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军统特务程一鸣回忆录》

文如玉

程一鸣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之久，曾担任过国民党军统局西北特区少将区长、澳门站站长等职。一九六四年在我党和政府的伟大政策感召下，毅然起义，回到祖国。这本书是他一九七六年写的回忆录，对了解国民党军统局组织机构、历史沿革及活动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青少年时代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亲身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亲眼见过旧中国人民过着苦难屈辱的日子，也见过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在这大半生中，我做过一些坏事，也做过一些好事，有过进步的和反动思想的剧烈斗争。

一九○七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我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第四区亨美村一个侨工家里，即现在广东省中山县南萌公社亨美生产队。中山县原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颗明珠，"三冬无雪，四季常花"，拥有几万亩肥沃的沙田，是一个富饶的鱼米之乡。可是，在旧社会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地主恶霸的重重压迫剥削之下，贫富极度悬殊，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不少人被迫漂洋过海，流落他乡。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圣佛兰西斯科），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

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一九○六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船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我父亲回国后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干诺道一家我母亲同族的资本家开设的"新全安栈"旅店靠接客取得佣金和得到旅客的一点赏钱来维持家庭生活。因为我父亲在美国多年，能讲一点英语，从各地来香港的轮船抵达停泊码头时，我父亲就站在码头上迎候旅客，争取他们到"新全安栈"去住，并代旅客向香港海关官员进行贿赂，避免旅客行李被抄查的麻烦。

旅客到了"新全安栈"，店主按接得旅客多少给我父亲佣金。有时旅客上街买东西，要我父亲当向导，替他们拿着购买到的东西，旅客一时高兴，有时也会给我父亲几个赏钱。

我八岁入私塾读书。十岁那年村里设立小学，我在小学读了六年。毕业后进入南荫墟的"云衢中学"。入学才几个月，我母亲病死。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在船上我睡在船舱内一排一排的甘蔗上。轮船开动后，我晕船呕吐。昏昏迷迷地度过几天后，我发现自己被人抬出了船舱，才知道轮船已经到了上海金利源码头。

到上海后，我住在北四川路仁智里一家"憩环俱乐部"里。不久，我堂兄介绍我在虬江路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

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当学徒的经常受公司大班和师傅的打骂是理所当然的。上海工人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本家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要残酷。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为了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打死了工人顾正红，并打伤了十多位工人。同时公共租界的巡捕房也逮捕了很多工人。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人支援罢工，号召收回租界，在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集会达万人之多。巡捕当场逮捕了几名学生，群众随着被捕的学生拥到巡捕房，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于是巡捕就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了四、五十人，这就是血腥的"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号召上海人民举行总罢工，组织联合起二十万工人。

六月一日，上海开始总罢工，参加的工人二十万，五万学生罢课，许多商人也因此罢市。十九日，香港工人二十五万响应罢工。二十三日，美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市沙面开枪打死正在游行的广州人民，引起一场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这些连续不断发生的资本家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的惨案，使我逐步认识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广东汽车公司由于投机失败而倒闭，我结束了学徒生活，获得了自由。以后我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器修理工人。

一九二六年夏天，我从上海到汉口去完成我母亲的遗嘱。我母亲临死时曾嘱咐我：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我到汉口后，住在姨母家里，姨父把我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

九月七日北伐军占领汉口，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二、参加革命

一九二六年十月我离开汉口，搭轮船返回上海，在闸北青云路青云桥光明电器厂做机器修理工人。这个厂是华侨广东人梁创开办的，经理是他的儿子梁柏芝。厂子生产"热心牌"热水瓶和各式各样的玻璃电灯罩。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至今我还怀疑他是个党的领导人，是我终身难忘的好老师、好朋友。

当时上海有八十万工人，热情支持从广东省出发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起来罢工，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因为这次起义的时间过、早，军阀孙传芳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对起义施以残酷的镇压，使这次起义遭到失败，但他们并没有能摧毁上海工人的革命战斗精神。

有一天孙传芳的反动军队在北火车站附近，将一颗人头挂在电灯柱上示众，说这位被砍头的人是革命党人，引起路上行人的围观。我刚好经过那里，也挤到人群里去看了一下。晚上马异来到我这儿，我将看到挂人头的事告诉他。

我问："什么是革命党？军队为什么要砍革命党人的脑袋？"

马答："革命党人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恨他们，所以勾结起来屠杀革命党人。"

我问："什么是革命党？"

马答："听人家说，革命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她是工人的党。"

当时我很惊奇，工人也有党？

我问："我是工人，能不能加入工人的党？"

马答："你是工人，当然可以加入工人的党。我是学生，也想加入，但不知这个党在那里。我和你分头去找，谁先找到了就介绍另一个人党。"我同意马的提议。

上海市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街头小巷都在谈论："北伐军快要打到上海来了！"有一天马异来告诉我，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问我："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说："真的愿意！"

马要我写一张履历表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书，我按照他所说的写了交给他。

过了几天，马异来说："中国共产党批准你人党，但要守秘密，不要向人波露。"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 ABC 》，要我好好阅读，又问了我有关光明电器厂的详细情形。马异要我将厂里的机器修理工人、吹玻璃工人、机器车间工人和烧热水瓶芯的女工一起组织起来，并启发我怎样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人。

由于第一次接受党的任务，我很兴奋，竭尽一切所能，把厂里的工人组织了起来。

马异经常来检查我的工作，指导我怎样去从事地下党的活动，要我号召工人向厂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遭到了经理梁柏芝的拒绝。马异问我："能不能发动一次全场总罢工，再向厂方提出要求？"

我在厂里征求各车间工人的意见，告诉他们，如果大家不同心协力联合起来罢工，厂方就不可能答应工人的要求。于是大家决定全体回家停止工作。厂方让工头劝诱工人复工，被全厂的工人拒绝了。当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情绪激昂，并到处传说革命的北伐军快要打到上海，经理梁柏芝迫于形势，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迫近上海市，军阀孙传芳退守上海闸北区。二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支援北伐军的口号，领导上海工人起来总罢工，把这次总罢工变为第二次武装起义。

这时，蒋介石已经作好反革命叛变的计划，指示北伐军停止向上海前进，故意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同军阀做力量悬殊的斗争，以此削弱打击工人力量。军阀孙传芳趁这个机会，与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相勾结，把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镇压了下去。当时我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知道有一百多工人被枪杀，几百工人被逮捕。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发动总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几十万，爆发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袭击了华界的警察局、邮电局和北火车站。我率领工人纠察队夺取了反动军警的部分武器，埋伏在淞沪铁路的天通庵车站，准备袭击从吴淞乘火车来援助的反动军队。晚上，当列车进入天通庵车站时，埋伏在那儿的工人纠察队一齐开枪射击，迫使反动军队弃车向公共租界的靶子路逃跑。后来我们又围攻死守在东方图书馆内的驻军残余，在激烈的进攻下，敌人只得竖起白旗投降。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解决了反动军队盘踞在北火车站的最后一个据点后，上海工人暂时取得了上海市的政权。这时北伐军才开始进入上海市，准备夺取上海工人经过流血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

三月底，蒋介石和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及黑社会势力互相勾结，策划反革命的叛变。在叛变的前几天，蒋介石为了麻痹工人，派了一个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送了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四月十一日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大流氓杜月笙骗去杀害。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雇佣一批流氓，手臂上缠着白色"工"字臂章冒充工人，从租界潜入华界，向工人纠察队的指挥部进攻。蒋介石派军队跟着这批暴徒，借口"工人内讧"，要整顿秩序，一夜间全部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十三日早晨，上海十多万工人和广大学生市民一起集会，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当队伍来到宝山路时，突然遭到蒋军机关枪的屠杀，接着又封闭和取缔了上海总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大批革命党人，仅在三天之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害，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上海工人经过"四·一二"大屠杀，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这个新军阀反对革命的真面目，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下，更加坚定地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我每天到各工厂区和一些工人联系，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八月，敌人对我加紧了缉捕。党为了我的安全，决定让我去苏联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

文如玉

三、党的哺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党通知我动身前往苏联学习，告诉我走的时候，在吴淞口江边有一艘舢板等着我，并告诉我摇舢板的人是怎样的面貌、身材，见面时彼此怎样问答等事项。我按照通知在吴淞口江边找到这艘舢板，它把我送到江中一艘苏联货船上。

我是这艘货船的最后一位乘客，上了船就拔锚起航。这时从船舱内走出一群青年男女，他们都是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他们跑到船面的甲板上欢呼跳跃，为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而感到兴奋。我仰望着蔚蓝的天空，俯看着碧绿的海水，心情也很激动。大家一起唱着"国际歌"。轮船冲开波浪，向海参崴前进。

我们从海参崴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刚过，从车窗还可看到一些城镇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红星灯饰。

火车抵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人称它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逸仙先生的。当时的校长是拉狄克，以后是米夫。

一九二五年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派他任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共产国际远东事务部特派员。

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列宁主义、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职工运动、哲学、政治经济学、俄文等。还附设一个"军事研究室"，主任是德国人李德（奥托·布朗）。一九三二年他曾到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九年离开延安。

我喜欢研究"游击战术"，暑假期间在野营受过红军的训练。

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使我烦恼的是学习俄文。我对俄文字母的发音感到很困难。教授俄文的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我不了解她是爱护我还是和我为难，上课时常常要我站起来读俄文。我因为不会拼音，发音又不准确，往往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由于自己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习气，所以怕上俄文课。自己的中文水平本来不高，学俄文又遇到困难，于是我决定不学俄文，专学中文。三年学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都读了。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

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义主者。

陈绍禹（回国后化名王明）安徽省人，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到苏联留学不是由党保送的。据说他威胁党的同志，如果不把他保送到苏联留学，他就要到租界巡捕房告密，党的同志只好把他送到苏联学习。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他回国担任米夫的翻译。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绍禹仍任米夫的翻译。一九三 O 年，米夫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首席代表，陈绍禹随他一起回国。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米夫运用权术将陈绍禹塞进政治局，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搞宗派主义，对不积极拥护他和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陈绍禹的错误路线领导下，除陕甘边区外，丧失了所有的革命根据地，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使三十万人的红军武装最后只剩下三万人，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一九二八年，苏共党内以布哈林、加米涅夫为首的一伙阶级敌人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企图对苏共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党的路线，向富农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让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苏共中央决定撤销右倾投降主义的头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对全部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一次总的清洗，把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清除出党。

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的清党运动中，陈绍禹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打击报复，给我定了三大罪名：

（一）我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开设旅店，是一位资本家，因此，我是一个阶级异已分子；（二）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三）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这是三条似是而非的罪名。

我父亲是华侨，这是确实的，但他只是一家旅店的工人，根本不是资本家。

一九二九年学校放暑假，我们到南俄雅尔塔休养。回校后我给在香港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象广东的夏天。山上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这封信夹在教室书桌上的书本里，给人偷走并被译成俄文，说我把社会主义祖国和蒋介石统治下的广东来作对比，污蔑苏联的土地是赭色的，山上一片荒凉，气候很恶劣，说这完全是反革命的诽谤。

