的底细我不大清楚,朱子帆在一旁告诉我,张湘泽与方向明已有联系。说完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看完后烧掉。朱子帆和张湘泽下午亦离开绩溪去屯溪了。他们走后我打开纸条来看,内容是说张义纯要白崇禧派人来接替保五旅旅长职务,叫我提高警惕,千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事变,遇有急事,可在晚上零时以后用电话联系。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子帆给我来电话,说白崇禧派莫建章少将从武汉来皖,张义纯要他先到绩溪看我,尚未签署任命,等莫到绩溪后,看情况发展再定。我说:“他愿意来我欢迎他嘛,只要他能指挥得动部队。”子帆说:“你本着我们在绩溪所说的精神酌情安排吧。”又一次午夜,子帆和我通话,突然发现有人偷听,子帆便大声斥责电话局,以提醒我注意。其实我和朱子帆通话,话中有话,外人是很难听得懂含意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的一个午夜,子帆又打电话说:莫不去绩溪了,拟回武汉复命,但张义纯还想另找合适的人去绩溪,下一步棋尚不知如何走,望抓紧整训部队。打完电话,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张义纯妄图削我兵权的阴谋落空了。 六、保五旅绩溪整编保五旅集结于绩溪后,为了确保起义胜利,应付各种不测,我考虑必须纯洁内部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我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开始整训。将四个团改编为三个团,取消独立团番号。我为了直接掌握一些过得硬的力量,把原独立团中久经战场的广西老兵抽出,以加强旅直属警卫营三个步兵连。另成立机炮连,将各团的重机枪和八二步兵炮集中到旅部。还成立一个侦察连,经常分赴各交通要道口及友邻部队,了解每天经过的部队番号、人数及思想动态。将有线及无线电台集中成立一个通讯连,每天晚上窃听各处部队的谈话。为了确保顺利起义,我根据平时观察了解,借整编之机,对旅、团级干部作了重新配备和调整。独立团上校团长韦驹升任上校副旅长。中校副团长潘成美调任旅部中校主任参谋代理参谋长。第十六团上校团长江恕,我发现他思想顽固、反动,仇视共产党,于是将他调升上校副旅长,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把该团中校副团长陈卜伍提升为上校团长,一则他在官兵中威信较高,二则经过我做工作,愿意同我们一起投奔共产党。旅政治部由罗昌民任上校主任。罗曾在安徽芜湖无辜被国民党拘押,长期不满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表示要跟共产党走。旅医务室中校主任遗缺由温婉清担任,温是罗昌民的妻子,原是芜湖市一家私立医院的院长。原第五区专员公署视察室主任李荣康改任保五旅上校参议。原旌德县长陈大铺同情共产党,要求参加保五旅,委任为旅上校参议。原五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王珏改任旅中校参议。原上校副旅长宋家,第十四团上校团长麦镇涛,第十五团上校团长宋佩儒,职务不变。在部队整编过程中,我发现有三个中统特务在第十五团进行捣乱,他们在部队中进行秘密串连活动,煽动士兵回家或逃往南京,引起部队思想紊乱,我要宋家祚副旅长和宋佩儒团长把此三人的来历、背景及在部队中活动情况调查清楚后,立即将他们逮捕审讯,据这三个中统特务供称,是受来安县警察局长派遣,随部队渡江来进行分化瓦解保五旅工作的。领兵统将须要刚柔相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认为此三人不除,于保五旅起义不利,因而以十五团为主,其余各团派代表参加,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这三个中统特务。这件事震动很大,保证了绩溪整训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我将罗昌民、宋家祚和陈大铺等三人,分别介绍和胡明政委会面谈话,以加深他们对中共的认识。然后又以谈心方式引导营以上军官认清形势和出路。郑汉、顾永康和李民是胡明同志派在保五旅协助起义的,我请郑汉同志帮助起草保五旅起义通电,罗昌民,宋家裤参与意见,经我最后修改定稿。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营以上军官政治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认清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出路只有跟共产党走。