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将军回忆录

李云龙

王兆相(1909～2009)，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二十六军特务队队长，陕北红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陕北苏区反“围剿”。1938年后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后任山东军区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师长。参加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和辽沈、平津等战役。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后勤学院系主任，高级工程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工程兵顾问。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李云龙

少年时代

1909年10月12日，我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沙峁乡的王家后坬村。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是全省面积最大的县，自古为兵家争锋之地，北宋年间名垂青史的杨家将﹣﹣杨宏信、杨继业、杨延昭等，即为神木县境内杨城村人：我自小就听说过他们祖孙数代镇守边关近百年的故事。

神木县城以南各乡，习惯上被称为南区。王家后坬地处南区，距黄河只有七八里路，站在村头就能望见奔流的黄河水。

我的祖父王贵珍、父亲王万德都是勤劳善良的农民。我家有四五上亩薄山地、四孔窑洞，按当时的家境，大致可以算作中农。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妹妹早亡，哥哥王兆卿比我大一岁。我家曾受土豪欺负敲诈，敢怒不敢言的父亲希望兆卿能够顶门立户，自小便让他念书。兆卿学习十分刻苦，他先在盘塘镇念私塾，1922年考入神木县高小，1925年考上了设在绥德城里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

父亲无力再供我念书，我八九岁就开始干庄稼活。到了11岁，家里为了增加些收入租了地主的四五十只羊，我就此当上了"羊倌"。

每天早晨，我要先下地干两个钟头的庄稼活，早饭后再赶羊出去放，中午不回家，就着辣椒和咸盐吃干粮，渴了，就喝沟渠里的凉水。初放羊时没有经验，羊不听招呼，为防止它们啃了庄稼，我得漫山遍野不停地跑。后来和这群羊建立了感情，又摸索出一些经验，羊都听招呼了，我才不那么累了。我感到，羊其实也是通人性的。

14岁那年，我开始利用冬闲时间念冬塾。冬塾就是季节性的业余学校，每年冬季开办三个月，学费是一斗小米，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连着上了四季冬塾，尽管教冬塾的先生不解释字义，教读的字音也不准确，但我还是有很大收获-﹣认识了好几个百字。

我家里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发现书上的字多一半已认得，不知读音的字也能通过上下文连猜带蒙领会字义。这样，我就开始看书了。晚上睡前看一会，白天放羊时也带着书抽空看。几年时间里，我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能找到的古典小说都读了一遍，认识的字更多了。

1926年初，我哥哥兆卿放寒假从绥德归来。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教务主任杨明轩的帮助下，兆卿已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入中国共产党。这次他一到家，就在村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并组织起了农民协会。我和王碰碰、王鸡唤、王宝珊等人参加了农民协会，兆卿交给我的任务是做联络工作，送信、找人、发传单等。我觉得新奇，干得很起劲。

正月十五那天，我随兆卿到沙峁镇参加了宣传国民革命的群众大会，兆卿登台向来赶庙会的乡亲们发表了演讲。第二天，我们赶到菜园沟，兆卿又向赶集的群众宣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国民革命。从哥哥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劳工神圣"、"民族解放"等新名词，还了解到"五卅"运动的经过。兆卿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口，他讲的革命道理对我影响很大。

兆卿返回省立第四师范后，党组织委派他到冯玉祥部国民军中工作。他曾在甘肃担任国民军第十三军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在西安担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奔波于甘肃、陕西、绥远、宁夏等地。他曾从甘肃天水给家里写来一封信，父亲看不明白，请一位老秀才给念。那位老秀才把"黑暗"说成"黑夜"，把"束缚"说成"捆绑"，联系起来就是兆卿在黑夜里被绑走了。父母亲又惊又急，赶到菜园沟小学，请兆卿的同学刘锦文再看看信。刘锦文看过信解释说：兆卿到甘肃工作去了，那里落后黑暗，人民受压迫受束缚。父母亲得知兆卿并没有被绑走，这才放了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发出通电与蒋介石合作，将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兆卿于七八月间回到神木，经神木党组织联系，当上了神木南乡区教育助理员。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作掩护，在南乡组织抗捐减租会和农民协会。他介绍贾怀光、贾令德等同志加入共产党，建立了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和第一个党支部。

兆卿每个月的薪水是12元大洋，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目。可他很少把薪水送回家，多数用作党的活动经费，他不能为家务事分心，就希望我多照顾家庭。

一次，兆卿和我同路回家时对我说："你若早念几年书就好了，那样你就可以当一名小学教员，照顾家里，我出外做事也就放心了。"

我说："那我才不干呢。"

兆卿有些惊奇地问我："那你要干什么？"

我答道："干革命！"

他又问："你懂得什么是革命？"

我反问道："你不是经常说，打倒军阀打倒豪绅就是革命吗？"

兆卿点点头说："你应该读点书，多懂点社会知识。干革命，就要一心想革命。"

我想上学念书的愿望得到了兆卿的支持，他不但说服父母亲同意我停止放羊去念书，还承担了我的学费。

1927年10月间，我放下握了7年的羊鞭，进了离王家后坬30多里路的沙峁镇完小。这时我已经满18周岁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沙峁镇完小，我进了高小班。语文课还可以勉强跟上，数学课因为毫无基础，学得特别吃力。好在兆卿的朋友刘长德、温亮典在学校里当教员，他们常常在课余时间给我补习，使我很快就学会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1928年春，离王家后坬20多里的盘塘镇开办了完小，全称是府谷县第五高级小学。兆卿觉得盘塘离家近些，就将我转到了这所学校。盘塘镇完小的教员杨怀英是兆卿的朋友，兆卿嘱托他关照我。后来我才知道，杨怀英也是共产党员，和兆卿一起搞过兵运工作。我与杨怀英接触的时间不长，他不久就调走了。

盘塘镇座落在黄河岸边，是陕西神木、府谷二县通往山西兴县的重要渡口。全镇有400多户人家，1000多口人，当时属府谷县管辖。盘塘镇上，常发生恶霸豪绅勾结官府、驻军欺压穷人的事。王家后坬一个叫官平的农民，借了盘塘镇大财主的高利贷，一时无力偿还，大财主命打手将官平吊在房梁上毒打，还用开水往官平身上浇，烫得他浑身起泡。乔家湾的一个农民，婆姨长得漂亮，大财主不但霸占了去，还将那个农民害死。乔家湾人到府谷县衙门告他，他花钱买通县里那些官吏，竟然平安无事。可就是这样一个恶霸，国民党政府却委任他当了区长；榆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也委任他为五一五团副官……时时看到或是听说这类事，我心里强烈地感到这个世道太不公平。

在盘塘镇完小，我是年龄最大的学生，社会知识、历史知识比同学们丰富些，因此成立学生会时，我被推选为主席。学生会成立不久，就与盘塘镇上的恶势力发生了冲突。盘塘镇完小的校址原为庙会的会址，学校门口的戏台上，每逢庙会都有戏班子唱戏。盘塘镇完小建立后，庙会虽挪了地方，戏却还是要在戏台上演，观众也还是要聚集到学校院子里来看戏。同学们感到在学校里唱戏、看戏，鼓乐喧天、人声嘈杂，太影响上课学习，学生会就出头反对。盘塘镇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很恼火，一起向学校施加压力。我们学生会初生牛犊不怕虎，坚持不准在学校里演戏，可是校长和教员顶不住，结果庙会期间，学校里照旧演了戏。

这次不成功的抗争，使我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更加不满。

学校放暑假后，我回家住了些日子，未开学就提前来到学校。我发现校长和教员都换了。新来的校长孙计一、教员高洪轩好像对我有些了解，他俩一再找我和与我要好的同学王金泉谈话。谈话内容除了学习问题外，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如：国民党内有左派、右派，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共产党是最革命的党；现在掌权的国民党右派到处屠杀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并不屈服，等等。见我们被打动，孙计一就介绍我和王金泉参加了"拯民会"。

在"拯民会"的学习会上，孙计一和高洪轩进一步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如穷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怎样才能扳倒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这些话许多都是兆卿讲过的，自然很合我的心意。

1928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孙计一把我和王金泉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你们说，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是共产主义好，还是三民主义好？"

我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

孙计一又问："为什么说共产党好呢？"

我说："共产党要打倒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救穷人，还要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孙计一点点头说："假如现在有共产党，你们敢参加吗？"

我和王金泉异口同声地说："敢参加！"

孙计一继续问："你们不怕国民党杀头？"

我坚决地说："既参加革命，就什么也不怕！"

孙计一故意说："我也想参加革命，可就是找不到共产党，你们能不能找到？"

我笑着回答："校长，你都找不到，我们还能找到？"

孙计一说："那咱们共同找吧。"

过了几天，孙计一又在晚上招呼我和王金泉去他的办公室。我们刚一进门他就问："你们找到共产党了吗？"

我和王金泉都说："找不到啊。"

孙计一郑重地问："你们真的不怕杀头吗？"

我和王金泉也郑重地回答："真的不怕杀头！"

孙计一说："那好，如果眼前就有共产党，你们参加不？"

我说："当然参加！"

王金泉也说："参加！"

孙计一终于说："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

我和王金泉早就猜到孙校长是共产党，现在果然证实了。我们兴奋地表示："我们参加！我们参加！"

孙计一亲切地望着我们说："王兆相已经满18岁，加入共产党，王金泉不到18岁，加入共青团。过去入党要填表，现在为了保密就不填了。你们加入组织的预备期是一个月。学校里还有高洪轩是党员，咱们是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这一天是1928年9月里的一天，至今虽已过去了70多年，但当时的情形，仍好像就在眼前。

学校党支部隔几天就要开一次秘密会议，孙计一在会上解释了党的纲领，党的主张，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怎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在讲到加强团结、动员群众时，他举例说：一根筷子一折就断，十双筷子捆在一起就折不断。他还强调做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叛党，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要遵守保密纪律。

有一次，我找到孙计一，认真地问："咱们多会去杀那些祸害老百姓的恶霸？"

孙计一说，盘塘镇上的恶霸的确很坏，但类似的恶霸许多地方都有。我们只有壮大革命的力量，才能把他们打倒，让受欺压的百姓翻身。现在最要紧的，是发展革命力量。

我听了孙计一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介绍杨家沟的杨文谟加入了共产党。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回到王家后坬，父母问起我书念得怎么样。我告诉他们，除数学以外，成绩都还可以，我一上数学课就头疼。他们又问我学校里的情况，我说，校长、先生都是今年从榆林中学毕业的，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对我帮助很大。

我母亲有些担心地说："你哥哥一开口就是革命，现在你也说起革命来了，这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些时老听说国民党杀共产党，这个党那个党，为什么要杀人？真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要参加什么党。"

我给母亲解释说："国民党现在跟了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欺负穷人，与段祺瑞、吴佩孚那些军阀没有两样。学校里的先生说，只有共产党才是为穷人的。"

母亲望着我说："你是不是参加了？"

1929年春节过后，孙计一和高洪轩没有来，杨文谟也转学去了沙峁完小，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只剩我和王金泉了。府谷党组织曾派王宗光、刘文蔚来盘塘镇检查指导工作，我和王金泉也利用各学校在府谷县城开运动会的机会与孙继权接过一次头。党组织要求我们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同时做一些调查工作，我和王金泉经验不足，但热情很高，尽最大努力完成了任务。

到了1929年放暑假的时候，盘塘镇党支部改归神木南区党组织就近领导，我的组织关系由府谷转到了神木。这时我才知道兆卿近年来一直在忙什么﹣﹣继贾家沟党支部之后，他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将王家庄、采林、杨家沟、刘家坡的党组织建立了起来。

就读榆林中学

1929年7月底，我自盘塘镇完小毕业，在兆卿的支持下，到榆林去投考了榆林中学。

动身之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王兆相那个放羊的小子，也想上榆林中学？要是他能考上，送一条狗去也能考上。这种议论反倒激励了我，在考试中发挥得很不错，除数学外，国文、政治、常识都得了高分，最后以第13名的总成绩被录取。

榆林当时是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北镇守使、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自1916年始就盘踞榆林，通过手中的枪杆子统治着陕北的23个县，俨然土皇帝。我到榆林之际，陕北发生了少见的大旱，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许多饥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充饥，但井岳秀却不管人民的死活，依旧在榆林城里摊粮派款、作威作福。怀着对军阀黑暗统治的愤懑，我走进榆林中学报了到。

这时的榆林中学已由陕北23县联立改为省立，全称是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建于1903年的榆林中学是陕北最有名的学校之一，爱国教育家、米脂人杜斌丞于1918年至1927年长期担任校长。杜斌丞本着为国家、为陕北培育有用之才的想法，在榆林中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聘请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任教，使马克思主义在学校里得以传播。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以及高岗、阎揆要、张秀山、郭洪涛等共产党人，都曾是榆林中学的学生。

我入校后，将党的组织关系转给了榆林中学的地下党支部。当时的党支部负责人是石作琦，团支部负责人是张秀山。我了解到，在全校3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中，有八九十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校长马济川是杜斌丞的学生，也是共产党。

学校党组织为避免新入学的党员暴露身份出问题，第一学期没有给我布置任务，我得以扎扎实实地读了半年书。杜斌丞此时虽已离开榆林中学，但他制定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学"十字校训仍有很大影响，学校的校风很正，教学质量也很好，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我的一篇作文，曾被国文教员加上"有情有理有序"的评语。

学校图书馆订有全国各地的几十种报刊，我课余常常去翻阅，这些报刊使自小生活在闭塞山村中的我大大开阔了眼界。

1929年夏，中国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为中东铁路问题发生了武装冲突。至11月，冲突愈演愈烈，苏联军队越过国境攻占了满洲里等中国城市。国民党政府借机在各地发起反苏反共活动，榆林中学的党组织为了揭露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印制了传单，派一些学生上街张贴、散发，我的神木同乡刘长健在张贴传单时被军警逮捕。当局逮捕学生的行径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

就在刘长健被捕的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在榆林城里策划了一个"反苏反共动员大会"，主要召集驻军和各校师生参加。军阀井岳秀为表重视，也亲自出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陕北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又矮又胖，派头却很大，行走、站立、就坐都尽量保持威严的姿势。

会场搭建了临时讲台，榆林县县长贾路云担任大会主席。讲话者几乎一个腔调，都是打倒赤色帝国主义、打倒苏联走狗等等。当宣布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讲话时，我很为他担心：他既是国民党政府委任的校长，又是共产党员，该怎么讲呢？马济川却不慌不忙，大讲反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坚决取消外国在华租界，最后照例呼口号时，他喊的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谁侵略中国我们就打倒谁！"通篇讲话，没提一句赤色帝国主义和共产党，我非常佩服马济川的学问和口才。

大会结束前，由贾路云领呼口号，台下没人响应；第二个口号台下还是没人跟着喊。这时台上的井岳秀坐不住了，站起来指责说："怎么军队也不喊口号，像话吗？军队应该喊口号嘛！"八十六师的值星军官慌了神，赶紧跑到台前督促指挥。第三个口号驻军官兵总算跟着喊了，但学校师生还是没有人开口，当惯了土皇帝的井岳秀也无可奈何。

放寒假时我回神木王家后坬，也像别的同学一样，雇了一头骡子代步。回到家中正巧兆卿也在，他批评我说："你怎么还雇了骡子？连路也不想走了？"见我惭愧，兆卿缓和了语气说："过去我在绥德念书，回家要走二三百里路，从未雇过牲口，我一是觉得咱家困难。另外也想锻炼走远路。一个连路都不能走的人，还能干成大事？"我深感兆卿的话有道理，以后走远路，再也不雇牲口了。

1930年2月，榆林中学结束寒假开学了。我发现马济川校长和许多教员都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井岳秀认为马济川对付共产党不力，将他和部分教员调往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也就是兆卿的母校，而由绥德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柳砚琛接任榆林中学校长。

柳砚琛在开学时对同学们说，你们信仰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管，作学术研究也可以，但不能闹风潮，更不能捣乱。柳砚琛出面把被军警抓走的刘长健保释了回来，但同时又按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学生会内增设"特种委员会"，还将自己的外甥、亲信马瑞武安插进学生会探听动静。看得出，他的想法是：既不得罪校内的进步势力，又能对井岳秀交代得过去。

1930年5月30日，是五卅运动5周年。国民党的榆林县党部以下雨为由通知5月30日不开纪念会，何时开会另行通知。榆林中学的共产党组织决定：5月30日一定要开纪念会，榆林中学、榆林女子师范、榆林职业中学的师生参加，会场定在女子师范。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开会那天在街上打听消息，注意军警的动向，一旦有情况立即通知负责人；还要制止反动分子在会场内外捣乱破坏。

