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我在伊朗下围棋》 作者：史啸虎

文如玉

从右至左：路长金先生、作者和蔡勇先生

本文来源于微信号：史啸虎杂谈

前注：由华文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收录了两篇序文，一篇是由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所撰，另一篇则是由中国原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路长金先生写的。这两篇序文给拙书增色不少。著名体育记者谢锐先生也为此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对此，我深表谢意。值得提出的是，《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2016年被伊朗政府相关方面列为六本最佳介绍伊朗的中文书籍之一并排名第一（其他书籍还有王蒙先生的《伊朗印象》和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先生所著的《中国伊朗编》等——作者注）。今天的公众号特刊发俞斌先生和路长金先生的这两篇序文，以飨读者。

序一

围棋魅力无国界

读罢朋友传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感慨良多。没想到在伊朗，还有围棋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应该是一片围棋荒漠，但围棋的魅力没有国界，即便是在伊朗这样看起来并非很开放的国家，围棋依然能播种开花结果。

围棋的魅力源自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总共最多可能下出768位数的棋局来。768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正整数。

我的前辈、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战围棋的计划搁浅。

比尔·盖茨肯定是围棋的理解者，他想要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委托中国微软研究院，通过中国围棋协会，寻找数学方面和围棋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开发，经费由他来负担。全世界的微软研究院只有三个，中国有其中的一个。结果这项研究胎死腹中，原因是微软研究会无人敢于接招。

1997年5月，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美国IBM公司研制的计算机程序“深蓝”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以2比1战胜了世界棋王、国际特级大师俄罗斯的卡斯帕罗夫。后来，又出现了“更深的蓝”。

这当然是现代科技的杰作，说明电脑在很多领域已可代替人脑，从事复杂的思考和运算。围棋是最古老的东方技艺，电脑是最现代的科技成就，人们同样尝试着用电脑来下围棋。可是，在各个领域均能无往不胜的电脑，却独独对古老的、奥妙的围棋无能为力。目前，最好的电脑围棋软件棋力尚未达到业余高段水平，战胜类似国际象棋界卡斯帕罗夫这种级别的围棋高手，依然遥遥无期。

其实，这正是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围棋高深莫测的变化、运动与转换，价值得失判断，攻与守、弃与取、奇与正、不贪与不怯、全局与局部等辩证思维和丰富想象，人脑的理性与感性交融，岂非电脑所能代替，围棋体现了电脑不可代替人脑的那一部分。因此，物理学家杨振宇教授说：“围棋是人类最佳智力游戏”。西方也有人认为国际象棋不是最优智力竞技。随着东西方文化互相沟通、吸收、融合，围棋这项奇妙而高尚的东方技艺逐渐风行于世界。

围棋在很长时间里流行于东亚，而今逐渐在世界范围里推广开来，欧美都已建立职业围棋体系，拥有了职业棋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职业棋手起到了拓荒作用，但像《我在伊朗下围棋》的作者史啸虎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他们是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围棋爱好者，也是围棋文化的传承者，在世界围棋普及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职业棋手。

最近，中宣部下发《中央各媒体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具体工作项目方案》，文件中提及央视体育频道时，仅仅点名表扬了围棋节目，称围棋节目“注重潜移默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层面上对围棋价值的高度评价，相信围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力度将会加强。

2014年8月于北京

（作者俞斌为职业九段棋手，现任国家围棋队总教练，获2000年第四届LG杯世界棋王赛冠军，围棋比赛棋谱录入、等级分排名等围棋程序编写者。）

文如玉

序二

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拜读了史啸虎教授撰写的《厄尔布尔兹山下的围棋故事》一文，令我对史教授肃然起敬。自从他一九九三年离开德黑兰，时间已过去了二十余年，书中描述的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在两三年中多次手谈的精彩场面令人惊叹不已，作为见证人及参与者，我从内心里佩服他的惊人记忆力，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德黑兰，一些场景历历在目。


作为一名老外交官，我前后在伊朗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八年的时间，几乎经历了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霍梅尼、哈梅内伊伊朗的全过程，直到几年前退休。很多中方人员及伊朗朋友戏称我为“三朝元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围棋水平还不像今日一样如日中天，但中日围棋擂台赛已把中国带入了围棋热的时代，共同的兴趣爱好——围棋使我与史教授在异国他乡一见如故。在当时德黑兰的中国围棋业余爱好者中，史教授的围棋水平首屈一指，在德黑兰的中日韩围棋爱好者中亦当属佼佼者之一。他书中所说的那两届中日韩围棋比赛虽非为正式的国际比赛，但每当史教授获胜，在场的中方人员仍兴奋不已。

伊朗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伊朗国土面积辽阔，现在的国土面积为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8300万。伊朗在波斯湾和西亚地区属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之一，对该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从地缘政治来讲，伊朗是联结亚欧大陆的重要桥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令世人瞩目的霍尔木兹海峡为全世界40%以上海湾石油出口的唯一通道。该海峡由于处于伊朗控制之下而显得更加敏感和重要。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其原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到全球总储量的11.7%和18.17%，在世界油气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更令世人所瞩目。伊朗地域辽阔，除油气资源外，还有大量的铜、锌、铁、金、银及煤等矿产资源。伊朗在波斯湾和西亚地区亦属农业生产大国，农、林、牧、副、渔俱全，除小麦、大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外，伊朗还出产甘蔗、茶叶等。

伊朗的蔬菜，水果非但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且是该地区其他国家果蔬需求的主要供应国，与很多未去过伊朗的人一直认为伊朗与中东，波斯湾的其他国家一样除了盛产石油以外全部是沙漠、寸草不生的看法大相径庭。

伊朗的工业在该地区亦属强国，拥有钢铁、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石化、制药、家电制造、食品加工等工业基础，得益于丰富的油气资源，伊朗的石油化工产业计划宏伟，发展前景非常可观，是今后国际石化产品贸易中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自一九七九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始，伊朗一直为国际上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国家，2003年伊核问题的出现更让伊朗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话题，变成了国际事务中一道难解的方程式。美伊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的铁杆朋友变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美欧连续30多年以来不断的经济制裁，战争恫吓未能改变伊朗政教合一的体制和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坚定立场。十多年前，我们就曾断言美国对伊动武的可能性几近为零。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最近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及伊拉克国内局势的急剧恶化将使伊朗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角色发生微妙的变化。

虽然史啸虎先生只在伊朗工作、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且未再有机会重返伊朗，他亦不懂得当地语言，但其精通英语，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书中，他亦就伊朗的宗教、历史、政治体制、经济、旅游和人文等做了详尽的描绘。作为一名伊朗通，我深为他在书中流畅的文笔和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感动和佩服。

综上所述，史教授撰写的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不但对于围棋爱好者值得一读，对于想了解伊朗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人文及旅游的中国人来说，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2014年8月于北京

（作者路长金先生是中国原驻伊朗、阿富汗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伊朗通，曾为中国与伊朗两国的经贸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文如玉

（一） 我去伊朗


作者坐在伊朗里海沿岸旅游城市恰卢斯（Chalus）一家餐馆的露天餐桌旁。摄于1990年秋


1990年仲春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了一架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德黑兰的波音747客机。德黑兰位于西亚，距北京约7000公里，波音飞机大约得飞上8个小时。

由于我的前后左右，甚至整个机舱都是伊朗乘客，而且散发着一种混合着各种汗腺与香水的难闻的味道，那时，我的满脑子尽是莫名的郁闷和惆怅，丝毫没有想到一个人离家去伊朗这个颇有点神秘色彩的国家，今后的日子我将怎样度过，也没有想到：

也就是这次开头看起来有点孤独的航行今后不仅将为我开启一扇全新生活的大门，让我到伊朗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异域国度去演绎一场为期三年、有声有色且又不失精彩的经商生涯。

当然，我更没有想到：这次旅行也将无意中推开我人生中的另一扇原本不起眼的小窗户，而且从这个小窗户望去的风景很独特也很美丽，可以说比前者并不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精彩些或更带有人情味。从那个小窗户所能看到的独特风景就是我在伊朗下围棋的那些难忘的故事。

那年，我是受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作为首席代表到伊朗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工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八年拉锯般残酷的战争让伊朗人死伤累累，仅军人就死伤了一百多万人。武器先进的伊拉克军队也死伤近五十万人。

伊朗首都德黑兰还曾饱受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的袭击，炸毁了不少民宅，也死伤了不少平民。两伊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去德黑兰时，还看到许多当地居民家里，包括我在德黑兰北城居住的那幢别墅的窗户玻璃上依然交叉贴着白色的胶带。这些无疑都是那场战争的遗迹。

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拖跨了伊朗的经济。此时的伊朗没有钱，更没有外汇，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经济，重建国家。好在有安拉保佑，与伊拉克一样，伊朗也蕴藏和出产大量的石油。这对于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尽管伊朗缺少外汇，无法满足外国公司的外汇支付，但因石油也很宝贵，很多缺油国家还是能接受用石油代替现汇支付的。这是石油之所以叫黑色软体黄金的主要原因所在。

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东亚的那些缺乏石油但在某个或某些领域里技术还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公司，战火甫停，就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程项目。对此，中国也不例外。

我就是这样来到伊朗开拓市场的，后来陆续在伊朗签署了好几个工程咨询和成套设备项目合同并由公司遴选和派送了上百名各专业工程师、设计师和教授到伊朗的项目上工作。

相比于那时推行经济改革已有十多年的中国，战后伊朗的经济更差，尤其是市场上日用品和轻纺工业产品等更是缺乏。那些年里，跑德黑兰到北京航线的全部是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而且每趟几乎都是客满，乘客99%都是伊朗人。那天我在偌大的波音747客机机舱里几乎就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其他外国人，几乎全部是伊朗人。

这些伊朗人来北京时几乎都是空手，回程时每个人就几乎都是两三个甚至更多个行李，大包小包的，里面装的大多是中国产的服装和各种小商品。其中不少伊朗人还带着夫人和孩子。据说，那几年只要从中国倒它两包衣物，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到中国旅游一趟了。

我刚去德黑兰时得知，中国驻伊使馆签证处每周仅三个半天受理签证事务，但由于后来伊朗人希望到中国旅游和采购的签证申请越来越多，当年底就开放为每天下午受理了。这也给更多的伊朗人来华经商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与之相反的是，那时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程度上还很低，能出国旅游或公干的人很少，不要说到各方面都很敏感的伊朗去了。所以，当时能获准到伊朗去的国人少之又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天偌大的飞德黑兰波音747飞机上可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出现的。

（现在去伊朗旅游已经放开了。我有一些中学老同学上个月就陆续参组了两个团去伊朗这个神秘的国度旅游，看了很多名胜古迹，收获很多——作者注）

尽管很缺乏外汇，但中国当时的对外经贸工作还处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下，并没有放开。伊朗又是一个比较敏感和独特的国家，只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有伊朗经济重建所需技术的国有大公司才被允许到伊朗去开拓市场。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就属于其中的一家。

作为驻伊首席代表，我去伊朗的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我国的水利设计、勘探和建设上的技术优势，迅速扩大在伊朗水利市场上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伊朗承揽或中标到更多的其它领域的工程项目，以为缺乏外汇的国家创收更多宝贵的外汇或石油（自1990年下半年起，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进入上升通道，伊朗停止石油支付，改为现汇支付——作者注）。

对此，我深感此行责任重大。所以那次去伊朗我携带了不少自感必要的有关国际商贸和国际工程承包方面的书籍，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想到带上一副围棋以及与围棋有关的书籍，尽管那时的我很喜欢下围棋。

我在一些文章说过我青年时代就很喜欢下围棋，在上海和广州求学与工作期间，围棋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前翻阅读今年7月16日公众号发表的《围棋段位与棋品杂谈》一文，里面对青年时代那段下围棋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作者注）。

即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回到安徽工作，我也不时与人下围棋以调剂业余生活，1987年我甚至还获得过安徽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但三年后我去伊朗工作，居然没有想到带上一副围棋和一些平时很喜欢看的围棋书，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

或许，我那时的潜意识里，伊朗人虽多会下国际象棋，但却是一个与围棋这种东方智慧结晶八竿子打不到边的国家。我带围棋和围棋书去伊朗可能会毫无用武之地。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之后的三年里，围棋居然成为我在伊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活内容，并且我还在十多年后将这段生活详实地写下来连载甚至最后辑录成《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而且还很快售罄，不仅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成了抢手货，居然也成为伊朗方面很看重的介绍伊朗的中文书籍之一。

伊朗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那时约有五千万人口（到2022年底伊朗人口约为8500万人——作者注），其中大约65%是波斯人，其余有阿塞拜疆人，约占25%，库尔德人占5%，还有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伊朗官方和大多数什叶派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教义。

在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人眼里，伊朗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伊斯兰文化的东方国家。而在我们这些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人看来，伊朗又是一个典型的位于遥远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可是，在中东地区其它众多的也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人眼里，伊朗虽然也与他们自己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却信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教派教义，而且在种族和语言上也不同，所以是一个异族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整个两伊战争时，沙特和科威特等几乎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出于对伊朗的忌惮和恐惧，一直是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供其购买先进武器与伊朗作战。但令它们没有想到的是，两伊战争刚结束才一年，一直被它们视为盟国的伊拉克此时却翻脸不认人了。

1990年8月2日，也就是两伊战争结束刚好两年，萨达姆一举出动百万大军，突袭并占领了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科威特并将其变为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有意思的是，伊拉克用来进攻和占领科威特的许多大炮和坦克都是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甚至是科威特自己给它赞助的钱购买的。

这样，海湾地区的政治地理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侵略者伊拉克遭到了国际上一致的谴责和反对，海湾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危险，也从伊拉克的盟友一下子转而变为其敌国，开始反对伊拉克了。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糟糕的国际环境似乎也一下子变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也悄然没有了。因为此时武力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已经成为世界公敌。

在联合国授权（678号决议文件）以及国际社会和海湾国家一致支持下，5个月后的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了，伊拉克不但吐出了吃进没多久的科威特，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科威特以及伊拉克靠近科威特附近的许多大油田均被做事很绝的伊方炸掉或点燃。

那些天，我在德黑兰的住所院子里随着西南季风经常飘来一些黑色的油性物质，黏挂在草地、花果和树木以及墙壁上，很难擦洗清除掉。在院子里晾晒的衣物也经常弄脏，也不好洗涤。据说，这些油性微粒物质都是那场海湾战争的副产品，竟然由南到北飘飞了一千多公里，真让人感叹战争的残酷。

有媒体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打伊拉克的美国等多国部队军费开支的几乎一半或以上也都是由这些伊拉克昔日的盟国们用石油美元报销掉的。这段历史极具讽刺意味。

伊朗与伊拉克当年，即1980年，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从文化背景的差异上分析可能看得更清楚些。比如，伊朗与伊拉克等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上就有很大区别和矛盾。伊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教义，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当权阶层信奉的伊斯兰教义则是伊斯兰教中逊尼派。

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逊尼派被认为是主流派别，又被称为正统派，分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中国穆斯林也大多是逊尼派。什叶派的信徒主要分布伊朗，还存在于伊朗周边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

1979年由大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发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取得成功，推翻了礼萨巴列维王朝。他在1979年2月1日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向人群发表讲话并做出数项政治承诺，包括建立一个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选政府，教士将不会对政府作出干预，又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称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等等社会福利。

他的这些政治承诺获得了民心，尤其是获得了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使之在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名声大震。后来伊朗民众也尊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伊玛目意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法学权威——作者注）。与此同时，霍梅尼采用沙里亚法规（伊斯兰宗教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的伊斯兰团体强制对男女实施着装规定，妇女必须遮掩头发，男子不准穿着短裤。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禁。

（如有读者想详尽了解有关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及伊朗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前翻阅读今年1月下旬本公众号发表的《伊朗杂记》第三集《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一文——作者注）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曾试图将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输出并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而世俗国家伊拉克的萨达姆也是骄横不可一世，更是将这种教义上的矛盾上升到冲突的层面。再加上两伊在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流组成）分界的领土纠纷以及伊朗的波斯民族与伊拉克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很深的历史纠葛，两伊战争就此爆发了。

由此可见，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倘再搅和进了宗教、民族以及历史等因素，那就会更加复杂。从大的方面说，文化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际关系，即便从小的方面说，它也会决定一国国民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圈，甚至是同一宗教不同宗教派别文化圈的人，其所喜欢和爱好的各种生活中的技艺修为都可能是大有不同的。这一结论在人类的竞技性益智游戏——棋类的选择上也能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普及的竞技性棋类，如撇开各国自己的棋类，如中国的象棋及其被韩国和日本仿效改进的韩国象棋和日本将棋以及其它各国的传统棋类之外，主要有国际象棋和围棋。

（从称谓可见，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一样都可能源于公元前3-4世纪人们就已驯化了大象的印度的一种八条盘碁恰图兰吉（Chaturaji），当时仅有大象、战车、骑士和步兵四种棋子。前者可能根据中国历史情况自宋代有炮兵以来逐步改进成现在这个样子——作者注）

国际象棋也是源于古印度，现普及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这两个实际上同宗同源的文明世界以及印度教的世界中，而完全独立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围棋则流行于在文化上也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各个国家里。

生活于前两个同宗同源宗教文明文化圈的人似乎擅长更多体现了线性思维和精确思维的国际象棋，而受到与之截然不同的儒教文化熏陶的东亚人则喜欢更注重非线性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围棋。

这里似乎泾渭分明，但有意思的是，只要感兴趣，儒教文化圈的人可以很快熟悉国际象棋，而如果让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人来熟悉围棋就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上个世纪90年代，伊朗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懂得如何下围棋的。即便是现在，估计懂围棋的伊朗人也可能寥寥无几。那么，既然如此，那我当时怎么会在伊朗下围棋呢？或者说，我在伊朗这么一个与围棋几无关系的国度里下围棋怎么会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故事呢？为此，我有必要提前在这里跟读者们说：

我在伊朗下围棋时不仅发生过许多故事，而且我相信这些故事还很有趣，也会给大家带去很多快乐和收获。这是因为虽然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是伊朗，但故事的主人翁却不是当地人，而主要是那些当年生活和工作在伊朗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

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市场在中东，但在海湾战争前，中东地区最大的工程市场原来也不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伊朗而是伊拉克。伊拉克与伊朗一样也有很多石油储备和产出，不过其人口较少，只有一千多万，所以远比人口较多的伊朗富裕。加上阿拉伯世界的资金支持，伊拉克于两伊战争后的重建规模也因此要比伊朗大得多。

伊拉克人口少，战时工作岗位严重短缺，为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工。仅我国各大公司战前就在伊拉克承接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那时输往伊拉克的中国劳工就不下十万人。

这在当年，劳务输出是非常缺乏外汇的中国获得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这么好的伊拉克市场却因1990年夏伊拉克侵占科威特遭到国际制裁而不复存在了。

那年为了惩戒伊拉克，联合国于1990年8月6号通过661号决议决定对伊拉克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并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企业不管损失多大都得尽快退出伊拉克市场。

因此，所有战时曾在伊拉克淘金国家的企业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据当时有关方面的一个统计，仅中国各公司的损失总和就超过了一百亿美元。

堤内损失堤外补。伊拉克市场不行了，以前遭到很多国家制裁的伊朗市场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吸引人了。于是，曾经在伊拉克市场上大显身手的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司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公司又大都从伊拉克转移到伊朗的战后重建市场上来了。

它们中间有不少欧日韩公司当时才从伊拉克撤出就蜂拥而至德黑兰，转移到伊朗淘金来了，无不试图分得伊朗战后重建这盆刚上锅的浓汤中的一杯羹，以弥补自己在伊拉克市场上的损失。

中国当时对外开放不够，限制国内公司到伊朗开拓市场的公司，即便是国有大企业，如与我公司合作在伊朗承接项目的首钢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也必须与得到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的某些国有大公司合作才能进入伊朗市场，否则是不被允许的。那时我公司因项目较多而派往伊朗的人员，仅工程师就有上百人，这在当年可以算是派驻伊朗人员最多的中国公司了。

与中国对内限制对外开放不够的情况相反，日本和韩国政府那时反而鼓励本国的公司更多地进入和开拓伊朗市场。因此，日韩那些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和综合商社，甚至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也都纷纷跑到伊朗，或设立办事机构，或注册分公司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派驻伊朗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那时，我去伊朗的工业部、能源部、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办事时经常能看到一些西装笔挺的日本人或韩国人在那里晃悠。这两个国家在伊朗，特别是在德黑兰工作的人数比中国人似乎多得多。本系列文章中所描述的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们主要就是这些身在伊朗的且深受儒教文化浸染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

有意思的是，那时在伊朗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公司虽然很多，但互相之间并没有多少市场竞争。日本公司资金充足，在伊朗承接的多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项目，而进入伊朗市场的韩国公司则以民间中小企业为多，又擅长电子和轻纺工业。而我们中国那时能进入伊朗的公司多是各大日韩不擅长领域里的国有大企业，技术还不错，但是缺钱。所以在这种没什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驻伊朗人员之间的相处还是很轻松愉快的。

在伊朗市场上，虽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及优势不同，项目上互不交叉，中日韩三国公司并没有什么市场竞争，但在围棋上，中日韩三国的激烈竞争却早已开始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上仅有三个围棋大赛，即1988年由日本人创办的每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2011年底这项进行了二十四年的国际围棋赛事很遗憾地停办了——作者注）、同年稍后由台湾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以及韩国人自己办的也是每年一届的东洋证券杯世界围棋锦标赛。

（东洋证券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前两届还是韩国的国内赛事，第三届，即1990年才开始邀请外国棋手参加而扩大成为国际赛事的，但遗憾的是，这项赛事也仅仅进行了九届，就也于1998年停办，成为绝唱了——作者注）。

日本人从1988年到1992年连拿了富士通杯的五届冠军（武宫正树两次、林海峰、赵治勋和大竹英雄各一次——作者注），韩国人则连续称霸于应氏杯和东洋证券杯，获得冠军的是当时在中国国内还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熏铉和徐奉洙以及后来登上世界围棋的最高台并开始谱写围棋历史传奇的神童——李昌镐。

而中国呢？当时在这三项国际赛事中唯一的亮点也只有当年被中国围棋协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先生在这几项赛事上得过两次亚军（1988年应氏杯和1990年富士通杯），一次第三名及两次四强而已。1995年昙花一现连获两个世界冠军头衔而大出风头的马晓春在几年前的1990年代初战绩也乏善可呈。显然，那时的中国在三国职业围棋争霸战中处于下风，战绩最差，则是毫无异议的。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的职业围棋在国际职业围棋赛事上不行并不代表中国的业余围棋也不行，虽然在那之前中国几乎获得了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所有冠军。但是，谁都知道那些冠军全是冒牌的，因为全部是由当时国内水平最高的所谓专业棋手去冒充业余棋手从人家真正的业余棋手处夺来的。

当然，这种奇怪的现象也不能完全怪中国围棋协会，更不能怪那些棋手，因为这与我国围棋界那时只有所谓专业棋手还没有职业棋手注册制度有关。这种奇怪的状况一直到1992年中国棋院成立并开始推行围棋职业棋手的注册制度后才最终结束了。

这可能也是在那之前中国的所谓专业棋手一直被有关国际围棋机构允许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国际业余围棋比赛并屡屡获得冠亚军在围棋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那时可能也分不清中国所谓专业棋手的基本概念。（后续文章对这一围棋史上的奇怪现象做了详细分析——作者注）。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三十多年前，也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中国的专业围棋在围棋世界的三国演义中一无所获时，中国的业余围棋就曾经在伊朗举办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争霸赛上连续大放光彩。

一个在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业余段位的中国围棋爱好者却连续两年在这个寂寂无名的伊朗国际业余围棋赛事上获得了冠军，而这个中国的业余围棋爱好者不是别人，正是笔者自己。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就主要是记叙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的。

这些围棋故事中主人翁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商人和外交人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爱好围棋。他们都是中日韩三国的有段或无段的业余棋手。他们虽然都远离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抛妻别雏，有的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都在德黑兰这个城市被一种叫围棋的东西吸引和聚拢到一起，互相认识、了解、熟悉并通过纹枰对坐和手谈，最终成为棋友和朋友。

围棋于他们而言，是竞争和对抗，也是沟通和友情，更是这些身处伊朗的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紧张工作之余消除压力和寂寞并获得放松和愉快的源泉。于我个人而言，这些故事中满是产生于异国他乡的感动、悲伤、欢乐和友谊，值得记录下来告诉读者。当然，这也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一段历史。

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段可能也值得中国业余围棋界骄傲的非正式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的历史迄今却鲜有人知，也未见诸于各种围棋史料之中。所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值得叙述的片段通过回忆整理起来并撰写成文，公布于众，好让读者来分享其中的一切。

为此，我就写了《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记述了我个人这段在伊朗下围棋的历史的书籍并专门编撰发表了这个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文如玉

（二）我的棋缘

《围棋》月刊，1963年第5期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或者说，中国是围棋的故乡。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围棋大师比比皆是，群星闪烁。远的不说，仅是清代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这三人就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了。只可惜19世纪以后围棋在中国衰落了。