大家认清了形势,不能再捂住盖子了,我和旅政治部主任罗昌民、副旅长宋家祚及胡明政委派来工作的顾永康和李民等同志研究,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江恕除外)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保五旅起义通电,并在通电上签名盖章,决定一俟时机成 熟,即由旅长签署发表。 七、顾全大局、听从指挥营以上军官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我们比较快地统一了全旅官兵的思想,大家认识到自己即将成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因而自觉按解放军的纪律要求自己,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时,部队开始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了。一次陈瑞河部队过绩溪欺压百姓,我旅警卫营一连宋连长上去干涉,发生冲突,相互大打出手;又一次,我部与刘汝明兵团后勤部队发生冲突,开枪互射,我警卫营将刘部上校军需主任击毙。部队官兵似乎有点按捺不住了,团营长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动手。绩溪是交通要道,来往敌军很多,我暗自分析,部队士气旺盛,情绪高昂,这是好的,但如此下去,还有可能与附近过路敌军发生大冲突,势必暴露我部企图,于起义不利。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我请李民同志去向胡明同志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亲自去汇报部队近来情况和有关起义事项。胡明同志通知当天下午八时在石家村石原皋同志老家见面。晚饭后由李民同志带路,我从镇头出发,在石家村第一次和胡明同志见面,记得在座的有熊兆仁和洪琪同志,胡明同志一一作了介绍。然后我把保五旅起义通电和营以上军官一致在通电上签名的情况,部队思想情绪的变化以及和过路敌军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向胡明、熊兆仁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要求快些起义。接着又汇报敌军江防部队部署的情况,据我了解敌人驻守江南第一线部队大多数是杂牌军,战斗力不强,没有固守的决心,所做的江防工事,大都是简易掩体。敌军第二梯队从江边芜湖到宣城,第三梯队从宁国到歙县,多是敌军的中央嫡系部队,但这些敌军完全无战斗准备,军车都是运送贵重物资向后方,对前方并不修整桥梁道路,作增援守江第一线的准备。如渡江战役开始,沿江岸守军必将全线溃退,第二、三线只有向后快跑。胡明同志等听了汇报很高兴地说:这些情况很重要,要向栗裕同志汇报的。保五旅开到绩溪后,栗裕副司令员就有指示:解放军还要在长江北岸休整一段时间,何时渡江,要听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保五旅宣布起义,要在渡江战役开始之际,起义后即向北进攻江防之敌,使江防敌军南北受击,难以应付,这样渡江攻击才易于奏功。胡明同志说:因此保五旅现在不能轻动。当然你们集结等候起义已经三个月了,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还得再忍耐一下,渡江战役一开始,我立即通知你旅行动。我当即表示:我们绝对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保五旅绝对顾全大局,按照指示行动。不过当前部队集结于绩溪交通要道,处于敌人十一个军的中间,容易发生事端,不如现在派一个团到太平县境侦察地形,渡江战役开始后,该团即从太平县向青阳、铜陵等县境攻击江防敌军,敌军从江防逃跑必经太平,该团即在路上伏击之;另以一个团兵力开往屯溪、婺源之间,埋伏截击张义纯率领的省府要员。但婺源属江西,需派一位参谋率领与江西婺源中共地下党联系;我亲自率旅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在镇头、绩溪之间,靠近上金山(是胡明、熊兆仁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便于及时联络请示。将来起义由旅部统一发出通电,分别就地出击。胡明考虑了一会,当即表示同意,并请熊司令员派一位熟悉江西婺源地下党情况的参谋协助,熊答应立即就派去。最后胡明对我说:“根据可靠情报,张义纯对保五旅行动有所察觉,你最近不要离开部队,要注意部队内部情况,要提高警惕。”谈完后我即同李民同志回到镇头旅指挥部。第二天中午,等熊司令员派来参谋后,我即到绩溪旅部召集各团及旅部中校主任以上军官会议,熊司令派来的参谋及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均参加了会议。我汇报了与胡明、熊兆仁等同志见面情况,传达了胡明同志指示内容,当即派麦镇涛团到太平驻防,随后又派郑汉和李荣康同志去太平掌握协助麦团,候旅部起义通电发出,即向青阳、铜陵县境江防敌军进攻, 如刘汝明部溃逃,则在太平途中埋伏截击;由宋家祚副旅长率领宋佩儒团到屯溪、婺源之间,预选有利地形理伏,准备截击张义纯,俘获省府要员,夺取文书档案材料。