到了5月30日，五卅纪念会如期在女子师范举行，我站在校门口执行任务。不一会，柳砚琛校长的亲信学生马瑞武气呼呼地走出会场，他以为我刚到，骂骂咧咧地说："王兆相，你不要进去了，这是共产党的会，还没开会人家就把主席、讲话人都定了。叫那些共产党开去吧！"

我说："不管他们是什么党开会，我去听听也好嘛。"

马瑞武是三年级的学生，马上摆出高年级学生的架式说："你才不懂啦，共产党就是那一套，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非完蛋不可。"

我担心马瑞武再进会场捣乱，就跟着他往榆林中学走。马瑞武边走边骂共产党，我强压心头怒火，望着他走进榆林中学，才转身返回女子师范的会场。纪念会没出什么岔子，顺利地结束了。

6月2日，国民党县党部要在莲花池召开五卅纪念会。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共产党员要动员群众不去开国民党这个会。后学校当局采取措施，逐间宿舍劝说学生与会，党组织为避免党员学生硬顶暴露，临时决定参加会。但在会场上，我们鼓倒掌、喊倒好，弄得国民党县党部的主持人十分狼狈。

这个学期，我一面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一面读书，收获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我第一次读到了介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的文件和文章，更是感到心情振奋。我想，若是陕北有了红军，我一定去参加，大干一场。

我在榆林中学的第三个学期，党的工作中出现了过左的倾向，甚至提出学生党员不准死读书，谁读书谁就是"学院派"。组织上还要求党员每天都要走出校门从事革命活动。我按照组织上的布置，几乎每天下午都出去，有时找地毯厂的工人谈话，有时到菜园里启发雇工的阶级觉悟，还到三岔河搞过农村调查。

1930年秋，柳砚琛任命尹焕儒当了教务主任。学校里风传尹焕儒与井岳秀有瓜葛，加之尹焕儒因讲义印刷不清楚和学生发生了纠纷，部分学生主张撵走尹焕儒。学生会商讨此事时，出现了两种意见，共产党的党团组织支持撵走尹焕儒，以马瑞武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反对赶走尹焕儒。见自己处于少数，马瑞武带头退出了学生会。井岳秀得到报告后，派手下得力干将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来到学校，以武力相威胁，将撵走尹焕儒的学潮强行压制了下去。

尹焕儒留任，马瑞武等人得意忘形。学校党组织决定打马瑞武一顿，压一压亲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气焰。起初决定由冯治安下手打，可连着几天冯治安都未打成。

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石作琦就在开会时问我："王兆相，你敢打吗？"

我回答说："我亲耳听到马瑞武骂共产党，这家伙该打。组织上叫我打我就打，怕什么！"

12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我看到马瑞武到厕所解手，就跟了过去躲在门口。他刚一出厕所门，我见左右无人，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马瑞武急忙问："王兆相，你为什么打我？"

我一面回答说："你为什么骂我？"一面左右开弓又打了两拳。

马瑞武猛然醒悟了，高声叫道："老子就要骂你！就要打你！你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花卢布的！"

马瑞武还手打我时，早布置好的共产党员、学生会主席高锦纯跑了过来，他假意拉架，紧紧抱住马瑞武，不让他还手打我。我乘机又打了马瑞武几拳。

马瑞武吃了亏，气得又跳又骂，叫骂声招来了许多同学。我早就住了手，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马瑞武不肯罢休，污言秽语骂不绝口。旁观的同学都知道马瑞武与柳砚琛有特殊关系，眼下又看到他如此凶横，断定是马瑞武打了我。即便是教师，也因我是低年级，马瑞武是高年级；我平时老实，马瑞武一贯张狂，因而都不相信马瑞武会吃亏。

榆林中学中，各县的学生历来按地域结成同乡会，同处黄河边的神木、府谷、葭县（1964年改名为佳县）毗邻，这三个县的同乡会一向同进退，这次都表示不能让马瑞武欺负王兆相。还有几个县的同乡会也表示不能放过马瑞武。最后，有七八个县的同乡会召开了联合同乡会，声明要找马瑞武算账，替王兆相报仇。马瑞武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躲了起来。

柳砚琛感到事态严重，亲自找我谈话。他说："王兆相，你怎么一言不发就打马瑞武，这是为什么？"

我说："校长，谁说我一言不发就打马瑞武？"

柳砚琛说："马瑞武说的。"

我说："校长你想想，我和马瑞武无仇无怨，为什么要打他呢？"

柳砚琛说："那你们是怎么打起来的？"

我说："马瑞武骂我，一口一个'他妈的'，因此才打起来。"

柳砚琛说："谁先动手的？"

我说："我先打的。"

柳砚琛说："那打人就不对嘛。"

我说："我挨了骂，就要打他。"

柳砚琛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们打架双方都有错，要开除都开除，要记过都记过。"

我将柳砚琛找我谈话的情况告诉了石作琦，石作琦说："咱们有八九十个共产党员，他不敢开除你。你放心，有党保护你。"

当天晚上，各县联合同乡会再次开会，强烈要求校方开除马瑞武。柳砚琛无奈，只得出了一张布告，宣布："马瑞武和王兆相打架，开除马瑞武出校。"

布告刚贴出来就被学生撕掉，一批学生还找到柳砚琛，说布告这样写不行，必须写明"马瑞武无故殴打王兆相"。柳砚琛不得已，按照学生们的意见，重写了一张布告贴出来。

可是有的同学还不解气，扒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口，大喊："柳砚琛，把你的狗牙打掉了，你疼吧？"

柳砚琛实在束手无策了，第二天向井岳秀报告，说榆林中学闹起了风潮。井岳秀立刻派兵将榆林中学包围，贴出布告说：榆林中学学生不好好读书，闹风潮，扰乱社会治安，全体学生限三天离校。

学生会派代表去见井岳秀，分辩说：我们并没有闹风潮，最近发生的只不过是个人之间吵架的事，请军队不要干涉学校的事，我们自会安心读书。

井岳秀当面回答得很痛快："只要你们学生娃好好念书，我不管你们的事。"

但柳砚琛却真伤了心，他再次找到井岳秀，说自己无论如何不敢当校长了。

井岳秀有时到榆林中学来看学生打篮球、排球，常摆出爱护学生的姿态。但骨子里，他最怕学生"闹风潮"。柳砚琛第二次找他诉苦后，他权衡利弊，终于变了卦，派兵到学校贴出新的布告："兹令榆林中学提前放假，学生限三天走完，不走者按捣乱分子治罪。"

在军阀的高压之下，同学们不得不离开学校各自回家。我于1930年底回到王家后坬。

1931年1月新学期开始前，组织上通知我不要再去学校了，再去，有被捕的危险。我就没有返校。后来得知，井岳秀果然在这学期对榆林中学下了毒手，逮捕了十几名同学。共产党员石作琦被判刑10年，冯锦江等被判刑5-7年。

李云龙

我回到家乡不久，党组织就安排我在王家后坬附近的王家庄教书，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具体任务是联络同志、发送通知、交接文件、传递情报等等。

1931年9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全家正在院内吃饭，兆卿忽然回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可他第二天一早就要走，父母亲问他为什么急着走，他只说有事。后来他告诉我，上级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到府谷、神木北部接应渡黄河西来的红二十四军。红二十四军是以国民党高桂滋部哗变兵为主组建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赫光、谷雄一，原有近千人，转战山西、河北后剩下五六百人，在河曲一带渡过黄河来到陕北。兆卿赶到府谷时，红二十四军已在井岳秀部和傅作义部的夹击下失败，多数人缴械、溃散，少数人突围，兆卿只找到几个失散的红二十四军人员。他把这几个同志带回了神木南区。

不久，被府谷国民党驻军扣押的中共山西省委军委委员梁子修、红二十四军第二纵队政治指导员牛清明（牛曦）获保释，兆卿安排他俩住在王家后坬，牛清明住在王宝珊家，梁子修住在我家。

兆卿向父亲介绍："老梁是山东人，他在上海医科大学念过书。"

父亲与梁子修拉上了话，见多识广的梁子修给父亲讲述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欺压中国人，上海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的英勇斗争，以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等情况。父亲听了以后，对共产党和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梁子修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他与兆卿一起做宣传工作，在神木南区的许多村庄、集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内容是共产党要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人翻身，号召群众抗租、抗捐、抗税。

梁子修在基本了解了神（木）府（谷）地区的形势后，认为神木南区具有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他与兆卿分析、商讨后，写了一本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小册子，建议党组织在神木南区组建革命武装。陕北特委和神木南乡区委采纳了梁子修的建议，决定着手组建临时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底，神木南乡区委在我家开会，决定由兆卿带领刚组织起来的临时特务队采取行动：先到孟家墕打土豪，得手后，再去王桑塌，提取沙茆区政府助理员王雨亭存放在家中的两支枪。

1932年1月，兆卿和牛清明、梁子修带领杨文谟、刘文郁、王宝珊、刘斗威等七八个人，到孟家墕去打民愤很大的地主孟国栋。他们所持的武器，是两支六轮子土枪和锚子（陕北人用来防身的武器，状如梭镖、红缨枪）、斧头等。

到了孟家墕，王宝珊在叫孟国栋家大门时引起怀疑，孟家看家护院的人都上了脑畔（即窑洞顶，是院落的制高点），一边用石头往下砸，一边大喊"土匪来了"。兆卿他们仅有的两支六轮子枪本来就不好使，到这时一紧张，打不响了，他们只好撤退。

临时特务队这次打土豪虽未成功，却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南区的群众都知道为穷苦人做主的共产党来了。临时特务队的队员平时分散在各人家里，有行动才临时集中。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是难以发展和壮大的。因此，在集中行动两三次以后，临时特务队没有能坚持下去。

1932年2月，兆卿与梁子修、牛清明前往甘肃做兵运工作，王家后坬、王家庄、盘塘镇等党支部的工作，交由我负责。兆卿临走时，交待给我一个盘塘镇驻军内的地下党员关系，叫我尽快与他接头。

这个地下党员名叫刘鸿飞，又名刘征西，是驻盘塘镇的井岳秀部八十六师五一四团四连二排排长。我来到盘塘镇上，通过同学王金泉与他接上了关系。

见面后，刘鸿飞兴奋地说："我就是盼望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接着，刘鸿飞向我叙述了他长期做兵运工作的经历，并详细介绍了他所在的四连的情况："连长鲁仰尼是横山人，无恶不作，经常贩卖大烟土，做走私买卖，一有机会就敲诈老百姓和过往商人的钱财。因我是澄城人不是陕北人，鲁仰尼不信任我，但我和士兵们相处得不错，二排的兵都听我的。"

我说："你应和士兵加深关系，尽可能发展可靠的人。但要特别谨慎，注意保密，千万不能暴露。必要时，党组织会与你联系配合行动。"

不久，陕北特委交通员与神木南乡区委联系后，在返回特委的路上被盘塘镇驻军逮捕。南乡区委得到消息：盘塘镇驻军要把特委交通员押往神木县城，遂决定由王宝珊带领李登万、王三格蛋（王兆贤）、王碰碰、刘斗威、刘二、乔六十、贺万德等人在菜园沟路旁设伏，营救特委交通员。不料盘塘镇驻军出动了一个排押解特委交通员，王宝珊等未能下手。

营救特委交通员未成，王宝珊临时决定到郭家墕打当过乡长的郭方成。他们没收了郭家的一些银元和大烟。但在他们行动时，王宝珊被郭家墕的人认出，郭家事后到盘塘镇向驻军四连连长鲁仰尼告了状。鲁仰尼派兵去抓王宝珊扑了空，就把王宝珊的叔伯兄弟王科成抓走。

事发时，我正在盘塘镇布置工作。这次打土豪的行动事先我不知道，得到消息后估计是王宝珊他们干的。从盘塘镇回到王家后坬，我找到同我一个祖父的叔伯兄弟王三格蛋、王碰碰询问，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接着问他俩，被抓走的王科成知道你们的行动吗？三格蛋和碰碰告诉我，王科成知道打土豪的事。

王科成不是个正经庄稼人，我估计他会把三格蛋和碰碰供出来，就交给他们一人一件羊皮袄，叫他们俩赶快离开王家后坬躲起来。我原想也暂时躲避一下，但我父亲说，不要紧吧，王科成不知道你的事。我想了想，郭家报的是土匪案，牵扯不到党组织，也就没有走。

第二天天刚亮，村里人就跑来报信，说是盘塘镇驻军来抓碰碰和三格蛋，还要抓他们的近支亲族。我立刻想到自己正属于三格蛋、碰碰的亲族，应该避开。可我那时还缺乏经验，四连来抓人的兵已经进了村，我还向村外跑，结果正好落入他们手中。

我被带到盘塘镇看押起来。想到盘塘镇的王慎修与四连连长鲁仰尼有交情，我托一个士兵给王慎修送去张名片，王慎修果然找了鲁仰尼，证明我在郭方成被抢那天正住在他家里，不可能参与此事。晚上，王慎修来关押处看望了我。刘鸿飞也来看望我，悄悄地告诉我不要怕。

王慎修的证明和刘鸿飞的关照迅速起了作用，第二天我就被释放了。三格蛋和碰碰虽躲过了一时，后来还是被抓去，碰碰被杀害，三格蛋经我父亲花了100多块大洋赎了出来。为赎三格蛋，父亲卖了地。他这时已经知道兆卿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了。

组织上担心我已经暴露，指示我暂时不要活动，王家庄的交通站，交给贾怀礼管。

1932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往王家庄贾怀礼那里去，忽见从王家庄山坡上走过来一个陌生人，这人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肩上挑着一卷行李。

这人走近了问我："到王家后坬走这条路对不对？"

我说："对的。你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是打石头的。"

我一看他的手就觉得他不像个石匠，心中起了疑，便不再与他搭话，三脚两步赶到王家庄。

贾怀礼一见我就说："兆相，有人到你们村找你去了。"

我说："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人吗？他说他是打石头的，我看根本不像。"

贾怀礼说："那是陕北特委委员马季明同志呀，你快回去吧。"马季明就是马明方，我听兆卿提起过，他们是绥德第四师范的同学。

我急忙赶回王家后坬，远远看到马明方正向村里人打听王兆相家在哪呢。

我走过去，笑着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边走边作了自我介绍，最后说："你可实在不像个打石头的。"说得马明方也笑了。

到了我家，马明方首先了解了我的近况，然后向我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梅邑（1964年改名为旬邑）、耀县活动的情况。他注视着我说："我们也准备搞游击队，就是缺少经验，特委准备送一些同志去陕甘游击队，干一段时间再回来，在咱陕北搞游击队。"

我听了眼前一亮，急切地问："我可不可以去？"

马明方反问："你家里让你走吗？"

我说："那没有问题，我和我哥的事家里都知道。"

马明方说："那么老伯同意你也出去吗？"

我说："和他商议商议，会同意的。"

中午，父亲回来了，我把马明方介绍给父亲，他开口便向马明方打听兆卿的情况。

马明方说："兆卿在甘肃一带活动，没有事的，请老伯放心吧。"

我对父亲说："大大，我想去找刘志丹、谢子长，参加游击队。"

父亲不大高兴地说："那你们兄弟俩不是都走了嘛。"

我说："我坚决要走！"

马明方对父亲说："老伯，叫他们出去工作比在家好，要是有坏人出首告密，在家反倒更危险。"

父亲想了想，终于我说："好吧，由你去吧。"

我父亲是开通的，也是有觉悟的。马文瑞、贾拓夫等领导同志来我家时，都与父亲谈过话，张达志同志来神木整顿党团组织时，也曾与父亲长谈，他们讲的那些革命道理，父亲都听进去了，所以他才能支持兆卿和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革命道路。

李云龙

1932年5月底，南乡区委通知我和杨文谟跟马明方一起走，到陕甘游击队参军去。

我们向西南方向走，先到了榆林、米脂两县交界的镇川堡。镇川堡和我们神木的高家堡一样，同为"陕北四大堡"之一。我们到的那天，正逢庙会，有两个戏班子轮流唱戏，一些豪绅也趁机开设赌局赚钱。

接着，我们来到米脂城北的姜新庄，在姜秃子家住了两天。为防止暴露身份，我们在姜家给当地老乡锄了两天地。就在姜新庄，我们与回陕北特委机关的马明方分了手。马明方勉励我们到了游击队好好干、好好学，回来以后把本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我们按马明方的交待，到距米脂城六七里的班家沟找到共产党员崔明道，崔明道又领我俩到共产党员艾辉贵家等通知。几天后，陕北特委派人来通知我们，到安定找共产党员赵通儒，再由赵通儒送我们去陕甘游击队。

