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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九辑(1982年)，作者陈炯
正文
“皖南事变”之后，日蒋疯狂向我新四军夹击，妄图一举歼灭我军，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火。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新四军四师在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的率领下，英勇转战在淮北根据地，与此同时，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掩护，积极开展城市的敌工工作，从另一条战线上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使淮北根据地的我党、我军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于一九四二至四六年初，受党的派遣在蚌埠做敌工工作，亲身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对敌斗争。
追忆往事，心潮澎湃。张漫萍、张叔友等革命先烈在敌人屠刀下英勇就义的情景彷佛就在眼前；撒传单、劫军火、护送干部、刺探情报等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历历在目。为此写上几语，以示追怀。
淮水血染尸横流,庄严色相兆深秋。
雄鹰碧涛传神处,狂潮如卷风满楼。
一、打入敌穴
一九四二年的农历端阳节，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当天赶至离蚌埠二十五公里的准南区皇墩庙，到师首长吴芝圃主任、张震参谋长那里接受新的任务。我立即星夜赶到皇墩庙，十一旅参谋长周世忠和情报股长方学也在那里。见面后，周参谋长向我说：“师长视察边沿区的工作后，认为必须加强蚌埠的情报工作。派你到那里，担任蚌埠内线情报参谋，与情报股直接联系。”（接着旅敌工科成立，我即到该科工作，但仍负责蚌埠的情报工作，受双重领导。）周参谋长又领我去见师首长。几位首长一一同我握手，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张震参谋 长问：“周参谋长同你谈过了吧？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他接着又说：“是啊，我们要在淮北根据地扎根，不了解敌情不行啊。蚌埠是个战略要地，驻有日寇重兵，又是汪伪安徽省政府所在地，那里的情报工作是很重要的。你后天就出发！”接着吴芝圃主任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形势对我们有利。战争也会推动敌占区的群众运动。蚌埠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我们党在那里是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的。那里的人民在向往着光明呢！”吴主任站起来缓慢地踱了几步，接着又向我说：“工作方法嘛，你先利用关系扎下根，然后再一步步地扩大工作面。可以先内及外，再由外及内，结成一张网，你看怎么样？”我激动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经过一天的准备，次日我就出发了。
我乔装成商店里的小老板，由曹老集乘火车去蚌埠，由该地的伪军队长高祥标陪我一道。他是经过我们教育后，为我方工作的。
火车到了蚌埠车站，下车后，我与高祥标径奔陈香圃的住所——唐家花园。陈是安徽省灵璧县人，这时担任汪伪和平军教导师独立旅的副旅长，他向往光明，几经周折同我军取得了联系，陪同我去的高祥标就是他的部下和心腹。见面之后，我递给他一封简函，讲明了来意，他万分激动和感慨，热泪夺眶而出。当晚，我们交谈了形势、道路和前途，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翌日，他就陪我到各地熟悉情况。一眼望去，蚌埠虽然也有高大的建筑，耸立的工厂，宽阔的马路，繁华的商店，但却让人感到死气沉沉；街头上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令人看了心酸！特别是日本兵一字儿排着队伍，迈着骄横的步伐，皮鞋咔咔声响，象铁蹄践踏在每个人的心上。顿时，民族的仇恨充满我的胸膛，市民也无不怒目而视。一路上，陈香圃指点给我看了汪伪的省政府、省党部，日本警备队，三个不同的宪兵队，
连火车站、发电厂我们也都看了一番。尔后，陈香圃给我搞了个少校营长的“合法”证件；又由我边沿区一进步人士王克家,通过在伪省府任秘书科长的叔叔，搞了一个秘书身份的证件，我化名高振亚，从此在敌人的巢穴里进行战斗。
二、密织罗网