我没有学俄文是事实，但不等于我不学革命理论。这个事实教育了我，因为不学俄文，在清党运动中，面对苏联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任凭翻译的诬害。因为我是"红色职工国际"的会员，最后由"红色职工国际"的监察委员会派了三位委员审判我，硬说我父亲是在香港开旅店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还根据我有一封寄给我父亲的所谓污蔑诽谤社会主义苏联的亲笔信，便以阶级异已分子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党籍。

这三位委员要我交出苏共党证，问我："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很气愤地将苏共党证掷到审判桌上，我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翻译这次把我讲的话对监察委员直译了，其中有一位委员站出来，拥抱着我说："年轻人，你说得对！"

一九三○年五月我毕业了。许多同学开始回国，也有的同学到休养所休养。我和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键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

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修理工人，王人璇在德国学过机械，我们在工作中有优良的表现。工厂党支部认为我们两人都有技能，应该回国入工厂去参加革命，不应留在苏联，因此向学校建议将我们送回中国。学校接受了工厂党支部的建议，于是我和王人璇同学被送返中国。

王人璇同学是湖南人，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工农民主党。

四、怎样做了特务

一九三 O 年秋，我从莫斯科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坐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逗留一天后，坐火车经沈阳到大连，在大连乘日本轮船到上海。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即是中秋节。

我和闸北区委取得联系，党决定让我负责恢复上海的"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有留俄同学陈义诚，他是湖南省人，我把他介绍到我的堂兄程庆同的机器厂做工。后来他将留在莫斯科的马列著作托人寄回上海，让他厂里一位姓苏的学徒到邮局去取，结果苏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了。陈义诚发觉这个学徒没有回来就逃走了。

后来我在美昌洋行做工。这家洋行是美国人开设的，大班是美国人侯话。我的堂兄程保基在洋行里当工头。为了掩护工作和维持生活，我和程保基商量，要和他一起做工。因为我要从事工人运动，不能每天都来上工，有时只能做半天工。程保基同情我的困难，每天给我一元五角的工资。我除了在美昌洋行做工外，主要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到各工厂和工人联系，组织秘密的工会。

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较稳定，国民党反动派也组织了黄色工会，破坏革命工人运动。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把各机器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

一九三一年春，陈绍禹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种种罪名来打击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同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同志。

同年五月，我得到通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

六月，有一位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主任叫刘君复的，从西北到上海来见我的亲戚卢吉珊。卢和刘是湖北同乡。当时卢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开办了一所"国本小学"。刘君复告诉卢告珊，杨虎城是反对蒋介石的。他部下的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有向往革命的思想，希望有人去做马青苑的工作，想请卢去看看马青苑。卢吉珊和我都因为脱党感到苦闷，希望能到西北去搞军运。卢要我陪他一起到河南省陕县去拜访马青苑。

卢和我见过马青苑后，卢对我说："我看不出马青苑他有什么革命的大志，我也没有时间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还是回上海照料学校。你在上海没有什么事可干，希望你能帮助刘君复，把陕西警备师的官兵思想工作搞好，为革命尽一点力量。"我接受卢的建议，留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写宣传革命的大字标语、出版一张军中的画报。每期由我绘制编辑，然后拿到郑州去石印出版。

陕西警备师调防进驻洛阳时正好是中秋节，大家正在吃着月饼，却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大家心里很难过，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几个月后，陕西警备师准备调返西安，开往甘肃天水。这期间，我认定要马青苑革命是没有希望了。当时全国人民都正在奋起抗日，我想还是回到上海去做抗日工作比较有作用。当陕西警备师开拔去天水时，我留下一封信给马青苑，说明我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请他原谅我做了逃兵。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夺去杨虎城的兵权，并指使复兴社特务处将杨虎城囚禁起来。马青苑以后投靠了特务处，曾担任过平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

我从西安回上海路经南京时，爆发了"一。二八"沪战。我回到上海后，有时到上海去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些书，还出版过一本《聊斋》杂志，想和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对抗。因为没有钱，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当时我就体会到，一个人脱离了党的领导，要搞革命是很困难的。

一九三二年冬，有很多留俄同学当了叛徒，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去报到。我对吴景中说："你是知道我已脱党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

吴说："在南京的同学认为你在工厂做工，又到学校去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你已经恢复了党的关系。如果你和党没有关系，为了自己，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我只好说："请你让我考虑一下。"

我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陈绍禹一伙已把我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后来我又想，既然我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走？

一九三三年春节，吴景中来拜年，又向我提起到南京的事。吴说："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和党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

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答应过了新年到南京去。

春节过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做了敌人三十一年的帮凶。

我在"留俄学生招待所"遇到同学李梅五，他问我："你过去是不是学过修理汽车？"我说："当过两年汽车公司的学徒。"

过了几天，李梅五对我说："同学梁干乔是你的同乡，他想见见你。"

我问："梁干乔是干什么的？"

李说："梁是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

我随李到梁干乔家里。梁问我能不能代他拟一个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需要什么机器和工具，能不能在上海购买到这些东西。

我拟好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列了一张所需机器和工具的表，给了梁干乔。几天后，梁请我到他家里，说我拟的计划很适用，交通研究院要设立一个"汽车系"，想聘请我当"汽车系"的研究委员。我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留俄学生招待所"的生活，觉得到军事机关去修理汽车比较好些，于是我答应了梁干乔。我回到招待所，将梁干乔要我当交通研究院研究委员的事告诉李梅五。

翌日，招待所所长于国祯问我："你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当研究委员？"我将遇见梁干乔的经过告诉他。过了几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我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张冲说："你到交通研究院去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领袖'效忠。我告诉招待所发给你一张'自新证'。"于国祯给了我一张"自新证"后，我离开了"留俄学生招待所"。

不久，交通研究院主任鄙悌从德国考察回来，和梁干乔闹磨擦，说梁干乔在他离职期间，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

有一天，我在新街口遇见了同学谢力公和李拔夫，他们问起我在南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刚离开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他们要我留下现在的住址，明天到我家里来看我。翌日，谢力公到我家里，并要我去见同学邓文仪。邓文仪是来南京参加黄埔军校纪念会的。见到邓文仪后他说："你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绘了很多画，我需要一位能绘统计

图表的人材，想请你到南昌行营去帮我的忙。"我说："我不是军人，不懂军事。"这时谢力公和李拔夫在一旁帮腔说："不要你做军事工作，只要你绘统计图表。有很多同学都在帮邓文仪同学的忙，希望你也能帮邓同学的忙。"于是我答应邓文仪到南昌去。邓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经堂巷的李厚征同学。我见到李厚征时才知道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

李厚征是调查课的副课长，我去后派我任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专绘统计图表。该股股长是同学李国琛。

不久，南昌的飞机场失火，烧毁了飞机。蒋介石大怒，把航空署署长徐培根撤了职。调查课在事前未能防范失火，事又不能破案，因此被解散，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

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调查课，召集调查课全体人员训话，说调查课已和特务处合併，愿到南京者留，不愿者可站起来。我听了戴笠的讲话，才知道调查课是一个特务机关。我不愿意到南京去，正要站立起来，发觉后面有人拉着我的衣服不让我站起来，回头一看是股长李国琛。我不明李的用意，没有站起来。结果，全场没有一个人站立起来。散会后，李国琛告诉我，他不让我站立起来是为了调查课的全体留俄同学。他说，你一离开，戴笠就会不高兴，会认为我们只愿意帮邓文仪的忙，不听他的调动，就会采取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参加这个工作是终身职业，不能中途退出。我无可奈何，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鼓楼四条巷的复兴社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以后任华南股和华东股股长。

我到了特务处后，才知道梁干乔的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南京复兴社特务处都是蒋介

石亲自把持的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它利用留俄学生的同学关系，把他们拖上贼船，为国民党反动派终身服务。

文如玉

五、国特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政策，在所谓"清党"的幌子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广大进步人士。为了进一步压制革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最初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负责组织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称为"特种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还成立了"调查科"。

一九三○年，陈立夫派江西人程天放、段锡朋在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秘密组织" AB 团"（即反共团），妄图进行破坏苏区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结果被苏区人民粉碎。这是"调查科"特务罪恶活动的一个例子。

"调查科"后扩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抗战以后，"中统局"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一九五五年"内调局"在台湾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司调局")。

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一九二七年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伪政府。蒋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便和旧军阀相勾结，所以在他掌握的军队中，既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也有收编外来的旧军阀部队，嫡系部队称为"中央军"，收编的外来部队称为"杂牌军"。由于军队的不断扩充，军队内部矛盾也不断增加。为了监视军队，防止内乱，也为了镇压人民的革命，宪兵就成了"政治警察"。

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他仿效日本的宪兵制度，在南京成立了"宪兵司令部"。日本的宪兵制度有较长的历史。日本的宪兵成立于一八八一年三月，效忠于日本天皇。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革命，成为"政治警察"。在每一个宪兵队内，设立有"特高课"。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司令是谷正伦。他是贵州省安顺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各处的宪兵队将要逮捕的革命者或有革命嫌疑的分子列成一张名单，送呈谷正伦，他不分青红皂白，也无需经过军法审讯，只凭他个人的决定，把笔一挥，就将这些人逮捕，押解到南京雨花台枪决。谷正伦以屠杀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绰号"谷胡子"。

宪兵司令部初辖四个宪兵团，由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镇、黄珍吾、吉章简分别任宪兵团团长，驻在各地，监视军队，镇压革命群众。例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宪兵第三团在北京接连逮捕进步青年上千人，在监狱里被杀者达四、五百人。

宪兵司令部里设有"警务处"，处长丁昌，湖南省宝庆人，黄埔军校毕业，是一个以凶恶出了名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者在他的屠刀下英勇牺牲。蒋匪帮逃亡台湾后，丁昌曾任国民党中二组驻香港组组长，从事对大陆的特务罪恶活动。由港回台湾后，任国民党中二组副主任。

一九三四年，我兼任宪兵司令部特高班的教官。这个班的主任是丁昌，副主任是沈万千。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驻上海宪兵团团长。特高班的学员主要来源于宪兵团军官中激烈的反共分子和共产党人中的叛徒，如周剑心、丁文安等。周剑心在张镇当宪兵司令时，曾任警务处处长，逃亡台湾后，任国家安全局秘书长。丁文安逃亡台湾后，任宪兵团团长。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任伪行政院院长。一九七四年蒋任命原宪兵司令王永树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宪兵副司令汪经煦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行军事法西斯专政，加强特务统治。他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仿效德国希特勒"国社党"的法西斯独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蒋介石自任社长。

"复兴社"内设有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由刘健群、曾扩情、贺衷寒、袁守谦、俞济时、康泽、桂永清、杜心如、肖赞育、鄢悌、邓文仪、宣铁吾、刘泳尧、郑介民、任觉五、余洒度、黄珍吾、蔡劲军、腾杰、黄仲翔、李士珍、葛武柴陈春霖、叶维、刘庆瑛、王受慕任干事；由周复、潘佑强、戴笠、梁干乔、李干国、刘伯龙、孙常钧、胡轨任监察。刘健群、鄂悌、邓文仪、郑介民先后任过中央干事会书记。周复、梁干乔、李干国先后任过中央监察会书记。