婺源地下党由熊兆仁司令员派来的参谋联系。陈卜伍团由我率领在绩溪待命。各团按此部署,明日即出发,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向旅部报告驻地方位。江恕自提为上校副旅长后,借故请假去屯溪看病未回,他不参加会议,故不安排他任务。韦驹副旅长留守绩溪旅部,处理旅部日常事务工作。会议结束,各自准备出发工作,我也赶回镇头旅部指挥。 八、张义纯企图加害于我的阴谋破产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文潮从屯溪打电话给我,说是:“十七兵团侯镜如司令今天上午九时在徽州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徽州一带驻军旅长以上军官参加,张主席要你亲自去参加,我即派车前去接你。”我想,此时去屯溪,可能凶多吉少。我即在电话上说:“近几天我有病在身,不能奉命亲自去参加会议,我派韦驹副旅长代表前往。”刘文潮一听急了,在电话中反复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必须主要军、师、旅长参加,不准派代表。”其意已十分明显了。我不高兴地说:“我有病不能去怎么办?请你向张主席说明吧。”刘文潮仍不甘心,又说:“你只要能坐起就行了,听会议分配各部队任务,当然主要任务是驻军的,我们地方军队不会担任重要任务的,如果你不参加会议,不了解情况,恐怕今后不利指挥吧。”我说:“我派副旅长去参加,他回来传达会议指示,我遵照执行就是了嘛。”刘沉默了一会说:“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对侯司令官有点不尊重吧。”我语气稍变了些,在电话中对刘说:“岂敢!岂敢!请你务必说明,确是事出无奈,病体难行,我们是多年知交,这点忙你总得帮吧。”刘说:“既然这样,我向张主席汇报看他意思如何。”不多时,张义纯亲自和我通电话,他说:“听刘参谋长说你有病,不能去开会。你还是勉为其难来参加会议为好,这个会重要。”我忙把以上对刘说过的话又对张复述了一遍。他说:“好吧!我跟侯司令官说说看吧。”说完挂了电话。约过一小时左右,刘文潮和方师岳乘坐一辆吉普车到了绩溪保五旅旅部,看到我妻子陈问梅即问:“王旅长在家吗?”陈问梅同志看他们来势汹汹,心怀叵测,便机警地对他们说:“王汉昭刚去县政府。”刘问:“王旅长不是有病吗?”陈回答说:“他确是有病,这几天常找人看病吃药,听说县政府有一个职员,擅长医道,他就去找他拿脉看病。”刘文潮和方师岳遂相信陈问梅的话,转身带两个警卫兵乘车赶去县政府。刘、方走后,陈问梅同志按我平时交待,有事向镇头方向走,她叫几个警卫员急速出城向镇头方向走去(我妻子陈问梅因快分娩,故未随我迁去镇头旅指挥所住)。刘、方二人赶到县政府,知我没有来,而且听说我搬到镇头旅指挥所已多日了,他们才明白中了调虎离山计。知道诱捕不成了,遂在县政府打电话向张义纯汇报说:“绩溪方向的事,我们按张主席原订计划权宜处理了,处理完毕即回屯溪复命。”他们的通话被我旅侦察连窃听到了。刘、方打完电话即驱车前往我旅第十六团,同陈卜伍团长谈了约半个小时的话,然后回屯溪去了。他们走后,旅侦察员即用专线电话向我汇报了刘文潮和张义纯在绩溪通话内容及去旅属第十六团活动情况。我命令侦察连继续派人侦察绩溪附近驻军动态,有调动部队者,立即向我报告。当天下午五时半左右,陈卜伍团长打电话给我说,有紧急要事去旅指挥所汇报。我要他晚饭后即来。晚上约七时左右,陈卜伍一人来到我镇头驻地,向我汇报刘文潮和方师岳今天中午找他的经过。当时刘、方对他说,旅长是广西人,你们跟他有什么前途呢?将来他把你们带到广西去,或者领你们走到邪路去,那时就悔之晚矣。张主席是安徽人,只要你听张主席的话,我们保证提拔你当屯溪警备司令。陈回答说,我是行伍出身的,没有多少文化,大官我也干不了。刘文潮说,你能当团长,就能当司令嘛。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抽出一封信,首先要陈保守秘密,不许第二人知道,然后才交给陈看。信纸上盖有大印,写着:“安徽省保五旅旅长王汉昭通匪有据,着即逮捕解省法办,如拒捕当场格毙。张义纯手令。”刘文潮要陈卜伍按手令执行,并要陈表态。陈说:“张主席有手令,当然听张主席的。我敢不照办吗?”刘、方说:“你听张主席的就事不宜迟,今晚就执行如何?”陈故意吓唬他们说:“你们知道王旅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广西老兵,警惕性很高,枪法又准,搞得不好反遭其祸,只有诱他来团开会方好下手。”刘、方一听乐滋滋地对陈说:“你心中还是有数的,这样就看你的了,恭候你的好消息吧。”陈则说:“二位回禀张主席,请他放心好了”。陈卜伍讲完这段经过后对我说:“我想我们签名的起义通电他们还不知道,不然为什么单单加害旅长一人呢?”说着,陈从口袋里拿出张义纯的手令交给我看。我即问陈卜伍,你作何打算呢?陈说,我坚决跟随旅长走,旅长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陈卜伍此事团里还有什么人知道,陈回答,并无第二人知道。我说,很好,这张手令就放在我这里吧。