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现代，出自《观山海》。据推测，《海经》中的“四方神树”就是四时日表，用来测量日影规律，校正历法 西汉宣帝时，上郡地区（今陕北一带）发生一件怪事。当地有人打碎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崩裂后露出一个石洞。人们大着胆子进去看，发现其中竟有一具披散着头发的古代干尸。这具尸体的姿势十分诡异，双手被绳索绑在身后，一只脚还带着枷锁。 众所周知，两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阴阳五行、祯祥灾异所统治，这件事传到长安，就成了一件关系天子、国家的大事。汉宣帝急于搞清楚这具尸体到底主何吉凶，大臣们却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这时，谏议大夫刘向说：“这是上古黄帝之时窫窳国的贰负之臣，他因阴谋杀死国王，犯下谋逆大罪，黄帝出于仁心并未诛杀他，而是将之流放到疏属之山。现在挖出了贰负之臣的尸体，是天下有仁君的大吉之兆。”宣帝开始并不相信，细问下，刘向回答说此事记载于《山海经》，令宣帝十分惊奇。据说从此之后，文学大儒们纷纷开始重视起《山海经》的学习研究，来考证祯祥变怪的事物、远国异人的风俗了。 怪兽与看图写话现如今，伴随着关于《山海经》的审慎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书中《五藏山经》部分，实质是上古时期的一本国土资源志，记录了先民们生活范围内的诸多山川，其叙述的重点在各地的重要资源及效用；而《海经》部分，则可能是一张上古时期的天文月令图。就地理范围而言，《山海经》很可能是活跃于山东半岛一带大汶口文化的原始知识遗存，后世伴随着族群的迁徙，书中地名出现了外扩现象，这其实是华夏世界扩展的痕迹。 带着这样的认知，我们可以确认《山经》部分是较为严谨平实的博物志，其中所描述的动物，应该是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阅读的时候，却满眼都是长着人手的鸟、四目六足的鱼，似乎又确实是非自然的怪兽。其实，这种描述手段在古代是相当普遍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先来读《诗经·卫风·硕人》一诗中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美貌的名句：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如果直译，这段话的意思是：（庄姜的）手像白茅的嫩芽，肌肤像凝固的猪油，脖子像蝤蛴（天牛的幼虫），牙齿像瓠瓜子儿，头像螓（又称蟭蟟，如蝉而略小，可能即是“知了”的古称），眉毛像飞蛾。在没有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的时代，人们为了描述不熟悉的事物，最自然的方法就是使用比喻，用为人熟知的喻体事物特征让他人感知本体事物特征。但从原理上讲，比喻修辞只能描述事物的个别特征，如古人经常用车轮来比太阳，是取二者都是圆形、有周期性运动等特征，而并非说太阳之热如车轮之圆。同样的，《硕人》用天牛幼虫来比庄姜的脖子，是取其“白”的特征，而并非说脖子的形状像虫子。 要准确把握比喻关系的内在逻辑，理解本体、喻体之间是何种特征之间相似，是需要前置语境来作为支撑的。如《硕人》诗中已然详细描述了庄姜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人们自然不会拿昆虫丑陋的外貌特征来理解这段描写。但如若这些背景信息在流传过程中损失掉了，理解作者本义就变得十分困难了。若我们将这句诗稍加改写掺入《山海经》内，说“有虫民之国，其为人领如蝤蛴，螓首蛾眉”，恐怕人们就要想象出人、虫参半的可怕怪物了。 《山海经》中的怪兽，大多也是由于后人对比喻关系的微妙误认，经过一番“看图写话”般的想象拼凑而形成的。 比如，《东山经》中有一段说葛山东部的余泽中有种珠鳖鱼：“其状如肺而四目（一作“有目”），六足有珠。”四目六足的鱼可以说是奇怪至极了，但在现实生活中居然也可以找到对应。在我国南部沿海，至今还分布着一种叫鲎的节肢动物。鲎的头胸甲与身体的形状，确实有点像裸露的肺叶；其头胸甲前端有一对单眼，外侧各有一只复眼，正好是四只眼睛；再看它的腹部，也是正好六对步足，处处符合书中珠鳖鱼的状貌。 （上）鲎。鲎处处符合《山海经》中珠鳖鱼的状貌，可见书中怪兽大多是由于后人对比喻关系的微妙误认 ；（下）珠鳖鱼 2022年10月，浙江温岭有新闻说，一个小男孩在当地东海塘游玩时发现了一只四眼六足的怪鱼，在父母鼓励下，小男孩将怪鱼交给当地民警，后在渔政部门的帮助下将其放生，这种怪鱼正是鲎。由于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重要作用，近年来非法捕捞、非法提取血液现象严重，现在鲎已经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若这件事发生在古代，好事者拿着《山海经》一比对，可不正是传说照进现实了。 妖物与祯祥灾异除了长相奇特的动物外，《山海经》中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妖物。它们的出现，往往具有某种象征性，要么标志着天灾人祸即将发生，要么预示着天下太平。这种万物有灵的巫术思维，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视祯祥灾异的基础。如本文开头汉宣帝之所以如此重视长郡出土的古尸，就是认为背后一定有好或坏的寓意。 