我和杨文谟走了几天来到安定县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与兆卿在第四师范同过学的赵通儒。我俩听说陕甘游击队正在宜川的临镇打仗，便决心到临镇去。临镇位于延安城东南，我俩打算先到延安，再往临镇走。

那时的延安称肤施县，可老百姓还按老习惯叫"延安府"。我们来到肤施县境内的蟠龙镇，在川道里碰到两个兵痞模样的人，非要和我们搭伴走。四个人同走了一段路，又一起吃了午饭，两个兵痞突然提议：同到延安驻军高双成部当兵去。高双成是井岳秀手下的旅长，我们怎么能当井岳秀的兵呢！我们不肯跟这两个兵痞走，他们便翻了脸，诬赖我俩吃午饭用了他们一升小米，得还给他们。为了摆脱他们，我和文谟只好向老乡乞讨了一升小米给了他们，这才得以脱身。

我们又向老乡们打听陕甘游击队还在不在临镇，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陕甘游击队没能打开临镇，从宜川南下开往韩城了。我和文谟的盘费早就用光了，连文谟的钱褡也卖掉买了饭吃，可我们得不到陕甘游击队的确切行踪，没有目标地找总不是个办法。商议后，我们只好回头往米脂走。

没饭吃，我们就向路边的人家乞讨。有一回，文谟进了一户人家的门，见只有一个女人在家，就叫了一声大娘，可那女人一抬头，却是一个20多岁的小媳妇，文谟臊了个大红脸，慌忙退了出来。

我们在米脂找到陕北特委，汇报了情况，特委指示我们暂回神木，以后另找机会去游击队。这样，我和文谟又回到神木南区。

这次往返跑了八九百里路，虽未找到陕甘游击队，却周游了陕北好几个县，了解了陕北南部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也算有所收获。

1932年8月底，兆卿回来了。他告诉我，他在甘肃平凉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作兵运工作时被捕，关了一个多月，经杜斌丞与甘肃宣慰使、杨虎城部将孙蔚如疏通获释。他随即到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了一段，这次来，是奉谢子长、刘志丹之命与陕北特委接头。

我向兆卿提起两个月前未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事，他说，南乡区委再次组织了几个同志到陕甘游击队参军，也包括我，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去。

这一回去陕甘游击队参军的，有我和杨文谟、温治恭（王进修）、温治景、王金泉、王三格蛋6个人。9月上旬，杨文谟、温治恭、温治景先一步动身，几天后，我和王金泉、三格蛋随兆卿一起上了路。父亲一直把我们送到贾家沟，才含着眼泪回去了。

到了米脂，兆卿在特委开了几天会，我们等他开完会，一同往西南走，来到安塞。兆卿在安塞见到特委委员马文瑞，文瑞同志考虑特委急需懂军事的干部，希望兆卿暂时不去陕甘游击队，留在特委工作。兆卿就此留了下来，几个月后担任了陕北特委的军委书记。

兆卿和我分手时告诉我：陕甘游击队现在陕西甘肃交界的南梁活动，我们应先到甘泉县境内的瓦子川，找在那里种地的神木同乡打听游击队的行踪。兆卿最后叮嘱我："沿途要注意，休息不要在低洼的地方，要找高地，以应付突发情况；但位置也不要太突出，以免暴露。问路一定要问本份的农民，不要问流里流气的人；问话要客气，问完要道谢。到游击队以后，生活一时可能不习惯，慢慢会适应的。当了革命战士，平时要吃苦耐劳，打仗要勇敢。"我牢牢记住了兆卿的话。

我们三人在瓦子川找到神木同乡，得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一部分人在安塞县城真武洞一带打了土豪，昨天刚刚开往甘肃合水县境内的平定川去了。天色已晚，神木同乡送我们到山上的窑洞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便进入平定川跟踪寻找游击队。

途中我们遇到了平定川民团，他们怀疑我们是探子，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捆绑起来押往民团部。我想起兆卿曾交待过，平定川一带有民团，也有杨候小的土匪，他们两家都与共产党游击队有联系，也都与国民党军队有矛盾。碰上他们，可以如实讲要找陕甘游击队，他们不会留难。

到了民团团部，我自称是杨候小派来找游击队的。我这样说，是想留有余地，万一民团翻脸，我们的身份只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民团的一个头目审问了一阵，看我们确实不像是国民党军队的探子，也就把我们放了。为了不伤和气，民团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告诉我们游击队往南边莲花寺方向去了，国民党军队正跟在后边紧追。

陕北特委给游击队的密信，我藏在烟荷包里，那个烟荷包在民团团丁捆绑我时被搜走。临离开民团，我提出我们三个人都吸烟，离了烟荷包不行，希望交还我们。民团团丁没有起疑，把那包烟还给了我。

我们赶到莲花寺时已是傍晚，一打听，游击队又是刚刚过去不久。面前是一座座梢林密布的大山，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为了尽快找到游击队，今晚不休息了，连夜翻山！

这一带因清朝同治年间发生民族仇杀，人烟稀少、梢林茂密，山间小路上，白天就有狼和豹子出没，晚上更显得阴森可怖。听着野兽的阵阵嚎叫，我们心中不免发慌。但找游击队心切，我们互相鼓励壮胆，硬着头皮往前走，恐惧、疲劳、饥饿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翻越了两座大山，拂晓时分来到合水县的廉家砭村。在村口，我们遇见游击队的哨兵，终于找到了陕甘游击队。这是1932年10月里的一天。

在廉家砭，我们最先见到的是陕甘游击队原二大队队长吴岱峰。他听我们说是陕北特委派来的，热情地说："陕北特委真关心我们，从神木派人来参军，怕要走七八百里路吧，你们真是辛苦啦！"

吴岱峰领我们去见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谢子长，我高兴得忘记了连日长途跋涉的疲劳。我早就听说过谢子长从被老百姓呼为"谢青天"到发动清涧起义的种种事迹，早就盼望着能见到他了！

到了谢子长身旁，我细细地端详他，他个子不高，背微微有些驼，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待人和蔼可亲，说起话来很风趣。我把陕北特委的信交给他，他迅速地看了一遍，笑着说："特委真是支持我们，在我们最困难时送来一批党员，太及时了。"当子长同志得知兆卿是我哥哥时，立刻说："王兆卿这个同志很好，我们是在甘肃搞兵运工作时认识的，他胆子大，敢说敢干，搞兵运工作很有经验。"

接着，我见到了骑兵大队的阎红彦、杨仲远、强龙光等领导同志。骑兵大队的大队长原为强龙光，后来强龙光负了伤，由阎红彦接任大队长，杨仲远为骑兵大队政委。

我被安排到骑兵大队一中队的二班，中队长是强世卿，班长是贺耀华。比我早来十几天的杨文谟也在二班，他把在真武洞打土豪分得的一条被子送给了我。骑兵大队里还有在榆林中学配合我打马瑞武的同学高锦纯等人，见了面都很亲热。

三天以后，骑兵大队与步兵大队会合了。我看见带领步兵大队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干部，这人年纪虽不大，胡子却有二三寸长。他穿着一件上下尽是窟窿的旧衣服，那些窟窿，显然都是烤火时溅上火星子烧的。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见了他都很高兴，围着他问长问短。他说话慢条斯理，却很幽默，听他讲话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我问身旁的一个战士："刚来这个长胡子的人是谁呀？"

那个战士瞪了我一眼说："怎么，你连他也不认识？"

我说："我才来几天嘛。"

那个战士说："告诉你，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丹！他人可好了，在咱们陕甘游击队，数老刘和老谢威信高，他们可会指挥了，敌人也怕他们。他们待人特别好，大家都信任他们，只要有他们在，大家就什么也不怕。"

刘志丹是我一直景仰的英雄人物，他上过黄埔军校，领导过渭华起义，他的许多事迹都在民间广泛流传……现在他就在我的眼前了！我望着他激动地想：我已经是刘志丹、谢子长的战士了，今后一定要跟着他们好好干！

高岗也在步兵大队里，他原是二大队的政委，这时是步兵大队的领导人之一。

通过与老战士们交谈，我理解了谢子长为什么说现在是陕甘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原来，不久前甘肃、陕西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联合行动，对陕甘游击队发动了"围剿"。游击队虽在耀县照金的反击战中获胜，却在淳化县两次遭敌军袭击，接着攻打回保安（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改名为志丹县）县城失利，在鄜县（1964年改名为富县）又遭敌军袭击。部队减员过半，一度化整为零，分成几部分行动。

我就在这困难的时刻开始了军旅生涯。

第一次夜间单独站哨，听着山林里野兽拖长声的啸叫，我是既紧张又害怕，但站了几次哨后，我就沉着得像个老兵了。

当骑兵，第一关就是骑马。我初次骑马，屁股下像垫了块石头，在马上怎么也坐不稳，马一跑开就摔了下来。我不怕摔，摔下来再上，反复几次就学会了骑马。

班长发给我的枪是一支很好的马枪，我却不会使用。班长发枪时没有问我会不会用，我也不好意思向别的战士请教。结果第一次参加战斗打土匪时，怎么也打不响。我正怀疑枪有毛病，身边的一个老战士枪卡了壳，将我的枪借了去，打得很顺手，他连声夸赞这是一支好枪。战斗结束后，我拿着枪仔细琢磨了一阵，自己觉得摸到了门。第二天打民团的土围子，我上了阵第一枪就打响了，心情兴奋极了。

我留心观察老战士的上马、下马、持枪、出枪动作，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平时左肩扛枪，上马是左胳膊挂枪、左手抓缰绳和马鬃，左脚踏马镜，右手扳马鞍，右腿顺势跃而上。在马上射击时，左手抓缰绳、持枪，右手拉枪栓、扣扳机。只用了十来天，我就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骑兵了。

这段时间我们转战在南梁。南梁地区泛指葫芦河发源地的各条支流川道，以桥山山脉中段清末修建的南梁堡而得名。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指挥下，我们在南梁地区的白马庙川、林锦庙川、豹子川、二将川、瓦子川、白沙川、义正川、麻地台川纵横驰骋，围歼了一些村镇的反动民团，肃清了几股勾结国民党军队的土匪。陕甘游击队面临的险恶处境得到了扭转。

战斗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谢子长、刘志丹为什么要依托南梁地区的道理：这里是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保安、甘泉四个县的交界处，是个几不管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革命武装较易生存和发展。

不过，由于南梁地区地广人稀，也造成了部队给养的困难，吃穿常成问题。我们一天能吃上两顿包谷茬茬饭就算不错了，加上我初来，因水土不服泻肚子，更觉得浑身没劲。

游击队不发军装，起初我仍穿从家中带来的旧衣服，后来打了土豪，分到什么就穿什么。因为没有条件洗衣服、洗澡，我们身上的虱子聚成了团，用手伸进衣服随便一掏，就能捉住好几只虱子。至今在我的胸脯上还有一块疤，即是被虱子咬了抓痒挠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凭着革命的信念，我挺了过来。

也有一些人没能经得起考验，开小差逃亡甚至投敌叛变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战斗中，骑兵大队的一个班有几个战士掉队，班长是一位米脂籍的老党员，在动员那几个战士归队时被杀害。后来得知，那几个战士骑着马带着枪投奔土匪去了。还有一次宿营，一个外号叫刘长腿的战士叫我去换哨，我见正在酣睡的班长没有将驳壳枪抱在胸前，特意叫醒他，请他把枪放好。过了一会，班长慌慌张张找到哨位上，问我见没见他的枪。我说，刚刚叫醒你时枪不是还在吗？他叹口气说，自己随后又睡着了。事后查明，是刘长腿带着自己的步枪和班长的驳壳枪逃跑了。

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部队的成分不纯，一些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或民团团丁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一些收编过来的土匪是迫于形势才进入革命军队，也有个别党员属于意志薄弱、丧失革命信念，走上邪路。我很怕自己那支马枪丢失，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把枪背带挂在胳膊上。

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加强了党的工作，健全了各大队的党支部。我因有三四年党龄，被选为骑兵大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

1932年初冬，谢子长、阎红彦率骑兵大队南下，在耀县、淳化、栒邑靠山地区打游击，收缴了一些民团的枪支，还在照金镇北面歼灭了一股土匪。

12月，我们在栒邑县的土桥镇打民团，没收了镇上土豪的财产。杨仲远政委指定我为宣传队长兼没收队长。他严肃地说："没收队队员个人可不能拿东西，谁拿了要受纪律处分，你要负全部责任。"

我和同志们把镇上老乡集合起来，由我宣讲了党的主张，接着把土豪的部分财产分给了老乡们。最后，我们没收队的几个同志还互相检查了一番，看有没有谁私拿东西。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杨仲远满意地表扬说："好，你们干得不错。"

李云龙

1932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陕甘游击队开到了宜君县的杨家店子。这时，从陕西省委来的杜衡也到了杨家店子，他是葭县人，个子不高，穿一件半旧的大衣，自己说自己是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

几天后，杜衡在杨家店子召开了一个全体党员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杜衡传达了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令，要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我们听了这个指令都很高兴，游击队要改编成正规红军了！

但随即，令我们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杜衡在会上突然宣布：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都犯了错误，包括"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等等。杜衡提出：必须彻底改造部队中的"机会主义领导"，撤消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的职务，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

会后，许多党员都想不通，议论着不能让老谢、老刘他们走。子长和志丹顾全大局，给大家做了思想工作，要我们服从党的决定，带动战士们，保持部队的稳定。我深为子长和志丹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12月下旬，部队开到宜君县的转角镇。杜衡又召集贺耀华、杨文谟、我等十几名党员开会，要大家预选团长。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要选就选刘志丹、谢子长。杜衡说，不行，他们右倾，不能当领导。我们又提出选阎红彦，杜衡还是不同意。这时有个同志提出：步兵大队的班长王世泰，作战勇敢，能团结同志，就选他吧。大家都表示同意。党员会结束前，杜衡说，明天还要在军人大会上正式选团长，现在先作出规定，排长以上的干部有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班长以下的同志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

第二天召开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的军人大会。杜衡在会上宣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的命令：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接着，大会选举团长，由于杜衡提前作了规定，不准选刘志丹、谢子长，结果仍然是王世泰当选。

会开完一两天，谢子长、阎红彦就离开了部队。刘志丹在谢子长、王世泰等同志的力争之下，才得到杜衡的同意留了下来。

红二团组建时的领导班子，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团长王世泰，团政委杜衡，团党委书记汪锋，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杨仲远，参谋处长刘志丹，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全团共有200多人，分为步兵连、骑兵连、少年先锋连。李亚夫、曹胜荣、王有福、李秉荣、张秀山、魏武，分任三个连的连长、指导员；杨文谟、高锦纯、吴岱峰，任三个连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红二团还设立了随营学校，汪锋为负责人。

团里选调12个人组成警卫队，也叫保卫队、特务队，我被任命为队长。警卫队内有四五个共产党员，我被指定为支部书记。警卫队的武器是比较好的，共有6支驳壳枪、6支步枪。说来好笑，杜衡规定：驳壳枪必须由贫雇农出身的人掌握，因此我虽是队长，却因为出身中农家庭又上过中学，只能背步枪。杜衡还想叫我担任团部的书记，也就是秘书，我表示干不了，坚决推辞掉了。杜衡最后任命李成兰担任了书记。

在警卫队，我与刘志丹行军、吃饭、住宿都在一起。志丹虽不是红二团的主要领导人，实际上却在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志丹对我十分关心，在思想上、工作上对我的帮助极大，我与志丹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红二团组建后，执行陕西省委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开入耀县西部的照金地区。这里与淳化、栒邑、宜君、同官（1946年改称铜川县，1958年改为铜川市）四个县交界，又是个几不管的地带。但照金的战略位置却很重要，进，可截断陕西省南北交通的主干线咸（阳）榆（林）公路；退，可撤入南梁深山区凭险据守。

1932年底，红二团进行了焦坪战斗。此战，志丹等领导同志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战前，红二团先往西开向栒邑境内的马栏，制造打马栏的假象，麻痹焦坪民团。入夜，突然掉头往东直插焦坪。焦坪民团措手不及，被红二团俘虏60多人，缴枪60多支，红二团仅有轻微的伤亡。

首战获胜，红二团迅速撤离焦坪，南下号称"佛教胜地"的香山寺。香山寺始建于南北朝，整个寺院座落在地势险要的石山上，寺外松柏参天，寺内殿宇宏伟，寺中的和尚、尼姑有数百名。寺产田地有十几万亩，牛羊有1000多只。平时求神、拜佛的老乡络绎不绝，赶上春秋两季的庙会，陕甘宁三省来的香客能有好几万人。