在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下，设有军事、宣传、训练、特务、总务五个处。由杜心如兼任军事处处长，邓文仪兼任宣传处处长，腾杰兼任训练处处长，戴笠兼任特务处处长。

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在广大人民反法西斯独裁的压力下，下令"复兴社"停止活动。八月，蒋介石将复兴社特务处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一九四六年六月，"军事委员会"撤销，"军统局"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南京垮台，由李宗仁代"总统","保密局"迁往台湾。一九五五年三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

国民党特务组织是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最反动、最凶恶、最庞大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秘密组织。

六、复兴社特务处

一九三三年冬，南昌行营调查课和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合并。我从南昌行营调查课调到南京鼓楼四条巷复兴社特务处后任情报科统计股少校股员。梁干乔离开"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后来复兴社特务处任书记。因为我和他是留俄同学，他就把我调升为华南股副股长、华南股中校股长，华东股中校股长。

一九三七年爆发"八·一三"沪战，我调外勤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苏州。我负责搜集日军和汉奸活动的情报。苏州沦陷后，我到上海。一九三八年春，任复兴社上海区书记。通过在复兴社特务处担任内外勤工作，我才逐渐了解到复兴社特务处的内幕。

一九三一年七月，惧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不断壮大，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大军发动了所谓"第三次围剿"，被英勇的红军粉碎。国民党十九路军原在江西省同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驻上海，受到全国和上海人民抗日情绪的影响，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在上海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对入侵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这就是有名的上海"一·二八"抗战。三月，蒋介石出卖了这场民族战争。为了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革命人民，仿效意大利棒喝团、德国褐衫队的法西斯组织，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中华复兴社"，因为社员穿着蓝衣，故称为"蓝衣社"。

四月一日中华复兴社成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以后"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和"国防部情报局"就把四月一日称为"四一纪念"。每年的四月一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纪念会仪式，召开各外勤单位会议。

复兴社特务处一开始由十个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以后逐渐扩大，行政机构也由原来的南京市鸡鹅巷五十三号迁到鼓楼四条巷洪公祠，一九三六年迁到曹都巷；一九三七年冬南京沦陷后迁往湖南省长沙市梓园。

我到特务处时，内勤只有几十人，设有情报、行动、总务三个科，还有人事、督察、会计、译电、缮写五个股；一个电讯总台，一个特务队；还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特务训练班。

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只有纵的联系，不准有横的关系。领导的公开机关有："内政部警政司"、"首都警察厅"、"中国警察学会"、"中央警官学校"、"杭州警官学校"、"参谋本部第二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组"。特务处的业务，主要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

情报工作：搜集国内外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教等的静态和动态情报，经过分析研究，综合处理，拟订对策。

策反工作：策反敌对人物为"我"所用，瓦解对方组织，潜伏在对方组织内进行破坏。

行动工作：绑架、暗杀、逮捕和警卫。侦察、监视和镇压革命群众，破坏革命组织，屠杀和囚禁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

特务处派驻在各省市的特务头目，兼任复兴社各省市分会的特务干事，但分会的干事会和书记，不能过问特务干事．的活动。特务处的外勤秘密组织的最高单位是"区"，其次是"站"和"特别组"。基本组织是"组"，再下面就是由特务处直接领导的"直属情报员"。

"区"的秘密组织都设在各大城市，例如："南京特区"、"上海区"、"香港区"等。"站"的秘密组织设在各省的省会，指挥全省的工作，例如："广东站"设在广东省的广州市。"特别组"的秘密组织因特殊的需要设在较重要的城市，例如："苏州特别组"，它的工作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常熟、昆山等县。

区、站、特别组都设有："情报"、"行动"、"交通"三种组，有些组配备有秘密无线电电台。

组设有组长，由若干组员组成。其中的"直属情报员"受区长、站长、特别组组长的直接领导。

特务处的内外勤特务，不论是派驻在公开机关或在秘密单位，都是终身职业，不准中途退出。内部有严厉的纪律。特务不仅监视党、政、军机关人员和社会人士，也监视特务处的特务。特务处设有"督察股"，派有"公开督察"和"秘密督察"，监视考察每一个特务的言行。特务之间也互相进行监视。违犯纪律的，分别给以"警告"、"记过"、"降级"、"监禁"、"枪决"等处分。

特务工作是绝对秘密的，每一个特务对他本身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不准问、不准看、不准听，与本身工作有关的秘密不准讲，就是父母妻儿，也不准向他们波漏。

特务处设有拘留所和监狱，用以囚禁革命人士，也囚禁有违轨不迹行为的特务。因为我自己曾被囚禁过，才亲身看到特务处监狱的真实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我被囚禁在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监狱"。以后又转押入"白公馆监狱"，一九四○年四月一日被释放。囚禁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我在湖南省黔阳县任"军统局黔阳特训班"的情报教官。这个班总队部的大队长、区队长经常殴打学员，有的常常被打重伤。有些学员被禁闭在黑房里，每日只准喝盐水，不准给饭吃。这种法西斯的暴行，激起我的愤怒。在上课时，我当着全体学员批评这种残酷的行为。总队部因此对我十分不满。各大队的指导员也任意给不听话的学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随便处罚学员。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我的学生，我常常为此以老师的资格教训他们，这样也得罪了政训组。于是总队部和政训组联合向戴笠控告我，说我拉拢学员，讨好学员，庇护学员，破坏班里的纪律。

另外，我在上课时曾经向学员发演心中的怨愤，说："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不愿意讲的话要你讲，不愿意做的事要你做，不愿意吃的饭要你吃。"我在上课讲"行动工作"时说："杀人太多，并不能压服人。"谈行动技术时，我赞扬过王亚樵所使用的方法。我根本不知道王亚樵曾经企图暗杀蒋介石和宋子文。后来戴笠派特务史克斯到广西省梧州用短剑将王亚樵刺死。有人把以上这些话向戴笠告密，说我有"共产党的思想"。

戴笠来黔阳主持这个班的毕业典礼，接到以上的报告就将我扣押。翌日，用军用卡车把我送到贵州省息烽县的阳朗坝监狱。

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特务处已扩充为军统局。戴笠把特务处所有的"犯人"全部囚禁在阳朗坝监狱里。这座监狱原来是前翰林官僚的一座住宅，军统特务称这座监狱为"翰林院"或"大学"。这里囚禁有共产党人、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和犯了"错误"的特务。

每一间牢房都十分阴暗、潮湿，并已发了霉。房间四周围绕着一支支的圆木，象一个鸟笼，地上舗着木板，被囚禁的人都挤睡在地板上。木栏的门外吊着一盏油灯，房门口放着一只给囚禁的人小便的木桶，散发着尿臭。被囚禁的人吃掺有砂石的糙米饭和沾有粪便草纸的蔬菜，这简直就是一座人间的地狱。

我被囚禁后，引起了教官和毕业学员的不满，于是戴笠将我转押到四川省重庆市磁器口的"白公馆监狱"。这所监狱就是以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

从我被囚禁的事实中，可以看到从特务处至军统局的特务们，是怎样互相监视，互相诬告和互相残杀的。

当一个人参加了特务组织后，只能是活着走进去，死了抬出来。要摆脱特务组织的控制，就必须有最大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才能冲破特务的重重包围，否则，只能成为国特机关的终身奴仆。

文如玉

七、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浙江省江山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军统特务称他为"戴老板"。

财政部缉私署骑兵筹备处处长沈振亚说过："我在黄埔军校六期任队长时，戴笠是我队的学生。他和我是浙江同乡，常到我家去，我老婆常常为戴笠补袜子。"

黄埔军校设在广东省广州市，因为缺少马匹，戴笠虽是骑兵科的学生，却从来没有骑过马。北伐军打到南京后，黄埔军校从广州市迁往南京，戴笠没有毕业。离开黄埔军校后，他没有任过军职，自动去搞"谍报"，以学生的身份向校长蒋介石递送军事情报。

军统局息烽特训班副主任胡靖安说过："戴笠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给我抱孩子的。"

戴笠向蒋介石递送军事情报时，胡靖安是蒋介石身边的侍从。戴笠想把军事情报递给蒋介石，必须由胡靖安转给蒋。戴笠为了讨好胡靖安，常常到胡家去为胡靖安抱孩子。

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张衮甫的老婆是戴笠的表嫂，她说过："戴老板没有任特务处处长前，生活贫困潦倒，住旅馆的钱也没有，常常寄宿在我家的客厅里。"

戴笠用不断递军事情报的手段，乞望蒋介石能对他产生好感，但蒋介石没有重视他。一九三二年爆发"一·二八"沪战，戴笠利用这次战争的机会向蒋介石上书，陈述为了了解日军的侵华情况，必须侦察日本人在中国的活动，为了防范蒋军的自动抗日行动，也必须侦察抗日分子的言行。蒋介石采纳了戴笠的建议，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

戴笠是一个疯狂的物欲享受者，还有疯狂的政治野心。自称有一套控制特务的神奇法宝，叫做"恩威并济"，一只手拿着胡萝卜，一只手拿着大棒。

戴笠不允许他的部属走权贵之门找官做，要他们成为自己的终身奴才。但戴笠却专走权贵之门，对元老豪门讨好奉承，对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互相拉拢，对蒋介石看不顺眼的人则给予诬害打击，以此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但蒋介石对他仍很冷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戴笠得以飞黄腾达的一个机会。当时驻在西安市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住在临潼县华清池五间厅的蒋介石。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眼看校长蒋介石危在旦夕，便纷纷向何应钦的"讨伐集团"靠拢，企图利用"西安事变"发动内战，置蒋于死地，取代蒋的统治地位。

戴笠因蒋的被扣押感到失去了政治靠山，走投无路，只好准备冒险赴西安去见张学良。动身前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礼堂，召集科股长讲话，他涕泪交流地说："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去和'领袖'共生死。"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和从中调停，蒋介石的生命得以保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回南京。张学良住在鸡鸣寺宋子文的公馆里，由宋子文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密令戴笠到宋子文公馆诱捕张学良，由特务处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将张学良软禁。一九三七年十月，蒋介石密令戴笠诱骗杨虎城全家到江西省南昌，将杨虎城全家囚禁。

经过这次事变，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三大家族，认定戴笠确是一条忠实的看门狗。

在戴笠的囚禁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怎样呢？

张学良，辽宁人，生于一九 O 一年，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二十岁就当了旅长。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张作霖从关内回东北，在皇姑屯车站被日军埋藏的炸弹炸死。张学良当时任奉军方面的军团长，在现在河北省邯郸市以北的临洛关车站作战，由于军情紧急秘不发丧。六月十八日，张学良返回沈阳，自任"奉天军务督办"，后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一九三○年十月九日，张学良人关投靠了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九三一年兼任"北平行营主任"。九月十八日夜，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驻军王以哲部奉命不抵抗，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计两百万平方公里，三千多万人民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广西人马君武写过一首诗：

赵四风流赵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锣鼓正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首，且抱娇娃舞一回。

其实张学良对日军的不抵抗，是奉了蒋介石密令的。蒋为了推卸责任，把张学良当作替罪羔羊。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蒋准张学良辞职。四月一日张学良到外国考察。一年后，张学良回国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驻在武汉。后调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驻在西安，同陕北的红军作战。