你今晚先回团部去,看来形势很紧张了,否则张义纯不会狗急跳墙的,在团里要高度戒备,严防有人来活动下面部队,这一两天你不要离开团部,有事我好随时找你。陈说,请旅长放心吧!就这样,张义纯企图诱捕格杀和夺我兵权的阴谋又破产了。 九、胜利起义配合解放军渡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六时,胡明、熊兆仁同志派交通员来通知,要我速去上金山司令部商议要事,我和李民同志立即出发,上午九时左右到了司令部会议室,见熊兆仁、胡明、刘奎、罗伯桦和洪琪等同志均已在座了,胡明同志将刘奎和罗伯桦介绍给我后,即对我说,我们找你来是传达一个好消息的,我们盼望已久的渡江战役于昨晚零时开始了。栗副司令员来电,要保五旅立即通电起义,并要我们集结皖南所有的地下武装和保五旅一起向沿江敌人防御部队进攻,打乱敌人的阵脚,迎接二野渡江。胡明同志并布置我们将保五旅起义通电广泛散发,以扩大声势。我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回镇头就签署起义通电。接着我简单地将昨天张义纯派刘文潮来诱捕格杀我未遂的情况汇报了一下,并将张义纯的手令交给胡明他们看。胡明同志阅后说,这个手令就存放在这里吧,张义纯已经是狗急跳墙了。你马上回旅部处理一切,下午五时左右即将保五旅全体官兵集结到旺川村开会师大会并聚餐联欢。我向胡明等同志告别后,即回保五旅旅部召集有关人员,签署起义通电,并部署刻印,派人将印好的起义通电分别到交通要道及各县散发,并用无线电台将起义通电向过去有联系的电台拍发,并请别的电台也予以转发,要通讯连与电讯系统联系,以有线电向各城市拍发,并通知旅的全体官兵:今日下午五时前到司令部集结,参加会餐联欢,晚上参加起义会师大会。当晚会场四周篝火通明,晚上八时许,保五旅起义会师大会开始,胡明同志首先讲话,他代表中共安徽地下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热烈欢迎保五旅起义的官兵;接着熊兆仁司令员宣布:奉上级命令,安徽保安第五旅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由王汉昭任独立旅旅长,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江北渡江指挥部命令我皖南部队及独立旅全体指战员明日上午六时向江边进击,首先解放旌德县城,然后向北推进,向敌军江防部队攻击。我代表独立旅在会上宣布:安徽保安第五旅从今天起,全体官兵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我们决心听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服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独立旅全体指战员今晚作好准备,明日上午六时出发参加战斗。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和振奋,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第二天上午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全体指战员,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及参谋长刘奎等出发,並派罗昌明主任及韦驹副旅长率潘成美代参谋长及一部分武装,先去旌德县同我旅在该县的军官大队汇合,先行解放旌德县,等候我旅到达一同北进。解放旌德县之后,继续北进泾县,途中接到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敌江防守军各自向南逃窜,皖南解放军的任务改为追歼逃跑之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和刘奎参谋长等率我独立旅追击敌军至徽州,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会师,会师后三兵团命令皖南解放军停止追击,皖南部队独立旅就地集结休整。这时我旅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因保五旅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布起义,我们全体官兵在起义的第二天上午,即随同熊兆仁司令员、胡明政委出发解放旌德县,並向江防守军进攻。旅部军需主任及军需在后方,乘机挟军饷款项潜逃,使得旅直属部队及保安第十六团共二千三百人,每人每天两角钱的最低伙食也无法维持,这样不但影响部队休整,並且部队有溃散可能,同时,皖北全境解放,我旅官兵多是从皖北来,多数官兵想离队到地方工作,如部队伙食开不了,官兵更加有理由离开部队。而解放军皖南部队因形势发展快,他们自己供给也有困难。我不愿增加组织上的难题,在此困难关头,不想法解决,眼看部队就要垮台,岂不造成起义行动功亏一篑吗。只好动员我爱人说:今后我们都是享受供给制了,要钱也没有用处,现在为了革命需要,把我们的积蓄贡献出来吧。