我们进驻香山寺时，和尚、尼姑大多数已经逃走。我们在寺内住了一天，将寺里储存的粮食、牛羊分给了附近的群众。第二天部队临出发时，团首长把我找去交待任务，王世泰、杜衡、刘志丹都在场。

杜衡对我说："部队马上出发，你们警卫队跟我留下没收寺内财产。你给大家讲清楚，要遵守纪律，不准私藏东西，如果发现谁私藏东西，一定要从重处理。"

杜衡接着对王世泰和刘志丹说："怎么样？我看干脆把这座庙放火烧了吧，免得白军驻进来变成据点。这座庙欺骗老百姓也有上千年了，该结束了。"

刘志丹不同意烧庙。他说："算了吧，这座庙是有名的古迹。再说，你烧了庙群众不满意，敌人也会乘机造谣的，我看还是不烧的好。"

杜衡说："干革命哪能怕这怕那的，不管那些，烧了它！"

刘志丹与王世泰对望了一眼，无奈地走了出去。

杜衡对我说："你快去布置没收财物，找到东西及时报告我。"

我分派警卫队的战士们在寺内逐屋搜寻，找到了许多金银器和古物。杜衡闻声走过来，一件一件细细过目，忽然大叫起来："啊呀，宝贝！宝贝！"

我见他乐得合不拢嘴，就走过去问："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这样高兴？"

杜衡指着一张画说："你看看。"

我低头一看，是一张发了黄的旧画，画上画着几条鱼，就说："不过是一张鱼画吧，有什么好的？"

杜衡笑着说："你才真是个土包子，啥也不懂。"他指点着画解说道："这是唐朝一个大画家亲笔画的，是无价之宝呀！好吧，这张画由我来保存，将来转给省委。"说罢，他就把这张画卷起来拿走了。

我们运走了寺中财物，杜衡亲自下令烧庙。要烧掉这么气派的一座古庙，我心里觉得可惜，可又不能不执行政委的命令，只好叫警卫队的战士们点了火。一座已有1500年历史的古庙，就这样化为了灰烬。

完成了任务，我带着警卫队赶上了大部队。志丹问我："你们在庙里搞得怎么样？"我把没收财物和放火烧庙的情况向他汇报了，还把杜衡私自拿走一张古画的事也讲了。

志丹听后，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像话，这算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看，香山寺是宝贵的文物古迹，志丹不同意烧是完全正确的，只可惜他当时没有决定权，挡不住极左的杜衡。

我们在香山寺一带活动了半个多月，打土豪、分田地、消灭民团，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许多农民和逃荒的灾民前来参军，部队扩充了近百人，增编了一个步兵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

这时，杜衡情绪很高，经常讲要打大仗，取得大胜利。1933年1月中旬，杜衡极力主张打庙湾镇的夏玉山（外号夏老幺）民团，志丹等同志建议暂时不打，被杜衡否决了。

红二团是晚上出发去打庙湾的，杜衡和郑毅带步兵前行，王世泰带骑兵绕道堵截逃敌，我和警卫队随志丹在后跟进。

拂晓时分，前边打响了，我听志丹自言自语地说："能不能歼灭敌人呢？"

我问志丹："怎么，你担心吗？"志丹愁眉不展地说："庙湾民团有八九十人枪，还筑有工事、炮楼，庙湾镇恐怕不容易打开。"

我问："那为什么还要打呢？"

志丹低声对我说："这是杜政委决定的，他决定了，我就不好多说了。前些时候，夏老幺还和我们有联系，替我们买过些子弹。"说到这里，志丹扭转了话题，"走，下山看看情形再说吧。"

我们下了山，才知道本应堵截逃敌的骑兵连先与民团接了火，夏老幺已指挥团丁上了碉堡顽抗，我们没有重武器，进攻碉堡受挫。

战斗一直打到中午，民团盘踞的三个大碉堡仍未攻克。这时，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带领全连强攻碉堡，结果曹胜荣牺牲，张秀山负重伤。郑毅又指挥步兵强攻，连攻几次还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志丹建议部队撤出战斗，杜衡只好同意了。

庙湾战斗失利了，总共伤亡了30多个同志。团里有不少同志议论：杜衡想投机取巧，结果碰了钉子；还有人说这次战斗是"骑兵连拿着驳壳枪冲炮楼"。杜衡不检讨自己决定打庙湾的根本性失误，却把责任全推在参谋长郑毅身上，撤了郑毅的职。这时全团指战员一致要求让志丹当参谋长，杜衡不得不同意，任命志丹接任了参谋长。

杜衡的独断专行，表现在各个方面。我印象中有这样两件事：庙湾战斗后，部队进入休整。有一天团部送来一个人，说是抓到的敌人侦探，要警卫队审问。

我看那人不像什么侦探，再三问他也问不出个名堂来，就向团首长作了汇报。世泰和志丹都说，既不是侦探，那就放了吧。杜衡却不肯罢休，厉声责备我说："你们这么点事也办不了，我就不信问不出口供来。"说罢，他披着大衣来到警卫队，要亲自审问。

我叫战士把那人带上来，杜衡拍着桌子问他："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实说！"

那人哆嗦着回答："我从耀县来，去庙湾。"

杜衡又问："你到庙湾干什么？"

那人说："找亲戚。"

杜衡猛一拍桌子，喝道："胡说！现在这一带正打仗，你这个时候还找什么亲戚，肯定是民团头子胡三派来做侦探的。"

那人不肯承认是侦探，杜衡下令吊起来狠狠地打。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旁对杜衡说："政委，这样打不好吧？他不一定是侦探。"

杜衡冷冷地瞪了我一眼，命令战士继续打，最终竟把那人打死了。杜衡却不在乎地说："啊？死了？拉出去埋了算了。"对杜衡这种审讯方式，我心里很怀疑﹣﹣怎么能这样草菅人命呢？

过了几天，团部又送来一个年青人，杜衡怀疑他是特务，叫警卫队审问。我乍一看这年青人，很像一个学生，就问他："你是哪里来的？到这做什么来了？"

他从容地说："我是从耀县来参加红军的。"

我接着问："那么是谁派你来的呢？"

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李妙斋同志派我来的。"

我知道李妙斋是红二团的特派员，在地方党组织也有兼职，便说："既是组织上派你来的，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他说："李妙斋讲，路上不方便，不带介绍信了，他随后就来，有问题他可以作证。"

我觉得这个年青人的答话没有什么破绽，就到团部去汇报。志丹听后与杜衡商议说："怎么样？等妙斋同志来了再说吧？"

杜衡不回答志丹，冲着我说："这是干革命，哪能问一下就算了，去！一定要拷问出口供来！"

我为难地说："可他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员呢？"

杜衡不耐烦地挥挥手："快去！快去！"

不得已，我只好回到警卫队传达了杜衡的命令。战士们动了手，一边打一边逼他承认是特务。可他挨了打也不改口，坚决地说："我不是特务，我是共产党员！"

我叫战士们住手，又仔细盘问了他一遍，他说："我真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不信？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他的确不是特务，便又到团部去汇报。我说："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李妙斋同志派来参军的。反正李妙斋马上就到，是否先看管起来？"

志丹马上表态："我看可以。"

杜衡沉下脸，勉勉强强地说："那就先关起来吧。"

过了两天，李妙斋来了，向他问起那年青人的来历，果然是他派来的共产党员。我这才松了口气。

这个差点被当作特务的同志放出来后，组织上派他到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的红军被服厂工作。当我们再见面时，他感慨地说："要不是志丹和你，我还不知会受多少冤枉罪呢！"

当时我虽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不能从路线高度分辨"左"倾机会主义，但凭着自己的直觉，也感到杜衡那一套不对，怎么能动不动就烧、就杀、就打呢？!

1933年2月，我参加了芋园战斗。红二团在这次战斗中突出了国民党十七路军和庙湾民团的三面包围。芋园战斗后，警卫队编制撤销，我回到骑兵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连里只有班排长和个别战士是共产党员，我的工作是每月召集一次支部会，平时了解党员的思想情况和现实表现，找各党小组长谈话，等等。

三班的吴班长，是吴堡人，老共产党员，作战时总是冲在前面，到驻地后别人休息，他替大家铡草、喂马、遛马。他在战士们中威信高，留给我的印象也很好，志丹也很看重他。吴班长的顶头上司是曹鸿业，这个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兵，虽说打仗也勇敢，可身上沾染的兵痞习气不少，经常偷偷摸摸搞些违犯纪律的事。他是葭县人，与杜衡同乡，所以深得杜衡赏识、信任，硬是被发展为党员。

吴班长向我反映过曹鸿业的一些严重违纪行为，我如实汇报给了上级，曹鸿业非常不满。不久我们连参加打同官民团切断咸榆公路的战斗。在与胡三民团接火后，我和吴班长、曹鸿业顶着民团的射击，占领了一个小山头。我和吴班长卧在最前面，曹鸿业趴在我俩侧后，骑兵连的其他同志在我们的掩护下也陆续冲上了这个山头。

突然，我听到吴班长哼了一声："我挂彩了。"侧后方的曹鸿业马上叫我："老王，你把吴班长扶下去吧，这里有我！"

吴班长伤得很重，已不能走路了，我就背起他往山下跑。吴班长忍着疼痛断断续续地说："老王，我挂彩不是敌人打的，是内部的人开枪打的……"

我吃了一惊，对他说："不会吧？"

吴班长无力地说："是真的。"

我叫来担架，与几个战士一起把吴班长抬到团部。志丹听说吴班长负了重伤，马上跑来看望。

我小声对志丹说："老刘，吴班长说他是被内部的人开枪打的。"

志丹一愣："什么？内部的人，会是谁呢？"说着，他揭开被子轻轻叫了一声："吴班长。"

吴班长看见志丹，挣扎着想坐起来。志丹马上扶住他，不让他坐起来。吴班长用微弱的声音在志丹耳边说了一句："老刘，我被内部的人打了……"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

志丹派人把吴班长抬到后面抢救，但吴班长还是在第二天牺牲了。我疑心是曹鸿业下的毒手，就把曹鸿业对吴班长的记恨，以及吴班长伤的经过都对志丹讲了。志丹听后对我说："曹鸿业是杜政委看上的人，你说的情况，杜政委不会相信。这事暂且不提吧，今后你应多注意曹鸿业，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又过了几天，我们歼灭了进犯根据地的一股民团，缴获了一批枪支、子弹。曹鸿业私自留下了一部分子弹没有上交，有人将这事反映到团里，团党委开会时，志丹点名批评了曹鸿业。

曹鸿业怀疑是我将他私留子弹的事汇报给团里的，从此总是当着我的面说些阴阳怪气的话。见我不搭理他，他有一天竟公然说："他妈的，谁在背后搞我的鬼，我决不客气！也不想想吴班长是怎么死的？他妈的，老子和他战场上见！"

这话让我抓住了把柄，我一把拉住他："这么说吴班长是你打死的？走，咱们到团部去！"

曹鸿业自知说走了嘴，慌忙抵赖："我可没说吴班长是怎么死的。"他说什么也不肯跟我到团部去。

我独自来到团部，这时只有杜衡一个人在，我把曹鸿业的情况汇报给杜衡，杜衡派人把曹鸿业找来，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几句，也就了事了。我想，杜衡是碍于老乡的情面，不愿深究。我又找志丹谈了此事，志丹思索了一阵说："尽管曹鸿业讲了这样的话，嫌疑很大，但也没有证据能断定就是他暗害了吴班长。不过，今后你要更加小心。"

几个月以后，曹鸿业终于跑到薛家寨对面的龙家寨，上山当了土匪。此事让我悟出的道理是：在部队里处事，决不能有私心、凭老乡观念。一定要像志丹那样，出以公心，一定要公正。

3月，杜衡说是要回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二团。他一走，志丹率领我们放开手脚出击外线，避实就虚打了好几个胜仗。我们在三原县北部的心字区打伏击，全歼了杨虎城部十七路军骑兵团的一个排；在泾阳县伏击了乘汽车尾追我们的十七路军一个团，打死打伤一批敌军；在淳化、栒邑、彬县歼灭几股民团，拔掉了根据地周围的许多据点。

照金根据地至此初具规模，总面积发展到5000平方公里，地跨耀县、淳化、栒邑三县，人口三四万。为加强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在照金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省当局调动了十七路军的警卫团、骑兵团、特务团，井岳秀的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在栒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6个县民团的配合下，兵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红二团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后决定：各路游击队坚持根据地内线作战，红二团跳到外线作战。

志丹等同志率红二团转战构邑、宁县、宜君等地，机动灵活地打击"进剿"敌军，骚扰敌占区，歼灭了几股民团，还收编了何全升部驻长武县一个连的哗变士兵。敌军既找不到红二团主力，后方又吃紧，再加上"进剿"的前线指挥官王泰吉原为共产党员，不愿打内战，消极指挥，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不得不将"进剿"照金的军队撤出根据地。

李云龙

1933年5月下旬，红二团返回照金根据地休整。杜衡也在这时返回部队。他从"左"倾跳向右倾，认为陕甘边地广人稀，扩大不了红军和苏区，在优势敌军的"进剿"面前，照金根据地很难坚守，应当撤离照金，开辟新的根据地。杜衡极力主张红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地区。

刘志丹等同志反对南下，主张依托桥山山脉，坚持在陕甘边发展和巩固照金根据地。杜衡否定了志丹等同志的意见，强行要求部队迅速南下。我记得杜衡还在全团大会上宣扬过南下渭华的理由，一是渭华地区1928年爆发过渭华起义，共产党有深厚基础；二是渭华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红军可以扩充兵员，筹集经费和物资；三是渭华地区位置重要，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四是南下后可与红四方面军、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互相呼应。

5月29日，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了。我们经淳化进入三原，与渭北游击队联合作战，攻打张德润民团的据点。据点没有打开，部队撤往寇家庄。在寇家庄，团里忽然通知全体人员集合，原来是杜衡要在队前讲话。他说自己要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他不在时，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

后来得知，杜衡经三原回到西安，被捕后很快就叛变，出卖了整个陕西省委。这个满口革命词句、动辄指责右倾的人后来沦为国民党特务，做了许多坏事，听说60年代死在了台湾。

我们继续南下，进入渭河北岸的高陵县。部队夜里绕过高陵县城，突然抢占了渭河渡口，把守渡口的民团团总以及20多名团丁，均被我们俘获。

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渭河，经耿镇到达灞桥一带，在这里截获了一辆邮政汽车。我们骑兵连穿的是缴获十七路军的军服，驻灞桥的数十名敌军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直到我们把他们缴了械，告诉他们我们是红军时，他们仍然不肯相信。也难怪他们不信，因为这里距离西安只有10公里，实在是太近了。他们不能想象红军能打到这里来。

当天夜里，我们在临潼境内的东骊山山脚下宿营。第二天，6月2日，红二团由西向东急进，沿途不断有小股民团袭扰堵击，均被我们击溃。当时的行军序列是：刘志丹、汪锋率步兵和随营学校在前，王世泰率我们骑兵连断后；尾追之敌是杨虎城部唐嗣桐的警备第一旅。

红二团进入蓝田县境后，经厚子镇向东到箭峪口，从箭峪口进入终南山区。终南山区属秦岭山脉，山高林密，路既窄又陡，许多路段上乱石成堆，人、马都走不动。我们骑兵连南下前，本应为马匹换钉新马掌，但因出发时间太紧未来得及。现在马走在乱石路上，旧马掌脱落，许多马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蹄印，看了真叫人心疼。

由于行军速度慢，部队在休息时被敌警备一旅赶上。步兵一连顽强阻击，掩护主力撤到了青岗坪。这时的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团得不到陕西省委的指示，也未能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当地群众因不了解我们而没有给予接应；杜衡寄予厚望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于几个月前进入川北，红二十九军则因损失惨重而缩编为陕南游击队……红二团形同孤军，陷入了困境。

我们在张家坪休整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团党委正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军去向，敌警备一旅已利用大雾包围了张家坪。仓促中，王世泰带领步兵二连顶住了敌军，汪锋带领一部分人向南突围，我们骑兵连多数同志随志丹向西突围。自这次分散突围后，红二团就再也没能集中起来。

志丹率领我们几十个人在蓝桥一带的深山中与敌军周旋。有一天在一个山梁上与敌军遭遇，马匹成了累赘。骑兵连长杨琪忍痛下令放弃所有马匹。我的那匹马是一匹好走马，全身像豹子一样有花斑，大家给它起名叫"豹花马"，我真舍不得它离开我，但没有办法，还是执行命令放走了它。杨琪的马是一匹漂亮的大白马，跑得特别快，他不愿大白马被敌军弄去，几次掏出手枪想打死大白马，可到底还是下不了手。最后大家劝说，给大白马留一条命吧，杨琪流着泪将它放了。