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发表了《抗日宣言》，并马上兴师出兵抗日。东北军认识到他们做了蒋介石的工具，因此才丧失了家园，流离失所，国难才如此严重。现在又调去打红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表示拥护，在战地上，东北军和红军交了朋友。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旅陕的东北群众在西安市举行"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会后，群众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去见张学良，请他出来抗日。张学良当场表示，决心抗日救国。

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庆祝他的五十大寿，张学良到洛阳贺寿并请求蒋介石改变对外政策。蒋很不高兴地问张学良："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张无言而退。十二月三日张学良再次请求蒋介石改变对外政策，蒋没有答应，反而命令张学良把东北军带到陕北去打红军。

十一日张学良到临潼县华清池五间厅去见蒋介石，痛哭流涕，请蒋结束内战，实行抗日。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恐吓张学良，要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杨虎城部调到安徽，改由中央军去陕北打红军。因此，引起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十二日凌晨，东北军包围了华清池，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蒋介石卧房的玻璃窗。蒋从后窗爬墙逃走，躲在后山的半山上一个小山洞里。后给大兵发现抓了起来。

张学良逮捕蒋介石后，便派飞机到陕北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西安商谈。中共派周恩来副主席到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共产党人不计私怨，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请张杨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和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六个条件，蒋表示接受。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自愿陪同蒋介石经洛阳返南京。二十六日蒋在洛阳发表"对张杨训词"，声称在西安对张杨提出的联共抗日六个条件，虽没有签字，但愿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没有签字而不守信用，并引用孔孟之道的两句话："言必信，行必果。"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到了南京后，蒋密令戴笠到宋子文的公馆诱捕张学良，交军法审讯，判了十年徒刑，后又把张学良赦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训。张学良受了孔孟之道的毒害，上了蒋介石"笃守信义"的当。如果张学良不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在西安组成和红军、西北军共同联合抗日的战线，蒋介石对张学良就无可奈何。

戴笠先后将张学良软禁在南京，杭州、奉化、萍乡、源陵和贵州省修文县。中国大陆解放后，"国防部保密局"先后将张学良转押到台湾省的新竹，高雄，基隆等地。一九六二年张学良获得自由，但不准离开台湾。一九六四年七月，张学良与住在美国的于凤至离婚，在台北市和赵笙香结婚。

杨虎城，陕西省人，西北军第十七路军总司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他的兵权，要他到国外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请求回国抗日，从法国马赛回国。一九三七年十月，杨虎城和妻子谢葆贞，幼子杨拯中到达香港，受到戴笠所派特务的监视，并将其全家诱骗到江西南昌加以囚禁。一九三八年杨虎城全家被从江西转移到湖南长沙、益阳，冬天又转到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监狱。戴笠害怕杨虎城越狱逃走，将杨全家囚禁在息烽县的"玄天洞"里。一九四一年，杨妻谢葆贞病死。一九四六年将杨父子转移到四川省重庆市的白公馆监狱。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垮台，李宗仁代"总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释放政治犯。蒋介石密令"国防部保密局"将杨虎城父子用专机运到贵阳。八月，蒋介石决定将杨虎城骗回重庆。九月六日，保密局的特务押送杨虎城父子从贵阳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午夜十二时半，在松林坡戴公祠，由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行动组组长熊祥率领六名刽子手，用短刀将杨虎城父子刺死，埋在花园里的花坛下。重庆解放后，才找到杨虎城父子的尸体。

戴笠生成一副凶恶的流氓相，内心极端反动和残暴，对共产党人极端仇视。妄想靠几个打手，几支手枪，杀害几条人命维持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他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充当特务头子起，十多年来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从北平乘军用运输机返回上海，飞临南京上空时飞机发生故障，在江阴县板桥镇坠机死了。被烧焦了的残骸碎骨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上。南京解放后，人民群众怀着对他的刻骨仇恨，将他的坟墓掘开，将他的尸骨抛弃。这就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可耻下场。

八、特务的职能

国民党特务的职能主要是：破坏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收买叛徒潜伏在革命组织内部进行活动；暗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反蒋分子。策反瓦解敌对方面的政治、军事力量，巩固蒋家王朝的法西斯统治。

复兴社特务处干过无数的滔天罪行，这里仅略举几件轰动全国的事实。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保罗·卢格（ PAUL RUEGG ）和他的妻子汪德利曾，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怪西人"牛兰案"( NOULENS CASE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复兴社特务处一成立，即着手处理"牛兰案"。七月，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牛兰夫妇非法审讯。牛兰以绝食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无理逮捕和审讯。八月十九日，牛兰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牛兰案的牵连，特务处在上海捕获了陆海防、陆独步兄弟等。陆海防兄弟叛变做了特务处的特务，陆海防任特务处情报科国际股副股长，专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案件，改名陆遂初。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早晨，特务处华北区派行动组组长白世雄，在北京六国饭店用手枪将北洋军阀时代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杀死，因为张敬尧联日反蒋。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由宋庆龄、鲁迅、杨铨（杏佛）等人发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五月十三日，宋庆龄、鲁迅、杨铨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抨击蒋介石仿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组织"中华复兴社"特务组织的行径，并在上海各报表。六月十八日早晨，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化名赵理君），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三百三十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将上海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枪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复兴社特务处华北区派行动组组长陈恭澍，在天津国民饭店对曾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进行暗杀，错将王化南打死，枪弹同时击中吉鸿昌的手臂。事发后，天津法租界巡捕却逮捕了吉鸿昌。蒋介石向天津法租界要求引渡吉鸿昌后，将吉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北平陆军监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审讯。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坚贞不屈，英勇牺牲。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埋伏在沪抗公路海宁县翁家埠附近地段，狙击反对蒋介石的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乘坐的汽车。史量才下车逃跑，被击毙在公路旁。

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抗日，陈济棠自任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任副总司令，进行倒蒋活动。戴笠秘密派他的学生，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毕业的陈振兴前去策动广东空军叛变。七月，戴笠从南京到香港，和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见面，以每架飞机给二万元奖金的代价，引诱广东空军将飞机飞往南京。七月十八日，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驾机飞往香港，其他飞机北飞南京。由黄光锐领衔通电，反对陈济棠。陈济棠无奈，于十八日晚宣布下野，在广州乘美国军舰逃往香港。西南倒蒋运动宣告失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南京，蒋介石逃往武汉。四川军阀刘湘当时正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企图勾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集联日反蒋，阻拦蒋介石进入四川省。当时，宋哲元的军队驻在河南省新乡、濮阳一带；韩复渠的军队驻在河南省南阳，湖北省襄樊和陕西省汉中一带。一九三八年一月，戴笠利用刘湘的旧部、师长范绍增监视刘湘的行动。范从刘的侍从参谋那里，偷看到刘湘发给川军王璜绪的密电稿，内容是命令王璜绪派兵到湖北省宜昌、沙市和韩复渠的军队联合反蒋。特务处的电讯总台也经常监听刘湘和韩复渠的电台通报，但还不能将他们的密电码研译出来。所以戴笠从范绍增那里一得到刘湘发给王璜绪的密电稿，就交电讯总台，参照此稿研译出刘湘和韩复渠的密电码，侦获他们联合反蒋的全部事实。蒋介石接得戴笠的报告后，一月十一日亲到河南省开封，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骗韩复渠来开封将其扣押，交特务处特务队押解汉口，经过何应钦的军法审讯，将韩复渠枪毙。

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治疗胃病，戴笠收买了万国医院的护士，将胃药换成毒药，将刘湘毒死。

文如玉

九、特务的训练

特务，古代称为"间谍"，它有几千年的历史。

公元前五世纪，我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在他所著的《孙子》第十三篇《用间篇"里阐述了怎样使用间谍去了解敌人的情况。他将间谍分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

"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

"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

"死间"者，因证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生间"者，反报也。

现代的特务，大凡也不出这五种范围。

特务的工作是一种绝对秘密的工作，它象军事作战一﹣样，有"进攻"和"防守"两个方面。无论进攻或防守，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特务必须懂得这两个方面的技能。从事特务工作的人，除了发挥他自己随机应变的聪明智慧外，还要懂得现代的各种特务技能，如无线电通讯、化学通讯、密电码的研译、爆破技术、搜集情报的方法、偷摄文件照片等等。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破获过苏联特务安装在美国众议院会议室一张椅子衬垫里的电子窃听器。该装置窃听有关限制战略武器、裁军谈判、美国的军事援助等等的讨论情况。在几个月内，窃听了这间会议室里所讨论的一切事务。所以美国特务为了保护国家的机密，必需将这个窃听器破获。一个特务不但要懂得怎样装置窃听器而不被对方破获，又要懂得怎样去破获对方窃听器的装置。要懂得这些技能，必须经过特务技能的训练。

从复兴社特务处到国防部情报局，为了使特务受到专门技能的训练，设有各式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如"情报"、"谍报参谋"、"警政"、"外事"、"电讯"等等。经过各训练班训练的特务，总共有几万人。它的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技术的训练，培养各式各样的特务。

有些人是甘心情愿做特务，为的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有些人不愿做特务，怕搞杀人放火的勾当，但在威迫利诱下受骗沦落贼船，也就只好干下去。为了便于欺骗，各种特务训练班在搜罗学员时，就借用各种公开机关的名义，如军官的、警官的，好像是为训练军警机关的干部而设立的，使他们跌人这个黑色的染缸，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服务，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特务训练班的学员来源有四个方面：

一、公开招考；二、由特务介绍；三、从军警和政府机关干部中选拔；四、调训现职特务。

训练班学员的学历和资历都是比较高的。例如，"军统局"的"外事训练班"，学员不到一百人，大部分是在国内各大学毕业和在外国的留学生。"军统局"的"监察人员训练班"，学员六十人，都是国民党政府各部院和军警机关的中级干部。其他训练班的学生大多毕业于大专院校，还有一部分是高中毕业生。

学员在人班之前，经过审查考试，对他们的家庭成份、思想倾向、身体健康等方面，加以严密的审查。还要接受语文、数理化方面的口试和笔试。要有人保和铺保，保证他不是共产党人。然后填写一份履历表，提出学历证明书，缴三张二寸半身相片。

军统局系统的特务训练班，有下列的公开名义：

杭州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

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

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

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

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

军事委员会外事训练班

财政部缉私署训练班

表面上看来，以上这些训练班，都是训练军警干部和缉私人员。

学员入班后，上学期是"入伍训练"，接受军事和政治的训练。这时学员往往还不清楚这是在训练特务。下学期是"技术训练"，逐渐暴露出特务的真面目。讲授怎样去搜集情报，怎样处理情报，怎样发展秘密的特务组织，怎样建立秘密的交通线，怎样掩护工作，怎样渗透革命组织，怎样破坏革命运动，怎样侦察、监视、逮捕革命分子，怎样杀人放火，怎样爆炸建筑物和桥梁，怎样窃取文件等等。学员一直到毕业分派工作时，才明白自己已经被训练成了一个特务，从此以后就得接受特务组织的监视和纪律的制裁，无法摆脱。