那时中国围棋衰落到何种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吧。上世纪的1961年，日本一个54岁的职业五段女棋手，即伊藤友惠女士，随日本一个围棋代表团访华，居然连赢八盘，横扫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围棋国手。而那时日本的两个棋院，仅注册的职业九段棋手就有二十多位，更不用说比五段水平还要高的那些多如牛毛的八段、七段和六段棋手了。但是，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围棋的颓势也开始得到扭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聂卫平先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续击败了当时日本围棋界的几乎所有一线高手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十一连胜。国人遗传条码中隐藏着的那种对围棋的钟情和热爱的基因似乎也被这一壮举激活了。据说，到八十年代末，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的围棋人口（即喜欢下围棋的总人数）一跃而增长十倍，达到1000万人以上。沉睡已久的中国围棋开始苏醒了。

这是聂卫平先生对中国围棋的一种特殊的贡献。就此而言，我认为，当年中国围棋协会尊封他为“棋圣”，虽有官封背景，且聂先生迄无任何世界冠军头衔，常因此而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我觉得授予聂先生“棋圣”称号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情况下有其合理性，并不为过。

但是，辉煌的中日擂台赛的三连冠虽然成就了聂先生一个人的荣誉（当然还应包括第一届五连胜的江铸久先生），并不表示中国当时的职业围棋整体水平已经高于日本了。中国围棋真正的大发展可能还是以十多年后，即本世纪初的2005年常昊先生获得第四届应氏杯冠军为标志，自那以后，中国围棋棋手获得的世界围棋赛事冠军愈益增多，迄今已获得43个世界冠军。

而在那以前，即1988年至2004年期间，在总共产生的54个世界冠军中，中国棋手仅获得了三个世界冠军，即1995年马晓春先生连夺第六届东洋证券杯冠军和第八届富士通杯冠军以及俞斌先生于2000年获得第四届LG杯冠军。其余国际赛事都是在陪太子读书也。

那时真是韩流凛冽，日威犹存呀。当然，这一切自2009年俞斌先生就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之后，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局面就开始有了巨大的改观和变化：中国围棋终于崛起了（详见后文所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业余围棋更是还处于混沌的初创阶段，大家都是业余围棋爱好者，水平高的人也没有多少。那时业余棋手有业余段位的也不多，段位也不高，最高者可能也只有业余5段或6段（虽然晚报杯1988年就开始举办了，但其冠军被授予业余7段还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作者注）。

作为围棋爱好者，我迄今无段，但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下围棋了。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上合肥一中初中后学的围棋，纯粹自学，没有受过也没有条件接受任何专业或职业训练，只是喜欢看围棋书，特别是喜欢阅读上海出的那个小开本、最多64页的《围棋》月刊杂志。没事干时，我也喜欢下围棋或看别人下围棋。

《围棋》月刊这本32开本小杂志创刊于1960年，对后来的中国围棋发展贡献巨大，可以说培养了好几代中国的围棋爱好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划给新民晚报，上海市体委与之合办，冠名《新民围棋》，但也只办了9年就停刊了，迄今也有二十多年了。太可惜了！

我少年时代为何喜欢下围棋呢？现在说出来还有点不好意思。上初中前我不懂围棋，却喜欢下象棋，自我感觉水平还不错，上小学时经常赢一些同学，甚至还能赢一些邻居大人，小院里几乎没有对手了。后来考上了合肥一中初中，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开学没几天，一天放学后，我与我的同桌张健在班上下了一盘中国象棋。张健下棋就像玩一样，轻松而熟练，吃我的棋也很利索，很快就取得了优势，而我每走一步棋都要冥思苦想，但结果总是损兵折将，虽然有点不服气，但最后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输棋后我才知道，张健居然是前一年合肥市少年中国象棋比赛的冠军，而且那届比赛的亚军居然也在我们班！

（在写到这段文字时我与张健先生通了一次电话，又谈起了这段往事。多才多艺且早已是一名金石雕刻家的张健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用他那平和的语气说：什么时候我们再下一盘？——作者注）

那盘输棋很挫了一下我的傲气。我当时心想：看来继续学中国象棋我肯定没指望了，因为中国象棋合肥市的少年冠亚军居然都在我们班上，而我这个在自家小院“几乎没有对手”的人显然是下不过他们的。即便我此时再去钻研象棋以提升水平并期望在今后比赛中打败他们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那该怎么办呢？

当时学校正在鼓励学生学习各种棋类，说适当时候将举办棋类比赛，除中国象棋外还有国际象棋和围棋。不知为何那时学围棋的人很少。我们班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就想，那我就学围棋吧。反正大家都不会，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学得好，以后学校举办围棋比赛，或许我就能代表班级去参赛并有所作为。

我的那点儿小心思，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可笑，但当年却是真实的。决心下了，就开始行动。有空我便去找围棋书看，主要还是那本《围棋》月刊（那时也没有围棋培训班去拜师学艺，而且能找到的围棋书刊也就是《围棋》月刊——作者注）。对围棋基本原理和知识一知半解后，我就去找人下围棋。这些人有同学，也有邻居，还有一些大人。逐渐地，我的围棋便开蒙了。

至于自己当时的棋力嘛，虽不知高低几许，但自我感觉进步还是挺快的，大概还能过得去。因为没多久，也就一两年吧，那些经常与我下围棋的同学和邻居，包括一些开始还让我几个子的大人，居然都一一输给我了。我的周围，包括小院和学校，又“几乎没有对手”了。

再后来，“文革”爆发，父母被斗，房子被占，家庭遭难，插队农村，然后进厂，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有好多年没有下过围棋了。不过，后来在上海读书时，我还曾凭借过去的老底子获得过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围棋冠军，第二年又获得了虹口区围棋比赛前六名。

我在上外读书时，体育较好，不仅创造了学院的若干投掷项目记录，如标枪和手榴弹什么的，还被上外足球教练吴敬仁先生看中入选上外足球队主力阵容，踢右中卫。

吴敬仁先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运动训练学教授，上海市高校体育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他精通足球，上世纪四十年代的1946年就曾是上海足球甲级联赛冠军——精武足球队主力队员。前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中国足协秘书长、亚足联副主席陈成达先生也曾是吴先生的队友，他在回忆录中曾尊敬地将吴敬仁先生称作是他“进入足球圈的引路人”。

吴老师英语也特好，曾翻译出版了《英国足球协会足球教育指南》等译著，训练时常用英语教学并教我们说一些足球词汇和用语。他很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曾专门给我们上摔跤训练课，教授我们如遇球场上某种激烈冲撞而摔跤时，应该以怎样的姿势摔倒以保护自己，减少受伤。他的这种摔跤训练很有用，我们足球队的所有同学在三年足球生涯中都没有人因踢球摔跤而受伤。



上海外国语学院足球队主力阵容合影（摄于1973年）。后排左一上外的一位资深体育教师，姓名已忘，我们亲切称呼他为老广东。后排左二教练吴敬仁先生，左三起分别为作者、魏振军、康桂元、魏文帧和胡印壮。前排左起：于巨生、钱勇德、董明、黎润溪、黄其祥和凌德林。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很好的足球教练，还是一个棋迷，很喜欢下围棋。他知道我回下围棋后，就经常在足球训练课结束时留我下来与他下盘围棋。当时上海外语学院足球场东南角有一个游泳池。我们下棋的地点就多在那个游泳池的更衣室里，有时也在游泳池边的凳子上。

有位日阿语系的张姓同学也来过游泳池，与吴老师和我下过两次棋。1973年开春的上海外语学院围棋比赛决赛就是他与我争冠的，结果他得了亚军。

吴先生喜欢下快棋，棋力也挺好。刚开始我们互有胜负，但后来年轻的我赢棋就逐步多了起来。可以说，那段时间与吴敬仁老师在学院游泳池的对弈重新唤起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潜藏内心多年的那种对围棋的爱好，也让我迅速恢复并提高了棋力。

我开始去新华书店买一些围棋书，如吴清源先生的《黑布局》和《白布局》等，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和揣摩。所有这些也为我在入学的第二年初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围棋比赛冠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虹口区那次围棋比赛组织方是谁，我已记不得了。只知道参加那次比赛的都是虹口区各个单位选拔出来的棋艺水平最高的业余棋手，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上海市围棋集训队下来的，实力很强。而我则是作为上海外语学院的唯一棋手被推选参赛的。

由于当时要应付期末考试，我并没有全程参加那次比赛。记得在经历三轮单淘汰比赛进入前六名循环圈后，有两场关键比赛我因故而无法脱身，不得已弃权了。但我所参加的循环赛另外三局比赛，虽然对手很强，结果却都是我赢了。

其中一盘棋的对手听说是参加过上海市围棋集训队的年轻人，棋力比较强，前几局也是全胜。但不知为何那盘棋我似乎超常发挥，几个局部厮杀，我几乎每着棋都下在了正确的位置上，感觉旁边观棋的人——大多是那场赛事的组织者，也在频频点头。

那局棋我赢了以后，收拾好棋子和棋盘正想走，一位岁数较大的像是赛事组织者的老者突然问我：小伙子，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来自安徽。那人则点头说：安徽围棋是不错啊！

尽管如此，但我因缺席了最后一场比赛，加上校方不知何故也无人通知我，到今天我也不清楚那次参赛的最终成绩，也即我的名次是多少。但我想，我已经赢了前六名中的三个人，即便弃权了两盘棋，最差的结果可能也是虹口区那次围棋比赛的最后一名，即第六名吧？所以也始终没有去问比赛结果。

我的棋力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日子里得以迅速恢复和提高，先后参加的两场围棋比赛不仅让我首次体验了正式围棋比赛的氛围，也首次尝到了获得围棋比赛冠军，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学冠军以及虹口区第六名（？）的滋味。但这一切不过预示着我与围棋的缘分似乎才刚刚开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造船厂工作时又有幸认识了当时广东省围棋队的容坚行五段、黄妙玲三段等专业棋手以及足球国脚容志行等超级棋迷。那时的我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又着迷于围棋，既然有这等好机会怎肯轻易放过呢？

我第一次去容坚行先生家是一位谭姓棋友领着去的。那位谭先生是广州当地人，对人很热心。与我偶然在一个下棋场合认识后就经常与我往来，并时常带我去找当地一些高手下棋。能认识容坚行先生也多亏了这位谭先生。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从位于白鹤洞的宿舍乘坐公交车到位于珠江南岸河南的中山大学，先与那位谭生会面，再一起走到距离那里不算太远的容家。那时没有电话，事先好像也没有约定，只是心想，碰碰运气吧，容坚行先生如果在家就下棋，不在家我们就走人。可见那段时间我对围棋的痴迷程度了。

好在老天保佑，那次去，不仅容坚行在家，他的哥哥足球国脚容志行居然也在家。在我的记忆中，容家房子开间虽大，有两间卧室，但因人多房间少，并不显得十分宽裕。进门那间厅堂面积较大，但也当房间使用，靠东墙头尾相连还一溜排放了两张单人床，厅堂靠北边厨房一侧的那张方饭桌也就是下棋的地方。

我与坚行先在桌子上下了一盘让子棋，很认真努力地下，但我还是输了。这时，志行兄便立即过来与我下了一盘棋。因要吃饭了，那盘棋是移到床边，搬个方茶几放上棋盘下的。志行兄坐在床沿上，我则坐在另一侧的凳子上下的棋（上面所述的当年容家的方位和室内摆设情况只是凭残留在脑海里的些许印象写出来的，或会有误——作者注）。

我比坚行大一岁，比志行小两岁，自感性格也不是人来熟，甚至可能还有点内向。但因容老爷子和老太太待人很热情，不时地招呼我们喝茶倒水，志行和坚行兄弟俩对我也不见外，所以我在容家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还有一种亲切感。我一个陌生人，还是外乡人，第一次去容家找专业高手下棋，不仅得偿所愿，居然还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那天与志行兄那盘棋下得很快，下完棋也就到了吃午饭时间，我们想走，但志行和坚行兄弟俩均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与他们家人一起用餐。那时候广州买猪肉要票，每人每月只有两斤肉票，想吃肉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记得那次在容家吃饭时，饭桌上一下子端上了两大盘带肉的菜肴，显然是因我们而特意加的餐。

令人遗憾的是，自1977年秋调离广州以后，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出于种种原因，在近四十年时间里我也未能与容氏兄弟联系上。直到2015年《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出版后，又经几位热心的因围棋结缘的朋友牵线，我才与那时已是中国城市围棋联盟理事长、广东省围棋协会主席的容坚行先生重新联系上了。我们都很高兴。我还给他和志行兄寄去了这本书，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至诚的敬意和谢意。


容坚行先生在下棋

当时的围棋界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不大讲究段位级别，而容坚行等围棋高手们又大多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求必应，所以那时在广州，我每次去找专业高手下棋，只要人在，大多能如愿以偿。当时就是广东省围棋水平最高的专业棋手的容坚行先生和我下棋，多让我二或三子，记忆中虽然有几盘棋下得很激烈，但我从来没有赢过他。

我也曾和专业三段黄妙龄女士在广州造船厂工会活动室下过一盘让先的棋，我执黑。那次下指导棋可能是厂工会与广州市围棋协会组织的。那盘棋我还有印象，围观者甚多，最外围的人都站在课桌上看棋，可以说是水泄不通。双方互杀，棋势咬得很紧。

我自觉似乎有过极好的机会，很玄乎。当时甚至有一时刻，经自己一再计算，觉得肯定会赢，但走下去的结果却出乎自己预料之外：我还是输掉了。

那盘棋可能是自己太想赢而想过了头，优势之下只知道维稳和退让，保持所谓优势即可，反倒疏忽了自身棋形连接上的缺陷，在不经意间给白棋吃掉一条较长的棋尾，最终中盘败下阵来。

对这一盘自认为优势下的输棋，我曾懊悔过好一阵子。现在看来，与黄妙玲女士相比，我的围棋功力显然不足，甚至当时的所谓优势可能都是假的，只是自己计算错了而已。

还有一次经棋友联系安排，我还与当时广东省少年儿童围棋训练班的几个水平最高的具有职业段前1-2级棋力的15-16岁少年男女在位于荔湾区的一个体育馆大厅里下过几盘棋，有输有赢。与这些孩子下棋也让我知道了中国围棋后继有人。

我还记得，大约是1976年的一天，那位谭先生还特意介绍了当时只有十多岁但已在体校学习围棋有年、棋力已经很强的廖桂永与我下棋。在他家里，廖桂永和我下了两盘棋，结果我先胜后负。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廖桂永较瘦，个子高高的，不多话，似乎还有些腼腆，下棋的动作也较轻，但行棋却很果断，对弈过程中不言不语，也没有小动作，很有大家棋风。廖桂永先生后来成为广东省围棋队主教练，1995年，廖桂永先生又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围棋职业九段棋手。看来我年轻时与围棋高手们的棋缘还真不浅呀。

容坚行的哥哥容志行是足球国脚，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足球中锋，没有之一。大概也是1976年，即去容家下棋之前，我曾在位于较场路上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观看过广东省足球队与朝鲜人民军足球队的一场比赛。

那场球容志行上场了，看台上数万观众为此还山呼海啸般地欢呼了好一阵子。可见当时容先生在球迷中间的人气和威望就已经很高了。那场球结果似乎是2：2平局，但球场上双方不间断的互为攻防，加上容志行的各次有效组织和穿插并踢进一球，场景真是好看。



七十年代年轻帅气的容志行先生

我从不追星，但却是志行兄的粉丝。因为那个时代的任何足球比赛，只要容志行上场，你就不能不承认他就是他所在的那只足球队的灵魂和领军人物。我相信，无论何人有幸观看容志行先生踢球，心情都肯定是愉悦的，而绝不会出现如今足球场内外经常出现的那种骂声连天的场景。毫无疑问，能让观众信服甚至着迷的足球运动员才是真正的球星。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容志行先生那时的围棋也很棒。志行兄的棋虽然下得很快，但他的棋感也非常地好。我第一次去他家就与他下了一盘，后来几次只要他在家或后来回家，也总要与我下一盘棋。

志行兄的棋速很快，几乎你一落子他就紧跟着落子，始终给你一种迫力，堪称超快棋，但他经常不假思索下出来的一步棋却很少臭棋，因为你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中招。足球国脚也有如此的手谈水平，实在令人佩服。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也感到困惑不解：当年我也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了，为何在认识容氏兄弟后，我只知道一门心思找容坚行下棋而没有想到去找他的哥哥、当时中国最伟大的球星——容志行先生去踢球呢？哪怕是只与他踢上半场球也是值得我永久纪念的事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体育界曾经提出过“志行风格”的口号。当时的《羊城晚报》对“志行风格”的诠释是：尊重裁判，顾全大局；尊重对手，强调体育风格；尊重队友，重视合作。其中最核心内容是职业足球的那种自觉自律和团队拼搏精神。

我那时已经离开广州又回到安徽工作了，但在听到媒体上报道的这种提法时，虽然我对前述宣传的那个风格的诠释有所保留，但凭我对容志行先生的了解，却觉得球技高超、为人厚道的志行兄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一体育荣誉的。

2009年10月，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到中国足球需要发扬“志行风格”。可见，“志行风格”并非浪得虚名。要我说“志行风格”的真正内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竞技体育内在的那种敬业、自律、团结并发挥自我的职业精神。现在的中国足球所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精神。写到容志行先生就想到了中国足球。没办法，就多写了几句。

话说回来，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懂，当年我既然已经认识了容志行先生，为什么只知道与容先生下围棋，而且下的还是那种超快棋，却没有想过邀请他这位当年中国最伟大的球星与自己踢一次球（当年的广州造船厂就有一个水平不低的工人足球队，曾邀请我去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训练——作者注）？那时我居然糊涂到甚至连与志行和坚行兄弟俩拍上一张合影照片以作纪念的念头都没有产生过。这个问题迄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从1975年到1977年，在广州的这一与高水平棋手对弈的多姿多彩、营养丰富的围棋流水宴席连绵不断地让我吃了两年，大快朵颐地饱尝了当时中国岭南地区专业围棋高手的各种个性和风格上的美味佳肴。估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广东省的这些专业或业余高手们的经常对弈和请教，让自己受益匪浅，本人的棋力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增强。

当然，我在广州时期的棋力比几年前在上海读书时到底提高到什么程度，心里也不是十分清楚。后来，我离开广州，调到安徽工作，自此脱离了那个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羡慕不已的业余围棋环境。

而自那以后的十多年，因忙于事务，我就很少下棋了，但我还是喜欢在闲暇时看看围棋书消遣，而且我还订阅了两年新创刊的《围棋天地》杂志。或许就是这种坚持，让我在离开广州10年后的1987年仍然获得了安徽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

我与围棋的缘分还不止这些。在《我在伊朗下围棋》成书之前，我曾将这段难得的经历写成连载文章发表于《围棋报》《爱思想》等刊物和网络上，读者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围棋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资深围棋记者谢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谢锐先生那时就是很有名的围棋记者了。我经常阅读他撰写的有关围棋赛事和棋手的报道，也很欣赏他那真实、犀利而有趣的文笔。后来我们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他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最初就是他推荐给北京华文出版社并最终得以出版的。

不仅如此，谢锐先生还邀约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给此书作序，给该书增添了很多光彩。



世界冠军、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

俞斌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围棋国手。他棋艺高超，待人热情，却一直很低调。但是在中国围棋最低潮的九年期间，即1996年至2004年，俞斌先生却是唯一在国际围棋大赛上获得冠军的中国棋手。

对于那世纪之交的九年，有人说那是中国围棋“至暗”的九年，也有人说是中国围棋的“低谷”时期，甚至有人说那是中国围棋的一段“屈辱的时光”。

据统计，1996年至2004年这整整9年时间里，韩国一共获得了29个围棋世界冠军，日本则获得了10个。在此期间，由于韩流凛冽，日本超一流棋手余威犹存以及中国的聂卫平和马晓春不知何故雄风受阻，偌大中国围棋界就只有俞斌先生于2000年那年孤身一人突破日韩两国围棋高手的重重围剿和封锁，获得了分量很重的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冠军。

但是，俞斌对中国围棋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自2009年俞斌先生成为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之后，中国围棋更是出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2009年至2023年9月，短短14年时间，中国的围棋国手们居然在世界各种职业围棋大赛上获得了35个世界冠军！而同期曾经称霸世界棋坛十多年的韩国仅获得了20个世界冠军，日本则一个也没有。由此可见，俞斌先生对新世纪中国围棋的贡献无人可以比肩。

俞斌先生在给我的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读罢朋友传来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感慨良多。没想到在伊朗，还有围棋活动。在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应该是一片围棋荒漠，但围棋的魅力没有国界，即便是在伊朗这样看起来并非很开放的国家，围棋依然能播种开花结果。”这是他给我的那本《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所写的一个多好而且多具有国际围棋视野的评价呀。

综上所述，我的棋缘还是挺丰富多彩的。但说到底，所谓棋缘也就是以棋结缘。我在国内下围棋时如此，无论是少年时代还是青年时期，无论是在安徽还是在上海或广州，到处都有我因围棋而结缘的朋友，到处也都有过因棋缘而生的有趣故事。

我在伊朗下围棋时也是如此。在那里，通过围棋我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我与他们下围棋从而结缘的故事就构成了《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也就构成了这个系列文章。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文如玉

（三）牛刀小试


作者与太太在德黑兰居所，摄于1991年秋


实践告诉我，一个人很少下棋并不表示其棋力肯定会下降。大约在1987年春夏之交，也是我离开广州的围棋环境大约十年后，我刚从位于大别山区的金寨县结束扶贫工作回来，就被朋友和同事力劝报名参加了安徽省科委系统组织的一次全系统围棋比赛。

那次比赛似乎是文革后安徽省科委系统组办的第一次围棋比赛，参加的人似乎不少，而我的运气好像也很不错，几轮单败淘汰赛，我每战必胜，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赢得都很轻松。不知不觉间，约有十年没有正式下过围棋的我居然很容易地进入了最终的冠亚军决赛。

那时及以前，安徽省的围棋，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水平都挺高。我还记得，那年我在上海虹口区的那次围棋比赛进入前六名的循环圈赛中曾在众人围观之下轻松赢过一位上海市围棋集训队下来的年轻高手，而这人听说则是那次比赛夺冠呼声最高的。

可能因那盘棋我下得挺顺，赛后有教练状的年长者曾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曰来自安徽（祖籍是江苏泰州）。于是，他便对我说了一句略带感叹语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话：安徽围棋是不错啊！（详见上周发表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二） 我的棋缘——作者注）

那位先生的感慨不是没来由的。据我所知，安徽出身的职业棋手中那时比较有名的有王汝南八段、车泽武七段和朱宝训五段等。业余棋手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代表则有参加上世纪70年代省集训队的孙乃经、退役职业四段黄晓牧，以及更早一些的胡世侠和韩启宇(韩后来据说移居江苏了)等。

这些业余高手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举办的最早几届晚报杯比赛中曾为安徽的业余围棋界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其中，韩启宇获得过全国个人冠军，孙乃经则三次进入前十名，团体赛安徽队也曾获得过全国亚军和第三名。

可是当年的我在从广州调回安徽后因忙于工作和家庭，很少下棋，无缘结识这些安徽围棋界的专业和业余高手，更不曾与他们较量过。不过，由于经常在休闲时阅读《围棋》月刊杂志和其它有关围棋的报道，他们的大名于我而言总是如雷贯耳，但遗憾的是，这些高手却没有一位在科委系统工作，也就无缘认识了。

文革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安徽省或合肥市体校的那些专业运动员成批毕业或退役并被分配到某些省属或市属的厂矿企业或科研单位去。我以前作为知青被招工进入的那家工厂就有十多位从原省体校男子或女子篮球队以及摔跤队毕业或退役的各专业运动员在那里当工人或管理人员。

那几年合肥市举办全市职工或机械系统篮球比赛，那家厂组建的男子和女子篮球队就经常获得冠军，要么也是亚军，因为上场比赛的职工大多是原安徽省男子或女子专业篮球队队员。谁能轻易赢他（她）们呢？不过，有他（她）们参赛，那些比赛水平都很高，也十分好看。

仅就此角度而言，下属科研机构和直属单位甚多的安徽省科委系统举办的那次围棋比赛没有一位退役的专业围棋高手的身影出没总是比较遗憾的。

尽管如此，那次安徽省科委系统围棋赛的水平也不差，还是有几个也曾经参加过省或市各种围棋集训的实力不弱的年轻人参赛。可惜我没能记住那些人的姓名，只记得经过几轮淘汰赛，最后进入决赛并与我对弈，以一盘决胜负的也是一位具有参加过省围棋集训背景且小有名气的年轻的业余高手。

他是安徽省科委所属某研究所的一名职工。那次决赛是在位于合肥市四里河的安徽省科委科研基地招待所进行的。事先有朋友告诉我此人是业余3段，水平很高，要我谨慎对待，不可轻敌。

与业余段位多如牛毛的现在不同，1987年那个时候的业余3段并不多，很稀罕。那年，国内各省市围棋协会均刚开始搞业余段位的比赛评定，标准也定得很高，评定过程相对还算公平和严格。因此，那时国内别说业余3段了，就是拥有业余初段证书的人估计也没有多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内业余棋界纵横驰骋、屡获冠军的孙乃经先生当时似乎也不过是一个业余4段而已。所以我当时想，能和我一样历经多轮淘汰进入决赛，水平肯定不俗。既然决赛对手是一个难得一遇的业余3段，那我就得认真对付，以示尊重，不能马虎。