这些有寓意的妖物，在整个《山经》中共有51种之多。如《南山经》中长右之山，有野兽名长右，“见则郡县大水”；《西山经》中太华之山下，有种六足四翼的蛇叫肥遗，“见则天下大旱”；有时候妖异的出现也代表着吉祥的含义，如《南山经》中生活在丹穴之山的凤凰、《西山经》中生活在女床之山的鸾鸟，都是“见则天下安宁”。 实际上，将祯祥灾异与妖物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倒果为因式逻辑谬误。在自然界中，气候转变是前置的因，而动植物的应变是后置的果，是气候变化引发了动植物行为，而不能说是动植物的行为引发了气候变化。如仙女木这种植物耐寒、耐旱，在寒冷气候中会逐渐向低纬度地区生长，地质学上将之用作寒冷事件的标志。约13000年前发生的北半球气温骤降事件，就被命名为“新仙女木事件”。在原始人眼中，有种开着小白花的植物从北方逐渐蔓延到部落生存的地方，紧接着风雪肆虐，冻死了很多人，大家被迫向南迁徙，可不就是“见则天下大寒”的妖邪之物。 （左）肥遗；（右）凤皇。《山海经》中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妖物 经学者统计，书中“见则大旱”的妖物多为蛇类，与蛇能适应干燥环境的能力正好相应；除蛇类外，还有几种状如猫头鹰的鸟类也常标志着大旱，恰是因为干旱时啮齿类动物增多，此种鸟类食物充裕，自然数量增加。而“见则大水”的动物中，猿猴一类的灵长类动物较为常见，学者推断，可能因为山洪暴发，林中食物缺乏，猿猴出林觅食时更容易被人发现，所以古人将其与水灾联系起来。 时过境迁，由于后世人们已经将《山海经》视为一本怪物之书，这些农业生活中的经验性知识逐渐也披上一层奇幻的外衣，其中真意渐渐湮没在文字中了。 夸父逐日与天文观测《黄帝内经》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天、地、人之间有着复杂的交感作用，人们利用地理标志测定天体的运行，又靠天体的相对位置确定地之分野，更依照天文、地理知识来指导人间万事。在《山海经》中，《海经》部分明显有述图的痕迹，其实质可能正是一张反映上古天文历法知识的月令图，原图所描绘的并不是什么海外方国，而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其中与地理相关的记载，大体都是以地配天思想的产物。在后世流传中，述图之人就已然对其性质不甚分明，将其解作海外地理志，图中种种天文因素自然被扭曲而难以索解了。 比如，《海经》多次提到四方风、神之名，实则就是依照风向确定四季的历史遗留，四方神就是四时神。在古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重要日子的日影、昼夜长短特征鲜明，对于确定一年历法至关重要，故在这几天都要举行仪式以测量、校正时间。 从这个知识出发，在《海经》古图上，居于四方的应当有日表之形。与之相应，在《海经》文本之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四方神树”的记载： 《夸父逐日》，现代，王金厚，国画。据推测，“夸父与日逐走”其实是冬至日测影的写照 《海外南经》：“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海外西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之，女丑居山之上。”《海外北经》：“寻木长千里，在拘缨南，生河上西北。”《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这里的四方神树可能就是四时日表，结合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古图，其四角确实有四神木之形，可证此言不虚。且《海经》中的这些记载，还颇能印证一些古代的天文数学知识，更验证了其中知识的真实性。如《周髀算经》中有一种通过日影的测量辅助定位的技法，说：“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即先确立第一根日表为圆心作圆；日出之际，在日影与圆相交处立第二根日表；日落之际，也依此法立第三根日表。这三根日表中，取二、三表的连线就可以得到正东、正西方位；过第一根日表作垂线，就得到正南、正北的方位。 《海外南经》中所言之“三株树”，正好是三根日表，可能就是描画了上古在夏至测定日影、校正四方的仪式。带着这一知识，我们再来看《海外北经》中寻木部分稍前的记载：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正是著名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的来源，下文博父国部分又说：“邓林在其东，二树木。”寻木加上邓林二树木，正好也是三株树的形态。故而“夸父与日逐走”其实是冬至日测影的写照，“弃其杖，化为邓林”则是在日出、日落时立下两根日表确定四方的写照。推想《海经》原图，应该画着仪式中测影者的形象。后人不解其意，看成了一个拿着“手杖”、追逐太阳奔跑的巨人，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扔掉了“手杖”，再经过一番“看图写话”，就从中衍生出一段波澜壮阔的神话故事。 星空中的万神殿顾炎武曾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这里引用的几句诗歌，来源于《诗经》《左传》，都包含了通过星象确定时间的知识，可见除了“日月之行”的规律外，古人还非常重视对“斗转星移”的观测。 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惯于将群星想象成人间事物，形成各种星座。