她同意了,我们就把多年积蓄的一万五千元现洋,拿出来维持部队伙食,使大家安心休整。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休整完毕。奉三兵团命令,皖南部队独立旅直属部队及一个整团共二千三百人全部并编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师。我按命令立即亲率所部开到芜湖市郊并编到五十八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七日并编完毕,部队生活即由五十八师供给。 另由宋家副旅长率领第十五团去屯溪、婺源之间截击张义纯及省府要员逃跑,在屯溪以南遇到解放军渡江追击部队,经胡明部派来的参谋联系,说明保安旅第十五团是保五旅起义部队派出截击敌人逃跑的,该部队遂令保安第十五团一同往浙赣方向追击逃跑之敌,以后该十五团即与解放军追击部队并编。原来由郑汉、李荣康等同志协助麦镇涛率领的保安第十四团在太平县境阻击江防逃敌,谁知麦被张义纯收买,背信弃义,在太平县将郑汉和李荣康二人扣押起来,擅自率领该团移驻徽州岩寺,准备押解郑汉和李荣康二人到屯溪向张义纯领功,正好解放军追击部队赶到,麦只身仓惶逃跑,该团一营赶去屯溪以南,归编第十五团领导,第十五团共四个营一千八百人并编入解放军。保安第十四团另外两个营约九百人,因团长麦镇涛逃跑,部队自行逃散。宋家祚副旅长,在追击途中将部队交由宋佩儒团长率领,他本人即回旅部汇报经过情况。 安徽省保安第五旅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皖南绩溪县起义,起义部队番号是旅直属部队一个警卫营,另机炮、侦察、通迅等三个独立连及一个军官大队,共九百人左右;保安第十六团一整团一千四百人;保安第十五团四营共一干八百人左右;除保安第十四团两个营逃散,全旅起义官兵总共四千一百人。改编后的官兵因江北岸全境解放,有一小部分要求退伍回家乡做地方工作,大部分随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不少同志进步很快,很多提升为团级干部。 十、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保五旅起义后,并编任务完毕。我要求到南京二野政治部起义军官训练班学习,各副旅长及主任亦要求去学习,经二野政治部批准,我等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到南京二野学习。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方向明和王贯之来到绩溪县保五旅旅部,方向明同志曾对我说,他和胡明同志研究过我要求入党的问题,要我写一份自传材料交胡明同志,但按政策应是特别党员。我问什么叫特别党员,方向明同志解释说:“因你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为了当时工作需要,不便公开与党发生关系,只好采取单线联系,这就是特别党员。”我表示尽快抽时间写好自传材料,后来因忙于起义,以致自传材料尚来不及写好送去,保五旅就宣布起义了。解放军渡江后,皖南地区改属二野领导,胡明叫刘奎领我到第三兵团司令部,将皖南部队独立旅领导关系转到三兵团,因改了领导关系,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所以我的入党问题暂时搁了下来。在二野政治部学习班期间,三野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将我与安徽地下党的关系及率部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敌工部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五五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为正式党员)。一九四九年七月二野政治部介绍我到武汉第四野战军参加进军两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广西解放,广西军区任命我为宜山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此职务期间,我设法争取了伪广西桂西北军政长官莫树杰率部投诚改编,剿平了宜山地区土匪武装暴乱。之后,于一九五一年秋调广西军区军政干校工作,一九五四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广西省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广西自治区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的前后经过,因天长日久,难免遗漏,尚望知倩者给予斧正。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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