此时，我内心中虽久未下棋但一直深藏着的那种对弈好胜心似乎被点燃了。虽然之前的几轮淘汰赛每盘棋都是我赢了，不过我却从来没有特意做过什么赛前准备，甚至有两盘淘汰赛还是前一天棋赛组织方专门打电话通知我才想起来的，差点又弃了权。

但是为表示自己的重视，那次比赛决赛的前一天我还临时抱佛脚，特意骑车到位于四牌楼的那家最大的新华书店专门去找适合的围棋书看，最后还选购了日本坂田荣南先生所著的《围棋治孤法》和《围棋攻逼法》两本书，回家连晚打谱研究。

坂田先生外号“剃刀”。他在这两本书中所列举了许多一刀见血式的着法，给了我极大的启迪：每当棋局步入关键处时，一个棋手必须深思熟虑，一定要争取走出此时最强硬也是最犀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一刀毙命，也叫一招制胜，绝不能随心所欲或者漫不经心，以至于贻误战机。

我对坂田先生有关围棋战斗的这个观念深以为然。以后在下棋过程中，每遇关键时刻，我总会想到这一点，并试图按此办法去做，效果也很好。迄今我依然觉得，在众多的围棋典籍中，除了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此系列文章上一集所说的《围棋》月刊杂志外，给我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坂田荣南的这两本书了。

当年，坂田荣男凭借其由远及近的着棋思路和一刀夺命的弈棋风格驰骋日本棋坛，几乎战无不胜。棋风与之相近的后来者还有韩国的曹薰铉和李世石。前者的劣势搅局的翻盘术以及后者的遏绝嗜杀的斗力棋与坂田先生的攻逼技相比都有着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坂田先生与曹、李二人有别的地方是：一是他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前可引领风气；二是也有精妙的著述流传，后可泽被今人。很难说曹、李身上找不到坂田剃刀的影子。因此我要说，坂田先生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日本围棋大发展时期的一代围棋宗师，对现代围棋的发展功莫大焉。

那次决赛，我自觉准备得很充分，信心也特别足，可我万万没想到我的决赛对手，即那个年轻的业余3段，不知怎的，在面对我这个大他足有十岁且无任何围棋段位的“老”对手时，却显得稀松平常，毫无斗志，很让我失望。

比赛开始时，双方一坐下来，我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身上缺乏一种以前比赛我常能感受到的那种在赛场上一争胜负的凌人气场，似乎显得紧张有余而信心不足。坐在我面前的他，沉默寡言，显得拘谨，不仅很少与我眼光交流，开局后下棋时的落子也总是轻轻的，几乎悄无声息，生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

而我则与之相反，少有的显得那么信心十足，一开始就按照计划目标明确地抓住机会争夺实空，然后在自认为的关键时刻，学习坂田的攻逼法则，先深思熟虑，再用碰、断等手段在其控制的地盘附近试探数子作为接应，然后就开始根据坂田先生的《治孤法》的原则主动出击，一举深深地打入他的好不容易才形成的虚空中。

但我感到纳闷的是，在这几处试探性攻防战中，他对我的用强总是避让三分或干脆妥协。很快，我的白棋就有了眼位，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也站稳了脚跟。此时的我似乎感到自己昨晚研究了半天的坂田式攻逼技和治孤术在这盘决赛局上并无多大用武之处：缺乏战斗的棋局让我无须深思熟虑。

这几个回合过后，尽管这盘棋的盘面空间还很广阔，但我就已知道自己此战必胜，对手必输了：对手没有斗志呀。这种感觉随着棋局波澜不惊地顺利进行下去而愈益强烈。终局时果然如此：白棋连盘面也多了。不过，这位年轻的业余3段仍然坚持走下去，直到开始走单官时才认输，对裁判说不要数子了。

这时，他主动把棋子从盘上全部撤下，然后又按照我们当初的布局摆上几个子，似乎还很客气地想和我复盘。不过由于我当时感到这盘决赛棋赢得太没劲了，也没啥好总结的，复盘的情绪根本上不来，于是就站起身来在裁判递上来的比赛记录单上签名后，只说了句“对不起，我有事”，便径直转身走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之所以不愿意复盘，可能是觉得那个年轻人在让我棋。心想：让我棋还跟我复盘，太装了吧？不过后来我也想过：不对呀，或许我想多了吧？那位年轻人为什么要让我呢？故意输给我也总得有个理由吧？

那时的我不过曾是安徽省科委的一个副处长兼一家省级中心研究所的副所长，而且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也是一个清水衙门，且本人又刚从位于大别山区的金寨县扶贫回来，新工作岗位还没有最终明确。他有必要用让棋的方式来向这种身份的我示好吗？显然没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那盘夺冠的棋下得像一杯平淡的温吞水呢？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

但事实是，那盘几乎没有发生过一次真正战斗的决赛棋我又的确赢得太轻松了，轻松得居然还有点伤了自己的自尊心。要知道这是一场由安徽省科委系统多年来第一次举办的围棋比赛决赛啊！

事后有很长时间，每次想到这场比赛，我都用一些牵强的解释来安慰自己。这些解释诸如：“不就是一个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吗？冠军得来太容易是坏事吗？既然不是，自己何必在乎呢？”等等。瞧这事想的，好像得冠军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年轻人。

由此可见，对弈者而言，不仅输棋会让人烦恼，即便是一盘赢棋，如果你太过于重视它但结果却毫不费力地到手，甚至怀疑是别人让棋得来的话，可能也会徒增烦恼，让你觉得下围棋真没劲。

说实话，作为一个弈者，我还是喜欢通过真刀实枪的战斗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并因此而获得自己本该得到的回报——胜或负。那样才是弈者所应追寻的围棋真谛。

获得冠军本应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可我对此似乎并不领情和珍惜。那次比赛的发奖仪式也很隆重，奖状和奖品是在省科委阶梯式大会议厅召开的全系统代表大会上由省科委主要领导在主席台上宣布和颁发的。我上台领奖时那报告厅轰然爆发起来的热烈掌声似乎也没有让我高兴起来。

那次冠军的奖品是两个外观漂亮时尚、当年技术上好像也很先进的手动气压热水瓶以及一个印刷精美的冠军证书大本子。可回家后我便随手将证书放到什么地方，再也没有看过了。由于家里才买了同类热水瓶，那两个气压热水瓶好像是送人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为何，自那以后我的棋也下得更少了。

那次比赛后三年，一直到1990年我出国赴伊朗，除了一位名叫郭俊的业余围棋高手，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偶尔找上门来下两盘外，几乎都没有摸过围棋（郭俊先生棋艺很高，与我下棋赢多输少，我估计他当年至少有业余5-6段水平，后去日本研修，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国内的业余围棋赛事并获得名次。回国后在珠海一家日资企业任职，现已退休——作者注）。

谁也没有想到，一次乏味的比赛竟然会无形中淡化一个人对围棋的迷恋。获得过一个省直系统围棋赛冠军的我竟然不是离围棋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当然，这里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工作吧。

因为没多久我的工作性质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从科技管理领域转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工程和国际投资的领域。全新的工作需要全新的知识。调动工作后，我只知道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和掌握那些我原先感到陌生而后来却是工作中所必备的国际经贸、金融和投资方面的知识，完全冷落了曾给过我无限乐趣和心情寄托的围棋。

出国前有一件事到现在说出来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已经有那么多年围棋爱好和围棋征战历史的我，在准备和整理自己的出国行囊时，竟然没有想到要带上一副围棋！甚至连我平日闲暇时最喜欢阅读和琢磨的那些棋书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本。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我去伊朗前后，在国家外经贸部和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参赞处大力支持下，我公司在伊朗先后中标了好几个工程项目，其中有伊朗当时的第一大水坝——卡尔赫河零号水坝设计和勘探项目（这个水坝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卡伦河的一条支流上，坝长3公里，坝高135米，蓄水量可达近百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万千瓦，主要用于灌溉——作者注）。经我手在德黑兰签约并实施的也有好几个水坝设计项目，此外还有德黑兰供水项目和变色玻璃成套设备项目等。

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没有放开，还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实行的是举国体制+窗口公司制度。也就是说，所有国内企业，包括诸如首钢或马鞍山钢铁公司之类的那些大型国有公司，都必须与那些为国家外经贸部所授权在国外开展业务的公司进行合作，才能走出国门并分包那些窗口公司所承揽的国际工程项目。

由此可见，我前面说的并非客气话或场面话，而是大实话。倘没有国家外经贸部和各省市政府的授权和支持，我公司即便可能在伊朗承揽到水利工程项目和其他项目，也难以组织实施的。

比如，前面所说的那些水坝设计咨询工程项目，国内参与项目并派出设计工程师的设计单位就有中央直属科研机构、水利部直属设计院、国家治淮委员会、清华大学水利系以及在水利勘探和设计工程方面力量最为雄厚的安徽省、湖北省和江苏省等省市的设计研究机构。

像这样的跨省区的大范围的条块经济技术合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如没有中央和各地政府的明确支持，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中国驻伊大使馆经济参赞处给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也很大。

当时我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参赞是杨宝生先生，一位资深外交官，为人和蔼可亲。他的夫人也一样，我们称之为朱大姐。我刚到德黑兰时，租住的地方离我驻伊使馆经济参赞处很近，除了必要的工作联系外，傍晚或周末闲暇时也经常去经参处串门。



后排左四我驻伊大使馆经济参赞杨宝生先生；左一王超，当时二秘，现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发言人；左二作者；左三白锦明（有关他的英雄救美的故事可详见今年年初发表的《伊朗杂记》第三集《伊朗女性的社会地位》一文）；前排左二王超夫人赵力平女士；左四杨参赞夫人朱大姐；左七谭国保先生；其余均为经济参赞处各位秘书及其夫人。


那时，待人热情敦厚的朱大姐领着其她几位外交官夫人们在参赞处院子里栽种了一些国内带去的蔬菜品种，如丝瓜、辣椒和豆角什么的，甚至还搭架子种有几株葫芦。由于精耕细作，侍弄得也好，这些蔬菜长势很是茂盛，每年收获也颇丰硕。有好几次我去经参处办事，临走时朱大姐她们都让我拎着一袋时令蔬菜回去尝新。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一情景，心里还是会有一种温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公司驻伊办事处没有传真或电子邮件什么的，在伊朗打国际长途电话也很困难，加上保密工作需要，我们与国内的业务联系只能通过电传机发一些明码电传，即在一卷细长的纸条上，根据密码本上每一个汉字对应的不同数码，打上排列格式不同的小孔，然后将纸条输入电传机再由机器自动将这些小孔转化成数码信息以无线电波发出去。对方接收后也得根据密码本将这些数码翻译成文字才能阅读。我们公司国内总部有这种电传设备，但驻伊办事处却没有，而中国驻伊大使馆经参处也备有一台这种设备­——作者注）

但是，那时我们在伊朗的文化生活实在太枯燥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着力清除巴列维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但是保守的伊斯兰文化的重建并非朝夕可至，何况革命后又连续打了8年残酷的两伊战争，再加上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糟粕泛起，这些都导致伊朗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的德黑兰，卡拉OK、舞厅、酒吧和夜总会等都被严令禁止，加上音乐和影视方面也不得违背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标准，结果老电影被禁了，新电影还多没有拍出来，即便有，也是些鼓吹伊斯兰教义的宣传片。所以，战后的伊朗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而电视上除了阿訇诵经，不播出任何电视剧，也没有任何体育赛事报道，因为所有存有女性裸露，除了脸部和手以外身体部位，包括显示颈部、胳膊和小腿皮肤的镜头也都是被禁止的。

比如，1990年秋亚运会第一次在中国即在北京举办，各项赛事很是吸引人。我们原本以为可以在异国他乡的电视机前面好好地欣赏中国运动员在各种赛场上的矫健英姿了。结果却让我们所有在伊朗的中国人大失所望：伊朗所有电视台几乎都没有播出过有关北京亚运会的任何比赛场面。

偶尔有所报道，也多是在伊朗运动员获得了奖牌的时候，主持人坐在那里播报一下这个消息，背后的亚运会有关镜头则一闪而过或作模糊化处理。因为亚运会上，无论运动员还是看台上的观众，只要是女性都不会戴头巾和穿长袍的（伊朗的用头巾和黑色恰朵儿包裹起来的女性运动员的除外——作者注）。而不戴头巾不穿长袍的女性，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屏幕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驻伊朗人员的所谓业余文化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每天除了没完没了地看一些从驻伊大使馆文化处借来的各种电影录像带，就是看书、聊天或睡觉，乏味极了。

这时，百无聊赖的我终于想到了围棋，心想：要是在伊朗也有人能跟我下围棋那该多好！可那时在德黑兰的我到哪里去找围棋呢？或者说，即便我有围棋，在伊朗这个地方，又到哪里去找会下围棋的人呢？

好在随着上述那些工程项目的逐一签约，我公司先后派去伊朗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92年时，除了派有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在胡泽斯坦省的水坝勘探工地现场工作外，仅仅在德黑兰工作的水利水电设计工程师就大约有一百多号人了。

人多就会藏龙卧虎。可以说，在伊朗这些水利项目上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一批水利工程师、专家和学者。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央部属的和各省市的水力水电设计勘探机构或研究所，也有一些来自于国内的某些知名大学水利系。

比如，我后来承揽的德黑兰供水设计审查项目就是由清华大学水利系合作分包的。所以那两年，清华大学为完成那个项目，还派来了德黑兰好几位教授、副教授及其所带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们。

这些水利专家和学者们大都是国内所在行业中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佼佼者，不仅专业水平高，而且外语水平也很好，因为根据合同，他们需要编制英文项目设计书以完成设计项目，还要负责对伊朗的水利同行们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

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人中居然还有几位围棋爱好者！不仅如此，他们居然还带了一副围棋到德黑兰来了！这是两位年轻的水利设计工程师的杰作。他们都有硕士学位，一位叫骆克斌，另一位则叫侯依群。这两位年轻人很有才华，英语也很好，在所在项目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他俩与其他几位岁数较大的资深工程师同住在德黑兰北部富人区的一个别墅内。

（为叙述方便，后面就以当年我对他们的昵称“小骆”和“小侯”称之吧，虽然他们后来都成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了——作者注）



这幅照片摄于1991年德黑兰，胡家博先生六十岁生日聚会上，左二为骆克斌，左三谭国保（后来成为中海油伊朗分公司总经理），左四胡家博，左五作者，左六侯依群，其余都是伊朗水利项目上的年轻工程师们。他们后来也都成为所在领域的高级专家或所在院所的主要负责人。


与我相比，他们实在太有远见了。他们自带的那副围棋就是前些年国内各地百货商店里常见的那种玻璃围棋，光润的或漆黑或洁白的棋子，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分装在两个方形的印着浅绿色棋盘方格的硬纸壳盒子里。

就是这么一副最普通的围棋，不仅给工程师中的围棋爱好者带去了乐趣，也在我感到极度寂寞的时候，重新勾起了我对围棋的眷念和兴趣，更是在不久将来帮助我在伊朗这个“围棋荒漠”（俞斌九段语，详见《我在伊朗下围棋》（二） 我的棋缘——作者注）中演绎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国际业余围棋征战的历史。

那是一个星期天，作为公司驻伊代表和办事处主任，我按惯例依次去到工程师们在德黑兰居住的别墅或公寓去看望他们。当时，德黑兰北城区的高档住宅的租金也不高，每月500美元左右租金就能租赁到很不错的别墅或公寓。

那时我们那些工程师和教授虽然在国内的收入虽只有100-200人民币，但他们在伊朗的工作合同收入都挺高，月薪都在5-6千美元或以上。因此，我们项目组的工程师和专家们的居住条件基本上都很好，大多3-5人一起集体居住在德黑兰北城高档住宅区的某个带院子和游泳池的别墅或公寓里。

我那天去的地方是位于德黑兰北部的一个叫纳夫特（Naft，波斯语意为石油）街区的某栋别墅，离我所住的地方不远。那里居住着好几位从安徽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来的水利专家。看看他们生活状况如何，了解一下有无需要帮助的地方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我一进别墅小楼就听到楼上有很大的争吵声。上楼后才发现争吵的双方正是小骆和小侯这两个年轻人。此时的他俩正吵得面红耳赤，而他们身边的茶几上则摆放着一盘似乎还没有下完的围棋。

很快我就听明白了，争吵的内容大致是一人说自己水平高，可以让另一人执黑先行，而另一人则坚持说对方不是自己的对手，因为已经在上周几或某月某日输给他好几次了。

看到围棋，我按捺住内心的喜悦，低头约略观察了一下茶几上的那盘未下完的棋，立刻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因。这时他们站起来让座，我也就不客气地就坐了下来。

小骆和小侯年岁相仿，业务很棒，个性也强，加上工作拍档，同住一屋，再有那副围棋作伴，想必这种争吵是家常便饭了（我后来知道，他们周末经常对弈，互有胜负，棋力似乎也差不多，只是前者听说有业余初段证书，后者没有而已——作者注）。

这时的我不知怎地特想即刻就能下盘围棋，即便对手只是面前站立的水平估计也很一般的他们俩。于是，我便随口对他们说：“我让你们两个子，来一盘如何？”

“真的?”刚才还吵得不亦乐乎、势不两立的他俩听了我的话都吃了一惊，但很快就团结起来，异口同声地用有点不相信的语气问道，“你也会下围棋？”

“不相信？那就来一盘吧！”我坐在沙发上故作挑战似地抬头扬眉看着他们。小骆和小侯也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然后互相看看，便一先一后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小骆为主与我下。只见他用手随便地将棋盘上散乱的黑白棋子划拉到旁边大致平分成两堆，顺手推给我一堆，又拿起两个黑子笃定地放在棋盘的对角星位上，然后用调侃的语气说：

“史经理，你可别后悔哦！”

视此，我微锁眉头，但没有吭声。我历来不喜欢很随便的棋风，尤其不喜欢在黑白子还没有分别归类入盒或棋盘不整洁的情况下就草草下棋，总觉得这样做，无论对于对手还是对于围棋本身，都有点大为不敬的味道。

我知道黑白棋子放得乱糟糟的样子其实并不影响下棋，因为倘用中国的数子法计算胜负时是无须计算双方被吃掉的子数的。但是我认为，如能让年轻人多知道一些围棋对弈礼数的话，对他们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于是，我便不动声色地将那两个已被小骆放在棋盘上的黑子拿起来掷入黑子棋盒，然后用双手开始一颗一颗地分拣收拾茶几上那两堆黑白混杂的棋子。看到我收拾棋子时略有点凝重的神色，他俩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也学我的样子动起手来，很快就将原来混乱不堪的茶几变身一盘平整而庄重的临赛棋局了。

这时，可能是受这种肃穆气氛的影响，住在其他几个房间的几位老工程师虽然都不懂围棋，此时也都围将上来要看我们下棋。现场的气氛也就更肃穆了。那天是我在伊朗所下的第一盘围棋，也是自从三年前获得那个安徽省科委系统围棋冠军以来所下的第一盘有着许多人观战的棋。

因此，我虽然表面上装作漫不经心，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认真的。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需要给这两个年轻的围棋爱好者一个教训的想法，即围棋是一种典雅庄重的智力竞技，是需要对弈者正经危坐“下”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玩”的。

据我对先头茶几上摆着的那盘棋的观察，这两个年轻人有一定的围棋基础，棋力也都还可以，因为他们那盘棋在边角处的走法大多是定式或定式演化出来的形状，而没有一定的围棋基础和实战经验是不可能这么走的。所以，我也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步棋。

此时的小骆和小侯都很安静地俯身在棋盘上，下得也很认真和谨慎。他俩以小骆为主，小侯为辅，几乎每着棋都要互看一眼或互相商量一下再落子。我感觉，那架势显然比三年前安徽省科委系统围棋赛的那场决赛要认真得多了。

一开始，黑棋在布局阶段都走定式，下得有板有眼，序盘时可能是不放心，还在好几个局部可补可不补的地方补了棋，明确吃住了白棋的几个子。白棋则因让两子，除老老实实占据几处实地外，其它局部并不纠缠，只在必要处或挂或碰，或拆或点，布上几颗子以打散局面，留下今后的走棋由头或借用头绪即可。

序盘结束时，表面上看黑棋似乎并不落下风，但由于子力过于集中在局部，发展的余地并不大。不过，小骆和小侯两人对此也不在意，此时已经吃住我的几颗散子的他俩均显得信心满满，每个棋子敲到棋盘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如果说围棋的布局和序盘更多地是考量棋手的大局观的话，那么中盘的搏杀则主要检验棋手的计算能力了。衡量棋力高低的主要标准就是这两条。这两位年轻人的大局观和算路毕竟有限，因此在局部战斗中对我暗藏玄机的几个有所准备的手段似乎毫无察觉，都是直到最后我祭出杀着或突然活棋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这时夸张的镜头大多是：小骆摸头，小侯惊呼。可几处中盘战斗下来，一切悔之已晚。还没到收官，黑棋盘面大差已很明显了。为了不让棋局太难看，收官时我有意让出一些大官子给他们去收，可最后他们还是输了好几个子。

看着他们非常沮丧和惊讶的表情，我心里滑过一丝快感。此时，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更加惊讶，也为了自己今后继续有棋可下吧，我便乘热打铁，对他们说：

“还下吗？”

“下！”那盘棋输得一塌糊涂的他们似乎并不服输。

“那好。不过从现在起，我们下棋就从让两子开始。如果我连赢两盘，就让三子；再连赢，就让四子，以此类推。如何？”我说道。

对我如此问题，他们有点迟疑，忙问我有没有段位，是业余几段？我说没有段，只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会下而已。他们听后就很不服气地问道，如果他们连赢怎么办？

“那当然是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喽！你们连续赢到位也可以按上述规则让我子嘛。这就叫升降级。”我回答道。

“一言为定！”在观战的其他专家们的鼓动下，小骆和小侯他俩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但遗憾的是，众多中国一流的水利专家和高级工程师们在现场给他们的强大的精神支持似乎一点用也没有，而我也丝毫没有给他们俩面子。仅仅是牛刀小试，当天我就使小骆在这场升降赛上降到被让三个子，而对小侯，则将其打到让他四个子。

那天，他们全都给打蒙了。我走时，他们俩还坐在那里发呆，连“再见”这类客气话也懒得或不知道说一个了。

后来我听说，他俩所在的那栋别墅足有一、二个星期没有玻璃棋子碰撞的声音了，因为他俩已没有任何胃口去摸那副围棋了。

文如玉

（四）棋逢对手


作者和太太在伊朗设拉子诗人萨迪陵前，摄于1991年秋

自那次下棋半个月后，可能认为老是他们俩自己对弈也太没劲，或者认为在偌大的伊朗也的确找不到比我更具挑战性的对手了，那天输棋输得几乎半个月没心思摸围棋的那两个年轻人——小骆和小侯挨到最后，还是忍不住在一个周末带着那副宝贵的玻璃围棋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下棋了。

那时的伊朗虽然与当时中国一样还实行每周6个工作日，但其休息日按伊斯兰历是每周的周五，因为那天是穆斯林的礼拜日（基督教礼拜日则是星期天），而所有单位，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凡是上班族每到周四下午就可以结束一天工作下班回家度周末了。所以，此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周末，也都是指周四下午到晚上。

过了几年，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伊朗与中国一样也都开始学习西方实行每周5个工作日，休息2天的工作制度（这显然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美国与英国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正式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作者注），但其休息日则是周四与周五，还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非伊斯兰国家普遍实行的周六和周日休息制度不一样。不过我早已于1993年春任职期满，奉调回国，后来又到博茨瓦纳等南非国家开拓工程市场，第二年调到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当老师去了。

那时在德黑兰，我还没搬家，还住在那位伊朗革命前文化部长泽塔先生家里（详见今年2月发表的《伊朗杂记》第五集《德黑兰中产阶级的生活》一文——作者注），距离我们几个项目组的住处都不算太远，但总也要走上半个小时吧。尽管如此，小骆和小侯棋瘾发作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在一个周末登门请教来了。

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一是自己终于有棋可下，至少那个周末的寂寞可以消除了；二是我自己也有个机会顺便表示一下自己对他们的歉意。说实话，我自己那天的确有点显摆，一口气就赢了人家十来盘棋，自己是过了瘾，但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便拿出最好的茶叶和香烟招待他们，当晚还请他们在办事处吃饭（那时我太太还没去德黑兰，平时多是我烧饭，小谭帮厨。但那天也只能是小谭，即谭国保先生烧饭了——作者注）。这样一来，他们俩周末也就更喜欢到我这里来下棋，来得也更勤了。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来，当然，每次见到他俩我也都来者不拒，总要与他俩杀上十多盘。

众所周知的是，常与上手下棋自己的棋力会增强，而与下手下多了棋力则易下降。事实也是如此。也不知是自己退步还是他俩进步了：最初，我与他们的让子棋份曾经扩大到4-5个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俩的棋力似乎越来越强。再到后来，即便是最初那天我所获得的让他俩3-4个子的棋份也很难保持住了。

这种消遣式的下棋持续了2个多月，直到一位棋力更高的棋手的出现，这一升降级对弈才宣告结束，而那时我与他俩的棋力差距已经缩小到大概只有2-3个子。小骆和小侯能够涨棋，当然很高兴，但总是输给我，还是心有不甘的。但此时的围棋于我，也似乎不再具有强烈的胜负感，只是成为一种消遣，一种无所事事下的事情了。