在特务的思想教育方面，主要是把他们熏陶成为一个"为蒋介石而生，为蒋介石而死，以蒋介石的意志为意志，以蒋介石的行动为行动，做蒋介石最忠实的耳目"的奴才。蒋介石常常给特务们打气，说什么"特种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只有非常的人才能完成非常的事业。"这种思想教育充满了腐朽的封建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

特种工作的理论是以两千年前的《孙子》＜用间篇＞为基础，特工技术继承了同盟会，兴中会，以及洪门帮会的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以此作为技术训练的基础。

现代的特务手段，如利用无线电技术，研译密电码，偷听无线电话，对普通电话实行录音，安装窃听器；用各种照相机偷摄人和物，用塑胶烈性炸药、计时雷管爆炸建筑物和桥梁隧道、炸沉轮船；利用各种化学药品，写秘密通讯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军统局系统的特务理论和技术，同样也采用了一些这样的现代化手段。

复兴社特务处曾经出版过由傅胜兰，王新衡合译苏联出版的《契卡·格帕乌》；由中国共产党叛徒顾顺章口述、减公惠整理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郑介民写的《军事课报学》和程一鸣写的《情报学》，作为各特务训练班学员必读的书籍。

各训练班上学期的政治课目有："国父遗教"（三民主义）、"领袖言行"（蒋介石的言论）、"反共抗俄论"、"政战总论"、"中国近代史"、"中共问题"等。这些课目，由训练班政训组的政治教官和各大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军事课目有："当兵操典"、"典范令"、"大军统帅"、"参谋作业"、"手枪射击"、"野外演习"。这些课目，由总队部各大队长和教务组的军事教官担任。

下学期的技术课目有："情报学"、"内勤业务"、"侦察术"、"秘密通讯和密电码研译"、"行动术"、"擒拿术"、"照相学"、"警政学"、"刑事侦查术"、"外国语文"、"无线电学"、"无线电的工务和报务实习"等等。这些课目，由训练班教务组的专任教官成聘请兼任教官担任。

特务训练组织的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派专人担任。班本部设秘书，总队部、政训组、总务组。总队部辖大队，大队辖区队。政训组辖政治教官，各大队有政治指导员。教务组辖教官和兼任教官。总务组管理总务、被服、伙食。

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党政府设有"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辖有："委员长侍从室"、"办公厅"、"铨叙厅"、"军政部"、"参谋本部"、"军训部"、"政治部"。一九三七年增设"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局长陈立夫，副局长陈惮。所辖三个处：

第一处，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兼任处长，主管党、政、社会情报。

第二处，由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兼任，主管军事、国际情报。

第三处，丁默邮任处长，主管新闻、邮电检查。

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复兴社活动。八月，将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该局原第二处处长戴笠升任副局长。该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原军统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局长。该局原第三处处长丁默郁逃到了南京，任汉奸"南京政府"的"特工总部"部长。军统局的局址设在四川省重庆市中山二路罗家湾。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从"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当时军统局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峰。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最后一任军统局局长由"军委会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兼任，副局长戴笠掌握全局的实权。郑介民和唐纵任帮办，毛人凤任主任秘书。由于这三个人的籍贯不﹣同，戴笠死后造成军统特务的三大派系：

浙江派，由毛人凤为首的江山人特务形成，毛人凤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广东派，由郑介民为首的广东人特务形成，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湖南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人特务形成，唐纵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兼"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蒋帮逃亡台湾后，军统三派分道扬镳，自成系统。

"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死后，由广东派的张炎元继任。张炎元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由中二组副主任浙江派的叶翔之升任。

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处长，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统一领导蒋帮的特务工作。

唐纵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主任，从事大陆的情报工作。后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军统局局本部设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下辖秘书、机要、缮写、人事、督察、会计、时事问题研究、经济研究、特种技术研究、医务十个室。还有军事情报、党政情报、警务行动、电讯、训练、布建、司法、总务八个处。

外勤的秘密组织有，重庆造时场办事处，贵阳办事处，衡阳办事处，东南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五原办事处，滇缅办事处。日本投降后，增设上海办事处，北平办事处，武汉办事处。

区的组织有，渝特区（重庆市），华北区（北平市）、西北区（兰州市）、晋陕区（西安市）、川康区（成都市）、上海区、香港区。

除在蒋管区设有各省的情报站外，在国外有，美国站（华盛顿）、伦敦站、巴黎站、印度站（加尔各答）、仰光站、西贡站、海防站、新加坡站、菲律宾站（马尼拉）。

公开机关有，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周伟龙；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郑介民；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戴笠；"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别警卫组"，组长梁绍洲；"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张炎元；"军事委员会航空邮电检查处"，处长李肖白；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马志超；别动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志道；"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鄙裕坤；"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戴笠；"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戴笠。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

第一种地区，革命的"解放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

第二种地区，反动的"蒋管区"，被蒋介石统治着。

第三种地区，日伪侵占的"沦陷区"，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汪精卫控制着。

军统局在以上三种地区进行的活动，各有不同。

在解放区，军统局采取进攻破坏的方式，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进行渗透破坏。在陕西省的榆林、汉中设有派遣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派遣活动。军统局还配合蒋军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线上，设立封锁站，截留从陕甘宁边区进出的革命青年和进步分子。除了想从中获取情报外，也胁迫他们当中的动摇分子充当特务。一九三八年春，张国焘由延安叛逃，投靠了军统局，任该局"时事问题研究室"主任，专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还为军统局献谋划策，妄图把解放区的干部拉出来充当特务。

在解放区的周围，军统局的秘密组织配合蒋军修筑了五条封锁线，东迄黄河，西起宁夏，南沿泾水，绵亘几个省，实行军事、经济的封锁，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

在黑暗反动的蒋管区，军统局采取镇压群众的方式。在这里，军统局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双管齐下，镇压革命运动，破坏革命组织，严密控制人民。各省市的警察局，也加强保甲制度，管制户口。军统局控制下的各种检查所，如"交通检查所"，检查水陆交通工具；"航空检查所"，检查飞机的运输，"邮电检查所"，检查人民的邮电往来，也都是监视人民的特务工具。

在敌伪侵的沦陷区，军统局采取"和敌伪勾结，宁渝合流"的方针，派遣特务到南京、上海与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秘密联系。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别起，时时妄图消灭新四军。动军，名义上是在沦陷区打游击，实际上和敌伪军勾结在一起，时时妄图消灭新四军。

文如玉

十一、特种技术合作

一九三四年，报纸介绍过一本美国出版的书，书名《黑室》，里边叙述了美国特务研究日本密电码的实际情况。复兴社特务处委托当时蒋帮驻美大使馆武官购买这本书，并把它译成中文，交特务处电讯总台台长魏大铭研究，开始研译日本的密电码。

一九四年十二月八日上午八时，日本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袭击菲律宾、香港和马来亚。

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于十二月二日驶抵新加坡，由海军总司令汤姆·菲律普上将指挥。十二月十日黎明，日军出动八十四架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空袭英国舰队。上午十点二十分，日本空军接连分批袭击英国舰队，"却敌号"被炸弹击中起火，"威尔士亲王号"被两枚鱼雷击中。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却敌号"倾覆沉没。"威尔士亲王号"在十二点二十三分被鱼雷击中，又经过一次轰炸后，在一点二十分倾覆沉没。总司令菲律普海军上将和旗舰舰长约翰·利希被淹死。

当时，军统局帮办郑介民兼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军统局将日本空军袭击英国远东舰队，"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击沉的情报通知了郑介民。郑介民把这些情报转告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英大使馆将这一情报电告伦敦。英国国防部研究了郑介民的情报后，不相信它的确实性。正怀疑间，英国远东军总司令部来电证实了郑介民提供的情报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人大为惊奇，中国人怎能这么快得到日本的军事情报。

日本空军每次从基地起飞轰炸重庆，中国空军总是已做好准备，战斗机列队在上空迎击。中国空军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事先就了解到日本空军轰炸机的出动，而且这样迅速准确呢？

这引起了国际特务的注意。英国政府命令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和中国进行特种技术合作，了解中国特务用什么方法侦获日军的行动。

军统局对日军的侦察，似乎是神乎其神，其实揭穿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统局的电讯特务，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在南京开始研译日本的密电码。他们经常收听日军在中国的电台，侦测这些电台的方位和军队调动的情况，逐渐研译出日军的密码，掌握了日本的电讯规律。所以能从日本空军飞行员同日本空军司令部的对话中了解日本空军的行动。从日本拍发南京汉奸政府的电报，也能将其内容研译出来。

蒋介石答应英国的要求，在重庆小龙坎成立"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由周伟龙任该所主任。不久，苏联也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在重庆市成立"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由郑介民任该所主任。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通过无线电台来侦测日军电台的方位移动情况，偷听日本军队中的无线电对话，搜集日军的情报。

一九四一年，美国太平洋舰队想了解台湾海峡的气象，要求蒋介石提供台湾海峡沿岸的气象情报。军统局在福建省沿海岸的沦陷区设有秘密无线电电台，专门拍发敌伪情报，同时每日也拍发福建省和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军统局每天将这些情报供给美国海军，他们认为这些气象情报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同日军的作战，有很大的价值。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空军突袭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给美国海军以重大的打击。实际上，事前军统局的电讯特务已侦获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行动的情报，并向美国透露过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然而美国海军司令部认为军统局的情报是捏造的，企图挑起美日战争，因此置之不理。美国海军经过这次严重的打击后，决定和军统局合作。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国海军部派梅乐斯（ CAPTAN MILTON " MARY " MILES ）来重庆和军统局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SINO - AMERICAN COOPERATION ORGANIZA TION )，简称"中美合作所"( S . A · C · O )。

所址设在四川省重庆市的磁器口钟家山。其中包括渣滓洞、梅园、扬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扬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纵横二十多华里。这些范围被划为特区，不准非中美合作所人员进入。军统特务进入该所，须持有军统局的通行证。这个合作所除了戴笠、梅乐斯的住宅外，建有能住一千多美国特务的宿舍、办公厅、餐厅、跳舞厅、大礼堂、军火库、仓库、监狱。

在这里的美国特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也有美国海军战略局的。在里边办过两期特务训练班，中国学员一千多人，这里还有马匹，是我在兰州购平送到该所的。另外还有警犬的训练和飞鸽通讯等。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蒋介石曾两次亲到该所检阅。美国特使赫尔利去阅兵时，我也在场。美国海军上将金开德和柯克也到过该所视察。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蒋军袭击负伤后被捕。以后戴笠将叶军长囚禁在该所监狱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前夕，蒋介石在一夜之间于该所的监狱里，屠杀了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三百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党员九十七人。

中美合作的组织：主任戴笠、美方主主任梅乐斯：参谋长李崇诗、美方贝乐利；秘书潘其武、美方史密斯。下设"作战"、"情报"、"心战"、"电讯"、"气象"、"联络"、"交通"、"医务"、"总务"九个组。

中美合作所的业务，主要是同日军进行"特种战争"和"心理作战"。侦测日军无线电台的方位移动、研译日军的电讯密码、偷听日军无线电对话和广播电台的广播等，从中获取日军的情报。该所设有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马斯德（ MASTERS )，陆军少校。驻在安徽省歙县。