那时，蚌埠处于三角钳型地带。东、西、北部及西北部处于我四师部队包围之中，南及东南、西南部，为我二师部队所控制。特别是四师部队趋于兵临城下之势。仅在西南遥远的一个角落，才显露出国民党杂牌军的一点幽魂魔影。这种形势,对于我们建立情报网、猎取情报都是极为有利的。
当我打入敌穴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猎取情报。我通过广泛的联系，建立了一些关系，不久建立了“三点一线”的情报网。即以蚌埠为中心，包括曹老集、门台孜在内的三个情 报点，以及南起临淮关、北至固镇桥的铁路沿线的情报网。
当时，在蚌埠的伪军、伪省政府、伪省党部都有我们的关系，三个特务机关和他们的情报队也有我们的内线；火车站、发电厂、面粉厂都有我们的人活动，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例如“任公馆”，这里住的是直接受日本宪兵队领导的情报队。队长刘永太的手下有个核心谍报员名傅善海，是专门刺探我方情报的。他原是陈香圃的部下和心腹，其岳父家住在我边沿区，其内兄张廷美比较开明。当时傅善海家中有四口人，除职业所得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家境很贫困。我们利用这些条件，不断地对他进行教育，使其为我所用，并在递送情报时给其一定的经济补助，这就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起了不少作用。
又如“郎公馆”（日本大使馆驻蚌督导处）情报队副队长周兰廷（原名周凤兴）和核心谍报员吴容明，都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
我们不仅在市内有许多情报来源，即使在市区周围也比比皆是。如徐家岗日本警备队的谍报员胡洪昌（会拳术），经济情况不佳，经过教育进步很快，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新四军战友会”，曾要求到我们部队参加革命。经劝说，他表示听党的话，服从革命的需要。当时，他不仅递送情报，并为对付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和拦截运往蒋管区的物资起了不少作用。还有长淮车站警长洪占松，家住我边沿区洪家湾，也是靠拢我党的。他性格刚强，遇事无所畏惧，能经常供给我们情报。其它各个点、线上的情报线索也是很多的。
在那个时期，对这些情报人员的选择和使用，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先是要他们收集一般的情报，如军、政、宪、警的位置，负责人的姓名、籍贯、爱好等等，以利对其进行争取瓦解。随着时间的考验，再进一步要求他们搜集军事情报，如军队的调遣，部队的番号、装备、战斗力的情况，重要会议的内容和军事行动的布署等。最后才交给重要任务，进行考验。
传送情报的方法，一般是用牛奶水秘写后，或是专程送到，或是送到指定地点，由我们去取或再转送。有时我们从根据地也带点宣传品、布告，或我们编写好的假情报，交给情报人员以便他们交差。由于我们收集的情报多半是来自敌人内部，真实可靠，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使我们能够有计划地开展对敌斗争。
例如一九四二年，敌人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发动了三十三天的大“扫荡”。由于我们及时地掌握了情况，加之以夸大我军力量的假情报去迷惑敌人，以一个连诡称一个团，一个团诡称一个旅，搞乱了敌人的部署。因之我十一旅的部队乘隙而入，反而扩大和发展了我党我军的根据地。
再如一九四三年初春，国民党军王仲廉部，企图越过津浦铁路，一举歼灭我淮北部队。这时，我们根据敌人的情报制造了王仲廉部作战布置的假情报，诡称王部将于某月某日，以某某数量的军队，由蚌埠北至宿县南，拔除日伪据点，通过内线送给日伪方面。于是我们“指挥”日伪加强了铁路沿线的防守，阻滞了蒋军东窜，使我军转危为安。
三、车站闯险
一九四二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我奉十一旅敌工科的指示，护送淮南区党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和区党委敌工部一位科长，取道蚌埠乘车去延安。当时的火车站，是把旅客排成两队单独放行的，检查十分严格，稍有不慎，即被抓去。我接受护送任务后，事先已找了郎公馆情报队副队长周兰廷（我们的内线）商量，并作了周密地安排。这天他领了便衣特务人员来到车站，暗中掩护我们。鬼子宪兵也带着狼狗，张牙舞爪地到了车站。在排队乘车之际，开始检票了。那位敌工科长忽然发现有个行踪可疑而且面熟的人在跟踪监视。顿时，空气紧张起来。周兰廷发觉后，一面故意叫手下便衣把车站秩序搞乱，转移鬼子的注意力，乘混乱之机把两位同志从其他处送上火车;一面把那个可疑的人带走，借故进行盘查拖延时间，使之不能跟踪上车。火车汽笛长鸣，开出车站，区党委的两位同志遂安全脱险了。
四、虎口余生