与他俩棋力蒸蒸日上正好相反，那段时间，我的棋力好像掉入了一个沙漏之中，我自己似乎都能看到自己的棋力在一点点地下滑和降低，而那个沙漏容器下逐渐增高的沙面就是那两位棋力在稳步提高的小骆和小侯。

那段时间，我的棋不仅下得越来越散漫，棋感也越来越生疏了。许多棋，包括许多关键时候应该遵循坂田荣男先生《攻逼法》一书中的教诲，停下来仔细思考以便于一剑封喉的棋，几乎想都不想就走了下去。现在想来，这一切可以说就是源于下棋不动脑子。

我这里说的不动脑子并不是说一个人脑子笨或不会思考，而是说他的脑子可能不笨却不知道思考，即不知道动脑子去思考。不动脑子体现在下棋上就是随手棋多了。这可是一种恶习啊！当然，你如果只是下下无须思考的卫生棋，消遣怡情，随手棋也不算什么，倒也可以原谅。但是，对于竞技围棋而言，随手棋却是最不可原谅的。而且，随手棋是有惯性的，一旦形成就很难克服了。

可那个时期，我别无选择。在偌大的伊朗视野中也只有那两位年轻的工程师会下围棋，所以我也只能与他俩下棋，因此，我也只能不断地下随手棋。可当时的我对此并不以为然，相反，还为在寂寞时能有这种不动脑子的卫生棋下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

万幸的是，这种低水平的卫生棋对弈大约只持续了2个多月就戛然而止了。虽说它曾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我也曾从中获得过许多乐趣，但老实说，它未能持续更长的时间实在算是我的一大造化。其实，我心里也清楚，如果再这样继续快乐地“沙漏”下去的话，恐怕不要多少时间，我必将自废武功，把自己过去近二十年里在上海和广州辛苦修炼得来的那一点儿围棋功力毁于一旦了。

还是老天保佑。就在我的棋力无可挽回地快速下滑之际，一位从国内来的业余围棋高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199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自己必须很动脑子才能和他下棋的强劲对手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天傍晚，我吃完晚饭正准备出门散步，只见小骆和小侯带着那副围棋，领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兴冲冲地上门拜访来了。经他俩介绍，我得知这位中年人姓吴，叫吴仲谋，是清华大学八十年代第一批毕业的一个工学博士，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家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刚刚被我们的一个项目组聘请到伊朗的一个水坝设计项目组来工作。

（前两年，也就是《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出版5年后，我才知道吴仲谋先生工作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而非书中所说的中国科学院。但当时可能是我听错了，确实以为吴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而且因此而产生的那些真实的心理活动也都基于此。再加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也有数千职工，仅硕士以上职称者也有一千多人。所以此文也仍然没有改过来了——作者注）

这位吴博士皮肤黝黑，温文尔雅，个子中等，头却很大，福建石狮人，对我似乎很尊敬，一口一个“史经理”或“史主任”，弄得我也不得不像在外事商务活动中那样，彬彬有理地回应他“吴博士”，或干脆用英文称呼他“Doctor Wu”起来。

然而，在那两位年轻人介绍到这位吴博士的围棋水平多么高超时，吴博士却边摇头边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我没有段位，水平不高，只是去年获得过我们科学院系统的围棋比赛亚军。呵呵，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科学院系统围棋亚军？”我心里立即警惕起来：中国科学院系统可不是我曾经历过的安徽省科委系统，那里有上百家科研院所，有数以千计的科研、管理人员和职工，而其中会下围棋的业余高手和有段棋手何止几十上百？甚至会有一些退役下来的职业棋手也未尝可知啊！

这个吴博士，他一个无段棋手（居然和我一样？）竟然能够在水深如渊的中国科学院的围棋比赛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并夺得亚军，其实力怎能小觑之呢？不过，这都是真的吗？

我觉察到旁边的小骆早已露出了一脸坏笑，端详着正在沉吟的我，那表情似乎在说，“史经理你这下可遇到麻烦了吧！”

我知道这位吴博士的到来对我是可能有些麻烦，但我不能露怯。我也知道，他那个科学院亚军是真是假，光怀疑是不行的，而且质疑的话你还说不出口。要想整明白，最后恐怕还得靠我和他下一盘棋才能知道根底。可是那盘棋我确实下得很苦。

一开始，吴博士有板有眼的很像初学者的黑布局使我丧失了警惕。近几个月来与那两位年轻人的低水平的升降级比赛又使我的随手棋比比皆是，所以在布局和序盘阶段我就已稍稍落后了。进入中盘后，我才发现吴博士其实是个长考派，关键之处没有一、二十分钟甚或更长时间他是落不下子的。

吴博士思考时习惯于将其硕大的脑袋埋在棋盘上方，似乎不那样他就看不清局面似的。我们是坐在低矮的沙发上下棋的。我在茶几对面坐着，他下棋时常常往前俯身过多，脑袋就伸在我的眼皮下面，把棋盘遮住了一大半。

围棋是一种局部战斗与全局形势关系最为密切的棋类。下棋时，你如看不到全部棋盘，你又如何能时不时地去做形势判断呢？我后来得知，国手“磨王”邱峻先生好像原来也有这一习惯，曾给许多与他下棋的人增添过许多烦恼。可能遭人点拨，后来邱先生也改了不少。

但那是我与吴博士第一次见面，又是在第一次的比赛较量中，怎么好说呢？初次见面，拉不下脸的。于是，我只好忍着，但望着他那几乎一动不动的大脑袋，就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事先不和他约定好下棋时限呢？（不过说好了也没用，因为我们没有比赛用的那种计时器——作者注）可现在木已成舟，后悔也没用喽。

小骆和小侯刚开始还坐在我们旁边严肃认真地观棋，后由于吴博士老是长考不落子，他们甚感无聊，便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再后来，我发现他俩干脆坐在旁边一个厅的波斯地毯上欣赏起我刚从大使馆借来的有关第11届北京亚运会的录象带了，只是时不时地跑过来看看棋局的变化。

时间很快就到了夜里十一点。不知怎的，突然停电了，整栋别墅和周围街区的建筑物一片漆黑。战争刚刚平息下来伊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德黑兰经常停电。我们知道这一点，平时也有所准备。一是在办事处备有好几个手提的日产充电式备用灯，这种充电灯充一次电可用5个小时，亮度约为8瓦，夜里使用挺方便。还有，我们也时常备有大量的白蜡烛。那段时间每次去超市，总是买回来一大包白蜡烛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大厅的好几个边角处原本都放置有铜制的铸有精美波斯风格图案的立式蜡烛架，上面可以插蜡烛的铜弯头多少不等，少的有2-3个，多的则有10个以上。停电后，经过我和两位年轻人一阵手忙脚乱，一片漆黑的大厅又很快灯火通明了。

这时的我才发现，那位吴博士一直坐在沙发上并将头埋在棋盘上，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停电，也没注意到那些点着没多久的正在飘忽不定的烛火，仍然坐在那里丝毫不动，一如既往地埋首于棋盘之上，沉浸在他的没完没了的长考之中。

“真有涵养啊！”烛光中，看到吴博士他那投身于墙上、活似一尊老僧入定般的身影，我不由地发出这一赞叹。

我嘴里这么夸赞他，可是我自己原本还可以保持相对平静的心情却在停电后开始变坏了，不是觉得周围闪烁的烛光老是晃眼或热气炙人，就是对那两位年轻人老是在附近看录像所产生些许噪音或是对他俩又不时在厅里来回走动而感到烦躁。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心烦脱衣裳。往常下棋，我对棋盘上撕杀的细部棋路只要算上一遍就足够了，大体不会错的，可此时的我脑子似乎发懵了。我总感到浑身不自在，于是便把外衣脱了，只穿汗衫，但即便如此，我算一个局部的小变化，算它几遍也老是记不住次序，总是计算不清。

而我这个人又不愿意因一个小地方的重复计算而花上太长的时间，结果，那盘棋的许多关键地方往往是我还没有算清楚就仅凭感觉落子了。这样怎能不吃亏呢？好几个地方的大官子我都走损了。

渐渐地，棋盘上只剩下1-2目的小官子了，棋局小了，孰优孰劣也明朗化了。我知道此时我的白棋大势已去，输棋不可挽回，于是便胡乱走了一会就找了个台阶爽快地认输了。其实我输得并不多。在我认输后，小骆他们还是很仔细地将双方子数分别算了一下，得出结论说我输了二又四分之一子，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确信自己赢棋后，始终温文尔雅的吴博士顿时像变了一个人。在小骆和小侯不断的哈欠声中，他一边兴奋地用手在棋盘上指指点点，一边旁若无人地大谈他在哪几个地方走得有多么漂亮，而我则在哪几个地方走出了多么臭的棋。此时我才发现，下棋前吴博士给我的那种彬彬有礼的形象其实是假的，或者说他还有性格中的另一面——胜利者的激情。

作为一个工学博士，他在他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可能是很绅士也很职业的。但作为一个围棋棋迷，一个业余棋手，他不可能像一个职业棋手那样在输赢后去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也无法去要求他这么做。就像我输棋后的沮丧与沉默一样，他赢棋后的那种忘形和宣泄显然都是自然而然的。

那一刻，兴奋起来的吴博士的大嗓门在寂静的德黑兰夜晚中是那么地洪亮，似乎洪亮到我的耳膜也被震动得轰鸣起来了。其时，我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大挂钟，指针已经指向次日凌晨两点半了。

下围棋下上几个小时也是常事，但一盘并非比赛的棋能下上七、八个小时也不多见。唐代诗人杜荀鹤曾写过一首题为《观棋》的诗就说过：“有时逢敌手，对局到深更。”看来自古以来下围棋下到深更半夜也是常事，虽然那可能是指下了好几盘棋以后的时辰。

于我而言，尽管这盘棋输了，但其好处还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这是我多年来几乎第一次这么认真下的一盘棋，而且还下了这么长时间。这盘认真的输棋将我从不知不觉间下滑很远的随手棋道路上中拉了回来。它也让我再一次明白，围棋之所以古称博弈，不仅表明它是供人消遣的游戏，而且还表明它还是一种竞技，一种值得你绞尽脑汁去打败对手、争取胜利的智力竞技。

我先前与那两位年轻人的卫生棋般的升降级对弈仅仅属于前者而已，因为那时我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消遣和散心。可现在，我的这个目的虽然早已达到了——周末不再寂寞，但我也受到了棋道对我的那种几乎是必然的惩罚——棋力下滑加输棋。

可见，围棋是这样一种技艺修为，你要想下好它，就得去追求一个“博”字，即要在与强手的对弈中去赢棋，去争取胜利。否则你就去下卫生棋消遣吧。当然，我这里并不是一概而论地反对下棋消遣，而是试图对那些想提高自己围棋水平的人提出一种忠告而已。因为我知道，为了消遣和娱乐而下棋，即所谓快乐围棋，也能让人保持一个敏捷的思维，绝非坏事，起码对身体有好处。不必责怪之。

孔夫子也曾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这就是说，衣食无忧之后的人们应用心思索，博弈利智，也算是一种才能啊！此言也很有道理。

对我输给吴博士一事，我敢肯定，整个德黑兰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小骆和小侯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俩在棋盘上一直受到我无情打击和强力压制，郁闷得几乎抬不起头来。现在他俩能亲眼看到我输棋，而且赢我的人还是他俩亲自推荐的，再加上他俩也亲眼看到了我输棋后沮丧无奈的样子，心情肯定是特别愉快的，也肯定会在心里面产生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我也很快就得知，他们很快就将这么一个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到我公司遍及伊朗各地，尤其是位于德黑兰的几乎所有的项目组了。这个信息就是：史经理输了！

自那以后，吴仲谋博士的心情也似乎更加放松了，在我面前的那种文质彬彬的形象似乎也越来越罕见了。每到周末，不管我有没有其他事，他总是先来一个电话，约时下棋，口气却不容商量，有点给我下指导棋的味儿。再到后来，电话也不打了，干脆不请自来。

只要我在家，吴博士就轻车熟路地大步走进我的住处客厅，径直打开位于客厅一角办公桌下的柜子，从里面取出那副原本属于小骆和小侯的围棋放到茶几上（刚开始他还需要先到小骆他们的住处去借棋，然后再拿到我这里下，下完后再带走还给那两位年轻人。可没多久，他下完后便将棋径直带回自己住处把玩研究。再后来在年轻人的多次抗议下，不知怎地，这副玻璃围棋他也不带走了，最终干脆就放到我办公桌下的柜子里了——作者注）。

然后，他便亲自动手拿我放在桌上茶叶桶里的茶叶给他自己泡上一杯茶，这才一屁股坐到大厅的沙发上，用眼光寻找我，摆出一副我不跟他下棋就不罢休的架势。看到这一切，我只能在心里说，“吴博士的棋瘾真大啊！”

其实我自己的棋瘾也不小。我知道这位吴博士下棋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喜欢长考，所以每次在与他下棋前，就得做好这盘棋不下到夜里十一、二点是不会结束的思想准备。否则你肯定会后悔。

我不大习惯这种挑灯夜战式的下棋，也对老吴如此热爱围棋的方式有点儿不适应，但吴博士在围棋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那种被那盘赢棋点燃起来的下棋热情，就像一个脉冲放大器，很快就影响到我，并将我内心深处藏有的那个原本就很强烈的棋瘾和胜负心给发掘出来并也激活了。证明是，我每到周末下午，无论多忙，心里都会莫名其妙地涌现一种憧憬：今晚吴博士会来吧？也许，有这种心态的才叫棋迷吧？真没办法！

由于战后重建，德黑兰经常断电，我们办事处（也是我们的住处）的大厅又比较大，所以只要熬夜下棋遇到停电，总会烧掉大量的蜡烛。为此，那段时间每当我和办事处的人员开车出去采购，都会买上一大包白蜡烛回来。下棋时遇到停电，就在周围的蜡烛台上高低不等地点上一些蜡烛。

与电灯不同，蜡烛的光线柔和而温馨，有一种特殊而神秘的美。它极易让人怀旧。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与吴博士在德黑兰住所的烛光下下棋时的情景：

闪烁的烛光辉映着大厅顶部的水晶吊灯，让那上面众多的水晶玻璃缀块在那里摇曳生姿。烛光下，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铺设的大块的、图案精美的波斯地毯也显露出一种给人暖意的美感，色泽的厚重与图案的神秘也给衬托出来了。

我与吴博士两人就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围绕着棋盘作殊死智斗。周围的烛光也将我俩原本也较壮实的身影有时晃动有时清晰地放大映照在大厅那带有美丽石膏雕花的墙壁甚至天花板上。

当吴博士埋首棋盘一遍又一遍地长时间地潜心计算时，略觉无聊的我不能不感到周围的一切在德黑兰的深夜里显得是那么的静谧与平和。在如此难得的近似于童话般的环境中下棋，其景也真，其情也深，人在其中，当然，其乐也融融。

只是这种浪漫温馨的美景小骆和小侯无法消受，因为自从他们向我引荐了吴博士并且赢了我一盘棋，出了他们一口恶气之后，似乎就再也插不进来下棋了。他俩虽然也想下棋，但大多数场合到我这儿来时总能碰上吴博士。而我呢？自碰上吴博士这么一个对手后，虽然他俩也试图与我约棋，但几乎再也提不起兴趣去与他俩下那个低水平的所谓升降级比赛了。

此时的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局外的观众，在棋盘边观摩学习，凑凑热闹，当然同时还得忍受吴博士的长考；要么，就哪儿来再回哪儿去。几次一碰壁，他们周末干脆不再露脸，都去忙他们自己的事儿了。于是，那副珍贵的围棋便一直留在我那里，直到我托人从国内给我带了一副漂亮的云子围棋为止。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

平心而论，吴仲谋博士的棋力的确很强。我现在觉得，即便按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标准，吴仲谋先生当时至少也有业余4至5段的棋力。他所说的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系统围棋比赛的亚军的事儿应该是真的，即便有些水分，也不会差太多。吴博士的基本功也很好，局部搏杀时算路比较精深，计算能力更是突出，只是大局观和官子稍粗。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我夸张，他曾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认真地说过，一个局部变化，他可以算出大约二十步棋。这可不是一个小本事。如果仅仅是某一个变化下的棋路，即通常所说的深度，算上二十步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把相关变化下的所有棋路，即对周围棋势的影响，也是通常所说的广度，都能算上二十步，那么二十步棋的变化将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是一般人，就是一台功力强大的电脑估计也不可能完全算清楚吧？

即便是狭窄的深度计算，他真的能算这么多吗？我不得而知。但说实话，当时我虽说有些惊讶，但对吴博士的计算能力一直是确信无疑的——他曾给我们表演过他的独门心算速算法，3-4位数的乘除得数他脱口而出，似乎早已烂熟于心。真了不起！

我还认为，如果说吴博士的棋有什么最大的不足，那肯定就是他引以自豪的计算长考本身。俗语说“长考出臭棋”。这句话一点不假。他下棋时频频长考，可能就是太过相信，也太过依赖自己的计算能力了。吴博士的脑袋硕大，数学也非常好，心算速算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可见他的计算力非比常人。

可他那时毕竟已近50岁（好像比我大7-8岁），脑子肯定不会像年轻时那么够用，而要经常算出比象棋（包括国际象棋）起码复杂一万倍的围棋二十步棋以后的一步变化，实在也太耗脑力，太困难了。

我不知道现实中有哪些职业棋手有此道行，但我知道一个业余棋手能达到如此的计算程度，实为罕见。不过，下围棋时经常过度地进行局部计算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与象棋或国际象棋不同的是，围棋在技艺上还有其它许多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计算力的东西，如形势判断，如虚实有度，如厚此薄彼，如行棋次序，如先手为要等等，不一一足。一个人如想下好围棋，除了需要很好的计算能力之外，上述这些东西那可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所以我猜测，吴博士的棋力很难再上一层楼，其主要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换句话说也就是，成也计算，败也计算。对吴博士的这一弱点，我很快就觉察到了。于是，在后来与他下棋时我经常故意将棋局引向复杂化或在关键阶段走出几招出其不意的棋。

每当此时，他必然开始长考，而这类长考的结果又大多不那么完美，总是出一些大小不一的错漏，或者局部占了些许便宜，而对周围的棋势却产生了不利影响。结果自那以后，他的长考却很少能够如愿占到我的便宜，而我的计算能力显然是远不如他的。

对此我的经验是，对付长考型棋手的最好策略就是尽量走一些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棋，让他去长考，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走棋，更不是和他比长考，而且你还绝对不能着急。一着急，你就中计了。因此，遇到长考者，你得学会放松心情，捡些你所熟悉但围棋实战中不常用的定式或走法让他去耗时长考。

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的对手的长考将不再那么具有杀伤力了，也不再会让你着急或烦躁了。相反，如果看到对方果然如你所愿去长考，你可能还会在心中产生一丝莫名的窃喜感，心情甚至还会变得好将起来。不信？你就去试一试吧。

后来，我与吴博士下棋时就经常如法炮制，然后在他埋首长考时悄悄地起身离开棋盘（反正此时我也看不清全部盘面），跑到旁边的房间做些其它事情或给我俩的茶杯续续水。对手的弱点一经暴露，很快，吴仲谋先生就很难再赢我一盘了。

但是也不知为何，那段时间我和吴博士下棋，虽然能多赢几盘，却总是拉不开两人之间的胜负距离。再加上他的嘴上和盘上抵死不认输的性格，我和他之间的输赢比率似乎从没有厘清过，总是一笔说不明白的糊涂账。

那时，我曾和他按照日本的十番棋规则也相约下十番棋，约定如一方先胜六盘，则将对方降至让先；如再先胜六盘，对方则被让两子。对方胜，则反之。

由于工作比较忙，周末和周日我也经常要外出去因公应酬，所以我与吴博士的这种十番棋总是断断续续地下。结果我俩十番棋的最终战绩也总是确定不下来。

比如，我明明记得上个周末我与吴博士之间的战绩是3：1或4：2，但是这个周末一见面，他就坚决予以否定，并一口咬定是2：1或2：2，或者干脆赖帐，说我记错了，而是他赢了。后来，无奈的我只好设计一份表格，上面记录我和他之间的胜负局数和输赢关系。我是记下了，可他从来不签字，还经常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记错了。总之一句话：他的棋就是比我强。

由于大多数胜负场合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人证，所以每当我与他说不清时，只好摇头叹气，一点办法也没有。结果，伊朗三年，虽然我赢了他不知多少盘棋，但我与吴博士之间所约定的十番棋让先的局面一直没有出现过。

我与吴仲谋博士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势均力敌”的“棋逢对手”局面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后的秋天，直到另一位也是姓吴的韩国业余2段的出现才告结束。

那是1990年的秋天，一个普通的韩国商人——非科班出身的吴敏焕2段与我认识了，也让我这个同样是非科班出身的中国的无段围棋爱好者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不拘一格、擅长野战的韩国围棋。而这时，我在伊朗棋逢对手的阶段也才真正地开始了。

文如玉

（五） 他乡故知


我和太太坐在德黑兰住宅院子平台上的秋千吊椅上，摄于1991年夏


德黑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早在5000年前，伊朗就创建了带有文字和青铜器以及城邦的灿烂的古代文明，那时它还不叫波斯，而叫埃兰文明，属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两河文明的一部分。

到公元前6世纪，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帝国，伊朗南部的古城苏萨以及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和中部的古城伊斯法罕都做过它的首都。位于其北部的德黑兰(Tehran)被作为伊朗首都并发展起来还是最近200年的事。

“德黑兰”一词是古波斯语“山脚下”的意思。据说，1000多年前，东西走向、屹立在浩瀚的里海南边的厄尔布尔士山的南麓坡地上还没有多少人居住，这里还是一个由稀疏的梧桐树林包裹着中的小村庄。

这里所说的梧桐树不是中国特有的那种可以引来凤凰的梧桐，而是一种带有不同个数种子绒球的树木，也叫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这种梧桐有两个母本，一个原产地在欧洲，叫“三球悬铃木”，也称欧洲梧桐，后因罗马帝国四处征战而被带往世界各地。还有一种与之相近的树种是一球悬铃木，原产地美洲，俗称叫美国梧桐。

后来英国人将这两种梧桐杂交变种为二球悬铃木并于19世纪作为街树大面积种植于伦敦，后因其生命力顽强又被很多欧洲国家所引种并作为作为街树。结果，具有两个种子绒球的英国梧桐也叫伦敦悬铃木（（London plane tree））。

有意思的是，由于是上海法租界于上世纪初首先引进了悬挂有两个种球的英国梧桐作为街树种植，后国人便将这种树，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或三个种球的悬铃木统称之为法国梧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的，德黑兰甚至伊朗各地生长或种植的多是三球悬铃木，准确地说，也叫欧洲梧桐。当然似乎也见到过悬挂着两个种球的英国梧桐。

后来，因为此地背靠雄伟的厄尔布尔士山脉，里海南下的湿冷空气与山南伊朗高原的干热空气在这里交汇，几乎每年都下雪，而且多是大雪。厄尔布尔士山冬天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因此，德黑兰拥有无尽的山上雪水，气候虽然干燥，却也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非常适宜人们居住。厄尔布尔士山南坡居住人口也逐渐增多了。

自18世纪伊朗恺加王朝将其定为首都后，德黑兰人口便更加兴旺发展起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伊朗的石油财富剧增，这座城市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时就已发展成为一座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庞大而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了。德黑兰海拔平均在1500米至2000米之间，全城北高南低，最南处与最北处海拔落差高达数百米。

德黑兰市的南部多古老而低矮的建筑，绝大部分中低社会阶层老百姓居住在那里，也是伊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伊玛目霍梅尼的陵墓也设在南城，个中的宗教和政治蕴意不言而喻。

而地势较高的德黑兰北城则多是富人区，建有很多别墅、高档酒店和奢侈品商店。各国大使馆及其相关机构也都设在北城区。伊朗前国王礼萨巴列维的皇宫也在北城。当然，革命后的伊朗政府各部门、革命卫队、毛拉们以及政府各中高级官员也都设在或居住在北城。我公司办事处以及绝大多数项目组工程师上班地点和住处都在北城区。

为方便联系与管理，我们后来从位于德黑兰北区东侧且较为偏僻的泽塔先生家搬到了距离项目组工程师住处较近的一处别墅里。这个新住处位于德黑兰城北一个叫米尔达玛德的富人区中的纳夫特街区（Naft，波斯语里意为石油），是一幢包括半地下室一共三层的小楼，整个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在周围众多的建筑物中可能算是中等档次吧。

院子也不算大，也约有500多平方，里面有一个约40平方米的小游泳池，还搭有一个夏季枝叶茂密、秋季硕果累累的葡萄架。这个别墅租金并不高，因与房东合住（房东住在二楼，但因经常去德国而不在家，我们居住也很方便——作者注），配上全套家具、厨具、餐具、电器和生活用具，每月租金只有600美金，当年合人民币不到5000元，比后来的深圳或上海的房租要低上很多。

伊朗虽然不一定是世界上葡萄最早的原产地，但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的酿造地。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前，西方考古学家曾在伊朗发掘出一个具有7000年历史的葡萄酒酿造遗址。2500年前的波斯帝国时代酿造葡萄酒就已普及。中国种植葡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在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时从安息和大宛带回了葡萄种籽。这里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