第二大队，大队长史蒂华（ STEWART )，海军上尉。驻在湖南省衡山。

第三大队，大队长陶（ DON )，陆军少校。驻在河南省临汝。

除了在沿海设立气象通讯站外，还在我国西北的兰州、宁夏、五原设有气象通讯站。分布在安徽、湖南、陕西、绥远、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十二个"中美训练班"，先后调训了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的武装特务三、四万人。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美国为军统局训练了一批交通警察的警官，如军统局的高级特务郑锡麟、鲍志鸿、乔家才等。

一九四九年"国防部保密局"逃往台湾。一九五○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派庄士顿（ JOHN - STON ）上校到台湾台北市和保密局合作，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中美联合办公处"（简称"联公处")，刘镇芳任处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冲绳岛也为保密局训练过一批特务。同时，美国要求蒋介石支援侵朝战争，设立"大陆工作处"，由"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处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台北市郊区北投设立"中美办公处"，企图在中国大陆进行特种战争。

一九五五年，蒋帮设立"国家安全局"，美蒋特务合作成立了"中美情报会报"，由此产生一个"中美情报协调中心"，设在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在信义路设立一个庞大的美国特务机关，以"美国海军通讯辅导中心"( N · A · C · C )为掩护，向蒋特提供金钱、物资、技术的援助。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把台湾作为美特空中侦察的基地，侦察中国的军事设备，拍摄中国大陆的地形地物。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从台湾起飞的间谍飞机有：RB57A型、B17型、RB57D型、RF101C型、P2V型、 U -2型共十架。

十二、"曲线救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日军占领。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六项投降条件，其中第五项是"中日共同防共"。

一九三八年春，我被派到上海，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区长是周伟龙。上海区设在上海法租界保建路，外勤设有情报组和行动组。

蒋介石只准国民党卖国，不准他人染指。他密令复兴社特务处，在上海将汉奸"维新政府"的伪军政部长周凤歧和伪外交部长陈录杀死。上海区派了四名行动员，埋伏在法租界巨赖达路周凤歧的住宅附近。周由几个保镖保护，坐着汽车刚出大门，就被行动员打死在汽车里。

日军准备让袁世凯时代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和温宗尧一起出面组织一个汉奸政府，来代替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八月，蒋介石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杀死唐绍仪。唐绍仪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幢洋房里，门口有安南巡捕和密探保护。上海区接得特务处电令后，经过周密的研究，认为如果派行动员深入唐宅用手枪将唐击毙的话，枪声一响，行动员无法退出门口警察的岗位，就有被擒获的危险。决定先派情报员渗入唐宅作为内线，然后用短刀或用斧头将唐绍仪杀死。当时上海区有个特务叫谢志磐，和唐绍仪是老交，就让他伪充由广州来上海还没有找到居住的地方。唐和女儿两人住的这所大住宅还有空房，于是请谢志磐住在他家里。唐绍仪生平嗜好搜集古懂。上海区就派行动组组长曹立俊伪装古董商人，由谢志磐介绍，带了一批几万元的古董和字画，坐汽车送到唐宅，由唐绍仪选购。唐认为这批古董不够好，希望曹立俊能物色高价的古董送来。几天后，曹立俊在霞飞路一间白俄商店买了一柄童子军的钢斧，藏在一个大花瓶内，坐汽车送到唐宅。在客厅里见到唐绍仪，曹就将钢斧拿出来，唐还没来得及叫喊，钢斧已砍在头上，唐倒在沙发上死了。曹立俊和谢志磐很从容地将客厅的门关上，通过门口安南巡捕的岗位，坐原来停在大门口的汽车逃走了。

十月，我离开上海返回湖南省长沙。当时，军统局设在长沙市的梓园。我随戴笠一起到临澧县的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任情报教官。

后来听说在一九三九年春节，上海区特务刘戈青收买了汉奸"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录的卫士张国兴，利用春节放爆竹的声响，用勃郎宁手枪将陈录击毙在客厅的沙发上。

这一连串对大小汉奸的暗杀，都是蒋介石有计划地对维新政府的破坏和对大汉奸实行的恐怖政策，为日后汪精卫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扫清障碍。自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后，军统局除利用过日本宪兵队毒死大汉奸李士群外，没有暗杀过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被日军占领。蒋介石从武汉逃到重庆，英美劝诱蒋介石向日本投降。十一月，汪精卫在重庆派遣亲信周隆庠、梅思平、高宗武，到香港乘轮船转赴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周隆庠、梅思平、高宗武先后抵达上海，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派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和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东体育路七号，举行秘密会商。会商后梅思平从上海返回重庆，向周佛海汇报在上海和日本人会商的经过，周向汪精卫汇报。十二月五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六日，蒋介石从前线赶回重庆和汪精卫密商。十八日，汪精卫在军统局特务控制下的"军事委员会重庆航空检查所"的"检查"下，大摇大摆登上民航飞机，飞往云南省的昆明。汪精卫飞往云南，军统局不可能不报告蒋介石。十九日，驻在昆明的军统特务又放汪精卫乘飞机飞往越南的河内。同去的还有汪的老婆陈璧君、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立法委员林柏生、艺文社主任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曾仲鸣。

事后，军统局头头戴笠才率领一批特务，伪装去追赶汪精卫，在越南河内住了几个月，装着要暗杀汪精卫，演了一出"苦肉计"的骗人把戏。

当戴笠决定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晚上，派行动特务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暗杀汪精卫之前，戴笠秘密通知汪精卫和曾仲鸣调换卧房，曾仲鸣莫名其妙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被军统的行动特务用枪杀死在汪精卫的卧房里。汪精卫则从河内跑到南京。

汪精卫的卖国勾当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形成一个"反汪运动"。蒋介石跑出来为汪精卫辩护说："反汪就是打击中国国民党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的同志。"

蒋介石曾经派出国民党二十名中央委员、五十八名高级将领，帮助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南京政府"，编组八十万伪军，举着国民党的旗帜，配合日本军队去打解放区。

一九三九年冬，汪精卫在南京布置就绪，蒋介石在重庆配合汪精卫和日军，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进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军统局为了实现蒋介石的"宁渝合流、曲线救国"政策，派了大批特务到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南京政府的大汉奸联系合作。例如：广东人韩尚英和伪行政院院长陈公博联系；安徽人程克祥和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联系；东北人陈旭东和伪参谋总长鲍文樾联系；安徽人任西屏和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联系（任西屏是任援道的弟弟）；江苏人毕镐奎和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局）丁默邮联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八日，戴笠派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徐远举到广州市去逮捕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徐远举将陈璧君逮捕后，押解到上海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将蒋介石和汪精卫往来的一切文书搜去焚毁后，才将陈璧君押送南京监狱。

文如玉

文如玉

十五、军统局结束后的几个公开机关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军统局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编余的军统局特务，一部分转业为警察。将原"内政部警政司"扩充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由军统局帮办唐纵任总署署长，原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鄂裕坤任副总署长。内政部警察总署设秘书、人事、督导、刑事研究、统计、会计六个室；行政、教育、保安、刑事、外事、总务六个处。内政部警察总署的业务是领导直辖市的警察局。各省成立的警务处领导各县市的警察局。

在复兴社特务处的末期爆发了抗日战争。特务处在上海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织了一支武装特务队伍，称为"上海别动队"，刘志陆、俞作柏曾任该总队的总指挥。"上海别动队"辖四个支队。一九三九年二月，军统局将它扩编为"忠义救国军"，周伟龙任总指挥。一九四一年军统局成立"别动军"，周伟龙调任该军总指挥，"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马志超继任。"别动军"辖四个纵队，分布在江苏省太湖周围和浙江省、安徽省的山区以及京沪杭铁路沿线。一九四三年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将别动军扩编。一九四四年由徐志道任别动军总指挥。别动军辖九个行动总队，下面各辖三个支队，支队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队。别动军的九个行动总队分布在广东省、湖南省、江西省边界，广西省、湖南省西部，衡（阳）宝（庆）公路沿线，湖北省、河南省、浙江省。

军统局结束后，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由吉章简任总局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别动军总指挥徐志道任副总局长。该局内勤设秘书、人事、督察、会计四个室；作战、情报、军法，政工、经理、总务六个处。外勤有平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朱若愚；津浦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贺元，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蒋国涛；京沪杭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卫兆槐；浙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毛万里；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程一鸣。交通警察总局辖有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总队辖四个大队，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交通警察总队的人数比一个陆军步兵营的人数多些，警员大部分用美制的卡宾枪，小部分用美制的汤姆生冲锋枪，警官用美制四点五强力式曲尺手枪。总队和大队配备有火箭炮、爆破筒和爆炸器材。通讯设备有用干电池的两瓦半无线电收发报机，作战时发给中队和小队使用。小队配备有无线电报话机，联系方便。

一九四七年，交通警察总队被蒋介石投入各战场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当时各交通警察总队的分布地区如下：第一、三、五、十、十五五个交通警察总队，由山东战区指挥；第二、四、十七三个交通警察总队，归河南第六绥靖区指挥；第十二、十三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归东北长官公署指挥，第六、八、十八三个交通警察总队，归交通警察总局指挥；第七、九、十一、十六四个交通警察总队，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第十四交通警察总队，归广州绥靖公署指挥。

一九四六年夏，伪国防部成立，军统局帮办郑介民升为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将原军令部第二厅和军统局编余特务合编为国防部第二厅。下设办公室和政策计划、宣传、国内情报、英美情报、苏联情报、保防、电讯密码、资料八个处，一个技术研究室，一个电讯总台。

国防部第二厅指挥下列各单位：

陆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海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处

西北绥靖公署第二处

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

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

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

川康绥靖公署第二处

长沙绥靖公署第二处

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

广州绥靖公署第二处

第一南通绥靖区第二处

第二济南绥靖区第二处

第三汪贾绥靖区第二处

第四开封绥靖区第二处

第五信阳绥靖区第二处

第六商邱绥靖区第二处

第七淮阳绥靖区第二处

第八合肥绥靖区第二处

第九临沂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兖州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一青岛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二新乡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三南阳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四阜阳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五襄阳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六咸宁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七常德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八西安绥靖区第二处

第十九陇东绥靖区第二处

还有各长官公署第二处和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


十六、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中国民主同盟委员李公朴在云南省昆明市被暗杀。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起来罢课游行示威。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从大理县调来预备第二师，企图对学生进行镇压。十五日上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致公堂，各界举行李公朴先生追悼会，由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闻一多先生主持，痛斥蒋介石暗杀李公朴的卑鄙行径。下午，闻一多又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的残暴罪行。五点多钟，闻一多和他的儿子步行回家，刚走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的门口，被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熊广福等一群打手开枪杀害。闻一多的儿子伏在父亲身上，也遭到打手枪击。凶手达到目的后，坐上军用吉普车飞驰而去。

李公朴、闻一多被谋杀后，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罢课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凶手。云南各地学校纷纷起来响应，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掀起了抗议和声讨的浪潮，蒋介石大为震动。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结束，我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是我的生日，因为我快要离开上海，亲友为我设宴庆祝。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江西省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我即日坐飞机飞往昆明，帮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翌日，我从上海直飞昆明。在云南省政府的宾馆见到唐纵，和他一起住在宾馆里。