我们跟着志丹在秦岭的深山里打了几十天游击，志丹多次派人去联络王世泰团长和汪锋政委，但都没有一点音讯。杨琪等同志又在与敌军的遭遇战中失散，剩下的人更少了。渐渐地，我们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在最困难的时刻，志丹集合大家讲了一次话。他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不利，部队打散了一时联络不上，但我们要有信心，一定能突出敌人的包围。要相信共产党、红军一定能胜利！万一我们再被敌人冲散，同志们要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回陕甘边去，重建咱们的队伍。我们的红旗倒不了，就算剩下我刘志丹一个人，也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打到底！"我们听了志丹的话，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都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回照金，一定要战斗到底！

志丹讲话的当天，又召集还在的团党委委员开会，只剩下志丹、贺耀华和我等四五个人了。与会的还有一位穿便服的地方同志，志丹介绍说这个同志是渭南县委的，要与我们研究在渭南山区开展游击战的问题。会上志丹提出要留枪、留人，协助地方党建立渭南根据地。可正在这时，敌军的搜山部队发现了我们，志丹叫我带一部分人把敌人顶住，其他人往山上撤。

等我们打退敌人撤到山上的密林中，只收拢到二三十人，志丹和其他同志都失散了。虽反复寻找，也未找到他们。

我记着志丹把红旗打到底那番话，继续在终南山中与敌人周旋。又打了几次遭遇战后，我们还有十几个人。山里几乎天天下雨，衣服被灌木挂成了布条，鞋也烂得不能穿了。我光着脚走在密林、茅草中，腿上划得到处是血道子，脚也磨破了。这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

一天，我们与搜山的敌军打了一仗后，退到一处悬崖绝壁。绝壁下是深深的河谷，只有绝壁的左侧有一个一米宽的斜坡，可以勉强顺坡往下溜。有几个同志抓住石缝中的小树，一点一点地溜了下去。团部的一个马夫往下溜时，一不小心失了脚就摔了下去，我们只听他惊叫了一声就没了动静。

我吓了一跳，再仔细一看，斜坡上长满了青苔，用脚试一试，很滑。我把脚板擦了擦，从石缝中抠出一些干土撒在斜坡上，抓住小树往下溜。我心想：说什么也得过这一关，宁可摔死，也不当俘虏！慢慢地，我终于下到了谷底。抬头望去，立壁高悬，真险啦！谷底到处是成堆的乱石，我和同志们一起寻找摔下来的马夫，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离去。

又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山村，想找一点吃的。我最先走进村，见一户老乡家门口站着一个穿白上衣的人，觉得有点怪，进了院子才发现几个背枪的敌人，我立刻向敌人开了一枪，高声通知同志们："有敌人！"

我和同志们一阵飞奔钻进山林，敌人排成队搜山，一边搜一边喊：

"你们的杨琪连长交枪啦！"

"快出来交枪吧，交枪不杀！"

"谁交枪给谁20块钱路费回家！"

黄昏时分，敌军还在山下喊叫，我看见有三个战士往山下走，就扔过去一块石头叫住他们。

我说："你们往哪走？下面是敌人。"

一个战士回答我："他们喊话说，杨琪连长投降了，你也被抓住了。只要交了枪，就发给20块钱放回家。我们撑不住了，想下山交枪。"

我说："别听敌人造谣，杨琪决不会投降，我不就站在这里吗？老刘给大家讲了，剩下一个人也要干到底。我是党员，决不交枪，你们交了枪，敌人也决不会放过你们。"

三个战士望着我说："那该咋办？"

我说："你们要信得过我，就跟我走。"

三个战士齐声说："好，跟你走。"

天仍然在下雨，我们找到一处石崖可以避雨，在石崖下睡了一宿。天亮以后，我们碰见了共产党员谭生彬，我高兴地想：这下可好了，有两个党员了。

我们已有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提议下山弄点吃的，几个人都同意。不料山下的敌人还没撤，我们一边射击一边跑，又跑散了。等到摆脱了敌人，只剩下我和谭生彬了。我俩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一户老乡，发现团部的一个伙夫在给这家打短工锄地。伙夫跟老乡讲了许多好话，老乡同情我们，给我们吃了一顿饭，还告诉我俩沟口就驻有一营兵，让我俩顺着水边走，水声大，他们听不见脚步声，我俩就能走出山沟了。

我们谢过老乡，把枪埋了，枪机扔进山林，一前一后往沟口走。天黑以后，我们接近了沟口，突然从草丛中站起敌军的三个哨兵，大喊道："什么人？不许动！"

我应了一句："老百姓！"见敌兵端着枪走过来，我回头就跑。我身后的谭生彬，也迅速跳到一条小沟里跑了。

敌军哨兵大喊大叫："站住！""再不站住，开枪打死你！"我了解敌军夜晚不会轻易开枪，就埋头使劲跑，敌兵果然没有开枪，追了一阵也就不追了。

我走进路边一个看庄稼的破草房，只听到打呼噜声，炕上却没有人。细一听，原来打呼噜的人睡在顶棚上。

顶棚上的老乡被我惊醒了，他招呼我上了顶棚，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如实说："是红军。"

老乡感叹说："红军可是好人，那年高塘塬上闹暴动，红军打富济贫，穷人直了腰啊。"

我知道，四年前渭华起义就是在高塘塬上的高塘镇爆发的，听这位老乡的口气，我是遇到怀念渭华起义的群众了。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老乡说："你累了吧？睡一觉，我给你听着，不怕。"他把一床破被盖在我身上，我很快就睡着了。

天亮以后，红二团少年先锋连的一个小战士也躲到这里，老乡给我俩吃了点干粮，然后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想法让你们出山。这屋里没有饭，我先回家弄点吃的来。"

中午，老乡背着箩筐回来了。他说："本想帮你们帮到底，可现在不行了。村里来了许多兵，硬说我藏了红军，把我捆了起来。村长说我是好人，才放了我。"老乡露出手腕，腕上果然有绳勒的痕迹。他拿出箩筐里的饭食，叹口气说："我怕他们进了这条山沟就不好办了，你俩吃了饭快走吧。"

吃了饭，我问老乡："从这个沟口到那个沟口，有几里路？"

老乡说："8里路，可那边沟口也驻着兵哪。只有沟中间没驻兵，那里有一户陕北人，弟兄几个都是好人，他们会帮你们的。"

在我的请求下，老乡答应带我们去那户陕北人家。他给我们换了衣服，带我们上了山。山上大雾弥漫，搜山的敌军满山遍野地胡喊乱叫，依旧是谁谁投降、谁谁被捉那些话。老乡听着很害怕，我给他打气说："别怕，雾这么大，就是人到跟前躲开也来得及。"老乡定下神来，东绕西绕地带我俩翻过了山。又走了一段，老乡指着前面的几间草屋说，这就是那家陕北人了。说罢，他与我们告了别，临别还塞给我一包豆子面。

我和小战士在这户陕北老乡家门口听了听，没有敌军，就敲了门。进得门，我见屋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妇女，他们惊奇地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说："我们刚从红军下来。"

那位妇女听说我们是红军，马上笑着说："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说话和气，是好人啊，快坐下歇歇。"

听他们讲话，并不像陕北人，倒像是富平、三原一带的口音。我猛地想到，我们现在身处渭河以南，渭河以南的人把所有渭河以北的人通通称作"陕北人"。果然，我问他们是陕北哪里人时，他们告诉我是蒲城人。

四个男人是亲兄弟，他们担心附近驻军路过时发现我们。那位妇女出主意说："你们弟兄把客人领到场院草房里歇着，我这就给做饭。"我把老乡刚刚塞给我的豆子面拿出来，给了她。她发现我脚上穿的鞋破了，又找出一双鞋给我换上。

兄弟几个把我们领到场院草房，我和他们拉了一会话。他们中的一个在附近民团当团丁，他问我："你能找到枪吗？要是有枪，我可以给你20块钱，还能办一个通行证。"

我想：我是红军，怎么能交枪换钱呢？便说："枪早就找不到了。"

团丁不介意地说："没关系，枪交不交由你。我们兄弟一定送你们出山。人都要出门，出了门就需要朋友，我们既交了朋友就保你们无事。"晚上，在他们家吃了饭，四兄弟中的两个就带我们上了路。他们不往沟的两头走，先翻山，再进入一条更窄的小山沟。送了一程后，他俩指点说："这条小河是向北流的，你们就顺着这条小河走，千万不要离开小河，一定能走出山。"

天明时分，我们安全地走出了终南山。同行的小战士讲耀县一带的方言，和我的一口陕北话差别很大，我们走在一起怕引起怀疑，便也分开了。

我走到华县境内的高塘塬上，实在是饿了，就在一户人家里干了一天活，我给他家用小车往地里推了一天粪，挣了两顿饭吃。华县和渭南交界的赤水镇是个大镇子，我没敢进镇绕了过去。晚上到了马庄，要了点馍和米汤，夜里就睡在一个废弃的炮楼子里。第二天再要饭，老乡们都不大愿意给。

我要饭到一户妇女家，那妇女问我："你给我家挖粪，我供你饭吃行不行？"我说："只要管饭就行。"于是在她家的猪圈里挖了一天粪，她供了我两顿饭。到了晚上，妇女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不错，再给你找个人家干活吧。"

她给我找的人家需要个短工，管吃不管住，每天另给40个铜板。这家还有一个锄地的雇工，是个半哑巴，我就和这个半哑巴一起干。男主人看来对我干的活还算满意，吃晚饭的时候问我："你住哪里？"我说："村边那个破炮楼子。"男主人说："本来讲好不管住的，怜你没个铺盖，今晚就和哑巴一起住我地里的草棚吧，我给你找一床被子盖。"

第二天，上午锄地，下午挖粪。晚上，男主人对我说："明天我家没有活了，你另找别人吧。"我说："不找了，我要走了。"男主人说："看你也不像个下苦的人。"我说："我原是在西安念书的学生，到北京考大学去，路上被土匪抢了，只得干活挣饭吃了。"男主人点点头，同情地说："那你明天早晨还来我家吃饭吧。"

第三天，我在他家吃了早饭，男主人给了我80个铜板的工钱，还给了我两个馍，让我带在路上充饥。我谢过他，出村往西北方向走，来到渭河边的仓头镇渡口。

我花40个铜板上了渡船，船刚离岸，渡口码头上忽然来了几个民团团丁，高声命令停船，说上边来了命令，要封锁渭河盘查红军。我一下紧张起来，要真是停船检查就糟了，我这陕北口音还不得漏了馅！好在那船夫只想挣铜板不愿找麻烦，他对团丁们说："我这船已经开了，船上都是本地人，没有红军。"说话间渡船已驶往河心，团丁们只得作罢。不一会渡船靠上了渭河北岸，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过了渭河，我穿过渭南县境进入富平县。为了避开民团，凡遇到集镇大村，我都绕开走。吃饭，或是用打短工挣来的铜板买馍，或是向老乡要。

一天傍晚，我在一个村子里要了些饭，再想找个人家借宿一晚，可谁家也不肯留我。老乡们说："谁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有个好心肠的老乡同情我，给了我几根火柴叫我到庙里去住。

我找到那座庙，进了庙门划着火柴一看，庙很大却没有和尚，只有一些呲牙咧嘴的神像，显得阴森可怕。我找了一块砖当枕头，在庙中间选了个干净地方躺下，脱下破衣裳盖在身上，可怎么也睡不着，一个多月来经历的种种艰险，一幕一幕出现在脑际。我心想：干革命真不容易呀，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自已经历的这些事讲给儿孙们听……想着想着，我进入了梦乡。

天刚亮，我就起身向西走，直奔三原县的武字区。在我印象中，武字区是渭北游击队的根据地，到那里能找到党组织。走到一个村的村边，我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重机枪射击声、迫击炮弹爆炸声。我问一位老乡："这里是不是武字区？"老乡摇着头告诉我："这是心字区。"他疑惑地反问我："你是干啥的？"

心字区是游击区，我们红二团曾在这里作战，我想可以对老乡亮明身份，就说："我是红二十六军回来送信的，要找渭北游击队。"老乡又摇摇头说："这村没有游击队。"他指着临近的一个村庄说："你到那个村去吧，那村里有共产党也有游击队。"

我又问："这阵枪炮是怎么回事？谁和谁打呀？"

老乡说："你还不知道？驻在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闹了兵变，参加红军了，杨虎城派兵来打王泰吉，他们正在辘辘把打哩。"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方面是快要找到党组织，快回到家了；另一方面是王泰吉那个团有一两千人，装备又好，他们起义可以壮大红军的力量啊！

我来到老乡指给我的那个村，看到几个青年正在村头拉话。我急不可待地走过去，直通通地说："我是红二十六军派回来送信找关系的，如果你们是党员就请告诉支部，如果你们是赤卫队就请告诉负责人。"

听了我的话，一个青年马上说："你跟我走吧。"他把我领到家里，悄声说："我是党员，那几个人不是的，你就住我家吧。"我激动得一把握住了他的手。他见我头发很长，找来个理发师傅给我理了发。

第二天，这位青年党员说他要找支部汇报去。我兴冲冲地在他家里等着他。可他回来后，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冷冷地告诉我：支部的人找不到，叫我到别的村找组织关系去。

我看出他已找到了负责人，只因我没有组织介绍信而怀疑我，便对他说："你告诉组织上，我原是骑兵连的，南下前还在这一带打过十七路军的骑兵。现在我的腿肿得不能走路了，你们如果怀疑我，可以雇个毛驴把我送到照金薛家寨去。到了那，革命委员会或是游击队总指挥部会付脚钱的。"

我的话打动了他，他说："我再去看看吧。"他这一次回来态度又变了，很热情地问我："前面二三里路有一个村，回来二十六军的一位班长，是步兵连的，你认识吗？"我说："步兵连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就算我不认识他，他也会认识我的。"

青年党员扶着我走到那个村，找到了那位班长。我一看，原来是步兵一连的一班长，熟人。一班长马上亲热地抱住我，诉说了他们被打散后的经历。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你们骑兵连的杨琪连长也回来了。"

一班长对青年党员说："兆相是红二十六军的警卫队长，骑兵连的干部，你快把他送到区委去吧。"青年党员又高兴又不好意思，连连向我说，实在对不起。

青年党员送我到三原县心字区的区委，见了区委书记韩学理。韩学理看我腿肿得厉害，就找来一辆车，将我拉到一个村治腿。10天后，我的腿好多了，能走路了，便化装成个木匠慢慢地走向照金根据地。

8月上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了照金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我找到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向他们汇报了我与志丹失散前后的情况。李妙斋和张秀山告诉我：红二团走后，照金根据地的形势一度很危急，后来，渭北游击队等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红四团和各路游击队英勇奋战，才把根据地支撑下来。

我还见到了许多从终南山脱险归来的同志。有杨琪、高锦纯、惠泽仁、刘约三、康健民、牛岗等。大家都听说了杜衡叛变的事，无不切齿痛恨这个无耻的叛徒。提起被断送的红二团，大家又都不胜惋惜。如果我们的红二团还在，加上红四团，以及王泰吉的起义部队，那么照金根据地的局面一定会大不一样的。

我在薛家寨休息了十几天，腿基本上好了。我想到自己原是陕北特委送来学军事的，还应再回到陕北去，就向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提出：希望回陕北工作。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同意我回陕北工作，张秀山亲自给我开了组织介绍信。

李云龙

1933年8月下旬，我与红二团的两位战友﹣﹣葭县人高照、米脂人牛岗一起回陕北，他们两位也是经批准回陕北工作的。为躲开盘查，我们先往西北走到甘肃庆阳，再往北进入陕北的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地区。

在安边，人们纷纷传说国民党军队最近在米脂县城枪杀了六名共产党员。当时虽不清楚遇难同志的姓名，我心里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兆卿的安危。走到葭县的高家寨，我们住在高照家里，高照的父亲也说了六位共产党员被枪杀的事，还说其中一位党员是神木人。我更加担心了。

我在高家寨与高照、牛岗分了手。我的腿刚刚痊愈，走路可以，但蹬水还不行，因此一路上凡遇没有桥的河，都是牛岗背着我蹬水过。这种战友之间的情分，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温暖。

从葭县往北，我进入神木县境。我没回家，先在温家川的小学校找到南乡区委负责人乔钟灵。他和我拉了一会话，却丝毫不涉及党和工作方面的事，直到我拆开衣襟，取出陕甘边特委的介绍信，他才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乔钟灵向我介绍了陕北特委7月间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是在葭县高起家坬召开的，因此又叫高起家坬会议。会议决定：创建红军游击队，加紧开辟神（木）府（谷）、绥（德）清（涧）、安（定）延（川）三块游击根据地。