德黑兰秋季是一年中最惬意最舒适的，气温适宜，既不干燥，也不潮湿。而我在那个风调雨顺的秋天连续给公司签订了两个水坝设计咨询项目的合同，从国内也来了很多工程师，心情很是高兴。也正是在这么一个一切似乎都很顺心和惬意的日子里，我又有幸认识了一个韩国棋友。

他的到来裹挟着一股凌厉的棋风——韩流，在我的原本有点封闭自恋的围棋殿堂的围墙上吹开了一扇小窗户，让我看到了窗外的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奇异的围棋风景，也为我第二年连续打败众多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业余有段棋手奠定了基础。

在去伊朗之前，我跑的国家并不多。除了新加坡，就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派，作为第二批赴日科技管理进修团成员，到日本政府的相关省厅，如通商产业省和科技厅进修过一段时间的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

1984年，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正拟起草相关的改革文件，亟待了解先进国家的科技体制情况以进行横向的比对和参考。为此，我们那个进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研究日本的科技政策、科技立法制度、特许（专利）制度以及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等。1985年初我们回国时还撰写了一份颇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提呈国家科委，为1985年3月中央制定和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日本那段时间，我们经常与日本政府各个省厅的公务员，尤其中间层级的课长和系长们（相当于我国政府各部门内的处长和科长级别——作者注）打交道，或听他们讲课，或与他们研讨，接触较多，受益匪浅。后来在商务工作中，我也曾与日本的一些株式会社职员和商人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

就我个人体验而言，日本人的身上有着许多优点，如勤奋、团结、敬业、尽责、任劳任怨和埋头苦干等。就拿工作责任心这一项来说，日本的那些公务员们也可谓做到家了。我这里还是说一个例子吧：

那是1984年初冬的一天傍晚，有关日本特许制度（专利制度）的工作研讨会（workshop）结束后，我在位于东京虎之门的通产省特许厅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收拾完资料准备回酒店（当时我居住在位于新宿的一家酒店里）。因要整理研讨会资料，我走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大约已晚上七点多了，天早就黑了。

当我走出会议室来到走廊上时，发现我所在的这层楼的这个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办公室里几乎全部灯火通明（日本政府很多办公楼里的办公室都是用完全透明的大玻璃隔开的，透光性极好，体现了政府的开放性；玻璃里面再垂直挂上一些百叶或帘子，又可保持公务必要的私密性——作者注）。我透过帘子隐约看到各个办公室里都有人在安静地伏案办公。见此我深感震惊，因为这是当时在国内我从未见过的景象。

我在走廊上还遇到了一位熟识的课长先生正拎着一个厚厚的似乎也很沉的皮制行李箱匆匆地赶往他的办公室，便向他问好。寒暄中我得知，此人上周到巴西出差，那天下午五点刚下飞机，没有回家，就直接从成田国际机场坐大巴再转出租车赶回办公室，想整理一下有关巴西出差的资料，准备明天一早就向上司汇报。看那劲头，我估计他那天不忙到半夜是不会回家的。日本的公务员如此敬业，让人惊叹。

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但是等级观念较重。如果你级别较高，或者在某些他所在意的方面比他强，那么日本人便会对你很尊重；但如果不是如此，或者他不了解你时，你便有可能会从与日本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对方言行中对你的一种礼貌的蔑视和低看来。对此，你也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这在日本社会中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低看你的人在你面前能表示出一种优越感，但在那些可能有资格会低看他的人面前则又很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一种心甘情愿的顺从来。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上的双面性是一种文化传统，是自然流露的，也是公开和不加掩饰的。可以说，等级观念是日本人的一种国民性，虽然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就我个人感觉，相比于日本人，中国人与韩国人交朋友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也许这是偏见，因为我没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比较。对此，也许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说与韩国人交朋友也不容易。事实上，与日本人相比，历史上的韩国人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濡应该更深些，在为人处事上似乎也更加接近中国人的习惯。

韩国人显得比较豪爽和率真，似乎也少了一些国人所惯有的那种世故和城府。所以，你要想与韩国人成为朋友并非难事，只要你够朋友就行。我对韩国人的上述这点儿可能片面的认知经验还是我在伊朗时接触并认识那位韩国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之后获得的。

现在中韩之间早已建交，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很是密切和频繁。据我所知，仅在我所居住的深圳七、八年前就有不下3万韩国人（因各种原因，去年只剩下约2500韩国人了）。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十分紧密，前几年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两、三千亿美元，互相成为对方的最大或次大的贸易伙伴。

经贸文化上如此，围棋也是一样。近十年来，我国围棋界与韩国围棋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早已远超前些年与日本围棋界的交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和中韩围棋擂台赛。这两者都是中国和韩国棋手之间的围棋团体赛事。前者包括乐天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日月星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以及中韩新锐对抗赛和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等。

韩国围棋在国际棋坛上的快速崛起和独领风骚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围棋，使得中国的职业围棋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浓浓的危机感所笼罩。这种压力态势也逼迫中国围棋加快了围棋体制改革和学习和赶超韩国围棋的步伐。前些年，中国棋手几乎包干了全部世界围棋比赛的冠军，似乎全面压倒了韩国围棋。近几年则互有得失。

但我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在上世纪的1990年，中韩关系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即我去伊朗之前后，韩国对国人而言还是一个禁忌词。

那时我国还没有与韩国建交（1992年8月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而国内那场影响深远的政治风波也才刚刚过去，国内的思想解放步履蹒跚，对外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何况在国人记忆中，60多年前朝鲜半岛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异常惨烈的战争并不很遥远。

可以说，那时的韩国在很多国人眼中近乎敌国。所以，别说与韩国人交往了，就是公开说“韩国”这个国名而不是说什么奇怪的“南朝鲜”称呼，似乎都有可能违背上面确定的某种更加奇怪的政治原则。

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那时在国内，无论何人，即便是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如果遇到韩国人，不管他是官商民学，也不管是洽谈什么业务或仅仅是寒暄什么吃过饭没有之类的事情，你都不能隐瞒，都要及时地将自己与韩国人接触的全过程坦白地、详详细细地写出来并汇报上去。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德黑兰这个第三国土地上认识那位韩国商人，也是韩国棋院的一个业余2段——吴敏焕先生的。但也许是人在国外禁令有所不受，也许是非常投缘吧，总之，我在与这位韩国人的接触过程中，似乎从来没有忌讳过什么，更不曾写过什么书面汇报。相反，我与他一见如故，就像遇到一个老朋友一样互相往来，和他下棋、喝酒、聊天。当然，我们也的确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吴敏焕先生当年35岁左右，皮肤略黑，嗓音浑厚，略微沙哑，个头中等偏上，但由于较瘦，按照广东人的说法，看起来也可被划入高佬之列。在一个星期天下午我看见他时，他正拎着一瓶用报纸包裹着的苏格兰白马牌威士忌笑吟吟地站在我住处院子的大门口。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中年人是我才认识不久的一位陈姓台湾商人，也是吴先生的介绍人。

这位陈先生年约40多岁，原籍广东潮汕，不知何故已经离开台湾在德黑兰单独生活了好几年了。他身边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一个人租住在德黑兰中南部一个既非贫民区亦非富人区的很普通的民宅里，靠进口批发倒腾一些台湾产的服装鞋帽和日用品到伊朗过日子，生活过得似乎并不富裕。

我开车到他住处去过，周围街巷里的住宅和建筑物都比较低矮和陈旧，院内和附近巷子地方狭小，连找块泊车的地方都不大容易。简陋的屋内的设施也表明，这位陈先生在异国他乡过得并不如意。有人估计他早年曾在台湾遇到过什么让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故的事情，也问过他，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愿意多说，我们也不好多问。

不过，大陆台湾是一家，好歹他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无论是使馆经济处、商务处，还是知道他的中资公司，只要有可能，总是尽量在生意上帮衬他一些。我也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像陈先生这样独自在海外打拼但混得很不得意的台湾人在很多国家都有。我后来又去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南部非洲诸国，如博茨瓦纳和南非，也都曾遇到过一些像伊朗的陈先生这样的台湾人。

他们或办公司（主要是做贸易）或开餐馆，其中有少数人的事业可能比较成功，但绝大多数都生活一般，甚至有的还比较穷困潦倒，既不能融入所在国家主流社会，又因各种原因不能再回台湾。他们的经历是很让人伤感的。今后倘有人要写现代中国人在海外的移民拓荒历史，切不可将这些台湾侨民给忽略掉了。

最近二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很多大陆中国人也走出了国门，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淘金，或从事贸易，或承接工程。有的人事业有成，开始作慈善事业并融入所在国社会。当然更多人与前面所说的台湾侨民一样，都在为生存而闯荡打拼，甚至有些人沦落成为所在国的边缘人，甚至还有人因此最终丧失了生命（我有一位熟识的且很有才华的中学老同学就是如此，二十多年前他在非洲和圭亚那的不幸遭遇很令人伤感——作者注）。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

经过我公司那两位年轻工程师一段时间的大力宣传，我会下围棋而且还下得不错的消息估计在德黑兰的原本就不大的华人圈中早已是家喻户晓。这不，这位我刚认识不久的来自台湾的陈先生竟然也开始给我介绍起棋友来了，而且一介绍就是一个韩国人，一个韩国业余2段。

从双方下棋前的交谈中得知，这位吴敏焕先生家住汉城（2005年起中文译名为首尔），已经结婚生子，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商人，自己办了一家商社，主要做纺织品贸易，这次来德黑兰是准备与伊朗一家私人公司合资注册成立一家主要进口经销韩国或其他国家的纺织原料和产品的贸易公司。

他说，伊朗纺织业技术水平较低，尤其是高档化纤的纺织业几乎是空白，而韩国的化纤工业和纺织业技术则比较先进，特别是在合成纤维方面。伊朗有大量的石油，高分子化合物原料极为丰富。他看到了这个商机，于是他便来到伊朗，希望能将自己在韩国的业务扩大。

吴敏焕已经在伊朗连续待了快半年了，一直没有回韩国，也没有把妻子接来。所以单身汉的生活使他在伊朗更加孤单和寂寞。也是偶然的机会，他说，上次听那位台湾的陈先生说有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喜欢下围棋，而且下得很好，于是便耐不住寂寞和手痒，利用这个周末约了陈先生一起来找我了。

但陈先生用国语跟我说的却是另一个版本。陈说，他是不久前在与一个伊朗人做生意过程中认识吴敏焕的。今天中午与吴吃饭时，吴问他会不会下围棋，他说不会，但告诉他有一个中国人会（指我）。谁知说了以后，这位吴先生就立即开始缠着他并要他带自己来见我。

陈不停地以抱怨口吻解释说，我已经和他说了人家是大老板，可能很忙，应该电话约一下，这样就上门是不礼貌的。但不知为何，吴对此却毫不在乎。而且，他还担心打电话今天可能会约不上，就不让陈事先来个电话。陈被缠的没办法，只好陪他草草地吃完饭，先打的回吴先生在德黑兰租住的房子拿了一瓶酒作为见面礼，然后就又一起坐出租车来见我了。

陈先生觉得他没打招呼就擅自领着一个韩国人来找我下棋可能有点唐突，所以便一再地请我原谅。我心想，人都已经来了，何况又是下围棋，那还需要原谅吗？于是我便拍着程先生的肩膀，用安慰的口气说，“没事，没事。我下午也正好没事。陈先生你别介意啊。有朋自远方来下棋，不亦悦乎？”

吴先生的性格很率直，英语虽然说得磕磕碰碰，但语速却很快，而且好像与我有些缘分似的，不见生，一见面就说了一大堆，似乎想把他的情况都一下子告诉我。这时，他看我与陈先生用汉语说了好一会话，估计也知道我们是在说他，但还是忍不住对陈说，“你们说什么呢？”

陈便把我最后那句改之于孔夫子的话翻译成英语给他听了。吴敏焕一听，点点头，若有所思，然后说了一句也是经典的英语，“Meeting an old friend in a distant land.”（意译就是“他乡遇故知”的意思）

“他乡遇故知？”听到这位吴先生说出这么一句话时，我不由地心中一热：他是说我是他在异国他乡遇上的一个老朋友啊！

说句心里话，那次要不是我们都是在说英语，话中之意尚要稍微回味一下，否则听到这话，我几乎就把这位其外表与华人几无异处的吴敏焕先生当作一位安徽老乡了。于是，我便热情地附和道：“Yes，yes. You are right. So do I. So do I.”(意为：对，对，你说得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说也奇怪，这种牵扯着人们感情的话一说出来，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原先还比较陌生的说话人在感情上也就不知不觉地互相贴近了。我和吴先生很快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

尽管我知道，我国与韩国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也知道，我国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那时还只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连一纸标志双方最终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和平协议也没有签订，中韩两国还真真切切地处在一个战争状态。我更知道，按照当时的外事工作规定，以这种方式与吴先生这样的韩国商人交往还是非常忌讳的。

可是我想，意外相逢，就是缘分。我们既然有缘分，既然又很谈得来，既然都已以朋友相称，那就以朋友相待吧，让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禁忌都见鬼去吧。

于是，我便与吴先生信马由缰地交谈起来。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家庭，也谈到了两国文化的异同，最后我们还谈到了汉语和汉字。他说到，韩国人也过中国的阴历年春节，绝大多数韩国人都喜欢使用汉字。他还说汉字书法很漂亮，他也练习过，很喜欢中国的文房四宝，但他弄不明白韩国为何不继续使用汉字。

“是啊，为什么呢？”当时我对韩国去汉字化的问题几无研究，但我却知道，就在我们谈话的前些年，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专制的韩国军政府也开始学习它在北方的老对手朝鲜，极力推行一个名叫“完全去汉字化”的运动（我国的老朋友北朝鲜行动得更早，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的1954年就开始“废除”汉字，明文规定举国上下一个汉字也不准使用，否则严惩不贷——作者注）。

这个运动是一件挺奇怪的事，除了韩文中夹带的少数一些没办法消除掉的汉字之外，不仅所有出版物均被禁止使用汉字，就是所有机关、学校、商社和商店的招牌名称或商标也一律不准使用汉字。这么做似乎很爱国，但实际上无异于在掘自己的文化祖坟啊！

于是，我就问他韩国政府这么做是否因为怕被中国汉化？“不知道。”吴先生接着说，“也许是吧。”

我说，“你看人家日本，比你韩国发达得多，不也还保留和使用了两千来个常用汉字吗？为何人家日本人不怕被中国人汉化而你们韩国人却怕呢？”吴先生听了点点头，但却无言以对。

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关于汉字的疑问也就是当时大多数韩国人的疑问，而且多年来有不少韩国的学者和老百姓一直在抵制政府发起的去汉字化运动。即便在去汉字化最严重时期，汉城街上仍四处可见顽强保留下来的汉字的店名招牌就是证明。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一些有识之士更是经常公开地质问：韩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著录的，而且汉字也是韩文的载体，韩文的基础就是汉字。如果以后韩国不用汉字了，那么不仅其国民的整体文化程度将会降低一个层次，而且在其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那些浩如烟海般多的历史文献又将作何解释呢？或者说，韩国的这一大段文明史又算什么呢？

韩国人的坚持反对和抵制终于获得了成功，民主战胜了专制，文明也终于战胜了愚昧。先是政府对民间开始越来越多地无视政府规定不准使用汉字的状况故作视而不见，后来则对政府各部门自己的文牍中偶尔出现的汉字表述予以默认。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时间。

到了2005年2月9日，韩国政府终于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约二十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并且为了促进汉字使用的复兴，还颁行了一个《推动汉字并用方案》供韩国国内各界参考。可以说，这是韩国的汉文化的胜利，当然也是充分尊重民意的民主制度的胜利。

在使用还是废除汉字问题上，我一直在想，韩国的例子显然表明围棋文化与汉字紧密相关。要不，最终保留了汉字的韩国和日本围棋怎么会那么厉害，而铁了心废除了汉字的朝鲜和越南的围棋怎么就始终一塌糊涂了呢？

我们这一深谈不打紧，不仅是我，连吴先生也似乎把他专门来找我下棋的主旨给忘记掉了。要不是后来，我的同事小谭从我办公室里拿出那副蓝塑料棋盘和玻璃棋子放到了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与吴先生那场相见恨晚、天马行空般的聊天还不知会聊到什么时候哩。

下棋之前，我们又按照惯例叙谈了一会儿各自的围棋段位和水平。吴敏焕先生告诉我，他是经过韩国棋院组织的很多次淘汰式比赛，经考试合格后由韩国棋院正式授予业余2段的。

那时我也听说，我们国内大概从前几年，也即八十年代末也开始了业余围棋段位授予的业务。一般业余5段以下业余段位都可以经过公开的业余段位赛选拔后由省级棋院授予。过程和形式估计与他介绍的韩国情况大致不差，只是一个是省级棋院授予段位，一个则是国家棋院而已。但是，我也知道，我国的段位赛，由于容易受到报名参赛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以及报名人数、选拔名额多寡，甚至选手分组方式不同的影响，国内各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时间举办的业余段位赛所产生的同等业余段位的水平也可能差距很大。

由于是首次与外国有段棋手下棋，我得在下棋前首先确定自己的棋份，即我将以一个怎样的身份与其对弈？对此，我在心里仔细地进行了一下自我评估，觉得自己赢过国内的业余3段，而且赢得还很轻松；那两个年轻的工程师中的小骆也是一个业余初段，我可以让他三个子；吴仲谋先生虽然与自己一样无段，但能获得中科院系统的亚军，想必也至少是业余3-4段棋力吧。

这位韩国的吴先生虽说是韩国棋院授予的段位，但不就是一个业余2段吗？我如果说自己没有段位，那我和他怎么对弈呢？同意他这个业余2段让我子？那不是笑话？不仅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棋还怎么下呢？但如不同意让子的话，那又怎么才能让他相信我自己的水平可以与他分先对弈呢？

为此，我颇费了一番踌躇。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这次冒充一下业余有段棋手不就会减少许多麻烦吗？如果冒充，那么冒充几段才适合呢？这时我又想起了三年前我获得那个安徽省科委系统冠军一战的对手就是业余3段，我既然可以轻松赢他，自估个3段可能不算过分吧？于是，在吴先生一再追问下，我便用肯定的但还是有点不大自然的语气轻声地答道：“Amateur three dan. ”(意即业余3段)。

“那我就执黑吧。”吴先生一听我是业余3段，段位比他的2段高，丝毫没有迟疑，就非常利落地把小谭刚刚取出来放在客厅茶几旁边的一副玻璃围棋连其深蓝色的软塑料棋盘整理好了，然后，吴先生取出一枚黑子径直放在他的右上角的星位，歪着头，两眼看着我，似乎在说：喂，走吧。

围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也是一种礼数，即两人非正式比赛下棋，总是上手执白，而由下手执黑先行。上下手的含义有两种：一般情况看段位高低；段位高者为上，段位低者为下。相同段位则看年齿长幼；年长者为上，年幼者为下。可能吴先生觉得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说他都应该执黑，所以才有那么一种干脆的选择吧。

这盘棋也频频出现长考，但这次的长考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这盘棋的布局，双方没走几步，吴2段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竟然走了一步碰！一步碰在我挂角白子外侧的棋，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有这么下棋的吗？

现在我知道，这步外碰挂角子的棋其实是一种定式，在后来的中日韩三国的棋战中早已司空见惯。许多人，无论职业还是业余棋手都会下。但在当时却被孤陋寡闻的我惊为天外来客、飞来之峰，顿时不知所从如何应对了。

记得那盘棋开局还没下几个子时，我小飞挂他的一个星位，他小飞应，我便伸腿进角，期待他在三3位应，我好在边上拆二以完成这个定式。可吴2段并没有这么走，他置偌大的角部于不顾，而竟然在我小飞挂的那个白子外侧落子：碰了一颗黑子。

对于这一碰，我第一感是一步无理棋：哪有布局阶段就碰棋厮杀的呢？可是我不思考则罢，一思考才觉得这步棋的确很厉害。因为无论白棋是上挺或下立，还是上板或下扳或夹，反正拆边是拆不成了。而且如果不理它，自己的棋就不成形。这还是无理棋吗？

关于无理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以前喜欢阅读的那本《围棋》小开本杂志中就经常有文章介绍什么叫无理棋以及如何应对无理棋。按照那些说法，凡是已有定式中没有列入的着法大多可以归入所谓的无理棋范畴。

那些文章还告诉我们，与大多数对弈双方互不吃亏的定式着法相比，无理棋总是有破解之道的。只要你走得对，走出无理棋的一方是肯定会付出代价的。所以从这个道理出发，棋手应该循规蹈矩，遵循定式，不能轻易逾矩出格，更不能试图以无理棋去占对手便宜，那样会遭到报应的。

在这种保守观念熏陶下，当时中国的围棋很少创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也曾有过“中国流”创新（后来知道这种走法最初还是日本棋手安永一先生所创，后经中国棋手尤其是陈祖德先生集大成而最终形成并定型——作者注），风靡一时。

但中国流是一种布局理念，不是一个定式。它复杂而含蓄，但它本身却是简单而直白的；它也可以引发战斗，但它本身却不是战斗。何况中国流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总不能再当冷饭炒下去吧？

由于这步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碰，我与吴先生的这盘棋几乎没有布局也没有序盘，甚至若大盘上还有一半边角只摆上那么一二个子，空在那里，就从这个挂和碰的应对开始进入了混乱的中盘厮杀。可我花的时间却比吴2段多得多。

这盘棋从这个“无理棋”的碰开始，我便陷入了苦战，首次品尝了韩流（韩国棋风）之凌厉，也就此领悟了很多全新的棋理。幸运的是，最后还是我赢了。

文如玉

（六） 韩流凌厉


作者站在伊朗里海沿岸城市恰卢斯临时居所院子里，摄于1990年秋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琢磨一些未知的东西，何况在下棋。面对吴敏焕先生的那步刚布局就碰棋所谓的无理棋，长考也只能是我的唯一选择。可是，正如我分析吴博士的长考的弊端那样，我的长考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

那天，吴2段的那步碰棋让我绞尽了脑汁也没有全部走出正确的后续手段。相反，我后来也觉得，我的一些应对在吴2段看来可能更像是无理棋。因为虽然我应对得也比较妥当，但并没有按照他所知道的韩国定式去走啊。

吴敏焕先生的那些着法却好像与传统的无理棋有所不同。他那步碰棋的走法似乎是连贯的，有一个套路。因为每次我冥思苦想好长时间才走出一步棋，他却几乎想也不想就立即走出下一步，而且正好走在我最担心的位置上。我只得又开始新一轮长考。

可以说，从这个布局时的挂碰定式开始，我的白棋就一直处于被攻击状态。一直到中盘战结束，白棋的被动和劣势状态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长时间的被动挨打，开始动摇我的信心，嘴里也开始嘀咕开了：“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除了在广州时期有幸遇到不少专业棋手可以请教，我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棋谱和棋书来学习围棋的。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以及日本那些围棋大师们的棋谱都是我学棋的老师。可那时的我却有很长时间没看棋书或棋谱了，对国际上围棋，特别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韩国围棋的发展也一无所知。

我那时既不知道在曹薰铉1988年击败当时似乎如日中天的中国的聂卫平之后，韩国围棋到底发生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知道吴先生所走的那些在我看来还是无理棋的走法在韩国人眼里早就是最普通不过的定式了。在围棋知识上，当时的我真如井底之蛙，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也。

按照通常说法，所谓无理棋就是一种不符合围棋原理和定式的走子。也就是说，凡是围棋已知定式中还没有规范进来的可能都属于无理棋。可是，棋理是变动的。只要棋手对棋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能促进而不是妨碍了棋的发展，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棋理。棋理变了，或者说增加了新的含义，棋的走法也会变，约定俗成后，定式也就跟着要变了。

所以说，无理棋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棋理变，无理棋也就随之而变。新棋理下，有的无理棋也就变成有理棋了，而某些一直归类于有理棋的定式则开始变得陈旧落后，不为人们所使用了。

这时，劣势下的我本以为吴2段的攻杀在优势下会适可而止，可是我又判断错了。吴2段对我的“费厄泼赖”精神似乎视而不见，继续在一些我认为没戏或者应该保留变化的地方寻衅滋事。

根据传统棋理，未定型的变化应加以保留，将变化走完并非是高手所应为。常常见到一些高手评棋时这么批评一些棋手不该这么做或不该那么走。但是，保留变化并不表明棋手下棋时就不能去试探一下。因为如果试应手有利可图，为什么非要保留变化？不能继续走下去吗？

吴先生在那盘棋上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有点儿可能，他都去折腾一下。你理它不是，不理也不是，搞得我疲于奔命，应对不暇。

在传统棋理看来，下棋要有君子风度，不能四处寻衅、缠斗不已。可是还有一句俗语中国棋界总是记不住。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历史也证明，在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面对韩国的凶悍棋风，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人的君子棋几乎都不堪一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可一世的大竹英雄、小林光一和赵治勋等日本大棋士后来在与韩国的那几位裹挟着凛冽韩流之风的曹薰铉、徐奉洙和李昌镐对弈时总是一胜难求就是明证。

对于爱好乱战的韩流风格，国内围棋界可能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回过味来。而我，在三十多年前就在与韩国吴敏焕先生的战斗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当然，我那时也不过是窥豹之一斑而已。

中盘厮杀大致结束时，我判断了一下棋局，发现因自己好几个地方走得太老实，即太循规蹈矩了，白棋实空已比黑棋的少了十来目。可以说，此时的白棋局势已非，输棋已很难避免。后面我所能做的就是争取收官时走得仔细点，多补一些目数回来，以免输得太难看。