一九四三年春，农历正月十六，我奉上级指示去布置和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任务完成后，当我行经蚌埠二马路铁路横道处，遇到二个鬼鬼崇祟的坏蛋。其中一个叫王三套子，认识我。这两个坏蛋，一次曾因拐骗、贩卖妇女到我根据地，被关押了。王三套子知道我是新四军方面的，当时曾干方百计地托我讲情，要求释放。但考虑到这些流氓分子对我开展敌工工作无甚价值，因而未予理睬，于是他对我怀恨在心。这天狭路相逢，他们脸露奸笑，欣喜若狂，好象是一笔重赏就要到手，还可借此而青云直上了。我当时就意识到情况不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想寻机甩掉这伙歹徒，遂急转入一条巷子里。走约十多公尺，只听得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当我正要转弯拐到一户人家门口，四个特务手持短枪向我扑来。特务们吆喝着：“再跑，就打死你！”有两个特务跑得快，一窜而上，扣住我的胳膊，得意地说：“看你往哪儿跑？”四个特务急忙架着我到了他们的特务机关。谁知事也凑巧，他们是“任公馆”的暗探，傅善海一见抓来的是我，先愣了一下，继而急忙出面应酬说：“误会，都是朋友嘛，好说，好说！好，看在我的面子上，一切由我来办吧！”这一番话，说得三个特务松了手。但是其中有一个原是王三套子一伙的朋友，坚持不让，他飞快地跑到队部，叫来了“二队长”（队长的弟弟)，于是就把我带进了队部。只见傅善海在他耳边私语了一会，这个“二队长”假惺惺地说：“好办，都是朋友嘛！请坐！你既然是八路军方面来的，你就把那里的部队情况谈谈吧！”我回答说：“我不是八路军里的人，是和平区的，因为我懂点日语，要我出来替他们买些货，跑跑生意的。”他接着审问我说：“那你就把见到的情况谈谈吧！”我借此机会，把我们伪造的蒋军如何如何要进犯“和平区”，日伪军如何如何加强铁路防守、阻止蒋军进犯的假情报说了一番。这家伙可能信以为真，或是因天已黑了就此结束了审问。
当天晚上约八点钟的时分，敌人的审讯室里，站满了一群嗜血成性的特务，队长刘永太操着一口东北腔对我进行审讯，我又把前面所讲的重述了一遍。这个家伙把桌子一拍：“胡说！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说真话的。”几个特务恶狠狠地撬开我的嘴巴，往嘴里直灌凉水；接着又给坐老虎凳，顿时我眼前金花直冒，象是堕入黑暗的地狱，后来就昏迷不省人事了。
在这次审讯中，王三套子等坏蛋知道我在特务机关里有些熟人，唯恐搞不掉我，又把“天锡里”的特务带来一帮子。其中有一个曾经被我军俘虏过的女特务，幸而在根据地我从未同她打过照面，她根本不认识我；加之特务机关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虽对我用了酷刑，我一口咬定是从“和平区”出来跑生意的，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但他们不甘心，还是给我加上一顶八路军采办员的帽子。
次日，六个特务恶狠狠地把我押送到日军的宪兵队，鬼子叫绑在房子外面的柱子上。当往柱子上捆时，傅善海偷偷把绳子给松了一下，使我的手腕可以转动。寒风刺骨，饥渴不堪,我被绑了四天四夜粒米未进，衰弱得浑身发抖。但我横下一条心，咬着牙战胜了一切摧残。自绑在日军宪兵队后，我就时时用食指刮绳子，到了第五天的上午，终于把绳子刮断了。乘敌人吃中饭时，我急忙跑到电网下边的围壕边上，朝冻酥了的士块连蹬几脚，从电网下爬出了围壕，一股劲飞似地跑约一百公尺，上了马路，当越过一家独立屋时，紧张的心情才稍微平定，这时身不由己地跌倒在地上。事也凑巧，一辆人力车过来了，我急忙登上车。我对拉车的说：“鬼子正在抓我，货被他们查去了。你快些拉，加两块钱给你，送我到新船塘子（现在是三号码头）。”下车后，因身无分文，我将头上戴的一顶礼帽给了他，作为酬谢。这时市内已戒严，我急中生智沿着淮河边走，凑巧有一只小渔船出现，我一招手叫船划了过来，马上卧进小船舱里。我又把跟拉车的讲的话说了一遍，把我身上的内衣脱下给他，很快就划到了对岸。我由山香寺下船，急忙向淮北根据地走去。
当天晚上，我赶到曹老集汪伪军队长高祥标家里。次日由他派人护送越过铁路，到我根据地边沿区，中午时分找到我十一旅敌工科副科长吕凤翔那里。后来，听到我们的敌工关系讲，如果我不跑掉，当日下午就要处决；我所以能够跑掉，除傅善海的帮助外，还有周兰廷、胡洪昌、姚维臣和徐家岗的伪联保主任等人活动，买通了看守的鬼子放松了看押，才使我趁机逃出虎口。
五、正义凯歌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转眼已是一九四三年深秋时分。汪伪独立旅副旅长陈香圃，由于受到我党的多次教育，觉悟提高很快。加上他亲见当时敌伪政权内部弱肉强食，勾心斗角，互相摧残，怨声四起，于是毅然决定离开敌占区，弃暗投明。我地下党经向十一旅首长海清、政委赖毅、参谋长周世忠和师敌工部部长王子光等领导人请示，同意陈香圃到我根据地，其所属部队按照实际情况带出。起义行动就这样决定了。
当时，陈与我们的关系，敌人已有所察觉，对其监视很严，因而起义势在必行。为此采取了两项果断措施：第一、将其所部的亲信化整为零，三三五五地分别到蚌埠市外徐家岗、太平岗、八达集等处集结，第二、与该旅所隶师副师长陈××洽谈，伴称请其到曹老集地带办“先天道”（特务外围组织）,以掩护部队的起义行动。陈××是个日特，当陈香圃向其求助办道时，可能他怀有鬼胎，竟一口同意。于是他率领十来个人，也去了曹老集。事前已约定：凡是出城的人都到曹老集以东吴家湖集结。人到后，经过清点是一支五十二人的武装力量。