在中国古代星座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居上，是古人想象中的天帝朝廷；紫微垣居中，是位于北极的天帝宫殿，取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含义；天市垣居下，也是古代都城常见的格局，如北京正阳门外就是做买卖的前门大街。故“三垣”即天帝居住的都城，整个夜空都围绕着这座“帝之上都”展开，凡人间之所有，夜空中多有所对应。 除“三垣”外，为辅助确定时间，古人尤其关注日、月、行星运行的黄道面，因而将这一区域精细划分为“四象二十八星宿”，即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在以地配天的思想影响下，围绕这些星宿还形成了所谓“分野”思想，如《滕王阁序》开头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其实就是说江西南昌一带是南方朱雀七宿中翼、轸二宿所对应的区域。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出一个距今约6500多年的仰韶文化墓穴，墓主身体两侧，就有蚌壳摆成的一龙一虎，在其脚下还有用蚌壳、人胫骨组成的“北斗”，以斗为北，则龙、虎正好分居于东、西，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这套知识已经较为成熟了。 我们既然知道《山海经》中《海经》部分是一张天文月令图，其中必然也会有这些星象学知识。上文中说古人述图之时，常将自己不了解原意的图像想象成神灵妖异，如将古图中测影人的形象想象成夸父。面对天空中的星象，自然也会产生相当多的误读。 河南濮阳西水坡M45墓，墓主身体两侧，有蚌壳摆成的一龙一虎，在其脚下还有用蚌壳、人胫骨组成的“北斗”。 如《山海经》中浓墨重彩描述的“昆仑之丘”“昆仑之墟”，前者其实是举行祭天仪式的泰山，后者是“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的人工建筑物，可能即祭祀天帝的明堂。在古人以地配天的宇宙观中，泰山的明堂被称作“帝之下都”，与帝之上都“三垣”是存在对应关系的。在“昆仑之墟”的周围，所谓“九井”，正好是朱雀七宿中位于西南的井宿写照；《海内西经》写到守卫“九门”的“开明兽”，都“身大类虎而九首”，虎形正是西方白虎的写照，而在《西山经》中“昆仑之丘”的描述中，也有一位守山之神陆吾，其长相正好也是“状虎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也与虎这个意象密不可分。 除西方白虎外，东方苍龙也对古人具有重要意义，心宿二（古又称大火星、龙星）由于其十分明亮，且一年中伏、见规律明显，常被古人用于确定农时，形成所谓龙星计时法。这套计时法在《易经·乾》中有所印证：在冬季，龙星在地平线以下，处于“潜龙勿用”的状态；仲春时节，龙星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即“见龙在田”，也即我们熟悉的“龙抬头”；仲夏之夜，苍龙七宿高悬于南部天空，即“飞龙在天”；到了秋天，则“七月流火”，大火由南转西，逐渐下沉，最终“群龙无首”，消失于西方地平线。 在《山海经》的文本中，不乏关于龙星的隐秘细节： 《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又作“相柳”），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 雷神、应龙、烛龙、相繇，其形象中都有龙、蛇的元素，可能最初也是将四季龙星伏、见的规律摹画成图。后世述图之人不解其意，以为居图四方的龙形物是神怪，联系上古传说中的人物，应龙就被演绎成了黄帝的手下大将，相繇则成了为大禹所镇压的共工氏孤臣。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得出，《海经》原图中关于星象的描画，在后世述图过程中，也经过“看图写话”的扭曲，变成了神怪故事。本文开头所说汉宣帝时出土的“贰负之臣”，据学者研究，其实对应天文图中“贯索九星”的星象，所谓“贯索”即用于捆绑犯人的绳索，故而又称“天牢”。《海经》原图为表现这一含义，画了一个被缚带枷之人，后人不明白原意，由之想象出“贰负之臣”的故事，至于汉宣帝时将出土的古尸附会于这个故事，就更是荒诞无稽了。 《山海经》从蒙昧的上古之际走来，其中正蕴含着这些来自几千年前的遥远历史，本身就是一张张珍贵的记忆切片，是中国人科学精神、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虽然在后世的传抄、流行中，这些记忆经过了扭曲、变形，呈现为奇幻诡怪的神话面貌，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价值，反而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魅力，让后世无数的艺术家、文学家为之迷狂，从中吸收营养，创造出更多鲜活的作品，延续着《山海经》磅礴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袁珂《山海经校注》 《中国神话史》 刘宗迪《〈山海经〉的世界》 《失落的天书》 刘钊《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等
| 
发表于 2024-1-3 00:32:16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