但收官时，意外却出现了。也许是优势意识作怪，也许是基本功的问题，吴2段那盘棋收起官子来总是不在点子上。中盘厮杀力量很大的他对棋盘边角处的扳、接、虎、立、飞等手段的各自变化及其目数大小似乎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所走的几处官子，要么目数算不上盘上最大的，要么就是落了个后手。其收官水平与其中盘时战力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时，我又分析了一下棋局，觉得机会可能来了。如果我在收官上不出恶手，扭转败局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除非对方官子也基本收对。我知道劣势下的机会很重要，但要抓住它就必须冷静。于是我便站起来做了几次深呼吸，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再坐下点上一支骆驼烟（回国几年后就已戒掉了——作者注），开始潜心长考，将盘上的官子按照目数大小及其先手或逆收的价值排上队做综合评估，以期尽可能找出最佳的收官次序。

那天我的经验似乎帮了大忙。功夫也不负有心人。我靠这里的点、断、扳、接，赚个半目一目，那里的小飞硬腿，捞个先手便宜儿。渐渐地，棋局竟然开始向白棋倾斜了。黑棋原本貌似很大的实空在一点点地减少，而白棋的目数则好像在每个地方都有所增加。等白棋占到了最后一个有目官子时，我知道自己可能真的反败为胜了。

棋局结束后，我仔细地计算了双方的目数，发现黑棋最多只比白棋多5目，可能更少。倘按照事先商定的黑出五目半计，最终是我可能至少赢了半目。但我并没有吭声。我想让吴先生也认可这一事实。

吴先生则坐在那里，埋着头，不停地用手指点着棋盘在数目。看得出他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但就是不大愿意加以认可。大优之棋竟然会因为小小的官子而输掉，而且还仅仅输了这么一点，这一事实未免也太残酷。

吴先生显然对此出乎预料的结果而深感痛悔。他用左手抓住自己头上的并不太长的头发，眼睛盯住棋盘，脸上是一副极度懊恼的表情。过了好一会，他才先摇头、后点头地说，“I lost.（我输了）”

这时，我注意到吴先生从头上放下来的手指间竟然夹着一缕细细的头发。而这让我心里涌现的那种赢棋后的欣喜感觉又很快就消散掉了。

这盘棋下完还来不及复盘，一直主动站在厨房烧饭的小谭就站在厨房那儿大声地吆喝道，“吃饭喽，吃饭喽！”

我扭头一看就发现，隔壁饭厅里的餐桌上早已摆满了用大盆大碟装的菜肴，而这时也已太阳西沉，暮色苍茫了。是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我便站起来，拍了拍依旧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棋盘、似乎还没有从输棋的沮丧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吴先生的肩膀说，“走，我们去喝杯酒吧！”

小谭，即谭国保先生，当时是办事处波斯语翻译，也是我的得力助手，好朋友，好兄弟。此人个子中等，性格随和，做事利索，为人更是热情实在，在德黑兰华人圈中很有人缘和口碑。作为翻译，他一口德黑兰口音的波斯语说得极好，连伊朗人都对此赞叹不已，也因此而交了不少伊朗各界朋友。

我也很庆幸自己在伊朗的任期上能有谭国保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作为我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在伊朗紧密合作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我在伊朗期间签署并实施的所有合同以及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与谭国保先生的鼎力相助和支持分不开的。

后来我离开了伊朗，而他也随之调换了单位。前些年就听说谭国保先生还在德黑兰，并且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驻德黑兰分公司的总经理了。对此，我当然很高兴，可也并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是足以堪当此任的。

上个月底，我去北京见到了好几位当年在伊朗的老朋友，非常高兴，但仍有遗憾的是，那次未能见到谭国保先生，因为他在我去北京前十多天又去德黑兰公干了。他为此还专门打来电话对此表示遗憾。

吴先生来下棋那时，我太太还没有来伊朗，谭国保先生与我住在一起。平时大多是我掌勺烧饭，他当下手。这次他看我和吴先生交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状，而且那盘棋我们好像又下得太聚精会神，于是便在我们下棋的时候亲自跑到厨房并在陈先生时不时地帮助下，手忙脚乱地但也是很麻利地烹调出了一桌非常丰盛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纯荤菜肴：红烧鸡块、红烧牛肉、红烧羊肉、红烧带鱼，外加上一大盆也放了酱油的汤水橙红透亮的清炖鸡爪粉丝汤。

吃饭时，我特意从储藏室拿出一瓶珍藏多时的飞天牌茅台酒以招待吴2段和陈先生。陈先生看到茅台也很高兴，他告诉吴说，这茅台酒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白酒。据说中国大陆宴请外国领导人都是用这个酒招待的。台湾卖得也很贵。

倒有茅台酒的杯中散发出一种非常独特而醇厚的酱香味儿，直冲人们的心脾。人们的情绪也都被这种醇厚的酒香给调动起来了。输棋后的吴2段坐到桌边，看到满桌酱红色的美味佳肴，又嗅着浓郁的白酒香味，而且听说这酒是中国最好的茅台酒，输棋后的沮丧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在两杯茅台酒下肚后，吴敏焕先生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也好像刚才那盘输棋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连声夸赞，“好酒，好酒！”

吴先生的那种率真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便从酒开始谈论起来了。其实韩国人的酒文化与中国人的很相近，有敬酒，也有劝酒，只是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中国可能因为太大，各地酒文化区别很大，所以不具可比性——作者注）。直到吴先生离开，我们一直谈笑风生，但谈的最多的是酒，再也没谈围棋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严禁喝酒，所有饭店，不管是五星级的还是小饭馆，你都喝不到酒，甚至连啤酒也没有。革命前吃饭时还可以喝啤酒下饭，而革命后这种就饭的饮料只有两种了，一是可口可乐（伊朗革命后，视美国为其最大敌人。但奇怪的是，伊朗几乎到处可见老美的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似乎这两种甜甜的碳酸饮料与老美无关，而是伊朗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者注），另外就是一种名叫“莫夏伊”的饮料。莫夏伊状似啤酒但不含酒精，口感比较醇厚，很好喝。

在伊朗喝酒的罪过有多大呢？我曾听一个在伊朗国有公司任职高管的朋友说，如果是政府公职人员，包括国有企业职员，被发现喝酒，轻者开除公职，重者就有可能因触犯伊斯兰教规被送上伊斯兰宗教法庭去接受审判。一般老百姓也会视情节轻重受到惩处。

不过，伊朗禁酒并不代表其国民就不饮酒。据我所知，当时伊朗地下买卖的私酒就很常见。刚到伊朗还没买车时，我常坐出租车外出，就有好几次碰上司机向我兜售私酿的伏特加。

有一次，司机就从其座位下抽出一瓶用报纸裹着的伏特加酒给我看，问我要不要。我看了一下那瓶酒，发现那瓶伏特加颜色略微发黄，晃一下虽也有少许泡沫，但很快就消失了。可见这些私酒的酿造水准并不低。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无一例外地一口回绝。我知道，在国外，特别是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工作应该遵守当地习俗并有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们办事处每年均通过大使馆从外经贸部直属的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采购一些只能在国内才能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酱油、醋、味精、木耳、干香菇、茶叶以及五香、八角等作料。运气好的话，有时也偶尔能从大使馆匀购到几瓶中国白酒。那瓶茅台就是这么到手的。除非因公招待，我们平时是舍不得喝一口酒的。

不管怎样，我们在德黑兰还是能喝到酒，只是不经常而已。但对于我们项目组的工程师来说，要想喝点儿酒就更加困难了。他们那里的酒大多是他们自己利用首次来伊朗工作或回家探亲返回伊朗的机会偷偷地夹带在行李中冒险过关的。可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人被海关人员检出过一次。你相信一瓶白酒放在托运的行李中折腾大半天，开箱后酒味能一点都不溢出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伊朗海关人员对此心照不宣，手下留情而已。

不过，工程师们也投桃报李，每次过关都会准备一些万金油或檀香扇之类的小礼品以送给海关人员。对方也无不笑纳。估计其他国家人到伊朗去也是这么带酒进关的吧？由此亦可知，能在德黑兰喝到酒，特别是高度烈酒，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说到酒，还有一个小故事。我们办事处聘用了一位伊朗姑娘做秘书，叫海达丽，约30多岁，单身，英语好，人很聪明能干。她是通过伊朗一家外国人服务公司推荐的。除公司业务和财务之外的文牍往来（如与伊朗移民局等机构打交道）都由她负责，而我公司好几个项目的上百名工程师和教授的出入境签证手续等她都办得很好，几乎不要我发愁。为此，我也经常给她发奖金。

但有一次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有一天她提醒我说，夫人（指我太太）出门前最好在汽车上就戴好头巾。当时我并不在意，心想这算什么事？但没过两天，我驻伊大使馆就找我们开会去了。那次伊朗外交部向我驻伊使馆发了照会，抗议部分中方人员夫人乘坐挂有外交牌照汽车外出却在车内未戴头巾。照会所附车牌号清单上居然还有我开的那部挂有外交公务牌照的汽车。自那以后，我太太每次跟我的车外出都会在出门前一上车就系好头巾，尽管很多时候车内还很热。不过自此，我对海达丽的任何提醒也都非常上心了。

又有一天，海达丽小姐下班临走前似乎不经意间随口对我说，最好将屋里的酒之类的物品收藏好，革命卫队（IRGC）可能会上门检查。我听了一惊，当时就说，革命卫队？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检查？他们有搜查证吗？这事我得向我国大使馆汇报。

她看我态度坚决，也就解释说，她也是听到了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据说有韩国人家里被搜查过了。我接着说，谢谢告知，我会注意的。但如果没有法院签署的搜查证，我不会允许任何人进这个门。

话虽这么说，当晚，我就吩咐同僚们将原来放在办事处储藏室的两箱酒全部转移到了他们各自卧室的衣橱里，并将此消息以及我对此事的态度分别告知了我们在德黑兰的所有项目组，让工程师们也都收拾一下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过也奇怪，后来革命卫队并没有上门查酒，而且一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伊朗，这事也没有发生。　　

由此可见，那时在伊朗能够搞到一瓶烈酒，不光对于我们中国人，即使对于韩国人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吴敏焕先生首次来访，就带来一瓶难得而有名的苏格兰威士忌作为见面礼，其来找我下棋交友的诚意也可由此而见一斑。

吴敏焕先生的那瓶酒我一直藏起来，没舍得喝。后来，大约好几个月过后吧，吴先生又一次来我那里下棋，还带来他的另一个韩国朋友，也是他的新合伙人，我才将那瓶威士忌拿出来与其一同分享喝掉了。

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没想到，就那么一瓶酒，就那么一盘棋，也就是那次见面，吴先生和我竟然成为了好朋友。自那以后我和他经常互相拜访，互相认识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下棋，吃饭，喝酒，聊天或出去游玩。奇怪的是，我与他在伊朗都是为了做生意，但不知为何在我俩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之间竟然从来没有谈过生意或合作，就连我在伊朗做些什么项目以及项目的大致情况，吴先生也没有问过。

俗话说，朋友之间不言商。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对我可能有一种约束。我把吴先生当作朋友，就该恪守本分，不谈生意，那么吴先生是一个韩国人，他也不与我谈生意，那该怎么解释？难道他也懂中国的这个传统道理吗？个中的原因迄今我也没有搞明白。

那段时间我经常与吴先生下棋。有时他来，有时我去。他住在德黑兰中部偏北地区的一个较老的住宅区的一栋小高层公寓内。那几栋楼房所在地的地势比较高，有一个长达一二百米的陡坡路，几乎都有30度。每次开车去我都得将档位放到1-2档并逐步加大油门才能冲上那个笔直而长长的坡道。

那个小区的停车位也大多是比较倾斜的。车子也只能那么一侧高一侧低地横着停。有时停车位坡度太斜，从较低一侧开车门上下车，人们都不敢把门开得太大，因为总担心车门开大了会擦到地上。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在空闲时开车去那里找他下棋。吴先生也一样，也经常抽空跑到我这里来找我下棋，只是再也没有带过酒。估计那瓶威士忌可能是他在德黑兰的最后一瓶也是唯一的一瓶酒吧？

由于经常与吴2段对弈，我对他的棋路开始了解和熟悉起来。逐渐地，我也不再忌惮他的贴身缠斗战术了。相反，我还觉得，与吴2段下棋尽管很伤脑筋，但却很有挑战性，也很过瘾。因为那些在对弈中经常出现的扭断绞杀的战斗不仅会迫使你经常进行紧张的局部计算，而且也会逼迫你不断地进行棋局判断，去思考一些你原来很少想过的局部战斗可能引起整体变化的可能性。

如果说与吴仲谋博士下棋有助于恢复自己的原有棋力的话，那么与吴敏焕先生对弈则着实让我领教了什么叫骁勇善战的韩国围棋。

我曾与国内的不少业余棋手，包括一些实力很强的职业棋手下过。但在我的感觉中，那时国内的棋手，无论业余还是职业，大多还是因袭了日本围棋的保守传统：先布局、再序盘，摆好架势打中盘，中盘之后是收官。因此，棋手下棋，按部就班的多，走平稳棋局的多，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多——尽管往往得不偿失。

虽然也有少数崇尚战斗的野战派，但因当时中国围棋界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因循守旧阶段，缺乏变革和创新，且在君子棋环境中，野战派常易受到歧视，也难以形成气候。

上世纪1990年代初，日本围棋表面上仍然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只是还不自觉而已。日本围棋讲究棋局均衡、棋形美观以及边角定型再行战斗。与此相对应的是藤泽秀行的华丽大气、大竹英雄的美学棋形以及石田芳夫的细部精算。

虽然吴清源和木谷石的新布局和武宫正树的宇宙流（也有叫自然流的）也曾在围棋史上石破天惊，但由于太拘泥于对既有围棋理论的诠释和享受，而不是追求围棋实战的需要，自那以后，因循守旧的日本围棋还是遏制不住地步入了下滑的道路。

中国围棋纯粹靠学习和模仿日本围棋起家，当时虽说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不仅未能在民众中培育出深厚的围棋土壤，连一个基本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围棋发展和管理体系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更不要说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围棋理论了。

独立法人的中国棋院是1991年才成立的，自那以前三十多年一直都是以社会团体中国围棋协会的名义在负责管理和发展中国围棋事业。而中国围棋的市场化则起步于中国棋院成立九年后的1999年举办的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围棋体制改革，迄今还在持续地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文革前陈祖德九段在日本安永一先生初创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流”布局理念之外，当时中国围棋在围棋理论或风格上的发展上几无任何创新和贡献。当时也就出了一个聂卫平。可以说，如果没有聂卫平先生以及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破竹十一连胜，那时的中国围棋也许什么也不是。

可是，我在与韩国的这位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吴先生的对弈中却经常能感受到一种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气势，一种不战斗就不罢休的气势。在吴先生看来，下围棋就应该主动寻机战斗，而不是摆好阵势后才能战斗。所以我和他下的棋，很少有先布局、再序盘，然后再进行中盘战斗的套路，大多在布局过程中就跳过所谓序盘阶段开始战斗了。

当然，这些战斗并不是一味地乱战。可能只是我不太熟悉韩国围棋的一些新定式所造成的吧？但不管怎么说，吴先生的主动寻机战斗的棋风的确让我看到了围棋的另一面，那就是不必受已成定式的约束，有需要就战斗。

棋诀曰，“棋从断处生，乱从碰中来。”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已有的很多定式中也有一些断或碰，但双方很快就按照一种格式鸣金收兵，以好将布局下完。但是既然如此，那一盘棋局为什么非要将布局下完后再战斗呢？局部中的战斗走得好、走得多了，不也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定式吗？

我感觉，吴先生的棋似乎就没有这么多讲究。只要有可能或有需要，就去断，去碰，去战斗，管它定式说是优势还是劣势呢。我后来才悟出来，博弈时是否主动地去寻求变化或寻找战机，可能就是当年日本围棋与韩国围棋之间的最大区别和分野所在吧？

吴先生曾告诉我，他走的那些棋并非什么无理棋（an irrational play），而是一种新手，新定式，是韩国围棋界共同研究出来的。他的那些新走法在韩国都是很普通的着法，很多人都会走，几乎都定式化了。只是他懂得也不多，知道的也不过是些皮毛，有些定式走得也不是都对，所以才没让我吃大亏。他还赞扬我水平比他高，苦思冥想出来的一些应对之棋走得还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他们的定式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的凶悍棋风只是凶悍的韩国围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我只觉得，吴先生作为一个业余2段能有如此战力只是一个个例，可能与他本人的豪爽个性有关吧。

一年后，我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外交商务人员在伊朗组织的围棋比赛，跟许多日本与韩国的业余高手都交了手，发现大多数韩国棋手好像都是这种好战的棋风。那时的我才明白，吴敏焕2段的凛冽战法虽说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实际上，他所在的那个国家——韩国的围棋风格就是如此。

与其说他的棋风代表韩国，还不如说吴先生不过是韩国主流力战棋风所塑造出来的一个普通的业余2段棋手而已。为此，我还觉得，如果将韩国的这种不拘一格主动战斗以力争棋局主动权的棋风用一个词来加以形容，那么下面这个词还是比较合适的：“韩流”（寒流）！

那么，究竟什么叫韩国棋风呢？或者说，围棋“韩流”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人们对此都很关心。

两年前，也就是1988年，在与日本超一流棋手战斗中几乎战无不胜的聂卫平在应氏杯决赛上输给了韩国的曹熏铉。由于我那几年没怎么下棋，也很少有机会看到韩国人的棋谱，更没有机会与韩国棋手下棋，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韩国围棋与我们以前学习和实践过的日本围棋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意识到曹薰铉先生的应氏杯夺冠其实是战斗性的、不拘一格的韩国围棋（韩流）称霸世界棋坛的开始。

但在结识了吴先生后，尤其是从吴先生这位业余低段棋手那里体会到韩国围棋的那种惟战为美的棋风后，我似乎也意识到，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薰铉之所以能够在两年前的首届应氏杯决赛上战胜当时似乎如日中天的中国聂卫平，可能并非是偶然的。相反，韩国人的胜利也可能真的包含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人家韩国在真正的围棋理念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中快步前进，而我们那时却始终故步自封，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阶段。

韩国围棋的不同凡响的之处就是好战。但这种好战不是那种蛮干，而是一种敢于并善于寻找战机的好战。围棋归根结底是一种争夺实地的智力竞技。因此，要想获胜就必须战斗。与不思进取、墨守成规的日本围棋不同，韩国围棋不刻意追求棋型美丑，也不受原有定式约束，只要能获得利益（围棋最终还是以获得最多实地论胜负），不管什么棋，也不管有理（符合当时的棋理）还是无理（不符合当时的棋理），都敢下。所以，韩国人下棋多扭断和顶碰，喜欢贴身战斗，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另外，韩国人下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拥有一种不走完变化决不认输的顽强斗志。这可能是受韩国围棋的主要振兴者——曹薰铉先生老辣难缠的棋风影响，也可能是其民族性所决定的吧？但不管怎样，这一切汇总起来，便形成了后来在世界棋坛独领风骚至少十五年的韩国围棋的强悍棋风——韩流。

相比之下，在以“剃刀”坂田荣南和“刽子手”加藤正夫等为首的超一流战斗性棋手逐步退出棋坛后，缺乏变革精神的日本围棋的战斗精髓越来越稀薄了，日本围棋的竞技本性也在棋手们丰厚的收入回报中一点一点地丧失掉了。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那么开阔的眼界，也不知道为何那种强悍的战斗棋风会让韩国围棋长时间地称霸世界。

那段时间的韩国，不仅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韩国从一个军人专权的专制国家转变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国家。韩国围棋的强盛也基本与之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围棋的强大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必然成果。当然，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也就在与吴先生不断的纹枰较量中，我对韩国围棋开始有了逐步深入地了解和体会，自己的棋风似乎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先讲究平稳的功夫型棋风，开始变得好战起来。此时的我，无论在布局还是在序盘阶段，我并不回避战斗，甚至有时还主动寻找对手破绽进行战斗。这种战斗越是贴身肉搏或交织进行就越感到有刺激性。

我还感到，正是这些战斗让自己对博大精深的围棋棋道精髓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与这位韩国的吴敏焕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的棋战已经为自己在1991年秋天开始的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商务和外交人员的围棋争霸赛上连续称雄打下了坚实的战斗基础。

我与吴敏焕先生的棋缘一直延续到1992年夏天。不知为何，在一次吴先生回韩国探亲后我便失去了他的消息。我找过陈先生，也联系过吴先生的还留在德黑兰的韩国朋友，但他们也都无法告诉我吴先生的确切消息。我1993年春回国后还给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电话，并按照他曾留给我的他在韩国汉城的地址寄过一封信，遗憾的是都未能联系上。请人转话也没有任何回音。

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可视网聊，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都很费时而吃力。这些条件都极大地限制了我试图找到吴敏焕先生的努力。1993年春，我也离开伊朗回国了。而且没多久，自己又去到南部非洲诸国开拓工程市场去了。后来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我也曾试图找过吴先生。但遗憾的是，我的努力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

我和吴敏焕先生的棋缘就这么结束了，到今天也没有接续上。棋缘是结束了，可是那段深厚的友谊却不会结束。因为，他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我想起伊朗，想起自己在厄尔布尔士山下下围棋的日子，那个手拿着一瓶用报纸包裹着白马牌威士忌的黝黑、干练、豪爽的吴敏焕先生，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笑吟吟的，似乎在对我说：

“我们下盘棋吧！”

我真心地希望能有一天，棋缘再续，我能再与吴先生相会，仍然是不谈生意，只聊天、喝酒和下棋。因为我记得，酒后吴先生的棋似乎更厉害些。

文如玉

（七） 棋赛前奏


作者与太太在德黑兰自由纪念塔前，摄于1991年初秋

1991年的秋天，伊朗的天气明媚而凉爽，是休假旅游的好季节。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组团到著名的到处有名胜古迹的位于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去参观访问，有的中国公司代表乘此机会随团旅游。大使馆也邀请了我，可是由于工作太忙，我虽然十分想去，却因手头工作较多，一时无法成行，就婉拒了。

不过事后看，幸亏那次我没有随大使馆组的团去伊朗南部旅游，否则也可能就没有后续发生的那些我参加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的故事了。

那段时间，我的确很忙。我在伊朗谈判签订的两个水坝的设计咨询项目合同刚开始实施。这两个项目具体由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组长为原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福甲先生。谭先生身材高大，业务纯熟，为人谦和，是我国水利界的一位资深专家，曾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建设和管理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年已有93岁——作者注），从国内新来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事宜需要与伊方洽谈安排。

另外，我又正在与联合国发展署（UNDP）驻伊朗办事处以及伊朗能源部议标洽谈由前者出资援助的德黑兰供水项目的设计审查项目。该供水项目是由一家德国咨询公司设计的，但是审查他们设计的项目却最终由我公司中标。后来该设计审查项目由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负责实施（该项目组长为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的谷兆祺教授（1931-2018）。谷兆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和岩土工程学专家，学术和实践成就颇丰，在清华教学数十年，门下弟子遍及国内外——作者注），也随之而来了一些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以及一批年轻的博士和硕士生们。

我当时正在与伊朗政府相关部门洽谈的上亿美元项目还有伊斯法罕的高炉锰铁项目（国内合作伙伴马鞍山钢铁公司）和位于幼发拉底河入海口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胡泽斯坦省阿瓦士钢厂连铸车间改造项目（国内合作伙伴是首都钢铁公司）以及另一个初步洽谈的石墨电极项目（因各种原因，直到2002年，即当时我首开谈判的12年后这个大型项目才开始进入付诸实施阶段，但后来又不知为何没有实施下去——作者注）等大型经济合作项目。

还有，由于后来联合国同意伊朗出口部分石油解决其民生问题，石油价格又因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被制裁而不断上涨，伊朗美元多了，又可以用美元现汇代替原来的石油支付了。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团来伊洽商对华项目工程款支付方式的问题。我公司因涉及其中，也需参加相关谈判并与伊朗合作方讨论修改原合同用石油支付条款改为现汇支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那么好的旅游机会，留守德黑兰，也是我当时唯一可做的选择。不过第二年初，我和太太还是去伊朗南部的设拉子和波斯波利斯游览了。

根据当时伊朗公布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该国一共拟上马30个水利工程项目。经过努力，也出于中伊之间一直良好的双边关系，我司先后中标并承揽了其中5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勘探项目，其中卡尔赫河零号水坝项目也是伊朗最大的水坝项目。也就是说，列入伊朗那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水利项目中，我公司介入其六分之一。可见，我司当时在伊朗水利工程领域的影响之大。

（伊朗卡尔赫河零号坝设计咨询项目负责人是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当年的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探设计院院长胡家博先生，他在中国开拓伊朗水利水电市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年已有92岁了。他是黄万里先生的学生，当年曾为其师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平反。他的传奇经历我在《伊朗杂记》系列文章以及《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中均有详细介绍——作者注）