介绍完会议情况，乔钟灵沉痛地告诉我："你哥哥兆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当选了陕北特委委员和军委书记。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另外五位同志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在米脂被杀害。兆卿生前对我们神府地区的工作贡献很大，他坚定的党性、高尚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后来，经过许多同志的叙述，我了解了兆卿牺牲的完整经过。

1932年9月，兆卿与我在安塞分手后，即按马文瑞的安排，返回米脂的特委机关，同行的还有我们村的一个本家族兄。兆卿随身携带着谢子长上缴给陕北特委的一笔经费，这笔经费引起了本家族兄的歹心，在米脂班家沟过无定河时，本家族兄用石头砸昏了兆卿，将他推进无定河，然后带着经费跑了。兆卿在河水的刺激下苏醒过来，挣扎着游上岸找到了陕北特委。兆卿养好伤后，陕北特委派他到神木、府谷巡视了一段时间，1933年7月他参加了高起家坬会议。会后，兆卿按特委分工，到安定去整顿红一支队。同行的还有红一支队政委毕维周、共产党员高禄孝。他们途经镇川堡，住在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中，被叛徒董培义出卖。董培义带着国民党米脂驻军将他们四人逮捕。兆卿他们四人及先期被捕的米脂区委负责人高庆恩、王守义遭到种种酷刑的折磨，仍坚贞不屈，拒绝招供。8月3日，国民党军队将兆卿等六位同志押往米脂城南的十里铺，将他们枪杀于无定河畔。临刑前，兆卿痛斥国民党卖国残民的罪行，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六位共产党员就义后，有三个人的遗体被群众冒死抢回，兆卿等另外三人的遗体，被国民党军队扔进无定河……听到兆卿牺牲的消息，我的心像撕裂开来一样，悲痛得难以抑制。乔钟灵安慰了我一阵，告诉我："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同志正在咱这里指导工作，你先回家去，过几天他会到你们村找你谈的。"

我一路上想着兆卿的事回到家里，决定先不把哥哥牺牲的事告诉父亲，以免他在这个突然的打击下出意外。

父亲见了我非常高兴，没说几句话就问我兆卿现在哪里。我强忍住悲痛，只说兆卿在红二十六军部队上工作。父亲望着我说："前些时候听说你牺牲了，好在那是个荒信，你平安回来了。你们弟兄做的那些事太危险了，家里人老是提心吊胆的，你们还是不要干了，好好地住在家里吧。"

我说："那不行，我还是要干下去，我也担心家里人受连累，不如把咱家搬到山西去吧。"

父亲见我决心已定，不再说这事了，但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放下心，心里还搁着兆卿的事。

第二天，我把兆卿的照片书刊、文件、文章、信函都收进了一个小箱子。

父亲觉得奇怪，问我："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我说："我们要搞游击队，收起来好一些，免得牵累家里人。"

我在家住了两天，马文瑞同志就来找我了。我向文瑞同志问起兆卿牺牲时的情况，文瑞告诉我："你哥哥他们六个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下毫不畏惧，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正说着，父亲听说来了客人，带着兆卿三岁的儿子黎明进窑来看望。我忙小声告诉文瑞："我哥哥牺牲的事，先不要给我爸说。"

我向父亲介绍说："大大，这是我哥哥的朋友马文瑞。"

父亲给文瑞递了烟，马上就问道："我们兆卿在外面不知怎样了？听说米脂枪打了六个人，我心里很担心，夜里睡不稳觉，老梦见兆卿回来了。这下他没回来，他相好的同志倒来了。你来时，他给家里捎话了没有？"

文瑞实在没法回答父亲，他搂着黎明，闷着头一口接一口的抽烟。我赶紧对父亲说："文瑞刚刚告诉我了，兆卿在红二十六军，没有事的。"

吃过饭，文瑞详细地给我解说了陕北特委高起家坬会议精神，然后说："你回来得正好，特委决定在神府地区成立一支红色游击队，正需要人指挥开展游击战争，你就留下来参加吧。"

我说："好吧，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接着干革命，替他们报仇。党组织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文瑞想得很周到，他担心我干游击队家里遭国民党迫害，就提醒我说："你该改个名字。"

我说："该改个什么名字呢？"

文瑞想了想说："老大牺牲了，老二接着干，你就叫王二吧。"

我点了点头。后来我当了神府红色武装的军事指挥员，真的用了"王二"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地区以及山西兴县，一度传得很广。

我随文瑞在康家山住了几天，文瑞一条一条给我分析了在神府创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还向我了解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以及照金根据地的现状。

临别，文瑞取出一支八音小手枪，说这枪是贾怀智从他当民团团总的哥哥那里弄来的。文瑞神色凝重地把枪交给我说："你在红二十六军锻炼了一年，当过警卫队长，搞军事斗争是骨干，希望你带着这支枪，把神府的游击队建立起来，开辟照金那样的根据地。"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收下了枪。

文瑞送给我的这支枪，随我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次战斗，我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

1933年秋季，神木南乡区委根据陕北特委高起家抓会议精神和马文瑞巡视工作时的指示，深入研究了建立游击队、开辟根据地的问题，认为在神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建立神府地区的红色武装﹣﹣红军特务队。

陕北特委对在神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一直很重视，仅1933年春便接连派崔田民、张达志、张毅忱（刘晓春）、马万里、韩生杰、雷合（老常）等同志到神木工作。他们来后，积极宣传建立红色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宣传毛泽东、朱德在南方创建根据地的情况，宣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打胜仗的消息，使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在神木南乡深入人心。我回到南乡后，有好几个贫苦农民见了我当头就问："怎么样？你从队伍上回来就有办法了吧？"我故意说："我到队伍上是混事去的，能有什么办法？"那几个人根本不信，七嘴八舌地说："不要哄我们了，我们都知道你是给咱们搬红军去了。"

经过神木南乡区委多年的努力，党的组织到1933年秋已有相当巩固的基础，共发展了十几个支部，200多名党员。南乡区委从1931年就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尝试，进行了一系列打土豪、斗地主、夺枪、筹款的活动。除兆卿组织的临时特务队那几次打土豪以外，较大的行动还有几次：

1932年，贺家川的党支部书记贺万生与黄河对岸山西兴县罗峪口的马旺全联合，收缴了从榆林来的收款委员的4支枪和1000元现款。但当过土匪的马旺全见财起意，吞没了枪和现款，劫持了贺万生，贺万生最终被国民党的神木县政府杀害。

1933年3月，陕北特委派来的张达志也在神木组织了一支临时特务队，实施了夺取民团枪支、打土豪两次行动，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得手。

1933年6月，南乡区委筹款买到一支手枪，派韩生杰和雷合截取高家堡区公所送往县城的一笔税款。韩生杰和雷合勇敢地把税款劫到手，却因人生地不熟而失败，700元税款得而复失，手枪被缴去，他们自己也被敌人用马拖到高家堡残杀。

这些行动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却起到了探路和启蒙的作用。南乡区委主要负责人贾怀光、贾令德、乔钟灵等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为组建特务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他们发动党、团员募款买枪，派人打入国民党军队搞枪，为了弄到武器想尽了办法。

那时候，搞到一支枪很不容易，两位派往太原买枪的同志还牺牲了生命。特务队最初的4支枪都有来历：区委花150块银元，在高家堡买到一支驳壳枪；又花40块银元在菜园沟刘烈俊家买到一支步枪；党员刘长德通过亲戚搞来一支手枪。区委还派邱家嫣的党员邱底鱼到神木县城的国民党驻军中当兵，邱底鱼当了8天兵就开了小差，背回来一支步枪、15板子弹。邱底鱼回来的那天，我正在贾家沟党员贾怀忠家里，贾怀忠见邱底鱼背回枪来，高兴得连声大喊："这下可有办法了！这下可有办法了！"

除了这4支枪，元昌湾的王伯林和山西兴县过来的铁匠大环，为我们打造了一些大刀、长矛、土枪。尽管搞到的武器数量少、质量差，正如同志们开玩笑所说的，我们只有"三颗子弹的八音子，石头捣的六轮子"，但毕竟为组建特务队创造了最起码的条件。

区委对特务队开展宣传工作也是重视的，在搞枪的同时，还买了油印机和一批油墨、蜡纸、纸张，准备印传单出布告用。

10月17日，我在康家山接到区委通知，要我第二天到距康家山20多里的尚家岊特务队的成立会。1933年10月18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一清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赶往尚家岊。路过温家川上西山（神木人习惯把窟野河以东的山区泛称为东山，窟野河以西的山区统称为西山。）时，遇到葭县乌龙铺的一个青年学生，名叫刘增吉，也是去参加特务队成立会的。我们一边登山，一边拉话，刘增吉问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你看我的吃苦精神怎么样？"我说："干游击队就要能吃苦才行啊。"

尚家岊地处深山凹，全村只有一户人家，住在大路侧下方的三孔窑洞里，因此即便走在大路上，不仔细观察也看不到相距只有十几米的窑院。

我们走进主人张景新家，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已经先到了。等了一会，其他同志也陆续到了。有陕北特委派来的绥德人李成兰、李成荣兄弟，清涧人高家德，本县贾家沟的贾兰枝，中家场的乔六十，加上我和刘增吉，一共七个人。李成兰是我在红二十六军时的战友，也经受过终南山的考验，九死一生后再相见，自然倍感亲热。

会议开始，贾怀光代表南乡区委宣布："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和神府人民的迫切要求，神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今天正式成立！经陕北特委批准，它的名字暂称"神木红军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队员就是今天到的五位同志。"贾怀光接着说："咱们这是被逼上梁山啊！梁山好汉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咱们要大闹神府葭榆地区，要叫白军、县府、地主、豪绅不得安宁。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要像南边的红军一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齐心合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我们为穷苦人打天下，一定不怕流血牺牲，勇敢作战到底。贾怀光最后说："我们要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干下去！"

特务队成立会结束后，主人张景新为了庆贺神府红色武装的诞生，专门宰了自家的一只羊，炖了一锅羊肉。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羊肉，热烈地议论着特务队的当前任务和发展壮大的远景，个个充满了信心。

我想到了英勇牺牲的兆卿，想到了百折不挠的刘志丹，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对待革命事业，把特务队带好，成为令敌人害怕的红色武装。

特务队成立的当天晚上，进行了第一次行动﹣﹣到温家川打土豪温士尚。

们兵分两路下了西山，队长李成兰带领三个人到温士尚家，我带领两个人到温士尚开的店铺。但在这两处都没有抓到温士尚，队员刘增吉过于紧张，枪走火打死了温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两路人会合后，我们觉得误伤了这个姑娘影响不好，原计划以红军名义张贴的布告不贴了。特务队撤过窟野河，隐蔽在东山长坡村的党员刘文祥家里。

不料，我们的行踪被阎家堡豪绅阎守仁探听到，他立即报告给驻盘塘镇的国民党军五一四团四连。连长鲁仰尼派出两个排来抓特务队，一个排由阎守仁带路到长坡村刘文祥家，另一个排由我们邻村的王科成带路到王家后抓我家。

敌军一出动，我们就得到了消息，特务队迅速过窟野河转移到了西山。敌军抓不到特务队，就放火烧了刘文祥家和我家，还把刘文祥的伯父和我父亲绑走。敌军士兵把两位老人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烙铁烫，百般拷打，两位老人没有吐露一点特务队的情况。

敌军审讯我父亲时，拷问他："你儿子是不是共产党、红军？"父亲说："儿子大了，是不是共产党、红军，他不给我说，我怎能知道？"敌军又要父亲答应把我抓回来，父亲说："你们这么多队伍还抓不住他，叫我一个老百姓到哪里去抓？"后来，经盘塘镇上的绅士说合，鲁仰尼敲诈了120块钱，将两位老人放回了家。

我们在温家川那次不成功的打土豪行动，被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当成了证据，他们把特务队说成是"土匪"，污蔑我"当了土匪"，到处散布："特务队不分贫富，一概都抢"；他们还编出了个顺口溜教人唱："穷人要知道，富人要觉晓，共产党来了，一齐都糟糕。"群众不明真相，不知道特务队是什么队伍，有的人也跟着哄传。我当时对"共匪"、"赤匪"的帽子并不介意，惟独反感"土匪"这顶帽子，每次听到都十分恼火。我认为应该尽快行动，用事实揭穿敌人的污蔑，消除群众的误会。

特务队转移到西山后，原想打高家堡的民团。这支民团内部有好几名共产党员，团总史仙洲也是党员，我们想让他们作内应。可是高家堡党支部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他们可以利用民团的合法地位作掩护，长期开展党的工作。我们只好放弃了打高家堡的计划。

这时，陕北特委派高朗亭、罗勇宽来支援神府特务队，我们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特委对特务队的关怀和支持，大家的信心更强了。

10月下旬的一天，区委书记贾怀光派人来送信，要求特务队立即返回窟野河畔执行任务，我们连夜赶到贾家沟附近的康家山。贾怀光告诉我们：贾家沟的贾正官和贾凤隆，多次带领国民党军和民团捕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区委决定处决这两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走狗。

经过周密准备，我们选在贾凤隆妹妹出嫁那天动手。特务队化装成贾家阳崖大地主贾怀德的民团，大摇大摆地进了贾家沟。贾凤隆家里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我们找到贾凤隆，假称要他带路去抓共产党。贾凤隆满口答应，连喜事也撂下不办了，跟上我们就走。我们要贾凤隆把贾正官也找来，他又是满口答应，领着我们来到贾正官家。贾正官刚被贾凤隆叫出家门，队员们马上把他俩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我告诉他俩：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特务队，今天代表人民处决他们。贾正官和贾凤隆吓得面无人色，平时狗仗人势的威风劲一点也没有了。

我们在贾家沟村外的山崖下处决了贾正官和贾凤隆，贴出了神木红军特务队的第一张布告。布告历数了贾正官、贾凤隆向敌军告密、搜捕共产党员的罪行，还说明我们特务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

镇压了二贾，我们紧接着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插到窟野河东的阴寨子村，去抓号称"东山王"的地主乔世元。乔世元不在家，我们就抓了他的弟弟乔世清。经向村里群众了解，乔世清与其兄不同，为人比较开明，没做过什么坏事，我们就没有动他，只向他讲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两天后让他家里人用钱赎回去了。乔世清对特务队印象不错，回去后逢人便讲："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讲道理，有本事。"

此后，我们连日出动，在葭县北沙坡西沟村、尚家茆村南路和红教寺镇压了几名罪恶较大的衙役。衙役就是县政府派下来收税的税吏，由于这时老百姓仍旧把县政府称作衙门，所以也把税吏称作衙役。在红教寺，装扮成交税农民的特务队员问衙役："一只羊收多少税？""一头猪收多少税？"神气活现的衙役刚答出数目字，特务队员们便掏出枪说："你的头收多少税？"衙役哆嗦着跪下求饶，我们没收税款后，将衙役处决。

特务队的行动是机动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在东山镇压了衙役后，马上转移到西山；在西山打了土豪，又连夜到东山隐蔽。常常是白天隐蔽，夜间四出活动。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是哪里出了事往哪里跑，所以总是找不到我们。

特务队的行动震动了四乡，群众到处传诵："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原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我们杀的是恶霸豪绅和衙役，都是老百姓最恨的坏人，从此不再相信国民党和地主的宣传，转而支持我们。有些群众还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特务队来当兵。王家后抓的王补梅老大娘，一下把大儿子六八、二儿子二八都送到特务队，她还经常为特务队站岗放哨，缝衣做饭，看护伤病员，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王妈妈"。

群众的支援和拥护使我们如鱼得水，我们的行动敌军侦察不到，而敌军一出动，我们马上就能得到消息。我们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在许多村庄组织了秘密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

为了不使群众受牵连，不暴露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我们每到一个村，都尽可能不让党员和贫苦农民出面接待，而是到那些比较开明的小地主、富农或村长家里住宿。这样一来，这些人便不敢到敌军那里通风报信了，接待我们几次后，他们觉得红军并不像国民党说得那样可怕，有的人就慢慢靠近我们了。而贫苦农民看到特务队处处为他们着想，与我们更加心贴心了。

11月初，陕北特委又派马佩勋、马万里、张衡三位同志带着三支驳壳枪来神府加强特务队。马佩勋他们从吴堡动身，装扮成山西买大烟的商人，冒着危险通过敌军的封锁线，进入神木境内的张家沟。他们正在党员张四小家喝水时，遭到地主张宗昌的盘查，马佩勋拔出手枪打死了张宗昌。张家沟的群众不明马佩勋等人的身份，大喊"来土匪了！"马佩勋他们赶紧爬上后山才得以脱身，又转了几天在新寨子找到了我们。