当然，这时日伪军也没有睡大觉。那天天色刚晚，吴家湖村外人、马声喧闹，三八式机枪和大盖枪“叭勾、叭勾”地一齐响了起来。我起义部队早有准备，当即把这个日特副师长派人看守起来，并强迫他跟随部队行动。这支起义部队避实就虚地甩开了敌人的包围，顺利地越过隔子沟，进入我游击区。
另外有一支汪伪武装三十七人，驻在徐家岗。队长是姚维臣，绰号叫“姚呼隆”，年纪二十六岁，性格开朗，身体结实。他与我打交道较多，其部下已有十八个人到过我游击区，他本人也去过多次，曾受到徐宗田、郑淮舟等同志接待和谈话，他对我新四军有深刻的印象和好评。从抗日战争到我军北撤，有些部队和领导同志渡过淮河，都是由他掩护的。一九四三年秋季，他曾多次提出要求，准备率部起义。我将情况向负责同志徐宗田、洪沛、张漫萍等作了汇报后，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这个地区是蚌埠的边沿，姚部继续留在那里，比起义更有作用。后来，他也确实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拦截敌资
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冬，我根据地正在开展三十三天反“扫荡”之际。一天，我接到十一旅周世忠参谋长、政治部洪流主任的指示，要我协助派来的三十名武装入员在蚌埠一带敌占区里搞些物资。在执行这次任务中，我们巧妙地给敌人以三次打击。
一、长淮站南截军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由上海开往济南的军用列车，装有各种军用物资。我们随即同门台孜伪军中队长王开富、警察所长李香廷、警长程守良、长淮街车站警长洪占松等人商量妥当，在列车行驶途中把军用物资抛在长准站以南地段；由长淮站先准备好车辆，把货拉到沫河口，再由我们的人员配合着押送货物。一切都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当火车在夜间行驶时，上车抛货的人利用他们身份和职务之便，有的用烟酒、闲拉呱等办法绊住押运货物的军警；有的出其不意把货物推下车去。计有布匹、西药、枪支弹药等等军用物资，装了五辆牛车。在渡口早已准备好船只，连夜运到淮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给敌人的第一次打击。
二、日寇掠夺一场空。一次，据胡洪昌（日本警备队谍报员，我方内线）情报，获悉蚌埠日本洋行在关家沟等集镇买了一大批小麦，装了十三辆牛车，准备运至蚌埠。我率武装人员即在旅侦察队队长丁柏松的带领下，埋伏在太平岗以南仅与蚌埠一河之隔的地方。当浩浩荡荡的车辆一到，我武装人员出敌不意上去拦截，迫使他们全部拉到我们根据地。干净利落地给敌人以第二次打击。
三、太平岗上劫皮件。又是据胡洪昌报告，蚌埠日本洋行在灵璧县购得数万张牛、羊、狗皮，将于某日运往蚌埠。我率武装人员三十余人遂换成便衣，于头天晚上潜往太平岗，第二天拂晓埋伏在八达集以南地带。当敌人的十辆小独轮车到达时，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迫使他们运至八达集，换装到我们准备好的牛马车上，直接运往我根据地。这次行动由于得到徐家岗伪军的配合，动作非常顺利。这又给敌以第三次打击。
这三次拦截军用物资的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使得敌人惊惶不安。相反，我抗日根据地缺乏军用物资的困难，却得到顺利地解决，使鬼子的洋行也成了我们的运输队了。
七、春回大地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上级决定我十一旅敌工科与泗（县）五（河）灵（璧）凤（台）敌工站合并，由郑淮舟、吕凤翔同志任正、副站长。当时分工从部队来的吕凤翔、王钊、王胜、王若心同志和我共五人，着重做蚌埠方面的工作；地方上的邓衍才、吴骧、唐胜之等七同志着重做其他敌伪据点的工作。
接着蚌埠工委成立，徐宗田、张漫萍同志任正、副书记,下设三科一室：城工科做地下党的工作；敌工科做敌伪军、政、警方面的工作，保卫科由徐刚、宋明高同志负责；秘书室由李叔明同志负责。
为加强蚌埠方面的敌工工作，上级又把原属敌工部领导的武工队下放到蚌埠工委领导，吴华同志担任队长，下设宣传、武装两分队。这支部队巧妙地深入敌入心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这时，我担任中心城市部长、铁道游击队长、骑路区区长；孙善幼同志担任武工队和骑路区的政委。尔后，为了斗争的需要成立了蚌埠前敌委员会，由王世仁、金荣功、刘华光和我共七人组成。这样以一个团为核心，加上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和四个区的区队，已有近二千五百人的武装力量，战斗在蚌埠的前沿阵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市内的汪伪军、政、警、宪和伪党部的几乎所有部门，都建立有我党的组织和敌工工作关系；蚌埠周围的敌人据点，南起临淮关，北至固镇桥，西至怀远县的梅友合，共十个伪军中队，就有七个同我们建立了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敌工工作在汪伪军队内部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新四军战友会”。加入该会的，在市内有周兰廷、傅善海、傅清舟、陈安国等七人；长淮卫地区有洪占松、李志海等五人；徐家岗地区有顾宗合、胡洪昌、王本章、姚维臣等七人。在护路村（护路的小庵子）里也有战友会的成员和我们的敌工关系。蚌埠至固镇段的护路村里由泰杰同志负责，他们也常常神出鬼没地扰乱敌人和打击敌人，使敌人丧魂失魄。