胡家博先生与作者正在签署一份有关伊朗某水利工程设计咨询项目合同，摄于1991年初秋

据说，那时我公司在伊朗承接的水坝设计咨询项目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历史上第一批软技术输出项目，也叫技术出口项目。为此，当时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对我公司的项目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很大支持。在中央政府的鼓励和协调下，我公司得以与国内的许多第一流的中央和地方的水利水电设计勘探机构合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国内一流水平的水利专家和学者到伊朗工作。可以说，这些专家和学者也代表了我国当时水利水电设计领域里的最高水平。他们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服务在伊朗水利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这些也为我国公司后来在伊朗其他工业、交通和市政工程市场的进一步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选择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而西方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的门槛（即非贸易壁垒）则相对较高。中国公司要想在货币多是硬通货的欧美国家承揽工程项目几无可能（因我国迄今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现在这种情况仍没有多大改善——作者注）。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又都缺外汇，本国货币币值不稳，贬值很快，其工程市场对我国显然没有吸引力。因此，当时可以为中国赚取较多外汇的国际工程市场并不多，除了香港之外，主要还是中东地区富有石油资源的伊朗和伊拉克。

伊朗和伊拉克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也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较高的石油开采能力，因此不存在外汇支付能力的问题。所以，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后的外经市场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但1990年后，因伊拉克侵略并占领科威特，遭到国际上全面封锁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也不能不从伊拉克撤出所有项目及其施工力量，一下子就损失了上百亿美元（包括大量遗弃的固定资产及未付款）。这么一来，伊拉克市场也就完了。伊朗市场便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块硕果仅存的风水宝地。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伊朗市场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了。那时，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国家领导人到国务院各部委，从外经贸部门负责人到军工部门和国有银行头儿访问伊朗络绎不绝。我驻伊经商处则抓紧对伊朗的经贸政策调整和变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还记得曾看过一份由时驻伊经商处二秘王超先生主笔撰写的有关当年伊朗经贸政策及其调整和变化的研究报告。那份报告从伊朗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等各方面进行分析，数据详实，论证严密，提出的若干对策针对性强，行之有效，对我们公司在伊朗的市场拓展工作很有帮助，估计这份报告对于促进那时的中国对伊经贸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王超先生后来历任商务部司长、部长助理和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今年又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交委员会副主任兼大会发言人——作者注）。

那段时间我忙得几乎都是连轴转的。好在我太太那年春天即已到德黑兰，饮食起居以及生活琐事都由她包干，无须自己再烦神，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忙于自己的工作。当然，此时的围棋却下得少多了。

那次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的确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准备去的那两个城市——伊斯法罕和设拉子都曾作为古波斯的首都，拥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不过，也亏好我没有跟随大使馆组织的秋季旅游团出行。否则，后来历史所演绎出来的那场有声有色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也就没有我这个主角了。如果那样，也许就不会有本书所介绍的那些有声有色也有趣的围棋故事，当然也就不会有本书问世了。倘如此，那岂不是太遗憾了？

那年11月中旬的一天，也就是驻伊使馆旅游团刚刚上路之际，我在办事处突然接到一位自称是日本驻伊朗使馆官员的电话（其姓名已经忘却），说是他们准备在德黑兰发起并举办一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三国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比赛，务必请我和其他围棋水平较高的中国人，如果有的话，代表中国莅临参加，云云，并详细告知了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和地点等。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很是纳闷：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我会下围棋的呢？事后我曾向周围朋友和熟人打听过此事，没人知道答案。我也征询过那位韩国棋友——吴敏焕先生，令我不解的是他竟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比赛的事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比赛组织者考虑到参赛人员可能太多不好组织，于是便确定只有业余3段及以上段位的人才能获准参加。很遗憾，吴敏焕先生当时只是一个业余2段，所以韩方没有通知他，他也始终没有参加——作者注）。

其实，我也是直到十多年后的2005年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次，我与时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处（原经济参赞处和商务参赞处已合并）参赞路长金先生谈及当年伊朗的三国围棋争霸赛及夺冠一事时，他才告诉我，当初是他向日本人推荐我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这项赛事虽然邀请了我，可我并没有业余段位，显然也不符合这次比赛组织者的参赛标准，那当年我又为什么被日韩两方获准参赛了呢？这个疑问，迄今没有答案。

路长金先生个子较高，皮肤黝黑，但为人十分热情随和，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在伊朗工作生活了，对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贸易合作了如指掌并为此做出过巨大贡献，也是中国与伊朗经贸领域里的一位难得的伊朗通。

本世纪初，在路长金先生任中国驻伊朗经济商务参赞期间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与发展，不仅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水利水电等传统工业领域，就是在电子通讯、航空技术、汽车和重型汽车以及成套地铁机组等现代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技术出口伊朗也都有突破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的进步。前些年，路先生从驻伊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岗位上退休时，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和贸易额已经高达近400亿美元，几乎是二十多年前的50倍。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路长金先生其实也会下围棋，而且还下得挺不错。可惜的是，不知为何当时没有与我下过。2015年我出版那本《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邀请路先生为此书作序（此书还有一个序言是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先生所作——作者注）时才知道，他当年其实也是这两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代表中方的组织者之一。我的好几场比赛路先生都去现场观摩了，还拍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我与韩国业余六段金镇宇先生正在对局时的照片。（这张照片以及那两篇同样弥足珍贵的序言后面适当时候再挂吧——作者注）。

前不久我去北京，王超、赵力平夫妇请我和太太吃饭，路长金和我的另外两位老友也应邀作陪。那是一次分别三十年后的再聚，十分难得，也十分高兴。我们都老了，可友情还在，而且历久弥新。时间证明了这一切。我还吟哦了一首七绝《赠友》以记之，诗云：

今日相逢乐在兹，波斯忆旧月明时。

虽嗟俱向尘中老，天与风情自可期。

这首诗在公众号上发表一个月后读者已经过万。

接到日本大使馆那位外交官电话的那个周末的下午两点，我开着我那辆深红色的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本田雅阁（Accord）汽车，载着本文第四集《棋逢对手》中提及的那位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和我太太一起按约准时来到通知所说的地址。

那是一间别墅，位于我们所住的那个米尔达玛德大街（Mirdamad）纳夫特（Naft）街区西边约2-3公里外的一处可能叫沙黑德（shahid）的街区。那个街区也属于富人区，有许多很漂亮的别墅和公寓建筑。我找到地方后，在几位德黑兰交警帮助下把车停在别墅院门口的路边（后得知日本驻伊大使馆已将要在那个地方举办一场国际围棋比赛的情况事先照会通知了伊朗方面，现场才有警察协助维持秩序——作者注），然后几人一起走进一个大门敞开着的院落。

这个院子不算太大，但植有许多高耸挺拔的胡杨树和意大利杨树。由于已是深秋，杨树的叶子已然变黄，且开始飘落，院子里地上一层树叶，被下午西斜的阳光映照着，黄澄透亮的一片，煞是好看。

别墅的主人是一位姓濑户的日本人，五十多岁，是日本最大的海运公司——NYK（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伊朗首席代表。濑户先生的夫人也在，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我们被迎进客厅里坐下后，才发现，比赛场地已经布置好了：这栋别墅内部装修比较简朴，略显陈旧，看来有些日子了，房子也不那么高大，但面积不小，感觉也比较舒适，有大小两个客厅。

大客厅足有一百平方米，好几对大小不一的沙发一路排对放在好几张大波斯地毯上，形成了几个小比赛区。沙发之间是一排间隔开的茶几，每个茶几上都放有一块木制棋盘及其配套的两盒日式的两面尖的围棋子（本蛤基石）。还有2个崭新的日式榧木棋墩放在小客厅里，棋墩两侧除了放有棋子外，还备有两个厚厚的蒲团，看来是专门为那些喜欢盘腿下棋者准备的。

在客厅靠近厨房的一侧，放有一张长形条桌，上面放满了各种茶水、水果和饮料及其饮具。看来日方和濑户先生早已是万事具备，只欠围棋比赛开始这个东风了。

日本一直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石油开发和贸易领域。伊朗是个石油大国，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两伊战争一结束，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伊朗，力图在战后的伊朗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公司在伊朗主要在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等方面寻找与伊朗合作机会，以解决其历来存在的能源短缺问题。

如果我不参加这次围棋比赛，还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以后比赛中与我下棋的那些日本业余高段位的棋手中有不少是日本知名大企业的代表和高级雇员，甚至还有一些是平时在公开场合难得见上一面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们。

那天我们去濑户先生家下棋去得早了一些。因为去了以后我才得知，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更改了，从下午两点改为下午四点，但我并没有得到通知。尽管如此，这两个小时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度过了。因为在我们与濑户先生谈论此次比赛事宜时，我太太居然也没闲着。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濑户夫人两个人在隔壁那个客厅里交流得比我们还热火：叽里咕噜的日语和汉语之中还夹杂着不少笑声。

晚上回去后我问我太太，“你和濑户夫人在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她说。

“她会英语吗？”

“好像不会。”

“那你也不懂日语，你们怎么谈呢？”我很奇怪。

“写汉字呗！”我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大张汉字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张递给我看。

这张B4打印纸上写有两种不同的笔迹，都用繁体字或简体字写着有关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语和词汇，甚至还写有好几首不是我太太的笔迹、但是用工整的楷书笔锋写下的中国的唐诗！（我记得其中一首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见此，我心里暗自叹服：这位濑户夫人竟然是个中国文化迷。

以后的三国围棋比赛每次都是在濑户先生的别墅里举行。每当濑户夫人与其带去伊朗的菲律宾女佣为参赛棋手们准备饭菜时（濑户先生曾说他原先曾在菲律宾待过一段时间），我太太只要在场也都去厨房帮忙。她与濑户夫人仍然借助于写汉字进行交流，并且向她学习日本料理。

可见，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语言不通，但文字却很通，只要两人认字且有笔有纸就行。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1000多个汉字，现在又增加到2131个汉字（1981年日本推出的常用汉字为1945个，2009年初日本的文化审议会又审议通过了一个新常用汉字表，删除了5个不常用的汉字，但增加了191个新汉字——作者注）。

另外，日本人不仅使用汉字，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自己创造了不少汉字。这些汉字原来我国是没有的，而是日本人根据其需要创造出来的。比如“畑”这个字，字面是火田，意思却是旱地，就是日本人的创造。还有一些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反过来又被中国人再引进来广泛使用了，如“腺”这个汉字目前就广泛被国人使用，像“淋巴腺”和“甲状腺”等。你不用吧，还真不好办。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先于中国接触先进的西方文化，需要增加一些全新的汉字加以表述，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之。但那时的中国还闭关自守，沉醉在夜郎自大的迷梦之中，日本人依靠不上，于是干脆就不打招呼自行创造了不少日本汉字。我们现在使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大量汉字词汇其实都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设的。这么做其实是日本在继承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域外的发扬和光大，非常值得国人肯定。

我在前一集说过，围棋发展好的都是保留了汉字的国家，而凡是废除了汉字的国家围棋都不行。有读者对此说法似乎有疑问。其实，其实不仅朝鲜，越南也是一个废除汉字后围棋也不行了的国家。

越南古代是穿汉服写汉字的，他们把历史上被中国统治的时期叫做北属时期。汉字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传入越南。13世纪越南人曾试着仿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形声字，也叫“喃字”。与我国壮族历史上的壮字很相近。

其实很多喃字（约占70-80%）也就是汉字，直接借用过来，一个笔画也没改动。其余的喃字主要是为了给当地土语人名、地名等注音用的，多用会意或形声法改造汉字而成。但是由于普及程度不够，且不为大多数越南士人所重视（越南史上尊称汉字为“儒字”，即可见一斑），汉字仍是越南人的主要书写文字。

一百多年前，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引入和使用法语及其语法和拉丁字母，但汉字还是大量使用在文献之中。1945年，越南独立后废除了汉字，使用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字已经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越南去汉字化之后，由于语法、语音、语调和语义等历史原因一时改不过来，仍然单纯地将汉字用拼音进行标注。

在东亚的中华文化圈里，越南推行去汉字化最早也最彻底，结果到现在却几乎与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竟然没有几个人会下围棋。这与保留了汉字和汉字文化、同时也是围棋大国的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汉字文化与围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日文汉字的含义与中文汉字的含义大致相符，有的如果按照“音读”（日文汉字的一种发音方法），连读音也差别不大，甚至比国内的某些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还要小。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要岁数稍大一些，都会写繁体汉字，其中不少人更会背一些唐诗宋词，甚至会用汉字写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研修时接触到的几位日本中央政府中层官员似乎都会背上几句中国唐诗。那次我去东京附近茨城县水户市一户农民家访问，曾应邀给那位老农用毛笔书写了一副对联：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在场的几位日本人居然都知道那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

在日本用汉字写的诗也叫“汉诗”，是一种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诗歌形式，不仅包括讲究格律的律诗和绝句，也包括古风和乐府诗。年龄稍长的日本人大多是能够看懂中国文言文的，但是他们不会按照中文的读法读。他们写汉诗也是一样，虽然是按照汉语的平仄格律来写的，但是却是按照日文的“训读”（一种会意读音法，发音与汉字发音差别较大），而不是“音读”方式来读的，所以那些汉诗虽然按照规则合辙押韵，但日本人读出来却大多没有汉字诗歌的那种奇妙的韵味了。

我在日本研修工作期间曾听过一位日本朋友用日语的训读方式吟诵中国的一首唐诗。看得出他读得感情丰富，诵得抑扬顿挫，但我根本没有听懂，一句诗七个字，而我听到的音节却至少有十多个。

说到这里再说一下韩国。自2005年韩国恢复使用汉字以来，不仅中老年人，就是一些年轻人也在努力学习汉语和汉文字。据说，现在韩国棋院的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在学习汉语。韩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知识是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汉字是其根源。韩国文化离开汉字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会逐渐枯竭的。

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地缘还是血缘上，朝鲜半岛与华夏民族都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汉代起每逢中国内乱，改朝换代，都有大量汉族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也一并传入了汉文化（也有考证说从周朝灭商起，被打败的商朝遗族之一部就开始移民朝鲜半岛和日本了）。此后近两千年，汉字就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韩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全部是用汉字记载的。

直到19世纪末，韩国自己的文字——韩文还被叫做“谚文”，也就是“农村（乡下）人的文字”的意思，长期被认为是二流文字。因为那时的正规文书和官方文件是一定得用汉字书写的。

其实相对于日本人，韩国人受汉文化影响更深。连韩国人的姓氏也大多出于中国的百家姓谱。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其实是中国的汉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预见，未来不久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加深和密切，汉字文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普及。

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同样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相信，随着汉字文化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围棋也必将在世界上普及起来。

濑户先生待人也很热情，见我抽烟（我回国3年后就戒烟了），就拿出一个较大的做工漂亮的木匣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排印刷精美的铝管包装的古巴Cohiba牌雪茄，请我随便抽。于是我便拿出一支，点着抽了起来。

那时，我抽烟喜欢味凶的，对国内的烤烟型香烟不感兴趣，只抽混合型的，而且特别喜欢抽那种虽然廉价但添加有部分土耳其莫合烟草的骆驼牌香烟（Camel），觉得这烟过瘾。骆驼烟当时并不好买，在德黑兰也一样，所以每次看到超市里有卖，一般都买上一箱（20条）放家里慢慢抽。

我很少抽雪茄，所以也不大懂雪茄烟的好坏，当时反正觉得濑户先生提供的这种牌子的雪茄吸起来比较醇厚，比当时国内出品的只要几块钱一盒的辛辣的雪茄烟要清淡得多。后来我才知道，Cohiba这个牌子的古巴雪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茄之一，价钱也贵得惊人，就那一支雪茄的价钱估计就要抵上我抽一个月的烟量——3条骆驼牌香烟的价格了！

濑户先生英语很好，我也会一点儿日语；他到过中国，非常喜欢和崇拜中国文化（从濑户夫人如此熟悉汉诗即可见一斑），我也去过日本，知道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也会一点儿简单日语口语（我当年的日语文字翻译能力还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曾翻译过数十篇科技文献。那时我还曾与一位精通日语的老先生合著了一本《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书稿，已列入安徽某出版社出版计划，可惜因故未能出版——作者注），所以我们交谈起来很是融洽，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叙谈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搞明白了有关创办这次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的大致情况了。

据濑户先生介绍，日本当时派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很多，足有上百人。日本各公司派来伊朗经商的商务人员那就更多了。这些人中不少人都会下围棋，而且水平不低。在驻伊朗的各国外交使团活动中，因人种和文化原因，中、日、韩三国的外交官来往比较频繁和密切。

虽然中国的外交官中围棋下得好的不多（前文提到的中国驻伊朗经济参赞路长金先生就会下），但许多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却都是棋迷，有的还拥有各自国家棋院授予的高低不等的业余段位。因此，这些外交官们只要碰在一起，就像英国人碰到一起必然要谈论天气一样，往往会谈论起一个各自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围棋。

而且，只要一谈到围棋，他们又必然会谈到诸如哪个国家围棋最强大，哪个国家的哪个棋手最厉害，在世界上谁的围棋水平最高之类的话题。谈到这类话题，人们都自然会说自己国家的围棋好，自己国家的棋手强等等。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水平的高低还不像后来那么明显，一是国际围棋比赛少，二是各国冠军头衔的多寡似乎也没有拉开距离。结果，这类讨论和争辩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谁也不服谁。

1991年时，中、日、韩三国在国际围棋棋坛上的霸主之争刚刚开始。那年，富士通杯已举办了四届，第二届应氏杯也正在筹备中，韩国则于那年底将第三届东洋证券杯改为国际围棋大赛。中国那时虽然还没有一个世界冠军，但韩国也只有曹薰铉一人于1988年获得过应氏杯（那年年方15岁的围棋神童李昌镐也是于第二年，即1992年获得国际化后的东洋证券杯冠军后才开始横扫国际棋坛的），而当时似乎最强大的日本也不过在富士通杯这一个赛事上连获冠军。

不过，日本这几个世界冠军都是由一个当时在其国内棋战中成绩并不那么辉煌的日本人——武宫正树九段获得，似乎并不具很强的代表性。所以说，那时的中日韩三国棋迷如争论哪国围棋水平最高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日本人的围棋大国的情结根深蒂固。当时的加藤正夫、小林光一、赵治勋以及武宫正树等，现在看来虽然都已过气，但哪一个当年不是声名显赫的超一流大棋士？所以，那时的日本人谈围棋还是很有资格自傲的。

韩国人底气的理由也很充足。比如，他们的曹熏铉3年前在番棋中击败了中国当时因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胜11局并被中国围棋协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拿到了当时冠军奖金最高（40万美金）的首届应氏杯冠军，而且这还是通过最能看出真实棋艺水平的番棋赛决出胜负的。不仅如此，韩国那时还拥有一位自吴清源以来最让国际棋坛惊叹不已的围棋天才——李昌镐。

另外，虽然围棋是他们之间进行民间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历史上的龃龉也不少。所以，他们之间，特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在谈论围棋话题时，开开玩笑，互相贬低，说对方水平不如自己国家，似乎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由于这些话大多缺乏数据支持，说得多了，有人自然会不服气。拌起嘴来也没什么意思，还会让人感到厌烦。

这时，便有好事者提议今后各方就不要再练那些天桥把式——嘴上功夫了，还是在伊朗就地举办一个高等级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看看到底是哪一国的业余围棋水平最高。让比赛来说明问题，岂不最好？这一提议最合情理，也最切乎实际，所以一经问世，就得到了日本和韩国两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支持，再加上两国一些大公司代表的推波助澜，最终便成为了现实。

濑户先生就是那些推波助澜者中的一个。他去过许多国家，喜欢旅游，爱好围棋，天生好客。在没有举办这次比赛前，濑户先生在德黑兰的家也经常是日本棋迷的聚会场所。濑户夫人很能干，烹调手艺也很好，准备这类大型聚会的餐饮的经验看来很丰富。所以，当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时，濑户先生便主动请缨，极力邀请，千方百计地想把棋赛揽到自己家里来办。

可遗憾的是，濑户先生自己只是业余2段，按照比赛条件，他是不能参加的。但他说，比赛对他无所谓，他只要能找机会与那些比赛时暂还没有棋下的中、日、韩三国业余高手们下下棋，也就很满足了。真是一个好老头。

在濑户先生的努力下，最后，棋赛的组织者——日本和韩国使馆的两个外交官，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比赛场地放在了他在德黑兰的住所。得知这个消息，濑户先生很高兴，为此，他专门要其属下从日本采购了好几副棋具，包括那两个榧木棋墩，空运至德黑兰。

由于另一个围棋大国——中国的存在，当日本人和韩国人考虑组织一场围棋比赛以决出谁是伊朗围棋的最强者时，他们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还有一个对手需要考虑进来，这个对手就是中国人。他们知道，如果举办一场国际围棋比赛而没有中国人参加，那么这就不可能叫国际比赛，最多是一场两国对抗赛而已。

于是，他们又一起去找中国方面商量这事。结果找到了路长金先生，而路长金就推荐了我。他早已听说我的围棋下得很好，但他不知道我有无段位，也忘记了问我是否业余3段。估计他只是告诉比赛组织者，说我的围棋是在德黑兰的中国人中下得最好的。结果，我就这么被邀请去了。

当我到濑户家后得知只有业余3段段位的人才能参加比赛时，已经没有退路，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假冒3段了。事后我还想，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那个必须是业余3段的参赛条件摆出来，我想我会很自觉，或许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参加比赛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的举办以及我被邀请参赛的背景以及本集题目所说的棋赛前奏。

众所周知，中国是围棋的生母，其围棋底蕴，也叫围棋文化的土壤最深厚。日本则因其于最近200年里将围棋技艺发扬光大，且多年来又肯花大钱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围棋，似乎很有资格说它是围棋的养母。韩国则是围棋的后起之秀。

应氏杯到手后，韩国举国狂欢，也引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据说曹薰铉先生夺冠两年后，韩国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上千万人开始学习下围棋。这使得韩国的围棋人才大量涌现，几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猛然跳上了国际围棋竞技大舞台，开始与传统的围棋大国——中国和日本并肩决斗，进行围棋争霸。可以说，那时的韩国还真有点围棋暴发户的味道啊！

这样的三个围棋大国，其职业围棋界刚刚开始在世界棋坛上拉开围棋争霸的帷幕，但结果尚未可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刺激性的话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围棋大国的业余高手们谁不想以此来捍卫自己国家的围棋大国的荣誉呢？

所以，在伊朗的所有中日韩三国人员都对这个即将拉开帷幕的围棋比赛充满了期待：这届中日韩三国驻伊朗外交和商务人员围棋赛，冠军将会是谁？

文如玉

（八） 棋开得胜


作者与太太站在雪后德黑兰居所院子里，摄于1991年冬


从下午四时开始，陆续有人到濑户家来了。每拨子起码是2-3个人，都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有的带着夫人，有的则是与同伴一起来。

此时，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或与新来者打招呼，或交换名片并稍作自我介绍，然后又被其他新来者所打断，再接着进行与刚才大致相同的礼仪循环。

来的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黄皮肤，黑头发，一看就知道是东亚人，但初看的确很难分清是哪国人。可是，你如果看多了，只要稍微细心些，还是能大致分得清谁是日本人，谁是韩国人的。

比如，日本人大多西装革履，见人彬彬有礼，喜欢近九十度的弯腰鞠躬，姿势总很独特，而韩国人的衣着却大多比较随便，夹克衫和T恤衫为多，也有西装革履，不过韩国人的那个腰板不太柔软，礼节也多是握握手，点点头，撅撅屁股而已。

我们现代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独特的礼节，传统的抱拳作揖礼节早已失传，新的约定俗成的礼节似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前，外事手则上经常说要不卑不亢，电视或电影上的领导人似乎一个个都是笔挺地站在那里等人家外宾走向前来握手，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势。

我对此礼宾做法有点感冒，但那时也不知道如何做才更好些。所以，我也就干脆入乡随俗，照葫芦画瓢，见到日本人，他鞠躬，我也略微鞠一下躬；与韩国人见面，他握手点头哈腰，我也如法炮制。

那时，在商务活动中我见到伊朗人也是如此：他怎么做，我也就怎么做。效果也挺不错。身在异国入乡随俗，仿效他人礼仪，永远不会出错。

伊朗人见客的礼节，除了握手，其他与中日韩三国都不一样，大致有两种，一是见面时用右手掌抚着左胸，微微弯腰鞠躬，但这属于一般关系的交往。据说，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的礼节也大多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在使用冷兵器的古代，一个男人将一般用来抽刀拔剑的右手伸到胸前并五指分开给对方看，无疑是一种向对方表示友好的表现。

还有一种礼节则发生在关系较好的熟人或朋友之间：见面时，一方用双手搂住你，扳住你的肩膀，与你行贴面礼，即先用其左脸贴你左边脸颊，然后换右脸贴你右脸，最后再重复第一个动作：再用其左脸贴一下你的左脸。关系更好些的，贴脸时还会将嘴唇撅起来作亲吻状并发出啧啧的声音。

记住，这些与你亲吻的人都是男人，而不会是女人（西方风俗则不同。倘是较好的朋友，男女之间见面或告别时，也是这样亲吻的，不过双方可能贴得更紧些——作者注）。见到伊朗女人点头致意，口称“萨拉马来空”即可。当然，女人之间也是行这种贴面礼的。

伊朗男人的胡子似乎都很重，刮掉时，铁青一片；如没及时剃掉或者就是留胡子的，贴起脸来就很扎人。但是，你在伊朗如果遇到这事，也只能入乡随俗，没有选择。对于我的伊朗朋友，我也经常按此方式回礼。不过，那天没有一个伊朗人前来。