特务队增加了人、枪，军心大振。当天晚上，我们就到龙尾步打土豪，缴到了几头骡子和一批银元、大烟土。我们派贾如胜等同志给特委送去两头骡子和100块银元，第一次在经济上支援了特委。

当天夜里，我们在虎头茆宿营，马佩勋的手枪不慎走火，击伤了李成兰的膝盖骨。枪声暴露了目标，我们不能在虎头茆久留，于是把李成兰送到刘家老庄养伤，并留下李成荣和乔六十照顾他。不幸的是，我们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发现了他们，派兵来抓捕。最终，李成荣被烧死在地窖里，李成兰和乔六十被敌军抓走杀害。特务队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同志牺牲，而且一下子就牺牲了三个人，我们都感到十分悲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特务队就打开了局面。老百姓传说：特务队与南边刘志丹、谢子长的红军是一回事，队员个个是"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谁干了什么坏事，特务队马上就能知道；红军、特务队都有神力，没有枪，一伸手枪就来，没有饭，一张口饭就到了。那些平日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害了怕，纷纷逃往县城和驻有国民党军队的集镇。一时间，县里的衙役不敢下乡收款催税了，地主不敢逼租了，放高利贷的财主也不敢讨债了，贫苦农民的日子好过一些了。

李云龙

马佩勋等同志来到特务队后，传达了陕北特委的决定：根据陕北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势，神木红军特务队应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

1933年11月7日，在松树峰村，贾怀光代表陕北特委宣布：神木红军特务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红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全队有20多人，八九支枪。

当时，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游击队共有三支，除我们三支队外，还有战斗在安定、延川、延安一带的红一支队，战斗在清涧、绥德一带的红二支队。到了1934年上半年，陕北特委又在吴堡组建了红四支队，在绥德组建了红五支队，在葭县南部组建了红六支队，陕北的土地革命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红三支队改编不久，在支队内部围绕活动方式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部队初创，力量小，经验少，不能跟敌军硬拼，行动要尽量隐蔽，要避免党组织和群众遭受不必要的的牵连和损失。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当了共产党和红军，就不能怕这怕那，应该亮出红旗公开干，敌人来了就打，打不赢就跑，不必怕群众受损失，受损失可以逼得群众起来造反。

我是持前一种意见的。常有群众对我们说："你们来了我们高兴，可你们一走，白军来报复，我们就受不了。"有一次，红三支队在菜园沟住了一夜，没有注意保密，敌军随后开到菜园沟，杀害了17名不肯讲出红军去向的群众，其中包括一个15岁的孩子。敌军士兵对那个孩子说："只要你讲一句见过红军，就把你放了，不讲马上打死你！"孩子一口咬定没有见过红军，终被敌军士兵残忍地用铡刀杀害。乡亲们宁死也要保护红军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但这样好的群众，我们就不该珍惜他们的生命吗？可是，我的意见占少数，被批评为"胆小、怕敌人"。

两种意见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公开的争论。一次，红三支队驻进崔家沟，我要求队员们白天不要外出，以免暴露部队的行踪，如果有人违反命令，就要执行纪律。可是到了中午，忽然发现一个战士不见了。我请村里的党员帮助找，竟在张家条的一个娼妇家里找到了他。我很恼火，叫人把这个战士捆了起来。队里开会商量处理意见时，其他领导同志却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宣布白天不要外出的命令本身就不对。

我说："不注意保密，敌人知道了我们的驻地怎么办？"

他们说："怕什么？敌人来了就打嘛。"

我说："宣布了的命令不执行，这还像个部队吗？"

他们说："宣布了的命令也要看对不对，对就执行，不对就不执行。"

争论了好一会，还是各持己见，只好把这个战士送到特委去处理。

过了几天，敌人得知红三支队在崔家沟和张家条驻过，派兵到这两个村枪杀了十几个群众。张家条的张地有本来已被拉出去枪毙，但行刑的士兵连打了两枪都因子弹瞎火而未打响，敌军连长很迷信，说这个人命大，不该死，这才把他放了。张地有后来参加了红三支队，当了通信员、侦察员。

两种意见的分歧，逐渐影响到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以及支队领导之间的团结。

1934年2月，春节前夕，陕北特委派张毅忱来到红三支队，传达了特委改组支队领导的决定：调马万里和我回特委工作，任命我为陕北特委特务队长；任命高朗亭为红三支队代理队长，张毅忱任政委。显然，把队长、政委都调走，是特委为解决两种意见之争采取的组织措施。

特委的决定宣布后，马万里很快就去了特委，我因南下的路线、沿途的关系都不大熟，没有马上动身，向组织上请假回了家。我离队后，红三支队即打出了红旗公开活动。

3月中旬，陕北特委派高长久来，主持成立了中共神木县委，贾怀光任县委书记，贾令德、乔钟灵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县委下设东区委和西区委。

4月间，我接到县委书记贾怀光的信，说红三支队公开活动后屡受挫折，群众被杀害多人，高朗亭、张毅忱被调回陕北特委，罗永宽也调走了。贾怀光通知我不必去陕北特委了，仍回红三支队当队长，他自己兼任政委。

我回到红三支队后，同志们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恢复了隐蔽活动的方式。群众也密切配合我们，迅速改变了被敌军追击到处不能立足的局面。

群众对红三支队的支持和协助十分令人感动。我们要到一个村宿营，这个村的乡亲们会预先把狗关起来，或者用绳子把狗嘴捆住，不让它吠叫走漏风声。等我们进村住下，乡亲们又会用树枝或扫帚把我们的脚印扫掉。一次我们由高家山出发去打伏击，村里人为不暴露目标，特地赶着一群羊跟在队伍后面踩掉脚印。有时我们在房东家休息，房东把门一锁，照常下地干活。

有两次，我们几乎与敌军打照面，还是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化险为夷。一次是我们刚到张家沟，敌军的一个连也开进了村，我们隐蔽在群众家，敌军东转西转了半天也没发现我们。另一次我们驻在高家塌村一个独门独户的人家，敌军突然来了，房东不慌不忙地把敌军官兵让进他家的另一孔窑洞，点烟递水地招待了一番，敌军万万想不到他们要找的红军就在隔壁，抽足了烟喝够了水，走了。

这段时间，我们镇压了一些民愤较大的土豪，把土豪的粮食、财产分给了群众。打土豪时我们注意掌握政策，对民愤不大，没做过什么坏事的地主，没收财产后即予释放。我们还协助县委和区委，在条件成熟的村庄发展党组织，建立村政权。渐渐地，国民党的村政权一个个瓦解、瘫痪了，除了有敌军驻守的盘塘镇、沙峁镇、沙峁头、万户峪等集镇外，神木、府谷南部和葭县北部越来越多的村庄变成了我们的天下。

4月，沙峁镇的白军调走了，只剩下20多个警察留守。地方党组织希望我们乘此机会去打沙峁镇。沙峁镇有100多户人家，是神木县和山西兴县通商的必经之路，如果打下来必能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况且警察的战斗力不强，比较易于取胜。我们考虑后，决定打这一仗。

我先派出了两个战士去摸敌人的哨兵，随后带着其他十几个人前去包围警察驻地。可我们一直走到警察驻的窑洞脑畔，摸哨兵的两个战士仍无动静。后来才知道他俩走错路耽误了时间。

我趴在脑畔上观察敌情时，被敌哨兵发现，敌哨兵在慌乱中放了一枪，撒腿就跑。我们一拥而上，将警察驻的窑洞包围。

我们没有攻坚的重武器，连手榴弹也没有，一时攻不进窑洞。警察们也不敢出来，只是不断向外射击，死守着窑门。对峙中，战士白明千中弹牺牲。我看再拖下去也消灭不了敌人，还可能增加伤亡，下令撤出了战斗。

这一仗，是红三支队第一次主动进攻敌人的正规军警，虽不成功，却锻炼了部队，我在军事指挥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红三支队撤到呼家庄时，陕北特委派杨文谟来接替贾怀光担任政委。文谟在红二十六军当过指导员，打仗勇敢，善于团结同志，组织纪律性强，我把他介绍给同志们，大家都很欢迎他。

5月里的一天，红三支队捕杀乡长王克宽后，在孟家墕宿营。早饭后，大家正在议论如何镇压恶霸、反击民团，石沟村的党员黄进山满头大汗地跑来报告，说贾怀德民团的大队长王全誉带着几个团丁回到九坬村办丧事，都带着枪。

我和文谟召集班长开会，研究打还是不打。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消灭这股敌人很有把握，我们下了打的决心。

行动前，文谟对战士们说："咱们枪少，子弹少，看不到敌人不要打枪，要向敌人喊话：'我们是红军'、'不要为地主老财卖命了'、'交枪不杀'、'交了枪给路费放回家'。战斗打响后，人人都要听指挥，要紧紧包围住敌人，不能让敌人跑了。"

我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一班从东向西包围，二班由西向东包围。战士们情绪很高，有的说："五六个烂团丁，咱们20多个人，几个人抱一个也把他们收拾了。"也有同志提出不能轻敌："这是打仗，不是摔跤，敌人手里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可不敢大意。"

吃完午饭，我集合了部队出发。黄进山带路，二班走在前，队部在中间，一班走在后面。9里多路，不一会就跑到了。

一班、二班按部署包围了民团团丁驻扎的窑院。战士张荣生看到放哨的团丁端枪向我瞄准，抢先下手，一枪击毙了那个团丁。战士贾克献用老式毛瑟枪对着团丁藏身的窑洞放了两枪，掩护同志们冲进院内。

院内只有一个人拿着扫帚低头扫地，我们捉住他，他自称是放羊的。有战士说："你在院里放的什么羊？"那人浑身哆嗦答不上来。我们给他做了工作，告诉他我们是红军，穷人不打穷人，只要肯把枪交出来，就可以给路费放回家。那人这才承认是团丁，表示愿意交枪。他从草房中取出一支步枪、三排子弹。接着，我们向窑洞中喊话，躲在窑洞里的两名团丁扔出枪来，乖乖地当了俘虏。问起王全誉的下落，俘虏们说，王全誉对九坬村里情况很熟，听到枪声就翻墙跳出院子跑了。

文谟向俘虏们宣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告诫他们回家去该好好劳动，再不要为地主老财卖命了，不然，我们红军决不客气。宣讲完，我们给俘虏每人发了一块钱，放了他们。

九坬战斗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了，击毙1名团丁，俘虏3名团丁。还有1名团丁在村头放哨，枪一响吓得丢下枪逃跑了。所以我们一共缴枪5支，缴获子弹10多排。我方无一伤亡。此战鼓舞了全队的士气，提高了战士们的信心。

国民党当局为了对付红三支队，在神木南乡的贾家阳崖、乔岔滩、太和寨、新寨子，府谷南部的马镇、盘塘镇，葭县北部的万户峪等地扶植起了由地主任团总的民团。大多数民团不仅与红三支队作对，还搜刮、欺压群众，民愤极大。县委希望我们打掉一股民团，煞一煞地主武装的威风。

太和寨民团团总王进成是个恶霸地主，手下团丁有20多个，多一半是神木城里的地痞、流氓、大烟鬼。这股民团刚刚组织起来不久，战斗力不强，且没有构筑防御工事，距国民党正规军的据点也比较远。分析这些情况后，我们决定首先打太和寨民团。

距太和寨10里路的贾家阳崖也驻有一股民团，团总是地主贾怀德，团丁有30多人。我们在九坬村打的，就是这股民团。与王进成相比，贾怀德反共不怎么积极，不得已时才敷衍一下。我们在九坬战斗中缴了他5支枪，他也没进行报复。贾怀德与王进成之间矛盾很深，我们认为，充分利用他们的矛盾，完全可以使贾怀德不去增援王进成。

贾怀德的弟弟贾怀智和贾怀安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派贾怀安到贾家阳崖告诉贾怀德：红三支队要打的是王进成，没有打他的意思，请他放心。但是设身处地为他考虑，贾家阳崖离太和寨样近，我们打王进成他却不去增援，国民党军队肯定会找他的麻烦。希望他提前把自己的民团拉到沙峁头去，这样我们打太和寨时，他就可以置身事外了。贾怀德听从了我们的意见，第二天就借故把自己的民团拉到黄河边上的沙峁头去了，那里距太和寨有四五十里路。

6月30日，我们从白家沟来到贾家阳崖，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战斗。但在贾家阳崖了解情况深入研究后，我们感到对太和寨的敌情掌握得还不够，还需进一步侦察，便又把部队撤回白家沟。

第二天，我化装成农民，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来到太和寨对面的山上，一边锄地，一边细细地察看了地形。太和寨座落在两山之间的狭窄川道中，王进成的民团驻村中央独立的院落三官庙，庙的南面是高墙，北面靠山，山坡上有块场院，民团的岗哨就设在场院里。我特别留意地看了看庙门，南北面各有一个。

侦察归来，我向县委和支队的同志们介绍了太和寨的情况，建议在天亮以前，趁着那些大烟鬼团丁熟睡之机摸哨兵，再由哨兵带路进三官庙，争取把敌人堵在被窝里，一枪不放就解决战斗。大家同意我提出的打法。为弥补兵力不足，县委又动员来几十名赤卫队员助战。

出发前，我做了具体的战斗部署：红三支队在前担任主攻，赤卫队随后跟进；我带领一个班抓哨兵，从南门进院，杨文谟带一个班扛梯子登上庙顶压制敌人，温治恭带一个班堵北门。7月2日拂晓，我们赶到太和寨北面的山上，悄悄下山接近了场院。脚步声惊动了民团的哨兵，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谁？"

我一个箭步上前抓住哨兵的枪，低声喝道："不准叫，再叫就打死你！"哨兵哆嗦成一团，不敢吭声了。

这时，一个初次参加战斗的同志紧张过度，枪走了火。枪声一响，敌人有了防备，原来的作战计划就行不通了。我大喊了一声："快往下冲！"带着队伍冲下坡去堵住了南门。杨文谟也带头登上了庙顶，温治恭领人封锁了北门。

几个民团团丁急忙往庙顶上爬，想控制制高点，杨文谟指挥战士们打过去一阵排子枪，将团丁们压了下去。团丁们几次想突出庙院逃生，都被我们堵了回去。可我们要想冲进院门也很难，团丁们一个劲放枪，用密集的火力把庙院门封锁得严严的。我接受了打沙峁镇的教训，叫战士们不要硬冲。

相持了两三个钟头，我猛然想起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过的"围三缺一"的打法：我们四面包围，势必逼得敌人凭险死守；而网开一面，敌人就会逃跑，我们可以在追击中歼灭他们。我和杨文谟、温治恭商量了一下，决定放开北门。

我们刚刚撤离北门，团丁们果然三五成群跑了出来，没命地逃向村外。我们立时发起追击，把团丁们冲得七零八落。追出去三四里路，就俘虏了20多人，缴获长短枪20多支。只可惜王进成和他的马弁逃得太快，没有能抓住。战后清点伤亡，我们只牺牲了1个同志。

战斗结束后，太和寨群众召开了庆祝会。乡亲们端出新蒸的窝头、新熬的枣稀饭慰劳我们。许多人高兴地说："这下可给咱老百姓除了大害啦！"一位老大娘送来了刚煮的鸡蛋，一面往战士们的手里塞一面说："孩子们，快吃吧，吃饱了好打那些坏家伙！"

处理俘虏时出了麻烦。我们让俘虏们吃了饭，每人发给一块钱，正要放他们走时，乡亲们却涌过来，拦住我们死活也不让放。原来这些俘虏中，有几个做过不少坏事，乡亲们恨透了他们。我们一再向乡亲们解释，红军对俘虏是不打骂、不杀头的，可乡亲们一定要惩办一个收过税款的团丁，说他打人骂人、槽蹋妇女，说什么也得杀了他。最后，经过县委负责同志批准，我们把那个作恶多端的团丁处决。

其余团丁被放回了家。他们走的时候低着头小声说："以后可再也不敢干坏事了，要不然，就是红军能饶，百姓也不饶啊。"

李云龙

太和寨战斗胜利后，红三支队威名大振，部队一下扩充到五六十人，编为两个中队。一中队长温治恭，指导员王宗光；二中队长刘德，指导员贾如胜；每个中队下设两个班。我们感到公开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红三支队行军、开会、出操、打土豪、分财产，都亮出了红旗。

这时，我们得知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我们红三支队也属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序列，但因我们活动的地区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安定地域阻隔，中间有几百里宽的敌占区，又无电台联络，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独立作战。