由于这些对敌工作的外围组织地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团结群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形势大为好转，敌占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有“春回大地”之感]
八、烈焰燃烧
自从我敌工站、蚌埠工委相继成立后，通过我们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我党的影响不断扩大，蚌埠及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就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这时敌伪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军事上屡遭失败，士气极为沮丧。而我们的战斗意志却更加坚强。
这时，我们敌工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敌宣传工作。我们所采取的对敌宣传方法是：
（一）递送书报。那时我们对于敌工关系的教育和争取的方法之一，是从政治上入手，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以及我们的报纸、敌工部门编的宣传资料送给他们。同时为了争取瓦解敌伪军政人员，我们又采用邮递或由我们的敌工关系秘密传寄等方式，进行宣传活动。这些宣传方式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汪伪省政府秘书科科长王××及长淮区区长李××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不约而同地说：“毛主席真乃英明之士！文章言简意赅，扣人心弦，读后得益非浅。”很多人通过教育后，曾主动要求为我们提供工作方便和帮我们做些有益的工作。
（二）散发传单，分化瓦解敌人。我们通过敌工关系，把伪政府里的人员大体分为三类：进步、中间、反动。对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分别给他以信礼和传单，由邮局或我们的关系放进他的办公室里或者交到他的家里。当他们收到这份“厚礼”，无不吓得目瞪口呆，如临大敌。于是平日伪警宪纷纷出动，四处警戒搜查，闹得他们惶徨不可终日。经过这一番工作，大大地分化瓦解了敌人。伪宪兵队里，有一个叫苏振声的，是个叛徒，他慑于形势而主动找我们联系，要给我们做工作，以立功赎罪。
长淮卫车站警长洪占松，门台孜警察所长李香廷和警长程守良，曾利用他们职务上的方便，领着他们的几个心腹人员，携带一批宣传品由蚌埠火车站上车，于开车之后突然撒出传单，车厢内外恰似雪片纷飞。车上的敌人乱成一团，不得不紧急停车，大肆搜查。结果不但一无所获，相反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为了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争取瓦解敌伪军，我们通过内线关系，一夜之间在徐家岗的管辖区内贴满了我们的布告；又散发各种传单，大大振奋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事后驻徐家岗、黄渡桥的改警备队倾巢而出，到处搜查，结果扑空，自叹束手无策。
(三）武装宣传队。蚌埠的敌工工作，还有一支有生力量—武工队和铁道游击队。它们采用武装宣传的方法，鼓舞了人民群众，瓦解了敌伪军。当时武工队有两个分队。一分队的成员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的能书善画，有的具有一些专门技能，有的是与敌占区有些关系的。二分队专事武装掩护，是一支短小精悍的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名副其实地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铁道游击队更是一支短小精悍的战斗力很强的武装部队。
这两支小部队，是插入敌人心脏里的两把刀子。它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有的演自编自唱的戏曲、大鼓书、抗战歌、活报剧；有的贴标语、插宣传牌。把敌占区的敌人据点附近，搅得就象一锅开水沸腾起来，又象熊熊烈火四处燃烧。