四点钟左右，各国参赛棋手大致来齐。根据交换名片时瞅一眼的印象，感觉日韩两国来的人中外交官与商务人员比例大致都是1：2，即还是经商者多一些。

这时，一位姓崔的韩国使馆一秘将其在一张大白纸上早已画好的一份比赛顺序名单挂在了客厅墙上。总共约有十来名参赛者，我的汉字姓名赫然其上，只是那位一块儿来的中科院吴博士名字没有列上。于是，我便与之交涉，又将其补上。日韩两国也有人被漏掉，结果又补了一两人上去。

这张表格列有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人名，但并不影响所有人按照本国语言阅读并了解含义，因为这些姓名全是汉字。而汉字，我在上一集文章中也说了，无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都是认识并熟悉其含义的。

我根据日、韩两国姓名的规则将那些参赛人员名单大致估算了一下，日本棋手最多，约6人；韩国参赛者约5人；中方仅有我和吴仲谋博士两人，一共13人。这些人名后面大多写上了各自的业余段位，其中，有一个6段，大约4个5段，其余都是4段或3段，最低也是3段。真是段星闪烁呀。

但是这份表格上，还有两个选手的姓名后没有注明段位，那就是我和那位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奇怪的是，在将吴博士姓名补上时，不知是疏忽还是原本就知道，崔秘书并没有询问我们的段位。“没人问正好，省得尴尬。”当时，我作如是想。

韩国那位崔姓外交官是个业余4段，也是组织者之一，说话很风趣，喜欢挤眼睛，做些与其说话内容相配套的怪脸，时常让人忍俊不禁。在他的风趣的表情和挺冲的英语发音的双重作用下，大厅里开始还有的那种略显拘谨的气氛也就很快地活跃起来。他站在大厅中间用英语简约地介绍了这次比赛的三条最基本规则：

一是循环比赛，即每人都要与其他人下一盘，胜者计1分，败者无分。二是段位相差两段（含两段）以内者，让先；而相差两段以上者，则让两子；其余猜先。三是执黑者出五目半。这条规则也意味着比赛不会有平局。

他还要求所有参赛者每个周末和星期五（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周末为星期四，周日即为星期五——作者注）的下午四点都到濑户先生住所继续比赛，直至每个人都与对手下完，分数最高者就是这次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的霸主或冠军。如果到最后，还有少数对局没有进行，则未来者算弃权，但他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云云。

最后，韩国崔秘书说，他代表我们这些参赛者们对日本NYK公司的首席代表——濑户先生承办这次围棋比赛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敬意。这时全场响起一阵并不很热烈的掌声。因为在崔秘书的比赛规则还没有全部介绍完时，有几个似乎原先就熟悉的参赛者就已经结成对儿找个地方下将起来。

在崔秘书宣布比赛开始没多久，吴仲谋博士也就被一位日本人邀去厮杀了。此时，客厅里有几个人站在那儿观看或聊天，没在下棋，我以为是选手，谁知走过去问后才知道那几个人都是看客。这时我有些纳闷：我该跟谁下呢？

这时，一位30来岁，身着青灰色花格子长袖衬衣，长得既英俊又敦实的年轻人走上前来用英语问道：

“你是史先生吗？”

“是呀。你是——？”我反问道。

“我姓金，大宇建设的。这是我的名片。”说着，他挺有礼貌地递上一张名片。

“哦，金先生。”我一看名片就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墙上挂的那张比赛表格中注明的段位最高的人——韩国金镇宇6段。

先头那位韩国的崔秘书在宣布比赛规则时，还曾专门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说，有一位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的围棋高手也参加了我们的这次比赛。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还不以为然，没什么感觉。可现在，这位高手就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他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金6段。

接过名片时，我心里就在想：难道我第一个对手就是他？要知道，自离开广州后的十几年来我虽然也偶尔下过几盘棋，也拿过安徽省科委系统的围棋冠军，但对手大多是业余3段2段的，几乎没与真正的高手下过棋。这下子倒好，这辈子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碰上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一个世界业余围棋大赛的第六名！

但我又想：下就下吧，反正我跟这位金六段的这一仗早晚跑不掉。于是，我俩约略寒暄一下后便在大厅里找了一个棋盘棋子已放置好但还没人的比赛位置坐了下来并很快就下了起来。

或许正是这种毫不在意的想法使我与金6段对局时心静如水，或许与吴敏焕先生一年来的野战撕杀使得我对韩国人的棋路已了然于胸，或许是金先生有点儿轻敌，或许还有其它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反正这盘棋没下多久我就占据优势了。

这次还规定，每个选手下棋前应自报自己的段位。我在与金6段对弈前自报段位时，虽也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腆着脸说自己是业余3段。

我本来觉得，如果自报4段，金6段只让我先，这样下棋，我心里可能会平衡些。但我转念一想，以前与韩国的吴敏焕2段下棋时已经说过自己是业余3段，而且他们都是韩国人，也不知道吴先生有没有将这情况在韩国人圈子里说出去？此时再冒充自己是4段似乎有点太夸张，而且也不大厚道吧？我当时居然作如是想。

犹豫之下，嘴巴一溜，我就不自觉地跟上次与韩国吴敏焕先生下棋时一样说出自己是3段了。但是根据那次比赛规则，既然我是3段，那跟金6段下棋后者就得让二子。后来想到这些，除了有点不好意思，还有点后悔。

那盘棋下得很快。金6段可能没意识到我对他下出的那种韩流式的贴身战法应对自如且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的应对意味着什么，依旧自信满满，落子很快。

我则在熟练应对他的一些韩式围棋定式变化时始终考虑并意识到了我那棋盘上多出的两颗子的先天优势（根据不完全统计的说法，围棋让两字居然相当于白棋贴10目之多——作者注），并不与之多作局地复杂的相争和厮杀。

在中盘战的一个关键之时，我做了一次形势判断，发现不算贴目，黑棋盘面仍有被让两颗子的10多目的优势，也就是说，经过几次贴身战斗，我始终保持着被让两子的优势，没有一处局部战斗吃了亏。而此时我还发现，对面的金6段则早已陷入沉思了。

他的原本走得很快的棋此时走得越来越慢。相比之下，我却越来越思路敏捷，几乎每着棋都下在正确的地方。优势愈发明显。

时间很快就到了6点钟，许多棋手早已结束比赛，开始或站或坐在那里品尝起濑户夫人准备的晚餐了。其中有不少人端着餐盘站在周围观看我们这盘棋。

这时，可能金6段也觉得倘不采取特别措施便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势了，于是他便一改以前的相对斯文的着法，连着走了好几步非常强硬但近乎无理棋的棋。其中一着也算是胜负手，即在我最大一块有很大可能成空且并无多大破绽的棋处碰子后并加以扭断，想通过连续互相打吃，制造麻烦，以寻找破空的机会。这步棋的后续变化很多，充满了未知数，弄不好对我真的会有很大风险。

对此一手棋，我仔细计算后觉得很是棘手，不管我怎么应对，对方都好像总有利用之处。在我绞尽脑汁思索时，突发奇想：不硬杀白棋而让其在我空中成活又如何？

我将这种走法在脑子里演算了一下，意外地发现，只要攻逼得当，即便白棋在我的隐空中活了，也最多活上几目棋，而我在攻逼这块棋的过程中，在外侧又将会形成一个厚势，依然有很大成空潜力，或许所得目数会更多。对我更有利的是，在这个变化后，这盘棋除了一些并不很大的官子外，双方实空应该都已定型，而金6段也将再无翻盘余地了。

想到这里，又经过一番计算后觉得可行，于是我便放手一搏，力图将白棋封住并挤到一处角落里放它成活。

结果，棋局变化正如所料：金6段在这个局部虽然破了黑棋原先可能成为实空的地盘，也活了一小块棋，但结果似乎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让我利用攻逼他白棋时形成的厚势在附近又围成了一个并不小于原先那个地盘的空，而此时，棋盘上的变化也差不多走光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围棋就是这么神奇。

这一场看似激烈但我早有盘算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可能发现此战并不划来，其劣势可能还扩大了，而且更主要的是此时棋盘上也再无任何可争胜负之处，只剩下一些不大的官子了，金镇宇先生算了一会目数，又沉默了一会儿，便无奈地摇摇头，很绅士地在棋盘中间放下一颗子：中盘认输了。

但不知为何，在我痛快淋漓地战胜金6段的那一刻，那天的棋赛现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战胜了赛事段位最高的棋手，围观的那些日本人和韩国人非但没有一个人向我表示祝贺或与我握手，反而有人似乎在那里窃窃私语起来，有的人甚至还用一种有点儿异样的眼神不时看我一下。

当时的我感到氛围有些不对，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无心去琢磨，于是便伸展一下一直紧绷着的颈脖和脊背，站起身来与表情略显沮丧的金6段握了下手，笑了笑，就走到放在大厅一角的那张放满食物和餐具的长条桌边拿起一个盘子，去挑食物吃了。

过了一会，濑户先生走过来问我食物味道如何？我说，“很好呀！寿司沾酱油吃，味道更好。夫人的厨艺很好啊！”

濑户又低声问我说，“顺便问一句，史先生，你是业余3段吗？”

“？”我心里一惊：他为何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有点儿担心自己这个无段棋手假冒3段的事情被揭穿，但却依然故作镇静地反问道，

“是呀，怎么啦？”

“哦，没什么。可能是有人多虑了吧？”（Maybe someone worried too much.）濑户说，“不过你的棋下得真好！”

“‘多虑了’是什么意思？”我感到纳闷，可当时我没想明白，嘴上也没说出来，只是笑了一下。

说实话，战胜金6段，当时对我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我这个人性格本来就比较恬淡和腼腆，社交场合对一些事情也时常反应迟钝，加上又身处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居多的环境，语言上也不是那么方便，我即便是心里有些得意，也只是一纵即过，并没放在心上：不就是赢了一个6段吗？还是被让了二子的。有啥了不起？

所以，当濑户先生问我是不是3段并说“可能是有人多虑了”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只是担心一段不名的自己于比赛前假冒报个3段是否妥当，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

后来才知道，濑户先生提醒我的那句“多虑了”的话其实是日韩方面有人认为我可能为了占便宜而故意低报了自己的实际段位，也就是说，当时有一些韩国和日本棋友在观看了我和金六段对弈并干净利索地打败他的那局棋后，可能怀疑我原本并非3段，而实际是一个5段或以上的业余高手，或者干脆就可能是一个中国的原专业棋手。

这个潜台词内容很丰富，还是到了赛事的第二回合我又去濑户先生家参加比赛时濑户先生才告诉我的。可是反应迟钝的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看来也是足够笨的吧？

其实，当时之所以有人对我的胜利持怀疑态度并散布这种话，一个原因是因为输给我的这位韩国金6段确非等闲之辈——这位金镇宇先生曾经国内选拔赛的多轮厮杀，最后作为韩国业余棋手的两名胜利者之一代表韩国参加了1991年之前某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了第六名。

可不要小看1991年之前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六名，因为那些年里每次比赛，都至少有三位中国的在职或去职的专业棋手参加这个业余国际围棋比赛，即中国每届派去参赛的两位专业（职业）高手以及1-2名香港棋手（也大多是大陆外流到香港的职业高段棋手，陈嘉锐先生就是如此——作者注）。

如果不算参赛的专业棋手，可以说，那时能够在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上夺得第6名的棋手，其实至少应该算是那项比赛的第3名——季军。这就是说，如将那一年那几位获得冠、亚、季军的中国职业棋手除外的话，这位金镇宇6段其实应该算是他所参加的那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季军获得者，而不是所说的第6名了。而我却在不经意间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完胜了他。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更是重要，那就是1991年之前，即伊朗中日韩三国外交商务人员围棋比赛那年之前的十来年，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几乎每届比赛中国方面派出的参赛棋手都是专业棋手而非业余棋手。这种做法当年在日韩两国业余围棋界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不满。

考虑到这一点，当时在场观看我和金6段下棋的日韩两国参赛人员和观众如果认为我也是冒牌业余棋手或者是高段业余棋手假冒低段棋手，似乎也情有可原。

事后我才明白，但如果将前不久，即1991年之前还多次发生的中国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世界业余围棋比赛并连获冠亚军甚至季军（香港棋手）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联系起来看，难怪当时在濑户先生家观看那场比赛的人在我战胜韩国金6段后都甚感惊异并怀疑我自报的业余3段段位了。

可是我对此问心无愧，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冒牌3段，但我却不是以高段冒充低段，而是以一个没有任何业余段位的中国围棋纯业余爱好者身份去冒充业余有段棋手。虽然只冒充了一个业余3段，或许也算“僭越”吧，或许做法不对（不过那时我也确实没有任何更好的选择——作者注），但总不属于如那天有的日韩棋友所怀疑的那样贪功假冒的吧。

可在当时，对于上述我被质疑的前因后果，我是什么也不明白的。不过有意思的是，此文在5年前初次发表时，有一些中国的年轻读者对此持不解态度，甚至认为那场比赛上有日韩两国棋手认为我打败金6段可能低报或假报业余段位的想法是小鸡肚肠以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

这些读者显然不了解情况，尤其是不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一段国际业余围棋历史。看来，我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上世纪的1991年之前那些年我国棋手是如何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其实那是一段说不清也道不明，甚至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围棋史。

现在50岁以上的资深棋迷可能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与现在的不同，参赛棋手并不都是业余棋手。那时，每届比赛都有至少3-4个职业（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的名义参加比赛。而且，这些非业余的职业或叫专业棋手全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中国。

当时，中国的围棋体制虽然没有明确划分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的标准，但在国际上职业围棋与业余围棋之间的差别还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当时的我国的棋手中，哪些人是吃国家饭？哪些人是吃企业饭或干脆吃自己的饭的？还是一目了然的。

但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当时的中国围棋协会却在1991年之前举办的总共十二届的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中，每次都轮流派出了国家围棋集训队的职业棋手（当时叫专业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世界业余棋赛的组织者，或叫东道主——日本棋院和日本航空公司也不知为何，似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始终默许此事，居然也同意中国派专业棋手而不是真正的业余棋手参赛。专业（职业）棋手参加业余围棋比赛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据考证，1991年中国棋院成立之前我国曾经获得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的棋手有：1979第一届：聂卫平（聂卫平还因获得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于那年当选中国十佳运动员）；1981：邵震中；1982：曹大元；1983：马晓春；1984：王群；1985：汪见虹；1986：陈嘉锐（原广东棋手，后定居香港，最后到了日本，当时是以香港棋手名义参加比赛的）；1988：张文东；1989：车泽武；1990：常昊。

其中，1980年和1987年的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国虽然也曾分别派出若干职业棋手出战，结果均因输给同一个业余棋手——日本的今村文明而没有问鼎。（为此，我一直认为今村先生才是业余棋手的真正楷模——作者注）

由此名单可见，在1990年及以前，中国围棋协会派出参赛的中国棋手几乎全部是职业或专业棋手。在罗列这个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参赛名单时，我不得不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的围棋管理体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进行商业化运作，职业化程度并不高，主要是以组建中国围棋集训队形式运营并以中国围棋协会名义进行管理。那时中国围棋集训队的成员都是通过各类全国性的围棋比赛，如全国围棋个人赛（1957年起）、全国围棋团体锦标赛（1957年起）、全国围棋段位赛（1982年起）等赛事，从中选拔各项赛事的优胜者和潜在资质优秀的棋手组建的。

有意思的是，延续50多年的“国家队集训”模式至今备受中国围棋界推崇。我认为，该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将各个历史时段我国最优秀的各个年龄段的围棋选手全部集中到国家队这个集中训练的组织中，在集训队总教练和教练组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系统的训练和比赛。从这种模式中也涌现了一些诸如聂卫平、马晓春和俞斌这类的高水平的棋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围棋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

应该承认，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国家集训队模式，中国围棋才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取得了与日本围棋进行擂台抗争且不落下风的出色成就。当然，这种举国体制性质的围棋训练模式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围棋这一竞技艺术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推动，严重束缚了围棋国手的个性发挥以及围棋的社会化普及（当年钱宇平的棋力夭折以及芮乃伟和江铸久的离国出走与此也不无关系——作者注）。到了九十年代，在推行三十多年后，这种曾给中国围棋带来荣耀的单一举国体制的中国围棋模式终于显露出疲态来了。

先是棋圣聂卫平先生棋力下滑，先后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应氏杯和富士通杯等世界大赛上功亏一篑仅拿到亚军，而中国另一围棋天才马晓春先生则在1995年突然爆发连夺东洋证券杯等两个世界冠军后，也始终受制于韩国围棋神童李昌镐，再无亮点了。

自1995年至2005年十年间，中国围棋除才品皆高、敦厚坚韧的俞斌先生在2000年获得一项LG杯世界冠军外，中国围棋被韩国围棋全面压倒，几无见树，一蹶不振。其中，中日围棋擂台赛的终结者、当年的中国围棋神童常昊先生也饱尝了国际赛事六连亚之苦。

这种被动沉闷的中国围棋态势自从上世纪1991年中国棋院成立以及1999年中国围棋协会创造性地举办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简称围甲，后陆续举办了围乙，甚至围丙）后，才开始得到逐步的扭转。

围甲是仿效国际足球市场化运作模式，由各地企业组建围棋俱乐部，根据棋手实力和市场价格合同聘用职业棋手，采取竞争性升降级方式的一种全国性围棋团体赛事。该项赛事是中国围棋界的一项创举，为众多职业棋手提供了一个广泛参与的舞台和下高水平竞争性围棋的机会。很多棋手也从这项赛事中得到了锻炼，棋艺和棋战能力均得到大幅度地提高，逐渐扭转了中国围棋的颓势，为中国围棋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出现，致使中国的围棋模式不再单一，既有集训队这种举国体制模式，通过集中的系统训练，从而达到强化棋手的国家信念和集体信念以及他们的斗志的目的；也有各地俱乐部参与围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通过大幅度提高棋手的比赛强度和大幅度增加棋手的收入，以帮助他们提高棋艺并树立自己对棋手职业的那份荣誉感。

中国围棋也就在这种围棋创新体制的熏陶和刺激下开始大踏步前进了，直到2013年，中国年轻的棋手们一举包揽了全部七个仅有的世界性围棋大赛的冠军头衔。自那以后，中国围棋开始从被韩国压制的态势逐步转变为开始压制韩国围棋的态势。

而与此同时，富养成习的日本围棋则始终未能通过改革追赶上中韩围棋发展的步伐。这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对此围棋繁荣盛况，中国围棋协会功不可没。

由上历史分析可见，推出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中国围棋协会对中国围棋的恢复与发展贡献很大，这无可置疑。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中国围棋协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连续十多年派遣专业棋手以业余棋手身份参加国际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个污点。

有人可能会说，当时中国围棋的职业和业余划分并不是十分清楚，围棋商业化发展不够，中国围棋职业化当时还无从说起，加上当时国际比赛很少，棋手缺乏国际赛事历练不利于棋艺的提高。所以应该体谅一下。

如果职业棋手意味着注册制和主要收入来源商业化的话，我认可当时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棋手的说法。但所有那些参赛的中国棋手由于参加了国家集训队，有编制（很多人有）、工资和津贴，本职工作就是下围棋，虽然缺少一个商业化收入来源，但至少也算是专业棋手吧。

那什么叫业余棋手呢？按照一般解释，就是指工作时间以外和本业之外下围棋，依靠本业而不是下围棋获得收入养活自己，同时也并非将围棋作为工作目标的人。这样看，业余棋手显然是非专业的，更不是职业的。

至于参赛是为了增加国际赛事锻炼机会以提高棋力的说法则更是站不住脚。且不说中国所有参加世界围棋锦标赛的棋手均早已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专业段位，也不说1984年经日本NEC（日本电气集团）赞助就已开打了中日围棋擂台赛，我们只说一下从1964年开始一直举办到1991年的每年一次的中日围棋对抗赛吧。

中日两国几乎每年都互派由若干职业棋手组成的围棋代表团到对方国家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这项围棋赛事。比如，聂卫平先生从1974年起就在这个赛事上连续打败过宫本直毅九段（1974年）、高川秀格九段（1975）以及藤泽修行九段与石田芳夫九段（1976）等日本的一流或超一流的棋手。可到了1979年聂先生却被中国围棋协会当作业余棋手派去参加日本棋院和日本航空公司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最终获得了冠军。这能说的过去吗？

因此，无论怎么解释，当年中国围棋协会一再地坚持派遣中国围棋集训队的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都仍然是不妥当的。

另外，中国围棋的职业化其实早已开始了。首先，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围棋协会就开始授予专业段位了。如陈祖德1962年获授专业五段，王汝南先生则是1964年获授专业二段。1982年文革后中国又一次开始实行围棋段位制，当时确定为专业九段的有四人：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和吴淞笙。还有一些棋手分别被确定为专业八段、七段和五、六段等。然后每年都有升段赛。

可以说，几乎所有被派遣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冠亚军的中国棋手都有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专业段位而不是业余段位，而且还是专业高段棋手，都从相关围棋机构领取一份工资和津贴。

其次，当年中国围棋的商业化运作虽然市场化程度不高但也早已开始。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新体育杯围棋赛。新体育杯围棋赛是我国第一个新闻棋战，由中国围棋协会与《新体育》杂志社联合举办，自1979年开始举办第一届，至1993年初结束，共举行了14届。第九届起模仿日本围棋本因坊等三大赛事，采用循环圈赛选拔，循环圈内的人数随时可变。一般在10人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新体育杯围棋赛这个中国第一个新闻棋战1991年之前产生的所有冠亚季军，除程晓流和常振明先生等极少数人之外，也几乎全都被当作业余棋手派去参加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过冠亚军。

对于中国的这种以专业棋手当作业余棋手去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做法，日本和韩国的业余棋手多年来一直多有抱怨。韩国媒体迄今仍然不时地拿此事说事并指责中国的这一做法不厚道。

比如，韩国李洪烈七段（后已升为九段——作者注）就曾发文说，“非常遗憾的是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举办近30年来，韩国棋手却无法取得像职业棋手在世界棋战中那样的优异成绩。在过去的27届中，中国冠军数最多，15个……此外，中国香港棋手也曾获得过一次冠军。韩国棋手在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中的成绩之所以如此低迷，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然后，他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首先，中国棋手的‘身份’问题。第1届聂卫平、第3届邵震中、第4届曹大元、第5届马晓春、第6届王群、第10届张文东等，他们都是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棋手。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冠军。”

更让国人难堪的是，李洪烈先生接着又说，“1982年，中国建立了职业制度。但是，直到职业和业余区分开后，中国仍然派职业棋手参加比赛。”（摘自李洪烈《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虚与实》，《围棋天地》2006年第13期——作者注）

李先生批评中国围棋界这种弄虚作假时的用词和语气是平和而坦然的，但此文中反映出来的那种对当年中国围棋协会那一弄虚作假做法的深切指责却让人读后如芒在背，顿生羞愧。因为中国围棋协会长时间坚持这么做对中国之外的所有其它国家的真正业余棋手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中国围棋自己的尊严又在哪里呢？

1991年10月24日中国棋院成立，陈祖德先生任院长，王汝南先生任副院长。可喜的是，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选派职业棋手参加这项比赛，而是派出当年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冠军去代表中国参赛。这是值得称赞的纠错之举，也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中国围棋失落已久的尊严。

最初几年，中国业余强豪还略显稚嫩，难敌今村文明、菊池康郎等日本传统业余高手。1993年，孙宜国7段改写了历史，首次以业余棋手身份夺得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也将中国围棋这不那么光彩的一页好不容易地翻了过去。

围棋，中华文化的四艺之一。四艺之艺德，乃君子之人品也。可以说，富有禅味的围棋是自省的艺术。在围棋上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本文将这个中国围棋史上不光彩的历史问题拎出来分析一通，目的非他而在此也。

经濑户先生的提醒，又联想到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那段中国围棋历史，我后来才突然醒悟过来，原来那天在现场的众多日韩两国棋手和观众对我在被让两子情况下轻松战胜韩国的金镇宇6段持怀疑态度的根子就在这里：

我这个自报的“业余3段”或许与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那些中国专业棋手一样，也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专业棋手”！只是我自己浑然不知也。

不过，这一盘赢棋尽管引发了诸多疑问，好在棋赛依旧正常进行。对我个人而言，这盘胜棋也非常关键。因为金6段自遇到我这个苦手并输了那盘棋之后，与我一样也是一路披靡，就再没有输过棋。

有趣的是，那次比赛在进行到第四个回合，也即那年12月中旬某天时，随着我后来的连战连捷，那场赛事的几乎所有参赛者居然不再认可我自报的“业余3段”而非要硬封我为“业余5段”了（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从那种怀疑的心理状态中走出来——作者注）。或许他们最终也认可了我的业余身份，但要想在中日韩三国参赛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而不得不为之吧？真令人意外！

说句老实话，在那次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赛前还是赛后，甚至直到比赛结束，我都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冠军，更没有想到随着我的连续取胜，我这个中国的围棋无段爱好者后来竟然还会被日、韩两国棋友们硬封为业余5段（详见后续文章）。这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管怎么说，与韩国大宇建设株式会社金镇宇6段的这盘胜棋实际上为我奠定了在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比赛上获得冠军的基础，也开启了我在伊朗蝉联该赛事冠军的真刀实枪的征战历程，并演绎出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围棋故事，直至1993年春我离开伊朗。