1934年8月上旬，驻神木县城的国民党军五一四团团长罗德新，派兵赶着牲口从盘塘镇往神木城运送布匹、皮鞋等物资。这支运输队行至菜园沟西山时，被当地赤卫队截获，布匹分给了周围村庄的贫苦农民，皮鞋被赤卫队员留下自用。

8月8日，驻盘塘镇的敌五一四团四连连长鲁仰尼派一排长张崇俊代理连长，率一排、二排到菜园沟报复。敌军把菜园沟村全村群众围堵在一个崖窑里，准备用柴草连熏带烧折磨死。崖窑，是旧时陕北人为防兵乱、匪扰挖成的坑道式窑洞，一般挖在悬崖距地面几米处，人登梯进窑后再撤了梯，以此防身。但这种崖窑很难挡住装备着枪炮、手榴弹的正规军，菜园沟群众的处境十分危急。

那天，红三支队在刘家城宿营，张全堡的一位老乡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鲁疯子派兵到菜园沟，要把全村上百口人都整死，你们快去救人吧！"

"鲁疯子"是盘塘镇一带的乡亲们给鲁仰尼起的外号，我们向老乡问明情况，决定立刻集合部队前往营救。当时我正患伤寒病，动不了，就由温治恭代理支队长，与杨文谟一起率红三支队赶往菜园沟。

红三支队强行军赶到菜园沟北梁，地方党组织动员的上千名赤卫队员也随后赶到了。周围村庄的群众闻讯，纷纷携带大刀、长矛、农具自动赶来助威。菜园沟村外一下子聚集起了好几千人，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把两个排敌军围得水泄不通。

敌军虽是正规军，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军心动摇、乱作一团。红三支队一面向敌军退守的小山包进逼，一面唱起了瓦解敌军的歌曲。这支歌曲是《苏武牧羊》的老曲调，被我们重新填了词，歌词是：

叫声白军弟兄们，

你们也是苦出身，

因为没饭吃被迫当了兵。

家有父母亲哭死难相逢，

妻子守空房两眼泪淋淋。

你们快觉醒，

哗变当红军！

忽然，敌军那边有人喊道："王兆相在不在？"

我曾对文谟讲过，驻盘塘镇的敌军四连里，有一名排长是共产党员，叫刘鸿飞。文谟这时马上想到了他，随机应变地大声说："刘鸿飞，你现在不起义还等什么！"

文谟猜对了，问话的果然是刘鸿飞。不一会，刘鸿飞就把驳壳枪扔了过来，他手下的二排全体士兵也跟着他向红三支队交了枪。代理连长的一排长张崇俊见二排交了枪，自知大势已去，也带着一排士兵举手投降了。

菜园沟的群众得救了，乡亲们抱着红三支队的战士们哭个不停。来助战的赤卫队员和各村群众群情振奋，当下就有不少年轻人坚决要求当红军。

我们对起义和俘虏的四连官兵进行了教育，多数人，包括张崇俊都愿意当红军，我们欢迎他们留下来。对少数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放了他们。

地下党员刘鸿飞，军事知识丰富，军事技术也很扎实，后来我们报请县委批准，任命他当了红三支队的参谋长。鸿飞同志率二排起义后立即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让红三支队的战士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前往盘塘镇歼灭敌四连连部和仅剩的三排；二是在菜园沟设伏，等待鲁仰尼派来的后续部队加以歼灭。这两条建议都很有见地，可惜的是文谟和温治恭当时对刘鸿飞还不摸底，为稳妥起见没有采纳。后来得到报告，鲁仰尼果然派了十几个人到菜园沟窥伺动静，假如当时采纳了刘鸿飞的建议，歼灭这股敌人是很有把握的。

红三支队的连战连捷，打开了神府葭榆地区革命形势的新局面。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许多村庄的群众派出代表，主动请地方党组织和红三支队到他们那里去开辟工作。我在红二十六军时听到过两句"信天游":"红军共产党天心顺，全天下的老百姓都随红军。"现在这两句信天游也传唱到了神府葭榆，"跟共产党，随红军"成了深入人心的口号。

我们红三支队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欢迎。-些并不宽裕的人家，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一定要把舍不得吃的羊肉、鸡蛋、白面、红枣留给我们，不吃、不收还不行。更有一些群众，为了掩护红军宁愿舍出性命。

一次，驻沙峁镇的国民党军队探听到红三支队在石沟村宿营，出动了一个连偷袭石沟。红三支队发觉敌军动向后紧急撤往村东南。敌军在石沟扑了空，强迫黄进山的父亲带路去追。黄进山的父亲故意把敌军引向村东北，走了十几里冤枉路，敌军连长才发现上当，恼羞成怒之下，命令敌兵用乱刀将黄进山的父亲砍死。

另一次在姚家新庄，红三支队的一个班正吃饭时，敌军进了村。房东姚明广把战士们藏进地窖，自己怀揣一把菜刀监视敌军。敌军来到姚明广家，没有搜查地窖，抢了些鸡蛋就走了。事后姚明广告诉我，一旦白军发现了红军，他是会拔刀与白军拼命的！

这样感人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我印象中，菜园沟、崔白家沟、张家沟、沙峁头、王家庄、马家沟……许多村庄都有群众为保护和帮助红军而被国民党军队杀害。

红三支队打仗，经常得到赤卫队的配合与协助。除上述太和寨、菜园沟战斗外，赤卫队还随我们参加了栏杆堡战斗。战斗打响后，赤卫队员们抬来了四门清朝军队废弃的大炮，这些炮虽是前膛炮，只能发射碎铁块制成的弹丸，威力并不大，但放炮时的响声却震天动地，把不明底细的国民党军队吓得心惊胆颤。赤卫队在这次战斗中用大刀、长矛击毙了几名敌军士兵，缴到了一支步枪，我同意将这支步枪留给他们，并当众宣布：今后凡是赤卫队缴获的枪支，就归赤卫队员使用。

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下，经过红三支队的浴血苦战，到了1934年的秋天，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四县交界地区初步建立起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东起神木、府谷、葭县的黄河沿岸，西至高家堡和榆林的建安堡，南起葭县的朱家瓜、通秦寨（通镇）,北至府谷的滩坝、黄甫一带。东西约150里，南北约400多里，总面积约有4.2万平方里，总人口约有14万。

在根据地内，陆续设立了神木、府谷、葭北三个共产党县委和三个共青团县委，共有党员2000多名，团员1000多名。区、村两级基层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也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赤卫队、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

根据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红三支队迅速发展到了200多人、100多支枪。那时我们遇到的难题，不是如何动员青年参加红军，而是想办法说服兴冲冲地跑来参军的青年暂时回去，因为红三支队的枪支武器不够用，一时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战斗在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武装，除红三支队外，还有红七支队、红十一支队、红二十一支队。各区并建立起了地方武装特务队。各支队的简况如下：

1934年6月，府谷县委委员韩峰（韩是今）来到红三支队，向神木县委书记张晨钟（张承忠）、杨文谟和我介绍了府谷县的革命形势。我们听后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府谷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派贺伟等4名同志携带枪支随韩峰去府谷，协助打开局面。韩峰等同志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十几个人、十几支枪。9月，府谷游击队被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韩峰任队长兼政委。

1934年8月25日，陕北游击队临时第五支队在神木高家堡点崖村建立，高永明任队长，李万林任政委。一个多月后，临时第五支队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刘德任队长，贾如胜任政委。红十一支队主要活动在神木、葭县、榆林的边界地带。红二十一支队建立时间稍晚，王子杰任队长，主要活动区域是葭县北部的葭芦河两岸。

各支队与红三支队密切协同、配合作战，使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空前高涨，控制区域也不断扩大。

根据地群众怀着喜悦的心情，传唱着赞诵红军的"信天游":

一把轮子闹起来，

共产党领导游击开。

七个红军抓豪绅，

革命越闹越气派。

二号匣子震天响，

跟上红军去提枪。

人人都赞红军好，

一心一意把穷人保。

八音盒子咯叭叭响，

共产党领导建武装。

红军打仗真英豪，

打得白军把枪缴。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自形成之后，就再也没有沦于敌手。无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这块革命根据地始终红旗不倒，一直处在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领导下。这是非常值得神府葭榆人民为之自豪的。

李云龙

1935年初，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占贵州遵义，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开始四渡赤水作战。蒋介石一面调集中央军和黔军、滇军、川军、湘军、桂军围堵中央红军，一面电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五省军阀部队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于安定周家崎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自此统称"西北红军"。但此时，我们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却因敌军的严密封锁而中断，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关于反"围剿"的战略部署，神府葭榆根据地的领导者毫无所知。

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中，神府葭榆根据地被列为"围剿"的重点之一。国民党军队出动5000余人，在神木县城设立"剿共司令部"，由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任总指城设立"剿共司令部"，由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任总指挥。刘润民亲自率领五一二团和五一四团由府谷向南推进，电令五一五团和郭青云（郭四儿）骑兵营由葭县向北推进。另外，阎锡山的晋军七十一师在黄河东岸从保德至临县布防，封堵神府红军东去道路。

这次"围剿"，敌军吸取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按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政治上编设保甲、合并村庄，组织肃反委员会，胁迫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自首、具结；军事上修堡筑碉、步步为营，企图彻底摧垮神府葭榆根据地。

这时候，神府葭榆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仍沉醉于1934年取得的胜利中，对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思想准备不足。敌军已侵入府谷苏区腹地，主要领导者不仅没有动员根据地全体军民投入反"围剿"的斗争，相反还将在府谷苏区发展、壮大起来的红七支队抽调走，改编为红三团的骑兵连。红七支队改编调走后，虽组建了新的红七支队，但队员只有十几名，枪也只有几支，力量大大削弱。

在府谷苏区享有很高威望的韩峰，被调到红三团任参谋长。可尚未到职，又命令他北上绥远黄河河套地区，接应屯垦队哗变武装。韩峰调走后，主要领导者把呼子文派到府谷任县委书记。呼子文人地两生本无群众基础，又猜忌、排挤府谷的当地干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无法立足，加之他本人又严重地悲观动摇，所以很快就撤回神木。

府谷北区苏区保存着一批打土豪得来的元宝、白洋、大烟土，价值数万元。当地干部本想动用这笔经费到绥远或山西买枪支子弹，但主要领导者不批准，他认为红军应该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子弹，而不该花钱买。结果敌军占领府谷北区苏区后，这笔得来不易的经费全部落入敌手。

敌军占领府谷北区苏区后，继续向府谷南区苏区和神木苏区推进1935年2月中旬，在未侦察清楚敌军确切人数的情况下，主要领导者就决定进行郭家岊战斗。战斗打响后才搞清敌军有100多人。接替我担任红三团团长的，是参加万户峪兵变起义过来的薛荣祥。他按主要领导者的要求带头冲锋，结果与战士李成胜等中弹牺牲，另有9人负伤。

郭家岊战斗失利后，红三团的许多同志向王达成提出，希望将我调回红三团工作。王达成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写信要我返回红三团。我与王达成见面后，他对我说："薛荣祥牺牲了，前几天刚宣布了命令，温治恭任红三团团长，你就当副团长吧。现在府谷形势吃紧，你赶快带一个连到府谷去，恢复府谷北区。"我没有较当团长还是副团长，立刻接受了任务。

我带着红三团的一个连刚赶到武家庄，又接到王达成派人送来的急信，要我暂不去府谷，速去贾家阳崖一带找他。我带着部队掉头往回走，在园条塌找到了王达成，他要我参加当晚在园条塌召开的干部会议。

参加园条塌会议的干部有十几个人，除县级以上的地方干部外，还有三名红军干部﹣﹣温治恭、我、红三团党支部书记张晨钟。

王达成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敌人开始了新的"围剿"，占领府谷北区后，又占领了新寨子和花石崖，我们要动员全体红军和赤卫队打破敌军"围剿"，首先集中力量攻打新寨子，再打其他据点，一一收复失地，将敌人赶出苏区。

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新寨子是敌军在苏区边沿着力经营的一个大据点，兵力强，工事坚固，且群众受敌军控制。因此，不如先打花石崖。花石崖地处根据地腹地，群众觉悟高，一旦战斗打响，定会全力协助红军。另外，花石崖敌军是土匪改骗的骑兵，有抽大烟的恶习，戒备也较松懈，拿下花石崖更有把握。

但是王达成坚持要打新寨子，他列举的理由是：花石崖的敌军骑兵虽然好打，可骑兵的枪不好，子弹也不多，即使我们打胜了，缴获不多，影响也不大；而新寨子之敌枪好、子弹多，打下来不但能产生巨大影响，还能补充我们的弹药。王达成还告诉大家，他已下令在新寨子附近的九五会村集结了赤卫队员2000多名、地方干部200多名，连于粮都准备好了。

大家见王达成决心已定，感到再争也没有意义，只好同意打新寨子。

王达成在会议结束前宣布说："王兆相同志这个时期表现很好，任命他为红三团政委，并担任这次打新寨子的总指挥。"王达成还交代要挑选几百名赤卫队员与红三团混编，认为这样能增强攻击力。

我觉得这样混编弊大于利，反对说："把红军和赤卫队混合起来恐怕不好指挥，到时候赤卫队调不动，红三团也会被搞乱套。"

王达成说："我看不至于，挑选出来的赤卫队员都是不怕死的。"

我被临时任命为总指挥后，心里很不踏实。一来我离开红三团已经一个多月了，对敌情我情都不太了解，突然指挥这样一场好几千人参加的大仗，实在没有把握；二来几千人集中在九五会已经好几天，难免不走漏风声，新寨子的敌军可能早有了准备；三来红三团和赤卫队混编起来打仗，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搞法，怎样才能保证指挥顺畅呢？四来担任政委已近一年的文谟也离开了红三团，他是因为郭家岊战斗失利、马家沟战斗中途撤出部队而招致主要领导者不满，才离职的。主要领导者这次要他在后面组织赤卫队。文谟对部队的现状是比较了解的，若他在，遇到问题，我们还可以相互商量。

红三团党总支书记张晨钟见我情绪不高，问我："兆相同志，你是不是信心不足？"我把我的疑虑对他讲了，他也难以回答，因为他的想法其实和我差不多。

来到九五会，我看到各区的赤卫队已集中了两三千人，声势的确不小。有两位带领赤卫队前来的区委书记见到王达成，再次向他建议不要打新寨子，改打花石崖。可王达成根本听不进去。3月28日后半夜，我们从九五会兵分两路向新寨子进发。一路由参谋长刘鸿飞带领，一路由温治恭和我带领。29日拂晓，我们发起了攻打新寨子的战斗，我发现敌军早有准备，好像正等着我们来攻呢。询问附近的老乡，才得知就在昨天，有一个连的敌军开进了新寨子。这就是说，敌军的兵力增加为两个连了。

红三团和赤卫队连续冲了几次，都因敌军火力太猛而没有成功。刘鸿飞见状，亲率一个连冲上去，终于打进了新寨子。但新寨子村中的制高点仍被敌军控制，在敌军的交叉火力下，刘鸿飞中弹牺牲，冲进村的部队无法立足，只好退了回来。

后续部队还在往上冲，进了村的部队却正往回退，我方阵地上一时出现了混乱。我想命令部队暂停攻击，先集中火力压制敌人，把冲进村的部队接应下来，可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几千人挤在一起，连命令都难以传达。

我在焦急中考虑到：敌军增了兵，火力很强，地形也对他们有利，我们就算是付出重大代价攻进村，也很难展开部队全歼敌人。如果敌人骑兵前来支援，我们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我向几位领导同志讲了我的担心，建议撤出战斗，他们都同意了。我立即下了撤退的命令。红军和赤卫队刚刚撤出，敌军的增援骑兵就赶到了新寨子。

这次战斗，团参谋长刘鸿飞牺牲，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伤亡近百人，根据地军民的情绪受到影响。敌军的气焰更加嚣张，到处散布红军是不堪一击的"散面团"。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总结了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

战后红三团分成几路，一面协助地方党组织做善后工作，医治伤员、抚恤烈士家属，一面组织各区赤卫队坚持斗争。我带领一个连来到黄河边的张家川一带活动，伺机打击敌军的巡逻队。并派人过黄河到山西买弹药。

几天后王达成找我谈话，提出先攻花石崖、再攻新寨子的设想。我感到他并没有接受新寨子战斗失利的教训，指导思想仍是打攻坚战，想通过攻克几个据点迅速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便不赞同地说，我们打仗不能一厢情愿，要考虑到部队缺乏子弹，气尚未恢复的现状，不能再打硬拼式的攻坚战。

王达成不快地说："王兆相，你是怕把你打死吧！"

我说："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我完全是为红军着想。"

尽管我的话使王达成生气、发火，但他毕竟没有再坚持原来的设想，红三团得以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