我问唐纵："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的经过怎样？有没有破案的线索？"

唐说："这两件暗杀案巳交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和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办理，现在还没有头绪，你去和他们研究怎样破案。"李毓桢和龚少侠是军统特务，我在特务处时和他们一起搞内勤，彼此熟悉。

我和李毓桢、龚少侠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后，根据当日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人打死的。

我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我调查的这个结论告诉了唐纵。唐纵听我讲完，默然良久。我知道他和霍揆彰是黄埔军校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处理这件案子感到左右为难。

唐纵问我："你看这件案应该怎样处理？"

我说："处理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蒋介石）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部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如果霍揆彰同意，唐先生将在昆明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和同霍揆彰商量的详细情况，电报老先生。"

唐纵认为我对这件案的处理意见是对的，就用电报向庐山蒋介石作了报告。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来昆明。唐纵和他们一起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进行商谈，我没有参加。商谈后，唐纵回来告诉我，卢汉提议将李公朴、闻一多两案缩小，冲淡对外的影响，只公布闻一多暗杀案已被破获，不提李公朴暗杀案。张镇认为，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相掩饰过去。

最后，由顾祝同决定，派冷欣到庐山向蒋介石汇报商谈的经过，并请示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

我在昆明的任务完毕后，坐飞机返回上海，再从上海到湖南省衡阳上任。

闻一多被暗杀案经过顾祝同等精心炮制、捏造案情，在各报公开宣布破获。我看了报纸后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卑鄙行为，也是蒋介石势穷力竭的表现。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把霍揆彰撤职。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也被撤职，当了替罪羊。

云南警备总司令部不仅暗杀爱国的进步人士，也镇压、屠杀革命的青年学生。一九四八年六月，昆明市各校学生三万多人举行反美示威游行，向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准备对昆明的学生运动进行镇压。七月初，由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主持，召集了"特种会报"。参加会报的有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马瑛、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景瑄、教育厅厅长姜亮夫、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内政部调查局云南站站长查宗藩等。会报决定，由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负责，对昆明市的学生运动采取镇压手段。七月九日，何绍周召集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晋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军统特务）召开会议，说明特种会报决定对昆明市的学生运动采用镇压手段，对各校的学生领导人加以逮捕。十一日晚十点钟，何绍周集合总司令部嵇查处的特务和一个特务连，配合宪兵警察包围了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把他们关押在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军法处看守所里。这种行径激起昆明市各校学生的愤怒抗议。何绍周害怕学生起来暴动，十五日亲到云南大学指挥警察围攻正在会泽院集中的学生，另由宪兵团围攻南菁中学，总共打死打伤学生三十多人，逮捕三百多人。逮捕的学生被施以刑讯后，关押了三个月才释放。这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镇压屠杀昆明革命青年学生，震惊全国的"七·一五"事件。

文如玉

十七、我和特务训练班

我自一九三四年起，搞过多年情报教官的工作。一九三四年，我代表复兴社特务处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班兼任情报教官；一九三五年，我在参谋本部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兼任情报教官；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西省庐山军官训练团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专任情报教官；一九三八年，我在湖南省临澧县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专任情报教官；一九三九年，我在湖南省黔阳县军统局特训班专任情报教官；一九四○年，我在甘肃省兰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任情报系主任教官，后任总教官。

关于宪兵司令部特高班的简略情况，在前面"国特的发展"一节中已经叙述过，下面谈谈其他训练班的情况。

参谋本部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和中央军校特训班，是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训练班；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黔阳军统局特训班和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是军统局的特务训练班。

参谋本部谍报参谋人员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五年，班址设在南京市慧园街，总共办了两期。班主任郑介民，大队长陈王辉。训练班分为"甲种"班和"乙种"班；"甲种"班是"校官"级，"乙种"班是"尉官"级。教官大部分是兼任，学员总共一百多人。学员的来源是调训陆海空三军主管谍报业务的参谋人员，训练时间为半年，毕业后返原单位工作。

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四月，训期为十个月，办了一期。班址设在江西省星子县庐山军官训练团内的龙云寺，学员六十人。班主任戴笠，主任教官谢力公，大队长何龙庆，以后是连谋。学员的来源是调训特务处的现职特务和杭州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派任特务处特务。军事委员会特别练训班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初，训期为十个月，班址设在湖南省临澧县。班主任戴笠，副主任余乐醒，教务组组长谢力公，政训组组长汪祖华，总务组组长易永年，总队长陶一珊。学员的来源一部分是调训现职特务，大部分是公开招考或各机关保送的干部。毕业后，派到蒋管区和沦陷区作特务。学员一千人左右。

军统局黔阳特训班是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的继续，由临澧县迁到黔阳县，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毕业，办了一期。这个班分为情报、行动、游击、会计、电讯、缉私六个系。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吴琅，教务组组长陆遂初，政训组组长郑兆一，总务组组长易永年，总队长王乐坡。学员来源一部分是临澧训练班留下的学员，一部分是现职特务，大部分是通过公开招考或在沦陷区秘密招考。学员约一千人左右，毕业后派任蒋管区和沦陷区当特务。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是军统局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学员最多的特务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六年结束。班址设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铁桥边的木塔寺和金天观，共办了五期。班主任戴笠。第一期副主任刘藩，第二期副主任王孔安，第三期副主任胡国振，第四期副主任廖华平，第五期副主任刘忠云。教务组组长黄佑，政训组组长廖华平，总务组组长张树勋，总队长杨清植。这个班设有情报、行动、外事、警政、电讯五个系。学员来源一部分是通过在沦陷区的秘密招考，大部分在甘肃、陕西、河南三省公开招考。学员总共九千人。毕业后派任甘肃、陕西、河南三省的警官、交通检查员、邮电检查员，一小部分派到沦陷区任特务。

除了上述的训练班外，在复兴社特务处时期第一个特训班是南京香林寺特训班，南京无线电训练班。

军统局时期是特训班的全盛时期，设有息烽特训班、越南特训班、重庆外事训练班、谍报参谋训练班、监察人员训练班、缉私训练班、货运班、中美训练班，学员总共达上万人。

国防部保密局时期，特训班开始衰落。由于军统局的缩编，大批特务被裁汰转业。因为无需增加特务，虽办过一期特训班，规模也很小，只调训现职特务。保密局逃亡台湾后，一九四九年在台北市郊区的内湖乡成立"内湖特训班"，但规模小，设备也很简单。班主任毛人凤，副主任毛万里。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共办了三期，学员总共一百六十五人。学员的来源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进行秘密招考。毕业后派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国去充当特务。一九五五年三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将"内湖特训班"迁到新店七张"大陆研究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叶翔之，副主任阮清源，教育组组长谈品苏，训导组组长邹伯言，行政组组长张纪彭，大队长林少武。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共办了四期，学员总共一百多人。

一九六四年我回到大陆后，对情报局干部训练班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情报局干部训练班训练的学员人数这样少，证明自中国大陆解放后，蒋帮特务的活动地盘越来越狭小，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所有特务训练班的学员都过着军事法西斯的生活。在训练期间，男女学员都穿着军服，接受军事训练，受严格的军事管理。班里的总队长、大队长、区队长和各队的政治指导员，都有权惩罚、打骂、囚禁学员，将学员养成为绝对盲从的奴隶。学员毕业后，也用同样的专制教育去对待别人。

毕业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自认为是某个班主任的门生，以此抬高身价，自鸣得意瞧不起其他没有受过训练的特务。正如戴笠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门生一样。毕业的学员之间无形中结成各种特务派系，互相吹捧，互相拉拢，狼狈为奸。班主任有时怂恿学员去为非作歹，除了服从自己的班主任，瞧不起其他的领导人，造成特务中的贵族，特务内部还成立有"同学会"。蒋经国曾经命令解散各特训班的"同学会"，但这些组织还是秘密存在，这是秘密工作中的秘密。

十八、国防部保密局

一九四六年夏，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秦德纯、郑介民任次长。

国防部设六个厅，十一个局：

第一厅，厅长于达，主管行政：

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主管情报；第三厅，厅长郭汝槐，主管作战；第四厅，厅长杨孔业，主管后勤补给；第五厅，厅长方天，主管编制训练；第六厅，厅长钱昌祚，主管国防科学；副官局，局长陈春霖，主管人事行政；政工局，局长邓文仪，主管政治训练；预算局，局长赵志尧，主管财政预算；民政局，局长刘翔，主管战地民政；保安局，局长唐纵，主管保安部队编练；监察局，局长彭位仁，主管监督；史政局，局长吴石，主管史政；军法局，局长刘千俊，主管军法；兵役局，局长戴高翔，主管兵役；预备干部管理局，局长蒋经国，主管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主管防谍保密。

军统局头头戴笠死后，由军统局帮办郑介民代理戴笠的职务。军统局结束后，郑介民升任"国防部"次长兼"第二厅"厅长。军统局帮办唐纵升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兼"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升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徐志道任副局长。

七月一日，国防部保密局成立。局址初设在南京市马台街二十二号，后迁入原复兴社特务处旧址，在曹都巷和洪公祠改建的大厦里。逃亡台湾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士林芝山岩。局本部设：计算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嵇核室、机要组、预算组、布置组、特种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第一处情报处、第二处行动处、第三处人事处、第四处电讯处、第五处司法处、第六处经理处、第七处总务处。外勤的秘密组织有：重庆办事处、广州办事处、东北督导室、西北区、西南特区。还设有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香港、保定、山西、山东、青岛、苏南、苏北、浙江、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鄂北、川西、重庆、康定、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拉萨、广东、广西各站。公开机关有：内政部警察总署、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大同新闻社、华北经济导报、各绥靖公署第二处、各长官公署第二处、各警备司令部嵇查处。

保密局成立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全面进犯。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蒋军打得头破血流，大败而逃。被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保密局镇压人民、屠杀革命群众越来越凶恶，在垂死中进行反扑。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引退，李宗仁代总统，保密局逃亡台湾。蒋介石为了应付李宗仁，密令毛人凤组织一个假保密局，拚凑了九十个人，由副局长徐志道任局长，从南京随李宗仁逃到广州市。

保密局成立后，我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后又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没有参加保密局的工作，对保密局内部的情况不清楚。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在广州市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八月任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这一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保密局在广州市的疯狂破坏。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二十三日解放南京。以后解放华中重镇武汉。四月，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

九月，保密局派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率领一个爆破组来广州。胡凌影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是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行动系的毕业生，和我有师生之谊。胡凌影邀请我到财厅前太平馆晚餐。我在太平馆问胡凌影："你是经广州到台湾，还是在广州和徐局长一起工作？"

胡答："不是。我是从台湾派来广州，受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领导，设立一个秘密爆破组，准备在广州撤退时，将广州市的水电设备和桥梁炸毁。"

我说："徐志道在广州不是设有一个保密局？为什么不由他负责破坏？"胡答："我被派来广州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人到台北谴责了蒋军的缘故。他们说蒋军不战而逃，撤退时没有将工厂、水电设备和交通桥梁炸毁。于是蒋介石下令要毛人凤将各重要城市的工厂、水电交通设备加紧彻底破坏。"