(四）对敌喊话。我们的武工队和铁道游击队，经常到敌人据点附近对敌喊话。日本反战同盟的矢口壮司、德田道一郎两位国际友人，曾由我敌工关系带进蚌埠敌人南营房附近，化装成电话兵把自带的电话机线搭在敌人的电话线上，向日敌喊话；又到徐家岗、长淮卫各处以同样方式向敌喊话，搞得敌人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当时掀起的抗日怒涛，激荡着淮河两岸。
九、胜利前后
转眼之间，一九四五年到来。在临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时刻，我们敌工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了。这时根据上级指示,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我们采取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使得敌工工作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如：
（一）对徐家岗的伪军、政头目，由于他们的管辖区和伪军基本上掌握在我们手里，大体上能按我们的意图行事，所以我们尽力把他们拉向进步，靠拢人民。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对他们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
（二）对长淮卫的伪军政头目，因其已陷入我军包围圈内，但与我军隔着淮河，政治态度时好时坏，我们则采取有时两面夹攻，有时围而不攻的战术，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三）对高家庵的伪军缉私队，因其虽只有几十人，却盘据在那里搜刮民脂民膏，为害一方，我们即采取全歼的方针，把他们消灭了。迫使各据点的伪军处于守势，再也不敢向我军进犯和追害我敌工工作人员了。
（四）一九四四年，我们在加固蚌埠以东长淮卫近区的淮河堤时，我代表抗日政府同伪区长、队长谈话，要其服从大局，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得阻碍工程进行，不然必将自食其果。他们慑于我政治攻势，只得表示同意。因此，保证了我抗日军民在加固淮河工程时安全无恙。
（五）切断铁路交通。在胜利即将到来前，为了切断敌人运输大动脉，以保证全线的胜利，我们开始对敌辖铁路进行破坏。如有一次破坏徐家岗、曹老集的铁路（其中段黄渡桥驻了鬼子），我铁道游击队等部一百余人从晚上八点钟开始动手，到半夜里破路声惊动了鬼子，约摸十一点钟光景，鬼子出动了。他们端着歪把子机枪、三八式大盖枪，哇哩哇啦地叫着向我们开火。我军一部佯攻敌堡，一部仍继续破坏铁路。一时机、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夜空。再加上民工和各个护路村子里的群众大声呐喊，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部队，不敢妄动，只得龟缩进碉堡。经过一夜激战，我们破坏了铁路约二十华里，同时捅了敌人的马蜂窝，牵制了黄渡桥和曹老集的敌人。
十、历史的回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们末日来临时，敌伪内部一片混乱，恰似寒风横扫的旷野，日伪军再也不敢猖狂了。
我们解放区的军民，个个喜气洋洋，迎着胜利的朝阳，准备横渡淮河去解放蚌埠。那时，我准南二师部队已攻进东部，我淮北部队已使蚌埠陷于兵临城下之势，部队整装待命接管这座城市。这时，我们的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及其它一部分部队已完全进入蚌埠的彼岸，并把蚌埠的外围据点曹老集拿掉了，所有的日伪军已成惊弓之鸟。至于组织上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了。可是，后来因为情况的变化，及战略上的需要，部队未进蚌埠，而转移去东北巩固我革命根据地了。
回顾在蚌埠这一段不平凡的战斗经历，距今已是三十七年了。回首往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定要发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的精神，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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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15 00: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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