十月初，国防部长兼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第三兵团的第七军和四十八军防守衡阳、宝庆一带。十月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衡宝战役中把第七军的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二师和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师、第一七六师一举歼灭。白崇禧得悉四个师被歼灭的消息后，慌忙逃往广西省。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直下广东省。防守广东省的广州卫戍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刘安祺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十月十二日将防守广东的刘安祺兵团撤往海南岛转运台湾。毛人凤和李及兰都没有料到蒋军这样迅速溃败。十月初才从台湾运来一批爆破器材。这些器材还不能将广州全部需要破坏的目标炸毁。广州卫成总司令李及兰获悉刘安祺兵团撤走，手忙脚乱，害怕炸毁广州的水电厂会激起广州人民的公愤，使自己不能离开广州，决定先炸毁海珠铁桥。因为炸药不足，李及兰命令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后勤补给处处长谭南光到第四补给区司令部，将该部存贮的全部炸药、废弹和一切能爆炸的东西都运到海珠铁桥上。

十月十三日早上，我和李及兰乘飞机逃往三灶岛，再坐船逃往澳门。十三日下午，胡凌影率领爆破人员在海珠铁桥上装好炸药和雷管并计好时间后，自己便乘车逃往香港返回了台北。

蒋介石因为广州的工厂、水电设备没有能彻底破坏，而且使三千多吨军用物资落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对毛人凤、李及兰很不满。十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和毛人凤飞到重庆，将重庆市的兵工厂水电站、广播大厦和三个飞机场彻底破坏。毛人凤还命令胡凌影将四川省的綦江和内江大桥破坏。

重庆解放前夜，保密局对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和新世界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了集体屠杀。广州解放后，保密局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到香港暗杀了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炸毁了"泽生"轮船和停在香港启德飞机场的中国民航机。

文如玉

十九、刽子手毛人凤

两手染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毛人凤，浙江省江山县人。为了取得学历，一九四一年入四川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高教班受训了几个月，获得当蒋介石门生的资格。

毛人凤原来曾在陕西省一个县政府当过秘书。一九三六年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禁烟督察处担任督察。一九三八年八月，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统局。因为毛人凤和戴笠是江山县同乡，戴笠就将毛人凤调到军统局来替他管家。

毛人凤是一个不学有"术"的人，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特务工作，却有一条旁门左道的"真本领"，捧上压下，为戴笠把守关防。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郑升任国防部次长，毛人凤升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因为毛人凤没有学历和资历，军统的高级特务都瞧不起他，不愿受他的领导。

毛人凤要博得蒋介石的欢心，首先必须充当杀人的刽子手。毛人凤确实具有残忍的兽性，不仅杀害革命的群众，也杀害他的同类。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时，正是解放战争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蒋管区内民主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所以蒋介石需要保密局大力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爱国青年采取了极端野蛮和残暴的反革命屠杀手段。毛人凤认为杀人越多，就越能够表现对蒋介石的忠诚。例如，在重庆解放的前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夜之间，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就集体屠杀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九十七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人凤也杀害军统局的高级特务。例如刺杀国民党高级特务马汉三一事就是如此。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决定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选蒋介石任总统。十一月十五日，筹备了几个月的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场。蒋介石原定目己当总统，孙科当副总统。在大会选举中，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为此，蒋介石怒火冲天，说这些奴才不听命。但李宗仁是大会选出来的，蒋介石当时也无可奈何。

军统局驻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公开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民政局局长。选举属于民政，李宗仁要马汉三拟一份选举他任副总统的活动计划。马汉三按照李宗仁的指示，亲笔拟了一份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计划，拥护李宗仁为副总统。

毛人凤窥测到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极为愤怒，为了满足蒋介石兽性的发浪，毛人凤密嘱在马汉三身边的保密局特务，将马汉三亲拟的拥护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计划偷出来，交给了毛人凤。于是毛人凤捏造马汉三背叛领袖，背叛保密局，违反纪律，向桂系的头头李宗仁投靠，应予判处死刑。蒋介石批准保密局逮捕并枪决马汉三。

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周伟龙，湖南省人，和戴笠是拜把兄弟，曾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特务处书记、军统局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总指挥。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后，也和周伟龙拜把兄弟，并将郑介民的拜把兄弟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吉章简赶走，由周伟龙继任。周伟龙以前曾任唐生智部的营长，上海解放前夕，唐生智派人策动周伟龙在湖南配合他起义，周伟龙将交警总局的交警总队和交警总局的武器弹药运往长沙。蒋下令毛人凤逮捕周伟龙，押解到台北市郊区景美镇一座小山上，和陈仪一起枪决。

毛人凤还杀了保密局南京站站长高镐和重庆警备司令部嵇查处外事科科长吴润苏。

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保密局高级特务毛森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毛人凤命令毛森在撤逃上海前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大破坏。他们用装甲汽车在街道上屠杀爱国的青年，这种杀人的凶器被称为"飞行堡垒"。上海人讲起"飞行堡垒"，谈虎色变。

在内战期间，毛人凤将交警总局的交警总队投入各战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并组织技术总队，在蒋管区内对凡蒋军要撤走的城市进行严重的破坏。

大陆解放后毛人凤还派特务到香港进行暗杀破坏。例如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印尼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这对美国不利，便和毛人凤合谋，妄图谋害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毛人凤派保密局特务赵斌丞（河北省人），到香港侦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行踪。赵斌丞和美国特务发觉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了印度民航公司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便做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模型，精心研究怎样进行破坏。我国保卫机关发觉美蒋的阴谋后，周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及廖承志等改道飞往万隆。而印度民航机"喀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被美蒋特务的烈性炸药炸毁。为此，毛人凤得到蒋介石和中央情报局的赞赏。

毛人凤为了保护自己，通过参谋总长周至柔的搭线，走皇后大道，与黄仁霖、赖名汤一起，成为宋美龄系。一九五一年，毛人凤奉宋美龄之命，多方设法搜集蒋经国的情报。宋根据毛提供的情报告了蒋经国一状。蒋经国因此被老子骂了一顿，怀恨在心，于是也多方设法去搜集毛人凤的情报。

保密局特种技术总队长杜长城，河北省人，兰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行动系毕业。陈诚在东北任长官时，杜长城在四平街战役中，将大汽油桶和大量炸药和废弹埋在各据点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陈诚认为杜长城是一位爆破的天才。陈诚逃亡台湾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拨了大量黄金扩编特种技术总队以防守台湾。当特种技术总队演习"海上爆破技术"时，陈诚亲任检阅官。杜长城将购买爆破器材和扣队员薪饷的黄金，送到毛人凤的公馆和毛人凤平分。蒋经国领导的"总统府资料室"的特务，大部分是军统特务，他们搜集到毛人凤和杜长城分赃的情报，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将杜长城、胡凌影和总队部的大队长、中队长交军法处审讯后枪决。蒋经国杀鸡给猴子看，吓得毛人凤失魂落魄，忙向宋美龄求救。宋亲自出马向蒋介石求情，毛人风才没有给蒋经国整垮。

一九五六年十月，毛人凤患肺癌，送到美国医治，返回台北三天后就死了。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将陆军中将毛人凤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亲自批准。情报局的特务将毛人凤的墓碑刻上"故陆军上将毛公人凤之墓"的字样，竖立在坟前。国防部按例将毛人凤追赠为陆军上将的提案送交行政院会议审议。在蒋帮狗咬狗的斗争中，这个提案被行政院会议否决，毛人凤的墓碑成为一桩大笑话。

二十、国家安全局

一九五○年三月，蒋介石在台湾自己复职为"总统"。为了统一蒋帮的特务组织，派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军统大特务张师任第一书记，李叶任书记，陈大庆、张炎元、包烈等任专员。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单位搜获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府资料室，蒋经国实际上控制了蒋帮的各特务机关。

一九五五年，蒋介石设立"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

蒋介石原定将"国家安全局"来代替"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蒋氏家族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宋美龄也想插手控制国家安全局。她告诉蒋介石，美国人不同意蒋经国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建议请郑介民出任局长。郑介民告诉了我他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经过。

蒋介石由士林官邸打电话给郑介民，请郑介民到官邸去。在官邸的客厅里，郑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一家人在座，三人面色都不愉快，显然这里刚发生过一场风波。蒋介石把手一指沙发，要郑介民坐下。

宋美龄向着郑介民说："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任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

蒋经国没有讲话。郑介民告辞，宋美龄送郑介民到门口对郑说："你作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个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点头答应。

蒋介石同意郑介民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派蒋经国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秘书长顾祝同历来对蒋介石百依百顺，当然理解蒋介石的意旨，他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权力交给蒋经国去执行，控制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

蒋经国利用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派他的亲信陈大庆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宋美龄向郑介民介绍的阮清源，只好任国家安全局淡水训练班主任。宋美龄因此认为有失自己威信，对郑介民怀恨在心。

郑介民介入蒋氏家族的斗争由来已久。宋美龄嫡系的参谋总长周至柔，为了安插他的亲信刘国运到国防部，就请宋美龄要蒋介石免去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大陆作处处长的职务，由刘国运继任国防部次长。刘国运，湖南省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转入空军军官学校，曾任空军武汉地区司令。资历学历都不及郑介民。

郑介民被免去国防部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后，满腹牢骚，心怀不满。蒋介石发觉后，赠给郑介民一幢洋房，以示安抚。

宋美龄授意自己的亲信国防部保秘局局长毛人凤多方搜集郑介民贪赃枉法的罪证，并向蒋介石检举。

郑介民的老婆柯漱芳和上海帮的建筑商陆根记老闾陆根泉，包建了国防部的各种工程，搞了很多钱。毛人凤搜集到柯漱芳和陆根泉分赃的情报送给宋美龄，宋转交蒋介石，蒋介石将原件批交蒋经国查办。蒋经国将蒋介石批交给他查办的原件亲自交郑介民，请郑自己申复，对外又宣扬说"郑介民跟随总统这样久了，毛人凤还要打他的小报告"。

宋美龄不仅常常打击郑介民，也常常打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煽风点火，挑拨蒋氏父子的矛盾。蒋经国常常被父亲斥责，有时躲起来不敢去见父亲。到了无法转弯的时候，只好让老婆蒋方良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见公公。蒋介石天没有看到儿子，当看到媳妇和孙子时就说："你爹爹很久没有来了。"蒋方良回到家里，将见到蒋介石的情况告诉蒋经国，这样蒋经国才敢去见父亲。蒋经国和宋美龄的矛盾因此越来越尖锐。

蒋介石的死使宋美龄失去了靠山，大权都控制在蒋经国手里。蒋介石的坟土还没有干，宋美龄不得不跑到美国去了。

宋美龄离开台北时，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恨，发表了一篇告别书，引用了基督教《圣諒》中"莫偕无道行，耻与群小立，避彼轻慢徒，不屑与同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

国家安全局成立，由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凑集一批人马，挪用这几个机关的一部分经费，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取得"美援"，设立一个办公厅、四个处和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一个电讯总台，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郑介民死后，副局长陈大庆继任局长；陈大庆调职后，由夏寄萍周中峰调职，由王永树继任。

国家安全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成立一个"中美情报交换会报"，蒋经国为召集人。出席会报的有，国家安全局局长、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负责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